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30 00:47:58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对象；职业发展前景
【前言】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要求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才具备极强的综合人文素养。经济学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学科，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新经济时代无论在经济建设方面、生产生活方面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若想在祖国的建设大业中贡献力量，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必须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了解和把握。因此，笔者针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职业发展前景”一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学概述
（一）经济学概念
经济学（economics）是社会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针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人类为谋求进步所从事种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本质，以及经济活动中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做出的学术研究。经济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得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实践，如：生产、交换、配置、消费等。经济活动必须在一定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关系中进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长时间的经济活动实践中产生的交错复杂的关系的总和，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发挥最大功能的是生产关系[1]。
（二）经济学发展历程
经济学是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相生相伴的一门科学。人类文明发展到奴隶社会阶段，经济活动开始产生，这一时期古希腊开始出现经济学萌芽，以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主要代表，针对经济学开始进行系统分析，如色诺芬的《经济论》、亚里士多德的商品交换理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理论等。伴随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产生，这一时期经济学出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针对农业生产进行经济讨论，政治经济学理论成熟；历史的车轮继续前行，19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学更加注重对经济现象的讨论和分析，经济学逐渐脱离政治成为独立的知识理论体系，20世纪钟声敲响之际，经济学完全取代了政治经济学，成为了独立学科。一路走来，经济学可谓凝结了无数智慧和汗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了杰出力量。
二、经济学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广泛、涉及领域多元化的学科，伴随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呈现动态趋势，若想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以下笔者针对经济学产生根源和经济学形式划分两个方面阐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基于经济学根源
经济学是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科学，人类在从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必然应用相应的资源，经济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所以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的欲望之间出现了矛盾，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指导，这种矛盾将是不可调和的。经济学的产生可谓为上述矛盾开出一剂良方。针对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将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效率、生产成本和生产机会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资源稀缺性为经济学带来了四大研究课题：第一，在经济活动中需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第二，利用多少劳动力、多少成本、什么样的技术进行生产？第三，生产出的产品将会去向何处？第四，在该项生产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价值？根据经济学产生的根源，以上四大问题是其主要研究对象[2]。
（二）基于经济学标准
经济学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用的部分，如：按照时间标准可以将经济学划分为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按照应用的标准会出现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但是最为权威的划分方式是按照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区分，按照这一标准经济学可分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和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两部分。宏观经济学将国民经济总体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变量的总量是怎么决定与变动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总结为“观林而不观木”，即学科术语中的“bird's eye”。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是针对个体经济单位行为及经济变量的个量是怎么决定和变化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形式上可以归纳为“观木而不观林”，即学科术语中的“worm's eye”[3]。
三、经济学职业发展前景
伴随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的发展，经济学已经成为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学科。因此，经济学的职业发展前景广阔。首先，研究经济学能够掌握金融相关知识，未来可以在具有商业性质的银行系统进行发展，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亦可将职业生涯规划方向着眼于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第二，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总体发展状况，所以就业范畴可以拓展为各类具有经济性质的行政单位，如财政、审计、海关等部门。第三，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经济学之后可以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方面工作。总而言之，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经济学在未来的职业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文章首先对经济学的定义和发展历程进行了阐述，然后针对论点系统分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根据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了经济学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能够引发莘莘学子对经济学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经济学原理和知识，能够应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全面提高自身综合人文素养，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邱海平，张宇，郑吉伟，等.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1年）[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12（01）：3-65.
[2]周靖祥.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度探析研究与评价之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3）：90-107.
关键词:林业经济管理;性质;功能;理论基础;研究
近年来,中国林业得到快速发展。林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林业经济问题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为政府和公众所关注。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以林业经济活动作为学科的落脚点,理应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然而,林业经济管理学专业毕业生难以觅得与专业一致的工作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2006年获得林业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毕业之际,本专业15名毕业生,除去3名转为攻读博士学位外,另12名硕士毕业生无一人就业于林业经济管理领域。毕业生就业问题是学科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学科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国内林业经济管理学术界足够重视,仅有张建国先生等少数学者就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了研究。为了引起国内学术界对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关注,分析了该学科的性质、功能、理论构架、研究现状等内容,并较为系统地揭示该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 学科性质分析
中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探索与发展,始于学习苏联,受着计划经济和木材利用思想的影响。经历了逾50年的发展历程,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学科阵容逐步形成,大量专着和学术论文得以发表,然而该学科并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1.1 林业经济管理学作为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职能缺位
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科属性,其研究对象特定,即林业范畴内的经济和管理问题。鉴此,林业生产活动应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其中森林经营活动显得更为基础。自德国学者福斯特曼(FauBtmarm)于1849年提出的森林最适轮伐期公式以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以此作为研究基础,将森林经营所具有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及税费制度、国际贸易等影响因子纳入其中,关注于森林经营活动最优化问题。自建国初至20世纪末,中国长期奉行木头林业,即一味追求林业的木材产出功能,导致了东北国有林区的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若以被主流林业经济学家抛弃的木材永续利用理论(TSM。Timber Sustainable Management)而言,中国森林资源不应演变为当前的资源极度匮乏地步。事实表明,中国林业发展与理论支撑脱节,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在林业长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缺位,并未成为名符其实的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林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林业经济管理学科人才难以在林业中觅得一职。
1.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缺乏学科基础
林业经济问题研究一定要贴近林业技术,才能解决林业发展的经济问题,林业经济管理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性质。随着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SFM,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成为林业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林业经济问题拓展为涵盖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的复杂经济问题,着眼于寻求林业产业功能、生态功能、社会功能3者的共同实现。鉴于交叉学科性质,在分析林业经济问题时,应对影响林业经济活动的经济、社会、生态因素有相应理解。在与国外林业经济学家交流中,得知国外林业经济学家均具有良好的林学或生态学背景,而国内林业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与其相比存在较大迥异,这决定了国内外林业经济研究水平的差异,也制约了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发展。专业知识背景的欠缺,尤其是林学等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不足,使得国内林业经济学者难以关注森林经营活动效益最大化这一林业经济最根本问题。
2 学科功能分析
设置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目的在于培育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推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创新,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化、管理政策优化提供决策服务。因此.该学科的功能体现在2个方面:其一,培养专业人才,即教学功能;其二,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即科研功能。
2.1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教学功能不健全
培养林业经济管理专业人才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功能。当前,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福建农林科技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农林高等院校均设立了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开展了本科、硕士生教学工作,部分学校还获准设立了农林经济管理博士一级学科点,每年获取林业经济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数百人。以毕业生数量而言,该学科无疑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然而,如本文引言部分所阐述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而言。该学科并没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功能。学无以致用,专业人才难以从事所对应行业的专项工作,使得学科建设耗费的人力和财力化之东流,也使得学科的长期发展后继无人。以中国林权改革中涉及大量的林地流转问题为例,国内几乎没有能对林地和活力木价值进行评估和核算的专业人才,这无疑是教学的失败,也是基本功能不健全的体现。为实现学科的基本功能,即实现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功能,学科建设应与林业经济活动进行紧密结合。
2.2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虚化
为林业经济活动效益最大、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支撑是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林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科研功能与其教学功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与产、学、研3者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一致。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学决策支撑功能缺乏实现的空间。在森林采伐限额的制约下,采伐指标的获得对林业生产者而言,较森林的最优化经营更为关键。在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主导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林业生态工程得以实施,使得林业生产者更为关注自有森林如何尽可能多的被划定为生态公益林,以及如何尽可能多的获取政府补助。迄今,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科研功能与林业生产活动实践脱节,难以指导林业生产实践活动,这也是该学科教学毕业生难以在林业行业中觅得职位的原由之一。加强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科研功能的实现。既有待于科研环境的优化,更取决于 学科基于自身性质,逐步实现自我完善。
3 学科理论构架分析
多年来,发达国家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不断发展与变化,既服务于当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与不同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相应的人们对森林的认识水平面发展变化的。林业经济或发展理论与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理论构架存在根本差异。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前者为后者的具体运用。作为应用经济学,林业经济管理学立足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林业经济活动。林业经济学科理论构架于高等数学、经济学和林学等学科理论,并基于此。形成林业发展理论,诸如森林永续利用理论、森林多功能理论、协同论、船迹论、林业分工论、森林培育轮、生态系统经营理论、近自然林业理论、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基础理论的创新是林业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本。以林业发展模型而言,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远比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效率理论更为复杂,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上的林业经济模型存在严重缺陷,而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将消除传统林业经济模型的缺陷。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的学生应掌握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林学等学科基础理论,诸如高等数学的微积分、经济学的边际理论以及林学的森林生长理论等,方可系统地理解和认识林业经济活动及其本质问题。如本章第2段阐述的,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作为交叉学科,当前存在学科基础薄弱等闯题。就该学科学生而言,大多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必备的数学和林学理论基础。
4 学科领域研究现状分析
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开展科研活动,既是为具体的决策活动提供理论支撑,也是将学科理论接受实践检验,寻求学科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林业发展过程中。学术研究、方针政策与林业经济实际严重脱节,3者间关系扭曲。学术研究地位不高,影响不大.缺乏前瞻性、系统性、针对性,常常只扮演了解释和附和国家政策的角色。与中国林业实际脱离。
4.1 研究对象未定位于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林业经济管理学学科领域中的科学研究未将中国林业经济活动根本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森林资源经营问题。以2006年《林业经济》刊物登载的257篇论文为例,其中与林权改革相关的文章共50余篇,与生态工程相关的文章逾50篇,而无与森林资源经营相关的文章。林权改革是中国牟取林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所在。也是林业经济研究应关注的命题之一。林权改革促使森林经营权的转变,即既定林地经营主体的变更,及与之相对应的活立木经营权和收益权的转变。因而,正确和客观的评价林权改革成效,应着眼于林地经营权发生更迭后,原有经营主体和现有经营主体收益的变动。林业生产具有内在规律,即速生丰长林的轮伐期在立地条件极好的情况。需6-8年尚可采伐利用,而一般针叶材轮伐期高达数10年以上。在林权改革后的短时间内,难以对森林经营主体收益变动予以评价。换而言之,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林权改革成效并不能从根本反应此项政策的优略。然而,对于森林资源经营研究的缺乏,也决定了对于森林经营主体长期收益关注的缺位.进而不难想象对于林权改革绩效的评价必将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
4.2 缺乏定量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逻辑严密性最强的学科之一,社会科学研究中思维方法主要是社会研究过程的思维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社会研究的具体方法是指研究各阶段使用的具体技术,包括资料收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和其它技术手段或工具。近20年,中国的社会学者使用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的文献不断增加,出现了显着的数量化趋势,这是中国社会研究方法科学性增强、研究成果质量提高的重要动力与途径。然而,在林业经济管理学领域中。定量分析手段的运用极为匮乏。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需要研究人员掌握统计学等数学知识,模型构建等方法的运用则需研究人员既具有良好的数学基础,也掌握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基础理论。定量分析方法韵欠缺与中国该学科长期以来未能形成完备的理论构架密切相关,这也使得林业经济学领域与农业经济学及国外林业经济学领域之间的研究水平差距逐步扩大。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主义义利观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正确的经济伦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中，经济伦理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道德教育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经济伦理教育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高校作为培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重要阵地，在经济伦理教育中理应发挥先锋作用，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教育，其意义非常深远。
