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9 13:36:55
1.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新型城镇化是在立足现阶段我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目前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但不同学者和地方政府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党的十之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有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其内涵可以归纳为十六个字，即“四化同步、美丽中国、布局协调、以人为本”，具体阐述如下。“四化同步”是指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美丽中国”是指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布局协调”是指城镇在空间布局上，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和幸福中国的城镇化。综合来说，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城镇化质量，注重城乡统筹，注重城镇化的协调性。
1.2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特征
1.2.1完善的交通、通信网络弱化了传统的城镇等级序列
以中心地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空间组织观念认为：城市也好，中心也好，产业也好，均是为某个特定的地域空间服务的，并以其所在场所为核心，辐射一定的地域范围，于是出现了空间结构的等级观念和规模差异。然而，交通、通信模式的完善和现代化，使城市发展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镇的时空距离被压缩，区域内的城镇等级关系发生变动。中心城市外部的若干节点，作为城市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彼此平等，弱化了等级序列关系，强化了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此外，城镇地位、功能等的发展也将打破传统的等级序列，发生重组与重构。
1.2.2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取代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消费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消费需求的升级。我国当前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这标志着已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已步入社会消费需求全面升级的阶段。随着社会消费需求的升级，人们对环境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城镇发展中要做到生态、文化的保留与发扬等。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1.2.3县城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当前，我国有2亿～2.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农村。由于大中城市本身的就业压力大，且进城农民面临居住环境差、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低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无法充分融入大中城市，而绝大部分小城镇规模小、设施差、就业机会少、预期净收益低、缺乏城市文明，对农民缺乏吸引力。县城兼具大城市城市文明和小城镇亲近农民家园的优势，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实际承担着小城市的职能，在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等方面都要明显领先于其他镇。无论是本地人口的城镇化还是异地城镇化人口的再本地化，县城无疑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
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2.1汝州市概况
汝州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浅山丘陵地区，地处郑州、洛阳、平顶山和许昌四市的辐射交会地带，位于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圈层，是河南省改革开放试点县和首批省直管市之一。汝州市境内煤炭资源丰富，是全国50个重点产煤县市之一。2011年，汝州市辖5个街道办事处和15个乡镇，年末总人口为106.3万，城镇人口36.5万，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地区生产总值为287.7亿元，在河南省108个县市排名中位列第9位，工业发展尤为突出，是河南省典型的发展地区。
2.2汝州市城镇化发展特征
2.2.1城镇化进入起飞阶段，人口城镇化压力大
按照惯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口径，以总户籍人口为基数、以市域内的城镇人口数为实际城镇人口，汝州市2011年市域城镇化水平为34.2％，滞后于河南省平均城镇化水平6.4个百分点，但其增速快，近十年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7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进入起飞阶段。汝州市人口城镇化的压力主要来自农业中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汝州市现状农村人口约71.3万，其中劳动力约44万人。根据汝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国家土地政策要求以及未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的趋势，未来汝州市域累积将有近30万人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出。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求城市(镇)有足够的就业吸引和产业支撑能力。
2.2.2中心城区集聚作用强，小城镇低水平均衡
汝州市中心城区基本位于市域的几何中心，各乡镇驻地至市中心城区的平均距离约为17km，中心城区对全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特殊的空间格局形态增强了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2011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占市域城镇人口的75％左右，首位度约为8.4，可见中心城区的集聚优势明显。然而，15个乡镇驻地人口规模平均为1.1万人，低于全国1.2万人的平均水平。近半数的乡镇驻地人口规模不足1万人。城镇规模小，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水平不高，产业支撑能力不强，导致小城镇的集聚程度低。2.2.3异地城镇化现象明显，本地城镇化进程缓慢汝州市是河南省的劳务输出大市，户籍人口外出现象明显。根据汝州市劳动局提供的汝州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劳动力就业工作调研报告，2011年汝州市在市外务工人员约20万人。市外务工人员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及山东省东部发达地区，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2011年汝州市域异地城镇化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的比例约为55∶100。
2.3存在的问题
2.3.1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发展动力不足
2011年汝州市域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为11∶58∶31，就业结构为52∶28∶20，汝州市2011年的城镇化率低于产业的工业化率。汝州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支柱产业主要为能源化工产业。由于能源化工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弱，轻工业缺失及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城镇化滞后。通常用IU比和NU比这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之间的发展关系。IU比是指劳动力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NU比是指劳动力非农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当城镇化、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为协调时，IU比大致为0.5，NU比大致为1.2。2011年汝州市IU比和NU比分别为0.82和1.40，说明大量从事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人口滞留于农村地区，未能向城镇地区聚集，城镇化未能随着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非农化而同步提高的实际状况。
2.3.2市域城乡格局缺乏统筹规划
受乡镇行政区划的制约，汝州市域小城镇的建设在乡镇的范围内进行，各乡镇都在做大，每一个乡镇都要建设自己的“小城镇”，对市域范围内的城镇体系缺少统筹规划。通过对汝州市域内已有规划的梳理分析，根据各城镇总体规划，规划2030年镇区人口之和为41.6万；《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修编》确定2030年汝州市中心城区人口为80万～100万。按照各城镇总体规划和汝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至2030年规划汝州市域城镇人口将超过120万。这对汝州市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是难以承载的。此外，城镇因发展条件相似，彼此之间竞争大于协作。从各乡镇的功能上来看，蟒川、寄料、夏店、陵头和临汝等乡镇在发展上均强调煤炭、建材和机械等产业，规划职能趋同。
2.3.3生态环境问题严峻
由于汝州市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因矿山开发而引发的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汝州市地面塌陷、地裂缝影响面积达58.1km2，采空塌陷损毁土地面积共计65.17km2，主要分布在蟒川、小屯、寄料、大峪、临汝和陵头等煤矿开采区；二是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村工业化模式使得有限的耕地被非农产业过多占用；分散化布局导致乡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生态遭到破坏，工业污染扩散到农村。
3汝州市城镇化优化对策
3.1总体战略：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践行新型城镇化
国家确立中原崛起战略，河南省全面实施建设中原经济区战略，大力开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新探索，汝州市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当然这也对其城镇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发展战略背景下，考虑到汝州市自身的因素，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的机遇，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从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审视汝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体现较为突出的传统特征，汝州市应从4个方面实现向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
3.2空间组织：强化中心城发展和培育一定数量具有特色职能的小城镇
3.2.1汝州市城镇空间组织模式选择
通过研究国内比较典型的城镇化发展案例，如小城镇主导型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城市融合扩张型的长株潭模式，以及城乡全域统筹型的成都城乡统筹模式，笔者认为汝州市域可能的路径有三条。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应区域发展战略及新型城镇化目标，汝州市的城镇组织模式确定选择路径三，即在极化发展中心城的同时有选择地发展基础和潜力较好的特色小城镇。托起一些发展条件好、有发展前景的城镇的发展，与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强大的团体参与到大区域的竞争中，同时又能够兼顾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2汝州市域城镇功能结构体系
选择有限地区集中发展，强化中心城集聚，弱化中心城近邻乡镇的综合性定位，突出城镇特色职能、生态空间和服务基地，构建“中心城区—特色镇—服务基地(点)”的城镇功能结构体系。(1)中心城区。汝州市中心城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圈层向外辐射的重要节点、河南省地区性副中心城市及全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心城区主要集中商业、医疗、文化和教育等现代生活服务功能，以及商贸物流、金融服务、信息咨询和职教研发等高等级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发展以装备制造、新材料产业、生物科技和农副食品加工等为主导的新型工业；提高就业支撑水平，吸纳并集中汝州市域大部分的城镇人口。(2)特色镇。特色镇是某种特色职能集聚地，汝州市域的特色镇共有6个，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临汝镇、寄料镇和小屯镇。其未来发展基本保留现状，并不鼓励其第二产业功能，逐步引导第二产业功能向城区产业集聚区集中，逐步发展为次区域的综合服务中心。第二种是有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和良好的品牌发展潜力的城镇。该类型的城镇有3个，即温泉镇、骑岭乡和大峪乡。未来发展主要彰显乡村特色，突出与城市的差异，走特色化道路；注重营销，品牌化发展旅游度假业。(3)服务基地(点)。服务基地(点)包括夏店、焦村、杨楼、陵头、纸坊、蟒川、庙下共7个乡镇。该类城镇本身的特色化发展条件有限，是广大农业地区的中心。未来发展主要强化其所承担的周边生态区域中农民的社会及生活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信息等多方面)的功能，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发展。
3.3支撑策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1)增强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和吸引能力，吸引人口回流。
为应对未来快速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充足的就业支撑，汝州市中心城区应实现：一是城市产业的转型。转变以能源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就业吸纳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动汝州中心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服务性行业，支撑人口的就地转移与人口回流。二是城市服务的提升。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是劳动力回流和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应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中心城区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服务水平、城市的居住环境和品质。
