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0 23:23:39
关键词：比较文学 跨文化 尝试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96-02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在不断交流、比较。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来说，进入21世纪后，因为有了之前数百年的发展作为基础，在对于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已经逐步摆脱了简单的望文生义，即把比较文学看作为简单的中西文学比较。从目前来看，对于比较文学一个比较肯定的解释就是跨文化的文学阐释。摆脱了之前的文学误区后，我们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学科定位，这种阐释将使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语境背景下的发展中更加具有特色和优势。在比较文学中，跨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因而也就必须面临异文化的问题。不同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历来不仅仅是文学家们探讨的核心，也是很多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在比较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文化对比，最终还应当回到文学的本位。对于比较文学来说，最终的目的依旧是进一步深化文学阐释。
一、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的基本含义
如果把比较文学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比较文学出现的时间就在上世纪初前后。关于比较文学的具体定义，和很多文学名词一样，它同样有很多种解释，不同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定义来源于不同的出发点。常见的观点中，一般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对两种或者更多种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对于文学和其他艺术种类进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也被列入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在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研究派别又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
研究比较文学，首先需要明确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无论如何探讨比较文学的含义，最终都必须回到文学的本质上。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学科，基于这些背景，探讨人与人之间文学沟通的各种历史与现状。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在探讨比较文学时，必然会面对不同文化，因此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会有不同。所以在面对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观点时，需要始终保持互相尊重和理解。
（二）比较文学的历史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著作中，是1816年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但本书仅仅是提到了比较文学这一文学名词，并没有详细涉及比较文学的内涵或者方法论等。让比较文学这一文学用语逐步流传开来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维尔曼，同时维尔曼也是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知识渊博的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了《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该书是他之前在巴黎大学开设相关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来。在演讲和书的记录中，维尔曼多次使用比较文学一词，并且对比较文学做了很多阐释和实例，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流传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后人也尊称维尔曼为比较文学之父。
（二）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从狭义的方面看，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拿来进行比较。而广义的比较文学，则是把文学同其他各种学科来进行比较，甚至包括自然学科在内。到上世纪末，英国有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是跨学科的，甚至是跨时空的一种关系研究。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不仅仅是跨文化，更是跨越了语言、学科。它产生于文学文化的交往基础，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已经成为一门文学研究的综合性学科门类。中西方历来都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西方学者中，歌德可以称为比较文学的先驱。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的比较文学学派可以分成法国和美国两个派别。在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中，更加注重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和干预。而美国比较文学学派则主要更加注重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并且这种比较是基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找出文化差异性的规律和原因。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代很多文人墨客也喜欢比较文学。但如果引用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如果谈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过程，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末著名文学家、革命家梁启超，在其代表作《饮冰室诗话》一书中，梁启超就曾把黄遵宪的长篇诗和西方的史诗作比较。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可以和托尔斯泰、狄更斯相比。还有学者把李白和拜伦相比，把李贺和雪莱相比。虽然从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来看，这些比较只是一些简单的依附，但也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在民族觉醒的时候，中西文学比较文学已经有了_端。而后，像我们熟知的作家，如鲁迅、矛盾等人都曾细致研究过不同国家的文学发展情况。到上世纪30年代时，中国逐步开始介绍国外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例如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总体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派更加强调跨文化的研究，这就不可避免谈到异文化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中国的强调跨文化研究，还是西方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研究都不同于单纯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而是要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把自身的文学作品与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文学作品关联在一起。
二、比较文学与异文化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跨文化的问题。对于异文化来说，广义上的异文化指的是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但在本文中，笔者研究的是比较文学的相关问题，因此在本文里异文化指的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所不同的文化，泛指跨国文化、跨民族文化等。
（一）异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以中国比较文学来说，最常见的是中西方文学的比较。在近代中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比较文学的启蒙阶段，例如梁启超等人，他们虽然进行了比较文学的探索，但是往往是简单的依附。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把李白、李贺等与拜伦，雪莱相比。因为在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甚至带有盲目学习的冲动。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不能忽视。因此在进行文学比较时，希望把中国的代表文人与西方文学巨匠相比。在现代比较文学来看，也许这都不能算是严谨的比较文学，只能是简单的依附。而如果我们仔细探寻依附的实质，不难发现还是当时的自卑。而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新文化运动对学与自强，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些极端表现，一些极端的革命者认为造成中国不断被列强欺压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桎梏，即儒家文化对人格的桎梏。在这种心理下，产生了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现象。从现代比较文学来看，这些心理都是不可取的。
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异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正是有了这些“异文化”，才会产生文学的“比较性”。如果我们把文学限定在狭义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抑或是散文，乃至现代的电影剧本等等，文学创作的基础都是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文化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因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较之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学界也有人认为这是百年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研究领域最为开阔的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文学研究大环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很关键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真正感觉到在世界上站了起来，改变了原有“不断挨打”的局面。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学术环境越来越好。同时随着国内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多语言学者，为我们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著作，为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由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可以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这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摆脱了近代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简单依附问题。
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在现代，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很多人也喜爱把电影比较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新时期的异文化，已经不单单是某一种文化，甚至是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共同体。当今世界文化输出大国当属美国，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小说、散文、电影等时，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种文化交织的背景。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西方人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很多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都有比较正面的中国文化元素，这对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启发。
对于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仅仅要站在一种宏观的角度，更需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过去我们走过弯路，曾过于贬低自己，强调西方的优越性。也曾过于鄙视外国文化，强调以我为尊。无论是哪一种研究心态，都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因此，探讨异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核心观点就在于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三、结语
文学的比较从古至今都在西方和中国盛行，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含义仍旧要从法国人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的《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一书说起。中国人虽然在很早开始就探寻比较文学，并且也尝试比较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但受到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贬低自己就是过于自大。到现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面对异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站在一种客观的角度斫行比较文学研究。同时，随着全球交往的增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也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开阔的学术研究环境中，比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得以呈现出良好态势。
参考文献：
[1]徐新建.文学研究的跨文明比较[J].中国比较文学，2016（1）.
[2]韩晓清.比较文学究竟是跨国的还是跨民族的[J].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1）.
（一）
中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教育要想有一个好的开端，就必须提高中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就中学教师来说，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教育与教学活动能高效率，但这并非易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诸多因素，如自己的工作能力、教育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等主客观原因，无论如何，学习、掌握、借鉴各种优秀的教育、教学方法则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应该了解国内外先进的数学教学方法，找出各种方法的优缺点，然后根据中学的实际情况，吸收他人教学方法的长处，使自己的教学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促进中学教学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国内外中学数学施教的对象都是中学生，年龄段在13-18岁，心理发展阶段属于青少年期，他们具有相似的心理和认知水平，教学内容大同小异，所要达到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基本一致；正是由于在施教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具有共同性，因此中学数学教学存在着可比性。比较中西方中学数学教学方法，发现有如下的相似之处：
(1)教学程序基本一致。各国中学数学讲授新课基本上采用这样的程序：老师提出问题，学生自学预习：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理解所学的内容；巩固所学的内容；检测所学的知识。
(2)讲授法是各国中学数学教学普遍采用的基本方法。不论中国还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数学知识的传授基本上是以讲授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助。
(3)普遍重视启发式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教学方法改革，中学教学也不例外。通过教育改革各国都重视如何提高学生素质、培养能力的教学，尤其重视启发式教学思想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①
从中学数学教学实际来看，我国的教学方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比，存在着差别，主要表现在：
(1)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关系和作用不同。中国大部分的教学方法都是以老师为中心，有“重教轻学”的倾向，在教学过程中大都是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主要是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导致的。尽管我国的教育改革努力向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中考、高考对学生的影响仍然很大，使得大多数学校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题海战术、应试教育。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学生记住数学概念、数学公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较深、较难的数学知识。但弊端是很明显的，它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兴趣，束缚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学方法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注意探索学生的好奇心；多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应用教育，鼓励学生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讲究自愿，学生享受学习的充分自由，学习比较轻松愉快。
数学教学中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不同也造成教学气氛有明显的差异。发达国家中，老师和学生基本上是朋友关系，可以互相自由地交往、交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辅导提示的作用。课堂上老师有目的地让学生讨论，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有时老师甚至可以别出心裁地把课本搬到野外与学生们一起在明媚的阳光下、柔和的清风中愉悦地学习。这种教学方法能促进学生积极开动脑筋，增加对学习数学的快乐，减轻学生压力，造成欢快的教学气氛，但中国学生长期以来处于严格的课堂管理中，强调教室、强调自己的座位，老师也不敢放开，担心过分放松，会造成课堂上活泼有余、严肃不足和自由散漫的混乱场面，因为学习到底不是娱乐。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习惯不同，在严重“尊师”思想的影响下造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过分严肃，学生过分紧张，再加上数学不同于文科，故事性的内容少，更加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学生很容易感到疲惫懈怠，致使一部分学生特别是差生把学习数学当成是服“若役”。
