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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股东;财富最大化;股利政策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082-01
财务管理是指研究企业财务资源的获得、规划、控制和管理。具体地说就是企业为了达到既定的经营目的及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对于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要资金的筹措、形成、分配、运用、周转、收益和成本等全部过程的计划安排、预算控制、分析考核所进行的全面性管理。财务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发展于20世纪,特别是在20世纪中期,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市场的逐步完善,计算手段的迅速提高,财务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本文主要论述财务管理目标的有关问题。
一、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与评价
财务管理目标,是指企业财务管理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所应达到的预期结果,它是企业整个财务管理工作的定向机制、出发点和归宿。确立合理的财务管理目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财务管理目标是一个重要的财务理论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财务理论体系的构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财务实践问题,因为财务目标的规定直接决定了各种财务决策的选择。企业财务管理中心的财务管理目标是一切财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最具有代表性的财务管理目标为:1.利润最大化。2.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主要目标可以理解为,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他们因为对财务报酬的期待而购买股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必须以股东的最佳利益作为经营的依据。
综上所述,最适用的财务管理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公司经营的主要目标构成了当代财务管理的基础性理念。所谓的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就是使得股票持有者或公司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股东对公司进行投资,以期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前提下获得最大可能的财富增值,因此,在评价竞争和投资机遇时,股东会对投资的回报和相应的风险加以权衡。
二、为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现代企业做好财务管理工作的关键
目前,现代企业做好财务管理工作的关键是股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面对这个问题,现代企业如何才能做好财务管理工作,进而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个最适用的财务管理目标呢?现代企业主要指股份有限公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来说股利政策的制定、实施是做好财务管理工作的关键,因为它是企业财务资源获得的源泉,财务规划、控制和管理的基础。具体地说就是企业为了达到既定的经营目的及实现预期的利润目标,对于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要资金的筹措过程。
良好的股利政策是股份公司做好财务管理工作的前提,是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基础。长期以来股利政策问题一直招致很多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公司所采用的股利政策是否会对股东财富产生影响,尽管股利政策对于股东的重要性一直尚无定论,但是有证据表明管理人员应意识到股利政策的重要性。这里将分析经理人员对于股利的态度,并考察在实务中可能会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此外,还研究了现金股利之外的股利形式。
1.传统观点,股利支付政策对股东财富有着重要的影响
股利政策问题在早期财务文献所接受的观点是股利政策对于股东来说是重要的,如果公司的投资和融资政策一定,公司应采用尽可能大方的股利政策,因为这才是公司最优的股利政策。考虑到股利支付水平会影响股东财富,因此对经理人而言股利支付政策是一项很重要的决策活动。
2.MM理论对股利政策的挑战
MM理论与前面所述的传统理论观点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MM理论认为并不存在最优股利政策,并且每种股利政策都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股利决策与股东财富是无关的),因此经理人员没有必要花时间去研究可采用的最合适的股利政策,相反应该致力于寻找并经营好有利的投资机会。
3.影响股利支付水平的因素
(1)投资和融资机会。面临良好投资机会的公司可能会设法保留更大比例的公司利润,如果公司在外部融资方面存在问题,那么公司就有必要留存收益来为投资项目融资。
(2)法律要求。公司法对公司可以以股利的形式进行分配的资金数额做了限制,法律规定股利只能用已实现的利润来向股东支付,实际上,可用于分配的最大数额是累积的经营利润(减去种种亏损)加上资产处置所产生的任何收益。
(3)贷款人权利保障条款。在贷款合同中可能会包括一些对于贷款期内向股东分配的股利水平进行限制的贷款人权利保障条款。
(4)盈利能力的稳定性。与盈利能力不稳定的公司相比,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盈利能力的公司往往更有能力向股东支付较高数额的股利。
三、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
财务管理目标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首先,财务管理目标应当与企业管理的最高目标保持一致。现代企业管理的最高目标是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所以我们应将推动企业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我们确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首先考虑的问题。其次,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有助于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步优化。最后,财务管理目标必须是战略性目标与战术性目标的有机结合,即强调企业的近期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还要与质量、技术等其他管理目标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以求实现企业股东财富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各方利益要求,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有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许毓彬.企业家财务管理(第一版)[M].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11:289-291.
[2][英]彼得•阿特勒尔(Peter Atrill),著.赵银德,张华,译.财务管理基础(原书第3版).
[关键词] 财务管理目标 述评
一、引言
财务管理目标既是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和行为导向,也是财务管理实践中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地设置财务管理目标,对优化理财行为,实现财务管理良性循环,具有重大意义。因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对于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似乎是永无止境。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在财务管理目标研究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相关评论。
二、国外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
国外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还是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之争。股东利益最大化观点的代表人物Friedman(1989)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循法律和相应的道德标准前提下赚尽可能多的钱。”James C.Van Horne(1995)指出由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为企业经营以及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指导方向,因此不妨以它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但并不是无需考虑社会责任。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却认为,企业是一个社会组织,要对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关系人负责。Freeman & Gilbert(1987)认为利益相关者就是可以影响或者正在影响企业达成目的的任何企业和个人。包括股东、债权人、雇员、政府、供应商、顾客、公益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支持者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论的支持者争论的最终结果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仍然最为主流的财务管理目标,只是在此基础上作了相应的调整与修正。如欧盟(2002)指出,“企业的目标是为所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但企业可以通过创造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来增加社会福利。”即使在目前美国广为使用的主流财务管理教材,Eugene & Michael 著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作者依然把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三、国内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财务管理的目标研究也很多,主要集中在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方面。综合起来主要是从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治理结构理论、委托理论、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理财环境的变化等方面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进行了研究。
1.利润最大化及对该指标的修正
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利润最大化在财务管理目标研究中已经为广大研究者所摒弃。现在更多的研究者从利润最大化指标的不足出发,对利润最大化指标进行了修正和改善。程晓瑜(2007)在阐述现阶段理论界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几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的不足,以及现金流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作用。认为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应当是:以现金流最大化为约束条件的企业利润最大化。王庆成(1999)认为,我国现阶段理财目标较好的选择,应该是在提高经济效益的总思路下,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前提,谋求权益资本利润率的满意值,亦可称为权益资本利润率最大化。
2.股东财富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近些年来也不断的受到了学者们的抨击与非议,学者们从中国的资本市场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该目标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但还有一些学者从各种角度出发来支持该目标。如郭晓华(2003)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征及其差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必须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但出资者的权益要求仍占据主导地位。段淑芳(2005)认为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符合目标应具有的特征:数量化、可度量、现实、有挑战性、可接受以及能协调企业各相关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李昕欣(2004)以企业选择何种财务管理目标为切入点,并根据各种财务管理目标的优缺点及各自的性质,探求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更适应社会发展的管理目标,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将是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
3.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应该是学者们呼声比较高,也是目前认同度比较高的财务管理目标。高洁等(2007)通过对当前我国存在的几种理财目标进行分析评价,提出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兼顾成本、现金流量、利润等的子目标,从各方面来提高企业的价值,来达到财务管理的总目标。刘淑红(2005)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上升为第一生产要素为起点,阐述知识经济时代应以“共同治理”取代“资本雇用”,财务管理目标以“企业价值最大化”取代“股东价值最大化”。王化成(2000)通过对美国和日本的股东、债权人、职工、政府等主要利益关系人的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中国的理财环境与美国差别较大,而与日本比较接近。因此,我们在选择财务管理目标时,也应选择与日本比较一致的模式――企业价值最大化模式。
4.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把研究的方向转向了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认为该目标相比其他目标更加能协调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张凌(2007)结合公司治理结构,提出“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深层次的认识,不仅考虑了风险与报酬的关系,还将影响企业财务管理活动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调起来,企业所有者、债权人、员工和政府都能在企业价值增长中得到利益满足,从而使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步入良性循环。因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比较科学且能够体现现阶段中国特色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吴要毛(2007)认为,和谐社会建设与企业发展内在需要均要求重新表述财务管理目标,企业相关者利益的最优化全面的反映了这一要求。
5.无法确定某一个固定财务管理目标
目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财务管理目标的确定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行业特征、治理结构、规模等条件进行相机决策。张正国等(2004)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进行分析,并得出财务管理的目标不仅要与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而且要与企业的自身的行业特征相适应。企业究竟选择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目标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徐新华等(2006)从委托理论出发,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决定于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函数,并对投资者、债权人、管理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函数进行阐述,得出企业实践中究竟采取哪一种财务管理目标,主要受企业实际所有者效用函数目标的影响。不论企业最终采用哪种财务管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容少华等(2007)认为,企业不同的治理结构形成不同的约束条件,需要有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来适应。企业选择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目标,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相机而择,从实际出发,才是明智的决策。
