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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科技发展，人文环境
1. 科学技术发展人文环境的界定
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人文学科的发展状况。广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社会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繁荣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起了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本科毕业论文格式，无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如何获得极大的丰富,人们也同样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人文科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支柱性地位。
（2）民族文化传统小论文。民族文化传统是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互动的。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族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科学传统的形成，特别是通过影响科学传统的科学价值观和科学世界图像的形成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3）社会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客体对于主体需要所具有意义的认识，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好与错、可行与不可行等的认识。它在人们头脑中起着认识向主观意向、向决策观念转化的中介作用，并最终决定着人们的实际行动。社会价值观念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科学家个人的价值观之中。
（4）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及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创造能力的大小，能在某些意想不到的方面激起创造热情和灵感小论文。而全民族的人文素质的高低又决定着科学技术工作者人文素养的高低。
上述四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
2. 人文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
（1）人文环境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美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不断营造和优化有利于科技发展的良好文化氛围。美国文化的积极方向是竞争意识、冒险精神、创业胆识和宽容失败。“二战”后至今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挑战，但美国仍在主要高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由此观之，文化环境起着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良好的人文环境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是先进文化的核心部分。一个有利于科技发展和创新的文化环境一定能够为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3）科技工作者培养创新思想需要文化环境的创新小论文。科技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是科技发展的最直接动力。这种创新能力的形成，除与自身的科学素质有关外，文化素质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4）文化环境创新为科技的发展获得了人道方向。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使许多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开始显现。为了找回科学的人性，使科学人文化，必须对它们加以引导和制约。文化环境便为科技发展规范了人道方向。对科学方案进行人道主义鉴定，对新工艺进行道德评价，对科学研究进行伦理调节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进行人道规范，这些都是文化对科技行为调控的准则。
3. 如何改善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1）培植适宜于科学生根和发育的价值观念
在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科学不容易结出能够再生的果实。科学能够顺利地发展，必须社会文化环境与它融合。科学真正能够良好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把追求真理当作基本价值的社会文化环境。只有唯真时尚成了一个社会文化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坚持的态度，科学的发展才会得到真正广大的支持小论文。
（2）强化人文涵养对科学工作者的积极影响
科学工作者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个性特征、人文学识等对其科学创造活动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科学工作者的意志、毅力、兴趣、激情和信念是其科学研究的动力之源。诚实、无私、公正、宽容、协作等品质是科学创造的必要前提。
（3）发挥正确自然观的导向作用
为了持久而广泛地促进科学造福于人类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减少和避免科学的应用给人类带来危害，必须纠正各种有碍于科学造福于人类的自然观和价值观。一是要用以人为本，以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科学的应用促进自然良性循环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长期协调发展。二是要从对功利与非功利和物质与精神等问题的辩证思考出发，引导科学的合理应用，既避免近代以来功利主义一味追求科学的物质功效的片面性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又克服当代新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想性。
4. 对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的几点思考
（1）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培育风险意识。科技的发展随时可能遇到技术、市场、财务、管理等多种风险，所以科技工作者需要有“入虎穴” 的勇气和魄力，直面各种风险。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培育风险意识，应该宣传成功个人的创新事例。
（2）构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必须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结合的道路。
工业化以来人类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人文精神的萎缩所造成的当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失衡，是工业文明的病根之所在小论文。对此，人们提出了两条基本的途径以促进这两种文化的统一：一是用人文文化唤起科学的人文精神，重建科技理性；另一条途径是借科学发展的自身逻辑使科学从根本上人文化。
（3）构建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改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建立新型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
我国国民人文素质不高已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知识的贫乏，人文意识的不足，人文精神的失落，使科技发展的前沿所提出的大量人文社会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建立崭新的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本科毕业论文格式，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建立人文素质教育模式，必须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创新。
（4）构建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原创性与拿来主义的关系。我们要学会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来获得知识和成果，但作为科技政策的基点，更要突出原创性科研活动本科毕业论文格式，强化原始创新。我们既反对非理性的民族狂热性，也应摒弃低迷沉沦的民族自卑心理。一个国家或科技经济实体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努力探求原始性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小论文。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的关系。在现代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因素和制度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科技界在谈科技创新时，容易出现重技术轻制度、重专业轻管理的倾向。相对于科技创新本科毕业论文格式，通过体制创新完成制度变革的变量更多、作用更大。
个人创新和集体创新的关系。科技创新离不开人的智慧的充分发挥，也不排斥个人的重要作用。但在大科学时代，现代科研活动和创新实践更多的是团队协作的结果。时代欢迎创新方面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和宽容态度，呼唤带领团队创新成功的帅才、将才和领导人才。
总之，面对新世纪新的文化环境和高科技发展的主题，我们全社会应该重视和关注。对此，我们都应自觉地担负起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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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科学知识都是技术体现、建构或诠释的
在地球上当你观看日落时,通过旋转太阳镜上的偏光镜你就能看到这种情况。从以上论述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成像技术所制造木星知识的条件性和丰富性。如果用伽利略的望远镜来看,木星就是一片模糊,除了能看到木星具有卫星之外已经制造不出更多的知识来了。例如,由木星自身辐射的红外线即使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也无从知晓,因为对于光学望远镜来说,红外线“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这就像人无法感知到空中有电波一样,只有当拿来收音机收到电台声音的时候才能感知到存有电波。而在以上所述关于木星的观测中,只有通过红外设备才能够发现和“捕捉”到红外线,再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性设计将红外线所反映的信息“翻译”成视觉图像,从而制造和推知出上述关于木星的众多知识来。很明显,木星的这些知识都是依赖于现代技术制造、建构、诠释或翻译的。对此,伊德说道,“这种新产生的科学知识比以前的例子更清楚和更明显地说明,这些科学知识只有通过技术为中介,它们对我们来说才是可能的。在这个层次上,科学的技术体现才彻底显明。”当然,对于简单的知识来说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技术来探知,尽管人们甚至不会觉知到运用了技术,如前面所举粉笔之类的简单例子。但是,不管简单技术还是复杂技术在制造知识的诠释的本质上都一样,只是简单技术制造的是简单一些的知识,复杂技术制造出来的是复杂一些的知识而已。总而言之,科学知识都是技术体现出来的,没有相应的技术就不会有相应的科学知识产生。
二、对技术所蕴含科学原理的理论解释
众所周知,任何技术总是蕴含一定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的,这是技术“有用”的基础。如果对技术中的科学原理追求一种本质上的理论解释,就可能逐渐形成科学理论。西方文明正是循着对生活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追求形而上本质解释的主线前进的,进而萌芽、发展与形成了现代科学。由此可见,执着追问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对于产生现代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研究伊德科学现象学中技术先于科学的存在论关系的重要源动力。对于技术蕴含科学,伊德阐述了两层意思:一是,任何技术都蕴含着科学原理,这是技术能够被实施的根本性前提条件。只不过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其蕴含的科学原理是事先就已明确的,而前科学的技术蕴含的科学原理是不明确的。当然,即使是现代技术,技术的使用者对于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往往也是不明确的(如医生对于医疗仪器的科学原理往往就缺乏了解)。伊德说,技术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性,科学原理在人们技术性“操劳”的时候实际上在为技术服务。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实际上科学是技术的‘工具’或‘用具’的意思。二是,简单的技术蕴含着的科学原理较为简单,越复杂的技术越是包含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伊德选取了三代典型的技术来予以分析。首先来看弓箭技术的例子。不管是长弓、弩弓、骑射弓、“火箭”或“闭合箭”,这些弓箭技术虽然几乎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实践中单独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所有的弓箭都是‘相同的’技术,在这种技术中,投掷物(箭)是由弓和弓弦的张力来推进的。”从力学原理来讲,不管哪种弓箭技术,都是弓和弦在弹性形变的基础上产生的弹力作用在箭上,从而推动箭射出的。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1/2kx2=1/2mv2或冲量定律Ft=mv,就可以计算出弓箭的威力与箭的射程等。其中:k表示所用弓与弓弦的平均弹性系数;x表示弓弦离开零外力时位置的距离;F表示弓和弓弦共同产生的弹力作用在箭上平均大小;t表示从张满弓松开手到箭离开弓弦的作用时间;m表示箭的质量大小;v表示箭离开弓弦时的初速度。这样来看时这些技术并没有本质差别,换句话说就是:它们都能用相同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来解释。尽管古人不知道这些科学原理,但并不影响他们制造和使用这些简单的弓箭技术。其次来看伽利略的望远镜的例子。伊德认为,望远镜技术是从古代最简单、最原始的技术到现代最复杂、最先进技术的转折点上的典型技术。伊德说,“在我所命名的技术-科学中所发生的第二步,是在成像技术中产生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这是随着光学透镜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而发生的。”伽利略使用望远镜的确发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显然他并不是先知道望远镜技术的原理才去观察的,但是他在发现了望远镜的“好处”之后开始了思考光学原理而尝试改进该技术。尽管科学史家沃尔夫说伽利略在光学研究方面并无成果,但是对于光学原理的思考确实是后来光学技术进步的前提。科学史的事实证明,主动对技术之中的科学原理寻求理论解释,是现代科学诞生以及技术持续进步的必要条件。最后来看新天文学之类的后现代技术的例子。伊德引用了《新天文学》的话说,“新天文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部分原因是在20世纪30年代偶然发现的来自地球之外的无线电波。”显然,这是一个截然不同于以往天文学发展的全新例子。因为无线电波不同于可见光,无法通过“自然”技术“看到”,而是需要既有的“人工”①技术来诠释和体现出来。能够发现地外无线电波本来就是无线电技术在实践中“先在地”存在的结果。而对蕴含于感知无线电技术中的无线电波可翻译为声音或影像的原理进行本质上的理论解释却是后来射电天文学迅猛发展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了承载新天文学的技术平台之后,再追求对“技术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作出理论解释,这时候人们才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开辟出“射电天文学”这门新科学来。由此看来,科学就是在对为技术服务的原理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解释之后形成的,越是复杂的技术越是蕴含庞大的、多学科的知识,越需要理性的参与和前期积累,也越难自发形成。因此,现代科学只在具有发达古希腊科学文化背景下的欧洲诞生。而望远镜技术由于蕴含较少的光学、物理学知识,在实践中“拼拼凑凑”还有成功的偶然性,所以望远镜可以见诸于多个文明当中。至于简单的弓箭技术只蕴含了一些基本的力学原理,因而不论文明程度如何,都能自发产生,所以才会如伊德说的那样:所有的古代文化都有弓箭技术。
三、科学与技术的“接力”关系
从以上“技术蕴含科学原理”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可以觉察到:古代技术和“第一次科学革命”的现代技术由于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较为简单,较多地表现出了自发的特性,所以在没有严格概念体系和逻辑推演的社会中也能够产生和存在;“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后现代技术由于所蕴含的庞大科学理论体系需要“第一次科学革命”理论产物的“人工”技术平台,而此较为复杂的“人工”技术平台又必定是在原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制造出来的,这完全只有在对概念化的科学体系达到自觉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所以,“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技术无法在科学处于“经验层次”水平的社会中产生。也就是说,具有“第二次科学革命”特征的“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表现出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交互关系,这类技术完全不可能在科学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水平的社会中产生。正因如此,伊德把当代科学称为技术-科学,他认为当代的技术与科学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整体。他说,“技术-科学的秘密,以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后现代的关系,都没有被发现。一种文字游戏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当代科学完全是技术化的科学(technoscience);而大部分当代技术也都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科学是科学和技术杂交后的产物,在同一个杂交体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类似体育比赛中的“接力”关系。根据科学史可知,若能将简单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与知识进行“提纯”,从而促进系统的科学理论产生的话,那么系统的科学理论又可以推动人们设计制造出较为复杂的技术性仪器设备,从而进一步又对复杂技术负载的、体现的、诠释的新的科学理论进行“提纯”,如此不断螺旋递进,表现出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接力”关系。但需注意,这里有一个“瓶颈”,那就是从自发的技术“跃迁”到自觉和自为的技术阶段时,有一个对自发技术中所蕴含科学原理的“提纯”工作要做。当人们对自发技术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提纯”不出来时,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次”的科学阶段了,这时候也就无法产生现代的技术。而现代技术不能在实践中使用的话,所蕴含于其中的科学原理就“无从服务”、“无所依附”,进一步的科学“提纯”工作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也即科学就没有了发展的逻辑前提。打个化学上的比方,当人们纯粹只是根据经验从颜色、状态等层次来把握物质变化时,很难驾驭化学反应制造出想要的物质,也不可能产生现代化学,如古代炼丹术。而只有追问理论本质,逐步地将各反应现象背后的规律、原理弄清楚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现代化学,从而驾驭化学反应,制造各种想要的化学物质来。这里经验层次的技术指的是自发的古代技术,而理论层次的技术则是自觉、自为的现代技术。是否能够从经验中进行理论的“提纯”决定了是否能够超越古代技术层次进入现代技术层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瓶颈”。这个“瓶颈”其实就是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含后现代技术)的分界线,在前已提及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技术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技术之间就是非常明显的。显然,这个“瓶颈”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那道跨不过去的“坎”。从技术中“提纯”出科学理论的能力就是突破“瓶颈”的能力,在越过了这个“瓶颈”之后的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就会表现出强强组合的“接力”关系,也就是“强者愈强”。这是欧美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持续进步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这可以从古代中西方科技发展史的对比中得到印证。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在自发技术框架内发展的,缺乏从技术中“提纯”出概念系统的科学理论的过程,因而古代中国没有能够实现对“瓶颈”的成功“跃迁”,从而只能停留在古代技术的经验科学水平,无法进入现代技术这一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更高技术的新阶段。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说,“整个说来,中国和西方在科学上相互影响的程度似乎非常微小,以至使人感到这种富有成果的交流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至于技术方面,情况便大不相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书中从几个地方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在15世纪以前,西欧的技术可以说落后于旧大陆的其它任何地区。从经院哲学中可以看到的过分严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不可能对亚洲思想家有任何吸引力;近代科学确实必须冲破这一外壳才能诞生。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古典科学作品确实是一项宝藏,甚至比虔诚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取的经典还要宝贵。但在13世纪时,这些科学作品对于西欧人来说,并不是全都可以得到,而且,在文艺复兴和维萨留斯及伽利略的时代之前,其中没有一种著作被充分地吸收到欧洲人的思想之中。当然,这些著作可以从阿拉伯文译本中得到,中国本来可以比欧洲人更便利地得到这些著作,但是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得到它们,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对理论缺乏兴趣,而这些理论却补偿了欧洲在技术上的贫乏。”好一个“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对理论缺乏兴趣”,所以,尽管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实际上有着长长的交流史,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古典科学作品其实中国都能够从阿拉伯国家得到,完全可以取西方人之长补己之短,但由于中国对理论不感兴趣而“没有得到它们”。反过来,中国的长处却恰恰被西方人“取”走了。李约瑟是这样说的,“在公元后整整十四个世纪的时间内,技术上的发明尽管缓慢地、但却大量地从东方传到西方。”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人为何取不来西方人的长处,应该说与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确实必须冲破”的“过分严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这一“外壳”不感兴趣有重要关系。因为“近代科学确实必须冲破这一外壳才能诞生”,所以“从经院哲学中可以看到的过分严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不可能对亚洲思想家有任何吸引力”这种状况,应该是造成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科学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概言之,科学的诞生需要有较高的经验技术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提纯”其中的科学理论才能产生近代科学。如果没有整整十四个世纪的技术发明大量从东方传到西方,欧洲也不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是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如果加上擅长从技术中“提纯”理论这一条件,那就构成了近代科学诞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了。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之所以迅猛发展,的确得益于他们对“逻辑学严密性”的理论思维感兴趣,从而跃过“瓶颈”,实现了科学与技术“接力式的”持续进步。如科学史记载的,开普勒在望远镜发现了大量新的天文现象之后为了对其进行解释而研究光的折射,并于1611年出版了《屈光学》一书,目的就是为了对望远镜技术寻求科学解释。尽管开普勒未能得到明确的科学定律,但他提出的透镜焦点,光轴等最初的几何光学概念却是理论思维的结晶,为后来技术与科学的进步开辟了道路正是由于理论思维的巨大作用,所以现代西方就能够从技术中“提纯”出科学来,进而运用科学又推动技术持续进步,如此螺旋上升,结果成功越过了“瓶颈”,最终进入现代、后现代这一科学与技术既紧密相连又相互支撑发展的“接力”阶段。例如,如果没有二战期间开发的高灵敏度、高效率的雷达设备,就不会有无线电物理学的长足进步,也不会产生新天文学。对此,伊德说道,“新天文学是随着20世纪中叶发生的技术发展而出现的。这个回答在此暗含了新的技术发展———这次是无线电技术。”也就是说,技术的发展引出新科学,新科学的发展又将引出更新的技术,如此“接力”前进,这就是当代技术-科学发展的特点。
作者：文祥单位：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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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洋务运动；近代科学；进化论；科学体制
中图分类号：G322.9；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30-0218-01
前言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研究中，洋务运动一直是专家学者们不可跨越的研究对象，也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专家学者对洋务运动产生的原因以及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各种企业和失败的原因都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做了详细的研究。但是，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洋务运动进行研究的著述还比较少，因此，本文正是着眼于这个角度，从洋务运动兴办的各种企业，以及在当时中国相关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理念以及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科学体制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梳理。
一、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企业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残酷洗礼，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也使得当时的清朝政府意识到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差距，这在当时的清朝政府内部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论，但是清朝政府将战争失败的原因仅仅归结于西方国家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换句话就是洋人有着坚船利炮。这就使得清朝政府内一些开明的官员和有识之士意识到，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挽救当时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当时以李鸿章、张之洞和左宗棠为代表的清朝官员在清王朝的支持下，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向西方国家学习。但是，这些代表学习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在民用科技方面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使得民营经济和企业长期得不到发展。洋务派官员开始培养人才，组织大量的人力资源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进行翻译和引进。除此之外，还设立新式学堂，培养大量新式人才，向西方国家派出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一）军事企业的创办。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大清朝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坚船利炮的威力，先进的武器可以攻城破敌无坚不摧。因此，洋务派官员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购买先进的军事设备和强制弹药，聘请西方优秀的军事顾问和人才创立自己的军事企业，制造大量的先进枪支弹药，企图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持清朝的进一步统治。
