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31 08:18:56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始终存在着从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矛盾运动，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着生产方式从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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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问题，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掌握。第一，必须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说明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要性问题；第二，必须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发挥的两个层次（即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来把握这个问题，这实际是要说明的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是如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三，必须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分析我国的实际，阐明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使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其结论就是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改革和完善。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改革的理论依据。
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了广阔的道路。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须要发生调整和变革。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以及改变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标的实现，为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是检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惟一标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改革开放，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也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充分说明，正是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现阶段通过改革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极端重要性。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实现的。
第一，经济体制是同经济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范畴。经济制度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主要内容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等。经济制度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体制，则是指一定社会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形式、运行方式及其体系，包括经济组织和管理的形式、制度、方法和经济运行机制等。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因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传统及具体国情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又可以实行具有共性的经济体制。
第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首先，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自觉地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出发点，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调整，选择和建立同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建立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最后，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建立和健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①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这是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活动是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从而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并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力是人们不能选择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是一种可供测量的客观标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具有能动作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种反作用是有限的，归根到底依赖于生产力的状况。
其次，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这样就把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本质统一起来，突出了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这种表述和观点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最后，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对于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的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使先进生产力得到发展。
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含义以及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
首先，先进生产力的科学含义是指：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其次，如何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问题。第一，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最基本的途径。第二、必须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第三，正确处理发展先进生产力与现存的一些落后生产力的关系。第四，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打开通途。我们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引下，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首先，党不仅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而且更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与运行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力的性质和程度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程度；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实践已经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是我们党所做出的完全正确的决策。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们经常会给学生讲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有一个反作用这一个原理。但是对这一原理很多同学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不会运用这一原理而导致对历史的学习不能更上一层楼。要想理解这一原理，首先就要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含义。
生产力是指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三大要素。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分配形式等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含义就是，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必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建立的。其次，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如果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则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每当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来分析这一变革。例如，在分析春秋时期，由于铁的农具的使用，私田开垦越来越多，并且公田也变为了私田，新的剥削方式也就产生了——这是最为典型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例子。其中，铁的农具的发明和使用，就是生产力发展的证明，而新的剥削方式——封建关系的剥削方式代替了奴隶制关系的剥削方式，这是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发生了质的变化。又例如，在分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就需要广阔的国内市场，但在封建统治下自然经济为主，购买力低，国内市场狭小；资本主义需要大量的资金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但在封建统治下对手工工业征收重税，加之封建王室把持着各种商品的专卖权，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排斥，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资金不能从市场中得到；同时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但在封建统治下劳动力却被束缚在土地上。这就表示当时英国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了，如果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就很难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改变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盛产关系，并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而这仅仅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运用的比较典型的两个例子，其实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无处不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子。如果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并运用这一原理，无疑就是已经把握了历史的脉搏，学习起来自然也就事半功倍。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能力、生产条件、社会序参量、系统历史观。
一、生产力的研究现状
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是核心范畴，关于生产力的构成和内涵等的研究和争论由来已久，先后出现过多种不同的观点。首先在生产力的构成上，有要素论和系统论两大流派，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要素论盛行，存在着“二要素论”与“三要素论”的争论，三要素说，亦即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生产力是由生产者、生产手段（或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结合而成的，这三大要素又可划分为劳动者这个人的要素和劳动资料这个物的要素两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是由生产者和生产工具两要素结合而成的，这就是二要素论；后来于光运又提出“一要素论”，即生产力的唯一要素只有一个——生产手段[1]。80年代起人们把系统论引进生产力的研究，崔永和从传统的文化意蕴出发，认为：生产力系统包括生产力要素系统、生产力能力系统和生产力效用系统等子系统。在生产力要素系统中，既有物的要素，也有人的要素；既有直接可感知的实体性要素，也有以人的智力素质为内容的非实体性要素；生产力效用系统是指生产力对于主体的价值意义[2]。
其次，在生产力的内涵上，综观理论界已有生产力之定义，主要有以下八种观点，即征服说、控制说、改造说、影响说、适应说、两种能力统一说、三种生产力统一说、包含认识能力的改造说等八种[3]，同时，众多学者认真地总结和分析过去对生产力内涵界定的争议之后，发现一个特别突出的缺陷：没有完全弄清楚到底是从哲学角度还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讨生产力问题，这一缺陷造成传统生产力重视了人类自身的需要，而忽视了自然规律，忽视了人类与自然协调的一面。当前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就是其重要表现。因此，在理解生产力内涵时，必须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协调[4]，如南京大学鲁品越教授提出把生产力“应当理解为社会解决其所要面临的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利益目的与客观资源的矛盾——的技术性能力”[5]等含有生态内容的生产力概念。
然而，我们认为，目前的学术界对生产力的研究，只是用系统思想研究生产力要素的构成，一些学者开始用可持续发展即用生态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的构成，并已经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但没有用系统的思维来思考生产力的本质，并没有历史地考察生产力的内涵。“无论是在日常谈话中还是在著作中，通过比较一位作者关于自己的对象所表达的思想，甚至比他理解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他，这根本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因为他并没有充分地规定自己的概念，从而有时所言所思有悖于他自己的意图。”[6]本文将在对生产力的历史地考察的基础上，从系统的思维方法出发，研究生产力的本质，通过对生产力与其结构和要素的关系的分析来追问唯物史的合理性。
二、生产力范畴不是马克思的独创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生产力一词，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早在马克思之前的学术和报刊文章中已经大量使用生产力一词，我们从马克思本人的文章中引用的他人的作品的有关片段就可知一二，下面就略举几例：
1844年上半年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引用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42]-243页）一书中的话说：“一国的生产力在一年中所创造的全部东西构成年总产品。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补偿消费掉的资本。总产品中补偿资本以后剩余的部分构成纯产品；它只作为资本的利润或地租进行分配。”[7]就已经有的生产力一词，穆勒的这句话中的生产力似乎指的是生产能力。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引用了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 版第2卷第130-131页）一书中的用来说明资本目的的话。让·巴·萨伊说：“对资本家说来，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风险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说来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 [8]萨伊使用的自然生产力一词可能指的是自然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像这样的引用还有4处：
第42卷第69页：“……。流动资本用于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生产。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生产基金。”这是马克思引用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马克思引用的由热尔门·加尔涅所译的、1802年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第2卷第226页）的话，斯密的“生产力”一词可能指的是劳动者。
第42卷第73页：“劳动生产力的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这又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卷第194-195页的话，斯密在这句话中的生产力可能是指生产能力。
第42卷第73页：“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在联合起来。到处……主要的生产力部门彼此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引用的威舒耳茨的《生产运动。为国家和社会奠定新的科学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论文》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第40-41页的内容，威舒耳茨的生产力可能是指生产资料。
第42卷第79页：“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这是马克思第三次引自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卷第159页的内容。斯密在这句话中的生产力可能是指劳动能力。
这说明“生产力”一词在当时的经济学中已经普遍使用，不是马克思的独创，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还有大量的例证。
马克思在1845年3月写的《评弗里德里斯·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引用佩基奥伯爵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1830年巴黎版）一书的内容涉及生产力一词有一处[9]；引用李斯特的话中，涉及生产力一词有四处[10]，其中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已有专门的有关“生产力的理论”[11]；引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77和80-82页]）一书的内容中，涉及生产力一词有一处[12]；引用费里埃的《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一书的内容中，涉及生产力一词有两处[13]，其中费里埃将“生产力和交换价值”作为一个标题，说明当时费里埃也有对生产力问题的专门论述。从这些不同的引用中可以看出，生产力一词在当时已有不同的含义。
在第264页，马克思对比引用了李斯特和李嘉图的两段话，并在对比评价李斯特和李嘉图时，把李嘉图原文中有关机器的“生产效率”论述称之为“工业生产力”，把李斯特原文中有关“土地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论述称之为“土地的自然生产力”，马克思把“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都称之为“生产力”[14]，说明他把生产力理解生产的效率或能力。
在第258-259页,马克思评价圣西门学派有关生产力的有关论述时说：“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这个力量就是“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生产力”、“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二者”，包括两方面：“自然力量”是物质生产资料、新创造的财富，“社会力量”即劳动者人。但是，“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15]结果，“他们原先的错误惩罚了他们。上述那种混淆不仅使他们陷入幻想，把卑鄙龌龊的资产者看作牧师，而且也使他们在最初的外部斗争之后又回到旧的幻想（旧的混淆）之中，不过现在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所混淆的两种力量的对立恰好在斗争中表面化了。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成了对资产阶级的赞美。”[16]显然可见，圣西门学派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甚至还包括资产阶级在内。
