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4 16:44:58
1.农村教育内容和方式的“空洞”城镇化是正在发生着的实践，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向。农村教育理应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所起的却是一种阻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农村教育存在着内容、方式的“空洞”。城镇化发展是全方位的，而且这种全方位发展须通过主体人的实践参与来体现，所以农村教育对城镇化的推动只有建立在培养“智慧的实践者”基础上，让其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地思考和行动，方能适应和促进城镇化的良性发展。与此相反的是，目前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学校教育以应试为目的，其内容是理论化的文本课程，采取封闭式的说理教学，学习的过程脱离了社会生产生活，导致教与学、知与行的脱节。此外，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也有明显的理论化色彩，将受教育者集中起来进行所谓的技术培训，但这种稳定统一的教学内容和静默式的教学方法很难收到切实的效果，毕竟职业技能的获得更多依靠的是学习者自己的动手操作，以及建立在自我技能提高的意愿需求上，而非“一元的技术推广”。总之，农村教育内容和方式的“空洞”不符合城镇化发展对人才的培养需求。一方面受教育者获得的“知识”可以应试，却不能实践；一方面受教者获得的“知识”是被动的，而不是自我选择的。这样的教育内容、方式培养的人才显然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2.农村教育社会环境的“去农化”城镇化是一个“向城”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农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农村理应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城镇化”与“农村个性化”的关系。从“城镇化”层面而言，农村教育自身发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国家和政府在农村教育内容、师资、经费等方面确保“城乡一体化”，并且使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在住房、医疗、就业、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学、就业、社会福利方面没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两个世界”或所谓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从“农村个性化”层面而言，农业、农村、农民将长期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存在，这就得考虑农村现代化发展如何平衡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居住环境、农民素质的现代化与农村文化个性的保存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当下农村教育表现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向城化”和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经济化”，整个农村教育发展包裹在“以城盖农”的社会环境中，其价值明显倾向于以城市文化为导向。
二、误区所带来的危机
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发展误区可以看出，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发展过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二者的实践运行并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这当中存在着不少“本末倒置”的发展所潜藏的危机。
1.农村教育“发展”中的“败退”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教育似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到乡镇中小学就学，学生不再为学费、生活费而担忧，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不断优化。然而，这些只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视化形象”，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质的改观，农村教育质量是以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等来衡量的。而这些方面，农村教育表现出的是只有“发展”而无“改革进步”，较为凸显的是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频发、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紧张、农村社会成员对教育的信心和热情降低。此外，相对隐蔽却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体的办学倾向于“升学考试”而没有“以人为本”，大部分农村学生成为“升学考试”的陪衬品。总之，农村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发展”中“败退”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断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虚无”农村经济增长并非等同于农村经济“量”的增长，农村经济“量”的增长是“数字化”的，“量”的增长背后的动力结构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说，贡献农村经济总量的可能仅仅是由某一或部分产业发展为主导的，然而全体农村成员很难共同分享到经济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此外，还存在着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通过劳务输出、低效益的农业劳作的基础上，那就使得经济增长没有质量的保证。所以，农村教育经济价值在于把经济的增长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也常常简化了农村教育的内涵，把农村教育的功利性当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培养，把人变成一种单向度思维的“功利人”和单向度技能的“工具人”。这样的农村教育受众自然无法保障后续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活力，使得农村经济虽有增长却显得后劲不足。
3.农村文化“繁荣”中的“颓废”城镇化发展中文化的“繁荣”指的是来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农村中的“生长”，各种现代的歌舞节目不断被农村社会成员所“翻版”，农村文化展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种“广场舞或T台秀”之风吹遍农村大地。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农村自身的文化个性在什么地方？基于农村土壤生长起来的文化事项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继承？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农村文化丧失了自我个性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亡，未来不断拓展的城镇化只会是一个有形的“城中村”。因此，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必须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让农村社会成员自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传统文化背后凝聚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思维，传统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将导致农村社会成员价值精神的无所依托，特别是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很难达成“城乡一体化”，相反会使乡村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假使如此，农村文化或以农村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只能在梦里寻求。
三、误区的消解策略
城镇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展趋势，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发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教育须要摆脱发展中的“倒错”误区，回归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归“以人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教育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人的发展包括了以物欲满足为目的之物质生命、以人性善的彰显为导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觉为宗旨的艺术生命的统一，如果把作为手段的教学技术当成教育目的，把经济、物质的追求当成生命的终极价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培养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统一的健全的农村社会成员主体来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其内涵在于即使农村社会成员具有适应农村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谋生技能，同时又能够具备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觉意识，以及与时俱进的维持终身学习的动力，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2.确立“主体需求”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农村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不能追求大一统的“实体化”目标，而应表现为对“个性化”的丰富追求，要基于不同农村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主体需求”而设计农村教育实践服务体系，这种实践服务体系具有“多元一体”功能，以人的发展为基础积极促进农村城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和谐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主要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成员而言的。比如农村教育应该在类型上涵盖所有的农村社会成员，包括农村幼儿教育、中小学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职业教育、从事生产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类型教育实施过程中在凸显其主要目的的同时，需要尽可能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农村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是“专业+通识+实践”的统一，而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方面。只有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成为全体农村人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变成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农村学校教育独尊的局面。总之，只有农村教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有利于人们解决生产、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们自然会重视教育、热爱教育。
3.构建农村教育文化发展互补机制城镇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是农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问题，因为农村传统文化是流淌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血液”，这种“血液”的干枯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失”，意味着在农村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价值精神、思维、心理没有了“依托”，终会随着老一代人的去世而消失。所以，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理应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而当下这种重任的完成通过以城市主流文化价值为主导的农村学校似乎不可能，因为农村学校教育以功利化的应试升学为其运行模式，即使加入一些“传统文化进校园”的环节也会沦为“装饰”而难以系统化和持续发展。因此，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农村文化发展的农村教育须要建立起一种互补机制。这种互补机制一方面通过农村学校教育有意识地将某些农村传统文化内容进行知识化和活动化的系统教学，另一方面要使农村“文化心理场”（如传统建筑、服饰、民间组织、民风民俗及音乐歌舞等）的保护机构化和形式化。同时，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之间要形成和谐共生关系，通过学生、教师、村民、学校、行政部门的共同参与，建立起“结构”上的互补和“意识”上的自觉的农村教育文化发展互补机制。
一、产业人才匮乏，文化人才队伍落后
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需要懂文化、会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支撑。虽然近年来，我市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建设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如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幵设社会培训机构等培养农村文化产业需要的专门人才。但是，不可否认，当前产业人才匮乏、文化人才队伍发展落伍已成为制约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瓶颈之一。
二、加快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在依靠政府、民间组织和市场三方通力合作的基础上，具体解决农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需要从农村文化产业的产业基础、文化品味、投融资体系、人才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1．建设文化基础设施，提高产业总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是为发展生产、保证生活供应和保护生态环境而创造共同条件、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的总称。从行业划分来看，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设施、邮电通信设施、能源供给设施、水利设施、生态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等。因此，它既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经济和社会运行和发展最基本的保障。比如，企业生产需要能源和水作为必需的投入品，也离不开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设施提供的服务。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农村公路、通讯、供水、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为文化产业走进农村、驻扎农村、建设农村做好基本的保障工作和准备措施。
2．加大科学技术投入，提升文化产品总体品味加大科技投入，首先可以运用科学技术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通过发展信息科技，提高农村通讯设备、供水、供电等基础建设，为文化产业在农村的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提高文化产品的总体品位与科技含量。“就我国文化产品而言，内容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是双向互动的，只有保持二者的张力，用现代意识来处理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国农村文化产品要既能够彰显自身民族文化内涵，又具有一定的国际化的水平，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农村许多尚未开发、以原生态形式存在的文化资源，要使它们在继承保护的基础上，开发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就必须要依靠高科技。
3．构建金融支撑体系，保证农村文化产业资金投资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又一大障碍就是资金的匮乏。因此，必须积极建立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投资主体，拓宽投资渠道，集聚各方力量，多管齐下，使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其中。同时，鼓励金融介入农村文化产业领域，着手从金融支撑结构、担保体系、评价体系、保险机制等方面构建完备的金融支撑体系。
4．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培育农村文化产业人才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必须正确处理好人才短缺的问题，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其中最根本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村文化建设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农村本土文化人才的培养。培养人才的同时，针对当前短时间内无法培养出满足农村文化建设需要的文化人才的情况，还需要通过加大农村文化产业人才的引进力度来缓解人才紧张状况。
作者：王峰单位：衡水学院