（二）先进化工技术的引进。洋务派在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的过程中，意识到化学工业技术的重要性，随着西方先进化学制造工艺和技术的不断传入中国，洋务派开始创办相应的化学用品企业，生产基本的化工产品。例如，上海制造总局首先创办了生产硫酸的工厂。除此之外，在上海创办了生产火柴的工厂，并且能够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三）冶金技术的引进。中国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和发展也是由洋务运动开始引进并发展壮大的，我国最早的炼钢厂就是由洋务派建立的，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也是由洋务派从国外引进的，当时企业的技术人员也是从国外聘请来的，由此可见，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和壮大与洋务派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中国近现代先进思想的引进和发展
科学技术思想是决定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科学家是进行科学思想研究活动的主要主体，科学技术思想是科学家经过长期实践发展得出的结论，是探索自然与社会的具有指导性的思想理念。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侧重于技术层面，而忽视了科学思想方面的研究与发展，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始终处于模仿阶段，而不能进行第一手的创新。虽然一些先进的科学思想被引入中国，例如进化论和机械论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思想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寻求变法图强提供了强大了思想依据。例如，当时影响最为巨大的进化论思想提出渐变的思想理念，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是一个不断变化向前发展的过程，这就极大了颠覆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对于上帝的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就是其中的代表，达尔文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中生物发展的必然律，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是生物演化的基本途径，
三、洋务运动下近代中国科学体制的发展
有学者提出，社会体制是人类在生存生活发展过程中，由于在共同的目标下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生活的活动的过程。现代科学已经证实，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化建立的标志是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而洋务运动时期的一系列科学活动是近现代中国科学体制化发展的初始阶段，例如，科学家和相关科学研究机构的出现都是科学体制的重要标志。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科技方面巨大发展都为中国科学体制的建设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洋务派建立的近代新式学堂为培养新式科学人才提供了基础，科学思想的传播、普及科学的期刊和杂志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但是洋务派在促进中国近代科学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方面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结语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洋务派不断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科学思想，从蒸汽船到新式炼钢厂的建立，再到火车和电灯，从微积分到达尔文进化论都是通过洋务派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洋务派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思想不仅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也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思想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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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技传播学；历史渊源；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4-0011-05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and Discipline Development
Zhai Jiequan ，Chen Shuangs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origi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STC） studi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TC studies grew up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currently being developed into a discipline.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re are three tasks need to be completed in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 how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esearch framework and its theoretical basis and to develope a innovation paradigm of the STC studies.
Key words 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Historical origi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科学技术的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是科学技术领域的三大基本现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内在地与科学技术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科学技术相伴而生、一同成长，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但相比而言，科技传播研究的孕育与产生却已经到了20世纪。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研究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针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科技传播研究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科技传播研究开始朝向建立一门真正的学科的发展阶段迈进。而科技传播学要成为独立的学科，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确立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
1 科技传播发展的三大关键节点
科技传播的旅程起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最初内含在人类的知识与技能传承之中，后来则从属于人类知识教育的一部分，直到近代才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近代科学阶段，科学共同体内出现了专门服务科学家交流新知识的科学杂志（如1665年就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同时诞生了两份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杂志《学者杂志》和《哲学汇刊》），科学家们也基于推进科学的需要积极面向普通民众传播新科学。例如，作为实验科学创始人的伽利略就曾用意大利语（而不是当时学者们惯用的拉丁文）和“对话体”（以三人对话辩论的形式）撰写了两部著名的“对话”――《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和《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其目的应该就是以让普通人都能够读懂的方式来传播新科学。伽利略可以被认为是近代有科普意识的第一人，可以被称为近代科普之父[1]。
近代阶段的这种科学传播仍然是从属于科学的，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科技传播真正受到社会的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应该说已经到了19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了“科普”一词（最早是在1836年）和被称为“科普者”的一批人。科学在19世纪的时候已经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科学论文里充满了“只有大学者们才看得懂”的专业术语，大多数领域的科学知识已经发展到超出一般大众所能理解的范围，于是出现于18世纪末期、表达“普及”涵义的英文单词“popularize”（意思是“使……通俗化”），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开始被用于科学与技术。“一种新的职业正在开拓，那就是科学普及者（popularizer of science）和科学
作家”[2]。
19世纪的科学领域获得了快速发展，19世纪的技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奇的发明。不断涌现的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而公众的兴趣又激励了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技术的热情，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热衷于科普的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职业演说家，他们撰写科学文章介绍科学新知识和技术新发明、周游全国发表科学演说、演示令人惊叹的科学实验，极大地促进了科普在当时的活跃，使科普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科普在当时还未成为一个研究的对象。学者们真正把科学普及作为研究对象，已经到了20世纪之后了。英国著名科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应该说是最早关注并研究科技传播现象的学者。在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他利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了科技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问题[3]。
伽利略时代科学家的科普工作、19世纪科普概念的提出、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发展史上的三个重要的关键节点。伽利略时代的科学家们积极面向公众传播科学，并显示出了比较明确的科普意识，虽然这种传播主要还是基于让社会接受新科学的需要（即主要是源于科学本身的需要），但正是这样的目标和需要促进了科技传播最终走向独立。19世纪40年代“科普”一词的出现和一群热衷于科普的“科普者”的出现，意味着作为科技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普已被认定为一类特殊的社会活动，因而可以认为是科技传播真正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而贝尔纳在20世纪30年代对科技传播的关注和研究，意味着人们在这个时代已经认识到了科技传播的特殊价值，认识到了有必要将科技传播现象和问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
2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主要源头
我们可以将贝尔纳对科技传播的研究看作是科技传播学的发端。在《科学的社会功能》这部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著作中，贝尔纳分析了科技传播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科技传播的建议，认为“科学情报（Scientific Information）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技传播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传播的问题”。通过改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通过向民众普及科学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所起的作用，是贝尔纳关注科技传播问题的基本原因。贝尔纳之后的科技传播研究在许多方面事实上都是沿着贝尔纳所指引的方向发展的。例如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科技传播的理解也基本上像贝尔纳一样把科技传播分为科学交流和科学普及两大基本方面，科技传播研究大体上也主要围绕科学交流与公众传播两大方向发展。对科学交流的研究分析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交流，发展出了科技情报学这门重要的学科。贝尔纳所关注的科学与传媒、公众理解科学等等问题也成为后来科学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4]。贝尔纳所开创的是科学社会学传统的科技传播研究，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源头。
科技传播实际上包含一个广阔的领域[5]，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包括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还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传播扩散。而最早关注并研究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传播扩散问题的是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例如，194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瑞安（Bryce Ryan）和格罗斯（Neal Gross）就对衣阿华州杂交玉米推广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为农业技术推广研究提供了范例，而且带动了其后对技术推广问题的大规模研究。20世纪50年代之后，技术推广和技术扩散研究甚至成为相当热点的一个研究领域，当时的美国农业部、卫生部资助和支持了许多关于农业技术推广、环保和卫生知识传播的研究项目。研究中得到的许多关于技术接受率、影响因素、传播网络等重要成果在60年代被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曾担任过美国传播学会主席）概括成了“创新扩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6]。传播学家也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采用―扩散论”。创新扩散研究可以说是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二个重要源头，研究的成果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是如何传播扩散的。
科技传播研究的第三个源头是产生于欧美的“技术传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研究。欧美国家的“技术传播”概念实际上与许多性质不同的职业活动相关联，成立于1971年的国际“技术传播学会”（The Society for Technical Communication，STC）就包括了科技作者、科技新闻、科技编辑、科技出版、科技培训、文档管理、技术写作甚至是翻译工作、广告工作等各种职业背景的会员。技术传播工作虽然可以服务于许多不同的职业活动，但需要的技能和要求却是相同的，这就是如何使科学技术知识和专业信息传播得更加准确有效。技术传播研究的基本内容就是探索准确有效传播专业信息的技术、技能、技巧和方法。技术传播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大学在20世纪初为教授学生如何利用写作描述技术产品信息而设立的“工程英语”课程，之后便逐渐形成了以这种专业性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内容的“技术传播”研究领域。目前在发达国家，技术传播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职业化，大学里开设有数百个相应的专业。
科技传播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实际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促动，科学社会学基于提高科研效率、增进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开始了对科技传播现象的研究；技术扩散研究基于对技术推广和扩散规律的关注，开始了对技术如何在社会中扩散的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则关注的是如何让专业技术信息传播得的更准确，对传播的技能与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对科技传播相关问题的研究，促进了科技传播研究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科技传播学只有某个单一的源头，尽管有些研究（例如创新扩散研究）目前并不被认为是科技传播研究的一部分，未来也未必需要将其转移到科技传播研究之中，但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科技传播现象、发展科技传播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科技传播研究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这样的研究成果，发展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科技传播研究本身带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并内在地包含与其他学科相交叉，从而形成不同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也自然可以形成不同的研究
范式[7]。
3 科技传播研究的三大基本阶段
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科学技术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和应用的高潮，科学技术传播现象也得以快速发展并变得引人注目，科学社会学家意识到科学技术信息的快速增长给科技情报服务提出了挑战，新闻学者注意到科技新闻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新闻品种，从事语言教学和写作研究的学者看到了科技文本表达和写作的特殊性，社会学家和传播学家则发现新技术推广中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现象和过程。换言之，在一些看起来并不相关的领域中，人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一些与我们现今称之为“科技传播”相关的现象和问题，于是关于科技传播的研究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科学社会学、传播学、技术扩散甚至是与语言写作相关的研究中。当然，最初的这些研究不仅分散于不同的领域，而且也是相当初步的，我们可以将这一阶段的科技传播研究称为“问题”研究阶段，不同领域的学者发现并意识到了存在这样一类需要研究的“问题”。
随着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在各自领域内不断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将科技传播作为“问题”的研究阶段过渡到了“研究领域”形成的阶段。最早达到这一阶段的应该说是科技情报学。受到科技高速发展和文献量指数增长的促动，到50年代中期，关于科学交流和科技情报的各种研究就慢慢实现了整合，形成了科技情报学这门新的学科。稍后达到这一阶段的是技术扩散研究，在20世纪中期前后大量关于农业技术推广和工业技术扩散研究的基础上，60年代前后也实现了理论整合，1962年罗杰斯就出版了他那本著名的著作《创新的扩散》。而在“技术传播”领域，分散于科技新闻、科技写作等领域的研究到70年代的时候，也逐渐被整合到了“Technical Communication”名下，并形成了大致的研究框架。例如在美国，20世纪上半叶成立的科学作者协会、技术写作协会、科技出版协会等相关组织，在1971年的时候就合并成了“技术传播学会”。
在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国内外学者通常称之为“科学传播”）方面，尽管像科学普及这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真正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已到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下半叶以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关于公民科学素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受到了关注，从7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而调查中也发现公众对待科学的态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原来对科学充满崇敬的公众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开始有了很多的担忧，这就引发了80年代起始于欧洲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和传播，提升公众的科学素质，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协会提出了旨在提升全体美国人科学素质的“2061计划”；同一年，英国皇家学会了著名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
20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的变革、科学技术与公众关系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对科学素质的关注以及公众理解科学运动，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因。到90年代的时候，科学传播已经成为科学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Science Communication》这两本专业期刊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尽管到目前为止仍在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仍然还没有出现类似于科技情报学或创新扩散理论那样的整合性理论体系，但社会已经意识到了科学传播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需要给予系统的研究。
经过三十年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积累，科学传播研究目前正在向形成一门学科的发展阶段过渡。2012年5月和2013年9年美国科学院举办了两次以“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学）为题的学术论坛，邀请了世界科学传播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集中讨论了科学传播研究的现状、学科融合以及科学传播发展策略、有效传播等许多科学传播领域的基础问题。作为世界四大名刊之一的《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也出版了论坛的论文专辑。这两次会议不仅第一次（仅据笔者的了解）在国际高规格会议上正式使用了“The Science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这样的名称，而且从学者们在论坛上探讨的重要问题，大体上也可以看出构建“科学传播学”框架的初步尝试。因此，这两次论坛的举办可以视为科学传播研究由研究领域到学科过渡的标志性事件。
4 科技传播学的三大基础任务
考察近些年来国内外科技传播研究发展，我们可以认为，尽管学者们在科技传播的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例如科技传播包括的范围甚至是基础术语的使用等），科技传播研究还没有建立共识性的理论基础，但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也还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重要的突破，理论上广泛探讨了当代科技传播的背景、对象、内容以及传播的方法、策略等多方面问题，分析了科技传播与公众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等方面的基本关系，也在反思科技传播的传统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概念、新模型，特别是在技术扩散研究、技术传播研究、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媒体中的科技传播、社会情景中的科学传播、科技传播政策与策略等等问题也已经成为科技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因此，科技传播研究正处在重要突破的前夜。
特别是在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受“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如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的推动，科学传播已经成长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实践领域和重要的政策议题，不仅政府机构、教育组织、大众媒体、工业部门、科学共同体、科普团体、科普设施等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的科学传播活动[8]，使科学传播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局面，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传播研究的不断活跃。“国际科技公共传播网络”（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通常简称为PCST）自80年代末就开始组织国际性的PCST会议，至今已连续举办了10余届，其目前的科学委员成员就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在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的20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也举办了“科学传播会议”（Scienc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至今已举办了三届（每年一次）。正是因为科学传播的繁荣发展和科学传播研究的日渐活跃，科学传播研究界提出了建立“科学传播学”的呼声。
我们可以将美国科学院举办“科学传播学”论坛作为科技传播学迈向学科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但科技传播学真正要作为一门学科，还面临着三大基础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如何在理论整合和学科融合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研究仍然分散于科学社会学、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等不同的学科或研究领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需要通过建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充分整合其中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需要突破对科技传播的狭义理解，推动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科技传播研究中的交叉融合，概括和提炼技术扩散、技术传播、健康传播、环境传播、风险传播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科技传播学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第二，如何实现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理论水平的提升，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拥有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是一个学科立于学科之林的基础，科技传播学自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学科的科技传播学需要在理论上实现突破，建立自己独有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并且能够用这样的理论指导科技传播实践，引领科技传播研究，指导科技传播政策。笔者近年来曾就科技传播研究的宏观微观分层、当代科技传播任务目标分层等问题做过一些讨论，也提出了科技传播的多重任务及整合模型等观点[9]，对科技传播学的理论整合和基础理论问题做了一些探讨。但在目前学者们对与科技传播相关的许多问题的理解上还不甚一致的情况下，科技传播学理论体系和基础理论的确立仍然任务艰巨。
第三，如何发展面向创新的科技传播研究，从而更恰当地确立创新时代的科技传播定位和价值。当代科技传播发展背景正在面临深刻变革，科学技术领域爆发的新革命引起科学、技术、社会之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社会越来越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科技传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提升，科技传播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也使科学与公众关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何更好地服务当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进程（包括服务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已经成为当代科技传播面临的重大任务。科技传播需要新的理解和新的定位，科技传播研究需要新的范式和新的理念，发展“创新范式”的科技传播研究，在创新范式的框架下建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让科技传播学更好地适应创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5 理论整合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传播学的发展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的理论整合，两次理论整合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威尔伯・L・施拉姆将先前分散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传播研究成果进行过重要的整合，通过归纳、整理、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并使之系统化、结构化，勾画出大众传播学的基本体系，从而创立了传播学这门新学科。施拉姆正是因为这种贡献而被尊为“传播学之父”。在20世纪60年代，埃弗雷特・罗杰斯将分散于农业社会学、公共卫生研究乃至人类学、教育学中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整合，确立了创新扩散研究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创新扩散理论的基本体系，从而将创新扩散研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由此，罗杰斯的名字在学术界几乎成了研究“创新扩散”的同义词。
