时间：2022-12-26 02:38:10
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公共财政体制要求，纵横交错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建成纵横交错的财政信息交换网络，形成一个覆盖省市县乡的高速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实现财政与省市主要经济部门联网，逐步达到网络的宽带化、数字化、综合化和智能化，为全省财政信息化建设提供功能完善、使用安全便捷、技术先进可靠的高速互联传输网络。一是重点建设和完善财政综合业务网。财政综合业务网作为全省财政信息化建设的基本网络，将紧密结合财政改革，逐步向下延伸，形成联结省市县乡的四级财政网络系统。为财政业务的上网运行，实现全省财政系统办公自动化、财政业务处理网络化、各种经济信息共享和交流现代化提供基础保证，同时也为建立其他专门业务网络提供互联基础。二是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网。要根据财政集中支付制度的要求，重点建设各级国库集中支付网。形成以省厅为核心，财政综合业务网为依托，联结各级财政部门与集中支付大厅的网络系统，实现财政资金的集中收付和报账、记账等功能。三是建立省直财政专项业务应用网。以财政综合业务网为依托，以省厅局域网为核心，建设联结省直各有关部门的专门业务网络。通过省直预算网、社会保障财务网、基本建设资金管理网、粮食风险基金管理网等，实现对省直各部门从预算编制到各专项资金支出的集中控制和管理，更好地发挥预算资金的宏观调控作用。四是建立全省财政经济综合网。实现与计划、经贸、统计、税务、银行等主要经济部门的联网，进一步提高财政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实现不同经济部门经济数据的共享与交流。
建立规范统一的财政业务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紧紧围绕为财政改革和发展服务这一宗旨，按照建立财政运行技术保障机制的总体要求，狠抓财政业务软件开发与应用，以预算编制、集中收付等系统软件开发为重点，带动其他财政业务软件的开发，形成符合业务活动和监督管理要求，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财政监督和财政发展四位一体的财政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推动信息技术在各级财政业务领域的应用力度，促进财政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
1.预算编制系统。根据财政预算改革的总体需要，不断扩大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力度，完成对各部门预算的审核，编制出符合综合预算、零基预算和实际需要的预算方案。
2.预算管理系统。通过开发预算指标管理软件，全面反映指标运行的全过程，实现对预算资金规模、分配、使用等情况的有效管理，逐步建立预算指标数据库，实现对预算指标执行情况查询、分析和管理的现代化；通过开发预算资金调度软件，实现对预算资金的有效调配，监督预算资金调度的全过程，有效地提高预算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政府采购预算管理软件实现对政府采购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增加政府支出透明度，规范财政采购支出行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有效防止腐败。
3.预算执行系统。通过开发预算指标管理软件，根据预算单位年度预算方案，科学地制定季用款、月用款进度计划，实现预算指标安排、拨款、预算会计等功能；通过集中收付软件，实现财政资金集中收付和预算支出的集中管理，将所有财政支出资金置于财政部门监督之下，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工资及时发放和整个预算的顺利执行，强化预算约束，实现对财政资金支付过程的依法规范管理。
4.财政监督系统。财政监督贯穿于财政工作和财政资金运行的全过程，建立财政业务应用软件系统必须以建立健全的财政监督系统作保障。通过开发和运用财政监督实时监控软件，使财政各项工作的静态和动态情况及时进入到财政监督视野，确保财政工作和财政业务的稳定、安全、高效运行；通过财政监督信息和控制软件，一方面实现财政监督系统与决策系统的信息直接交流；另一方面实现对其他财政业务系统运行的实时控制。
5.财政发展系统。根据财政管理改革的需要，逐步建立财政运行发展系统，科学地分析影响财政运行状况和结果的各项因素，为财政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通过财政运行评价系统，利用各种评价模型，对财政运行过程和结果进行跟踪分析，量化财政决策、财政管理和监督的效果，进行财政形势预报，找出影响经济平衡运行的原因，确定管理和监督的重点；通过财政收支预测分析系统，利用各种数字模型，对影响财政收支的各项因素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提高财政收入预测的准确性，为科学地确定年度预算收支规模与结构提供依据；通过财政风险预警系统，分析监控各种风险因素的变化，科学地判断财政风险程度，提出预警建议，改善和提高财政运行质量，建立稳固与平衡的财政运行与发展体系。
除此之外，通过开发和利用社会保障资金管理软件，实现对医疗保险、劳动保险等社会保险业务的全面、高效监督和监控管理；通过建立财政数据库管理软件，利用各类企业（包括集体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建设单位数据库，建设会计信息查询系统，逐步实现会计信息查询和检索网络化、自动化，为各级财政系统多层次的数据随机检索和分析提供服务，提高会计信息的使用效率；通过开发粮食风险基金管理软件，对国家粮库的粮食储备、品种、财政补贴等情况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建立粮库粮食储备数据库，对现有的粮食储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汇总、预警，方便粮食调度，为制定粮食政策提供相关依据；通过建立一个以省为中心，覆盖到县乡的农税征管网络，利用农税征管软件，以数据和文字信息为基础，以科学分析为手段，为农业税收工作的重大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为各级农业税收征收人员提供信息服务。
——以信息网站为基础，加快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是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资源，其开发和利用是信息化建设永恒的主题。作为财政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工作，以财政信息网站为依托，在扩展信息源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财政业务需求，为财政工作提供分类科学、精练实用、准确可靠、丰富多彩的动态经济信息。同时，通过充分调动各市和部门的积极性，在“活”信息和“深”层次的财政信息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深入挖掘、研究经济热点、难点问题，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便信息网站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财政工作的参谋和助手，全省社会、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神经中枢。同时，利用视频点播、在线广播等多种形式，对内加强交流指导，对外树立财政形象、宣传财政政策，把网站建设成为财政系统的“互联网”，成为财政部门开展工作、沟通社会的重要窗口。
——逐步建立满足财政新体制要求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根据财政业务和财政决策对数据的要求，按照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与维护的原则，逐步建立财政动态数据库、基础数据库、部门预算编制基础数据库、预决算数据库、财政收支政策数据库、法规数据库、历史资料数据库、公共信息数据库和决策汇总数据库，加快开发速度，提高信息质量，保证信息数据的充分共享与有效使用。
——建立为公共财政
服务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主要是通过开发和运用办公自动化系统、领导查询分析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和外部信息接收与发送系统，以及IP电话系统、网络电视会议系统等内容，实现无纸化办公，提高办公效率和决策水平。
——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适应财政改革与发展需要的财政信息化队伍一是向财政系统全体职工普及信息技术知识。密切配合人事、劳动部门采取各种形式，大力进行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培训。二是加快信息化专门人才的培养，根据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注重培养多层次的信息化专业人才、信息化管理人才以及复合型人才，努力造就一批能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带头人和有创新能力的中青年业务骨干，特别是要注意培养既掌握信息技术又懂财政业务的专业技术人才。三是大力加强财政信息化专门机构的建设，在确保加强市级财政信息化专门机构和人员到位的同时，要逐步建立县级财政信息化专门机构或配备专人管理，为财政信息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为实现上述目标与规划，必须采取以下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信息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财政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宽，技术性强，关联度高，必须通过各级部门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财政信息化，确保财政运行机制落到实处是事关全省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大事，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要把财政信息化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充分认识信息化在财政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加大投入力度，促进信息化发展。信息技术是现代化高科技技术，投资大，更新快，其效益往往以间接形式表现于社会各个领域，难以用货币形式计算其价值。要保证财政信息化工作正常开展，确保各项目标如期实现，必须加大对财政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保证必要的设备和设施购置与维护，为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的技术保障机制提供物质基础。
三是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信息化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财政运行技术保障机制的建立是财政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今后财政工作的正常进行和科学管理。因此，必须坚持标准统一和标准化工作要先行的原则，将标准化工作和质量管理工作贯穿于信息化建设的全过程。要按照财政运行技术保障机制的需要，逐步形成全省统一的标准体系。根据国家信息化、标准化体系和本地实际情况，建立和完善网络、业务软件、信息资源、信息安全等信息化建设的相关制度，统一技术标准。无论是网络建设还是软件开发，起点要高，标准要统一，以保证网络配置合理、性能优化、安全畅通。各级财政部门在建设网络、数据库、业务软件和实现联网的过程中，在用户界面、交换格式、网络协议、分类编码、应用接口等方面，必须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以保证计算机系统的互联性和各种上网信息的有效性。
四是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全系统的信息化水平。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培训等方式，大力普及信息化知识，增强全系统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的信息化意识。进一步明确财政信息化工作为财政工作服务的性质，使信息化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上上下下重视和支持信息化建设的舆论氛围。通过实施大范围的计算机技术培训，提高全系统员工的信息化水平，使信息化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其效用。
一、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有利条件及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地区相当多的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且从普遍情况看，我国产业落后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技术手段落后；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仍是结构性矛盾，“十五”计划也指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重点要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全面优化的结构调整。这构成当前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要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需要对其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有较清晰的认识。
1.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具备诸多的有利条件。一是基础设施制约因素的缓解。曾经制约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已从不适应转变为基本适应，并在逐步完善；二是生产要素聚集作用增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金瓶颈、技术瓶颈和市场瓶颈，完全可以通过“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三是主导产业市场集中度不断提高。目前，区域性支柱产业地位开始显现，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优势产业正在形成，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吸收外商和民营资本，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加快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也面临着以下制约因素。一是产业制约。地方经济竞争力的强弱，与该地区的产业聚集规模、产业链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各区域虽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诸如纺织服装、制鞋产业集群，但多数企业尚未形成分工与协作链，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运行效率低，运行成本高，市场竞争力弱。二是人才和技术制约。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专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导致企业技术创新力不强，高、尖、新技术企业和高附加值的产业偏少，这已成为扩大开放、吸引国内外资金、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三是市场制约。发达国家工业化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而我国加快地方工业化发展，面临着经济腹地狭小、拓展国内市场难度大以及技术层次低、拓展国际市场难度大的问题。同时，由于某些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的存在，也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拓展。