(2)对培养能力与个性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强调个性的培养，鼓励学生自由发展，因而分层次个体教学方法使用得比较多。比如他们在教改中提出的非学校论的教学方法，及计算机程序教学法（把所要学的知识编成程序，让学生面对计算机自学）。这些方法强调自学，注重因材施教，能较好地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满足不同学生学习的需要。但这样的教学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使学生很少听到老师主动的讲解，难以与同学进行互相帮助，互相影响；此外使学生很少接触到课本以外的数学知识，影响学生的社会化。我国一般采用的教学方法大多是集中型吃“大锅饭”的统一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有利于教师全面考虑、统筹安排，教师易于把握节奏。但是容易造成优差生的严重分化，教学没有针对性，不利于因材施教，实际上忽视了个性的差异。
在国外的数学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的了解和沟通。如美国一些学校使用的教学日记法，学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教学中的思维过程、心理状况，使学生与教师能经常通过日记进行交谈，教师易于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兴趣及个人思维风格等非智力因素的个体差异，教师能从学生的这些资料中综合出各种学生的成就抱负水平、焦虑水平、意志水平，从而设计出教学方案，提高教学水平。而我国教师过分注重智力因素，相对忽视了非智力因素，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少，自然而然在他们之间形成隔膜，老师对学生的心理、情感、动机、兴趣难以了解，无法得到反馈，学生的焦虑、交际需要等得不到及时的满足。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的教学具有很大盲目性。②
(3)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与应用数学教育的思想存在差异。国外的教学方法一般注意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重视应用数学教育，具体反映在注重数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数学中采用的例子尽量来源于现实生活。如日本的CRM教学法（复合的现实数学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选取一些学生熟悉的事物，针对其中所包含的数学知识进行讨论和探索，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教学方法深化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他们利用数学眼光看问题和建构数学模型的意识，培养了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毕业后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当然如果过分地联系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我国的教育目标虽然说重视应用教育，但至今未有与之协调的教学方法，事实上成了纸上谈兵，仍然只是从数学本身的结构出发培养学生的数学素质，造成曲高和寡的情形。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教育方法对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非常有效，善解题是中国教学方法中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从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可以看出。
(4)教学中使用的工具和教学媒体也存在着差异。国外由于经济和科技发达，直观教学手段有了极大提高，计算机辅助教学及各类教学媒体普遍被使用。随着我国教育的改革，中国也力争改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但由于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原因，多媒体的普及远远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③
（二）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在极力推进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因而以后教学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所谓的全面素质可以概括为“四素质三能力”，即：文化科学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身体心理发展素质、劳动技术素质等四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等三能力。故通过中外数学教学方法的比较，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我认为改进教学方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重视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改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加强对学生的全面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2)重视能力的培养，真正做到使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3)改进教学方法必须与改革考试制度相联系，不破除升学率的压力，就无法使教师与学生从考试的繁重负担中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考试凌驾于教学之上，考试是“指挥棒”的不合理状况，使考试成为教学的检测手段，起辅助教学的作用。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世界上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因而对任何好的教学法都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吸取合理的思想和有效的成分，创立一套合符实际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不要固守一两种教学方法，而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因材、因人施教是教学方法的唯一出发点。
主要参考文献
①王子兴主编《数学教育学导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在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明的接触已不可避免。而20世纪，则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频繁接触的世纪，与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相适应，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学习与借鉴，也更加自觉和日趋理性。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特别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必须对中国文学与外来因素的密切关系给予关注。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范伯群、朱栋霖两位教授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2009年9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朱栋霖教授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两部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考察视角与轴线，使之贯穿全书的论述，仔细梳理和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如何对外来文化吸纳、排斥、从而进行变异与自我创造，实现文学现代化和本土化的过程，并以比较文学的特有立场与宽广视域描述与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外文学关系史面貌，从而实现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果说《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的话，那么《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则又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系统研究的空白，两部书共同完成了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外文学关系的系统梳理和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2009年出版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由上、下两卷组成，共计139万言，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翔实、有独创性地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影响关系的文学史著作。除了承继朱栋霖教授一以贯之的“人的发现”这一文学史主题线索之外，其特色还在于:(1)以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诠释了1949—2000年间的中国文学面貌，显示了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史关系研究中，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论的自觉运用及其所获得的成效;(2)论著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中国当代作家在外来影响中如何进行主体的自我创造，以及如何建构本土文学的问题，并对中国文学对本土文化和外来影响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做了细致的梳理和理论分析。这对于21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处理中外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中如何得以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运用 《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文学史叙述以文学思潮的变更为各历史阶段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将对重要创作情况(作家作品)的分析结合其中。先后介绍和论述了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意识流艺术、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叙述学、荒诞派等外国文艺思潮及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分编分别介绍和论述了劳伦斯、福克纳、卡夫卡、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等作家作品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并从国别文学的角度评述了俄苏文学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日本文学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的国别文学史关系;还从跨学科领域分编评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儒家文化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等跨学科的文学史关系。这些都显示了比较文学视角和方法在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从而开掘了对中国当代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可能途径。影响研究的方法是此著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 以论著对荒诞意识的介绍为例，论著首先简要梳理了荒诞意识在国外作为一种思潮的兴起，并描述了荒诞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述的创作概况，虽然论述简洁，但却能列举典型，其分析也能切中本质，使读者对荒诞意识产生较强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知。论著在对中西社会荒诞现象及其本质的揭示中，通过对谌容《减去十岁》、张洁《他有什么病》、格非《枣树下的故事》等小说作品，将荒诞意识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加以分析，从而确证了中国社会荒诞现象的存在。论著还指出，“荒诞意识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小说中频繁出现，除了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外，还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的关系”［1］176。论著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又比如论著在论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时，仔细区别了王蒙意识流小说与《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意识流小说的差距，指出:“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角度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1］312;“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但他确实揉进了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技法，是有时代特色、中国气派的。他笔下流泻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是历经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激情之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提示着中国当代文学叙事艺术的革新”［1］311。由此可见，论著并非浮光掠影似地简单讲述影响的事实，而是把重点放在对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的考察上，使读者能够感知到当代文学创作并不只是一个简单“拿来”的问题。平行研究也是论著常使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跨学科的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中，论著关注了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状况，这是论著作者视野开阔的又一表现。《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为专编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加以介绍，既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多元化面貌的如实反映，也是对以往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的补充。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文学和宗教的内在关系来说，两者都属意识领域的精神现象，但二者对于意识的言说和表达方式又不尽一致。论著指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作者有两种身份，即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身份，因此可以归纳出中国基督教文学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类型，即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和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论著指出:“如果说，前者是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教信仰之言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1］466难能可贵的是，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面貌进行了描述，涉及到其作家群落、书写形态、传播途径等，并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在圣经文学、灵修文学、救赎文学等主题领域的创作进行评述，最后落脚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论著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梳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中具有独特的贡献。#p#分页标题#e# 应该说，《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正是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新的文学史观、文学价值观。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若要表面地指出中国作家所受的外国文学影响，其实并非难事，但如果要深刻揭示其内在原因就不那么容易了。该论著并不是将中国当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做材料的堆积，而是在比较文学视野和方法的指导下，不仅理清了中国当代作家所受外来影响的脉络，而且从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入手，着重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造性转化”过程，深刻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外来影响下的变异和自身的民族化努力。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中外文学沟通的历史原因，为比较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显示了作者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身于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中来加以审视和探讨的开阔的学术视野。 二、中国当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 中国当代文学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是贯穿《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就曾说过:“每一个国家的文学，主要是自己的民族传统，这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外来思潮，不管什么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也好，浪漫主义也好，象征主义也好，古典主义也好，要在这个国家里生长，必须把根扎在泥土里，必须结合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欣赏习惯、美学兴趣等等，慢慢地和原来的传统融合，一部分被抛弃了，一部分被吸收了，然后新的民族风格才能建立起来。”［2］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界正在逐渐摆脱借鉴、模仿乃至照搬外来文学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的创造性发展，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应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努力的方向。1993年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就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颇为清醒的辩证思考，论著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论著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外两重原因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进而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机制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该论著指出:“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而激荡的文化潮流，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生存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置于这文化潮流中，它需要同时处理三个问题:如何鉴别地、有机地承受、吸纳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如何合理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文学传统;如何在主体文化格局中实现自身文化、文学机制的‘创造性转化’。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民族化的三层内涵。”