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5 05:09:06
一、钓鱼城的城堡防御体系与布局特色
1. 城堡坐落地势。钓鱼城坐落在嘉陵江、涪江和渠江环抱的钓鱼山半岛、比高约150米的山顶，海拔高程为391米。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06度15分15秒；北纬29度59分35秒。它所处地势虽不算太高，但临江地势多为陡坡和悬崖，可资防守方利用。
2. 城墙防御体系。防御城墙是钓鱼城的主体建筑，其构筑原则是着眼于充分利用险峻地势来增强抗攻城能力，故其走势呈不规则的蜿蜒崎岖状，可谓用尽了山势和水利。（图一）钓鱼城防御城墙（含环山城墙、部分南北一字墙）的总长度约为8000米以上。环山城墙基本建筑尺度为：城高6.9-10米，城顶宽一般为2.5--5.2米，最宽处达14米。构筑方式为，城墙及城垛的向外和顶部表面，主要由当地岩石打凿成的工整条石加石灰粘合材料砌成，其内由条石或卵石加黏土填充夯实。
作为城墙防御体系，钓鱼城的重大的创新在于南、北一字墙的设计与构筑，这也是宋元时代四川临江古城堡建筑的共同特点。其功能至少有三项：一是封锁城堡临靠嘉陵江的南、北缓坡；二是防护连接嘉陵江航道及补给码头的通道；三是阻挡三江航道防其被敌军利用。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的南一字城墙由东、西两道墙构成，两墙内控制缓坡面积约为16万平方米，全长约750米。（图二）南水军码头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上全部由条石构筑。新查明的北一字城墙，从出奇门顺山势直抵嘉陵江边的北水军码头，全长约850米。（参见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钓鱼城南一字城遗址考古报告》）另外，在南一字墙与环城墙交汇处，还构筑了类似于伦敦塔古城堡的内外双城墙，以期加强薄弱部位的防御稳定性。
3. 城门和城楼。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2011年钓鱼城考古发掘中，新发现了以前未知的南一字墙的东、西两座城门及建于其上的城楼。至此，钓鱼城的城门及城楼由原先已知的9座增至11座。与城墙结为一体的城楼，其功能至少有三项：一是通过扩展加固城墙某关键段，使之成其为防御体系的主要支撑点；二是控制管理进出城堡的通道；三是设楼充当驻军、警戒和指挥所。其作用与欧洲古城堡的塔楼大致相当。考古专家对此的评价是：“设计精巧，结构完善。”（出处同上）
4. 城堡附属防御设施。护城壕沟、引桥和吊桥，这类欧洲古城堡常见的辅助防御设施，钓鱼城及川渝地区的宋元古城堡一般都省略了。究其原因是，后者在建设选址时，高度重视依托川渝各地的险峻山势和汹涌江河来增强城堡的防护力，同时还可大量节省资源投入，令此类附属防御设施成为多余。
5. 城堡占地面积与平面布局。钓鱼山半岛临江山脚周长约20余公里。坐落于山顶环形城墙内的古城堡，可屯粮聚兵的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据史书记载最多时该城堡曾容纳8万户共17万人，控制地域为方圆40余里。（参见刘道平：《钓鱼城的历史与文化》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依据学界共识，古城堡是以防御为第一功能的建筑群，而古城市则是以社会生活为中心兼顾防御的更大建筑群。钓鱼城内的建筑遗址显示出该城堡工程布局的特色是：“官治民享，军民联防，平战转换便利，持久攻守皆优”，表现为下述诸项：一是建有官衙、兵营、庙宇和大量避难民居；二是筑有朝各方向快速机动兵力的跑马道；三是设有武器作坊和仓库；四是建有供量充沛并能养鱼的水源设施；五是开劈了能供给部分食物的农地；六是构建了能充分利用三江航道的交通设置，等等。总之，钓鱼城呈献给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独特、精彩和深邃的。
二、伦敦塔的城堡防御体系与布局特色
1. 城堡坐落地势。伦敦塔的官方正式名称是“女王陛下的宫殿与城堡”，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矗立在著名的伦敦塔桥桥头，海拔高程接近零，其地理坐标为：西经0度04分32秒；北纬51度130分18秒。所处地势不高的城堡三面为伦敦城市拥抱，另一边紧靠泰晤士河，既可扼守航道，又可助守军防守。
2. 城墙防御体系。伦敦塔的防御体系，由内、外两道带二十几个塔楼的城墙，围绕自成堡垒的白塔构成，均由石灰岩或花岗岩凿制的石块精砌而成，墙体厚度约为4-6米，墙体最高处距地面约为10-15米。俯瞰内外城墙，两者的水平间距只有20-30余米，皆成近似正方形，面北城墙的走势向外凸出，构成双闭合环形防御建筑。这种双重城墙设计的着眼点，很可能是重在防范外城墙被攻城抛石机击破后，出现不可挽救的城堡陷落危机。
3. 城门和塔楼。伦敦塔只设有一个进出城门。整个城堡最高最显眼的建筑是成群耸立的塔楼。其中，内城墙设有13个塔楼，外城墙设有6个塔楼和2个棱堡，作为该城堡建筑群核心的白塔四角设有4个塔楼。白塔的形制为诺曼底式三层建筑，因亨利三世时期被涂成白色而得名。其尺度为东西长35.9米，南北宽32.6米，高27.4米。塔楼是该古城堡的特色所在，与钓鱼城的城楼比较，两者的共性都是充当城墙防御体系的支撑点，差别在于前者系多层石材建筑而且设置密度大，外观华丽，具有欧洲风格。
4. 城堡附属防御设施。距伦敦塔城墙之外数十米处，挖有引入泰晤士河水的护城壕沟，其目的是为难攻城作战的敌军，尤其是将其笨重抛石机阻挡在最佳架设位置以外。为强调这些附属防御设施的重要性，伦敦塔今天的管理者仍在城墙下摆放着几台抛石机向游人示意。而这些困扰守军的防御问题，钓鱼城都通过利用山势的智慧使之成为多余。
5. 城堡占地面积与平面布局。伦敦塔的占地面积为17英亩，合计约为6.9万平方米，不及钓鱼城内城占地面积的3%。伦敦塔建筑群保存完好，所显示出的该城堡工程布局的特色表现为：一是围绕中央堡垒——白塔，建有内外两道套装式环形闭合防御城墙，形成经典的欧洲古城堡平面布局；二是实行城墙与塔楼融合的欧版城堡建筑形制，诸多造型奇异典雅的塔楼不仅有较高观赏美学价值，而且提升了城墙的防御能力；三是古城堡内建筑密度极高，并以宫殿为主体，突出了为皇室服务的功能；四是城堡的附属防御设施齐全，既有护城河，也有桥梁和缓冲设防地域；五是该古城堡充分利用了依托泰晤士河的优点，通过临河城墙、桥、堤、码头和引水口等诸多建筑设施，解决了引水、交通等加强城堡防守能力方面的许多问题；等等。总之，作为欧洲中世纪较早建成的古城堡，伦敦塔呈献给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独特、精彩和厚重的。（图三）
三、两城堡建设运行背景和历史地位
在川渝与欧洲间，钓鱼城和伦敦塔这两座经典古城堡的建设年代大致相当，历史背景迥然不同，但两者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的作用差异极大。
钓鱼城位于合川城东5公里处的钓鱼山上，该古城堡主要建设时期集中在公元1240年——1254年间，前后历时仅约15年。
钓鱼城乃是中国宋代向元代过渡时期王朝更替战争的产物。为抵抗无度杀戮破坏的蒙古铁骑，南宋军民在四川广筑实施全民防御的城堡，钓鱼城是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坚守钓鱼城长达36年的南宋军民不负重望，依托世界顶级的城堡防御体系，镌刻下抗击蒙古铁骑只胜不败的光辉记录，创造了当时世界的军事奇迹。
至于建设伦敦塔的历史背景则是：公元11世纪下半叶，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率军渡海征服了英格兰，自封为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并于公元1078年开始建造“伦敦塔”的核心建筑“白塔”，其目的是通过该城堡可持续的扼制伦敦城，进而统治英格兰。直至亨利三世时期的公元1225年，该城堡的主体即拥有13座塔楼的内外城墙才基本建成，距兴建钓鱼城的时期仅早15年。
尽管伦敦塔的外表远比钓鱼城的形象来得坚固和华丽，但直至冷兵器时代落幕，前者却始终没有经历过严酷战争的考验。
总之，若以古城堡本身发挥的历史作用及承载的历史文化遗产论衡，古代四川的钓鱼城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未必逊于英国的伦敦塔。可是在当今时代，前者却陷入贫寒悲凉的处境，后者以华贵显赫的地位著称于世。造成这种两极分化的主因，是否与两地在对待中世纪古城堡文化遗产方面的认识差异有关呢？
四、历史文化遗产论衡
先谈伦敦塔。由于保存完好又位于闹市，该古城堡的文化遗产价值表达非常充分，令世界瞩目。伦敦塔拥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古城堡建筑群，另为陈列在其中的历代英国王室珍品和财宝，就此被誉为“英国的故宫”。就文化影响力而言，王室珍品和财宝们虽与城堡本身关联度不高却名气远甚，搬去哪里陈列皆可招引游客如织。就古城堡建筑的文化遗产而言，伦敦塔的价值在于，将双层城墙防御体系与众多塔楼和宫殿融为一体的建筑艺术，以至可称其为“城堡式宫殿”。这种围绕王权需求创立的古城堡建筑形制，对其后的欧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奠定了它的经典地位。但如何评判伦敦塔的军事防御的实际效能？由于其未经像样的战争检验，也就只能进行不能纳入文化遗产价值的推测。这是两座古城堡文化遗产论衡中的一项重大缺憾。
在人类古城堡文化遗产中，钓鱼城遗址承载的文化遗产元素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有许多恰巧是伦敦塔所欠缺的，如同后者的“城堡式宫殿”特色是前者不具备的一样。但若以同一历史阶段两者发挥的、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的实际效用，作为衡量文化遗产各项元素价值的标尺，那么钓鱼城所代表的优势文化遗产，至少包括下述诸项：
第一，在险峻地形上建造大规模坚固城堡的文化遗产。钓鱼城的建造规模比伦敦塔大三十余倍，且坐落在三条江河环抱的山头上，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要构筑成当时世界最凶悍军队也一直无法攻陷的城堡，无疑必具“因地制宜、严密规划、坚固构防、万无一失”的高超筑城艺术和智慧。
第二，创造出以全民防护为首要功能的城堡建设文化遗产。针对战争灾难，将城堡构建为临时民防避难所，为包括官府、百姓和军队在内的当地全社会提供安全共享、长期坚守的可靠防护，不仅需要独特的筑城术，也必须发展出相应的城堡管理文化。在中世纪农耕时代，四川军民想成就和管理如此浩大的事业非常困难，涉及如何解决许多相关的军事、社会、经济和技术难题，并非各国各地都能做到，故这些业绩可以视为对当时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直到当今，这种以“民为贵”的精神，仍然借助凋零的城堡遗址闪耀着人道的光辉。
第三，创造出常胜不败的防卫城堡军事文化遗产。在距今近八百年前的那个时代，蒙古铁骑素以“攻无不克”著称欧亚大陆，惟独在钓鱼城脚留下了“攻则必败”的耻辱。在长达36年的城堡防卫战争期间，基本上陷入孤军奋战的守卫者们，不仅在军事上制订和实行了正确灵活的战略战术，而且在相机处置军事、政治、经济和战时社会管理及相互关系等诸多大政问题上，未有重大失误。这当是源自深厚的军政文化根基。
第四，除上述与古城堡建筑本身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外，钓鱼城遗址还是承载和记录创造它的那个时代若干文明进步功绩的历史丰碑。这些历史功绩或记录包括：军民团结威武不屈孤城奋战的自卫精神；击毙蒙哥汗从而阻绊蒙古帝国继续侵扰世界的历史贡献；迫使蒙古贵族集团调缓欺压被征服民族政策的业绩；防守者效忠国家及中央政府的政治意志；城防将领在保民前提下顾全国家统一大局的献城活动等等。
五、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对比及意义
对文化遗址的有效保护，是充分利用的前提。这方面钓鱼城与伦敦塔间存在巨大差距。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原四川地域内为数众多的宋元古城堡遗址中，钓鱼城在保护和利用方面达到的状态尚属顶级，而金堂云顶山古城堡遗址的保护、利用则大有不及。
如果可以将川渝地区和欧州保护和利用古城堡文化遗产的事业，视为当展文化产业的竞争，那么在这方面少有作为的四川则处于全面落败地位。由于重庆管辖钓鱼城后，大力改善了对其的保护和利用状况，反使四川面临的内外竞争态势进一步恶化。造成上述不利状态的因素有多种，除认知问题外，历史原因也很突出。这一点还可以拿钓鱼城与伦敦塔的现状对照予以说明。
自上世纪80年代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伦敦塔的人气持续走高，在价格不菲的游览成本限制下（门票约19英镑，合人民币188元），全球每年前往的观光客都在250万人以上，使之成为英国旅游业的王牌景观之一。伦敦塔吸引游客的观赏资源非常丰富，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古城堡建筑；二是王室宝藏；三是与古城堡相关的著名历史故事的现场情景展示。可见保护得完善的古城堡建筑本身，乃是招揽世界游客的首要物质基础。
应该承认在保护和利用方面，伦敦塔享有天赐的历史优势，主要表现在：近千年来，这座古城堡从未遭受战争的摧残，也未承受内讧的毁损；直至17世纪时这里一直是英国皇宫所在地，迄今仍为皇室管理处直辖，这就以王权保障了对古城堡的顶级维护与管理，杜绝了内部破坏。
而在原四川地域内所有宋元古城堡遗址中，钓鱼城的保护利用事业已是公认做得最好，也是唯一并获“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殊荣的文化遗址。该景区门票价从30元提升到60元后，2011年游客量约为20万人，其中3％来自境外。（数据引自重庆合川区旅游网）钓鱼城的观光旅游资源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古城堡建筑遗迹，如古城墙残垣、考古发掘出的南水军码头、炮座遗址，及历代碑刻和佛教造像等；二是修复的古城堡建筑，包括城墙、门楼、跑马道、古校场等；三是现代仿古建筑及陈列其中的故事展品，包括护国寺、忠义祠、石照县衙等；四是自然景观，如三江环抱城堡的胜景、钓鱼台、飞檐洞、观景台等。须要强调指出，该古城堡主体防御建筑——城墙城楼的复建只是局部的，而且复原质量不高，多属敷衍了事；许多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观光题材未能开发，如击毙蒙哥汗的现场设置及纪念（可能陷入政治性争议而未着手）。如果仅从古城堡的保护和利用层面评估，钓鱼城做出的主观努力远逊于伦敦塔，经营文化遗产的主要差距或许就在于此。
一、老司城中心城址地形因子分析
1.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本文的研究来源数据比例尺为1:5000的老司城中心遗址地形图及实地调查数据。采用最新的3S（RS、GPS、GIS）技术，获取研究区数字高程模型（DEM），进而分析得到地形因子已成为现如今主流的地形分析方法，其较传统调查分析方法效率提高许多。数字高程模型(DEM)是用一组有序数值阵列形式表示地面高程的一种实体地面模型，是关于地形平面坐标(x，y)及其高程(z)的数据集。［5］高程、坡度、坡向为地形因子中最主要的三个因子，均可使用GIS软件的地形分析功能，通过DEM得到。本文将中心城址范围内高程、坡度和坡向分别分级，将老司城中心城址范围分为两部分，分别为土司活动区（土司宫殿和衙署区域），平民活动区（包括平民居住区、交通码头用地等）。将高程分为5个等级，分级方法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其适用于非均匀分布数值分级小于280m为1级、280~295m为2级、295~308m为3级、308~322m为4级、大于322m为5级，坡度分为6个等级，小于5°为1级、5~8°为2级、8~15°为3级、15~25°为4级、25~35°为5级、大于35°为6级。坡向分为4坡向，分别为阳坡（南坡）、阴坡（北坡）、半阴坡（西坡）、半阳坡（东坡）。
2.结果分析通过将城址区分布图与高程、坡度、坡向分布图叠加分析，叠加得到统计数据，得到分级表，表中数值为各活动区面积所占城址区比例，现列表如下：通过上表，再通过和老司城周边整体地形对比，可以得出：土司活动区高程主要分布在280~308m之间，而平民活动区则各个高程段都有分布；坡度分布上，土司活动区小于5度的平坦土地多于平民活动区；坡向分布上，土司活动区阳坡比例远高于平民活动区。这说明，土司作为统治者，可以优先选择优质土地资源作为自己的活动区；而平民没有选择权，尽管环境较差，只要能够生存，便可以居住生活。
二、地形因子与生态文化耦合机制研究
湘西老司城选址在崇山峻岭之中，生态环境脆弱，不利于大型工程建设项目，资源利用便利度也远低于平原地区，其传承的生态文化理念与当地地形因素高度契合，做到人、建筑、自然和谐统一，这种耦合机制至今仍值得研究。从建筑地理分布上看，由于土司的政治诉求、军事防御等原因，老司城虽选址在群山峻岭之中，但中心城址分布在河谷山麓地带，地势较为平坦。土司活动区分布主要集中在一两个高程段，坡度较缓，向阳坡较多，建筑分布暗含传统的风水思想，而平民活动区更多的考虑生产生活需要，如临近水源，多个高程段都有分布。