在1847年上半年写成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引用了布雷《劳动的弊害及其消除方法》（1839年里子版第199页）这本书中的话：“……我们这种股份公司的新制度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让步，它允许产品的个人所有制和生产力的公有制同时存在；这种新制度使每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本身的活动，并使人人均享有自然和技术的成就所提供的一切利益。”[17]马克思在后一页有这样一段评论：“……；所不同的是，布雷先生没有以给人类下最后断语的主宰自命，他认为自己提出的办法只适合于现代社会和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18]显然可见，布雷的“生产力公有制”实质上指“财产公有制”，他的生产力就是指财产。
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10页的内容说：“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进了这种改进。”[19]
第564页，马克思为了证明穆勒比重商主义者高明时，引用了穆勒的话说：“因此，我们看来，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20]但马克思没有为穆勒这句话注明出处。
第657页：“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48）”[21]马克思对这句话有一个脚注：“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末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4页）。”[22]马克思引用《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中评价李嘉图的话，说明当时学术界已经非常重视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生产力一词已经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并且人们已经对生产力一词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为了弄清它的含义，人们已经开始了争论。
第658页，马克思引用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的内容说：“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23]穆勒的这句话把“生产力”理解为工人、理解为劳动者。马克思在紧接着的评价中，没有对生产力一词的含义提出质疑，而是说：“但是，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24]这说明马克思也同意穆勒把“生产力”理解为工人、理解为劳动者的观点。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358-360页，马克思引用了威廉·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版，该书于1824年第一次出版。）一书中的内容，引用竟多达三页纸两千多字[25]，在这两千多字中，生产力一词竟达15次之多，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尤其值得我们注意：“这里<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是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26]这句话说明当时人们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条件（即已获得的财富）的关系时，有两种明显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生产条件决定生产力，刚好是正相矛盾的两个观点。可见，当时（即1824年）人们早已在讨论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汤普逊“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的思想与后来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所说的思想接近。马克思在那封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27]这说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的萌芽形式在马克思之前早已出现，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第一次系统的阐发是1845年9月至1846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汤普逊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立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资本论》第三卷第144页，马克思引用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43页）这样一句话：“如果看一下这三四年各工厂区营业状况的变化，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承认，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扰乱生产的根源…… 但是，新添机器的惊人的生产力，不是会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新的要素吗？”[28]这是引用的含有生产力概念的第二个《工厂视察员报告》，既然《工厂视察员报告》这样的普通报告中已经使用生产力一词，说明“生产力”一词在当时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已经相当普遍，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常用语。
三、马克思的原著中的生产力
马克思从前人那里借来了生产力这一范畴，用于自己的著作中，他对生产力范畴是怎样理解的呢？有没有改造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生产力这一范畴下过两次定义，他的第一个定义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9]在此，马克思把“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相结合的“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定义为“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指生产的能力，还是指生产的方式、生产的工具、劳动的对象或劳动者呢？我们推论不出它的内涵具体指什么；第二个定义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30]这个生产力是指生产的效率还是指生产的产品量，我们也是不太明白。不明白的原因是他在许多具体的场合用“生产力”的具体含义都不完全一样，而上述两个定义所产生的歧义的情况都存在。在这么多的应用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指生产的能力，另一类是指生产的条件（或称生产要素），这个条件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和生产关系。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
第一类具体含义是指生产的能力，同时我们也把反映生产效率的这一用法划归此类，因为生产效率的大小也是反映人的能力的大小。
1、把生产能力看作是生产力
体现把生产力作为生产能力来用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这么一句话：
“所有这些对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的影响，都归结为一点：从人工肥力的角度看，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这里指的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学结构及其他自然属性一样，是土地的所谓自然肥力的要素。”[31]
马克思在这里直接把“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说成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并且说“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可见，生产力就是指一种能力。
在《评弗里德里斯·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话：
“可使用的土地的生产力越是降低，地租就越是提高得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77和80-82页]）” [32]
下面紧接着马克思自己评论的一句话是：
“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地租决不是土地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结果，相反，它是土地的生产率越来越降低的结果，是文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结果。” [33]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土地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就是李嘉图所说的“可使用的土地的生产力”，因此，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能力”。另外，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的马克思在对比评价李斯特和李嘉图时的事例，马克思把李嘉图原文中有关机器的“生产效率”论述称之为“工业生产力”，把李斯特原文中有关“土地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论述称之为“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既然马克思把“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都称之为“生产力”，那就说明他把生产力理解生产的效率或能力。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可以“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他说：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富，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34]
2、把生产率等同于生产力
马克思在生产力的含义上，还有个用法就是把生产力等同于生产率，或者前面用“生产力”后面用“生产率”，或者前面用“生产率”后面用“生产力”，没有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认为它们的意思一样，这种用法的例子很多，下面请看这几例：
“地租丝毫不能促进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相反，地租的提高是土地生产力下降的证明。”[35]
“上例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力比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高。如果我们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只和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相同，情况还是一样，如下表：……”[36]
“其次，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不能降低，从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6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4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反过来，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6小时就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量要用8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37]
这里马克思说了三种假设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而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说明他确实没有区分“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概念，而把它们看成是一样的。
不管是把生产力看成是生产的能力，还是把生产力看成是生产率或生产的效率，这两种用法的共同点都是把生产力看成是一种与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各种要素相区别的、并需要所有要素参与和合作而产生的超越具体元素的作用的功能。
马克思的生产力的第二大类的用法就是把生产力看成是劳动过程中的具体要素。这些要素是劳动的条件，所以他又把生产力看成是劳动的条件。这些具体的条件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看他对劳动的理解。
什么是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38]“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9]“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40]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论述生产要素时，没有提到将这些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生产关系，而生产过程本身就包含这种关系，在他的生产力中就包含分工协作等生产关系，这一点将在后文证明。
这些要素在生产中还表现为：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41] “我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23”[42]而“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43]
所以，所有这些要素也都是生产力的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又可称为生产的条件或劳动条件，他说：
“但是，他只有同时预付实现这种劳动的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也就是说，他只有把他占有的一个价值额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形式，才能对这种劳动进行剥削；他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44]
这就是说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等都可称之为劳动的条件或生产条件。下面就来具体看一下马克思把这些生产要素或者说劳动条件看作是生产力的例证。
1、指劳动者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说：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45]
“革命阶级本身”就是指无产阶级、劳动者，所以这里的生产力就是指劳动者。
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斯·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为了批判李斯特的“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财富本身相比，创造财富的力量是无比重要的”的观点，而事实上却在压迫剥削无产阶级，马克思说：
“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
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46]
紧接着整个下一节《力量，生产力，原因》都是在分析资产阶级表面上“关心”“赞扬”作为生产力的工人，实质上是把人变成了“物”的结果和原因。再下一节《[Ⅲ.第三片段][论地租问题]》开头的一二两小节，马克思继续讨论谷物涨价对生产力即工人造成的影响。
2、指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在马克思看来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同时还包括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这些要素可以作为资本再生产的条件，从结果来看它们又是劳动产品、物质财富，下面从马克思的原著中举例说明。
“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47]
“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富，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48]
“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49]
“（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50]
小括号中的“生产资料”就是“生产力”，也就是说生产力就是指生产资料。
生产资料中包括自然的生产工具和人工的生产工具：
“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51]
这段话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脚注中，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把自然力和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机器等都看作是生产力。自然力还包括劳动对象，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后面还说： “[3.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52]生产工具作为生产力，这是大家公认的，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大量存在，例如：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53]
马克思除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自然力看作是生产力外，在《资本论》中也有这样的例证：
“但是，那个利用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却不是这样。他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对一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劳动的某种较大的自然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但这种自然力不象蒸汽的压力那样，可以在同一生产部门让一切资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利用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就象瀑布那样，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能够支配它。但要象每个资本都能把水变成蒸汽那样，创造出这种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取决于资本了”[54]
上述生产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等所有这些生产力又可以称之为生产产品、财富，文明的果实：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的阶级。” [55]
这里的生产力实际上指的是“文明的果实”，即“财富”，文中小括号中的“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56]
“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57]
3、指科学、发明
“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58]
这儿的四个“生产力”，都是指发明和发明的东西，或者还包括财富。
4、包括生产关系
什么是生产关系，马克思说：
“……；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59]
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就理所当然包括分工、协作、所有制和分配等关系，例如，马克思说：
“蒲鲁东先生应该首先自问一下：为什么在目前已形成的这种交换中，必须创造一种特殊的交换手段来使交换价值个别化呢？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象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 [60]
“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的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61]
“其实，分工和所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62]
马克思谈到生产力时，多次提到生产力内包括分工协作等生产关系的内容，他说：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也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63]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进社会日益精致，同时却使工人陷于分工贫困并变为机器。”[64]
“……。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65]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说的下一句话可以把生产力作为生产条件这一用法集中地体现出来：
“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大。”[66]