因此，面对地方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财政政策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有所作为。
二、地方工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
促进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进一步更新观念，与时俱进，立足地方实际情况，理清思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大力实施“四大战略”。
1.工业强省战略。工业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没有工业的发展，农业和服务业就缺少拉动作用，就没有后劲，地方经济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对工业经济的认识，大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一是以农业产业化推进工业化。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大省必须立足实际，选准突破口，以农业产业化起步，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催生一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催生一批涉农工业，壮大工业群体，才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逐步实现工业化。二是以深化企业改革推进工业化。深化企业改革是发挥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老企业潜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措施。必须以明晰产权、转换机制为重点，立足企业实际，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加快国有工商企业改制步伐，改出活力，改出效益。三是以重点企业推进工业化。大的骨干企业在地方工业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带动作用，是工业税收的主要来源，又是地方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标志，必须给予支持和保护。
2.生态立省战略。我国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是农业大省，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全力推进生态立省战略。发展生态经济是农业大省应对入世挑战、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本出路，是现阶段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质量不高、增收缓慢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代表着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应当抓住境内污染源较少、自然生态良好的有利条件，做生态文章，求民富省强。
3.科教兴省战略。“五个统筹”这一新的发展观，其基本思想内涵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经济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劳动者素质的高低是科技教育水平的客观反映，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也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要围绕提高劳动力素质，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因此，实施科教兴省战略，是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农业大省实施科教兴省要突出抓好“一个优先”，即优先发展教育，做好“两个重点”，即科教兴农和科教兴企，完善“三个机制”，即科技推广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
4.项目带动战略。保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足够的投入作保证，项目建设是增加投入的重要载体。因此，必须把项目建设作为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来抓，以项目建设带动经济增长，以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才能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一是扩大开放引项目。实施对外开放是扩大项目投资的战略重点，也是加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重要途径。必须走好以开放引项目、以项目引资金、以项目换技术、以项目招人才、以项目打市场、以项目促发展之路，扩充项目总量，凝聚发展后劲。二是利用政策争项目。目前，国家产业正由东向西梯次推进，投资继续向农村、向结构调整、向生态农业等方面倾斜，加大基础建设投入，为项目争取提供了政策机遇。因此，地方政府必须立足国家产业政策和当地实际，研究国家投资政策，把握投资方向，拓宽项目渠道，对本地优势资源和项目进行论证立项，加强项目的编制、储备、申报和工作，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和国家投资项目资金，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项目。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多元化的投资作保证。通过发展民营经济，引导民间资本投入项目建设，是扩充项目总量、增加项目投资的重要途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今后，民营经济将是最具活力的增长点。有关研究表明，民营经济所占份额越大的地方，GDP增长越快。因此，在抓好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发挥自身优势，向内挖潜，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项目投资。
三、促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的若干财政政策选择
促进我国地方工业化发展，必须针对地方工业化发展中的现实状况，合理选择相应的财政政策。
1.精心筛选和确定重点扶持的产品和重点财源建设项目，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对有市场、利税含量高、管理基础好的重点扶持的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继续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启动工业企业的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可考虑从挖潜改造支出总额中单列部分资金或在财源建设项目奖励资金中集中一部分资金来设立工业技改引导贴息基金，支持重点产品和财源建设项目进行技术改造，连续操作几年后，有望使工业产品的水平上一个台阶。
2.介入风险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投入的力度。风险投资被人们誉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地方要实现传统产业和产品的提升、更新换代，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也要依靠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离不开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财政支持高科技风险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财政适当投入，创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创造局部优化环境，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综合服务；二是集中财政科技资金和高新技术引导资金大力支持高新技术项目；三是通过适度的财政资金引导，提高民间风险投资者对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四是采取财政全额贴息或部分贴息的方式为风险创业企业寻找银行贷款提供支持。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疏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拓宽地方企业融资渠道。改革开放以来，居民一直是资金结余者，而且结余额越来越高。其原因：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储蓄以备未来生活保障预期的影响；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因此，财政在这方面应有所作为。一是切实提高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尽快改变居民消费预期，从而消除居民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后顾之忧。二是在财政预算中专项列支注入地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的资本金，提高担保公司的信誉度，通过担保公司的担保或对企业发债利息进行财政补贴等方式，推动产品适销对路、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企业的公司债券适量发行。三是对有希望通过股票上市融资的企业，给予更多更大的优惠政策支持，为其创造条件争取早日上市。
4.允许和鼓励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多渠道、多方式筹集中小企业改革成本。一方面，允许和鼓励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促进其尽快完成经济寿命周期，并让其提完折旧的固定资产进入资产交易市场进行拍卖、租赁等，以满足企业设备更新和安置下岗职工和富余人员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产权可采取存量转让、长期租赁（30年至50年）和股份重组等方式来加大改革力度，为私人资本直接投资企业开辟多种渠道。从财政在这方面不是直接去操作如何转让重组，而主要是筹集改革成本。财政筹集改革成本可以考虑的渠道有：从财政预算安排中挤出一点；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纳入到财政管理，建立地方国有经济改制专项资金，把国有股权减持变现收入作为政府支持企业改革的成本；在适当的条件下，把国有股分红收入、财源建设企业地方税收增收部分作为财政的企业改革成本；把经营城市所增加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政府的企业改革成本。
一、市场化改革下财政学专业比较优势与劣势分析
1.专业比较优势首先，财政专业属于国家控制专业。目前全国开设财政学专业的院校只有100多所，相对属于偏少的，因而毕业生供给量与金融、会计热门专业相比属于相对偏少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缓解供需矛盾的作用。其次，财政学作为传统专业，原先主要是为政府财税等相关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尽管市场化改革致使财政专业从原先专门为政府培养财政、税务工作人员的财政学专业面临着较大挑战，但多年以来与财政税务部门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仍然能为财政学专业办学提供了许多的便利和支撑，例如，毕业生实习岗位的提供和少量专业办学经费。再次，学科内容具有广泛性。教育部先后在1997年和1998年两次调整了高校研究生和本科生专业目录，而这其中，将管理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是这轮调整的重要改革成果之一。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相互分离，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单列的基础上，财政学科随即成为了一个横跨经济与管理两大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实际上，按照财政学科专业内容或研究对象来看确实如此，其既包括属于经济学的“财政经济学”内容模块，也包括属于公共管理学内容的“财政管理学”。另外，这两大内容模块之间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专业内容整体。最近，在教育部2012年新的专业调整目录中，财政学专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学类下设财政学和税收学，并且与经济学类、金融类、经济与贸易类一起成为经济学门类下的4个专业类别。虽然在教育部多次专业目录调整中，总是将财政学归属经济学门类之下，但其转专业内容依旧是包括“财政经济学”和“财政管理学”两大模块，前者属于经济学科性质，而后者则属于管理学范畴。财政学科从其本质上就是一个综合性学科，只是教育部在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更加凸显，因此，财政学专业学科内容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广泛性和综合性[1]。安徽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作为伴随学校一起成长的首批专业，一是专业历史悠久、学科底蕴深厚，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办学经验。二是在国内同行具有较高地学术地位，分别是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财政学教学研究会、税收教育研究会理事单位。三是具有一定学科建设平台，财政学专业先后2005年和2010年确定为安徽省教改示范专业与第三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以及财政学科在2008年被评为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四是师资队伍整齐，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不断优化。财政学专业共有专职教师27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3人，12人获得博士学位。教师队伍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人、校学科带头人1人、省教学名师1人、省教坛新秀1名、校“龙湖学者”特聘教授1名，校学术带头人后备人选5人。另外，还从其他高校和业务部门聘请兼职教授和实践导师50多人。五是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形成规模影响，受到社会各界与用人单位的好评。