尽管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拥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真正受到关注并得到研究却已经到了20世纪。在20世纪，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科技情报、科技交流、科技写作、科技出版、科技新闻、科技教育、科技宣传、科技普及等工作得到迅猛发展，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科学素质等问题受到社会重视，学者们针对这些工作以及这些问题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就包含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科技传播研究成果。但到目前为止，与科技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不仅分散在上述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包括科学社会学、农业社会学、技术创新研究等不同领域，也蕴藏着关于科学传播、农业科技传播、技术扩散等与科技传播相关的丰富成果。当代科技传播研究所面临的情形与施拉姆、罗杰斯进行理论整合之前的情形十分的相似，需要通过理论整合形成统一的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首先，全面梳理分散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科技传播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分析在科技情报、科技新闻、科技普及、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素质建设以及在技术扩散、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研究等中得到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成果，从中归纳、概括、提炼对确立科技传播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有价值的结论，同时引进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这些成果和结论系统化、结构化，进而总结科技传播研究需要面对的问题结构，根据这种问题结构确立科技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勾画科技传播学的基本体系，确立科技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对科学传播学的未来发展而言，这种理论整合对实现其学科独立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持续深化和拓展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当代科技传播已经发展到利用多样化渠道、传播多样化内容、达成多样化目标的新阶段[10]，涉及多样化的形态和分层化的目标[11]。科技传播在实践领域上既有以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科技传播类型，也有服务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科学与公众对话的科技传播类型[12]。科技传播研究领域因而也出现了诸如“普及范式”和“创新范式”等不同的范式和传统[13]。科技传播理论整合需要持有充分开放的态度和认识，不能自我窄化我们的研究视野，将科技传播理解为只有某种单一的形态和目标（甚至由此排斥其他形态的科技传播实践），否则理论的整合将无法实现，也无法建立开放的理论体系、回应当代实践的要求、推进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再次，继续深化和拓宽对当代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当代科技传播实践丰富而多样的发展，要求我们拓展对科技传播当代实践的认识，也要求我们拓宽对科技传播概念的理解。近些年来，国际科学传播文献也都通常对“科学”概念采取广义的理解，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14]。如果我们也给予科技传播概念以广义的理解，使科技传播不仅包括科学共同体内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交流、面向公众的科学技术传播（即目前国际所说的“Science Communication”或“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包括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扩散和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拓展和丰富对当代科技传播实践的认识，并在统一框架内对各种科技传播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科技传播研究能够更好地回应当代创新提出的各种要求。
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推动之下，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经济社会迈进创新驱动发展的轨道，人类社会生活也发展到全面科技化的状态。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密，提升了科学技术创新、传播、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促进了科学技术创造、传播、应用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也给科技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传播实践提出了许多新挑战。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未来，科技传播实践和研究都已经成为我们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需要我们在全面认识时展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深化科技传播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动科技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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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文化理论；于平；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理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理论界，于平是能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并头脑清醒的文化艺术理论学者。从文集《艺术学的文化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收录的文化艺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本文的引文均出自该文集），于平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有宏观把握，也有微观研究，无论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把握上，还是在文化科技、艺术学和艺术教育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这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健康发展。
第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在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并进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是在认识和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学的发展的。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将宏观把握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了。
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于平之所以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是因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关乎中华民族复兴。于平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文化的先进性不仅是一种属性更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有创造先进文化的人，而且在于我们能否塑造出人的文化先进性”，“要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此，我们要有发展先进文化的紧迫感，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成为文化强国，不仅要有强国的文化而且要切实通过文化去强国，要形成与文化强国相对称的文化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这些体会和论断抓住了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和要点，不仅体现了于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道路的深刻认识，而且也表现了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
于平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属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还对文化建设的路径和重要环节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于平认为：“从文化建设的实际着眼，文化力量形成于文化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环节中。文化产品生产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生产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创新力（原始创新、借鉴创新和集成创新）、集约力（产业化）、共生力（多样化）和拓展力（扩大再生产）。文化产品流通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传播力，具体而言，它包括保障力（基本保障）、共享力（均等服务）、弘扬力（价值张扬）和竞争力（科技进步）。文化产品消费环节中的文化力量是文化影响力，具体而言，它包括向心力（民族凝聚）、共处力（和平共处）、引导力（价值取向）和提升力（境界升华）。”（《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于平这种对文化力量的把握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将理论认识转化为实践思路，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围绕中心、把握大局，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于平强调通过深化改革推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于平认为深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推动文化发展，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一种文化生产体制机制的形成，又决定于对文化产品属性的认识。他辩证地分析了文化产品的两种属性：“当我们转变观念，认识到文化产品不仅有意识形态属性而且有商品属性之时，我们一方面可以对不同属性的文化产品区别对待，一方面则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两种属性的统一。我们需要正确处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遵循文化建设规律和适应市场规律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创造活力》）这种对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很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文化创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于平认为：“着眼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意味着我们文化改革与发展要着眼于高端文化创新，要着眼于建立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相适应的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准备’还意味着我们通过文化改革与发展而实现的‘文化转型’对内要有凝聚力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对外要有感召力和伟岸的精神魅力。”（《文化科技自觉引领下的高端文化创新》）在于平看来，文化创新是与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文化创新就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创新，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应有的内在要求。
对于文化创新的途径，于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思考。一是于平积极推动广大艺术家在适应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于平看到文化的“自律”是由社会方方面面的“他律”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文化“本体”是对无数历史“具体”的不断抽象不断增容，就在把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在强调艺术教育的“自律”时应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他律”。演艺教育要适应并且先行于经济社会，一个重要的调整是将对“实验艺术”的关注多一些转移到“实用艺术”上来（《科技进步引领下的文化创新》）。二是于平强调“文化创新”最需要关注的便是文化体制创新和文化科技创新，认为前者是解放艺术生产力，后者是发展艺术生产力。于平认为从人类发展的大文化观来看，科技进步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存在的进步形态，科技进步既推动着文化创新，更促进“新文化”的孕育诞生。而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和文化服务的趋美近善，都与“器”的改造和应用分不开；并且，体现在这种改造和应用中的“创新”往往都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文化创新的高端定位与发展路径》）。三是于平重视科学技术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中重要作用。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得到了高新技术的有力支撑。于平认为：“文化产业的突起迅涨，对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作为对文化产品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对传统文化业态领域的突破，文化产业的内在支撑是高新技术对‘文化’的选择性切入。高新技术对文化产品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它的‘同型批量’并认为这是对文化产品追求精神个性的抹杀乃至扼杀。而事实上，当我们置身于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业态因其传播力的式微而深陷于窘境之中。应当认识到，文化产业作为当代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并非传统文化业态生产的‘产业化’，而是顺应当代文化传播方式的业态提升和业域拓展。文化产业之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优结构、扩消费、增就业、促跨越、可持续的作用，在于它本身就由高新技术所支撑所推动。”（《建设文化强国需要增强文化自觉》）文化产品要好听、好看、好玩，要有观赏性，才能发挥文化娱乐功能。“观赏性从文化需求来说与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娱乐功能有更深的关联，从文化生产来说则与高新科技推动的文化优质服务有更多的关联――高清观赏、虚拟观赏、互动观赏已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观赏需求。在论及文化功能的娱乐、观赏等无形的精神需求之时，我们还应重视文化产品被人民群众日益认同甚至是追捧的有形的物质需求功能，比如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结合部、且既往更主要属于物质生产的‘工艺业’回归为文化业态就是如此。”（《从文化产品看文化建设的系统构成》）这种分析不仅将科学技术与文化产品的开发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于平看到并非文化资源大市的深圳市在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提升和引领作用中实现了“弯道超车”，在“文化立市”上后来居上，提出从七个方面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即面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技术创新，面向农村和小城镇基层文化服务的技术创新，文化生态保护与开发的技术创新，促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创作及产品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艺术教育效果的科技方法，提升文化对外影响力的科技方法等（《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科技自觉》）。于平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化本体形态的转型升级时不是盲目的，而是时刻警惕在通过互联网技术共同创造和分享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时的“文化殖民”或“信息殖民”。
关于文化创新的模式，于平特别重视“集成创新”。于平借鉴“科技创新”，认为文化创新也有三大模式，“原始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上，“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总是交替进行的，而“集成创新”更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大开拓、大融合时期。于平在区别“集成创新”与“继承创新”的基础上认为，“集成创新”更强调“集成”主体的自觉，而“继承创新”更强调“继承”对象的权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正处在这种大开拓、大融合时期，因而于平较多地阐发了“集成创新”这种模式，认为“集成创新”一是强调对创新要素的选择、集成和优化；二是强调创新要素的优势互补、有机熔铸；三是强调创新成果的结构追随功能、要素服从结构。而实现这种“集成创新”则需要强化、培养四种意识：一是自主意识。即创新要素及其有机集成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转型发展的需要。二是跨界意识。这既包括开放创新要素的空间跨界，也包括开放创新主体的思维跨界。三是协同意识。这意味着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力量，开放建构，有机整合。四是前瞻意识。即不仅关注“现实的文化”更要关注“文化的现实”，在与时俱进中实现文化转型（《“集成创新”驱动城市文化转型发展》）。在这里，从文化创新到“集成创新”，再到“四种意识”的培养，形成逐步递进的关系，也凸显了作者对于“集成创新”的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困境也往往体现在文化如何创新上。如何创新的问题，涉及人才、体制机制、市场环境、方法意识等方面。于平对于这些方面均有相当思考。这些思考无疑有助于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推动文化创新。
总体来看，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即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把握和微观研究，而且他在开展相关艺术批评时还将两个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既使微观研究具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维度，也使宏观研究具有切实的基础和充实的内容，是一种接地气的文化艺术研究。
第二，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紧密地联系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并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实践，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这就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深度的人文关怀，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和“以文化人”，特别强调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应“以人为本”和“为人民”。
于平看待文化的发展繁荣不仅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而且站在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高度。于平清醒地认识到，有了先进社会力量的选择，先进思想文化才能有效发挥其先进作用；有了先进思想文化的武装，先进社会力量才成为真正的先进力量（《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发展先进文化》）。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文化是“为人民”的。于平认为这种“为人民”的文化首先应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其次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三要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文化“为人民”需要大发展大繁荣》）。他认为，物质的需求与文化的需求都是人民的需求，都应当得到有效保障：“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是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人民大众也关心闲有所乐、玩有所趣、风有所雅、俗有所易、智有所启、情有所寄。人民大众所需的这类公共服务，虽不是最现实的利益但却是最基本的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推动文化发展需要增强创造活力》）但并非所有的文化艺术都是能够满足、都是适合于人民需求的文化艺术。文化艺术既要有娱乐功能，也要有提升精神的作用。于平在透彻解剖“春晚”时提出了我们需更文化些的“春晚”这个发展目标。于平指出，我们置身于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我们“春晚”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柳暗花明”。我们其实可以更淡定些，拒绝“过把瘾就死”；我们也可以更沉潜些，拒绝“吐口沫便红”；我们还可以更超越些，拒绝“撒个野装酷”……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更文化些的“春晚”。在这个基础上，于平提出了“春晚”文化应提升的几个方面。首先，央视“春晚”要深化“问题意识”。第二，央视“春晚”要强化“精品意识”。第三，央视“春晚”要浓化“感恩意识”（《“春晚”文化与文化“春晚”》）。这样的分析、批评，应当说是有助于“春晚”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影响力的。
在这个基础上，于平特别注重人的文化发展。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于平没有简单地否定，而是透过“文化泛漫化”的种种现象，既看到中国当代文化对“民生”的关注即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在文化人看来可能不那么“文化”，但它可能深度关切“民生”，是大众需求文化的一个“进阶”，也是文化需求大众的一条路径，也看到有些当代文化对责任担当的放弃。正如人们所说的“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中国当代文化界出现了文化泛漫化现象，有“星光大道”的选秀文化，有“非诚勿扰”的相亲文化，有“开心辞典”的益智文化，有“一槌定音”的理财文化；还有抖落家藏的鉴宝文化，结伴驴友的酷游文化，解析病理的养生文化，“鸡汤”经典的“开讲”文化……，于平全面地解剖了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将“文化泛漫化”现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行为”的泛漫。除了选秀、相亲、益智、理财、鉴宝、酷游、养生等等，还有各种土产、特产借文化摆摊、用文化贴金、以文化牟利，由此而派生出诸如花草、水果、美食、佳酿、奇石、红木等“文化节日”。“文化节日”毫无节制的泛漫，给人一种口味重、心地不纯的印象。二是“文化产品”的泛漫。当下许多文化产品一方面是强化着物质形态特别是那些能交换出货币价值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是凸现出娱乐精神。在这个基础上，于平认为，如果说“文化行为”的泛漫还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关注“民生”，那么“文化产品”的泛漫则在貌似对“民生”取向的迎合中放弃了责任担当（《文化泛漫化及其民生取向》）。与有些艺术批评家对这种“文化泛漫化”现象空泛的批判不同，于平对“文化泛漫化”现象的肯定与否定不是笼统的，而是建立在严格甄别不同“文化泛漫化”现象的基础上的。这种文化艺术批评无疑是到位的，有助于人的文化发展。
于平特别强调“以文化人”即健康高雅精神品格的培养建构。以说“俗”道“雅”为例，于平在把握当代文化的“俗”与“雅”的辩证关系时毫无艰涩生硬外来词汇的移植和搬用，而是利用中国当代人活的语言包括日常用语和习惯用语阐明深刻道理。于平指出，中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则意味着“包容”。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雅”不仅存在于“文化整合”之中，而且体现为整合后“文化范式”的确立，即以“雅”为“正”。既然“以雅为正”，文化的认同和传习就有了明确的价值追求：善于修饰的文辞称为“雅训”，充满智慧的话语称为“雅言”，博大包容的胸怀称为“雅量”……相形之下，雅、俗之间就有了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接着，于平在梳理“雅训”、 “雅言” 、“雅量”等概念中把握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规律。这就是于平在承认雅、俗之间的高下之别、庄谐之别乃至文野之别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引领，认为那些讲究品位、追求境界的文化人，不一定自封“高雅”但大多自鸣“清高”，不一定都能“超凡脱俗”但大多鄙夷“谄世媚俗”。拒绝媚俗可以是为着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也可以是为着彰显自己的人格魅力。文化的“以文化人”，就是“化人以雅”，就是使人的品貌、趣味、格调、境界都渐至“文雅”起来。在这里，“雅”成了“文”的内涵，“文”成了“雅”的表征。因此，我们在远离低俗、拒绝庸俗、摒弃媚俗之时，更要养文心、修文德、循雅道、育雅趣，既陶塑文化人格又提升文化境界（《说“俗”道“雅”谈“文化”》）。于平采用娓娓道来、层层剥笋的方式，阐释了俗与雅的关系，揭示了“雅”的内涵和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了“化人以雅”的目标和要求。
于平在文化艺术研究中还提倡说“人话”即努力讲好那些“唯实”的话，坚决反对讲不着边际的空话、言不及义的废话、惚如隔世的老话和人云亦云的套话。其实，那些空话、废话、老话和套话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之所以盛行甚至有些泛滥成灾，是因为一些艺术批评家严重脱离了当代历史发展和艺术发展。于平界定了这种“人话”的基本内涵，认为这种“人话”一是通俗易懂，二是通情达理，三是言简意赅，四是语近旨远（《文化的“平视”与“说人话”》）。说“人话”是对艺术批评的要求，当然也涉及“以文化人”的大主旨。在艺术批评中，于平不仅大力提倡说“人话”，而且身体力行说“人话”。可以说，这种说“唯实”的“人话”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的鲜明特色之一。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既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也反对“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既积极推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也极力推动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于平在促进中国当代演艺企业的文化转型时认为，与其纠结于科技之光会否损伤人文之光，不如思索人文之光如何借助科技之光的翅膀飞得更好更高更远；同时，他还提出了新的文化创意观，即既促进中国当代“文化创意”从“仿创”向“原创”的转型，也强调这种“文化创意”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传统舞台演艺的现代转化》）。于平在把握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了广大艺术家与时俱进的艺术调整。在梳理中国当代舞蹈发展历史时，于平既看到了外来舞蹈的积极影响，也看到了外来舞蹈的消极影响。于平认为，俄罗斯芭蕾学派是中国舞蹈当代建构遭遇的第一个世界语境。这种古典芭蕾挺拔外开的形态不仅顺应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心态，而且顺应了民族舞蹈系统建构的要求。因此，中国民族舞蹈当代建构积极利用古典芭蕾的构架整合戏曲舞蹈的构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舞对中国舞蹈创作观念和运动方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就人体表现力而言，拓展了躯干运动的表现力；二是就空间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地面空间的表现力；三是就动作表现力而言，拓展了动作过程的表现力；四是就语言表现力而言，拓展了“主题―变奏”（包括“变奏”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的表现力。但是，这种回归本体、回归本原、回归本我的西方现代舞对中国当代舞蹈发展是有消极影响的。因此，于平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在关注本体的同时不忽略主体，在关注本原的同时不放弃演进，在关注本我的同时不忘怀大众。”中国舞蹈的当代建构必然是中国社会当展的现实写照，因此我们必然要在当代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中创造中国当代舞蹈（《中国舞蹈的原始发生与历史建构》）。从上可以看出，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是以人为本，以大众为本，这既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立足点，也是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的出发点。