关于上述生产力的两类含义，到底是指什么，在我国曾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论，下一段就是对当时争论的一个总结：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对生产力含义问题的争论主要是指生产力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物质力量”？主张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力量”的观点，反对把生产力定义为“改造自然的能力”，认为把生产力定义为“改造自然的能力”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67]
而事实上，马克思在一些具体场合有时将它们区分开来的，例如：
“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68]
马克思在这里把“力”和“条件”两个词都用了黑体字，说明他强调这里的生产力是指能力，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等要素。但是，这个生产条件按照他的用法，也可以理解为生产力，那么，这里的生产力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和冲突就变成“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即“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69]）和“未来的劳动生产力”（即“生产力绝对发展”的“趋势”[70]）的矛盾，这同他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见本文第二部分的引文）中所表述的思想相似，因此，他有时又没有将生产能力和生产条件两层含义严格区分开来，甚至有时将它们等同：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71]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两方面是指生产关系一方面和生产力一方面，他在生产力一方面是把“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作为与生产关系对立的另一方面，说明马克思把“生产力”、“生产能力”及“生产力的要素”这几个词是作为同一个东西看待的，它们的含义一样，它们都可称为是生产力。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区分它们，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本质的差别。这与马克思之前人们对生产力的理解差不多。
生产力概念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偶然的，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其他概念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生产关系先后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关系”、“经济关系”等术语，至少有3种不同含义[72]、生产方式概念有5种不同的含义[73]。
四、生产力的歧义性带来的麻烦
概念不确定是学之大忌，所以，康德说：“如果对某一个概念来说，只有唯一的一个词在已经采用的含义上与该概念完全适合，而该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区分又极为重要，那么，最好还是不要滥用该词，或者把它当作别的词的同义词来交替使用，而是审慎地保持它特有的含义；因为若不然，就很容易发上这样的事情，即在该术语没有特别地唤起注意，而是淹没在一大堆相去甚远的其他术语里面之后，惟有该术语才能够保持的思想也就丧失了。”[74]怎么办？他说：“我宁可在语言的优雅上有所损失，也不愿因丝毫的晦涩而给教学的用途增加困难。”[75]
马克思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未能给生产力一词以严格的定义，给我们带来的理解麻烦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理解马克思原著中的生产力时，就发觉生产力一词在“生产能力”和“生产条件”两种含义之间游荡、摇摆不定，对马克思的原义产生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在该理解为“生产能力”的地方误解为“生产条件”，比如，“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76]这里“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的生产力，应该是指“生产能力”，但是，这个生产力又是“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所以就可能把这里的生产力理解为“生产条件”，特别是理解为“机器、设备”，这就导致“工具决定论”，用生产条件这个含义就不能解释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没有美国高却是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国的生产力水平比中国高却是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误解是该理解为“生产条件”的地方理解为“生产能力”，比如，“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定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77]我们认为机器设备、科学技术这些生产条件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但它们还不就是生产能力，它们必须经过一定的应用，才转化生产能力，把这些生产条件作为生产能力，就如同康德所说“（例如一句诗的各个个别的词）绝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一句诗）”[78]一样，还差远哩。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分辨是很难的，而正是这种模棱两可、两极相通，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也不错，导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矛盾，本文将在后面具体分析说明。
五、追问生产力的本质
马克思当时未能准确定义生产力概念，不只是马克思的过错，而且是历史的局限。用恩格斯的话说：“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79]既然是整理材料的科学，那么用分析客观实在性中主要的、稳定的、相似的东西的方法，用物理学和化学的等已有的精密自然科学中的一般原理或规律来解释所研究的客体，以便简化、缩小实在的多样性、复杂性的方法，则是一切科学都必备的，所以，那时使用的还原论方法在把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中是有效的。但是，还原论方法不能解决：“（1）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生物学还原为物理学或者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2）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我们认为可归诸动物的那些主观意识经验还原为生物学，以及假如对问题（1）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们能否再把它们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3）我们是否能够或是否希望把自我意识和人类心灵的创造性还原为动物的经验，以及假如对问题（1）与（2）给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们能否再把它们又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80]所以，那个时代的还原论方法是不可能认识系统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复杂性的。
一般系统论的思想是冯·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1937年在芝加哥大学查尔斯·莫里斯的哲学讨论会上才第一次提出，但由于那时理论在生物学中声名不振，他也害怕象大数学家高斯说过的“低能儿的叫喊”，把草稿锁进了抽屉，战后才第一次用“一般系统论”这个题目公开发表[81]，直到1968年《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的发表才标志着系统论的诞生。所以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要么是忽视“关系”研究的原子论观念，要么是忽视所涉及系统的特性的观念，如常有还原论企图的“社会物理学”[82]，因此，社会科学中像生产力、生产方式这样的概念的本质，在当时是不可能被认识的。
一般系统论之所以“一般”，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遇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在差异很大的一些领域里，都独立地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和概念。”[83]“在不同领域，在相互独立的和基本上没有任何业务知识联系的研究领域里，一般认识原理平行发展的现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84]“许多领域正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着走向一般化理论的趋势。”[85]“因此，存在着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者它的子级模型、原理和定律，这些模型、原理和定律与系统的特殊类型、组成系统的要素的性质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力”的性质无关。寻找一种不是具有不同程度特殊性的系统的理论，而是一般地适用于系统的普遍原理，看来是合理的。”[86]所以说，系统观已成为一种一般的普遍的原理和研究方法。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生产力的准确含义，才能理解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建立在一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基础之上。生产力，这个十九世纪初就出现的概念，它的含义到底是指什么呢？“现在，我们知道为了认识整体，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其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还需要了解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要研究细胞中各种酶的相互影响，各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心理过程的相互影响，要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动态特性，等等”[87]。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事物，应该把事物作为整体看待、作为由内部要素和结构作用下涌现出的与各组成部分不同功能的系统看待，这个系统的性状与功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由它的元素，特别是由它的结构所决定。因此，系统的一定的结构是它的一定性状与功能的内在基础，而系统的一定的性状与功能是它的一定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我们要从系统的内部要素和要素的结构两方面出发，才能理解事物的本质。
早在1995年李丽在《生产力范畴的辩证解析》[88]一文中就用结构和功能的系统观来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但作者没有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正确关系。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看出，生产力应该是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对自然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它是由社会系统内部的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科学、教育、文化等多种要素，加上组织、管理、分工协作等结构关系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首先取决于它的每个构成要素的性质和作用，每个要素的这种“元功能”都对生产力整体作用的发挥产生影响，没有要素的“元功能”，就没有生产力的整体功能。马克思看到了要素的“元功能”对生产力的作用，所以就把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等生产条件称之为生产力，也就是说把生产力要素的“元功能”等同于生产力的整体功能，这是错误的；其次这种能力取决于要素的数量，任何一个系统的结构，都有一定的元素的量的上限和下限，超过一定的数量界限，结构就变得不稳定，就会发生从一种结构转变到另一种结构的现象。各个要素的“元功能”的机械和构成系统的“本功能”，生产力的稳定性与社会系统的“本功能”有关；最后这种能力取决于构成要素的组织结构，系统的结构一旦形成，就对组成的要素发生巨大的反作用，决定、支配或影响组成要素的行为、状况和历史，使得其组成要素的行为与孤立状态下的行为或在其他结构中的行为大不一样，这就是系统的“构功能”，“构功能”可大于“本功能”，也可能小于“本功能”。因此，人类社会生产力既取决于要素，又取决于结构，是要素的“本功能”与结构的“构功能”的综合[89]，这才是生产力的真正本质。
在生产力与其内部要素和结构的关系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力的各要素及其组成结构决定着生产力的大小和性质的决定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如果系统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就不能保持结构上的稳定性，当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加强或破坏系统本身的结构。马克思只看到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而没有看到生产力内部结构和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力对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反作用看作是生产力内部结构和要素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不但使他认识不到生产力的本质，而且弄错了生产力与其内部结构和要素的关系，特别是弄错了生产力与其内部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错误结论。
我们现在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是不是曲解了马克思呢？没有。马克思本人的原著中就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内容：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这样判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90]
这里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这句话中，既包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含义，同时也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含义。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说：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91]
这段话中说生产力也“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也包含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含义。
“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92]
这段话中“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力是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包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含义。
这一点也得到现代部分学者的认同，比如赵放说：
“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作用的看重，并未否定或贬低生产关系在某些历史时期或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同时强调了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可能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相应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变革也就很必要了。如果这种情况的发生十分普遍，自然就会得出“生产关系决定论”的推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存在三种联系方式，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两者相互影响和互动。”[93]
六、唯物史观的合理性？
上面我们从系统论的观点考察了生产力的本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现在我们再用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唯物史观，就发现它没有合理性了。
唯物史观最经典的表述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4]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段话中不合理的地方。按照马克思的这段话，整个社会存在的前提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力必须要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它相适应，形成一个结合体即生产方式，生产力不能离开生产关系。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起点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95]即按照“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96]这样的循序进行，也就是说，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会生产力变化和发展，然后，人们的生产关系、人们的经济关系依赖这些变化、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力处在经常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
那么，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只能来自生产力内部，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97]这段话说明劳动生产力来源于内部包括社会分工在内的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力内部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是不会发展变化的。次页还说：“……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按相同的比例增加。”[98]
既然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内部的结构和要素的共同作用的功能，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就来源于生产力内部，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要素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生产力内部的要素与生产关系的共同作用，那么，生产力又怎可能与给自己力量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呢？是要拎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吗？这是不可能的，“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99]，这时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不可能再与随自己同时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发展矛盾，而只能与它发展之前未变化的旧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马克思这段推理的前提是生产力离不开生产关系，然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了，然后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事实上生产力要发展又离不开生产关系，不可能不需要生产关系而独立向前发展，把生产关系抛在后面，然后再与生产关系形成不适应、形成矛盾，——唯物史观的不合理性终于暴露出来了。
该矛盾的关键是生产力的积极性、主动性或革命性来源于何处，不管是生产工具的革新还是劳动对象的改变都少不了人的思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思维的主观能动性，而思维的开拓创新也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处在一定的条件下、受到一定的主客观因素制约的，这个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或环境就是他所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参与下才有生产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实质是包含这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两者在内的新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与包含旧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两者在内的旧生产方式的整体功能或力量发生矛盾。所以说生产力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已经融和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它就不可能再与给它自己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唯物史观中的矛盾的实质。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除了人们不理解生产力的本质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常识现象遮住了人们的理智。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和提高“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总是从采用新的发明创造、技术设备或生产工具开始。随着新的技术设备和生产工具的使用，人们就会改变生产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于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随着这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了，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00]