(2)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首先，要改变现阶段农村分散、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建立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地流转机制的形成，允许进城农民分享农地流转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释放。其次，要发掘乡村的综合功能，改造传统产业，在生态区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乡村生态旅游、苗圃花卉种植园和科普教育等多种产业形态，构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的产业形态，因地制宜地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3)引导城乡人口、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进城乡融合。
有针对地进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居住习惯，45～59岁、60岁及以上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比例较低，分别为10％、5％；45岁以下农民的可城镇化转移程度较高，故重点对40岁以下农村劳动力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引导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和转移。加强小城镇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无差别的生活；加强劳动就业信息服务，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
4结语
1江苏省城镇化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现状
1.1江苏省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伴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日益推进，2013年，江苏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5000万人，变成5090万人，比上年增加100万人，城镇化率为64.1%，比上年增长1.1个百分点。江苏城市群成为江苏城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以苏锡常、南京、徐州3个都市圈为主体的城镇空间体系结构逐步形成。在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苏州、南京、无锡3市位居前20名，城市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江苏省“十二五”规划指出，到2015年，江苏省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以上，其中苏南达到75%以上，城镇化发展总体上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苏中、苏北分别达到65%、60%以上，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有所创新，重视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力，以科学技术作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
1.2江苏省科技创新的现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的水平成为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推动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决定性要素。在样本期间，江苏省也越来越注重科技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经费投入规模一直都在持续增长，由2001年的92.07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1288.02亿元，增长了约14倍，其名义增长率明显高于同期的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率，使得江苏地区科技发展的后劲得到不断增强；从科技人员投入来看，江苏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数从2001年的29.5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98.23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在2012年达到了48.13万人，科技人才的后备力量不断地增加；与此同时，江苏省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增加科研经费方面的支出，从2001年到2012年政府的科研经费支出从15.18亿元增加到了257.24亿元。随着科技创新投入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随之出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能够有效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5年居于全国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在2013年8月底印发的《创新型省份推进计划》中指出，到2015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GDP比重达2.5%以上，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比重达8‰以上，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件，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这一系列数字说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在此形势下，研究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江苏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
2.1研究方法灰色关联模型是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内容，它采用“灰色关联度”来分析相关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和相异程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据时间序列的几何关系或曲线的相似程度，来判断相关因素的关联程度，如果曲线越接近，则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在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时，必须先确定能够反映每个因素变化的指标序列，然后确定一个参考序列，最后计算其他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程度。上式中，γi为母序列X0(t)与子序列Xi(t)的关联度。对γi进行按从小到大顺序进行排序，可得到影响因子对结果因子的影响顺序。关联度越大，则说明该比较序列反映的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越大，二者的关联程度越
2.2数据的来源与处理衡量城镇化水平（URB）比较通用的指标是以人口的城镇化指标来衡量，即非农业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它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人口在城乡空间的分布情况，本文亦采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科技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科技经费投入和科技人员投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江苏省2001~2012年的数据样本，以R&D经费支出表示江苏省科技经费投入的强度，以从事科研活动的人数表示科技人员投入的情况。另外，江苏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因而我们选择了政府的科技拨款这一指标来描述江苏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科技经费的投入及政府的科技拨款的经济产出有一个滞后效应，当年的科技投入对城镇化的作用往往会作用于以后的年份，因而在本文的分析中，对于科技经费投入与政府科技拨款的数据选择滞后1年的时间序列，即选取2000-2011年的样本。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GDP平减指数对科技经费投入与各级政府的拨款进行平减，折实为2000年=1的不变价数值。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
2.3实证分析首先，设江苏省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母序列X0(t)，科技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数、政府的科技拨款分别为子序列X1(t)、X2(t)、X3(t)根据前面的步骤，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接下来计算差序列，并将差序列结果代入公式（2）、（3），得到2001～2012年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系数及最终关联度，具体结果见表1。根据表1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江苏城镇化与科技创新投入的灰色关联度δ0i(t)的数值如下：δ01(t)=0.9，δ02(t)=0.86，δ03(t)=0.76对其按照从大到小顺序排列。参考其他学者研究成果，关联度越接近于1，关联程度越大。当时0≤δ0i≤0.4，一般认为关联程度低；当0.4≤δ0i≤0.6时，关联程度中等；当0.6≤δ0i≤0.8时，关联程度较强；当0.8≤δ0i≤1时，关联程度极强。因而，从关联度的计算结果及排序可以看出，2001～2012年江苏省的科技投入3个指标与江苏城镇化的关联程度都大于0.6，说明江苏省科技创新投入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程度，其中，科技经费投入对城镇化影响最大，其次是科技人员投入，最后是政府的科技政策的支持。
3结论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科技经费的投入、科研活动人员的投入及政府科技政策的支持对江苏省城镇化发展都有显著的作用，尤其是科技经费的投入对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因此，江苏要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政府和社会就要继续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科技活动人员的投入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长期要素，高科技人才是一种能动性的高增值资源，可以担负起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科技创新的任务。江苏省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高科技人才的支持，尤其是科技活动人员的投入。从长远来看，必须注重于完善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科研活动人员的能动性；另外江苏省高校云集，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培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科技活动人才，并投入到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去。江苏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科技政策的大力支持，建议政府部门应进一步优化科技拨款的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公共科技活动的投入。
作者：郑凌霄单位：徐州工程学院
据统计，2013年南昌市城镇化率达到69.83%，较2012年增长了1.05个百分点，在省内排位第一。虽然南昌市城镇化水平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放眼全国省会城市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推出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2012年南昌在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位于第127名。从这里不难看出，与全国发达地区甚至中部其他兄弟省会城市相比，南昌的城镇化水平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依然处于加速追赶阶段。通过认真调研，在我市城镇化过程中，笔者认为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城市规模较小，布局较为落后。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南昌市面积最小（武汉市面积8467.11平方公里，长沙市面积11815.96平方公里，合肥市面积11408.48平方公里，郑州市面积7446.2平方公里，南昌市7402.36平方公里），而且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经济规模，南昌与武汉、长沙、郑州都差得很远。与中部省会城市相比，南昌的城镇发育程度较低，集聚程度较弱，成为城市群建设的最大制约。[2]南昌市城镇化布局较乱。由于历史原因，南昌市在整体行政区划上存在很大的不利因素，如南昌市周边的新建县、南昌县，这两个县与南昌市仅一步之遥，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区域规划，这对南昌市整体发展新型城镇化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因素。除此之外，南昌市老城区整体布局较为混乱，生产与生活区、道路与商贸区混杂，街道狭窄，断头路多。这些历史形成的布局，一时难以改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二）产业支撑能力弱，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不仅发挥不了城镇的应有作用，而且会拖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当前南昌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大产业和企业较少，缺乏有区域影响力和全国影响力的大的支柱产业与龙头企业。产业层次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三大产业协同发展能力较弱，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当前，周边省会城市对我省一些设区市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大于南昌，形成了部分设区市对南昌的向心力较弱的局面，如上饶“掉头向东”，接受浙江的辐射；萍乡西向发展，与长珠潭联系紧密；赣州转向南下，与广东紧密配套。南昌经济规模偏小，发展相对落后的格局，不仅难以承担辐射周边设区市的重任，也难以吸附本市的小城镇，降低了城镇化质量，延缓了城镇化进程。
（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由于南昌市级财政资金不足，更多的财政资金需要投入到民生项目中，可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就更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历年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导致城市综合承载力越来越大，城市承载功能逼近超负荷运转。近几年，我市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等方式建设了一批以前想建而无法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但还有很大的差距，还不能满足南昌市作为特大型城市的承载功能要求。绝大多数县域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县域的城镇基础设施是通过土地出让换取资金进行建设。在目前不少示范镇建设筹措资金主要采取“以地生财”、“集资建镇”和“借资建镇”三种办法。“以地生财”这种办法在当前土地宏观调控、以人为本的大环境下将越来越行不通。“集资建镇”也是小城镇筹集资金的主要做法之一，问题是这种“集资建镇”实际上有不少是变相的乱收费、乱摊派，比如向落户小城镇的农户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向建筑施工单位收取建筑配套费等。企业主、老百姓，乃至地方干部对此颇有意见。第三种办法是“借资建镇(包括施工单位垫资开发)”，这种办法可能一时能解决暂时的困难，但发生的债务在偿还和化解方面缺乏手段。