关键词：城镇化 农民工 人文关怀 意义 对策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不但解决了城镇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个人价值得到体现。一方面，农民工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和工业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流动人口，是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动机”。因而，做好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工作对于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促进城镇人口人文素质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人文关怀的含义
人文关怀指的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以人为主体和中心，尊重人的本质，维护人的利益，满足人的需求，促进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总和，人文关怀要求关注个体的独立性、关注人的个性、情感和需要，人文关怀的目的与造就人、促进人养成健全的人格有关。
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和主导，一切活动的进行不能单纯以追求利益为中心，而应注重对人的价值的体现，应该从塑造人的素质和完善人的发展出发。这里所指的“人”，是不分阶级地位、不分高低贵贱的，社会各阶层应得到平等对待。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文关怀的现实需要
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是否能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很难实现社会和谐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必须切实重视农民工群体的思想情感需要，为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目前，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一直处于较低地位，生活质量始终在较低水平线上徘徊，讨工钱难、子女入学困难等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工远离家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在城市中从事高强度的工作，日常生活缺乏正常的社交活动，有时甚至需要承受歧视的眼光，因此，农民工群体始终处于一种被孤立的地位。
康德曾经说过：“人非工具”。在正常的社会活动中，人的社会属性应当大于自然属性。但是，在现存的生产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企业仅仅注重人的自然属性，单纯的把人当做生产机器来使用，完全不重视人的生存环境。某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完全忽略掉了最基本的以人为本，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矛盾逐渐加深了。为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企业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严格监督生产不规范的企业，真正关心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需求，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环境，更加全面彻底的提供人性化的人文关怀。
真正做到人文关怀，不仅要适当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报酬，更需要全方位地关心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不断关注农民工社会地位的变化，关注他们道德观的转变，关注他们对未来工作前景的追求，通过这些多角度的人文关怀，可以转变农民工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在农民工群中体形成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对农民工多角度多层次的人文关怀，需要通过精神上的沟通消除心理上的障碍，从而获得一种心理慰藉。在农民工问题中，我们要系统研究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时掌握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动向，了解农民工的生活需求，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善的人文关怀体系。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人文关怀对策
（一）强化农民工就业培训
目前，农民工进城务工多从事建筑、工业劳动，他们多数因技能较低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报酬较少的职业，这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较差。因而要调整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升他们在城镇生活中的归属感，首先就要落实农民工就业培训机制，提升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改变农民工随波逐流的就业习惯。首先，各级政府应结合当地劳动力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特点制定农民工培训的总体目标、总体方向、总体规划，按照当地的劳动力市场要求、城镇化发展需要建立各级农村劳动力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其次，各级政府要对农民工培训以及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给予大力扶持，组建一支公平、专业、高素质的农民工职业技能鉴定队伍，实施“政府购买培训成果”制度，或积极地为接受培训成绩良好的劳动力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农村劳动力充分感受到接受职业培训的益处，从而充分调动农村劳动力对职业知识、职业技能的学习热情。
（二）完善农民工精神关怀机制
社会转型主要包括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动以及社会形态变迁三方面。我国目前正处在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阶段，社会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竞争中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工自身经济承受能力、家庭承受能力较低，抵御家庭灾难的能力较低，社会经济负担较重。由于在城市生活中贫富差距较为悬殊，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群体在经济社会地位以及生存能力等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竞争劣势，这就使得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普遍缺乏存在感，剥夺丧失的情感较为严重，这种悲观的情绪极易造成社会上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必须不断完善对农民工的精神关怀体系，时刻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最大程度的确保社会各阶层的人格平等。
（三）建立农民工自助协会，提升农民工心理归属感
劳动合同签订难、子女入学难、工资拖欠等问题的普遍存在困扰着广大农民工，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缺乏心理归属感。虽然一些地方在劳动部门设立了农民工权益保护机构，但是这些机构多数形同虚设，不能设身处地地为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着想，起不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为农民工排忧解难，各级政府应组织和鼓励农民工成立自主协会，由农民工代表担任自助协会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一方面使农民工有组织、有秩序、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向相关部门反映自身实际问题并寻求帮助，另一方面通过自助协会使农民工在心理上获得一定的归属感。
（四）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调节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这一问题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社会保障覆盖面十分狭窄，普遍表现为以家庭保障为主。因而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者进行救助，包括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保险，并逐步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央政府应尽快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为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提供足够的资金，保证农民工救济金和养老金的足额按时发放。同时各级政府应认真履行照顾社会成员和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的职能，关注农民工的切实需求，努力满足农民社会保障需求。另外，应将农民工人文关怀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制度上、立法上强化对农民工群体的生保障。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做好农民工人文关怀工作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农民工生活条件差、子女教育难、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缺乏归属感等问题十分突出，农民工人文关怀应从这些实际问题出发，从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出发，通过劳动力培训、精神关怀、社会保障、农民工自主协会等措施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工身心健康，使他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帮扶，共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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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城镇化水平；劳动生产率；生产总值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147-03
一、提出问题
一般认为，工业发展的拉力和农业发展推力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是在二者的双重作用下完成的。拉力来自工业发展，从比较利益驱动的作用机制来看，随着工业的持续发展，城镇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镇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不断增长，相对农村落后状况，对农村劳动力就形成了巨大吸引力。推力来自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日益增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造成众多劳动力失业,导致有一定经济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因此，工业与农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城镇化一直是三农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研究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的文章很多。夏春萍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能够推动城镇化进程。姜太碧在博士论文《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农业不可持续发展则阻碍城镇化进程。已有的研究基本都承认了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重要影响，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通过选择合适的经济变量，把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量化，定量分析工业与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
二、实证研究
城镇化的程度通常用人口城镇化水平来表示，用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反映了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城镇化水平为因变量。工业与农业发展在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表现为生产总值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工业与农业的生产总值与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增长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第二，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年度数据，样本期间为1987―2008年，样本容量为32。
（二）基本研究变量
（三）工业与农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选用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代表工业与农业发展的总体情况。由于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单位为亿元，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百分比。为了减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根据双对数模型的性质，自变量的系数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弹性系数。
lnulet = -1.1864lnagdpt + 1.0374lnigdpt（方程1）
（-22.0197） （19.9868）
R2=0.9095 R2=0.9050 DW=1.2156 AIC=-2.5944 SC=-2.4952
方程1的拟合优度为0.9095，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良好。自变量都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因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工业生产总值。由方程1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工业生产总值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1.0374%；如果农业生产总值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1.1864 %。
2．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工业的拉力与农业的推力，因此研究城镇化的动力不能单独地考虑工业总产值或者农业总产值，而是要考虑两者的比例关系。因此，本文分析工农业生产总值之比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ulet = 0.1033 + 0.1594riat（方程2）
（9.6047）（22.8544）
R2=0.9631R2=0.9613DW=0.9788AIC=-5.6311SC=-5.5319
方程2的拟合优度为0.9631，说明自变量很好地解释了因变量的变动。根据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方程2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riat增加1%，那么ulet增加0.1594%。
（四）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直接反映了生产水平，决定了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即城镇就业机会减少，从而减小工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拉力；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从而增大农业发展对城镇化的推力。因此，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生产率可以用单位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价值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价值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本文取单位时间为一年。同时，本文假设农业与工业为两个生产部门，城镇人口从事工业生产，农村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工业劳动生产率用城镇人口平均工业产值代表；农业劳动生产率用农村人口平均农林牧渔产值代表。由于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单位为元/人，人口城镇化水平为百分比。为了减小单位不统一的影响以及消除异方差，本文对因变量与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lnulet = 2.1879lnpat - 2.0553lnpit （方程3）
（9.5221） （-10.1250）
R2=0.6270R2=0.6083DW=1.0188 AIC=-1.1776 SC=-1.0785
方程3的拟合优度为0.6270，说明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变动的62.7%。自变量都通过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为因变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T检验值，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方程可知，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2.1879%；如果工业劳动生产率单独增加1个单位，那么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2.0553 %。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工业与农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工业与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符号符合理论预期。工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正，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导致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力增大；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负，是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必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导致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力减小。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大于工业生产总值，说明农业发展的推力大于工业发展的拉力。