第三，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于平的文化工作为他的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实践基础，与此同时，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又有力地推动了他的文化工作的开展。可以说，于平将文化工作和文化艺术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两个方面是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
于平既反对隔绝“源头活水”的理论研究，也反对迷失“表面现象”的对策研究，而是将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于平的艺术研究虽然比较注重对策研究，但却是将这种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并举的。于平深知，如果对策研究没有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就会迷失方向；反之，如果理论研究不能支持对策研究，就会无的放矢。因此，虽然于平的这些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的程度不一，但往往是有的放矢的。这二者的结合，使其理论研究不会成为凌空蹈虚之论，也使其对策研究不会成为局于一隅之策。比如他关于演艺企业建设发展的研究，关于作为最近设立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建设问题的思考，关于艺术职业教育的把握，都体现了这种将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自觉努力。
于平在推进演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时以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更为重要，其中“增强内生动力”更是重中之重。“增强内生动力”包括产品生产营销和企业经营管理两个层面：产品生产营销层面需要提升创新、营销、资本运作和知识产权经营四种能力。我们演艺企业在其转型发展中，面临着新兴文化业态对受众的吸引和争夺。如何通过高端项目来凝聚优秀团队、并通过打造演艺品牌来成就优质企业，于平提出，第一，我们演艺产品的生产在表现生活时尚的过程中，不仅使时尚艺术化而且要使艺术时尚化；第二，我们要逐步把“时尚化艺术”的文化快餐精心烹制成文化大餐，通过艺术品位的提升使观众由“娱乐性”的消遣步入“仪式感”的信念；第三，我们要尽可能调动多种艺术手段、要尽可能吸纳高新科技来强化演艺产品的视听感受，让演艺产品既具有文化底蕴又具有时代风尚。不管是增强“内生动力”还是解决“自生能力”，我们都要靠项目设计，靠产品打造，靠品牌营销……唯此我们才有深化改革的动因，才有加速发展的动力（《演艺企业的内生动力与自生能力》）。这些洞见是于平通过大量实际调查和深入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拓展视野、更新观念、引领思路的作用，对于演艺企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演艺文化是以人的艺术表演为核心物的文化形态。它不仅以表演的内容反映出人类生活的丰富多彩，而且以其形态的兴替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于平提出，当前演艺文化建设不能不正视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不能不正视突飞猛进的当代科技正创造着人类文明的全新视野，不能不正视这个全新视野给我们演艺文化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于平高度重视科技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他指出，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进步事实上已不断对传统演艺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演艺传媒的进步；二是演艺装备的改善。由于传媒的进步和装备的改善着手并已然建立起自身的演艺理念，这一方面体现出科技理性对人文精神历史图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演艺文化在科技支撑中的本体开拓。在这个意义上，演艺文化的本体开拓意味着与时俱进，也意味着与科技携手去建构时代的新人文！当我们申说舞台演艺遭遇高新科技是它的历史命运也是它的时代幸运之时，我们同时也坚信当代科技进步的翅膀可以使我们的人文精神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飞得更持久也更健康！（《演艺文化的科技支撑与本体开拓》）面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与其被动遭遇科技带来的冲击，不如及时合理开发利用科技，自觉将艺术与科技结合起来，实现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这无疑能够促进人们的文化自觉。
在艺术学研究中，于平深入地总结了以往艺术学的发展历史和全面地研究了当前艺术学的发展现状，并在这个基础上把握了艺术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于平深刻地认识到“艺术学”的升格主要不是学理建构的效应而是学域扩张的影响。艺术学力争成为学科门类的“独立战争”，不是向统摄自己的“文学”开战，而是向“文学”与“艺术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开战。艺术学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实施着学域扩张的业绩；而艺术学学理建构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导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学”统摄的结果。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的领域，最精练的表达就是史、论、术三个方面。并且，史和论的主体应当是“术”的演进史和创造论。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各艺术样式本体之“术”的学理建构，没有这个“核心课题”的解决，我们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成熟“学科品质”的学科门类。换言之，艺术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是“以道观器”并“以技通道”。艺术学提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只是为我们尽快完善“学科品质”拓辟了路径，而“学科品质”真正意义上并且是符合本体特征的建构，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辛与持久的跋涉。
对于艺术学的学理建构，事关学科门类独立后的学科品质。于平认为，应用研究过于把重心放在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基础研究的“应用”；而现状研究则过于把重心放在现状的描述，不强调提出“问题”并进而提出“对策”。基础研究是普遍性的学理研究，对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学识研究；前者是后者的累积与升华，后者是前者的推演与修正。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关联性的断裂，可能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研究程序的“内在化”。也就是说，“基础研究”过于沉迷于纯粹的学理研究，不关心“对策”因而也难以在对策研究中获取新的“学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联，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联，即“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于平正是看到了当我们正视艺术学研究的“短板”现象和“问题意识”薄弱之时，我们发现不断产生“问题”的时代自身也是我们亟待关注的“问题”。他鲜明地提出：无论是解决时代的“问题”还是应对“问题”的时代，我们都必须关注“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艺术学对策研究要从“问题意识”导入，要以“价值关怀”应对，这个研究的过程是求知、求真、求策的一脉相承（《大数据时代的艺术学对策研究》）。如何去推动这个最年轻学科门类的发展，于平所论的史、论、术，所强调的“问题意识”，所倡导的“价值关怀”等等，都从战略的角度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与艺术学升格为学科门类这一“影响深远的制度性变革”相关联的是如何发展艺术职业教育。于平不仅有丰富的艺术教育实践经验，而且在艺术教育上有深度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教育思想系统。于平指出，要深入地去思考艺术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深入地去思考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的改革。他提出，要考虑实行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办学体制；要考虑推行艺学结合、校团结合、顶岗实习、回炉深造的培养方式；要考虑运行与就业环境贴近的教学环境、按岗位技术需求和技能标准去开发课程编写教材；最后当然是要建立以检验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于平多年从事艺术教育，后来又从事艺术教育管理工作，在艺术人才培养上形成丰富的艺术教育思想，提出了艺术职业教育应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这就是：1.通识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2.终身教育与就业教育的关系，3.传承教育与创新教育的关系，4.实验教育与实用教育的关系，5.自律教育与他律教育的关系，6.学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关系，7.课堂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8.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9.立场教育与视野教育的关系，10.统编教育与特色教育的关系（《教育“规划纲要”视野中的艺术职业教育》）。这些“关系”当然是艺术教育要妥善处理、合理调整的方面，提出这些“关系”，有利于艺术教育工作者自觉、科学地把握艺术教育规律，促进艺术教育健康发展。提出“正确处理”其实就意味着对既往艺术职业教育教学理念乃至教学模式的调整。我以为，这也是艺术学升格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后最亟待解决的学科建设重任。
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深刻地把握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而在学与思的基础上的写作，又是对学与思进行深化与升华的有效途径。于平能够在工作中学习，在研究中工作，并自觉地将二者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实现了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可以说，于平的文化艺术理论研究有利于他在文化管理工作中拓宽思路、丰富方法和创新办法。
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他对我们民族五千年文化资源的珍视，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对于文化产业的高度重视，对于文化的积极维护，对于当下各种文化艺术现象的辩证解剖，等等，都能够抓住关键并进行深刻把握，提出独到而精辟的论断，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于平的文化艺术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文化艺术理论研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责任编辑：楚小庆）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Art Criticism： Review of Yu Ping's [WTHX]Cultural Horizon of Art Science
XIONG Yuan-yi
（Literary Newspaper Offic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125）
关 键 词:科学观;科玄论战;实用至上;伪科学
abstrac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view on modern science evolved and underw ent several major changes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 argument of scienceagainst metaphysics, science prevailed. however, the “pragmatic approach first ” view on science restrict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pure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criticism to “pseudo-science” highlighted the corevalues of scientific spirit, 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cience and cultureopened the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o,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n m odern science in china went forward in such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he chines e and west cultures were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meanwhile, they were in co nflict. in such a historic backgroun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 e were inevit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period. to eliminate uninterr uptedl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e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view on science; argument of science against metaphysics; pragmatic approach fir st; 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 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 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 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 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 “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 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 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 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 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 与人文 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 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 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 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 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 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 。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 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 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 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 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 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 ,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 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 化 :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2］ 。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 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 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 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 对当 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 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 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 ”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 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 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 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 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 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 学事 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 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 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 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 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 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 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 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 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 ‘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 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 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 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 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 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 ,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 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 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 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 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 ,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 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 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 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三、 对“伪科学”的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得到弘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也得到适当调整 。思想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对公众现代科学观的形成产 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 伪科学”现象的泛起,实际上暴露了以往科学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严重弱点,就是受“实用至 上”的科学观影响,学科学、用科学往往停留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缺乏对科学本质特征的 了解。当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事件披着“科学”的外衣流行的时候,许多人缺乏基本的 识别能力。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是现代中国科学观开始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公众的标 志。
改革开放初期,“伪科学”表现为“人体特异功能”。当时国内有1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宣 传“特异功能”,有6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特异功能”。有人甚至认为“特异功能”是 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异功能”演变为伪气功。后来伪气功进 入医疗健身领域,成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在伪气功泛滥的同时,许多伪劣技术冒充“专利” 、“重大技术发明”,在经济领域诈骗钱财,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和科研秩序,较典型的有“水变油”、“超浅水船”等。对“伪科学”的批判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出现打假者一度 成为被告甚至败诉的事情。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伪科学”现象屡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学对有些 现象还不能解释,有些难题尚未解决。“伪科学”利用科学研究还没有触及的空白领域大做 文章,将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现象刻意夸张、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专业化趋 势明显加强,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人们单凭经验和直觉难以准确加以理 解,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涉及许多专业术语的事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 否有价值。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会“科学”术语 的“伪科学”宣传打动。对“伪科学”现象的盲目相信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纠缠在一起,增 加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普及的难度。
要从根本上消除“伪科学”现象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干扰,必须进一步构建有助于弘扬科 学精神的文化氛围。多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器物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只关 心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忽视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对于破除迷信 、树立批判意识的作用,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的作用。默顿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 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7］,可能是许多专业科学工 作者至 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 科学价值观念的宣传,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 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来,在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来自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面 临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人们开始以困惑的 心情关注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把科学视为系统化的 绝对正确的客观实证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多 新学说,其中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中国产生了正反两种回应。认同者以“人文主义”批判所 谓“科学主义”,引用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福柯等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种种非难,认为理 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提出对理性、启蒙、科学语言等予以“解构”。他们批 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有人还寻求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希望通过弘扬传 统文化来构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当真要追随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会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现代化的困境。”“崇尚 科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经充当开路先锋,若任由反权威主义的自由追求把科 学作为主要靶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很可能不是弘扬个性之花,却是远离科学理 性的封建愚昧。”［8］
与此类似,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讨论,关于中医是 否“科学”的讨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是不应该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但科学思 想和科学文化显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观、冷静、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 学工作者的思想贡献,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知识遗产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应该成为全 球化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的理念。对科学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现代文化、后殖民话 语、女性主义、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文化建构论等思潮的挑战,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 出现,正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 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启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能够使人们反思过去, 积极地直面未来。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要始终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 。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大放异彩,也并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风骚。当然,对 科学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着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科学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会渗入其中,造成科学知识形态的多元化。但经过严格实验检验和 逻辑整理的科学理论成果,仍将最终归于一元化,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总之,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 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 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适. 科学与人生观序［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10.