［3］97“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不仅受到外来文化、文学的强烈激荡与影响，而且其根本动因在于其自身。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对其文化机制提出了变革要求，迫使这一文化机制内部产生强烈变革的要求与动向”。“但是这一解释只说明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外力影响与本土的社会现实动因。应该看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化还承传了一部分本土传统文化精神。”［3］70朱栋霖等人的看法正是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西来”说、“舶来品”说等简单观念的有力校正。 秉持中国传统文化参与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立民族品格的文化立场，《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时，也注意到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潜在关系。仅以该论著中的“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这一编为例，该编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中吸纳新潮而又坚守本土文化，在现代人学观念中接纳儒家人学思想的文化立场给与了关注。论著指出:“依据人的发现、人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儒家文化的态度，首先肯定其有精华，其次认为儒家文化要进入现代社会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也正是以现代人学观念为基础对儒家文化的吸收。”［4］520“以个体的人作为儒学现代应用的基础，势必会引起对儒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改造，如何在现代人学基础上汲取儒学精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需要实践的检验。”［4］532 论著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文化立场上，既看到了其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视，又发现了创作对西方现代人学观念的关注，同时还注意到了创作中渗透着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自觉意识。就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而言，论著认为:“80年代作家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士的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4］533论著选择了宗璞80年代的小说《南渡记》、《东藏记》等为分析对象，指出小说中所展示的人物是中国第一代具有启蒙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传统的儒家传统作为生命根基，又吸收了西方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华，“从而使他们对人的理解比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大大地扩展了，开始从儒家对群体性的追求转变为对个体的重视，这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人学观念的一个大的发展”。“现代知识分子人的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的士的精神既是士的传统的延续，又具有了现代的质素。”［4］542论著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充分个人化、个性体验化的写作，文化态度的分化，对时局的不同观照角度，都对古代士的精神在今日的弘扬提出了质疑。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实现士的精神的现代转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539可见，论著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对中外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不仅视野广阔，而且也有颇为独到的见解，它不仅涉及到了中外文学更为深层的文化层面，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这正是“创造性转化”的意义所在，也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合理途径。而贯穿全著的“创造性转化”，正是作者所要着力体现的重点。 总之，《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在对中国20世纪后五十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自觉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观察，而在这其中，尤其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外文化、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追求，顺应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论著通过对这种追求的论述，探索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并将促进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更加积极、自觉地建构自己的民族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论著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开阔了视野，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论著对中国文学追求独立品格的探讨，启示并预见了21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前进方向，这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讲，都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p#分页标题#e# 当然，《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这样一部系统论著也难免留下一些缺憾。首先，论著主要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的立足点，但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外国的传播，则有所忽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已经流播国外，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冯骥才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都有版本流传，而其作品《神鞭》在牛津大学还被编入教材;刘心武、王蒙、谌容、余华、王朔、张洁、残雪、王安忆等人的小说在日本也颇受关注等等，论著对上述情况尚无涉及。其次，论著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中外文学比较史”，而更像是“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与接受史”。论著重点关注了外来影响对中国文学的生发以及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理论建构既是对论著内在逻辑的约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们可以以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为研究立足点继续向前探索，也可以对同时期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进行观照;还可以在继续深入研究中国大陆文学的同时，对港、澳、台文学做系统的研究;我们既能从作家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也可以从作家间接接受影响的角度，在作家接受方式对其创作的影响等等方面，寻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因此，《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只能说是一部开创之作，而并非一部终结之作。
[内容]
在中学语文课堂上，围绕着同一话题，引起大家争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生意见分歧，有师生看法不一，有教师观点相左，有教师见解与语文内容或权威观点产生矛盾。运用比较的方法能够较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下面我分几个方面谈谈自己如何运用比较法在课堂上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解决学生的意见分歧。学生对同一问题看法不一致，这在语文课堂上是最为常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常会针对一个话题据理力争，各抒己见，课堂气氛热烈。每遇此况，我都注意认真揣摩他们意见的缘由和思想，去发现他们的“之所以然”，以便对症下药。例如分析“临事而迷”这一成语的词性及关系时，学生比较集中的看法有四种：偏正式动词短词、并列式动词短词、偏正式形容词短词、并列式形容词短词。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我只是把四个答案板书黑板上，不急着公布谁是谁非，因为留着悬念倒有利于诱发学生积极展开思考。我首先让他们弄清“临事而迷”的意思，这里关键是弄清“迷”是何义。“迷”是“迷惑、糊涂”的意思，它一般不能带宾语，同时能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反映了形容词的词性特点。进而我又组织学生回顾偏正与并列两种关系的特点，加以比较区别。通过多层次多方位的比较辨析，教师未下判定，学生却已经找到了正确认识，一致认定“临事而迷”是偏正式形容词短语。得出正确答案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结束，我还要让学生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或为什么错，从而掌握在课堂上已经演绎过的有效的解题方法。学生通过对一个问题的训练，不仅弥补了有关知识的缺漏，还纠正了以往解题的错误思维方式，从而提高了分析能力。
解决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在语文教学中应做到师生平等。我经常向学生宣传做学问应该不“唯书”，不“唯上”而“唯理”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认为做学问除了要谦虚外，还要有破除迷信，敢于怀疑，勇于向权威挑战的信心和勇气。学生倘若养成勤思考、常比较、敢质疑的习惯，那么不仅能克服死读书的僵化局面，还有助于他们积极开动脑筋，主动自觉辨清问题的是非，提高自学能力。这有助于教学相长，师生双方同步提高，真正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积极作用。另外，给学生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让他们与教师开展学术争论，并不影响教师威信，反而会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交流，使学生更亲近教师，信任教师，这无疑为“情感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剂，调动了学生学习语文的极大兴趣。师生分歧意见的比较，有利于教师捕捉学生偏见的根源，一旦发现，教师就紧追不放，授之以理，这也可以说是“欲擒故纵”吧。当然，让学生充分发表议论，对教师本身也是一种促进，必须在课前课后多花时间，使自己对教材的理解更深刻，处理更科学。有时我故意抛出一个错误见解，以刺激学生据理力争，在课堂上形成唇枪舌剑的局面，这样更能激发他们学好语文这门功课的欲望，而且也造就了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和胆略。
解决教师之间的意见分歧。调换课任教师在教学中是常有的事。新任教师复习旧功课，难免遇上这种情况：对某知识或某问题的看法与前任教师的意见不尽统一，甚至有严重的分歧。那么学生该听哪位教师的呢？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我的态度很明确，教师的看法不意味着永远正确，它只代表一家之说。面对不同意见，学生自己要动脑筋，比一比，想一想，谁更有理就听谁。记得组织学生复习宋代名家范仲淹的佳作《岳阳楼记》时，翻译“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这句话，我的译文是：“这就是（在）岳阳楼上（看到的）的雄伟景象。”或者“这就是岳阳楼（所面临的）雄伟景象。”而前任教师的译文则是“这就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当学生无所适从时，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语文老师意见不统一是常有的事，做学问不应盲从，要肯动脑筋，比较两个译文应好中选优。同时，我又启发学生联系上下文，融会贯通。上文“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描绘的对象显然是洞庭湖，而不是岳阳楼，那么下文中的“大观也”能说是岳阳楼的雄伟景象吗？当学生通过比较获得满意答案后，还认识到学海无涯，文无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道理。认识到要想获真知，就要善于比较选择，这样才能对所学的知识有更全面、更准确、更透彻的理解，从而真正消化和掌握。
解决教师与课文之间的分歧。“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常以此告诫学生要正确对待书本，树立以书为师，以书为友，以书为敌的观念，这样才能避免死读书。我鼓励他们在虚心学习的同时，对课本里的某些不合理的内容要敢于怀疑，并大胆指出。要解放学生的思想，教师就要身先士卒，为人师表。平时教学中为了激发学生大胆地“以书为敌”，我特别注意去发现书中一些明显的谬误，并在课堂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让学生去比较鉴别，判断出谁是谁非。课文中对成语“油然而生”作如下解释：“形容好的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产生。”对于这个解释，我不敢苟同，查询了几本词典后，更增添了决心否定它的信念。于是，我告诉学生，书上对“油然而生”的解释不妥，并造句说明——假如我们在黑夜时听到怪异的声响，或者突然遭受亲朋好友的误会，那么一种恐怖的心情或痛苦的情绪就难免油然而生了。所造的句子情理上无可挑剔，那么若照课文上的说法，所谓的“恐怖”或者“痛苦”又是属于哪一种好的“思想感情”呢？这种归谬法的推理和比较立即否定了课文中的说法。仅此我觉得还不够，树立正确的观点还要进一步以理服人，我对学生说，“油然而生”原指油在加温时达到一定的温度，其液体自然而然往上涨溢，后来人们借此来形容人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或刺激，某种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油然”侧重表现自然而然的精神状态，而不在于限制感情的好坏。我的道理论证让学生心悦诚服了。前几年初中课本中载有元帅的回忆性叙事散文，其课文题目为《母亲的回忆》。我把这个题目交付给学生讨论，让他们联系课文内容作比较。在教师的启发下，他们对《母亲的回忆》这个题目产生了怀疑，师生达成共识：只有把题目改成《对母亲的回忆》或《回忆我的母亲》，文章的题目与正文内容才能达到一致。近年来，这篇文章的题目果然改成了《回忆我的母亲》。许多学生在事实面前领悟到，尽管是名家名篇，其篇章结构、遣词造句也并非天衣无缝、白玉无瑕，只要肯于思考，敢于怀疑，勤于比较，读书就能读得主动，读得灵活，读出真谛。
事实证明，无论是教还是学，运用比较这种方法，解决语文教学中的各类矛盾，基功效不可低估。当然，要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在具体操作中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选择比较的对象要注意代表性，力求使学生通过比较，对某知识点或某问题的悟性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程度。其次，确定了比较对象和内容后，可提前布置学生预习，而教师更应认真备课，对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尽量做到胸有成竹。只有准备充分，才能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第三，要注意因材施教，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把握好比较内容的难度，难度适中，既能激发学生兴趣，又能达到教学目的。
1.对国外的比较教育停留在介绍层面。
比较教育学是因为“研究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发展”而出现在教育学科这个庞大的学科“族群”中。“关注国际教育发展，借鉴他国教育经验”为核心的知识领域，建立起它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当前很多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停留在介绍层面，单纯的现象描述居多，缺少文化层面的深刻分析，而且借鉴的国外经验，针对性不强，“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凸现出来。例如谈中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把英国概况、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一番，再说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启示，多是泛泛而谈，使这类文章参考价值甚微。
2.未能辩证看待国外理论。
对外国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的警惕性，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要给予充分的反省。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把建立在西方土壤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把用西方理论视角引入论文中的研究视为创新，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试问不研究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怎么可能做出“接中国地气”的好文章来？因此，对中国当前国情的准确把握，是搞好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外国教育也存在问题，它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就英国高等教育而言，它的质量世界闻名，可是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2010年12月，英国政府五次上调学费，加之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校外捐赠较少，导致高校建设资金短缺，引起社会动乱。再如，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著名高等学府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学生只有9%，亟待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可见辉煌的成就下也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因此我们在面对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时，必须辩证分析，使其在中国土壤里完成“意义转换”。
3.研究方法上普遍重“思辨”轻实证。
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方式），还是一门学科的关键支点。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描述，绝不仅限于“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分析，并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得出教育规律的新研究。然而纵观中英两国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章，发现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多从文献、官方数据中获取国外的教育信息，空想型的思辨文章大量涌现，鲜有植根于国外的教育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出现。众所周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缺乏文化内涵。
4.研究对象较片面。
一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借鉴垄断局面，使得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考察中英比较教育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国家。例如，我国对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较少；对非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所，其他大学几乎没有该项目的涉猎；在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上，也多是对巴西进行研究，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我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较为片面的，未能构建成一个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来保证该学科的多方面可持续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去向何方