2．工农业总产值之比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工农业总产值之比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符合理论预期。方程2与方程1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值增加，引起工农业总产值之比提高，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引起工农业总产值之比降低，导致人口城镇化水平降低。但是，方程2没有使用双对数模型，更直接地反映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化情况。
（二）工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对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1．方程3中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负，正好与方程1中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相反。但是，两者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讨论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的时候是在工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此时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带来工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导致工业对城镇化的拉力减小。因此，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负。
2．方程3中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正好与方程1中的农业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相反。但是，两者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讨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的时候是在农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条件下，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带来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导致农业对城镇化的推力增大。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符号为正。
四、政策建议
1.把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参考指标。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不仅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影响着工业的发展。不论从理论分析来看，还是从实证研究来看，工农业总产值之比都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反映了工业与农业经济增长能够承载的城镇化水平。因此，在推进城镇化时应该把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作为重要参考指标，判断城镇化水平是否与工农业经济增长相适应。
2.大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1可知，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化由于减少农业劳动力，会阻碍农业的经济增长。因此，既保障农业经济增长，又能够推进城镇化的途径就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方程3也证明了此观点，农业劳动生产率系数符号为正，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化水平呈正相关。3.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1可知，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工业总产值增加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即提高更多的城镇就业岗位，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4.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推进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从方程3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城镇化水平成负相关。因此，工业发展中应该重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既提高生产总值，又增加就业机会，积极有效地推进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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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s Developments to Urbanization Level
――From the View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LI Li-sha
（School of Manage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500,China）
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和城镇空间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时期。城镇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了“绝对利益说”，开启了城镇化研究中地域分工理论的先河；1828年，屠能发表《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奠定了早期农业区位论及空间经济学的基础；1867年，西班牙工程师塞达发表《城镇化基本理论》，首次使用“urbanization”概念，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城镇化理论研究的新篇章。1898年，社会学家霍华德发表《明日的田园城市》，成了近代城镇规划思想的开山之作，对后来的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学、城市建筑学、城市生态学、城市管理学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城镇化的内涵，一般是指由于工业革命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地域和社会的变化。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松巴特、巴顿；社会学家帕克、罗西；地理学家山鹿城次、施梅莱斯；历史学家库采夫等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进行了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提出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源地向周围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及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其与城镇体系形成的对应关系的理论。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A.Hirschman）等人的“极化增长学说”，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学说”，弗里德曼（Friedman）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镇群体运作过程，都是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将城镇化的空间扩散具体化的学说。
20世纪60年代，戈特曼提出城市群理论，山鹿诚茨等提出都市圈概念等深化了对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解；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了国际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以亚洲发展中国家Desakota模式、世界城市体系、全球城市区域为特征的空间组织类型，有关城镇空间组织结构的研究向着区域化、集群化、网络化、巨型化、生态化方向发展。
城镇规划学从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工业地域结构、居住结构、就业结构、商业、服务业、办公地域结构、社区等为代表的城镇内部社会及物质空间结构的改造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将研究的视角投影到城镇外部的区域空间上，探寻城市群体空间的整合与优化。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Geddes)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城镇规划中，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帕克应用生态学原理，构建了芝加哥学派，并提出了同心圆、扇形、多核心三大经典城镇化模式。
诺瑟姆（Ray.M.Northam）经过研究，发现城镇化的变化过程呈现出“S”型特征，论述了城镇化水平在时间维度上的快慢程度，并把城镇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H?钱纳里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他应用回归分析，对1950～1970年间101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与城镇化水平数据，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相对应的关系。霍尔针从城镇化发展演进角度提出了“城镇发展阶段”模式，并引入生命周期理论，并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归纳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4个阶段。
二战以后，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多种模式。如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等的“二元结构理论”，论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的问题；托达罗模型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并存现象；佩鲁、赫希曼、缪尔达尔等研究了非均衡发展中的极化与涓滴、回流和扩散增长模式等。
现代新经济地理学创始人克鲁格曼认为收益递增、低运输成本可以引发一种自我强化进程，同时人口增加促使了大规模产品增加、更高的实际收入及更多样的商品来源，这样反过来刺激了人口迁移行为等。
中国的城镇化路径选择
中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端最早，但进程缓慢，进入新千年又步入快速增长的国家。1979年吴友仁发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后，中国城市化研究得到快速发展。此后，从国家城镇化战略出发，学术界对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980年，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要》，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进入新千年以来，有关城镇化道路的研究，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镇化发展缓慢，1978年之后进入了较快发展时期。辜胜阻认为，“中国城镇化及其基础--工业化是由政府发动的，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并举，城镇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城市构成不协调，农村劳动力职业转换先于地域转换”；“二元社会结构、地区差异、城市吸纳力不足与农村推力有余、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以小集中为主多渠道并存的农业人口转移方式、实行有计划的宏观控制”等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期的特征。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质量；城镇化速度；城乡一体化；突变理论；系统聚类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003-05
一、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概述
在第三次世界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2014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 916万人，农村常住人口61 866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54.77%，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从人口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初级城镇化水平，但是从城乡社会文明程度、生活习惯等角度看，我国城镇化进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由此可见，我国新型城镇化速度与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发生严重脱离。
根据河南省数据显示，新世纪初城镇化率为24.2%，2014年提高到45.2%，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鉴于城镇化进程的健康、稳定、可持续推进，不仅要注重“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
二、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内涵界定与机理探索
（一）城镇化内涵
城镇化又指城市化，是指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村转向城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它涉及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发展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省的城镇化发展近年来呈现加速态势。但是长期以来，整体城镇化水平仍然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纵观近年来河南省城镇化的发展，突显出以下几个问题：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对外辐射能力较弱；城镇宏观区域和内部空间布局等问题导致城镇盲目外扩，摊大饼式的发展以及诸如“城中村”等现象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生态环境恶化，城市向农村转嫁环境污染，农村向城市提供有害食品；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农民在失地的同时无法同等享受城镇基础设施的便捷。
因此，在研究河南省城镇化问题时，仅仅靠河南省城镇化率这一单一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城镇化的发展既要追求发展速度，也要重视发展质量。
（二）城镇化质量内涵
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应该基于城镇化概念和城镇化进程所处的阶段。城镇化进程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可分为不同阶段，在不同阶段，对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在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农村区域向城市区域转化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城镇化质量衡量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与城镇是否合拍及融入程度的大小。城镇化质量研究包含城镇综合实力的提升、城镇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城镇环境和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几个方面，提升城镇化质量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
（三）国内外城镇化质量相关理论
1.空间理论。空间理论主要研究农村与城镇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转化趋势。从发展结果的角度，空间理论分为均衡空间理论和非均衡空间理论。
均衡空间理论是西方城镇经济学的核心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纳克斯和俄林。纳克斯认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容易产生一种恶性循环，从而影响资本的积累，从而加大贫富差距，因此，纳克斯主张发展均衡空间理论。俄林主要是从贸易的角度研究了要素的流动、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随着贸易和分工的发展，区域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也在趋向于均等。1990年以来，克鲁格曼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综合特征的空间均衡理论。
非均衡理论包括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核心-理论、赫希曼的非均衡增长理论等。