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是不是总是滞后、在生产力发展变化之后跟着应变呢？事实上不是。生产力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同步的，它们之间的变化是同时的，没有生产关系的同时变化，也就没有生产力的变化。“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总是和生产关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孤零零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任何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只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产生，没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形成新生产力；同时，新产生的生产力要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还必须同时形成一种新生产关系，否则，它就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就不会在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面前显示力量，所以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同新的生产力同时产生。例如，从单个技术发明到单个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来看，好像是先有单个技术发明，然后应用到工厂里，接着工厂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但事实上，任何技术发明和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下产生，与该技术发明创新相配套的分工管理等生产关系也同时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因此，任何技术发明，在灵感产生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考虑与它相适应的协作管理等实际的应用，这些协作和管理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实践中无应用价值的发明就不是发明创新，而有些发明创新就是在运用的推动下产生的，所以，创新的灵感与它的运用同时产生。发明创新变成现实后，它还只是一部机器、一种革新方法，一种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还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它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运用到实践中时，才变成现实的生产力。随着技术成果（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由观念形态向现实形态转化，潜在的、可能的生产力也在新的生产关系的组合中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所以说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一个同时的过程，两者都是社会实践的要求和推动。不能把技术发明创新与应用同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分开，技术发明之前旧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技术发明之后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同时存在，整个变革的过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整个变革过程的实质是以新的技术发明为核心的新生产秩序取代旧的生产秩序的过程。这一点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同：
“但是，正象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101]
这段话中的“生产方式”，传统的解释都把它理解为生产关系[102]，而事实上，这里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就是它们本来意义上的生产秩序和生产方式，造成这种曲解的原因是由于不理解“生产力”的实质引起。
这样分析之后，就明白“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的真正内涵了，也就理解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那一段经典论述了，马克思实际上描述的是两种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问题，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由适应到不相适应再发展到矛盾冲突的问题。然而正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为起点”这一常识和假象，使马克思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得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结论，把唯物史观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而事实上它们之间是反作用与决定作用的关系，不是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所以生产力要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就像影子要打倒人一样，是不可能的。至于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那只是这种生产秩序的深化罢了,从协同学的角度看，就是序参量“支配”和“役使”要素或子系统的过程[103]，即要求非本生产秩序的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资源都要纳入本生产秩序之内，抑制其他生产秩序的发展，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利益的调整过程。当然，这种支配和役使有多种方式和形式，甚至还可能伴随着大规模的暴力和冲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而整个人类历史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往往掩盖着历史发展的规律。
但是过去人们由于对唯物史观缺乏反思，总是只看到和强调这段推理的前提，而忽视中间推理过程产生的矛盾，所以使人们蒙蔽至今。
七、物史观的难题
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滞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错位，这样就会爆发社会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现象越严重，它们之间的错位越大，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两者越相适应，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预设了社会革命总是在生产力水平发展最高最早、与生产关系的错位现象最严重、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非常激化的时候，才可能发生。
然而，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却不是这样，比如说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不是在奴隶制水平最早的古埃及，而是在后来的中国和欧洲。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最繁荣鼎盛的西周，而是在“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的东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不是在奴隶制鼎盛时期的古希腊、罗马时期，而是在奴隶制衰落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世界上最强大、历史最悠久、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比中国落后好几百年的西欧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资本主义最发达、发展水平最高的西欧和北美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资本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沙俄以及后来的中国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是个别现象，几乎是一个规律。新社会的出现往往不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时候是该生产方式最稳定的时候。新社会的出现往往是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时候，这时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所以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出现。这说明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而是生产秩序之间的更替。
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不能解释传统生产方式的稳定性。按照唯物史观的解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就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传统生产模式下的生产力应该要得到迅速发展，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应该要发展到与旧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产生错位，导致旧生产关系崩溃和瓦解等不稳定性。然而，一些传统的生产习惯和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和“量变”了那么长时间，却总是根深蒂固，没有达到质变和飞跃的阶段，也就是说没有发展到与它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时候，反而还有继续存在下去的趋势呢？，它们的生产力不向前发展、停滞了吗？或从另一方面看，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生产力水平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不能取代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如它的其他生产方式而一统天下呢？难道它的生产力不发达么？这是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无法解释的事实。这只能说明：“不适者也能生存：专门化，创造一个合适的生态环境。”[104]
八、新历史观的意义
现在我们不再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来看待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必须由一定的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构成。社会要素由劳动者、工具、对象、原料、信息和能量等多种成分或子系统组成，社会结构在协同学上称之为序参量，在社会历史中就是社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秩序，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它支配和役使社会要素，迫使它们纳入其内，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不同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存在着协同和竞争的关系，社会秩序或序参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构成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发展就是包含不同要素和结构在内的不同社会秩序之间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有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整个演化沿着“混沌1（相对无序态）有序1 （新有序结构产生）有序2（复杂的有序态）混沌2（更复杂的高级有序阶段）…….”的路径发展。
这种系统历史观对认识社会历史的过程和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各种社会之间的更替的现象，特别是解释社会的更替为什么总是发生在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而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的时候，并可以解释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几种社会秩序之间竞争现象。
既然社会生产力是由要素和结构决定，有一种意见认为：人为地创造一个高级的结构可不可以提高生产力呢？比如我国时期的一大二公、公社化这种先进的社会秩序是不是可以提高生产力呢？如果不是，那么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还是由生产力决定吗？我们认为公社化时期的生产力遭到破坏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我们承认公有制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秩序，但是，任何社会秩序要与要素的元功能相适应，与元功能不相适应的结构不会产生好的构功能即生产力。所以，公社化的失败，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失败，而是由要素与结构不相适应而导致的失败。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强调生产力是由社会秩序和要素决定，是不是恢复“”所谓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呢？我们认为也不是。“”在台上时，批判“唯生产力论”，暗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力的观点[105]，提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106]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过程中实现的。”[107]“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先有“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然后才有“离不开”这种“改革”即依赖于这种“改革”的生产力的发展。按照这种说法，生产力的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改革”，一不“改革”，生产力就不发展了。你想发展生产力吗？那你就一刻不停地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吧！”[108]他们鼓吹的一切反马克思的谬论的实质“就是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109]目的是“把我们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干部视为他们建立法西斯王朝的最大障碍，必须置之死地而后快，要对这些人“能打倒打倒，不能打倒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换上他们的死党、亲信以及他们培养起来的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第一步，要夺权；第二步，反右倾，镇反”。其实，在他们实行所谓“第一步”的时候，就已经对许多革命干部下毒手了。”[110]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然而，目前却到了改革的关键时期。为什么？通过抓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只是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而真正对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的结构和体制。所以，2005年3月14日，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的提问时说：“……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说到底是结构性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和体制问题。而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时间。”这是多么深刻啊！
中华民族要复兴，理论思维要先行。中央一再强调要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不无道理。
注释： --------------------------------------------------------------------------------
[1]、于光运：《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时代》[J]，《开放时代》，2001年第6期。
[2]、崔永和：《生产力的文化底蕴探析——兼论社会人文科学的生产力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哲版），1996 年第5期。
[3]、巨乃岐/刘冠军：《生产力新论——大生产观初探》[J]，《东方论坛》，2003年第1期。
[4]、席成孝/张康军：《生产力若干问题评述》[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5]、鲁品越：《知识经济时代与生产力理论的重构》[J]，《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9期。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8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3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6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4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5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5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4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6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65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58-36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14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3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6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4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7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80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1-20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5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53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49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79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261-26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0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62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1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3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6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2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54-156页。