［2］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6.
［3］施威,石松. 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j］. 山西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1):67-72.
［4］王鸿生. 中国科技小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70.
［5］严搏非. 中国当代科学思潮［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
［6］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21 .
关 键 词:科学观;科玄论战;实用至上;伪科学
Abstrac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view on modern science evolved and underw ent several major changes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 argument of scienceagainst metaphysics， science prevailed. However， the “Pragmatic Approach First ” view on science restricted th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puretheoretical research. The criticism to “pseudo-science” highlighted the corevalues of scientific spirit， 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science and cultureopened the pers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So， the evolution of the view on m odern science in China went forward in such a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the Chines e and West cultures were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and， meanwhile， they were in co nflict. In such a historic background，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 e were inevitable to a certain extent in a certain period. To eliminate uninterr uptedly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use of science is necessary to guarantee the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Key words:view on science; argument of science against metaphysics; pragmatic approach fir st; pseudo-science
20世纪以来，“科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词汇之一。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不仅改 变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还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现代思想 范畴，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然而，“科学”这个词汇表征的是一个多义的概念。 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它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并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行为。回顾现代中国科学 观的演变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从而保证中国科 学事业的顺利发展。
一、 “科玄论战”带来对科学的尊崇
现代中国科学观的形成始于“五四”运动前后，“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遍访欧洲，于1920年发表《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万 能之梦”的幻灭，倡言中国孔老墨人生智慧可以济西方文明之穷。1922年，梁漱溟发表《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为孔子和儒学辩护。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视科学为解决 中国社会问题的良药，认为科学不仅是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锐利武器，而且是指导人们认识 社会和人生的最有效方法。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 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学主义 与人文 主义两大思潮之间相互激荡，导致了1923年开始的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以张君劢、梁 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另一方则是以丁文江、胡适、唐钺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
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占了上风，最终几乎呈一边倒的格局，这表明现代科学显然已渗 入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之中。“科学派”的胜利与当时的社会需要密不可分。20世纪 早期的中国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传入中 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的、 理性的人生观显然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容易为向往进步与富强的人们所接受 。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是新鲜的和先 进的东西。坚持用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指导自己的行动，曾经使许多有志之士和热血青年 接受了作为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科玄论战”，科学在人生与文化领域展示了更普遍的意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竞 相以“科学”学说自命，人文学科也兴起了一股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热潮。在20世 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朝野各派政治力量无不用“科学”来解析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实践。 以胡适和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曾在20年代呼吁建立“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 ，体现了一种将政治科学化、现代化的诉求。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这些要求发展成为直接 提倡“专家政治”。最终“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 化 :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2］ 。这场论战引发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的重视。论战后的几十年中，科学广为流行， 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主题。
明末以来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动机、方法到内容，都要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学理上的支 持和证实。“科玄论战”之后情况恰好相反，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从科学中寻求支持和证实。 科学替代了神，成为万物的尺度［3］。1938年出版的赵曾珏所著《科学与技术》一书 对当 时的科学技术价值观作了较全面的概括。书中指出:“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 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 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 ”这种对科学的社会应用绝对加以推崇的倾向，很容易忽视科学的不适当应用可能出现的负 面效应。得到过度尊崇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很容易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二、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的科学观发生了明显变化。当时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 实际服务，将其作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 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强调，旧中国的科学事业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 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特点，是跟在欧美人后面的个人摸索。今天， 科学家需要改变孤立分散的个人研究和散漫自由的作风，组织起来，加强科学工作的计划性 和集体的联系，使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工业、医学、国防、文化的建设［4］。使科 学事 业发展同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总体上是必要的。但当时对“科学”的理解，很多时候 泛指“科学技术”，更多强调的是技术研究与应用。这样很容易使人们忽视对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的关注，造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某种不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注重直观体验的传统思维方式，对这一时期科学观的形成和普及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逻辑思维作用不够明显，往往用经验和试验取代专门 的科学实验，强调科学技术成果的“经世致用”，对纯粹的理论研究持排斥的态度。这就使 得很多人以为科学实践就是通过亲身试验取得成效，而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普遍认识就是科 学规律。加上当时政治生活中注重搞群众运动，简单地理解“实践出真知”，因而逐渐形成 一种“实用至上”的科学观，甚至将抽象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视为“唯心论”，从意识形态 角度加以“批判”。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数学家齐民友教授的“批判”。齐民友 教授主张数学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应该重视基础理论学习，当时被视为“数学教学的唯心 论”。《人民日报》1958年8月20日发表报道:“驳倒数学教学的唯心论-武汉大学一场 ‘百团大战’辨明数学必须联系实际”，其中谈到“大多数老师和同学受到了教育，认识了只 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发展数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学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当时还 有所谓“一把大锉捅开微积分的奥秘”的报道，实际上用形象直观但很不严格的具体实例取 代微积分概念的严格的形式化定义，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可以将许 多反科学的主张和事件冠以“科学”的标志，诸如“亩产万斤”、消灭麻雀、“小高炉”遍 地开花等事情都是在“科学"的旗号下得到宣传推广的。其实这类事件并不具备真正的实效 ，但仍有人出头论证其“合理性”，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宣传上“实用”的需要［5］ 。
“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曾经将相对论、公 理化方法和宇宙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视为“唯心论”加以批判。在教育界“开门办学”，“工 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中小学课本中原来的数理化生知识变成了工农业基础知识，用什么 学什么，“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学。“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尊崇的只是能够直接体验到功效 的科学知识，这和科学的本质特征相去甚远。科学起源于古希腊探求理性和智慧的文化传统 ，强调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 目的和主要报酬是真理的发现，而科学已经产生的和它正在产生的无穷无尽的财富只不过是 它的副产品而已。”［6］“实用至上”的科学观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限制 作用，不仅影响了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入，也使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受到严重干扰。
三、 对“伪科学”的批判
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得到弘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也得到适当调整 。思想界关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的研究和宣传，对公众现代科学观的形成产 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近些年来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突出了科学精神的核心价值。“ 伪科学”现象的泛起，实际上暴露了以往科学教育和普及工作的严重弱点，就是受“实用至 上”的科学观影响，学科学、用科学往往停留在实用和功利的层面，缺乏对科学本质特征的 了解。当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事件披着“科学”的外衣流行的时候，许多人缺乏基本的 识别能力。对“伪科学”现象的批判，是现代中国科学观开始走向成熟，进而影响公众的标 志。
改革开放初期，“伪科学”表现为“人体特异功能”。当时国内有130多家新闻媒体参与宣 传“特异功能”，有60多家研究机构参与研究“特异功能”。有人甚至认为“特异功能”是 科学事实，是科学研究的新方向。1985年以后，“特异功能”演变为伪气功。后来伪气功进 入医疗健身领域，成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在伪气功泛滥的同时，许多伪劣技术冒充“专利” 、“重大技术发明”，在经济领域诈骗钱财，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和科研秩序，较典型的有“水变油”、“超浅水船”等。对“伪科学”的批判遇到许多阻力，甚至出现打假者一度 成为被告甚至败诉的事情。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伪科学”现象屡禁不止，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科学对有些 现象还不能解释，有些难题尚未解决。“伪科学”利用科学研究还没有触及的空白领域大做 文章，将一些人们不大熟悉的现象刻意夸张、渲染和神秘化。由于现代科学发展的专业化趋 势明显加强，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人们单凭经验和直觉难以准确加以理 解，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涉及许多专业术语的事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是 否有价值。一些人的潜意识中还有着对神秘现象的好奇和迷信，很容易被附会“科学”术语 的“伪科学”宣传打动。对“伪科学”现象的盲目相信与对科学的盲目崇拜纠缠在一起，增 加了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普及的难度。
要从根本上消除“伪科学”现象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干扰，必须进一步构建有助于弘扬科 学精神的文化氛围。多年来人们习惯于从器物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与技术相提并论，只关 心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忽视科学作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手段的作用，对于破除迷信 、树立批判意识的作用，对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影响的作用。默顿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 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7］，可能是许多专业科学工 作者至 今仍不大熟悉的。因此，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 科学价值观念的宣传，仍然是非常必要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四、 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近些年来，在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了解过程中，也出现了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
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出现来自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的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面 临着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核威胁等等。人们开始以困惑的 心情关注科学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知识与信仰等方面的矛盾冲突。
受逻辑实证主义和苏联哲学界的影响，我国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曾把科学视为系统化的 绝对正确的客观实证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多 新学说，其中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在中国产生了正反两种回应。认同者以“人文主义”批判所 谓“科学主义”，引用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福柯等思想家对科学主义的种种非难，认为理 性是一种神话，知识是权力的同谋，提出对理性、启蒙、科学语言等予以“解构”。他们批 判现代性，宣称告别启蒙主义，有人还寻求儒家学说与后现代主义的契合，希望通过弘扬传 统文化来构建新人文精神，遏止“科学主义”的泛滥。而反对者认为:“在中国，当真要追随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倾向，那是会立即碰壁的，而且很容易返回到前现代化的困境。”“崇尚 科学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曾经充当开路先锋，若任由反权威主义的自由追求把科 学作为主要靶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很可能不是弘扬个性之花，却是远离科学理 性的封建愚昧。”［8］
与此类似，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是否存在“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的讨论，关于中医是 否“科学”的讨论。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本身是不应该有地域和民族文化差异的，但科学思 想和科学文化显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以客观、冷静、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下科 学工作者的思想贡献，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知识遗产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应该成为全 球化时代科学事业发展的新的理念。对科学的一元化理解之所以遇到后现代文化、后殖民话 语、女性主义、知识权力理论、科学文化建构论等思潮的挑战，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之所以 出现，正是因为源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解决现 代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开启对科学的多元化理解，能够使人们反思过去， 积极地直面未来。中国的科学传统在近现代的落伍，并不意味着要始终追随西方科学的发展 。西方的科学传统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大放异彩，也并不表明在未来仍能独领风骚。当然，对 科学的多元化理解，并不意味着取消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科学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会渗入其中，造成科学知识形态的多元化。但经过严格实验检验和 逻辑整理的科学理论成果，仍将最终归于一元化，成为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总之，现代中国科学观的演变，是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和冲突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对科学 的误解和误用在一定时期内在所难免。不断清除对科学的误解和误用，正是中国科学事业顺 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胡适. 科学与人生观序［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10.
［2］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16.
［3］施威，石松. 论传统文化约束下的科学精神传播［J］. 山西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1):67-72.
［4］王鸿生. 中国科技小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70.
［5］严搏非. 中国当代科学思潮［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
［6］乔治萨顿.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21 .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科技与人文新媒体虚拟现实
对于电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西欧与北美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个新的媒体形式。由于电视在当时是一种新的传播媒体与技术，人们对于它的了解尚在摸索之中，这样一般的学者时常把它同电影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或者更为简单的就是以现成的电影理论来套用在电视研究上面。这种态度和方法就是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因为在60年代中期，电影作为艺术已经进入它的完美阶段：电影艺术更成熟、更完美、更富有表现能力，特别是由于众多的优秀电影艺术家的努力，电影的风格、类型、内容等等也更为丰富与复杂。人们称这个时期为电影艺术的黄金时代，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电影理论研究更成熟、更完美、也更系统。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繁荣阶段，学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与领域来研究电影，于是就出现了“电影美学”、“电影社会学”、“电影符号学”、“结构主义电影理论”、“电影史学”、“女权主义电影批评”等一系列新的概念、观念与理论。一时之间在美国的大专院校内，电影理论或电影研究成为最时髦的课程，当时选修这样的课程不仅是电影专业的学生，还有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艺术乃至很多理工科的学生们。电影研究的兴旺也促进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不少跨学科的比较研究。由于电视相比来讲是比较新鲜的事物，也由于人们对于它的艺术表现能力和对社会的影响能力了解尚不很多。所以很多学者一般把它列为电影的衍生物或发展而进行观察和研究。也有一些学者把它列到大众传播媒体之中。作为传播学的分支进行研究。这就造成了美国大学内部对于电视专业划分的混乱：有的大学把电视(特别是电视制作)划分到电影系，同属于艺术院系：有的把电视专业划分到大众传播学之内，属于新闻学院领导。还有一些小的院校由于没有电视专业，所以把电视和电视研究划分在英语系或文学系。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
1983年美国语言传播学会(The Speech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一些学者们决定创建一个名为《大众传播的批评研究》(Critical／Studle in Mass Communication)的专业学术刊物；同年还出版了《大众传播的研究新动向》(New Trend and Ideas in MassCommunication Studies)专集。在这个专集中首先提出，应该把电视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而进行综合性的全面研究，文章还提出了有关电视研究的几个可能性和课题。这个专集出版后得到了很多传播学研究工作者的欢迎，但是也引起一些争论。电视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熟而且越来越重要――无论是作为宣传、教育，传播还是作为文化、娱乐。特别是在卫星传播已经建立起来之后，电视更是成为了国际性的传播媒体。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新的视觉媒体比如Video、DVD、VCD、以及后来居上的计算机网络传播等已经形成一种对于大众与社会有着强大影响力的视觉媒体群；这些新的东西加上已经存在的传统的视觉艺术形式，比如美术、电影(有人认为还要加上戏剧、舞蹈音乐等表演艺术)等相互影响、互相渗入，形成了被一些学者称之为视觉文化艺术娱乐业(Visual Cuoture-Art-Entertainment Industry)的产物。
电影艺术也在发展，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Post-modernist age)所谓的那些“现代当代电影理论”已经落后于电影创作实践；一些电影理论存在着概念不明、繁琐、空泛、过于抽象等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电影理论研究范围越来越小，最后某些理论研究或讨论成了少数“专家、学者或理论家”咬文嚼字的小范围争斗。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选修电影理论课程的大学生越来越少，有些学校甚至取消了这些课程，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研究课程。
电视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事实，电视已经成为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因此。不仅仅是电视工作者，包括电视艺术家、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电视商人、学者，就是普通的观众都迫切需要对电视这个媒体进行深入的或专门化的研究。
值得提出的是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词汇即“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t)。人们虽然对这个词的具体内涵知道得不够清楚――实际上就是在理论界内部对这个概念也是争论不休或解释不清，但它毕竟涉及到了当今社会中文化的窘迫境地。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当今这个高科技时代的商品社会殊的文化现象。虽然，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理论或具体的研究方法，“后现代主义”理论显得似乎太空泛、太松懈、太模糊了，但还是有些学者把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引入到当代电视与视觉文化研究之中。我们下面将介绍一些这种研究与概念。
由于电视以及后来出现的新的视觉媒体，比如Video、DVD等现代高科技的产物自身也是高科学技术，所以对它们的研究也包括科学技术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一些大学所提出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来看这种研究的重要性。目前时髦的课题，比如《高精度高速度的网络传播电视技术》、《数码电视的色彩与高清晰度分析》、《DVD的光盘新材料与解码能力》、《网络电视与软件设计》等等，都吸引很多科技工作者进行研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研究过于集中在科学技术上面，而忽略了“人”。“人”是作为传播媒体的电视的服务对象，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电视研究开始把中心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以新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电视研究，更可贵的是这种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开始把人文学科同科技学科结合在一起，而且有一些科技人员也参与其中，这样就使得这种研究具有了更大程度的科学性。有些学者以“文化批评理论”(The Critical／Culture Theory orApproach)来命名这种研究。
美国联邦政府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前主任、一位保守主义学者威廉，班尼特(William JBennett)曾经批评美国当代的文化。他指出：
如果我们相信好的艺术、好的音乐和好的文学书籍能够提高我们的口味并能改善年轻一代的接受能力的话――我们知道会这样的――那么我们必须相信坏的艺术、坏的音乐和坏的文学书籍也能损害他们的接受能力!作为一个社 会、社区以及政策制定人，我们必须站起来申诉真理!
