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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据学者王宁的分析，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后期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1]。当时在诗歌上的艺术探讨，最主要得力于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作家群[2]。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诗歌艺术所影响，从而对本身的创作加以模仿以至接受，并作进一步的创作。这群诗人中，卞之琳正是当中较特别的一位。事实上，他既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诗歌创作，并有一种选择性的接受过程，从而吸收当中的养份来转化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本文将会以此作一个讨论。
本文将分为四个主要部份，首先将会对本文所指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作一个适合讨论的界定，其次再解释「接受和「转化两个概念和关系，接着再分析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情况，最后在他的诗歌中，选取三首作品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及讨论，务求提供一个完整的论述过程。
二、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界定
对于何谓「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十分宽阔的范畴，一直以来的讨论也十分炽热。例如现代主义是一种美学倾向和精神，现代主义和创作方法跟美学有密切的关系等方面的描述。而在中国较为著名的两种意见发表人正是王宁教授和袁可嘉先生。
以时间上来说，袁可嘉先生是中国较早研究现代主义的一位学者。他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文学思潮，「是一个包括象征意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的总称。[3]而就诗学来说，象征意义、表现主义和意象主义是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东西。总括来说，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界定可以用「五国六主义来括概。
可是，另一位学者王宁教授却并不认同袁可嘉的说法，他认为「现代主义其实具有两种含义，即是指宽泛的现代主义创作原则，挑战传统文学理性和现实主义文学。另一种含义由他对外国的研究中所研发，例如在《现代主义：1890-1930年》一书中，已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了一种历史现象，王宁便从中认为它的另一个含义是「作为文学运动和思潮，它应该被视为一个由诸多流派所组合成的结合体。[4]
综合而言，笔者总结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认为现代主义有广义和狭义的意义。在狭义来说，它指一个已经发生了的文学思潮运动。在广义来说，则指一种反抗传统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这一些创作原则，既有属于象征主义的，亦有属于意象主义的。笔者并不赞同它们被视为一个如袁可嘉所指的「流派的总称，因为每一种主义的文艺观未必相同，例如未来主义者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但另外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如叶慈等却具有重视传统的一面。此外，据西方学者，认为它只是一场历史亦不能接受，因为普遍大众和学者已将「现代主义注入一种史学以外的美学讨论，不能令人容易接受。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本身极具复杂性，难以作出如科学化的解释，而笔者在本文中，综合袁可嘉和王宁的观点，作出取舍，以定一个可以讨论的框架，以广泛的现代主义来说明。
三、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关系
在文学上，所谓的「接受(reception)，其实有数个方面的指涉，而现在则指一个作家如何接受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作品，重点放在「接受者(即是
作家)对文本(Text)的诠释和产生出的创造性意义。而这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并非每一个接受者也会相同，它是受到接受者的「接受屏幕[5]所影响，所以同一样东西，来自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的甲和乙所接受到的东西也会不相同。
另外，所谓的「转化(transformation)，即是指一个作家在吸收另外一个作品或文学体系的影响后，从而化用在本身的文学创作上。这一种的创作在背后已有作者主观的文艺价值取向，使到被影响而创作的东西在艺术取向上和原本的东西有所分别，这正是作者经过艺术选择之下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由此可见，「接受和「转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个作定受到某一种文艺所影响，而他会根据本身的「接受屏幕来选择接受那些东西。当他选择后，他便会将那种被选取的艺术取向融入自己本身的创作之中，并作出必要的消化变形(appropriation)[6]，再创造出另外一种艺术特色出来，这一个由吸纳到再创造的过程，有助继承和发展原来的特点。
当时，西方象征主义[7]的诗歌艺术对卞之琳是产生了影响的，他亦对象征主义有所接受，并且从一个接受到转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智性诗歌风。卞之琳最初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已经对象征主义「一见如故，并谓自己的诗乃是有意仿照魏尔伦[8]。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钟情，一来由于他的老师梁宗岱的影响[9]，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象征主义的题材取向和艺术形式和卞之琳本身的诗歌风格取向有接合的地方，从而发挥象征主义的内在涵意丰富的特点，提炼成一种知性上的关注，深化作品内内容，达至意象和意义的配合的内在意义。
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根据本身需要来选择接受的地方，由早期借鉴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诗法，以至到后期向后期象征诗人如雷里瓦等人学习，再应用在他的创作上，可见他的接受是有取舍的。卞之琳避免象征主义晦涩难懂的风格，受本身文化影响，形成一种清新的文字风格，意象的选择亦避免艰深，以反映内在精神世界为标准。而在题材上，卞之琳亦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智性取向有所选择和转化，把感性和理性融合，增强新诗的理趣，注入哲理性的沈思，表现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把西方的象征主义演化入自己的作品里，中西诗学得到融合。
因此，卞之琳的诗歌，并不如一些学者如袁可嘉所言，仅是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融合古化欧，其实当中是涉及一种诗歌艺术的再创造，并非全部接纳，反而，保留本身的优点，并向西方学习，形成卞诗的独特风格。否则，若如李金发般，只一味全盘接收象征主义的形式，只会得出一种失去诗味的东西出来，叫人难涩难明。
四、文本分析部份
接着，笔者将会选择三首卞之琳的著名诗作，作文品细读式的分析，从而体现他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和转化，再创造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三首作品分别是〈长途〉、〈断章〉和〈白螺壳〉[10]。选择它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三首普遍可以代表卞之琳的两个创作时期的特色，由最初接受魏尔伦到最后接受瓦雷里等人的后期象征主义特色。
1.〈长途〉的尝试
〈长途〉是一首属于卞之琳早期的诗歌创作。他接受象征主义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年代，而〈长途〉则写于1931年。袁可嘉认为这首诗「有意模仿魏尔伦的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11]。卞之琳亦指写蝉的诗句是受瓦雷里启发[12]。在内容上，诗中透过一连串意象的营造，用「旷野、「蝉声、「太阳和「杨柳等刻划一个灰色调的城市画面，从而把城市描述成一片死气沉沉，这首诗无论在主题的取向，以及艺术形式的安排，明显受当时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子。可是就艺术有价值而言，它的成就并不高，诗作品的歧义性(ambiguity)并不高，反而较为单一。另外，整首诗的语言之间的张力(tension)亦不足够，大大减低它的可读性，反而因为意象之间的普通化和简单化，使这一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
虽然〈长途〉只是徒具象征主义的形式，但是这一个尝试却有助诗人的发崛，使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日趋成熟。
2.
哲味深长的〈断章〉
标志着卞之琳诗歌艺术形式及题材的转化成熟的诗歌正是〈断章〉。这一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它虽然短，但却富有哲理，意味深长，引来不同的评论家对它作出分析，写下洋洋万字的评论。由此可见它的吸引力。例如余光中曾经指出，这一首诗有一种交相反射，层层更进的情趣，更阐明世间上万事万物的相对概念[13]。学者张曼仪女士亦指它把相对境况并列而层递推移，物我关系互相变易，境中有境[14]。
笔者认为，一首只有四句的诗能够吸引起广泛的讨论，一定和它的「内部肌质和「逻辑结构有关。首先在「逻辑结构上，它的内容十分简单，写「你「看风景人「明月和「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具体的内容可言的。但是它的「内部肌理却十分有趣，尤其是在歧义 (ambiguity)这一点上，它更引发很多的联想，不同的人感悟到不同的东西和理趣出来。它透过主客两体的易位，把「矛盾语(paradox) 加剧，本来位于主体的「你在桥上看客体「风景，但转到以「看风景人在主体看「你，即「你又可以是一个客体。主客的认识，在乎你所位处的角度，而这种主客互调的相对关系，又正正是构成世界的原素，增强诗歌的艺术性，大大加强它的「张力。
整首作品中，作者选择用「风景和「明月作为意象，更加深诗中的象征意义，令歧义性更加复杂，不同的人可以各自解释当中的意义。但是，这一首意义深长的作品却没有晦涩难懂的问题，反而令人一看再看，实有赖作者接受象征主义中的表达内在哲理的命题倾，加上融化本身的艺术取向，使到诗中的表达十分畅达，令人一看明暸，它可说是卞之琳的代表作。
3.
成熟的白螺壳
最后，〈白螺壳〉是一首较晚的作品，写于1937年。当时作者的创作经验已相当丰富，因此这一首诗可谓卞之琳诗艺最成熟之作，艺术技巧十分高，主题的歧义性 (ambiguity) 亦恰到好处，虽然未至于如〈断章〉及〈鱼化石〉般丰富，但是却有了一个较清晰的方向，指向人生至善至美的境界追求。诗中借「空灵的白螺壳，这一个意象，串连整首诗，引发诗中人的反思，「我感叹你的神工「你的慧心啊，大海而因为纯白而不留纤尘，从而引发出联想，由人生的困境至世情的处置也涉及其中，并以追求人生理想为目的。但最后妙的地方在于作品最后的部份：
「檐溜滴穿的石阶，
绳子锯缺的井栏—
时间磨透于忍耐
上述的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石阶不会穿，井栏不会被锯缺，所以加以反讽 (irony)，「黄色还诸小鸡鸡「玫瑰还诸玫瑰，原来所有的东西也没有改变，经历坎坷受尽得失，到头来只剩下一串「宿泪，人生受挫折而欷歔。整首作品的陈义极高，指向人生哲理的命题，而艺术技巧亦十分成熟，意象架构合理，可说是卞之琳的成熟诗作。
六、结论
卞之琳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认为「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15]。再阅读他的诗作，笔者认为他的诗作的确具有哲理性的内容，而且表达恰到好处，不会习染西方象征主义的晦涩病弊，反而接受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在取材上和艺术形式上的优点，写成如〈断章〉和〈鱼化石〉般意味深长的诗歌。这一种特色，既符合艾略特对诗歌的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又融入本身的诗艺追求，融古化今，寻求智性的理趣，可以肯定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席位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先行者，实非过誉。
[1] 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2] 1935年孙作云发表《论“现代派” 诗》一文，把当时有相似倾向的年青人的诗歌创作概括为“现代派诗”。
[3]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7。
[4] 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5] 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2。
[6] 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7-108。
[7] 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它的得名由法国诗人让·莫雷阿斯(Jean Moréas)在巴黎《费加罗报》首先提出。它重视写个人内心感受，并透过建构意象来表达，详细内容可参考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的第五章。
[8] 可参考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9] 梁宗岱曾留学法国，回国积极译介象征派诗，并希望建立象征主义诗学。
[10] 本文依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所收的版本。
[11] 袁可嘉〈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91。
[12] 张曼仪：〈卞之琳论》，收录在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262。
[13] 余光中：〈诗与哲学〉，收录在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299。
IssuesdContemporaryWorldSocialismMar．2004AQuiterly，No．1（总第79期）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张骥闰磊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石家庄050000）
【摘薹1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正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作为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索而青较为隐性的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其他因素难以企及的影响，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本文试从欧洲统一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欧洲观念的深化发展．歇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问题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论述。・
【关t谭】欧洲一体化；文化认同；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张骥，男．法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同磊，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固厍政清专韭礴±研究生
【中田分类号】A81，DO【文献标识码lA【宣章箱号】1001—5574（2004）Ol一0083—1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已经从最初的6孱发展到如今的15国，2004年将发展成25国，其内涵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深人劐趣国家机构的建立与共同货币政策及共同外交与安全致策、司法和甓驶事务的政策台作，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对殴洲统一观念、歇洲文化认同、欧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欧洲文化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形成
“欧洲”或“欧罗巴”一词，源自希腊神话，13世纪以后开始在欧洲典籍中广泛出现。尽管欧湘人把欧洲视为同一文明体系的地理单元，妻张实行欧洲联合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但这种理念是深深植根于古罗马帝国的光荣和基督教的教义之中的。
欧洲一体化的深刻根源在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源于希腊的欧洲古典文明在罗马共。本文为教育部t五规划立项课题‘国际政治文化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号为01JABl0011。・83
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这个时期的“希腊化”进程使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这两者之间的交汇被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IJcp2”）。罗马文化对后世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曾经照耀着宗教、文化同一的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共同的宗教信仰则使得欧洲人彼此接近、互相认同。后来罗马帝国分裂。但统一的基督教信仰仍然在精神上联系着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成就使欧洲人难以忘怀，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古罗马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给其所属地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无论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渊源的文化。随后，“基督教世界”的形成，标志着欧洲完成了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过渡，两个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分野，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使西欧保持了文明的一体，这种一体在中世纪还将得到强化。
中世纪以后，查理曼帝国曾经短暂地统一过欧洲西部，但这个帝国很快土崩瓦解，西欧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之中。后来罗马教会曾试图建立普世的统治权。“普世主义”既来自于罗马教会维护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统治的努力，也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经久的魅力。十字军东征（1096－－1270），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着，也太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脚－28）。有人评价说；“基督教会通过宗教信伸，通过它的宗教组织系统把当时那个分崩离析的西欧联结在一起，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确立莫定了基础。”【2】（－p5””’尽管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酱遍性，但终予戤不过王权，最后教会本身也分裂了，然而，谋求统一的追求与梦想覆盖了以后几十代欧洲人的昃魂。
17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它一方面为欧溯各国人民的交往以及欧洲在世界的霸权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使欧洲的分裂持久化，并导致了连绵不绝的战争。这些战争给欧洲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此时，欧洲的理想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统一欧溯的方案，以谋求欧洲的和平与发展：
1713年，法国的圣一皮埃尔在＜争取欧溯永远和平方案》中最早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思想；卢梭则认为，只有依据各民族人民的意志，欧洲联合才可能实现；杰・边沁在《国际法原则’中提出了“普遮和永久和平的计划”；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公布了一个永久和平计期；圣西门致力于“重新组织致溯社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议会制的联盟；拿坡仑有过用武力统一欧洲的宏伟计划，他曾表示：“我要把还是计划的内容付诸实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这就是唯一的理想结局。”L3J（”16＿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联台的思想获得了新的动力。1925年，法国时任总・84・