[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7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6-25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61-6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3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19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072，第32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7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55页。
[6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8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68页。
[67]、《国内外哲学问题讨论综述》1981-1982[Z]，第106页，复旦大学哲学系资料室编。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86-287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7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99页。
[72]、林剑：《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
[73]、赵家详、李清昆、李士坤主编：《历史唯物主义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128-131页，。
[7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282-283页。
[7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1页的注释。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9-60页。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9页。
[7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20页。
[7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1页。
[80]、[英]波普尔：《生物哲学研究》英文版，[M]，1974。转引自刘大椿著《科学技术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2页。
[81]、[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83-84页，。
[82]、[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186页。
[83]、[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8页。
[84]、[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9页。
[85]、[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9页。
[86]、[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林康义、魏宏森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第30页。
[87]、[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的发展》[M]，黄金南译，《自然辩证法学习通讯》1981年增刊，转引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119页。
[88]、李丽：《生产力范畴的辩证解析》[J]，《枣庄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89]、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四版，第231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40页。
[9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21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55-156页。
[93]、赵放：《论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2-83页。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08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09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7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8页。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63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44页。
[10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6-247页。
[102]、例如：由王正萍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生产方式的其他用法”一节中，认为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用法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编者把本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那段话编在这一用法下（参见该书第501页）。另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说》（五院校联合编写组编）第77页，就是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来解释恩格斯的这段话。该《解说》说：“……同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也完全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经验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有一天要成为新的生产力的桎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可见，这段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大工业的矛盾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
[103]、[联邦德国]H·哈肯著：《协同学》[J]，任尚芬译、方俊鑫校，《自然杂志》1978年第4期，参见《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典文献选编》，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214页。
[104]、[联邦德国]H·哈肯著：《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M]，戴鸣钟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第八章，第72-79页。
[105]、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29页。
[106]、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J]，《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
[107]、吕达：《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N]，《人民日报》，1976年5月31日。
[108]、林子力、有林著：《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第8-9页。
【关键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超级秘书网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关键词]世界生产力；联合产权制度；和谐劳动关系；知识经济；知识劳动者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由世界生产力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所决定的有规律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所以，要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来考察人类的历史进程以及市场经济中企业劳动关系的变化规律，不能简单地把当前我国一些企业存在的劳动关系不和谐的原因归结为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或者企业、员工、工会和政府之间协调机制不规范等表层因素，而要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性和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性两者统一的基础上来挖掘其深层的原因，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主体、劳动形态变化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联合产权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
一、我国一些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产权制度及相应的资本导向观念所形成的企业生产关系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1995-2006年劳动争议案从3.3万件，增加到31.7万件，增长了9.6倍。企业劳动争议并没有因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而减少，如东莞等地还出现了工人罢工的抗议活动。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不和谐的劳动关系呈扩大之势。这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纠纷问题，而是危及到企业生存和社会安定大局的问题。根据我国首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2005年)统计，全国每年出现15万家民营企业，又有10万家死亡；60％的民营企业5年内破产，85％的民营企业10内死亡，平均寿命2.9年。劳资关系不和是民营企业平均寿命短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不和谐的劳动关系，不仅是指普通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同样也包括管理阶层、科技工作者和业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种局面呢?有的人认为是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有的人认为是由于企业、员工、工会和政府等关系不规范；有的人认为是由于劳动法律关系不完善。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切中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劳动关系的主脉。仅仅从社会舆论角度去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从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生产力发展规律这个根本点上去理顺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很难持久；如果不从知识劳动形态变化的规律去探讨企业和谐劳动关系，那么，企业、员工、工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将始终是隔靴搔痒，隔着一层，击不中要害；如果劳动者还只是“工资收入者”，不管这些法律多么完善，都无法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目前，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存在着对抗性增强、投资收益和劳动所得之间差距扩大等矛盾；私营企业存在着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工伤事故多、劳动工资低、劳动保障水平低和福利待遇差等问题。这些现象所展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工人和资本所有者形成了企业的基本生产关系，从而资本产权制度及相应的资本思维在企业生产关系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正是我国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当资本产权及相应的资本思维模式成了经济生活中的主流时，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资本饥渴综合症全面爆发，劳动关系和谐成了例外的情况。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97-2000年底三年大改制中，即国有企业脱困时期，共造成2100万工人下岗。不少工人是自己举手表决把自己退回家的。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性质不同，但出现不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原因却是一致的，主要是资本产权及其相关资本思维方式在企业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产物。目前，占世界人口15％的高收入国家，占据了全世界GDP的80％。从当代世界生产力的总体性质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适应世界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国有资产的运营必须融入到世界生产力的主流之中，进行资本化运营，才有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继而引导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主流并成为主流。但在这个过程中，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本身存在着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公有资本既要在资本的层面上、又不能只停留在资本的层面上运营。公有资本要在资本层面上运营，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世界生产力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需要。生产力是社会最本质的存在，只有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体系中，才能找到我国国有资产资本化经营的真正原因，这是世界生产力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从局部无法得出整体的结论。公有资本又不能只停留在资本层面上，这是由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生产力性质所决定的。生产力始终是人的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本身就隐藏着和谐。世界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随着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出现，知识劳动者阶层形成和壮大，知识劳动逐渐替代传统的体力劳动而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从而世界生产力要素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五要素理论中，劳动要素已演变成知识劳动要素，且知识劳动这一要素逐步走进了生产力系统的中心，逐步取代资本要素的地位而成为最关键的要素，占据着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要素体系的统治地位，从而动摇了过去以资本产权为主导的产权结构的根基。同时，即使动摇了根基，资本产权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消亡也还会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知识劳动者为代表的整个劳动者阶层的地位将获得事实上的提升，劳动者产权也将相应地得以承认和实现。
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生产力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出发，才能科学地理清我国当代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真实原因；只有从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规律出发，才能科学地找到解决我国企业劳动关系不和谐的途径。
二、建立联合产权制度是实现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基础
根据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原理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和知识经济时代世界生产力要素地位变化的实际，联合产权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时期，产权关系是由世界生产力总的性质所决定的；在知识经济阶段，企业产权关系主要由生产要素所有者产权和以知识劳动者为代表的劳动者产权有机结合而形成联合产权所决定；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生产要素所有者产权在联合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将呈逐步下降的趋势，知识劳动者产权在联合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将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最终成为联合产权的主体，从而向劳动者产权全面转化；在未来的社会时里，劳动产权最终也会被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所替代，所有产权及其相关的制度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向成熟的社会主义转化。由联合产权理论所建立起来的相应制度称为联合产权制度。这一理论框架为知识经济时代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1 和谐的产权关系是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
联合产权制度不是要素所有者产权和劳动者产权两者的简单拼凑，而是一种与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是一种和谐的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劳动关系和谐的根本保障。以知识劳动者为代表的劳动者阶层失去了产权的保护，其相应的经济利益和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力，都将是一纸空文。劳动者的利益必须靠制度来保护。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的劳动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劳动在劳动者之间的整体合作性和个人的相对独立性两方面都同时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一方面，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整体性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使劳动者的独立性具有了现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在用知识创造知识的时代，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把知识劳动者推到了商品价值创造人民民主制度、经济上建立联合产权制度的新格局。
2 联合产权制度有利于劳动主体和谐
摘要：中国电影分级制一直呼吁多年，但最终被权威管理部门否决，这实质上阻碍了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更快发展。本文论述了分级制与电影生产力的关系，中国电影对分级制的迫切呼求，电影分级制对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提高与影响，并对如何消除中国电影分级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素提出了建设性观点与意见。
关键词： 生产力；电影分级；提高效益
什么是电影分级制？就是电影生产和电影管理的一种规范与模式，是将电影按照内容表现的性质，分成不同的级别，适应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欣赏，其目的一方面可以保护未成年观众不受充斥在电影里的暴力、色情、吸毒、恐怖等镜头话语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尊重艺术规律和艺术个性，提升艺术表现能力和鉴赏能力，提高广大电影艺术生产者的积极性。电影分级，就是对电影生产力的解放。