从人工改造当地自然地形环境上看，老司城所属区域为中地山地貌区，坡度大，人工建筑容易引起相关地质灾害，而老司城城址很好地规避了这一问题。注重保护山体肌理，城址轴线与房屋走向顺应山体等高线走向，大弯就势，小弯改直，减少破坏。土司活动区虽有一定的土地整治工程，但主体建筑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分布，形成的台阶状平台不但没有损坏山体肌理，减少了土方工程量，且层层跌落，更显示出土司的政治权威。
从合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上看，老司城选址在灵溪河边，利于生产生活用水，房屋建筑多以向阳坡为主，利于采光。背靠福石山脉，并有较为发达的城内外交通体系，便于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支撑当地经济发展，且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遵守适度原则，以山、水为邻为伴，共生发展，以老司城为依托，创造了湘西土司近600年的盛世。
三、结语
老司城城址历经数百年兴盛不衰，其城镇生态建设值得研究。当地地形因子与生态文化耦合机制为老司城与当地环境共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人研究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极好的范例。
作者：杨杰单位：吉首大学 湖南省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城乡资源与规划学院
关键词：“环古城”游；水文化；文化记忆；内涵建设；旅游文化产业
苏州作为水城，如何保持水城个性，彰显城市文化特色，重现“城镇傍水而依，依水成街道，依水成市”的水城特色？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当前，苏州市政府提出了“三区三城”建设的远景，如何有效运用历史人文资源与积极保护和发展真山真水的文化旅游资源，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和谐推动苏州文化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如何实现从“水上游”到“水上文化游”？关注古城苏州的文化保护与发展问题，关注古城河项目的旅游发展内涵的提升与发展，这些都直接关乎苏州百姓的安居乐业、关乎苏州的文化传承与未来发展。
一、“环古城”游项目研究的理论背景
（一）苏州的水文化发展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记忆，水、桥、舟、评弹、昆曲、园林、刺绣、漆器等符号形成了苏州的文化记忆。建城已逾2500年的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位于太湖之滨，是著名的江南水乡。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明清时期更成为称雄天下的商业大都会，有着丰厚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在漫长的历史累计中，逐渐形成超越时空的水文化记忆符号，包括精神的或物质的，苏州水文化内涵呼之欲出。加之，苏州当地人世代重视教育，历史上进士举人辈出，状元也有多位，更是形成了非同一般的文化积淀。几千年绵延下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辉映，最直观的结果，便体现在水文化上，一座座印记着城市年轮的建筑，全部都沿水而建，无不构成了苏州鲜明的水文化，以及浓厚的水文化特色。
环古城的河水绵延数十里，仿古画舫伴着悠扬的水上说唱和丝竹声响，两岸的亭台廊榭里张灯结彩颇为喜庆，游客们边喝碧螺春茶边听吴侬细语的水。粉墙黛瓦，古桥流水，操琴的老者，垂钓的渔翁，红红的灯笼，还有打着油纸伞的丁香一样的吴地姑娘组成了一道水上文化长廊，似一幅生动的长卷，展现了苏州的古韵今风。
当年白居易做苏州刺史，就曾写下了“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诗句。苏州，这个自古以来的繁华之地，没有一处不是被水滋润的。那一条条河港水巷如丝带般飘逸着，水就在那里温柔地流进流出，带来满城的舞榭歌台和园林胜迹。渐渐地，这水也就浸润到人的气质里，苏州人待人接物少见粗俗，苏州人讲话柔婉，又如一般听了让人无比惬意。就连昆曲最初的名字 “水磨腔”，也是水的产物。
《汉书•地理志》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之说，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水的滋润，使苏州地区成为了典型的江南水乡。千百年来，苏州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其水的本质属性是异常鲜明的，所谓有水则清，有水则秀，依水者达礼，依水者多智。
毋庸置疑，水乡韵味就是苏州民俗文化的精华。
（二）“环古城”水上游项目与水文化内涵建设
“文化的力量有时隐而不显，有时又十分强大……”。在新的形势下，苏州要按三区三城建设，按宜居新城市、创业新天堂的定位谋划未来，提升城市品质，从而提高综合竞争力，使苏州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关注苏州独特的水文化魅力。苏州要延续文脉，彰显苏州的个性和特色，就需要发挥文化的优势。水，将灵动的气息注入苏州人的灵魂，也让长期处于经济繁荣下的苏州人，更加着力于思考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日如何提升苏州的经济建设？如何深化产业发展的内涵？思考如何保持地方特色与资源来带动旅游产业发展？探寻如何保存完好的江南古城特色？“环古城”水上游项目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有效地把文化保护与经济增长点有机结合了起来。
（三）城市营销理论
“环古城游”项目的经济理论背景在城市营销理论中能够找到很好的理论支撑。城市营销理论认为，品牌标志（logo）和口号（slogan）是品牌的重要元素，但品牌却绝不只是标志和口号而已。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确定的名称，有历史、特色、优势和故事，就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品牌”。如何让人们发现并认同城市的价值，才是城市品牌化的关键。
因此，苏州城市营销应该首先打破标志和口号神话，扎实从识别和定位做起。苏州的城市精神主题词就定义为崇文、融和、创新、致远。崇文是指苏州是名副其实的人文荟萃之地。据统计，自唐至清1300年间，全国共出文状元596名，其中苏州一地就占了45名。流风所及，绵延至今，在重文风气的熏陶下，现代苏州也已涌现了百余名两院院士，最终形成了苏州特有的“状元群”、“院士群”现象，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苏州尚文崇教乡风民俗的养成。融和是指博采众长、协调发展。同时，融和还体现了继承和创造，既把苏州人2500年儒学思想、人文特色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又体现了一种动态追求，借鉴吸收一切先进文化所创造的有益成果，并在继承和吸纳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发扬光大。创新是指苏州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堪称奇迹。而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就是苏州人民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敢于植根于现实，踏出一条条符合当地实际、大发展大变革的创新之路。致远是指受吴地文化的影响，苏州一直在探寻和追求“宁静致远、内敛不张扬”的境界。
在产业经济不断提升的今时今日，苏州多年来一直在为努力打造 “东方水城、天堂苏州”这个品牌特色而努力，其核心的识别和定位即“水城个性、文化特色”却从未偏移，并且通过广告创意、媒体宣传、赞助和活动等各种方式来不断强化这一核心的认知。苏州的城市品牌定位究竟该定位在何处呢？以此类推，作为苏州旅游特色之一的环古城游又该如何品牌定位呢？
虽然坐拥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经济优势，但依然在城市营销中存在以下不足：1.城市品牌意识不佳2.缺乏塑造出统一、鲜明、独特的水文化形象3.未能充分显示自身浓厚的文化资源特色。但是相比较城市营销情况来看，对“环古城游”项目的营销比起桂林的“两江四湖”游水上项目则是更是相差甚远。
苏州市提出了塑造“天堂苏州、东方水城”城市形象，以休闲度假、文化生态、会议会展、高端商务旅游为重点发展方向，意味着城市营销理论在苏州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苏州水天堂的形象，正是苏州水文化经营的可喜成就。这主要是由于其在外贸、引资和环旅游游方面的优势和强大影响力，也多是由于其传统固有优势及经济活力所致。
总之，苏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环城游资源和较强的经济优势，如能重视并开展战略性城市营销，突出水文化的标志性，充分运用水文化的营销效益，将推动苏州获得更大的发展。苏州的“环古城”项目如果能打好水文化这张王牌，必将是一次精准的城市营销。
“选择是重要的，可是人们往往不知道哪一个选择是重要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打开不同的门，每一扇门内都会有不同的境遇”（深雪，《读者》2008年15期第18页）。苏州作为文化古城，必须在古老的文化和先进的管理理论之间找到衔接点，打开合适的门，做好合适的选择。而苏州市“环古城”项目，把苏州水文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正是城市定位所要寻找的这把钥匙。运用好城市营销的先进理论，在水文化的内涵建设上找到合适的门，才能真正做到古城的保护和更新。
二、“环古城”游水文化内涵建设的建议
针对保持苏州水城个性，彰显城市文化特色，提出以下基于水文化内涵建设的建议：
（一）资源配置优化，培育品牌形象
苏州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以及底蕴深厚的文化，带来了“环古城”水上游资源丰富的大餐，必须实行有效资源配置优化，塑造“环古城”水上游品牌形象，整合旅游资源，显现苏州资源精华。为了打造“环古城”水上游品牌，提升水上游文化内涵，苏州“环古城”水上游还应该创新手段，加强营销，开发更专业化、细分化的环城游新产品，全面推介苏州环城游新产品。要进一步挖掘“环古城”水上游产品文化内涵，大力提升环城游品位，积极打造“环古城”水上游的精品，充分展示苏州历史文化名城独特魅力。要重点开发具有鲜明苏州特点、水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构建苏州“环古城”水上游产品体系。还应开设夜间特色环城游街市和消遣休闲场所，丰富夜间“环古城”水上游项目，培育游客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夜生活。此外，还应该尽快制订并实施苏州市“环古城”水上游的发展规划，合理布局水上环城游航线、规范环城游码头、配置游船规模。
（二）质量控制完善，确保旅游安全。科学的监管体系是旅游安全的保证，具体监管可参照交通部门对出租车实行GPS定位管理的成功经验，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化公共管理平台，在所有环古城游船和水上管理船只上安装GPS定位系统，与公安、环城游、城管110，交通96520，卫生120，消防119联动，建立更有效的快速反应机制。对于现有不符合条件的停泊码头和部分客流量较大的景观码头，建议根据有关标准，进行改造，增加必要的应急安全及消防设施，并设立标示牌，注明站名和游客须知等内容。对其他景观码头则设立禁停标志。同时，要加强对游船的限速管理工作，在所有游船停泊和允许停靠码头的航道上下游设立船舶限速标志等。对于长效管理，建议由政府出面行业协会协助，通过建立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制定统一的水上游管理标准和管理，形成管理合力。惟其如此，“环古城”水上游项目才能真正成为水城品牌之旅。
（三）推进服务营销，加强从业人员素质培养。
作为苏州文化环城游的对外窗口，必须推进服务营销，规范服务标准，提升旅游项目服务内涵，必须强化专业从业人才的培养，逐步提升“环古城”水上游市场从业人员的素质的培养诸如管理人员从业资格、船老大的技术能力、船上讲解员的持证上岗、评弹演员的水平等，以提升环古城水上游服务档次。大力整顿和规范环城游市场大环境，依据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品牌导游挂牌上岗，文明建设为抓手，才能全力打造“水天堂”的城市名片。
（四）利用政府物联网平台，实现旅游资源共享。经济愈全球化，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就愈益凸现，通过现代信息系统，进行集中管理，扩大“环古城”游项目影响力度，旅游资源实现共享，改变原有各家一块“地盘”的资源经营模式，给游客带来便利，企业实现降低成本，扩大服务游客总量，提高服务质量，努力达到政府、企业、游客多赢，是苏州转型的路径，也可充分发挥苏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
（五）苏式餐饮助推，提升“环古城”水上游项目软实力。
作为城市推广的名片，苏式餐饮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发凸显，从打造美食商业街区到创建特色美食之乡，“环古城”经济建设的外延与内涵都在发生着明显而又深刻的变化，这也引发了对于如何借助苏式餐饮发展来推动环城游项目的发展，带动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思考。苏帮菜一直以来注重保持原汁原味，讲究菜肴搭配、配料、刀工、造型等，具有甜咸适中、酥烂可口、清香腴美、色泽悦目、清丽多彩的特色。
一个好的旅游城市，必然是一个有着独特文化魅力的城市，还应该是一个好的人居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齐全的公共服务功能、科学的城市管理、周到的服务，这些都是吸引环城游者留下的重要原因。在旅游者的良好口碑中，应逐步建立起苏州城市的影响力，向世界展示自身的“软实力”。水上环城游产品体现了东方水城的个性，在“环古城”水上游项目上开发水上游产品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苏式餐饮的推动力。提升项目的软实力，少不了苏式餐饮的推动作用。项目应该多角度地考察苏州的“名店、名菜和名点，深入理解品牌的内涵和它的市场价值，把苏式餐饮优秀的品牌表现、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强烈的创新意识融入到“环古城”水上游项目中去，结合“环古城”水上游的具体情况，多层次、全方位发展水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苏州水文化产业，以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苏州是水城，也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的文化之城，苏州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是无法忽视与苏州息息相关的水文化的。苏州的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既不在于一味求新，也不在于片面求大，而是应当考虑苏州独特的历史与现状，着眼于水文化内涵的发展，充分体现水文化的特色与个性。如何把这两方面的特点既充分突显出来、又有机融为一体，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点。具体说来，水文化内涵建设，就是以苏州水文化为主线和媒介，把整座城市里星罗棋布且又相当分散的寺院、庙宇、塔楼、名人故居等等古建筑串接起来。原本松散的城市布局马上就紧凑了，貌似死寂的建筑物让流动的水给带活了，断隔的城市发展脉络也一下变得清楚而连贯，苏州“环古城”水上游项目的启动，就是以苏州的水城特色作为城市建设的主线，修复了旅游建设中文化缺失的遗憾，同时又注重水乡美食苏式餐饮的助推力量，更好地推进 “环古城”游项目内涵建设，进而提升了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苏州经济发展的绵延后劲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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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建芹（1965-），女，江苏张家港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工商管理/区域经济。