现在我们进行的这场文化战争已经超越了艺术、音乐、诗歌、摄影、文学、电影、电视与戏剧的范围了。这样广泛的问题要求我们向美国人说明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们美国人民的传统价值观念正在冒着枪炮的攻击――在我们当今世界中，美国人正在受到侮辱和骚扰而变得没有能力去向我们的孩子们解释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希望与什么是破坏、什么是积极向上与什么是消极消沉等等。我们传统的支持美国人前进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家庭观念――如今正在被腐蚀、污染与破坏!
班尼特先生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批评美国的左翼、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应该对当前美国文化的问题负责。而左派的激进的学者们则批评美国，比如阿伯特就批评说：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在经济利益、通俗的口味与广大公众的受益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协调的关系，那些制定政治上自由言论的人们――是他们制定出第一部宪法――未必会预见到由于电视机的发明而引来的一系列问题。电视正在把他们精心制定的平衡秩序打得混乱不堪。现在尽管有一些电视批评学者讨论了这个媒介所能引起的危险，但是还没有人提出美国的民主、商业电视、自由经济与大众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电视在美国社会的统治地位正在强化。每天24小时，每周7天，通过电视网络每天把一切“裁决”播放给美国公民，现在还发展到国际大众。实际上，最近发展的电视传播技术已经有可能使更大范围的观众在观看电视中不由自主地失掉自己的判断信心与能力而盲目服从电视的意图。――这样的技术也使政治家们有能力在几分钟之间根据电视观众的反馈而不断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多拉到选票。我们广大的电视观众成了被他人掌控的玩具。电视使我们迷信于短暂的表面上的感情，而忽略了认真的学习与探讨。
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电视成了破坏传统的美国道德观念、信仰、知识和文化的罪魁祸首!
有趣的是，无论左派和、激进派和保守派，现在都提出了当代美国文化的问题，而且都在批评包括当代美国电视在内的美国文化的“堕落”!而更有一些学者对于美国电视在国际上的影响表示担心和批评。这就说明了美国当代电视的问题已经够严重的了!
1999年，在美国全美美学协会(TheAmerican Society for Aesthetics)召开的年会上，美学研究者对于自己的研究首先提出了疑问：“当代美学研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什么是当代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已经不知道提出过多少次了，而且尽管学者们争论不休，但是从来都得不到什么明确的答案。这次年会的讨论似乎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将决定这个协会――在美国学术界被认为是一个很保守的学术团体在21世纪的命运。
美学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于当前的文化艺术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大家发现所谓当代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很简单，对于当前高科技时代中的文化艺术的现状的认识!而基本的问题就是对待现代科学技术的态度和认识，我们又发现这依然是一个“老问题”。
早在1827年面对西方社会的工业革命，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提出了科技革命会对文化艺术带来一些重大影响。此后，每一次科技进步或出现新的成就时，学者们――特别是哲学家与美学家们――都会重复黑格尔的老调。现在，我们不过又一次重新认识一下他老人家的观点。只不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高科技时代。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虽然我们讨论的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实际上还是在哲学研究上争论已久的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只不过现在我们在竭力把这两种对立的看法融合在一起，以便从这种融汇中得到一些折衷的或公允的理论――起码在我们看来是一些客观的、公允的观点。
让我们先从分歧人手，看看一些基本上对立的认识。对待当前的高新科技进步，以及这个革命对当代社会的贡献，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积极的称赞与鼓吹的态度，批评的消极的态度。
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特别是在新型科学技术例如计算机工程、网络通讯、生物化学、人工智能、传播技术等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们，坚信自己的努力是为了人类的前进。而新的科技不断地丰富着人类的知识并且为人类创造出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于文化艺术的发展更是一个促进，不断提供很多新的媒体，增加更多的创作可能，而且使得人们对于艺术的本质有了更清楚或更新的观念。
一些持保守主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包括一些文化批评学者们提出：目前出现的盲目崇拜高新技术的趋势，已经在人们中间形成了“拜物主义与拜金主义”――特别是所谓的“科技就是金钱”的口号的影响。人们逐渐忘记了在宇宙之中，人类得以生存的关键是人的自身的价值(The Vaoue of Human being)，而这个自身的价值只有靠人类不断加深对自己、对宇宙的深入认识才能得以完善。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会促进人类与社会的发展，但是代替不了人对自身价值的探索和认识。而这一探索和认识必须要由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发展才能完成。目前出现的“高新科技热”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现在是让这个‘热’冷却的时候，人们应该冷静地思索了。
很多艺术家们特别是一些使用新的媒体进行工作的艺术家与以后现代主义自居的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竭力采取一种“和稀泥”的态度，努力把上述不同的观点融合起来。他们保持着一种基本上积极的态度，认为新的科学技术是可贵的而且提供了全新的创作工具与技术，关键是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来建设一个新型的文化形式。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坚持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盛行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New-Aristoteoism)，认为通过新的工具与技术，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获得新的知识，从而更全面地把握世界。对于艺术家来讲就有可能使用这些新的媒体、技术、工具、途径、知识来进行新形式的创作――去做一些他们过去从未做过、也不可能去做的事情。而一些新型的年轻一代的艺术家更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以往的有关艺术与美学的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当前的文化艺术现象，因此不但艺术创作，就是艺术的根本原理与概念都应该有所改变。
以上三种不同的态度表现在当代美学研究上面就出现了不同的美学观点。美国哲学美学家吉恩，布洛克(Gene Blocker)提出，目前美学理论起码有三种观点，即“反美学理论”(The Anti-Aesthetics)、“泛美学理论”(ThePan―Aesthetics)、“衍美学理论”(The rans-aesthetics)。反美学理论：这一派学者主要是一些传统的或者保守主义的哲学家美学家们，他们对当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艺术现象基 本上是采取一种批评的态度。在对一些当代文化艺术界讨论的热门题目：比如“科学技术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艺术的商业化”“大众传统与艺术的关系”等，这派学者的态度十分鲜明，即回归到康德(Return to Kant)。目前在美国知识界中的“新文艺复兴运动”(The Re-renaissance Movement)就是这派学者们所提倡的。
泛美学理论：这一派学者大多是所谓的新派人物，包括一些新潮的文化批评者，他们一般是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这一派人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的美学研究日益趋向于“学院式的研究”(a kind of academic study)而成为少数学究咬文嚼字的“自我陶醉”(self indulgence)。当代美学研究只有广泛地扩展才能继续存在，而且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这是当代美学存在的基础。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目前学院式的美学专业化的研究发展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这样就可以把妇女问题、文化问题、大众传播、当代艺术、全球化理论、多元文化理论等等都引进到美学研究之中。
衍美学理论：实际上这一派学者同前一派是一伙人，都是新派或新潮人物，而且基本观点与态度也是一致，只不过这派学者使用了一个新词即“衍美学”(The Transaesthetics)，更强调要超越传统的美学(在英语中trans有“超越”、“跨越”“衍生”等意思)，按照这一派的论点。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就艺术创作而言，所有的新媒体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因此它们是科技化的媒体。我们必须要超越传统的美学研究与理论，建立新的美学观。即在新的科学技术下的美学与文学艺术理论。目前我们时常看到的一些热门文章，比如《数码技术时代中的电影与电视艺术》等就是这派学者所关注的研究课题。
虽然，目前在美国学术界的当代美学研究中大概有上面三种不同的学派和理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基本的争论来讨论一些当代美国电视与美学研究。
艺术的定义与艺术的未来：电视作为艺术的新确定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从工业革命以后，每一次重大的历史阶段特别是涉及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刻，总会有人提出“文学艺术面临死亡”这一悲观的看法。然而，人类历史也证明文学艺术不但没有死亡，反而跟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进。我们还看到对子什么是“文学艺术”这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而且不断地获得新的、不同的答案与定义。实际上有关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是不断随着历史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改变的。艺术与时代是紧密相联系的：艺术是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因此艺术是历史现实的一面镜子；而另外一方面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时代精神”或“主流的世界观”，艺术从某方面讲在一定程度上会反映这个“时代精神”或“起主导作用的世界观”。在当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力量与新的科学技术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力量同时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与变化。美国学者迈克尔，纽曼(Michael Newman)在其《修正现代主义，描绘后现代主义：视觉艺术的批评论坛》(RevisingModernism，Representing Postmodernism：Critical Discourse of the Visual Arts)论文中说：
“在现代性这个口号下有可能分离出两个不同的趋势来回答“什么是艺术”这个问题，一个回答是：‘艺术就是艺术’。这个回答趋向于艺术的独立自主性(The autonomy)‘艺术为艺术自己’(An for Art’s Sake)。另外一个回答是：‘艺术是非艺术’(An is Not-Art)，这种回答即把艺术归类于社会与政治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中。如果，我们把任何事物都列入在后现代主义的范畴内，那么上面的这两种答案都不适合，因为在当今，艺术只有在与其他东西共存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自主，而且只有这样。艺术才能有别于其他的东西。另外艺术家们反复地摧残艺术，竭力使之脱离艺术圈子、条约规章等限制，而在与其他东西的共存中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以求同来存异”。
纽曼的解释正说明当前艺术要发展，首先就要处理好同其他东西的关系。在一个社会中，艺术自身的独立性不会变化，但是要变化的是对于艺术的认识与规则。在当今社会中，高新精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坚定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新的科学技术不但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器械，而且产生出了新的艺术媒体与形式。在这种条件下，对于“什么是艺术”这个原始问题就会产生新的回答。我们需要从多方面来讨论艺术的价值问题，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与不同的环境中艺术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例如艺术的使用价值、艺术的交换价值、艺术品作为商品的商业价值、艺术品的展示价值、艺术的美学价值、艺术品的原料与材料价值、艺术品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艺术家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所花费的劳动价值、艺术品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值、艺术品作为宣传品的价值等等。我们会看到有些“价值”观念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的。这些价值观念实际上是属于“后现代主义”这个范畴之内的。以当代电视为例：当我们讨论一个电视节目作为一个艺术品时，我们不仅要涉及到它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作品内容的社会批评意义、这个节目与现实的联系或是如何反映现实的、节目的风格与艺术表现手段等一系列传统的文化批评理论；而且会更为集中地讨论拍摄这个电视节目所花费的成本、在电视台播放时所花费的资金、该节目播放后的收视率是多少，究竟赚了多少钱、是否有可能租到别的电视台去播放、谁是导演与由谁参加演出、使用了什么新的拍摄技术、是否有希望再拍续集等等。但是谁又能够说这些问题与“艺术问题”毫不相干呢?
当前任何人企图为艺术作出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都是很困难的。所以一些新潮的美学理论家或艺术家就提出没有必要对什么是艺术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关键问题不是艺术的定义，而是如何解决艺术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因为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促进了当代艺术的发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科学技术还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
艺术家应该同科学技术人才一样，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服务。
科学技术与艺术：电视作为媒体与工具的现代科技与技术美学
在任何的艺术创作中，都要涉及到“艺术媒体”(The Medium)与“艺术形式”(The Art Form)。艺术媒体(The Medium or Media)就是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比如油画的媒体就是油画颜料、画布与油画笔等等。艺术形式(The Art Form)简言之就是完整的组织(TheWhole Organization)或结构系统(The Structural System)。在传统的视觉艺术中，每种艺术，例如油画、雕塑等作为一种形式都需要把基本要素，比如线条、色彩、光影等按照一定的原则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我们把这种完整的组织称为形式。这就对艺术家提出了一些要求：首先他要了解每个艺术形式的成分与要素是些什么：其次，他要有一些对于艺术设计原则的知识；第三，他要有一定技术而且会使用一定的工具来进行组织即进行艺术创作。
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特别是使用新媒体进行创作时，我们发现尽管上述的定义依然适用，但是“媒体”自身的意义已经改变了。那么有一些什么突出的变化呢?