1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也是德性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除了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对市场主体的伦理道德有基本的要求。经济伦理可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而它的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人们了解、接受市场经济伦理原则、规范的基础之上。所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有其必要性及紧迫性。高校作为“准”市场经济主体的培养基地，更应重视并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1．1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制度伦理，另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个体伦理，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激励。这说明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学生作为“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能否具有“效益”和“道德”统一的健全市场主体意识，能否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深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勤俭、公平、平等、守信等传统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可培养大学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1．2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2]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
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经济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经济伦理教育是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但至今仍未完成其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成果纳入道德教育，尤其是作为道德教育主渠道的高校道德教育中，实际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市场道德规范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内容，并通过对高校这一重要阵地进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2．1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
确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在我国当代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地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3]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即肯定以效益为追求目标，以勤俭为活动核心，以自尊为心理基础，以竞争为实现手段，以互利为社会前提，以法律为行为基准的基本伦理规范。
但应认识到，肯定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个人利益因素，并不等同于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明确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地位——经济生活中道德建设的起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奉献伦理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全面实现社会进步为追求目标的伦理规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经济伦理反映和调整的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要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引导学生超越功利伦理的局限，升华为注重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精神。
2．2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
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系统审视。它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不以自身异化为代价发展经济并在经济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l]这要求在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绝不可松懈。发挥“主渠道”德育课堂的教育作用，传授相关道德理论知识，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道德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将外化的道德教育内化为其行为本身，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
通过开展创业实践、家教等行为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以理论指导实践，进一步从实践中升华体现理论的价值。
2．3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
一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是白发产生的，而是必须有一个从外面系统灌输进去的过程。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人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地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无意识教育即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
地受到教育。[4]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如何规范自我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及明确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与市场经济及社会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有意识的“主渠道”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影响相结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
3新形势下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校学生的经济伦理教育应结合高校实际，在教书育人中重点引导学生对经济生活的目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效率的道德论证、分配正义、交易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等问题作些深入全面的探讨与学习，以启迪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觉悟。
笔者认为，应以“以人为本，合力育人”为教育指导原则，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新时期学生的教育方法，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推进”，努力构建“大教育”格局，不断提高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及效果。
3．1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
经济伦理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将课堂带到社会、家庭、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主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灌输中始终发挥着主阵地作用。课堂教育应以开放、互动的教育模式，进行经济制度伦理与经济个体伦理的教育，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提升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举办大学生创业活动、知识竞赛、演讲赛等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觉悟。构建“学校一家庭一社区”三位一体的模式，将经济伦理教育延伸至家庭、社区，寓教育于生活，增强教育的渗透力与感染力。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参观先进企业、人文景观等“社会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3．2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
在当前社会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社会舆论和高校都赞成大学生适当地参与一些不影响学业为前提的经济活动，如家教、推销、勤工助学等。既锻炼他们的能力，也对他们健全的人格形成极有益处。然而，目前高校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学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去参加非法传销组织等行为，甚至贪图享乐、难耐清贫等思想在某些大学生中颇有市场等消极现象。这说明，优化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显得尤为重要，营造严谨求实、勤奋求知、民主开放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的经济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经济环境。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法律性，营造民主、法治、和谐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的文化活动机制，使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活动方式上，开展主体文化、节目文化、广场文化、共建文化、课余与假目休闲文化等鲜明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使之延伸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
3．3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也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报纸、广告、电视、网络是当前主要的信息载体。其提供的信息对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具有牵引作用。大众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传播信息直接迅速，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学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有形象性、隐藏性、权威性等特点。重视大众传媒作用，把其提供的信息变为舆论导向，会对学生的言行起到“软约束”作用。发挥大众传媒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是让学生及时了解党的现行政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面貌。应及时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经济道德》、《道德与观察》、《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引导学生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3．4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
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义利观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它是经济伦理的核心。由于义利关系贯穿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因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
反对“唯利无义”的思想观念。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是否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做人的准则直接影响到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效果。通过思想品德教育、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系列教育，引导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走好人生之路。
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业道德教育理应成为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一步。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爱心教育。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效率优先，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在新形势下，在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应强调奉献，通过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专业、爱岗位”的“四爱”教育，激发学生的奉献精神。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郑美琴．论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J]．经济评论，2001(6)．
[2]王淑芹．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经济统一的条件性[J]．道德与文明，2000(3)．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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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经济史学基本上是与二十世纪同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没有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第二次是解放后十七年，第三次是结束后的新时期。每次高潮的出现，都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和发展分不开。本文打算就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研究的时段主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有些论述延伸到抗战时期。
一、从传统经济史学到现代经济史学
中国很早就有系统的经济史记述，并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它主要有两大首尾相续的系列：一是历代正史《食货志》系列，二是《十通》中的尤其是“四《通典》”中的“食货门”系列。它们不但是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史的基干性资料，同时，从这些记述的系统性和连续性看，其本身已经构成了“经济史”。但传统史学毕竟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的；经济史的记述只是它的附属部分。而且它所记述的主要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此种反映的自觉性，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不是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可称为传统经济史学。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经济史的产生，中国和和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发展为系统的理论，19世纪以后，人们用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解释原来历史学中的经济内容，经济史遂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用这种系统的理论分析经济过程的独立的经济史；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随着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传入才得以形成的，而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出现又相对晩后。
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用进化史观改造传统史学；社会经济进入史家的视野。梁氏本人也尝试用西方的经济理论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某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现象，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直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才比较全面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当时中国经济史研究非常活跃，人们用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工作，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出版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其研究的广度和深都是过去的“食货”式的记述所不可比拟的。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经济史研究机构和刊物。例如，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时，经济史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193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了《食货》半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陶氏还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建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南方，中山大学法学院也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并在《现代史学》杂志中开辟了“社会、经济史”专栏。从这种种情况看，可以认为这次高潮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正式形成。
二、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
这次高潮是怎样形成的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而直接启动这次高潮的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
瞿林东先生曾经指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当是历史观的进步，即从古代历史思想的积极成果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到近代进化论，从近代进化论到唯物史观。”梁启超等人鼓吹史学革命、创建近代史学时，主要的思想武器是近代的进化论。作为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经济史学，其起步相对晚后，但正因为它起步较晚，当它临产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中国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唯物史观是在五四之后才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经过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努力，在当时烈火干柴的革命形势下传播相当迅速，到北伐战争时期已有风靡思想界之势，大革命的失败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一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况，当时的学者有着深切的感受。顾颉刚曾用“风靡一世”（1932年）[1]、“像怒涛一样奔腾而入”（1935年）[2]来形容唯物史观对三十年代的学术界的影响。郭湛波在1935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把1927—1934年这一阶段的思想特征描述为：“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想，以辩证法为方法，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中国社会史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锁钥。”齐思和后来也指出，从五四到北伐短短几年，中国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两个解放时期，“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3]。在中国经济史学孕育和诞生时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思潮和理论，但是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样对它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所决定它十分重视经济史研究，同时又给这种研究提供最锐利的理论武器。中国经济史学的诞生适逢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时，应该说是中国经济史学之幸。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它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引导人们去关注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而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形势，又使这种关注具有了空前的迫切性。因为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关系到如何确定革命的性质和战略策略这样与革命前途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又不能不作社会经济的分析和历史的研究，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作为其延伸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如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什么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都是与社会经济形态有关的问题。当时论战的各方，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基本上都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范畴和名词术语。主持《读书杂志》并出版了四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的王锡礼，曾经比较了人生观论战与社会史论战的异同，指出前者是科学与玄学之争，后者科学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前者是唯物和唯心之争，后者是唯物的内部斗争，都以唯物辩证法作武器[4]。积极参加论战的胡秋原也说过，这次论战表示唯物一元论的历史观已经取得中国思想界的霸权[5]。事实上，参加论战的并非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政治上属于托派的，有政治上拥护的，有后来离开了唯物史观的阵线的，但他们在主观上或在表面上都信奉唯物史观，这是唯物史观风靡思想界形势下所出现的独特现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剖析中国的历史。这次论战相当激烈，不同观点的辩难，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有如何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歧。由于讨论的内容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展开的，所以它属于经济史的范畴，而且是关系社会经济历史总体性的重大问题。或认为这些问题与具体的经济运行关系不大，是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其实不然。这些问题诚然不能代替经济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但是，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把具体的经济史问题统帅起来，才有整体的经济史。