[关键词]：传统文化 建筑风水 布局与选址
0. 引言
当我们提到传统文化这个概念时，我们通常会糊涂一下，文化是什么？传统又是什么？我们求学多年，学到文化没有？其实，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由此可知，中华民族传统的风水理念及其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史上以“看风水”为业的阴阳先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经过时代的淘洗、筛选以及“被科学化”后，已经促使传统风水学被赋予了崭新的科学与学科的含义――“人居与环境学”（参见图1）。当代风水学即“人居与环境学”秉承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遵循天、地、人和谐互补的原则，达趋利避害之目的，追求走长期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建筑风水的概念
1.1 古代风水学说
历史上最先给风水下定义的是晋代人郭璞，他在《葬书》中提出：“葬着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清人范宜宾为《葬书》作注云：“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风无，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而其中以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这就是说，风水是古代的一门有关生气的术数，只有在避风聚水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生气。什么是生气呢？《吕氏春秋―季春》云：“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气是万物生长发育之气，是能够焕发生命力的元素。对于风水一词，《辞海》的定义是：“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学者们近年来对《辞海》的定义持不同见解，主要倾向是不同意将风水与迷信划等号。尹弘基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一期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潘谷西教授在《风水探源》序言中指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阴宅，涉及住宅方面的称为阳宅”。最近台湾学者又提出“风水是地球磁场与人类关系学”。由是观之，风水大有被“驱邪扶正”之趋势。
在论及风水学说时，我们既要充分理解和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风水学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一种有关阴宅与阳宅的理论认知，是人们长期实践经验的积淀。从现代科学理论来看，风水学是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环境景观学、生态建筑学、宇宙星体学、地球磁场方位学、气象学和人体信息学合一的综合性科学。
1.2 风水学与建筑
风水是文化？是科学？是技术？是迷信？风水学是中国古代建筑活动的指导原则和实用操作技术，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灵魂。风水学、中国营造学和中国造园学共同构成了中古代中国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实际是地理学、气象学、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复合于一体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它是关于“理、数、气、形”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内含“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数值比、自然的气息、自然的外形”等具体的运作技艺。因此可以说，风水既是一门综合性自然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它通过对客体的安排，从建筑选址、奠基到室内装饰，力图对一定场所内的气势施加影响，从而有助于人们利用自然力和阴阳的平衡，来获得吉祥之气，以促进健康和增加活力。
二、阆中古城简介
阆中古城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向为古代巴蜀军事重镇。阆中土肥水美、气候适宜、物产丰富。阆中汉为巴郡，隋时改称阆内县，宋以后称阆中，历代多为州、郡、府治所。古城阆中的建筑风格高度体现了我国古代的居住风水观――棋盘式的古城格局，融南北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形成“半珠式”、“品”字型、“多”字型等风格迥异的建筑群体；从风水格局看，阆中古城山围四面，水绕三方，山水均呈蟠龙蜿蜒之势，活灵活现，腾挪欲飞，不同凡响。按风水学的专业眼光，阆中古城的地理布局局，完美地具备了“龙、穴、砂、水、向”的所谓“地理五诀”，形成了“丽水成垣”和“金城环抱”的风水绝胜之地，是中国古代建城选址“天人合一”的完备典范（参见图2）。明清时期，阆中一度成为四川临时省会达19年。基于独特的区域优势，在古代历史长河中，阆中一直是川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尤为重要的是，阆中古城的风水文化独具特色。阆中地处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的中游，其是由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交汇聚结形成严密缠绕合护的形胜之地。“三面江光抱城廓，四围山势锁烟霞”，山川形势独特，山水城融一体。其城市选址是按照我国古代风水学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的，非常符合“地理四科”即“龙”、“砂”、“穴”、“水”的意象。在四川省旅游局制定的旅游总体规划中，已将其列为“中国风水文化旅游观光目的地”。
此外，阆中古街巷是巴蜀古建筑的实物宝库。徜徉在阆中古城，最令游客称奇的是那些纵横勾连的肥肥瘦瘦、长长短短，犹如长短句一般的古街、古院、古屋以及点缀着沧桑之意的古树，繁复中见别致，玲珑中显精巧，堪称我国建筑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阆中山、水、城如唇齿般相衬相倚，人居环境妙趣天成，堪称典范。自战国中期巴国迁都阆中以来，历代帝王都将其视为辖治西南的重镇，竞相在此设置郡、州、府、道并苦心经营。三国时期，阆中已成为声名远播的“古城”。唐初鲁王灵夔、滕王元婴相继镇守阆中时，按宫苑格局大兴土木、广建殿堂，使阆中的建筑格调骤然上品位、成规模，始有阆苑之称。此后历代王子皇孙，朝廷命官在羁留这块“风水宝地”期间，也纷纷广聘能工巧匠，或兴土木以建府第，或择佳处以修别殿，逐渐使古城形成了独特的唐宋格局及明清风貌（参见图3）。如今保存下来的古街巷达61条之多，而古院落更是数以千计，总面积达2.1平方公里。2300多年的悠久历史，原汁原味的古城风貌，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不可多见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专家学者誉之为“巴蜀古建筑的实物宝库”。
另外，阆中还原有丰富多样的古民居。如张家小院的“海棠古民居”融北方四合院和江南园林建筑的特点，形成“串珠式”、“品”字型、“多”字型、“倒插门式”等风格迥异的建筑群体，这些建筑群和谐相处，相得益彰，为古城营造出浑厚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文化氛围。叩开古街巷一扇扇厚重的双扉兽环木门，无论是张家大院、马家大院、蒲家大院，还是孔子第76代孙的孔家大院，那恬淡雅静的亭台楼榭，那一窗疏影映出的几枝素竹，那几峰假山衬出的一壁浮雕，那砌工精湛的花台、花园和葱茏的古树名木，以及回廊和画宇下的笼中画眉，青石阶沿下花缸中的嬉戏游鱼，组成了一幅幅声色俱佳、动静和谐的立体图画，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和审美愉悦。在这样的人居环境里，古院人家尽情享受着一份生活的恬美和艺术文化的滋养。
三、阆中古城风水格局分析
风水是城镇选址的文化风俗原则。无论是城镇乡场，还是一般的乡居选址也都很注重 “看风水”。这既是一种传统的文化观念，也是流行的民间习俗。四川本是山川奇异多变之地，选择理想的宜居环境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地理基础。
风水文化是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环境观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风水作为中国古代关于阴宅及阳宅，小至村落房舍，大至城市陵寝的一种方法理论与操作技巧方法，虽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其封建迷信的臆说成分，但就其本质意义来讲，它毕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对居住环境选择、营建实践经验的积淀和总结。从文化和美学上看，它具有较多的积极意义；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看，也具备相当程度的科学内涵。藉此可以认为，中国风水学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自然观的生动与具体的体现，是中国古典建筑园林规划学三大理论支柱之一。以现代建筑文化观来审视中国建筑文化，可以认为营造学是中国古代房屋建筑学，造园学是中国古代风景园林学，风水学则是中国古代人居环境学和城市规划学。这三者构成了中国古典建筑规划的理论体系，而风水理念及风水文化则是贯穿于其中且具有核心价值的基本理念。
概括地讲，风水流派主要有形法峦山派（形势宗）和理法方位宗（理气宗）。前者讲求观势喝形，根据山形寓意围合态势走向选择吉地，后者讲求崇山四正，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以南北方向定位。四川风水是以山形为主，兼顾方位。形法主要源于江西风水，而四川移民有不少来自江西，想必当有其一定的影响，但四川风水传统源远流长。唐代是中国风水学说的成熟高峰期，风水学说以易经为理论基础，有唐一代正是“易学在蜀”。古城阆中是唐王朝全国24个观星台中最大的一个，成为皇家观测天文的中心，历代天文学家多聚于此。如汉代的落下闳，东汉的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三国时期的周舒、周群、周巨祖父孙三代人，他们都是阆中人。唐代著名星相家袁天罡、李淳风皆驻于此，并葬于此。这些人都是一代风水宗师。所以，阆中确为川内一大风水宝地，其古城风水格局堪称风水典例而独步天下。
按风水看地法的“地理五场”――龙、砂、穴、水、向的五大基本构成要素的要求来透视，阆中古城堪称典型风水环境模式的杰出代表，可用如下要诀来归纳其特征――“前有照，后有靠，青龙白虎层层绕；金水多情来环保，朝案对景生巧妙；名堂宏敞宜营造，点穴正位天心道；水口收气连环套，南北主轴定大要。”
这种城建模式充分体现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德者美人”的居住追求观，化为风水方术而流行于川内各地。如四川农谚“房盖弯，坟造尖”。意思是“阳宅应选在山弯避风处，阴宅应选在丘岗避湿处”。因此，看风水、相土尝水作为场镇选址的第一步，包括布局规划营建莫不以风水为本。按上述风水要诀，形成选择吉地的操作要领即“背负龙脉镇山为屏，左右砂山秀色可餐，前置朝案拱卫相对，曲水冠带怀抱多情，明堂宽大形如龟盖，天心十道穴位均衡，气脉水口关锁周密，南向而立富贵大吉”，这些原则都是中华民族先人生活实践和审美经验的精华总结。
按上述要诀和原则一一观照阆中古城，其山水环境格局确如李约瑟博士赞美中国风水形象是大地的“宇宙图案”。这种人居选址作为大地人工景观，其意义在于：一是将自然生成的山水环境用人文精神来点化并与人工环境营造相结合，使自然环境拟人化，人工环境自然化；二是以生态关联的自然性求得共生，以环境容量的合理性求得共存，以构成要素的协同性求得共荣，以景观审美的协调性求得共乐，以文脉经营的承续性求得共雅；三是培育山水环境美学观念，输入人生哲理文化内涵，以其天人合一，人杰地灵，追求最为吉祥和优美的人居环境，真正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价值，以达成物质与精神相协同的理想文明境界。
进一步地讲，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阆中，其山水大观，实乃形胜之地，四周环山拱卫，一水三面环绕。按风水宝地之说，“千里来龙，千里作结”，此为山水作结之节点。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于此交汇聚结，风光如画，美不胜收，故有阆苑仙境之称。古城坐北朝南，背靠主山蟠龙山是为镇山，为阻挡北方寒风之屏障，并迎纳南来阳光暖气，其后龙脉绵长，大帐气势磅礴，衬托城市景象深远。青龙白虎方位，东有白塔山，西有伞盖山、仙桂山，层层叠叠。南向相对为朝案山的锦屏山，其山形似天马行空，崖壁如锦缎绚烂，成为奇妙之对景，故成为阆中标志曰“阆中山”。城南锦屏山上一望无际，万千砂山美妙而不可言也。《阆中县志》称：“阆中为治，蟠龙障其后，锦屏列其前，锦屏适当江水停蓄处，而城之正南亦适当江水弯环处”，这实际上既彰显出了城市的风水文化意向，也协调了景观与交通便利。街巷常与城周景观成为对景，如笔向街取名即将街的走向对景城东白塔山。其他主街巷大多对景于城外山水佳美之处，视线廊道开通，尽将周围自然美景引入城中，足见古城原规划上考虑人工建筑环境与自然美景呼应联系和互为对景之巧妙构思。所谓“人杰地灵”，乃“环境育人，文风鼎盛，代有名人云集，进士状元辈出”。历代文人墨客持续不断地对阆中的风水文化内涵加以充实丰富。这种赋予城市充分的文化意义，并以“天人合一”及“诗境”的规划原则来指导聚落布局营建，创造出一座座富有文化个性特色的城镇，是典型的中国建筑风水文化的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 我国风水源远流长，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从历代古建筑中不难看到风水学发展应用的痕迹。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天地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协调统一，这与风水学的主旨高度一致。风水学的科学性一直以来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虽然现代环境、空间、生态、心理等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风水理论不谋而合，但风水学中的很多玄学理论仍然充满神秘的色彩，因而对待风水学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诚然，当前有不少建筑师也在研究风水，但他们是因建筑设计所需去研究，并非要将“风水学”当作一门独立科学对待。其实，中国传统风水理念还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等诸家哲学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刻影响，因此它是一门涵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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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典是高浓缩、大容量、知识密集型的工具书。通观中国文学史，从建安七子、二十四友、山水田园诗派、豪放派、婉约派到公安派、性灵派，诸多文学团体和流派未必都能有一部自己的专派辞典，而“桐城派”则尤为显著。无论从作家群体、著作数量、诗文成就、文坛地位、绵延时间、地域，还是对后世影响来看，桐城派都应当有一部“专派辞典”，《桐城派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正因之而生。《大辞典》将是中国辞书史上第一部以专一文学流派为对象的“专派辞典”，而桐城派也将因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拥有“专派辞典”的文学流派。《大辞典》的编纂不仅对桐城派研究有着现实的辅助和引导意义，而且填补了辞书与文学两个领域中的学术空白。
