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9 10:25:21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金融发展有效提高了居民收入，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对于“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收入差距过大势必危害经济的正常运行，本文从金融发展角度出发，运用经济数据分析贵州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VAR模型，采用ADF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贵州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贵州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为正相关关系，贵州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为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金融发展效率
1.研究背景
现今，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日益突显，因此，金融发展也得到更多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被广泛研究，一系列金融发展理论形成，如R.I.Mckinnon和Shaw（1973）提出的“金融压制”论，Levine（1997）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直到20世纪90年代，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史无前例的探讨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随后，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对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探讨，我国研究较晚，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2003）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显著提高，虽然贵州经济落后，但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175元增加到2013年的22922元，增长了131倍，其中，金融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由1978年的2.5倍扩大到2013年的3.8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势必会危害经济的正常运行，在影响贵州城乡收入差距的众多因素中，很少涉及金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一方面通过理论研究，了解贵州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另一方面，运用经济数据，讨论两者间的内在关系，使贵州的金融事业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改善贵州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2.贵州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
2.1贵州省金融发展现状
近年来，贵州金融业在一定程度有所提升，逐渐形成以银行业为主，证券业、保险业为辅的金融体系。到2013年末，贵州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433.53亿元，增速为16.5%，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4%。其中，银行业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3265.01亿元，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达到10104.30亿元；证券业中全省境内上市公司21家，证券、期货投资者累计开户数达62.55万户、成交金额达10648.60亿元；保险业中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81.6亿元，保险赔付支出72.4亿元，保险深度达2.27%①。
2.2贵州省城乡收入分配现状
考虑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严重，本文采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说明贵州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分析发现，贵州城镇和农村的收入逐年提高，但城镇的增幅远高于农村。具体来看，1978年至1985年，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所下降，但趋势不明显；1986年至2006年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虽然1995年、1996年有小幅下降，但总体还是上升。2006年后城乡间收入差距有所缓解。
2.3贵州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的影响
2.3.1银行信贷资金差异的影响
一方面，城镇信贷资金投资回报率高、收益大，且周转率高，而农村恰好相反，使贵州金融机构将更多资金贷放给城镇居民，让其有更多的资本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贷款城市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发展，将农村存款转移到城镇，满足城镇对资金的需求，使农村资金外流，导致农村可用于发展的资金越来越少。因此，导致贵州农村金融发展更为缓慢，农村筹资难度加大，冲击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到2012年末，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中借贷收入为5976.40元，而农村仅为226.41元②。城乡间银行信贷资金的差异拉大了收入差距。
2.3.3证券市场差异的影响
贵州农村一些微小企业由于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高，且金融机构在农村的网点少，难以筹资融资，致使农村企业的发展步履维艰，因此，资本市场的门槛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3.4保险市场差异的影响
由于农业保险风险高、收益低，保险机构更愿为城镇居民提供保险，使贵州城乡间的保险服务严重失衡。农村居民在承担各种风险时，只能通过自身收入去弥补。到2012年末，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收入为6876万元，在贵州全年保费收入中仅占0.93%，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支出为2316万元，在贵州全年赔款支出中仅占0.59%③，由于保费收大于支，使大量保险资金从农村外流。因此，不完善的农村保险制度增大了农民的收入压力，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3.贵州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数据与指标选取说明
本文运用贵州省1978―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和Eviews6.0软件，探讨贵州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实际性，在阅读大量文献后，本文选取以下指标：
3.1.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G）
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其中基尼系数较为普遍，考虑到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突出，为了保持指标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在翻阅既有相关研究发现，章奇（2003）、姚耀军（2005）等均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来衡量，本文沿用这种做法，即IG=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3.1.2贵州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CD）
许多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衡量方法争议较大，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且银行贷款最能体现金融发展，因此，本文采取银行贷款/GDP来衡量，即FCD=银行贷款/GDP。
3.1.3贵州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
金融发展效率也是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能反映经济社会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本文采用这一方法，即FE=储蓄/贷款。
3.1.4贵州农村金融发展指标（RFD）
由于贵州农村经济落后，金融发展缓慢，为了全面反映贵州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本文采用贵州农业存款和农业贷款的总和与农业产出之比衡量，即RFD=（农业存款+农业贷款）/农业产出。
3.2实证分析
3.2.1ADF检验
由于大多数时间序列是不稳定的，即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关系，如果进行回归仍然能得到较高的可决系数。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必须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利用Eviews软件对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并依据AIC原则确定滞后阶数，具体检验结果为表3.1。
通过表3.1得出，四个变量原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则原序列都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变量IG、FCD、FE在1%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变量RFD在5%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值小于临界值。因此，各序列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平稳，达到了构建VAR模型的必要条件。
3.2.2协整检验
如果多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采用OLS估计，将不能正确反映变量间的线性关系，会出现伪回归，但各变量间的平稳线性关系又可能存在，这种长期的稳定关系为协整关系。由于本文变量超过两个，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其表达式为：
IG=1.65+2.89FCD-0.88FE+0.53RFD（3-10）
（0.40）（0.26）（0.53） （0.28）
括号内为标准差。从贵州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整关系来看，贵州省城乡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规模为正相关，和金融发展效率为负相关，和农村金融发展为正相关。
3.2.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看出，贵州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表明变量间一定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对各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3。
通过上表可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贵州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农村金融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
4.结论分析
第一，贵州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间为正相关，且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虽然近几年来，贵州金融业发展快速，金融规模有较大提升，但仍摆脱不了城乡间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城镇金融市场发达，拉动经济较快发展，有效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小，提供给农村发展的机会少，直接影响其收入，导致城乡间收入差距拉大。
第二，贵州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两者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不显著。贵州经济落后，金融发展效率偏低，且与全国相比有一定差距，说明贵州并没有将大量储蓄资金利用起来转化为贷款，而是资金闲置，即在增加贵州金融发展效率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运转机制。
第三，贵州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且农村金融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贵州城乡间的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大量金融资源集中在城镇，农民只能通过存钱增收，且这部分资金不断从农村外流，提供给农村发展的资金越来越少，农村经济受到较大影响，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5.贵州省金融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思路
总体来看，主要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有效缩小收入差距，鉴于贵州金融业发展迅猛，提出以下思路：
5.1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贵州山多路陡，交通不便，对贵州农村的影响十分大。一方面，贵州农村丰富的药材、农作物、茶叶等运不出去，即使运出，成本也较大，严重制约贵州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交通不便使大量金融机构难以进驻农村，削弱了城乡金融的合作。因此，改善贵州农村交通尤为重要。现阶段，在贵州金融大发展的背景下，应加大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让村村通油路能真正实现，并加大对农村公路的维护等。
5.2扶持农村微小企业
现阶段，农村微小企业由于准入条件等限制，难以通过金融市场创造资本，因此，政府应该对这部分企业给予扶持，通过补助、补贴、奖励、资本金注入等各种方式支持农村微小企业发展，建立专业公司，构建资金平台，让农村微小企业有筹融资途径，因而增加农村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5.3完善乡村旅游建设
如今，乡村旅游成为贵州农村居民收入的又一来源，但如果要发展好乡村旅游，必须加强农村基础环境等方面的建设，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游客。遵义作为贵州乡村旅游发展较快的地方，在“四在农家”政策的推动下，兴起了许多农家旅游，但一段时间后，由于资金和管理等问题，导致基础设施出现各种问题，流失大量游客。现阶段，应加大对乡村旅游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资金支持，完善乡村旅游设施，提高乡村旅游质量，加大乡村旅游宣传力度，吸引更多游客。如此一来，金融的支持能有效增加农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Greenwood Jeremy，Boyan Ja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
[2] 章奇，刘明兴，chen，陶然.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金融学，2003（11）.
[3] 姚耀军.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J].财经研究，2005（2）.
[4] 张立军，湛泳.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
[5] 伍国勇.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广东农业科学，2010（6）
注解
① 数据来源于贵州省人民政府网。
[关键词]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5）01-0105-03
[作者简介]徐彬彬（1991-），男，新疆乌鲁木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银行；李秀刚（1973-），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金融与经济。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软科学项目“现代农业与农民增收视角下的新疆农村金融区域协调发展研究”（201342106）阶段性成果。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因为农村金融服务的高成本性导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相对落后。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相继出台政策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但是农村金融仍然存在着网点少、发展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以新疆为例，2012年新疆农村平均每万人拥有金融网点数仅为106个。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一直处在较高水平：1978年新疆的城乡收入比为268：1，1995年达到最高367：1，2008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有一定的缩小，但是2012年这一比值仍然处在281：1的高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新疆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建立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势在必行。
二、文献回顾
普惠金融是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国际上对普惠金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比较成熟。Seibel（2008）设计了两个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一是支持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网点；二是对乡村银行和合作社实行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来提供普惠金融服务。Mitra（2009）认为普惠金融在运营时利率较高，违背了普惠金融为穷人服务的初衷，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该制定合适的贷款利率Battilana和Dorado（2010）认为可以通过雇佣和社会化政策的引导等途径为普惠金融机构建立一种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在我国，普惠金融的概念最早由杜晓山和焦瑾璞引入。周孟亮、张国政（2009）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普惠金融形成的渊源，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普惠制农村金融体系提出了新方法和思路。刘营军（2011）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可行的改革思路，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普惠农村金融体系的作用，提高我国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的广度和深度。胡秋灵（2012）介绍了国际上普惠金融发展的成功模式，并对比我国现阶段农村金融发展实际，提出适合在我国推广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对农村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且鲜有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出发。本文立足新疆农村金融的具体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并从普惠金融的角度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三、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与指标说明