热烈的论战在三十年代初告一段落，但经济史研究并没有随之而消寂，而是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因为社会史论战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愿望。论战牵涉社会经济的广泛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但论战中的文章往往是鸟瞰式的通论，比较空疏，而且论战各方往往带着激烈的情绪。要解决论战中提出的问题，就不能满足于那种上下几千年的笼统论述，而需要沉静下来，在充分收集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以后经济史研究持续性的热潮就是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进步史学家嵇文甫1935年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作序，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概说阶段，论战时期和搜讨时期。他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肇始追溯到大革命时期，“许多突然袭来的事变，使当时参加这幕历史活剧的人们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于是乎他们不得不来个自我批判，对于自己的革命方略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究竟是个什么社会呢？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发展来的？现在又将要往那里去呢？这不是课堂上书本上随便谈谈的问题，而是实际战斗中生死存亡的问题。为着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于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引起热烈的兴味了。”他所说的“概说阶段”和“论战时期”实际上是社会史论战的两个阶段：自拉自唱的阶段和相互交锋的阶段。他批评了论战中空疏的缺点，又指出，通过论战，“有些以前极为模糊的观念，现在已甚明了，有些在从前不觉得成问题的，现在居然成为问题了。”例如，“从前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很不一致，有的根据交换关系，有的根据政治形态，随手拈来，并没有确定见解。到现在，不论真正的理解程度如何，总都知道拿出生产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了。最重要的还是这次论战使人认识了许多问题，使人知道自己之无知……”因此，在论战以后的“搜讨时期”，“返回头来，重新做起。郭沫若先生自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专向甲骨金石方向下工夫。如《卜辞汇纂》、《金文丛考》……为古史添了许多新材料。吕振羽的《史前中国社会研究》尽量利用神话和考古学上的知识，对于殷以前的社会作了大胆的试探。至最近，南有《中国经济》，出了两本“中国经济史专号”；北有《食货》，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和从前《读书杂志》上剑拔弩张的气象迥乎不同了。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嵇文甫的这些论述，大体上说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出现的动因和发展的轨迹，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在这次高潮的启动作用；所谓“拿出生产方法（按，即我们现在说的‘生产方式’）作为划分社会史阶段的利刃”，正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它已在论战中和论战后成为社会经济史界的共识。
三、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有三股活跃在经济史坛上的力量最值得注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及其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先后、程度和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对此作些分觯部梢源又锌吹轿ㄎ锸饭塾胫泄檬费Э品⑸⒄沟墓叵怠?BR>
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不但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而且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郭沫若把他1928年以来发表的有关论文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用犀利的文笔生动而明快地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在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和具体结论上都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影响是巨大的。齐思和指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才走上科学的轨道。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后，郭沫若继续钻研卜辞和彝铭，继续完善和发展他的学术体系。他的观点，开始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自1935年以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仰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郭沫若开创了一条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路，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道路，或者在研究中受到他的启发。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是在三十年代初社会史论战正酣时走进史坛的，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设社会科学概论、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等课程。1933年编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以后陆续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史的发展阶段》（《文史》1934）、《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等论文和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例如，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系统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继郭沫若、吕振羽之后，侯外庐、翦伯赞、邓拓等人也做了许多工作。侯外庐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指出“亚细亚”和“古典古代”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在遵循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理论的前提下，开辟了一条认识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途径；他还努力把社会史的研究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邓拓对“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问题的分析和对中国救荒史的研究，都很有影响。总之，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但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举起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且在论战的热潮过去后继续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斐然。这些工作，有的是直接与经济史有关的，有的则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与此同时，在社会史论战中一些人提出的违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特殊亚细亚社会”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等理论受到了批判，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已基本上在中国史坛销声匿迹。另一些人在社会史论战中鼓噪了一阵以后也趋于消寂。这样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的古史分期讨论，形成了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围绕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界开展讨论的局面，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这些活动中，我们看到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前进的步伐。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它筹建于1927年，1934年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1945年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该所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地下党员陈翰笙的主持下，从事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陈翰笙的活动为当局所不容，被迫离开中研院以后，继续组织农村经济研究会，继续从事此项工作。这些工作虽然不是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却为近代农村经济史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参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并行和密切相连的。三十年代初，陶孟和主持所务时，经济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刊物的背后在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等学者组成的“史学研究会”。他们当中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有的并不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但都积极参加了《集刊》的编辑和有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史界的台柱。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等活动，他们研究的路数也不同于那种史论式的写作，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实证研究，他们多数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比较进步的史观。他们反对颂扬帝王将相和少数英雄人物，主张历史研究以“整个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为主体”，“叙述社会变迁、经济变化和文化的进步”，与唯物史观是相通或接近的。他们后来也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他们当中最知名的经济史学家梁方仲，1939年访问了陕甘宁边区[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其前身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工作成为经济史界一代宗师的严中平，1936年就是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中学时代就通过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进而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坚信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大学期间自学《资本论》等著作，并终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经济史。[8]稍后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知名学者李文治，三十年代就发表过经济史的文章，他早年曾参加共产党，参与过农民暴动的领导，进入史学界以后，一直钟情于农民运动史的研究，并由此进入到农民运动的经济背景、土地制度和地主制经济的研究[9]。还应提及的是吴晗等人的“史学研究会”抗战时在昆明恢复活动，增添了新的成员，仍然关注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参加“史学研究会”的李埏后来回忆说：“昆明和重庆成为当时全国两大文化中心。就昆明而言，由于龙云与的矛盾，政治气氛相对宽松，许多革命人士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还开出《资本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经济史，加之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迁入，带来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方法、新观点，所以经济史研究气氛较为浓厚。西南联大及主要研究机构都有人从事经济史研究。”[10]
陶希圣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次高潮中是相当活跃的，他创办的《食货》半月刊联系了一百多位作者，在两年多时间内发表了约300篇文章，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食货》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从所发表的文章看，许多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陶希圣本人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曾跟着走到了汉奸的边缘，后来又成为的笔杆子。他的学术思想比较驳杂，他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为文亦以唯物史观相标榜。他在社会史论战中提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奴隶社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三十年代初，他对自己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认为战国到东汉是奴隶社会，魏晋进入封建社会。在《食货》半月刊中，陶希圣和他的弟子花不少力气构建魏晋中古（封建）说。陶希圣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但他企图把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整体中剥离出来，有条件有限度地运用到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应该承认他和他的弟子构建的魏晋中古（封建）说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而且这些工作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个坚决反对马列主义指导的人民革命的人也讲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似乎不可理解。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只能按照事物本来的矛盾来认识它。这一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对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陶希圣弟子的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也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的，实际上魏晋封建说的具体论证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这些弟子们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堕落为汉奸，这与陶希圣政治上的误导有关。也有一直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经济史学界耆宿的。如何兹全先生，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基本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比较注意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宏观的把握，同时把它和具体问题微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自己资质、能力都不高，唯一稍为比同辈高的地方，就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较早用它来进行研究。他虽然由于与《食货》的关系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仍然为有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由衷的高兴。
除了上面谈到的三方面的力量外，中国经济史界许多老一辈的知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例如经济史界的南北二傅（傅衣凌和傅筑夫），在回忆他们治史经历时，都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他们的影响[11]。
唯物史观与经济史研究的密切关系，一些不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也看得很清楚。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多次以肯定的口气谈到当时唯物史观的迅速传播，表示他的考辨工作与用唯物史观指导的研究并不矛盾，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某些基础和方便。抗战时期，由他主编的《文史杂志》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专号”，并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论。社论说：
依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经济史研究乃全部历史研究的重心，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分歧复杂的社会现象，都可以而且必须向当时经济实况中求得其所以然的原因；如果不把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情形予以究明，那一切历史事实绝不能得到正确而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由此可见在现代历史学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如何为人所重视。并且经济史研究也确实不应忽视，因为人类的物质生活的重要固不在精神生活之下，精神生活虽有时影响到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也正不断地影响着精神生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进步的历史学者是绝不容忽视历史的经济因素的。[12]
社论所说的“某一些历史学者的主张”，正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及与此相联系经济史研究所受到的重视。
四、唯物史观与“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或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这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传统。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例如，在《食货》半月刊的封面上，“社会史专攻刊物”的字样赫然入目，而创刊号《编辑的话》申述其出版意图是把“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力量集合起来，该刊刊登的经济史论文索引，则或称“经济社会史”，或称“社会经济史”。这说明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的集刊，称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而侯外庐称其将社会史与思想史一担挑，把思想史研究置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所谓“社会史”，就是“社会经济史”。再往上溯，所谓“社会史论战”，就是“社会经济史论战”。现在，人们已经不把经济史称作“社会史”，也很少用“经济社会史”这个词，但仍然广泛使用“社会经济史”这个名称。[13]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的问题。社会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力，又要研究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又要研究各种阶级关系、社会组织等等的发展。不但如此，它还把社会当作一个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三十年代的经济史论著，其内容兼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不少是围绕着社会形态（当时称为“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当时称为“生产方法”）展开的。以《食货》半月刊发表的文章为例，其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我的粗略统计，主要涉及生产力的约占18%，主要涉及生产关系的约占57%，其中有关社会形态的讨论和研究文章超过该刊文章总数的1/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社会史论战的延续，同时也明显地体现了它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特点。人们不是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把握经济的发展。所以，人们说“经济史”的时候，是指与社会有机体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史，人们说“社会史”的时候，是指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史；两者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这种传统，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把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视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基础。