一
《大辞典》应当是一部什么样的辞典呢？桐城派始祖方苞说过：“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1]他是针对传记文的写作而言的。这里套用他的话，可以说《大辞典》所囊括的内涵，亦“必与其‘派’之规模相称”。从辞书学的角度说，这是辞书内容对形式的要求，也即桐城派对其《大辞典》的要求。所以我们应当先来勾画一下桐城派的规模。从宏观上看，桐城派的规模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概括。
1. 渊源背景深厚广阔
桐城派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桐城派崛起于清代初年，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桐城这片土地（包括今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一带）上，这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人文传统，犹如一片沃土，培育了桐城派；同时桐城派的形成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文文统和儒学道统发展的必然结果。
2. 作家队伍兵多将广
民国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以下简称《渊源考》）考录作家1206人，其中将归有光及其弟子和私淑弟子一百余人作为桐城派近源列入，但缺失戴名世及其弟子。其余各家都有桐城派内的师承或私淑关系。在桐城派传衍发展的过程中，还不断形成派内的团体和支派，如姚门四杰、曾门四学士，岭西五大家、阳湖派、湘乡派、莲池派、侯官派等，这些团体和支派在遵从桐城派文论纲领的同时，又有各自的发展、创造和特色。
3. 诗文撰述汗牛充栋
桐城派诸家经经纬史、涵咏百氏，根底盘深。他们从研经读史、评议百家入手，厚积薄发为诗古文辞。很多作家既是古文家，又是经学家，甚而还兼诗人。他们遗留的著作，除诗文集以外，还有大量经史专著、诗文评点、笔记杂著等，极有传世价值。刘声木《渊源考》在著录了567位作家的1200余种诗文集后，在《桐城文学撰述考》（以下简称《撰述考》）中又辑录了504位作家见于著录的各类撰述4130余部。这5000多部著述仅其一人所见，虽然其中包括仅见书名未见成书，或虽已成书未及刊印之作，但也难免有囿于见闻而失录的成书。
4. 流派内涵广袤深邃
今所谓“桐城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即以方、刘、姚为祖，以“义法”为文论核心的古文流派。广义的桐城派除此以外还包括桐城学派、桐城诗派、桐城画派等学术文化流派。据考，桐城学派起于明中叶方学渐，经方以智、钱澄之至清代方苞造诣益深、规模益大；直至清末民初的姚永朴、吴汝纶，桐城学人如群星璀璨、绵绵不绝。桐城诗派源于明末清初的钱澄之、方文，经刘大至姚鼐，从创作实践与诗歌理论上形成诗派，刘、姚弟子皆能诗善文。直至清末民初方守彝、姚永概，仍然诗人辈出。桐城画派追尊北宋隐居龙眠山的李公麟为祖，又称“龙眠画派”。从明代“书画双绝”的方以智到清代姚文燮、张若澄、姚元之，桐城一县明清书画家就达百人之多。这些流派与桐城文派关系密切、协同发展，不少桐城派古文家同时为经学家、诗人，或同时兼画家、书法家。
5. 理论体系完备缜密
方苞将儒家义理应用于古文实践所提出的“义法”说，综合了《史记》《汉书》和唐宋以来传统古文的经验，成为“千古文章之准的”[2]。刘大补充了“义理、书卷、经济者”乃“行文之实”及其“神气”说[3]，姚鼐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说[4]和“阳刚”“阴柔”的风格论，形成了其独特的、与时俱进的以“义法”为核心的桐城派文论体系，构成了桐城派文章学。这正是两百年中桐城派古文的坚实根基，也是维系千余名作家的坚韧纽带。
6. 传延影响绵长广远
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桐城派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绵延两百余年，几与清朝共始终；一千多个知名作家，分布在中华大地25个现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日本、朝韩还有6人。这在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伴随这漫长的发展史而来的，是对桐城派的各种不同的争议和评论。有清一代，经学领域的汉宋之争，文学苑囿中的骈散之辩，桐城派古文及其义法无不首当其冲；新文化运动中“桐城谬种”“十八妖魔”之斥，对桐城派的批评达到了极点；20世纪以来桐城派研究几经起伏，又不断深入扩大，成果丰硕。这不仅表明桐城派影响深广，也表明伴随桐城派发展和消亡而起的，另有一部桐城派研究史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7. 文化遗存丰瞻繁多
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总是物质与精神相依共存，从而构成一种立体的文化存在。桐城派大师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大量诗文著述等精神文化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为后人留下了丰瞻繁多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包括： 桐城派名家生前生活过的故居轩阁、园林堂庑等遗存、遗址（含故址）；桐城派作家生前创办或主持、主讲其中，造就多才并以此而著名的书院、学堂；桐城派著名作家身后的冢墓、祠堂等建筑遗存；桐城画派书画家的画作墨宝等。这些物质文化遗存，见证过桐城派的发生发展，蕴涵着桐城派的文化精神，是今人研究桐城派的物证、凭吊先贤的古迹。这些遗存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少已经或正在遭到拆迁毁弃，极需发掘和保护。
《大辞典》要与桐城派的规模相称，就应当将这七个方面囊括其中，充分利用其容量“大”的特点，严格按照辞典的体例要求，广泛收录荟萃桐城派历史文化知识及其研究成果，使之成为一部桐城派的百科全书。
二
基于上述考虑，《大辞典》拟从桐城派渊源背景、桐城派作家、桐城派著作、桐城派文论、桐城派研究评论、桐城派文化遗存六个方面入手，构建一部立体的桐城派文化宝库。
（一） 渊源背景编
本编追踪揭示了桐城派产生发展的历史文化渊源、区域文化背景及山水自然环境的各方面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文统渊源
收录与桐城派发生发展有着明确的渊源关系、为桐城派作家所崇奉效法或与桐城派文章、文论密切相关的文学传统知识，包括： 文章学知识，如古文、时文、骈文、八股文等；文史著作，如《诗经》《左传》《史记》《汉书》等；文史大家，如司马迁、唐宋家等。释文除准确精练地介绍词头本身的基本内容，同时特别介绍这些基本内容与桐城派或其作家及学术思想、文论主张、创作实践的影响或联系。
2. 道统渊源
本类收词目的是从学术上展示桐城派与儒家思想文化的渊源。包括： （1） 桐城派作家崇奉的儒家经典，如周易、尚书、周礼等；（2） 桐城派作家所尊崇的儒家人物，如孔子、孟子、朱子、二程等；（3） 与桐城派密切相关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流派，如汉学、宋学、程朱理学等。这类条目收录应从严掌握。所收条目必须是对桐城派作家作品、思想文论确有过重大作用或重要意义，并在各条释文中做具体介绍或说明。
3. 人文环境
收录桐城地区清代及其以前的文化名人，包括文学家、诗人、经学家、书画家、思想家、名臣名宦、名医名隐等，展示桐城派故乡“人杰地灵”的人文背景。
4. 山川环境
“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姚鼐语）收录展示桐城地区名山大川、自然景观和风光名胜，展示“人杰地灵”的自然背景。如浮山、龙眠山、菜子湖、挂车河、唐西浦、石门冲、青布潭、媚笔泉、披雪瀑等。释文在交代山水景观的地理位置，地域范围，地形、地貌特征，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同时，特别突出其与桐城派相关的人文内容。
（二） 作家编
收录全部有姓名可考的桐城派作家（包括与桐城文派同时的桐城诗派，桐城学派，桐城画派中的诗人、学者、书画家，下同。），以桐城派作家为对象的合称、并称、团体和分支、流派名称亦广泛收录。
1. 桐城派作家
收录全部有姓名、事迹的桐城派作家，以作家姓名立目，介绍其生平思想和业绩。收录对象的时代起于桐城派形成的清初，讫于桐城派消亡的20世纪初期。此时间段以外与桐城派各派相关的作家、诗人、学者、书画家（如归有光、方学渐、钱澄之、李公麟等）及其合称并称等暂不录。但应补收《渊源考》未收的戴名世及其弟子。
释文内容包括： 姓名（词目），生卒年，字、号，籍贯，生卒年不详者尽可能说明其在世的年代、年号时段，主要经历，在桐城派中传承授受或私淑及诗文交往的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成就，对桐城派的主要贡献及后人评议，存世主要著述或作品等。
2. 桐城派作家的合称和并称
凡在清代文献及后世作品中出现的以桐城派人物为对象的各种并称、合称广泛收录。如“戴方刘姚”“方刘姚”“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曾门四学士”等。合称并称立目的条件是应有文本依据。如：“小方刘姚”（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十：“其在乡里，植之、孟涂、石甫三先生最著，因有‘小方刘姚’之目。”）。
3. 桐城派的支派和团体
首先是广义桐城派所包含的“桐城文派”“桐城诗派”“桐城学派”“桐城画派”等，应逐条收录并做出准确界定。其次是桐城文派在发展过程中以地域或书院为中心形成的作家群体或支派。如“阳湖派”“湘乡派”“莲池派”“侯官派”“岭西五大家”等，应广泛收录。
（三） 著作编
收录并介绍桐城派作家的全部著作。包括成书著作和存目著作两部分。
1. 成书著作
包括已刊行的图书和现存手稿、抄本。首先是桐城派作家诗集、文集、合集、全集、选集以及重要的奏议、尺牍等成书专集，不论有无整理点勘，都应广泛收录（包括《古文约选》《古文辞类纂》等重要选文范本，今人所选文本暂不录）。其次是经史著作。桐城派作家的经学专著、校勘评点注释的经史著作和主持编纂的重要的史志书（方志、山水志）见于成书者均予广泛收录。再次是桐城派作家的笔记、杂著、讲义、教本，包涵着他们的思想、见闻，有着重要史料价值，凡成书者均应广泛收录。
2. 存目著作
收录桐城派作家著作中仅见书目未见成书的著作名称，以书名立目，注明作者和已知资料，并交代书名和资料的原出处（书名、卷数）。存目著作附于成书著作条目之后，以备查考。
（四） 文论编
文论是桐城派的核心与理论基础。本编收录桐城派作家重要文论观点，拟从代表重要文论观点的术语、固定词组，以及阐述其文论观点的文章著作两方面立目，释文互为补充，互相参见。
1. 主要文论观点和名词术语
收录桐城派作家文章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名词术语，以词、词语、固定短语立目。如“古文与骈文”“古文与时文”“义法”“雅洁”“义理、书卷、经济”“道、法、辞”“有定之法、无定之法”“义理、考据、辞章”“道与艺合、文与质备、天与人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义理、辞章、经济、考据”“神气说”“因声求气”“论文十贵”“清真雅正、澄清无滓”“桐城家法”“以文论诗”等。需要从桐城派文论著作和研究桐城派文论的著作中广泛辑录，并对其丰富内涵做出客观、精确、简明的解释。
2. 重要文论作品
（1） 桐城派作家阐述桐城派文论思想的重要文章。如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刘大《论文偶记》、姚鼐《述庵文钞序》等，以文章标题立目，释文对文章的性质、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做出扼要介绍，若其中主要文论观点已另立条目，可与其相关互见。如“又书货殖传后”参见“义法”。
（2） 桐城派作家的文论专著和文论笔记等著作。如《昭昧詹言》（方东树）、《文学研究法》（姚永朴）、《春觉斋论文》（林纾）等，以书名为词目，释文内容包括作者、文章或著作性质、写作背景、内容述要、意义和影响等。（“著作编”中立目与此处互见，以此为主条。）
（五） 研究评论编
1. 名家论桐城派
晚清以来诸多著名作家在有关著作和文章中发表过对桐城派有重大影响的评论。其观点具有尖锐性、多样性和历史性的特点，本书择取政坛、文坛著名人物对桐城派的多种评论，如实摘录引述，以“王先谦论桐城派”“胡适论桐城派”“陈独秀论桐城派”“钱玄同论桐城派”“梁启超论桐城派”“章炳麟论桐城派”“傅斯年论桐城派”“刘师培论桐城派”“朱光潜论桐城派”“郭绍虞论桐城派”等为词目，释文选择其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原文摘引和述引结合并举，忠于原作、不做评议，并注明言论发表时间与出处。篇幅文字相较其他条目可适当放宽。
2. 观点术语
收录后世对桐城派研究评论中产生并流传（被援用）过的观点术语和名言名语，如“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真雅正”、“别树一宗”（《清史稿文苑传》）、“空疏浮浅”（汉学家语）、“谫陋庸辞”（骈文家语）、“桐城谬种”、“十八妖魔”等。应有语源来历和约定俗成性。
3. 重要论文
对于在桐城派研究史上具有重大创见、有较大学术影响（可参考其被引用率）的论文作品，分不同历史阶段选择有代表性者收录，对其论文的新观点、新见解及其学术影响扼要地做重点介绍。
4. 研究专著
收录民国以来研究桐城派及其作家作品的全部学术专著。如《桐城文学渊源考》（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刘声木）、《桐城文派评述》（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吴孟复）、《桐城文派论》（梁遥、《桐城派》（王镇远）、《桐城文派》（王献永）、《桐城古文学派小史》（魏际昌）、《林纾评传》（张俊才）、《姚鼐与乾嘉学派》（王达敏）、《桐城派三祖年谱》（孟醒仁）、《姚莹年谱》（施立业）、《桐城派姚门五大弟子研究》（[韩]金庆国）、《阳湖文派研究》（曹虹）等。论文集一般不收。
（六） 文化遗存编
本编收录与桐城派及其著名作家相关的古迹文化遗存。包括物质遗存和文化遗存。
1. 物质遗存
桐城派名家生前生活过的故居轩阁、园林堂庑等遗存遗址（含故址）。如“姚鼐故居”“姚莹故居”“惜抱轩”“慎宜轩”“南山桥”“半山阁”“竹叶亭”等。
桐城派作家生前创办或主持、主讲其中，造就多才并以此而著名的书院学堂，如“敬敷书院”“莲池书院”“桐乡书院”“桐城中学”等。
桐城派著名作家身后的冢墓、祠堂等建筑遗存。如“戴名世墓”“教忠祠”等。
2. 文化遗存
主要是桐城画派书画家遗存的书画作品。如张若霭《疏影寒香图》（现藏故宫）、张若澄《秋林叠峰图》、姚元之《花卉四吊屏》（藏市博馆）、吴廷康《耄耋大年图》等。
（七） 附录
《桐城派作家师承关系图》《桐城派作家籍贯分省一览表》《桐城派研究重要活动一览表》等。
以上六个部分并附录，以桐城派作家、著作为主体，桐城派文论为核心，揽括时间上的桐城派的发展史、研究史和空间上的桐城派文化遗存，荟萃桐城派文化精华，必要时尚可选配部分插图，成就一部规模150万字以上、知识性与学术性兼备的工具书。
三
辞典在我国古代属于儒家经典的范畴，最早的辞典《尔雅》就与《周礼》《论语》等并列于《十三经》之中，可见古人对辞典的重视，也说明辞典非同于一般著作，后世称为“词（辞）典”的书，都应是具有“标准、法则、典范”意义的书。《大辞典》应当成为学习和研究桐城派标准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工具书。不仅在宏观的框架结构上要与桐城派宏大精深的规模相适应，更应在微观的收词、释义上达到详备、丰富、客观、准确的要求，实现学术性和工具性的统一。要达到这一质量要求，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很多难点要突破。
首先是广辑资料。资料是辞书编纂的基础。《大辞典》结构合理、内容广博，它的编写基础必须建立在桐城派全部作家、著作和研究成果之上。民国刘声木《渊源考》与《撰述考》两书，广辑桐城派作家、著作，“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5]，从桐城派作家队伍和著作撰述两方面为《大辞典》的编纂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索引和工具。但在其收录的桐城派1000多名作家、5000余部著作中，后人有所研究的作家或校勘整理过的著作，均不超过10%，即有90%以上的作家和著作没有今人的研究成果可供我们吸收和借鉴，要把它们逐条编入《大辞典》，就必须依靠深藏于各地图书馆古籍书库中尘封的桐城派古籍。如“作家编”条目的释文，要去搜集这位作家的生平事迹资料，包括同时代人为其所作的传记、事略、碑铭文等，从中摘取撰稿所需资料；“著作编”条目的释文，更是要查阅该著作原本图书，即便不能细读全书，也要查勘其版本、卷数，翻阅其序、跋、题记，了解其成书经过、版本源流、内容大要和相关评论，方能撰写出介绍该著作的释文条目。在此过程中，《渊源考》《撰述考》只能作为我们的线索和工具，必须由此扩而大之并深入研究，方能得到我们需要的结果。
