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3 10:28:19
1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
目前，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大都以定量评价为主，即不管是对于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是对于所承担的科研项目，亦或是所获奖项等科研成果，都统一制定了一定的分值衡量标准，将难以衡量分量和水平的科研成果进行分值的量化，将科研成果换算为具体、确切的分值以实现对其的直观评价。具体地说，在进行科研成果评价时，按照主持科研项目的等级、数量，出版学术著作的、部数、字数，发表学术论文的篇数、等级，折算成具体、确切的分值，例如，西安科技大学对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的评价，是将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上的论文，每篇计8分，发表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每篇计4分，发表在普通刊物上的论文，每篇计1分。这样一来，将难以衡量和评价的科研成果进行了有效的量化，能够很好地把握和进行有效评价，看上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但事实上，这种评价体系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不同学科的科研应遵循不同的科研规律，人文社科不能完全用自然学科的量化指标来做硬性要求［4］。这种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认定与评价是形式化、简单化的“一刀切”模式。显然，这种“一刀切”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不能够客观、公正地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评价，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激励机制。
2创新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的管理
2．1更新科研管理理念如前所述，由于人文社科的学科建设、科研基础均较为薄弱，存在长期陈旧的科研管理理念，因此，对其的科研管理不够重视，呈现出松散、疏忽、轻视的状况，进而表现为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设立名额较少、经费投入不足。要彻底解决目前理工类院校中人文社科类科研工作的发展困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校和教育主管机构领导者必须改变观念，尊重人文科学科研规律［5］，更新科研管理观念，转变对于人文社科类项目的传统管理理念，从项目的选题立项、开题论证、申报审批、签订协议等前期工作，到项目的具体研究过程等中期工作，再到最后的结题验收、成果鉴定、技术推广等后期工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树立严格、规范的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改善管理效果，加强对其的管理。具体地说，理工科院校的科研部门应改变以往对于科研重心的定位呈现出“一边倒”的取向，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不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做到既十分重视理工科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验收、评奖等工作，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组织申报、验收、评奖等相关工作也应加以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支持。2．2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要实现对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管理的创新，应从人文社科自身的学科特点出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首先，应该从管理理念上进行彻底的转变，科研管理部门应从管理思想上给予人文社科类科研以足够的重视，在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方面，都要充分尊重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特点，强化服务理念和意识。相关的科研管理部门应从各方面给予人文社科青年教师以综合的科研管理服务，力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科研创新能力和水平，帮助他们取得科研进步。其次，建立和完善各项科研管理规章制度，是人文社科研究得以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6］。建立适合人文社科科研特征的科研管理体制，规范其科研组织过程和管理过程。相关科研管理人员应提高自身的科研管理素质，优化对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管理规范和管理过程，实现对人文社科科研管理水平的提升。再次，可以尝试开掘新的管理体制，例如，改变目前科研管理工作过于集中的状况，充分调动院系科研管理的积极性，使其承担一定的科研管理工作责任，较好地发挥其科研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创造性。
2．3建立科学的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建立人文学科的科研成果评价的科学体系、机制，要充分尊重人文学科科研生产的规律、充分尊重学科个性和研究个性［7］。事实上，人文社科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与理工科有着截然不同的科研特点，即人文社科的研究具有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其科研成果及其价值的转化也不可能像理工科的科研成果那样能够在短期内快速而有效地得以获取和显现，它既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科研效果，也不能在短期内立刻投入到生产实践活动中进而获得巨大的产出，从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在评价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时候，就不能按照评价理工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它，而是要摒弃衡量理工类科研成果那种追求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评价标准，要摒弃长期以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制定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到人文社科类科研基础性、长期性的特点，改变“短平快”的评价心理，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树立将单纯重视科研短期目标向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结合转变、将单纯重视经济价值向重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结合转变、将单纯重数量向重数量与重质量相结合转变、将单纯定量向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转变的评价理念。
3提高理工类院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的管理举措
3．1加强对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管理力度由于受到学校总体、长远建设定位和传统学科发展情况的限制，以及有限的资金制约，理工类院校的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各方面条件都是无法与理工类项目相提并论的。针对这一状况，应充分尊重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特点，加大对其的投入力度，增加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立项比重和经费数量，为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申报提供有力条件。充分发挥人文社科的学科优势，重视其潜在学术价值和长远社会意义，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和长处。此外，还应加强对人文社科科研项目过程的管理，这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顺利完成是十分重要的。例如，《西安科技大学培育基金管理办法》、《西安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管理办法》等，都从制度上保证了科研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圆满完成。科研项目的管理一般是具有阶段性的，通常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也不例外。对于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而言，从项目的选题立项、开题论证、申报审批、签订协议等前期工作，到项目的具体研究过程等中期工作，再到最后的结题验收、成果鉴定、技术推广等后期工作，都应进行严格而有序的管理工作，这是项目研究能够顺利进行和圆满完成的必要保障。
3．2转变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的管理体制理工类院校对于科研工作的管理一般是由科技处完成的，但其下并没有设置专门负责管理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具体机构，这样一来，“一刀切”的管理体制势必存在问题。因此，可以尝试设置负责组织、管理、研究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专门机构，如西安科技大学科技处已经设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科，实现了对科研项目分门别类的管理，这在本质上尊重和强调了人文社科科研工作的特点，体现了人文社科类科研管理工作是有别于理工类科研管理工作的。此外，在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传统之下，理工类院校科研管理部门往往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对校内所有院系的科研工作进行全面管理，这样以来，就存在管理层面较大、头绪纷繁复杂、管理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适当扩大院系的科研管理权限，让其承担一定的科研管理工作的责任，充分而有效地调动院系科研项目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体制创新形成良好的学术科研氛围［8］。
3．3完善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人文社科自身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科研成果价值的体现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依靠量化的办法对其进行评价，这样的评价必定缺乏准确性和客观性。只有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其进行评价，才能获得较为科学的评价结果。定量评价之前已经有所提及，它是各高校惯常使用的一种科研成果评价方法。定性评价最常用的是同行评议法，包括公开评议和匿名评议［9］，即邀请一些同行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公开或匿名地评价。定性评价方法充分体现了人文社科类科研特点，打破了单一的、较适合衡量理工类科研成果的定量评价方法，提供了除去一些刚性衡量标准之外的、较为主观的评价方法。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是将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只有采用这种主客观互补的评价方法，能有可能对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进行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此外，还有许多不同于理工类科研评价方法的、较适合人文社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例如，应将短期评价与中长期评价相结合。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不能在短期内显现，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在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应将短期评价与中长期评价相结合，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考查其所获得的科研成果的效用。再如，应将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相结合。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不能产生像理工类科研成果那样显性的经济收益，它的成果所产生的价值往往是隐性的、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因此，不能单一地用是否产生经济效益去评价和衡量其成果的大小和价值的高低，而是应该在考虑其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到它所产生的隐性而深远的社会价值。
总之，理工科院校的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其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局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以其独特的学科特点为基础，在整个科研过程中与理工类科研项目存在极大差异，因此，应积极探索人文社科的科研管理特点，认真研究适宜于人文社科类科研管理制度和机制，对其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从而实现提升科学管理水平的目标。
作者：郭萌单位：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假设；“文化-生物人”；“经济人”；“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为此，人性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绝对不可能绕开的核心命题。休谟就曾说过：“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1]但是关于人性，笔者在此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只想紧扣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应当怎样研究人性，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注意到，社会科学所要研究的人，并不是一种静止不动、死气沉沉的东西，而相反是活生生、有血有肉、会思考会行动的一种生物，并且显然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一切有意义的结果。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人，不是要去解剖它的生理构造，而是要去观察、说明和解释人的行为，这才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这个主题出发，笔者以为，要使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意义，那就只有把人性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才行。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人性，实际上就是根据一定的人性假设去解释人的行为；反过来，社会科学解释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探讨人性。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言：“多年来，已有许多人提出多种理论解释人的行为。对其中包含的人性的基本观念和它们所主张的原因需要作仔细分析。这是因为，理论家相信人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既影响他们最充分讨论人的行为的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也影响他们未考察哪些决定因素和机制。”[2]
一、“经济人”与“文化人”假设的对峙及其整合
社会科学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所形成从而所依据的人性假设有好多种，比如“生物人”、“精神人（心理人）”、“经济人（理性人）”、“社会人”、“文化人”、“进化人”等等。我们注意到，在这些人性假设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体上形成了“经济人”与“文化人”两大假设相对峙的局面，其它的人性假设则分别依附于它们。这种对峙，既表现为它们在社会科学中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也表现为各自的支持者不断争论，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攻击。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自然在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经济理论家们总是预设，经济行为就是人们寻求最优化某种清晰可辨的目标函数的行动。在经济学中，理性是在工具的意义上来说的，即选择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3]。简单地说，“经济人”总是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成目的。
在笔者看来，“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和“生物人”与“精神人”假设站在一边的，它就是在这两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经济人”假设与成本-收益分析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人们被假定是在对其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预期）进行权衡的基础上而作出决策的，以期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手段就是人们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达到目的则是其行为的收益，所以选择以最好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之所以“经济人”会这样进行选择，这完全源于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毕竟人首先是一种生物。在“经济人”假设中，手段形成成本，所以是害，而达到目的形成收益，所以是利，因此选择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或者说以最佳手段达到目的，还原到底，就只不过是人们趋利避害（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取大利舍小利，迎小害避大害）的表现而已。因此“经济人”假设其实是建立在“生物人”假设基础之上的，吸收了人作为一种生物而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一要点。又由于在“经济人”假设中，人们进行利害权衡从而作出选择的过程，需要理性思维，所以这个假设又从“精神人”假设中吸收了一部分养料，并且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人”亦被看成是“理性人”。
（二）“文化人”假设
与“经济人”假设唱对台戏的是“文化人”假设。这种假设在社会学和人类学别流行。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没有文化，我们便根本不能被称为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人’”。“社会学家们提到文化时所关心的是人类社会那些通过学习而非遗传获得的方面。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会成员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发生。它们形成了社会中的个体赖以生活的基本环境。一个社会的文化既包括无形的方面——信仰、观念和价值，这是文化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实物、符号或技术，它们表现着文化的内容”[4]29-30。照此说来，人只不过是文化塑造的产物，人性就表现在文化之中，而文化就是社会化。文化既然塑造了人，那么当然也就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就是按照文化的指示而行为的。所以有人类学学者说，关于文化，“最近的定义，倾向于清楚区分实际行为的一面与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抽象价值观、信仰和世界观的另一面。换句话说，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可为人所接受的现代文化定义便是：文化是一系列规范或准则，当社会成员按照它们行动时，所产生的行为应限于社会成员认为合适和可接受的变动范围之中”[5]241-242。这就是“文化人”假设对人的行为的解释。
“文化人”假设是与“社会人”假设站在一边的，二者也实在不好区分开来。比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6吉登斯就说过：“社会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的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系统，……所有社会的整合都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它们的成员是在共同文化造就的结构化的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不可能存在。”[4]29不仅如此，由于文化总是跟一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便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这样一来，“文化人”假设与“进化人”假设[7]也是站在一边的。
（三）过去整合的失败
总的来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看似诸多人性假设林立，实则是以“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这相对峙的两类人性假设，分别强调人的生物（自然）属性与文化（社会）属性，或者说塑造人性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各执一端，从而在对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一个走内向路线，一个走外向路线。这两类各执一端的极端假设，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人也因此被分裂了，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了它们的解释力。