1内在机理
张立军、湛泳（2006）通过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即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降低贫穷效应和非均衡效应。1门槛效应。穷人由于自身资本积累水平低达不到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也就享受不到高收益的回报，富人则由于自身的资金优势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所带来的高收益回报，从而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2降低贫穷效应。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实惠而导致贫穷降低，从而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3非均衡效应。发展中国家由于总体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可能产生金融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城乡之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均衡，也就是金融发展的非均衡，从而对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这三种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影响如何，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2指标构建与说明
本文构建以下指标：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R）、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RFS）、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FE）。城乡收入差距可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来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记做IR，比值越高，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采用由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哥德斯密提出的金融相关率来表示。由于新疆农村经济主要为第一产业，所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可表示为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总和/农业GDP总值。记做RFS，比值越高，说明金融发展规模越大。其中信贷总和=农业贷款+农村储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用农业贷款和农村储蓄的比值表示，记做RFE。RFE=农业贷款/农村储蓄。比值越大，表明农村储蓄转化成农业贷款的速度越快，金融发展效率就越高。
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新疆统计年鉴》《新疆金融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数据的期限为1978―2012年，对所有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处理。计量模型的检验通过Eviews60实现。
四、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滞后阶数按SIC的准则选取，检验结果见表1。
2协整检验
根据Eviews60的输出结果，在最大滞后阶数为2的情况下，得到回归模型为：
lnIR=0169lnRFS-0273lnRFE+1214+ui （1）
（2247）（-2044）（14665）
R2=0867，Adjusted R2=0821，Prob（F-statistic）=000002，括号内为t统计量。
再对（1）式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不含截距和趋势项，由SIC确定阶数，输出结果见表2。
表2残差项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1ADF值110%临界值15%临界值11%临界值1P值ui1-2721-1611-1961-268100090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所以，可以确定lnIR、lnRFS、lnRF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式（1）回归方程就是协整方程。
从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成正相关关系，且农村金融规模变动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同向变动0169个百分点；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成负相关关系，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变动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反向变动0273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对新疆1978―2012年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可知，新疆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存在着相关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比农村发展规模对城乡收入的影响要大。究其原因，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扩大反而拉大了收入差距是因为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在数量上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村居民和乡镇企业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降低，农村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城市；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表示农村储蓄更多转化为了农业贷款，农业贷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由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在扩大农村金融规模的同时，要注意防范农村金融资产外流
由实证分析结果可知，如果只是一味扩大农村金融规模，反而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是由于农村金融资产外流所造成的。所以，政府应注意防范农村金融资产外流。可借鉴国外的“输血式”普惠金融模式，通过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服务成本，使得更多的农户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抑制农村金融资产外流。
2建立以小额信贷为核心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
现有的为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组织机构包括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其中除了农村信用社贴近农民生活之外，其他金融机构很难直接为农户提供贷款，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率。要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低效问题，一是要引导正规金融机构向农村金融市场适当倾斜，创新针对农村的小额信贷产品和服务；二是要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但是一定要得到政府部门的规范管理，建立一个以小额信贷为核心的普惠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运行效率。
3建立农村信贷担保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环境
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是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鉴于现今农村信用的缺失，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倾向于把农村资金转移出去，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缺乏抵押品是农民贷款难的主要原因，建立抵押品替代机制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可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放款模式，实行小组联保、零抵押。借此完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周孟亮，张国政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新方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6）
[2]刘营军，张龙耀，诸保金批发金融机制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基于普惠金融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11（4）
[3]张立军，湛泳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分析及其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2）
【关键词】金融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效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经济实现了持续增长，金融发展取得很大进步，但城乡收入差距却呈现逐年增大的趋势。据山东省统计数据显示农村纯收入1990—2011年增加了7661元，同时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了21325.6元，城镇增幅是农村增幅的2.78倍，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这将制约着山东省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内外学者阐述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很多。但从金融发展视角解释的较少，Greenwood 和Jovanovic（1990）提出了收入分配差距与金融发展呈现倒“U”的理论， 在金融发展初期收入差距会扩大。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1]。Clark，Xu和Zou（2003）利用9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随金融业的发展而缩小[2]。Pande和Burgess（2005）对印度金融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金融机构在农村的发展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3]。国外的研究也引起国内学者的兴趣，姚耀军（2005）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认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4]。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也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张立军等（2006）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正相关[5]。近年来经济区域化特征愈加明显，学者开始关注地区性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张新前等（2007）基于VAR模型，运用福建省1978- 2005年的年度经济数据。认为福建省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正向的相互作用[6]。吴永兴，李国疆（2011）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云南省1985—2009年的数据分析论证，认为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7]。
目前中国经济区域化特征日益明显。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随地区不同表现出不一致现象，因此根据不同区域作出实证研究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方法，可有效的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国内外文献主要基于国家层面进行论证分析，关于区域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更没有以山东省为例的分析，本文弥补此方面的不足。
二、数据说明与实证方法
本文在姚耀军（2005）的指标基础上做了修正，共用到以下四个指标，以1990-2011年为指标的样本区间，对山东省的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IG）=城市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
2.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金融机构年底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在国外文献中，金融发展规模经常使用M2与GDP的比值来表示，称之为麦氏指标[8]，但是在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业中占据主要的位置。银行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用银行数据取代M2是合理的。
3.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王志强、孙刚（2003）认为这个比值可以衡量金融中介将存款转换成贷款的效率。本文也选取这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效率。
4.农村金融发展指标（RFD）= 农业贷款/农业产出的比值（即第一产业的比值）。张立军（2006 ）选取农业贷款除以农业产出的比值。本文也选取农业贷款除以农业产出的比值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
三、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经济变量很多存在非平稳性，运用协整检验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利用ADF检验法，对IG、FD、FE、RFD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根据表1可以看出变量IG、FD、FE、RFD的检验值大于在5%的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上述四个序列是非平稳序列。经一阶差分后得到IG、FD、FE、RFD的检验值小于在5%的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一阶差分后的原四组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式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注：IG 是IG 的一阶差分， 其余相同；（c，t，q） 分别表示ADF 检验中分别表示截距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阶数项用SIC准则自动确定。
（二）协整检验
由单位根可知，序列IG、FD、FE、RFD均为一阶单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通过Eview6.0对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加入AR（1）、AR（2）以避免数据存在的自相关。），得到如下的回归模型结果：
IG=-1.068400FD-0.918706FE+0.719773RFD+e+[AR（1）
=1.193+AR（2）=0.810]
（-4.474067） （-4.386662） （13.36942） R2=0.98 DW=2.06
由上面得到的式子可知R2等于0.98，说明拟合度很好，括号中的数据代表系数的t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DW值等于2.06，说明处理后的数据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对回归的残差序列e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经计算。一个不包括趋势项、截距项的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说明残差序列平稳。结果表明，IG和FD、FE、RFD之间长期存在着协整关系。
由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规模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影响，相关系数是-1.0684，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将下降约1.068个百分点，由于在山东省近年来政府的引导，金融资金中一部分流向了农业，促进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因此本文得出的此结果与张新前等（2007）研究福建省份得出的结论不一致。我们也可以看到金融发展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影响。这与姚耀军（2005）研究结论一致。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这与张立军等（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消极影响。本文实证分析与山东省金融发展实际状况基本相符。首先，山东省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由于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化与工业化，资金的趋利性特征使金融呈现城市化偏好。国有商业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并没有把吸收的农村资金用于发展农村而是流向了城市，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造成对第一产业投入相对较低，农业发展落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山东省金融体制不健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了山东的银行机构，信用社垄断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及活动。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造成金融效率的下降，特别是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发展相对于城镇金融具有效率低的问题，其对产出的贡献远不及城镇金融对产出的贡献，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由实证分析得出的政策建议有：（1）金融是现在经济的核心，政府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根据省情适当放松对金融体制的管制，发挥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高度发达的竞争市场会促进金融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一定储蓄将转化为更多的贷款，只要贷款中的部分投向农村地区，都将产生很大的效益性，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2）山东省应抓住当前经济转型的机遇，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健全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并以此促进金融规模的长期发展。金融规模的扩大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具有积极影响。（3）加强对农村金融资源供给。政府应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注重风险与效益的同时，加大对农村资金的转移，改善农村金融不发达现象。加大对信用社、乡镇邮政系统的扶持力度，引导上述机构的资金流向农村，遏制农村资金外流。使农村的资金真正应用于农业，减少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增大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进而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目的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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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结构 双重二元性 统筹金融发展
