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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教化论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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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过程的现代性
1、教学方法的现代性
教学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教学方法的变化。过去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常常从时代背景、题目分析、作者简介、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多方面鉴赏并解读文本。虽然“面面俱到”，却难以抓住作品的个性与特征，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更缺少联系实际需要这一层面。大多数学生也是被动去听，记笔记、背笔记来应对考试，去理解、感受、体验文本并学为所用、付诸于实践的学生却少之又少。为此，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方法和模式，用全新的观念、多维的思路融入到教学方法当中，让学生由被动变主动，体会到参与的乐趣和权利的把握。比如：古代文学教学课上自读作品并思考、讨论、回答出老师设计的问题，自由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可以激发学生自己创设问题，提出异议，提倡一种想别人没想的或不敢想的、说别人不敢说的精神。课外，学生也可以组成不同的课题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比如：小说、诗歌或散文等，大量增加自己的阅读量，并定期开展一些专题交流、辩论比赛的活动。一方面检验了自己在古代文学课堂上作品鉴赏的收获，更重要的是使这个收获有了一个施展的平台。另外讲授作品的同时，要挈适时机地激发学生的创作积极性。如，作品鉴赏就是评价作品，可以让学生尝试去写一写短小的文艺评论，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面，为今后的毕业论文打基础。还可以针对所讲作品情节和人物形象，在课堂上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尝试即兴地创作，例如散文、散文诗等文学文体，要求学生课下将课上所写加以整理，并在下节课前加以点评。而且，如果鉴赏的篇目很适合朗诵，也可以给学生到讲台上诵读的机会，一方面锻炼学生临场的胆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语言规范化活动的实践之一。以小说《老残游记》为例，我们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有能力使教学设计系统性、完整性、灵活性，对教材、学生、教学目标三者充分的了解，并作合理的安排。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彼此都要给予充分的自由和空间。一方面老师起引导学生把握主要内容的作用，课前要给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文本，并结合着老师提出的问题去认真思考。如：小说的魅力吸引力何在？你不喜欢这部小说体现在哪？这部小说对我们当代社会有什么意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自己也可以提出问题，然后在课堂上大家一起解决。另一方面老师可起补充、纠正的作用，教师可把讲这部小说的任务分配下去，老师提供一些思路，然后采取自愿的形式找几个学生，每个学生选取不同的角度来讲，并要求做PPT,这样的话，学生参与和思考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也灵活了课堂教学。
2、教学内容的现代性
在作品教学的课堂上，无论是教师讲还是学生讲，都提倡多种方法相结合。我们可以适时的运用多种角度来设计课堂、解读作品，比如，从审美的角度、用比较的方法、创新型问题穿插法、体验法、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相结合、哲学层面、文化层面、与当代社会联系的层面等等，这些都可以提供给学生借以参考。让学生发挥自己的能力进行阐述。还以解读《老残游记》为例：《老残游记》中的明湖景物描写，可以从意象和意境相结合的审美角度来解读，当讲到老残的经历，可以把他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对比，看是否有了一些新变的特征。《老残游记》中桃花山闺秀玙姑与申子平的对话，可以从传统哲学理学的层面解读。《老残游记》中涉及到饮食的地方可以从饮食文化的层面讲解。语言和结构的整体性上可以用西方文论叙事学的角度把握，《老残游记》中清关与贪官可以结合当代现实社会来讲。拓展解读的思路无论写毕业论文还是考研方面对学生都是有好处的。教师也可对考试做出相应改革，在考试方面，学生可以平时有意识选择重要知识点，期末自拟考试题目，然后同学之间互换作答，这样既掌握知识点，又锻炼了大家的能力。改变以往的填空、选择、简答等闭卷的形式，采取更多灵活多变的方式。如，采用交论文的形式，口头表达和课堂创作全过程考核形式等等，这样不仅与平时课堂改革相契合，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创造性。小说方面的考试更可灵活些，《老残游记》的考试不用直接去背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可以让学生自选一个角度谈谈对小说的理解，也可选取小说的精彩片段，去模仿创作。
二、教学目的的现代性
建立综合发展观念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既要培养出专才，又要培养出通才。所以要求教学目的也要具有现代性。学生在校园的时间毕竟有限，最终要回归社会。所以教学目的要关注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社会需求，结合当下社会对教学策略的构想可能更有现实性的意义，所以，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要适应社会需求及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目标学生的实际，这就需要教师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实际内容，充实自己的专业及实践技能。社会需要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人才，我们就要培养并输送各行各业急需的专才与通才。有的学生毕业进高校或研究所；有的学生进中学；还有些学生考公务员或进企业公司等等，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要有相应的对策：如果针对考研的学生，教师可以在课外找一些相关的历年考研试题，鉴赏作品同时，可以有针对性的提出来，使部分想考研的同学复习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偏重点。还可以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为学生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书，以便学生接触到更多经典的研究著作，对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面对部分未来要教中学的同学，因为目前中学语文教学传统的模式存在问题，如何胜任初中文言文的教学及如何适应并改变中学的教学，在教学中也可渗透并涉猎到相关的内容。还有很多同学毕业要从事其他的工作，如文化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办公室管理文员、秘书工作，那教学时鉴赏作品的思维训练及领略精神内涵的层面训练、讲解作品中与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层面都对其走上工作岗位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帮助。《老残游记》这部小说教学目的的现代性，除了以上所言，体现的更多的是审美体验和现实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对策的构建任重而道远，不断的在教学中反思、总结经验，并回馈到教学当中，使课堂教学质量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需要全体教育者以科学合理的现代性教育观念为指导，以完善丰富的现代教学方法和内容为依托，运用到实际授课当中，使这门课程真正从传统走向现代。