实际上，人显然是既具有生物性又具有文化性的，是二者的统一，人的行为也必定是这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8]76。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两种假设整合起来，也就是要把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统一起来，恢复一个完整的人，以获得对人的行为的完整而合理的解释。
应当说，这种整合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努力是失败的。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过去人们尽管看到了应该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整合起来，但却没有把握住和揭示出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从而大而化之，浮于表面[9]。有的学者也试图去探索这两种属性的相互关系，但只是泛泛地谈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10]。还有的学者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将二者整合在人的实践中，但依然是空洞的泛泛而谈[11]。更有甚者则是简单地罗列这两种属性，或者简单地将二者相加了事，那更是失败[12]。
二、“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为了把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整合起来，要避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我们就必须攻克两种属性是怎样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这个关键性的难题。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假设的缺陷和贡献。
（一）“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如前所述，“经济人”假设，还原起来就是一个趋利避害的“生物人”假设。应当说在这一点上，这个假设并不是错误的。中国古人早就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3]1540但是“经济人”假设的确有问题，就在于它有一个错误的假定，这是直到晚近才为个别经济学家所开始注意到的问题[14]5。
我们知道，尽管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们所追逐的利和所避免的害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而完全是主观的范畴，那是一个人根据其需要而进行主观判断或预期的结果。即，对于任何人来说，符合其需要的，就会被认为是有利的，反之则会被认为是有害的，因此需要是一个人判断何者为利及何者为害的唯一标准。但是对人来说，需要是有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之分别的。比如吃喝拉撒和是生物性需要，而爱情、家庭、友谊、形象、隐私、尊严等等则是文化性需要。生物性需要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是人作为一种生物而产生出来的需要；文化性需要是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习得并产生出来的，即是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说生物性需要是人所共有且稳定的话，那么文化性需要则有所不同，它是有差异且会变化的。显然，正是文化性需要彰显了人之为人的特性。然而也正是在这里，“经济人”假设作出了错误的假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加里·S·贝克尔认为[15]7-8，经济分析假定一个人的偏好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即使是在来自于不同社会和文化的人们之间，其偏好也没有很大的差异。稳定的偏好不是指对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偏好，而是指选择的实质性目标。这些实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具体商品或劳务没有确定的联系，它们显示的是生活的根本方面，比如健康、声望、肉体快乐、慈善或妒忌。也就是说，贝克尔所说的偏好并不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具体商品或劳务的需要，而是指抽去了具体对象的形式上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假定也是错误的，因为在人的需要中，只有生物性需要才是如此，而文化性需要则是有差异且可变的。比如说对人权的需要就不能说是无差异且稳定的，因为这个文化观念在过去没有过，甚至直到今天在很多地方都还没有或者未被人们所接受。
由于坚持“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个错误的假定，“经济人”假设就存在两个重大的缺陷：一是假设的过度简化，导致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同一化，而难以解释人们行为的差异（在相似的情境下）；二是对人的文化性的轻视或忽视，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上。照这种假设分析起来，好像只要向一群饥饿的人投下面包，每个人就都会并且总是会像狗一样去扑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总之，“经济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提出了人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机制，而不是“无差异的稳定的偏好”这一错误的假定。
（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
尽管相对于“经济人”假设，“文化人”假设注意到了并且也特别强调文化属性的作用，但它也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首先是作为“文化单一决定论”，“文化人”假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这是行不通的。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曾告诫说：“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性格结构。情景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仅仅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有价值的对象”[16]33。“遗传的或其它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地起着作用，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16]150。比如说在文天祥的案例中，文天祥就并不只是产生了维护个人名誉或尊严的文化性需要，他也产生过求生的生物性需要，因为文天祥在与元军的对抗中，曾被元军俘虏并一度逃脱过。若他并无求生之需要，又何来逃脱之行为呢？可见“文化人”假设仅仅用文化性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不够的。
其次，“文化人”假设虽然看到了文化性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对于这种作用的机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这个假设以为文化是直接针对行为的规范，人的行为就是接受文化的指示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人的文化性仍然是通过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对人的行为起作用的。也就是说，文化并不能直接促发和指示人的行为，它仅仅是塑造人的文化性需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这种需要再通过趋利避害的机制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如若不然，文化上说我们要懂礼貌，那岂不是人人时时都有礼貌行为了？
总之，“文化人”假设的贡献仅限于指出了人具有文化性需要，文化性对其行为也具有作用，而不是它对文化性如何作用于行为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文化是行为规范，直接指示人们如何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提出
通过比较“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的缺陷与贡献，我们可以确认：第一，人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不仅具有先天的稳定的生物性需要，而且固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这是其永恒的行为法则。这就是对人的生物性的基本界定。第二，人同时也是文化（社会化）的产物，由此塑造了人的具有差异性和可变性的文化性需要——这是人之为人的特性。这是对人的文化性的基本界定。第三，人的文化性并不能超越趋利避害这个生物机制，而恰恰就是通过它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据此，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人是在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的推动下，通过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而作出行为选择的。
具体说来，“文化-生物人”假设意味着：人类首先是而且始终都是一种生物，它总是产生人所共有且稳定的生物性需要，但人类同时还过着社会生活，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出人各有异且会变化的文化性需要。其次，需要（无论是生物性需要还是文化性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因或者说动力，由此导致人们产生动机，即采取满足需要的行动的冲动。再次，产生动机的人们将寻找满足需要的手段并通过趋利避害机制而进行选择。即人们将首先根据其需要而对所找到的手段作出主观的利害判断（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然后在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利害权衡（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根据利害权衡的结果对手段作出选择，从而产生相应的行为（行为选择）。
笔者以为，“文化-生物人”假设应该是很好地整合了“经济人”和“文化人”两大人性假设，从而恢复了完整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轻视或忽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中间的任何一个，并且找到了人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相互结合而对人的行为产生作用的方式，即趋利避害的生物机制。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运用
笔者提出“文化-生物人”假设，是着眼于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去运用的，否则这项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我们就需要说明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运用这个假设。
（一）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的前提
任何假设的提出和成立，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因此在运用时，就必须要首先指出这些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生物人”假设来说，其前提条件为：首先，该假设只对有意识状态下的人才适用。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比如昏迷、睡眠、麻醉等等，人不能产生需要和动机，不能采取行为，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分析了。其次，该假设只对能够社会化的人才适用。能够社会化的人才具备与他人交流的能力，才能习得人类的文化，才算是真正完整的人。而那些无法社会化或者社会化过程出现严重障碍的人，比如先天性痴呆、精神病人、植物人等等，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人，顶多算是一种生物。对于这些“人”，按照一般生物来分析就够了，这里的假设对此是不适用的。
不过总的来说，上述两种情况，或者只是极少数的非常案例或非常状态，比如植物人、昏迷者，因而不必予以关注；或者即便是正常状态，比如睡眠，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不具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人类是在这种状态下创造历史的。所以，如果有人以上述情况来反驳这里的人性假设，那么我们将认为那不值一驳。
除去上述两大前提外，“文化-生物人”假设也的确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至于构成我们社会生活的人际互动，那就必须要用到博弈模型了，因为人际互动是双方甚至多方的战略互动行为。但由于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单个人的单个行为所构成的，所以我们说“文化-生物人”假设不适于用来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那仅仅是说不能够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但却可以用于分析和解释博弈某一方或某个人的单个行为。其实，“文化-生物人”假设与博弈模型并不冲突，相反，前者正是后者的前提、基础和起点。
（二）运用“文化-生物人”假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步骤
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在一定情境下的行为，切入点在于把握此人当时的需要是什么及其相对程度如何。
首先，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需要的具体内容或内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这个人对于为满足需要而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的情况，因为利害判断的一般法则是：能满足需要的就有利，妨碍需要满足的则有害。而要把握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就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境，包括行为者自身的生理状况和所处的环境状况，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不是由内在的生理刺激，就是由外在的自然或社会环境刺激而引起的。通常来说，在相似的情境下，人们所产生的生物性需要会是相同且稳定的，比如在口渴时产生对水的需要。但是对于文化性需要来说，这却未必成立，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存在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一个人的社会化经历背景。比如说，在饥饿且走投无路的情境中，有的人会去乞食而有的人却不会。不去乞食的人，可能就是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境中，可能产生了对尊严的文化性需要。
其次，把握一个人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一个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事实上，在对寻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判断之前，没有人会仅仅产生一种需要。如果说把手段所用以满足的需要称作一级需要的话，那么随着手段的出现，人们就会产生其它一些基于手段的刺激而产生的需要，可称之为二级需要。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食物的需要是一级需要，一个人为满足这个需要所找到的手段，即乞食，就会刺激二级需要，即对尊严的需要的产生。正因为多种需要的连锁产生，才导致人们对于所找到的手段在进行利害判断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进行利害权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该手段是有利还是有害的。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从对食物的需要来说，乞食是有利的，但从对尊严的需要来看，乞食又是有害的。那么乞食这一手段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的，这就需要进行利害权衡了。可见利害权衡是更加复杂的利害判断。
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某一项需要的程度越高，其所占的权重就更大，从而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比如在乞食的案例中，对于那些深受“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教育的人来说，对尊严的需要的程度就远远高于对食物的需要，从而在利害权衡的过程中，前者占据更大的权重，所以决定着利害权衡的结果，即判定乞食这种手段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握一个人各项需要的相对程度，才能解释此人对于其所找到的手段进行利害权衡的情况。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呢？这确实是有难度的。在乞食的案例中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相似的情境中，同一种需要的相对程度也可能会因人而异，甚至就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因时而异。但是人们的需要的相对程度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即生物性需要的相对程度与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程度成正比，而文化性需要的相对程度则与一个人的社会化程度成正比。比如说，饥饿是一种生理失衡的状况，因此这种生理失衡越严重，对食物的需要程度就越高；而一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深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价值观教育，那么他对贞洁的文化性需要程度就越高。这样的话，通过仔细调查一个人的生理失衡状况和社会化经历背景，我们还是可以把握一个人某种需要的相对程度的。
最后，在利益权衡最终作出后，一个人对于所找到的手段的选择也就出来了：如果手段被判定为有利，那么就采取，否则就抛弃，转而寻找替代手段。不管怎样，这种对于手段的选择，都将导致人们作出某种行为选择：采取某种手段，或者抛弃某种手段而寻找新的手段。而人们的这些行为选择，无不体现出趋利避害的特征。这样，根据“文化-生物人”假设，我们就解释了一个人的行为。
（三）“文化-生物人”假设的理论意义
“文化-生物人”假设不仅可以直接用于分析和解释单个人的单个行为，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比如博弈模型），以分析和解释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行为和活动，因此该假设的运用是前景广阔且充满希望的。可以说，如果“文化-生物人”假设确实能够将从前四分五裂的各种人性假设，特别是“经济人”和“文化人”假设都统一起来，从而恢复一个完整的人，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假设，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社会学帝国主义”这两种偏颇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则必将坍塌，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同主义则有望实现。
有人可能会担心人性假设的统一会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失去身份特征，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正是一件好事。社会科学的出路，本来就在于破除学科壁垒和偏见，而走上一条融合统一的道路，因为那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
[参考文献]
[1]休谟.人性论：上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6.
[2]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上[M].林颖，王小明，胡谊，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3]Bill Gerrard. The Economics of Rationality[M].London： Routledge， 1993：1.
[4]吉登斯.社会学：第4版[M].赵旭东，齐心，王 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哈维兰.当代人类学[M].王铭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41-242.
[6]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7]普洛格，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M].吴爱民，邓 勇，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8]基辛.人类学绪论[M].张恭启，于嘉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9：76.
[9]孔宪铎.基因与人性：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理论的分析[J].文史哲，2004（4）：6-14.
[10]郭俊永，王圣松.正确理解人性的二重性[J].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5-55，96.
[11]刘泽民.论“人性”[J].益阳师专学报，1984（2）：2-9.
[12]陈冬华.人的本质与人性[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9）：77-80.
[13]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2册[M]. 许嘉璐，主编.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1540.