2.人口迁移理论。该理论源自于威廉配第在他的名著《政治算术》中提到的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增加。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由于各个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收入存在差异的缘故。另外，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也分别对人口流动理论做出了解释。二者共同认为部门和区域人口流动是由于收入存在差异引起的，前者认为是农业部门和工业部T的实际收入差异引起了人口流动，后者则认为引起区域人口流动的原因是预期劳动收入的差异。
3.共生理论。“共生”一词最早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不同物种按照某种物质联系生存在一起。后来这个词的思想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当中。在城镇化发展理论中，共生理论又称为竞争协和理论。城镇区域和空间的扩张离不开竞争力和协和力。竞争力使城市空间向外扩展并与外界相抗争，而协和力则指群体空间整体功能和效率达到协和共生，在城镇化发展的前期发挥力量的主要是竞争力，而后期城市的集约化发展则靠协和力。
三、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特征与动力机制
（一）新型城镇化的含义
新型城镇化是在传统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城镇化“新”在它既不同于之前的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又与西方城市化存在差异，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能够反应中国特色的一个独特概念。目前国内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理解还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却有统一的认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基本动力，重点提高城市生态化和现代化以及农村城市化水平，旨在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是坚持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改善居住环境。
（二）新型城镇化的特征
1.以人为本。与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注重数量和速度相比，新型城镇化更加强调发展的质量。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摈弃片面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让农村转移人口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享受均等的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提升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传统城镇化在发展历程中，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存在低效能和高排放问题，使得资源浪费严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而新型城镇化的理念则更加注重“集约、绿色、低碳、环保”，重点考虑环境承受能力和资源的充分利用。
3.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传统的城镇化发展采取“摊大饼”式无序扩张的产业空间布局，不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导致城镇功能缺失。新型城镇化则注重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充分优化城镇产业空间布局，发挥城镇化基础设施的作用，使居民的生活配套设施更加完善，提升基础设施在交通、住房、休憩功能等方面的服务品质。
（三）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有别于传统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即在经济发展中城镇化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传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靠粗放型的工业化来推动，靠大力发展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来推动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仍然存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滞后等现象，对城镇化的发展推动力不足。而新型城镇化则靠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城镇化发展，实现城镇化发展目标从量向质的转变。
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不同学者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使得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存在一定困难。结合河南省城镇化的实际发展情况，以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依据，本文在全面性、可操作性、科学性、相关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的基础上，综合城镇化相关理论研究，构建了符合新形势发展要求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城镇化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约束层，涉及经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指标组成的五个功能层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五、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在评价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诸多方法中，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被广泛采用。但由于各种目标值之间常常存有复杂的关系，在使用上述方法分析问题时，各目标因素权重的确定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对同一评价体系因各指标权重不同可能导致结果差距较大，影响问题分析的客观性，甚至会有评价指标模型各目标因素之间难以协调统一的情况出现，以至影响这些方法的应用。而突变级数法中的归一化处理方法，不需要确定各指标权重，仅需对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因此，该方法更能客观反映评价系统。
（二）研究区域及数据处理方法
1.研究区域。本文分析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研究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动态演变规律，因此，研究区域分成横向中部六省和纵向省内18个省辖（管）市两个方面。
横向对比评价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参照2013年底统计数据：中部六省地区总人口近3.6亿，占全国28.1%左右；区域面积为10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10.7%左右。选取中部地区作为横向区际研究对象，主要是考虑到行政区划以及河南省所处的位置，在同一层级进行比较旨在有针对性的对比评价并提出针对性策略。
纵向差异评价以省内18个省辖（管）市为研究对象，在纵向差异综合评r中，以省辖（管）市为分析单元，主要是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分析结果的可对比性而定的。
2.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
（1）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研究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动态演变规律，并分析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的差异，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源于国家和相关地区统计部门已公布的客观数据。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同一截面数据的完整性等因素，本文确定选取2007―2013年之间的数据。区际层面包括《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2013年）、《河南省统计年鉴》（2007―2013年）以及河南省各省辖市统计年鉴数据。另外，中部六省及河南省的地理图形资料来自中国基础地理数据。
（2）基础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
对于突变模型指标层获取的基础数据，首先要对其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使其状态突变值的取值范围在（0，1）区间内，参照公式如下：对于正指标，yij=，对于负指标，yij=；其次，根据指标层的控制变量个数，确定势函数的归一化公式，并利用归一公式处理相关基础数据；再者，利用“互补”原则，对各指标层归一处理值求均值，即确定各层级突变隶属函数值。利用此方法以此类推，一直求出各目标层隶属函数值，作为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别评价的参考值。
（三）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总体评价
1.横向评价结果分析。基于文中所建立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首先对指标体系中指标层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化处理，使得各指标层数据的参考值转化成介于0―1之间的数值；然后，结合“互补”原则，逐一对各层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每时段的突变级数值，突变级数值越大，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越高（以下分析皆同）。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2007―2008年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横向对比评价结果中，湖北省的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湖南省最低；相比城镇化率最高的是湖北省，而河南省最低。在2009―2010年对比评价结果中，湖北省的城镇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河南省最低；山西省由前组数据分析的第四名上升一名替代江西省，相对江西省下降一个名次；另外，河南省与河南省的名次发生更换，相对于各省城镇化质量排名，本组城镇化率省间排名表现较为稳定。在2011―2012年对比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的依然是湖北省，最低的依然是河南省；山西省上升一个名次，替代前组中的安徽省；湖南省上升一个名次，替代前组中的江西省。
2.空间差异特征。通过对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区际差异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分析，特征表现如下。
（1）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差异明显。评价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最高，山西省、安徽省、湖南省和江西省的城镇化质量水平相当，河南省的最低。比较发现，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
（2）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相对高质量区覆盖面积较小。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相对较高的湖北省的空间面积在中部六省中相对较小，相对高质量区覆盖面积有限。另外，中部六省各省的影响力基本相当，没有出现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的省份，因此，其综合辐射能力还有待提高。
（3）相对较低的城镇化率影响城镇化质量水平。在2007―2012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横向对比评价结果中，河南省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此外其地区间的城镇化质量水平同样相对较低。数据显示，城镇化率的高低会影响地区社会发展质量水平的高低，进而影响城镇化质量水平。
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相对一般的原因：河南省的城镇化率较低，且河南省的工业化水平也较低，因此，反映城乡统筹指标的准则层指标影响了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水平。
（四）v向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
1.河南省区域城镇化质量总体评价结果。运用所建立指标模型，对河南省18个省辖市相关数据使用突变级数法，得出分析结果如下表3所示：
在2013年度对比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突变级数值最高的是郑州市，最低的是商丘市。在本组评价结果中，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率的排名较为稳定，仅有个别市出现较小的波动。
2.区际空间差异特征。通过上述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综合评价结果分析，显著特征表现如下。
（1）城镇化质量梯度差异明显。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河南省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区域分布在地理核心地带上，核心区东西两翼的城镇化水平相对一般，东翼包括开封市等市，西翼包括洛阳市等市，它们分布在核心层的东西两翼。新型城镇化相对低质量区域包括豫东、豫南和豫西六市，构成一条两端向上弯曲的弧线。城镇化质量在空间分布上由核心向逐次减弱，且地区跟核心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2）城镇化质量较高区域空间集中分布，具备一定的辐射能力。从城镇化质量分区空间布局来看，城镇化质量最高的区域分布较为集中，呈现出南北走势的一条竖线。毗邻核心区的省辖市较多，且核心区与东西两翼存在一定的差距，很显然，核心区具备一定的辐射能力。但是，核心区的空间面积较小，对弧线上的地级市的辐射能力有限。
（3）弧线区域缺少具有带动性较强的城市。通过比较弧线区域的相关指标发现，相关六市的城镇化率相对较低，仅有核心区域的一半左右。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来看，弧线区域没有一个带动性较强的城市，区域内部缺乏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城市，难以带动区域发展，导致该区域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
六、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策略
通过以上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不仅在横向对比中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在纵向对比中也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因此，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提升策略。
（一）“三化”协调，优化产业结构
“新型三化”是河南省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推进“三化”协调发展是破解河南当前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关键环节。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建设步伐，既是带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又是吸收农村转移人口实现就业的有效途径。因此，必须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其次，继续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用农业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人口的优先转移和承接。再次，坚持走产城融合发展之路。最后，大力发展服务业。服务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发达的服务业，将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三化”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得以优化，将会提升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一体化水平，并助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二）城乡统筹，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三农”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进程中，既要实现城市发展质量的提升，又要注重农村及乡镇发展水平的提高。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究其原因，在于河南省的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因此，在提升河南省的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应着力提升河南省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其一，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特色产业；其二，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现代化水平的一体化，其本质是城乡社会福利水平的一体化。其一，废除阻碍城乡统筹协调的藩篱，加快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融合，有效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并引导城镇富裕资金向农村转移；其二，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其三，通过农村资金的定向投放，改善农村文化、教育、卫生医疗质量水平。
（三）改善地区生态环境