理赫里欧明确表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看到欧洲合众国的出现。”1929年，法国外长自里安向德国政府建议组织“欧洲联邦”．并于1930年向欧洲各国政府提交了备忘录，倡议建立欧洲主权国家的联盟。库当霍夫・卡莱吉认为欧洲必须保持它的个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的欧洲灵魂。他认为欧洲曼魂有三个特性：基督教的深度，希腊的广阔，日耳曼的高度。在这样的欧洲联邦里，每个公民都是一个优秀的本国的公民，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如同人们热爱自己的父母，他们也能热爱他们的父国与母国——欧洲。库当霍夫断言，欧洲联邦是一个精神的领域，并且不能区分其语言、种族或宗教团体［4】（p坤27—83”。
纳粹在德国的上台宣告了欧洲联邦计划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欧洲衰落的过程。在这场战争中。传统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且无复活希望。往日耀眼的“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5】＜p578】。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欧洲人重新审视欧洲联合问题，他们坚信，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欧洲的统一。战争使欧洲成为废墟，美苏对抗加深了欧洲的分裂局面，以德国为界，欧洲各国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历史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结束，欧洲文明正在沉沦．欧洲人有失去自我特性的危险。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后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创伤后写下了《别了，欧洲历史》。而丘吉尔则发问：“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6】（p257）
1946年，丘吉尔提出：“我们必须创建一种欧洲合众国。只有这样，几亿辛劳的人民才能重新获得使生活具有价值的快乐和希望。…・一为什么不应有一个欧洲组织，让这个动荡而强大的犬陆上的迷茫的人民拥有扩大的爱国主义和享有共同的公民资格呢？为什么它不应拥有其应有的地位，与其它庞大的群体一起来安排人类的命运呢？必须有一个操多种语言的亿万家庭自觉参加的信仰行动。”【7“耐“）
1950年，好曼计划提出：“欧洲联邦的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煤、钢工业的联营立即为它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将改变那些长期从事战争武器制造地区的命运。……为维持和平，欧洲联邦是必不可少的；依靠联合进行基本的生产，依靠设置一个约束法国、德国和其它成员国的高层权力机构，我们的建议将为欧洲联邦的实现奠定第一个坚实的基础。”11］1mIO—it）
1951年，欧洲统一之父——让・莫内在设计欧洲煤钢共同体时也强调了欧洲统一的前景。他指出：“煤钢共同体所属6国的煤钢事业在顺利发展，应该使其顺利发展下去，直到建成欧洲合众国时。才算取得最后胜利。”后来，莫内还在西欧领导了一个名为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运动。奠内后来评价煤钢联营时说：“它本身只是一个技术措施，但其共同机构下的新的程序，使人类的思想悄悄地发生了革命。”［7】《p20’他进一步论述说：“控制别国的思想支配各国的政策达几个世纪，现在我们肴到，欧洲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这一点对我们生活在古老的欧溯大陆的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它还对整个国家和人民将会把同样的心理传给欧洲以外的国家和人民。欧洲这个新的行动方式取代了民族国家的控制企图，它所依靠的是集体适应于新条件的一个稳定过程，这个过・85・
程是一个连锁反应，是使一个变化引起另一个变化的催化剂。”在阐述了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欧共体的远景后，他说：“实际上，当欧洲的统一开始影响到英国、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时，我们看到了这种世界责任感正在增长。欧洲统一不是一个蓝图，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进程。……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J（p20’由于冷战国际环境的存在，当时许多欧洲政治家谈论的欧洲统一，主要限于西欧地区，不过戴高乐却是一个例外。
1959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关于欧洲前途的著名讲话中提出，欧洲的真正统一意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还强调：“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这个提法只是一种历史的预见。”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实了戴高乐这个惊人的历史预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柬。冷战结束为欧洲统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时人们已开始谈论“大欧洲”，甚至整个欧洲国家的统一问题。在苏东演变过程中，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欧大厦”的设想。他认为，苏联对欧洲问题的态度，是由“我们首先是欧洲人这一点决定的”，“欧洲统一的思想应当重新集体研究探索”，“整个欧洲是由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大家都被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戈氏的这种思想后来为叶利钦、普京所继承。
“大欧洲”的范围基本上与欧洲的文化与地理范围相吻合，即戴高乐所讲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分。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稣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8】（耐“～07）。陈乐民先生指出：“俄罗斯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这一点连饿国的‘斯拉夫派’也不能否认。其中原因之一（应当是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说到底是‘欧洲’的一部分，与西欧和北欧同属欧罗巴l东正教虽有东方色彩，桊奉的毕竟是同一一卜基督……俄罗斯文化刨根追底。其至今居于主流者，最终会追到小亚细亚到古希腊这一脉。¨9J（p3”）而且，在欧洲统一观念发展的历史中“有一种不合理的感情因素是不窖忽视的。不合理的感情比冷静的经济、科学或社会学的动力更容易推动大群构A，决定事件的发展。太们可以称之为‘欧洲梦’。它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但丁在他的‘帝翻论）一书中曾描述了欧洲大陆在～统之下得治的模糊愿望。……它从未实现，却也始终没有消失……歇洲是西方种种思想和希望的诞生地，是其故乡。我们要捍卫它们无非是因为我们知道，教有它们，生活就没有过头。”［IO］（ppl一2）
欧溯一体化有着深远的文化禺想渊源，二战后，几千年来的统一梦想逐步付诸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统一的观念以欧洲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为基础，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思想渊源和文化认同，这是其实现～体化的深层次原因。・86・
二、欧盟文化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整合
欧盟文化政策是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整合，具有战略意义。欧盟对文化认同的构建是文化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国家矛盾和民族利益的反映．它正在推动民族进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超民族阶段，这一阶段是民族发展的更高层次。它是多元与共同文化层次兼容互动的新民族文化。
文化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文化政策可以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政策难以企及的空间发挥独特作用。文化政策作为政治、经济目的的辅助手段，反映了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探索过程和指导思想，它与政治、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对一体化起到了引导、发展和巩固的作用。
（一）、欧盟文化政策的主要内窖
欧盟的文化政策包括视听业、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书籍与阅读政策、文化“2000”计划等层面。从资金、政策、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其文化政策的战略内涵包括：l，文化政策作为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经济、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弥合、融注和巩固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成果，从而将利益集团提升为具有悠远、广泛的文化理念的共同体，使之具有稳固性；2，欧盟文化政策是欧盟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一是与美国竞争．二是泛欧主义思想的反映，文化政策具有超前性，它在一体化中表现尤为突出；3，参与国际事务，提高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形象与地位，表现在：通过发展影枧业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台作来扩大影响力，还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
欧盟缔造文化认同的政策有：针对个人、群体、国家。泛欧层面。采取不同政策，加强文化认同意识；其途径是：强凋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以历史为纽带，也以欧洲观念来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通过跨文化对话确立欧洲的地位，形成归属感【111｛plz83－87）。
（二l、文化欧洲蠢设簟精对欧洲一体亿的促进
今天的欧洲一体化面临着继续深入和扩大的双重任务。在这种情掘下，文化欧洲的建设便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欧洲之父让・英内说过，如果髓重薪傲起的话，我将从文化人手。文化欧洲建设不仅成为深入一体亿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巩嗣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有力保障。因此，文化欧洲建设的重要性巴越来越受到救溯磐界人士的重视。
近年来默iIIf人谈得较多的一个概念是“欧洲文化”。他们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复数，因此欧洲文化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的组合。”文化欧洲”的实质是主张欧盟各国在其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文纯融合，以便促进默溯一体化的深入和欧洲文明的发展。
在欧溯历史上，形成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鉴于这一特点和历史现实，文化欧洲的建设必然要走一条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路。脒乐民先生在谈到“欧洲观念”时指出：“欧洲观念”反映了“同一性”和“多样性”两种古义的交织【12】（蝴’2”）。因此．文化欧洲建设必然要选择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87・
近年来，欧盟各国在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它们认识到青年是文化欧洲的希望和未来。因此在教育合作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一些计划，例如70年代将促进外语教学和高等教育合作提上El程，80年代又借“公民欧洲”计划加强了教育台作和培训方面的努力。欧盟一方面强调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也提出，保护欧洲共有的重要文化遗产……在尊重民族和地区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各成员国文化的繁荣。但是，欧盟也认识到文化欧洲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它采取了“政治经济在先，社会文化跟上”的基本政策。所以，关于文化、教育的计划大多是为配合资本、人员跨国界流动而制定的。而且还强调，这些计划的实施都应本着“辅助性原则”，即“自下而上”，尽可能由各国自己负责11川（pp48－52）。
《三）、对文化欧洲建设前景的分析
毋庸置疑，相近的物质经济生活水平巳在大大均质化着成员国的社会文化需求及其基础性的价值观念。成员国间这种超国家的联合已经不仅是国际性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客观压力，也是社会公众追求并实现更高质量生活的内在需求。相应地，社会公众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标志及其对政治文化本身的理解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不仅可以容忍一体化进程某一阶段可能暂时带来的物质利益牺牲，也可以逐步接受原有民族化文化与社会认同标志的放弃或将相应的身份识别符号转向更高的层次。所以欧盟委员会的Marcelino0reja呼吁：“为了忠诚于我们的文化遗产和使欧洲一体化与它所表现的理想相一致，我们必须有共同的远见。”u41
从历史上说，欧洲人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实现欧溯统一的历史机遇，欧盟东扩计划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要求。而超国家机构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展，不仅会加快缩小欧盟与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且能成为一种整合所属区域内社会公众社会需求与价值意识的规范性甚或强制性的重要力量。另外，欧盟深化与东扩的进展不可能是赢线推进的。虽然成员国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利益要求．始终是影响着歇洲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要因素，但共同体内这种基于经济利蘸的纷争及其最后达成的政治妥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与社会与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某一成员国的主体成员将共同体制定的某些经济与政治性规则槐为对它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传统的成胁时，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些经济与政治规则得到这一成员国的社会甚至法律认可，同样，任何一个共同体范围内的重要推进如条约或协定的签署、决策权限的超国家层次转移、政治机构的建立等等，仅仅政治精英的努力是不够的，更需要各成员国公众的社会与文化屡面的理解与接受。
现在，欧盟成员的数量与地理意义上的扩大带来的冲击更将是全方位的。可以肯定．各成员国将首先致力于重瓤确定自己或小区域在欧盟大家庭中的有利位置，而这几乎必然影响到基于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感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很可能只是一个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燕要进展后的“社会与文化消化期”。卓越的欧洲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也认为：“欧洲一定要从目前模式走下去，从长远来看，欧洲势必走向统一，但这将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而且将会有抵制。＂【”】我们认为消化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是必要的，还会成为下一轮一体化周期的重要促动性因素。
目前，在欧盟范围内，文化问题属于各国协调协作的范围，不具有强制性。不过，・88・
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试图通过立法，举办官方文化活动并加大财政投入，以此形成泛欧洲的文化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欧洲的同一性，构建文化认同。欧盟试图打破基于民族国家文化疆界而采取的各种文化交流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从长期来看，仅仅通过官方努力和各国精英合作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官方文化认同还取决于外部条件性，尤其是在面对美国的文化霸权时。
三、应对美国文化霸权与欧洲一体化的建设
历史上，欧洲被称为“旧大陆”，美洲被称为“新大陆”。美国的主体文化实际上就是被移植的欧洲文化，所谓“欧风美雨”，常常被视为同根一体的东西。冷战中，美国扮演了“欧洲保护者”的角色，大西洋两岸结成命运共同体。欧洲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地区，有着特殊和共同的文化自豪感，当美国以一种强势的方式介入和领导欧洲时，引起了不同层面的反弹。二战后，欧洲开始了一体化的整合，欧洲认同逐步形成。除了出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要求外，欧洲一体化还反映了欧洲人的一种内在心理要求，即通过“泛欧”情结获得～种现实的自尊和自豪。
冷战结束后，“泛欧”情结同美国的“唯美”主义显现了较多的不和谐点。很明显，欧盟在扩大的过程中，蕴涵着谋求强化欧洲政治力量的雄心。克林顿总统把文化称为“可以利用的软手段”，美国向欧洲发起强大的文化攻势。对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分析道：使欧溯感到痛恨的是，美国文化尽管有些粗俗，却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而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后，它就具有十分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其他手段无法企及的层次发挥效果。由于美国主宰全球娱乐、通讯、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美国就在世界上建立了文化统治，美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它在全球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性“础－3s）。
在美国文化霸权的挤压下．欧洲意识到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谋求保卫和强化欧澜共同的文化独立性，确保歇盟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强调欧洲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同一性的必要。在苏东剧变后，当时的欧共体明显加强了与愿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往与合作，同时加大了对该地区文化活动的资金援助。目前，欧盟已与东欧国家在文化领域广泛开展了台作。这种接近具有战略意义，是欧洲谋求强大，争取成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重要一援的必要途径，是泛欧思想的具体反映，是欧盟加强自身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影视业、出版业、电子产品等方面，欧盟强调利用统一太市场及文化财富的优势，改良技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欧盟不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来扩大影响，而且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通过组织并参与像“亚欧文化节”、扩大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影响等手段，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以此反击英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川（蚪4＿B6）。