作家编、著作编如此，其他各编莫不如此。“文论编”要从浩瀚的桐城派文论著作和后人桐城派文论研究成果中去发现和提取其文论的精华，探寻合适的立目形式；“研究评论篇”则要从数百年桐城派研究史中搜寻摘录各家各派对桐城派的评论观点及其典型言论；而“文化遗存编”则需要在广泛了解桐城派名家生前活动轨迹的基础上，通过古今地方志、文物志等典籍去搜寻他们在各地的文化遗存，必要时可能还要做一些实地考察。《大辞典》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没有多少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利用，只能筚路蓝缕，拓荒而行。
其次是求真求精。求真求精是一种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辞书编纂并非资料汇编，也非前人成果的剪贴拼凑。辞书编纂是严格谨慎的科研活动，编纂的是编纂者的“研究结果”，需要的是科学研究求真求精的态度和精神，打造精品辞书尤其如此。“求真”是对资料而言。对于各方面取得的撰稿资料，必须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辨析功夫，剔除其错误的或虚假的成分，吸收其合乎实际的科学的精华，为撰写释文所用。当今的网络资源为我们提供了查检资料的很多便利，但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其讹误差错相沿成习者不可胜数。以各家网络的人物条目而言，其生平经历、生卒年等常见差错失实，甚至相互矛盾。近查歙县“不疏园主人”汪梧凤（刘大弟子）资料，网上关于其生卒年就有1725―1773、1726―1773、1726―1771等三种以上说法，其卒年有“四十九岁”说和“四十七岁”说，哪种说法正确？《大辞典》不可随意，必须通过第一手资料查核考证。所以对于网上资料不可盲从，即便为确定一个数字花费半天、一天乃至更多功夫，若能避免一处差错，也是劳有所值。“求精”是对文字表述而言。在辨析取舍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大辞典》体例要求，形成释文初稿，尚需对文字表述反复推敲，使之更贴近实际，表述更为准确、精练。辞典不是记叙文和论说文，既不能铺叙也不用推理，要的是编者对该事物的研究结果，而且条目的篇幅字数必须有一定的限制，要用最少的文字给读者以尽可能多的信息，必须确切可靠。
要把《大辞典》打造成桐城派研究之精品辞书，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有重大意义的工作。精品辞书之“精”，不仅在于印刷纸张之精良，装帧设计之精美，主要的还在于框架结构之科学合理，收词立目之丰富详备，条目释文之准确精练，只有这些方面都一丝不苟地落实了，才能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附注
[1]方苞.与孙以宁书.∥方苞集（上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63。
[2]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序.∥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 黄山书社，1989： 379。
[3]刘大.论文偶纪.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4。
邵林 伊宏伟 戴杰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传媒系
崔玲玲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摘要：城市古文化是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资源，是现代城市形象建设的宝库。把城市古文化融入现代城市形象建设中，能打造出
城市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内涵。充分的挖掘、整合城市古文化，凝炼成独特的城市理念，并应用到现代城市形象建设的各个领域，是本
文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古文化 城市形象 应用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形象建设重
要意义及作用，全国城市形象建设如火如荼，但有特色有影响的
城市形象却不多见。城市形象是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的外在体
现，挖掘城市独特的城市内涵，是建立良好城市形象的关键。城
市古文化是一座城市特有的文化资源，是现代城市形象建设的宝
库。将城市古文化充分的挖掘的整合，形成独特的城市精神和理
念，有助于激发城市居民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形成城市人崭新的
精神风貌和思想观念，增强城市的凝聚力；把特有的城市古文化
融入现代城市形象建设中，能表现出城市独有的特色和内涵，对
内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参与建设与维护城市形象，对外能
形成良好的印象和评价，在城市竞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河北古城文化的挖掘与整合
河北被称为“燕赵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城文化，是
河北省城市形象建设得天独厚的宝贵源泉。古文化所包括的内容
极为丰富，涉及精神风貌、物质生活、历史名人、古建古迹、民
俗风情等诸多领域，对其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合，才能提炼出符
合现代城市形象建设的精神和内涵。如何挖掘和整合城市的古文
化，需要各系统各部门的相互配合和协调，具体做法可参考如下：
（一）由政府牵头，组织文化部门、宣传部门、环保部门和
设计策划机构等共同组成城市形象建设委员会。城市形象建设是
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协调和密切配合，才
能把这项工程顺利完成。政府牵头实施、组织和管理，能反映出
政府对城市形象建设的重视程度，其态度和决心能使城市居民认
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能使城市形象建设委员的各个部门协
调畅通，各施其责。因此，形象建设委员会的成立是城市形象建
设的关键。
（二）全面调研，全民参与，激发城市形象建设的积极性、
使命感和自豪感。城市古文化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在群众印
象中的关注度和反响也不尽相同。要把历代古城留下的文化遗产
搜集全面，就必须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积极参与，献计献策，
充分挖掘出有内涵有影响的城市古文化，为现代城市形象建设奠
定基础。全民参与，能调动城市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其使命
感和自豪感，并在城市形象建设中主动参与和积极维护，避免了
城市形象建设只是政府或者个别群体的独立行为，造成老百姓看
热闹的现象，违背了城市形象建设的初衷。现代城市形象建设也
是一个全面推广和宣传的过程，从形象建设开始就全民参与，使
人民群众意识到城市形象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能达到良好的
宣传效果。
（三）挖掘整合，赋予城市古文化时代内涵，焕发正能量。
在城市古文化中，不是所有的题材都能直接用于现代城市形象建
设中，必须要根据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精心筛选典型的古城文
化，挖掘、归纳、整合，赋予古城文化时代内涵，焕发出正能量，
才能在现代城市形象建设中发挥作用，塑造正面形象。例如某些
城市，不顾历史的批判，将诸如秦桧这等卖国贼作为城市文化的
特色，只能给城市抹黑，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利于城市形象
的建设。
二、城市古文化在城市理念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城市理念是城市形象建设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念和文化内
涵，是城市气质的独特表现。由钢筋混泥土构筑的现代城市，不
仅城市外观缺少个性和特色，城市理念也往往趋于雷同，不具有
精神层面的识别作用，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城市的古文化是现
代城市理念提炼的精神宝库，以城市古文化背景提炼的现代城市
理念，有根有本，便于民众情感接受。同时，独有的城市古文化
也赋予了城市理念独特个性，易于识别。
（一）以地域特色打造城市理念。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
特地地理位置，这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共有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家乡都有特殊的感情，以把地域特色作
为城市理念打造的依据，能大大激发城市居民荣誉感和使命感，
能形成城市精神的凝聚力。比如邢台市，地处太行山麓之南，地
下水极为丰富，地面泉水长流，有“百泉之城”的美誉，但由于
近年来的过度开发，地下水枯竭，地面已难见泉影。邢台市提出
“重建山水泉城，打造宜居城市”的口号，就大大激发了邢台市
民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以历史名人之精神提炼城市理念。历史名人是一个城
市引以为豪的主题，名人的经历、故事、贡献都是当地居民的美
谈，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甚至支撑着一代又一代
人的成长，成为人们心中的精神领袖。以历史名人之精神提炼出
的城市理念具有高度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城市形象建设重点表
现。如，邢台市是元朝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学家郭守敬的故
乡，早在 2008 年，邢台市就将“守敬故里”作为城市品牌的要
素进行推广，并在城市形象建设中，突出展现。
（三）以古城典故或历史故事整合城市理念。一座古城，从
建立、兴盛、衰亡、甚至留存至今，必有丰富的故事和传奇，悠
久的历史往往是我们判断一个城市文化积淀的依据，从城市历史
故事中提炼整合的理念，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对内激励城市居
民继往开来，日久沥新，对外展示了城市的光辉历程和不可复制
的文化底蕴。邢台市是“夏商古都”，从“祖乙迁邢”至今已有
3400 多年的历史，古城文化是邢台市形象建设的又一手好牌。
古城文化对于城市理念的打造意义重大，提炼的方法和内容
也各不相同，在具体实施中还有更多的途径和方法，在此，不再
多述。邢台市通过广泛的调研，充分挖掘和整合，从古城文化中
提炼出了“夏商古都、守敬故里、山水泉城、活力邢台”四个理
念要素，作为邢台形象建设的理论基点和思想核心。
三、城市古文化在城市行为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城市行为是城市理念的具体化，主要表现为城市行为、企业
行为和城市居民行为。其主要作用是规范和约束城市的个体行为
和群体行为，展现出良好的城市精神风貌，从而达到塑造良好城
市形象的目的。城市古文化在城市行为识别系统中进行应用，自
尊心和荣誉感能够促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城市行为规范，把强制行
为变成自我约束。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群体行为规范中的应用。群体行为包括政府行为、
企业行为、团队行为。古城文化的具体应用表现为：对古城文化
的保护、宣传推广和吸收融合，把城市古文化的精神内涵挖掘提
炼，融入到政府管理、企业经营以及团队活动的行为规范中。
（二）在个体行为行为规范中的应用。人是塑造城市形象的
主体，城市居民的个人行为往往是城市印象好坏判断的依据。城
市居民的文化程度、行为言论、精神风貌、职业道德、敬业精神、
服务水平、生活质量、居住环境等都会表现出一个城市的气质。
将城市古文化融入到城市居民的个人行为规范中，能自觉的约束
自己的行为，维护城市形象，从而影响外界对城市整体形象的判
断。要提高广大市民素质，可在职业培训、礼仪规范、社区活动
中纳入城市古文化的内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让城市居民认识
到提高自身素质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把不文明的行为习惯消
灭在意识形态，形成讲文明、讲道德的良好风尚，把自己的言行
和城市形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四、城市古文化在城市视觉形象识别系统中的应用
城市视觉形象是城市形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百闻不如一
见，城市街道、建筑物、商业区，城市园林、广场绿地等无不给
人一种强烈视觉印象。将城市古文化融入到现代城市建设中，从
视觉中感受到城市的文化内涵，才能打造出独特的城市视觉形
象，从而推动城市整体形象的建设。城市的视觉识别体系通常包
括基础系统和应用系统两大部分，城市古文化在两部分中的应用
也有不同的形式。
（一）基础系统。主要包括三大要素，城市标志、城市标准
字和城市标准色。一个富有古城文化气息的城市标志，必须有深
刻的文化内涵，在标志元素的选择上应注重古文化题材，如邢台
市的标志设计可以考虑古建清风楼、历史名人郭守敬、牛城传说
神牛、地域特色山水泉城等概念元素，并将这些元素归纳概括成
简练的文化图形符号，通过巧妙的组合构思，形成城市标志。这
样标志不仅有独特的识别性，同时还能直接反映城市的文化内
涵，对内能产生情感共鸣，有很强的归属感和亲和力，对外展示
城市的文化底蕴和综合实力。城市标准字的设计主要表现为视觉
冲击力的表达，字型的设计要能表现出城市文化的厚重，因此尽
量避免选择笔画较细、结构淡薄的字体，同时应注意字体的美感
设计，既要有古朴典雅，同时还应该注意视觉的有效传播。标准
色的设计应注意色彩的情感表达，多以暖色系的颜色为主，给人
以温馨舒适的感觉，色彩的饱和度不宜过低，强调色彩的视知觉
传达。
除此之外，城市古文化还在象征图形、辅助图形和吉祥物的
设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把城市古文化的精神内涵归纳整合，在
象征图形和辅助图形中进行应用，不但可以对标志的内涵进行有
效的补充，同时还能够增强城市标志的应用适应性，增强城市文
化的视觉效果。吉祥物的设计可直接从历史名人、历史故事中选
择角色充当吉祥物，既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精神象征，又能够作
为城市的内涵的代言人，起到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二）应用系统。城市标志，象征图形和吉祥物的广泛应用
是城市古文化在应用系统中的典型表现，城市标志、象征图形和
吉祥物本就是城市文化的提炼，在城市环境中反复使用，强化了
视觉印象，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效的传递出去，有力的传播了城
市的良好形象。同时，城市古文化的应用还表现在城市的建筑风
格，街道规划、广场园林、交通路牌、门头广告、雕塑壁画等各
种公共空间，其中标志性的建筑，尤为重要，例如提到上海，我
们就联想到了“东方明珠”。在邢台市，古建清风楼一直是邢台
市重点打造的标志建筑，郭守敬广场也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之中。
五、总结
城市古文化是打造特色城市不可复制的宝库，在现代城市形
象建设中充分的挖掘城市古文化，整合提炼出符合城市发展的精
神理念，并应用到城市形象建设的各个领域，彰显城市的文化内
涵和特色，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在未来城市竞争中获取优势。
参考文献：
[1]颜如春.城市形象塑造要强化文化意识[J].行政论坛,2002
（05）.