[14]海恩，勃特克，普雷契特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M].马昕，陈宇，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5.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高职教育
伴随着大量社会问题的纷纷涌现，科学与技术遭遇到深重人性与生态危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再次引起人们的全面关注。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从传统大学的核心地位演变为整个现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当代社会环境的变迁及人类精神危机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成因，来阐释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进而认识、强调高职教育在技术社会的责任，探讨建构高职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
对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学科涵盖了如今的科学与人文所有领域，其功能在于维护宗教精神的统一性；近代自然科学逐渐取代宗教的权威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逐渐被边缘化，丧失了它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大学教育也面临自中世纪大学兴起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惑，即在愈加专业化的学科规训中，教育内容也同样面临四分五裂的尴尬处境。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科学的功用性价值也伴随技术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无限地放大，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余遗力地把技术的进步视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军事、政治、经济实力提高的唯一途径。在外部势力的强力推动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与技术联姻过程中，大学教育走向了更为狭隘、不断分裂和满足社会不断膨胀物欲需要的方向。与此同时，在分工更为细密，竞争愈加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社会对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响了大学的办学行为。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备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发展逻辑和文化结构潜伏的危机开始出现：永久繁荣的神话因为资源即将枯竭而彻底破灭；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层体制下，现代人正面临自身被科技奴役和异化的危机；战争的阴云依然密布；在工业化国家，暴力、吸毒、失业、边缘化现象和贫穷日益加剧，各种形式的狂热盲从有所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发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人类精神危机的产生及知识格局的调整，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社会功能具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实现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融合
科学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传统之中，故而，还需回到丰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纪大学就是基督教文明对古希腊与罗马文化传统有所选择和剔除的产物，尽管它内部的医学和法学教育带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些学科的形成基础也同样离不开“七艺”），但在总体面貌上，它以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性机构呈现于世人面前。从中世纪到现代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形成之前，大学内部的所有教学内容与世俗生活处于相隔离的状态，包括算术、天文、几何、物理等自然科学，它们与其他古典知识一样，在性质和功能上应属于精神科学、人文知识范畴。为此，中世纪的科学原本就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大学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纪自然哲学到早期的近代科学，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与知识整体、人的精神统一性相悖离的具体学科，而一直是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随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分离，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学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旧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满，在本质上，此时的自然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为此，人文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而言，在社会功能指向上，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缺乏与弥补的关系，犹如精神与肌体，两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机整体才能浑然而成。自然科学的自由求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断得以丰富；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的文化思考，科学技术才真正有可能成为促进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积极力量。
（二）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文化，构成支撑整个知识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维，彰显其特殊的人文社会功能。
人类生活的世界既是一个物质的自然世界，又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自然科学执著于对物质世界规律的探索、发现和解释，通过技术科学对发现的广泛利用来间接地体现它的社会功能，即满足人类不断膨胀的物质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学不可能去阐述人生意义问题，解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回答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显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来回答。人文社会科学内含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社会、关怀人生甚至关怀自然的人文品格，对于科学精神以及基于科学精神建构起来的所谓“真实”世界，意义非同寻常。科学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难免会沦落为纯粹满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无节制膨胀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三）对科学活动提供有意义的反思、指导和规范
在自然科学的“真”与技术的“用”结合愈加密切的当代社会，人类的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然而，也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属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现代社会，它往往成为强者征服、掠夺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让科学技术更富于人性化，让它能够成为推动世界和社会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剧世界和社会不平等的消极力量，这就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检视、指导和约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质世界规律的同时，人类仍然需要以一种终极关怀精神来探问自我行动的意义、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种谨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视角来审视科学进步、科学行为的本质内涵。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功能的体现。
技术社会中高职教育的责任内涵
进入20世纪，由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技术作为一种反映外在社会需求的强大力量，开始对大学进一步的专业化发展走向产生全面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中叶之前，如果说因为对科学和理性的无限推崇，大学丧失的是人的精神统一性，那么，在20世纪中叶后，技术功利主义在大学的全面盛行，则不仅意味着大学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着在一个由技术所控制的世界中，人与其自然属性的背离，也就是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的瓦解。
转贴于
就技术的发生学意义而言，人无疑是主动的。因此，要摆脱目前人、社会和自然被技术控制的尴尬状态，只能诉诸人自身。在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的确需要技术，但是技术本身及其所内含的效率化价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人类不可能拒斥技术，也不可能以技术手段来摆脱技术的控制，而是要从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术扭曲了的科学观以及技术自身的效用观。反省的主体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对象在本质意义上也是“人”。为此，重新诠释大学作为“人”的培养机构，在当代技术社会中关于人的培养理念和培养过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9世纪70年代，科学开始应用于工业，促进了世界文明从经验技术到科学技术的转变。社会需求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高职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系统。因此，高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各国高等教育机构改革之时蓬勃兴起，各发达国家把发展高职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参照新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说明，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属性，职业教育类型，是以培养高级技术性技能人才为目标。
然而，由于高职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职院校缺乏普通大学的人文传统）和“后天定位”（高职院校以培训技能为目标），使之存在专业化、工具化倾向严重，伦理问题、价值体系难以进入教育的视野，人文社科教育与高职教育分割明显等主要问题。
“具有人文教育内涵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在当代技术社会，对社会有着高度人文关怀和责任感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绝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而是一个有着强烈反省意识的技术主宰者。高职院校欲有所作为，一个现实的途径不是对传统科学和技术理性的拒斥，而是培养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行动的个体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新人。这一理念的实质就是反省意识，即一种饱含着深切的生态和人文关怀，善于对既往知识、文化、技术以及自我行动的意义进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维倾向。
反省意识的形成，需要人们能够不仅以科学的视角而且以人文的视角去理解自然，不仅以效率的视角而且以生态关怀的视角去审视技术，不仅以技术进步意义的观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为宗旨来批判社会。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反省意识形成的基本体现包括以下几方面：
立足于广博的知识视野去思考视野的褊狭是把人塑就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机器的罪恶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种融合了丰富的知识，对人和自然有着深切的情感关怀、意义体悟的基本素养与能力。这种素养与能力的获得，需要传统的“专业人”适当跨越学科和专业的樊篱，通过相对广阔的知识教育，获得关于人和自然的意义。也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摆脱技术的工具理性控制，在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获得自身的解放。
自觉的批判精神这里的批判主要指对当代技术社会与技术文化的批判。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压迫，这种意识形态无所不在，成为现代社会奴役和压迫人的一种最为普遍的合法性权力结构。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在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盲从和崇拜中，人类不仅没有把自己从各种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反而在逐渐走向不自由之境。更为可怕的是，在由技术所创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记了自己从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飞行技术穿梭旅行的来路和“文明化”的轨迹，因而置自然的法则而不顾，毫无顾忌地打乱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赋予的生命密码，重新编译和再造自然。因此，作为培养高层次技术应用人才的高职院校要有所作为，就不能不注重培养具有自觉批判意识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个个体能够从社会伦理和自然生态伦理两个层面，批判性地审视既往的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过程，检视被技术扭曲了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世界，这才有可能创造性地开辟出通向未来的新路。
智慧的品质美国环境研究学者奥尔在分析人类环境危机与当代大学教育间的关系时指出：智慧与经验学习分离，甚至不知道智慧为何物，这是当代大学教育最严峻的问题。的确，只是理论的抽象和深奥，这仅反映出一种认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术的实用和经济，这仅是一种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种融知识（理智）、技术（实用）、艺术（美）和伦理（自然与人文的关怀）于一体的高层次整体驾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养是培养大学生反省意识的最终环节。如果广博的知识在于培养学生全面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理解人类生活世界的意义，自觉批判的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发现、检视和反思技术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则代表一种如何能够以一种深切的生态与人文关怀来灵活运用知识、探索知识并有效解决问题的基本素质。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当代社会，它无疑是实现人类在不滥用技术的前提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加强高职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实践的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都建校时间较短，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人文环境较差，甚至出现人文教育的“盲点”。然而，专门人才的内涵不仅在“专”而且在“人”上。
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教育现状，加强人文社科教育可通过以下途径：
树立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创建科技与人文兼融的高职教育文化高职院校应克服专业化的高职教育主导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严重倾向，定义全面发展理念；高职教育的人文发展要参与推进技艺性教育、科技性与学术型教育融合的实践；作为实现培养目标的课程及其教学（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设计等实践教学），都要渗透人文社科教育。因为，即使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它也是人化的结果。
拆除专业“篱笆”，谋求学科贯通，促进创新思维当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显得较为封闭保守，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太多的隔膜与界限。因此，要突破学科界限，进行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学习。
依托校园文化，发挥理论辐射作用内蕴丰厚的校园文化所创设的浓厚的人文教育氛围犹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之光产生多角度、多层次辐射作用的基础塔台。所以，应很好地依托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形式活动，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导引与校园文化的感性滋养融合起来，让人文社科知识、观念和方法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书本延伸到生活，潜移默化，塑造教育对象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瞿葆奎，郑金洲.中国教育新进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孟广平.面向21世纪我的教育观[M].上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光才.大学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发展；文化因素；经济文化学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质与量的进步。经济学家比较强调经济量的增加，故往往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衡量。按威廉·阿瑟·刘易斯的定义，即“人均产量增长”，简称“增长”或“产量”，也称“（经济）进步”或“（经济）发展”。[1]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迅速的经济增长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含义有所变化，认识到增长之中应该关注经济公平，因此新含义涵盖“旨在平等的增长”[2]。发展伦理学还关注经济发展的文化含义与价值定位。最近我们特别关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把经济发展置于科学发展的平台之上。
从西方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就成为经济学的核心话题。但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经济发展因素的探索局限于经济因素之内。虽然，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开始，西方正统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了人的道德情感复杂性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经济学家因难以度量而以理想模型（古典模型）略此不计。20世纪，特别是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反差越来越大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纷纷介入经济研究领域，经济学再也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因素的探讨了。经济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日益成为探索的热点。
一、问题的提出
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热衷于探索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四大原因：
第一，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来，就有一股向世界扩展的经济冲动，而其他地方却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冲动。这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也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极大的探索兴趣。从此，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动力（往往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性精神”）成为经济学、也成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一大难题。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激发了全球学者的强烈反响和热烈回应。战后更有美国社会学与政治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重新探索，产生了不同于韦伯“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命题——经济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理，因东亚迅速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先有西方学者、既而是亚洲学者对“亚洲资本主义精神”的探寻。由此产生了韦伯命题的回应性命题——新儒家伦理或后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从长时段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时而爆发经济危机，甚至由此爆发世界大战，但经济增长总体上是呈持续和加速的趋势，尤其是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空前繁荣，而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增长？甚至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还出现停滞或倒退的趋势。这些是单纯从经济因素本身难以解释的，西方国家的学者转而从文化（制度、态度、知识等）方面探索原因。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发问：为什么落后国家没有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或进展缓慢？巴兰强调：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极其重要的。[3]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增长经济学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由此日益走出只顾及经济因素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越来越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态度的经济学研究。