教育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化”都是所有探索与讨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批判吸收外国理论，形成比较教育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提高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成熟度，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提升：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
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
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
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4.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放与综合相统一。
一、“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现状与前景
如前所述,在高校扩招的大背景下,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急剧膨胀,而日语专业便是这些比较“热”的专业之一。以河南省高校为例①,在目前省属的所有高校中,无论是公办高校、民办高校还是大学的独立学院等竞相开设了日语专业。与如火如荼的专业设置相比,日语专业的课程结构却不尽如人意。具体表现在片面追求与所谓经济现实接轨,在课程设置上明显存在短视行为。据笔者考察发现,一些高校只设置了翻译、口语、写作、商贸日语等实用课程。当然,若是对一个单纯以培养语言能力为主的语言学校而言这种课程设置是没有问题的,而这里要谈的是大学本科的日语教育问题。作为大学而言,除了要训练学生掌握听、说、读、写、译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外,还应该开设一些以提高学生艺术修养、培养审美情趣为目的的课程。为此,我们除了加强现有的音乐欣赏、电影欣赏等公修课程建设外,在日语专业课程设置方面,还要加强文学、文化课程的开设力度。从现实情况来看,几年来各高校都在不同程度地压缩日本文学课程的开课量。日本文学课程尚且如此,“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这门属于“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边缘”课程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据笔者调查,目前开设有“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的高校极为有限②。多数高校都“屏蔽”了这门课程。当前,高校压缩文学课程开课量,甚至不开比较文学课,究其原委,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认识上的偏差。众所周知,日本具有优良的文学传统,其文学渊源若上溯到《古事记》③的话,那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历史就有1300多年,这虽然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不可同日而语,但日本民族博大的文学传统却是令人惊叹的。
举世闻名的《源氏物语》成书于公元11世纪初,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是出自“紫式部”这样一位宫廷女官之手,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对于这样一个有着如此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近邻,我们还知之甚少,需要着力介绍。但我们大多数人确认为,日本无文学,即便有,也是中国文学的“翻版”罢了,是中国文学的“附庸”。这种错误观念直接导日语专业课程设置中“排斥”文学课程的现象。其次,另一种观点认为中日文学间没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这一看法,究其本源,与前面提到的认为日本文学是中国文学附庸的看法有某种联系。既然日本文学多是中国文学的“临摹”之作,日本文学也一直没停止过对中国文学的吸收,那么就没有把中日两国文学拿来作比较研究之必要。最后,日本文学“虚无”也好,中日比较文学没必要也罢,其实都是与我国当前浮躁的学风和高等教育的现状有联系。这里不再详论。那么,“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真的无开设之必要吗?非也。前面已经说了,日本文学深受中国文学影响,与中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正是从中国吸收了汉字后,才有了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作品《古事记》,④从此开始了用中国文字记载本国文学的历史。
当然,日本在用中国文字记载本国文学的过程中,想出了各种办法。例如采用汉字音读和训读结合来标注与汉字含义不同的日语语音;⑤不光是文字,日本先后派遣了19次⑥遣隋使、遣唐使来到中国,每次派使来访,都伴随大批的留学生、留学僧造访。这些留学生、留学僧访学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求书,学习中国文化。每一批遣唐使归国时都有大批中国的佛教、文学等典籍被带回日本。日本贵族也热衷于中国的文化,当时,王朝诗人以吟咏汉诗、汉文为时尚,而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不光是吟咏汉诗、汉文,中国的文学观念也被日本吸收、消化,从而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国风文学”。日本文学的巅峰之作《源氏物语》就大量引用《白氏文集》等汉文典籍。同时,中国的文学创作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歌创作理论。⑦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日本文学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学的烙印。当然日本文学也给中国文学以滋养,因此,两国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所以,在高校开设“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这门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二、“中日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课程建设的几点建议
首先,重视中日比较文学理论建设。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发轫于西方,最先是由欧洲学者提出的,因此在诞生之初,便打上了深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烙印,这一西方主导话语权的状况在比较文学上的具体表现便是长期无视东方文学的存在。虽然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但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在建立之初便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从目前通行的几种比较文学理论教材来看,均是比较文学的通论性教材。这些教材是针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整体学科所编写,编写体例存在重中西比较、轻中东比较的倾向。因此,中日比较文学理论的建设就不能完全倚重这些现有程式,而必须开辟符合中日两国文学传统的新路,构建适合中日比较文学的新理论。笔者认为,在构建中日比较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架构:中日诗学的比较理论;中日文学交流关系史的探源;对日本中国学的高度重视等几个方面。
其次,在理论构建的同时,重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实效”。有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一个个实效性的具体“案例”,我们才不至于空喊口号。另外,日本文学向来有轻理论的传统,也就是说,与理论建设相比,日本文学传统更注重对具体的描摹和刻画,注重对细节的近于痴狂的追求。我们在中日比较文学的课程建设中也不能受理论的束缚,而应该在理清中日文学各种现象的基础上,深入到中日文学的各种具体联系之中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考证、辨析。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甚至推而广之在研究中日文化中“重实效,而不能空喊口号”。在我国当前的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界这一点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作家与比较文学结缘的，鲁迅是极为重要的一人，受西方哲学、文学的影响，他不但从中外文化比较入手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而且始终以比较的眼光看待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自己所从事的各种文化活动如创作、翻译、批评与研究等。
1、西方哲学对鲁迅的影响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作为“西学东渐”的中转站，日本也是中国有志之士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开展进步革命活动的“自由港”。日本的七年求学生活使鲁迅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与文学，形成了他以文学救国的思想。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奉行的是著名的“拿来主义”原则，在进化论中他接受了历史发展的观点，而摒弃了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从而保持了一个思想家的自主与独立。更重要的是鲁迅将自己接受的哲学思想转化为实践，在进化论“青年必胜过老年”的观点影响下，几十年如一日的支持青年的进步，真正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进化论对鲁迅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成为鲁迅世界观的基础，而且为他的中外文化比较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2、西方文学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鲁迅非常重视文学比较，对世界文学的介绍、摄取与融化，是鲁迅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鲁迅独特的思想、文化素质的重要因素。《摩罗诗力说》与《文化偏至论》是鲁迅介绍、评价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要论文，也是中国近代比较系统的评价西方文艺思潮的论著，他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一个民族能否获得文化上的自觉，关键在于能否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反观自身。地域的阻隔，农业文明造就的封闭环境使中国人一直以文明古国而自诩，在对西方文明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自大；在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攻破了国门之后又一味的妄自菲薄。鲁迅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总体上是一个普遍进化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近代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政治、经济的失败，也是文化竞争的失败。它表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着某些缺陷，不仅仅是器物制度上的，更主要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即国民精神。据许寿裳回忆，1902年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读书时，就常常与他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原因何在？”等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人缺乏的是“诚”和“爱”，后来又将劣根性归结为“瞒和骗”“卑怯”。认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徐旭生与鲁迅讨论时认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听天由命与中庸，大约是惰性的缘故。鲁迅回答说“这不是由于惰性，是由于卑怯性。”“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自我安慰。倘他有了权力别人奈何他不得时，则凶残横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对国民性的批判在创作中是揭示了国人精神的贫弱、人格的萎缩，最显著的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阿Q正传》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同时中国国民的愚昧、麻木需要“別求新声于异邦”，把那些能够真正纠正中国文化本体偏枯，激发个体精神力量的东西引进来。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大力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而各种报刊和杂志争相译介西方近代的各种文艺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由此刷新了中国旧文化的面貌。鲁迅认为西方文明的根底在于人的个性与精神，中国要与列强竞争，关键是立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从“人的精神”层面揭示中外文化的本质区别，主张中国人应该在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世界先进文化，“五四”新文学基于启蒙精神，呼唤人的觉醒，追求个性解放，对国民的愚弱状态进行深刻剖露，鲁迅是其中最重要的奠基人和最杰出的代表。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被当时的青年认为是勇敢的反抗，鲁迅对这种反抗无疑是赞美与支持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中子君的话曾经风靡一时。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写出个性主义的可贵，而且指出了个性主义的脆弱。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为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做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时说：“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伤逝》中的子君就是中国版的娜拉，她的命运形象地回答了出走的结局，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不彻底，鲁迅对于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命运思考比易卜生来得更实际更深刻。作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巨人，鲁迅创造了融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文学。贯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深刻学养使鲁迅的作品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受果戈里、契诃夫、安特莱夫、拜伦的影响，他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手法交互使用，形成了一种融描写、叙述、抒情、讽刺、议论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因此成为现代文学“散文体小说”“抒情诗体小说”的开创者。在小说结构方面，也表现出中西皆用的态度，在《呐喊》与《彷徨》中近代西方小说的“横切式结构”约占三分之二，而古典小说的“直缀式结构”则不到三分之一，可以说鲁迅的创作是深受外国文学影响又完全具有民族特点的创作。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学走出封闭奏响世界文学华彩乐章的历史背景下，重温鲁迅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贡献具有着现实的意义。通过对现代文学史上中外文学交流历史的回望，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之路的泥泞与艰辛，而且重新认识了西方文化与文学影响下的民族作家与作品，从而为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算器型算法，评价准则
AbstractThereexistthreekindsofproblemsonthecomparativeevaluationbetweenthemathematicsduringtheSongandYuanDynastiesandtheabacusintheMingDynasty.Theyarethetoolingalgorithm,thevalueoftheconceptofskillandthestandardsofevaluationforancientChinesemathematics.TheuseoftheabacusmayberegardedasagreatcontributiontoworldmathematicsafterthemathematicsduringtheSongandYuanDynasties.
Keywordstoolingalgorithm,standardsofevaluation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宋元数学的成就（主要指秦九韶、李冶、朱世杰、杨辉等人的数学成就）被誉为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对宋元以降的明代珠算的评价颇低，人们不认为明代珠算是宋元时期之后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发展主流，珠算被认为无法与宋元数学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评价为“民用”数学或者“商用”数学。钱玉琮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到明代几乎失传”［（1）］。梁宗巨先生认为“朱世杰（1303年）之后，我国数学突然出现中断现象。从朱世杰到明程大位（1592年）的三个世纪，没有重要的创造……我国数学史家李俨描述这时期的情况时说：‘考试制度久已废止，民间算学大师又继起无人，是谓中算沉寂时期’，……1314年可以作为中断的分界线。”［（2）］梅荣照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宋元数学在元中叶之后不仅是没有进一步发展，而且是逐步倒退，甚至倒退到几乎被人遗忘的程度。”［（3）］
笔者认为，在宋元时期出现发展并在明代得以全面应用的中国珠算，［（4）］作为中国传统算器的历史性创造以及它作为实践应用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数学史界的充分认识。目前的评价没有把中国珠算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规律联系起来，没有把中国珠算作为宋元数学成就之后的又一重大成就，明代珠算与宋元数学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评价中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著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与数量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文化功能上比较，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赋予数学的是一种超越实用的宗教和哲学理性意义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赋予筹算体系的是一种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具有理性思辩功能的解释形式是《周易》的八卦体系）。［（11）］
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其实早在《九章算术》时就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开篇就写道“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刘徽对筹算的理解与筹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对“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给出形而上意义解释只可以由周易的八卦形式来完成。历史的演变使八卦的竹棍排演从器物层次上升为民族文化中的理性层次。同时也就在这个历史演变中，筹算从蓍草的排演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器物层中一种只有数量操作运演的形而下意义的技艺。中国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脱离了神秘性，当然筹算也就不能再具有表述“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形式上意义的宗教或哲学的理性色彩。正如刘徽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筹算只是八卦的形而上意义指导下的“九九之术”并且以“合六爻之变”来表现自己的技艺应用之“术”。中国原始竹棍排演变化中的神秘性（八卦）和数量性（筹算）的分离，最终导致了筹算在中国文化中只向技艺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筹算的这种技艺之术的价值取向，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表现的极为鲜明。沈括把自己在数学上创造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放在卷十八的技艺篇中，并把它与造弓有术、中医灸艾、散笔作书、僧医奉真等内容并列在一起。