兴城旧称宁远，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城市建制，明宣德三年（1428年）始建古城，清代重修，今与西安古城、荆州古城和山西平遥古城同被列为我国迄今保留完整的四座古城。兴城位于辽宁省西南方，居“辽西走廊”中部，交通便利。城、泉、山、海、岛五大景观位列其中。先后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4A级景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辽宁省优秀书法县，中国书法之乡。
兴城古城是一座卫城，是守卫山海关的一座重要城池，为边防重地。明将袁崇焕曾驻兵于此，并屡败清兵。也正因此而让这座古老的城池在明清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一座明代古城，半部明清史”，是对这座古城历史价值的真实评价。
现在的兴城古城虽然改变了其原有的战事防御功能，但古城内的牌楼、钟鼓楼、四街八个胡同的设置依然记录着当年的军事防御性，成为研究明王朝军事体系和明长城防御体系唯一的标本。当街而立的两座牌坊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为表彰当时镇守辽西的大将祖大寿、祖大乐二兄弟卫明抗清有功，默许其自行建立的旌功牌坊，合称祖氏石坊。两座经受了360年风雨剥蚀的牌楼为后人研究明清两代的历史、建筑、书法艺术、石刻工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文庙是古城内的另一重要景观，为明代建筑，是东北三省最古老的、辽宁省境内最大的一座文庙。文庙大成殿内高悬的“万世师表”匾额依然是康熙皇帝亲笔手书并传令全国各地文庙刻匾复制的原刻。而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在新世纪修建的《论语》碑墙，这里集中了当代百位著名书家各种书体书写《论语》100则。当年修建时，邀请全国百名书法名家书写，启功、饶宗颐、杨仁恺、张仃、沈鹏、张海、王家新等均列其中。整个工程制作极为精细，内容准确无误，刻工精准。让游人在瞻仰圣贤、解读《论语》中享受书法的艺术魅力。
古城内的牌楼、文庙的《论语》碑墙是古城书法的两大标志性建筑。而首山、温泉、大海、岛四大景观也以其独特的风姿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至此揽胜，留下了大量歌咏胜景的诗篇。
兴城古城以战事名于青史，而以胜景吸引历代文人游客。但先人的那种文化情节更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影响了小城文化。兴城的书法爱好者也正是在这充满文化的氛围中发掘着小城的历史，追慕前贤。
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袁崇焕、孙承斌等名将都擅长书法，都曾在兴城建功立业；两任知州刘大观、强上林对书法极度酷爱，在兴城为官数载；数百位出任朝廷一品大员、知州、知县等兴城籍文官武将对书法的重视等，都极大地影响了兴城书法的发展。而这些名人尤以刘大观、强上林的书法影响最深。
及至近现代，李友梅、王锡荣、赵树声、王生、李省初等已故书家，以及健在的赵序初、潘松年先生等老一辈书家，以他们的艺术水准及在社会上的影响，为后学指引了学书和创作方向。1985年，兴城县书法工作者协会成立，1996年更名为兴城市书法家协会，之后的兴城书法大放异彩，经过几届主席团的领导，兴城先后被评为“辽宁省优秀书法县”、“中国书法之乡”。
2009年，兴城市书协主席张儒林为培养更多的书法人才，恢复创建宁远书院，长年坚持在这里搞书法交流、举办小型展览。如今每周坚持于宁远书院的书协活动已经成为了古城的一道风景。书友们在这里临习碑帖，切磋技艺。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除了长城、故宫、圆明园这些世界知名的古迹之外，还应该有很多不为世界熟悉的古城和古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之后，“申遗”成了热门。
1997年申遗成功后，平遥古城的旅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申遗后的头几年，游客数量都在60%以上的增长，旅游收入更是成倍增长。即便2005年后旅游收入增速放缓，也仍保持在20－30%。据平遥县旅游局副局长刘建昌2000年对媒体介绍，第三产业比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6%增长到46.2%；游客接待人数、门票收入、综合收入分别从1997年的5万人、125万元、1250万元增加到112.66万人、8827万元和8.1亿元，三项指标分别是申遗前的22.5倍、71倍、65倍。
平遥的成绩让众多类似的古城颇为心动，顺势掀起了古城新建热潮。据中国之声的《央广新闻》报道，四川阆中、山西大同等地先后提出古城复建计划；苏州宣布将分段、逐步重点恢复、修建苏州“古城墙”；投资2亿元、占地1平方公里的骊靬古城复建项目已在甘肃金昌市如火如荼地开建；甘肃敦煌拟投资30亿元复建敦煌古城，以汉唐文化、丝路文化为主题，对历史城市格局、建筑文化、宗教艺术、商贸流通、民族交融、生活和娱乐等进行体验式还原和提升；河北滦县计划投资50亿元复建滦州古城，占地2，000余亩，再现昔日滦州胜景；河北正定邀请专家论证恢复古城风貌；河南郑州斥巨资在闹市建成仿古城墙……
一件复古服装至多几千上万元，而复古造城的开支可是几亿都打不住的。
一则“举债千亿造新城”的消息把一直很平静的古城开封推上了风口浪尖。开封市打算借钱建新城，这是政绩工程还是为保留文化遗产？即使是为了后者，举债千亿之多也受到众多质疑。这里且不论政治，古城开发的实际价值值得深思。
恢复古城原貌的意义何在？往宏观了讲，能够再现历史、沉淀文化。往微观了说，能给当地创造财富。的确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是河南省文物局一位专家表示担忧，真实性和完整性才是文物的生命所在。因此，花费巨资来恢复文物原貌，或者是将毁坏的原物一砖一瓦的异地迁建，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文物保护。另一方面，“申遗”是个很费钱的活。2010年申遗成功的“中国丹霞”项目号称花费十几亿，广东丹霞山光为应对环境整治就贷款12亿，“把一条省级公路的17公里迁出景区就动用了几个亿”。当地工作人员事后坦言，“幸亏申遗成功，不然欠下的债恐怕我们这辈子都还不完”。
古城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传承与见证，其历史意义应当比经济意义更重要。现在，中国各方各面的申遗热潮却只让人看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带来的经济价值。有的地方政府甚至不惜举债投资申遗，这样的思路下，古城或者古街那一抹古色带给我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一、青城古镇概况
1.青城古镇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青城又名条城（东西长，南北窄），地处榆中县北部，总面积约138km2。距离兰州市约100km、白银市约25km。区域靠近109国道。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区内为黄土高原山地丘陵地貌，地势南高北低。黄河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穿境而过，“依山傍水、藏风聚气”的风水观尽显其中。2.青城古镇历史人文和社会经济条件。青城据《榆中县志》记载：“秦修长城、汉广屯田、唐建堡碉、宋筑城墙”。“青城”的名字便是为纪念平定西域叛乱的狄青大将军。到明朝时期修筑明长城以防外敌来犯；青城范围后随青城人过河北移扩展于明朝末年。青城镇是农业大镇，由于经济水平欠佳，二三产业并未发展起来。但青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以旅游带动第三产业创造了良好根基。早年青城人口流失正使青城的生命力与文化活性受到威胁。因此让文化资源重新带动古镇经济十分重要。
二、青城古镇景观设计构成要素
1.青城古镇空间景观。青城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故而格局上整齐划一，是形似于棋盘的军事防御布局。主街开阔，呈东西走向，小街则较为狭窄曲折，北对河南面山。“丁”字形的连续交错街道，以示“不泄风水”。青城古镇的节点空间由核心节点空间，如城隍广场、不明确主题意义功能或边界限定的宽阔空间以及可以使古镇空间拥有特殊魅力的小尺度空间构成。2.青城古镇古建筑装饰景观。砖雕装饰——以青城书院的《教五子图》和刘家大院的《福禄寿》为代表。木雕装饰——高氏祠堂及多处民居中的木雕都是经典之作。石雕装饰——碑刻书法风格多样，装饰、技法、表现形式及选材也各具特色。3.青城古镇民俗景观元素。剪纸艺术——题材源于生活，材料随意，独树一帜西厢调——清光绪年间成曲，唱腔优美，情真感人英雄舞鼓——源于民间传说的最受喜爱的民俗表演活动。民间游戏——柴山、道台狮子和火狮子。
三、青城古镇景观设计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使用对象生理心理、功能精神的集中感受地方性原则——特色建设的基础生态设计原则——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场所精神——地域空间设计的内在文化展现。
四、青城古镇景观设计内容
1.空间格局。青城自发形成的“中心”和由此“中心”向外辐射的空间秩序可概括为“一轴、一带、六节点”。“一轴”即从校场路进入,与后街形成空间主轴。“一带”指青城的全部景观内容。“六节点”在古镇核心保护区内，分布于入口、罗家大院、城隍庙、青城书院、高氏祠堂和城隍广场。例如入口点可设置具有古建筑风貌的入口广场,做紧急避难区起到保护与疏散游客的作用，同时也做引导游客作用。2.道路空间。青城的街道作为景观的骨骼和风貌的基本骨架，主街面用人工青石板铺成,一些窄小街巷则以碎石板铺地，青城的历史也在这磨破的石板路中被人知晓。青城的街道尺度怡人,因此设计应保留原尺度,增种枝叶繁茂的行道树,在主街巷空间栽植具有特色的本地树种，可造四季景观。一些小巷道也可做落叶景观，营造意境美。3.空间环境点缀、装饰的艺术。处理点景小品、艺术装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会直观或潜移默化地体现古镇的形象。如灯饰、垃圾桶、休闲座椅、销售站、指示牌、雕塑等艺术品都有所展现。随着城市化进程，应增加古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媒体宣传设备以及观赏、纪念性工艺品。在这一部分设计内容中,装饰艺术设计的地方性、民族性、宗教性以及民众的参与性都必须体现出来，使其形成具有青城地域特色的文化审美。4.古镇视觉形象的确立。古镇的视觉形象包括建筑、环境、居民以及社会形象，是一种取决于古镇历史、风俗习惯、文化特征的综合评价和印象。通过对青城方方面面形象内容的综合处理,可塑造特征鲜明、极具吸引力和亲和力的青城景观形象。5.古镇景观如诗如画的意境创造。目前青城还鲜有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和观赏功能的景观,因此运用人文思想与科学技术,配以诗、书、画意境和想象,将空间、古建筑、碑林等遗址遗迹、神话、戏曲、民俗活动、传统技艺等与环境相结合，进行师法自然又非简单模仿的意境创造。又或者将青城的地形地貌、水体、奇石等采用对比、隐喻、夸张变形等手法进行意境设计。通过设计的独到处理,将青城景观的意境营造出来。综合上述内容关于如何解决青城古镇景观设计方面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把握景观设计核心，从历史、文化、环境三个方面基于青城特有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以科学可持续的角度分析古镇景观发展前景。同时制定相关指标体系和量化标准，使景观设计落到实处。由于时间和篇幅原因,本文只对古镇景观设计进行了简单的初步探讨。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新观点值得深入探讨。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浅析,能够对青城古镇景观设计有所贡献。
作者:祁欣 单位:海口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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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5年，丽江古城被评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在瑞士举行的第二届2005欧中旅游论坛上，云南丽江被评为“欧洲人最喜爱的旅游城市”。根据丽江市旅游局对游客的统计，2005年以来丽江的海外游客明显增长，特别是欧美游客增量明显；在联合国组织的“2005年全球人居环境论坛上”，丽江古城与我国的伊春市，美国的洛杉矶市，圣塔莫尼卡市一道被评为“全球环境优秀城市”。2011年7月27日，丽江古城举行“国家5A级旅游景区”揭牌仪式。丽江古城风景区将站在5A这一崭新发展平台上，巩固和提升5A创建成果，推动丽江旅游转方式、调结构，向更新更高目标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1.旅游业对水环境的影响。
旅游业是当今最兴盛、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产业之一，提起它人们称之为“无烟工业”、“无形贸易”，但是旅游业并非只有好处，它对丽江古城公共设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自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旅游热点后，每年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游人涌入古城，超越了古城的承载力。古民居、石板路、河道、桥梁、水系、景观受到损毁和污染，特别是古城区的垃圾量成倍增长，水污染加剧，水环境是丽江世界文化遗产地生态地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丽江城市化进程加快，对水环境保护不力，导致古城水污染加剧、水资源量衰减、生态景观用水不足和景观水质下降。水在纳西族人的心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古城的水主要是从黑龙潭为源头，过去生活在古城的居民基本不向河里倒垃圾等，而且用过的水尽量泼在远离河流的地方，保持了水的清澈，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景观——三眼井，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渐渐看不到三眼井了，这不能不说是对水的一个极大的破坏。
2.旅游业对人口结构与空间的影响。
在现代化生活与商业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有些古城居民迁出了古城，把自己的家园让给了游客。把原来的住房改为商店、饭馆、客栈，或出租给外地商人经营，或自己经营。传统的、真实的生活方式、居住活动（文化），逐渐被被功利的、庸俗的商业活动、旅游文化所取代，“居民的古城”正慢慢地蜕变为“游客的古城”。根据古城开发办公室提供的数据：到2005年只剩下不到6000人，且多为老人。古城居民取而代之的是本地居民迁走腾出的房屋，除少部分闲置外，大部分出租（出售）给外地人居住、经商，一部分由本地人经商。
通过对丽江古城内的新义街、光义街、四方街、新华街经营旅游纪念品的店铺的分布和经营种类进行实地不完全调查和分析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经营服饰的铺面中丽江本地人略占多数外，其它各项旅游纪念品经营者中外地商人都占决大多数。人口置换和空间污染情况需引起重视。 转贴于
3.旅游业对古城的传统无形文化的冲击。
古城有有形的历史环境、街道、桥梁、水系和古民居这些物质文化，还承载着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无形文化，两者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丽江古城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幕幕活生生的居住生活的场面。而在经济大潮、旅游业的猛烈冲击下，古城文化传承者（居民）的行为开始迅速变异，无形文化开始消失。例如:纳西族服饰这个作为民族标记的“符号”，我们只能在老年妇女身上大量看到，而中青年几乎是“洋装”，尽管政府推出了更为美观、适用、方便的新款纳西服装并尽力提倡收效甚微，在文化的展现发面，有“符号化的倾向”，也就是丽江古城中到处充斥着刻画有东巴字画的T恤衫、雕刻、绣品、印染等，东巴文化被简化成符号。然而更为糟糕的是，制作、出售这些旅游小商品的从业者由最初的纳西族书画者为主，发展成外来经商者占很大比重，这些外来经商者一般都有着一定的经济实力，高价抢租繁华地段的门面，却普遍缺少对东巴文化的了解、认同。包括当地人，很多都看不懂上面的东巴字。
据对古城兴仁小学的56个小学生的调查，会说纳西语的有13人，占到23.2%，会听的有25，占到44%，存在这样的情况，父母妻跟自己孩子交流的时候父母说的是纳西语，而子女说的是汉语。
丽江古城正在遭受着这样的命运，古城的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冲淡了文化的内涵，技艺精湛的纳西族传统的手工艺品（如铜器）逐渐消失，被粗制滥造的廉价商品所替代。据一位纳西族的古城居民介绍说：外地人经营的铜器店多采用模具，成本低，制作速度快；而由当地人经营的铜器店多是手工制品，成本高，制作速度慢。于是，当地人就渐渐的退出铜器生产，把自己的店面租给外地人，工艺品就丧失了其原有的价值，这一现象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必然会影响到丽江古城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房山区；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2-0027-08
夏商周时期，今北京市房山区所在地是重要的人类活动地区之一。房山区现已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存类型多样，有城址、聚落遗址、墓葬、窑址、窖藏及其它遗存等，以下简要概述其发现、发掘情况及研究现状。
一、考古发现与发掘概述
房山区夏商周时期遗存的发现始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良才先生在今琉璃河遗址区内采集了不少陶片，这是琉璃河遗址发现之始。[1]1958年秋到1959年10月，在第一次全面的文物普查中，房山区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存有坟庄遗址、大高舍遗址、瓦井遗址、常庄遗址、新街遗址、黑古台遗址、丁家洼遗址、顾册遗址、长沟城址、蔡庄土城遗址、窦店城址、镇江营遗址等。[2]同时，在此次普查中，还确认了琉璃河遗址。