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的这种传统，使它区别于中国传统经济史学，并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上面说过，中国传统经济史学主要记述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现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虽不忽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但更关注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的经济生活。广义的社会虽然包括国家在内，但社会和国家是也可以理解为不同的系统：国家是上层的统治的系统，社会是下层的基础的系统。传统经济史学注重前者，现代经济史学注重后者。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分析这种“社会”系统提供了最锐利的工具。只有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史学才能真正超越只重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的传统经济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
把经济与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组织为社会的。在西方，也有把经济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例如，法国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把“经济社会史”写在年鉴学派的旗帜上。但西方也有脱离社会研究经济史，追求纯粹的经济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陈振汉批评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作《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黑人奴隶制的经济学》，赞扬奴隶制的“高效率”和“生命力”，是一部没有奴隶的“奴隶制经济”史。这是研究经济史见物不见人的典型。陈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与社会史家密切合作。其实，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正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好传统。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发扬这种好传统
注释
[1]《古史辨》第四册顾序。
[2]《古史辨》第七册上编《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附言。
[3]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4]王锡礼：《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载《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第6页，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
[5]胡秋原：《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刊言》，载《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第1—2页，神州国光社1933年6月20日出版。
[6]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7年。
[7]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8]经君健：《严中平先生传》，载《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9]本刊编辑：《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李文治教授谈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0]龙登高：《商品经济、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史——李埏教授治学专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傅衣凌自传》、《傅筑夫自传》，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论文摘要：哲学的价值范畴是人文价值，是人的应然存在在自己的对象性活动中的全面生成；而经济学的价值范畴则仅仅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经济价值，二者之间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不能彼此分割，也不能互相替代。认真探讨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助于消除因价值概念的混淆而带来的思想混乱，矫正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论误区。
一、经济价值的含义及其局限性
经济价值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因此，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79对于这样用以创造经济价值的生产劳动，马克思曾经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刻都不能停止的人的生存之根，“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77可见，任何淡化或拒绝经济价值的貌似“清高”，都是于人类生活无补的异想天开的理论悬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价值的基本形式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是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凝结，或者换一种说法，商品的价值是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吸纳”。这样一来，劳动也就被视为经济价值的源泉。于是，经济价值便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次，该商品能够用来交换到何种商品；最后，该商品及其等价物能够用来满足人的何种需要。
由于经济价值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是人的生活和生存不可须臾离开的基础，所以它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是，经济价值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和限度，如果把经济价值无限泛化，用以覆盖一切价值领域，或用来代替哲学的人文价值，那就必然引起思想混乱和理论误区。这是因为：
第一， 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或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创造经济价值或社会财富的不单有劳动这一要素，同时还有土地、设备、原材料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劳动和各种非劳动生产要素共同构成社会财富（经济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说，创造经济价值的主体不仅包括劳动的自为主体，而且包括自然界的对象主体，商品并不仅仅是对于劳动要素的“吸纳”，它同时还“吸纳”了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因此，马克思曾经严肃地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中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错误论点，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2]298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来源除了劳动产品以外，还包括自然物品和服务产品。商品是在市场上通过交换而获得的物品，其中有自然物品、劳动产品和服务产品，尽管商品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劳动产品，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无论怎样都不能凭空生产出劳动产品来。如果从源头上说来，大多劳动产品都是取之于自然物品。例如，人们吃的粮食是农民通过耕种土地而获得的劳动产品，粮食是庄稼结出的果实，庄稼是农民把种子种在土地里而生长的植物——这里就出现了诸如土地、肥料、种子、阳光、空气、水和其他自然条件等等。
第二，人的劳动或对象性活动，并不只是限于向着经济产品的投射，而同时投向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结果必将在超越经济价值的意义上表现为人类生活的全面生成。近年来，英国学者皮尔斯等人在理论上系统地讨论了环境资源经济总量的构成问题。他认为，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其中，间接使用价值类似于生态的服务功能；选择价值是人们为保护某种自然资源以备未来之用所预支的费用，类似于保险费；存在价值则意味着环境资产的价值评估，如原始森林由于具有很高的潜在性存在价值（其中包括环境价值和审美价值），所以，人们就愿意投资保护它。国内许多学者的论著已采纳或吸取了这个观点。资源经济学将自然资源分为产出物和非产出物两大类，与之相应的便有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 前者指自然资源可直接用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经济价值，如饲草，或其转化物——肉、乳、毛、皮等，这部分价值还包括其他的使用效能，但它们并不直接用以生产过程或消费过程，不直接或不可能直接在市场上交换，属于非使用价值，其价值只能间接地表现出来，甚至可以在人的心理生活、感情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愉悦中得到体现，是人在经济领域之外的价值目标的实现。这时候，人的活动的投射所生成的价值，并不是可以用来交换的有形商品。
第三，直接的经济需要远不是人的全部需要。诚然，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物质财富普遍匮乏的历史条件下，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经济价值将是基本的或被人普遍关注的主要价值形式。但是，人的需要不限于经济需要，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基础上，人的需要旨向将随之向其他的社会生活领域拓展，诸如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审美愉悦的需要等等，而这些非物质、非实体的价值形式，是不能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原则用货币去购买的。马克思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如果劳动本身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那就是有害的、造孽的。把劳动与创造财富相提并论不是马克思的本意。一味追求财富而破坏自然环境的劳动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与它造成的环境损失相互抵消以后，对人类的总福利将会是一个负数；它所产生的“有害的、造孽的”效果不但使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环境发展不可持续，甚至必将危及人类的生存。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只是限于围绕经济价值的轴心运行时，不仅会导致经济活动本身的不可持续，而且必将导致人本身的异化。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消耗了自然物质，同时还降低了自然的质量，自然的生态系统因此就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和修复补偿的过程。于是，人类要持续发展，必须依托于稳定、健全与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对自然生态系统不断地提供必要的补偿，包括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充实和发展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也就因此被提上了议程，即这种补偿不能仅限于两大部类之间的补偿，还必须考虑对自然的补偿。具体说来，就是在产品价格中必须追加环境损耗的成本。因此，当代人在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时，应尽量避免给后代人造成环境损失的后果，如果这些行为不可避免，就必须采取合适的“储蓄”、“贴现”方式进行补偿。
二、人文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在人的全部生活需要中，物质生活需要一直居于基础地位，因此，经济价值就是最基础的重要价值形式。但基础并不等于一切，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不能掩盖和代替人的其他生活需要，否则，人的存在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甚至是与人相异化的。
国内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价值的生产要素相继扩大到了土地、资本、经营管理和科学技术等等，劳动价值一元论就相应地扩展到生产要素多元论。但是，这种观点对于拒绝将环境因素计入生产成本、普遍低估自然价值并突出地表现为在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现象，还不能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比如，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3]20。从经济维度看来，在一个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里，没有商品，劳动甚至也不表现为价值，自然就更无所谓有没有价值了。但是，私有制关系的出现，使自然成为供人们占有的对象，而资本主义则把这种关系放大到了极致，使自然完全沦为工具性的经济价值，资本原则作为绝对的普适原则驱动着整个社会的运转。
其实，从经济维度说来，“价值”通常表征着人的效益评价和主观偏好，而环境价值的分类则是人们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自然效用的认识，或者说不断发现了自然的新的价值（包括自然的内在价值、使用价值和系统价值等）。在经济领域，人们之所以“在观念上和语言上”赋予自然以价值，是因为自然具备了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 [3]406。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自然的需要层次不断提升，为了让自然更好地有序运行和全面满足人自身的需要，人们的活动样式也大大丰富了：不仅使自然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且还使其满足人类发展、生命安全、美感愉悦等等的需要；不仅令其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还使其满足人类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然，人们为此就必须学会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的需要，学会尊重和善待自然。
近代以来的人们把自然过度地经济化的实质，在于片面地突出了自然对人“有用”意义上的工具价值，相应地弱化和取消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4]879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根源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政治的或社会制度的领域，由于单纯追求经济目的而导致环境破坏和文化失落的生态危机，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社会主义或其他社会制度的现实生活中，都普遍地存在并有继续蔓延的趋势。这即是说，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单纯的政治原因，而是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心理的综合原因所致。
以赢利和生产为目的的经济，其后果必然是浪费的经济。工业文明时代的大生产造成了大消费，大消费又维持了大生产，从而导致经济价值对于人本身的异化。美国女哲人哈娜·阿朗特早在1958年就曾这样评价美国的经济：“我们的整个经济已变成一种浪费的经济。在这种浪费经济中，所有的东西都得飞快地吞掉或扔掉，几乎跟这些东西问世一样快，以便使这个过程本身不遭到一个灾难性的停止。”[5]304在这里，手段和目的神奇地发生了置换——生产不是为了消费，消费反而是为了生产。即使生产毁掉了整个生态环境，以至于使整个人类的生活难以为继，它也仍然难以停顿下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个被舒马赫所揭示的判断幸福的不同标准问题：“近代的经济学家总是以消费较多比消费较少的人‘生活要好’这样的信条为出发点，根据每人每年消费总量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佛教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合理。因为他们认为消费只是实现人们幸福的一种手段，人们的目的应当是以最小限度的消费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幸福。”[5]306那些在生产中仍在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人们，很有必要深思何为幸福的问题。
把环境价值单纯经济化、工具化的倾向，始终立足于或局限于劳动价值论的阵地，尽管它也承认马克思的关于“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的论点，但是，由于过分地强调自然的经济价值或工具价值，从而不能不忽略甚至排斥自然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和人文价值，所以它就只能在真理的门槛以外徘徊，而难以走进真理的殿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价值并不是任何预成的实然存在，而是主体选择和创生的随机生成的应然过程。并且，“满足需要”的活动本身并不一定就有价值，因为主体的需要并非天然都是合理的，其中既有积极的需要，也有消极的需要；既有正面的需要，也有负面的需要；既有适度的需要，也有超度的、过分的、虚假的需要。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选择，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赌上了人文价值失落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并且，在生产类型上，仍然局限于传统的两种生产理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而把人的环境需要以及经济以外的其他需要置于发展经济的视野之外，无视人和人的生境的彼此统一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经济维度所关注的价值并不总是真正“合目的”的，并不必然导致实现主体应然存在的全面生成。假若与人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应然生成相背离，那么，即使人在实践活动中多么的轰轰烈烈、叱咤风云，在主观上以为自己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成就，也难免导致人和自然的双重异化，从而终究是以经济活动成功的外观创造着负价值，虚度或扭曲人生。
长期以来，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被片面误解为“物的发展”、“工具的改进”和“财富的增殖”，忽略了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实质，以偏概全地用经济价值取代了人文价值，用物质生活需要淹没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和审美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 [6]88。如果把发展生产力、繁荣经济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外在有用性的经验价值层面，而忽略其中所蕴涵的人的全部本质的超经济价值，忽略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和人生意义的文化价值，那就是用外在工具价值淹没人自身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用经济价值取代人文价值。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全面理解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关系的当代意义
在全球生态危机依然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与持续发展的当今时代，全面理解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辩证关系，具有切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在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按照历史的辩证法则，一种理论在它创立时无论多么科学，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个别问题的解释上都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而需要不断地完善与发展。例如，马克思关于土地有价格无价值及其相关的商品价值的一些具体结论，是在当时人与自然矛盾尚不十分尖锐、作为商品交换的自然资源种类不足够繁多（主要是土地、矿山）的条件下做出的（尽管这些具体结论至今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科学性）。如今，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主要矛盾，人类所利用的自然资源基本上都已呈现严重匮乏的条件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无疑将需要进一步地修正、充实、完善和发展。坚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并将其拓展到自然价值论域，可以使我们对自然资源价值来源问题作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生活现实的科学回答。
其次，确立全面的生态价值观，矫正和协调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逐步认识到，正是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价值观念的支配下，人类采取了全面现代化、工业化的生产规模与发展模式，从而造成了全局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鉴于当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匮乏与环境困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都已深深地烙上了自然资源的特征。因此，传统经济学理论和经济价值观念，都必须按照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彼此协调模式，进行实事求是的更新发展。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无疑将有利于促进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完善和发展。