（四）县区综合实力不强，城镇化地方特色不足。我市的县、镇综合实力不够强，跻身中国百强县只有1个（2013年全国百强县排名，我市仅有南昌县位列67名）、中国综合实力500强乡镇只有2个，并且排名靠后，提升县域经济水平、打牢城镇化基础的任务十分艰巨。[3]除此之外，我市的城镇地方特色不强，很多城镇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建筑风格模仿，缺乏各自特色，造成盲目攀比、建设无序和资源浪费严重等现象，不能很好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文化特色、地理位置等有机结合。
（五）资源制约。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影响当前我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类资源日益稀缺，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在很多地方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类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使用不当或技术水平落后，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随意浪费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损耗，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六）环境制约。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城市的城镇化建设大都建立在工业快速发展基础上。由于工业污染和乘用车大量增加带来的生活污染加重，加之治理污染投资相对不足、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导致了污染日趋严重．城市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现代工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城市空气污染、水污染、“白色”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音污染等不断加剧；城市建筑密度不断增加，绿地减少，城市“温室效应”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未能受到有效保护，使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生活质量下降，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影响。
二、南昌市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析
通过分析我市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优势及不利因素，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笔者认为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我市应紧紧围绕“打造核心增长极”主题，坚持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三个并重”，做到主城区发展与组团开发、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中心城市繁荣与中小城镇发展“三个并举”，激发银行融资、招商引资、政府及全社会投资“三个并行”，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基础战略，朝着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目标，按照“做优规划、做大规模、做强功能、做细管理、做美环境”的城市建设思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稳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将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注重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南昌作为省会城市，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核心城市，总体定位是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4]我市应紧紧围绕“双核三圈五组团”城市空间布局，聚焦红谷滩中央商务区建设，形成发展极核；依托八一广场和洪城大市场，打造江西最具代表性的广域商业中心。重点推进城东、城南、蛟桥、瑶湖、红角洲、朝阳6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同时，围绕轨道站点区域、南昌市国际体育中心区域、江西省奥林匹克中心区域、凤凰洲地区、朝阳新城、艾溪湖东岸等地区不同的发展导向和功能要求，发展配套酒店、商场、商务办公等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区的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市发展所处的阶段，注重城市规划与区域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重大基础设施规划的有机衔接，以城市为核心统筹规划，实施规划全覆盖，形成以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重大专项规划为重要内容的综合规划体系。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储备后开发的原则，以提升城市设计和建筑的水平。根据规划范围的产业基础、经济结构、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民风民俗和城镇布局，超前思维，制定出能发挥地方优势和城市特色的发展体系，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持久动力。
（二）以产兴城，以城促产。城镇化不只是建镇造城，更重要的在于和产业的培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产城一体化”是对产业与城市在空间、用地和功能上的布局进行统筹安排，从而形成共生共融、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5]南昌作为内陆城市，面对产业转移机遇将掀起一轮以产业发展为驱动的城市建设热潮。各县城和小城镇作为城镇化的基本单位，更要紧跟形势，早日实现城区基础设施与产业园区共建共享和“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循环，把城镇提升为“产业发展服务区”。以工业的崛起加速推进城镇化。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强资源型产品产业的深度发展，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进一步增强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整个工业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非农化转移问题。推进工业化，必须实行城市工业布局的再构造。城镇化过程同时也是工业布局合理展开、产业集聚的过程。继续抓好园区建设，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形成城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以第二产业为主，拓展城市发展的空间。通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产业集聚，以航空高科技和生物工程制药业为依托，推进乐化组团产业发展；以大飞机、LED项目、光伏项目为依托，推进瑶湖组团产业发展；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项目为依托，推进莲塘组团产业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依托，推进九龙湖组团产业发展；以休闲旅游产业为依托，推进湾里组团产业发展。使各组团成为南昌都市圈极具功能特色的重要节点，初步形成半小时经济圈。同时，注重县级工业园区培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如高新区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精密机械制造及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新材料四大特色支柱产业，经开区初步形成了以家电、汽车、电子信息、新型材料及生物医药化工为龙头的五大支柱产业，小蓝开发区则形成了以汽车、食品和家用电器等为龙头的支柱产业，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市的城镇化建设基本上是政府规划，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对城镇建设基础性投资的潜在投资收益研究不足，不能有效吸引非政府资金的投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投融资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以致城镇化建设筹资困难，无法形成“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针对当前城镇化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政府要牵头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由政府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和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体制，用“市场”之手建设城镇。把经营意识贯穿于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结合实际积极运用市场手段包装、拍卖、经营和盘活城市资源。一方面财政计划要安排定量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商业银行贷款和融资功能，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创新举措，建立城建投资公司、合作基金等投融资主体，构建主体多元的投融资网络。向改革要资金，靠市场找出路，打破单一依赖财政投资的旧格局，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新体制，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融资难的一系列问题。
（四）积极扶持壮大县城经济，着力建设重点特色小城镇。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加快农村城镇化提供重要支撑。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能够有效吸纳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工业园区转移，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为城镇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企业家、管理者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6]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注重挖掘和利用好各地发展优势、以资源为依托，找准发展方向，明确城镇定位，展现特色风貌。避免城镇化趋同划一，努力形成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体系。进一步挖掘小城镇发展潜力，集中打造一批文化、休闲、观光、旅游特色小镇。依托南昌县幽兰镇佛教旅游，新建县西山镇道教及庙会、大塘坪乡府第文化，进贤县文港镇华夏笔都工贸、李渡镇古酒窖址，安义县石鼻镇古民居建筑文化等历史文化特色，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响历史文化品牌，打造成为传承南昌历史文脉、体现南昌风土人情的历史文化名镇。依托新建县溪霞镇生态休闲农业、南矶乡鄱湖湿地候鸟观光，进贤县三里乡（军山湖）品蟹休闲，安义县长埠镇休闲度假，湾里区梅岭镇休闲旅游、太平镇旅游商贸街，高新区麻丘镇滨湖欧式风情等独特的“资源、环境、地域”优势，突出体现原始森林、都市风情、田园风光、自然生态、珍稀野生动物和优质水产品等特点，打造成为南昌市民和游客生态旅游、避暑休闲、候鸟观光、品蟹美食、度假养生的旅游休闲名镇。充分利用南昌县蒋巷镇都市现代生态农业、黄马乡花卉观光与蚕茶文化，安义县黄洲镇精品果蔬，湾里区罗亭镇花卉苗木等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特色，发挥农业产业化、有机绿色农业等优势，着力打造成为代表我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具有鲜明辐射带动作用的都市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名镇，通过县域经济发展，特色小镇打造，进一步提升我市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
（五）加快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一种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捷径。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在全省镇村联动建设发展现场推进会指出:镇村联动建设的持续推进对于进一步提升南昌新农村建设水平、改善农村面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将围绕六个中心环节和“十化”目标的工作部署，真抓实干、奋力拼搏，加快实施镇村联动建设，加速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为我市和谐秀美乡村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按照“八通八有二集中”标准（通自来水、公路、电、有线电视、宽带、邮政、有条件的争取通天然气、通水系，有标志性门楼、社区综合中心、学校〈幼儿园〉、标准化卫生院〈养老院〉、商业服务场所、文化科技活动中心、生态休闲广场〈停车场〉、体育健身场所，垃圾集中处理、污水无害化集中处理），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补，支持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
作者：蔡尚伟 牟俊翰 单位：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2011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出“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提法，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又一次深化，国家领导层面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又逐步将目光转向了城乡文化的协调发展。发展县域文化有利于把当地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农村的产业发展向非农产业转移;提高就业水平，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改善城乡二元格局，增强城市与乡村资源、文化、生态上的互补与共生，促进城镇化建设;同时加强县域与外部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与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不谋而合。提升最广大国民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促使文化新觉醒。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的心态正产生变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地位的认同程度正在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内部更应该改变过去一味学习西方的思维模式，加强本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保障人民文化权益”，这正是基于“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提出的。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了根本的保障，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起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力，从根本上促使文化新觉醒。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而县域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亚文化，根植于当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包含了具有世界价值的民族文化因子。县域文化的发展可以充分挖掘当地的历史和民俗文化资源，使之转化为市场竞争中的资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群众文化创造力，提升文化自信;构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在新时期大力发展县域文化可以提升最广大国民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促使文化新觉醒。