2.专业劣势分析传统财政学主要是为政府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毕业生就业主要是面向各级财税、海关、银行、企事业单位以及高校与科研机构。伴随市场化改革冲击，高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以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为导向重新调整，当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途径逐渐多元化，除了继续为政府财政、税务部门培养财税管理人才之外，还为海关、公检法、人大财经委、政府办公室、发改委以及新闻媒体与电台等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培养财税专门人才。当然，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要是以面向市场为主：一是在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从事财税管理、税收筹划和税务等方面的实务性工作；二是在企事业单位和金融部门从事财务核算和涉税工作，减少单位生产成本与维护单位经济利益[2]。与其他财经专业相比，财政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仅处于中游位置。一些著名高校，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财政学专业也仅能达到供需平衡，而这其中除了名校学生确实受到就业单位的相对青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统计高校学生就业时，是将考上研究生的学生也统计在内，而这些重点大学财政学专业学生考研率相对较高。然而地方性高校财政学学生因自身竞争力不强，以及考研率也不高，因而其就业与其它经济类专业毕业生相比要差一些，特别是与会计、金融等热门专业相比。首先，财政学专业原先主要是对口公务员系统，毕业生有稳定的就业去向，但现在政府财税、海关与公安司法等部门对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较小，且岗位竞争压力大。因为公务员制度改革之前，财政学专业毕业生多数都进入到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些部门的职工队伍得到较大的充实。虽然由于国务院各部委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近来许多单位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以及提高单位工作效率和效益，需要补充大量优秀的财政专业毕业生。与之同时，当前我国财税制度设计与财政部门实践工作不断尝试与国际接轨，例如2006年我国实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国家各级部门也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即专业的财税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因而进入政府公务员队伍对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性高校，例如，浙江财经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每年有近一般进入公务员队伍。然而由于财政学专业毕业生报考公务员时，可供选择的对口职位大都是在财政局、税务局、海关以及公检法等等部门，主要是从事财政管理、税收规划和财务核算等方面的职位，由于这些单位工作稳定、收入较高，而且非常体面，因而也倍受考生青睐，几百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场景是一种常态，上岗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是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另外与之同时，财政、税务等政府部门招收公务员也并不局限于财政或税收专业，一些职位需求被会计、金融、法律和计算机等专业肢解。其次，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技能劣势相对突出[3]。伴随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金来源渠道多样化，创业型或小型企业明显增加，对于会计、财务管理和金融等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量大，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这些专业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具有技能性与应用性，从而也致使这些专业的学生就业率高[4]。与之相对，由于财政学专业理论性偏强，许多课程侧重于基础理论，其中一些事务性课程又主要面向政府部门，例如《政府预算与预算会计》、《国债理论与事务》等，显然与就业市场的技能型和应用型需求存在较大较大差距。因此，多数以就业为目标的学生主要将精力置于考取各种证书上，例如会计从业资格证、理财规划师等，以增加毕业时的就业砝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研读与延伸。而这在地方性高校更为突出，因为地方性高校学生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以就业作为其最终目标的学生占比会相对较高。再次，财政学专业在国外高校并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专业设置。在国外，一般设立共公经济学专业或政府管理等专业。因此，国内高校在财政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无经验可供借鉴，主要是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这也导致一些高校在市场化改革冲击下，财政学专业仍然按照旧的思路进行，毕业生明显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另外，正因为仅有极少数毕业生能够进入公务员队伍，导致财政学专业的学生在期望值过高与现实“专业不对口”的低层次企业现状就业使在校学生产生专业迷茫。
二、市场化进程中财政学专业改革取向与人才培养目标重新定位
在全国100多所开设财政学专业的高校中，其中办学时间较长且办学实力相对雄厚的高校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等。这些院校的财政学专业大多始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均已具有师资力量雄厚、办学层次齐全、教学经验丰富和科研成果质量较高等特点，并且成为我国财政教学科研活动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根据各校具体情况可以将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层次，可以将开设财政学专业的高校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国家重点学科。有财政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院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二是博士点院校。有博士授予权的单位除了上述学校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部财科所、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暨南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三是省级重点学科和硕士点院校。除了具有博士点院校之外，具备硕士点的高校比较多，但是同时还被评为省级重点学科不算太多，安徽财经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财政学科作为安徽财经大学传统的优势学科，早在1986年就被批准成为硕士授权点，以及在2008年被评为安徽省省级重点学科，也是安徽省唯一建设的B类重点学科。四是一般本科院校，譬如安徽省的铜陵学院等。安徽财经大学作为地方性高校，与全国其他开设财政学专业高校相比处于以上划分的第三个层次。首先在市场化改革冲击及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背景下，从学校办学方向定位出发，即建成国内外具有较高影响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型”大学，结合学校财政学专业建设背景、既有平台与成果，结合高校专业教育教学规律，突出服务地方经济特色，对财政学专业的改革方向、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重新进行定位。首先，财政学专业发展定位。由于安徽财经大学是安徽省重点建设的地方性高校，其主要是面向安徽与中部地区，财政学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突出地方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因此，文章认为财政学专业发展应定位于：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适应公共经济部门和企业、社会中介部门发展需要，突出为地方培养财税管理应用型人才；坚持以提升专业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核心；立足安徽，面向全国，把财税专业建设办成在同类院校色鲜明、省内品牌、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专业。其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坚持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复合型和应用型财税专门人才为宗旨，以“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意识”的“三创新”培养为目标，以“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高素质”为人才培养模式[5]，优化课程体系设计与严格执行专业课程教学计划，使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财政、税收和会计等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掌握一定财税实务操作技能和财务核算的动手能力，具备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和和多方位拓展的能力，能在社会中介机构、企事业单位、财税及其他政府部门从事财政管理、涉税事务和财务核算的复合型、应用型的高素质人才。再次，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现代大学已经从精英式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因而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和大学教育模式的转变，财政学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应定位于“宽口径、厚基础和重能力”[6]。一是培养共和国合格公民，应强化民主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注重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的提升。二是基于专业发展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设置与优化课程体系设置，注重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设置，使学生具备较为扎实的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三是在开设一些实务性的专业课程之外，还应基于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定位，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增设服务地方和服务行业的课程。另外，财政学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应注重实践试验教学和社会教学，使学生不仅掌握一定操作技能，还具备较高创新性意识与创新能力，即指在人才培养的规格上更加突出其应用性、实务性、操作性和技术性。传统财政学专业为政府各级部门培养高级财税管理人才，如今更多的是通过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层次完成。因此，在市场化进程中，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地方高校财政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在新时期应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且具备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主要从事财税管理和涉税事务的复合型和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作者：储德银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关健词俄罗斯时政分权管理预算联郊制政府责任
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联邦宪法确定了其联邦制政体形式,政府结构出现了明显分权,形成了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三种主体形式构成的新型联邦关系,这为小管辖区更有效率地提供个性化政策提供了基础,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以足投票”的约束下,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但是,俄罗斯的分权制度选择是不是如同传统理论所言。根据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允许分权决策一旦作出,地方政府将被激励去产生必要的事业机构并指导公共行动使该过程成为可预期的成功的激励机制。很多文献研究都认为,俄罗斯财政分权的政治经济激励不足,破坏了财政可持续性、良好治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地区间财政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进程川。这引发了对分权所强调及破坏效率和权责的条件问题的研究,并且认识到以公共支出与收人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为特征的财政分权与管理和政府质量的密切相关性。
一、公共支出划分合理化