第三，东亚地区从70年代到90年代，由于强劲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而拉丁美洲经济却日益缓慢乃至停滞（往往被依附论学者称为“低度发展”或“依附性发展”），非洲和中东则出现了长期的停滞，乃至倒退，非洲甚至日益滑入绝对贫困化的“第四世界”。这一切更激起学术界对东亚经济增长之迷的兴趣。对亚洲文化、“亚洲资本主义精神”或“亚洲现代性”的探索出现热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疑问：为什么韩国和中国台湾能够同时在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和稳定发展方面取得成就，而其他国家却很少能够做到？为什么那么多的非洲国家在趋向任何发展目标的进程上都很少有成效？亨廷顿认为，要解释这些现象，人们必须回到各个国家特有的国情上，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居民素质，当然还有历史经验。然而，亨廷顿强调，“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亨廷顿反对把文化仅仅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剩余变项”[4]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由于东亚地区经济成长的特殊经验，不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儒家伦理的积极功用。他们觉得韦伯对于儒家思想所持的否定看法也许有修正的必要。因此儒家——或者更广义地说，中国文化——是否曾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已引起海内外中国学术界的注意了。[5]中国学者罗荣渠也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东亚文化的独特性格与传统。东亚新兴工业国，自然资源都不特别丰富，多数都较为贫乏，其显著的共同点是都属于东亚大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价值是受一种非宗教伦理即儒家伦理所支配。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新问题：东亚新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就，与这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否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提出的一个新课题。[6]因此。传统文化因素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什么作用，成为研究东亚崛起问题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课题。国际学术界都愈来愈注意到东亚经济高速增长中的文化因素。甚至有的西方学者[7]认为：“儒教伦理”在东亚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比新教伦理在欧洲所起的作用还要大。[8]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吉布尼相信，日本出现经济奇迹，断非目前的一些流行说法，如“无情的贸易竞争”、“政府与企业合作”、“阴险的日本有限股份公司”、“模仿美国技术”……所能阐明概括的。其真正原因，乃是它将古老的中国孔子伦理同大战后美国占领时期所引入的美国经济民主两者揉合一起并加以巧妙的应用所致。[9]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也认为，东亚产业圈的迅速发展与社会价值观及教育制度的特点有密切关系，重视儒教影响的观点并非是错误的。儒教不可否定地发挥了促进的作用，但作为起因来解释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则难以令人信服。关于儒教的影响如何作用于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今后亦应从多种角度加以探讨。[10]韩国哲学教授宋荣培也主张重新探讨东亚各国急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儒教的关系。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奇迹现象乃是东亚儒教文化圈内几个国家的急速经济成长和现代工业化的成功。这些东亚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为何？是否阳明学去除了朱子学的封闭主义而发挥其独特的进步性？抑或是其他的原动力？[11]韩国经济学教授宋丙洛指出，不少学者如彼得·伯杰、赫尔曼·卡恩、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其它一些人指出，韩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业进步应功于儒家的道德标准。麦克法夸尔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象西方进行挑战的后儒教”，以强调东亚文化和工业力量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2]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认为，今天东亚之所以具有对于我们的优势，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思想与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模式深深刻地扎根于他们地区的历史之中。他们不容易输出，也不容易为我们模仿。[13]东亚新兴工业化集群区域在中国文化圈的出现，确实激起了国内外学者探索经济奇迹背后的深层因素。为什么非洲、拉美、中东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增长现象？非洲与中东甚至连这种迹象也消失了？文化问题成为思考的热点，尽管众说纷纭，但不谈文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少了。
第四，经济学家在探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提出相关的政策方案的时候，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和种种预测与建议总是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由此激起经济学家对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进行探索。同时，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科的性质和学科界限也在不断争论。对经济学科和经济研究不断的反思促使经济学家加强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和重视。格林菲尔德认为，文化被认为与经济学的物质客观性相距最远，因而也最微不足道。文化所代表的仅仅是经济发展在大脑中的投射。但是，只有线性的、决定论的历史观，即假定历史为一连串的阶段和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的系统要求，同时又忽略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偶发性质之间的经验性差别，才有理由将这一变化看成是自然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捕捉到了现代经济“多维复杂性”中最不易捉摸的层面。其实是对形形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理论的挑战。解释的范围严格局限于引导经济行动发展的动机因素。[14]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罗斯托在1990年重版他于1960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时，对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修正。他指责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的方法使人误入歧途，强调“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经济因素”。[15]经济学者强调：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必须扩充到经济学之外。[16]诚如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所言：“事实上，不存在专门的‘经济’问题，存在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区别大多是人为的区别。要说清楚‘经济’问题或‘经济’因素所包含的意思意味着要提供一种分析，这种分析也把一切“非经济的”决定因素包括在内。惟一有价值的区别，并且惟一能在逻辑上完全站得住的区别，是相关和不相关因素的区别。”[17]
二、探索与争鸣
关于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主要学说有制度说（有了正确的制度结构，则人的本能反应自动地实现经济增长）；资本说（只要有了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有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都会消失或改变）；需求说；消费说；技术说；自然资源说（有自然资源保证的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得到资本和制度）；政策说；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还有文化说和心理说等等。[18]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增长时，侧重考虑市场经济范畴之内的因素，如资本积累与投资、劳动力（人力资源）、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与人口增长、科学技术创新与转移、国内外贸易、资源廪赋与资源流动、生产结构、市场拓展与市场供求、产业转移或升级、经济政策与发展目标等。政治经济学则着重思考各种政治因素。制度经济学则重点把制度（结构）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之中，“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19]。经济文化学与经济人类学则关注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心理学重点研究人格、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等。经济学各分支学科之间既协力又争鸣。
（一） 自由经济学派与制度经济学派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突出的现象引发了自由派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自由派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类本性（所谓“利润动机”）的固有特点是人类不断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动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主要是正确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制度结构既定的条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进行努力的愿望、知识积累或资本积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能反应，只是错误的制度抑制了这种反应。自由派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主要通过分析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资源的扩展或土地的增加、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来解释经济增长。不过，自由派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以来，也认识到人类作为道德情操载体的复杂性。由此为对自由派经济学进行不断的修正开了一道裂口。
自由经济学派以及在批判反思自由经济学基础是上建立起来的制度经济学派，主要在经济增长的文化前提和制度基础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
英国自由派学者约翰·格雷相信：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自由市场代表了协调经济活动的惟一非强制性手段。市场自由是个人基本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但是他也尖锐地指出，西方社会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任何地方的资本主义都将相似于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德国的某些地区和高度个人主义的经济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每一种资本主义形式都清晰地体现了它根植于其中的具体文化。在支持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之间将保留深刻的差别。[21]
“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虽然猛烈地抨击所谓“亚洲价值观”决定亚洲经济增长的论调，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变革”、“人类可行能力”、“人力资本”和“繁荣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种普遍的联系”。森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22]
新经济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在新古典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理论（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以之解释经济增长。他批评新古典理论无视人的社会属性，无法解释人的利他行为和服从社会规则的行为。他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术性因素。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并非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是经济增长的过程本身。制度包括一些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23]
（二）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派
增长经济学主要研究现代经济的长期增长，研究指向发达国家的增长因素和增长途径等。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如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经济转型、经济政策等。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派虽然有不同的研究分工，但在研究经济增长方面纠缠在一起。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派一开始深受自由派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从经济因素自身分析经济增长。西蒙·库兹涅茨就是一个范例。他从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结构变迁的角度，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他认为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主要不是由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决定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是由于发达国家不断提高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劳动和资本投入质量的不断提高又源于教育和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未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值的高增长，主要是其经济增长的底子薄、人口增长快，劳动生产率低下。库兹涅茨强调，要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把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结合起来。他还强调制度和个人的适应性，特别是作出迅速调整的能力和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变化。[24]库兹涅茨虽然从生产率入手分析经济增长，但最终对制度和人的因素还是给予了关注。
约瑟夫·熊彼得从企业创新理论的角度提出了资本主义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联问题，熊彼得认为，经济发展最终来源于“创新”或“创业”。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创新”或创业，这种创新就是“产业突变”，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资本主义不仅产生现代科学的心理状态，而且产生人和手段。资本主义不是一般性的经济活动，它毕竟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推进力量。理性科学有充分的成长。资本主义传播理性，资本主义过程使人们的行为与思想理性化。资本主义文明是理性主义和“反英雄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精神。[25]
增长与发展经济学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的分析中，越来越重视制度分析与态度分析，并认为二者是难以割舍的。
威廉·阿瑟·刘易斯，1955年出版《经济增长理论》，他从态度（愿望或欲望）、制度、知识、资本、人口与资源、政府六方面分析经济增长。前三方面属于文化分析。他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而其背后的原因（引起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观念”。[26]
冈纳·缪尔达尔和理查德·布隆克都主张研究经济增长要区别西方世界与欠发达国家。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进行文化分析，而其经济增长有赖于文化的现代化，即制度和态度的现代化。缪尔达尔强调，“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27]理查德·布隆克认为，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人口增长、资源的发现、更大程度上的社会和经济的灵活性、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技术的进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常常在程度上和本质上有所不同，不同的文化观念、不同的历史和宗教背景会使他们对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变化作出他们自己的反应。[28]
发展经济学家非常关注民族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影响。W.W.罗斯托认识到“反应型民族主义”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社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29]刘易斯也认为，民族进取心一直发生作用，它的强大动力，导致各国对财富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30]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在研究东亚经济增长后认为，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是东亚经济增长背后的一种基本驱动力。[31]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认为，日本与中国，出于国家生存、抵挡西方的需要，最早追求经济现代化的；以后继续追求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其动机部分是考虑国家的力量与地位。阿恩特强调：经济增长还依靠现代技术、现代意识和现代制度。[32]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主要从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方面分析经济增长。他认为，意识形态会影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不同国家之间，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也会制约经济发展。[33]速水佑次郎也认为，传统文化或价值体系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基础。[34]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与政治经济学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生产方式对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但马克思主义同样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即能动作用。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可以说属于文化因素的范畴。马克思本人生活在19世纪，虽然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根本的质疑，但无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是肯定的。当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片面关注物的发展，由此造成人的异化。马克思提出有利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生产关系才具有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马克思在对亚洲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说明了马克思对亚洲文化特殊性以及对亚洲经济现代化的道路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保罗·斯威齐，认为驱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永不满足的剩余价值贪欲。“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35]保罗·巴兰则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普世性角度提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认识，他认为，如果最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交往联系不是充满了压迫和剥削，而是真诚的合作和帮助，那么西方文化、科学和技术向不发达国家的和平移植就会在各个地方成为经济进步的强有力的促进剂。[36]依附理论则认为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它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任何“赶超”都是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赶超”，即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而遵循全球资本主义规则的“赶超”其实是不能实现“赶超”的。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任何社会都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永久挑战，‘发展’仅仅是这一制度下的发展，在此之外，不可能有‘自主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如此。”[37]依附理论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归结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四）经济社会学派
经济社会学派主要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关于人的本性问题，经济社会学与正统经济学有过长期的论争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精神”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包括理性的禁欲精神、“入”世而不“属”世所特具之系统化的——是冷酷无情的、也是宗教式的——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企业家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理性资质”，其精神载体就是新教伦理，又称为新教理性主义，[38]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论敏感地捕捉到了现代经济“多维复杂性”中最不容易捉摸的层面。他反对给韦伯扣上“文化决定论”的帽子，恰恰相反，他认为韦伯理论是对形形的鼓吹决定论和线性发展论的挑战。[39]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相信，新教伦理的确是一种明显的革命性的力量。它的主导精神不是要个人毫无批判地去适应社会现状，而是要求个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建立人间天国这样一个超念理想的名义去改造世界。[40]
不过，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韦伯发现的“新教伦理”，而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其核心是定位于经济增长的民族主义，即经济民族主义。并非任何民族主义形态都具有嵌入其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要素）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经济强弱关乎国家声望）的经济表象。古典经济学，即自由经济学，得益于英国（也是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性质。即其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想象为天赋自由平等的个体所构建的联合体。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也是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41]
金耀基则认为“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伦理是相关的。他认为，对于现代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解释，更有潜在的说服力的是“文化的解释”。由于东亚这些社会属于中国文化圈，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成素是儒家，因此儒家伦理乃成为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深层原因。儒家思想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它的内在结构有多元的组成，并且具有本身转化与更新的能力。金耀基呼吁对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作更细微深入的探索。[42]
W.摩尔批评传统的经济理论不太关心态度和动机。人类的态度往往被简单地假定为与理性选择最大化满足有关。人的欲求被认为是本质上无止境的，且人的本性是极为相近的。摩尔强调，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截然不同，态度和动机被看作是重要的变量。欲望被看作是有限的，文化被看作是相对的。人群被看作具有“非理性”和“无理性”。人类动机具有复杂的丰富性。只有那些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正式的教育或教育和培训最迎合工业经济需求的地方的经济增长才是最迅速的，同时也是最可能持续的。[43]英国组织社会学教授理查德·惠特利也肯定资本主义模式或商业体制类型是有路径依赖的。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变化都是普遍依赖于它的既定发展路线的。“东亚资本主义”或“东亚商业体制”与儒家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权力的合法性的认可方式，是形成这种高度个人化的权力模式的原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儒家的价值观促使人们普遍相信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育，是获得经济和社会成功的主要手段。[44]