金融二元结构在金融发展理论中有所论述，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麦金农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以及国内的多数研究仅从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二元”角度进行了论述。国外几乎没有关于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间结构“二元性”的文献，国内从城乡角度研究金融二元结构的文献也较为稀少。而事实上，我国金融二元结构具有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并存的双重性特征，以往的研究都是单一的一维模式，本文试图借助二维模式理清这一特征，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
一、传统金融二元结构理论
金融结构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以及与之配套的管理体制。一般意义上，经济学中的金融结构含义是从多角度、多层次反映资源配置的存量状态概念，因此金融发展的实质表现为结构变化的产出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增长。二元结构，指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并存着两个相对独立、联系甚少的子系统的现象，一般指同时在一国内存在不发达的农业部门和相对发达的工业部门的现象，也可将其扩展到在一个经济系统共存一个技术、劳动生产率相对落后的子系统和一个技术、劳动生产率相对先进的子系统的场合，即城市和农村。而传统的金融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抑制条件下所形成的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即一方面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形成正规金融体系；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小规模经营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广泛存在于经济的各层次，即民间金融。我国多属于民营经济范畴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作为新增经济制度的变量而存在，正因其体制外的特征，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难以得到体制内的金融支持，只能依靠内源融资或非正规的民间融资。实际上这正是麦金农(1996)所概括的中国经济转轨过程殊的“金融二元主义”制度安排。不难看出，传统的二元结构理论和金融二元结构对“二元”的界定是不相统一的，前者基于经济“地理”的区别，是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来划分的；后者基于经济“成分”的区别，从体制内、体制外两个层面划分。
二、金融二元结构的再界定
麦金农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以及国内的多数研究从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二元”角度进行了论述，认为正规金融市场活动主要源于对正式金融的管制，因此随着金融深化的推进，民间金融会趋于收缩。而新结构主义学派认为，尽管政府政策可能通过影响一般经济环境而影响民间金融部门，民间金融活动会受政府信贷政策的影响，但民间金融作为整体受到的影响有限，民间金融难以消除。关于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间的结构“二元性”，国外几乎没有文献，但可以从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理论中找到一些“影子”。金融抑制理论中描述了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货币化、商业化程度都很低，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欠缺，信用工具稀少，金融市场处于割裂状态，金融领域实际上是“二元结构”：现代化管理的国外大银行的分支行和一些国有大中型银行与传统金融市场中规模小且落后的钱庄、当铺和高利贷组织等相互并存。这与中国城乡之间金融发展情形较为吻合：发达的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基本上存在于城市，农村则以农信社为主体，其他金融中介极为落后，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之间金融的“二元性”。在国内，部分研究从城乡角度研究我国金融二元结构，如陈明和安虎森(2004)则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给主体的二元结构现状、需求主体的多层次性特征以及金融商品供求失衡的现为出发，分析了我国城乡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的特征及处理策略。何斌和姚如青(2003)分析了分工、金融二元结构与中国M2／GDP的上升；蔡彬彬(2005)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二元结构的机理；张杰和尚长风(2006)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与制度的二元分离与融合。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结构的现实情况，打破经济“成分”和经济“地理”划分标准的壁垒，将“二元”界定为“割裂”，将“金融二元结构”界定为广义的“割裂性金融结构”。因此，再界定后的“金融二元结构”既指金融结构在体制上的割裂，也含城乡间的割裂。
三、我国金融结构的双重二元性
我国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并存的现象由来已久。正规金融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和资金来源不同，民间金融市场由于资金供给不足，存在较大的储蓄缺口，而正规金融市场由于种种阻隔，其资金往往不能通过有效的通道流向民间金融市场；正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利率政策，将自己贷放给国有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中小企业及农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在民间金融市场获得贷款。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兴起，民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客观上存在多种多样的融资需求，于是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适时地发展起来。在此期间我国民间金融的形式主要有民间自由借贷、合会、私人钱庄和集资。但民间金融长期以来受到政府抑制和打压。随着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融资的需求和民间金融对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学术界及政府逐渐改变了对民间金融的看法，民间金融的地位逐渐上升并开始走向合法化。事实上，我国民间金融拥有巨大的融资规模，增长速度快。在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占重要地位，融资比例已超过40％。根据相关调查和宏观模型推算，2003年全国民间融资的规模为0.8万亿元，2006年为7.5万亿元，目前我国民间金融的规模约9万亿元，占GDP的6.5％。而沿海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并且以每年19％的速度增长，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的依赖程度较高。
我国城乡金融在城乡存贷款、金融资产规模、金融市场等多个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现象。从存款看，城乡存款规模都呈现上升趋势，但城镇存款规模比农村存款规模上升速度快，城乡之间存款差距越来越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存款规模差距在3倍左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差距一下子扩张到5倍以上，到2006年，城乡存款规模差距达8倍多。从贷款看，尽管城乡贷款规模都呈上升趋势，但城镇贷款规模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农村贷款。从城乡贷款差距看，在改革开放的前10年，这种差距的倍数有波动下降的趋势，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种差距的倍数又呈现上升势头。从金融资产规模看，城乡金融资产总量都呈现上升势头，但城镇金融资产总量上升速度明显快于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上升速度，二者之间的差距表现为“剪刀差”形状。从城乡金融资产总量差距的倍数看，在1984年为最小值，随后逐年扩大，到2006年这种差距
已达7倍之多，反映出城乡之间金融活动存在巨大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规模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在金融中介结构和金融市场结构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城市，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和外资银行为两翼的银行业体系，还存在一定的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体系主要由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构成，但是金融机构数量与势力根本与无法与城市相比。在金融市场方面，农村以单一的信贷市场为基本特征，城市金融市场则涵盖了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相比之下，农村金融市场显得十分薄弱。
四、统筹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金融结构同时存在城乡和体制性差异二元性，不能单一地从城乡金融差异或体制性金融差异的角度出发统筹金融发展，而应从我国金融结构双重二元性的二维视角出发，同时缩小城乡差异、弥合体制性割裂。
统筹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发展应在金融制度上进行创新，开放一些金融市场，引导吸纳民间资本。首先，政府应该放松民营金融组织进入市场的限制，加强市场竞争，提高金融效率，解除市场准入方面的制度，允许民间资本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享受国民待遇，为其提供一种规范、开放的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使得民间金融获得稳定、明确的制度预期。其次，将规范的民间金融机构纳入政府的正规金融体系之中，但决非将民间金融机构国有化或者由国有银行去兼并，而是将民间金融机构转变为民营金融机构，从法律上保护其财产权利和正当的经营活动。民间金融的正规化将使一些隐蔽性的交易活动公开化、合理化。这一方面有利于充分释放民间金融所蕴涵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其纳入中央银行的监管范围，规范金融秩序。此外，将某些民间金融机构转变为正规金融机构，并不是要排斥民间金融的发展，特别那些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小企业对民间金融体系的依赖性还较强，应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因此，当前决策的基点应在于两方面：一是政府应对民间金融采取保护和支持的态度，对民间金融活动中形成的契约进行有效的保护；二是为民间金融机构提供业务咨询和引导服务，促进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交流，以建立信任合作关系。
统筹城乡金融发展应重点创新农村金融制度和农村金融模式，做强城乡金融统筹的薄弱环节。农村金融作为农村资源配置的载体，其自身的建设是壮大农村金融、统筹城乡金融的必要途径，应从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两个方面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方面，由于我国短期内金融需求的特征不会产生突变，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对于经济促进作用的“供给领先”型农村金融体系模式是农村地区的现实选择，应在供给领先模式主导下调整和完善现有的金融机构体系，加快农村商业性金融的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调整与充实、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鼓励与规范、引导农村民间金融健康发展，发挥邮政储蓄银行的积极作用，增加业务品种、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再造农业保险体系。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再造方面，根据农村产业发展的特点，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路径是：银行寡头主导，大、中、小共存的金融组织结构；间接融资为主逐步向直接融资为主过渡的融资结构；国有商业银行主导、多元化的资产结构。第一，放宽准入门槛，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和解决供给不足问题。在农村地区逐步建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特色农业区农村金融市场机构，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第二，以农村信用社为中心，调整现有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和发展方向，改变邮政储蓄银行作为农村资金抽取者的角色，初步形成农村金融的市场竞争格局。第三，在实施农村金融银行主导的过程中，同时逐步发展农村的资本市场。可先考虑发展我国农村的二板市场和区域小额资本市场，再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债券融资，取消对农村企业发行债券的某些限制，允许优秀中小企业独立发行企业债券，增强直接融资能力。此外，还应大力发展金融租赁，通过委托租赁、项目融资租赁、以对应或不对应的租赁资产及收益权作为质押等方式实现供需双方对接，化解农村企业资金瓶颈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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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联结；农贷模式；正规金融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7-0099-05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面对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金融冲突，基于一次性博弈和匿名交易等假设，正规金融机构按新古典市场的基本原则要求农户提供抵押品或担保。这样一来，那些拥有“软信息”且缺乏抵押品的农户特别是贫困农户便遭遇到金融排斥(世界银行，1989)。协调不同主体的预期并实现资源的最优动态配置是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市场失灵使农民失去了通过正式金融市场来优化跨期配置资源和实现最大化效用的机会。在中国的2.4亿个农民家庭中，只有15％左右的农户能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其余农户依赖于非正规金融(陈锡文，2004)。2006年实施的农村金融新政使农村地区初步建立起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是：政府所倚重的正规金融有资金优势但因无成本效率而难以向下适应；发挥重要作用且内生于农村的非正式金融却因金融风险担忧等因素而被管制。
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固然重要，但微观结构设计也必不可少。要扩展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基于既有组织体系，但又要通过微观结构创新、探索市场化的农贷模式。“金融联结”因融合正规金融和乡村中介优势互补而得以将机构贷款投入到农村，并实现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这种信贷模式在印度等许多国家获得广泛成功，发达国家也大量存在，我国亦初现端倪。然而，现有研究对金融联结理论机理之认识，仍然局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范式；对其实践绩效的分析，也存在诸多误区。基于此，本文在文献梳理基础上全面归纳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辩证分析实践绩效；根据一般原理，基于中国情景，提出建议。
二、金融联结的现实背景：传统农贷模式的失败
(一)资本转移理论与农业信贷补贴模式
传统理论认为：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缺乏储蓄能力，农业的高风险性(系统性风险)使其难以成为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既然农村金融的基本问题是资本转移，那么就应该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的资金和建立非营利性的金融机构从事资金分配；政府以补贴方式向农户提供贷款，并尽可能消灭职业放贷者(Marie Luise Haberberger，Ramakrishna，2006)。“二战”后，在金融抑制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根据上述理论主张来设计农村金融制度。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理论假设前提与现实偏离较大，实践绩效也差强人意。它使官方信贷的分配偏向于照顾富裕的大农户，穷人难以成为受益人(速水佑次郎、拉坦，1986)，金融排斥问题更加严重。农户贷款利率不降反升，放贷者仍控制农村市场(Bell，1990)。同时，由于无法通过吸收农民储蓄来获取资金来源，农村信贷机构普遍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Avishay Braverman，1991)。现实表明，资本转移理论及其具体形式即农业信贷补贴理论被证明是虚幻原理(The Falsification Principle)(K.R.Poppe，1959)。
(二)世界银行学派与纯市场模式
信贷补贴模式失败之后，在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冯・皮司克为主的俄亥俄学派和麦金农・肖的金融发展理论(1973)双重影响下，基于自由运作经济哲学的农村金融市场论成为主流理论。与信贷补贴理论观点相反，该理论认为，农民以及贫困阶层具有储蓄能力，农村金融市场充满竞争；只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实现利率市场化，农户贷款问题可以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得到解决。
因认识到农民储蓄能力和对市场机制的强调，该理论有一定意义。然而，它假设农村市场充满竞争不过是一时的天真，其实践也必然是“市场幻象”(Hulme and Mosley，1996)。金融自由化促进金融深化，但金融机会的配置更有利于城市居民。在印尼和拉美，因储蓄资金大量流入中心城市，农户贷款问题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反而恶化了(Lensink，1996)。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导致农村资金持续外流和贷款供给不足的状况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贷款难问题(徐忠和程恩江，2004；田力，2004)。