有效稳定的分权体制要有明确的关于不同层级政府支出职能范围划分的体制框架。这一框架应对政府在效率、公平和稳定等政策目标上的重要性顺序以及优先选择做出积极反应。支出职能的划分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基础。实际的支出职能划分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分权体制理想的支出划分原则是检验支出划分充分性的一个办法,其合理性应通过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府在其分权战略中设立的目标和任务来判定。从总体上说,俄罗斯联邦立法对支出责任的划分违背了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清晰性、财政分权的目标性。
合理的支出责任划分的第一个标准是明确财政分权设计的顺序,即遵循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财政分权设计的最优次序是首先明确界定不同级次政府的职责范围,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分权制的首要步骤,是政府间合理有效的税收分配组合的基础有助于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与此同时,缺乏支出责任的划分容易导致分权制的脆弱性。可是俄罗斯联邦的财政分权是从收人开始的。各级政府支出权力的分工大部分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考虑所提供的预算服务要受制于预算水平的因素,而是遵循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每个财政年度重新调整。在未明确划分支出范围的条件上,设计分权体制的其他要件,这就导致了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安排,不是以支定收,而是以收定支,因此,政府支出责任的这种调整,实际上是充当了联邦内政府政权更替调整的手段和政策工具。实践中分权体制的不稳定、不规范往往起因于对不同级次政府职能和支出责任未能在法律上明确划分。
第二个标准是有利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支出责任划分应该以一国或地方的社会偏好为依据确定公共支出项目特别是混合型公共产品的合适分权程度川。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责任在政府间的分配与当地消费者—选民的偏好相匹配,对社会偏好有意义的是来自通过政治自主性所表达的支出决策的自力。因此,政府财政职能在政府间分配就是确定由哪一级政府负责有关政策制定、融资及管理的问题。否则支出职责划分缺乏明晰性。俄罗斯财政支出体系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传统的做法是按照受益原则在政府间来划分公共服务项目。年之前宪法以及法律体系没有就支出项目的融资、监管和实施等责任做出具体的划分,支出划分的安排模棱两可,多级政府共享责任特征明显。虽然年的预算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支出有关的政策、标准、监督及执行方面有了规定,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责任和权力没有明确划分。体现在当决定支出划分的具体细节时,在法律框架下的不确定性则更为凸显。只是在《2005年前俄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中才对支出责任做了较详细的划分。
缺乏明晰的支出责任划分会引起体制性的不稳定、公共服务的无效供应及政府官员责任感的缺乏。不仅如此,俄罗斯税收分割及财政均衡机制的不合理就是支出职能缺乏具体明晰的划分所导致的,从而破坏了在各级政府间明晰地划分权力和责任的原则。第三个标准是支出划分的目标性。总体上说,俄罗斯支出划分效率低下,同时也带来了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潜在危险。一方面是资本性投资支出划分的低效率。俄罗斯的资本支出职能的划分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性支出移交给联邦以下政府的过程。这种支出责任的转移和重新分配实际上是为了平衡联邦预算,削减州以及州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盈余,其结果给一些联邦以下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另一个特征是俄罗斯地方政府承担大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责任。如果从纯粹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中央政府应负责对
需求有特别大影响的支出或对经济周期变化尤其敏感的支出,如失业救济等。而俄罗斯的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社会福利的筹资责任、管理责任以及社会安全网的责任。这是与理论原则及其他国家的实践相背离的。地方政府由于承担了大量的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支出项目,必然促成总需求的增长进而违背联邦政府对稳定目标的追求。
二、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自的充分性
在多级财政体制下财政分权的过程就是财政自形成的过程。国有产权在理论上是指国家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分享的权利由国家拥有,它再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力。财政联邦主义就是降低这种权力分配的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它体现了基于民意的承认和一致或多数意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在政府间的界定。这些权力包括有关的一组支出权、税收权力、借贷权和调控权闭。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产权的界定过程,是政府自的确定过程。事实上,在分权体制下,虽然在事权与财权统一的情况下,合理分权可以使各级政府自主决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规模,但是相对完整的财政、税收权力被赋予一级政府的同时,又被分解为并不完整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财政支出权,使自成为一种有限度的自主和自治。俄罗斯政府间收人和支出划分存在的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人自不足。《2005年前俄罗斯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反映出俄罗斯联邦总职能项,其中归联邦级政权有项、地区级政权有项、地方级政权有项、不交叉的职能共计有项、交叉的职能共计有项图。项职能中有项联邦政府参与标准法律的调控。地区和地方政府很少能参与到标准法规调控中,更多的是参与财政保障和执行阶段。这说明联邦政府在各个阶段所起的作用始俄罗斯财政分权化管理终占优势。共同责任的存在也是地方政府支出自不明晰、不确定及不充分的表现。俄罗斯的立法在对地方预算分配支出责任时,不附有任何对决策和支出自的保障。税收自是决定税率、税基和征收的权力。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划分不仅被看做是各级政府获得收人的途径,而且是有效的政府间行为的约束机制。而这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就是税收立法权、征税权和管理权。因为税收立法权可以使地方政府能够灵活地根据地方公共支出的需要规范其税收收人,激励地方政府为扩大税基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缺乏税收立法权的地方政府,由于支出权与筹资权脱节,就会绕过法律的约束,而寻找“非正规税”。
俄罗斯次级政府仅对相当少量税种的税基具有控制权如印花税,这说明地区和地方政府确定自有收人水平的能力十分有限,甚至完全没有。联邦政府控制大部分商品税的税基。确定税率的权力也十分有限。即使是被法律列人的地区税和地方税,决定这些税的税率也是在联邦限制的范围内,惟一例外的是地区政府对赌博生意税。地区和地方政府对地区税和地方税的征收权力很小,大部分税种都由联邦政府进行征收。俄罗斯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同,即大多数国家的税款由联邦政府负责征收后,才同下级政府分享,而俄罗斯的财政体系中,税收收人的分享是从区政府到州政府,最后到联邦中央政府,从下到上逐级进行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缺少明确定义、稳定统一的税收分配原则会影响地方预算管理,而且对地方政府会有不利的影响,不是会隐藏地方预算外收人,就是会降低地方流动性税收的效果。
如果把分权视为向地方政府授权的方法,使之在决策上有某种自,那么这种方法有三种类型分散、委托和转让。俄罗斯政府内部关系的演变呈现为一种委托和转让的混合体。转让在联邦一地区间是主要形式。但在地区一地方间许多功能都由二级政府分担,并且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由于严格限制建立自己的税收体系,地方政府在税收决定权方面须依赖地区政府。在年之前,还没有立法明确区域预算与地方预算的关系。有些法律条款只有宏观控制的约束力,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随后的改革仍然没有使联邦主体内部的预算走出集权化管理模式。这就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也破坏了对选区的问责制。尽管联邦控制所有预算结构,加强对最低支出标准的管制,限制地区使用最重要的税收,但现行的体制仍然使地方在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上有很大的非正式的自由决策权。
三、公共服务融资机制的管理
联邦政府财政援助和借款一直是政府间财政制度安排的焦点和富于争议的主题。目前,税收分享制度逐渐稳定。俄罗斯的转移支付充当了限制地方自主性、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及转移财政赤字的实现机制。尽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预算体制改革的重点,但还远没有实现体制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无论是联邦政府转移给地区级政府的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还是地区内部的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因素。相当一部分财政援助资金没有经过预算批准就进行分配。转移支付经常被拨到最需要的地方或是政治权力极大的地方,并且通常作为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而使用。联邦政府有意识地在指挥中留下相当数量的财政资源资金,其目的就是在财政年度在经济和政治上
出现问题须增加财政拨款的地区之间进行资金分配。联邦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地方政府的限制,拒绝赋予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权利,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也使联邦以下政府更加依赖联邦的财政援助。转移支付与分享收人占地方总收人的比例却很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核算方法不完善。预算平衡补助金分配的突出特点就是试图混淆补偿和平衡间拨款的性质。为一种形式的预算间资助确定几个目标,结果将是一个目标都不能实现。这种财政不均衡的政治成本是政府在税收和支出决策的责任感的缺乏及地方政府的资源浪费,并且丧失了财政援助的针对性。政府间划拨起到了适度的平等化作用。即使平等化补助和有条件的补助部分弥补了地方上的多数急用资金的不足,但是要从整体上解决横向不平等这一问题,这种方法既不充分,也不太有效。
允许次级政府从金融市场借贷,能改进资源的配置和对公共服务供应有责任的必要条件是严格的预算限制的法律和监督框架。当这些条件缺乏时,对财政的投资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同时缺少市场原则和健全有效严格实施的规章制度下的下级政府借贷将破坏政府财政目标的实现,并且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危险。俄罗斯联邦以下政府有三种借款途径,即预算借款、向商业银行借款、发行证券。总体上说,地方的债务结构不合理。健康的借款体系应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市场。而利用预算借款则是地方预算融资主要渠道借款规则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无法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该体系的预算激励引发了依赖借款政府的道德风险并造成了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存在。因此,提高政府借款的监督效率和执行效率,是防止道德风险的重要途径。法律调控借款是对实现监督效率和执行效率的有效保证。
四、俄罗斯预算关系的改革加强政府责任
以增强政府责任为核心的预算联邦制的改革,旨在降低体制运作的最低成本,实现经济效率、财政责任、社会公正、经济和政治稳定。为实现经济效率必须为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进行结构改革创造长期激励,支持有利于投资和企业的竞争环境,促进居民收人和地方经济增长。通过公共财政管理增强预算责任,最大效率地利用税收和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增强税收预算政策透明性和责任,平衡预算过程,提高各级政府政策选择和执行预算责任心。同时使社会公民平等地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收益,实现社会公正。实现国家经济和政治稳定,必须为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构有效率地履行职责创造条件,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实现地区一体化,保障统一的税收预算制度,避免地区发展比例失调,巩固国家领土完整。尽管俄罗斯复杂的预算关系制度一直处于改革之中,但是仍然不符合预算联邦制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因此,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在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高质量地形成新的预算关系制度。
增加财政自,使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政府在法律确定的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和责任划分的基础上独立行使税收一货币政策。只有在地方政府具备责任感并符合纳税人的偏好时,财政分权化的好处才能够得以体现。各国的实际经验表明,只有各级政府至少拥有一种主要的自有税收来源时,分权式财政制度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运行效果。此时,多级政府体制才可能提高政府的财政责任感,从而最终提高政府的经济效率。这就要求分配给各级政府有实际意义的税源,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限制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范围,提高无条件拨款的重要性。现行财政援助的分配,大部分没有明确的分配标准和比例,每年确定联邦税收分享比例产生的地区和地方预算的依赖性破坏了进行结构改革、吸引投资、地方税收潜力的发展和提高税收征收的激励,因此,要改革转移支付的程序、规则和方法以增加预算的透明度、确定性和稳定性。现行集权化的地区与地方的预算关系仍然不透明,缺乏国家和社会财政管理和质量的完整监督制度。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地方自治机构不完善,必须改革各级预算制度才能保证自治机构财政独立性和责任心。