作者：张爽单位：牡师院文学院
阅读古代经典，反对者无外以“古代经典的封建糟粕”为借口。所谓的古代经典，多是先秦经典，大都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时是奴隶制崩溃而封建制尚未确立的时代，何来“封建糟粕”？所谓的“封建糟粕”，不过是封建文人因时所需，对古代经典的再发现和新认识。我们现在不必拾人牙慧，完全可以也对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宾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梁启超在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宝典”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说：“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这资鉴。”现代古典文化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古代经典不是离民众越来越近，而是离民众越来越远，没有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仍是照搬古代的经解，还堂而皇之地斥责古代经典有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现代社会，应该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教育部指定的中学生课外必读书中，唯一的先秦经典是《论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推荐本是徐志刚教授的《论语通译》。我们不敢说此书有什么不对，但可以肯定地说，此书只是延续了封建文人为当时朝代服务的认识，而没有用现念去再发现和新认识。让中学生读这样的注解经典，自然是不读为好。
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这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书——《论语》。书中有一句话使人对孔子颇有微词：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历来认为这表明孔子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是典型的。现在，各民族和睦共处，这种歧视性的传统注解不利民族团结，只会助长。现在的读来自然不合时宜。
且不说孔子作为周的臣民，是否会冒杀头的危险把中原称为“诸夏”，但也没有必要沿用封建文人的注解。我们完全可以再发现和新认识，把这章断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说“夷狄都心中有君，不这样（爱君尊君），是夏朝的灭亡原因”。夏被臣国商所灭，商被臣国周所灭，是同样的以下犯上，但孔子作为周的臣民，不便指责周，故只言夏，也是讲得通的。后儒的解释，原因想必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是以下犯上取得天下，而不敢直解。
宋儒释“中庸”为“不偏为之中，不易之谓庸”，已把中国人的性格塑造成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庸”重新释为“中和之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就是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情绪，审时度势地采用相应的方法。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坦然地接受别人的赞美。面对羊，则如羊，面对狼，则如狼。
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灵魂，许多积淀在我们血液中的道德理念已不合时宜。要打破这些精神的枷锁，唯有从源头上再发现和新认识。对古代经典的再发现和新认识，不仅仅是当代社会负责，也是我们这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责任。“通经原以致用”（程树德语），古代经典历朝都有不同的解释。既然宋儒能够以佛理释经，为理学服务，我们为何不可重新解经，为现代服务呢？“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孔子”，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予以的新意义和新价值，因其有“糟粕”而拒绝学生接收，也许百余年后，我国灿烂的古典文化，就象天书一样，只能当作古董煊耀而不知所云，不知所用。
耶稣会于1534年由依纳爵·罗耀拉(IgnaziodiLoyola)应当时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需求在巴黎成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PapaPaoloIII)批准了其组织形式和会宪。耶稣会士誓愿绝对服从教皇，特别致力于教育使命。耶稣会建立了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并培养了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耶稣会士，这些耶稣会士们的学术成就对他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传教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期历史中，来自于意大利的传教士较之其他国籍的人做出的贡献更为突出。这既包括最早确立和推行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传教路线的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和利玛窦，也包括利玛窦之后的郭居静、艾儒略、卫匡国、高一志、毕方济、罗雅谷、利类思、潘国光、毕嘉、殷铎泽、龙华民和熊三拔等著名传教士。”②这里要着重介绍和评述的是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儒家文学经典有一定推介作用的罗明坚、利玛窦和殷铎泽三人。
(一)罗明坚与《四书》
罗明坚(MicheleRuggeri)是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欧洲第一位汉学家。他1543年出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获得了民法和圣教法的博士学位。29岁时加入耶稣会，1578年和利玛窦等人一起离开欧洲前往中国，并于1579年到达澳门。罗明坚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创建“经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学校。为了帮助自己及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罗明坚编写了《葡华字典》，第一栏是葡萄牙语词项，第二栏是拉丁拼音，第三栏是汉字，第四栏是意大利文词项。1588年，由于在工作中的失误和想要敦促教皇派使节来中国，罗明坚被派遣回到罗马。但因后来一系列变故导致计划无法成行，罗明坚便隐居萨莱诺，再没有回到中国。在萨莱诺，罗明坚完成了将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的《大学》译文刊载于1593年波色威诺的《精选文库》中，这是最早在欧洲出版的介绍中国儒家经典的译著。意大利汉学家、教授、出版总监弗朗西斯科·达莱利(FrancescoD’Arelli)以保存在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立图书馆中的手稿文献为基础，对罗明坚的《四书》译作做了细致的研究。