四、对国内外财务管理目标研究的评价
1.国外研究成果比较集中,我国研究成果比较分散
从前面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对财务管理的目标研究虽然充斥着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主要还是落在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一些调整与修正。在制定财务管理目标时,在保障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尽可能照顾到债权人、供应商、雇员、顾客、政府、公益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我国学者对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赞同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应该以利益相关者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EVA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管理目标。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无法确定某一种固定的财务管理目标。显然对于我国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还面临着激烈而漫长的争论,到底最后确定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目标,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矛盾观占主流
笔者在查阅大量的财务管理目标研究文献中,一直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在理论和实务界有这么激烈的争议呢?最终笔者发现,无论是国外学者对财务管理目标研究,还是国内学者对财务管理目标研究中,似乎有着共同的一个假设,一个暗示,即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矛盾。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出现,必然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矛盾,似乎因为关注到债权人、供应商、员工、政府、顾客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就一定会使股东的利益受损,就无法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了。即使修正了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也有这样的意味在其中,如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86条指出,“上市公司在保持公司持续发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关注所在社区的福利、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等问题,重视公司的社会责任。”笔者试问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就一定是矛盾的吗?它们两者能不能实现双赢或者多盈呢?事实上笔者认为从实践来看,如果损害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利益,那么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尽管在实践中,由于难于量化利益相关者利益等一些现实的矛盾,我们可以采用股东财富最大化,或者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但在观念上一定要明确,企业所有关系人的利益是共盈的,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那么其他关系人的利益也不可能达到最大化。
3.国内财务管理目标研究应注意环境的适用性
从上面笔者对国外财务管理目标研究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国外股东财富最大化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依然占据着主流地位。那么我国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否能照搬国外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成果呢?在此,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因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还必须适应一定的环境。我国与国外的经济环境还有很大的差异,主要体现股民覆盖率和资本市场完善程度等。美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发展的非常完善,且股民已经覆盖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美国选用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管理目标,并以股票价格作为衡量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与利益相关者如员工、消费者、社会团体等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下继续保持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充分说明了本文前面提出的观点,股东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一定总是矛盾的,他们可以是双赢或者多赢的关系。而我国目前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股民覆盖率非常的低下,在研究财务管理目标时,必须从我们的现实情况出发,更有针对的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张 凌: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J].商业时代,2007.1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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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要毛.企业相关者利益最优化――如何确定企业财务管理目标[J].会计之友,2007.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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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徐新华 黄小勇:基于委托理论的财务管理目标选择[J].财会通讯(综合版),200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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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ugene F.Brigham,Michael C.Ehrhardt.狄瑞鹏 胡谨颖 候宇译:Financial Management:Theory and Practice[M].Tenth Edition,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9~12
关键词:财务管理;目标;相关者利益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财务管理目标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国内外财务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理论界在这一方面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包括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现金流量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等等。本文是通过与股东财富最大化来进行比较,阐述和分析得出笔者所支持股东主导下的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的观点。
一、股东财富最大化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财务理论界提出了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的目标。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用最佳财务策略,在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的情况下,使股东的财富达到最大;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与利润最大化等以往的财务目标相比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影响,股东财富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仅目前的利润会影响股票价格,预期未来的利润对企业股票价格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比较容易量化,便于考核和奖惩。
然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具有很大的缺陷性。首先,我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不发达,不适宜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我国的各项规章制度还不很完善,证券交易也不很规范,股票价格难以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而且上市公司的比重较小,存在大量的非上市公司或企业,这部分公司或企业的价值难以计量,不适合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的目标。其次,“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本身非常抽象,难以计量,且股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难以准确确定企业的价值,并且资本市场中过多的不可控因素引入财务管理目标显然是不合理的。再次,“股东财富最大化”容易导致企业所有者与其他利益集团及社会的矛盾。“股东财富最大化”只重视企业所有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债权人和经营者的利益。企业所有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做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忽视经营者的利益常常导致道德风险,而过分强调所有者的利益还会忽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加剧企业与社会的矛盾。
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产权理论的发展,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地位得到了提高,仅仅关注股东单方面利益的股东价值最大化财物管理目标已经不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应当关注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并把他们的利益目标纳入其考虑范围。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弥补了股东财富最大化仅注重股东利益而忽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不足,符合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中的相关者是指企业的相关者,包括国家、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职工和社会。国家在企业的利益主要是要求企业正常纳税,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投资者在企业的利益主要是要求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的效益;债权人在企业的利益是要求企业降低财务风险,及时支付利息,按时还本;经营者在企业的利益是要求从经营管理中得到锻炼,提高声誉,获得劳动报酬;职工在企业的利益是要求保障工资,改善工作环境,更希望企业长期生存而不至于失业;社会在企业的利益是要求维护市场的公正,改善生态环境,等等。不同的相关者对企业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他们之间有相融合的一面,也有相矛盾的一面。而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应满足各个相关者的利益需要,才可能促使企业的财务管理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不会因为损害部分相关者的利益而造成财务危机。“财务管理是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如何处理好各种财务关系是正确组织企业财务活动的关键。财务活动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也是处理财务关系的过程。财务关系处理得好坏主要取决于他们各自利益满足度的高低,如果各相关者的利益满足度达到最大,那么财务管理才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如果各相关者的利益满足度较低或某个相关者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必然会给企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困难和财务危机,这也说明企业财务管理尚未完善。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是有利于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符合各方面的目标利益,是我国目前最适合的财务管理目标。
三、股东财富最大化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比较
首先,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是以新古典产权学派为产权理论基础的。该学派认为,股东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因此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由股东单方面享有。以新古典产权理论为基础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突出了股东的地位,强调了股东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并且认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统一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必要保证。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产权理论基础的,强调应该围绕着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要求而均衡展开,并最终达到增加企业长期总市场价值的目的。
其次,两者遵循的公司治理结构大为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一种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制度,是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财务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中存在和运行的一个重要管理系统,其目标直接反映着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遵循“股东至上”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其地位是至上的,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利小势微,获得授权的经营者只有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使权才是企业有效率的保证。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遵循的是“共同治理”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强调股东对经营者的监控,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雇员等的利益,实行共同监控,达到各方利益的一种均衡与制约。