曼纽尔·卡斯特在多年研究发展社会学后，断定：明显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化的过程是深植在制度当中、为文化所引导、由社会整合所支持、由社会冲突所塑造、在政治上竞争并由政策和策略所指引的。[45]
（五）经济文化学派与历史学派
经济文化学派与历史学派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动因方面不遗余力。与正统经济学派主要关注影响经济增长的共通因素（如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生产率等）不同，他们更倾向关注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增长的特殊道路。
美国经济文化学家彼得·伯格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作为“比较利益”而运作。他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两种假设都持怀疑的态度，他相信“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他呼吁关注和重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他相信东亚地区突出的中华文明的文化模式，在战后东亚经济奇迹发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他承认文化的特质也是会改变的（虽然某些人类学家并不乐意这么认为），它通常会适应新情境而自行改变，有时更会是政府计划性的干预的一个结果（特别是经由教育政策）。彼得·伯格认同在美国学界相当流行的“后儒家思想假说”。“后儒家思想假说”指的是，日本和东亚的新兴工业都是中国文化强烈影响下的广大地域。因此，儒家伦理（或者称之为后儒家伦理，因为其中的一些道德价值跟传统的儒家思想已有差距）应该是解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的一个重要变项。彼得·伯格强调说，要落实在经济层面上去探讨儒家价值在一般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毕竟有许多人从来没有读过儒家的经典；甚至很少受过教育。美国社会学家R.贝拉使用的概念是“中产阶级的儒家思想”，以区别士绅精英阶级的“上层儒家”。香港大学的雷丁教授也持贝拉同样看法。伯格深信，现在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后儒家思想假说”并不假。实在难以想象，有一些源于儒家思想的价值，竟然会跟东亚人民的工作伦理和整个社会态度没有任何关系。[46]
拉尔夫·林顿虽然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无疑包含文化因素与人格因素。但他强调，人格的作用仅仅是人格与文化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个人通常按照他们社会的文化要求而行动，只要了解这种文化，而无须了解他们的人格结构是什么，你就可以预测他们对大多数情况的反应如何。林顿重点研究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文化诸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47] R.本迪克斯探讨了思想观念和社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将英美文明中的管理思想的变迁与从早期到成熟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大量发展变化相提并论。[48]
余英时认为，韦伯《新教伦理》的特殊贡献在于指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此即所谓“新教伦理”，他也称之为“入世苦行”。这一精神中包括了勤、俭、诚实、有信用等等美德。但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生必须不断地以钱生钱，而且人生便是以赚钱为目的；不过赚钱既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也不是为了满足其他任何世俗的愿望。它已成为人的“天职”或中国人所谓“义之所在”。他考察了中国的新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认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确有其文化因素，但不能仅仅注意儒家伦理。[49]日本研究中日现代化比较的历史学家依田??家认为，日本现代化比较迅速，而中国现代化则饱经挫折，有其广阔的社会基础方面的背景，不仅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高度来把握这个问题，而且要从文化形式的差异这个深度来理解。他认为其出发点中的社会、文化形态起了相当的作用。[50]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O·赖肖尔也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虽然与日本人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现代科学、有关进步和发展的现代观念、伦理道德的普遍原则、民主思想及其社会准则等等有关，但在这个表层之下，强烈的儒学特性却仍有其潜在的作用。尽管几乎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自己是儒学门徒了，但在某种意义是来说，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儒学门徒。[51]
中国学者在探讨东亚的经济增长时，无论是制度论、文化论（文化论未必是文化决定论，也可能是文化视角论），还是综合论（多元论），都不得不认真思考东亚文化及其更新的影响问题。
刘宗贤等认为，关于东亚模式的“儒教资本主义”和“亚洲价值观”的观点对以往的现代化即西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东亚奇迹用事实说明了现代化不仅有西方的一种途径，东方传统文化、儒学价值观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同样表现出非凡的潜力。东亚的巨变，对国际社会科学界提出新的挑战，使单纯的各色各样的经济理论都难以作出满意的解释，于是，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东亚模式”的问题。[52]香港的霍韬晦教授提出：导致经济增长要至少具备五项条件，包括：法制、科技、态度（工作意识）、管理、训练。法制和管理能保障生产不受非生产性的原因干扰或拖累。科技、态度、训练则为积极意义，既有直接提高生产力的效用。工作态度的培养与社会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有关，因此本质上就是一个文化问题。[53]陈峰君认为，儒家传统文化是东亚（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有人称之为“东方型或情感型模式”。这种情感型文化对东亚经济与政治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第一，东亚的企业与公司不仅是经济单位，而且是社会实体，它贯彻社会价值观念和保障社会团结。第二，东亚民族一向以勤俭持家、刻苦耐劳和储蓄而著称。第三，强调教育，重视智力投资。第四，倡导爱国主义、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以和为贵、宽容协调、求同存异、同舟共济等，这些精神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东亚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54]余新天认为，亚洲人正在经历心理上的转变，从“西方最好”到重新发现自己文化遗产的价值，肯定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过去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的成功，人们比较多地探讨了儒家价值观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然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甚至印度的发展，必将会提出更广泛的文化动因问题，即使中华文化也不能仅以儒家来概括。[55]
蒋庆强烈反对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障碍的说法，他竭力声明儒家伦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认为，儒家文化中也有类似基督新教的工作伦理与天职观念，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也具有勤俭、敬业、节制、诚信、好储蓄等优良品质。[56]梁燕城则承认，韦伯对中国的分析不无洞察，近数十年的东亚文明的成功也可被解释为摒弃儒家、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成果。有历史学者寻索早期香港商界领袖的背景，竟然大部分信仰基督新教，与韦伯的新教伦理是一致的。不过，这些商人行事的方式也有儒商味，故也可以说是儒学与新教融合产生的一些新文化特质。拉丁美洲信仰罗马天主教，与新教有不同的文化形态。菲律宾也与拉丁美洲文化接近，同样发展不起来。[57]
赵吉惠把儒家伦理在发展商品经济，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归结为两点：第一，儒家伦理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人的道德修养教育，和谐人际关系，稳定家庭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但是，有人把东方某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概括为“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伦理解释为促成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主要原因，显然有些片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第二，儒家伦理在经济、政治改革的前提下，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经研究与分析，批判与继承，至少可以帮助解决发展商品经济以后所出现的某些社会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58]
盛邦和将儒学乃至于一切东亚传统（经过转换与更新）中能激发当代经济活力的因素的总和，称为“东亚新儒学”或“东亚新文明”，为东亚优秀文化的代称。认为，它被证明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东亚发展发挥推力作用。[59]东亚新文明与西方新教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这表现为它们都是现代工业精神、市民精神与合理化的世俗经济伦理。换言之，勤勉、节俭与职业伦理是两个“新教”的共通行为伦理。[60]吴建华也承认，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文化模式，儒家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它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受到了东亚学者的重视，而且受到了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世界学者的普遍重视。[61]
冯天瑜从“儒家资本主义”角度分析了有关东亚文化与经济增长关联的观点。他认为，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上世纪60年代以降，以经济高速发展、通货膨胀率低、社会相对安定的实绩，创造了东亚现代化奇迹，被称之与欧美、相区别的第三种工业文明体系。因为上述东亚诸国家及地区，大体在儒教文化圈内，故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的资本主义”相对应，有“儒家资本主义”之称，其特色是以东方文化中的现世主义、国家主义、机会均等主义，以及注重家族观念和个人修身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市场原则、科学管理、追求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抓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新科技革命这两大契机，创造出耸动世人视听的局面。[62]
刘力臻虽然承认儒教文化无可争辩地促进了战后东亚经济的繁荣，但却不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最本质的根源。东亚经济崛起的最本质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儒教文化的作用（尽管它是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根基之一），而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63]贺圣达也认为，文化对经济的关系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决定论式的关系。把文化或伦理作为经济发展或不发展，产生危机或避免危机的根本原因，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还在于现代的思想、现代的制度、现代的科技。[64]李锦招认同多数学者的观点，即经济起飞的成因是多元的，把现代化成果归源于为儒家的伦理观念是过分化约的。但同样将之渊源于西方文化、技术主义或制度主义，也是太简单。[65]
（六）经济心理学派
经济心理学派主要从社会控制系统与行为模式的调适、儿童教育模式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现代人格或创新人格的获得（人的现代化）等方面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分析。
A.巴洛齐齐认为，研究经济发展的理论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这种研究历史、经济和社会因素的作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价值、信仰、心理倾向的作用，部分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和心理属性是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是大多数学者只是认为全面的发展研究应该考虑到这些主观因素。[66]
J.H.昆克尔指责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增长因素时只考虑了人的态度、观念和人格，却没有认真思考人的行为调适。他认为，价值观念、态度和个人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不同的行为刺激手段会强化或削弱某种行为方式。若要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只需要改变社会系统中的操作制约的程序，而没有必要去改变人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社会控制系统中的某些因素。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可能造成全体人口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但可以造成少数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精英的角色作用。[67]
D.C.麦克勒兰德从性格养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提出了“企业家精神”论。他主张是人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发达工业国家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其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则源于一个国家儿童的教育方式。衡量儿童教育是否能够养成“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在于儿童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通过计量儿童读物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度而获得）的形成。“成就动力值”高的社会将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他们将推动更迅速的经济发展。麦克勒兰德强调，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资本形成率等经济因素来理解，还要从成就动力值的水平的角度来理解。[68]
亚历克斯·英格尔斯从发展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的现代化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他批评经济学家只重视从经济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忽视了现代人的心理特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推进现代化进程最基本的因素是人。只有形成了现代的人格，才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否则，即使引进了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自我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英格尔斯坚信：人的现代化会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导致经济的进步。[69]E.哈根分析了创新人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创新人格会影响生产创新，也会影响新一代的价值观。创新人物将根据需要指导制度改革。从而经济增长就将获得所需要的动力。[70]
（七）经济人类学派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 墨菲在阐述经济人类学时认为，经济学家相信存在一个有着追求最大利润的“无限冲动”的“经济人”或“理性人”，但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深知除此外还有很多促进经济增长的人类动机。他相信，经济抉择的合理性受到文化条件的深刻制约。假定“经济人”会因为无止境的欲望而无休止地工作，决非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他呼吁经济人类学要研究价值、制度、角色、集团，甚至非理性的时尚、模仿和声望等与经济增长的关联。[71]
人类学家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非常关注。他们特别注目沉潜在东亚民间的儒家伦理与经过现代化更新后的以新儒家伦理为代表的基层伦理。日本的小林多加士教授认为，在以东亚华南经济圈为代表的局部地区性整合的背后，存在着广泛影响东亚的儒教文化，但这种儒家文化并非是中国传统儒教的复活，而是在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进而又吸取了现代合理主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复合的儒教文化。这种文化以华侨和华人为媒介在包含东南亚在内的东亚一带广泛传播，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72]
台湾学者萧新煌在对东亚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时强调，单方面强调文化或政策影响的经济增长论都有偏差，但他强调：东亚成功经历中一个最激动人心却又研究得最少的领域，是对其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传统亚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各种文化因素的恰当鉴别。各种文化因素应当对工人、农民、企业家、公务人员甚至决策者所采取的能动性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完全否认由这个地区人民的集体努力所达到的宏观经济活力与其共同坚持有的文化因素的关系，便是不可理解的。如果认为文化因素是这个地区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同样是不明智的。换句话说，无论是主张东亚成功仅仅是由于“正确”政策那种执拗的“政策论点”，或者是把这个巨大成功的因素只归于文化品质那种彻底的“文化论点”，都不能现实主义地勾勒出东亚成功的全貌。[73]
（八）经济哲学学派
经济哲学主要是对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进行哲学反思。自由派经济哲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及其必然产物的自由市场对规定和保证个人的基本自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由个人在完善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其无限的欲望冲动和利润追求将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完善的自由市场，甚至根本没有这种自由市场观念。自由市场是有它的文化墙基和文化诉求的。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并不符合自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理论。故而许多哲学教授对亚洲经济增长进行另一种哲学思考。儒家经济哲学成为思考的主要对象。
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在60年代，大多数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包括台湾、日本和韩国的，都认为儒家思想与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是互不相容的。然而，到了70年代末期，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飞跃的经济发展，使得人们对他们早先的假定提出了疑问。东亚的经济发展，表现出与西方经济发展截然不同的特征。利己主义或者朴素的个人主义（西方的经典神话）的价值，根本不受到重视。与此相反，重点却放在对公司的忠诚、集体环境以内的协调以及合作这些因素上。而且，教育大受重视。这样一些价值，恰恰正是在60年代被认为是对现代化有危害、或是与之水火不相容的那些价值。如今，这些价值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作是对东亚很多地区成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重要因素。[74]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认为，从资本主义经济上升和发展的有机整体性和动态共生性原则的高度来看，儒家伦理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中发挥着作用，因为儒家伦理是转化和发展的总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就成为启动和维持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中英教授反对简单地以西方的新教伦理解释东亚的发展，也反对将东亚的经济增长简单地归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营，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引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功本身就需要我们加以解释。[75]
方克立等认为，在东亚社会，不少知识分子已意识到儒家传统在日本、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建设和生活中发挥了某种引导和调节的作用，如重视全面人才教育、提倡上下同心协力、刻苦耐劳的工作伦理和强调为子孙后代造福等方面，都不难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所体现的勤劳、沉毅、坚韧和勇猛精进的品格更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谋求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76]汤一介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为儒学，认为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向人们显示了东方文化的坚实内核，这个内核正是儒家的传统精神。[77]
三、成就与缺陷
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研究难题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的成就如下：
第一，认识到引发或推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元的，文化因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缪尔达尔、库兹涅茨、诺斯、森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关注经济增长的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更倾向注目和研究其中的文化因素。自由派经济学在向发展中国家推介自由市场理念和自由市场制度之 时，也逐渐关注自由市场的文化基准与文化诉求。
第二，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进行了一定的分梳。人文社会科学在探索经济增长的文化精神力量之际，具体地分析了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内在的关系。如刘易斯分梳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也对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资本、资源和政府之间的关联做了分析，他尤其强调制度与观念的难以分割；缪尔达尔分梳了制度与文化（态度），也认为二者是难以分开的，文化是制度的基础，而制度是文化的体现；诺斯分梳了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并把三者看作是制度变迁的整体；拉尔夫·林顿分梳了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森岛通夫分梳为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萧新煌则细分为劳动伦理、节俭、勤奋、对教育成就的尊敬、在社会关系上避免公开的冲突、对统治集团和权威的忠诚、强调秩序和和谐等；陈峰君重点分梳了儒家文化，如人际关系和人情、集体意识、伦理道德等。
第三，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正统学派（自由学派）、制度学派、文化学派都开始了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的探索。后两个学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它们展开了对各种规范、体制、精神、伦理、态度、思想、动机、欲望、情感、风俗、传统、知识、科技、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精神或企业家精神、行为模式等因素的详细探讨。
第四，从文化角度探索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制度经济学、经济人类学、经济心理学、经济文化学等。