(二)利玛窦及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Ricci)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大区马切拉塔城的一个贵族家庭。马切拉塔是教廷国的重要城市，宗教气氛浓厚，经济、社会发展也十分活跃。利玛窦9岁便进入当地由耶稣会士开办的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6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到罗马大学法学院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耶稣会神父，并最终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的耶稣会修士。利玛窦在罗马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与教会上层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为后来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ClaudioAcquaviva)都曾和利玛窦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1578年3月，利玛窦和罗明坚等14人乘船绕过好望角向东航行，利玛窦在印度停留4年后于1582年8月抵达中国澳门。利玛窦起初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在罗明坚大体确定的传教策略基础上进一步调适和发展，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罗明坚离开中国后，利玛窦抛弃传教士原有的僧人打扮，改换中国儒生的服装，进一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1600年5月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在北京虽几经波折，但利玛窦的广泛交往使他跨越险阻，继续推动着传教事业的发展。他先后用中文撰写和出版了《天主实义》《二十五言》和《畸人十篇》。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很早就开始了解中国文学，这也要得益于范礼安的指点，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环境中，必须要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经典作品。正如他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他认为:“只知道我们的(指西方的)文学而不知道彼国的文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③因此，他开始非常努力地学习《四书》，并翻译成拉丁文，使《四书》配有拉丁文的解述，以便刚来中国的同教会教士阅读，并且希望他的同事能更好地理解《四书》的内容。利玛窦还十分了解《五经》，有些人认为他熟记《五经》甚至强过许多中国官员，《四书》《五经》都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的规定书目。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建立在两大理由上:1．不了解对话者受教育的典籍就无法恰当地与其交流;2．利玛窦找到了有利于传教游说的极为有利的工具，他在展示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利用中国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内容，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利玛窦写道:“用我们坚持并严肃探讨过的方法，以他们谦恭有礼的举止，他们自会重视圣贤之名。我希望我们可以坚持用此方法直至最后，因为这里有许多优秀的思想，所有人都是神学家，现在没有人不好好致力于中国之文学，因为只知道我们的文学而不了解中国的是没用的。尊敬的神父，您会看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我认为这一方法比一万基督徒的功用还大，以此安排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皈依。”④利玛窦认真研读《四书》《五经》，因此在1595年开始写作《交友论》时，他也借鉴了孔子关于友谊的一些根本思想。例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因此，好的朋友能帮助你成就仁德，友谊是仁的结果，而仁是人类的至善至美，在这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的理论与他熟知的基督教教义惊人地相似。利玛窦在《交友论》中写道:“正友不常，顺友亦不常。逆友有理者顺之，无理者逆之，故直言独为友之责矣。”⑤“平时交好，一旦临小利害，遂为仇敌，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则利可分，害可共矣。”⑥“谀谄友，非友，乃偷者，偷其名而僭之耳。”⑦“永德，永友之美饵矣。凡物无不以时久为人所厌，惟德弥久，弥感人情也。”⑧这种独特的方法在《天主实义》中也有运用。利玛窦为了阐释上帝的真正含义，借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经典。他写道:“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朱(朱熹注)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何独省文乎?《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⑨尽管利玛窦出于传教策略的需要，对中国古经书有一些误读，他也无法完全理解中国哲学的复杂性和文字概念的多义性，但他的力辩却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广泛而细致的研读，并通过翻译《四书》将中国的文化思想介绍和传播给西方的耶稣会士。
(三)殷铎泽———中国文学的翻译者和传播者
殷铎泽(ProsperoIntorcetta)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普拉提亚，16岁起进入卡塔尼亚的耶稣会学校，后来成为一名耶稣会士。1659年他作为传教士到达中国，在江西建昌进行传教活动。殷铎泽热爱中国哲学，对孔子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1662年他将自己读《四书》所做的笔记以拉丁文刻印出版，题目叫作《中国之智慧》(SapientiaSinica)，包括2页孔子传记、14页《大学》译文和《论语》的部分译文内容。1667年他在广州又出版了《中国的政治道德学》(SinarumScientiaPolitico－moralis)，对《中庸》进行了部分翻译，1669年在果阿(印度)再版时他又添加了对孔子生平的介绍。尽管这部作品的流传范围很有限，但因为1672年被法国作家、旅行家、东方学家戴夫诺(M．Thévenot)收录在他的《各种猎奇之旅之报告》(RelationsdeDi-versVoyagesCurieux)中，因此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关注。目前该作品在世界上仅存8本，被保存在最重要的图书馆中。他所译的《中庸》又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郭纳爵(IgnacedaCosta)的译作一起合编为《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oSinarumPhilosophusSiveScientiaSinensis)，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殷铎泽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和翻译者，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许多中国文学经典作品。1696年10月，他在杭州去世。殷铎泽将孔子及其作品介绍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莱布尼茨(G．W．Leibniz)和坦普尔(Wil-liamTemple)在读过《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后都对孔子及其思想大加赞誉，孔子在欧洲因此被称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伟大的学者与预言家。自由派人士欢呼这位被拉丁化了的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英雄人物之一，是中国的苏格拉底。