在抵制美国文化入侵中，典型的事件是“迪斯尼兵败巴黎”。法国的左派示威者们用鸡蛋、番茄酱和写有“米老鼠回家去”的标语来对付剐建成的迪斯尼乐园。一些知识阶层的人士甚至将刚刚诞生的米老鼠和米老鼠公司视为对欧洲文化的污染，他们称之为－89・
可恶的美国文化。
不过，与美国相比，欧洲缺乏共同的理想与意识形态。这对于欧洲是不利的。大多数欧洲政治领袖意识到，欧盟缺乏鼓舞了美国宪法起草者们和那些为美国殖民地的独立作出最大牺牲的人——这是对政治使命感的关键性的考验——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和人民的忠诚。到目前为止，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愿意为“欧洲”而献身【16】（pp36—43）。
尽管美欧间的不和谐点在增多，但其文化共同性仍是主要方面。也许文化欧洲建设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文化侵蚀，但其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势必将阻碍共同行动的步伐，比如，除法国外，没有几个国家将美国的电影、快餐等当作威胁，而是当作对自身文化的一种丰富。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欧洲需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联合自强；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则应兼收并蓄，尤其是与其同源的美国文化似乎更容易吸收，进而促进欧洲共同的文化繁荣。
四、阻碍欧洲一体把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不可否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很久以来就存在。其他地区的人们往往比欧洲人自己更容易认出它来。但在看到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文化因索对欧洲一体化的阻碍作用。正如路易吉・巴尔齐尼所肓“是什么隐藏着的力量妨碍西欧像牛奶里放入凝固剂后立即形成鲜美的奶酪那样简单地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呢？有一点是极其明显的，那就是显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敏感的民族自尊心……”［iol（棚”。他认为，各国都一味维护本国的尊严而产生的冷漠气氛阻碍着欧洲情感的自发产生，妨碍着实际统一的迅速实现。正如戴高乐曾经抱怨过的——有多少个成员就有多少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
目前，欧盟面冁东扩中的文化同一性问题。如果第五扶扩大能够成功，将促进实现欧洲人长久以来的“大欧洲”梦想——一个在经济、敢治、外交、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高度统一融合的欧洲大陆。这样的话，英国主导欧洲事务的髓力和俄罗斯在欧iI｝f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欧洲也将成为拥有强大敢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世界一极。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欧盟是其文明归属的“精神家同”，特别是入盟圆了它们的“回归欧洲梦”，改变了其国家属性，彻底摆脱了雅尔塔体系强加的文化撬念，回归它们的哲学和文化及基督教故乡。实现与西默国家文化上的平等。选就将进一步加强默溯抗击美国文化霸权战略的力量，但关键是欧盥如何整合同褥不同流的民族文化，尤其悬当中东欧国家有些是自成体系的斯拉夫文化时。同时还阅藉鲁着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羽纠纷。逸就给欧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欧洲人希望……最终脱离一种以民族为根本的历史记载，而达到共同的欧洲的历史记载。它不应只局限于事件发生的历史，还应当讲述共同的文化演变。这样就能表明：欧盟尽管如今天常常说的完全是一个‘法律共同体’．但它所涉及的要广泛得多。
相对而盲，共同的文化发展只是较少地触及这个大陆的某些民族和国家。今天的欧・90・
盟15国属于那些被打上欧洲文化烙印的多数国家。现今被列人人盟候选国名单的国家并不一定都属于这一范畴。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斯洛文尼亚属于共同的欧洲文化，塞浦路斯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文化特点方面（除去今天岛上的土耳其部分）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几乎没有区别0其他人盟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马耳他的文化归属存在疑问。这里没有提及的尚未成为候选国的巴尔干各民族只是很有限地融人到欧洲的文化连续性当中。
尽管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经历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尽管他们对整个欧洲文化做出过贡献，但他们连同他们的2亿多国民只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圈。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文化圈，这一点毋庸置疑【＂l（PP”。17）。
我们可以看到，新一轮的东扩带来了许多问题，不同文化的融台势必更将困难．不仅是新增的个体加大了共同文化建设的难度，而且本身文化属性不属于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也参与欧盟，给欧盟的文化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文化相对于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等人盟标准是难以确认和不易改变的，其历史上形成的惯性似乎很难改变。基于不同文化基础的民族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阻碍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其原因在于民族文化决定民族的行事方式，欧洲舞台上代表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者，其行为是各自民族文化的逻辑延伸，因而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欧盟的东扩，各种民族文化差异的矛盾将凸显，并直接影响欧盟内部的合作，进而影响欧洲一体亿的政治进程，欧盟必将承担协调民族文化摩擦和建设欧湘文化的任务。
欧洲有些学者认为，西欧各国在思想、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之大，以致“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问刨建一个13益紧密联盟”的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故他们被称为“欧溯文化差异派”。
欧洲文化差异派认为，民族身分是最重要的身分。“个人、群体和民族的身分蕴涵于行为、态度和道德习俗，即文化”之中；作为独特“生活方式“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确定自己的集体身分或集体认同和民旗身分或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的基石，对。集体人格”（collectiveper，，onalities）和“各种行事方式”舶文化直觉使得人们将本民族的。我们一群体”（we—group）同其他民族加以区别。而且在西殴许多国家内部．地方文化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此，欧洲文化差异搌强调．。不要因为重视民族文化而低估地方文化的作用，城方型亚文化罴“歌＿llIl戈纯话力的骣柬翱削弱民族文化霸权的工具”．是一体化深化的主筹障碍。欧洲文化差异派樗曲精论：“文化是欧洲一体化的迟滞因素，民族文化从不同方面制约和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接受一种欧洲政治模式凡乎是不可能的”118J（tnal－槲。
对欧盟而亩，敢治一体化不仅意味着融合不同的政治文化，也意昧着增加新政治单元中的文化差异。一体他成本的不同会影响公民对一体化现实和前程的态度，并因此而影响政治一体化本身。仅有政治精英的合作、没有公众支持的教治一体化是不可行的。因此，在当今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应当促使人们走出本鼠、本民族的圈子，用新的眼光正视国与国之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适应和进入一体化进程，鼓励不同文化群体进行合作。如果合作在延续，只要没有过分的破坏或威胁合作者各自的文化价值，合作者之・91・
间就会培育出一种新的共同看法、准则和惯例。
“在现阶段，粗略统计，就可以看到欧盟成员国有大小32个民族，官方语言和地方官方语言至少有21种，在欧盟和其成员国内部，文化是多元的，而且一些成员国正大力强调纯正和发展本国语言文化。所以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文化认同问题是欧盟深入一体化发展的最棘手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彻底消除民族主义、实现民族融合，那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后的事情，只有在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民族融合，实现了民族融合，民族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欧洲联盟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在经济政治加深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得承认文化民族主义，还得尊重本民族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对欧盟内部的多元民族文化还只能相互认同，互相吸纳，而不能操之过急地进行融合。”【19“旧8】一个明显的例子足以说明现阶段承认文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欧元是欧洲国家经历几十年努力才实现的单一货币，而小小的硬币上却为各国保留了一方“民族天地”，此举意味委实深长。用欧盟一位高官的话说：欧洲人需要团结的欧洲，而不是色调单一的欧洲【20j。欧元货币是欧洲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共创未来的象征，但决不意味着各个成员国将失去自我，失去民族特性。
五、结论：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影响
综上可以看到，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塑造欧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成为欧洲一体化深化的重要保障；同时也要看到民族国家文化对共同文化政策的反击，切忌急于求成，唯此，欧洲一体化才能不断深化。
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必将长期共存，但总的趋势是民族主义的东西会逐渐地淡化。或许，留给民族的东西可能是具有各自特性的文化，这种特性，是与各自的历史和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紧密相连的。单从语盲的角度看．亨廷顿明确指出：“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21】l”…一m’欧洲人对基督教普遍信仰，然而却坚持讲本民族的语盲。欧洲各种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将成员国的“语言平等”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例如，在2001年的“欧洲语育年”蒎议草案中就明确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看．所有的欧洲语育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联盟具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笔译和Is译服务部门，同时也有专项资金用于维护欧盛内部的“语言多样性”。
目前欧盟组织内部的交流是用十一种语寓进行的，随着欧盟的进一步东扩，势必带来更多的内部交流语言，而歇飘目前就已设有世界上最太的翻译服务机构。何况欧盟的座右铬“在多样性中发展”（Strengthindiversity）亦保证了欧洲人引以自豪的“多语性”，圣经中的巴比塔，岂是容易建成的？其实语言就是概念，概念就是简单化，同种同文的人之间的交流都难免出现误会，何况与“非我族类”交流了。在这一个问题上，亨廷顿却“没有研究西方文明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不能理解的东西。以及具有整合作用的部分，就开始把西方文明放到和人类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去讨论文明的冲突了。”【22】（1，p”－25’因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必将长期共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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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责任编辑：马风书・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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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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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广泛共识，我国也不断深化对外的会计交流与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如2014年7月，现任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就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受托人；2015年11月，我国财政部会计司司长高一斌成功当选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咨询委员会委员。同一时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会计学会上也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会计事务和国际会计规则的制定，进一步提升中国会计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和欧盟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和国际趋同上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声音都相对弱小。如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最高权力机构提名委员会（NC）7名委员中，美国独占3名、欧盟共占3名，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竟然没能拥有1个名额。可见，中国尚未能取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会计国际话语权。
然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并施加重大影响的时机已经到来。2013年9月和10月，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由于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和商贸往来的共同平台，涉及金融、税收等各个领域，因此，“一带一路”沿线需要建立各方互认的会计准则，而中国便可以通过协调与主导“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准则的制定，在保证各国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改变当前国际会计话语权的格局，进而提高中国国际会计话语权。
美国单级主导期
1919～1973年为会计国际话语权美国单级主导阶段，该阶段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其本土远离一战战场，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的机遇。美国文化开始流行世界，由美国文化土壤滋生出的会计准则模式，也搭乘美国文化的快车进行文化输出。全世界由于贸易交往需求，不得不向美国会计准则进行单向趋同，美国也借此确立了会计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是美国会计准则模式产生的精神内核。在这种文化主导下，社会强调职业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低，人们思想自由开放，对社会事务参与程度高。美国会计职业团体由此逐渐形成自律监管的传统，早在1887年就成立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36年，美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民间会计准则机构――会计程序委员会。个人主义文化特征使得美国在会计组织创新和会计规范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在国际会计领域，美国利用自身会计职业团体的强大和会计准则制定历史的悠久等优势，不遗余力地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世界银行（WB）、世界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经济组织传播美国的会计准则模式，这使得美国的会计准则模式被世界众多国家认同，甚至直接采用US GAAP作为本国会计准则，FASB的权威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确立，美国藉此获得了会计国际话语权的单级主导地位。
美欧话语权竞合
1973～2003年为会计国际话语权美欧争夺阶段，其中的文化因素是：欧洲统一文明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竞争意识促使其各成员国联合与美国相抗衡，欧盟会计国际话语权得以迅速提升。
欧洲统一文明的历史渊源为欧盟的建立奠定了不可取代的文化认同基础。在国际会计领域，基于对欧盟内部渊源统一文明的高度认可，以及作为现代奥运发源地的古希腊所倡导的竞争精神，欧盟渴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欧盟于1973年6月在英国发起成立了IASC并开始IAS，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欧盟内部会计准则“多而散”的深层次难题，而且逐渐取得了与美国相抗衡的会计国际话语权。
21世纪以来，美国文化和欧盟文化呈现出既竞争又联合的新特点：一方面，随着欧盟经济实力和文化的双重复兴，美国和欧盟展开了对世界文化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世界文化日益向多元化的趋势发展，无论是美国文化还是欧盟文化都受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多元文化的挑战。为联合应对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挑战，美欧文化在竞争的同时也展开了合作。其结果导致美欧对会计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暂时达到一种动态均衡状态，共同主导会计国际话语权。
在竞争方面，美国于2011年5月26日提出了“趋同认可”而不是“直接采用”IFRS的新策略，即在FASB不放弃制定US GAAP的条件下，通过与IASB 合作制定新IFRS，力争将新IFRS纳入US GAAP体系以取得对欧盟的优势地位。在联合方面，2001年4月IASB重组时，美欧利用在会计文化、会计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联合对IFRS各权力机构成员设置了极为苛刻的“技术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被严重削弱。
中国会计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大背景下，中国提升会计国际话语权应采取文化创新路径。
一是加强文化建设以提高IFRS权力机构的参与度。
首先，培养熟悉中西方文化的国际型会计人才队伍。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高级人才的培养模式，造就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的高端会计人才，努力使中国高端会计人才达到美欧设置的“技术标准”；
其次，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和品牌声誉的民间会计职业团体。中国会计职业团体起步较晚且由政府主导，这为美欧诟病中国会计职业界提供了借口。中国应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和品牌声誉的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努力使中国的会计职业团体达到美欧水平；