河南省的生态环境突变级数值处于中部六省之末，生态环境表现最差。纵观近几年全国雾霾分布区域，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华北平原稳居全国三大雾霾重灾区之列，再加上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改善生态环境更是刻不容缓。因此，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已经是提升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根据《河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河南省生态省建设应着力构建以下生态体系：其一，构建绿色、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其二，构建可持续利用的资源支撑体系；其三，构建全防全治的环境安全体系；其四，构建环境友好的宜居体系，为居民提供便利、舒适、优美和有益于健康的城乡人居环境体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诺瑟姆曲线；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协调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4-0022-04 一、诺瑟姆曲线及其在我国城镇化①研究中的影响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在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于1979年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的轨迹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诺瑟姆曲线）。他把城镇化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工业化初期，主导产业是轻纺工业，城镇发展缓慢，城镇化率低于30%，这是城镇化的起步阶段或初级阶段。在工业化中期或扩张期，主导产业是钢铁、化工、机械等重化工业，这时城镇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城镇化率高于30%，并以较快的速度向70%攀升，随着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中，产生了劳动力过剩、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城市病”。小汽车普及后，许多企业和人口开始迁往郊区，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现象，这是城镇化的加速阶段。在工业化后期或成熟期，第二产业上升到40%后将缓慢下降，而第三产业则蓬勃兴起，成为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动力。此时城镇化总水平比较高，城镇化率大于70%，但增长速度趋缓甚至停滞。城市地域不断向农村推进，大城市的人口和工商业迁往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大城市人口减少，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这是城镇化的后期或稳定发展阶段。
诺瑟姆曲线经常被我国学者在研究城镇化问题时当作普遍适用的规律加以引用或作为分析范式②。许多学者称之为“公理性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我国的城镇化过程是一条被挤压的“S曲线”，基本符合诺瑟姆规律[1]。它还被广泛应用到我国各个地方城镇化进程的研究与预测中③，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加速发展阶段，应当重点发展大城市或卫星城，只有大城市发展了，才能抓住大城市逆城市化的过程发展农村城镇化。当然，也有学者对诺瑟姆曲线进行了反思与质疑[2]。总体上来说，绝大多数研究者照搬诺瑟姆曲线来研究我国的城镇化问题，却对这一曲线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缺乏深刻的思考。本文认为，把诺瑟姆曲线当作普遍适用的规律来研究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未免太简单盲目，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无视这一曲线又会使我们的城镇化道路缺少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所以，有必要对诺瑟姆曲线的研究方法和适用性以及西方的城镇化道路做进一步的探讨，从而明晰我国的城镇化道路。
二、对诺瑟姆曲线的二重性分析
（一）诺瑟姆曲线的一般性及启示
1. 诺瑟姆曲线通过研究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历程，揭示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内在联系，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城镇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必然结果。城镇产生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是随着手工业的出现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而逐渐形成的。然而城镇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城镇化的开始，城镇化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3](P480)马克思所讲的“乡村城市化”指的正是产业革命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城市飞速发展的历史过程。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取代了传统手工业，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经济活动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化和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集聚效应进而推动了城镇的迅猛发展，使城镇经济取代乡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中心。工业化为农业提供了先进的机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使农业为工业或城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城镇化。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述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4](P296)
2. 诺瑟姆曲线还揭示了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正如诺瑟姆所描述的，以轻纺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初期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相对应，以重化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中期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相对应，以第三产业为标志的工业化后期与城镇化的稳定发展阶段相对应。这就表明工业化的演进程度有多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就有多高。
由此看来，诺瑟姆曲线揭示了工业化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演进的一般趋势。所以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以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核心，实现资源在城镇之间的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二）诺瑟姆曲线的特殊性及其缺陷
诺瑟姆曲线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实证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一定的假设前提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运用数学方法对经济现象中的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归纳，从而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实证分析法的产生和运用极大地扩展了研究的范围，使分析建立在实证调查资料的基础之上，增强了分析结果的可信程度。然而，实证分析法所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首先，实证分析法来源于哲学上的实证主义，而实证主义哲学属于经验主义，所以实证分析法实际上是经验分析法，只有归纳，缺乏演绎。它不是从逻辑上进行严格地演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现象因果关系，而不是本质的、内在的因果关系。其次，实证分析法是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进行的，其所得出的结论，只有当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某种情境与这种假设前提相吻合的条件下才能适用，一旦情境发生了变化，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就不再具有适用性。
1. 诺瑟姆曲线是在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以来的城镇化历程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轨迹。其分析结论是1979年得出的，这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已经经历了被其所描述的三个阶段。所以说诺瑟姆曲线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的一种总结或描述，是一种典型的经验分析法。诺瑟姆曲线关于西方国家城镇化所经历的阶段及其与工业化的关系，只是说明了城镇化的技术路线，却没有从体制、制度上进行分析，因而不可能回答西方国家城镇化在加速发展阶段出现“城市病”的制度原因，也不可能提出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应当避免“城市病”，进而避免走“逆城市化“道路带来的土地资源的浪费等新的弊端。
2. 诺瑟姆曲线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它不适合我国的城镇化。张佰瑞在“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的比较研究”[5]一文中，对诺瑟姆曲线的数学模型假设前提及时间跨度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并不满足S曲线所隐含的数学模型的假设前提和时间跨度，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S曲线的应用条件相差甚远，用S曲线来预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难以保证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文在这里要分析的是诺瑟姆曲线的制度背景，诺瑟姆曲线的制度背景或前提就是被西方经济学当作基本分析框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这个曲线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镇化实践所验证，并且被它们作为一个普遍规律来遵循。但是，当这个前提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不一定完全适用。前文虽然说明了诺瑟姆曲线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但是，虽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或资源配置方式，不姓“资”也不姓“社”，然而，任何经济体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之上的，所以就有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和不同运行方式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它比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更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所以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规律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研究与实践，那就是南辕北辙，往往会事与愿违。
三、我国城镇化与西方城镇化不同
（一）我国城镇化道路与西方国家城镇化的道路不同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推进的。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化道路带有浓厚的政治和政策色彩，政府在其中始终扮演着控制角色，城镇化水平与政府的控制程度相一致，而这种控制的工具主要是户籍制度。1950—1957年，取消了户籍制度，法律赋予公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新中国城镇化经历了短暂的正常发展时期，城镇化率从10.6%上升到15.4%[6]。1958年开始，为了重工业化的需要，严格控制居民户口迁移，以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口长期禁锢在农村，尤其是期间的“上山下乡”导致城镇化率以年均-0.5%[6]的速度负增长。到1978年，我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已提高到48%，而城市化水平却只达17.9%[6]，被称为“非城镇化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国企改革以及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1984年“一号文件”开始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1992年在大城市开始实行“蓝印户口”，使得1995—2000年城镇化连续五年以1.44%[6]的速度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十五”规划第一次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国家重点发展战略，第一次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作为城镇化的目标。2001年改革“蓝印户口”，转而实行居住证制度。2006年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落户条件，放宽了户口迁移的限制。户籍制度的逐步松动和政策上的明朗，使得城镇化速度加快，到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49.68%，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可见，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政府是城镇化动力机制中的主体。计划经济年代为了重工业化的需要，政府控制城镇化速度使其长期徘徊不前。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步顺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不断调整城镇化政策，国家的发展战略、制度、体制和政策背景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与西方的城镇化进程完全不同，西方国家是先市场自发调节，后政府调控，但总体上来说是市场化手段为主。
（二）西方城镇化和我国城镇化建立的制度基础不同
西方城镇化是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运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制度根源。“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7](P56)恩格斯认为：城市产生以后，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就产生了，但是城乡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则迅速扩大。“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8](P503)“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极端不利的后果……一切使空气变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9](P379-381)“农村工人的分散和软弱，而城市工人集中，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10](P324-325)。工业化使乡村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而屈从于城市的统治，成为城市的附属物。