二、法国汉学的后来居上及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
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汉学的牛耳从意大利人那里落入到法国人手中，有几方面原因:1．1658年法国从罗马教廷取得在中国、越南建立主教区的权利，这为在这些教区征招法国传教士提供了方便。法国传教士开始与清朝廷有了深入的接触，在对中国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编写出版了一些大型出版物。2．法国学者将对汉学的研究科学化、专门化，特别是在法国本土，改变了之前意大利人零散、非学术化的风格。3．在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中法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更加直接。4．法国几大汉学家、翻译家，如儒莲(StanislasAignanJulien)等人的贡献突出。到19世纪，除了古文经书和科学著作之外，法国学者更注重对中国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元杂剧、诗歌、爱情小说等。因此，近代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常常受到法国学者的启发，或从法语译本中转译过来。皮埃特罗·安东尼奥·麦塔斯塔西奥(PietroAntonioMetastasio，1698～1782)是意大利诗人、歌剧剧本作家、剧作家、音乐剧改革家，长期为奥地利宫廷创作和演出。他秉性平和，却崇尚英雄壮举。1752年，他将歌颂忠诚正义、舍己为人的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写成意大利文歌剧，题为《中国英雄》(L’eroeCinese)，于1752年春天在维也纳美泉宫皇家花园剧院上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麦塔斯塔西奥对《赵氏孤儿》的翻译和改编参照的就是收录在杜赫德(DuHalde)1935年出版的《全志》(DescriptiondelaChine)中由耶稣会神父马若瑟(JosephdePremare)翻译的法语版。阿尔丰索·安德莱奥奇(AlfonsoAndreozzi)是最早对近代中国进行研究的意大利学者之一。他1821年出生于佛罗伦萨，早年学习法律，他向往民主，同情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作为律师他曾为多梅尼科·圭拉齐(DomenicoGuerrazzi)进行辩护，因此屡遭迫害。在他流亡法国巴黎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汉学家儒莲并在他的指导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此一生致力于汉学研究。他在佛罗伦萨的语史学界教授汉语，尤其致力于阅读和翻译中国作品。1883年，他以《佛牙舍利》(IldentediBudda)为题目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古典小说《水浒传》的一小部分，并于1885年再版。他对中国的法典有很深的研究，写有《论古中国人的刑法》(LeLeggiPenaliDegliAntichiCinesi)。他的翻译在字面上忠于原文意思，有时会标注音标，但也不乏缺陷和瑕疵。图罗·马萨拉尼(TulloMassarani)所编写的《玉书:远东的回声》(IlLibrodiGiada:EchiDell’Es-tremoOriente)收录、翻译了中国古代多个朝代诗人的百余首诗作。全书共176页，1882年由SuccessoriLeMonnier出版社出版，分为25个主题:“柳枝”(Ramoscellodisalice)、“渔父”(Pescatore)、“湖畔”(Inrivaallaghetto)、“镜中女人”(Unadonnaallospecchio)、“秋沙鸭”(Losmergo)、“秋思”(Pensierid’autunno)、“流放者”(L’esule)、“七夕”(Pensieridelsettimomese)等。图罗·马萨拉尼1826年出生于曼托瓦，是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意大利王国第一位犹太议员。他精通艺术，文学创作风格灵活优雅，著述颇丰。他让意大利人了解了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推广了欧洲一些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于意大利文学家卡洛·谭卡(CarloTenca)的研究最为著名。
三、明清时期意大利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译介的动机及特点
一、“伯乐相马”与名人广
告名人广告是现代广告中常见的一种方式。请名人代言广告有诸多好处，一来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必在某个领域有过人之处或对社会有突出贡献，请名人做广告容易获得受众信任；二来名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粉丝，而粉丝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或支持偶像的行为，如果名人代言了某个产品，那么粉丝也有可能因为偶像的推荐而使用该产品，从而极大地促进产品销售。其实名人代言广告古已有之，如“伯乐相马”。据《战国策•燕二》记载：“人有卖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臣请献一朝之贾。’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同一匹马，在市场上呆了三天无人问津，但请来伯乐到市场上看了两眼后，这匹马不仅当天就卖出去了，而且价格涨了十倍，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这充分说明了千里马还需伯乐识的道理，这就是名人代言广告的力量。
二、“武松打虎”与广告语
广告语又称广告口号、广告标语，是广告中具有特殊功能且举足轻重的一句话。好的广告语能够树立产品和品牌的鲜明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依靠一句好的广告语一举成名的品牌数不胜数，比如，“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让人认识并记住了好迪洗发水，“农夫山泉有点甜”让人记住了农夫山泉，“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让人记住了戴比尔斯（DeBeers）。一般来说，好的广告语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符合KISS原则，KISS就是“KeepItSweetandSimple”，简洁甜美；二是与众不同；三是通俗易懂。在《水浒传》中，就有一句绝妙的广告语，即“武松打虎”一节中的“三碗不过岗”。武松到景阳岗本意并不是为了打虎，而是寻找他的兄长武大郎，然而当他来到景阳岗下，看到了一个店家的广告“三碗不过岗”，正是在这句话的刺激下，武松连喝了十八碗酒，然后上山打了老虎，成为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佳话。且不论这段历史真实与否，单论“三碗不过岗”这句话，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一句不可多得的精彩的广告语。其精彩之处有三：一是目标受众定位准确，景阳岗地处荒郊野岭，经过的鲜有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居多，这句话没有故作风雅，而是通俗易懂，非常贴合目标受众的接受水平；二是易于激发受众的逆反心理，武松正是受了“不”字的刺激，你说喝了三碗酒就过不了景阳岗，我偏喝给你看，结果他连喝了十八碗酒，说明这种反向诉求很好地促进了销售；三是够短，好的广告语无需赘言，五个字足矣。
三、酒旗与路牌广告