还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第一，主流经济学对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研究不足。经济学领域基本上还是奉自由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它们往往被认为是经典经济学）为正统，而自由经济学基本忽视文化因素。为什么会这样？缪尔达尔分析，“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但在运用到欠发达国家时，却没有考虑它们的情况与西方根本不同，因此自由经济学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78]
第二，对文化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的认识与计量处理。从系统性来看，对制约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没有整体的认识，对各因素之间缺乏关联分析；从复杂性来看，学者们要么简单地归结为某一文化因素，要么把复杂的文化因素化约为单一因素；从历史性来看，经济学家对历史的长时段动态分析和各种文化因素的变迁分析关注不够；从计量处理来看，对各种文化因素的计量处理极其缺乏，这固然与文化因素的复杂多变有关，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远远不足的。
第三，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有待加强。经济现象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人的社会复杂性和自然属性直接相关，没有跨学科的研究是不可能顺利解决经济问题的。而目前的经济学研究在人文社会各学科的展开还刚开始，经济学的许多分支学科还建立不久。另外，经济学有一种数量化的趋势，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这当然是件好事，但由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对特殊的研究对象——复杂的社会文化中的人类经济现象，由此决定了经济学科其实是“文化学科”，而不同于自然学科，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关乎国计民生，稍不留神，错误的政策指导将带来难以意料的社会灾难甚至人类灾难。因此，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非常重要。经济学应该也必须是人文学家和哲学家。
四、进一步的思考
经济增长，或者说经济发展，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难题，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在不断扩大，这个难题显得尤其突出。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尽力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各种援助和政策引导，但是效果总是不大。发达国家也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尤其是全球经济两极化，将严重影响全球宏观经济秩序的稳定，由此制约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能再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对各种制约发展的各种要素和深层次因素的分析，认真、积极、理性地对待全球和各国经济增长问题，是迫在眉睫的研究任务。但经济学并非纯工具性或功 利性的学科，它应该是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和价值关怀的。
第一，经济学研究要有大学科视野。经济学研究要拓宽视野和学科领域，不要有森严的学科壁垒和局促的学科视野，经济学科要多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经济学的研究要立足宽厚的人文社会学科底蕴，要有学科的协同和整合能力。经济学的本质是经国济世。上至国家经济战略，下至个人经营理财，经济学无不涉及。在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无孔不入，而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与其他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需要学科的协同和整合才能够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尤其如此。
第二，其它学科要积极参与研究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数理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不是经济学一家的研究范畴，其他学科要积极参与研究。其实，整个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都需要各学科的积极参与。
第三，深入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子。经济增长的复杂国情基础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个人幸福的连锁，使得研究经济增长与文化因子的关联显得特别重要。要启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光是开几个纯经济处方，如投资、金融、贸易、产业政策、甚至技术援助等，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创新、制度重新、心态变化、甚至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的改变更加重要。否则现代化的停滞、中断、甚至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国家。这是我国要加倍警惕的。
第四，亟需推进经济文化学的建设。经济文化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关联的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的探讨为经济文化学的建设准备了充分的学科基础，经济文化学将在整合人文社会各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研究学科。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也是人文科学，不仅研究经济法则，也研究经济生活；不仅关注经济增长，也关心经济正义；不仅关注发展，更关注可持续发展。经济文化学关注经济为什么发展或不发展，文化在其中的影响如何，文化变迁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如何，文化系统内部各因素之间在推进经济变迁中如何联动，以及各国文化对经济发展观念的理解和诠释等。因此，经济文化学采用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甚至数学、心理学、统计学、网络数据库等交叉研究的方法。
作为一门学科而言，经济文化学并不认定单一文化因素能够决定经济发展，也不只重视研究某一种或某几种文化因素，甚至也不局限于研究文化因素，而更重视文化因素与其它非文化因素的协同作用。文化决定论并不是经济文化学的研究导向。但是，一切有关文化制约经济增长的研究，都可以纳入经济文化学的研究视域，视为经济文化学的研究成果。
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因素应该包括两大类：“无意识文化”和“自觉文化”。文化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包括国家、个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社群）、人与自身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无意识文化”指的是以潜移默化状态存在的文化，这种文化无须人的自觉和反思，就会在下意识里不自觉地体现于行为之中。“无意识文化”大约包含习惯/风俗、风气/时尚/潮流、心理/欲望、伦理/精神/态度、大传统（社会传统或民众传统）/小传统（精英传统或上层传统）等。“自觉文化”是一种基于对历史、当下和未来的自觉了解而理性地贯彻于行为之中的文化。包含知识/科技/教育、信仰/宗教、思想/意识/观念、国家/法律/制度/规范等。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相对的，其中有交错的、难以分辨的成分。在理性反思缺位的地方，“无意识文化”的影响可能比较深刻，甚至根深蒂固，形成某种思维和行为之茧，需要借助强大的外来文化刺激，乃至轰击，才能突破。而现代性社会则是张扬理性的社会，文化自觉表现为制度自觉，从而发展出能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与规范，把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自觉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也在人的全面发展之中体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经济文化学的研究业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资本主义精神”（理性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企业家精神”、“商人精神”、“现代性”、宗教价值观、世俗化运动与经济增长方面，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方面、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方面等，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波士顿大学已经在1985年成功地组建了以彼得·伯格教授（Peter L. Berger）为主任的经济文化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Culture）。主要从事文化（信仰、价值与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重点是宗教。后来扩大到研究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世界事物的影响，关注的视野日益全球化。2000年又成立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同样以彼得·伯格为主任。2003年经济文化学研究所与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合并为文化、宗教与世界事物研究所。经济文化学的研究视域不断拓展。研究水平日益提高。[79]
我国建设经济文化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业已进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经济增长，就必须关注经济与文化的连带互动。经济增长之中蕴涵一种“文化执行力”的问题。“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惰性的、阻扰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即所谓“心中贼”，要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思想创新，才能漫漫转化。“精神生产的转型应该成为物质生产转型的先导”[80]，经济文化学将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影响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对策扬弃阻滞经济发展的“无意识”文化，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积极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1] [美]威廉·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2] [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页。
[3] [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扬宇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23页。
[4] [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351——352页。
[5] [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5页。
[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东亚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6页。
[7] 指Herman Kahn，著有“The Historical and World Context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8] 罗荣渠：《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经验》，载罗荣渠、董正华主编：《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26页。
[9] [美]弗兰克·吉布尼：《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吴永顺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说明。
[10] [日] 小林实：《东亚产业圈》，中国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5——117、120页。
关键词：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研究生；研究方法；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2-0127-04
科学方法的进步必然带来体育科学的突破，正确地运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更能有效地提高科研质量，更有效地解决体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1]。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包括了几十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和数十门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2]。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应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少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且总体水平不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问卷调查和数量统计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问卷调查在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应用更多[3]。然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量与日俱增的21世纪，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过去5年中全国招收了近千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研究生和近百名博士研究生[2]。截至2006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有8个，占总数的32．0％，硕士学位授予点有65个，占总数的27．3％。因此，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重视和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探讨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促进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创新，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
本研究随机抽取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157篇为研究对象，其中硕士论文114篇，博士论文43篇，对论文中具体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新时期研究生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研究方法运用的情况，归纳和总结其特征。
1 研究方法总体运用状况
体育科学中的具体研究方法是指针对某一领域运用的手段和技术。根据其运用的范围又可分为基本研究方法与特殊研究方法，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研究方法有用于收集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和分析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理论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4]。根据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频数统计(表1)，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最高的前5种相同，依次为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其他还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等。
根据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统计可知，文献法被运用频数最多，排在研究方法的首位，在114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频数为109次，95．6％的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所有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文献法，这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性质是分不开的。文献资料法是通过查阅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期刊、图书、图片等资料，把所收集的各种资料来源进行鉴别、分析整理，运用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方法进行逻辑推理，阐明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弄清事实的真相，把握事物的相互关系，概括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或基本思路。文献资料法所具有的这些性质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是相吻合的，所以在各类研究方法中运用频数也是最高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往往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系统严密的调查，一般可通过座谈、询问、填表、观察统计等方法。在114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调查法的频数为95篇，占硕士学位论文总数的83．3％。从表2可见，问卷调查法是学位论文最常用的调查法，有59．6％的硕士学位论文和72．1％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这一方法，说明问卷调查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有42．2％的硕士学位论文和55．8％的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访问调查法，访问调查法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个别访谈、座谈、函询等，其主要特点是通过直接与调查对象的访问谈话来收集其课题所需要的研究材料，并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有36．0％的硕士学位论文和50％以上的博士论文运用专家调查法。在专家调查法中，大部分研究生运用了特尔菲法，专家相互隔离和匿名填答问卷，使专家能充分独立地发表意见，在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管理决策的学位论文中较多运用这一方法。同时，部分研究生论文还运用了实地考察、个案分析等调查法。近年来，个案研究受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重视，通过某种行为或事物单一案例的深入调查，可以探索行为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在研究优秀体育教师、奥运冠军等个体成长过程，可以体现这一方法的价值。可见，调查法受到研究生的青睐，他们可以根据具体研究课题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调查方法，以保证学位论文的有效完成。
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常用到数理统计方法，尤其在调查问卷法中，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调查中发现有67．4％的博士学位论文和56．1％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特别是推断统计的运用，有效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的科学性。逻辑法也是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逻辑思维能力是研究工作者科学素养的标志之一，研究生运用逻辑法进行科学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研究对象，有41．7％的博士学位论文和53．5％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调查中发现，研究生主要运用了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的逻辑方法。特别是分类法在学位论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把一些杂乱的技术资料加以整理成各自的系统，从而发现之间的联系，以探索其内部的规律性。
在现代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多样化的趋势下，系统法、实验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也有出现，为高质量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证。还有部分研究生从课题实际出发，运用了软件工程法、预测法、生命周期法、行动研究法、社会测量法和教育人种志方法等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为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支持。
随着体育科学研究的综合化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体现多样性，表现为3种、4种或5种科研方法的综合运用。据统计，有97篇硕士学位论文运用3～5种方法，占被调查硕士论文总数的85．09％，最多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7种研究方法，但也有12篇硕士学位论文只运用了2种研究方法；有36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4～6种研究方法，占被调查博士论文总数的83．72％，其中还有2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7种研究方法，由于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创新性，因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明显比硕士学位论文更多样。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多种方法的组合分
析，发现2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结合为主，3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四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5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为主。总之，研究生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可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灵活运用，以期达到研究目的。
2研究方法运用的特征
(1)根据论文需要综合多种方法。
研究方法的运用必须与研究课题的内容一致，才能达到理想的研究效果。从157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分析，大部分论文能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研究课题的方法，例如学校体育、体育经济、体育管理等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以调查法为主，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专家调查等具体调查法，收集了大量论文需要的实证资料；而体育史、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论文主要以逻辑分析法为主，通过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逻辑方法，探索内部的规律性；特别是近年来，部分研究生的跨专业、跨学科选题，在学位论文中运用了自然科学常用的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科研方法、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使研究生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去分析问题，寻求多视角去解决问题。特别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大部分论文采用了4．6种的研究方法，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博士学位论文运用较单一的逻辑思辨研究方法对课题进行理论层面探讨的状况，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3～5种研究方法为主，也体现了方法运用的综合化和多样化趋势。总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从运用单一的方法解决问题发展到运用综合的方法描述或解释复杂现象，揭示变量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反映了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进步。