新时期我国县域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县域领导层文化观念相对滞后，对国家政策反应慢、落实差。县域领导层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够，对文化发展缺乏战略观和必要的文化情怀。尽管县域文化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客观条件对县域文化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据2006年的最新一次数据统计，国家级贫困县为592个，约占全国县的四分之一)，但是县域领导层对文化发展的认识仍然存在偏差。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对文化的重视由来已久。但是很多经济欠发达的县域地区，往往以经济原因来搪塞最基本的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责任，致使在文化生产力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未能未雨绸缪，文化准备力不足。另一方面，在经济已发展到相应水平的县域地区，文化发展也未受到足够重视。沿袭过去的老路，把文化发展作为经济建设的附属，未能有明确的目标和科学的文化发展规划，或者文化发展规划被淹没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区域规划中。对文化发展的管理观念未改变。依然是用市场方式搞经济，行政方式搞文化的做法。文化的市场潜力未被充分调动起来，经济和文化未能协调发展。由于县域行政区域设置以及人才、信息交流等原因，对国家层面颁布一些具体的条例未能充分及时深入地学习和利用。对于最新的文化发展的提法和观念与中心城市存在着或长或短的时间差。从而导致了观念更新的缓慢和行动的滞后。(二)县域文化发展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独立摸索，缺乏全局观念。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一直未颁布专门针对县域文化发展的政策条例。这很大程度上因为我国县域覆盖广、面积大，并且各自文化的基本条件和发展状况都不尽相同，很难进行统一的规划。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县域文化发展各自为政，独立摸索的情况。各个县域在缺乏统一科学指导下，闭门造车。或沿用自身以前的土办法，一味蛮干，或对其他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盲目模仿，不综合考虑自身发展情况，不和上一级文化发展规划进行有效对接，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另外，同一局域的各个县域也存在恶性竞争的情况。(三)县域文化资源总体水平不高，单一、分散，是制约文化发展的第一大难题。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条件。县域文化产业往往是一种资源依赖型产业，文化资源的数量与水平对当地文化产业影响极大。县域文化资源缺乏特色，总体水平不高。我国虽然文化资源丰富，但由于国土辽阔，文化资源的密度并不高，资源的稀缺性在县域范围内表现得更为突出。像云南丽江和湖南凤凰这样具有高水平、高密度和显著性的文化资源的县域并不多见。大部分县域地区文化资源数量偏少、质量不高，不具有很强的特色和比较优势，这增加了文化开发的难度。县域文化资源往往是零星、分散的，聚合性较差。除了上述的文化资源的先天不足外，县域当地对已有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遗产缺乏保护。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不到位，经费不足，执法力度不够，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未能协调发展，民间文物流失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和开发不到位。由于存在着上述问题，县域文化资源的后续开发和持续性发展状况大打折扣，制约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四)文化项目建设上，未能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冒进”和“保守”两种倾向并存。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县域文化发展目前仍是并且只能是政府主导，同时将市场运作与政府引导相结合，政策性松绑和体制性推动仍是县域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县一级政府在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化重大项目建设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未能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冒进”和“保守”两种倾向并存。有些县域领导为追求短期的政治效益，把文化建设作为“政绩工程”，影响恶劣。前期没有经过市场调研和论证，好大喜功、盲目上马;建设过程中缺乏完善的投融资计划，“赔钱赚吆喝”;经营中缺乏规划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半拉子”情况严重;后期缺乏保护和持续开发，危害当地生态和百姓生活等，或者在文化建设的多方博弈中，政府一味让步，甚至涉嫌权力寻租。同时还存在政府“不作为”，对文化发展和建设缺乏必要的法律政策和行政方面的引导。文化基础设施缺乏、场地有限、经费短缺，一些好的项目无法获得充分的资金技术人才支持。(五)投融资渠道不畅、面临资金瓶颈。就目前情况来看，县域文化面临着比大城市文化发展更为复杂的融资问题。一方面，就县域方面来看，本身存在着内需拉动力不足、资金来源单一、渠道不畅等融资难的问题。一是现在县域文化发展的主要资金仍旧来源于当地的财政拨款，但是县级财政本身较为薄弱，有的县一年财政收入还不到5000万元，即使它们每年将财政收入的2%用于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也只有100万元［3］，远远不能满足现今文化发展的需要。二是县域信贷支持量不足，县域资金外流比较严重。以2003年为例，县域贷款仅占全国贷款余额的5%左右，乡镇企业贷款占全国贷款余额的6%左右［4］，而用于县域文化发展的则更少。三是县域地区的民间闲散资金未能充分得到利用。另一方面，相对于县域内部的融资难问题，外资更具有雄厚的实力和对地区经济的拉动性。但是现在县域外部资金进入不畅，成为县域文化发展的大问题。单以金融机构为例，在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支柱性产业的大背景下，国家政策向文化金融倾斜，涉农文化产业逐步得到发展，金融机构也在调整自身的思路。但是金融机构的融资多针对新闻出版、广电等传统行业。对其他文化项目的介入不多。而对于一些较小的项目和企业，未能进入银行门槛，贷款比较困难。同时金融机构认为，现今县域文化的发展主要以文化旅游的开发为主，往往与地方政府融资平系在一起，风险性较大。在我国县域文化项目和企业数量较少的现行状况下，寻找到真正具有投资潜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项目难度较大。(六)县域文化人才缺乏、层次较低。我国县域人才匮乏，层次较低，且流失严重。这种现状使得人才成为制约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一是高层次人才比重低，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5%。同时外流人口的整体素质普遍高于留守人口。针对这种情况，县域地区主要采取从外部引进人才的办法。但是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同时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人才引进管理的长效机制，高层次人才依然面临着“留不住”的情况。二是民间特色人才缺乏。民间特色人才主要指从事某一特殊领域、掌握独特文化技能、含有某种文化底蕴的民间艺人，既包括非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包括具有独特文化技能的民间工艺大师。民间特色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往往关系着某种县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传播的效果。但是到目前，县域地区对民间特色人才的挖掘和培养力度远远不够，待遇较差，没有形成固定、完善和培养传承机制。三是专业技术人才缺乏。截至2007年底，全国各类文化单位、机构从业人员有195．63万人，而县级文化单位从业人数总共9．66万人，不到全国总数的5%，而在这5%中，高级职称仅有2922人，平均每个县只有一个，中级职称也不过18973人，仅占县级单位文化人员的19%，占全国总人员的0．9%［5］。专业技术人才主要以当地自行培养和引进相结合，其中存在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县域文化管理机构设置不到位，收入偏低待遇较差，并且住房等相关配套设施不足。(七)文化体制改革受阻，文化管理机构内部体制依然存在问题。县域地区文化体制改革受阻，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文化管理机构内部体制依然存在问题。县域文化工作者普遍反映文化体制改革往往热在上头，县一级等待观望。原因在于上级领导部门对基层文化体制改革研究、指导不够深入细致，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县域文化系统对体制改革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担心对既得利益造成威胁。因此，县域地区文化管理机构设置的条块分割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县域更是文化局、广电局、旅游局三足鼎立。县域文化机构不健全，往往编制不足、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导致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头管理的今天，政府的文化管理机构职能转变，主要是实行对文化发展的公共服务和宏观管理。这对县域地区文化管理机构的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县域文化机构设置存在很大问题，往往出现与其他管理机构设置较差，职能划分模糊不清，“人浮于事”和“无人可用”的现象同时存在，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未能得到很好地发挥。改革后的人员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往往得不到切实的解决，导致在基层中改革受阻。
新时期我国县域文化发展的对策
(一)县一级政府机构应及时了解文化政策，科学编制文化发展规划。县域政府领导机构要转变文化发展的观念，将文化纳入到县域发展的总体目标中。主动对接高层学术团队，实行“政产学研”的资源对接，高规格的编制文化发展专项规划。在编制过程中，要注意与经济发展、区域规划和城市品牌营销紧密结合，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对外来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使规划具有可操作性。县域可以定期组织县长文化产业高层研修班，与文化部、高水平学府、社科院等机构对接，选派文化领导人才到高校或文化发展优势区域学习，对当今国内最新政策、行业动态、国际情况进行梳理。举办研修班只是其中一种办法，各个县域还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路径。(二)树立全局意识，科学统筹县域文化发展。一是省一级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县域文化发展规划，对同一省内的县域文化发展作出统一规划。二是县一级文化发展要主动面向大城市，主动融入和服务所在区域的城市文化发展。现今我国文化发展的中心依然在大城市，县域属于增长极的。面对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辐射程度愈加明显的机遇，县域地区结合自身优势主动融入所在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尤为重要。以都江堰市为例，都江堰是成都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在近几年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提出要主动对接成都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中，使之成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示范区。这与都江堰的县域文化发展非常吻合，可以充分利用成都市场，成为成都市区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建立县级联盟，避免恶性竞争。这方面，山东梁山、郓城、阳谷、东平四县曾经作出过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在县级联盟的建立中，市一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进行统一规划。成都地区的新三环建设或许能够提供一个范例。成都市通过新三环的修建，将围绕成都地区的各个县域都有机地串联起来，使其区位、交通、资源、市场、文化发展的联系性更加紧密。摆脱了过去一味进行行政命令的老思路，通过切实的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打通各个县域文化发展的命脉。(三)充分梳理资源，结合自身禀赋，做好前期调研和评估。一方面，县域地区要对当地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和排查。在已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充分调研评估，发展优势产业和项目。另一方面，县域文化发展要杜绝“大而全”“小而全”的既有观念，有多少资源，做多大市场和项目。以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为例，当地应该做好开发条件综合评价，其中包括与客源地的距离，与周边旅游资源的互补性和离散性等。(四)充分整合文化资源，合理布局产业结构。由于县域地区的本地文化消费能力依然有限，其目标消费群是城市人群，文化旅游应作为县域文化发展的先导。在文化旅游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及产业链、品牌的开发，在文化旅游的基础上可以发展会展节庆业和文化地产业，同时可以适时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多元开发路径。有的县资源较丰富可以重点发展几个优势项目，使重点项目和综合发展相结合。有的县资源单一可以实行“一县一品”的策略。有的县资源缺乏可以进行人造景观的建设。人造景观的建设首先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评估，确保在客源市场广阔、区位条件较为优越的基础上进行，通过“无中生有”的方式弥补先天不足，采取“文化反差”的原理与周边资源进行互动，或者用“相关性策略”的方式对已有的但是质量较差的资源进行补充发展。同时，要将文化发展和城市规划紧密结合。注意文化功能区的规划、道路等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紧密结合。(五)解决好人才的挖掘、培养、引进的问题。对于民间特色人才，要充分做好民间艺人普查工作、提高民间艺人待遇，加强传承。可以通过颁布《民间艺人资格评审办法》或《民间艺人管理条例》，结合定期活动的举办、培训班的开展等办法，进行规划和管理。对于高层管理人才，要引得起、留得住。制定队伍建设规划，对不同种类和需求程度不同的文化人才采取不同的培养、引进、激励措施，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吸引更多的优秀文化人才到县域创业。另外可以直接从高校、科研院所和省市直文化单位中，选派一批高层次文化人才到地方挂职锻炼。专业技术人才则以培养为主。一方面可以当地自主培养，另一方面，可以与高校、科研机构、文化机构联合创立人才培养基地，为当地文化建设连续输送人才。(六)各级政府主导下，建立健全投融资机制。对于县域领导层来说，可以申请国家级和省级的文化项目基金，解决一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设备上的实际困难。同时注意吸引民间闲散资金和非文化企业资金。另外要重点吸引外来资金，将针对文化发展招商引资工作纳入文化发展规划，注意发展项目对外部企业的吸引力。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首先应做好服务对接，提高专业化金融服务水平。对于大型和中小型文化企业可采取不同的金融服务方式，创新信贷准入标准。同时加强与政府文化、招商、经贸等主管部门的沟通，对于获得地方政府政策倾斜的文化项目，要主动对接，积极寻找信贷资金介入的突破口。国家和省市级政府要做好政策引导，特别是注意引导金融机构向县域文化发展的倾斜。2010年5月，由文化部主办的“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成立，为金融机构和文化企业以及各级政府之间提供了很好的沟通桥梁［6］。文化企业可以查看银行所提供的信贷产品，并选择适合的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企业的贷款申请经过专业的评估审核和推荐，由文化部将发展潜力良好、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引导方向的文化产业项目推荐给与文化部有良好合作关系的银行机构。而县域政府和当地企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申请到适合自身发展的资金。(七)逐步摸索建立起一套适合县域发展的文化管理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文化改革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这对县域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有更加强的指导作用。通过考核评估体系的建立，充分调动起县域文化管理机构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分开管理，理顺县一级文化管理机构的设置。以立法为先导，注重相关政策条例的制定工作。转变管理职能，加强公共服务体系由国家层面向县一级的财政倾斜。同时，切实解决好改革之后的人员安置和社会保障问题。