最后，加强国内会计学术基础理论的建设，不能仅仅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会计理论和研究成果，国内会计学术界应当尽量构建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创建一套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时也对国际会计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的会计准则。
二是协调与主导“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确立中国会计准则为标准。
首先，拓宽国内会计理念的传播渠道，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交往深入具体地阐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脉络，传播好中国的会计之声；
其次，通过国内外“受语者”都认同的表达方式，传递我国会计价值观，以换位思考的角度理解并回应相关国际利益集团的利益关切，赢得对我国会计国际话语的认同；
最后，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秉持“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跨文化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努力实现中国会计准则作为“新兴经济体总标准”与美欧作为“发达国家总标准”相制衡的目标。
三是提升文化吸收整合创新能力以提高中国会计准则应用度。
摘要：出生在美国的小说家、评论家亨利・詹姆斯是西方历史上一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流散”作家。早在19世纪70年代，亨利・詹姆斯就选择了自我流散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论文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大师赛义德的流散理论为思想基础，阐释亨利・詹姆斯不同时期的作品其实是作者在流散的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文化倾向的反映。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文化夹缝 流散写作 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3-0060-02
随着后殖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又一新的热点。随着全球化大潮的高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潮也日益加剧，流散批评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但学者们更多地关注西方主流话语中的族裔文学的研究，而忽视了西方历史上的经典作家及作品。其实，流散写作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历史有之。从西方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来看，广义的流散写作有其先声。
亨利・詹姆斯就是西方历史上比较独特但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流散”作家，自我流散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其作品的“国际主题”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国内外对亨利・詹姆斯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小说理论和国际主题作品进行探讨，比如：代显梅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龙昕的《探寻不同文化的融合之路――解读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国际文化主题》等。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到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来的对欧美文化的不同思考以及其根本原因。本文尝试以后殖民理论大师赛义德的流散理论为思想基础，阐释亨利・詹姆斯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不同文化倾向并分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 詹姆斯的流散生活以及赛义德的流散理论
亨利・詹姆斯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批评家。1843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老亨利・詹姆斯一生追求哲学与神学研究，是当时美国文化圈里的一位著名人物。像当时所有有教养的美国人一样，老亨利认为他的孩子们应该接触欧洲的文化和生活。他偏爱欧洲教育，认为它比美国的优越。所以。詹姆斯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父亲带到了欧洲。此后，他们经常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所以亨利・詹姆斯所受的教育是世界性的。他在英国、瑞士和法国等许多学校读过书，受到过良好的“全球化”教育，尤其欧洲文化的熏陶。“越界”一方面使他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具有了双重视角；另一方面与本土的分离以及与寄居国之间的隔膜使他成了边缘人，始终徘徊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自我流散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他的小说最常反映的就是国际主题，独特地描写和反映了欧美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而不同时期的作品则体现了他在不同的流散阶段对两种文化的思考。
针对流散经历对流散者的影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Essays)中写道：“Exile is strangely compelling tothink about but terrible to experience，It is theunhealable rift forced between a human being and anative place，between the self and its true home；itsessential sadness can never be surmounted，And whileit is true tha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ntaln heroic，romantic，glorious，even triumphant episodes in anexile’s life，these are no more than efforts meant toovercome the crippling sorrow of estrangement，”(Said173)也就是说流散者通常会陷于一个中间状态：他们既不能与本土文化完全分离，也不能完全融入到新的文化中去。人们会觉得流散者是他所处环境中的～员，但他自己总是格格不入。
二 作品：作者夹缝状态的最佳展示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詹姆斯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美国人》，《贵妇画像》，以及《美国的景象》，说明詹姆斯不同时期的“国际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欧美文化的不同感受，并结合流散理论阐释这三部作品体现出不同文化倾向的原因。
在詹姆斯的早期作品《美国人》中，主人公纽曼因为不满于既有的生活，决心到一个新的世界(巴黎)去感受异样的文化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还是被当地贵族奚落和捉弄，最终还是在异己的生活圈子之外徘徊。而纽曼的经历也是很多初到欧洲的美国人的共同经历。他们的单纯天真很容易被老到的欧洲人所愚弄。流散使詹姆斯接触到欧美两种文化，因此他具备了双重视角，可以真实的描写美国人在欧洲的经历。他的早期作品反映了欧美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贵妇画像》是詹姆斯更为成熟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詹姆斯通过塑造主人公伊莎贝尔，细致地描述了流散者在欧洲的经历。
伊莎贝尔对欧美文化的看法体现在她对于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她拒绝了代表典型美国文化的戈德伍德和代表典型的英国文化的沃伯顿勋爵，这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出生在美国的伊莎贝尔对欧洲充满了向往，于是拒绝了追求她的戈德伍德。来到英国遇到沃伯顿勋爵，并被其深深吸引。不久，当她逐渐适应了英国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之后，伊莎贝尔又缅怀起了在美国的“自由”，于是当沃伯顿勋爵向她求婚时，伊莎贝尔虽然很犹豫，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其实这个阶段的伊莎贝尔是非常矛盾的，她始终处在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选择的摇摆之中。而她最终选择了代表欧洲文明的美国人奥斯蒙德，似乎两方面都兼顾了。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品末尾，当伊莎贝尔发现自己被骗后，还是没有接受戈德伍德和沃伯顿勋爵的好意，也说明她终于明白自己无法回到未出国前美国人的状态，也无法完全融入英国人的生活。
这部小说更完整地描述了流散者在他乡的心理感受：在初期，流散者对异邦充满兴奋和好奇：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流散者清醒地意识到欧洲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流散者并不能被旅居国完全接纳，与欧洲文化总是格格不入。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我们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 的字里行间。(王宁78)
《美国的景象》是詹姆斯的后期作品之一。在欧洲定居了很长时间之后，詹姆斯不免开始怀念祖国：于是带着思乡之情重返美国并记录此行的所见所闻。令他无法接受的是，美国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在美国他也有了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最终他还是选择英国作为老年生活的地方。
这三部作品完整的表现了流散者在流散过程中对祖国以及寄居国的不同倾向：初期，流散者被欧洲的文化吸引；中期，流散者意识到流散者并不能完全融入到寄居国；后期，流散者开始怀念祖国，却发现在祖国自己同样是个局外人。于是流散者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这正反映了赛义德的流散理论。
三 《小说的艺术》：作品是现实的反映
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可以用来证明流散经历始终影响着詹姆斯的创作。他在书中写道：“Novel is in its broadest definition a Dersonalimpression of life；that to begin with，constitutesits value，which is greater or less according tO theintensity of the impression……”(James 121)，詹姆斯认为作品是反映生活的，因此他作品中流散者的流散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亨利・詹姆斯的流散经历的再现。正因为詹姆斯深刻地了解流散者的感受，具备了双重视角，他才能成功地塑造了国际小说中的流散者形象。同时，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倾向也正说明了其不同时期的流散经历一直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
结语
由于离散者游移于多种文化之间，故而拥有更宽阔和多元的视角，得以重新参与文化的改造与传承。流散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又或许，流散是一种与母体撕裂的伤痛：但在富有创造性的后殖民理论家那里，流散又是一种特权、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萨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的流散论述，为我们审视后殖民语境下差异性文化的变迁与碰撞提供了一种痛苦而又难得的视角。
【关键词】近代 非欧世界 历史地位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欧洲先后经历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两次社会转型，驶入了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欧洲中心论”得以形成，并伴随着“欧式文明话语权”积极向非欧世界扩散。但是“欧洲中心论”的盲阈在于其忽视了考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野和整体视角，其结论的严谨性也禁不起历史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推敲。因此，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客观地解读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下面，便就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渐变历程剖析如下：
一、近代初期的非欧世界：保持独立与自我的发展状态
近代伊始，非欧世界几个大洲间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亚洲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和人类文明的积累，早已形成数个专制但繁荣的东方帝国，如、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以这些帝国为中心，形成了亚洲传统上的东亚封贡体系及穆斯林世界两大区域关系体系，这两大区域关系体系一直得以持续到16～17C的近代早期。但与亚洲相比，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开发却相对滞后，原始部落形态占据了当地社会发展的主流。虽然非洲和美洲也曾建立起一些土著帝国，如西非的桑海帝国、南美洲的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但这些较为原始的帝国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还远远比不上东方专制帝国；同时，非欧世界几个大洲的内部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最明显的是非洲，北非地区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地理位置又临近欧亚大陆，所以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其他地区。
由于交通和交往的限制，非欧世界直至近代初期仍保持着相对隔离和分散的发展状态。也是这种隔离和分散使非欧世界得以保持各自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预。但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非欧世界原本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进程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融入欧洲因素。
二、近代早期的非欧世界：欧洲因素开始融入
经济方面，非欧世界开始被动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贸易网。从古代至近代初期，虽然相对隔绝和分散，但非欧世界各大洲内部早已建立内部贸易联系。如非洲，早在跨入近代以前就形成了内陆贸易和内陆与沿海之间的贸易，搭建起了非洲地区的贸易网；而亚洲内部、亚洲与欧洲之间也形成了类似的地区贸易网，但是这种贸易交往只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内，不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意义。但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连接欧-非-亚三洲的香料贸易路线、连接欧-非-美三洲的大三角贸易路线及连接美-非两洲的贸易路线等三大世界性的贸易路线相继被开拓出来，这三条由欧洲人开辟的同时并存的贸易路线把世界的四大洲和三大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网。原来由非欧世界主导的地区贸易网开始被纳入到这个国际贸易网之中，非欧世界成为了国际贸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向欧洲输出本地出产的大宗经济作物、奴隶和贵金属，而从欧洲输入欧洲生产的制造产品。欧洲作为商贸活动的组织者自然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网的中心。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联系起来的国际贸易网的出现也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孕育。
政治方面，非欧世界开始遭遇欧洲的征服、殖民与渗透。16～17世纪，凭借军事与技术优势，欧洲也开始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扩张，对美洲进行征服、对非洲进行殖民或政治控制、对亚洲进行势力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也正在孕育。
文化方面，非欧世界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欧洲文化跨区域传播的冲击。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世界各地区间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各种物种、商品、技术，甚至疾病、宗教等开始横跨大洋，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传播，给各个文明带来不同的影响。然而“全球文化交流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欧洲人见到了整个世界，而其他地方的人只见到了欧洲人。美洲文明在这种接触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非洲文明也被侵蚀得支离破碎。”
三、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地位
虽然16～17C的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发展开始受到欧洲人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现象表明“从哥伦布和达・伽马往后的300余年里，欧洲虽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它对美洲除外的非欧世界远未建立起压倒性优势和统治权。”
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而非欧世界的经济生产也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被深入地触动。所以，欧洲虽然主导国际贸易网，但在与非欧世界的交往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正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优势尚不明显，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国际贸易规模小大，真正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形成。
其次在政治上，欧洲相对于非欧世界的政治优势也不明显。对于亚洲，一直到18C，西欧殖民者都一直渴望能与亚洲的强大君主国平等交往，但却事与愿违。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作为西欧国家首次正式派到中国的外交使节，1793年英国乔治・马夏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建交、传教等7项请求，并要求签订平等条约。然而，乾隆帝以“无此先例”为由加以拒绝。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所以，“在17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和18世纪的中国，欧洲列强为战略或商业目的无不多所迎奉，几乎完全按苏丹和清朝皇帝规定的安排进行交往”。直到18世纪，欧洲在与亚洲的交往中都还明显处于劣势。“在向非洲和美洲探险、殖民和征服的过程中，殖民国家或者作为其人的殖民者也曾经尝试以签订条约方式与当地政权交往。但这种国家间交往只发生在殖民者与较为强大的土著政权之间，而当实力的平衡被打破时，殖民者往往撕毁和约，代之以枪炮和铁骑”。可见，欧洲在对非洲、美洲进行殖民和政府时也存在角力，并非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一旦当地政权比较强大，欧洲人也只能用相对平等的签约方式与之进行交往，甚或是放弃。1535年，当葡萄牙人企图动用武力侵占比热戈斯群岛时，遭到当地人的迎头痛击，终未得逞。这一事件说明西非人民具有足以抵抗殖民侵略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近代早期欧洲人在西非始终未能像在美洲那样，在军事征服的一基础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的原因。