再次，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模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点与难点之一，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以及更加完善的商品价值理论，有助于建立一套合理的以自然资源价格、采掘与种植业产品价格到工业加工品及消费品价格的价格体系、价格形式与运行管理机制；也有助于我们掌握价值规律，按照经济发展与资源再生产、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生态法则，正确调节商品生产者之间、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及再生产方面建立科学的调节机制。总之，对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为全面满足人的需要、防止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促使人的全面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在当代能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衡量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社会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一边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一边掩盖或忽略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那它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可见，正确理解和处理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辩证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人民出版社，1963．
[4]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
关键词：边际效用价值论；心理学；经济学
引言
边际效用探讨的是人们内心的满足程度。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去解决经济问题，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细胞的发现、达尔文相对论和万有引力的提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人们从研究神的存在开始转向研究人自身的发展，从人类起源到内心活动都是人们的探讨范围。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学者不但要思考如何使资本收益最大化，还要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利用当时最新的理论方法去解释经济现象，这个时候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出现在人们视线，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自然成为了当时学者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一、边际效用价值论、心理学与经济学
要明确心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首先就要说明本文的经济学所指的范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解释国家治理与财富积累的一门学科，后来西方学者为了推行“全球化”，便去掉了“政治”一词将其改名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及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要被共产主义取代，扎根于辩证唯物主义而极力回避描述人的主观意识。综合历史中各经济学流派，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时间以19世纪80年代心理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为界，不包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边际效用价值论与心理学
边际效用指消费者每增加消费一单位商品或服务所带来的效用增加量，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多，每增加的一单位效用是递减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描述的是人对商品或服务的价值判断，即欲望。商品或服务能否满足人的欲望，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感受。
因此，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质上是以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来衡量商品和服务给个人带来的满足程度。边际效用作为分析人的满足程度的切入点，使得欲望、需求诸如此类的心理感受变得可以考量，它考查的并不是人的满足程度总量是多大，而是单位增加量的大小和变化。边际效用价值论为考查人的满足程度带来了真正可以操作的方法，这一操作方法的产生正是源于人们开始从心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产生的。
2.边际效用价值论与经济学
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最早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其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的论证是：心理上的感觉决定了人们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判断，买卖双方根据各自对物品的主观价值判断进而达成交易，成交商品的价值即为客观价值，客观价值是边际效用价值的完成形态。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使人的心理活动成为了新的研究视角，边际效用价值论第一次让经济学者把纷繁的经济现象和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结合到了一起。后来的经济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利用心理学解释经济现象，心理学也成为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一部分，例如凯恩斯用“流动性偏好”解释收入该如何分配，以及20世纪50年代产生的交叉学科――经济心理学，它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经济学兼心理学教授乔治・卡托纳创立的。
3.心理学的研究对经济学的重要性
经济学以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致力于解决社会如何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资源分配关系到个人就会有逐利动机，因此不能忽视人的心理活动。了解心理学能够帮助经济学者更好地认识“意识的能动作用”，理解经济活动参与者背后的动机，只有掌握了经济动机，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了解心理学能够帮助经济学者更好地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以经济现象的角度，去考虑经济现象发展之下人的活动，从而提出切实可行的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启迪经济学者的研究，例如心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个案分析法能使经济学者关注经济活动中个别人的行为，防止共性的理论掩盖个性的现象。
二、本文的写作目的
学者有关心理学和经济学关系的论证从未停止过。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任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所谓新经济就是心理学”。经济学家在解释自己的理论时提出了很多基本概念，比如价值、选择、产权、机会成本、贸易等，它们是经济学理论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心理学家则认为，这些概念都包含了人类的行为及心理成分[1]。研究经济心理与经济行为的相互关系，能够为经济行为的预测和调控提供可靠的心理科学依据，并为我国制定改革方案和推进改革事业提供可靠的心理科学依据[2]。经济学者借鉴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始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实验经济学的创始人，Vernon Smith因“在实验经济分析尤其是选择性市场机制研究中引入了实验室实验”而获得诺贝尔奖[3]。
心理学和经济学紧密相连，前者自然会对后者的方法论产生影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实践辨证法基础上的系统抽象法，具体来说囊括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成果。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整理，本文作者认为，心理学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对经济学产生了影响：扩大了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增强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实用性；明确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性。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三、心理学研究对经济学的影响
1.心理学扩大了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心理学让经济学者开始探讨人的心理活动，扩展了经济学者的研究对象，经济学者的研究视野不仅仅局限在用纯经济学理论解释经济现象。在亚当・斯密、李嘉图之前的经济学者几乎都在研究如何积累财富，当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反抗封建统治的时期，经济学者转而探讨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的合理性以及资本如何获得最大收益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经济学者才开始将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普通的个人身上，体现在边际效益价值论的产生和后来的心理学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真正覆盖到了完整的社会生活之中。生活中也有很多例子，例如商务谈判、买东西讨价还价，如果只从实现均衡价格的角度去分析，往往得到的结论是简单却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因为忽视了博弈双方的反复要价的是心理变化。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经济社会的心理预期会影响政策的有效性，人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建立在完全信息之上，只有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政策才会起到作用，这表明，心理预期已经成为了经济学者考量的不可或缺的变量。当前，人们的心理活动已经是构成市场经济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对人们心之所想的判断，才是完整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确保了解释经济现象的完整性。
2.心理学增强了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实用性
心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经济行为是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引入心理学的思想。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为例，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企业如何生产、消费者如何花钱，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国家该如何制定经济政策，这些模型无外乎都是对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并且建立在苛刻的假设条件之上，如果不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即使理论很完美，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我们也不会觉得它们的实用性体现在哪里；只有在分析过程中加入了大家熟悉的心理因素，我们才会觉得模型是有生命力的、是为我们日常生活所熟悉的，才真切体会到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心理学强调人的心理活动是由外在环境塑造的，并且人的行为反过来会影响外在环境，这就要求经济学者不仅要提高分析个人的经济行为的理论性，还要重视考虑了心理作用而产生的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确保研究成果甚至政策制定是切实可行的。心理学极大地推动了博弈论的发展，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其模型越来越接近现实生活，“完全”到“不完全”的转化正是经济学者对心理学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并且对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现状描绘。只有从相关人员的角度去发现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我们才会说这是理论完整的运动过程，也是理论的实用性所在。
3.心理学明确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性
心理学本质上以人为研究对象，经济学与心理学应该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学科，因为它们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有关人的，并为人服务的学科。经济学的理论也不应该脱离心理学有关人性、认知、理性和欲望的限定，不应该停留于表面上地描述、解释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的市场活动参与者的行为。经济学者在思考经济问题时参考了人的心理因素和需求，就能明确人的目的和动机，并综合考虑人所处的环境和人本身的条件，把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会有助于产生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学理论。做到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变从前的以资本、利益为研究方向，经济学者便掌握了以人为本方向，经济学的研究也会顺应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
四、结论及建议
综合了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学与经济学相互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加以完善和补充。因此未来经济学的研究仍要参考心理学的相关内容。但要注意的是，经济学者要吸收利用心理学中有利于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成分，而不是简单地将心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相加。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在解释经济现象、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完全依赖人的心理因素和需求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
我国国情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即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矛盾是公有制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矛盾。因此我国的经济学不能忽视政治因素，我国的经济学适用于经济学的叫法。我国的经济学理论不仅要扎根于本土的经济现状，还要依靠本土的心理学研究。只有我国的百姓才是最了解我国现状的，国外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并不适合解释我们自己的心理状况，外国的文化入侵、国内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容易让我们迷失在物质欲望之中不能自拔，只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带给我们牢固的心理依靠。因此我们要对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心理学。
我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人民需求日益多样化，政策制定必须要考虑到民众的心理接受能力。政策的执行必须保持连贯性，否则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在社会上产生负面的心理影响。经济学者必须要重视心理预期对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的影响，注重民意，让人民畅所欲言，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我国老百姓的诉求，更好地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彭凯平.经济人的心理博弈：社会心理学对经济学的贡献与挑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03：61-69
[2] 方强，海韵，曼达，晓蒙.经济行为心理学刍议――兼及我国经济改革的心理科学依据问题[J].经济科学，1992，04：30-34
[3] 皇甫刚，朱莉琪.Vernon Smith开创的实验经济学及其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J].心理科学进展，2003，03：243-248
[4] 李霞.心理学与经济学相融合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67-69
［关键词］工程素质；工程经济学；教学；创新
引言
工程经济学在工程管理专业的学习中具有重要地位，其不仅是学好工程管理课程的基础，还是工程管理学科中的核心课程。通过学习工程经济学，可以使学者了解工程项目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以及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为将来的课程学习打下重要基础。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课程的特征，结合实例分析经济问题，希望可在以后的教学和学习中提供一些参考。
1工程经济学基本特征
1.1综合性
由于工程经济学涉及的内容、知识比较广泛，形成了其综合性强的特征。工程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尤其强调对经济意识、经济观念及工程经济基本知识的灵活运用，注重基本理论和技能等方面的培养。工程经济学在市场环境下，以经济为学习主体，通过使用各种技术，分析多样化的投资方案，从而形成学科的学习内容。工程经济学并不单独成立，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密切关系；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相互联系。在一些设计、工程、经济管理方面的运用都体现了工程经济具有与较强的综合性特征。
1.2实践性
在人类长期以来的工程技术活动中，形成了具有实践性意义的工程经济学，其理论和技术是基于实践的深化与总结。实践得出理论，同时理论指导实践，随着社会的发展，工程工艺的不断创新，两者将会不断完善和优化，继续推动工程学科的发展，为社会进步创造有利条件。1.3实用性上文提到了工程经济学的实践性和综合性，只有将工程经济活学活用，运用到实际的工程案例当中，才能发挥实际性的作用。工程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较为严密，难度也较大，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掌握理论体系，巩固已经掌握的知识，并延伸相关的知识点。同时，还要将掌握的理论运用到案例当中，学会分析，能够更深地理解，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工程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①教学方式的落后。大部分授课采用的是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只听不动的方式，并没有起到授课的效用。②缺乏实践性。工程经济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需要将课本知识融入到实际工程案例当中，并掌握技巧的使用方法。当前的工程经济学缺乏的就是开展实践活动。③自主学习时间的调控。自主学习的时间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决定，但往往由于章节的内容不一样，遇到比较复杂的内容学生提问的次数较多，就造成讲解的时间过多，影响大课程的进度。对于这一问题需要对自主学习的章节进行调整，控制讲述时间。
3工程经济学教学创新
3.1教学方式的创新
传统的教学采用的是以教师为主体进行授课的方式。然而，在当今的教学中，总学时有所缩减，但工程经济学的内容不变。因此，在较少的课时完成较繁杂的课程，必须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授课。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由教师主体型向学生主体型转变，教师进行辅助授课。首先，以学生为主体需要提倡在课堂中积极开展小组讨论、到讲台上讲课的形式，以实际工程案例为主，进行活学活用的讨论分析。其次，要将课堂知识扩展到课外，积极引导学生到课外进行学习，留意观察课外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并积极总结观察结果，帮助学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另外，明确学习目标。每节课上给学生布置小任务，让学生多一些思考，带着问题去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可以根据学习的内容让学生进行课程设计，将阶段所学知识运用到课程设计中，提高学生的工程素质和实践能力。
3.2教学手段的创新
通常情况下，教师授课主要是基于教材内容进行讲解，学生主要是听，教学手段过于单一，难以起到互动的效果。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对教学手段作出调整。
3.3提高教学实践性
实践性教学有助于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以及工程素质，帮助教师检验教学成果。工程经济学要求将知识灵活运用到实践中，与实际相结合，因此，应该重视教学实践的意义，提高教学的实践性。例如：选取一个工程投资案例让学生进行经济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原始数据的预算、资料的收集、报表的编制与项目风险，等等。教师应引导学生进入实体工程中，尝试工程前期或后期阶段的基础工作，让学生真切感受工程经济学在实际工程的运用，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4结语
工程经济学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在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学习中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关内容，为学生日后学习相关课程做好铺垫，为社会的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
主要参考文献
［1］吴喜平.《工程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价值工程,2011(22).