从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开始出现的“逆城市化”，是由于“城市病”使大城市的集聚功能开始减退，企业不得不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迁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了支持私人垄断资本向农村地区的扩展、治理“城市病”、缓和城乡矛盾，普遍实施了反哺农业、回馈农村的城乡关系政策，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使农村的基本设施、公共服务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加之农村天然的环境优势，人口、资本不断从大城市向农村和小城镇转移，从而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逆城市化”最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但是“逆城市化”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原大城市的内城衰退，废弃土地增多、设施老化、失业率增高、犯罪率上升、生活质量下降等。这再次证明了恩格斯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益尖锐化。”[9](P503)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消除“城市病”和城乡对立，其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们的城镇化道路必须走城乡协调的科学发展之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以更强有力的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建设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城市病”日益严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城镇规划和管理以及相关政策上的政府失灵。西方国家“城市病”的教训说明了城镇化过程中不能放任市场调节，政府必须进行宏观调控，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城镇化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城镇化问题时，提出了通过城乡融合来消灭城乡对立和城市病。“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必需，同样它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必需。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11](P335)要实现城乡融合，“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原则分布于全国”[11](P335)。“通过消除旧的社会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7](P224)。“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时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8](P454)。可见，城乡融合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通过计划手段才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城乡融合显然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还不能完全实现城乡融合，但是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旨在逐步消除旧的分工所带来的城乡差距，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城乡融合做准备，而不是听任这种差距不断扩大。“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努力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1](P336)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
四、结论
综上所述，对待诺瑟姆曲线不能用“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当是扬弃的态度。我们应当借鉴诺瑟姆曲线所揭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程度的内在关系来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进程；也应当吸取西方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训，避免出现“城市病”和城乡对立等弊端。如果把诺瑟姆曲线当作普遍规律来测度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和水平，就会导致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城市病”和“逆城市化”当作城镇化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因而要沿着西方的城镇化道路走；二是认为我国已进入了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要提高城镇化的速度，重点发展大城市[12]。这些都会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而，确定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基本思路应当是：
第一，要在反思西方城镇化道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西方国家城镇化是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沿着先集中后分散、先剥夺后反哺、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进行的。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要充分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优势，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一要加强规划和管理，以科学规划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用规划引导市场，实现资源在城镇间的合理配置。城镇规划布局要以产业布局为基础，把城镇发展与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结构与城乡经济结构、信息化和工业化、城镇的数量、规模、结构和素质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合理布局，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二要在道路、电力、通讯、网络、给排水、燃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为农村提供与城市均等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可以逐步缓解以至消除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第二，要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矛盾，以农村城镇化为重心，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城乡二元经济矛盾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矛盾，而以农村城镇化为重心，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此，城乡协调发展应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镇化道路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实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基本政策，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尤其是在目前“城市病”业已出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重点发展大城市不仅会使“城市病”越来越严重，而且会给当前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雪上加霜。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遍地开花，重点发展县城和中心镇。这样，才能集约利用农村资源，发挥城镇在农村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农村城镇化要吸取以往的教训，不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把农村变成新的垃圾场，不能追风，不搭空架子、乱铺摊子，宁可慢点，也要保证城镇化的质量，使农村城镇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三，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传统的城镇化导致的“城市病”等弊端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城镇无序扩张的结果。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要优化产业布局，发展循环经济，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以人为本、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生态型城镇。
注释：
①学术界对“城镇化”与“城市化”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化，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另一种认为城镇化就是发展小城镇，城市化就是发展大城市。本文认为：首先，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重点在一个“化”字。这里的“化”都是农村人口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农村生活城镇化的过程。所以二者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其次，在汉语语境里，城镇包括城市和镇。所以，城镇化比城市化外延更广，包括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城镇化”“城市化”都不是外来词，它们是汉语语言本来就有的，无需像学术界有的专家那样用英语的Urbanization的不同译法或City与Town的关系加以说明，因此“城镇化”更符合中国国情。
②辜胜阻教授在《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载《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3期）、修春亮博士在《城镇化、产业发展与城镇体系布局》（载《新长征》2010年第12期）中把诺瑟姆曲线当作一个普遍规律来引用。在此不一一列举。
③前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关于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问题》（载《城市规划》2003年第4期）一文中，在论证我国城镇化布局时把诺瑟姆曲线当作规律；王宝民等在《辽宁城镇化发展道路研究：判断、路径与政策》（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6期）一文中根据诺瑟姆曲线，认为辽宁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城镇化进程将逐步放缓。在此不一一列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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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佰瑞.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的比较研究——对我国2020年城市化水平的预测［J］.理论界，2007，（4）：48-51.
［6］周一星．中国城镇化的几个问题［EB/OL］．，2006-11-30.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关键词】城镇化 经济发展水平 发展指数
一、引言
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趋于多元化，城镇化上升；同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促进和影响。国内外大量理论及实证研究都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相关性，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遵从这一规律。中国也不例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类似的关系，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新中国建国后为快速追赶发达国家，实行了约束人员自由流动的户口制度，将人口人为分割为基本封闭的城乡两部分，因此建国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乡人口大量自由迁徙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居住，使得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准确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从理论是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而且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为了描述和评价这两方面的相关程度，我们建立对应的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城镇化率、人均GDP与非农率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建立两类简单的相关性模型指标，一类是与城镇化率、人均GDP对应的关系指标，另一类是与城镇化率、人均GDP与非农率度量对应的综合发展指标。
二、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协调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所达到的水平。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等。本文采用人均GDP（GDP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URBAN）是衡量城镇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评价城镇化水平的指标有：城市人口比重、城市人均道路铺装长度、城市用自来水普及率、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等。本文采用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
经研究分析可知，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高度相关，人均GDP与城镇化水平成正向相关性。各国经验表明： 城市化全过程呈一条被拉平的倒S型曲线。城市化进程具有阶段性规律，初期城镇化水平缓慢提高，当城镇化水平超过30%以后开始加速，并且高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持续到70%的高水平以后，城镇化速度才会放缓，此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应的处于平稳增长趋势，大部分国家的数据基本上支持了这一结论。
（一）国际比较
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别由于各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差异较大，各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结构也不尽相同。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判断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们根据城镇化水平将主要国家和中国一些省区分为3组：高城镇化组、中城镇化组、低城镇化组（表1），以便进行更加直观的对比。
对照表1 所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的关系发现，201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已经基本适应，但这种适应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适应，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城镇化水平都还处在较低层次。在继续推进城镇化战略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质量。
（二）中国省际比较准则及结果
根据国际比较，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率虽然处于较低层次，但两者之间基本是协调发展的，基于此，我们将全国各省区市的两组数据的平均值之间的关系设定为基本协调的，因此，将两个指标GDPP、URBAN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成两个新的变量ZGDPP、ZURBAN，标准化处理的目的有2个：一是消除量纲的影响；二是坐标原点平移到样本中心位置，这对于识别类型划分和动态演变尤为关键。根据上述的标准化方法，设定一下准则：
（三）云南各州市比较结果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云南依托国家发展战略，采用了灵活的城镇化政策，逐步探索出昆明中心城市带动型、个旧资源开发带动型、弥勒大企业带动型、喜洲旅游产业带动型、瑞丽边贸带动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城镇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的协调发展。由于云南地处中国—东盟经济圈和“泛珠三角”经济圈叠加区域，有机会在今后取得更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建设成具有云南特色的现代城镇。
通过对2010年中国31个省区以及云南省各州市样本点的比较分析，中国在不同区域上既有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省区市区，也存在城镇化水平超前的省区市区，且各省区之间滞后或超前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只有较少的几个省区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属于基本协调类型。因此，对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不仅在全国范围内，需要有一个总体认识，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同时，在各省市，各州市，也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省统一的城镇化政策，而应该根据各省市各州市实际，理清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省区的城镇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一）指标体系
（二）各省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按照以上算法，可计算全国各地的综合发展指数，由表4总体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人口向非农转化的速度均过低，显示出低度城镇化的倾向，是中国城镇化进程迟缓、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
（三）云南各州市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
四、结论