中国文化赋予筹算的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使筹算无法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相一致，中国封建文人只能学经史以求闻达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只能“志道据德而游于艺”，对于处于技艺地位的数学只可兼明，不可以为人生之目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于是有秦汉之后的《九章算术》和盛唐时期《算经十书》的教学与传播。然而，宋元数学成就的取得却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和筹算的价值取向发展相背离。
宋代的秦九韶由于战乱而仕途不畅，进而研究数学。他在《数书九章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与道非二本也”。李冶作为金朝亡国之吏转而从事数学研究，他在《测圆海镜细草》的序中认为数学“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宋元时期另二位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杨辉也是仕途上未得到发展之人。
作为宋元数学家的群体（除沈括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些数学家都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技艺的层次上研究数学。其二，这些仕途没得发展的文人几乎都试图以数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至少是部分的价值）。
李约瑟先生论及宋元数学时指出“宋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除沈括外）大多数是流浪的平民和小官吏，……事实上，似乎可以指出，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帝国摆脱了官僚政治的约束，加上汉族学者当时在仕途中遭受种种障碍，这些都是促使这个时期中国数学达到高潮的主要解放因素。”［（12）］
梅荣照先生在论及宋元数学的独特发生发展的规律时，也特别指出了它与中国古代数学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差异，“在战争时期，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是在统治阶级堵绝了这些儒士们的仕途，或是这些儒士们不愿为异族的统治者服务，出现了弃经史从数学的局面，宋元时期就是这样，……这种从事数学研究的兴旺局面，是封建社会的和平时期甚至是唐初提倡数学并把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年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13）］可以认为，战乱及朝代更替、失落的仕大夫群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非技艺取向的理性追求等诸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才形成了宋元数学的奇异性发展。
宋元之后的明代，社会稳定、文人仕途有望、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归复和筹算的技艺型发展，使宋元数学失去了人才的来源、失去理性构造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在文人中保留和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失去特定文化氛围的宋元数学被历史遗忘是中国文化之必然。［（14）］
在明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归复和数学价值取向的归复，使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珠算按照技艺的价值取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筹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珠算的出现及发展，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作是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宋元特定时期奇异发展之后的历史回归。
如果说宋元数学的成就以及它的被遗忘是一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那么技艺型价值取向的筹算在经宋、元之后走向珠算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的历史走向。珠算的这种成果应当是也必然是中国筹算至古以来的重大发展。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分析，过高地评价宋元数学而又过低地评价明代珠算，实在是悖离了中国传统数学价值观和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
3珠算与数学评价准则
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向人们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表现实践应用问题的数学运演评价较低，那怕这种数学运演是算器本身重大创新也不例外。与此相反，人们对脱离实践问题的数学逻辑构造评价偏高，那怕这种构造在当时毫无实用意义也仍然如此。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更准确的提法是，人们在评判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历史地位和数学成就时究竟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评价理论体系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没有说明依据的评价准则，而且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许多比较评价中都没有论述其依据的理论评判准则。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是运用前人的、习惯的、西方学者运用的那种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显然不是在对中国古代数学理性思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潜在的、不自觉被人们确认的价值准则是西方数学在全世界推广而形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思辩过中国古代数学特征的西方数学价值评判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在全世界加以扩展，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了潜藏在科学技术之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现代西方数学的“一统天下”式的教学，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数学的价值尺度，西方古代数学演绎式逻辑构造的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认识和比较其它民族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作为数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自觉地被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并且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数学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那就会必然带来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其实，就是具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的李约瑟先生，也对西方数学模式的价值观心有疑虑。在比较中西古代数学时，李约瑟先生明确表示：“科学史家现在已开始怀疑：希腊的科学和数学‘偏爱抽象、演绎和纯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和应用’，这是不是一种进步。”［（15）］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一种特定的数学发展和构造模式。数学既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系统中一种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赋予数学不同的价值取向，给出数学构造模式的不同规范形式。数学的运演、表现形式、构造模式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特殊的结果”，“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16）］。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西方数学的模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人类数学的唯一模式，西方数学的价值标准也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古代数学唯一的评价准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象N·席文那样设问：“为什么评判非欧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早期欧洲科学就无需检验呢？”［（17）］
作为人类古代数学的比较，应从不同文化系统的数学模式中，提炼出人类古代数学的共有规律，并以此为价值尺度来客观地评价中西古代数学。笔者在比较评价《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时曾试图选择五个因素（建构内容的抽象性、操作运演的转换性、概念及运演的相容性、确定意向的整体构造性、数学方法的整体规范性）作为古代数学代表著作的评价依据。［（18）］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对数学评判的价值理论体系的认识还缺乏自觉性，理解还存在模糊性，我们的一些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关于《墨经》、关于逻辑体系、关于结构体系等）已经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19）］
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数学成就的评价是先有理论标准而后来评判史实，是一种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在先的比较研究。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史实的比较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虽然感悟到了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层次上对评价准则的思考，往往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感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表现出来。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而且还常常有民族情结之嫌。可以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数学的规律发展并且在明挥积极作用的珠算，应该在一种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公正的评判。当然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西方数学价值观先入为主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克服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所持有的西方数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20）］
4两点思考
宋元数学和珠算在评价问题上的差异，在两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一，数学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从人类数学史的发展规律上分析，数学的大发展几乎都是与文明的大发展相同步。西方数学的理性构造，需要一个安静的社会环境使数学家沉思，中国的实用技艺数学也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应用发展。这一点无论是从古希腊、文艺复兴、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还是从中国的秦、汉、唐、宋、元、明，都可以得到佐证。现在，如果把宋元的战乱时期取得的数学成果，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而把其后稳定环境大发展的珠算看作是数学发展中断时期的民用或商用的数学，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古代文明与数学的发展不和谐、不同步，中国古代稳定社会状态、传统的价值系统并不能支持和推动数学的发展。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与人类文明进程中数学发展的规律不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一种文化系统中数学作为一个子系统的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问题。
其二，数学史与数学哲学数学史实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依靠数学的理性思考——数学哲学的支持。然而，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恰恰缺乏有关数学哲学的理性思考。中国数学史中的评价往往处于两难之中，要么主观臆断随意评断，要么不自觉地暗用西方数学的价值尺度。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缺乏数学哲学的理论支持，有关古代数学的评价问题更是缺乏数学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思考。其实就是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地随着西方数学哲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西方的数学观已经远远脱离古希腊时代。就是今天西方所奉行的唯理性主义的欧几里得式的数学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21）］由此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应当改变与数学哲学相分离的局面，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应当接受数学哲学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230
2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455—456
3梅荣照．宋元数学的盛衰．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3）205
4华印椿．中国珠算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52．60
5李继闵．试论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中国数学史论文集（2），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11
6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38—39
7李文林．算法、演绎倾向与数学的分期．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2），46—50
8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175—219
9俞晓群．论中国古代数学的双重意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4），51—56
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64
11王宪昌．数学与人类文明．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58—71
1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93
13梅荣照．宗元数学的盛衰．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3），207
14王宪昌．文化价值观与宋元数学．大自然探索，1995，（1），124—127
15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336
16C.Smorynski.数学——一种文化体系．数学译林，1988，（3），249
17N.席文．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科学哲学，1984，（1），22
18王宪昌．《九章算术》研究中的文化观．北师大学报，1991，增刊3，23—28
19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5），15—18
关键词：汉族；藏族中学生；心理应激源；比较研究
应激(压力)(stress)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谢尔耶(Selye)认为压力是个体应对“外在需求”的一种特定的生理反应历程。这个“外在需求”如果自己无能力、无效率、无资源应对时，即是一种压力源(stressor)［1］。Selye的生理应激研究和Homes的心理应激研究都表明［2］，如果个体长期处于一种高应激状态下，会造成身心的损害。国内外已经有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紧张性的生活事件(又称为应激源)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生活事件(尤其是消极生活事件)的激增破坏了个人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处事常规，人们被迫消耗相当大的心理能量来加以应付。此时，人的主观体验常常是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反应。研究表明［3，4］，生活事件作为主要的个人应激源在中介因素的参与下，使个体产生应激状态，适应不良者最终可导致各种身心疾病和各种行为问题。青少年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群体，心理波动十分显著，是个体发展的“危险期”，对各种应激的承受能力也处于逐渐发展过程之中，在面对各种紧张性生活事件时，很容易出现各种不良的应激反应，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研究中学生常见的心理应激源对于中学生身心健康问题的预防和早期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的对象、方法
1.研究对象：成都市民族中学、成都市中学初一至高二汉族学生486名，其中男生247人，女生239人；藏族中学生326名，其中男生164人，女生162人。
2.研究方法：调查法。
3.研究工具：采用刘贤臣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5］，对汉、藏族中学生生活事件进行了调查分析。ASLEC由27项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根据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五级评定，即无影响、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统计指标包括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应激量两部分，事件未发生按无影响统计，累计各事件评分总应激量。
4.实测过程：整个问卷实测过程由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担任，其测验结果采用SPSS11.5数据软件包处理。
二、结果
1.汉、藏中学生生活事件总体得分比较
结果表明，在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因子上，汉、藏中学生差异显著；其他四个因子差异不显著；对汉族中学生生活事件排序(六因子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对汉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得分六因子结构进行方差检验，得分大小排序为：学习压力、受惩罚、人际关系、健康适应和其他、丧失。对藏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得分六因子结构进行方差检验，得分大小排序为：学习压力、受惩罚、人际关系、健康适应和其他、丧失。
2.汉、藏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得分性别比较分析
(1)汉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得分性别比较(T检验)