再次,两者对不同资本的重视程度不同。现代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企业是一个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契约集合体。这些资本的所有者也可以据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提供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另一类是提供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只重视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体现了“以物为本”的管理理念。而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既重视物质资本所有者,又重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都是构成企业的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创造了价值,收益分配就应该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分配,即按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过程中的贡献的大小和物质资本在价值创造和实现中的条件作用来分配。
最后,两者追求的效益不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所追求的是单纯的经济效率。将企业资源配置是否有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评判优劣的标准,考虑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但是这样做难免会导致外部不经济,如造成环境污染等。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追求的是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该目标认为,企业要真正实现其市场长期总价值的最大化,就必须不断地增加企业的财富,以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如保护生态环境,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等。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出,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相比,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考虑问题更加全面,所涵盖的面更为宽泛。从长期来看,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更加适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理性选择。
四、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
综合来看,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体现了企业产权的分享。根据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由一系列契约组成的。通过契约,各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内服从企业经营者的指挥(王化成,1999),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这就是说,企业是一个特别的市场契约,它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而并非是一个股东创立的组织,因此相关者也应相应地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并且,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发展与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股东单方面享有企业所有权的观点,已不再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已经被很多企业认可并投入企业的实践。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增强,经营风险的不断扩大,风险承担者已经由单一的股东变成了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等等。因此,企业不再被视为属于股东资产的集合体,而成为一种具有治理所有在企业的财富创造活动中做了专用投资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功能的法律框架结构。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分析的,企业的所有权应该由股东等诸多利益相关者共享,也就是说,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应该由包括股东在内的若干利益相关者共享。因此,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依据的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比股东财富最大化更加适应当代企业的所有权分享状况。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遵循了“共同治理”的逻辑,在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大的财富。股东财富最大化认为,股东承担了企业的全部剩余风险,因而也应享受企业全部的剩余索取权。但是实际上,现代企业不只是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根据契约理论而言,企业实际上是一组多边契约关系的集合体,作为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合作的集合,企业的任一利益相关者的随意退出或机会主义行为都可使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遭受损失。为了避免这方面的损失,必须缔结长期契约,确保一个可预期的利益补偿,而这种“共同治理”的模式恰恰是有助于确保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的。这种强调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持续发展的“共同治理”的治理模式也使得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更佳选择。
相关者利益的财务管理目标其实是囊括了现金流量最大化、产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是其财务管理目标的整合。相关者利益是企业能正常地生存,收入大于支出,能按时偿还债务、支付利息,满足现金流量最大化目标。相关者利益包括职工的利益,也包括各分厂的利益。企业生产不出来,就根本谈不上未来,也就没有利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只有社会总生产量的增加,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这符合产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关者利益的量化表现形式是利润。但是,这种利润不是刻意塑造的利润,而是被各相关者认同的利润。它不仅满足了经营者对利润的需求,而且也可以满足国家、投资者、职工等对现时利润和未来利润的需求。因为他们既要现时利润减少风险,又要未来利润进行效益扩张。所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与利润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的根源是一致的。相关者的核心是投资者,他们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需求的未来价值是首先要满足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相关者不需要未来利益。国家需要税源,债权人需要有潜力的贷款者,职工需要安定的工作环境,经营者要有生存的空间,社会更需要发展、繁荣等,这些都说明相关者同样需要未来利益的增加来使自己的利益真正地达到最大。所以说,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有利于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符合各方面的目标利益,是我国企业目前较合适的财务管理目标。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从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理论而言,相比股东财富最大化从以股东为基础的单边治理理论到以利益相关者为基础的多边治理理论,这种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考虑了诸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要求,克服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狭隘性,重视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适应了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力图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符合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理性选择。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施箐.论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03.
[2]王化成.再论财务管理目标[J].财务与会计,1999
关键词:财务管理 财富管理 本金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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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摘要: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本文分析了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产生的冲击。
关键词:知识经济经济学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
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指导我们伟大的改革实践,这不但意味着我国理论经济学繁荣的到来,也必然促进我国伟大的经济振兴。
Abstract: Formulating modern property right system has been already put into agenda,accounting,audi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have to be redefined, too. This paper pointed out that financial management objedtive was value maximization and stakeholders' benefit maximization, shareholder wealth maximization. After analyzing among the three, the conclusion has been made that three kinds of objectives are consistent.
关键词:现代产权制度;一致性;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Key words: modern property right system;consistency;enterprise value maximization;shareholder wealth maximization;stakeholders' benefit maximization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8-0032-02
0引言
产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就是人类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从私有财产的出现到市场经济的确立这几千年的历史中,产权的概念已经日益深化。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它的含义比原来宽泛得多,更侧重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侧重于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和财产价值的动态实现,它不再是单一的所有权利,而是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组权力,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支配权等。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方面,财务管理目标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指企业在特定的理财环境中,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它是评价企业财务管理活动是否合理的标准。研究财务管理目标既是建立科学的财务管理结构的需要,也是优化财务管理行为的需要。是企业理论研究人员进行财务管理研究的一个基础。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期,财务目标的内容也都不同,是受限于当时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等社会现实情况的。具体的表现为受财务管理制度的制约。举个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集权于中央,企业经营完全是为国家负责,所以企业的财务目标就是以完成国家的任务为主。但是改革开放后就完全不同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不但是私营企业完全自主经营,就连国企也投入了市场,经历市场的洗礼和考验。因此企业必须重视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并将其作为企业财务的最终目标。财务管理不是简单的对资金运动的管理,而是借助于资金运动的管理实现产权管理,是“价值”与“权利”的结合(汤谷良,1994)。
1财务管理目标现有观点
近年来,理论界关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学术观点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1 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就是假定企业财务管理以实现利润最大为目标。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讲求经济核算,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有利于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但以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存在着:没有考虑时间价值、没有考虑风险问题、没有反映创造的利润和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可能导致企业短期财务决策倾向,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1.2 股东财富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企业财务管理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为目标。在上市公司,股东财富是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市场价格两方面决定的。在股票数量一定时,股票价格达到最高,股东财富也就达到最大。这种观点考虑了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企业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但它强调得更多的是股东利益,而对其他相关者的重视不够。
1.3 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是指企业财务管理行为以实现企业的价值最大为目标。它要求企业通过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
1.4 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现代企业是一个由多边契约关系组成的集合体,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不但是私营企业完全自主经营,就连国企业也投入了市场,经历市场的洗礼和考验。现代企业是一个由多边契约关系组成的集合体,企业必须重视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并将其作为企业财务的最终目标。同时与企业利益相关各方也必然会要求自己的利益也能最大化。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股东,还包括债权人、企业经营者、客户、供应商、员工、政府等。自己承担的风险越多,其得到的收益越大,这是符合契约理论的。
除上述四种主要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观点外,理论界还存在着资金运动最优化、EVA最大化、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等观点,每一种目标的提出都受到理论界争议,其利弊已基本形成共识,不再赘述。
2产权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目标
2.1 财务管理的目标是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在现代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的前提下,要确立科学财务管理目标,首先就要考虑哪些利益关系会对企业发展发生影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理财主体更加细化和多元化。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在企业中承担着最大的权力、义务、风险和报酬,但债权人、员工、企业经营者、客户、供应商和政府也为企业承担着风险。因此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股东,还包括债权人、企业经营者、客户、供应商、员工、政府等。在确定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时,不能忽视这些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