武陵山片区聚居着9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如土家族、苗族及白族等，因为特定的地理环境、生活情况及等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特殊的文化遗产。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是非常丰富的，它的特征是原生态气息浓、娱乐性强、覆盖面广。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就有百余种，其中大部分是与民俗文化和其他的文化共同存在于人们的文化生活中的，属于早根文化，如舞龙舞狮、茅古斯、摆手舞、高脚马、打飞棒、硬气功等等。所以，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除了带有自身的特征外，还带有丰富的民俗色彩，在本民族的宗教和节庆及商演等民俗文化活动中出现，没有独立存在。所以，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是与多元传统文化共同发展生存的共同体。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优秀的文化，同时也是一种资源。武陵山片区的各族人民创造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包含着独特特色的民族传统的文化，是深受人们喜爱的民间体育活动。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起源有很多，如源于打猎、战争、反抗外来的压迫及农业、、结婚、恋爱等。比如大庸的硬气功表演，其中尤以“双风贯耳”“银枪刺候”“刀床破石”等节目最为惊险叫绝，土家族的“茅古斯”舞、摆手舞、跳马，白族的“三月街”、仗鼓舞等，苗族的爬杆、摔跤、接龙上刀梯、鼓舞等这些民俗体育文化都蕴含着民族特色，可以作为发展旅游业的资源。将这些资源利用好，就可以吸引大量游客，传承民俗体育文化的同时，促进武陵山片区的经济发展。
2武陵山区民俗体育文化的特征
2．1地域性特征
由于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是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共同生存发展的，所以民俗体育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消失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的生活、农业和地区的影响。武陵山片区是由9个少数民族和湘、鄂、渝、黔四省(市)的边远山区共同组成的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各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实践以及历史文化都不同，使形成的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2．2传承性特征
武陵山片区的民俗体育文化的内容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内容是、节日庆典、婚嫁丧娶及生活农事，这些都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如武陵山片区土家族的茅古斯舞、摆手舞等。
1)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
传统的体育文化都是随着传统的节日保存下来的。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也发生了改变，古老的传统体育及民俗文化有些地方已经慢慢地淡化，甚至有些民俗体育文化已经失传。因此，我们应该呼吁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应该为民俗体育文化传承提供一定场所和发展条件。在固定时间及节日开展一些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活动，把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更好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民俗体育文化。
2)传统歌舞文化艺术的传承。
因为武陵山片区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传统歌舞文化艺术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的。武陵山片区土家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以及戏剧曲艺等都是通过这种形式传承到今天的。
2．3封闭性特征
武陵山片区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生态环境三者交汇融合，且民族语言种类多但却不相互交流，使其封闭。武陵山片区交通不便利，少数民族与外来的信息交流和物品来往少，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相对稳定的状态，使少数民族的民俗体育文化得以保持完整。
3新型城镇化发展对武陵山片区民俗体育文化的影响
1)城镇化使各民族间的地域界限模糊，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逐渐消失，村落传统的体育文化失去了其原有的生存土壤。
①新型城镇化使少数民族一些地域性的传统体育文化逐渐消失。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各民族间的地域界限模糊，个别民族间的物质和文化信息交流加快的同时，也给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现代化的主流文化使少数民族对于本族文化的认同度弱化了，如湘西土家族对于本族的舞蹈、传统节日等认同的人数在不断的下降。②新型城镇化发展导致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消失。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少数民族的村落在减少，而少数民族的不少村落是没有文字的，只存在民间文化，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以及记忆都是通过世袭存在的，一旦村落消失，村落的传统体育文化也会消失，这个民族将不再存在。
2)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少数民族青年大量外流，使得村落文化传承后继无人。
随着我国的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少数民族青年到沿海发达城市务工，而且人数在逐年增加，导致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也导致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受到影响。
3)新型城镇化发展使少数民族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破坏了传统体育文化的经济基础。
在落后的农村社会中，人们只是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很少与外界进行交流。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同时这种状态对传统的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经济结构体系，使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条件和城镇化的程度，但是也使得传统的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存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4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武陵山片区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1)以建设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体育圈为价值取向。
发挥地区的特色景点、民族特色浓厚的优势，开展登山、跑步等体育项目。继续发掘整理武陵山片区各少数民族的特色体育项目，通过省市的少数民族运动平台，让更过的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从大山里走出来，提高知名度。大力宣传提升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知名度，利用现代化的科技，使人们了解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还可以建立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专门网站，实现资源共享，展示独有的体育文化。加大对少数民族的节日宣传，吸引游客，提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知名度。统筹发展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产业群，为了发展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可以与旅游业联手，打造旅游的平台，实现两者互利。也可以与民族传统相关的体育表演业和服装业以及器材制造业等同步发展，提高效益，促进武陵山片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2)建立文化传承制度。
要对传统的体育文化进行保护，就必须制定《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条例》。传承人是保证传统体育文化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要加强对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可以通过在少数民族乡村建立村落文化民间艺人培养的专门机构，加强对乡村民间艺人的挑选和培养，为村落文化的传承培养专门的人才。通过让少数民族参与到保护传统体育文化中来，以此来影响和带动村民积极参与村落文化的保护。通过建立村落文化传承中心，来提高少数民族对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3)要加强村落文化遗产识别，积极建立传统民俗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建立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文化数据库和数字博物馆，使用数字化存储手段，做好资料的保存与归档工作。
4)加强旅游场地的管理。
武陵山片区已经属于开发较为完全的旅游景区，随着城镇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强化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意识和管理规范十分关键。首先，武陵山景区负责人应转变管理意识，对武陵山片区内的体育文化的建设和开展要积极调动和推进。同时，景区管理者要充分响应国家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号召，创建一个综合的、全面的景区管理组织，从而对体育文化建设和发展进行规划和协调，保障各方面的利益，并服务于观光旅客。此外，在加强体育空间和设备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武陵山景区内的管理规章制度、管理手段等要加以改良。
5)开发各种体育文化产业。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建设银行所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建设银行积极应对城镇化建设的发展机遇，在公司业务、小企业业务等发展指导意见中均提出将城镇化建设作为本行的重点营销方向，并相继出台了《中国建设银行城镇化建设贷款管理办法》、《中国建设银行城镇化建设理财业务管理办法》，制定了“好行业、好企业、好项目、好收益、好风控措施”的“五好”准入标准。但是，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较多问题，制约了业务的发展，重点体现在：一是政策风险问题。新型城镇建设规划还没完全清晰化，所处法律环境尚不完善，还存在运作主体缺乏独立性、少数地方政府在规划、土地出让等方面有较大的随意性、违规开发建设等问题。二是主体风险问题。当前新型城镇化涉及到的基础设施项目、公共设施项目以及土地规划整理项目等，多以政府为主导通过组建投资公司来推进的，可能会涉及到政府平台融资的监管要求；此外，相关项目的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较长，经营主体在建设及运营经验对相关风险认识不足的现象较多，经营主体在建设中盲目追求规模大、见效快等短期效益，忽视自身的吸纳能力、产业培育、持续发展等问题也不少。在产业化及社区服务中分布的中小型企业成熟度较低，经营管理较混乱，大部分小企业还处于粗犷运营状态，人、才、物都较缺，与市场同步能力差，易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抗风险能力弱。三是风险缓释不足的风险问题。企业或个人所拥有的资产土地和房屋多为集体产权，无法流转，无法变现，无法抵押，无法提供有效的担保方式。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建设银行综合融资服务的发展思路
在《规划》中，广东省明确提出了采用补助、贴息或奖励等方式，重点支持新兴产业、公用基础设备、生态环保和民生项目建设，以及建立补偿与竞争性财政资金相结合的扶持机制。建设银行应紧跟省政府的重点支持方向，先从中心城市地级县市域的经济开发区、特色的产业集聚区、特色强镇等重点区域开始，通过创新融资产品、创新服务方式、创新管理流程等，大力有序地推进具有新城镇化建设特色的综合融资服务。鉴于建设银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巨大机遇与挑战，笔者从质量与效益并重的经营角度出发，拟借助建设银行自身拥有的七大金融牌照强大内力，加强银政、银证、银信、银保等外部合力、分区域、分阶段、分项目、分产业、分客户创新组合优化产品，尝试性地探索建设银行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
一是加强与当地政府、园区、开发区等沟通与合作，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初期，建设银行应借前期已与多个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有利契机，以本行在基础建设的丰富融资经验及市场优势，主动加强沟通与合作，在信贷支持、融资渠道扩宽、资金监管、造价咨询、财务顾问等方面给予支持，当好地方镇城化建设的金融顾问。同时可尝试性地引导政府、园区、开发区组建村镇生产互助社、村镇行业协会等机构设立互助基金，集合资金，扩大融资担保机制，增强整体融资能力。
二是加强重点项目的梳理和筛选工作。对符合本行《城镇化建设贷款管理办法》中相关土地综合整治、安置房建设、新城区建设、旧城镇和旧厂房改造、城镇基础设施等六大类贷款条款的项目，要积极全力开展营销，争取先机，及时给予融资支持。对涉及政府平台的项目，若政府平台资产负债率已接近或已达红线的，可利用政府平台列入国家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鼓励类的有利时机，通过积极撮合政府平台与证券合作，将部分信贷资产证券化来降低资产负债率，从而合理规避监管，更好地发挥平台作用。对于不符合《办法》相关条件的项目，可推广委托贷款，将愿意为该项目融资的企业或个人办理集合资金委托贷款；又或与信托公司合作，使用信托贷款方式为其进行融资；又或与其他金融机构共同辅导及辅助其发行政府债、企业债、中票等方式在直接融资市场进行融资。
三是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应制定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创新产品，量身定制，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对于有技术、有市场、有担保、经营独立、前景良好的、且获得财政补贴等扶持的企业，可根据企业的行业特征、融资用途、资金运用模式、风险缓释方式等等通过间接的或直接的渠道，配置专项额度的或非专项额度的合适产品。但是在城镇化过程中转型的实体经济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现代农业是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的转型升级行，在这方面建设银行竞争略显弱势，为此应重新研究判断行业经营模式及其特殊性，围绕产业链条中的所涉及的包括农民、农场、专业合作社、加工企业等不同分工主体，大力发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并抓住核心企业，探索资金流、物流封闭管理的创新合作模式。