结果表明，生活事件六因子中，汉族中学生在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人际关系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因子中性别差异不显著。
(2)藏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得分性别比较(T检验)
结果表明，生活事件六因子中，藏族中学生在学习压力因子(P=0.014*)男女差异显著；受惩罚因子男女差异显著(P=0.004*)；在人际关系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因子中男女差异不显著。
3.男、女生生活事件得分汉、藏比较
结果表明，在男生生活事件汉、藏族比较中，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和健康适应等因子差异不显著；其他因子，汉族中学生和藏族中学生差异显著(P<.05)。在女生生活事件汉、藏族比较中，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和其他因子上差异不显著；健康适应因子汉族和藏族中学生差异显著(P<.05)。
4.汉、藏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得分年级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在生活事件六个因子上，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出现了年级主效应。进一步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在学习压力因子上，初一学生与初三、高二学生差异显著。
结果表明，在生活事件六个因子上，学习压力因子、丧失因子和其他因子出现了年级主效应。
三、讨论
1.汉、藏中学生生活事件得分差异分析
对汉族、藏族中学生总体生活事件得分六因子结构进行方差检验，得分大小排序均为：学习压力、受惩罚、人际关系、健康适应和其他、丧失。在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因子上，汉族学生和藏族学生存在显著差异；藏族学生比汉族学生面对更多的来自健康适应方面的压力。藏族学生更注重身体健康适应问题，这和他们独自来到内地城市学习的经历有关。在其他因子上，汉族学生比藏族学生的压力大，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因子上差异不显著。
2.汉族、藏族中学生生活事件性别差异分析
生活事件六因子中，藏族中学生在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男女差异显著；在人际关系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因子中，男女差异不显著。其中男同学来自学习压力和受惩罚的压力大于女同学，这可能由于女生比男生有着更适合于考试的学习方式，从而更易于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因此女生体验到的学习压力没有男生的大。也可能是由于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更高，父母对男孩子的期望也更高，使得男生在发展过程中感到更多的压力和焦虑。来自受惩罚的压力男同学比女同学高，这可从男女同学攻击倾向的差异得到很好解释。已有的研究表明，几乎在所有文化中男性都比女性更具有攻击性［6］，所以体验到的受惩罚的压力男性也比女性高。刘曦等研究也表明［7］，文化分离感和不和谐感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性别是个体在文化环境改变、文化冲突背景下能否适应、能否达到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男生比女生体验到更强的文化分离感，这种文化环境带来的个体不适感给个体也带来了压力。因此男生在其他因子上体验的压力比女生要多。
生活事件六因子中，汉族中学生在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人际关系因子、丧失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和其他因子中性别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汉族文化环境中男性和女性性别优势的差异越来越小，青春期的学生在生理上的成熟使他们的性别意识逐渐增强，因为他们在心理与行为上也逐渐趋同我们文化中的性别社会定型，即社会对女性和男性有着同样高的要求，女同学同样要面对与男同学一样的应激源。其中，学习压力排在首位，说明学习压力仍然是他们最大的、主要的压力来源，这与国内已有研究是一致的［8，9］。这也反映了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所带来的学生学习压力过大的现状。
3.生活事件汉、藏族比较
(1)在男生汉、藏族比较中，在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和健康适应因子上差异不显著；在其他因子上，汉族中学生和藏族中学生差异显著。藏族男生来自其他因子的压力明显大于汉族学生。已有研究表明，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相比，藏族学生具有孤独，不关心人，缺乏同情心，对人抱有敌意，情绪不稳定的特点［10］。因此，来自其他因子上的压力，藏族学生体验到的要比汉族学生多。从文化环境来看，藏族学生从以藏传佛教为主要文化背景的藏区或者牧区来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内地学习，文化冲突给他们造成了应激源。既有研究［7］表明，环境突变会给个体带来不适感。
(2)在女生汉、藏族比较中，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和其他因子上差异不显著；在健康适应因子上差异显著(P<05)。藏族女生来自健康适应上的压力大于汉族女生。中学阶段，女同学进入青春期(成熟期)，已有研究表明［11］，处于青春初期的女生对性成熟带来的种种生理变化(如身材、青春痘等)的不适应所导致的身体自我评价会降低。此外，被调查的藏族学生从小生活在藏区，来到内地学习后，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与藏区有很大差异，她们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她们缺少了父母和亲友的关心和照顾，社会支持减少，要更多地学会适应环境，因此她们体验到更多的健康适应压力，因此比起内地学生，她们的身体健康因子上的应激量要大得多。汉藏中学生总体得分健康适应因子上差异显著在此也得到了很好解释。
4.汉、藏族中学生生活事件年级差异分析
汉族中学生在生活事件六个因子中的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上出现了年级主效应。进一步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在学习压力因子上，初一学生与初三、高二学生差异显著。初一学生比初三、高一学生体验到更多的学习压力，这与他们刚从小学阶段进入到中学学习的转变有关系，无论是学习科目数量上还是学习难度和重点上都与小学阶段有很大差异，这时的学生会体验到更多的学习适应方面的压力。初一学生比高二学生学习压力更大。这可从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的发展特征得到解释。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发展迅速［12］，自我概念、情绪发展、逻辑思维都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应对应激源的能力加强。到了高二阶段的学生已经差不多掌握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对学习上的问题比起初一学生要游刃有余。高一年级学生与初三、高二学生差异显著。高一相对于初三和高二学习压力要小些，这个也可以从上面分析得到解释。处于初三的学生，他们有来自升学的压力，这与以往研究［13］一致。而高二是学生学习的关键点，这个阶段的学生为了保持住自己在学习上的地位，高二学生比高一学生在时间和精力上会投入更多，自然压力也会增加。在受惩罚因子上，初一学生和初三学生差异显著；初二与初三差异显著；初三与高一、高二差异显著。已有的研究表明，同一生活事件在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甚至同一个体的不同时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中学生的年级分布代表了各年龄发展阶段的划分。因此，在各个年级之间丧失因子出现显著性差异也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藏族中学生在生活事件六个因子中，学习压力因子、丧失因子和其他因子出现了主效应。进一步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在学习压力因子上，初一学生与初二、初三学生差异显著。在丧失因子上，初一学生和初二学生差异显著。藏族初一学生比初二、初三学生体验到更多的学习压力和丧失压力，这与他们刚来内地学校生活、学习还不适应有关系。从文化环境来看，初一学生从以藏传佛教为主要文化背景的藏区或者牧区来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内地学习，文化冲突给他们造成了应激源。已有研究表明，环境突变会给个体带来不适感。从影响学习的要素来看，刚来内地学习的初一学生，无论是学习环境、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方式等都与藏区有很大差异，尤其语言障碍是造成他们学习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其他因子上，高二学生和初一、初二、初三、高一学生均达到显著性差异。说明初中阶段和高一阶段的藏族学生比高二学生承受更多的压力。这与覃晓波［14］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藏族中学生心理问题的年级差异普遍存在，初一、初二是心理问题突出的阶段，高中阶段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即从初中到高中是下降的。这与中学生年龄特征中的不够成熟以及适应能力发展得不完善有关。因此初中阶段学生体验到的应激比高中学生多。初一学生有适应新环境的压力。初二年级是中学生学业的“分化点”，为了保持住自己在学习上的地位，学生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自然急剧增加，这会导致时间压力和其他压力相应增加；初三学生，他们有来自升学的压力，这与以往的研究［5］一致。而进入高一以后，高中的授课进度和课程难度大幅度提高，另外还要适应新老师、新环境和新同学，这都需要学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自然压力会增加。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在进行民族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尊重民族学生的差异，重视藏族学生群体心理发展的特点和差异，因材施教，以便提高民族学校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郑照顺.青少年生活压力辅导［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3：34.
［2］R.S.Lazarus.Frompsychologicalstresstotheemotions:Ahistoryofchangingoutlooks;Annualreviewofpsychology,1993;44:2-19.
［3］ThomasAW,Donatov,GraceM,etal.Theroleoflifeeventsfamilysupport,andcompetenceinadolescentinadolescentsubstanceuseatestofvulnerab-ilityandprotectivefactors.AmericanJournalofCommunityPsychology,1992,20(3):349-374.
［4］王天芳，张翠珍，刘雁峰，等.慢性疲劳综合征病人的疲劳、抑郁、焦虑与生活事件的特点及其相关性分析［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杂志，2000，9(2)：84-86.
［5］刘贤臣.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0)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K］.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106-108.
［6］张文新.青少年发展心理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440-441.
［7］刘曦，杨东.汉区少数民族学生文化疏离感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8)：547-550.
［8］王振宏.初中生自我概念、应对方式及其关系的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1，(3)：22-26.
［9］胜华，王极盛.中学生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16(11)：788-790.
［10］林崇光，杜亚松，何艳，等.藏、汉中学生自我意识与个性特征的比较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1，9(2)：99.
［11］张文新.青少年发展心理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51.
［12］DavidR.Shaffer.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M］.邹泓，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1.替代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或借助媒体自主学习方式要取代或部分取代常规的学校教育。这种观念或思潮在当代教育发展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当年电视出现后，就有人就指望用电视教育取代学校教育，学生待在家中就可以看电视学习，试图以此根除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弊病。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学校教育并没有因之而消失；后来出现了计算机网络，几乎同样的思潮又浮现了，试图以分布式学习和远程协作替代课堂教学，试图用网络学习替代学校教育，学生在家中利用网络自主学习，无须到学校上课等等。
不容否认，常规的学校教育有着种种弊病，正因为这些弊病的存在，才形成了推动教育改革的动力。但是，简单地以远程教育或借助媒体自学的方式去取代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则是不理智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远程教育自身也有弊病，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把远程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看作替代关系是过于激进和幼稚了，把两种教育形态当作相互对立、并加以取代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令人深思的是：每当一个新的信息工具面世后，就有类似的“替代论”出现。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工具至上”的理念在作祟；二是对学校或教育的最基本职能存在着误解。
2.并行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是两种互不干涉的教育体系或教育形态，它们可以并行发展。持该论点的学者们认为，远程教育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是教育形态的一次巨大的变革。因此，远程教育有其固有的优势和潜力，完全可以独立存在，与学校教育并驾齐驱。这种观点就为那些独立于常规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组织，如英国的开放大学、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等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
“并行关系”的观点，主要是在办学体制或机构组织的层面上分析远程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试图从理论上论证独立存在的远程教育机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们认为，远程教育机构或远程教育体制的出现，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环境制约的产物，也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反映，带有自己国家的特色。无论它与常规学校教育存在着并行关系，还是发展成其他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具体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对远程教育的要求。例如，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急需大量人才，而常规的学校教育又一时无法满足需求的形势下孕育而生的。它不仅独立于普通高等院校之外，而且像政府部门的组织体系那样，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都建立了相应的广播电视大学的机构。这种教育体制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可以有效地组织、实施和管理教育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无庸讳言，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本身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常规的学校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近些年来，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不断地遇到危机和挑战，与危机和挑战的斗争，其实就是与计划经济色彩的办学体制和观念的斗争。所以，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外在社会环境。
不难看出，“并行关系”观点的出现有着教育管理体系或办学体制的背景。若以这种管理体制为背景形成相关的理论研究或学科体系，难免带有外在的“行政管理”划分的色彩。那么，远程教育的研究就失去了对其自身发展最自然的探索；在这种观点支配下的远程教育的学术研究就被框定在某种“行政隶属”关系的范围内，而不是在整个教育的大背景下的研究，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结论就值得商榷了。3.融合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是一种融合的关系。认为当今远程教育与学校的面授教育这两种形式正在日益趋同，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澳大利亚学者史密斯等人认为，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有应用教育科学的普遍概念和原理才能解释远程教育和学习。远程教育的最终归宿是与传统的学校教育重新归并和统一。的确，远程教育和常规的学校教育在实际活动中也在相互靠近，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如在教学的层面上，远程教育有课堂面授的教育活动，而常规的学校课堂教学也利用各种媒体技术，利用计算机网络在超越课堂空间的范围上进行教学，越来越倾向让学生自主学习。而在教育组织形态上，越来越多常规的学校教育机构创办了远程教育，如某某大学的远程教育学院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远程教育机构也建设了校园和课堂，加强了课堂面授的教学形式。我国目前就面临着这种远程教育的发展形势。
“融合关系”的观点，揭示了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的共性，指出了它们在发展中的共有的做法或趋势。但是，两种教育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抹去它们之间的区别。远程教育毕竟是以远程的教育活动为主，有着远程教育特有的规律，不能因有课堂的面授而否定它的特色和规律。否则就不是远程教育。同样，学校教育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也不能因有自主学习和利用计算机网络的学习，就忽视课堂教学的基本特征，否定课堂教学的特有规律。两者的特定规律是不同的。当然，“融合关系”的观点要比“替代关系”和“并行关系”更进一步，更加接近对远程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关系的揭示。
4.互补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之间，既不是取代的关系，也不是并行关系或融合关系，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互补关系主要强调两种教育形态在整个教育工作中各有特点和分工，从整体的教育发展上看，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从整个教育发展的角度看（不是局部的），远程教育的出现，丰富了实施教育的方式和途径，使教育的途径多元化了，使得教育制度或体制也多样化了。虽然，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程度，远程教育的出现，突破了单一的校园围墙式的教育体系。同时，它与常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承担着全民教育的任务。所以，远程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也不是互不相干的并行关系，更不是相互“合并”的融合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依托的关系。