2.2 产权制度解决了财务预算管理目标中谁的价值最大化的问题产权,是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后的概念,表示在法律意义上经济所有制的关系。其主要包括所有权、收益权、使用权等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总之一句话,只要涉及到经济收益的关系,都与产权有关。财务关系的现状体现着当时的产权关系,研究财务理论体系,应从产权关系所表现的产权结构入手。企业产权结构安排界定了企业各方的权利和责任,明确了企业的归属问题(也就是剩余索取权的归属问题),反映在财务管理目标上,解决了财务目标为谁服务的问题。
企业的所有权应该与契约参与各方所承担的风险相一致。上文说到,现代企业是一个由多边契约关系组成的集合体,涉及到各个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还包括债权人、企业经营者、客户、供应商、员工甚至政府等等,在公司中,由于这几种类型与公司的利益关系不同,所以对公司的产权和收益等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比较愿意冒风险,因而应规定其必须对所冒风险承担资产责任,其收益分配排在最后;而其他利益相关者风险较小,并且,他们与企业签订契约时,要么其收益已经包含了部分将要承担的风险(债权人提供的贷款具有限制性条款),要么国家已通过制度上的设计对其利益进行保护(员工)。
3现代产权制度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3.1 企业价值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一致性 假定企业是继续经营、未来各期的纳税付息前的利润EBIT(t),税率为T,风险报酬率为K,举债为B(t),平均利率为r。则企业价值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均可以得出以下两种数学模型(傅元略,《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理论研究》,1999):由此可以得到:在企业债务B、所得税率T和风险报酬率K确定的情况下,企业总价值最大化的模式,是由各期利润拆成现值加总而导出的,企业的各期净利润(或平均净利润)最大时,企业价值、股东价值最大。但在一些特定的客观情况下,比如企业EBIT未到位等,这时,价值最大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是否仍然一致呢?“现实中并非如此,考虑企业在经营和财务上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并从风险对所有者与其他企业的利益关系方带来的不同利益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运用期权定价理论对所有者财富进行估值,并以一项财务决策对所有者财富与企业价值的不同进行比较。”运用Black-Scholes模型非常严谨的计算得出:“所有者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并不总一致,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债权人和股东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两者便是等价的。利润最大化就是假定企业财务管理以实现利润最大为目标。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讲求经济核算,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有利于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企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但是以利润最大化为财务管理目标存在着:没有考虑时间价值、没有考虑风险问题、没有反映创造的利润和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可能导致企业短期财务决策倾向,影响企业长远发展。双方总会寻求一个均衡点,即双方均可接受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双方各自的边际成立都等于其边际收益,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由于风险带来的利益冲突便于工作趋于平淡。现代产权制度有助于财务管理目标的统一,这也是其优越性的体现。
3.2 现代产权制度使相关者利益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举例来说,在一个委托――框架内,经理人目标是使报酬减去所做的努力成本剩余的部分最大化,股东目标是预期的财富最大化。现代产权制度中的利润分享安排是基于两者的目标和不确定性程度设置的,当直接衡量努力不可能时,奖励高水平努力结果的激励结构能够诱使人追求所有者设定的目标。同时,现代产权制度下,股东基于对员工及管理层价值的重视,产生了员工持股计划及管理层持股的可操作性安排。此时,管理人员和员工也具有了股东的身份,促使他们更加为股东最大化而努力。另一方面,企业的所有权是一个养大依存变量。也就是说,当企业处于不同的经营状况时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属于不同的主体。张维迎曾做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分析:设x为企业总收入,w为应付工作的工资,r为债权人的合同收入,∏为股东所满意的利润。若w+r
综上所述,现代产权结构一方面通过有效的保障所有者以及债权人的权益,从而使公司得以聚合和使用大规模的社会资本,保证经理有充分的经营权和从经营效益中享有收益,工人得到与其工作努力程度相适应的工资,政府得到与其提供公共产品相适应的税收,另一方面,同时可加以严格的责任。这种所有者、经营者等当事人之间恰当的权、益、责的划分,使他们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并且充分调动各方进行“生产性努力”,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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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基于企业理论的选择,现代企业理论中有两个主要的学术派别,即新古典产权学派和利益相关者学派,新古典产权学派影响下的财务管理目标过分强调出资者的利益,无法解释企业分享制日趋发展的现实,也无法适应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需要;利益相关者学派影响下的财务管理目标在可操作性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缺陷。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应是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关键词:产权理论财务管理目标现实选择
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基于企业理论的选择,企业理论的核心是产权问题。只有在产权基础上明晰所有权结构及其影响,才能对财务管理目标作出理性的选择。现代企业理论中,在所有权结构影响企业效率的关系中有两个主要的学术派别:一是目前仍占主体地位的新古典产权学派,他们主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由出资者单方面享有;二是近年来发展比较迅速的利益相关者学派,他们站在新古典产权学派的对立面,反对"出资者至上主义"的观点,主张企业所有权应由出资者、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分享。与前者相对应的财务管理目标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与后者相对应的财务管理目标有利益相关者最大化、相关利益最大化等。本文试从产权角度进行分析,对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提出一个切合现实的选择。
一、新古典产权学派及财务管理目标
新古典产权学派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认识,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n&H.Demsets,1972)、曼内(Manne,1965)、詹森和麦克林(Jensen&Meckling,1976)、哈特(Hart,1995)和张维迎(1999)等人的论著中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虽然这些学者研究企业所有权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但在三个带有根本性问题的认识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一,他们都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因而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应该由最具有追逐利润动机的人拥有;第二,在具体的企业所有权安排中,出资者不仅是唯一的剩余索取者,而且应该掌握企业重大决策的审批权和关键性的人事安排;第三,在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关系中,他们认为二者对应是有效率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基本要求。
从新古典产权学派衍生出的财务管理目标的观点有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大化等。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论侧重于新古典产权派别中追逐利润动机的论述,并以之作为财务活动的终极目标。它要求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的财务活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企业通过自身的财务活动能够影响和控制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以此为目标还易于衡量、易于控制。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较全面地体现了新古典产权学派的理论特征,对二者内涵的界定,国内财务学界有诸多表述,有的认为二者名异实同,内涵一致,有的认为二者各具特征,层次各异。美国学者HaimLevy和MarsharlSarnat(1990)曾对此不同表述方法作了专门研究,通过严密的数学证明论述了这二种"最大化"的表述实质就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国内学者余绪缨(1996)也认为两者实质是一致的。本文也持此观点。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突出了出资人的地位,强调了出资人对企业剩余产品的索取权,并且认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统一是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必要保证。
对财务管理目标的评析应从其依赖的产权理论基础入手。在对新古典产权学派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认识中可以看出,该学派观点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只要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赋予古典企业的出资人或股份公司的股东,那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目标及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应,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而且对一家企业而言,出资者或股东的身份是最容易确定的,并不需要付出太高的成本。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出资者单方面享有企业所有权的观点,并不符合所有权结构发展变化的现实。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已经被很多企业认可并付诸实施。如员工结构报酬制度,按照新古典产权学派的观点,雇员应该获取"固定工资",雇主获取全部剩余收益,但现实中许多企业对雇员实行的都是"基本工资+奖金"的结构报酬制度;再如高层管理人员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在新古典产权学派看来,最有效率的企业所有权结构莫过于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合一,而在股份公司中,不仅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职能已经分开,而且不少公司为了激励经理人员兼顾企业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实行了股权或期权经济效率",以企业资源配置是否有利于股东财富增长来作为评判优劣的标准,难免不会导致外部不经济,导致资源环境的破坏;再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本管理已成为客观要求,而股东财富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也必然与"人本财务观念"相冲突。
二、利益相关者学派的理论与财务管理目标
利益相关者学派反对出资者是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强调企业的所有权应由出资者、债权人、职工、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M.布莱尔(Blair,1999)、我国的杨瑞龙和周业安(2000)等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利益者产权理论,其主要观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反对从剩余权利分配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认为将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赋予股东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他们认为股东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控制经理人员和防止公司资源的滥用,来自接管市场的压力也会导致经理人员的短视行为;第二,与新古典产权学派强调以股东收益最大化为企业目标不同,主张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学者强调公司的目标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布莱尔说,"这种认为公司在最大化股东回报之外还应该拥有部分社会目标的观点毕竟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了,而且还使那些率先思考公司治理问题的人对于公司的目标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这一新的观点即是:公司的存在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第三,利益相关者学派认为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公司的职工可能是比股东更有效的公司监管者。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因为股东分散可能导致"搭便车"行为盛行,从而使单个股东失去了监管企业经营者。在财务领域,由利益相关者学派衍生的财务管理目标称为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或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等。二者仅为提法不同,内涵并无差别。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的观点认为: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并不仅仅是股东,而应拓展为出资者、债权人、员工、供应商与用户等利益相关者共同享有。企业的财务行为与财务关系应围绕着相关利益集团的不同要求而均衡展开,并最终达到利益相关者权益增加的目的。它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率,还有社会效益目标的实现。这样,企业的理财活动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要求,既考虑了出资人的利益,又兼顾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既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又体现可持续发展财务的特征。利益相关者理论关于有效率的所有权结构的解释很符合企业所有权结构的演变。但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可操作性却又无法得到保证。第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观点虽然从表面上看有利于协调出资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调动企业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企业的根本价值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而盈利是企业得以创造财富和不断扩张的前提。赚取利润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只有在企业盈利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保证。第二,利益相关者理论反对出资者单方享有企业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制度安排,强调企业所有权应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但在利益相关者身份确定与利益相关度的测量方面,将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究竟谁是利益相关者?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关度有多大?这些问题通常是难以回答的。