(三)不完全竞争理论与政府干预模式
导致信贷补贴模式和纯市场模式的相继失败原因有很多，但有一个是共同的：忽略了农村信贷市场微观结构及其内在机制，这促使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此重要问题。通过规模经济、声誉机制和信息不完全等渠道，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实施信贷补贴模式的结果将是恶化农户贷款条件并导致信贷配给(Hoff and Stiglitz，1990)。当市场是不完全竞争且面临着不完全信息时，如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不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的金融市场。既然市场过程传递了那些不为自发的学习者所知道的知识(Kirzner，1979)，那么政府就应该通过合适的方式促使商业银行去利用农村金融市场的局部知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使得学者对开始从演化经济学和市场过程的角度去深入研究乡村中介的比较优势和农村信贷市场的内在机制。
三、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
(一)金融联结的理论机理
按照新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不完全竞争范式主张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来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Stiglitz and Weiss，1981；Stiglitz，1989)。虽然它并没有对如何利用农村信贷市场的私人信息与局部知识提供多少创见，但它使人们认识到调整金融制度，充分利用乡村中介的优势来传递机构信贷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借款人组织化的重视促进了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连带责任的团体贷款(小组贷款)能有效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Ghatak and Guinnane，1999)和道德风险(Besley and Coate，1995)，它也通过格莱明乡村银行的实践而在孟加拉取得广泛成功。小组贷款被其他国家大量模仿，但因导致邻居关系紧张等原因而效果不佳。微型金融机构的经验表明了充分利用民间信用关系等农村金融市场内在机制的重要性，其教训则告诉人们，消除贫困贡献最大的不是贷款也不是储蓄，而是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制(Gul-
li，1998)。它表明了以市场化方式，实现两部门的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来自于银行所没有的优势即乡村中介的信息与契约实施优势。
信息不对称、缺乏适宜的担保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高交易成本是限制正式金融机构扩展农村金融市场的主要因素(Beslay and Coate，1995)。这些因素对内生性的民间金融来说并不重要。民间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是农民因应形势，自发创造出适合自己需求的金融制度和工具，它是在农村信用文化的内生机制启动下“不知不觉”形成的，不存在人为刻意雕琢的痕迹。内生状态一般包含着较为完备的金融激励、创新、约束和努力机制，从而能够持久地对金融成长起着内在的推动作用(郑耀群和曾凯，2007)。农村民间金融的内生性使其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凭借信息(刘民权，2003)和监督(Udry，1994)能力，它们可以有效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通过使用土地使用权抵押、房屋抵押、劳动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各种灵活的抵押条款，乡村中介能够较好实施信贷契约。Calomiris andRajaraman(1998)研究发现，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相对充分的信息以及隐性抵押等减少违约风险。作为隐性担保机制，基于社会联系而产生的社会担保(Bes-ley and Coate，1991)、互联易和基于重复博弈而产生的声誉机制(Schreiner，2000；高艳，2007)进一步增长了信贷契约的自我实施性。Aleem(1990)发现，在巴基斯坦，民间金融的贷款违约率为2％，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违约率则高达30％。
既然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之间存在天然的互补关系(刘民权等，2003)，而正式金融机构也无法找到一种能够替代机制来解决金融冲突，那么就有必要对金融制度进行战略调整(Seibel，1997)，通过金融联结(Financial Linkage)来扩展农村金融服务(Pagura and Kirsten，2006)。根据专业化分工原理，借助于金融联结，通过将筛选、监督等环节委托给乡村中介，正式金融机构得以节省信息、监督(Jain，1999)和契约实施等交易成本(Adel Varghese，2004)。
(二)金融联结的形式
金融联结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水平联结和垂直联结：前者是指通过正规金融部门的溢出效应向农户传递信贷，后者是指正规金融部门通过乡村中介的合作向农户提供贷款。垂直联结又包括三种形式：正规金融与专职放贷者的联结、正规金融与捆绑信贷的联结和正规金融与小组金融的联结(Ghate，1992)。按乡村中介划分，垂直联结有四种模式：银行－放贷者－农户、银行－互联易－农户、银行－NGO－农户和银行－SHGs－农户(米运生，2010)。垂直联结按功能可分为直接联结和便利联结。直接联结是指正规金融机构先将信贷批发给民间中介，后者再以零售方式转贷给农户或自助团体(SHGs)。乡村中介(含微型金融机构)既从事筛选、监督和还贷等任务，也决定信贷规模和利率。便利联结是指正规金融机构雇佣乡村中介并向其支付佣金，后者代表正规金融机构从事筛选、监督和还贷等业务。按照联结的内容，金融联结可分为信息联结和贷款联结。在发展中国家，正规金融部门与乡村中介的互惠性合作以垂直分工为主。进一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联结以直接联结为主，并主要表现为信贷联结(Pagura，2007)。学者还发现，在美(王曙光，2008)、日(速水佑次郎，1986)等发达国家及中国台湾、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李树生，2004)，正式金融机构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协会(信用部)等中介组织向农民提供贷款。
(三)金融联结的理论功能
正规金融机构将相对低价的信贷资金提供给乡村中介，一方面可以降低其直接面对中小农户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乡村中介因获得充裕的资金而实现规模效益；乡村中介之间的竞争可以降低贷款利率，改善贫困农户的融资环境(Ghate，1992)。通过银行与放贷者的联结，银行不仅能够向高收入者提供贷款，也能向低收入者提供贷款，银行一放贷者的信贷联结可解决农户贷款和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两难困境(Varghese，2004)。
然而，随市场结构的不同，联结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当新进入者面临着信息不对称(Bose，1998)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时(Hoff and Stiglitz，1998)，金融联结并不能增加金融供给或改善借款人所面临的贷款条件。如放贷者间是战略合作关系，正规信贷的扩展可能会加强放贷者间合谋的能力，最终使得借款人所面临的贷款条件恶化(Bose，1998)。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联结都能够促进放贷者间的竞争，降低市场利率，满足小农户的贷款需求(Floro and Ray，1997)。
四、发展中国家金融联结的实践及绩效
因为与传统理论相反，金融联结的建议听起来似乎有点新鲜。其实，早在1903年，德国人类学家Westermann(1935)就曾经向多哥当局提出建议，在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时要重视土生土长的信贷与储蓄协会等乡村中介的内在优势，鼓励乡村中介与正式机构之间的互惠合作。由于多种原因，类似的政策建议长期被忽略。不过，当信贷补贴模式失败之后，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垂直联结的自发实践(Wells，1978)。民间自发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市场模式的失败使得更多的学者关注金融联结。在德国技术合作局专家Seibel的长期呼吁下，亚洲太平洋地区信贷协会(APRACA)于1986年正式采纳垂直联结建议。印度于1992年实施“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项目”。泰国等实施了PKBK工程(杜晓山，2001)。国际社区资助基金会和非洲农业信贷协会相继在拉美和非洲采用该模式。到21世纪初，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联结已很普及(Berry，2005)。
正如世界银行(1989)所料，垂直联结一旦被付诸实践之后便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该战略被APRACA采纳之后，立即被有“世界农村金融市场实验室”美誉的印尼付诸实践。不过，金融联结最成功的是印度。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之后，印度于1992年开始正式实施金融联结战略。之后，印度金融联结开始爆炸式增长。截至2008年3月31日，自助小组一银行联结项目(SBLP)已经为3477965个自助小组(SHG)提供了高达22268千万卢比的贷款。
印度的垂直联结绩效斐然：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提高机构贷款的广度与深度，改善农户的贷款条件。联结之后，获得贷款的家庭比例从46.5％提高到93％，覆盖面增长一倍；平均每个家庭的贷款数量从5384卢比增加到14640卢比，年均增长率达20.5％；随着信贷配给的缓解，农户贷款需求满足程
度相应提高，81.7％的成员的贷款需求通过自助小组而全部得到满足；自助小组成员支付的利息从81％下降到31％(V.Puhazhendi C.Badatya，2002)。垂直联结还大幅度减少借贷双方的交易成本。Pu-hazhendhi(1995)发现，银行每笔贷款(100美元)的交易成本由联结前的3.68美元下降到每笔贷款2.19美元。贷款者减少的交易成本更可观：从9.40美元减少到5.70美元(McGuire and Conroy，1997)。在印度，垂直联结(银行－自助小组联结)还能解决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在增加农户收入，促进资本形成，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和提升农村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Anushree Sinha，2008)。
五、讨论及其启示
(一)理论启发及其局限性
随着信贷补贴计划和市场模式的相继失败，金融联结也逐渐从民间的自发实践演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调整的首选模式。金融联结的兴起促进了农村金融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它使学者们重新去思考农村信贷市场的内生机制，并以此作为金融联结的理论基础。不过，金融理论机理的研究存在诸多不足。显然，现有研究主要从正式金融部门的资金优势和乡村中介的信息及契约执行优势去分析金融联结的内在机理。学者之所以高度关注这些变量，主要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重大影响。在威廉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产生理论认识偏差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意识”。学者关注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忽略了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
信息及契约执行成本固然很重要，但它们未必是最重要的。如果乡村中介的优势仅仅是信息和契约执行，那么为何在社会征信体系发达、农户抵押品充足、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居民)和债权人利益保护良好的新兴市场经济和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联结这种农贷模式也非常普及?Aleem(1990)对巴基斯坦农村地区放贷者执行成本的计算结果表明，在交易成本总额中，执行成本占39％，甚至超过资本成本(包括资金成本和坏账)后者是27％。其余的，数量也更多的44％的其他成本长期被经济学家所忽略了。显然，除了信息和契约执行成本之外，农村信贷的市场结构和乡村中介的沉没成本、运营成本也非常重要。农村信贷市场的微观结构也是制约正式机构向农村地区渗透的重要因素。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才能对金融联结提供完整的理论解释。
(二)实践经验及其启发
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对农户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在讨论农户时，它们的内心几乎都带着近似玩世不恭的态度：农户是没有信用的，对穷人的贷款会损害银行的利益，穷人不是银行服务的对象(The poor are not bankable)，他们需要的是慈善而不是贷款；对穷人的贷款是社会部门(而不是作为商业机构的银行)的事情。然而，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通过合适的微观结构设计，农户贷款是有利可图的，其风险甚至低于一般商业贷款。通过市场化手段，金融联结同时兼顾农户贷款和银行的可持续性，它也因而被证明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农贷模式(Erhard W Kropp and B S Suran，2002)。它的成功经验在于通过市场化手段同时解决了农户贷款和金融机构可持续性的两难困境。在中国，这种两难困境导致了正式机构对农户尤其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排斥。金融联结对我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鉴戒价值。实践中，针对传统农贷模式的缺陷，我国也出现大量自发的金融联结。一些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韩俊，2007)、农民专业合作社(左臣明、马久杰，2006)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而使农户获得机构贷款。一些金融机构甚至也通过村委会这种传统权威作为中介向农户提供贷款。金融联结在我国已初现端倪。为通过金融普惠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同时基于其他国家成功经验，我国亦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推广金融联结。
1 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基于风险和控制金融资源等因素的考虑，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采取管制措施。在国有银行改革基本成功和农村金融改革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政府在设计农村金融体系时，应该充分吸收那些内化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乡村中介并学习它们在长期实践中所采纳且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机制。也就是说，我国需要鼓励和引导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刘民权等，2003)，将其纳入农村金融体系的设计，构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两部门垂直合作型农村金融体系(周立，2005)。
2 以行动改变商业银行的传统观念。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认为农村地区不适宜开展商业性业务。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排斥是“市场行为”。这种观念的错误有二。理论上，责任与权利应该是对等的：既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通过国家“专署保护”并以存贷利息差这一形式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那么它也应该视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为基本社会责任和金融伦理。实践中，国内外金融联结的经验充分证明，只要通过合适的微观结构设计，实现扩展农村金融服务和财务可持续性，是可能的。就像印度一样，中国也需要将金融联结视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金融战略，通过这一战略来改变正式机构的传统观念，创新市场化的农贷模式并实现金融普惠(吴成颂，2009)。
1文献综述
当前对于城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1-4]及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原因等问题的分析上[5-16]。
关于人口迁移影响因素问题，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有户籍政策、融资约束、工业化进程影响以及政府政策选择等几种[1-4]。1户籍制度影响论：认为户籍政策是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是市场化发展的结果，城市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力量和以再分配的方式获取资源来进行城市化发展，但阻碍人口自由迁移的户籍政策可能导致国家城市化整体格局的扭曲。2融资约束影响论：认为融资约束导致城市化建设项目发展受阻，从而产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约束问题和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约束问题，导致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容纳劳动力能力降低。3工业化影响论：认为工业化偏差导致城市工业发展吸收农村劳动力不足，造成人口向城市转移缓慢。中国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城市化偏差，而在于工业化偏差，应当尽快实现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的战略性转变。4政府选择影响论：认为政府政策选择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降低了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机会。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在于政府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部门优先发展，导致其他城市部门就业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城市化减缓，收入差距扩大。