路牌广告最早的形式恐怕就是酒旗了。古代文学中对酒旗多有描述，比如，白居易《曲江》中的名句“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杜牧《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刘禹锡《堤上行三首》“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墙堤上楼”，张籍《江南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韦应物《酒肆行》“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等，不胜枚举。显然，酒旗给古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因此，深得众多文人墨客的青睐。可见，酒旗在当时已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广告形式，甚至可以堪称商业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到了宋代以后，不仅酒旗广告上的装饰手法已很丰富，而且还有很多画家也以酒旗入画，如《清明上河图》，桥头就有一间酒楼，上悬五条幅旗，上书“新酒”。再后来，酒旗甚至已不再仅仅是酒楼本身的一种标志广告，还变成了一种广告媒体。有的酒旗直接被用作酒的广告，如明代正德年间朝廷开设的酒馆，酒旗上题有名家墨宝：“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荷花高酒是当时宫廷御酿；有的酒旗则标明经营方式，如《歧路灯》里的开封“西蓬壶馆”木牌坊上就书写着“包办酒席”；更多的酒旗则极力渲染酒香，如清代八角鼓曲《瑞雪成堆》中“杏花村内酒旗飞”的酒旗上就书写着“开坛香十里，就是神仙也要醉”等字样。今天，酒旗已演变成琳琅满目的路牌广告、旗帜广告、灯箱广告、围墙广告等，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更丰富。
四、结语
如果把散落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广告连缀起来，很可能就是一幅中国古代广告的《清明上河图》。这些广告无论是形式的新颖程度、理念的前卫程度，还是内容的丰富程度，都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在大量古代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或隐或显地偷渡了广告因子，而在今天的广告中，又偷渡了古代文学的因子。文学与广告，实在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亲密跨界关系，“跨界”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两个不同的东西碰到一起很可能会撞出火花，产生新的意义。如果让广告和文学相互跨界，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取法，那么就有可能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作者：杨方芳单位：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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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王士禛的悼亡文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人。王士禛终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书致仕，位列台阁，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诗显。《四库全书总目》曰：“当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诗集者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赵翼《瓯北诗话》论康熙朝诗人，称：“其名位名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诗研讨上，王士禛是不能略过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诗而特显，关于王士禛的阐述和评价常常也就停留在诗论和诗作上。他的门人程哲在《渔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渔洋著称海内者，凡五十余年，盖皆称其诗也。”“或疑先生之文，殆为诗掩”。[1]王士禛的散文创作直到如今还处在存而不管的状态，甚少有人加以研讨。本文以渔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为研讨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创作的相貌与特征。
张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妇”，是她陪伴着本人从家乡一步步走向京城，从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思念妻子张氏“宜人十四归予，二十年甘苦两人相与共之。数载以来，牛衣对泣，忧患惟两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对她的感情相当深沉与真诚。王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归“典尽恩礼”。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时予方为诸生，与诸兄读书家塾，每至丙夜不归，宜人一灯荧荧，缝纫以待无倦容。”张宜人节俭持家的状貌与侯夫归家的缱绻深情如在目前。随着作者登第入仕，张宜人随之扬州任上。当时王士禛的扬州之任是颇不自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张宜人“了无事俗交谪意”。在扬州“与予同志相助”，“忆辛丑在广陵，闽中友人许天玉公车北上，以缺资斧来告。会囊无一钱，宜人笑曰：‘君勿忧，我为君筹之。’除腕上跳脱付予曰：‘此缺乏为许君行李费耶？’予一笑，持遗天玉。”“同里徐东痴隐君贫且老，虽冻饿不干人。每严冬风雪无御寒之计，宜人辄出絮帛属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遗之？’”张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见，使读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对死者鲜活形象的留恋与思念。作者选择这两件小事，使张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妇女宥于家庭生活的传统，而在更这宽广的意义上表现了张宜人的仁慈品性。随着先生谒选京师，应该说生活该呈现改观了。但不幸衔接来临。先是子启涑新妇“以产殁”，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浑又死矣。中年丧子，可谓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胜，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别甫过，生离又至，张宜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时两丧爱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万里之行，宜人虑伤予心，破涕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生怕予闻之也。”以形象的画面“破涕为笑”“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直面读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写而写，浓浓的悲伤充溢其中。先生未归而母孙太君卒，未几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屡绝复甦”，张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泪之余，凡予饮食起居，调护备至，予非宜人其不濒死者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张宜人“为予上事严亲，中恤姊妹，力已殚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张宜人终身是勤劳悲苦的终身，少失恃，中丧子，家门多丧乱，上要孝养舅姑，下要抚育诸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先生“性疏懒，好读书不问家人消费。