因而,可操作性的缺乏将使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目标成为现实的跛行者。追求多元目标的隐患是企业可能丧失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保障;企业的财务活动围绕利益相关者而展开,但利益相关主体的模糊定义必然导致财务关系的含混,利益相关度的测量也难以寻求一个成熟而准确的标准。
三、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
由上可见,股东财富最大化由于过分强调出资者的利益,无法解释企业分享制日趋发展的现实,也无法适应以人为本管理思想的需要;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从企业财务活动应围绕利益相关者服务的多元化目标出发,在理论上有较好的解释,但在可操作性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缺陷,结合二者,财务管理目标的现实选择应是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它的内涵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出资者权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共同发展,从而达到企业或企业财务管理在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上保持平衡。
从产权理论角度可以推出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目标的逻辑过程。首先,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看,非人力资本如机器、厂房、资金等。不仅易于观察和度量,而且具有可抵押性,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非人力资本的抵押来显示自己的信誉;而人力资本如人的知识、技术、能力等不经过使用过程,通常难以被准确观察和认可,而且人力资本与其主体天然不可分割的特性又决定了人力资本是不能抵押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这些差异,决定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初建时能够获取全部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此时,选择股东财富最大化是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必然目标。其次,人力资本难于观察的产权特征虽然在企业初创时使其所有者处于信息劣势地位,但是,在企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又会因此而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具体地说,虽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产权差异决定了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在初始缔约时成为雇主,而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雇员,但是,一旦雇佣关系确立以后,雇员又可能反过来运用人力资本难以被监察的信息优势,损害雇主的利益。所以,为了激发雇员的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挖掘雇员人力资本的潜力,雇主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也不可能独享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反,他们可能通过分享的方式使雇员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并鼓励雇员参与多种形式的管理与决策。此时,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必然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要求必然对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作出影响和修正。那么,这种修正的幅度如何呢?主要由两点决定:一方面,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最初的既得利益者,在所有权动态调整的过程中,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出让所有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这种分权能否为他带来效用与财富的增加,如果雇员对分权的要求达到雇主对企业失去控制的情况下,雇主可能采取关闭企业的策略。可见企业的财务活动必须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但出资者的权益要求仍占主导与决定的地位。因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必然选择是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
这种目标的关键还在于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均衡点的度量,从以上的逻辑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出资者对其权益的让渡是以其总体效用的增加为目的的,如果分权导致了其总体效用下降,出资者必然采取策略应对直至关闭企业,使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都将受损;因而,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均衡点由股东的边际效用来决定,其边际效用为正值,呈下降趋势,并以零为极限,从这个侧面,也同样说明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应是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权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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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大众理财顾问》杂志社副社长、主编
2011年,我国投资理财市场可谓纷繁复杂: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令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迷雾重重;国内高通胀环境长期阴云笼罩;资本市场低位震荡,拖累基金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保险市场虽稳步增长,但产品创新力度和改善营销氛围还面临压力;银行理财产品火爆发行,但因风险隐患显露而面临监管风暴;房地产市场在政策高压下拐点初现,趋势模糊;金价一路上扬之后年底又现重挫行情;另类投资部分品种如火如荼……
《大众理财顾问》创刊的2004年,被业内习称为中国的理财元年。经过8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金融消费者从文化、理念以及技术层面都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理财市场业已形成包括股市、债市、楼市、金市、汇市、藏市6大投资市场和银行理财产品、基金、保险及信托4大财富管理媒介市场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初步呈现出万木竞春的可喜局面。
经过8年的跟踪,我们深刻认识到,虽然我国的理财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距离成熟标准还尚显不足。
首先,我国民众对理财于家庭生活的意义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虽然我们不倡导唯财富论,但一定要强调财富基础论。只要拥有体面生活的良好愿望,只要肩负家庭生活的责任,理财就是必修课。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只有如何获取财富的问题,更有管理财富的课题。古语所云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今时代,应该表述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亦应理之有道。第一个道,是指道义,劝诫我们对财富的获取应该合理合法;第二个道,是指门道,强调财富管理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如今,理财规划师已成为一个职业。对非专业人士而言,我们不需要对理财原理的专业把握,但基本的应用知识还是需要的。就像我们不是专业的机动车驾驶员,但现在也需要驾驶私家车一样,不了解机动车的构造细节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不知道如何驾驶就会有大麻烦。
第二,投资市场是波动的,而理财是永恒的。对具体投资市场你可以选择进入与否,但理财是必须付诸实施的,因为理财的目标就是为了规避财富价值波动带来的风险。特别强调,金融学中的财富配置理论对我们的理财实践尤其重要。专业观点将理财规划分为8个部分,包括现金规划、消费规划、保险规划、税务规划、教育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资产传承规划等。作为非专业人士而言,我们杂志倾向于简单一点的模型,即“理财三分法”,包括消费、保障和投资。消费是对为了体现理财目标在当下的意义,保障是为了未来的财务安全,投资是为了实现广义上的财富自由。
第三,理财其实很简单,贵在“有心”。我们不需要专门学习金融理论,掌握一点理财的基础知识并不难,读一些通俗读本即可。但重要的是,需要养成记账的习惯,需要会分析资产和负债,还可能需要将家里的简单计算器升级为财务计算器。所有这些,只要有高中知识,绝不是难事。家庭资产安排有一些简单的规律,比如4321法、双10定律、72法则等,这对我们非专业人士而言就基本够了。比较难的恐怕是如何鉴别金融理财机构的产品和服务,但这与我们平时一般商品消费时“货比三家”是一个道理。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获取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很高,闲暇时间较少的人应该通过专业信息服务低成本地获取。
理财需要有框架思维,不要过多地纠缠于单一投资市场的起起落落。唐宋家之一的王安石有句名言:“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让我们高举健康的理财文化,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的财富社会。
本文为李鸿主编在本届年会上的致辞,发表时有删节
关键词:财务目标 企业价值最大化 相关利益者均衡
一、我国财务目标研究状况
财务目标并非一个新概念。早在19世纪初,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说就产生了“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目标。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财务目标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产生了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等目标理论。
对于国内来说,有关财务目标的研究开始于八十年代,这与我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改革开放的有利环境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带动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迅速繁荣。在九十年代以前,关于财务目标的研究仅仅还只是一个起步,理论研究仍然较少,不到20篇,但是一直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整个九十年代,有关财务目标的研究处于一个缓慢发展阶段。从01年开始,年度文献总量突破100篇,并于06年达到顶峰。
1. 单一目标观点
作为国内较早出现的非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目标之一,潘经民(1996)探讨了西方企业超利润目标形成历史和涵义,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体现人本思想和社会责任的超利润目标也是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发展的重要方向。然而,这一时期的理论尚不成熟,一些提法现在也不多见,但这些都是我国在认识到“利润最大化”目标缺陷之后的有益探索,也为以后的研究做了铺垫。
王庆成(1999)通过对“经济效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比较研究,认为我国企业现阶段理财目标的较好选择,应是在提高经济效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前提下,谋求权益资本利润率的满意值。简言之,即一定约束条件下的股东财富最大化。
赵勇、李辰星(2005)借助财务学中基本的概念,如时间偏好、投资机会等,论证了不管是确定的情况还是不确定的情况,不管是信息完全还是信息不完全,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都应以最大化企业现金流量的现值为理财目标。
陈玮(2006)从概念界定入手,运用耗散结构论与协同学作为分析的框架与工具,通过对经理可协调与不可协调冲突的分析,得出应采用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财务目标的结论。袁振兴(2004)从委托代理理论和产权理论的角度,分析了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不现实性,提出了相关利益者均衡这一概念。
2. 权变的观点
张正国、侯甜甜(2004)认为企业财务目标的选择是一种双维动态观。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空间分布有着不同的选择,企业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财务管理目标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雷新途、李世辉(2007)依据现代契约理论分析范式,认为因契约不完备性出现的“剩余”问题,致使财务目标的实质应为“剩余盈余”的最大化,由此,特定状态对应特定缔约主体为主导的财务目标。在这种权变理论下,股东利益最大化、经营者利益最大化、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以及员工利益最大化均有可能成为企业主导财务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三种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单一目标和权变目标、多重目标与权变目标都是有交叉的。
二、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分类探讨,有关“利润最大化”的争论已经少之又少了。这说明,“利润最大化”的弊端已经普遍为大家所认同,以其作为财务管理目标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国内关于财务目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与“利益相关者最大化”之间。
1. 近年研究成果
从上文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仍然持有只占其一的单一观点,仅有少数支持多重目标。但是,从各学者对自身观点的论述来看,也并非绝对单一,比如王庆成(1999)虽然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支持者,在阐述这一观点时,仍然加上了一些附加条件——提高经济效益的、履行社会责任为前提。笔者认为以某一目标为主导的多目标结合体系,更加符合我国企业的现实情况,有利于达到企业财务管理的目的。另外,财务管理目标出现了权变的观点,这与企业权变理论相契合,不同的内外部环境决定了不同的企业财务目标,这相对于以前的静态目标而言,更符合财务管理的客观规律,因而更具生命力。
2. 研究的不足与建议
通观我国财务管理目标的研究现状,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出发点比较单一。要么是分析了传统目标的不足后,得出新结论;要么是根据企业目标来确定财务目标;要么仅站在企业风险承担者的角度论目标,总之,在研究财务目标的时候,前提都显得比较片面。笔者认为,财务目标作为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之一,不应该单独进行研究,在探讨企业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财务目标的时候,同时应该考虑到企业财务目标的主体、对象、职能等,将它们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第二,在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最大化”这一提法是否仍然合理,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三,从内容来说,学者多集中在讨论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财务目标,而对现实生活中企业财务目标的实施研究较少,对实践指导不足。第四,从研究形式来看,有关财务目标的研究多是规范性的,讨论财务目标应该是什么样,我认为从实证的角度来证实什么样的财务目标更有利于企业发展,对实际工作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参考文献:
[1]王化成、佟岩,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世纪后20年中国财务理论研究述评[j],会计研究,2001,12.