一、课程内容体系结构
《经济政治与社会》课是2009年教育部负责制定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必修课程，以新颁布的教学大纲为依据，结合中职学生的特点，我们探索确定了较为完善的课程内容体系：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为课程内容的体系结构。这门课程一共是5个单元，15课。经济建设在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政治建设在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第五单元是社会建设，同时也包含了文化建设。5个单元构成了“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的内在结构。我们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了这个体系结构：
1.从“四位一体”的关系把握
因为“四位一体”具有整体性，四大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在5个单元中前两个单元反映的是经济建设，它在“四位一体”中，表现为“中心”和基础，经济建设要为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物质保证、物质基础。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反映的是政治建设，强调的是制度保障和政治方向。第五单元是社会建设，同时，文化建设也包含在其中。第五单元的内容说明，文化建设要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社群支撑。
2.从中职教育层面方面
第一、二单元的经济建设部分，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的基础知识，以便投身于经济建设;第三、四单元，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政治的基础知识，以便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第五单元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一些基础知识，使他们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人人有责，作为中职生，要为构建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出力。
二、实践性教学的设计思想及教学组织的目的
1.实践性教学的设计思想
我们把《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的实践性教学分为认识性实践，即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课内实践)、理解性实践，即理论思维的拓展(校内课外实践)和拓展性实践，即探究性活动(社会实践)等三个环节，我们称为“三环节”实践性教学模式。大家知道，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是基础，也是根本，这是学生面向社会、面向生活必须掌握的工具和本领。有了这个工具和本领，他们才能够解释社会、解释生活。但是在课程教学中，如果我们只限于这一点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启发学生的思维，这就是我们有时讲的发散思维，或者思维拓展。启发学生的思维，扩大学生的视野，能够使他们从某一个知识点引发出对问题的思考，拓展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思维，所以，理论思维的拓展是方向。课程教学中的探究性的活动，是学生进行理论思维的实践性的活动，它具有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效果。
2.实践性教学内容组织的目的
实践性教学内容组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中职学生通过《经济政治与社会》课多种方式的学习，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基本观点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有关知识;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辨析社会现象、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从课程的基本理念层面关注学生身边的生活现象，从学生要面对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入手，要求他们掌握经济、政治、社会的基础知识;从课程的基本内容层面旨在提高中职学生认识和参与当代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重要课程，培养他们参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能力。从课程性质的认识，使学生真正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能够积极地投身到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当中，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三、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内容与效果
1.第一环节：与课堂理论教学同步，积极开展课内实践，加强认识性环节
2.第二环节：与学生社团活动同行，开展校内课外实践，加强理解与体验性环节
第三环节：与社会和专业实习联手，开展校外社会实践，深化运用性环节
以上三个实践环节的构建，将《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的课堂教学与中职学生的第二课堂的社团活动和第三课堂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实践合力机制，使学生不仅从课堂上学到必要的理论与知识，而且也能在实践中陶冶情感、磨练意志，形成信念，锻炼行为。
2.实践性教学设计的特点
中职德育课课程与其他学科课程的教学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主要教学目标在于价值观念的确立、态度的改变以及正确的道德信念和行为方式的形成;(2)强调对学习主体的尊重;(3)在教学内容方面，要完成认知目标，还需要通过情感、行动的经验来实现;(4)在学习活动的方式方面，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应是重中之重。[3]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中职德育课课程的教学应突出鲜明的实践性。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德育课仍然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为此，本研究就是通过德育课堂教学中开展实践活动，改变传统的说教、单纯的理论教授为主的教学方法，以突显其实践性特点。
3.实践性教学的有效途径
长期以来，以讲授为主的德育课教学由于针对性较弱、教学方式方法简单而成为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的主要原因。德育课讲授式教学也容易以“灌输”为主、“智育”为主、忽视学生主体地位。虽然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多媒体使用等方面改进，但仍然以“智育”活动为主，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将抽象的理论知识“演绎”成“具体的、易懂的知识”，德育课仍是知识学习和思维训练为主，较难落实情感态度观念目标和践行。
德育实践证明，人的德性的形成与发展不能靠“灌输”、不是靠外界“给予”的，而是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依赖于主体的学习和思考，并最终落实在行动上，内化为自身的内在素质。因此，转变德育课教与学的方式、加强实践教学成为德育课的必然选择。
对于中职德育课来说，实践教学方式改革，就是要通过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把德育课教学与学生生活、职业活动相结合，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改变“重理论传授，轻学生实践”的教学方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构建德育课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活动形式相结合的新教学形式。
4.实践性教学的评价
首先，在考核内容上，既要对基本理论进行考核，也对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及他们的实践表现进行考核。其次，在考核方式上，重平时、重实践。再次，考核负责人上，多角色、多层次，由理论课任课教师、班主任、学生参与考核。采用期末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合、理论成绩考核与实践考核相结合等综合考核形式，具体考核方式为：平时成绩(考勤及平时作业占20%+课堂实践10%+德育结合实践20%)+期末理论考核50%。
5.实践性教学的效果
通过以上“三环节”的课程实践活动，使学生们树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劳动观，提高了自身的职业素质，增强了他们创新、诚信、效率、公平等意识，树立了依法纳税的观念，提高了参与经济生活的能力;使学生了解他将来所从事的职业活动所处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背景以及相关的时代、国际背景，了解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认同我国的经济制度和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增强了他们的规则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增强了参与经济建设的能力;使学生认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认同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使学生了解参与政治生活的相关知识和我国的对外政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提高了他们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能力;使学生了解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的有关知识，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要求，懂得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意义，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四、实践性教学的反思
针对当前中职德育课缺乏有效开展实践教学的实际，探索将实践活动引入课堂教学，以实践活动形式设计和实施德育课教学，改变过去那种单纯地以理论讲授为主的教学形式，构建德育课理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活动形式相结合的新教学形式，使德育课实践教学常态化。
通过实践表明，通过“三环节”德育实践课程的教学，使德育实践活动教学成为一种可行的、有效的教学形式。通过实践性教学，使学生亲历或虚拟地亲历某种情境或事件，并获得相应的认知和情感的直接经验，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抽象的理论知识，改变过去那种“重理论传授，轻学生实践”的教学方式。同时，通过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把德育课教学与学生生活、职业活动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增强德育课教学的吸引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因此，要把实践活动作为实现德育课教学目标的重要教学形式。
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有效开展，可以使知识“活化”，可以使学生有了真实体验，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德育课学习的有趣和有用，可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也可以促进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等等，切实提高德育课教学实效性。因此，我们要把实践活动作为实现德育课教学目标的重要教学形式。
实践性教学设计和实施的策略、方法有很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及时总结提炼。但是，实践性教学在德育课中的功能发挥不可能立竿见影，因为，要搞好实践性活动教学，不仅是教学技术问题，还面临着很多实际问题，如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实践活动资源的欠缺、教师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学校领导的支持和教师的奉献精神。
关键词： 后现代经济；符号；广义符号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17―08
20世纪中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开始迈向后现代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流；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正式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同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为反映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还提出了信息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等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后现代经济)的本质并无统一的认识。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类自身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对人的本质的正确把握是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和关键。恩斯特•卡西尔是现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作为一位新康德主义者，他从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出发，着重研究人类认识问题。在《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中，卡西尔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向，他试图用符号形式的哲学思路去把握和描述世界以及人性的生成与演化。在其名著《人论》中，他以“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为出发点，勾勒了人性发展及人类文化的所有创造物――语言、历史、艺术、宗教、神话的整体构架。作为西方人学理论的一次创新与突破，卡西尔的关于人的符号本质的论点或许能够使我们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后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一、符号
符号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的理论基石。符号的基本意思是标签或象征。如果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那么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如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音乐、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卡西尔在一般意义上对符号作了解释：符号是人们共同约定用来指称一定对象的标志物，它包括以任何形式通过感觉来显示意义的全部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某种可以感觉的东西就是对象及其意义的体现者。卡西尔也认为符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意义的载体，是精神外化的呈现；另一方面它具有能被感知的客观形式。在符号中，既有感觉材料，又有精神意义，二者是统一不可分的。符号的建构作用就是在知觉符号与其意义之间建立起联系，并把这种联系呈现在我们的意识之中。［1］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并不是单纯的实体物质，它属于关系范畴，反映的是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关系，即外在物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的统一关系，不应片面地将其理解为形式化的记号或标记，忽视其意义。例如，送玫瑰给情人时，玫瑰就是“爱”的“符号”，这一符号的能指就是作为物质形式存在的玫瑰，所指就是能指代表的意义，即爱；基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联想式的整体)产生了第三个术语①，这束玫瑰成了一个符号。我们必须注意：作为符号，这束玫瑰不同于作为能指的那束玫瑰……作为能指，一束玫瑰是空洞无物的，而作为符号，它是充实的”。［2］134作为符号的玫瑰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体现为对“爱情”的表征，接受者接受的不是物质性的“玫瑰”，而是作为符号的玫瑰，即“爱”。
符号作为对象的指称形式，它的统摄功能具有生成人性和塑造人类文化的作用。首先，“符号的抽象性使人的生活超越了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有了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3］53其次，符号的普遍性表明人的符号功能是不受任何感性材料的限制，这使人的世界有了比动物世界无可比拟地宽广和丰富，使人类能够打开文化世界的大门。最后，符号的多变性使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也可以在同一种语言内，用不同的词表达某种思想和观念。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教育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3］35
卡西尔认为要更好地理解符号，需要把符号与信号相区别。信号是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是对外在世界的被动的接受，动物是以所属的种的本能活动获得信号，被动的适应外部环境，例如巴甫洛夫所作的狗的第二信号系统实验表明，铃声作为“食物”的信号仅仅是一个物理事实，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信号不能和人的“符号”相提并论，符号是观念性的或意义性的存在，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人类有了符号，不仅可以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做出被动的反应，而且能够凭借自己创造的符号主动地把握世界、解释世界，以自己的精神力量能动的改造对象世界，使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使人从动物的纯粹自然世界升华到人的文化世界。
符号与信息、知识、体验、注意力和文化等概念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了解了它们的区别才能更好地理解符号。第一，信息反映的是信息的接受者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强调符号所蕴涵的意义是否有新意，具有直接明确的价值性，信息传递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实现符号互动。第二，知识是人们对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果，即以符号方式存在的符号互动的结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知识是人类整个符号系统的一个子集②，但是符号不一定是知识。第三，体验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反映，这种关系形成于消费者和消费的产品或服务互动过程之中，它不能离开主客体而单独存在。由于人与外在世界之间互动的基础是符号，因此体验所反映的关系是一种符号互动的关系。第四，注意力只是人类活动(符号互动③)的一个表层环节或方面，是对于某条特定信息的精神集中。注意力所关注的是如何吸引人的“眼球”，却忽视了“注意力”背后深层次的、根本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符号需求。第五，文化即人化和意义化，文化本身并不是符号，而是隐藏在符号背后的意义。这个关于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意义只存在于文化参与者的思想之中，必须借助符号才能得到表现，并通过人的感官才能被体验。需要强调的是，符号具有的物质实在性是次要的、非本质的属性，符号的本质属性是与文化相关的东西，即可以被用来在多种文化语境中传递的意义。符号是去魅后的文化，是人类的特殊创造物，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处在特殊关系之中的符号既可以表现为信息又可以体现为知识。
由上可见，符号可以很好地涵盖信息、知识、体验、注意力和文化等概念。我们认为“符号经济”一词较好地概括了后现代经济的各种表现形态：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文化经济。这些形态都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或局限于经济活动的某一范围和环节分析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缺乏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而符号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既关涉了以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经济，又包含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信息)资本为运营方式的新经济，它在深度、广度以及简明性等方面明显优于上述概念。［4］
二、符号经济与广义符号经济
符号经济就是以符号为基础的经济，具体地说就是通过符号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经济活动。关于符号经济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威廉•波特在其《致富秘诀》中提出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票据通货，并认为票据和金属货币虽然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仅仅是历史渊源上的联系，正如“货币或许起源于某种商品，但其价值和行为已不再受那种商品的控制了”。［5］440-441现代较早提出并使用符号经济这一概念的是彼得•德鲁克，他认为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是一组对立的概念，符号经济（symbol economy）即“资本的运动，外汇率以及信用流通”，实体经济(real economy)是“产品和服务的流通”。［6］38张晓晶认为，由经济符号的创造、流通所形成的执行一定经济功能的经济系统就构成了符号经济。他把经济符号看作是一种能够变现的对未来收入的索取权凭证，并认为“货币”、“信用”、“金融”等都可以纳入符号经济体系中。在此基础上，张晓晶进一步指出金融经济与符号经济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着重于功能上的描述，而后者更侧重于形式上的描述而已。［7］