关于推动城市化发展原因问题，理论界主要观点有地方财政推动，金融发展，政府干预，工业发展以及出口结构影响等几种[5-6，8，10-14]。1地方财政推动论：认为地方财政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因素。认为在土地要素被重估后，地方政府拥有“土地财政”，基础建设投资扩张，推动了土地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增长。如陆铭和陈钊[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现行户籍制度、经济开放、政府经济活动等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影响，而金融发展指标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李伶俐等[8]发现政府财政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初始阶段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超过一定合理限度时，会拉大收入差距。而在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显著。周少甫等[12]同样发现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作用不明显。2金融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但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Cho，Wu和Boggess[13]认为金融发展可以支持房地产等行业的融资过程，从而更加有利于城市化进展。Clark，Xu和Zou[14]认为，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是呈倒U型关系的，金融发展初始阶段会加大收入差距，后期会降低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相关关系，并且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负向相关。金融发展影响论：认为金融发展特别是金融深度提高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金融发展初期，金融深度较高会导致收入差距较大；在金融发展高级阶段，金融深度的提高会逐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影响城市化进程的观点还有，3政府干预论[15]：认为政府干预是影响城市化的因素，由于中央政府干预活动导致土地市场难以有效运行，当大城市城市化水平过度时，无法衍生出新的城市。4工业发展影响论[7，16]：认为工业发展水平对城市化发展水平具有正面影响作用。Moomaw和Shatter[16]发现人均GDP、工业化发展、出口等方面的因素均会对城市化发展造成正向影响。李金昌和程开明[7]则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城市化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冲击。5出口结构影响论[9]：认为出口结构优化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而出口结构优化可以促进城市化发展，进而缩小收入差距；综合而言城市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要大于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
2理论模型
多数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存在二元结构，即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地区财政金融活动对于区域城市化进程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假定经济部门仅存在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由于人均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以及技术方面的差异，一般认为城市经济部门经济发展水平优于农村经济部门。假定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的产出水平受到各自技术、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影响，分别构建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如公式1和公式2所示。
其中，Y1t和Y2t分别表示在第t期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产出水平；K1t和K2t表示在第t期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资本积累，一般认为K1t<K2t；A1t和A2t分别表示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水平；L1和L2表示在没有城市化过程的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并且假定在短期内没有劳动力的显著增长；a1和a2为参数，且0<a1，a2<1。
2.1技术要素分析
一般认为，城市经济部门具有较多的人才储备，并且相对于农村经济部门，城市经济部门更能够研究开发并应用新技术。城市经济部门开发应用新技术后，鉴于两者属同一经济体，因此技术在一定时滞之后会传递到农村经济部门。在此基础上，假定城市经济部门比农村经济部门更容易开发利用新技术，且经过一定时滞后传导到农村经济部门。城市和农村经济部门的技术增长速率由公式3和公式4表示。
其中，·2t和·1t分别表示城市和农村经济部门技术增长速率，且A2t>A1t，B和C表示参数。根据公式3可以得到，公式4则表示农村经济部门的技术增长速率受到城市经济部门和自身技术要素的影响。
我们假定Zt=A1t/A2t，来表示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差异。两边求微分可以得到Z的增长率水平，如公式5所示。
当农村经济部门增长与城市经济部门增长达到一定均衡时，得到相对增长率=0，因此可以得到关于Z的表达式，如公式(6)所示。
可以看出，在达到技术转移的稳态时，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可以转移给农村经济部门，且农村经济部门与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差异为常数，说明在同一经济体的假定条件下，农村经济部门对于城市经济部门的技术要素增长是稳定的。
2.2资本要素分析
相比于技术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更容易被政策决策者进行调整决策。当前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最主要的是作用于资本要素，从而推动产出增长。根据一般经济发展理论，我们假定k=K/AL可以得到农村经济部门和城市经济部门的稳态条件(推导过程省略)，如公式7所示。
其中，s表示储蓄率，y表示产出，n表示劳动力增长率，g表示技术进步，δ表示资金留存率。
2.3劳动力要素分析
在现行的财政状况和金融环境下，城市经济部门获得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大于农村经济部门，根据公式7可以得到城市经济部门稳态高于农村经济部门稳态条件，且K/L的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g，当g2>g1时，则会吸引农村经济部门劳动力到城市劳动力部门。因此，假定农村经济部门(1-λ)比率的劳动力进入城市经济部门，λL1的劳动力留存农村经济部门，其中0<λ<1，从而得到两部门产出，如公式(8)和(9)所示。
令L=L2+(1-λ)L1，表示在均衡条件下，城市经济部门新的劳动力水平。当部分劳动力从农村经济部门转移至城市经济部门后，技术要素增长速率均衡条件仍然适用。
2.4收入与收入差距
城市化进程最基本的动力是城市经济部门与农村经济部门的收入差距，不断吸引农村经济部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财政和金融政策作用下，二者的人均资本差额逐渐缩小，在均衡条件下达到相等状态，工资水平也逐渐趋于相等。对公式8和9的劳动力要素求一阶导数，得到两部门的工资水平，如公式10和11所示。
在初始条件下，G值一般小于H值，农村经济部门工资相对较低，从而引发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也即城市化过程。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角度而言，如果政策偏向城市发展，则K2t>K1t，工资差距拉大，城市化进程加速；反之则相反。
利用两者比例来表示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如公式12所示。
分别对K1t和K2t求一阶导数，得到公式13和公式14，
从公式13和14可以看出，倾向于农村经济部门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而倾向于城市经济部门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则扩大收入差距。
同时，公式8和公式9对资金要素求一阶导数可以得到公式15和公式16，两者皆大于零，说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实施会提高城市经济部门和农村经济部门的收入水平，即提高地区收入水平。
3实证模型与变量选取
为了分析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城市化进程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如下回归方程，如公式17和公式18所示所示：
在公式17和公式18中，Yi1t表示在第t期i地区的城市化率，Yi2t表示在第t期i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fiscal表示地区财政政策预算内支出水平，系数为β1和β4；financial表示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系数为β2和β5。β3是衡量城市化率对收入水平差距影响的系数。c1和c2分别为常数项，εit和uit分别为残差项。D包含了我们选取的会对城市化率和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其中γj为其估计系数。
城市化率指标选取的是市区单位从业人员和城镇私营个体从业人员与地区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较选用非农业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率更能直接体现劳动力因素对于产出的作用。fiscal指标表示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选取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国内财政政策多投资于城市现代化建设，因此预期其与城市化率回归系数为正，对提高地区收入水平作用为正。financial表示金融环境指标，选取的是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可以为经济体提供投资，增加资本，完善发展的金融环境可以提高地区收入水平，反之则可能影响实体经济运行。控制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期会对城市化建设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实际使用外资额可以用来衡量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预期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可以用来衡量城市的基本建设条件，从理论上说，公共资源越便利，越容易吸引人口的转入。
数据类型为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在剔除数据缺失较多的地区后，样本包含全国273个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3)。数据初步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基于城市层面的样本，城市化率的中值约为45%，均值为49%，这与中国整体城市化率水平相当。在样本期内，城市人均收入的中值和均值都约为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两倍，收入差距中值约为1万元而均值约为1.4万元，说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象值得关注。
4实证检验及分析
根据样本的特点，本文对面板数据样本进行了固定效应检验和随机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首先是城市化率对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见(1)列；其次是城乡收入差距对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见(2)列。另外本研究还检验了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对于地区收入水平和农村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分别见(3)列和(4)列。其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城市化率、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水平和农村平均收入水平。
从(1)列可以看出，基于城市层面，预算内财政支出对于城市化进程有着显著的推进作用，说明样本期内财政政策更加倾向于城市发展，政府的投资行为增加了城市经济部门的人均资本，工资水平较高，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结果不显著，说明金融机构行为对于城市化进程还难以形成显著推动作用，这也与一些惠农金融政策有关。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对城市化进程具有负向作用，这点与期望相反，可能的解释原因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密度大，人均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不足，从而导致劳动力转移至公共资源更充分的地区。
从(2)列可以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财政政策支出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金融政策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一般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多为城市实力较为强大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一些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银行则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市化率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城市化率本身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或减小没有显著影响作用。
结果(3)列显示了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地区收入水平对财政支出的回归结果为正值，这点与预期相符，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地区收入水平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回归显著为负值，说明在城市样本层面上，金融机构并没有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可能是由于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进行逐利活动导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公共交通数量对地方收入水平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结果(4)列为地区农村收入水平与地区财政政策和金融环境的回归结果。财政政策虽然在推动城市化进程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却不显著，说明样本期内财政政策多倾向于城市的建设发展。农村收入水平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回归结果为负值，说明在城市样本层面上，金融机构没有有效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可能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与较高的工资报酬导致的。
综合而言，基于城市层面的样本，我们得到了一些与其他文献不一样的回归结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多倾向于城市建设，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向于城市建设的政策也同时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对社会稳定具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并没有显示出对推进城市化建设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对地方收入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且对农村收入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一方面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依然难以获得金融机构支持，乡镇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另一方面说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金融机构没有支持地方的实体经济，从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金融机构历年来高涨的利润额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金融业可能侵占实体经济的利润。地方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支持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的资金来源，它们的资金走向及是否有效利用可以对地方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在城市化加快及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其作用调整显得更加重要。
5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2003-2012年地区面板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对城市化进程推进效果显著，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财政政策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并且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这与样本期内地方政府多实行城市发展倾向的财政政策导向有关，农村经济获得财政支持少，导致劳动力流向城市。地方经济发展资本另一来源———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则对地方城市化发展没有显著影响作用，并且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同时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具有负向影响，但整体而言地方金融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运行、侵占实体经济的利润有关。从城市层面讲，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资金的两大政策来源都未能充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则会被动迁移至城市，农村劳动力数量的降低反之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同时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实际外资使用额能够减小城乡收入差距；人均公共交通数量能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农村收入水平。我们还发现城市化进程本身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在进一步研究中，如何更加准确衡量金融机构对于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机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从本文的结论出发，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地方政府应当调整财政政策支出结构，提高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比例。地方政府应当改变先前只注重城市发展建设的目标，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注重农村地区的建设。地方政府应当统筹地方的财政支出，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农村经济发展做出支持，对于收入水平严重落后的农村地区予以较大财政支持，提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稳态。地方政府应当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存量资金，提高使用效率，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地方政府应当根据当地“三农”的生产发展特点，制定合理财政支持政策，设立扶持地方“三农”经济发展的专项财政资金，切实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