(一)我国如今的财政税收存在一定的制度问题
我国的经济市场非常庞大而行业多、内容多导致税收的种类也是非常多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复杂税收情况而又没有一个国家建立的合理的仔细的税收制度，虽然国家整体的税收制度和管理制度都在完善，可是这些税收制度也管理制度还存在着一些漏洞没有完善；导致这些漏洞直接影响到税收工作的效果和企业的正常纳税工作。
(二)我国的财政税收工作没有实际监督
如今我国的财政税收工作由于依旧缺乏必要的监督所以还在出现严重的偷税漏税的情况，由于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督所以依旧出现一些公司企业利用多公司名号参与工程进行税款偷逃的情况；甚至是一些税收工作不到位导致税收中出现被漏税的情况；这些由于缺乏监督导致的问题让国家的财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很多的财政税收漏洞也让企业更多出现不按时缴税纳税的情况严重影响财政税收工作的正常进行。
(三)缺乏预算的财政税收工作影响国家财政调控
在财政税收工作开展之前都是必须要进行财政税收的预算工作，只有有效、准确、合理的财政税收预算才能够保证财政税收工作顺利的开始；但是如今的财政税收预算工作缺乏重视，内容范围窄；导致后续出现一些财政税务资金被挪用从而影响国家财政调控的情况。
(四)财力不平衡导致地区政府财政税收收支责任不明确的问题
由于财政税收工作在地方进行开展的时候由于地方财力情况，没有能够有效的对财政工作进行明确的职能划分，对于复杂的财政税收情况地方财政管理部门没有灵活的措施进行应有的处理；地方财政税收工作实际上和地方政府的权利职能不适应，国家财政税收工作落实到地方也就出现了财政资金收支不平衡和地区间不平衡的问题；财政税收工作中也就容易出席那一些不透明、不规范的情况影响财政税收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二、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
(一)财政税收制度必须要进行深化改革不断完善
只有财政税收制度完善才能够保证财政税收工作中偷税漏税情况的减少，所以说必须要完善财政税收制度，让财政税收制度更加的科学合理。首先就是要根据实际的地区发展情况进行财政税收结构的优化，然后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对税收制度进行完善和调整，尤其是地区间不同情况进行必要调整。
(二)财政税收工作必须要加强监督杜绝违法想象出现
财政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工作正常的工作内容，必须要提高各个企业以及个人对于国家财政税收工作的认识，通过国家财政税收制度的完善改革来减少财政税收中偷税漏税的情况，同时加强对财政税收制度执行过程的监督，保证财政税收工作的科学开展进行；财政税收工作必须要有专人进行管理，尤其是需要进行信息化的财政税收管理加强国家对财政税收工作的管控统计能力。
(三)建立和完善财政税收的预算机制
由于我国如今的财政税收预算工作缺乏重视，内容范围窄；导致后续出现一些财政税务资金被挪用从而影响国家财政调控的情况，所以必须要扩大财政税收预算工作的内容范围，要加到财政税收工作预算工作的覆盖面积；同时需要对国家财政税收预算机制完善工作的长远发展做出规划，不断地利用信息化技术来提高财政税收预算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四)建立完善的支付制度
国家财政税收支付制度的完善不仅仅可以加快地区的统筹规划速度，还能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就目前的状况进行分析，国家应该加强对地区转移支付的支持，为资金来源提供有效的保证。国家应该将转移支付的比例进行适当的增加，将转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合理的规划，不但要为资金的来源提供有效的保障，还要合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以此来建立完善资金的转移支付制度。
三、结束语
关键词：信息文化税收信息化建设信息技术
一、信息文化的内涵
信息文化是信息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人们借助于信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从事信息活动所形成的、信息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形态，是信息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样式。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最早出现在通信领域，但随着信息概念向各门具体科学渗透，被纳入了哲学的视野。在研究信息的过程中日益倾向于探究信息的本质，逐渐赋予其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同时也赋予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信息是在信号的刺激下产生的，就其形成的过程而言，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不能据此否定信息的主观性，无论是生成的信息，还是生产的信息，最终都以主观的形式而存在，而且随着人们意志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没有大脑的出现，就根本不可能生成和生产信息，这个世界也永远是充满各种信号的呆板的世界。
信息的本质是主观虚拟存在，而事物的本质则是客观实际存在。首先，信息决定于事物，离开了事物，信息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其次．信息不同于事物，信息是虚拟的、主观的，而事物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的。第三，信息具有一定的超越事物之外的独立性。因为信息是虚拟的、主观的，所以信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自由地进行信息运算，并据此改造事物。第四，信息对事物的反映有时是扭曲的。信息之间的联系基本上与事物之间的联系相符合，有时超越事物之间的联系，并生产出新的信息。
智能信息是“情报学”与“信息学”发展融合的产物。在知识环境下，智能信息学注重对知识传播、获取、管理和情报交流的研究，以及“探索信息激活的规律”。目前，人类对信息的需求已从最初的单一需求转向了适用于各领域的决策信息需求，因此，智能信息已超越以往文献情报学及科技情报学的研究范围。传统的科技情报理论、文献情报理论正在与现代的竞争情报理论、工商情报理论、技术情报理论、安全情报理论等现代情报理论相结合，从而形成智能信息理论。
信息技术的使用也给信息社会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包括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扩散；信息的质量控制，可靠性、自由流动和安全性；普遍存取的扩大；内容的共享与交换；创建新数字空间的技术支持；公众意识；对多样性、拥有权和隐私权的尊重；对信息通信技术的伦理性使用；以及新信息通信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集成等。
二、信息文化对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影响
1、信息文化改变了税收管理体制、组织形态和结构，未来税收工作的主体将围绕网络建构。在信息社会中，社会系统的各个环节都需要信息和反馈作为运行与控制的依据，各种制度的运行也都建立在相应的信息传播技术基础上。税务征管也将围绕网络建立起新的虚拟社会结构及虚拟组织而展开税收管理工作。面对社会组织分散化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信息文化将建立起社会运转的新规范，将引导税收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决定税收管理的新机制。
2、信息技术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信息社会中，人们的活动日益依赖各种信息中介．并由此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教育方式。同时，人们的信息意识、信息素养、信息心理和信息生产、传播、选择和应用等方式也受到信息文化的影响。一是信息时空观的形成。信息社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传递时间不断缩短，空间距离相对缩小使人类社会的空间特征有更加时间化的趋向，即空间可以被时间置换。二是信息世界观的确立。传统的物质意识二分世界观将被信息世界观所取代，信息与物质、能量被视作是共同构成世界的要素，对于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信息更具有了无可取代的地他，其地位超过了信息和能量。三是信息价值观的确立。信息的特征决定着信息价值在增值中的作用。信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各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信息拥有者在竞争中占据着有利地位，权力“从资本占有者手里转移到职业官吏和技术治国论者，及信息提供者手里”，信息的价值观得以确立。“信息经济”、“知识经济”都足信息价值的体现。
3、信息垃圾与信息污染挤占了信息空间，造成信息选择困难。大量的信息由于未经筛选而产生，其可靠性难免良莠不齐，甚至大量的虚假信息、失效信息、垃圾信息污染了信息环境。挤占了信息空间，而且无序的信息也使人难辨真伪。信息量的巨大不仅未能消除人们认识中的不定性。反而使人们无所适从，妨碍了信息的有效利用。
4、信息超载与信息贫困的日趋对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存在着信息垄断的可能性，信息不对称性同时体现在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的不均衡方面。一方面，我们面对无时无刻不在产生、交换和使用的大量信息流。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却义难以获得实施征管工作必须的社会和纳税人的有效信息，出现有效信息贫困现象。信息超载和信息贫困同样给我们处理和有效利用信息带来危害。
5、信息依赖与信息焦虑日益加剧。信息时代，人们往往不加批判的接受信息的改造，日渐丧失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产生信息依赖。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高科技特征，使得信息专家和信息部门逐渐成为各方面的权威。整个社会笼罩在一派“信息至上”的氛围中，过量的信息使人精神紧张、敏感，指纹考勤、排队机、管理卡、门禁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在口常_L作中的过分崇尚，信息化手段成为管理的亡具，税务_F部对信息化的恐惧感和厌恶感与日俱增。“信息能力”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标准，信息意味着权力。掌握信息的人就具有了对他人的支配能力，不掌握信息的人则受到歧视，会产生信息焦虑。
6、信息生产和利用中的“马太效用”加剧。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具有自组织性，会产生自动的聚集效应，即在信息生产和利用过程，一口一优势出现，就会不断地加剧，自行强化运作、滚动。信息活动的“马太效应”主要体现在社会信息的牛产、布局和利用过程中。同样。机械、片面、僵硬化的信息格局一旦肜成，就会产生负面效应，从而抑制信息化对税收工作的积极作用。
三、税收信息化建设的五大机制
1、从信息共享到知识共享，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乍产机制。信息文化环境下，以数据等形式记录的信息可以共享，而存在于人头脑中的知识、经验、智慧等(意会的知识)难以共享。但是，意会的知识通过知识的信息化，知识共享问题就可以被还原为信息共享问题。实施知识共享的可行性方案：第一，建立国家信息资源建没基金，对信息资源共建与共享的成员给予费用上的补偿，用于共享信息的采集、合作编目、管理、提供服务等；第二，建立信息共同体，选择最易实施的合作编目作为信息共享的突破口，建立完善的信息采集、存储、利用体系；第三，应当区别不同规模和地位的机构在共享中的责任，按照博弈论的原理，共享的发动者应当是那些规模大、受益大的机构；第四，信息共享要考虑信息提供者在信息共建与共享中所付出的代价。并给予相应的补偿；第五，实现信息的交流与整合。各部门要建立好自己的数据基础，积极开展数据收集和应用工作，形成互通互联的数据基础。同时，在互通互联的过程中，上级单位对各部门完善信息化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达到信息沟通和整合的目的。
2、提高信息素养与信息意识，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传播机制。”信息素养”一词最早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索科夫斯基于1974年提出。概括来讲，信息素养指影响社会成员信息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作为信息行为激励因素的信息意识。由生存、工作、学习等目的产生的信息需要，以及实现信息需求所必备的信息能力。社会成员由信息意识这一内驱力驱使，产生信息需求，并在一定的信息能力的支持下，满足其信息需求。信息意识，则是人们对于作为外部世界的信息关系和作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开发和利用信息的观念和自觉能力。信息意识，一是指对信息具有特殊的、敏锐的感受力，是人对信息的一种内在的心理倾向。
能够从大量的、司空见惯的、甚至微不足道的事物和社会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并能迅速地捕捉住。二是对信息具有持久的注意力，能把人的心理活动指向长久地集中于自身发现、了解、搜集、组织、运用的信息上，对信息的态度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倾向。三是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能够准确判断信息的价值，并进行筛选。信息意识包括信息主体意识、信息获取意识、信息传播意识、信息保密意识、信息守法意识、信息更新意识等。
3、从工程思维到人本思维，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利用机制。税收信息化系统和设备是按照物理空间进行运算和工作的，而人类活动是在社会空间进行的。人需将物理空间的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用人文的思想去影响和利用信息化手段。反省目前的管理模式及其消极后果，应强调在借鉴和引进外国经验的同时应保持足够的自主性，保持足够的反思能力和反省态度，从工程思维到人本思维，惟其如此，才能使得借鉴和引进成为建设性的而不是相反。这对于克服并摆脱管理上的弊端从而真正走出其中的误区，无疑具有特别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4、在活跃、严谨的状态下，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信息选择机制与评价机制。选择机制，即税收信息化建设需要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科学的一面包括软件开发规范、准则、实践、过程、方法；而艺术的一面则囊括丁人员的激励、协调，组织的设计等因素。因此，我的规则、方法设计应当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创造性。首先。过程控制。好的过程对于成功来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采用数控指标考核，对税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约束是必要的，但同时却限制了实际税收征管工作，造成了人为调节比例，造成虚假指标的现象，我们应重点关注检查点，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取得平衡。同时，应认识到过程不能够解决一切。其次，规划为重。水无常形。利用信息化手段也是一样，确保它随着时势而变。由于信息化发展很快，有时候对一些旧系统的整合、改造其难度比重新建设一套新的系统还要困难。因此，在启动大型、长期的电子政务项目的时候，必须提前做好规划工作，在一个完善的设计前提下统一运作。评价机制，即选择利用信息时必须对其进行评价以决定取舍。科学的方法是对信息的评价制定客观的评价标准。重点考虑信息的内容质量、信息的范围、易用性、信息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等。信息的选择除了人工选择之外，还可以通过建立过滤机制进行自动选择。信息过滤包括智能过滤、合作过滤、深度过滤、分级过滤与推荐系统。