[2]潘经民,谈我国企业的财务目标管理——兼论西方企业的超利润目标[j],会计研究,1996,5.
摘要:
基于对广东构建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笔者认为构建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已具备成熟条件,广州、深圳及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珠海横琴应分别建立以银行、信托为主的私人银行,以私募股权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为主和以离岸金融资产管理为主的财富管理中心。
关键词:
财富管理中心;珠三角;金融中心;建设模式
财富管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各金融机构争相发展的新兴业务,也是金融服务行业最具盈利能力的领域之一。全球财富管理行业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欧洲模式,以信托文化为基础,以家庭资产的安全、保值和代际传承为主要目标,财产保全、继承、避税和养老金规划是财富管理的主要内容。第二种是北美模式,以投资银行、家庭办公室和独立咨询顾问提供投顾服务为主,主动追求财富增值。第三种是亚洲模式,主要以离岸业务为主,通过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全球时区区位优势和税收优势,吸引亚洲和具有全球视角和资产配置偏好的欧美私人资产(马珂,2014:19-22)。这三种模式形成了典型的专业化的财富管理中心,即以私人银行为主的瑞士,以全球金融资产管理为主的波士顿,以离岸资产管理为主的新加坡和香港(陈彤,2012:94-98)。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财富不断积累,居民对财富管理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近10年来,我国已有超过20个大中型城市先后纷纷提出了发展成为国际、国家或区域金融中心的目标与具体措施,而有金融中心功能规划或设想的各类城市更在200个左右(胡安其、胡日东,2012:37-42)。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建设符合广东珠三角经济和金融发展特色的财富管理中心,是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金融中心之间的竞合关系有效途径。
一、构建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其经济发展速度及金融创新程度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特别是近年来财富的急剧增长和快速聚集为广东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提供了有利契机。在这一经济背景下,广东省做出了建设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的战略举措,并明确提出广东要打造珠三角的财富管理中心。
(一)必要性分析第一,建立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是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财富管理有利于改变以往单纯追求GDP、税收和贸易顺差等指标增长的思维惯性,促进投资结构的优化,使国民财富得到科学合理的配置并实现增值(陆磊,2009:9-14)。同时,与转变中的经济紧密联系的财富管理方式会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促进珠三角地区经济结构升级。第二,建立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是促进国民财富稳定增长的有效手段。建立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将该地区的财富管理业务专业化、集中化、规模化,有利于提高区域财富的整体配置效率,促进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水平与居民财富的增长相协调。第三,建立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是促进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前珠三角地区金融业的发展仍然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仍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国外的实践证明,专业的财富管理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
(二)可行性分析珠三角地区发展区域性的财富管理业务目前在区位交通、政府政策、金融发展基础、富裕阶层财富积累与理财意识等方面已具备一定的条件。1.便利的区位交通。从区位交通来看,珠三角毗邻港澳和东南亚,交通发达,有口入海,河网水系发达,港口众多,与港澳形成的大珠三角是我国交通最发达的区域。珠三角与港澳地区的交通区位优势为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与港澳的服务贸易发展及吸纳海外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2.政策的支持。近年来广东省颁布许多关于打造区域金融中心和珠三角金融改革的政策,力促构建多样化、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珠三角地区要借力于广东金融改革开放措施,全力打造“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加紧促进粤港澳紧密合作。3.强大的金融发展基础。从金融发展基础条件来看,珠三角经济圈是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是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门户,有先进的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辐射带动华南、华中和西南地区发展的龙头。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1/8。根据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及《广东统计年鉴》数据,截至2014年,广东的GDP总量已经连续26年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广州、深圳GDP高达1.6万亿,分别位居全国第三位、第四位。2014年,广东省内人均GDP也已突破1万美元,这意味着珠三角的财富水平已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的标准。4.较高的金融基金聚集度。从金融机构聚集程度来看,2014年全省金融业总资产已达到19万亿元左右,并预期2015年将达20万亿①。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银行和信托公司聚集地,以及以深圳为中心的私募股权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聚集地。并且当前各大银行加快了在广州、深圳等华南核心城市设立私人银行的步伐,期冀在珠三角这个财富领地中占据先机。金融机构在珠三角富裕地区的聚集为珠三角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服务高净值客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丰富的资源。5.较强的理财意识。股票和房产是广东省富裕阶层最偏好的投资产品;其次是基金、银行理财产品、黄金、外汇等。个人资产规模在300万至600万的人群倾向于将资金投放于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个人资产规模在60万至300万的人群则更倾向于将资金投放于股票和银行理财产品。与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调查结果相比,广东省富裕阶层选用理财机构的比例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使用证券公司理财服务的人数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的消费者偏向选用国内资产构建投资组合。这些现象反映了广东的机构理财服务还有较大的潜在市场。综上所述,构建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大势所趋,同时也具备了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基础。结合珠三角金融改革与粤港澳金融一体化的政策优势,挖掘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不仅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还能促进当地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稳定增长。
二、珠三角地区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模式
(一)金融中心的相关理论金融中心的理论主要分为金融中心的形成理论和金融中心的建设理论。关于金融中心的形成,Kindle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的规模经济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不断吸引新的金融资源聚集于该区域,从而导致金融空间集聚规模进一步增大。Kaufman(2001)指出金融中心的兴起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地方作为主要商贸中心、交通枢纽、首都和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点的地位变迁以及战争的影响有关。而杨长江(2011)认为政府在创立启动机制、强化良性循环、退出低效“闭锁”等方面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是相关文献关注的一个重点,金融中心最主要的发展模式是需求反应、供给引导两种模式(孙工声,2008:3-8)。金融中心实质为“钱才”的集聚,我国金融中心建设需要把握金融资源集聚的关键环节,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钱”、“才”等金融资源集聚(魏佳臻、张建森,2011:23-26)。金融中心建设应当综合分析城市区位、金融集聚现状以及制度供给情况并本着合作、共赢的思路来推进(王保庆、李忠民,2012:63-66)。结合上述相关理论可知,金融中心形成的需求反应模式是一种自然渐进的模式,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的财富增长使得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加,促进了当地财富管理水平快速发展。而供给引导模式是一种政府引致的模式,指的是地区经济金融的发展程度不足以形成金融中心,但政府利用一定的契机,并结合当地的地理和产业优势发展金融业。此外,还有一种金融集聚模式是以金融的集聚效益为导向形成的金融中心,这种模式一开始的经济水平并不是很高,通常是借助了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睦邻关系巩固了当地的金融实力。根据上述理论可知,目前珠三角地区居民富裕阶层的兴起使得珠三角地区的财富管理需求强烈,这种需求反应将极大地拉动珠三角地区逐渐形成财富管理中心。在政府引导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指出要全力打造以香港为中心,广州、深圳、澳门为副中心,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东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为重要节点的大珠三角金融核心圈,推动我国形成“南有大珠三角金融圈、北有环渤海湾金融圈、东有长三角金融圈”相得益彰的金融业功能布局①。如图1所示,广东的区域金融建设以珠三角的“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为依托。其中“广佛肇”经济总量最大,广州的服务业与佛山的制造业有着明显的产业优势互补;“深莞惠”开放程度高,有较强的经济发展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珠中江”交通发达,临近港澳,港口物流产业优势明显。现又辅以南山、前海、横琴三大金融创新平台,致力于推进粤港澳的货物流通和金融,引领珠三角金融改革创新与开放,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协作和信息共享,推进区域内监管一体化。因此,打造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的思路必须以珠三角地区为主体,加强粤港澳更紧密合作,辐射带动粤东西北地区。
(二)珠三角地区的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模式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都提出要打造区域的财富管理中心,而在长三角地区,财富管理建设也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战略之一。珠三角地区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也有较为优越的地理区位,金融产业发展蒸蒸日上。2015年4月,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挂牌仪式,标志着广东自贸试验区正式启动建设。广东自贸试验区主打港澳牌,致力于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及金融合作创新,而财富管理作为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成为了广东金融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策和地理区位的共同支持下,建设珠三角的财富管理中心应以珠三角经济发展为基础,各种政府政策配套和引导为辅,同时充分利用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众多优良贸易港口等区位优势,以及金融机构聚集和金融人才等优势,借力于粤港澳三地合力推动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通过分析珠三角各地的经济金融发展特点,笔者认为珠三角地区的财富管理中心应该分为三大区域分别建设,具体的建设模式如图2所示。