首先，这些新媒体(The New Media)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例如电视、录像、电脑图像等，这样新媒体有着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紧密联系。第二，新媒体本身的工作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媒体，所有的新媒体都需要依赖机器或仪器――绝大部分是电器――来进行工作。没有电视机就不可能接受电视图像，没有电脑更不可能上网络去接收网站发出的影像。第三，新媒体自身就是新型工具(New Tools)，比如电视既是媒体又是工具，计算机也如此，这样新媒体就起到了身兼两职的作用。第四，新媒体自身又可以被理解为新技术(The New Technology)。也就是讲，艺术家在使用这些新媒体进行创作时必须把握住一定的技术，否则就不能把握新的媒体。第五，我们还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新媒体都是大众传播媒体(The Mass Media)，这样在大众传播交流中媒体起到的作用有时会远远超过它的艺术功能。
当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把媒体与形式合二为一。在传统的视觉艺术中，媒体与形式是被严格区分的。在传统的美学理论中这又是两个不同的艺术概念。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似乎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当新媒体接连不断的出现之后，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些新出现的媒体自身就是新的形式。比如电视――它既是新的艺术媒体与大众传播媒体，又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当代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新型的技术与更多的机会。比如在文学创作中，计算机技术不但使作家不再用笔去书写书稿，而且改变了修改稿件的程序与方法――作家可以使用电脑随时随地地修改自己的稿件。更为了不起的是，计算机网络通讯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出版机会”，于是就形成了“网络文学’这个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科学技术又使得媒体、形式、技术等综合在一起而形成了当前这种新的文化艺术现象。
由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成就与贡献，当代艺术家在创作时就可以把传统用于手工进行的创作方式同使用电器仪器进行创作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一认识到了这些电器比如计算机、电视摄像机、数码摄影机等在艺术创作中的巨大威力或潜力。这就改变了传统的艺术作品的生产方式，艺术作品不再是单一的、独一无二的了(the only，indibidual unit one)，而可以是一批或很多的了，因为现代科学技术足可以大批地成批地生产作品。
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还改变了艺术家的角色以及艺术创作观念。现在有不少艺术家不但考虑自己的艺术创作风格、内容，还要考虑使用什么媒体以及如何使用，考虑新的技术、新的视觉效果、要投入多大的成本、要雇用多少工人――因为现代艺术创作不再是单一的，而是需要一批人一起进行工作。更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早已经进入了“数码时代”的艺术创作阶段，他们寻求的是如何使用计算机作为媒体，以及如何选择或设计新型的软件，来创造出更为神奇的、截然不同于传统艺术的、新型的“虚拟现实”(The VirtualRealility)。当代艺术家的创作，特别是使用新型媒，体进行创作和在特定的圈子内进行工作――比如影视圈等――越来越需要把握新的技术，这就需要至少学习一些基本的技术与科学理论。在未来的创作中，艺术家的较量不但表现在他的艺术创作思想上，而且――甚至在更多程度上――表现在他对于新技术的把握与开发上。
此外，由于这些媒介又是大众传播媒介而被广泛地普及，特别是现在类似电视机、电视摄像机、录像机、电脑、DVD放像机、复印机、数码电传机等等设备不断出现而且被广泛使用，现在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这样原先存在于，高等艺术”与“流行艺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艺”与“低俗文化”或“流行文化”之间的区别，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没有什么区别。作为大众传播媒体，这些新的形式又使得“视觉形象传播”(The Graphic Communication)更为普及和便于理解，于是又进一步推动了大众传播的国际化潮流，同时形成了一个新的、被某些学者与艺术家称为“视觉文化”(The Image-Culture or theVisual Cuoture)的文化环境。在这种新型的文化环境中，视觉形象――包括各类形式的图像、图形、影像、画面、图像符号等东西铺天盖地而来，从而形成了“视觉潮流”(The Visual Current)或“图像潮流”(The stream of Images)，超过过去的以文字符号为主的大众传播规律与模式。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大众传播媒体：艺术!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戈特。洛夫乔伊(Margot Lovejoy)在她的《后现代主义潮流：电子媒体时代的艺术与艺术家》一书中就指出：
新东西“因为它们有能力作为新型的精巧的图像设计并且在通常的文化圈子内外广泛地流传，一个新潮的、流行的以图像为主的循环就得以无视传统的‘高雅文化’而形成，这种流行图像影像的循环式的流通可以依靠邮政和电传通讯、电视、计算机网络、电子信箱以及其他的新的技术途径。这种文化的‘大白话现象’(TheVernacular Phenomenon)被一些学者称为由‘硅谷’诞生出来的技术类型化的民间的艺术形式，用以区别于传统的造型与再现型的艺术形式。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时代中，科技被越来越灵便地、平常地、更为深入地运用在文化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艺术制作。现在，所谓的数码‘玩意儿’或‘程控软件’成为时髦的辅助设备。而且创作出大量的作品且不断地提出新的挑战。它们(这里指新技术――笔者注)的新美学观念是建立于简单的视觉图像的应用以及平民化的想象能力上面的。这正如在新一代人中间所流行的通俗杂志和流行歌曲一样；‘硅谷’所创作的科学技术产品也如此有能力去触及到大众的神经。”
洛夫乔伊教授的这段话正好说明了在当前社会形势下。科学技术对于艺术创作的重大影响，而且正是科学技术使得传播得以同艺术融合而对大众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目前在美国美学界中的“泛美学”与“衍美学”观 点，洛夫乔伊教授的这番话正是代表了这种新的美学观念。
新时期的艺术家；电视艺术家的角色，地位与作用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高科技时代，而且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与普及。使得人类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以及精神文化活动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产品、灵活轻便的通讯和交通设施，更为舒适的居住与生活条件、甚至新型的食品，从衣食住行几个方面彻底地使人类得以“享受自己”(toenjoy yourself)。现代科技也渗入到文化艺术领域之中，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讨论到这种影响，在讨论中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的新时期内艺术家的角色与作用又是什么呢?
这又涉及到传统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当我们讨论艺术与艺术世界时，我们首先把艺术家作为中心以及艺术世界的主人。我们确信艺术家是有创作能力的、有才华的个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与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现实、人类与宇宙世界的认识和感情。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代艺术家依然坚持这个地位与角色，但是在本质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上：
艺术创作受到科技的影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早在20世纪初期，“达达主义”(TheDada)流派的现代艺术家已经使用科技为自己的创作服务。但是，现代派艺术家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或个性。达达主义艺术家们特别强调自己的个人风格与独特技巧，对于他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即“个人主义”依然是其意识形态的基础。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变化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使得传统的艺术形式彻底地改变，同时使得大众传播与文化艺术相融合，从而扩大了艺术传播的范围、加快了艺术流传的速度、丰富了艺术的表现能力，使文化艺术更为趋向于大众性的消费与商业化。在这种形势下，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技术手段，它是媒体、是内容、是文化艺术!而艺术家则在这种形势下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包括“个人风格”、“艺术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艺术家已经不是在进行个人创作，而是有一组人、一批人共同制作一个作品。艺术家已经不再是“具有创作力的个人或个体”，他已经淹没在一个群体之中，成为受制于这个群体的一个分子和成员。有的时候，一位艺术家要担任领导者，比如电影导演，但是这并不意味一部电影作品就是一位导演独自创作的作品，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影作品成为了集体的共同创作物。
新型的科技设备，例如电视摄像机、计算机等把传统美术作品的创作与现在文化艺术品的成批生产融合在一起。这样我们所提到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开始减少。当然还有一些艺术家坚守在传统美术创作的阵地――依然使用旧的艺术形式，例如绘画、雕塑等进行创作，而且不顾当代文化新潮的冲击。但是更多的艺术家们则希望使用这些新型的媒体，例如电影、电视、计算机等进行创作，而且会得到更多观众的欣赏。
进入数码时代之后，图像影像更为数码化了。这种图像影像不再是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存在于计算机的“世界环境”中或“虚拟空间”之中。这就使一些保守美学家提出疑问：当艺术家们不再使用传统的工具，例如画笔、雕塑刀等进行手工形式的艺术创作，而是在电脑面前按照一个已经根据数码程序设计好的软件规则，去编写(to compose)一个虚拟的同样由数码组成的图像影像时。他和一般的电脑观众有多少区别?当一个图像影像不再是有实际的线条、色彩、光影等在画布或纸张上显示出来，而是依靠软件语言程序根据操纵者的键盘与鼠标的控制在电脑的屏幕上出现的虚幻的“光影”时，这又能算是“视觉艺术”吗?视觉艺术是需要欣赏的，而现在由这种新的CD-ROM数码技术制造的、在计算机世界环境中运动的图像影像是仅供阅读的(to read)，这能算作“艺术作品特别是美术作品”吗(The Works of Fine Arts)?
还有一些保守派学者对计算机网络提出怀疑，沃特・斯图华特(Worter Stewart)就一针见血地批评：
“我们还需要提一下所谓计算机网络作为艺术媒体的作用，无疑计算机网络是新型的大众传播媒体，人们可以通过它来达到交流与通讯目的。但是当观众不仅作为观赏者而作为参与者和交流者，而且还有能力去改变计算机屏幕上出现的图像或影像。这样艺术的作用就彻底的改变了。最可怕的是艺术家的创作行活动的丢失!记得当年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电影出现时。提出当媒体与技术融合时会对于传统艺术的再现方式进行摧残。直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们才真正明白了他老人家的担心。现在在新的科技发展特别是数码技术发展时刻，我们已经淹没在一个彻底改变过去的、传统的对于现实再现的方式与方法，崇拜技术的洪流之中。”
“虚拟现实主义”理论及其批判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电影研究者们就提出了电影影像的照相本性的概念，尽管从电影理论来讲有过蒙太奇学派强调电影的表现能力的形式主义美学，与长镜头流派强调电影再现能力的现实主义美学之间的争论，但是有一点是共识的，即电影是一种“照相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从电影的创作过程来看，摄影机需要对被摄物进行记录性的拍摄，将影像记录在胶片上。但是，现在由于出现新型的技术特别是数码技术，人们不需要使用摄影机去拍摄记录，而是使用计算机按照一定的数码程序去“制造”图像或影像，合成摄影技术――数码摄影技术――不需要艺术家们去反复地调动摄影机的角度与方位去寻找更合适或风格化的影像。你只需要端坐在计算机面前。按照软件的规定与语言程序，就可以编造一个“影像”。
很多新潮派的艺术家们认为：这种新型的合成――数码技术摄影使得创作者有更大的“空间活动自由”、自由选择速度、光影的能力以及创作任何希望看到的或只能在脑子中如幻像一般出现的图像影像，因此艺术家可以有能力去创作出他们希望的、想象中的人和图像或影像，甚至于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物体的影像。他们举出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比如《泰坦尼克号》、《阿甘正传》、《玩具总动员》等作为计算机――数码合成技术的成功实例。来说明这种新型技术的伟大。
而保守的学者们则批评这种潮流的危险性：现实这个社会本质上就是推崇虚假的社会，在其中真实与虚拟的关系被颠倒成本末倒置。
人们相信虚拟的要远远超过对真实的信任，艺术创作也造成混乱：原始的美学即艺术就是摹仿――对于现实的摹仿(The Imitation)，变成了艺术创作对‘幻象’的摹仿，甚至反过来人们偏偏要摹仿虚拟的幻象，电影、电视、网络上面出现的就是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虚拟的幻象。在新型的模拟作用下，原始并不存在，产生的只是新的虚拟图像。这样现实也就缺乏了真实性与原始存在，因此符号的意义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MTV就是一个证明：虚拟现实(The HyperreaF)比现实(The Reality)更为真实!
对“虚拟现实主义”提出的批评还包括这种虚拟影像在大众中间产生的认知错误。英国学者约翰，伯格就批评：在传统文化中是人去接近图像；而在当代文化环境中是图像在逼近人。这就造成面对着泛滥的图像流，观众成为一个个傻瓜。
观众的认知谬误还在于对这些虚拟影像的轻信上面。电视荧屏上充斥着胡说八道、歪曲历史的电视剧，而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宁可相信这些“戏说”也不相信老师的讲课以及经典的著作。人们懒情了!