一、电影生产力构成与分级制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分析，生产力是一种生产能力，包括生产者、生产资料和产品三大要素。以此分析，电影生产力包括电影艺术生产者、电影生产资料和电影产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中，劳动者本身是最核心的要素。中国电影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包括编剧、导演及电影相关的工作人员，而编剧及导演是电影生产力中最核心的要素。电影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质上都是进行社会生产活动，而电影生产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农业生产或者某种机械生产，而是一种艺术生产，其产品就是艺术作品。电影产品不是满足日用物质消费生活需要，而是满足社会的精神需要。电影生产力的硬件主要是指电影技术水平的发展，即生产的电影工具。中国电影的硬件，随着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从黑白走向彩色，从彩色走向数字电影，技术不断更新，电影的技术含量及产生的艺术效果越来越具有魅力。电影生产力的软件则是电影工作者自身，电影工作者的电影生产观念、管理观念及电影发行观念，这些思想观念直接关系到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态势、设计规划、开拓途径和价值定位。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生产力的性质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相应的信息传递和处理水平也得到了发展，信息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主要要素。在当代社会，信息同样对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直接为生产力发展服务。社会的进步要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步伐，促进生产力发展。对于电影生产来说，电影生产关系指人们在电影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综合关系，包括电影的各级组织管理关系。电影生产力决定了电影的生产关系，电影生产力要求电影各种生产关系必须推动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生产力的积极性和生产能力。
电影分级制是电影的一种管理形式，是属于建立在电影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范畴，是为电影生产力服务的。作为电影管理关系模式的分级制，无论有多少政治或其他因素的干预，但它必须尊重电影艺术本身的规律，必须为电影生产力服务，尊重电影生产力，适合电影生产力。
电影分级制有四基本个特征：首先，它是电影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是电影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需要。其次，电影分级制属于艺术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然与政治意识形态彼此关联，但艺术意识形态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更不能无故钳制、孤立艺术形态，让艺术意识形态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奴婢。第三，电影分级制具有普适性，即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管理，都可以有一种共同的分级原则与标准，各个国家的电影分级制并不是绝对孤立的。第四，电影分级制有特殊性，因为不同的文化信仰、道德要求及民族个性，对电影分级的标准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但是，任何电影分级都必须适合电影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禁锢压迫电影生产力。
在任何体制的社会里，作为电影生产者都希望各种社会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电影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电影技术的发展，还包括电影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的全面发展。电影分级制可以促进电影事业的全面发展，美国、香港、台湾、日本、印度，甚至伊朗，由于早已经实施电影分级制，谁能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电影发展不如中国？谁能说伊朗阿巴斯的电影水平低于张艺谋？电影分级制能够促进电影制作者导演、编剧、演员及所有电影工业相关人员的主体性的全面解放与生命力的彻底释放，保护电影的观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我选择权力的自由与对电影批评的自由。任何电影的管理手段，都是为了促进电影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僵硬的管理体制下非得狭隘片面地理解电影分级制，从而扼杀电影分级制，其结果是不适应电影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电影发展的绊脚石，这样的电影管理体制则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以促进电影
一、生产关系的弹性简述
1、生产关系弹性概念的提出
对于弹性的解释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解释。最早提出弹性思想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古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但公认地作为经济学上的弹性概念的是由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是指一变量相对于另一个变量发生的一定比例的改变的属性。具体而言，就是关于价格、收入同商品供给量、需求量之间数量关系的弹性理论。正如沃尔德所指出：“马歇尔用‘弹性’学说，来描述需求对价格微小变化的量度”。马歇尔的弹性理论主要用于分析均衡价格的形成原因，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格机制所拥有的自动调节作用，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2、马克思关于弹性概念思想
马克思早在1865年前，就已经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弹性概念。遗憾的是，我国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把弹性(elasticity)一词译成了“伸缩性或变动性”，这种理解方式使人们重点关注定性分析，忽略定量分析。其结果是，马克思的这一重要理论也渐渐不为认知，甚至把弹性理论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之外，当作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东西来批。
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现象的观察分析
1、相似生产力发展阶段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这三个阶段。现阶段的生产力主要处于商品经济阶段，但有慢慢向产品经济过渡的迹象。而商品经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延至社会主义社会前期。在此阶段上的经济形式要求的是结合型调节机制，简单来说就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调节方式。
当今世界，尤为明显。特别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促使很多资本主义的政府必须插手经济，调节日益尖锐的生产关系，缓和社会矛盾。而另一边的社会主义国家，因历史国情等因素影响，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等原因，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威胁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成为必然选择。可以说发展到现阶段的生产力，不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力，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发展到现阶段上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的生产力。
2、生产关系调整性和上层建筑的联动作用
经典作家将建立在相似生产力基础上的不同性质的经济形态并存现象，归因于生产关系本身的可调控性、上层建筑的影响及具体的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这三因素共同起到的联动作用身上。
就政治上层建筑而言，上层建筑的状况和特点对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作用。往往因为上层建筑的状况和特点，直到导致某些国家在相似生产力基础上，社会经济形态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例如，有些国家制度越完善，经济发展越充分，上层建筑的结构就越牢固，一旦出现问题，社会内部拥有强大的自我调控能力，它能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留下巨大空间，因而也就延长了这种制度的寿命。历史发展到现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内部结构较为稳定，生产关系还具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因为能够允许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某些国家还能够长期存在。反观社会主义运动时展的脉络，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运动起始于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社会内部矛盾更是尖锐，再加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因此出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说明，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缺乏稳定的社会结构，因此建立在较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就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但从长期看来，却是历史的趋势。
综上所述，一方面，发展到现阶段的生产力为生产关系弹性提供了存在基础，生产关系的可调性和上层建筑的影响也为适应现阶段生产力提供了保障。
三、从生产关系弹性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的意义
1、理论意义
理论上，我们需重视社会主义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力之间的联系，并且要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弹性。
传统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且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这固然没错，但是，在断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时，我们却很难说清是哪种生产力决定哪种生产关系。同种程度的生产力似乎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当今世界，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组织和运行经济时，将资本主义的因素和社会主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当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以一种不纯粹的方式出现的。正是这种不纯粹现象，容易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因为我们很难说清，当今世界的生产力到底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其实，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恰好表现了我们在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力方面的误解。其实，从生产关系的弹性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思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在资本主义物质存在条件成熟时产生的，因此，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内，同时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2、现实意义
现阶段处于“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的这一阶段。这就要求我们在发挥制度优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关系，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总而言之，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绝对性，也需看到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相对性，只看到绝对性是机械的认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是对立统一的，没有纯粹的绝对，绝对总是和相对相互依存的。生产关系弹性为现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并存提供了依存依据。因此，当我们在考察社会经济形态运动时，必需看到二者之间绝对和相对的统一，这才是解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人际关系;生产力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交通和信息工具的发达,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交往越来越广泛,人与人的关系也显得越来越复杂,于是不少专家学者对人与人关系的类型、处理的具体方式方法等进行了探索,这些探索对日常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协调是有较大帮助的。
人际关系并不就是腐败,而扭曲的、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才是腐败产生的土壤。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使一个人在精神和事业上获得意想不到的帮助,从而叩开成功的大门。就这一角度而言,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
一、人际关系的定义
人际关系是指社会人群中因交往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中文常指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总称,也被称为“人际交往”,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学友(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人际关系又分为多种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吸引或排拒,合作或竞争,领导或服从等关系指在某一段时间里与某人经常保持的社会接触,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
所谓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在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交往这种主客观矛盾运动的过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指以血缘、地缘、为纽带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满足其社会需要的状态,是人们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物质和精神交往过程中发生发展并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普遍的、复杂的一种社会现象。
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开放性,在人际交往中,人际关系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开放,个人对社会的开放,以及个人对个人的开放;二是广泛性,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突破了血缘关系的封闭性、男女交往的限制性、以及地域和行业部门的限制,使人际交往的范围逐步扩大;三是互利性,市场经济使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人际关系中,互利和双赢已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则;四是独立性,现代社会个人的独立性愈来愈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应该相互尊重、理解,不强加于人,使个体能保持独立的个性和人格。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互利、合作、公平竞争的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使一个劳动集体产生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马克思说过:“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人”。
三、人际关系与生产力
(一)良好人际关系提升团体工作效率
“团结就是力量”,如果一个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良好,并且心理相容程度高,大家认知相近,情感相悦,需要( 主要是社交需要)得到互补,都有一种满足感。就会有一个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人们就会专心致力于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得到快乐,也更加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人的智力得到充分发挥,人才就会脱颖而出,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
(二)良好的人际关系维系经济活动的主体心理健康
人的行为是人的心理的外在表现。某些心理特质不具备,是会影响人际关系的。众所周知,在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这三个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劳动者是决定因素。保持一个宽容的心态是十分重要的,能否做到宽容的理解人,是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标准。假如一个心理失衡、精神萎靡、行为无常、缺乏人格素质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去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去积累生产经验,并去征服和改造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在“回报心理”的作用下,使他在得到爱、友谊、他人的尊重和社会认可的同时;也会对对方付出爱、表示友谊、自觉尊重他人人格、尊重社会对自己的尊重和认可,产生自豪感、满足感和自信心。
(三)人际关系与生产力
生产力系统就是由各个生产力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生产力系统最基础的因素应该是劳动者、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生产力系统中间层次上的因素应该是科学、技术、信息和教育。科学技术发明及其掌握和运用,最终是靠人来实现的。生产力因素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现代生产力系统中,以及在将来社会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力系统中,会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就会阻碍社会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使一个劳动集体产生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人的社会性决定了每一个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不是独立存在的,更不是单独活动的,而是许多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也就是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在彼此交往过程中的互动性。如果一个宽松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人的潜能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人的身心也在其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这样更加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人的智力得到充分发挥,人才就会脱颖而出,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
四、结束语
早在千年以前,中国有一个名叫“孔丘”的智者提倡“仁者爱人”的观点,这就明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西方的哲学家也提到过联系的观点。即:世界时普遍联系的;事物内部的各个因素也是普遍联系的。那么作为“灵魂世界”的主体构成部分――人类,更应该看到联系的重要性。从“实物”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远古到今天的货币的出现,表明了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与人类社会息息相连的。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人类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如果能够合理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克服地域、文化、血缘之间的差异所致的困难,那么生产力得到发展的同时经济也随之稳固,社会也会变得更为和谐与进步。
参考文献:
[1]韦以伦,莫少乔.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J].新东方,2007,(10).