1981至1984年，北京市进行了第二次文物普查，房山区新发现了三处夏商周时期遗存，即焦庄遗址、娄子水陶窑址和南韩继钱币窖藏。[2]
从前期的调查经验出发，北京市文物工作者意识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拒马河流域乃是东西南北各种古文化交流的孔径，遂于1986年5～6月组成拒马河考古调查组，对北京市境内的拒马河流域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共发现遗址20处、采集点15处，新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存有塔照遗址、北尚乐遗址、南白岱遗址、张坊遗址、下寺遗址、后石门遗址、辛庄遗址、下营遗址、史各庄遗址、独树遗址、片上遗址、北白岱遗址、陈家洼遗址、南尚乐遗址、北营遗址、西营遗址、石窝遗址、纸房遗址、岩上遗址等。[3]
在一系列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文物部门对房山区的部分夏商周时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以琉璃河遗址、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窦店土城以及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占压范围内的夏商周时期遗存最为重要和突出，以下分别进行概略介绍。
琉璃河遗址位于琉璃河镇东北2.5公里处，范围包括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村落及其周围，遗址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面积5.25平方公里。在吴良才先生的首次发现和第一次文物普查确认之后，1962年3～6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琉璃河遗址区域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古调查。10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实习师生在刘李店、董家林和黑古台等地进行了小规模试掘。[4]1972年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习师生对刘李店、董家林两地再次进行试掘，发现了古代的房基、窖穴、灰坑等遗迹，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5]1973年春开始，为配合土地平整工程和对遗址作进一步了解，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单位联合对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勘察。随后，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房山县文教局联合，对刘李店村南、立教村西及黄土坡村一带遗址进行了钻探发掘，至1977年，共发掘墓葬64座（西周墓6l座，西汉墓3座），车马坑5座。[6]1976年春及1977年秋，对城址东北角进行了试掘，发现有两座西周早期墓葬分别打破北城墙东段和东城墙北段内附墙的现象。[7]1981至1986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次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共清理墓葬214座（西周墓178座，近代墓1座，空墓35座），车马坑27座，灰坑15个。1984年春，对城址西北角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北城墙西缘约30米，还清理了30多座灰坑，3座房基。[8]1995至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三次合作，对琉璃河墓葬区进行了发掘，清理了西周时期的墓葬37座，祭祀坑3座。1995年秋，在城址东北部发现了城墙、河卵石排水沟遗迹、宫殿区夯土台基和祭祀坑及卜甲。[9]1996年对城址北城墙的发掘获知护城河的相关情况。[10]2005年5月、7～8月，为配合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规划，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先后对黄土坡村北、黄土坡村牛场和大队部改造地一带进行了考古勘探，共发现西周时期的墓葬39座，车马坑6座，早期灰坑1处。[11]
镇江营与塔照遗址属大石窝镇南尚乐乡，镇江营遗址位于北拒马河西岸镇江营村东北的一个高台地上，塔照遗址位于北拒马河东岸塔照村南，两遗址邻近河岸，南北相对。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1986年9月至1990年7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正式对镇江营和塔照遗址进行了连续发掘，并根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将北拒马河两岸的古文化遗存划分为年代不同的十期，其中属于商周时期的遗存有五期，依次为塔照一期遗存、塔照二期遗存、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燕文化和东周燕文化。
塔照一期遗存集中分布于塔照遗址下层，在镇江营遗址中只见到零星的灰坑和文化层。遗迹有灰坑、灰沟、墓葬三种，遗物有陶器和石器两类，经碳14树轮校正，该期遗存年代在公元前1881至前1429年之间，基本开始于夏代后期，结束于商代前期。塔照二期文化以塔照遗址的中层最为典型，遗迹只见灰坑，遗物有陶器、铜器、石器、骨器。陶器以领部有附加堆纹的高领鬲和敛口深腹钵最为常见。经碳14树轮校正，该期遗存年代为公元前1266至前107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发现于镇江营遗址，几乎覆盖了整个台地，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几种。遗物以陶器为主，器形高大厚重。麋鹿角制作的刨土镢较为常见。经碳14树轮校正，该期遗存年代为公元前1408至前930年，经历了商末至西周中期的阶段。西周燕文化是镇江营遗址最丰富的遗存，遗迹主要为灰坑，多为圆形，房址较少。出土陶器的最常见器型是袋足鬲，常见器物组合为袋足鬲、矮足跟鬲、侈口罐、四系罐、多孔甑、高圈足簋等。从地层、房址、灰坑的相互打破和叠压情况分析，该期遗存至少可分为三层，为北京地区西周遗址的分期提供了地层资料。东周燕文化可分为春秋早期燕文化和战国燕文化。春秋早期燕文化遗存为镇江营遗址的第四期第三段4组遗存，共清理遗迹47处，遗物主要为陶器，袋足鬲占了较大比例，其中“C型足根鬲”（燕式高足鬲）与瓦棱纹A型豆较为独特，是辨识春秋燕文化的重要标志。战国燕文化遗存为镇江营商周第五期遗存，是一处聚落遗址，遗迹为零星的灰坑或局部的文化层，遗物主要为陶器，还出土有极少的铁镢、石璧和通体磨光的骨板。[12]
窦店土城位于窦店镇芦村东北，拒马河支流大石河从城址西南方流过。1957至1958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发现了古城遗址。[13]1959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调查此城，推断筑城年代约在战国末期到西汉，并基本探明了城址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及城址的平面形状、城墙残存情况、城门位置等。[14]1986年7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城址进行了较详细的勘查，1990年7月进行了试掘，根据残存墙体及地下墙基，大致明确了城址的轮廓。从残存墙体及出土遗物判断，城始建于战国早期，夯土板块狭窄，夯层厚而且不够坚实。战国晚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分城墙为内外两块。窦店城址是东周燕国境内一处重要的城镇。[15]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北京段的文物保护工作，是进入21世纪后北京市进行的重要的文物保护工程之一。2005年11月至2006年9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干渠所占压的八处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其中丁家洼、前后朱各庄、岩上、南正等遗址均有属于夏商周时期的遗存。丁家洼遗址是一处居住生活区，共发掘东周时期灰坑127个、灰沟4条。根据遗迹单位的层位关系以及出土的典型器物特征，可以推知遗址时代以春秋中、晚期为主，上限可以进入春秋早期，下限不超过春秋战国之际。[16]前后朱各庄遗址清理了一座春秋时期的陶窑，为竖穴升焰式。窑顶部已被破坏，窑炉窑算以下部分及操作坑等保存较好。[17]岩上墓葬区共发掘古代墓葬7l座，其中战国时期墓葬37座，23座竖穴土坑墓，14座瓮棺墓。从出土器物形态看，这批墓葬的年代约当战国晚期，是属于东周燕文化的遗存。[18]南正遗址战国时期遗存包括灰坑11座、灰沟3条、灶1座、陶窑5座。灶的结构简单，平面近椭圆形。陶窑按窑炉的结构可划分为升焰窑和半倒焰窑两类，其中升焰窑3座，半倒焰窑2座。[19]
此外，房山区还发掘过一些零星的夏商周时期遗存。如199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20世纪70年现的皇后台遗址进行了发掘，文化层厚1～2米，出土陶片以夹砂褐陶、泥制灰陶为主，纹饰多为绳纹及少量附加堆纹。器类有高领鬲、袋足鬲、联裆鬲、盆、簋、罐等。[2]遗址已回填。[20]2008年6月6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城关街道前朱各庄东高台地上的狼家坟养殖场工程占地范围内清理出春秋时期的竖穴土圹墓2座，南北向，墓主头向北。M1内置一椁一棺，尸骨残碎，葬式不明，随葬品有镳衔2件、铜环l件、铜鳟1件；M2内置单棺，骨架已朽，为仰身直肢，出土不少残碎陶片。[21]2009年4至5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窦店镇田家园小区二期项目工程占地范围内发现古代遗迹21处，其中灰坑15处，井6座。初步断定为战国末年至汉初的遗址。[22]
综合上述，房山区的夏商周时期遗存集中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三次文物调查工作中。至2010年底，房山区已发现的夏商周时期遗存有城址4处，遗址28处，窑址3处，重要墓葬区5处，文物窖藏5处。
二、研究现状与认识
随着房山区夏商周考古工作的进展及资料的积累，相关研究不断深入，认识亦渐趋成熟，出版了《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23]、《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12]、《房山南正遗址——拒马河流域战国以降时期遗址发掘报告》[19]、《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北京段考古发掘报告集》[24]等发掘报告和《燕文化研究论文集》[25]、《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26]、《燕秦文化研究——陈平学术文集》[27]、《北方幽燕文化研究》[28]等研究文集。发表的简报和论文颇多，以下分专题进行介绍。
（一）对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探讨
韩嘉谷指出，夏商周时期今北京地区有土著文化和中原商周文化两类文化，前者又分为大坨头、围坊上层和张家园上层三个类型，它们是连续发展的三个阶段，夏商时期一直是京津地区文化的主流，西周时期在近山地区仍保持优势，春秋后期起消失。中原商文化系统于商周之际开始大量涌现，西周至春秋前期与土著文化并存，春秋后期成为本地区文化的主流。[29]李维明指出，夏商周时期，北京地区存在着雪山二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张家园上层类型文化和西周燕文化，它们之间虽互相影响，却不具备传承关系。[30]韩建业指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文化可分为六个大的发展阶段，即夏晚期至早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坨头类型、晚商时期的围坊三期文化、西周早中期的西周燕文化、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燕文化和西拨子类遗存、春秋中晚期的燕文化和玉皇庙文化、战国时期的战国燕文化。[31]张智勇梳理了北京地区已发现的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资料，指出北京地区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主要包括大坨头文化、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和西周燕文化等四种文化，它们以武王克商封燕为界，分为以土著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和以西周燕文化为主导的阶段，其中三种土著文化前后相继。[32]此外，对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相关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论著都涉及了房山区的夏商时期遗存，相关论著恕不一一列举。
（二）有关琉璃河遗址的探讨
首先，对遗址发掘情况的介绍。1973至1977年琉璃河墓地的发掘已出版了详实的报告。[23]琉璃河考古队、雷少雨、林小安介绍了1986年琉璃河1193号大墓的发掘情况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介绍了琉璃河燕国古城发掘的初步收获。[33]有关琉璃河遗址的发掘简报及相关介绍性文章还较多，恕不一一列举。随着琉璃河遗址发掘工作的进展和重要内涵的渐趋显现，1995年8月21日，在遗址上建成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馆内的陈列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北京3000多年前的建城史及其灿烂的古燕都文化。陈平[34]、郭京宁[35]对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和研究状况进行了综合介绍。
其次，对遗址性质与年代的探讨。1978年，鲁琪等指出，琉璃河古城址始建于商代，并推测其为周初“封召公于燕”的燕国都城遗址。[36]此后，学界多持此说②。1980年，郭仁、田敬东指出，城墙的始建年代不晚于商末，认为城址应是商代的燕毫，人周为北燕都城圣聚。古城为周初燕都所在。[7]侯仁之根据文献记载、堇鼎铭文及其地理位置推定董家林古城为燕国初封地，封燕年代在公元前1045年。[37]1992年，田敬东修正了董家林古城始建于商代的观点，指出从古城址、墓葬规模及随葬器物、大墓的存在及出土器物铭文等方面看，琉璃河遗址为周初燕都所在。但仍称该遗址为“商周遗址”。[38]1995年8月，在琉璃河召开的“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琉璃河遗址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李伯谦认为古城只能是召公封燕后西周初年燕国建造的都城[39]。在1995至1996年对董家林古城做了较大规模发掘工作的基础上，刘绪、赵福生指出琉璃河遗址作为都城主要属西周早期，其废止年代当在西周早中期之交或稍晚[40]；张雪莲等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琉璃河西周墓进行了高精度的年代测定[41]。
第三，琉璃河遗址与北京的建都、建城史。王灿炽认为北京建都始自古代燕都蓟城的诞生，即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057年。[42]他还推断：“蓟”是燕国都城名，城址即在琉璃河古城，建城时间为公元前1057年。[43]周继中指出北京建都始自西周燕国，国都治蓟，但始建之年待考。[44]赵光贤推断武王克商的年代在公元前1045年。[45]李江浙指出，武王克商与封召公于燕，同北京开始建都及其年代的研究毫不相干；在大约距今五千六百年前，禺京人首次在水源丰富的今北京城西南隅创建蓟都，写下北京建都历史的第一页。[46]贺树德将武王灭商与西周建立的时间说法归纳为二十余种之多，指出自己倾向于赵光贤主张的公元前1045年，并将学界关于北京开始建都的说法归纳为六种，认为董家林古城是西周燕国的首府。[47]
第四，对燕国铜器的研究。何堂坤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琉璃河出土青铜器的成分结构进行了分析，并测定了年代，提高了考古学的科学性。[48]曹淑琴探讨了伯矩铜器及其相关问题。[49]张利洁、孙淑云等对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成分和金相进行了研究。[50]1986年1193号大墓出土的青铜罍、盉是琉璃河遗址的重大发现，陈平①、孙华[51]、方述鑫[52]、张亚初[53]、李仲操[54]、戴春阳[55]等分别探讨了青铜罍、盉的43字铭文及其相关问题。殷玮璋、曹淑琴用考古学方法推断了出土太保器的其年代，对铭文内容进行分析，进而对召公在西周初年的政治活动做了尽可能全面的考察②。张亚初对西周燕国早期铭文作了综合研究，确定了燕国的北界到辽宁喀左，南界达河北任丘。[56]
第五，对陶器、漆器等其它遗物的研究。杨勇对琉璃河遗址西周陶器的编年问题进行了探讨。[57]印群对琉璃河遗址殷遗民墓的陶器进行了分期研究。[58]刘秀中介绍了1975年琉璃河遗址出土的两件原始青瓷，指出原始青瓷在我国北方还是首次发现，也是北京地区原始青瓷的先声。[59]殷玮璋探讨了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漆器。[60]郭义孚对琉璃河墓地出土的漆器进行了复原研究。[61]雷兴山等对琉璃河遗址新出的卜甲进行了初步研究。[62]曹定云考察了琉璃河出土的“成周”卜甲，指出召公曾来燕都。[63]杜金鹏对琉璃河西周墓出土的玉冠饰进行了初步的探讨。[64]杨学晨对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的玉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65]
（三）对镇江营遗址的研究