5、以信息伦理规范为重点，构建信息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控制机制。规范信息伦理的原则：第一，信息过程的统一性。所有的过程、运作、变化、行为和事件都可以作为信息过程。这里所指的过程是活动的意识流。而不是程序意：义上的过程；第二，信息过程的反射性。任何信息过程都有必要的产生物。因此就要对它的信息后果负责；第三。信息过程的必然性。一个信息过程的缺失本身也是一个信息过程，这是对信息动态性的延伸。也是对静态编码信息普遍原则的一种扩展，对于思考行为与冗长伦理的区别至关重要；第四。存在的统一性。一个实体就是一个坚固的信息包，自身不包含任何冲突，可以被称为信息过程。一个冲突就是一个信息熵的存在，是一个所有信息都已经被完全消除的标志，信息伦理将每一个逻辑存在都作为一个信息实体处理；第五。的统一性。一个就是能够产生信息现象。从而影响信息圈的一个实体，最低层面的就是一个执行信息实体。并不是所有的信息实体都是(如抽象信息实体等)，许多有时也不会对信息圈造成显著影响，有的也可能不是可靠的；第六，非存在的统一性。非存在就是缺乏或拒绝任何信息，或称为信息熵。在信息伦理中，信息熵是一个语意而不是句法上的概念。作为信息能力的x,l-立面，信息熵标志着导致信息圈中内容、差异、模式和形式缺乏的信息的减少；第七，环境的统一性。信息圈是由全部信息实体组成的环境。这些信息实体包括所有的和过程、它们的特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
内容摘要：我国现存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需要之间还有不小的差距，本文梳理回顾了我国“十一五”期间财政支出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的方向和路径选择。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意味着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改革进程，由此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设开始向满足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延伸。
顺应时展的需要，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任务，更加体现了财政的目的开始向公共性转移，体现了面向平民纳税人的一种民主化财政的新起点。而要围绕这一任务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支出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就成为其关键环节。公共财政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来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一种活动。它的核心是政府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但与原来的财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过程中的公共性、市场性和法制化。我国1998年开始进行公共财政建设和公共财政体制创新，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财政体制的雏形。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积极变化
财政支出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间，按照建设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财政保障范围有进有退
一方面逐步减少非公共服务支出项，压缩经济建设费支出，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另一方面，着重保障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在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二）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显
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为5955.5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7.9％；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达到7253亿元，比2008年增长21.8%，主要用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拟安排8183.4亿元，比上年增加930.4亿元，增长12.8%。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39亿元，增长23.6%，保障教育优先发展；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296.66亿元，增长20.2%，重点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就业等；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277.14亿元，增长49.5%，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显高于财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国家收入分配重点逐渐向城乡居民倾斜，财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超收，为逐步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相匹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开始有意识的加大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2990.76亿元，增长26.8%，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38%，其中中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平均54.4%的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09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3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24.5%，地方财政支出的39.1%来源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将中央财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提高至30611亿元，增长7%，为更好地实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显著，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公共财政的要求还有诸多不适应之处。
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公益性支出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2008年中央财政支出36319.92亿元，增长22.8%；2009年，中央财政支出43901.14亿元，增长24.1%。但在中央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2009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7426.48亿元，占16.9%；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合计7253.1亿元，占16.5%。相比内地，人口不足800万的香港，2008至2009财政年度预算中，教育、社保分别占特区政府开支的23.8%和17.6%。显然，中央财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积累还很薄弱，总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区间、各项目间的分配也缺少科学合理的执行标准，重点项目不突出，财政支出分配的随意性加大。
中央财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较差，缺少公众监督。政府浪费是影响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费的根源在于从预算的编制到执行基本由政府部门主导，它优先考虑部门需求和利益在所难免。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虽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审计缺少严厉的问责制度相配合，相关违规乃至违法行为仍在不断重复出现。加之现行制度下公众无法介入监督，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更加无所顾忌，公众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完整体现。
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目前我国转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其中税收返还所占比重较大，但税收返还额度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因此更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不仅不利于均等化的实现，反而使两者之间公共服务能力的差距更加扩大。我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尽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过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虽然较高但透明度较差。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原则
在推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掌握以下原则：
有法可依原则。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必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程序合法为要求，以规范运作为准则，即要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编制年度预算，并强化预算执行和监督；二是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责权利关系，推进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同时对地方在转移支付的投向问题上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规范。
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原则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安排，必须从全局出发，分清主次，适当照顾各个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财力，以保证政府各项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安排公共支出时要做到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相结合，应将资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和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建设，避免出现资金平均分配的现象。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科学有效地配置政府财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则。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基础比较薄弱，社会保障总体上覆盖范围较窄、标准较低，且农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区间、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分配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受益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议
为适应公共财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强化和提高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要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调节和分配功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做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一）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相结合以实现结构优化
通过存量调整改变现有项目支出规模，对各项支出有保有压，减少直至退出对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同时保证行政性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增长；通过增量调整，利用未来财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扩大财政保障范围，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目标，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中西部困难地区倾斜。