1.广州建立以银行、信托为主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中心。广州拥有全国各大银行的省级分行机构,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总部机构。各银行的省级分行均设有私人银行部门,专门为高净值客户群体进行财富管理。服务的客户群体主要以广东省的高净值客户为主。通过建立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中心,有利于发挥广州的金融机构总部经济,提升广州财富管理中心的整体水平。通过建立和完善的财富管理人员教育培训体系,培育和发展财富管理市场体系,同时吸引国际一流银行类财富管理机构入住广州,推动财富管理产品的创新。
2.深圳建立以私募股权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为主的财富管理中心。深圳走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前沿,是中小创新型科技企业的孵化基地,活跃的创投市场吸引了众多私募股权基金机构的聚集。利用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高度聚集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的高额回报特征,加强建设以私募股权基金为主的财富管理中心,有利于吸引更多的高净值客户将资金汇集于珠三角。此外,深圳拥有全国第二大的证券交易所,聚集了大量的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和证券公司。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对证券市场投资,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客户。因此,深圳建立以私募股权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为主的财富管理中心,既有先天的优势,也有利于珠三角金融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3.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珠海横琴建立以离岸金融资产管理为主的财富管理中心。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珠海横琴毗邻港澳,聚合了珠三角的资源、产业、科技优势与港澳的人才、资金、管理优势。这三个地区是“珠三角湾区”穗-深-港-澳发展主轴上的重要节点,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具有建设我国重要离岸金融中心的理想条件。通过构建发展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组建服务粤港澳、面向国际的金融资产、产权、大宗商品等要素交易平台,建设离岸金融中心,有利于深化粤港金融合作,共建全球性金融中心,有利于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为金融对外开放提供了便捷,随着广东自贸区建设和推进,粤港澳合作将会进一步加速融合发展。与上海自贸区侧重于金融改革试点不同,广东自贸区更多侧重于对外开放,着眼于广东省与香港、澳门两地的经济联系,更加侧重于珠三角地区经济整合。
(三)构建珠三角地区财富管理中心的推进步骤由于财富管理在中国尚处起飞阶段,财富管理业务的聚集度较低,相关的理财服务主要还是植根于金融机构,关于财富管理还未形成成熟的管理经验,因此建设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应有序分布进行。1.起步发展阶段。此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制定财富管理中心发展的方针和中长期规划,设定好财富管理中心的布局和定位,积极培育和发展财富管理机构,由小做大,由浅入深。在这个过程当中,聚集机构、完善金融政策和监管、优化金融投资环境应该全面铺开,但工作的重点仍是积极培育和发展财富管理机构,引进并聚集一批国内外优秀的财富管理机构的同时,为新生的本土财富管理机构提供发展空间。对于需要重点引进和培育的财富管理机构要提供优惠的政策,在中心圈内形成各金融机构的竞争合作机制。2.快速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的工作重点是积极为财富管理中心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高财富管理的聚集度,包括机构和人才的聚集。从建设硬环境的角度,要认真规划财富管理中心的片区,在片区内创造便利优越的服务环境和配套设施。从软环境的角度,由于财富管理服务有区别于一般金融服务的特有保密性、低税性、宽监管的特征,所以在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条件下,中心内应适当放松监管,简化审批手续,加强信息保密,降低税负水平。另外,广州地区高校云集,并不缺乏新生的金融人才,所以要制定相应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留住拔尖的人才,培养一定数量具有高层次素质和优秀创新能力的财富管理队伍,以高端人才优先发展引领区域金融的发展。3.成熟稳定阶段。成熟稳定阶段财富管理中心已初现规模,形成了稳定有效的运营模式,众多财富管理机构和人才在中心内聚集并有序地展开业务,已无须把主要精力放在建设上,而应注重维持现有的稳健有序的营运状况,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较为成熟的财富管理手段去服务区域的实体经济,扩大财富管理中心的辐射范围。4.后续发展阶段。深入挖掘金融创新能力,鼓励金融发展逐步对外全面开放,扩大国际影响力。让成熟的财富管理带动金融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在合适的时机颁布合适的金融开放政策,让区域金融逐渐融入国际金融,站在更高更开放的平台上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金融市场环境。
三、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的示范效应
广东与港澳地区优势互补、相互依存的金融合作和发展格局不断促进着三地经济的繁荣发展,使珠三角地区成为亚太最活跃的金融区域之一,在区域财富快速增长和粤港澳自贸区成立的背景下,构建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势必将发挥其经济金融优势以及独特的区位优势,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辐射粤港澳三地甚至东南亚地区的财富管理中心。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一方面将会进一步促进广东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扩大珠三角的金融影响力;另一方面,广东作为我国率先提出构建财富管理中心的地区之一,同时会对我国其他地区未来建设财富管理中心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首先,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率先成为我国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的先导区,将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积累经验。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实力和居民财富都得到了显著的增长,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走在了改革发展的前沿,财富的大量增长使得财富的保值增值成为市场的需求。但财富管理产业在我国仍属于新兴事物,相关人才、机构、市场、业务和政策环境等方面有待探索和加强,而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具备的各项条件相对理想。建设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将是我国财富管理业务的探索试点,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积累经验。其次,珠三角地区金融资源丰富,制造业和科技产业发达,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可以聚集金融资源,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济,将社会财富配置到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和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资金的领域,为经济结构升级打牢经济发展的根基。同时,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将促进金融创新。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将率先探索出金融、科技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道路,实现金融产业、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互动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再者,对外开放是珠三角地区的一大优势,粤港澳自贸区的成立更为三地金融产业和服务贸易行业提供了开放合作的平台。粤港澳自贸区作为开展金融开放合作的先行试点将探索粤港澳合作和金融创新,充分发挥保税港区的地理和政策优势,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探索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改革试点,积极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展壮大地区金融,更好地为外经外贸服务,打造外向金融新优势。珠三角财富管理中心将充分利用粤港澳自贸区平台深入探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财富管理方案,为我国实现最终的金融开放和财富增长提供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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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磊(2009).中国的区域金融中心模式:市场选择与金融创新———兼论广州—深圳金融中心布局.南方金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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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关键词:财政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046-0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财政思想为理论指导,继承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财政思想的精华,借鉴西方财政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对于这些理论来源的合理汲取,是我党在全面认清了本国国情的前提下做出的正确选择。因此,随着国态民情的变化,为了构建我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理论基础,有必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也就有必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理论来源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和系统的梳理,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好的认识和把握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和政策,从而促进我国财政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沃土之中
(一)财政是国家全面履行其职能的重要工具
1.财政从根本上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财政理论的国家观主张,国家和财政都是历史范畴,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或活动,财政是实现国家职能和提供物质基础的经济手段,财政与国家存在本质联系。列宁特别重视财政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他指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能产生”[1],财政是为国家统治服务而运作的。