严格地说，远程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另一种形式”。从远程教育的最初形态——函授教育到现代远程教育的出现，它们一直是对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它们因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全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要求而出现，也因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而发展，更因现代视听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而有了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现代远程教育的出现，使得“学校”这个传统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层意义上看远程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它们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关系，在事业发展上是融合的关系。
参考文献：
[1]丁兴富。远程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基更。远距离教育理论原理[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
[3]南国农，李运林。电化教育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人类很快就要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中哲学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将会发生哪些重大变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和西方哲学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哲学存在的条件及其本身状况都不同于西方，它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走向必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然而当代中国是面向世界的中国，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与整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已融为一体。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哲学也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外，中国哲学研究还包含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等诸多方面，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当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联系，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具有世界意义，但从社会背景和理论来源来说主要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中外哲学界都很少有争议。分歧较大的是：它与在同一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下产生的现代西方哲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往往把被教条化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形态，并因它在基本倾向上与现代西方哲学不同而把这两种哲学完全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大都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西方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总是极端敌视。双方处于对峙局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遇到了重大挫折。许多西方学者就此宣告马克思主义“最终失败”。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内部也有人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信念。这种情况的出现要求我们既要重新考察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所是、特别是二者的产生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真实意义；也要重新考察二者一百多年来在各自的发展中遇到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困难，二者是否能够以及怎样去克服它们？二者是否还具有、或在什么条件下还具有生命力？只有对这些问题有符合实际的认识，才能对二者的前途和当代哲学的走向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二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在哲学发展中的意义，我国哲学界过去作了相反的评价：前者是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后者是从进步向反动的转化。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已有很大改变。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理论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左的教条主义和僵化倾向。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现在很少再有人简单否定。除了专业队伍外，许多专事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士也对之作了大量研究，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借鉴了有关成果。然而在这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转化的真实意义还缺乏深层的探索，而没有这样的探索，既有的成就也是不牢固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与以往类似的片面性。
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现在谁都反对。然而，即使在左的倾向占支配地位的时期，又有谁公开赞成呢？人们往往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甚至动机下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们是否会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僵化，这既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更取决于他们能否以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和僵化的人中，固然有它的反对者，但也有、甚至更多的是它的拥护者，有的甚至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们在某些方面未能越出近代哲学的视野，或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以致不自觉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实践原则。因此，如果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理解片面，即使有最好的动机，也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
对现代西方哲学不能简单否定，现在谁都同意。可是，过去也极少有人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对之简单否定。当时人们主要也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分析批判，而这不能说错了。问题在于人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远远离开了其实际所是。例如，当时大家都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是唯心主义泛滥。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哲学应当成为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学问，而不应当成为超越这个界限的形而上学。因此，按照传统观点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批判了一些它们正好要反对或超越的东西。
究竟怎样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的真实意义？这是一个涉及面广泛、内容复杂且带有较大敏感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界共同努力探索。我个人近年来对这方面的问题也曾反复思考，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等几篇论文中发表过一些意见。其中包括了如下两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现代西方哲学家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总的说来，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说，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说，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
三
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二者相提并论，也不表示这种变更具有永恒意义。二者在社会阶级属性和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重要区别。它们在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挑战，都需要进行新的变更。但二者的问题和挑战的性质不同，进行变更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这一点很少有人直接否定。重要的是要作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阶级属性与其具体的理论形态之间的联系，否则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正是由于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这二者的统一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在
理论与现实之间脱节的局限性，能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哲学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时，其所关注的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是促进现实社会的改造，为其指明方向，提供指导。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不仅是《提纲》的结论，也可以看作是他的整个哲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标就是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服务。因此它不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当作行动的指南；它不恪守任何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相背离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的原则与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既用来指导现实生活和实践，又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受到检验；它反对并超越任何封闭、僵固的体系，自然也避免构建易于变得封闭和僵固的那种全面完整的体系，而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并由此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就其理论本身或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所进行的各种现实的革命和实践活动，都取得了极其光辉和伟大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曲折。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有人以颂扬他的名义而曲解他的理论，以致他为了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曾不得不宣称“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在往后的一百多年中，围绕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一直都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的哲学也一再受到曲解。以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哲学家为主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眼界，自然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尽管他们有的也力图超越西方近代哲学，甚至以某种含混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把面向现实生活和实践当作哲学的新的方向。但他们却往往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的真实意义。他们大都仍然是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近代唯物主义等量齐观，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把这些哲学存在的问题当作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由此对之加以批判和攻击。例如，许多（甚至可以说是多数）有代表性的西方哲学家都竭力指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二元论”、“教条主义”。其实，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早期著作中，就已非常明确地把“实践”、“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当作他的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唯心主义和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界限，动摇了产生“二元论”、“教条主义”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往往有不同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所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上的差异都会使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眼界，从而有不同的认识。这种不同大都是正常的现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理解本身就需要考虑时期、地点、条件不同等多方面的因素。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或误解来说，情况也是多样的。最常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往往按照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它。例如，把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人本主义而继承其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主要看作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继承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理论对传统的先验主体性原则的超越以及对人的自由、实践性和历史性等的揭示，这些本来都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强调，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然而它们后来被许多人忽视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而往往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纯粹理性主义和非人的色彩，而这些正是马克思所竭力批判和超越的近代哲学固有的倾向。诸如此类对马克思哲学的偏离为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所进一步发展，后者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损害，有时使之陷入困境甚至危机。出现这种偏离的原因各有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但脱离现实生活和实践可以说是其共同特点。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之遇到困难，出现曲折，不是由于它本身存在内在矛盾或片面性，而是由于人们对它作了教条主义等脱离其实际所是的理解和发挥。既如此，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和曲折，就不是超越、更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被曲解或作了片面发挥的马克思主义返回到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实生活和实践为出发点，所以它能克服由于背离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造成的各种偏向和挫折，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思想克服了种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光辉胜利；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了“凡是派”等左的倾向，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紧紧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和实践，从而克服和纠正了各种背离现实和实践的左的或右的倾向，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并未给人们一张包治旧哲学百病的现成药方，而是指示了一条超越旧哲学、建立新哲学的现实道路，也就是使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紧密相联的道路。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险阻，受到各种干扰，甚至出现挫折和失败。但只要能紧紧扣住时代精神的脉搏，就仍然可以及时回到正确道路上来，在新的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
四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都很不彻底，甚至自相矛盾。它们往往以不同形式重犯、甚至发展了近代哲学的某些片面性。例如在激烈抨击其思辨形而上学倾向时，自己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理性独断和绝对主义作了可谓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却又因忽视或贬低理性的作用而往往走向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总的说来，西方现代哲学各个具体流派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只是在某些方面或环节上的超越，在其他方面则可能仍然徘徊于传统哲学的框架之中。只有从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长期发展历程的角度来考察，才能谈得上它们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就已基本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变更，现代西方哲学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的。
正因为如此，现代西方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严重得多。人们常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来形容其境况，也并非毫无根据。过去的偏向在于将其强调过分，仿佛现代西方哲学从来都不能克服其矛盾和困境，从来都不能获得进步。这当然不符合实际。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思维方式转型意义的变更，这种变更正是通过在不同程度上克服各个流派和思潮的矛盾和困境来实现的。不过，就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具体的流派和思潮来说，由于都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都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其特有的困境和危机。事实上，在现代西方哲学演化的这一百多年中，不断有哲学家惊呼所处时期的哲学陷入困境和危机，他们往往宣称自己的哲学理论的目标就是使西方哲学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然而他们同样由于内在矛盾而陷入新的困境和危机，甚至很快就被别的流派和哲学家所否定，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流派或一种哲学理论具有长远的生命力。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的哲学。