四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将会形成很多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将会出现诸如“基地+农户”、“公司+农户”、“市场+商户”等专业市场，针对该类市场，加强自身公私业务联动、加强与市场企业主、协会、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联动合作，有针对性地运用速贷通、成长之路、小额贷、小企业联贷联保、商户联贷助保等产品及组合进行信贷支持，尝试推动当地政府共同建立小微企业城镇商业合作社等机构，为专业市场等小微企业建立信贷平台、互助合作平台、业务撮合平台等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此外，还应大力拓展结算通、网上银行等结算类产品，通过结算纪录及金额，增强对客户的了解和判断，有效防范风险。
五是加强创新担保方式，关注农村征地制度改革进程，积极探索研究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使有权、土地租赁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农民自建房的抵押实现措施。同时，在合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混合担保、阶段性担保、置换担保、在建工程抵押、林权、采矿权、知识产权等担保方式，有效缓释风险。
作者：阮静仪 单位：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
（一）铁路建设与经营的现状
低碳经济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与公路、民航、水运相比，铁路具有能耗低、污染排放小、占地少、运量大等技术经济特点，具有相对更高的运输承载力和综合性价比。据统计，高铁、高速公路、飞机的能耗比约为1∶7.6∶15.2，铁路客运碳排放量约为公路的1/4，铁路货运碳排放量约为公路的1/30，铁路建设占用的土地为高速公路（4车道）的1/2。因此，一国交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低碳交通体系的核心应是发展铁路交通。早在1904年，山东半岛胶济铁路就已建成通车，然而直到近几年山东省才展开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山东省政府在2008年规划，预计到2015年完成“四纵四横”铁路网布局，以推进山东半岛的交通现代化建设。然而伴随铁路建设事业的展开，许多问题也凸显出来。一是建设资金融资难，建设里程不足。2012年山东省铁路通车里程为4306km，仅约为公路通车里程的1/57。这是因为铁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建设前期所需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铁路的需求。为此，铁路事业一直由政府主导，独自承担铁路建设的融资、运营，铁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也主要以政府资金与银行贷款为主。二是铁路行业的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亟待改善。据统计，2009年济南铁路局运输收入为144.2亿元，辅业收入为95.8亿元，铁道事业运输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现阶段虽然诸多铁路局也开展了多元化经营，但除运输外的最大经营项目几乎都是批发和零售业，营业收入仍然主要依靠铁路运输，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尚未得到有效展开。
（二）城镇化建设的现状
山东半岛城市圈包括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八个地级城市，2001年GDP就已实现6228.99亿元，成为全国六大城市群之一。然而，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并不协调，2012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为0.72。而山东省的同一比值为1.1，这说明山东省的城市化进程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建设水平亟待提高。在此引入南京市作为参照，主要是基于南京市位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是江苏省省会，与山东省省会城市济南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比较看出：山东半岛城市圈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心与中坚力量，但日照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胶济沿线产业带经济优势显著，但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东营尤为明显。各市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但悬殊不大。城镇人口比重过低，除济南、青岛两市外，其他城市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淄博、东营、日照三市与全国平均城镇人口比重的差距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除日照外的各市居民消费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居民生活水平较好。与南京相比，济南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且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方面均有一定差距。2012年山东半岛城市圈城市中心设施水平则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除东营市和潍坊市人口密度过低外，半岛城市圈其余六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均高于全省以及南京市，但只有济南市、淄博市和威海市超过了全国城市人口密度。自来水与燃气普及率较高，城市中心已基本达到全覆盖。人均道路面积均高于全国与南京市的建设水平，说明城市中心基础设施道路建设较为合理。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济南市环境生态水平有待提高，山东半岛城市圈的整体环境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较好，绿化水平与南京市相比所差无几。总体而言，山东半岛城市圈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8个城市的发展也相对均衡。但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南京相比，中心城市济南的产业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升级。在其他方面，济南与南京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这将制约着济南作为“增长极”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从而不利于山东半岛城市圈、乃至全省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二、日本铁路交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模式的特点
经历百年的探索与实践，日本大型民铁公司创造了从国际视角看亦颇具特色的“日本式铁路经营”模式。主要特色体现在：一是政府的推动作用。在日本，政府为民营铁路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在财政、金融、税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二是民铁企业自身选择大城市圈发展，从而获得了稳定的运输需求。三是民铁企业积极推进多元化战略，从而实现了主兼业相辅相依，并行发展。“主业”是指地上及地下铁路运输事业，“兼业”则是指铁道部门以外的其它事业，主要包括沿线巴士和出租车事业、房地产开发和公寓经营等不动产业、零售业和购物中心等流通业、以及宾馆、酒店、游园地和观光娱乐等休闲产业。日本民铁公司由于积极地推进多元化战略，铁路主业收入往往只占其集团整体收入的二到四成，有的甚至不足一成，如东京城市圈的东急电铁、大阪城市圈的近铁等。日本民铁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主业是兼业的发展基础，兼业是经营稳定器，为主业的稳健经营与发展提供保障。日本民铁企业通过积极地推进沿线开发与多元化战略，不仅实现了铁路企业的稳健经营与发展，而且推进了区域交通网络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并成为日本现代城市开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对策与建议
（一）基于宏观层面的区域规划视角
根据“点——轴系统”理论，山东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加快推进以济南、青岛为双核心的城镇体系，采取内陆以胶济铁路、沿海以荣烟青城际铁路为主轴线的“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形成“青岛-淄博-潍坊-济南”与“威海-烟台-青岛-日照”两条以青岛为枢纽的“T”型交通经济产业带。增强济南、青岛两个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从而带动沿线小城镇及农村地区协调发展。山东省虽已制定“四纵四横”铁路网的规划，但远不能满足山东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东营、潍坊、日照均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主要城市，然而东营-潍坊、东营-日照、潍坊-日照之间尚没有一条相连的铁路，其资源运输与人员流动的弱可达性可想而知。因此，加快推进并完善半岛铁路网建设，降低各产业集聚区之间、各主要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运输成本以及目的地之间的感知距离，提高各节点城市之间的通达性，减少经济活动频繁区域的铁路覆盖空白地带，已成为半岛城市圈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
（二）基于政府的推动与支持视角
从铁路建设与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角度看，铁路建设应具有超前性。政府主导城市规划、建设、合理有序地开发，可有效地避免盲目膨胀与无序发展。完善发达的交通网络建设是城镇化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城市化中后期的郊区城市化现象便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在主导和规划城市建设时，应特别注意交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长远性与一致性，同时，应合理地制定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建设，推进投融资主体多元化，以减轻单纯依靠政府投资进行铁路建设的压力。
（三）基于铁路部门的稳健经营与发展视角
1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1．1平稳性检验运用STATA软件，对湖北省城镇化率、服务业就业比重及服务业产值比重3个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由表2数据可知，湖北省城镇化率、服务业就业比重及服务业产值比重在10％的显著水平下接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说明这3个时间序列均为不平稳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3个时间序列指标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
1．2协整检验通过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分别探索湖北省城镇化率、服务业就业比重和服务业产值比重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EG两步法确立协整过程。第二步，对方程三、四的线性模型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均采用不包含常数项和线性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方程，检验结果见表3。检验结果显示ADF的绝对值分别为3．455和2．876，均大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可以判断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ZCHB、DSCYGDOB及DSCYRB存在平稳线性组合，表明湖北省城镇化率与服务业产值比重及服务业就业比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看，当湖北省服务业产值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湖北省城镇化率提高0．34个百分点；湖北省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湖北省城镇化率提高0．21个百分点。
1．3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进行EG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分别对湖北省城镇化率与服务业产值比重、湖北城镇化率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动态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由表4数据可知，湖北省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是湖北省城镇化率的格兰杰原因，而湖北省城镇化率则不是前者的格兰杰原因，亦即湖北省服务业发展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但湖北省城镇化发展对服务业发展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因而没能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
2发展湖北省服务业，促进湖北省城镇化发展
2．1服务业与一、二产业协调发展，促进湖北省城镇化发展2012年，湖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38572元人民币，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之比为53．5％：46．50％，居全国第12位。2013年湖北省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到54．51％，高于全国0．78个百分点，进入到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湖北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有60万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服务业成为该群体的主要就业选择；同时，随着他们潜在需求的释放，对服务业需求也会有所增加。2012年，湖北省三产业的GDP贡献率为5．1％：59．1％：35．8％，整个产业仍以第二产业为支柱，服务业在整个产业中的贡献率缓慢上升。只有湖北省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协调发展，提升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湖北城镇化发展。
2．2政府要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完善政府服务功能，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①建立顺畅有序的组织管理体系，明确湖北省各市服务业发展的管理职责和权限，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负责。②做好服务业发展的统计工作。城市统计局负责指导各区、县（市）、开发区开展辖区内服务业主导产业统计工作，统计范围为限额或规模以上企业（项目）。③建立服务业发展考评机制。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服务业发展评价机构，建立一套比较科学、完善的服务业发展评价体系。④将服务业发展培育与建设情况纳入城市政府对各区县（市）、开发区政府绩效考评体系，进行年度考评。⑤探索构建激励机制。建立“两种基金”：第一种是服务业信贷担保基金；第二种是服务业绿色发展引导基金。另外，对进入城市服务业发展的企业，实施入驻与增资补助、营业收入奖励、自建或购房补助、总部高管奖励、房租补助等。