在文化上，非欧世界大多数地区还能维持各自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近代晚期（18～19C）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化
然而18～19C，欧洲相对非欧世界的绝对优势开始确立。
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被纳入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资本的渴望使欧洲列强迫切地需要扩充市原料产地和市场。这一时期，欧洲凭借着工业革命制造出坚船利炮打开亚洲、非洲国家的大门，逐步把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进入快速殖民和扩张的阶段，19C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非欧世界的区域关系体系最终让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从17C开始～19C末，欧美国家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普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19C末20C初，随着殖民扩张达到顶峰，借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明显优势，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不断向全世界扩展，逐步侵蚀、挤压另外两个非欧世界区域关系体系的过程。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东亚封贡体系和穆斯林世界的体系被摧毁，让位于以西欧为中心，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
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逐步成为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附庸：经历工业革命后具有非凡生产能力和获取资本渴望的资本主义更加地以掠夺其他国家作为基本的发展条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后，欧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对非欧世界进行经济掠夺，结果就是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就出现了国际分工（工业生产与原料生产、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使非欧世界沦为欧洲的经济附庸，非欧世界便沦为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国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各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发挥分工国家各自的经济优势，并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剥削落后国家的一种经济强制制度，造成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依赖性。
除北美外非欧世界的文化被极大地改造：近代晚期，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统治：一种是直接统治、一种是间接统治。无论哪种方式都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法国是典型的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的宗主国。它就实行同化政策，大力向殖民地灌输宗主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殖民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这样来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产生密切的认同感，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这种做法必然会极大地改变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英国是典型地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的宗主国，但它同样推行同化政策。
综合起来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市场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建立，欧洲已经占据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优势。而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在整体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沦落为欧洲的附庸。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顺果.《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关键词】他者 建构 欧洲认同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识码】A
“认同”概念释义
认同（identity）的概念最早出自社会心理学，它试图解决作为个体或集体的我们如何确定我们自己和他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因此，对认同的研究最初始于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自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精神分析家埃里克松（Erik Erikson）提出后，认同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
从认同的社会和心理层面差异而言，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individual identity）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尽管路径存有差异，自我认同的核心特质在于回答“我是谁”。与自我认同类似，集体认同则需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人与人彼此分享观点和态度的过程会导致个体将自己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有着共同目的的群体，以及异于其他群体特征（排他性）的集体认同。塔吉费尔（Henri Tajfel）认为，集体认同建立在个体对自己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以及附加于这种成员资格的价值和情感方面的意义之基础上。于是，集体认同通过对自己属于某一群体成员身份的认知而建立心理归属感，并以群体共同特征为依据，划分与其他群体的边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阐释到：“一个完全内化文化的标志是行为体与这个文化的认同并把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这种认同过程、这种作为一个群体或‘群我’的一部分意识，就是社会身份或集体身份。”①
认同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是其建立在我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简言之，“我者（Us）指那些价值观和信仰与我相同的群体；而他者（Other）指那些价值和信仰与我不同的群体。”②也有学者将他者身份（otherness）定义为“一种在文化结构与特征上存在容易辨认属性的另外一个文化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一种文化系统，也可以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文化模式。”③
在建构集体认同的过程中，仅关注我群（we-group）内部共享的要素本身往往无法深刻地解释认同的内涵，而通过观察其他群体与自身系统的异同远比没有参照可寻容易得多。换言之，集体认同的构建过程不仅关乎“我们是谁”的问题，还关乎“我们不是谁”的问题。因此，圭里纳（Guerrina）毫不夸张地指出，我者和他者的划分是认同构建过程中关键的一环。无独有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④温特更为直接地将认同形成过程加以概括：“认同的基本原理就是：它假设‘他们’（they）与我们（we）是根本不同的，而提高认同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与我们是一致的。”⑤
“他者”建构的若干范式
对于“他者”的形象和内涵，无疑可以通过“描述”、“想象”或者“建构”三种不同的过程得以呈现。这三种过程看似独立而生，实则有着内在深刻的联系。正因为我者与他者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差异性的辨识亦当是中立的过程，如此便出现了对他者的“描述”。被描述的对象一定是客观实在的物质或现象，或有据可考，或亲身所见。正如安德森批评盖尔纳的那样，想象不是凭空臆想，而是需要建立在一定材料的基础之上，这些材料的初始来源就是描述。当描述的过程加入修辞成分的时候，描述则自然而然地过渡成建构。
在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他者的建构势必包含不同策略。托马斯・迪兹（Thoms Diez）曾将这些呈现策略精要地概括为为四大类。首先，将他者呈现为“存在的威胁”是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研究层面较为流行的方式。该流派提出他者在安全领域带来的威胁，因而主张将特殊措施合法化，例如战争。其次，给他者的性质贴上“劣等”的标签也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一种策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东方主义（Orientalism）。惯用策略则是将他者描述为“异类”（exotic），并不断重申我者相较于他者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第三种建构策略，即不仅强调我者标准的先进性，还进而强调我者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他者就不言而喻地成为了违反普遍原则的代名词，并顺理成章地被要求接受我者的原则。与这三类策略相比，将他者呈现为“有差异”的方式则无关乎对他者的价值评判。他者既不是低等的，也不是威胁，而仅仅是不同。因此该策略最大的益处在于减少了对他者实施有害干预的可能性。⑥
欧洲历史上的“他者”及反思
纵观欧洲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欧洲认同之建构从未脱离我者与他者二元对立的演化过程。古代欧洲人群除了对地理疆界有些许模糊的意识之外，没有形成过欧洲的具体概念，更谈不上欧洲认同。随着对生活环境、日常规范和价值观认识的日渐积累，人们便产生了自我认知的意识。而这种自我认识的意识也在与外界的接触过程中逐渐加深，并在我者与他者的形象反差中得以巩固。古希腊时期这一关系体现在“文明”的我者和“野蛮”的他者的对立。从词源上讲，“野蛮”（barbarian）最初是用来指涉语言的形容词，指“说话笨拙的，尤其是使用无法听懂的语言的人”。在古代欧洲背景下，该词用来特指“不会说希腊语的人”。然而这层含义渐渐又发生了变化，“不会说希腊语”演化成与“非理性”、“专制”和“广泛的文明缺失”等同起来。这里的野蛮实际上指欧洲疆域以外的东方人，尤其是居住在亚洲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古希腊人素来以他们在哲学、数学、科学和政治领域的成就感到自豪，而政治理念中的理性、民主和自由等传统更是被其后世称道。这些传统也确实成为西方文明的奠基石。与之相对，亚洲人在他们眼中却因不具备这些价值观而刻画为文明欠发达的形象。事实上，用理性的价值观衡量文明高低优劣的做法在当时相当普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将人类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并认为以希腊男性贵族为代表的群体方可称之为有文化的人，且这群人有能力理性地安排生活并以民主的方式组织社会。反之，希腊以外的人因为没有文化和理性管理民主秩序的能力，将在专制中过着粗野的生活。由此可见，非希腊世界的野蛮型构成古代希腊最为鲜明的他者形象，进而加强了欧洲人自身对理性思想的认同。
中世纪以来，伴随基督教成为当时统一欧洲大陆的绝对力量，对他者的建构重心也转移至宗教层面，以基督教的我者和穆斯林的他者之对立尤为突出。中世纪欧洲的他者明显给我者带来更多焦虑。这种焦虑产生于欧洲所面临来自非基督世界文化体系的威胁，尤其是来自北非、南欧和中东的穆斯林的威胁。正是焦虑和利益的结合使得宗教冲突上升，其极端事件则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血腥的以失败告终，由此撼动了东罗马帝国的统治。
随着基督教对欧洲统治日渐式微，文艺复兴关注古典主义和现世生活，激发了大众对古希腊文化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思想自由。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文明经历了又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理性再次成为欧洲人认识自己的重要特质。尽管基督徒与“异教徒”的冲突没有消亡，但宗教差异已不再是构建他者形象的主导因素。此时的他者成为“非理性”的代名词。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被引入社会进化的解释之中，进而出现了由于进化层次高低而产生的文化优劣。古希腊哲学推崇社会等级决定群体间关系，而社会等级又取决于理性思维能力。欧洲许多思想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比欧洲以外世界的人拥有更强的理性思维。欧洲文化位于文明的最顶端，而非欧洲文化则被贬为低等，需要被指引和统治。殖民主义时期，分隔我者与他者的认同界限自然而然地呈现为白人的我者与黑人的他者；文明的欧洲与被殖民的他者之间。
冷战的爆发则为现代欧洲建构他者又一次提供了机会。随着世界秩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前苏联成为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他者。一方面，意识形态的鸿沟也将东欧和西欧隔绝开来，使其再次陷入分裂的状态；另一方面，冷战也为欧洲勾画全新的理想蓝图创造了环境，使得欧洲之父们沉下心思考寻求安全、合作和稳定之道，致力于欧洲一体化的探索。
后冷战时期，欧洲认同中的我者与他者更是各种关系交织的总和，愈加复杂。经济上，战后崛起的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强国对整个欧洲在世界经济的地位构成威胁。尤其是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对欧洲造成不小的心理打击。欧洲渴望在经济领域联合起来与之抗衡，以保持其作为经济体的独立性。就意识形态而言，前苏联的瓦解使欧洲一时间失去了参照物。不过，欧洲人迅速让标准回归到了占多数的基督徒与占少数的穆斯林的区分上来。事实上，土耳其入盟之路的坎坷就是极佳的例证。自1987年土耳其正式申请加入欧共体被拒绝至今，入盟谈判迟迟未得进展。就入盟条件中的经济因素、民主治理和人权等问题，欧盟已屡次对土耳其发难。然而除了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另一阻碍土耳其入盟，但不能点破的“窗户纸”正是敏感的宗教差异。更有甚者，2003年西班牙和荷兰就曾要求将基督教身份写入欧盟宪法。虽然这一提议被欧盟拒绝，但足以可见并不是所有成员国都能欣然接受一个穆斯林国家加入到欧盟这个有着深厚基督教传统的联盟中来，更何况土耳其在历史上曾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冲突的中心地带。
除了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他者，当代欧洲同时还面临文化软实力层面的对手。文化软实力是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与“他者文化”的遭遇中所彰显出来的创生力量。⑦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主要在欧洲与美国之间展开。众所周知，美国文化的精髓根植于欧洲大陆，而后两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欧洲的高雅文化（highbrow culture）和美国的俗文化（lowbrow culture）之间的碰撞。欧洲大陆向来以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自诩，而美国显然在大众文化的创造、消费和传播方面游刃有余。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美国的流行文化被大量制造，并以多元的表现形式涌入欧洲大陆，例如好莱坞电影、MTV、肥皂剧、快餐等一系列成批量生产的、“粗俗”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品位也渗透到欧洲社会，成为欧洲文化意义上的他者。美国流行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一直被欧洲许多政治家视为一种威胁，尤其像法国这样的传统西欧国家，难以容忍将高雅的文化拱手出让于低俗的商业市场。许多欧洲国家所打出的“文化”和“文化例外”牌都是为抵制美国流行文化入侵所采取的权宜之计。然而，欧洲民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接受度却是一些政治精英不愿直视的现实。恰恰是这些粗俗的美国货“令人遗憾地”在工人阶层消费者中大受欢迎。欧洲用美国流行文化的“他者”形象反观塑造出我性特质，继而引发的难题却是如何与之博弈。它关乎文化间的对话策略，更关乎如何看待中心与边缘的问题。
从欧洲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欧洲的他者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多重建构，这些对立角色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欧洲人寻找自我认同。然而深入剖析对他者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的二元对立界定是多种偏见综合的结果：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宗族的。它们不可避免地陷入托马斯・迪兹归纳的前三种他者建构策略的局限性之中：要么是存在的威胁，要么是劣等的异类，再不然就变成有待改造的群体。
结语
欧洲的他者建构过程难以避免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相伴而生，它为欧盟树立当代的认同观既提供了策略借鉴，又起到了警醒作用。在“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中找寻欧洲认同是当下欧洲的对外关系学界热议的话题，其中对我者与他者的反思也是不可获缺的一环。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将规范性力量定义为外交关系中非军事的或经济的，而是通过观念和价值起作用的行动力量，在世界政治中用以“塑造规范的观念”⑧。他认为欧盟建立的基础正是规范性原则的集合，它们包括了自由、民主、对人权的尊重、法治，甚至包括欧盟建立的政治理念，如共享。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交事务中日益增多的军事行动以及与潜在的经济利益之间的悖论已经引发学界对该话语影响力的质疑。同时，欧盟通过何种方式将其规范性力量扩散到国际政治中也可能会触碰欧洲中心主义的雷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剖析规范性力量中所暗含的他者。这个他者的形象并不一定要从外部世界获取。如果说当前和平的共同体的形象是我者，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尊重是它的特质，那么欧洲的战争和分裂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中所透出的人性的泯灭就是对他者的一种描述。这类似于欧洲部分学者所论及的，应当将欧洲自身碎片化的历史视为他者加以否定，以巩固欧洲认同甚至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相较于此前欧洲对他者的建构，“历史作为他者”更具有反思的意味。它避免了策略的局限性，不失为欧洲认同的有效解释。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专项青年教师基金项目“社会话语论视阈下的欧洲认同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SZYQN110）
【注释】
①[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3页。
②Roberta Guerrina. Europe： History， Ideas and Ideolog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
③张生祥：《欧盟的文化政策：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地区统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⑤[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的变化》，约瑟夫・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脱赫维尔主编：《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页。
⑥Thomas Diez. "Constructing the Self and Changing Others： Reconsidering'Normative Power Europe'"，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5（33，3）， pp. 628～629.