传统的学习方式即阅读与思考不再流行了，替代的是被动式地观看：看看有多少人坐在电视机面前，手握着遥控器不停地调换频道去观看自己喜欢的影像，来不及思考，来不及理解，一个个陷入了迷狂状态。
结果，人们对电视上的种种虚拟信以为真，把自己的生活反而贬得一文不值。
正如不少学者指出那样：目前有关电视与大中型传播的研究已经出版的理论著作实在不少；但是理论研究上也出现了前面在所讲的虚拟现象――就是你抄我，我抄你，出现了很多的摹拟本。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众多的理论著作中，对于大众媒体的“罪恶与错误”批评的居多，但很少有涉及到西方大众媒体所造成的危害的根本原因，著名的学者温别尔托艾柯早在1986年就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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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斯坦因伯格曾经说过：“艺术与科学是不同的，艺术与科学也相同，但他们到底还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你设计的是哪方面。”（出自《艺术 科学 真理》李建盛著）也就是说，艺术与科学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他是人类的两大创造性的工作，也是人类所具备的两种特殊的能力，是人类最高灵魂的产物。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已经成为新世纪人们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主流，将会弥补艺术与科学技术本身的缺陷，互为补充，最终造福人类的生活，促进人类的进步。
（一）艺术与科学的相互关系
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是21世纪艺术发展与科学进步的大趋势。艺术与科学结合，有利于艺术家融入社会、融入生活，全面地表现和反映社会生活，也有利于艺术家进一步开拓视野，提高创作水平，加深对艺术规律和本质的认识。同样，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也有利于科学家从审美的角度来发明创造，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出发，探索人类的需求，以满足现代人的价值追求。
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艺术与科学分开而论，大多数人认为艺术与科学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爱因斯坦谈论真理，艺术家毕加索也谈论真理，虽说他们各自有自己的见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肯定的真理肯定不同于毕加索的立体画所意味的真理，但它们都是人类所需要的，是可以互补的，所以说与科学是并存的，是相互依赖的，相互联系的。
我们说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是同智慧和情感密切相联的。对艺术的美学鉴赏和对科学观念的理解都需要智慧，没有情感的因素和促进，我们的智慧不会开拓创新。所以，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是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植根于自然，而对自然的探索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崇高的表现。事实上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科学和艺术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性。（出自《艺术 科学 真理》李建盛著）
其实早在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无意识中把艺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了。最典型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解放了被宗教禁锢的思想，绝不仅局限于人文艺术文化，它涉及到艺术文化领域的多个方面，由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思想运动所构成，这些运动都渗透着一种理性主义，通过理性主义恢复了人的尊严。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思想和学术的巨匠，他们在科学与人文的领域中充分施展着自已多才多艺的天赋。在这方面可以列举出许多人的名字，如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达芬奇等。尤其是达芬奇，他不仅对各种艺术无不擅长，而且对各种知识也无不研究，从他留下的大量机械类的手稿就可以看出，它对人类进步的欲望非常高。而且他观察和研究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人文艺术与科学的各个领域，如他对人体解剖学也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他绘制的人类解剖图和所做的研究对医学的发展也有重大的贡献。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还可以称得上是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哲学家，而其在每一学科中，他都在当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被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杰出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同时，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施坦认为，如果一个方程看上去不美的话，那理论一定有问题。在新的《艺术》中将“艺术与科学”的课题放进去，与传统的相比大不相同，很多人在拿到书时对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就必须做出思考。（出自《艺术与科学思维》英国马丁.约翰逊著 傅尚睦 刘子文译）在此，我就从艺术与科学的角度谈谈对这一课题的浅薄的理解。
在当代科学与艺术的融通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例如我国提出的申奥口号，就是要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办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和科技奥运。我认为在科学与教育并重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个性健全的人。而一个科学与人文艺术日益融通的社会就恰恰需要培养既有科学知识也有人文艺术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所以，艺术与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艺术与科学的相互影响
当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生活乃至包括艺术在内的影响日益强大，科学技术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社会，改变着一切，艺术也不例外；影响、变化总是双方的、互相的，因此，事物、学科之间的交叉整合在当代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在这样的情势下，艺术原有状态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与科学技术的结合也在从表层走向深层，如多媒体艺术、信息艺术的发展就是其中的一例；而艺术研究也同样面临着变革：一方面研究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新材料、新形式、新问题不断出现；另一方面，研究自身也遭遇挑战，传统的方法、视角、手段、甚至目的，都需要重视，并需要建构新的方法、新视角，研究新的问题。（出自《艺术 科学 真理》李建盛著）在更深一层上，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包括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解决两者关系的失衡问题，从艺术着手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一面。
随着当代科技爆炸式的发展，前沿科技对于大众而言也越来越陌生，如何提供最基础的前沿科技普及教育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而当代科技所创造的艺术正好是最能够体现科技魅力的载体，同时也是极佳的科技知识传播方式。
作为新媒体艺术最前沿的当代科技艺术，正处于迅猛发展的状态，许多新媒体艺术家积极地尝试将各种科技手段应用于艺术的创作；而许多科学家也借助高技术手段实现着精彩的创意，跨入艺术家的行列。在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中，科技手段与艺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这使得新媒体艺术家必须接受与掌握更多的科技手段以更加得心应手地进行创作，而艺术理论家以及观众同样需要了解科技艺术作品背后的科学原理，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及正确地评论艺术作品。
其实，在当代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中，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更为紧密。科技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方式，拓展了艺术的表现空间。例如：公元前6世纪，毕达歌拉斯学派就把最新的科技运用到建筑和音乐中，将琴弦长短粗细与音律的关系的研究运用到乐器制造中，将美与某种比例的关系研究运用到建筑及音乐中。（出自《艺术 科学 真理》李建盛著）我国湖北随县曾候乙墓出土的铜编钟，运用了当时十分先进的音律技术、冶练与铸造技术；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是在当时数学、天文学、物理学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建造的；西方油画的发展与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光学是分不开的。（出自《艺术与科学》李砚祖著）由此可见，艺术与科技的是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
总之，现代艺术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艺术表现力，拓展了艺术表现空间，在艺术与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艺术与科学的沟通是必然之势，让艺术与科学在相互融合、相互补充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李建盛著．艺术 科学 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科学劳动；现代科学劳动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7—079—04
陈征教授是当代中国以研究马克思《资本论》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50余年的教学与学术生涯中，不仅对《资本论》的教学和广泛传播不遗余力，而且科学地、创造性地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学术界所称道。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资本论》诞生一百多年来，人们围绕劳动价值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原因既有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也有来自于对《资本论》理解的偏差，更由于《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背景不同于当代社会，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征教授主张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依据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对新的情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和说明。他经过潜心研究，先后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对劳动价值论及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作了全面阐述，澄清了理论是非，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尤其是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的过程中，陈征教授在研究一般“科学劳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现代科学劳动”这一新范畴。陈老的这一开创性研究，对劳动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依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又是剩余价值论的基石。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作于十九世纪中期，当时正是工场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大工业、开始使用机器的时代，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考察对象，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伟大的经典之作《资本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揭示了一系列经济规律，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人类社会，总体是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产生在18世纪中期，其标志是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发明。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标志性产物是内燃机电讯行业的出现。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二战以后，其标志性产物有：核发电、微电子、生物工程、航空航天、信息产业等。马克思处在第一次科技革命至第二次科技革命前夕，面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现实，他充分注意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科学技术还未发展到相当高度时，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中包括科学的重要论断，肯定了科学技术在利用自然力中的重大作用；特别是他提出了“科学劳动”的新理论，充分显示了高瞻远瞩、理论天才的巨大创造性。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消耗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他又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这就是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商品价值的创造主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即来自于“一般科学劳动”。由于当时还处于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属于早期阶段，马克思不可能进行更深入更详细的分析。
陈征教授在长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现并发掘了这一重要宝藏。首先，他详细阐述了有关“科学劳动”的基本原理，揭示其重要作用和巨大现实意义；然后，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情况，进一步发展了科学劳动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劳动”的新理论。这是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更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
什么是科学劳动？马克思没有做过概念性的表述。针对有人认为科学劳动只是从事科学理论不包括技术应用方面的观点，陈征教授指出：“所谓科学劳动，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在不断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认识客观规律并将其上升为理论，这是科学发现和发展的过程，这既包括分析研究、发明创造的科学发展过程，也包括学习、传授、继承和长期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将科学应用于生产，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工具、手段、工艺，培养劳动者使其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运用它们来进行生产活动，这是由科学到技术，再由技术到生产的应用过程，是由潜在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过程。科学劳动既包括积累总结实践经验，从事科学发现、发明、创造的劳动，学习、继承科学成果的劳动，也包括将科学转化为技术、将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过程的劳动。这不只是少数人或一、二代人劳动的结晶，而是由人类的祖先世代相传长期劳动的结晶。”它表现为脑力劳动，或构成脑力劳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人们往往只看到脑力劳动，而没注意对脑力劳动所包含的这种科学劳动进行深层次分析，因而长期以来忽视对科学劳动的深入研究。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各学科、各专业、各类知识之间相互渗透、汇流、交叉、综合日益频繁，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形成了科学技术一体化趋势，开始走向大科学时代，特别是进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信息领域出现了重大的革命性转变，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新的信息化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已发展为现代化、高科技的阶段。陈征教授认为，以前的“一般科学劳动”只是当时掌握一般科学知识的反映，不能反映科学技术充分发达的高科技阶段的状况，因此一般科学劳动必须发展为现代科学劳动。陈征教授指出：“现代科学劳动是掌握了现代有关最新科学、多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先进技术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科学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脑力劳动。现代各国生产力水平都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和创新能力的大小，而科技能力和创新水平又直接取决于科学劳动者的现代科学劳动的质量和水平。邓小平及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要使第一生产力能够充分实现，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依赖现代科学劳动。现代科学劳动不只是当今世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作用。”。陈老认为，提出“现代科学劳动”这一范畴，是为了说明它是“一般科学劳动”的新发展，把“一般科学劳动”和“现代科学劳动”区分开来，着重说明现代科学劳动是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掌握了现代高科技的科学劳动者所进行的科学劳动。
陈征教授不仅在理论范畴上给予明确界定，还在具体内容上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一般科学劳动和现代科学劳动都是通过人表现出来的。进行这种劳动的人可称为科学劳动者或现代科学劳动者。科学劳动者和现代科学劳动者具有科学劳动力和现代科学劳动力，他们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按马克思的分析，一般劳动力的价值包含三个因素：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和养活劳动者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费用。一般科学劳动力和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都必须具备上述三个要素，但为了掌握科技知识必须支出大量的学习费用和研究费用。现代科学劳动力为了掌握高科技的理论知识，不仅要学习某项专业理论，还要学习相关多学科的多方面的基础理论；不仅要研究某些方面的问题，而且要深入研究有关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现代科学劳动力较之一般科学劳动力要投入更多的学习费用和科研费用，这些支出，是知识的价值凝结，成为现代科学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不仅高于一般劳动力的价值，而且也比一般科学劳动力价值更高的原因所在。这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的。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往往不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结果，而是需要一个集体共同进行科学劳动，并且是在世代相传、不断继承、长期劳动的基础上实现系列创新，这种长期的集体共同劳动的结晶所形成的价值量是相当多的。因此，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比一般劳动力的价值和一般科学劳动力的价值不知要高多少倍，因而对现代科学劳动力的发明专利付给高报酬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还有一些现代科学成果是共同劳动的结晶，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劳动力身上，而是分摊在一大群的劳动力身上，因而对这种集体劳动结晶的补偿，不仅应以工资形式付给本人，还要以不同形式付与社会，如建立学术基金之类，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一般人类劳动所实现的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科学劳动则是借助科学技术驾驭自然力、改造自然力、利用自然力，将自然物质改变为人类有用物，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科学劳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脑力劳动。在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体系过渡的过程中，体力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确实起着主导作用。但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新技术革命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脑力劳动在价值形成过程中逐渐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掌握了现代高科技的现代科学劳动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科学劳动和现代科学劳动，都可以创造新价值，而且在新价值创造中逐步占有很大比重，后者比前者的比重更高；它们同时可以转移旧价值，不仅可以转移一般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还包括由积累的科学知识的价值转移来的价值部分和先进技术设备转移来的价值部分，后者比前者的比重也更高得多。因此，这就使单位商品中转移来的旧价值部分增多了，新创造的价值部分相对地减少了。在单位商品新创造的价值中，体力劳动创造的部分减少了，脑力劳动创造的部分大大增加了。为什么科学劳动或现代科学劳动能够在创造大量新价值的同时也能创造大量的使用价值并使商品价值量降低呢？秘密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力，将自然力并人生产过程，这不仅可以代替更多的人力，而且对这种自然力的利用又是无偿的。马克思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并人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用于生产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生产的科学过程，也就是科学劳动或现代科学劳动的实践过程，也就是大量地无偿地利用自然力（包括一切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的过程，由于无偿地利用了巨大的自然力和一切自然资源，大大提高了劳动生率，不仅生产出大量的使用价值，而且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大大降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种“第一”的作用，是通过科学劳动特别是现代科学劳动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陈征教授认为，现科学技术渗透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方面的或某个经济环节的发展都由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决定。现代科学劳动是反映社会劳动的本质范畴，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如掌握现代科技的经营管理者所从事的是现代管理劳动，掌握现代科技的服务工作者所从事是现代服务劳动等等。统一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之中，如当前出现的物联网，云计算等使用，不限于某一部门或行业，而是所有掌握了高科技的行业都可以运用。现代科学劳动是本质，各种不同的劳动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本质必须通过具体形式才能表现出来。所以，现代科学劳动贯穿于一切高科技产品的具体劳动之中，成为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的决定因素和核心力量，它既决定着当代社会劳动的发展方向，又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发现和创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即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点。现代科学劳动在继承上述二重性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首先从抽象劳动来说，过去在生产时往往偏重于以体力劳动为主，以消耗资源型生产为主，因而劳动生产率不高，复杂劳动程度不高。现代科学劳动同样是抽象劳动的支出，同样是创造商品价值，但由于劳动者掌握了高科技的理论知识和手段，是高级的或超高级的复杂劳动，因而在同样劳动时间内能创造更多的新价值。这样，一方面，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新创造的价值量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故，在单位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商品量，又由于分摊在更多的商品中之故，因而包含在单位商品中新创造的价值量却相对减少了。这就是说，现代科学劳动中的抽象劳动，在商品价值总量增加的同时，又使单位商品中包含的商品价值量下降。其次，就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而言，由于现代科学劳动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发明、设计、先进制造技术进行生产，可以充分利用自然力和自然资源，将自然并人生产过程，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出大量的使用价值，增加大量的国民财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见，现代科学劳动仍然起着劳动二重性的枢纽作用并在新的条件下有了新的发展。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内容范围问题，陈征教授认为，在当代高科技充分发达的情况下，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范围必须扩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研究物质生产领域，对非物质生产领域很少涉及。现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70%左右，这些领域的劳动者也在运用高科技进行劳动，因此，总体工人概念的内容也必须扩大。这既要包括生产物质资料部门的各种劳动者，也应包括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教育部门的各种劳动者，把微观、宏观各方面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他们在这个统一的经济整体中分工协作，互相交换劳动。这就是说，现代科学劳动应广泛使用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生活中，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体现为现代科学劳动的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必须通过现代科学劳动才能表现出来，才能不断地推动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科学技术；影响；建筑设计；方法论；特征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08-0037-02
0引言
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计算机技术得到了众多行业的广泛应用。当前在社会生活中，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并逐渐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和生活工具。而建筑行业作为一项工程规模较大的行业，在近年来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相关的数据量也大幅上升。并且人们随着生活观念的转变以及生后水平的提高，对于建筑设计水平的要求也更加严苛。为了更好地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引入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当前的许多建筑设计中已经能够见证到计算机等先进科技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建设设计方法论的变革。
1当代建筑设计方法的基本方法论
近年来，建筑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相关建筑设计方法论的创新。当前，建筑设计的方法论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和补充，其中比较常见的基本方法论分别是功能设计论、形态设计论、环境设计论、手法设计论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大多数情况下，在进行建筑设计工作时，这五种方法论都可以被综合利用。但有时也会根据建筑师的个人观点不同，而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其中功能设计论主要是指在建设设计的较为前面的一个设计阶段，强调建筑的作用功效。例如，建造一座综合大楼时，建筑首要的任务就是理清其中的功能关系。下部几层的空间用来做些什么，相互关系如何；上不几层空间也要考虑同样的问题。而环境设计论则具有较为宽泛的概念范围，包括了建筑设计的内部环境和空间场所的外部环境。有时还要考虑，是围绕局部的环境来进行建造还是根据整体的效果来进行设计。而形态设计论通常情况下，不会过度的考虑功能效用和结构设计，此时建筑的外部形态是其重点考虑的内容。此外，如果建筑设计手法理解成为广义的建筑设计方法，那么实际上手法设计问题就应当包括以上三个方面的设计内容。反之，如果将这种方法理解成为狭义上的方法，那么它也有许多建筑造型处理上的手法问题，但更多的表现为具体的形式处理问题。最后，计算机辅助设计则是根据时代的发展潮流和趋势来借鉴发展的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以人为主体的设计思路，加上计算机的辅助作用来进行的设计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强化设计工作的严谨性，也可以增强设计人员在造型处理等问题上的把握。
2在当代科技影响下建筑设计方法论的相关特征
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科技的重大进步和发现都会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从工业革命的开端，到当今的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性发展，都为社会的变化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震荡。而科学技术与建筑设计的结合发展，也间接地反映出建筑哲学的产生将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吸收先进科学技术中的有益因素固然重要，但在建筑哲学中更应注重建筑方法论的实际作用，能够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核心，也能够最大程度上的满足人们的生活工作需要。
受当代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建筑设计方法论相对于过去的传统设计方法论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不同。主要可以从柔性设计、虚拟设计以及功能仿真等三面来概括和介绍。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柔性设计。从柔性设计的内容上来讲，柔性就是指具有较为灵活的适应性。这是由于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柔性设计的建筑设计特征能够不断满足人们的新需求。无论是在建筑的空间功能区分上，还是对建筑结构的维护升级上都具备较为灵活的特性。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草图和模型来推敲建筑方案并且优化设计是广大建筑师最常用的一种手段。虽然这种传统方法在过去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为建筑行业也贡献良多。但其精度上的不足和速度上的滞后，使其不能够适应当今效率化的社会，并且伴随设计的深入和复杂度的提高，它的实际效用也大打折扣。在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上，更是难以发现它的优势。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图形技术很好的替代了传统的图纸，通过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技术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环境中创建出自己所设想出的建筑风格。大大的提升了人脑的三维空间操作能力。最后，通过计算机技术还能够做到对设计目标对象的功能仿真分析。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功能仿真的对象是目标建筑的计算机模型。这一过程不仅仅在于建筑空间及造型的真实效果再现，更重要的是建筑整体功效的真实反映。
3结论
建筑行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行业的发展成效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建筑设计方法论的好坏。通过本文对当代建筑方法论的分析与介绍，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切的建筑设计方法论都要做到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做到一切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要，才能真正实现建筑设计的目的和价值。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计算机技术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普及程度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建筑设计工作作为一项夹杂着艺术性和技术性等多种特性为一体的任务，一定要对先进的科学技术予以借鉴和吸收，从中吸取适合自身发展的元素。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在建筑设计领域上，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许多电子系统都未建立，相关的数据库以及技术基础平台也都为得到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和建筑设计方法论的创新。为此，一定要强化科学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通过科技与技术的完美结合，来提升我国建筑设计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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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良河，郝占鹏. 浅议方法论的研究对建筑设计的指导作用――关于建筑哲学的一些探讨[J].四川建筑，20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