(2)以主体研究方法为基础，体现方法学的创新。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为主体，其中文献资料法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从论文选题、提出假说到验证假说都离不开一定的文献资料，通常贯穿于科研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过程，就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和再创造的过程，研究生学位论文要在情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和创新。另外，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也是研究生选择的主要研究方法，成为学位论文完成的方法学基础。在当今科学研究不断交叉和综合的趋势中，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不断吸收跨学科的知识，把其他学科的前沿理论、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学位论文中，从方法学上体现学位论文的创新。还有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运用了在以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较少使用的软件工程、预测、生命周期、社会测量、教育人种志、层次分析法、内容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体现了体育科学研究的新思维，使得学位论文显示出独特的个性。总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提升学位论文的质量，对于完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注重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以提高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由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出现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呈现出兼容与统合的趋势[5]。由于体育现象既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领域，又涉及到人文的各个方面，因而体育现象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给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使用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当代体育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研究方法提出的更高要求，重视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定量研究，能较准确用数量来揭示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较精确地描述研究成果与规律。在统计中发现，大部分学位论文运用了数理统计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从简单的数据描述到复杂的统计分析，其中包括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推断I生统计方法的运用，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提高了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因而具有不同的假设和研究范式，它们之间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事实上，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有多少”的问题，定性研究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于体育社会科学具有不同的向度和贡献，两者相结合是提高学位论文科学化水平的有效手段。但是，有些研究生忽略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和独特性，有时为了定量而定量，过分依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得出了相对肤浅的分析和解释。
(4)重视问卷调查方法，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价值。
问卷调查法是具有实证性质，采取定量手段、依据客观验证来认识和说明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方式，受到社会科学界学者的青睐，特别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们也比较普遍使用这一方法。根据统计可知，问卷调查方法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的主要方法，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在对硕士学位论文运用问卷调查法的统计分析发现具有以下特征：运用问卷调查法的涉及学科有学校体育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等，体现问卷调查法运用的广泛性；在运用问卷调查法论文中，有73．5％的论文经过信度、效度检验，可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的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就抽样方式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概率抽样以分层抽样为主，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样本规模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样本量一半在300个样本以上，其中主要集中在500。1000个样本之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对样本规模的要求；在问卷数据的统计方面，描述性统计运用最多，还运用了多种推断性统计，体现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总之，研究生已经认识到问卷调查法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具体运用问卷调查法时，必须深入了解其基本性质，遵循严谨的调查程序，从而有效地利用问卷调查法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价值。
我国高校人文社科专业总体上取得一些进展，但其弱势地位依旧明显。改变这一现状的路径之一是在实践教学体系上下功夫。作为我国“211工程”建设高校，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它地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苏南地区，其人文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工作既拥有成功经验之处，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基于研究方便的考虑，本文拟对该校人文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工作进行分析。
一、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搜集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实验教学、社会实践、单位实习与毕业论文设计四方面的资料数据，对其进行概括，揭示实践教学体系现存的问题，从而为其发展完善提出建议。基于不同的研究指向客体，本文分别以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有关专业课程、本科在读文科学生、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报告、本科生毕业论文等为分析单位。
具体操作如下：按照能够反映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课程特点的原则，在苏州大学本科生教学手册设置实验教学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类目中随机抽取20门课程，对专业实验课时及其占比等进行统计;对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实验类型、实验教学形式、实验考核形式及实验课成绩比重等进行分析;在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中抽取197份本科生社会实践总结报告以及146份本科生单位实习总结进行内容分析;在苏州大学2014届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本科毕业生中随机抽取60名，发放毕业论文设计题材的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二、主要研究结果
（一） 实验与实践教学情况
1.实验教学。在选取的设置实验教学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中，每门课程的平均实验学时为27个，平均每门课程的总学时为63个，实验学时平均所占百分比为43%。可见，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在实验课时数方面体现出实验课程在其教学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
在具体实验类型上，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实验课程主要涉及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调研发现，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实验课程普遍涉及两个及以上实验类型，形成“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或者“综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的组合模式。从各个类型实验所占比例来看，基础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加总起来占到六成左右，而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约占40%。从实验操作展开来看，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实验教学多以小组形式展开，每个小组人数以2-3人居多，突出组员的协作攻关。
从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实验课程考核来看，80%的实验课程选用实验报告作为唯一考核方式，15%的课程以上机操作作为实验课考核内容，5%的课程将实验报告和平时成绩结合作为实验课成绩。故人文社会科学实验教学考核方式仍是以文字的实验报告为主，以上机操作为辅。在所有设置实验教学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中，实验课成绩占该门课程总成绩比重低于50%的课程数占到被抽查课程总数的八成，可见，实验课成绩对该门课程的总成绩影响偏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学生对实验教学的重视度。
2.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的重要形式，它在高校实践教学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在本次选取的197份社会实践报告中，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时间最长达60天，时间最少为2天，学生平均进行社会实践的时间为15天。按照实践区域划分，主要分为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两种。统计表明，参与校内实践的学生比例约为17%，其中以校团委和社团实践居多;参与校外实践的比例超过八成以上，单位包括事业单位以及企业、社区等不同实践点。可见，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社会实践主要以校外实践为主。在参与社会实践的渠道方面，83%的大学生通过自行联系参与社会实践，8%的学生由学校相关部门组织联络参与社会实践，有5%的学生由院系组织参与社会实践，剩余4%的学生通过其他方式参与社会实践。数据表明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主要依靠自己寻找实践机会，而学校和家庭等方面给予的支持较少。
在参与社会实践的动机方面，38%的学生认为社会实践能够帮助其快速适应社会，29%的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既能帮助其适应社会又能提高专业能力，29%的学生以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为动机参与社会实践，而单纯以满足教学要求而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比例最低，仅为1%。故此，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大部分学生都希望借实践机会提升自身能力、适应社会，同时又能服务和奉献社会。从社会实践结果评价来看，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绝大部分学生对社会实践经历表示满意，仅有7%的学生认为自己社会实践经历一般。同时，86%的社会实践单位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表示满意，14%的社会实践单位表示一般。这些数据表明，无论是学生还是实践单位，都对学生社会实践情况总体较为满意。
（二） 单位实习
单位实习是高校本科教学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必备环节。数据表明，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平均实习时间约为9周。但由于个人情况不同，学生实习时间极差较大：实习时间最长的学生一共参与了32周实习，实习时间最少则为3周，71%的学生实习时间集中在9-12周之间。在被抽查的样本中，学生统一选择分散实习，实习与专业对口率达41%，实习岗位差异较大，涉及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基层社区等不同部门。
在参与实习的渠道方面，有58%的学生通过他人介绍参与实习，41%的学生自行联络参与实习，1%的学生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实习。故此，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他人介绍或者自行联系的方式参与实习。从单位实习的收获来看，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所获得实习经验存在较大差异：认为增加个人社会交往经验、促进职业生涯探索的所占比例最高，达64%;认为实习经历仅仅帮助提高个人专业素养的占16%;认为实习仅仅帮助其增加社会经验的占14%，而认为实习意义价值不大的占6%。
（三） 毕业论文设计
在被调查的毕业生中，有54%的学生回答毕业论文选题是由自己探索确立，36%的学生表示毕业论文选题由指导老师指定或者建议，有5%的学生回答毕业论文选题是综合老师建议与自身探索而确立的。可见，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自己探索的方式确立论文选题，指导老师较少干预选题确立。在撰写毕业论文意愿方面，大部分学生有较强的动机。63%的被调查者表示强烈的意愿想要撰写好毕业论文，29%的学生认为一般，8%的学生表示无所谓。
在毕业论文准备时间方面，存在准备时间短暂的情形。50%的学生表示用时1-3个月时间为其毕业论文做准备，27%的学生准备时间不足一个月，16%的学生准备3-6个月，7%的学生准备半年以上。在运用软件方面，52%的学生表示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对办公软件使用较为熟悉，但仍有小部分学生不熟练办公软件操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论文撰写。在撰写论文过程中遇到最大困难方面，59%的学生表示知识储备不足是阻碍其论文撰写的最大因素，26%的学生认为时间投入不足是困难之一，15%的学生则认为经费不足、人力不足、物力不足是阻碍其论文撰写的因素。由此，专业知识储备不足以及时间紧促是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在平均多久一次与论文指导老师讨论论文情况，46%的学生表示至今从未讨论过，25%的学生表示平均一个月与指导老师就论文情况做讨论，20%的学生表示平均每周做一次讨论，9%的学生表示平均两个月做一次讨论。可见，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学生与指导老师的互动不够充分。
三、简要建议
针对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现状，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增加实验与实践相关的课程，充分挖掘实验与实践教学在课程设置中的潜力。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性质特殊，实验教学在教学体系中的运用较为有限。但是实验与实践教学对于学生扎实掌握专业技能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必须从增加实验与实践相关课程着手。
2.丰富实验课考核形式，适度提高实验课成绩比重。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实验课考核应将实习报告与上机操作等多种方式结合起来，综合评定实验课成绩，同时适当提高实验课成绩在该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重，从而有效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
3.相关部门和指导教师应加大对学生社会实践的引导，有效提高社会实践质量。学校教务部门应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引导，指导老师对学生社会实践应承担起切实责任，这对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实践活动水平的提高以及整体实践教学体系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这是我县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县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县社科联、文联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对省市领导、兄弟县市区朋友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向为我县文化事业付出辛勤劳动、作出重要贡献的全县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是整个文化事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肩负着发展、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任。新成立的社科联、文联是县委、县政府联系全县社会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和繁荣我县社会科学事业、文学艺术事业的组织机构，是加快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建设经济强县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县社科联、文联的成立，必将为我县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人民，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实际出发，研究确立了加快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工作重点和目标措施，努力推动全县经济和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三个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界和文学艺术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大领域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服务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针对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开展理论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促进了理论成果的转化；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热情讴歌时代精神，创作了一大批群众喜爱、具有一定影响的文艺作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全县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事业呈现出崭新的发展局面，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社科文艺界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社科、文艺工作者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发挥好社科、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必定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增添动力、注入活力。
我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社科研究和文艺创作具备一定的基础，曾涌现出了一批影响持久的理论学术成果和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了许多理论、文艺人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理论研究推陈出新，文艺作品层出不穷，社科、文艺工作队伍日益壮大，为社科研究和文艺事业发展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有发达的物质文明，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仅要有繁荣的经济，还要有繁荣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经济强县的进程中，要始终注重把文化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建设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先进文化，为加快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统一。基于这种认识，县委决定成立社科联、文联两个正局级事业单位，目的就是要把我县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应，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广大社科、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努力做先进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播者。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总结新经验、新做法，不断形成新思想、新观点，以理论创新促改革、促发展。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双百”方针，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真实地反应社会实践，讴歌发展业绩，颂扬时代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社科、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加强学习，提高修养，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扎实的作风，认真开展理论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甘于奉献，德艺双馨，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理论文艺工作者。
县社科联、县文联成立后，要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从实际出发，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发挥好组织、协调、联络和服务作用，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号召力，把广大社科、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把那些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具有广泛影响的社科、文艺界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发展我县社科、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做好社科、文艺工作的有效途径，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努力形成生动活泼的工作局面。全县各级、社会各界要满腔热忱地关心、支持社科、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积极为广大社科、文艺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社科、文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社科、文艺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及时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鼓励支持社科研究和文艺创作。县委宣传部要切实发挥好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为社科联、文联工作的开展把关定向，创造条件。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关于文化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进一步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为社科、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各级各部门要像奖励自然科学成就那样奖励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成就，要像重视培养自然科学人才那样重视培养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人才，在全社会营造重视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尊重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浓厚氛围。要加强社科、文艺界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通过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密切党同社科、文艺界的联系，充分调动社科、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确保社科、文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同志们，繁荣发展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事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广大社科、文艺工作者要认清形势，牢记职责，扎实工作，勇于创新，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繁荣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代发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 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 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 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 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 )。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latour)、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s. woolgar)和卡龙(m. 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 & 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 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 )(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 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十年前，我追随张舜徽先生攻读中国史学的博士学位，尔后博士论文《周秦势论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书，我一直主讲中国社会思想史以及中国民俗学诸课。我心下已将自己定位于中学研究，以为此生或与西学无缘了。