中国与云南省的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是协调发展的，但这是低层次的协调。在不同区域上，既有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省区市区，也存在城镇化水平超前的省区市区，各省区之间滞后或超前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只有较少的几个省区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协调。因此，通过对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在各省市，各州市，应该根据各省市各州市实际，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的战略和方向，因地制宜地推进各省区的城镇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我国大部分省市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处于中下水平，对比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城镇化的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差，人口稀少，经济实力较弱，城市化水平低下。今后应走以推进城镇化为重点，以此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步伐。云南省在整个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甚至大部分各州市都落后于全国最低层次的，这说明把云南省建设成西部经济强省的任务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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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文化断裂；文化传承；文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11-0111-06
新型城镇化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情画意的目标，这意味着城镇化需要从过去“大干快上”的粗放式发展，转为注重内涵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桎梏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加上当前“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对农村空间的挤压，使得城乡文化发展出现了生态失衡。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事实上，无论是城镇化的硬指标还是城市的软实力，均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支撑。本文将聚焦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缺失，剖析城镇、农村、城乡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进而分析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构建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对策。
一、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
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的城镇化造成了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1978―2010年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虽然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总体上较低，且工业化水平始终高于城镇化水平。但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以来，地方政府逐步把“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土地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获得了赶超式发展，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前的城镇化率为53.73%。当人们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必须看到，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期，既是经济繁荣的发展期，同时又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也是“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事实上，城市生长与文化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矛盾，其表象如下：一是人口拥挤、高额医疗、就业困难、房价虚高、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人情淡漠、生态破坏等各种“城市病症”越来越加剧，且呈蔓延趋势。特别是大城市的快速膨胀超过人们的预期和承受范围，“逃离北上广”成为一呼百应的集体叹息。二是地标建筑、中央商务区、主题公园等体现繁华、时代、潮流的现代建筑越来越挤压城市空间，成为政府或地产商的投资热点。以城市超高层建筑为例，人们一方面感觉到泡沫的潜在危机，另一方面仍然趋之若鹜。资料显示，全球在建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预计202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1318座，其中80%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三是城镇基础建设的粗俗与浮华。在城镇基础建设中，重形式、轻设计，重地表、轻地下，重当前、轻长远，重物质、轻内涵，造成基础建设要么千城一面的趋同化，要么满足于简单模仿国外风格。四是资源争抢和协同发展的焦虑。虽然一线城市认识到城市承载几近极限，认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但仍然为了本位利益维持对资源配置的特权。以京津冀为例，在资源方面形成“北京吃不下、天津不够吃、河北没饭吃”的格局，京津冀一体化仍然面临局部利益纠葛。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混乱、拥挤、恶化仅是城市危机的表象，其实质是文化的衰退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当我们看到城镇化驱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城镇化造成的文化失衡。文化是城市科学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内在的先进文化作为指导，“城市病”将愈加严重并继续蔓延。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诉求
（一）人与自然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看，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进而迈向生态文明是一个必由之路。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存的现状，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政绩考核的导向刺激着各地政府依靠资源投入博取短期发展的热情。当全球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投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时，蓦然发现中国在2009年就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而国内城市“十面霾伏”更是成为民生热点问题。以北京为例，自2001年申奥成功后就考虑治理空气污染，累计投入资金1200亿元人民币才使2008年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在送走各国奥运健儿和世界友人不久，2012年至今北京的雾霾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4年1月北京市长就7600亿元预算治理雾霾进行表态，甚至强调投资1万亿元也值。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从大发展到大污染、再到大治理的教训，为何还是重复、甚至过犹不及地重演发展中的环境悲剧呢？《盖娅的复仇》已经证明：如果人类破坏了大自然平衡，那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人类倾其所有、永无休止地修复环境工程；二是人类面临大规模疾病和死亡。任何企图掠夺、征服、对抗自然的行为，只能换取短暂的喜悦和长久的痛苦。维持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除了制定相关政策外，更多地要考虑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文化诉求。
（二）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除了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外，还需要人文城市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人的文化诉求，主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民文化转型的困境
中国面临着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务，2020年前“3个1亿”问题的核心是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人的流动、人的就业、人的融入和人的幸福等具体问题直接影响到“以人为核心”能否落到实处，需要关注农民文化转型的诉求。
2.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公平对待的文化诉求
在房价、教育、医疗、就业等巨大压力下，流动人口的涌入使得城镇原有户籍人口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虽然限制人口流动的隐形篱笆正在逐步拆除，但一线城市仍然设置了“积分制”等落户政策，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不平等的社会福利。
3.大众文化资本的积累困境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乡社会资本的重构，同时又依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文化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更多考虑的是共同利益的合作和交流，亲情、友情则在匆忙的脚步和快速的节奏中渐渐被遗忘；人们生活在似乎没有邻居的社区里，闲暇时间也更多沉浸在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私密空间里。可以说，大众文化资本的质与量问题，其核心也是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三）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
强调城镇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城乡巨大差异，“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思想。人们长期接受附属在户籍制度上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也认同了固定资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城市优先政策，甚至国家也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平等的交换。
二是城乡的失衡发展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近年来，包括非法讨薪、违章拆迁等突发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甚至出现危及公共安全的。与此同时，仇富、仇官成为一些弱势群体的普遍心理，憎恨腐败、呼唤公平的网络舆情突现公众对“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诉求。
三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化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无论是草根群体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出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道德滑坡现象。有学者从认识偏差、信仰缺失、官风不正、名实不符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因素的剖析，但不可否认，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错位发展是重要的内在诱因。
因此，城镇化推进需要营造“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指标上的城镇化，更是城乡一体化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同发展的城镇化。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
（一）城市文化的断裂
1.未能较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历史文化积淀的集聚地，城市成为文化遗产的中心，形成了103座历史文化名城。但随着近代炮火硝烟的摧残和十年“”的文化浩劫，城市承载的岁月记忆和灿烂文化渐渐消退。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也在城镇的拆迁中严重破坏，虽然不乏振聋发聩的可持续、保护式开发的呼声，但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在快速造城的过程中，忽视城市意象及视觉设计，忽略了城市美学及形象传播，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大大降低了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在人们疯狂地从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开发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土地、河流和山川。反观伦敦、维也纳、柏林、罗马等世界名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持久弥香的历史文化，保留着老街、石屋、残桥、小河、古树、马车等远古风韵，而且成为各种现代思潮文化的汇集地。经验证明，割断传统的历史文化不仅缺少理性，而且还很可能质变为一种“文化创伤”。
2.没有较好地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忽视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造成了民众文化的崇洋。在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外来消费主义文化就在上海扎根落户，人们出落于剧院、舞厅、跑马场，上海成为“东方的巴黎”；而原来活跃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进“左翼”文化则被边缘化。后来，在以“教育人民”为目的的“工农兵群众文化”熏陶下，城市的大众文化又处于极度单调和压抑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大众文化得到真空式的释放，韩剧、洋快餐、洋节迅速在城市成为潮流，特别是以“符号和形象”为特点的消费文化备受城市年轻一代的崇尚和追捧。可以说，近代中国未能较好地传播传统中华文化的种子，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民族文化自尊心的丢失。二是近10多年“三个集中”过程中的快速造城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培育，新城市的建设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视了人口集聚伴随而来的文化需求。在缺乏文化之根和文化种子的城市里，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就会变得脆弱而善变，城市文化极易在外来意识形态冲击下发生断裂。
（二）乡村文化的断裂
1.传统村落的消失使乡村文化失去有形载体
农耕文化的日益衰落造成了乡村文化的断裂。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千百年来，灌溉的分散和道路交通的便利让农民集聚起来，华夏大地上便出现了星罗棋布的自然村落。这些村落，不仅是农民安身立业之所，同时也是乡土文化的源头。近年来，伴随着地方政府土地城镇化的“锦标赛”，大拆大建的跑马圈地使得整个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大工地。城市的扩张迫使自然村落的消逝，2000年，我国的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大约每天消逝250个传统村落。由于传统村落是乡村民间文化的有形载体，因此村落的拆除也就意味着拆除了祖传的民俗和邻里文化，拆除了乡土的那份质朴感，甚至拆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在城镇化背景下，有的农民选择了留守，有的选择了进城务工，有的被迫安置进城上楼，但割舍不断的是民间文化中的那份乡愁。2014年马年春节前后40天的时间里，共有约36亿人次迁徙，农村的“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守望。但是可以预见，当老家的更多村庄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消失，当老家更多熟悉的面孔迁移到远方，老家将再也不是思念中的“老家”，乡村的文化终将断裂。
2.乡村文化承接主体缺失
或许有人强调，城镇化并非意味着农村的消失。的确，除非是城市国家或海岛国家，否则更广袤的土地上依旧是乡村。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仍有26894万左右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难以真正在城镇安家落户。房奴、孩奴、漂族、蚁居等社会现象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真正市民化的真实写照，特别当他们无法真正在城镇扎根时，仍然坚守着对城市的期望。还有少数农民成为政府拆迁的受益者，他们凭借拆迁或安置补偿款成为新市民，在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上追赶“官二代”“富二代”，贴上了“拆二代”的污面标签。在当前全国人均1.52亩基本农田的承包经营规模下，工业化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只有进城务工才有可能实现富裕，由此，村庄空心化留给农村更多的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内部文化承接主体的缺失使得乡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乡村文化断裂的重要原因。
诺思则修改了哈耶克制度演进的行为假设，引入认知维度异曲同工地揭示了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包含许多不确定问题，且存在短期土地城镇化等有限理，而且许多信息是不完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诺思的理论，可以得出文化的传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自发沟通、认知、认同基础上形成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二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法规，即正式制度型的文化传承。在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组织化文化的基础上，城镇文化发生制度上的变迁。按照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城镇文化制度的变迁通过政策实施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周而复始地推进文化的螺旋式演化。