2001年1月10日，在与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同志座谈时，******同志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在全党深入开展‘三个代表’的宣传教育，是新世纪开局之年全党工作的大事，也是宣传思想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以利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自觉地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的党更加朝气蓬勃、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富有战斗力”[1](2001-01-11)根据******同志这一指示，为了提高我们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自觉性，就不能不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是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不仅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而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一、生产力的新划分和新归结
“三个代表”中第一个就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这里，******同志从生产力中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并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推动。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更准确地揭示了让会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唯物史观发现的思维过程，马克思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着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着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社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的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我的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我们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一大段话逐字逐句地引证过来，就因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精辟的解剖，是对于唯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经典描述，就因为只有这样完整的引证才可以使人们从中发现马克思揭示社会秘密的思想方法和思维过程。正如列宁所分析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P.6)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秘密创立科学的历史观，就在于他“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P.8)。
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都是用社会意识解释社会存在，用政治关系解释经济关系，因而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只有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社会意识的根源，到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政治关系的根源，并进而到生产力中去寻找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根源。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把政治关系归结于经济关系，把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所谓“归结于”就是“归根结蒂取决于”的意思。很显然，先是生产力发生变化，然后由它决定并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再后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由此看来，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社会的变化都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开始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归根结蒂，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所创立的这一历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唯物史观中所讲的“生产力”是一个整体综合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讲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都没有再进一步分析“生产力”。马克思在讲到作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前提的生产力时说：“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同志在这个基础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十年后，邓小平同志又说：“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P.275)“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P.274)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第一次对“生产力”本身进行层次的分析，从中划分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一大发展。
******同志关于共产党应当成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重要思想，又进一步把“先进生产力”从生产力中划分出来加以单独的强调和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力理论的又一发展。根据这一思想，作为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生产力，是一个复合体。任何一个社会里的生产力，其发展水平都是不平衡的，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与生产关系相对，可以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归根到底是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关系；但真正能起这种推动作用的不是一般生产力，更不是落后的生产力，而是社会中的先进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社会前进。共产党人要代表的不是一般生产力的要求，更不是社会上那些落后的生产力的要求，而只能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果说邓小平同志划分出“第一生产力”是对生产力要素的划分，那么******同志划分出“先进生产力”则是对生产力性质的划分。从生产力中进一步划分出“先进生产力”，从而也就可以把生产关系，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个新划分和新归结，是对唯物史观的新发展。”
“先进的生产力”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具有相对的意义。它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高素质的劳动者在先进的管理方式下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从事的生产活动。在当代中国，它是以高科技为典型特征的。先进的生产力体现着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向，对于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文化现象的新视角
******同志关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对文化现象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为我们观察和分析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文化问题的理论。
关于观察文化现象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做过原则性的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关系与思想形式的关系的一般观点，是我们观察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理论依据。正是依据这一基本的理论，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P.694)随即，以当时的中国为例具体地阐明了这种关系：“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属于这类文化的代表。”(P.694-695)“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P.695)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为政治和经济服务。这是唯物史观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其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关系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这一理论和原则的运用和发展。
******同志关于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重要思想，在唯物史观关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文化进行具体的分析，突出“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动态上考察文化现象，特别强调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文化的理论。
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为之服务。因此，观察文化问题必须依据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由经济和政治的具体分析入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政治相适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服务的文化，才是我们时代的先进文化。具体地说，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应当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文化，应当是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支持和智力支持的文化，应当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积极向上的文化，应当是既继承和发扬了优秀传统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应当是既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应当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只有促进这种先进的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才是我们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需要。与此相联系，我们还要注意反对一切落后的或反动的文化，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同志对于“先进文化”的强调为我们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性质上说，我们应当发展“先进文化”。从发展上说，我们应当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先进文化作为先进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其前进方向最终是由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规定的。先进的生产力为了得到充分的发展，必然要求适合其发展的生产关系。由这种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为了更好地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文化正是这种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归根到底又归终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先进的文化已如前述，我们应当特别关注他们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使之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服务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人民群众利益的新提升
******同志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关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新提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对立的基本标志。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P.1031)依据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了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关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也是唯物史观和共产党人革命实践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唯物史观认为，“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范畴，所谓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不过是基于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而形成的对物质产品的占有关系。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归根到底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对利益的追求形成了人们活动的动机，成为推动人们活动的动力。在阶级社会中，作为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的阶级斗争，其根源就在于各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利益仍然是人们历史活动的客观动因。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在她那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P.1094-1095)；我们共产党“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P.1004)。在讲到对待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时，他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P.864)
******同志坚持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在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同志还特别强调：“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最根本的就是要统一体现在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脉搏，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实事。”[1](P.2000-06-22)这个“最根本”和“统一体现”不是一般地表明一种对人民利益的重视程度，而是集中表现出对人民利益在唯物史观理论中和共产党人实践中的提升。
共产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产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文化繁荣文化。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文化繁荣文化，目的正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正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人民的利益，是共产党一切活动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的。离开了人民利益的实现，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都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最终统一体现在人民利益的实现上，生产力和文化的发展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尺度。以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也强调物质利益在人的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像“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这样把利益，特别是人民的利益，单独划出来作为一个范畴，与生产力和文化并提，而且看作是此二者的最根本的统一的体，还是不曾有过的。
四、唯物史观总体的新把握
关键词：产权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主要的产权理论体系：一种是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另一种是以科斯为首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对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有的学者抱有一定的偏见和误解，无视马克思在产权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否认或贬低马克思产权理论。而对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则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认为只要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就能彻底解决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有了科学、系统的产权理论。著名西方学者s·佩乔维奇在他的《马克思、产权学派和社会演变过程》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及其产权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对马克思产权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赞扬“是以穿透崎岖、不规则的表层，并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的”。对上述两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有助于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摒弃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产权改革。
一、关于产权的研究目的比较
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它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揭示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本来面目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产权的本质，说明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得出其必然灭亡和必然被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无非是建立在物的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反映资本主义制度下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实质。这种不合理的产权关系或所有制有违社会公平，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灭亡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西方产权理论的目的和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西方产权理论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它从交易费用出发，依据交易费用的高低来安排和调整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美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方产权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贡献”在于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合乎理性，而公有制则是非理性的。
二、关于产权的研究方法比较
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一致法、有机整体方法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为产权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产权理论形成了系统、整体、动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加总，社会整体决定了个人的属性，思维的出发点不应是抽象的个人，而是现实的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个人，人是处在社会整体联系中的，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按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的方法，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个人自由选择导致了产权制度的变迁。相反，是社会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和选择空间。因此，产权制度首先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关系，而是不同阶级或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采取的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关系首先是个人对财产的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在给经济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个人在交易成本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可见，西方产权理论对产权问题的分析完全是建立在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范式之上。这种把社会的、历史的人抽象成无差别的、理性人的分析方法显然是主观臆造和错误的。
三、关于产权的研究层面比较
马克思所说的产权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把生产资料从一般产品和资源中分离出来，当作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宏观层面分析了所有制和财产关系。马克思对产权理论分析的焦点是放在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势上。因此，他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产权及其产权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侧重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宏观整体层面的分析，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也有微观层面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微观层面的产权分析只是马克思所有制整体分析范式中的一个环节，不是分析的重点。
西方产权经济学所研究的作为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既定前提和背景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机制、经济个体的交易行为和契约关系、法权关系、成本收益关系等方面来分析产权关系。因此，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无论在内容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具体化、定量化和微观化。也就是说，西方产权理论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来分析产权关系，是一种微观个体的分析范式。如，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所讨论的产权问题就是围绕产权的法律界定及其产生的成本收益关系而具体展开的。诺思也认为，产权是个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的占有权利，占有是法律规则、组织方式、实施及行为规范的函数。
四、关于产权起源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的起源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述的。他认为，公有产权的产生是由原始共同体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恶劣的原始自然条件下，如果人们不建立公有的产权安排，不进行广泛的协作和分工，人类就难以抵御自然条件的侵袭而无法生存下去，公有产权关系是人类早期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公有产权的产生是自然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私有产权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的演变而产生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在强制的前提下逐步取代原始公有产权关系的。“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可见，私有产权是在自然形成的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家庭制度的演变而逐步产生的。私有产权不是永恒的，它必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最终被消灭。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主要是从资源稀缺和人口压力等外部条件人手研究产权起源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就是指私有产权，产权的起源也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产权是在产权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中自然演变产生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人类迄今为止只经历了一种产权形态，即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私有产权。在他们看来，欧洲封建庄园制度不存在产权关系，原因在于那时的财产占有方式是通过掠夺和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经济力的作用自发形成的。诺思认为，欧洲中世纪时代在封建公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直接根源，是推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中世纪前，以封建公约为基础的资源共同占有和利用的封建社会始终处于一种无产权状况。
五、关于产权绩效的比较