2．3政府要多方考量选择城市服务业行业，大力促进集聚发展一是要考量湖北主体功能区定位。武汉市中心城区的功能定位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科技教育以及汽车、钢铁基地，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和产业化基地，中部地区信息产业、科技创新基地和现代服务业中心、总部经济中心、对外交流中心。武汉市远城区的功能定位是：全国重要的重化工基地，中部地区物流中心，武汉市空间拓展和产业集群建设的重要区域。依据武汉市的功能定位，可选择生产者服务业，如促进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促进集聚发展，并与一、二次产业协调发展。同时，依托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特大城市的优势，提升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通过武汉、襄阳、宜昌“一主两副”集聚效应带动服务业的有效发展和能级提升，打造不同层次和特色的湖北服务业产业集聚区。二是要选择具有区位优势的服务业行业，对无法持续发展的服务企业和项目进行淘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湖北教育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可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三是考量中心城市服务业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以及城市间服务业的相互协调。我国19个主要城市现代服务业区域经济辐射力综合得分：北京、上海代服务业区域经济辐射力强度值分别为0．815、0．725，远高于其他17城市，居全国领先地位；武汉市为0．269，位居19个城市中的第8位，辐射力水平中等，但仅为北京和上海两城市得分的一半不到，略高于广州和深圳得分的一半，与重庆、天津、成都、杭州及南京水平相当，高于大连、沈阳、宁波、西安、济南、哈尔滨、厦门和长春等城市。因此，武汉市要大力发展交通仓储邮电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强化武汉市现代服务业区域经济辐射力，带动全省其他城市、乃至周边省份服务业协调发展。
作者：李盾李恩成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关键词：城镇化；城镇化新常态；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9日
一、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理论的新命题赋予城镇化新的内涵
城镇化新常态是指坚持以人为本宗旨，适度、稳定、均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状态。它是社会经济常态化的伴生物，是城镇化发展的最新阶段。城镇化新常态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命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首先，城镇化新常态是指以人为本城镇化的发展状态，它是从物本城镇化向人本城镇化转变的阶段和过程，也是使城镇人口获得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权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状态；其次，城镇化新常态是指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状态。它符合以人为本理念，保持历史耐心，设置合理增长区间，坚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适度增长的城镇化发展状态；再次，城镇化新常态是指质量更高的城镇化状态。质量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城镇化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城镇化的资源要素实现合理配置并得到充分高效利用的城镇化发展状态；第四，城镇化新常态是指适度增长的城镇化状态。城镇化质量高低和速度快慢的重要指标是城镇化率。保持适度增长城镇化最主要的是确定合理的城镇化率。城镇化率提升过快或过慢都是对城镇化规律的违背，都不利于城镇化新常态的健康发展。因此，城镇化新常态是适度城镇化率的发展状态；第五，城镇化新常态是指城镇化稳定发展的状态，即是指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的时期，包括农村人口稳步有序向城镇转移，城乡人口处于相对稳定合理流动区间的城镇化发展状态。
二、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赋予城镇化新的目标
城镇化新常态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对城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赋予城镇化新的目标。第一，大幅提高城镇化率。到2020年，解决1亿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对近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进行改造，使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中就业和生活。每年城镇化率提高0.9%，转移1千多万农村人口，使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到2050年，我国将建成为现代城镇化国家，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镇化新常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强大动力。通过发展城镇科技、教育、卫生、信息和服务事业，促进城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城镇化新常态最终目标是推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全体国民共同富裕和和谐发展。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新阶段赋予城镇化发展新的征程
城镇化新常态是城镇化发展必经的重要阶段，也是城镇化发展最终完成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建国初期的停滞不前阶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我国城镇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城镇化新常态阶段。从目前对城镇化新常态问题研究的初步结果来看，由于城镇化新常态是前无古人的崭新阶段，它面临着许多新未知、新矛盾、新问题和新风险，要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需要较长时间，即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在城镇化新常态时期，根据不同时期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要使我们国家真正成为全球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按照目前理论界所提及的城镇化数量和质量标准来衡量，那么，城镇化新常态可以说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新和最高阶段，从城镇化发展历史层面来看，城镇化新常态是我国城镇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开辟了城镇化发展新的征程。
四、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新历程赋予城镇化新的使命
我国城镇化的历史使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所没有遇到的。由于我国历史上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型城镇化并没有形成，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城镇化所要完成的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转变、生产集约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管理社会化、环境生态化等历史使命都没有能够完成，有的甚至就没有能够进行。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城镇化发展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城镇化的上述历史使命也没有能够完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推进迅速。但是，由于城镇化质量不高，空心化、畸形化问题突出，城镇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很好地完成。另外，长期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文化发展滞后，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价值观念缺失。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盲区，以至于社会恶旧习俗出现蔓延势头。城镇社会管理绩效不高，致使基层社会不良事件频发，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最终解决城镇化面临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要素流通市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居民发展全面化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城镇化建设所必须担负的历史重任。由此可见，城镇化新常态不仅会带来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深刻变化，而且还会带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从而成为推动我国走向新经济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
五、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新形式赋予城镇化新的特色
城镇化新常态与传统城镇化相比具有以下新的特色：一是城镇化新常态是人本型的城镇化。它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注重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优化人居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创新生活方式等。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二是城镇化新常态是改革型的城镇化。它将在就业为先、市民化为本的主导思想下，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保制度、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改革，促进城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加快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三是城镇化新常态是集约型的城镇化。粗放型城镇化造成资源环境越来越大的压力，也直接影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积极推进土地、能源、水资源等集约化利用，注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着力拉动城镇消费增长，推进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城镇化新常态是质量型的城镇化。它突出城镇内在发展质量，注意将不同地域资源禀赋、民族特色、人文传统、民俗风貌、建筑风格等融入城镇化建设，促进城镇化新常态向质量型和民俗型转变，彰显城镇人文历史积淀、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形成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格局；五是城镇化新常态是市场型的城镇化。它将通过改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六是城镇化新常态是生态型的城镇化。它将城市建设融入生态系统，通过推行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城镇，营造产业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美的宜居环境。
六、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新挑战赋予城镇化新的机遇
城镇化新常态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其发展历程中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产业输出导致城镇化发展动力弱化；人口老龄化造成非劳动力人口负担沉重；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致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延缓；金融体制改革缺位使得城镇化新常态投融资压力增大；人口素质偏低使其与城镇化新常态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等。对于城镇化新常态来讲，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发展的新机遇。城镇化新常态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以下新机遇：一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城市群和虚拟城市作为城镇化新常态的主体形态，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增长极，并将成为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二是产业高端化。产业结构水平从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产方式根本转变，为城镇化新常态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三是发展低碳化。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都将创造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机遇，促进节能降耗减排；四是社会信息化。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和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产业和产品竞争力的关键；五是经济服务化。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消费、生产等将成为新兴产业、支柱产业，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六是经营国际化。城镇化新常态是城镇经营和发展国际化的状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城镇化新常态建设的必由之路。利用外资搞建设，搞好建设出国门是城镇化新常态发展的必然选择，城镇化新常态将成为国际化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结语
城镇化新常态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最新阶段，植根于我国社会、经济、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之中。它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对我国城镇化理论的最好概括和发展，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最具活力的新引擎，必将在我国社会经济中显示强大生命力。城镇化新常态作为新生事物必然面临许多未知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探索城镇化新常态科学内涵、基本理论和发展规律是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临的历史任务与历史使命。我们怀着激切的心情期待越来越多的研究城镇化新常态的论文、论著面世，并不断把城镇化新常态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以彰显城镇化新常态理论的张力和魅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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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永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J].新湘评论，2014.1.27.