假如没有张宜人的贤惠，很难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岂木石，忍须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历时性构造，紧紧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回想了张宜人从归嫁到逝世悲苦的终身。“宜人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病不及知，敛不及见，决语不及闻”在可惜与淡淡的自责之中，发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穷哉”的浩叹。
陈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张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时陈孺人十六岁，先生四十七岁。作为掌管中馈的家庭主妇，陈孺人十七年的生活无甚大事可记。这篇行实多从亲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转述陈孺人之贤，但陈孺人聪明的性格特性还是给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强记，初从予，口授唐诗绝句百首，皆成育，吟讽中律吕。予所赋诗，亦颇能诵数十篇，禅诵之余，每举以相文娱，既十四五年，扣之一无遗忘，似有慧业然。”夫妻闺房之乐温馨怡人。但想起其诀别之言又让人无限悲伤“孺人诀别无他语，但曰：‘君身受国恩深重，致身九卿，当黾勉服官以图报称。遇下人当以宽。’久之又曰：‘从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谨视之如我在也。’”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陈孺人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无子的她当然要一切从夫，顾忌到丈夫的仕途，这是“大节”。但是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持续，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环绕了许久的对儿女的挂念终于化为最后的嘱托，一笔将母亲奄奄一息时放心不下儿女的心态描写出来，可谓写实之笔。这样的“儿女语”比任何的美德评价更具感人的力气，由于它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读者的共鸣。不幸的是“孰谓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随于公开哉！”死神擦除了陈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丝痕迹，只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悲伤。
《亡儿启浑墓碣铭》是在子启浑卒后二十一年所写的碑志。时隔多年，作者依然难以忘怀，丧子之痛一直挥之不去。启浑十七岁而夭，与作者生活的时间不长，加之作者已入仕途，繁冗的公务又缩短了父子两人相处的有限时间。但是作者选择了本人印象最深的几个生活片段，略加点染就让人过目难忘。启浑生而多难“时年从宦淮浦榷署，得悬痈疾，庸医施刀针，予方以河涸额缺，愦愦听医所为，症遂不可疗，予不悟也。”由于本人疏于关爱，“愦愦听医所为”，启浑后来竟成跛子。“明年入都，从浙西李生学为文，颇清拔，然坐或跛倚，予初诃责之，儿不自言，其母淑人为言，予始知医所向为，悔之然无及矣。”颇为传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对儿子缺乏关爱的父亲，竟不知儿子由于本人的忽略而落下残疾。儿“颇清拔，然坐或跛倚”，努力在父亲面前坚持端正的坐姿而终不能，父只一味“诃责之”，然儿“不自言”。父的“不悟”与儿的恭顺构成比照，作者深深的自责与后悔从笔尖倾注而出。“又明年，其幼弟狮儿病亟，儿五更冒风露驰召医，躬视汤药，其孝友有过人者，儿亦不数以病告也。”想像跛儿风露之中的艰苦与爱弟的关切之情，作者不能不悲喜交集，情难自禁。启浑年少而早夭，没有大的功业与德行可言，但是这两件小事却让一个跛儿的形象感人至深。作者有自责，自悔，有对亡儿深深的愧疚，又有对生命脆弱的感受“生十七年，而芳兰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电光泡露兮，汝胡为乎来哉？”
程哲在《蚕尾续文集序》中曰：“故凡忠孝所属，节义所关，不惮微显阐幽，争光日月，所以扶树名教，风厉末流，以蕲尽吾世道人心之责。” 他指出了王士禛散文在内容上的一大特征，即多颂扬封建伦理道德，关乎世道人心之作，但是以如今的文学规范来看，这类文章却缺乏感情与形象，类多反复，文学性不强。但是他的悼亡文却在一定水平上防止了这个缺陷。文学是人学，任何传播千古的文学作品都不能缺乏作者感情的注入。作者在对往事的追想中，感情自然流露而不说教，很好地表现了散文深沉坦率的言“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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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失去了神圣性，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文化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女权主义、、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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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只有回归到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现象，文论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3小结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
“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古代文学的线性空间
是语言的艺术，即以语言为媒介来塑造艺术形 象，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和主体思想感情的表 达。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和工具，是在时间的序列中绵 延的线条。于培杰说：“语言的线型性质使它在反映现 实生活时必须改变、扭曲对象的实际状态：共时性的现 实存在变成了历时性的语言流动，三维空间的形体，被 挤压到一维时间的线条中去。”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外 一切文学都具有“线”性特征，而且时代越早，“线” 性特征越明显。但是，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与绘画、 雕塑等艺术样式一样，西方文学逐渐将“线”演变成团 块结构，而中 国古代 文学则沿 着原始 叙事文 学原初的
“线”路，发展并凝固成“线”性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 加以认识，其一，“线”性叙事；其二，白描出神。
1.“线”性叙事
文学的叙事方式，大略地划分，有两种类型，线型 和非线型。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方式属于前一种。
中国古代文学的叙事方式主要是线性叙事。中国文 学从原始劳动歌谣、远古神话到 《诗经》 中的叙事作品， 从标志着中国小说成熟的唐传奇、变文，直到宋元话本、 元代杂剧、明清长篇小说，在叙述事件时，通常采用时 间顺序方式，有头有尾，强凋情节单一和完整性，体现出 鲜明的 “线 ”性特征 。如 《吴越 春秋》 所 载的一 首
《弹歌》：