⑦邹广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建构路径”，《人民论坛》，2014年第24期，第41页。
摘要：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贵妇画像》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关注。长期以来，文学评论家从不同角度对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另辟蹊径，尝试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她的四个追求者以及从他们与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中，展示文化冲突与融合对于性格塑造的影响，从而警醒现代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顺应潮流，有意识地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关键词 ：四位追求者；情感纠葛；欧美文化冲突
亨利·詹姆斯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国际主题”一直是他小说的主旋律，他的小说人物不断地在欧美大陆穿梭，生动地反映出了欧美文化各自的特点以及差异性，因此他被评论界誉为“沟通欧美大陆的文化使者”。
亨利·詹姆斯1843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富裕家庭。青少年时期，他曾经多次游历欧洲，在其父亲安排下他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接受教育，随后又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1876 年，亨利·詹姆斯决定定居伦敦；1915年加入英国国籍；1916年去世。亨利·詹姆斯横跨两大洲的生活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他跨越两大洲的生活体验让他意识到两地文化等方面悬殊的差异，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断地探索欧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他的主题多涉及欧美两地的文化碰撞，他的主要作品《贵妇画像》便是其中一部重要的代表。该书描述了一位优秀的美国姑娘伊莎贝尔跟随姨妈到欧洲生活的经历，与此同时，四位追求者闯入了她的生活。本文尝试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她的四个追求者以及从他们与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纠葛中，展示文化冲突与融合对于性格塑造的影响，从而警醒现代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顺应潮流，有意识地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一、伊莎贝尔的表哥拉尔夫·托切特：一位隐形的追求者
伊莎贝尔的表哥拉尔夫家境富裕，在其父亲的安排下，拉尔夫接受了美国和欧洲两种不同文化的熏陶，他的性格深受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他在美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后又在牛津大学就读。在父亲的眼里，拉尔夫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但事实上拉尔夫的性格中所流露出的内向、保守、心思缜密，使他更具有英国绅士的特点。在他的身上既有英国人的稳重、缄默，又可以看到美国人不拘小节的作风。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当拉尔夫事业刚刚起步时，他却不幸患上了肺炎，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家境殷实、才华横溢的拉尔夫本该大展宏图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学会放弃。他表面上过着慵懒的生活，整日游手好闲，显得玩世不恭，实际上把自己的烦恼和忧愁都埋藏在内心深处。
他十分敏感，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表妹伊莎贝尔的出现点燃了拉尔夫的希望之火。伊莎贝尔美丽、聪慧，健康而又充满活力。拉尔夫对她可谓一见倾心，但是由于健康原因，他觉得自己无法给伊莎贝尔带来幸福，他不愿意成为她的负担和拖累。因此，他选择把这份感情深藏在心底，但是一直暗中努力帮助伊莎贝尔。他说服父亲留给她一大笔遗产，这样伊莎贝尔就能够一心一意地去追求她自己的目标和理想，随心所欲地生活。而这些正是拉尔夫渴望而不可及的。伊莎贝尔好像拉尔夫生命的延续。虽然孱弱的身体使他失去了爱的机会，却也使他的感情沉淀得更加深沉，更加纯粹。终其一生，拉尔夫超脱、敏锐而无私，对伊莎贝尔关心备至。他丝毫不介意伊莎贝尔对他的误解和独断，而对自己的失误负疚终生。弥留之际，他仍感到十分自责：“是我害了你。”尽管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伊莎贝尔身上，但是拉尔夫始终都没有向伊莎贝尔公开表白，他只能被称为一个隐形的追求者。在他的身上汇聚了人性中最崇高的精神：博爱、宽容和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自我牺牲精神。
拉尔夫是欧美文化融合的理想化身。他诚实、坦率、慷慨，有很强的道德意识，但是又没有欧洲人的世故。在他身上，美国人的高尚独立与欧洲人的敏感智慧，以及美国人的淳朴与欧洲人的成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这两种文化的完美融合。
二、典型的英国绅士沃伯顿勋爵：一位理智的追求者
英国追求者沃伯顿勋爵代表欧洲文明，他是英国上层阶级社会的代表，他具有欧洲古老文明熏陶出的绅士风度。他经常出国旅行，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他举止高雅、言谈风趣、有教养。伊莎贝尔丰富的想象力、超凡脱俗的气质深深地打动了他。沃伯顿勋爵对伊莎贝尔一见钟情。她的美貌和智慧令他着迷，以至于他们认识才26小时，他就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大胆地向伊莎贝尔求婚。他自负地认为凭借自己的出身、地位和财富，伊莎贝尔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嫁给他，然而让他始料未及地是伊莎贝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当他确信这是伊莎贝尔的最终决定时，他理智地选择了放弃。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英国人理性、温文尔雅的性格特点。同时让我们明白了真正的爱情，是在无法爱的时候，懂得放手。
虽然伊莎贝尔喜欢沃伯顿勋爵的风度:古老文明熏陶出的绅士风度，但遗憾的是她认为沃伯顿勋爵是英国人上层社会的典型代表，他身上隐含的英国阶级制度让伊莎贝尔无法接受，想到沃伯顿的社会地位和家世，复杂的社会层次和累人的繁文缛节使伊莎贝尔退却了。她认为美国人对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重视是沃伯顿勋爵无法真正理解的，而且勋爵地位处在英国最高的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繁杂的社会风俗和制度的束缚。因此，沃伯顿身上的文化内涵吓退了这位追求自我和独立的美国姑娘。换言之，文化冲突最终拆散了这桩姻缘。
三、卡斯珀·古德沃德：一位忠实的追求者
卡斯珀，年轻、勤奋、强悍、有进取心、无拘无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卡斯珀代表的是美国文明，诚实、坦率、慷慨，充满激情和力量，但是缺乏精致的高雅文化和品位。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是一名非常著名的体操运动员和划手，这显示出在卡斯珀身上蕴藏着惊人的力量与勇气。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的企业并没有受什么影响，反而蒸蒸日上，这足以证明他头脑灵活、思维敏锐、判断精确，而且做事情有恒心，有毅力。
卡斯珀具有主动进取、永不放弃的美国精神。这一点从他对伊莎贝尔始终如一、坚贞不渝地追求便可看出。卡斯珀是伊莎贝尔最忠实的追求者，尽管屡次遭到伊莎贝尔残酷的拒绝，他却十分固执地选择继续等待机会，丝毫不气馁。卡斯珀的“美国精神”使他成为一个不轻易接受失败的人，他始终坚信只要有顽强的意志，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即使伊莎贝尔结了婚也没能够让他放弃爱情，当他得知伊莎贝尔婚后并不快乐，他立刻又看到了希望，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尽管依旧遭到无情的拒绝，但是卡斯珀依然坚信：只要守候，就会有希望。
卡斯珀身上主动进取的性格是典型的美国精神，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没受欧洲传统习俗影响的美国男性。从跨文化的角度分析，卡斯珀具有极强的种族优越感，认为美国及美国人是一切交际的中心。持这种种族优越感的人往往在跨文化交际中拒人于千里之外，对别的民族持否定态度，拒绝接受其他文化中丰富的内容和深厚的沉淀。他否定英国的一切，甚至认为“英国人不跟我们同类，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样”。正是因为卡斯珀狭隘的自负，缺乏对不同文化的容忍性，最终导致伊莎贝尔屡次坚决地拒绝他的求婚。
四、欧化了的美国人奥斯蒙德：
一位贪婪的追求者
奥斯蒙德是一位完全被欧化了的美国人。他出生在美国，但是从少年时期就一直在欧洲生活。他全盘接受了欧洲文化，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美国文化的影子了。他全然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他的谈吐举止变得像欧洲人一样内敛含蓄，不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吸收欧洲古老文明的精华，他已经堕落了。奥斯蒙德一无所有，但是他狡猾地把自己的缺陷变成了无与伦比的美德。伊莎贝尔彻底地被他蒙蔽了双眼。她错误地认为奥斯蒙德不属于英国的任何阶级，没有英国人的那些复杂层次。从表面看，他与社会隔绝，只是投入地关心女儿，他精通艺术，善于鉴赏，显得高雅有内涵。婚前，他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一位极富有爱心的父亲；另一方面，他深谙美国文化，知道像伊莎贝尔这样天真单纯的美国女孩往往会有着什么样的幻想，有什么样的美梦，为了达到追求伊莎贝尔的目的，他处处投其所好，欣赏伊莎贝尔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鼓励她去认识世界，体验生活，从而获得伊莎贝尔的好感，最终赢得了伊莎贝尔的爱情，得到了她的财产。结婚以后，奥斯蒙德彻底撕下了虚伪的面具，赤裸裸地暴露出他恶魔般的本性。他所追求的并不是伊莎贝尔，他只是垂涎她的财富。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是金钱。他与伊莎贝尔的恋爱只是一场爱情游戏。奥斯蒙德狭隘、虚伪、卑鄙、邪恶、堕落。
在婚姻的选择上，伊莎贝尔既不愿意嫁给功利独断的美国人，也拒绝了拥有传统文化的欧洲人，却选择了从美国迁入欧洲生活了多年的奥斯蒙德，而导致这场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伊莎贝尔缺乏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加上她自己偏执的自信，最终使得奥斯蒙德的阴谋得逞。
亨利·詹姆斯对美国人的性格特征及文化背景了解得十分透彻和深刻，又对欧洲深厚的文化沉淀有着极深的体会，因此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能够把美国人到欧洲生活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跨文化的角度展现了欧美大陆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同时从侧面烘托出了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通过阅读经典名著，让现代人更加清晰地明白一个道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文化交际能力日益凸显。要想在跨文化交际中获得成功，就要有开阔的心胸，只有这样，当我们到了一个陌生地方，我们才能接受挑战，最大限度地吸收和掌握新东西，从而最终使自己以合适的交际方式适应于每一种文化。
参考文献
[1]James, Henry. The Portrait of a Lad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 1986.
[2]亨利·詹姆斯著. 项星耀译. 贵妇画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王淑林.亨利·詹姆斯国际题材小说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8(7).
[5]余叶子.论亨利·詹姆斯《贵妇画像》中的女性意识[J]. 科技资讯，2010(11).