（二）调整目标上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公平分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城乡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人们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目标。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与货币、产业等政策协调配合，促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努力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要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同时，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着力支持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长效机制。
（四）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
从我国目前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的情况来看，县级基层政府承担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责任，但其掌握的财力资源却十分有限，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匹配。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强，基层财政困难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规范性仍然不够，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较差，一般性转移支付又无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据各地区社会、经济和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客观需求进行资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安排缺乏总体布局，导致很多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预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应在明确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基础上，明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目标，科学系统地制定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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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着,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着。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着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着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着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着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古代财政史在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遭到冷落,在“”爆发之前当有两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受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界一直偏重于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自然对古代财政除赋役以外的问题鲜加注意。第二,经济学界对财政学研究不太重视,更不待说是古代财政史研究了,因此,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中,古代财政史教学基本上被放弃,以致研究工作缺乏来自教学需求的动力。中国古代财政史难点甚多,如历代财政税制体系的演变头绪纷繁,田赋、漕运、盐课等制度内容和实施情况错综复杂,既缺乏从事艰苦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所必须的人力物力投入,成果产出自然稀少。至于“”十年间学术研究的停滞,更不待细说。
第三阶段为1978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这是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空前繁荣发展,取得重大突破的阶段。其成绩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高等财政院校的中国财政史教学和科研活动一度相当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少高等财经院校在学科发展、办学规模扩大的同时,相继开设了中国财政史课程。为适应教学需要,一批中国财政史教材和资料书应运而生,先后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孙翊刚主编《简明中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等。其中,周伯棣《中国财政史》尽管定稿较早,仍是一部资料比较丰富且有己见的专着。其《绪论》谈财政的本质、财政史的研究范围、中国财政史分期等问题。正文分四编,前三编为古代部分。各章结构为概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务行政四个部分,作者自称该书体例是“划期分段,分门别类”。其《余论》对中国财
政史上的若干问题作综合叙述,阐述作者对中国财政史全貌与特色的见解。
二,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有较大进展。为配合高等院校中国财政史课程的教学,各院校或出版社组织编选了一些参考资料。例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三册(上中册取自吴兆莘遗稿,洪文金补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年、1987年;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 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代理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代理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代理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代理》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代理》；《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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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财政；改革；研究综述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与特点
（一）公共财政的内涵
关于“公共财政”这一概念，学术界有如下几种观点：张馨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或模式。高培勇认为“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模式。 贾康则认为“公共财政”是指以社会权力中心代表公众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发生的理财活动，属于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上的公共分配。社会主义财政，即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基础上的财政分配。 白文杰给出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内涵：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套制度框架，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内容，以弥补市场失灵为活动范围的一种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
虽然学者们对“公共财政”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和“分配”这样的关键词。由此可见，学者们在对“公共财政”本质、内涵方面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公共财政的特点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公共性”是公共财政最显著的特征。高培勇从三个方面总结公共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公共性。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作为界定财政职能的口径；第二，非赢利性。以公共利益的极大化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出发点和归宿；第三，规范性。以依法理财作为财政收支运作的行为规范。同时指出：上述的基本特征，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底线”，而非全部。张映芹认为“‘公共性’作为公共财政的典型特征，必然贯穿于公共财政全过程”。
冯俏彬总结公共财政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主，表现在财政支出上，公共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二是公众参与各项财政决定。其中第二个特征由于涉及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具有实质意义、更加重大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认为公共财政即民主财政。
二、我国公共财政建设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自1994 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以来，无论是在政策效果、还是在经济效益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分税制财政体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但是，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依然面临很多的问题。
白文杰指出，我国公共财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公共财政收支规模问题；（2）公共财政收支结构问题；（3）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中的问题；（4）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问题； （5）财政政策问题。
戴微认为，我国在财政信息公开上存在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完善、财政信息公开的质量不高、现行财政信息公开机制难以满足多层次需求。
许金柜从体制改革的角度，认为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存在的、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财政的公共性不足。（2）财政体制改革法治化不足。（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整体上均等化效应不足。（4）地方事权与财权、财力不匹配，县乡财政日渐困难。
三、我国公共财政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公共财政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邓子基认为，要使公共财政制度成为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要改革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和制度，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支持建立市场化交易与补偿制度。杨志勇则从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规范政府间财政关系、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曾康华提出，还须在省以下财政体制、结构性税制调整及预算管理的精细和民主等方面深化改革。
贾康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提出建议：一是实行“扁平化”改革，减少财政层级；二是进一步理清政府事权和职责，形成三级支出责任明细单；三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呼应、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税源总分制度；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五是构建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和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财税体制；六是改进和优化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
白文杰从如下三个方面对我国公共财政建设进行思考：（1）回归政府职能本位，以“公共财政”建设为核心；（2）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与方向，努力由“建设财政”、“吃饭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与民生财政；（3）加强公共财政预算改革和管理。
综上，学者们对公共财政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在公共财政的内涵、特征、存在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不少共识。在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主要表现在倾向于研究政府在公共财政中的作用，对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这些主体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行下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高培勇.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财政框架[J].税务研究，2000（3）.