2.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路径
从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推进自由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形成路径，相当于诺思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传承；哈耶克建构论唯理主义推进全权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演进，与诺思正式制度文化的传承不谋而合。由此，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基本路径，即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和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等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决定了城镇化需要多元共存的文化。但多元的文化需要彼此的交融、认知和认同，才能有助于缩小群体的社会距离。因此，文化需要自由的演进空间，并且这种演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自由演进促使群体无意识填补文化的断裂，修正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失衡，并形成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城乡社会秩序。可以看出，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呈现柔性的特点，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
与此同时，城镇化快速推进催生了文化制度建设的紧迫性，特别是在文化断裂和西方文化不断渗透的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需要适合自己的、先进的文化基因作为基础。这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重视文化遗产，特别是保留中华传统精髓文化的根，离开了文化的根，城镇化进程就可能在功利化和西方消费主义影响下迷失方向；二是需要政府主导先进文化的方向，坚持自身的文化发展道路，践行先进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夯实城镇化的制度化文化基础。显然，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区别于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这是一种刚性的文化传承路径，并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总之，要素粗放投入式的土地城镇化终将不可持续，其背后是功利主义至上和城镇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带来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在中国转型升级之际，城镇发展观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需求。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存在两个共存共依的路径：一个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漫长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另一个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式的文化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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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发展城市包容性发展新型城镇化
引言
最近几年来，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已经成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热点研究领域。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两次重要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上关于包容性发展主题的重要演讲发起了我国对包容性发展研究的新高潮。
“包容性发展”是当前中国需要积极倡导、不断实践探索的重大命题，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国内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和政策内涵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从“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发展历程和实质核心上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对包容性发展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系文献进行整理。
一、城市包容性发展理念
（一）包容性发展理念萌芽与发展
亚洲开发银行早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率先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地讨论。但是当时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仍是单纯的经济数量增长而没有加入对人的关怀。从2008年期，中国国家主席就“包容性”的问题开始发表数篇演讲，并将“增长”这一单一的概念推动至“发展”的理念，掀起了研究与实践“包容性发展”的新高潮。
张梅玲、陈华(2011)指出，“包容性发展”是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获得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这就把单纯由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研究延生到不仅注重经济数量和质量的发展问题而且关注人们生活等各方面发展质量问题上来了。针对性的提出了，诸如对生态发展，环境保护，教育与摆脱贫困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在包容性发展的多种含义中，已经由“包容性增长”发展成为“包容性发展”并进一步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发展成为“城市包容性发展”的理念，而城市包容性发展也包含了城市包容乡村发展的新理念，这个理念就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可供实施的指导思想，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发展路径。
（二）包容性发展理念的内涵
刘凤新（2011）在他的文章《包容性发展与转变铁路发展方式》中指出，包容性发展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内涵丰富。包容性发展的实质，不仅包含着发展进度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还包含着发展的机会对每个人、每个地区、每个国际成员来说都应是平等的。高传胜（2012）指出，包容性发展更加要求发展是一个全面的发展，蕴含着发展主体的人人有责、发展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是一种更加全面、更趋公平、更具人文关怀，因而也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包容性发展作为一个更加关怀民生的概念，学术界对其的认识仍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之中，其内涵不断扩大，包含的内容也更加全面。但是它的实质在目前得到了一个较统一的认识。尽管这些观点的侧重点不同，但他们均认同:(1)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实现经济、政治、社会共同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方式(2)包容性发展是“成果同享”与“机会均等”的发展范式。
（三）城市包容性发展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是人们主要的居住中心，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重要载体。魏书威，陈晓键，林兆武（2012）认为城市包容性发展是蕴含在城市层面的包容性发展，将包容性发展的实质与内涵贯彻到城市发展过程中，让每个城市居民能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让每个城市居民能全面参与到城市发展中来，并在此过程中能够实现各自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共享性的发展模式，会更加有利于城市质量的发展。
因此，我们发现在城市包容性发展中经济发展的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更加关注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就与、医疗等民生问题是不断促使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开发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包容性发展融入我国新型城镇化
陈君武（2011）认为城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在现今强调公平、平等的包容性时代背景下，包容型城镇化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加快包容型城镇化推进中的制度创新，有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包容型城镇化的推进，将使得城镇化进程对促进城镇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正向功能得到更加全面的发挥。要实现城镇包容性发展，就得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他还提出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存在包容性制度的缺失，这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纵观上述文献，我们发现学界对包容性发展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上没有异议，并进一步由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深入到城市包容性发展的实践过程中，真正地让包容性发展这一理念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让城乡居民共同的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效益。但是当前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包容性发展给我国新型城镇化带来积极的效用，缺少对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面对的非包容性问题的制度分析，缺少对囊括包容性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该解决哪些主要问题和如何最有效率的发展包容型城镇化的研究。（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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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市化；城镇化道路；特点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083-02
在当下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作为国家现代化重要标志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日益提上日程。文章讨论了城市化、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区别，探究了城镇化与城市化、城镇化的联系，并根据国家的发展规划，总结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显著特点，为日后探究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具体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化、城镇化的区别
在西方国家，城市化和城镇化统一都用Urbanization来表示，日本和台湾就将Urbanization译作“都市化”。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化和城镇化的用法并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由于对二者有所混淆，所以出现了“城市化”和“城镇化”不同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城市化”和“城镇化”二者本身并没有太大区别，广义的城市化和狭义的城镇化含义是相同的。1982年，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界和地理学界在南京召开了“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指出，“城市化”与“城镇化”含义相同，是同义语。同时还建议，为免误解最好用“城市化”来代替“城镇化”。200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这是官方第一次提出“城镇化”的说法，后来为统一说法，与国家正式文件的提法相统一。关于城镇化和城市化的使用问题，短期国内并未实现统一，使用“城镇化”的情况也很普遍。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从词源来看，“城市化”通过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来实现自身内涵的诠释，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概念。相反“城镇化”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小城镇居多，因而更具有本土化特色。另一方面，“城市化”一般用于“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等；“城镇化”一般用于“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城市化水平”、“加快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但无论如何，对“城市化”和“城镇化”关键要有最基本的理解，即：不能把“城市化”片面理解为主要发展大中城市；也不能把“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只发展小城镇。
关于城镇化建设，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十七大将其补充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提出“新型城镇化”，这是未来城镇化的道路实现转型的“新信号”。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区别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由过去片面求速度扩规模的城市建设，转变为以人为本，注重城镇化的质量和文化传承，真正促使新型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居之所。
二、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显著特点
国务院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l亿人”问题，“促进约l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l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国家在实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注重解决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第一，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即改变过去片面的追求土地城镇化、土地房地产化、人口城镇化、城镇扩张化，注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新型城镇化道路主张以人为本，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一致，是马克思关于实现全人类的全面解放的必要组成部分。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的重要手段，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是要维护农民利益，保障人民权益，把“农民”的身份转变为一种职业，合理利用新型城镇化的效用，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二，新型城镇化道路追求发展质量，而非发展速度。城镇化否定了由农村人口到城市人口的简单变更，它还包含着区域以及周边地区的产业方式、生活方式、生态环境、能源资源等诸多资源的产业布局及利用方式，它涉及产业结构、就业方式、生态结构、环境布局的深刻改变，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它实质上是在优化结构布局的趋势下促进农村诸要素系统化、链条化、结构化的统一和升级。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目的在于促内需，保增长。它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潜力，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动力。
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不等于“去农村化”，新型城镇化并不是单纯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农村人口变更为城镇人口。新型城镇化道路反对“去农村化”，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反对非理性城镇化的发展，注重有质量的发展。各种假、大、空，追速度、求模式的未以人为本非理性化城镇发展道路都是不可取的，因其非但会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韧性，还会阻碍空间资源合理布局的价值提升空间，造成暂时繁荣一派和谐的假象，最终会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为此，做到“三个同步”很有必要。即：必须同步带动工业现代化的实现，严防房地产借机操作导致恶性通胀；必须同步带动农业现代化尤其是设施农业的发展，防止由土地问题引发“社会共振”；必须同步解决“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防止由土地变现的“短期暴富”而进入“中等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