货币符号是经济符号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有了货币符号，有了货币符号使用范围的扩展，经济生活才得以从符号上去理解；但是，如果符号经济的概念仅仅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提出这一概念就没有太大的意义。首先，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的符号经济的外延和内涵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理论和现代的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张晓晶在《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符号经济与虚拟经济、名义经济以及金融经济的外延是一致的。虚拟经济与符号经济的内涵也没有多大的差别：符号经济指的是经济符号，即“货币”、“信用”和“金融”的创造与流通形成的价值增值；马克思的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衍生出来的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8］其次，对于张晓晶提出使用符号经济可以有助于区别虚拟经济的歧义，我们认为这一建议的确可以较好地消除歧义，但是成思危的方法更佳。成思危指出，目前造成“虚拟经济”含义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把英文中的“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和“Visual Economy”都翻译成了“虚拟经济”，并同时在三种含义上使用，消除混乱的方法是：将“Fictitious Economy”翻译成虚拟经济，因为它是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概念衍生出来；将“Virtual Economy”译作“拟实经济”，因为它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运行方式，比如说电子商务等等，即“网络经济”；将“Visual Economy”译作“可视化经济”，因为它是指在计算机上模拟实际经济活动的可视化经济活动。［8］再次，从用词的匹配性角度看，张晓晶认为用“金融”没有用“符号”与“实体”匹配好；我们认为用“虚拟”更好，因为它与“实体”更对称、更匹配。最后，张晓晶指出，符号与实体经济并列可以很好地揭示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实体”自然是第一位的，“符号”自然是第二位的，这突出了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9］7我们认为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两者之间关系。其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到目前为止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20世纪以来全球金融业的繁荣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表明实体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在未来，人类经济体系中实体经济所处的位置只是基础性的，符号经济需要做的不是“突出它”，而是“取代它的主导地位”。当然，此时的“符号经济”不是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而是拓展后的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
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对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的拓展。第一，从外延上看，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的外延大于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现代符号学认为，一个事物若能“代表”它以外的某个事物，则该事物便成为一种符号。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的外延非常广泛，包括语言、文字、数学符号、意象、音乐、物件、姿势、面部表情乃至人的嗅觉、触觉以及仪式、习俗等；而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主要指“货币”、“股票”和“债券”及其它金融衍生物。第二，从内涵上看，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更偏向于强调符号的形式，即符号的“能指”；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则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由于需要跨越学科之间的壁垒，许多人常常难以了解符号的真正内涵，常常错误地把符号理解为标记，即符号的能指(符号外在物质的形式)，忽视了符号的所指(符号代表的意义)。
由上可见，符号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广义的符号经济，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是狭义的符号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已经有人从较为广义的角度理解符号，思考经济活动中的一些问题。例如，让•鲍德里亚在20世纪中叶就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国家的符号消费问题；我国学者汪丁丁在本世纪初分析了个体符号交往的经济学含义。［10］为此，我们建议放弃金融学语境中的符号经济，从符号学角度理解“符号经济”，下文的符号经济主要从广义角度加以理解。
三、后现代经济的符号本质
保罗•萨缪尔森指出，“人类社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三个基本的经济问题。每个社会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事实上，经济组织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在今天与在人类文明之初一样地关键。”［11］4-5这三个问题的关键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们是判断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的重要标准。后现代经济的符号本质主要体现为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在经济活动的主体方面(即“谁来生产”和“为谁生产”)符号经济突破了传统物质性、生物性的“经济人假设”，提出经济活动的主体不仅是“经济人”，更是具有精神性、文化性的“符号人”。
人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体和归宿，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类自身的无限欲望和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因此，对人类自身欲望和行为的研究成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和关键。但是，关于“人的本质是什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到的答案各不相同。形式上已经非常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对现实问题不能作出有效解释和预测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关于人的假设的不完备。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确立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但是，“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准确、全面地反映人的“真实”本性。当代法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指出，“‘经济人’这种简化了的个人模式，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即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12］24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人”假设经历了由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到广义经济人的演变过程。广义经济人主要体现在加里•贝克尔、詹姆斯•布坎南、道格拉斯•诺思等“新经济学家”的著述之中。加里•贝克尔指出，“由于异乎寻常的精确化充斥了消费者需求理论，特色、声誉或善举等变量越来越失去存在价值。然而，人类行为其实并不是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充分(唯一)内容的。受欲望规定，人类存在着对荣誉、友谊、尊重等许多非经济利益的需要，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经常包含一些健康、道德、友谊、和社会目标”。［13］117-118“广义经济人”不再是凡布伦所指责的“洁白无瑕”的经济人，而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其行为的目标在于实现个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效用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从而涵盖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对伦理、文化传统的考虑。
在经济人假说不断修正的同时，也出现了“管理人”和“社会人”的假设。“管理人”是赫伯特•西蒙在批判“理性经济人”时提出的一种人类行为类型的假设。他认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证明人类行为包含着大量非理性的因素；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人受到自身在认识和计算能力方面固有的局限，以及信息不完全、时间有限的制约，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因此，不论主观愿望怎样，人们只是追求可以实现“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14］226西蒙把这类以追求“满意”为目标的有限理性人称为“管理人”。
“社会人”是一些“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人类行为分析模式。社会人假设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除了物质经济利益之外，人还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会地位等等社会性的需要；人所作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它的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且还要建立在他个人的社会经验、不断地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个人之间互相作用的基础之上，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内环境的；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它与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去解释人的经济行为”。［14］225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人本经济学等各种新经济学对人类自身行为以及人的本性进行了重新认识和求解，他们的结论表明，人不是单纯的“生物人”、“经济人”，人是具有文化性的“社会人”。面对如此多种关于人的假设，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分析了形而上学的理性人、神学的宗教人、自然科学的生物人，认为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人的某些存在属性。他指出，理性人过于抽象和空洞，不是对人性的实在反映；宗教人是对人的文化本质的荒谬的异化；生物人看到了人的存在前提，忽视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因此，它们都没有对“人的本质是什么”作出根本性的解答。卡西尔通过对符号与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也阐明了社会人和文化人的本质是“符号人”。
卡西尔认为，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自然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之中，换句话说，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地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也是人的唯一本性。在卡西尔看来，人类文化生成是可能的，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类的符号活动。因为符号活动“这种自觉性和创造性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所在，它是人的最高力量，同时也标志了我们人类世界与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在语言、宗教、艺术、科学之中，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建设他自己的宇宙――一个符号的宇宙”。［3］8这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的宇宙”，创造各种各样的文化世界。因此，符号是第一位的，文化是第二位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卡西尔强调，“人是符号的动物”。
作为一个符号制造动物，人所创造的一切的基础都是符号(文化)，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历史是人所创造的符号的最主要的几种形式。通过符号系统，人们认识了工具和理性的意义，进而认识了客观世界，使客观世界成为符号世界(文化世界)，使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变成为符号关系，使自然人成为文化性的符号人。总之，文化人、社会人的本质在于符号，“人是符号动物”。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二，在“生产什么”方面，符号本身已经开始成为商品，并正在形成一个广阔的经济活动领域，推动人类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符号成为商品是符号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人类需求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人类需求按性质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从历史的归宿看，精神需求将越来越重要。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低下，物质产品严重不足，不断增加物质消费、提高物质消费水平是当时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人们购买商品主要是为了物质消费，即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如充饥、御寒等)，而文化消费只是一种生活点缀。在工业社会后期，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能力迅速提高，各类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人类的物质消费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物质消费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于是，人类的需求层次开始提升，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推动了符号的商品化。当前符号的商品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基本形态。
其一是符号商品化的低级形态，即符号渗透在物质性商品中，与物质性商品一起被销售和消费，这种符号与物质相混合的商品既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又可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人们购买商品不再单纯地注重商品的物理效用，而是同时关注情感和精神上的效用，即符号效用①；于是物质商品之中开始包含更多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因素，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意(如产品设计、广告等方面)对产品营销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托夫勒早在1970年就指出，“后服务业的经济的关键在于从制造业开始的各种生产的心理化。今天所有的工业国社会，尤其是美国，产品有各种奇特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商品的设计越来越迁就消费者心理上的额外因素。厂商在基本商品上增加了精神因素，而消费者则乐于为这一捉摸不定的好处慷慨解囊”，［15］196于是，我们“过渡到创造一种与满足心理需求相联系的经济，……但(这一经济)一直为经济学家所忽视”。［15］195其实，这种经济的本质就是符号经济。
其二是符号商品化的高级形态，即符号成为独立的商品。虽然独立的符号产品需要物质性的载体，但是人们购买它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精神情感需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由它提供的符号效用决定。当人类创造的各种符号(如科学技术知识、历史文物、绘画、雕塑、音乐、戏剧以及其他文化艺术产品)由于自身或人为的因素变成了一种具有“符号效用”稀缺性资源时，符号就可以成为商品。早在欧洲的中世纪和我国的两汉时期，符号就已经作为独立的商品存在，当时一些“穷秀才”靠“鬻文为生”；20世纪中叶以来，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为主的金融、科技和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凸显了符号的经济价值。目前，全世界仅文化产业每天创造的产值就高达220亿美元，并正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在一些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增长速度更快，例如，2003年英国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达到1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其产值占GNP的7.9%；［16］291美国的文化产业增长速度达到14%，其产值占GDP的比值已经超过31%。［17］8由上可见，符号经济已经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方面，符号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内在必然。
第三，在“如何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符号经济时代的企业的生产过程不仅是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更是人与外部符号世界的符号互动过程，是一个生产差异化符号的过程，作为符号商品的交换和消费变成了文化和意义交换和消费，企业生产(符号创造)的动力不再是简单的竞争，而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和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
在符号经济时代，人们的主导性需求不再是物质需求，而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与精神和文化方面紧密相关的高层次的符号需求。人作为“符号创造动物”，其符号创造活动主要来源于人与自然界或社会互动，这种互动是一种以符号为中介的互动活动。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符号系统，人们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表情、姿势以及其他非语言符号才得以可能，因此，人与社会互动的实质是符号互动；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也是符号互动，这是因为人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系统将自己与客观的自在世界分离，在符号的创造过程中，人类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自在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客观世界隐藏于符号世界之后，于是符号世界变为连接人与客观的自在世界的桥梁，只有借助符号世界，人类才能认识和把握客观的自在世界。
符号创造活动主要表现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活动与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活动。自然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实质就是在与客观世界进行信号互动基础上的符号系统的自我演绎，是人的好奇心的外在表现。这种演绎过程既表现为不考虑符号意义(所指)，由人脑或电脑进行的单纯形式上的和物理意义的符号(能指)运算过程；也表现为剥去符号的外在的、具体的形式(能指)，由人脑进行的关于符号意义(所指)的整合过程。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的创意是最为典型和最为单纯的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互动，是对可能世界随心所欲的表达，是人的符号创造欲的外化结果。
符号的生产和创造是一种差异化的生产和创造，这种差异化来源于创造者所拥有的符号系统的异质性，如果这种特异性产生的符号产品的差异性符合某些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该符号产品就可以变成商品。作为商品的符号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具有象征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交换价值，它也许具有传统经济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经济交换价值，但是这已经不是主要方面。于是，作为商品的符号的物质性的经济交换价值的主导地位被符号的意义性的交换价值取代，物质流通体系转换为意义流通体系。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这一交换所规定的消费就不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能分析的内容了，因为它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消费中的实用性一面，今天的消费过程正是将经济交换价值转换为符号交换价值的过程。［18］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从传统研究中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分析里走出来，将分析符号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作为自己分析的基础。