2.财政是反映特定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马克思揭露资产阶级国家财政的剥削实质,他提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工人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工资”[2]的论断,指明资产阶级国家财政是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国家手段。在此基础上,科学揭示了财政的本质,即财政是一种反映特定分配关系的经济范畴,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国家通过财政制度对社会经济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财政本质的概述,阐明了财政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为我国财政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是我国一切财政政策确立的依据,一切财政方针制定的前提,一切财政工作开展的出发点。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邓小平强调“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借用“财政为庶政之母”的论说,指出“财政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政治范畴,事关国家安邦,强国富民”。强调“财税工作是党的事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意图。这些关于财政是履行国家政治、经济职能的重要工具的正确思想最终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核心内容。
(二)财政体系的建立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
列宁认为,财政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他指出“我们需要财政集中,需要力量集中,不实现这些原则,我们就不能完成经济改造,……我赞成地方苏维埃组织实行最广泛的自治,但是我也认为,为了使我们有意识地改造国家的工作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必须有统一的、严格规定的财政政策,必须从上到下执行命令”。要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要在集中的指导下实现民主。财政体系的民主表现在“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达到总目标的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民主集中制是我党和我国的根本组织原则,我国的财政制度也当然的遵从这项根本原则。我国通过分税制改革,科学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既保障了中央的权威,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肯定了地方的利益和相对对立性,激发了地方的生产发展积极性。
(三)财政需要组织监督
列宁特别强调监督的重要性,他指出“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须的主要条件”。列宁根据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本质的关系,对社会生产和分配实行社会主义监督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将“监督”称作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关键和基础”。财政监督工作的任务,一个是要“考查人和检查实际执行情况――现在全部工作、全部政策的关键就在于此,全在于此,仅在于此”,一个是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监督和施行监督公开化,最终到达“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正确认识到组织监督对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丰富拓展了财政监督的内容,如设立了专职监督机构和业务管理机构,彼此配合,形成监督合力;强调中央财政监督与地方财政监督各司其职,并交流学习,共同提高监督水平;财政监督与审计监督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制约。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财政思想的精髓
(一)藏富于民的人本思想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认为,财政出现困难的原因,并不仅是“费出之无节”,更重要的是“失所以生财之道也”,因此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3]的观点。管仲财政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以人为本”。他提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的人本思想,又倡导“知予之为取,政之宝也”,就是要对百姓实行欲取先予的政策,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他还解释,“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孔子则认为,藏富于民是一种保证人口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最为有效的办法,这样既能够保证税源充足又保证社会经济环境稳定,实现国家富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就紧扣这一民本思想。倡导革命要走“群众路线”,他强调,我们的政权属于人民,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在很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论述中都涉及爱惜民力、减轻民负的问题。邓小平将财政政策的目标确定为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把“是否有利于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财税工作好坏与否的根本标准确之一,体现了财政服务人民的思想。的财政思想特别关切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注重民生,指明财政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
(二)管则兴、不管则废的管理思想
在古代中国,财政管理的重要性就已经被给予了高度重视。管仲认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所谓“无人分之”就是指不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没有管理就没有国家财政的振兴。王安石也尤为重视对财政的管理,提出“理财方为今先急”,他总结历代财政兴衰经验,“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明财家张居正指出:“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无节则乏”,其中的“制”与“节”,都是财政管理的手段。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治平天下”。清代以擅长经济、经世之学而称著的王源对财政管理更为看重,他在其取仕办法中把财政管理定为一个专科,称为“理财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素来注重通过加强管理来提高财政的效能,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可行、有效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对全部公营经济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提出要“建立经济核算制”来加强对公有企业内部的管理。邓小平强调财政管理要有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提醒财政部门要从全局出发、看到大事。从“依法理财、依法治税”来规范财政工作的管理,更提出“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的财税干部队伍”对财税工作者进行管理。则积极推进依法理财、民主理财和科学理财,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坚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三)开源节流的收支思想
我国古代主张在积极发展生产基础上节省开支和节制赋敛的财政收支思想。荀况认为“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强调通过主动创造财富来增加财政收入。王安石认为,减少财政支出,就等于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不用再增加赋税[4]。他主张通过编制预算,裁减兀员、兀兵,节约各种费用来控制财政支出,“均输法”、“将兵法”、“保甲法”和“保马法”都是王安石节用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墨翟将厉行节俭的意义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认为“俭节则昌,淫则亡”。《墨子》中多次强调了衡量衣食住行是否恰当的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如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5]。唐代李翱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出发,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得财愈多”的结论。
开源节流的财政收支思想特别适合我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初期的经济情况,为增加国家财富,支持战备和人民生活所需提供了有效的选择路径。财政收支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广辟财源和勤俭节约,他提出“增产、节约、多留后备是财政工作的三道防线”,“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邓小平指出“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同时要完善税制,增强税收在筹集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借鉴了西方财政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一)古典学派的财政理论
亚当・斯密根据“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原则,倡导以国家不干预经济自由发展为宗旨,主张把国家财政的管理范围和职能缩小到仅为抵御外国侵略、维持社会秩序和建设一些公共工程的最低限度,认为政府只需要能起到“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并应节省国家财政支出建立“廉价政府”。亚当・斯密这种将政府财政收支的管理限定在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公共工程、公共机构、公共收入、公债等范围内的思想,基本确立了公共财政理论框架。
(二)凯恩斯学派的财政理论
凯恩斯将财政支出政策视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必要手段,他反对经济的放任自由,主张实行国家干预;反对稳健的财政政策,主张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提倡通过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刺激有效需求,增加就业以缓和经济危机。凯恩斯还特别强调政府福利性开支的重要性,它是“内在稳定因素”,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他还主张政府应扩大有益于社会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资;重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重视在教育和培训劳动力领域的公共开支。
(三)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等人为了克服政府干预的缺陷,在把国家视为“经济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他以“经济人”的概念为逻辑起点,将政府当作一个有自身利益的实体,与其他人发生利益联系,需要通过选择以求最大利益的实现,从而通过公共选择来整合多种利益主体关系的平衡。公共选择理论者认为,公共服务不一定非由政府来提供,可以设立私营企业、非营利机构等公共部门取代处于垄断地位的政府官僚体制;强调实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充分竞争,以及公共服务组织小规模化;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上的重叠,借此通过公民对服务机构的选择决定对单个公共机构的存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财政观对这些西方财政观中有益成分进行了合理的借鉴,这些思想散见于我国不同时期财政工作的多个方面当中,有效解决了我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如:遭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领导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支持社会投资、促进社会消费、扩大出口潜力,积极推动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的历史机遇期下,我国的财政投入不再只专注于生产建设事项,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经济调节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服务事项,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2.
[3]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