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四句八言，描写了砍竹、接竹、 制造出狩猎工具，然后用弹丸去追捕 猎物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如见于 《山 海 经·海 外 北 经》 的 神 话 《夸 父 逐 日》：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 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 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 为邓林。
这是一个悲壮的英雄故事，从中 可以看出对事件过程的单向的时间描 述。又如 《诗经·采薇》 篇前三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 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 遑启居，猃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 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 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 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 心孔疚，我行不来。
这三章分别以“采薇采薇，薇亦 作 止 ”、 “ 采 薇 采 薇 ，薇 亦 柔 止 ”、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开头，从薇 之“作” （萌芽） 到薇之“柔” （幼 苗鲜嫩状） 到薇之“刚” （长成坚硬
的茎），依时间顺序描述薇的生长过 程 。又由“岁亦暮止”到 “岁亦阳 止”，即从岁暮年终到夏历十月，这 样便将戍边生活置于一个绵延连续的 时间段中，由薇的生长周期与寒来暑 往的时节转换来暗示戍边生活的长 久。再如 《诗经·卫风·氓》 篇，这是 一首弃妇诗。全诗以这不幸女子的口 吻叙述了她与氓从求爱，定婚，结婚 到受虐待，遭遗弃的全过程，是一种 典型的单向性时间叙述过程。汉乐府 民歌 《孔雀东南飞》 也是一个悲剧的 爱情故事，全诗叙述了刘兰芝与焦仲 卿从美好婚姻走向悲剧结局的线性过 程，自始自终，首尾连贯。 《陌上 桑》 中“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 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完全是顺 序展开。 《木兰辞》 中“东市买骏 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面面俱到，务求完整。这
类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最能 体现中 国古代文 学 “线”性结构的还是小说。小说作为 一种最典型的叙事文学体裁，包括情
节、环境、人物三个最基本的要素。 中国古代小说最重视的还是情节，最 看重历时性的生活流程，当然也有环 境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但环境是作 为情节展开的氛围而出现的，而人物 则是以情节—事件的开始、发展、 高潮、结局的参与者，执行者和完成 者而出现的。相对于情节而言，环境 和人物已退居次要地位，环境和人物 从来不会冲淡情节之“线”的绵延， 相反，环境和人物都被纳入、融合于 情节之中，共同推动情节的发展。在 情节结构中，中国古代小说大都遵循 自然时空顺序，“按照情节的开端、 发展、高潮、结局来安排结构，虽然 其中也有插叙、倒叙，但插叙、倒叙 都不影响情节的线性发展，所以作品 呈现出一种线式结构形式。在这种结 构形式中，时间总是朝着一个方向， 即‘始’是向着‘终’行进的，空间 总是有其连续性，作家依循着时间的一 维 性 和 空 间 的 连 续 性 来 结 构 小 说。”②如白行简的传奇小说 《李娃 传》，写贵族公子荥阳生赴京应考， 与妓女李娃相识相爱；当资财荡尽 后，李娃遵照鸨母旨意，设计弃逐荥 阳生，致使荥阳生由一个世家公子沦 落为挽歌郎；继之在京遭父鞭挞，沦 为乞丐；后与李娃邂逅重逢，李娃悔 悟，遂救荥阳生于危难，并助其应考 得官，成就功名，最后二人结为夫 妻。作者将荥阳生和李娃由相爱到终 结连理这一复杂的过程一步步展现出 来，曲折有致地描绘其所遭遇的磨难 和坎坷，线索清晰，时空顺序连接有 序。再如 《柳毅传》 作者通过神奇而 优美的想象，精心结撰了书生柳毅传 书龙女，并与龙女化身分氏结为夫 妻，最后变成神仙的故事。 《白娘子 永镇雷峰塔》，描写的是一个悲剧爱 情故事。主人公白娘子是蟒蛇精，出 于对人间爱情生活的向往，遂化为美丽多情的少女与许仙结为夫妻。但她
的举动冒犯了天条，为了她所追求的 爱情理想，决不逆来顺受，而是起来 抗争，她盗官银、财物、戏弄道土、 惊吓心怀不轨的李将仕，驱逐蛇先 生，最后勇斗法海，直到被镇于雷峰 塔下。无论是大团圆式的浪漫爱情， 还是棒打鸳鸯式的悲剧爱情，作者都 是按时间的自然顺序，有头有尾，自 始至终地展示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 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条“线”，读 者可以循着这条“线”去寻绎爱的美 丽与凄婉。
当然，中国古典小说并非都是如 上所举的单一的线型故事，还有复线 型故事、环线型故事等等。
复线型故事，即大故事中套小故 事，就每个故事而言，采用的仍然是 “线”性描述。在古典小说中，诸如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至于……
按 下 不 表 ”、 “ 且 说 ”、 “ 却 说 ”、 “再说”等转承语比比皆是。无论套 了多少小故事，整个情节 （大故事） 中仍有一条贯串始终的依时间顺序展
开的主线，决没有西方小说的倒叙、 断开、闪回等叙述方式。如 《水 浒 传》 的结构，“英雄排座次”以前是 若干个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一环紧 扣一环地先后连接。就每个传记故事 来看都相当完整，自成段落，情节为 单线发展。就整部 《水浒传》 来说， 从“逼上梁山”到轰轰烈烈的英雄伟 业，最后接受招安，英雄末路，主线 明晰，仍然只有一个叙事方向。再如
《三国演义》，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长 篇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章回体长 篇小说的初步定型，尽管卷帙繁浩， 但“演义 ”的整体线索是相当清晰 的。从群雄逐鹿到三足鼎立；从蜀、 魏、吴三国之间征战到三国的渐次消 亡，这是一个风云变幻、峰峦叠起的
“过程”，对这一“过程”曲尽其致的 叙述，形成了 《三国演义》 的线性结 构。另一方面，每章每回的情节展开 都是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之“线”， 整部小说的“线”就是由这一段一段 的“线”连接而成的。
环线型故事，不像单线型故事和
复线型故事那样具有贯串始终的主 线，而由许多小故事连缀成篇。这些 小故事或是上下钩连的连环式结构， 即由一个故事引出另一个故事；或是 独立的平行的故事，前者可以 《官场 现形记》 为代表，后者可以 《聊斋志 异》 为代表。
关于 《官场 现形记》 的连环结 构，可参考胡亚敏教授在她的 《叙事 学》 ③中所引述的西方学者唐纳德·霍 洛齐的分析：
《官场现形记》 是由彼此相关的 十个环形构成的，每个环形包括四到 九个事件，限于某一群人物或某一地 域，当出现一个新主人公或一个新的 环境时，就标志着一个环形转向另一 个环形。比如第一个环形是对官场内 部关系的介绍，第二个环形是官场对 外关系问题，第三至第八个环形依次 具体展示了官场活动的各个层次和各 个方面，第九、十个环形则是一种结 论性的总结，指出了官场的腐败与奴 性。这样，小说的焦点不断地从一个 环形移向另一个环形，中国晚清官场 内幕也一次一个方面地逐步得以揭 示。这种环形式情节类型的统一原则 在于事件的语义安排。
《聊斋志异》 则不同，功名失意 的蒲松龄“于耳目所者者见记，里巷 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 为此书。” （蒲立德 《聊斋志异》 跋） 其故事来源驳杂，体裁不一，主题多 样，人物各异。如果说，从 《官场现 形记》 和 《儒林外史》 中我们看到的 “线”是上下钩连，左右绾结的网络
式的“线”，那么，从 《聊斋志异》 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束自由律动、平 行发展的“线”。
2.白描出神 中国古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借鉴
了绘画中的“白描”手法，在描写景 物、刻画人物时，用粗线条勾勒的方 式略貌取神，或营造意境或表现人物 的典型性格。如 《世说新语》 写阮籍 与晋文王同坐，坐席间严肃庄重。唯 阮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只用 了八个字就勾勒出阮籍不拘礼法，任