马克思对产权绩效的评价主要以生产力为基础。认为“不同所有制或产权结构的合理性只能到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找寻”。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既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合理，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必将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应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各种产权制度的绩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奴隶制和封建制来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消除了劳动力的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但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所推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产权关系最终会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被新的产权制度所取代。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由于从抽象人性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合乎理性，私有产权能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激励，是最优的、最具效率的。公有产权的不明晰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滥用，使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优状态。因为判定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关键看它能否为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比外部性更大的内在刺激。在公有产权下，由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有权分享共同体所具有的权利，人们在公有产权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是公共财产的低效率。
六、关于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认为广义所有权或产权是由终极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束，其内在结构可有多种组合。如，共有产权、国有产权、集体产权、合作产权、个体私有产权等。由于马克思研究的目的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所有权的不同形态、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迁规律，所以其更重视对所有权的分析，突出对终极所有权的研究。当然，马克思也对股份公司的“两权”分离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而对其分离的条件、具体的产权结构以及资本所有者如何对经营者进行控制等问题尚未进行详细描述。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具体的产权结构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一个拥有中心剩余索取权的“中心签约人”。由于企业中存在专用性资产，容易遭受“套牢”或“敲竹杠”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所以企业所有者就应是那些对企业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哈特等人认为“剩余索取权”并非是一个完备的概念，企业所有权的真正含义应是“剩余控制权”。在合约不完全时，没有在合约中详细规定的那些权力即剩余控制权，应归资产所有者所有，他们因此发展了一个“不完全合约”理论或gmh理论。就企业的产权结构问题，目前多数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相比其专用性更强，更容易受到侵害，非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取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因而应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七、关于产权变迁的比较
马克思把所有制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考察，即放到历史发展规律中去考察，认为产权制度和产权形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马克思看来，一定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或产权结构不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和自由契约的结果，而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生产力是既定的物质前提，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所以也就不能自由选择由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法律表现——产权结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判道：“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和永恒的观念来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西方产权学派尽管有时并不否定私有产权是由公有产权转化过来的，但经常把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并认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私有产权只能被精细化和多样化，而不可能被完全取代。诺思认为产权是个体对他们所拥有的劳动、物品和服务占有的权利，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唯一可靠的途径。这样，在西方产权学家的头脑中，私有产权就变成一个永恒的经济范畴。他们把产权视为源自超历史的人的自利本性，是具有独立财产权的理性的个人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建立的契约关系，而特定契约关系的形成是比较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成本的结果。产权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法律创造了产权，人创造了法律。所以产权本身不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变迁的，而是脱离生产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西方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当制度变革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行为主体便会推动制度变迁。因此，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不是客观经济条件生成的，而是人的自然本性规定的。
中图分类号：F0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0-0010-04
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生产关系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对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关重要，对于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的演进特点和趋势，确保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和不走偏方向亦有重要价值。然而，马克思的这一理论，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笔者认为现在作重新发掘并为现实所用，是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一、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是再生产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而且还包括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三者的完美结合与统一，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全部内容。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创造出新的社会成员，形成社会活动的主体。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则不断地规范出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即他们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这三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只有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不仅注重研究物质资料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问题，而且还非常重视研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早在《资本论》出版以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说过：“产品的消费还在一定的客观存在形态下再生产了个人自身，再生产的不但是个人直接的生活力，而且还有它特定的社会关系。”[1]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一章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一系列原理，最后做了总结性的归纳。他说：“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2]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3]从上述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研究社会再生产问题时，不只是研究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再生产问题，而且还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加以研究。另外，还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是把物质资料、人类自身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为孤立的侧面分别加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研究的。这样，有利于完整、全面、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再生产的一系列规律性。
马克思非常重视研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是有其根由的。第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考察再生产问题必须重视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的研究。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5]因此，研究再生产问题时，如果只是揭示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规律，这还很不够，还不能反映出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关系的特殊本质，只有进一步揭示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律，才能把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全貌从连续不断的运动中合盘托出。第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决定了考察再生产问题必须重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具有拜物教性质，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往往被物的外壳掩盖着。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决不是为了描述经济运动的表面现象，而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因此，“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问题时，总是力图透过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屏幕，进一步揭示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律性。
二、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自我扬弃运动
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各自都有其运动的规律性。那么，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否也有其规律性呢?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谈到股份资本的产生时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3]这里讲到的生产方式在自身基础上的扬弃问题，实际上是揭示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根本性规律。这个规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扬弃的过程。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般性规律的支配下，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关系，其质的规定性是相对稳定的。若不发生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这种质就要保持下去。但是，这种具有一定质的规定性的生产关系是否一成不变呢?不是的。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为了适应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在其再生产的过程中，某些方面总要发生变异，表现出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特点或属性，而以往的某些特点或属性则逐步消失。这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自我扬弃运动。这种扬弃运动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保持其质的规定性的同时，不断修正、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某些环节和方面。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指生产关系不改变自身基本性质的自我更新过程。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资本属性是不变的。他说：“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2]“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2]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2]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自由竞争、单个资本家的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同盟的垄断等阶段。在这些不同发展阶段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和形式在若干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既有对过去的否定，又有新的东西产生。但是，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属性并没有发生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并且矛盾在新的条件下的激化表现为许多新的形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可以发生许多变异，但其根本属性不会改变。这种趋势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认识这种必然性，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它告诉人们，在运用主观能动性不断完善和发展一种生产关系时，不能人为地改变这种生产关系根本的社会属性。如果硬要改变生产关系的根本社会属性，是违背生产关系再生产规律的。
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扬弃运动，必须保持生产关系的根本属性，但决不是原版复制，还包含有克服和发展的内容。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对生产关系的自我改良过程，在一定的限度内，它可以使现存的生产关系不断完善和巩固，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但是，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不可调和时，这种改良就无能为力了。这时，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打碎现存的生产关系才能解放生产力。认识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这种自我克服和自我更新运动，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告诉人们，在肯定和维护一种生产关系时，决不能把这种生产关系看成完美无缺的凝固之物，从而抱残守缺，拘泥于固定的模式，而是要在肯定它的基本方面的同时，也看到弊病和缺点，并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这样做，才符合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律。
三、运用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指导改革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其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其基本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些都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其间也多次经历过曲折和挫折，也有过某些局部失败的教训。当前关于反思改革的争论，为我们如何把握好改革的正确方向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的改革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关键一条就在于有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只有理论上做出科学论证，才能克服盲目性，指导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进行。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虽然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问题，但抽象掉它的特殊社会规定性，吸取其具有一般意义的方法论内容，对于指导我国改革沿着正确方向不断深化并最终取得成功，仍不失为锐利的理论武器。
对改革正确方向的把握，离不开对改革性质的正确判断。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6]可见，在我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文件中，就精辟地阐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和实质。这场改革，不是要动摇、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积极而稳妥地清除原有体制中的弊端和缺陷，创造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经济体制，使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完善。可见，这场改革完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扬弃运动。直到今天，我们党一直恪守这一正确的改革信念不动摇，是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理论的，并把原有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当前改革的具体实践。这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理论保障。
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指导改革实践，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不能发生任何怀疑和动摇。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进行，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去寻求别的出路。如果背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质属性去搞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中断或蜕变。这种情况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为了在体制改革中不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必须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一，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7]这两个“毫不动摇”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基础。过去搞“一大二公”，把非公有制经济斩尽杀绝是行不通的。如果反过来，把私有制经济当作经济主要增长点，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样也是非常错误的。前一段时期有人提出“国有经济应该退出一切竞争领域”；有人鼓吹“民本主义”，即：“民有、民营、民享”的“新三民主义”，有人喊出：“市场经济增长一分，国有经济就萎缩一分”，“市场经济建成之日，就是国有经济消灭之时”的口号。[8]在这股思潮影响下，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以改制为名廉价出卖国有企业的浪潮，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工人大量被迫下岗。这一过程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难以消除。如果认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可以动摇，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可以放弃，那就必然引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根本性质的改变，从而背离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初衷。
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不等于主张“市场经济万能”，彻底否定计划管理的作用，更不等于要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都实行市场原则。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市场同样具有两面性，它一方面可以利用自己灵活的机制呼唤出巨量的商品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和弱点，即调节的短期性、滞后性、自发性、盲目性。为了弥补市场的弱点和不足，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管理，是符合规律顺理成章的事情。市场有自己的合理边界，我们必须分清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不能奢望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市场去完成。
第三，收入差距过分拉大，偏离共同富裕目标，不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理论早就阐明并被广大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的经典论断。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贫富之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引起的社会摩擦和震荡越来越频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收入分配领域，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更大的步子。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运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理论指导体制改革，还必须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对原来体制中的弊病和缺陷，进行改造、修正和补充，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首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它的本质特征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是所有方面和环节都凝固不变了。它在自身基础上的再生产运动，仍然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生产关系在其再生产的过程中，一方面把自己的固有的本性遗传下来，另一方面又使自己的某些本性发生变异。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遗传性，决定了生产关系在其再生产的过程中，旧有的性状重复出现。这种遗传性，不断地把历史上既定的生产关系复制出来，既是一种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积极力量，也是一种顽强的保守力量。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传统经济体制的某些性状重复出现，改掉了又长出来，就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遗传性发生作用的结果。既然这种遗传性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那么我们对传统经济体制是否就应该顺其自然、任其发展，不必人为地加以改革呢？这种消极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因为我们在看到遗传性的同时，决不能忘记了变异性的一面。生产关系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其再生产的过程中，一方面继承原有的某些性状，同时又使某些性状发生变化，产生出一些新的特点。这种变异性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克服旧质，创造新质，没有它的累积，生产关系就不会有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把这种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变异，积累下来，巩固下去，以新的经济体制的形式固定下来。
其次，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时间还不算长，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还有待不断加深。在一定的时期内和特定的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完全掌握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主观指导上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失误。因此，在选择经济模式和确定经济管理工作体制时，有可能出现各种偏差。对于这种偏差，也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通过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加以纠正。
最后，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自己的事业，群众的实践不断开辟了认识经济规律的道路，为制定合理的经济体制提供了新鲜经验。对群众创造的这些新经验，应当及时进行总结，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充分地加以吸取，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完善，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成熟。
总之，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学说，是指导我们进行体制改革的有力思想武器。当前，我们应当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为搞好体制改革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70．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34，11，621，633，626．
［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5，495-496．
［4］ 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4．
［5］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66，444．
［6］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S］．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