[论文提要] 要通过推动城乡协调互动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七种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受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造成了整体经济运行的低效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正是要改变这种低效率的状态，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为此，党的十七大针对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所谓“机制”，是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按照系统论的思想，有效的“机制”一旦形成，在外部环境稳定的条件下，系统就能保持稳定运转和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制度”、“体制”和“政策”则是促使有关“机制”形成并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是指为保证城乡经济社会形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需要具备的城乡系统各子系统及其要素的构造、功能和相互关系。构成城乡系统的要素主要包括土地、人口、产业、资金、技术、生态、文化等，相应地，城乡互动发展机制应该包括空间]进机制、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产业关联机制、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生态良性互动机制、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主要内容。要通过推动城乡协调互动发展促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从这七个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等七种机制。
一、城乡空间]进机制
城乡空间]进机制主要是指城镇化过程中空间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进的机制。合理的空间]进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确保足够的农业用地规模，以满足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于农业产品的需求；二是确保高效合理的空间组织形态，以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空间的充分利用。
我国人口数位居世界第一位，但2006年城镇化率仅为43．9％，城镇化任务十分艰巨。但同时还面临着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等现实约束，以耕地资源为例，2006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9公顷。因此，中国别无选择，必须建立和完善城乡空间]进机制，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城乡空间]进机制主要通过规划、法律等手段来引导。首先，要严格保护耕地资源，严禁任何缘由的占用和破坏基本农田，同时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和补贴，确保农业的持续增产增收。其次，要科学规划城镇和工业布局方向，城镇和工业用地优先使用荒山、荒坡等不宜农耕的土地。最后，要提高城镇和产业空间利用标准，城镇的空间开发要以内涵式开发为主，积极发展楼宇经济和组团式城区，提高城镇空间利用效率；产业空间布局要符合高标准的多层标准厂房、单位土地面积投资下限等要求，采用节约型生产方式。
二、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
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机制是指人口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选择就业的机制。完善的城乡人口流动和就业机制可确保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依靠城镇化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依托大城市发展辐射作用覆盖面大的城市群，使城镇化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
通过城镇化使落后地区的人口实现充分就业是实现城乡协调互动发展的根本途径之一。城乡人口流动与就业机制主要通过制度的创新来加以完善。首先，要完善城乡一体化的教育制度，加大对农村和小城镇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做好大中城市高水平教育机构对农村及落后地区学校的对口帮扶工作，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其次，要彻底消除对于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禁止就业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充分尊重公民的迁徙权利和就业权利。最后，要提高城镇的管理水平，尤其要提高针对流动人口的医疗、治安、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三、城乡产业关联机制
城乡产业关联机制是指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城镇产业与以农业为主的乡村产业之间的互利合作。完善的城乡产业关联机制是体现城乡经济主体利益一致性，进而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我国对外输出的产品仍以低附加值的能源、矿产、粗加工品为主，过短的产业链条和对国外市场的过分依赖削弱了城乡之间的产业关联，不利于城乡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乘数效应的实现。要建立和完善城乡产业关联机制，就必须合理安排各类城镇和乡村的产业发展方向。城乡产业关联机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首先，要大力扶持涉农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强城镇食品工业、农机工业、批发零售、粮食期货等涉农产业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其次，要理顺乡村农业与城镇工商业的产品交换关系，避免粮食、食品和农资价格的大幅波动，确保城乡、区域产业之间物流的顺畅和贸易的公平。最后，要大力调整产业的布局结构，按照规模化的要求布局农业，按照集群化的要求布局工业和服务业，促进各产业之间的交流、协作和融合。
四、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
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是指城乡之间存款、贷款、证券、财政资金等金融资源交互流动的机制。合理的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应当确保资金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城镇和乡村居民的金融需求。
目前，我国金融系统存在明显的二元性特征，由城镇流向乡村的金融资源主要是有限的财政资金，而由乡村流向城镇的金融资源则主要是大量的居民存款。建立和完善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对于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效果将产生关键影响。城乡金融资源双向流动机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引导来完善。首先，要提高大中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尤其要在中西部地区打造若干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提高金融资源的整体规模和质量。其次，要积极引导城镇金融机构面向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开拓业务，提高城镇金融对农村金融，以及大中城市金融对小城镇金融的带动作用。最后，要努力创新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制度，大力推进小额信贷业务，提高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效率，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业保险业务。 转贴于
五、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
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是指城市科学技术的创新能力及创新成果对乡村及落后地区的扩散并带动乡村和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般来说，大中城市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集中地，而创新成果向乡村地区的扩散和传播能力将决定城市辐射带动能力的大小。
我国城镇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中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弱，而且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渠道不畅。城乡技术创新与扩散机制主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来完善。首先，要提高大中城市科研机构的整体规模和创新能力，不仅要增强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实力，而且要大力鼓励企业界的研发活动，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其次，要加强科研机构与广大农民和落后地区中小企业的交流合作，促进科研成果在农村和落后地区的产业转化。最后，要提供合理的利益诱导政策，鼓励技术人才投身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建设。
六、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
城乡生态互动机制是指城乡之间生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机制。地域上相连的城乡在生态上本就是一体的，任何一方生态的变化都会对另一方的生态造成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影响，甚至产生进一步的连锁反应，而良性的生态互动机制则可保证城乡生态的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扭转生产方式，实现碧水蓝天的良好生态。城乡生态良性互动机制主要通过法律规范和相关制度来实现。首先，要大力改造和恢复生态，加大对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抓好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建设，划入“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的地区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其次，要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制订严格的法律法规，完善投资项目环境保护审查、污染物排放许可等制度。最后，要积极扶持循环型经济技术和环保产业的发展，依靠科学技术改造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和传统农业。
七、城乡社会文化融合机制
[论文摘要]当前，在金融危机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乡村旅游能否长远地抓住当前的发展契机，本项目组认为乡村旅游应该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乡村旅游本身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乡土性与现代性；二、物质性与精神性；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最近，国家旅游局对外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033.19万人次，同比下降4.42%；过夜旅游人数392.44万人次，同比下降10.8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27.69亿美元，同比下降18.99%。作为弹性消费品，旅游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密切，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旅游消费较为旺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全球旅游市场正进入寒冬时期。但是，整个旅游市场并非铁板一块，根据《经济日报》2009年2月1日的报道，乡村旅游正成为居民欢度春节的重要选择。许多乡村旅游点、温泉度假地、滑雪度假村等预订爆满。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jung) 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城乡一体化是党的十七大确定的我国在21世纪的重大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根本性举措。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在推进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互促共荣等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和功能。而农村金融能否有效发挥其作用又取决于农村的金融生态状况。
金融生态是个仿生概念。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地引申到金融领域，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2005年10月19日上海证券报独家首发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随后，有关金融生态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关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王松奇(2005)等人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市场运行的内外环境和基础条件。邢勃(2008)认为，金融生态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着金融主体生存状态及变化趋势的经济及社会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9)认为，中国的金融风险不仅源于金融业自身，而且更广泛地源于金融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对2008-2009年度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傅江湲、江发元(2010)认为，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农村集体资产完整的权能，增加农村金融主体贷款的保障性要求等是促进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周妮笛(2010)以湖南省为例，采用14个地级市的调查数据与截面数据，运用AHP-DEA模型分析了区域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指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农村信用环境、农村法律环境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造成这一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安强身(2009)认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并从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等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柳成、张翠宁(2010)运用系统论构建了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和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并对金融生态环境组织实施的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杨福明(2008)运用金融生态理论，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分析了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法制环境以及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成果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内涵、存在问题、对策、评价体系以及非正规金融等其他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对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都具有很大意义。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没有从城乡一体化这一基本背景下，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问题，本文则力图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二、城乡一体化与农村金融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城乡关系经历了四种形态：乡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实现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必经过程和环节。从本质看，城乡一体化就是城乡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动发展，即城带乡、乡促城，并最终实现城乡的和谐发展。
“城乡一体化”可以用三个标准来衡量，即：城乡二元制度的消除与农村平等发展权利的获得；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有效互动；社会福利实现城乡居民共享。而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虽然是经济的核心要素之一，但经济始终是金融的基础。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引起金融市场的扩张和对金融需求的增加，进而推动金融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发展状况也对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有效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会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则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众所周知，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城市的发展水平，而且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制度歧视，如城乡在教育、社会保障、金融等方面存在不对等的发展政策和环境。城乡一体化就是要破除城乡不平等的发展制度、环境和政策，以快速推进农村的发展。这对农村金融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城乡一体化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了新需求、新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必将获得更好的制度平台和市场空间，在金融市场中更具竞争性和发展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吸引大量的金融资金流转在农村领域，这无疑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其次，城乡一体化的实现也需要高质量的农村金融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等都需要大量的金融资金的支持和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
现实地看，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状态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相对滞后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巨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善；农村金融发展环境的不良状况没有根本改善。然而，如果深入地探讨，我们可以看见，这四个“没有根本改善”与不理想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便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