[6]代显梅.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J]. 外国文学评论,2000.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 最优货币区(OCA)理论 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关键词］ 直接投资 贸易 经济关系 欧盟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21－08
引言
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对于双边的意义十分特出。2007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3561.5亿美元，欧盟对中直接投资超过美国和日本，中欧贸易增速在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中名列首位。
在中欧贸易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欧贸易摩擦也在增加。其中，中欧贸易不平衡的加剧是中欧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2007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到1342.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50.1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我国总体贸易顺差的51.2%。
揭示中欧贸易迅速发展的决定因素对于进一步深化中欧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
实证分析，对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认为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是中欧贸易发展和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加大的重要因素。
文献综述
贸易与投资的替代关系最初由罗伯特・蒙代尔(Mundell， R.A.)提出。1957年，蒙代尔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得出在两国产出效率相同的情况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贸易壁垒的存在会导致资本的流动，而资本流动的障碍则会产生贸易。维农(Vernon， R.)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可能对母国的出口产生替代作用。［1］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通过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不仅会产生替代效应，而且也存在贸易创造的效应。但是其前提是“要从投资国潜在的比较劣势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提高投资接受国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生产函数，并使之成为显在的比较优势产业”。［2］
新贸易理论根据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产品差异化等，剖析了贸易的成因，结合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可以认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使各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细化，由此形成国际贸易的扩大。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可以分为资源导向型直接投资和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两类投资对贸易的作用不同。前者具有促进贸易的作用，而后者具有贸易替代的作用。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Liu、Wang和Wei（2001）利用19个国家和中国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流入中国的FDI和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进口引发了FDI，同时FDI又引发了出口，并且发现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3］
冼国明、严兵和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4］
王洪亮和徐霞（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中国与日本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互补关系。［5］
陈继勇、秦臻（2006）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1992―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6］
目前国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欧盟的投资项目具有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单项规模较大、大型公司投资较多的特点。欧盟对中国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完全可能有别于其他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关于中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大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直接投资利用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Liu等，2001；冼国明等，2003）。
目前国内对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大多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关于中欧双边投资和贸易关系的研究较少。欧盟的投资项目具有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单项规模较大、大型公司投资较多的特点。欧盟对中国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完全可能有别于其他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此揭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的影响。
中欧贸易投资关系
1.中欧贸易现状
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建交后，双边贸易快速发展。90年代初期，由于欧共体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双边贸易曾出现过大幅的下降。1991年贸易额仅为116.1亿美元，下降了近50%。但从1992年起，中欧贸易开始恢复，并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除了1996和1997年，其余年份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2003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达1252.2亿美元，同比增长44.3％，而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5月，欧盟扩大为25国后，欧盟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772.87亿美元，占中国总贸易额的15.35%。1975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仅24亿美元，经过30多年的发展，到2007年贸易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增长超过100倍。［7］表1显示了中欧贸易的发展状况。
从商品结构来看，中国对欧盟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其他有纺织、服装、鞋、箱包、玩具、收音机、组合音响、医药、塑料制品等。中国从欧盟进口以资本品为主，包括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工业原料、钢材、医药、初级塑料等。自1997年开始，中国对欧盟贸易开始出现顺差。近年来，随着中欧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呈逐步扩大趋势。统计表明，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由1997年的46.2亿美元（欧盟15国）到2007年的1342.32亿美元（欧盟27国），增长了接近30倍。图1显示了中国与欧盟的进出口变化和贸易顺差的变化。
2.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现状
相对于中欧贸易而言，欧盟对华投资起步较晚。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一直稳步增长，但到90年代以前，投资规模一直很小。从外资项目数看，每年只有100个左右；从实际利用外资额看，每年的规模只有2亿美元。1993―1997年是欧盟对华投资急剧膨胀的阶段，从1993年的6.71亿美元到1997年的41.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50%以上。从1998开始，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进入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欧盟对华投资起伏波动较大。1998―2000年投资停滞不前，实际投资额一直在40亿美元左右徘徊。2001―2002年受美国经济衰退和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规模开始下降，从2000年的44.8亿美元下降到37.1亿美元。2003年起欧盟在华投资恢复增长，2006年实际投资达到了53.9亿美元。
欧盟对华投资虽然有过波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稳步上升的。按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计算，从1986年的1.8亿美元到2006年的53.9亿美元，增长近30倍。截至2006年12月，欧盟在华累计投资项目25418个，合同金额979.5亿美元，实际投资53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引进外资的8％。在欧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2001年中国“入世”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根本改善，这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欧盟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纷纷制定长远投资规划。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欧盟跨国公司正在形成新一轮对华投资热潮。欧盟对中国实际直接投资的变化如图2所示。
欧盟对华投资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首先，投资集中于生产领域。从科技、电子、海洋开发、能源、电力到化工、纺织、有色金属、冶金遥感等领域，涉及的主要是中国急需发展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其次，项目平均资金投入比较大（资本密集），投资项目技术含量高（技术密集）。欧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75%的项目的技术水平处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在技术转让方面，欧盟较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要开放，限制较少，是中国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而获取先进技术、关键设备的重要来源之一。第三，以大型跨国公司为投资主体，投资方式趋向独资控股和兼并收购。欧盟在华投资以大型著名跨国公司投资为主，中小企业来华投资较少，已在华投资的少数中小企业多是作为大跨国公司的关联企业。最后，投资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由于区位优势成为吸引外资最多、发展最快的地区。
3.欧盟各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成员国越来越多，目前有27个。但是这27个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中国的经贸交往水平也相距很大。从贸易方面看，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与这五个国家的贸易额占中欧贸易总额的70%以上。特别是德国，2007年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占了欧盟27国总贸易额的26.4%。在欧盟原15国中，爱尔兰、丹麦、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很少。2006年，这6国和中国的贸易额合计247.25亿美元，仅为中德贸易额的26.3%，中欧贸易额的7%。新加入的12国与中国的贸易额也较小，只占8%左右。欧盟各国在华投资规模也不平衡。欧盟对华投资主要来源于英国、德国、法国、荷兰和意大利5个国家。截至2007年，上述5国累计在华实际投资520.89亿美元，占欧盟对华实际投资总额的88%，而其他国家总计只占10%左右。
从图3可以看出，欧盟各成员国在中国的FDI存量与其和中国的贸易额分布之间存在相似性，即对我国直接投资存量占总存量大的国家其与中国的贸易量占总贸易额的比例也大。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五国同时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资引进国。而奥地利、希腊、卢森堡和葡萄牙等国，无论对华投资还是贸易量所占份额都很小。因此可以推测，欧盟各成员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为验证这种关系，下面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模型建立
本文从贸易引力模型出发进行研究。贸易引力模型是非常具有实效性的分析工具，最初出现在Tinbergen (1962)和Poyhonen (1963)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所作的研究中［8］。贸易引力模型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与一系列变量相关，其核心变量是进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和相互距离。其中，经济总量代表进出口国的供求能力，与两国间贸易流量成正比；距离代表两国之间的贸易阻力，与两国间贸易流量成反比。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Tij=AYαiYβjDλij
其中Tij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贸易流量，A是常数项，Yi和Yj分别表示国家i和国家j的国民收入，Dij表示国家i和j之间的距离。将其转化为线性对数形式即为：
lnTij=lnA+αlnYi+βlnYj+λlnDij
以上的重力模型主要从需求角度刻画了贸易的决定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不仅影响贸易双边的国民收入，而且会改变双边的资源配置、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由此对贸易形成进一步的影响。考虑直接投资在贸易中的特定作用，我们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直接投资变量（FDI）作为新的解释变量，拓展后贸易决定模型满足如下关系：
lnTij=C+αlnFDIij+βlnYi+λlnYj+ηlnDij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与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相比，样本点充足，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可以有效地避免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从而可以更好地研究经济行为变化的动态性。本文采用以下的计量分析模型分别进行检验。
lnTij=C+αlnFDIij+βlnEGDPij+λlnCGDPij+ηlnDi+εit
其中ε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欧盟各国，t表示年份。为了分别考虑FDI存量和流量对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的影响，本文的被解释变量T分别表示贸易总量（TR）、中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EX）、中国从欧盟各国的进口（IM）以及出口与进口的比例(B)。B值越大表示中国对欧盟的顺差越大。而解释变量中的FDIij分别用存量和流量进行分析。本文分析中未将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其原因在于直接投资存量中包含了直接投资的流量。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其预期影响见表2。
2.数据与方法
截至2007年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但2004年后加入的12国加入时间短，且对中国的贸易投资所占份额很小，所以本文选取欧盟15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希腊、奥地利、芬兰和瑞典）1995―2006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采用存量数据，用0.1的折旧系数对前一年的直接投资存量进行折旧。数据来源于fdi.省略 中国投资指南网站和stats.省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单位：亿美元。
中国和欧盟15国的进出口贸易额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亿美元。中国和欧盟15国各年的GDP数据来源于省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单位：亿美元。中国与欧盟15国的距离以双方首都之间的距离来计算，数据来源于省略 网站，单位：千米。
在计量方法上，利用Eviews5.0软件，基于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于计量模型中包含与时间无关的解释变量Dij，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对贸易总量（TR）、中国对欧盟各国的出口（EX）、中国从欧盟各国的进口（IM）的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的（1）～（6）列。其中（1）～（3）列为选择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4）～（6）列为选择FDI流量作为解释变量的分析结果。为了便于区分，表中用FDIS表示直接投资存量，FDI表示直接投资流量。
从（1）～（6）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值均在0.7以上，方程拟合度较高。除了出口方程lnD的系数外，其余解释变量的系数都达到了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无论是选择FDI流量作为解释变量还是选择FDI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欧盟对中国的FDI对中欧贸易具有促进的作用。FDI存量增加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0.207%，而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加0.109%。FDI流量增加1%，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加0.1216%，而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加0.131%。比较上述结果可以发现，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影响大于直接投资流量的影响，即直接投资对出口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而从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上看，直接投资流量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由此说明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可以在短期内显著扩大中国从欧盟的进口，但长期内对进口的作用会有所减少。欧盟在中国投资的大多是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目的有两点，一是通过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进行产品生产的整个或部分环节，以节约总成本；二是借此进入中国的庞大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盟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中国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中，公司内贸易增多，促进了中欧贸易的发展。此外，欧盟在中国进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也对中国国内其他企业的生产结构转变产生影响。在国内市场被欧盟企业挤压的情况下，国内的企业会将资源转移到国内企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形成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盟的大量出口。
在各个回归结果中，lnEGDP、lnCGDP和lnD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正，说明欧盟各国和中国GDP的增长都对出口和进口贸易量起促进作用；而距离的系数均为负，说明距离对贸易起阻碍作用，所有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从实证分析结果上看，中国GDP增加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欧盟国家GDP增长对贸易产生的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中欧贸易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采用投资存量的方程中，欧盟国家和我国GDP增加1%， 双边贸易分别增加0.968%和1.11%。在投资流量方程中，欧盟国家和我国GDP增加1%， 双边贸易分别增加0.998%和1.277%。文中选取的欧盟15国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阶段，近些年来经济发展较缓慢，GDP增长对国内需求供给的带动作用都相当有限。而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年均GDP增长保持两位数，国内需求旺盛，因此中国GDP对中欧双边贸易起主要作用，中国GDP的增长能更好地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为了进一步探讨直接投资对中欧贸易收支的影响，本文还以中欧贸易顺差指数B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选择直接投资存量、双边国内生产和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分析结果如表3中的第（7）列所示。各系数显著性不高，拟合度也很低，回归结果不理想。考虑到距离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将此变量剔除后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第（8）列的结果。调整后的R2值在0.7以上，方程拟合度较高，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也很高。可以发现，FDI存量对贸易收支起正向作用，随着FDI存量的增加，B会增大，即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会扩大。
欧盟各国的GDP的系数为正，起正向作用，欧盟各国经济增长可以改善中国对欧盟贸易收支；中国GDP的系数为负，起反向作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会恶化中国对欧盟贸易收支。这个结果也符合贸易理论，欧盟经济增长会导致需求增长，从而会增加对中国商品的进口，改善中国贸易收支；同样的，中国经济增长也会扩大对欧盟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进口，恶化了贸易收支情况。
结论
本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点：①中国GDP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欧盟国家GDP对双边贸易的影响。②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贸易具有互补关系。③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对出口的贡献率大，而流量对进口的贡献率大。④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是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扩大的原因。
根据本文结果可以推断，欧盟对中国的投资不完全是为了占领中国市场，利用中国当地资源生产出口产品也是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加了欧盟生产设备和核心部件对中国出口，而欧盟对中国投资又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产能力，改变中国的资源配置，并通过技术外溢等途径推动中国对欧盟的出口。
本文关于欧盟对中国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关系的研究对于探讨中欧贸易摩擦成因以及分析汇率等因素变化对中欧贸易可能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在投资和贸易具有互补性的条件下，中欧贸易不平衡引发的贸易摩擦现象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和外贸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是由于欧盟在中国投资生产的增加推动了中欧贸易的增加以及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欧贸易扩大是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这种配置不仅有利于中欧经济合作关系的深化，而且可以使欧盟的企业获得巨大的收益。
注释：
［1］Mundell R 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47:321335
［2］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Liu Xiaming, Chengang Wang and Yingqi Wei. Causal Links betwee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1(12):190202
［4］冼国明,严兵,张岸元.中国出口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南开经济研究，2003（1）
［5］王洪亮,徐霞.日本对华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研究（1983―2001）.世界经济，2003（8）
［6］陈继勇,秦臻.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6（5）
［7］黄卫平.高速增长的世界经济：竞合格局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4)：35
［8］Poyhonen, Pentti A. Tentative Model for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1963，90：93100
［22］Michale Staak, Handelsstaat Deutschland: 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 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 Paderborn 2000, S1341//熊炜.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欧洲研究，2004(2)：126
［23］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62，366
［24］［德］弗兰克・阿尔吉利.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要求.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8)：64
［25］Asmus R 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an Age of New Uncertainty.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 Spring 2003：13
［26］摘自齐莫谢维奇（1996―1997年间任波兰总理）在1996年2月26日在议会的演说。
［27］波兰团结工会前主席瓦文萨谈欧盟东扩.国外理论动态，2004(9)
［28］Gromadzki G， Osica O. ProEuropean Atlantists: Po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fter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Stefon Batory Foundation, June 2001：7
［29］Cameron F, Primatarova A. Enlargement, CFSP and the Convention: The Role of the Accession States. EPIN Working Paper, June 2003(5)：18
［30］Foreign Minister Adam Daniel Rotfeld to the Polish Parliament//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2)：88
［31］欧盟各国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中超国家机制建设的态度详见：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2)：8386
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即每种文化都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在交流中上升。这是陈彦所秉持的理念，并通过他的行动实现：让中国与欧洲抵达理性的倾听。
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陈彦，于1980年代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近20年来，旅居的陈彦融入法国主流社会，在文化与思想领域颇有建树，同时也是中欧文化交流的积极观察者与推动者。
在法国汉学界，陈彦以理性和思想性著称，具有一定影响力与行动力。陈彦赴加拿大讲学，主持会议一方打出的欢迎词是，“与陈彦一起思考中国”。
如果说法兰西学院程抱一院士是老一辈中法文化卓越的摆渡人，那么陈彦则堪称后起之秀。不同的是，后者着重摆渡的是当下中法学界的所思所想，让中国与欧洲抵达理性的倾听。
现任职于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的陈彦，同时也是欧洲华人学会的秘书长。在陈彦看来，思想者热爱思想是不够的，还要热爱行动与参与，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由陈彦主编的推介中国思想的“同中国一起思考”法文丛书，及同时介绍当今法国思想的“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论丛，正处于陆续出版中。
作为2005年中欧文化论坛发起人，陈彦同样秉持文化双向交流的理念。首届论坛召集了中欧数百名知名学者与政治家与会，堪称2005年中欧文化民间交流的壮丽景观。
日前，就中欧文化交流等问题，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民主方式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近些年来你主编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读来十分受益。当初是如何想到做这套丛书的?