摘要：城镇化是“四化”发展的重要推力，本文根据2000-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四化”发展数据，采用Malmquist-HR-Xtlogist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镇人口转化、社会发展以及环境改善等对“四化”协调发展助推乏力，经济增长对“四化”协调发展作用明显，教育资源对“四化”协调发展作用不明显，基础设施的共享性不足。因此，在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注重绿色发展，采取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式发展方式。
关键词：四化协调度；城镇化；Malmquist-HR-Xtlogist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十会议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扩需，推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关键①，必须大力发展城镇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有效刺激内需的增长，带动“四化”发展。
为了深入分析城镇化在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上的作用，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的理论逻辑研究，另一方面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而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表现形式，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实证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及区域发展差异，城镇化与工业化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共生及互动关系以及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关系等。二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加速提升城镇化水平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都是建设新农村的手段和路径；从实证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城镇化与农业产业机构调整的关系，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等。三是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城镇化是信息化的空间形式，信息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信息化的载体和依托，信息化是城镇化的提升机和倍增器，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的发动机；目前，鲜有学者就城镇化与信息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此外，目前对“四化”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概述上，更多的是侧重“三化”的研究。在“三化”的理论研究上，普遍认为工业化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又对带动工业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协调统一的关系。在“三化”的实证研究上，内容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及对经济的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动态关系，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融合”的概念内涵及内在机制的检验。
从现有文献来看，自“四化”协调发展的概念提出之后，对“四化”的系统研究始于2013年②，研究强调了“四化”发展对破解当前中国发展难题，尤其是城乡一体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其中突出了信息化的提升作用。但是，鲜有就“四化”协调同步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这为本选题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定量的实证分析能够更好地暴露“四化”协调发展的问题。
正如崔凯、冯献（2013）所述，中国自1950年就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为“四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成绩也隐藏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的发展颇具争议，突出表现在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及作用上。本文所要思考的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到底对“四化”发展有何影响。本文将以中国2000-2011年31个省份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城镇化水平对“四化”协调度发展的影响为研究目标，系统性分析在考察期内中国“四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中国“四化”发展有所裨益。
二、模型与方法设计
（一）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绩效动态评价模型
关键词：中国城镇化；经济发展；作用机制
一、前言
关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源于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各个派别的相关人员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研究都有着局限性，并不能真正的探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国内外有较多的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从整体来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但并不是认为城镇化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认为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的快速演变。此外，国内外许多学者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做出了一定的规律分析。例如，Northam认为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粗略的线性关系等。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处于加速阶段，并且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对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采取有效措施以充分发挥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研究的方法和数据的来源
（1）研究方法。1）设定经济增长的模型。通过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要想将两者联系在一起，需要在研究中发挥影响要素的间接作用，以建构经济增长的模型。一般情况下，需要考虑投入要素和结构变革两个因素。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总产出的持续增长，美国的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格拉斯共同对经济总产出的持续增长进行了有效论述，并用函数说明了相关理论。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主要有物质、人力、知识，因而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充分考虑了资本要素。此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化对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模型设定中，要将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单独考虑。不仅如此，在经济增长模型设定中，还有较多的因素对模型理论有影响。例如，文化发展的程度、技术进步等。[1]2）设定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要想更好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介入更多的因素来设定模型。
（2）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将我国就业人数的数量代表劳动力的总量，以进一步研究。就业人员主要指年龄在16周岁以上，通过从事社会劳动而获取一定的报酬和经济收入的人员。在数据来源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充分利用了《中国统计年鉴》，确保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估算各变量的具体系数。最后，在计量分析时，采用Eview5.0软件实施操作。[2]
三、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关系，但其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从整体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城镇化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正比例的关系和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
（1）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的关系。通过许多学者对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述可知，我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演变有着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的关系呈现正比例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可以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具体可用函数而表示。陈彦光利用幂指数函数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效拟合，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有着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不同阶段的研究可知，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发展和演变有带动作用：在1978～198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使城镇化水平提高1%；在1985～1995年和1996～2008年间，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使城镇化水平分别上升为1%。由此，我国城镇化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提高的同时，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但其关系越趋复杂，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逐渐加大，使单位城镇化的拉动力越来越强。[3]
（2）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有着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但是城镇化水平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影响极其不明显，可是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时，较多地采用了宏观经济学计量分析的检验分析方法，进而对二者关系有更为深入的讨论。
首先，对二者关系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由于宏观经济变量有着时间的发展趋势，因而比较不平稳，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在检验数据不平稳的基础上，可以进入下一步的协整检验。一般情况下，利用ADF的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进而对检验结果数据进行有效分析，以确定二者的关系。其次，对二者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一般情况下，采用Engle提出的E-G两步法进行检验分析，以检验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是否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通过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间有一定的协调性，并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的关系。最后，对二者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中都存在着滞后期，而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滞后期进行检验，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4]
四、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而城镇化进程也逐渐加快，为此，更多人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固然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其关系却是我国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反之则不然。
（1）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例如，人力资本因素、物质资本因素、知识资本因素等，分别设定这些因素为变量，然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将各个变量引入产出模型中，并对每个变量进行回归方程的检验，在检验中，不断剔除影响较小的变量，与此同时，在影响较大的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引入其他相关的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在变量选择过程中，可能存在变量选择不当的问题，因而要在检验分析过程中，对变量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反复的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显而易见，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中，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最大，物质资本因素、产业因素和知识资本因素等位居其次。[5]
（2）我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要想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需要从人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机构转化等四个影响因素进行考虑，有效分析四因素与城镇化的联系，以进一步研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问题。首先，对四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在各个影响因素中有效剔除影响较小的因素不做分析，这势必会引起数据分析出现偏差，影响分析结构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因而在回归分析中做了高阶自相关校正，以确保回归模型数据分析的精确性。通过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均物质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对人均知识资本和第三产业间没有更好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与较多的经济增长因素之间没有更为明显的相关性。[6]
（3）我国城镇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过相关计算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以人均物质资本的贡献程度较大，人力资本居于其次，第三产业因素的贡献程度最小。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众多因素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有较多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并且长期以来仍然以这种形式为主，进而使人口对生活需求和城市发展中的基础设施等需求发生较大改变；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素质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影响和制约着城镇化进程中人口知识资本的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对物质资本的带动作用比对人力资本的带动作用更强。[7]
（4）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通过本文对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可以推断，并不能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二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对城镇化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小。从我国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化加快了我国物质资本的积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城镇化对我国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全球发展角度来看，知识资本积累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为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措施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8]
关于促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建议主要有两点：首先，选择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和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一方面，将资本要素、技术要素、信息要素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中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优化城市中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次，加强我国城镇发展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对城镇区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以充分发挥城镇化为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提供平台的强大功能；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区域资源的争夺者，我国采取有效策略将争夺者转化为生产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为促进城镇发展和推动城镇化进程提供有利的转型和升级条件。[9]
五、结论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城镇化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发展成本的变化。其次，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动态均衡的关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再次，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的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有着决定性作用。最后，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以引导和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积极发挥城镇化的有利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本文针对城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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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疆，城镇化，工业化，超前性
边疆城镇具有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保障边疆地区稳定、维护祖国领土统一的功能[1]。因此，边疆城镇发展水平是衡量边疆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指标，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新疆城镇作为边疆城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西北边疆的发展和稳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既有关于新疆城镇发展水平的研究多是横向分析工业化，考察新疆区域内外的城镇发展差异，得出新疆城镇化之后的结论[2]，纵向研究新疆城镇发展水平的较少，特别是缺乏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动态考察。因此，通过对30年来新疆城镇发展水平的动态考察分析新疆城镇化的时空差异、演变趋势和内在机理，更好地为“城镇边疆”的建设提供政策制定依据。
一、新疆城镇化水平的测量（1978-2008）
研究区域城镇化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城镇化水平的测量和城镇化水平的判定。城镇化水平的测量即城镇化水平百分点的年变化，通常使用城镇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衡量。[3]
表1 新疆1978年-2008年城镇化水平
1978年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6.07%
29.05%
42.78%
44.86%
49.51%
50.09%
50.1%
50.1%
52.34%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33.75%
33.75%
33.84%
34.39%
35.155
37.15%
3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