在符号经济时代，符号创造的动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天生的好奇心、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冲动。在进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人的动物性求生本能导致人的物质欲望大大超出稀缺资源所能满足的程度，于是发生了与“物竞天择”类似的社会竞争规律，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实，过度的竞争只会使市场趋向无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层面和阶段，经济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变化发展的。如前文所述，当人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进入了珀特尔所论的“财富驱动的发展阶段”时，人们就会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从人的符号本性看，就是追求符号生活的富足。在符号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符号的创造、生产和消费。企业的生产过程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过程，其生产出的产品(即符号)可以被多个人同时享用，“效率”不再是符号创造活动的主要判据，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竞争和社会的过度分工，也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一活动中，虽然仍然会存在竞争，也必须要讲求效率，但现代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尽管竞争可以成为人的创造性的激励，但更多地是对创造性的压抑。正如凡勃伦所说，文化是一种“奢侈品”，需要所谓“有闲阶级”的创造；［19］因此，过度的竞争和社会分工往往会使人异化，导致人的职业厌倦，束缚人的想象空间，降低人的符号创造能力，削弱人们的文化符号需求，扼杀文化的丰富性，减少符号创造的差异性，进而限制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于符号的创造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意，而创新创意的动力来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欲，因此，在人类的符号消费需求的拉动之下，符号经济的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人类天生的好奇以及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符号创造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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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验经济 大学 校园文化建设
人类的经济生活，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与体验经济4个发展阶段，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体验带来的结果越发重视。体验经济的核心观念是一切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消费者值得回忆的体验，这与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一致的，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一、体验经济简介
体验经济是服务经济的延伸。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渴望得到体验，越来越多的企业精心设计、销售经验。在体验经济中，企业不再仅是销售商品或服务，它提供最终体验，给顾客留下难以忘却的愉悦记忆。
体验的要素成为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要素。1999年美国战略地平线LLP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撰写的《体验经济》一书中将体验定义为“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体验经济是通过满足人们的各种体验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当今社会，从工业到农业、计算机业、IT业、旅游业、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都上演着体验或者体验经济。
体验要素向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体验经济中，“工作就是剧院”和“每一个企业都是舞台”的设计理念已经在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活动中被广泛应用；城市的文化建设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体验经济的一些理念。
二、体验经济理念与校园文化建设的两个契合点
1.体验经济坚持以人文本，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相一致
体验的本质是满足客户的情感需求与实现自我价值，即满足马斯洛需求理论所描述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在企业组织的体验营销活动中，企业一方面要创造多种方便有效的形式让顾客有机会接触、体验到其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在顾客体验过程中，企业应设专人予以引导、辅导甚至激励，对顾客的反应及创造予以观察、分析、记录，并当场给予积极热情的反馈，让顾客在体验中完成参与新产品设计的任务，实现自我价值。由此可以看出，体验是企业通过引导顾客参与、顾客互动、顾客创造等方式，来满足顾客的情感需求、实现顾客的自我价值。
校园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也就是通过完善校园文化建设，增强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在和谐、健康、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中成长，实现自我的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体验经济与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2.体验经济与校园文化一样都是重视使人在体验中获得审美感受
体验经济的实质是维系在消费者的身体感受和心理感受之上的，通过消费者的参与、感受和体验，使消费者自己置身其中，获得美妙的审美感受，让消费者为其吸引和陶醉，愿意掏钱。
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20世纪以及20世纪以后的社会中，文化更主要的是指情感和意义的产生、流动和接受，更主要的是在一定的语境之下的一触而发的精神和生命体验”。大学校园文化以大学校园先进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为载体，使置身于校园中的学生获得有关文化的审美体验，最终为校园文化所同化，成为具有高尚审美情操和道德素质的人。
三、以体验经济理念为指导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对于高校而言，我们不妨借鉴体验经济的一些理念，通过创设更多的，更加美妙的体验，来转移大学生对于网络给他们带来的体验的认同；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在活动中设计体验，让学生在体验中逐渐认同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一所大学需要图书馆、校史展览馆、校训和一批充当大学文化风向标的大师、科研团队，但同样也需要一些充分反映和体现大学精神、人才培养理念、专业文化的一定规格和数量的社学社团及校园文化活动等具有精神体验功能的大学校园文化复合型载体。这是体验经济在大学校园中的集中体现。“体验经济简单而言就是一种我们‘身边的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如果缺乏这样的一些的一些载体，就不能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广泛参与性、亲和力和共享度，那么建设崇高的、高雅的大学校园文化，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就失去了有效的载体。
以体验经济理念为指导，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我们应当做到：
1.科学确立校园文化建设规划，找准大学校园文化的发展方向
大学校园文化就是一所大学所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它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是大学个性特征的重要标志，是大学的精神和灵魂。构建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对于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践行大学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校园文化建设首先应当按照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确立整体建设规划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以实施科学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导向，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加强管理，注重积累，努力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不断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使高等学校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示范区和辐射源。”
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与学校的整体发展规划相结合，与学校的发展形势相适应，促进人才培养目标、办学指导思想、办学思路和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师生员工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调动师生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坚持注重历史传承与发展创新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发展共性与突出个性相结合、严格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
2.允许和鼓励各式各样的大学生文化科技社团的存在和发展，为体验的创设提供载体
“大学生社团是由高校学生依据兴趣爱好自愿组成的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宗旨，以自主开展教育活动为形式的学生群体组织”。大学生社团是学生依据兴趣爱好或专业组成的学生团体，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专业性的特点。文化科技性社团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校园文化组织的基本单位，又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生力军。校园文化渗透在各大学生社团中，大学生社团反映和体现着校园文化，同时大学生社团在一定程度上有影响高校校园文化特色的形成。
大学生社团具有一定数量的社团成员，并定期组织校园文化活动，对校园文化具有承载和映射作用。学生社团通过组织活动对广大学生形成精神体验，能提高校园文化的认同性、亲和力和共享度，有利于校园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有利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因此，在高校社团管理方面我们应做到：调整学生社团布局结构，建立校院分层次管理体系，在放手锻炼的基础上加强对社团的监督管理；完善学生活动立项管理制度，做好“精品社团”活动的组织工作，形成促进社团向健康高雅方向发展的制度氛围；培育健康高雅、鼓励竞争、增进合作、崇尚创新的社团文化，着力打造学生精神家园。
3.充分重视和科学引导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为学生创设更多的体验
体验经济的灵魂或主观思想是主题体验设计。按照体验经济的理念，校化建设就是要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使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获得感觉美好的体验。通过强化对校园文化的体验使学生脑海中自然形成关于某一校园文化或一科学观念的理性认识。校园文化建设规划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发展方向和重要内容，大学生社团的存在为有关校园文化体验的设计提供了载体，那么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是主题体验设计的重要步骤，是形成校园文化审美体验的关键。按照体验经济的理念，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应当坚持“三个精心”的原则：
(1)精心设计活动主题
体验是创造难忘的经验。按照体验经济的理念，我们的校园文化活动要立足于为学生创造难忘的经验，让学生能够记住活动，记住活动给他带来的美的感受。因此，活动主题的设计非常关键。
雨林咖啡餐厅、硬石餐厅等是体验经济的代表作品，拉斯维加斯的论坛购物中心是成功展示主题的例子。人们看到这样一些主题，即会对他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瞬间对他感兴趣，期望置身其中。校园文化活动同样也是如此，如果活动的主题不够明显，或没有创意，活动的参与者就抓不住活动的主轴，也就没法形成让人难忘的体验。“论语杯”辩论赛、“先锋”博士论坛、“5256”知识竞赛等活动主题就远比“第七届大学生辩论赛”、“***系列学术报告”等主题更具有吸引力，更容易吸引学生参与其中。因此，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组织者应尽量做到精心设计出能够吸引更多学生关注的活动主题。
(2)精心组织活动过程
确定一个好的主题，是整个活动成功的一半，认真准备整个活动过程，使整个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令人难忘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学校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活动人山人海，而另外一些活动门可罗雀，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活动的内容吸引人，而有些活动的内容让人感觉枯燥乏味甚至使人感到厌倦。大学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组织者要精心设计和安排整个活动的过程，让置身于活动中的参与者能够真切进入到整个活动当中去，为活动所彻底吸引，形成该项校园文化活动给他带来审美体验；要尽量避免活动失误和漏洞的产生，影响参与者良好的审美体验的形成；要坚决杜绝使活动的参与者感到活动纯粹是在应付，甚至是在作假、作秀等情况。
(3)精心选择活动纪念品
纪念品具有回忆体验的价值，度假的明信片使人想起美丽的景色，绣着标志的运动帽让人回忆起某一场球赛，印着毕业主题图片并有同学签名的文化衫总会让人回忆其毕业时的场景……
精心设计并发放活动纪念品可以对活动的当事人对当时所获得的体验进行正面强化。因此，结合活动的开展，设计并发放契合活动的主题的纪念品，可以加深活动参与者对所参与活动的印象，加深其审美体验。
参考文献:
[1]陈文育:体验经济与审美体验[J].艺术百家，2007，1：116
关键词：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基本学科之一，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地理学类包括地理科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三个专业，经济地理学也自然成为三个专业的主干课程。从2009年开始，中国科协开展了学科发展研究。在地理学学科发展研究中，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指出，“明确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经济地理学的科学地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既体现了地理学学科结构的客观要求，也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但是，目前高等院校特别是高师院校在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实践环节等方面并未真正凸显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核心地位，而经济地理学教学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地理学科发展、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明显薄弱，同时，高师地理科学专业更因为中学新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现实，加强高师经济地理学课程建设及其教学内容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一、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内高师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如下问题：课程体系设置重自然轻人文-经济；课程内容选择与学科根基有偏离倾向、重国际轻国内、与中学地理新课程改革脱节；教学环节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方法选择与学科综合性特点及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不适应；等等。要解决国内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顺利实现地理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优化和教学方法改革是目前国内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当务之急。我们以为，经济地理学教学改革必须立足学科根基——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即经济活动地域布局体系研究，凸显学科特色，并遵循经典与现代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结合、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学科内容与教学方法相结合等原则对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整体优化改革。近年来我们主要围绕科学制定培养方案、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实践教学、探索综合性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革探索。
二、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优化
1.修订地理科学专业培养方案，科学架构经济地理学课程体系。修订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立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应明确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大部分，以突出课程的实践教学地位。鉴于课时及经费等实际情况，经济地理学课程实习可与人文地理学系列课程联合进行，并在培养方案中以“人文-经济地理课程实习”课程的设置来体现。同时，在理论课程设置上，增加区域分析与规划、中国区域发展论、可持续发展概论等必修或选修课程，适当时候还可以设置农业与工业地理、城市经济地理、乡村经济地理、第三产业经济地理、现代服务业地理等选修课程。
2.改革优化理论教学内容，创新经济地理学内容体系。针对目前流行的主要教材内容选择的缺陷，在经典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结合、国际与国内、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结合等原则指导下，经济地理学理论教学内容改革优化的逻辑思路是：
（1）人类经济活动必然面临区位选择：经济地理学就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结合关系，即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布局体系或经济活动的区位与空间组织的学科。明确经济地理学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学科特点与内容体系等基本问题。（2）经济活动区位因素分析：经济活动区位因素的影响分析是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与空间组织的基础。（3）区域产业部门结构与布局：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变化的交互作用导致产业结构演变和产业部门布局差异，该部分内容包括产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第一产业布局、第二产业布局、第三产业布局。（4）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产业部门差异与区位因素时空差异及其演变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该部分内容可以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式、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模式、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等。（5）经济区划与区域发展规划：经济活动区域分异必然导致区域分工及经济区域形成发展，经济区域划分、区域发展规划、区域分工与协调则成为必要的内容。（6）经济活动全球化及区域影响：全球化发展使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空间扩大，主要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地理特征以及区域影响等内容。（7）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
3.注重课程教材选择与建设，提高经济地理学教学效率。目前比较通用的经济地理学教材主要有：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经济地理学》（李小建等编）和国家教委重点教材《经济地理学导论》，这两部教材均为国家重点教材，但根据学科发展背景和基础教育实际，这两教材都不能很好地满足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之需。鉴于《经济地理学导论》教材符合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内容丰富且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结合紧密并与现行中学地理新课程标准内容衔接较好，通过教师优化更新教学内容，该教材更适合师范大学教学需要，因此，可以选择使用《经济地理学导论》（修订四版）作为本科教学的主教材，而将《经济地理学》作为辅助教材。当然，也可以将这两部教材的教学地位互换，还可以参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等。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唯教材是从，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充分突出科学性、理论性、系统性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利用和开发教材。教师要力求实现经济地理学教学内容体系经典与现代、国内与国际、高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相结合，从而发挥教材在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科学高效的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