三、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现状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各种环境和条件，包括政策体制环境、社会信用和法律环境、金融市场主体环境。研究金融生态环境，既要有静态视角，也要有动态视角，即既要考虑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平衡，也要考虑金融生态的动态发展平衡。
农村金融是由农村金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构成的，因此，农村金融生态建设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农村金融供给的不足抑制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空间
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金融供给的改革。这种改革也就成为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关键。
1.政府主导式的农村金融改革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与城乡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也形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化金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虽然开始对此进行改革和完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始终以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为目标，以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为主线。随着农业银行基本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农业发展银行也因政策性功能所限开始寻求新的发展出路，邮政储蓄银行又因规模问题显得力不从心，这样，支撑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力量就 只剩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成为农村唯一的“常驻”金融机构。但农信社一方面受其自身资金不足的限制不能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如保险、咨询、代理、结算等金融服务，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和业务的单一化，另一方面又因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在大多数地区事实上成了垄断(特别是贷款市场上)经营，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农村金融主体缺乏业务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农村金融服务与产品开发不足。传统的借贷服务仍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适应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些新的金融产品并没有开发起来，如商业保险、证券投资、信托、租赁、理财、网上银行、银行卡等业务。这种状况既制约了农村金融供给的有效性，也不能满足农村经济主体对金融的多样化要求。而比较活跃的民间信贷，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准入渠道，处于灰色状态，不能合理合法地提供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可以说，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偏离了制度目标，没有形成有效的金融供给，使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基础。
2.行政命令式金融监管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金融监管是影响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的重要因素。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在于纠正金融市场失灵，并最大限度地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监管更多地是一种权力监管，即行政命令式监管。这种比较传统、较为粗糙的监管方式通常表现为金融监管当局不仅直接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行监管，而且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存贷款利率确定等具体的业务经营进行限定，忽视了监管的技术合理性或内在规定性。就金融机构的进入、退出的管理来说也不科学：过高的准入门槛，既加剧了金融供给不足，又导致非正规金融的地下运行，极大地削弱了竞争机制的强化和创新推动效应；退出机制的缺失与政府救助措施催化了金融机构的冒险性投资，增加了道德风险，使农村金融市场失去了优胜劣汰的自我净化功能，从而使农村金融生态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3.金融产权模糊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内在基础
产权清晰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产权关系明晰是构建权利与责任对等、收益与成本相符的科学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在明晰产权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多种原因，产权模糊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这表现在有的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是按照以公有制为绝对主体的制度安排设置的，导致了产权虚置；有的农村信用社虽已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改造，但有的产权实际上仍然是模糊的：它们名为股份制，实则是内部人控制，股东作用弱化，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必然导致金融机构权责利的失衡，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缺少了内在基础。
(二)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导致农村金融生态根基不牢
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供给虽然影响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需求，但只有满足需求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弱势性使农村金融供给失去了根基，从而也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根基。
1.农村金融需求主体天生的弱势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农业、农村、农民三者作为乡村场域中的利益共同体，是农村金融的基本需求主体。然而，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还是从“三农”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受自然因素的约束来看，“三农”对农村金融的需求都处于比较明显的弱势状态。首先，农业是一个特殊的弱质行业，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慢、单位产品的价值较低、受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约束较大、缺乏有效竞争力等，客观上存在难以吸引金融资金的弱势。虽然，近些年来，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所改善，但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其次，到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还处于分散、传统的小农经济状态，农产品商品化率低，产业链条短，客观上难以吸引大量的投资资金。再次，农民由于受农业生产性质、农村经济发展整体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其信贷需求具有额度小而分散、有效抵押物不足、信息不对称等特征，导致了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都相对较高，增加了贷款的违约概率和道德风险，抑制了金融供给者的放款意愿，导致部分金融机构惜贷。农业、农村、农民的天生的弱势使农村金融生态根基不牢，甚至处于无根基状态。
2.农村信用不完善或缺失使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失去了“灵魂”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也是金融生态的灵魂。农村金融市场的建设既要有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有金融伦理道德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金融生态不仅是市场经济角度的生态，也是金融伦理道德角度的生态。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社会信用缺失的问题比较突出，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信用意识和观念都比较淡薄，加之金融需求主体个人信用数据不完整、失信成本较低等情况的存在，失信行为时有发生。有些乡村企业利用不实会计信息骗取贷款，一旦取得贷款又想方设法悬空金融债权。如此种种都恶化了信用环境，使良好的金融生态受到极大的侵蚀。与此同时，农村金融机构也缺乏必要的信用管理制度和措施、缺乏健全的信用风险防范与承担机制以及失信惩戒机制，增加了农村金融交易费用和制度实施成本，也使农村金融生态状况不甚理想。
3.法治环境不健全加大了农村金融生态的规范成本
如果说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那么法治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保障。目前，我国农村法制环境建设刚刚起步，现行的法律体系中针对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较少，对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农村企业等因逃避银行债务的行为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同时，司法环境也不容乐观，农村一些地方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行政干预执法时有发生，而农民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维权意识低，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这一现象。另外，农村金融案件执行时间长、费用高、抵押担保物品处置难等导致农村金融债权案件执行率低，严重损害了金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良好农村金融生态的形成。
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的基本对策
推进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既要立足于改善我国农村金融的“旧”生态，也要着眼于构建适 应城乡一体化需要的“新”生态。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农村金融环境生态建设提供优良的政策环境
我国已有的农村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现在的城乡一体化建设，都是政府主导的。由此，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这里所说的政府责任是指政府应该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提供制度的和政策的保障，尤其是保障良好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基础——农村资金的供给。第一，政府应该在财政资金和货币资金上给予保证。从财政政策来说，政府不仅要通过财政资金的拨付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基础项目建设，弥补“三农”资金的不足，而且要通过财政资金的投放，激励社会资金流向农村，以增强农村金融市场吸引力。从货币政策来说，中央银行应该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信贷资金流向，放宽对农村金融机构再贴现的条件，使货币资金顺畅地渗透到农村实体经济。第二，面对“三农”资金的巨大需求，政府的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总是有限的，因此，政府需要在构建适合农村情况的多元化融资渠道上作出更大的努力。根据日益多元化的“三农”资金需求，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建立一个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证券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担保公司、社会保障机构等在内多层次的、分工明确的资金供给体系，并在条件成熟时，放松民间资金的市场准入限制，规范民间金融活动。
(二)发挥农村金融市场功能，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提供优良的市场基础
包括农村金融市场在内的各种金融市场，不仅是资金的融通场所，也是实体经济信息和金融经济信息传递的场所，更是优胜劣汰、实现新陈代谢的场所。为了建设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我们应该把这三种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一，资金余缺调剂功能是农村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现在的问题是，农村本来既急需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与农产品流通所需的资金，也急需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教育、医疗等等的资金，但由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不尽如人意，因此，各种金融机构吸收的农民的资金大量外流，流向大中城市和非“三农”行业。第二，农村资金余缺的调剂实质上就是经济、金融信息向“三农”的传递。农村金融市场不仅与“三农”联系密切，而且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与其他各种金融市场和国内实体经济联系密切。为了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具有坚实经济基础，农村金融市场应该向“三农”提供经济、金融信息，包括实物商品和金融商品的数量信息与价格信息。因此，应强化农村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发挥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传递和新陈代谢作用。第三，农村资金余缺调剂好坏和信息传递快慢应该成为衡量农村金融供给者(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工作业绩优劣的标准。对于不能为“三农”调节资金，反而把农村稀缺的资金“调剂”到城市、非“三农”行业的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应该发挥残酷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法则，使其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也没有立足之地。
(三)实现市场与政府互补、市场经济与金融伦理协调，为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提供优良的法律与信用基础
农村金融生态建设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因此，这一建设不应该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然而，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就在于，在经济领域，应该充分考虑“人”这个要素。因此，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应该强调法律约束和金融伦理两方面。第一，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和政府互补的经济。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解决经济生活一切问题。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这是因为，在市场上竞争是不充分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市场的失灵为政府在市场上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农村金融来说，一些大的、国有的金融机构仅仅出于自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而不顾它们是国家的金融机构的“身份”纷纷从农村撤退，致使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愈拉愈大；不是金融资金向农村流动，而是本来就十分稀少的农村资金向城市、向非“三农”产业流动，致使年年国家都出台“一号文件”强调支持中国经济最薄弱的“三农”，而年年都得不到落实，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对于这些金融机构，国家应该有相关法律的“硬”约束，而不能仅仅靠道义劝说，或文件要求。第二，市场经济应该是“道德经济”，应该受两只“看不见的手”的约束：一只是市场经济之手，一只是社会道德之手。按照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观点，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既应该是“经济人”，也应该是“道德人”。如果说，法律约束是“硬”约束，那么，金融伦理约束则是“软”约束。在建设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金融伦理道德约束既包括对金融供给者的约束，也包括对金融需求者的约束。前者指金融供给者应该竭力避免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过度涉险、欺诈、贷款冲动、贷款寻租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后者指金融需求者应该具有诚实守信意识，尽力避免逃废金融机构债务，自觉维护债权人利益。
五、结语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旅游市场：实现“开门红”，经济日报2009-2-1
[2]从“乡土情结”角度谈乡村旅游开发[J]，黄洁，思想战线，2003，29(5)：24-26
【关键词】农民工 返乡创业 金融支持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工涌入东部沿海城市想摆脱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农活而谋求生计，这种“民工潮”改变了农村面貌，为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作出重大贡献。但自2010年以来，全球进入金融后危机时代，这次的危机催生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随之我国的生产和贸易格局也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去工业化特征越来越显著。城市的劳动力趋于饱和，就业难度大且收益成本差小于在农村时，于是很多农民工从最初的被动返乡变成现在的主动还乡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返乡创业活也在我国慢慢的展开了。
本文梳理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支持体系的相关研究，为讨论出解决当前融资困难的可行方案提供理论支持，从而改善相应的金融体系，更好的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一、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创业理论的研究，国外相关文献、理论研究很成熟也很透彻，国外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创业资源的相关研究