去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访学，该系张德胜教授将他从社会学角度诠释中学的大著《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赠送予我学习。张教授并且善意提醒我在学习时不妨多看些西方知识社会学的文献，正与我刚刚产生的一种感觉不谋而合。时下坊间讨论中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作品汗牛充栋，但囿于纯思想史的视阈，已很难有所创新和突破。社会学视角的引入是近来研习中学者颇为时尚的新尝试，但要真正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及其演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及变迁联系起来，就不得不首先了解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
也就是在这次为期四个月的访学期间，受同一个项目资助、来自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赵万里教授被安排住在我的隔壁，我们遂得以朝夕相处，享受交流人生和切磋学术的乐趣。赵博士比我年轻，长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但他进入社会学领域却略早于我。尤令我高兴不已的是，赵博士多年来专注西学，特别是知识社会学。未经数日，我们已成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把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拿来与我讨论，这便是现在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付梓的《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简体字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我开始学习知识社会学不久，这部书稿正好直接将我带到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前沿。
知识社会学即使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分支，中国社会学界多年来对之更是敬鬼神而远之。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的知识论话题长期为哲学所垄断，社会学家失去了话语权，更主要的是，社会学自20年前在中国内地恢复以来，学术范式深受英美功能主义尤其是美国科学主义社会学模式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浸透相对主义和人文主义旨趣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不是没有人去研究，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提出来。赵万里教授不畏艰辛地介入西方知识社会学理论，且以其最新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研究对象，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纵论知识、科学与文化、社会的关系，其良苦用心或在于此。因为，用赵博士的话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吁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这里所谓“习以为常”的科学观，其核心便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始终处于对立状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冲突更是现代性的紧张之源。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试图把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原则扩展到人类一切知识领域。此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日益加强的影响，则是人文主义从边缘向中心的一次文化反动。
一定意义上说，以自然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也是这种文化反动的一部分。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不是直接去弘扬人文主义文化，而是沿着库恩的道路，致力于解构科学文化惟我独尊的地位，以及昔日关于两种文化的本质主义划界原则。因为按照库恩的知识现象学思想，科学知识也具有与人文知识类似的解释学性质。循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为我们塑造了一种大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形象，使“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令人生畏”的科学，变成“平凡世俗、平常可近、司空见惯”的科学；或者说，把大写的“科学”和神圣化的“科学家”，重新恢复为小写的“手艺活儿”和平凡的“手艺人”。通过对知识之实践性质的重构，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消除“科学”与“人文”、“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避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人为制造的文化紧张。在这个方面，他们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
近年来，作为库恩后学之一种，建构论及其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在哲学、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宗旨和成就与其说是以人文主义替代科学主义，不如说是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平等对话开拓了新的空间。这就使我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引入和评介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与实践具有了重要意义。因为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同样深受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徉谬之累，而今日西方之“科学论战”实无异于昔日中国之“科玄之争”。只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科学所处的文化地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科学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新生事物，在“科玄之争”时期尚处于弱小状态，亟须取得合法地位。而在今日西方，科学不仅已成为主流文化，而且成了威胁其他文化之生存的霸权力量。换言之，“科玄之争”中是科学向玄学争取话语权，而“科学论战”中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么在今日中国，科学与人文的消长之“势”又如何呢?是像昔日中国那样科学弱小而人文强大，还是像今日西方那样科学强大而人文式徽?我们是要继续给科学主义呐与喊，还是回头为人文主义鼓与呼?这里的选择恐怕已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了。今日中国科学文化若与一百年前相比已可谓强，但若与西方相比却仍显弱。且今日科学之强不同于昔日人文之强，强而非寡；今日人文之弱也不同于昔日科学之弱，虽弱不贫。“强”和“弱”是相对而言的，所差往往在毫厘之间。因此，说当今中国科学与人文并举，或不为过。
老子日：“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论今日科学与人文之势，以我愚见，其理一也。既然科学与人文皆有必然，不能厚此薄彼，“均势”就是“天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成赵万里教授的对话伦理，以及通过对话建立两种文化之信任结构的主张。毕竟历史又前行了一百年，人类的智慧在科学实践和人文实践中得到了极大增长，对科学和人文之一体两面性也认识得更充分了。眼下赵万里教授大作的问世，以及两岸三地中国学人为融合科学人文所做的不懈努力，不正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么?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一、构建综合性的理论体系,代表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中我们提出,综合学派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正统,综合学派的社会学探索代表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响甚至延续到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以后。孙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从他1916年在北大哲学门学习社会学课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时间里对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探讨逐步深入,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为起点,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方面有所创新。一些人认为,孙本文深受美国社会心理学传统的影响,过于强调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明显的心理学派的倾向。实际上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从社会学方法论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作为一种工具理论,社会学方法论主要是探讨与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社会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会学理论背后都有其构建的方法论基础。我们以为,无论是早期强调文化因素,还是后来强调社会心理因素,都只是孙本文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其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围绕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借由社会行为这一切入点来展现他对社会整体的认识,来构架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
具体理由有三:其一,孙本文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普通性的综合学科。孙本文借鉴孔德等人的科学分类法,把科学划分为物质科学、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他又把社会科学分为普通的与特殊的两类,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的共通现象与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种普通的科学。既然社会学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现象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不会局限于当代意义上的社会行为层面。其二,孙本文所讲的“社会行为”实际上是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统称,比我们今天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行为概念的范围宽泛得多。孙本文认为,所谓社会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所表现的相互关联的行为,即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共通现象和共同规律。③实际上也确是这样,孙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仅是探讨当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为,他“重视文化,同时也重视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视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④,以他为代表的综合学派“要点在于认识社会的整体性及其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并欲确立社会学的体系”。⑤其三,孙本文从社会行为角度出发,形成了完整的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孙本文在《社会学的观点》(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会行为的过程中,社会学者要运用多种视角来研究社会:要用社会整体的观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要用社会结合的观点,把社会看成人与人的结合;要用社会有机的观点,视个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关系;要用社会演进的观点,把社会看作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分析社会。⑥
由上可以看出,孙本文在研究方法论上有他独到之处,他主张以全面地、动态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的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孙本文自认既非文化学派,也非心理学派,而“属于综合派之林。”⑦孙本文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构建起较为健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正在上述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孙本文以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社会学ABC》(1928)、《社会学原理》(1935)、《社会学体系发凡》(1945)等论着中,建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以前的论着中重点进行了分析,这里不再详述。简单地说就是,孙本文从社会行为出发,提出有关社会行为的五类问题,即社会行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会因素);社会行为表现的过程(远离或接近等社会过程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机构问题(基本的或复合的社会机构问题);社会行为表现的功能(或社会控制问题);社会行为变迁的内容与方向(或社会变迁问题)。⑧从上述五类问题出发,孙本文展开了他的整个社会学理论体系,从而把当代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都囊括在内。从今天看来,孙本文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有它的不足之处。如,在解释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要素时,排斥了物质生活状况、经济地位等的影响,使得其社会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正因为如此,费老认为,孙本文的社会学体系,带有“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的印记⑨。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孙本文无论是在构建理论的方法论,还是在元理论和本理论的系统化方面都把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孙本文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但我们不应过于苛责前人,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学仍处于幼年时期,进行理论创新时可以参考的前人成果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学也不敢说完全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思维框架和方法论的影响。如今,我们还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会学者为能够追踪到西方社会学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并且不顾实际地把它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中,至于得出的结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现实,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多大的启示作用,则似乎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甚至不管不问。这是一种缺乏理论自觉的重要表现。
我一直强调中国社会学者要有理论自觉:要对自身理论和他人理论进行反思;要努力创造自己的有中国风格的理论,同时要正确地对待其他各种理论,特别是外来的理论;要加强自己在理论转型中的自主能力,并取得社会学学科为适应新情况而进行的理论选择、理论创造的自主地位;中国社会学要不断进行思想解放,从西方强势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解放出来、正确定位自己、加强自主性。如果从理论自觉性角度来看,六七十年前孙本文的理论自觉意识之强,是当代很多社会学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学习孙本文先生的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习他的理论内容,更要学习他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因为理论内容总有陈旧和不适用之时,而理论自觉精神则能够帮助我们不断更新理论内容,创新理论学说。强烈的理论自觉会推动中国社会学者不断尝试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对“传统资源”进行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进行理论借鉴、对“学术话语”进行理论创新,通过“立足现实,高于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以我为主,创造特色”,逐步推动中国社会学走向社会学世界格局的中心。
二、多方为社会学立法,对早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说孙本文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本文不仅仅是一个在社会学基本理论及其应用方面卓有建树的社会学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不断繁荣发展的核心人物。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必须向国家、民众和学术界论证清楚,社会学的存在有其合法性,从而为学科发展赢得必要的空间。这种合法性辩护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学科展现自身元问题、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在学科竞争中逐步巩固地位,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向国家和民众说清社会学与现实社会的契合性,这是社会学存在合法性的现实根源。与社会学本理论为社会实践“立法”不同,这种合法性辩护是社会学元理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学“立法”,为学科的未来发展赢得新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在为社会学立法方面,孙本文做了大量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界难以替代的地位。界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使社会学能够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孙本文以广义上的社会行为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普通和共同规律的一种认识,这是它跟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区别分开的基本标准。孙本文还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或社会中个人的行为⑩,它跟专门研究社会行为的社会学的分工非常明确,这就进一步让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边界变得更加清晰。尽管对于孙本文所说的社会学研究对象,至今仍然有很多异议,但当时的社会学家大多长年埋首于具体社会问题研究,极少有人对社会学研究对象进行讨论,所以孙本文的这种通过析清研究对象来为社会学赢得发展空间的努力,说明他有很强的学科领导者胸怀,有推进学科发展的长远眼光。
促进社会学的本土化,使社会学能够独立于西方社会学而发展。孙本文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社会学仅仅是邯郸学步,对西方社会学亦步亦趋,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东施效颦,贻笑大方,成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西方利益在中国的代言人。因此,孙本文大力提倡社会学的本土化,推进中国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让社会学成为真正的中国学科之一。譬如,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一书的结束语部分,孙本文分别从理论社会学和应用社会学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社会学中国化要着重做的工作。如,在建立中国的理论社会学方面,要整理中国旧籍中固有的社会史料,实地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性、系统编辑社会学基本用书;在建立中国的应用社会学方面,要详细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加紧探讨中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切实研究中国社会建设方案。彰显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为社会学在政府和民众中赢得合法性。孙本文非常关注和研究重大的现实社会问题,以体现社会学的应用价值。他“希望今后社会学者能根据社会学理论与本国社会事业,创建一种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应用社会学,藉以促进国家民族的向上发展。”为此,孙本文对当时政府和民众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家庭问题、贫困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起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大力提倡进行社会建设,并且对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譬如,他在再版过11次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单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对社会建设问题进行讨论,撰写关于“社会建设”的专题文章,主持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会议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年会(1943),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1944)。另外,他还具体研究中国社会建设具体方案,认为社会学者应当从社会组织、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及社会运动方面,详细探讨当前及今后全国的需要,审慎拟定各种改革方案。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让政府与民众认识社会学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正是因此众多中国社会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早期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曾经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誉为“生气勃勃的社会学活动的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和西欧之外,在思想质量上,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这是国际社会学界对中国早期社会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4.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