这种状况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随着英美分析哲学运动之衰落与殴陆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之受到挑战，现代西方哲学由于其两种主要思潮都未能摆脱自己的困境而仿佛陷入了全面的危机，西方哲学界也普遍地由此发出了克服危机、为今后哲学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的呼声。各种新的思潮应运而生，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要求不仅超越近代哲学，也超越现代哲学，特别是上述两种思潮及其对立，使哲学研究完全越出它们的界限。其中最为突出并被广泛炒作的要算所谓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它被一些哲学家渲染为实现了哲学上的新的变更，开辟了西方哲学的新时代，但又受到另一些哲学家的激烈非议，中国哲学界对它的看法也往往大相殊异。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潮？它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究竟能起何种作用？这是我们研究当代哲学走向时必须回答的问题。笔者的意见已在其他一些地方作了较具体的论述。这里限于篇幅，仅作如下简单说明。
后现代主义哲学除了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特定思潮以外，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含义。从英语Postmodernism（德法等西语类似）一词的语义说，它可以指现代“之后”或“后期”的哲学。由于“现代”(modern)通常泛指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运动开始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中文通常译为“近代”），因而后现代哲学实际上就是指从笛卡尔（也可上推到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哲学之后或后期（后近代）的哲学。还有一些哲学家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表示一种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维
方式，而不是时间概念。同一时代的不同哲学理论有的属于现代，有的属于后现代。从西方哲学的实际发展来说，由于从19世纪中期以来先后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思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因而具有后现代（后近代）哲学的意义。既然后现代主义的含义不是单一的，就应当按照其不同含义来看待它们的作用。
如果后现代主义被用来泛指19世纪中期以来整个西方以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为特征的哲学，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大体一致。既然后者在其发展中陷入了困境、甚至危机，那么单纯给予它们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新名称并不能使它们摆脱这种困境和危机。
如果后现代主义指现代西方哲学之后的哲学，或者说本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当代后现代主义，那么是否应当对它们作出不同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要看它们在理论上是否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从一方面说，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进行新的反思和变更的需要。他们大都对尼采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理论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以开辟哲学的新方向为己任。从揭露西方传统和现代哲学的缺陷和矛盾说，他们的工作是有价值的，至少能给人以启迪。他们所提出的反体系哲学和绝对一元论、反二元分立、反人类中心论、反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现代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然而，尽管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要求超越近代哲学，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但他们的哲学并未真正超越后者，在基本哲学思维方式上与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并无实质区别，仍然包含着后者固有的种种矛盾，不仅如此，由于他们对近代和现代哲学的批判（特别是对所谓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比前此的现代西方哲学更加走向极端，具有更为强烈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倾向，因而往往使现代西方哲学本来存在的矛盾更加激化。因此他们的哲学并不能适应对西方哲学发展进行新的变更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西方哲学的当代走向。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在本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哲学界曾轰动一时，近几年来却因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而有冷落之势。西方哲学家们纷纷在讨论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探索摆脱哲学困境的途径。以取代和超越以它为目标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等思潮也由之而起。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了一次国际性后后现代主义（AfterPostModernism。简称APM）学术讨论会。会议主题正是针对后现代主义的式微而探索哲学发展的新途径。会议的发起人、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Gendlin)等人会前通过互联网络组织了几个月非常热烈的通讯讨论。人们通过互联网络或电子信箱几乎每天都可收到新的讨论信件。会后这种网络讨论至今仍在继续。参与讨论者的哲学立场互不相同，但大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那些极端性理论提出质疑。会议发起人在广泛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后于1998年2月18日通过网络的关于APM会议的报告显然就体现了这种倾向。例如其中指出：
“‘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APM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
“虽然所有的词都带有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然而，我们能否比……以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作得更多一些呢？”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是破坏逻辑的基本原理及科学的‘客观性’的时期刚刚过去。我们需要一种对科学的力量和限制的重新理解并找到使科学对象重新概念化的道路。借口科学无为并不能改变那些仍然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那些假定和价值。而后哲学现在是、从来都是直接研究这些假定并探讨它们怎样才能可能的学科。”
“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
报告还从科学、文化、历史、伦理、语言等各个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关观点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
上面摘引的这些话语都表明，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数众多的哲学家已企图在“后后现代主义”等旗号下超越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后现代主义者的那些纯粹否定性、主观主义、
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克服后现代主义者的极端性和片面性，为陷于困境和危机中的西方哲学的发展寻找较为合理和健全的道路。不过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并没有越出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本世纪一些著名西方哲学家早已提出的理论的范围，他们也未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系统和充分的论证，多数还只是片断之见，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所谓后后现代主义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朦胧的倾向，谈不到已为西方哲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道路。但是，这种后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出现毕竟可以表明：当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哲学发展的新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总之，包括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也许在某些方面对近代哲学及它们以前的现代哲学的缺陷有所揭示和克服。但由于它们本身都包含着内在矛盾，脱离了现实生活和实践，必将陷入新的困境并为其他流派所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要超越其困境和矛盾，就必须超越它本身的范围。
五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二者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殊途同归，但由于二者无论在阶级属性或理论形态上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其各自的走向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特点。
论文关键词 法学语言 文学语言 比较 分析
一、法学与文学之间
法学学科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传统，遗憾的是，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其学科自主性的地位渐渐衰弱。究竟何为“法”？古今中外，众说纷纭。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各法学学者或者学术流派基于不同的考量，加之自身之外的因素限制，便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一般来讲，法是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权力义务为调整内容，以人的行为为调整对象，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社会规范。法保护或体现的价值是统治阶级认定的社会关系和价值。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才有的产物；法的产生有一个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发展演变过程；除此之外，法刚出现时便受到宗教和道德的极大影响，带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和道德印痕。毋庸置疑，正是因为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调整作用和规范作用，我们国家的社会秩序才得以保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有了保障。
文学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学一种特殊的反映生活的意识形态。简言之，就其本质，文学是作家从一定的观点出发，站在一定的立场，对社会，对人生所做的一种评价，是生活的产物。但是，它与哲学、社会科学等一般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它通过作家本身的审美体验和感受来反映社会人生，是作家审美意识的外化形式，因此，文学的反映对象具有特殊性，并有自己独特的反映方式。
现实地看，我们把文学作品从法学的理论研究中完全驱逐是不可能，也是不应该的。中西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通过文学作品去研究法律与社会，具体的法律研究中，文学可以弥补法律的某种不足。正如徐忠明所言：“文学作品的叙事角度虽然不乏‘正统’意识，但是，其中毕竟有着更多的民间思考、民间的视角。”文学不仅上演具体生动的典型“故事”，触动读者的同情心，体悟社会伦理意识，还会让你明白，光读《唐律疏议》、《名公书判清明集》这些是不够的，弄不好还会被蒙，不如听《红楼梦》中那门子讲“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护官符”来得中肯。文学作品总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或者从一定的角度去挖掘社会生活的真实，即“一般地说，文学叙事是对在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恰如其分的、合乎逻辑的‘真实’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真实’依托的社会，其实与历史‘真实’凭借的社会生活是基本想通的。两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文学作品长久以来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材料，当然，也能成为法学研究的重要资源。
二、比较——试从语言的视角
“法是语言！”无论是谁，也不管他是从哪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需要语言的支持。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者把法看成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意志需要借助语言才能呈现；持功能观的人认为法是工具，而工具却是语言。从实践中看，立法者们立的法是意志和命令，而这都需要语言的表达；司法官们的法是判决，判决需要书写语言；普遍守法者们的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法律规范中，权力的分配与制约、权利的拥有与义务的承担以及法律对自由、正义、秩序等法价值的追求都是凭借语言实现的。具体到法律的运作环节，立法机关制定颁布法律、法令时使用立法语言，它是法律语言的重要内容。被授权行政立法的机关，其制定的法规语言使用上与法律大致相同，是准立法语言。法律解释的语言，介于法律语言与司法语言之间，更与立法语言相当，可以归为立法语言。法需要语言来诠释，文学同样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传统的语言学认为，文学所要创造的是形象，而形象的塑造却需要一种语言的概念系统。语言是文学的媒介，文学文本总是由语言构成的，即有一定的语言行为及其产品构成，无论是作家创作还是读者阅读，都必须也只能根据这种语言特性——文学文本即便有无数种特性，也都要以这种特性为生成的基础，这就是文学的语言性。
然而，法学终究是法学，文学毕竟是文学，两者之间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法学语言重在追求真实性、准确性、严谨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强有力的证据效果。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这一点与文学的审美道德价值追求一致。柏拉图就曾在他的《理想国》中宣扬他的政治观，即艺术的社会作用是有益与规范。可见，柏拉图的文学艺术承担了亚里士多德的法律任务。其实，广义文学在我国古代有着很强的道德教化作用，统治者十分强调文学的政治功用，提倡“文以载道”，就是要有与正统意识形态相符的价值观和社会共识，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这种情况直到法学现代化之后才有所改观。
文学的语言则是以精神性、形象性与生动性的文学审美效果为其追求。文学语言是衡量文学作品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人们往往喜欢看到语言形式丰富、描绘形象得心应手的艺术作品。也就是需要在文学语言上琢磨，力达语言的性质要求。显然，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差异，也正是如此，我们才能深刻了解它们的语言，洞察它们的精神。
法学语言的适用性是其最大特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它的价值追求。就法的基本价值而言，主要是自由、正义、秩序，还有基本价值以外的一般价值，如效率、利益等。语言在法条里的表现通常是准确的、规范的，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自由决定了法律语言的表达要精确，否则会因表达过泛而造成对公民自由的侵犯；正义决定了法律语言必须是严肃的、中立的，这样才能树立法的权威，保证执行力；秩序决定了法律语言要合乎逻辑、富有系统性；效率则决定了法律语言最大程度的避免歧义化。法律用语的可替代性相当差。这些特点与文学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学是审美的学科。语言首先也是审美的，文学语言的功利性远没有法学强烈，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追求，使得我们在审美认识、审美教育的过程中可以达到语言的无拘无束，在不同的语境下选择适合的表达。
当然，有一点我们是必须明确的：语言和符号都是一定的“意义之网”，一方面它不可能完全传达“真实”，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全传达表达者本人对事实的感触。这就是说，语言的表达存在局限性。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的，但它首先要受到语言的规范，只有语言上规范之后，才能更有效的规范人的行为。当我们在进行规范性研究时，什么样的法律语言能够更好的追求正义，实现权力、权利、责任等才是要甚佳考虑的。法的意义在于法律实践的语言互动之中。法条是死的，法律机构也是死的，它们只有在语言的应用中才是有意义的，法才能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其灵魂正义也才能表现出来。文学语言是不能仅仅从符号的角度来理解的，它还必须从语用的角度进行考察，只有这样它的多重性功能才能体现出来。
三、分析：语境理解的命运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法学与文学同是一定社会物质条件发展下的产物，也都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关联，有相似的历史与文化语境。那么，我们也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辨别理论的正确与否。语言具有构造现实、影响现实的某种力量，法律语言的作用可想而知。法产生之后便在现实生活中运转，带来重大的社会影响。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还发生法律移植现象，其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本国所用。实践证明，仅仅是从抽象“正义”或者需要的角度去移植法律，而不考虑本国的国情和社会背景，不关注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法学语境性的必然要求。假如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法律语言的语境性特征，而是盲目的崇尚法条在社会统治中的无上地位，那么无疑会成为一种暴政，其他语境化的思想与做法必将就此湮埋。
西塞罗有句名言：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自由就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力，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和目的来选择行为。法学所说的自由是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追求自由是人生的价值和尊严的体现。但同样是追求，普希金在《自由颂》中的表达，却是文学语言超越性和审美性的体现。我们似可这样理解：法学语言有一种强制性规范的特点，有较大程度的客观性。而文学语言具有较多的主观性，是诗人审美态度的结果。文学首先是审美的，它在告诉你自由是什么的时候，更是唤起人们对自由追求的那份原始冲动。
“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这句古老的法学格言表明法和正义是分不开的。正义是法的目的，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通过权力分配、权利保护、责任承担等来实现正义，达到惩恶扬善的效果。其实，文学也是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方式，因为文学里蕴含着很多的道德评价，这能规导人们的正义价值观。法和道德之间是相互渗透的，某些道德规范往往具有相当的法律效力，这点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有深刻的体现，法也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我国德主刑辅的传统政法文化（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