对镇江营遗址的研究，有完整而详实的报告出版。镇江营遗址包含夏商周遗存五期，为北京地区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的传承和谱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连劭名将镇江营出土的FZT0226号卜骨上的筮数，参阅《焦氏易林》并结合《周易》进行了研究，推测卜骨的贞问事项可能是疾病。[66]
（四）燕文化研究
房山琉璃河遗址、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等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极大地推进了北京地区的燕文化研究，成果丰硕，可综合为以下几方面概略介绍。
首先，燕文化源流。韩嘉谷最先用“周人的燕国文化”表述琉璃河商周文化遗存，指出其源为中原商周系统文化。[29]雷兴山通过对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诸构成因素与变化的分析，揭示了其中殷遗民文化因素的发展概况及其历史原因。[67]王采枚指出燕文化的来源比较复杂，其形成过程也就是古代各族间相互交往和长期融合的过程。[68]石永士、王素芳认为燕文化是具有周文化、商晏文化、北方文化和其它文化特征的、内涵极为丰富多彩的一种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69]陈平强调先燕文化是由关中姬周文化、封给燕侯的西北氐羌与海岱东事诸族文化、商末的北土商文化（燕毫、箕、孤竹等）、早徙的东夷偃族文化、北方戎狄土著文化等合成，起主导作用的是外来的关中姬周文化。[70]陈梦家探讨了战国全燕以前的历史地理，指出殷末周初，这一区域为所谓“戎”“翟”的殷人所居，周人于此建立燕侯，自有其政治、军事意义。北燕的建侯其都邑比战国易都更北。[71]李民指出，在黄帝、尧、舜部落的一支迁徙到今长城以南的同时，北方或东北一支红山文化的先民也逐渐兴盛起来并不断向南扩张影响，两种重要文化相遇在今长城南北地带，既相互碰撞，又相互吸收，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燕文明产生的土壤，在几种文化的相到作用下形成了燕文明的种子[72]；李民进一步指出，燕文明可最早溯源于黄帝、尧、舜时期，培育、萌芽于夏商时期，至西周初年正式出现[73]。金家广指出，花边鬲是张家园文化最具特征的因素，从花边鬲成为燕南地区张家园文化特征因素的过程来看，晚商、周初时期，燕南这个土著文化既有悠久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善于吸收外来因素充实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这是燕文明得以生存、立足、发展起来的奥秘。[74]陈光对1921至1995年间燕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概述[75]，指出西周燕文化是整个西周时期周、商两种文化因素稳定共处，共同创造新的文化因素，它既不同于周文化，也不同于商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合成状态[76]。石永士探讨了周初封燕的几个问题。[77]连劭名考述了金文中记载的燕国早期史事。[78]
其次，燕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吴荣曾指出，在先秦时期，戎狄与华夏的划分不完全是种族或民族的不同，而取决于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水平，燕能灭掉邻近于它的子姓邦国，除因其文明先进外，还与其长期立国北方，受戎狄文化影响较深有关。[79]阎忠考述了西周春秋时期生活在燕国境内及其周边的15个民族，指出这些民族后来融合于华夏族，而燕则是其融合的一个中心点。[80]李恭笃、高美璇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召公封燕以前、商文化晚期就与当地先燕文化之间交流融合，当其进入华北平原北部以后，就逐步自然地融合于先进的燕文化。[81]
第三，燕文化分期。韩嘉谷将燕文化分为西周、春秋、战国三组。[82]柴晓明首次利用地层关系，结合器形与共存关系，将西周燕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83]柴晓明还通过已发掘的墓葬材
32料，将西周燕墓分成了早、中、晚三期，排出了年代序列。[84]其它诸如西周燕都兴废变迁、燕国国内部族构成等方面的研究，不再逐一叙述。
第四，有关东周燕文化的研究。陈光对东周燕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分期讨论[85]；郑钧雷对战国时期燕墓出土的陶器进行了初步分析[86]；并对战国燕墓的非燕文化因素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探讨[87]；张晓梅等对燕国明刀币的合金成分与金相组织进行了分析[88]；胡传耸从出土器物出发，探讨了东周燕文化与玉皇庙文化的关系，指出燕文化对玉皇庙文化因素接受的少，玉皇庙文化对燕文化的吸收见于不同等级的人群，在两个文化的交流中，燕文化是主要的输出者[89]。另外对燕国“郾”字铭刀币的研究也较多。[90]对战国瓮棺葬的发现较多，并有一定研究。[91]
此外，对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出土的夏商周时期遗存，仅有相关的勘探和发掘报告出版。对几座古城址的研究，冯秉其等介绍了1959年房山县的古城址调查情况[13]；王汉彦介绍了蔡庄古城遗址[92]；对窦店土城的调查与试掘情况的介绍研究已见前文叙述。
综合上述，房山区的夏商周考古发现与发掘工作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北京乃至全国夏商周历史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琉璃河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使燕国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引发了燕文化的研究热潮和周公封燕、北京建都、建城史的大讨论。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的发掘使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逐步确立起来，依次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商文化、西周燕文化和东周燕文化（延庆县集中分布有玉皇庙文化）。对西周燕都遗址和窦店土城的调查与试掘基本廓清了城址轮廓、始建年代、筑城方式及整修状况等。丁家洼遗址是北京首次发现的春秋时期的居址，南正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陶器的谱系编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已发现的夏商周时期窑址均为陶窑址，分升焰窑和半倒焰窑两种类型。已发现的夏商周时期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南北向，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多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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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城文化；城市建设；传承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6-31 -02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城市作为现代人生活的依靠主体，是依托自然环境，传承历史文化而形成的，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的综合体。城市需要不断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座城市伴随人口数量的变化，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互动，流动人口的来来往往，这无疑需要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质量。
新世纪到来后，城市发展迅速，对于城市文化和城市建设何者为重的问题各方观点不一。如何保护古城文化，如何合理规划城市建设已经成为历史文化古城发展的瓶颈。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长历史和多彩文化，孕育了非常多的历史文化古城。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发展加快，文化传承和城市建设成了所有城市都需面对的问题。城市的发展是离不开文化的传承的，面对城市的发展这一命题，如何做到文化传承与城市建设之统一，则需要充分认识城市文化的载体，理清城市文化和城市建设的轨迹。
（二）选题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拓展了扬州和绍兴城市文化的研究领域。扬州和绍兴的城市文化，是维扬文化和古越文化的精华之所在，目前针对扬州和绍兴城市发展对比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本文的研究将拓展扬州和绍兴城市文化的研究领域。
第二，加深了对城市文化传承和城市建设的整体认识。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继承是不断丰富城市文化内涵的必要途径，通过研究，更直观地认识城市文化传承和城市建设的整体内涵。
第三，丰富了千年古城的研究内容。随着我国城市文化和城市建设的发展热潮出现，千年古城作为一个特色城市类型，在整个城市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在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千年古城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主要的表现舞台，为研究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2.现实意义
第一，为历史文化古城城市规划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通过调查扬州和绍兴两座千年古城现状，结合历史文化古城的特点，对比文化差异下古城发展道路不同之处，为城市建设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
第二，对扬州市、绍兴市，乃至全国的历史文化古城建设都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留下了许多历史古城，目前已公布的由国务院审批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已达到119座，但对古城的研究还相对缺乏，迫切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聚焦和调研。
二、维扬文化和古越文化比较
在维扬文化和古越文化的不同作用下，扬州和绍兴这两座古城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将国门打开，加入到世界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1843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工业化悄然开始，而在上海一步步成为大都市的进程中，维扬人和古越人都参与到了城市的建设中，但他们选择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和上海属于同一文化地域的古越人，由于占据了地域的优势，在早期外国资本主导下的洋人开办的工厂中，主要属于产业工人这一类角色；而之后才来到上海的维扬人，在这场由资本为主的工业化战争中从事的则是服务性的行业。显然，古越人和维扬人在这一时期所选择的道路已经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局面，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续城市的发展方向。
从文化本身来说，对这两地人民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隋炀帝开凿了京杭大运河，维扬人首批搭上了这一经济快车，因此维扬文化的繁荣期其实要比古越文化更早到来。明清时期，两地就呈现出了不同的状态，分别衍生出了书文化与盐文化。中国自科举制度诞生以来总共产生了504个文状元，绍兴府历代就有进士2898人，状元19人。而对扬州来说，盐业不仅成为了关系社稷民生的国本，更是维扬人发家致富的命本，在扬州诞生了很多的富甲一方的盐商。
两种文化的不同作用，维扬文化影响的扬州人，普遍具有包容性的特征，而古越文化发展出来的绍兴人，更具有竞争意识。所以维扬人懂得去享受生活，而古越人则更愿意去拼搏争取。
三、历史文化古城特征概述
“历史文化古城”包括国务院审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各级地方政府自行选定公布的省市级历史文化名城、未在政府公布名单之列但仍具有特定历史文化价值的古城、古镇、古村落街区及建筑。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历史文化古城本身的关注度不够，大部分研究缺乏对古城个体、城市特点的针对性分析，忽略了历史古城和文保遗迹的区别。历史文化古城一般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有悠久的建城历史或是有特殊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有较多的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文物古迹或革命遗址、文物、建筑。
第三，有较多的文化传统内容，包括诗歌、曲艺、戏剧、工艺美术、土特名产、风味食品、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名人等等。
第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着。
四、古城文化传承和城市建设的平衡发展
（一）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城市多元发展力
第一，科学规划，把握城市发展方向。制定城市功能行业规划，细化控制性规划，调整产业规划，并将单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紧密衔接起来，做到提纲挈领，功能互补；要综合考虑，科学布局，不求最大，但求最佳。
第二，完善设施，提高城市承载功能。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更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完善城市现有公用设施的基础上，超前规划建设水、电、气、暖、路、讯等基础设施，不断扩大管网覆盖面，为大城市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突出特色，彰显城市独特魅力。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特色需要挖掘和创造，在规划和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切实抓好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体系建设，不断明晰各个城镇发展定位；把城市文化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挖掘人文资源，加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建设，充分体现历史人文特色，增加城市亮点。
（二）优化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城市发展必须以宜居为标准，不断优化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宜居城市主要从文化、民生、经济、景观四个参数衡量。
第一，文化方面，延续古城历史文化环境，强化古城历史风貌特色，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城镇肌理、空间布局、街巷尺度、绿化、文物与历史建筑等构成古城景观历史风貌特征的组成部分。
第二，民生方面，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的总体要求，完善古城各项功能，改善古城居住环境，让老城区的老百姓享受到规划后成果，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生活环境，为保民生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三，经济方面，充分发展古文化旅游与商业服务等第三产业。通过旅游景点的建设培育、旅游活动内容的多层次引入与休闲商业的繁荣崛起，形成既具有城镇风情特色，又具有都市文化特色与时尚气息的特色商业街区。
第四，景观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古城保护性景观设计，维护古城景观风貌，提升古城景观整体品质，将古城建设成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文化名城。
（三）重推旅游产业，合理配置区域资源
在具有了对古城镇保护的意义和目的的认识后，我们了解古城保护的现状，历史文化名城的旧城地段，兼有保护和更新的双重要求，扬州和绍兴都是有着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古城，人文荟萃，积淀了厚重璀璨的古城文化。在城市建设中，要时刻体现历史人文特色，建设历史文化产业园，让古城在新城区发展很快的情况下，依旧可以是城市的中心，是商业繁荣、人口集中的地方。
合理规划旅游资源，既要保护传统的文化遗留，更要懂得利用这些文化附属品，也就是说，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在特色地域中生长的历史文化，应走具有特色的道路，历史街区与历史地段的保护应重点从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环境质量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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