[3]贾康.关于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探讨[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 （3）.
[4] [8][15]白文杰.我国公共财政建设的若干问题[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3（3）.
[5]高培勇.公共财政：概念界说与演变脉络---兼论中国财政改革30年的基本轨迹[J].经济研究，2008 （12） .
[6]张映芹.民生本位时代的财政公共性---基于公共福利价值目标视角的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9 （1）.
[7]冯俏彬.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与民主财政论---我国公共时政理论的回顾与发展[J].财政研究，2005（4）.
[9]戴微.促进我国公共财政建设下的财政透明度研究[M].2011（1）.
[10]许金柜.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思路与对策[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
[11]邓子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公共财政[J].东南学术，2010，（4）.
[12]杨志勇.中国式公共财政制度构想[J].人民论坛，2010，（2）.
关键词：设计结论 财会工作 推进
一、审计结论在财会工作的地位研究
（一）审计结论对财会工作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审计工作作为政府财政使用效率以及使用安全性的重要保障，在政府财政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审计工作最后的审计结论，对于政府财政工作来说更是总结经验的重要数据化手段，而对政府未来财政使用的使用情况又很有借鉴作用。在现在审计工作日益严格的情况下，审计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大大提升，这对于之后财政工作前瞻性发展的助益作用更加强大。在现在提倡“两学一做”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计工作，对于财会人员的操守有了更高要求，而财会人员专业素质以及相应的职业操守在审计结论体现的最为明显，再加上审计结论在现在的财会工作中作为一种最终数据报告式的存在更是可以为财会工作提供最终的有效性检测，在此基础上提高政府财会工作的可信程度，最后通过工作报告的形式实现政府“威信”的提升。
（二）财会工作对审计结论有必要的刚性需求
财会工作尤其是政府的财会工作并不是简单地支出收入，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政府效能的发挥才是其重中之重，但是分散的财会工作很难让人直观且清晰地明了政府在上一财政年度，财会运作以及财会资金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原始的分散化的财会使用记录很容易被现在的复杂的数据化管理所吞没形成错乱化的财政管理体系，而且缺乏总结的财会工作很容易变成政府的呆账烂账，最后形成无底洞般的财政运作模式，导致财政资金使用的浪费。这是对政府信用的透支，同时也是对财政工作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身权利应用的不负责任，在财会工作方面必须建立一种责任政治的行政模式，而这样一种行政模式必须有相应的数据支撑，而这样的数据支撑最后就会归结到审计结论上来，财会工作的良好运行必须有审计结论的推动，所以财会工作对审计结论有刚性需求。
二、审计结论对财会工作的影响
（一）审计结论影响财会工作的整体效益
财会工作在审计结论之前的状态是分散的，对于其使用效益的评价也是分散的。以煤矿建设来说，每一笔支出都有自己的使用要求与使用报告，但是这些报告仅仅是对本项目财会工作的总结汇报，对于整体煤矿资金使用以及这一部分资金在煤矿资金使用中的影响和地位缺乏相应的合理定位，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小集团主义并在自此基础上相成小金库，严重影响单位财会工作，甚至于对整体的财会工作产生很大破坏，造成在财会工作中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大范围财会工作整体化的崩解。在政府层面则其表现的更加严重，由于政府机关中各单位都有一定的本单位财政运作权力，所以一旦缺乏审计工作的监督，缺乏审计结论的运用很容易造成财会工作无序化，影响政府财政效能的发挥，使财政对于社会的影响效力大幅度降低，导致财会工作被稀释，引发人们对于财政信任危机，容易因此引发，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强，对于财会工作的整体效益有很强的破坏作用，同时对财会工作的有效性以及财会工作的信任程度造成极大的伤害，由此而言进行良好的最终审计完成审计结论，形成对财会工作的有效总结，刻不容缓。
（二）审计结论影响财会工作的可信程度
上文中，我们也提到审计结论对于财会工作可行程度的问题，我们下面就具体进行相关的论述。
财会工作可以是整体的也可以是单个的，可以说在整体财会工作是由一个个分散的财会个体组成的，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必要的整合工作以进行财会工作的合理化保障，否则就会出现“上下不相知”的状况。在出现问题之后很容易引发财会工作的信任危机，所以有必要对财会工作进行数据总结与分析，明了财会工作的工作成绩同时对之后的财会工作进行相应的有序整体化准备，而这些都需要人们对于财会工作的信心，否则就是“虽令不行”的局面，造成集体的大规模财会工作的失范，引起很大的财会问题，由此可见进行财会工作整体信息建设的重要性，而这样的整体信息的重要基础就是审计结论。更可以看出，有一个可信的审计结论，对于现在的财会工作来说是很必要的。
三、审计结论与财会工作辩证作用研究
（一）审计结论科学性与财会工作科学性紧密相关
由上文可知审计结论在财会工作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同时更重要是审计结论影响财会工作的整体效益以及可信程度，由此可见审计结论与财会工作联系的紧密性，同时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探讨其中的科学性相互联系。在实际的财会工作由于每天都有相应的出入流水，在长期进行工作中难免有相应错误的发生，除了平时的自查自纠之外进行审计结论也成为一个保证其科学性的重要方法，进行审计结论工作对于财会工作来说是科学化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进行审计工作的数据还是依赖于平时财会工作的平台，所以科学化的审计工作，乃至于科学化的审计结论，离不开也不应该离开科学化的日常财会工作，所以审计结论的科学性与财会工作的科学性紧密相关。
（二）审计结论与财会工作健康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审计结论是财会工作的总结，离开了审计结论，财会工作是分散的不完整的，这造成财会工作在衔接过程中出现漏洞，严重的引发财会危机，但这样一来无疑证明之后审计结论是不可信的，进而引发审计危机，所以审计结论与财会工作之间是一种彼此共存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例如，在政府的实际工作中，如果相关分散单位的财会工作的衔接过程中出现问题就会在最终的审计结论中表现出来，继而通过逆向考察，明了出现问题的最终方面，进行相应的改正与相关责任人的问责。由此可证明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如果二者想要进行健康发展必须充分的考虑对方的发展，所以审计结论的健康发展必然发挥“倒逼效应”促进财会工作的发展。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审计结论与财会工作相互结合讨论，认为审计结论通过“倒逼效应”可以有效地提升财会工作的有效性，同时更可以增强分散财会工作的整体工作能力，以达成相互之间有效互动的结果。
参考文献：
陈志勇。男,广西贺州人,1958年4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府采购研究所副所长。
学术兼职。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学术经历。1981年9月―1987年7月在原中南财经大学财金系就读,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原中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财政学、国家预算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研究生,200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2003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2004年在加拿大圣马力大学作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先后应邀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英国卡蒂夫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岛根县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逢甲大学等高校作讲学和访问。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公债、公共收费、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宏观调控、地方财政等方面,并形成了财政收支政策与预算管理制度、财政分权与财政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专业业绩。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财政部科研项目、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各类科研课题2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各三部,领衔讲授的《财政学》课程荣获国家级精品课程。代表作主要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调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财政学原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国家预算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公债学》(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2007―2008中国地方财政发展报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6.9)、“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7.3)、“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课税权法治化建设”(《财政研究》,2007.5)、“公共财政的分析”(《财贸经济》,2007.10)、“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探讨――基于治理‘土地财政’的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财政研究》,2010.1)。2009年度,学术论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研究报告“科学发展观下湖北公共财政发展职能研究”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发展研究奖(2006―2007年)三等奖,研究报告“本科生导师制度研究――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