陈彦(以下简称陈)：法国电视中经常有谈中国问题的对话节目。电视台通常要请一两位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中国人只是讲自己的体验，碰到深层次的问题，只说当时年纪小。对于在中国做什么事，似乎只有法国人才能分析。每次看到这种情形，我便十分感慨，难道中国人不会对自己的事情说话吗?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思想，而是说明中国思想界的声音没有传达到西方，引起西方舆论的关注。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取决于某些汉学家的专业作品、记者的评论或一两个月的游记。这是不全面的，我主编的“同中国一起思考”和“法国思想家新论”丛书，前一套收集的都是中国学者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想保持文化交流上的平衡。
法国思想界在中国很有地位，但作品的译介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很多是从英文转译的，于是出现了偏差走样，甚至这些书从选译开始，便有一种二手的偏见；另一方面，许多作品是搞法语专业的人翻译的，但是他们在思想界没有专业优势，作品译完后不能在国内产生影响，引不起讨论。
长期以来，欧洲对中国书籍的引进多局限于文学，这些小说给法国人的感觉是中国人有独立思考，但不足以证明中国人对自己的问题有足够清晰的分析与展望。而现在欧洲只有少数官方组织的翻译，多是政策性的，不能真正进入市场。对中国思想的整理，由于文化与语言上的差异，汉学家也不可能有中国思想家那样的阅读便利。
《南》：前后历时4年，你发起并成功筹办了中欧文化论坛。在这方面，你最近的感悟是什么?
陈：什么是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讲到多边主义时有很好的诠释，“对话是一种共同解决问题的民主方式”。
我讲欧中对话，但是，这种对话不仅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是多元的，从历史发展的差距上讲也是多元的。欧盟议员布朗热先生谈到三个欧洲的概念，一个是共同体的欧洲，指法德最早创建煤钢共同体的6个国家；第二个则是自由交换意识的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寻求一个大的共同市场的欧洲；第三个欧洲即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就是东欧、中欧最后加入的10个成员国。他讲的是欧洲内部的差异性，欧洲联合进程本身就是多元对话的过程。
从中国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一、现代经济正在迅猛发展的中国；二、少数先富起来的阶层，他们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上已经走向后现代的中国；三、纵深地区的中国，广大的农村，制度层面上讲的中国。这个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的中国。
中国与欧洲民间的、综合性的对话并不充分，所以建设论坛就很有必要。同样，我相信中国社会内部也应该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对话，因为当下差异的鸿沟使中国已经有了风险社会的征兆，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与弥合是重要的。
欧洲价值仍然先行一步
《南》：有不少人说欧洲已经衰落，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是破坏性的，欧洲是建设性的”。你是如何看待今日欧洲之于中国的意义?
陈：从全球的视角看，欧洲与美国体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不同取向。以法德为主的欧陆所表现出来的以平等为主的温和左翼精神同美国的自由、市场导向色彩形成对照。
目前欧洲的确遇到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在欧洲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并不严重乙今天和美国相比，欧洲在价值论上同样先行一步，努力宣扬在不损害自由的前提下追求平等。应该说，从政治制度、社会发展及文化的自觉和文明的反省等层面上，欧洲仍然引领世界文明的大潮。
欧洲之于中国的意义是不证自明的。欧洲与中国的共同点是二者都背负历史的十字架负重前行。富有暴力色彩的法兰西革命之所以对中国精英志士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是因为在一块新大陆上平地起家与在积淀深厚的文化梯田上另打炉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要想在不抛弃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无疑欧洲是个最好的参照。
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不只是对于中国突破传统方面具有启迪意义，同样为中国面向来来提供了更好的方法。欧盟建设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中国自古以来“天下主义”传统的制度性实践。
《南》：中日双方是否可以从法德模式中找到灵感?
陈：首先要强调的是，欧盟是一个人类自觉的工程，需要一点一滴地建设。中日要实现和解，也需要从点滴着手。法德两国从煤钢共管开始的欧洲一体化建设是值得中日学习的。我想，假如中日能够实现某种形式的资源共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争端。欧盟也是从法德两国最初的煤钢共同体逐步走向经济、货币、政治，甚至军事的联合。
当然，更重要的是欧盟还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其最根本的价值是和平，力图通过制度化的程度解决争端。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莫内当年写的一些东西，就不得不佩服这位老人的高瞻远瞩。莫内着手建设的欧洲，并不停留在避免欧洲内战方面，而是要走得更远。莫内希望能够创建一种新的模式与机制，使之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一个准则。
原文作者：黄敬斌
摘 要：近年加州学派对于前近代东西方经济史的比较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关于“欧洲中心论”的讨论是其中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实际上，对于“欧洲中心论”存在着两种颇为对立的理解：一种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另一种强调的则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理解加州学派谈及“欧洲中心论”时的实际含义，对于合理评价其历史诠释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 加州学派； 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41-07
十余年来关于“加州学派”的讨论之中，“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主义”等等）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话题之一。而且，无论是该学派的同情者，还是其批评者，对于“欧洲中心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痛加批判。然而，笔者发现，由于对“欧洲中心论”的界定不一、理解分歧，这些批评的指向实际并不一致，而在同一面旗帜之下“各自解释”，不但使得学术批评常出现“答非所问”之混乱感，而且“欧洲中心论”本身也成为一个大杂烩，如同随处可扣的帽子。细绎近年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两种对“欧洲中心论”的不同理解，它们彼此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厘清这些观念上的区别，对于理顺学术批评中的相关问题、理解“加州学派”的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混沌不明的“欧洲中心论”
如同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经常流行的各种“主义”一样，“欧洲中心论”是一个很难定义的命题，而如果说各种“主义”的定义难点在于见解纷纭，难以取得共识的话，“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在于似乎很少有人尝试着对它进行定义。在这些数量有限的尝试之中，林甘泉作过这样的表述：“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 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欧洲中心论’者的错误和要害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文化优劣论。”①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表述主要是受到加州学派学者的影响。
显然，“欧洲中心论”并不代表一个学术实体，它包含的内容芜杂、牵涉面极广，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边界。被冠以“欧洲中心论”的理论观点，彼此之间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冲突。国内学术界较早接触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研究范式的反思批判，当始于柯文的著作[注：参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柯文对战后到70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模式：“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进行了批评，其中帝国主义模式本身就站在前两种研究模式的对立面。在思想方法上，前二者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观念，后者则反映了六七十年代西方的左派甚至激进派思潮，但都被装在“西方中心观”的篮子里。加州学派中抨击“欧洲中心论”最力的贡德·弗兰克，将以下学者列在“欧洲中心论”的代表名单中：斯密、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罗斯托、奇波拉、诺思、麦克尼尔、沃勒斯坦……，几乎囊括了所有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大家[注：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5页。]。这些学者和他们的社会历史观念彼此差别之大，可以不必赘谈。
沃勒斯坦，弗兰克的早期合作者和后来的主要论敌之一，曾经对“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作了一个归纳，简而言之，他认为“‘欧洲中心论’的多种形态及其批评的多种形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在历史编纂学上，“用欧洲的独特历史成就来对欧洲支配近现代世界的原因”作出解释；2、社会科学的“普遍主义”倾向，“认为存在着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科学真理”，而其要害是“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3、文明的优越论和价值观，欧洲“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少是独特的）‘文明’世界”；4、“东方学”中体现出来的二元主义；5、对于“进步”观念及“进步”的“不可避免性”的强调，并将它“强加于人”[注：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马万利译，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概括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混乱而驳杂的，沃勒斯坦本人也指出这些“表现”“并不能必然地形成一幅连贯的图画”[注：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第71页。]，而且，这五个方面的“表现”及“批评的多种形态”，事实上已经呈现出差别和矛盾。
毫不令人意外的，围绕“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讨论中，充满了学者们之间的相互指责。弗兰克和沃勒斯坦都指出（实际上也是互相指责），很多“反欧洲中心论”的学者的思维方式和结论都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深刻影响和限制”，是“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注：前为弗兰克语，参见《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81页；后为沃勒斯坦语，参见《“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社会科学的困境》，第71页。]。国内学者也经常反过来指责弗兰克的“欧洲中心主义”：“如果要说什么‘西方中心论’的话，（弗兰克）这种以西方背景下产生的问题（顺差多少、关税税率多少和国家资助多少）作为衡量标准用之于其他背景的做法倒真正是不折不扣之‘西方中心论’的”[注：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西方中心论”问题》，《开放时代》2001年第8期。]，“整体主义历史观本身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式的普遍性的命题”[注：姜明：《历史研究：普遍还是多元？——弗兰克等思想方法的介评》，《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年第8期。]。同样，对彭慕兰和《大分流》的学术批评中，也充满了类似的质疑，如王家范称彭慕兰是一个“半截子革命家”，“并没有能完全放弃用欧洲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江南的习惯性思维”[注：王家范：《中国社会经济史面临的挑战——回应<大分流>的“问题意识”》，《史林》2004年第4期。]，张卫良则认为彭慕兰所进行的东西方比较“本身并没有跳出中心论的基本框架”、“‘欧洲中心论’与‘反欧洲中心论’……在理论分析过程中往往遵循相同的准则”[注：张卫良：《“神话”解构与历史重建——欧亚经济的大分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而另一面，与彭论争最力的黄宗智，本人却也以反对“欧洲中心论”而著名。
这种学术争论难
一、前言
一直以来，丹麦、瑞典、芬兰以及挪威等国家共同组成的北欧，其发展特征以及议题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时至今日，北欧国际关系研究仍然处于世界国际关系落后地位，但是各种专家学者对北欧各国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等已具备独特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以开放式姿态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大。
二、北欧的国际关系特征
虽然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将美国主流学合作看的比较重，但是他们也并不甘愿成为其附属，努力的保持当地地区个性，通过自身特色发展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多元化。因此，北欧的国际关系具有其独特特征，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权利不对称与多边主义
对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将次国的行为体当做了研究对象，然而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且不同，它主要是强调权力与双边的对称关系，其研究的对象还是国家。北欧一些研究者甚至还研究地方政府的政党制度化、微观外交以及政党外交。让国际关系研究更具有广泛性。
（二）研究主体不同
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的是国际关系专家，但是北欧的国际关键研究主体却是政治学家。其根源就在于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局限于政治学科框架之中，虽然有一些国家构建了国际政治研究，但是大学之中却没有建立国际政治体系，必将导致研究者项目、数量及硕士生、本科数量均在稳步提升。
但是相比而言，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往往没看中国内的政治，而是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分离开，研究政治体系的学者也不会关注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学者就不了解外交政治。对于政治学科广泛及多样性形成的综合影响，北欧走在美国前。
（三）学者关注重点不同
在北欧研究国际关系多是国际政策以及社会上的观察者，这一点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有较大区别，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比较关注当前，以咨询者、建议者的身份靠近决策的核心。有一些国家还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除北欧除芬兰之外，大都数国际关系研究者并没在外交策略中，因此所研究的课题和国家的外交政策没有关系。
（四）人才培养方向
北欧与美国国际关系人才培养方向上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重点在于造就专才，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上侧重于培养通才。这些学者大都是不同的研究角度去挖掘新观点，具备较强的综合性，各种学科都是为研究提供发展基础，就能够培养出全能型人才，但是研究太杂太多，就没有专业性了。
（五）关注的理论上差异
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重点在于宏观理论方法，而北欧国际关系学者且重点在于从检验中去观理论。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中小型国家应该关注战略的环境，战略环境必然会影响国家行为，威胁到国家行为在国际体系中的制约程度。
这种理论重点落在了研究冲突管理、研究决策、一体化以及谈判，而不是全球模式。这种理论对目前国际问题且具有更现实意义。
（六）对象差异
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大都是以本地或者欧洲范围中的国际关系为对象，极少涉及到全球性的国际关系。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现实之中，北欧的国际实力以及其中立国际形象。总体来看，北欧的国际关系学者研究上大都侧重于具体性、使用性以及经验性，对于估计问题具有超然态度，体现出人文关怀。
三、北欧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
从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征可以看出来，因为北欧所处的环境和国际地位决定了北欧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研究和平
一直以来，北欧国际关系上都将和平研究放在重要地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研究地位和国际关系的学科势均力敌， 北欧的一些国家还开设和平研究体系，并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这就致使北欧的国际关系具备了传统与优势，构建出了鲜明区域特色。研究和平其根源在于：1、北欧各个国家所处战略环境与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极少面对武力的威胁，致使和平成为北欧研究主题；2、北欧的国家大都比较富足，政府也比较重视国家关系学科的发展，并且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合作与交流，虽然涉及到多个学科但是基础仍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取向仍在理论、国际以及价值上。
（二)先进的安全观
北欧的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哥本哈根学派。该学派成立与1985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观成为了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重要议题。该学派主要吸收构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和平研究等等各种理论方法，采用新视角开拓北欧国际安全研究新领域，展现出欧洲独特特色。哥本哈格学派从理论上阐述了安全观的重要性，并且从欧洲现状入手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特别成为了欧洲冷战之后地区的安全动因转变的因素，为一体化未来构建信心。
（三）研究北欧的认同
北欧的国际关系研究一直将北欧认同作为重要内容，根源就在与欧洲认同与一体化大背景之下，保留着北欧独特历史传统与语言文化、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北欧认同体现出保持北欧的地区特色和热性原则，融进欧盟大环境的同时，还要需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安全位置。
四、结束语
北欧国际关系研究具备其自身独特优势，从其特征看出来无论是在安全、和平以及区域认同还是国家福利模式上，都具有鲜明特色研究方法与视角，并且这些特色不断的影响着国际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1]石贤泽．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J].欧洲研究,200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