Barney（2011）建立了资源基础观的分析框架：一方认为有企业控制的所有知识、信息和资产，以及企业属性、组织过程等促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高其运行的效率的资源；另一方面，Barney建立了资源基础观的VRIN框架，明确提出能给企业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应该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等特征。Baker and Aldrich（2000）首次在资源视角的创业研究中将“拼凑”的概念引入，他们提出了两种创业者克服资源约束的重要策略，分别是资源拼凑和资源搜寻，选择不同的策略就会导致创业企业后期资源配置差异。
（二）关于对农村金融的研究
Junior R.Davis、Angela Gaburici和Paul G.Hare（1998）在研究决定罗马尼亚的农户能否获得金融服务的因素时，对金融服务供给者和农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方面的关注，对农民收入、资源和贷款的使用等影响贷款和储蓄能力的因素进行了定量方面的着重关注。在贫困国家农村金融互助组织的研究中，Korotoum ou Ouattara和Douglas H.Graham（1999）发现贫困国家农村金融互助组织有着一些优点和一些不足，在金融服务、存贷款方面有集体借贷，也方便收集客户信息，这是它的一些优点，但是也存在规模过小、产权不清等需要改进的的地方。Heywood W. Fleisig（2003）在农村金融管理体制这一邻域的研究，认为国家要有明晰的法律基础，还要与习惯、方法等非法律基础结合来支持农村金融市场运作，他还提出了一些加强法制建设的建议。
（三）关于对创业融资的研究
Bascha（2001）的研究表明：当创业企业或项目的收益能证时，可转换延迟付息股票或者可转换优先股能给予企业强烈的激励；当不能证时，含有可转换优先股或强制赎回条款的契约相较于其他契约就更胜一筹。Casamatta（2000）认为当一个创业企业所需资本额度较大时，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创业资本家可转换证券，给企业家普通股；反过来说，在一个创业企业所需资本额度较小时，最好的方法是给予创业资本家普通股，给予企业家优先股。Nether（2004）关于融资策略选择的研究，提出创业企业在初期，他的实体资本具有无形性，企业家人力资本慢慢转变为创业企业的实体资本，这两个方面是促使创业资本家采取分阶段融资策略的主要因素，创业企业抵押品随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转化而逐渐增加，从而获得外源融资的能力也在增强。Kockesen和Ozerturk（2002）站在实物期权的角度，论证了在企业家与外部专业人士进行交流时，实行分阶段融资策略是很重要的。
（四）关于农民创业的研究
Pieter de Wolf（2007）等通过比较欧洲多个国家的农民创业者，发现，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对农民创业者的各方面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个人技能、识别机会能力、管理能力、化解资金风险、预测与控制市场风险、危机意识、创新能力、合作精神和合作技能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而农民创业者对创业所面临的环境的认知也变得复杂。Hennon（2008）认为，在农业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受传统思想和家庭价值的影响，提升农民的创业能力可以保持农业独立性以及农民生产生活相融合的习性，农村的创业策略的实施，可以促进非农产业得发展，使农村经济走多元化发展道路，还能确保农民的身份得以保留。Anne Charlotte Dockes（2008）通过调查法国两个地区的农民，发现社会大众的观点和态度对农民职业模式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定位时认为自己就是创业者。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返乡农民工创业意向的研究
程业炳，周彬，张德化（2014）认为，受城市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环境恶劣，工作状态没有保障，并且受到城市市民的歧视，对城市生活没有归属感，也是农民工最终选择返乡创业的原因之一。李荣荣（2012）认为，由于农民工长期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形成了返乡创业的人力资本，可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供给基础力量，并且，由于村民关系亲密，农民祖辈都在农村生活，农民工有着强烈的返乡意愿，乡土情结浓厚，这成为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主要精神动力。吴碧波（2013）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认为城市就业压力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而急剧增大，中西部地区发展环境的改变W及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不断进步，政府提供的许多扶持政策加剧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
（二）关于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身融资发展条件的研究
刘唐宇（2010）运用Logistic模型，通过调查江西赣州地区多位农民工，发现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年龄、打工年限、专业技能及技能培训、婚姻状况、管理能力、金融和亲戚借贷、自然资源的可获取性、创业动机和对待风险的态度等。李静（2010）认为，大量的资金投入，工商部口、税务部口、城建部口等都与农民工创业紧密联系着，但贷款难、贷款慢，政府间协作的不同步，使得农民工创业融资出现困难并影响创业的正常发展，导致众多企业夭折。张宏升（2010）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资金启动量小，政府缺少对农民工创业的扶持政策，及农民工自身素质低，对金融知识的缺乏等问题，这些问题会造成产业产品缺少竞争力，短期内也许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农民工返乡所创办的企业缺少发展前景，抗风险能为不能得到提高。郝朝艳等（2012）定义了能够体现农户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指数，为了测度农民的社会指本，从政治参与度、外出打工、社会关系和借贷能力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利于农户选择创业，社会资本水平高的农户倾向于选择自营工商业。
（三）关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中所需政策环境的研究
张秀娥、王冰和张铮（2012）认为，良好的创业环境可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成功率，因此，需要从改善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创业并提高农民工创业积极性，积极为农民工寻找创业项目，降低投入门槛等多方面改善创业环境给农民工创业带来的压力，推动新农村建设。陈华彬（2011）认为，为了满足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用地要求，国家需要制定完善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将农村闲置土地、废旧厂房等非农用地整合，在保护耕地不受破坏的前提下，集约王地利用，解决农民工创业用地困难。袁永发（2010）指出农民工返乡创业应优化公共服务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政府应积极探索各种形式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特色产业基地、“返乡创业一条街”等。朱红根（2012）认为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很重要，对初始创业的农民工影响尤为突出，对达到一定创业水平的农民工就相对影响较小；年龄、创业年数、文化程度、电话费支出等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有显著好的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则影响不大。
（四）关于返乡农民工创业过程中相关金融支持的研究
阳立高等（2008）提出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引导与支持力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降低贷款门槛，扩大贷款融资渠道，改革个体经营工商登记制度，免收工商管理费用等。对返乡农民工支持的金融方面，卢林行（2010）提出在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为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务，为他们的创业创造便利等方面还有所欠缺。刘磊（2010）认为加大金融支持的宣传力度来提高返乡农民工的金融意识，改革现有的贷款抵押担保方式，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增加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经营服务主体，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水平，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返乡农民工创业金融环境。
三、述评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对农民工创业相关的问题进行了不断探索研究，从一个理论分析的视角，对我们今天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内研究机构和学者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的层次上，但是关于农民工创业的定量分析研究却很少涉及，提到了农民工返乡创业中金融支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缺乏数据研究，没有形成金融支持方面系统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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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经济社会开展中乡村金融的供求不平衡成绩由来已久，存在着供求量不平衡、供求主体不对等、传统金融需求与古代金融供应不均衡、单一金融供应与多元化金融需求不均衡等成绩。文章最初提动身展乡村地域小微金融组织，扩展乡村金融效劳产品;拓展乡村地域融资渠道，完成城乡社会资金自在活动;分散乡村地域信贷风险，优化社会资金回流制度;增强乡村地域金融体制变革，完善乡村金融组织体系等对策。
[关键词] 乡村;金融;供求矛盾;可继续开展
一、我国乡村地域的金融供求矛盾
(1)乡村地域金融供应总量小于需求总量
随着乡村经济的疾速开展，乡村地域金融需求量逐年提升，招致乡村金融供应总量小于需求总量，且供求缺口不时添加。绝对而言，农业消费周期较强，且农业收益与自然环境亲密相关，从事农业消费的风险率较高，招致各大金融机构对乡村信贷制定了严厉的评价规范。从乡村地域金融需求来看，我国乡村经济已从小农经济向古代规模农业形式转型。乡村居民对金融效劳认识与金融效劳需求有所进步，而乡村地域金融供应并未扩展，招致乡村地域金融供应总量小于需求总量，且供求缺口不时扩展。形成乡村地域金融供应小于金融需求的缘由次要表如今两个方面：一是存款利率低，由于乡村的资金投入缺乏，且社会资金较爲分散，招致金融机构吸纳的资金缺乏，进而发作信贷紧缺的信息;二是涉农经济风险高，当农产品歉收时，价钱就低;当收成不好时，农产品缺乏。涉农经济风险高，金融组织对农业存款设定的条件也较高，评价规范更爲严厉。
(2)乡村地域金融供应主体与需求主体不对等
农户及乡村集体运营者对金融效劳的需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农业存款的需求不时升温。爲了扩展农业消费规模，农户需求消费性存款。同时，爲了降低自然灾祸对农业的影响，新型农户也经过购置农业保险来分散风险。虽然我国乡村地域金融变革力度不时加大，但是仍呈现供应主体缺乏与需求主体众多景象并存，无法彻底根治乡村金融成绩。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我国乡村地域银行网点数量爲12.17万个，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仅爲1.31个。此外，乡村地域金融组织运营不一致，普通乡村地域仅有中央性商业银行、乡村协作信誉社等金融组织。加上投资者并不看好乡村经济，招致乡村的信托、基金与保险等非银行金融组织严重缺位。因而，乡村地域金融供应主体与需求主体呈现严重的不对等景象。
(3)乡村地域传统金融需求与古代金融供应存在矛盾
我国乡村居民对金融效劳的看法根本停留在存款、取款、汇款、存款等传统金融效劳项目，这些效劳必需有实体存在的金融网点爲其提供传统金融效劳。乡村居民关于古代金融供给理解甚少，如ATM机、网银、手机银行等古代金融效劳。爲了浪费资源和降低本钱，金融组织往往更倾向于开展古代金融效劳，招致乡村金融效劳网点添加迟缓。绝对而言，乡村居民更倾向于传统金融效劳，乡村传统金融效劳供应缺乏，任务效率也不高。因而，呈现乡村地域传统金融需求与古代金融供应的矛盾。
(4)乡村地域单一的金融供应与多元化金融需求存在矛盾
乡村居民对乡村金融主体多元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不只需求存取款等根底性效劳，还需求信贷、转账等金融效劳。爲了满足乡村地域多元化金融需求，乡村金融组织不得不拓展与创新新产品。此外，乡村居民对信息征询、投融资等方面的需求也逐渐进步，国债等政府债券在乡村发行也较少，乡村消费品存款、保险业务比拟缺乏。
二、我国乡村地域金融供求矛盾的影响要素
(1)乡村金融需求多元性
近年来，我国乡村经济已逐渐从小农经济开展到规模化的农业开展，乡村经济构造也不时优化。乡村居民消费生活方式的改动使得乡村居民对多样化的乡村金融需求越来越高，这不只加大了乡村筹融资的难度，而且对乡村金融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乡村经济开展步伐快于乡村金融开展步伐，致使乡村金融体系跟不上经济开展步伐，招致乡村居民的金融多元性需求得不到满足。
(2)乡村金融供应单一性
虽然我国乡村地域的金融体系不断在变革，但是这些变革只是制度上的革新，实践上并无法处理乡村金融供应单一性的成绩。各级政府对乡村金融的变革更多的是在喊口号，政策落实效果并不好。不断以来，乡村金融体系变革并没有付出多少举动和努力，招致我国乡村地域金融供应单一性景象临时存在。从表象来看，乡村正轨金融组织可以促进乡村经济开展，乡村金融管理也逐步像城市金融管理看齐。从实质来看，乡村正轨金融组织并没有在乡村经济开展中起多大作用。形成这种景象的缘由在于利益推进，乡村金融组织的变革使得乡村存款率越来越少，招致乡村金融组织也呈现增加的趋向，乡村金融供应较爲单一，尤其是经济不兴旺的贫穷地域，乡村金融机构更是少之又少。久而久之，最终招致乡村地域金融不时萎缩，与乡村经济开展的间隔也不时拉大。
(3)乡村金融制度不完善
爲了满足乡村特征经济的开展，各级政府对城市金融与乡村金融采取了并不完全相反的管理制度，对乡村金融的管理更爲苛刻。例如，城市金融允许开展官方金融组织，而大局部乡村地域不允许开展官方金融组织。在这样的乡村金融制度下，我国乡村地域金融开展必将遭到一定的限制，进而招致乡村金融供应缺乏。此外，严厉的乡村金融管理制度也障碍了乡村经济开展，使得乡村居民在资金周转不灵时，无法失掉金融组织的协助，招致乡村官方高利贷盛行。爲了完善金融制度，我国地方政府早在2012年就对官方借贷表态，并不时酝酿官方借贷相关政策，但是由于官方信贷风险较大，招致官方信贷政策并没有出台落实。乡村地域官方借贷政策的不完善，招致官方借贷难以安康波动开展，金融监管机构也无法监管，相应的法律法规详细细则也并没有制定出台，致使我国乡村地域官方信贷较爲混乱，得不到法律维护。
(4)乡村金融支撑政策少
爲了满足乡村地域金融需求，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乡村金融整改方案，经过各种政策来开放乡村地域融资渠道，制定并完善乡村地域金融信贷相关规章制度，确保社会资金可以及时、疾速流入乡村金融市场，使得乡村地域金融供应缺乏成绩失掉处理，从而助力开展乡村经济。关于乡村地域金融组织而言，社会资金注入与乡村现有资金构成了良好的互补效果，在一定水平上扩展了乡村金融规模，使得乡村金融组织更好地效劳乡村经济。熟知基层政府支撑政策少，政府部门并没无意识到乡村金融开展的重要性，相关部门对社会资金注入乡村金融市场的成绩也不注重，致使社会资金并没有注入乡村金融市场。
(5)农业金融保险较缺乏
农业消费风险大，乡村地域金融保险相关的法律法规较爲缺乏，招致乡村仍存在很多农户靠天吃饭。我国乡村地域天文环境绝对较差，尤其是偏僻山区，自然灾祸时有发作，而大局部乡村居民既没才能改动也没有才能承当结果。在乡村经济开展中，农业保险对乡村居民的支出具有无足轻重的作用，农业保险不只可以协助农民处理后顾之忧，还可以将局部风险停止转移与分解。至今，我国没有出台一部完好的关于乡村金融保险的相关法律法规，仅仅在《保险法》中提到农业金融保险。要晓得，乡村金融保险与农业经济开展亲密相关，在农业金融保险的庇护下，乡村居民在蒙受自然灾祸时，可取得保险的赔偿，并不由于遭遇自然灾祸遭到宏大的损失。由于农业开展存在高风险低收益的趋向以及农业消费高风险成绩，大局部保险机构对农业金融保险得到信息，不情愿推行农业保险业务，农业金融保险也较爲缺乏。目前，仅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有农业保险的相关业务，该保险业务触及范围十分窄，难以满足乡村居民的农业保险投保需求。
三、我国乡村金融可继续开展的对策
(1)开展乡村地域小微金融组织，扩展乡村金融效劳产品
鼎力开展乡村地域小微金融组织，不只可以完善乡村金融效劳，而且可以爲小微客户提供相应的金融效劳和金融产品。小微金融组织的完善可经过树立村镇银行、乡村资金互助组织、乡村农业开展经济金融组织等，经过小微金融组织补偿国有乡村金融组织的空缺，进步乡村地域金融效劳的供应才能，延长乡村地域金融供应与金融需求的差距。一方面，可以制定小微金融组织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官方投资，确保乡村地域小微金融组织的融资构造无效。另一方面，还要对现有的乡村金融组织停止变革，不时扩展乡村金融组织的业务范围，创新契合乡村经济开展的效劳和产品。放慢我国乡村金融可继续开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对乡村存款担保业务停止创新，依托乡村现有的农户无效资产，不时对存款业务停止补充与完善，研发合适农业经济开展需求的创新型信贷产品;二是政府强迫性要求乡村金融组织参与农业消费运营，与农户同甘共苦，不时扩展乡村的金融订单，以农产品订单买卖数量爲规范，确定农户的存款数量，并与农户的信誉停止捆绑;三是开展乡村金融信誉制度，向乡村居民提供小额信誉存款，延伸乡村信贷产品，对信誉良好的客户，可采取存款优惠政策，无效缓解乡村地域金融供求矛盾，促进乡村金融的可继续开展。
(2)拓展乡村地域融资渠道，完成城乡社会资金自在活动
一是进步农户的筹融资认识，普及乡村居民金融知识，引导农户自动停止融资，缓解乡村地域融资难的成绩。作爲农业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局部，农户应进步融资认识，多渠道多方式地筹集资金。二是整合乡村的产业资源、资金资源、人力资源等，扩展农业消费规模，让农户共享产业化、规模化的溢出效应。政府相关部门应改动国有金融组织对乡村市场不看好的看法，实在关注乡村金融可继续开展，合理增设乡村地域金融效劳网点，合理分配乡村金融效劳组织，爲乡村金融可继续开展提供良好的根底。三是对农业企业担任人停止债务、股权等方面的融资教育，引导企业经过发放债券的方式来低本钱融资。经过展开企业担任人金融知识培训等方式，进步乡村企业担任人的融资才能，促进乡村开展多元化的投融资形式。四是积极鼓舞官方资本流入乡村经济建立中，倡议城市融资组织参与乡村金融开展，推进乡村融资的多样化，扩展乡村融资渠道，拉近乡村与城市金融差距。乡村地域金融开展要紧跟城乡一体化开展步伐，无效促进城市金融与乡村金融的交融，完成城乡资金自在活动。
(3)分散乡村地域信贷风险，优化社会资金回流制度
农业消费的高风险性抑制了农户的信贷需求，假如将农业消费的运营风险分散，那麼农户不需求自行承当信贷结果，这将进步农户的信贷需求。从久远利益来看，乡村地域信贷制度需求不时完善。一方面，分散乡村地域信贷风险有利于进步农户消费积极性，进而放慢乡村经济开展。另一方面，分散乡村地域信贷风险也有利于乡村金融组织的完善，优化社会资金回流制度。分散乡村地域信贷风险，需求留意以下三点：一是保证信贷投资的波动性，不时进步乡村金融组织存款投入力度;二是扩大乡村担保业务，由政府出面建立乡村信贷担保组织，经过优惠的政策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三是提升乡村居民的风险防备认识，指点农户购置农业保险业务。以后，人民银行已对国有金融组织的信贷才能停止核对，对满足要求的乡村金融组织停止鼓舞，进步乡村金融组织的效劳效率。经过相应的法律法规强迫要求乡村金融组织投资农业消费，根本满足乡村居民的信贷需求，优化社会资金回流制度。
(4)增强乡村地域金融体制变革，完善乡村金融组织体系
乡村地域金融体制的落后制约了乡村经济开展，乡村经济构造也需求不时优化调整。乡村经济构造的改动对乡村金融需求也逐渐提升。因而，在乡村地域金融变革进程中，不只要扩展广阔乡村进入效劳范围，也需求不时添加新的金融业务，这样才干满足乡村经济开展的需求。在乡村地域金融变革的同时，还应强化对农业资金应用状况的监管，鼎力进步乡村金融组织的效劳才能，完善乡村金融组织体系。经过开放特权、产权改造等方式，给乡村金融组织一定的优惠政策，爲农户提供更爲优惠的金融效劳，让乡村金融组织真正成爲乡村经济开展的助推器。农业银行是我国支农性银行，应加大农业银行在乡村的开展，增设农行网点，发扬农行在农业开展中的重要作用，带动其他金融组织爲乡村经济效劳。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制定并落实支农惠农措施，经过市场化运转加大盈利性金融组织对乡村的投资，缓解乡村金融开展中金融供应缺乏的景象，健全完善乡村金融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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