达简傲的性格。再如，司马迁 《史 记》 就用极其简练的笔墨，一两句话 甚至几个字就能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情 态或心理。如写荆轲刺秦王失败反被 秦王所击，“断其左股”、“被八创” 而荆轲却“倚柱而笑，箕倨以骂”， 仅八个字就活脱脱地展示了一个侠义 之士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其 他如 《三国演义》 写关羽温酒斩华 雄，着墨极少，关羽勇猛善战形象便 跃然纸上。 《水浒》 中鲁提辖鲁智深 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段，“打”的过程 极为简练，鲁智深的勇武便活灵活现 地展示出来了。 《红楼梦》 第33回宝 玉挨打后宝钗来探望，说道：“早听 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 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 也—”一个“也”字包含有爱怜、 矜持、羞涩、圆通，取得了以少胜多 的 效 果 。 黛 玉 来 时 只 说 了 一 句 话 ：
“你可都改了罢！”语短情长，表面上 是责备，心底却是说不尽的痛楚和珍 惜，比起宝钗，则显得更为知已，更 为贴心。再如第74回抄检大观园时， 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啷’一 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 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 探春：“一语未了，只听‘拍’的一 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 寥寥数字的动作描写，就将睛雯的不 甘屈服和探春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性格 特征展现出来了。
古代诗词多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图 山范水，轻描淡写，简约入神，不施 粉黛，自得风流。如陶渊明 《归园田 居》 （其一） 中“暧暧远人村，依依 墟里烟”，由远及近，如同素描，极 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生活的恬静 、优 美。再如，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寥寥几笔就勾勒了一个画 面，表达了一个意境。“江流天地 外，山色有无中”则近于水墨画，以 粗线条把握整体印象，气势雄豪，令 人称奇。
在表现情感和哲理方面，古代诗 词亦多用简笔。柳永 《八声甘州》 中
“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一句道出了
“妆楼颙望”的佳人执著深沉的思念 和无奈、惆怅、失望、寂寥的心境。 李清照 《声声慢》 中开头的一组叠字 将孤苦无依，清凄哀怨、沉痛悲凉的 境遇和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具有一 唱三叹，荡气回肠的抒情效果。辛弃疾 《摸鱼儿》 中“闲愁最苦”四字传 达的是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幽怨和 愤懑，摧刚为柔，潜气内转 。晏 殊
《浣溪沙》 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 曾相识燕归来”一联蕴含着深刻的哲 理：一切美好事物都可能与时俱逝， 这是极其自然的，也是不依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人生总是交织着成功与失 败、得意与失意，往往是得中有失， 失中有得；既如此，我们就不必为一 时的失意而自暴自弃，也不必为一时 的成功而趾高气扬。苏轼的“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高 处不胜寒”、“何处低头不见我，四 方同此水中天”、朱熹的“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等等， 都通向哲学和理趣，言简意赅，给人 们以多方位的深层启迪。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侧重历 时性时间流程的叙事模式和白描手法 的 运 用 ， 铸 就 了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的 “线”性品格，并以此与西方文学的 团块模式区别开来。
注释：
①于培杰： 《线条和团块——中西 传统艺术结构模式比较》， 《学术论坛》
1996年第1 期。
②刘安海、孙文宪主编： 《文学理 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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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文献 福建 古代
自宋迄明，闽、蜀、浙并称中国图书出版三大中心。在三大书市中，蜀本最早，浙本最精，而闽本最多、名声最巨。福建地方文献是考察福建文学、史学、哲学不同流派发展脉络和创作特色的重要史料。何谓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凡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某地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包括历史和现状)都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就自然情况说，举凡地质、土壤、水文、山脉、水系、资源、气象、灾害等等文字记载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就社会情况说，则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于知名人物的交往活动等等都是应该注意收集的。[1]而福建地方文献就是指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福建古代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的文献，这里的文献如果从人物的角度来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不管作者是哪里人，只要写的是有关福建的，都属于福建地方文献;其二，福建人的所有著作，不管其内容是关于哪方面的，都可以称为福建地方文献。
1.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研究范围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研究的范围很广，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内容。[2]其中，哲学又可分为先秦哲学研究、汉至清代哲学研究、论理学与宗教方面;历史除了通代史、断代史外，还包括一些人物传记、族谱及一些风俗习惯等;地理则包括综录，方志、类志、名胜至、游览(纪行)、舆图等。可以说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全面反映了闽古代地方史志，而且考察了文、史、哲各不同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创作的特色，反映了各个朝代文学与文化发明的轨迹。唐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散文蓬勃发展，呈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兴盛气象，而福建地方文学刚刚透露出霞光，和全国文学的形势相比，不能不承认落后了一大截。到两宋期间，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以超迈之势，一跃而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这个时期，闽地不仅人材辈出，涌现出不少可以在全国竞争一番的作家、诗人、词人和文学批评家，而且在某些领域，例如文学批评，大有咄咄逼人，骎骎欲为先导之势。而到元代，闽中作家和诗人不多，没有形成特色。明代作家多、作品多，出现了复古学派，出现了一批猛烈抨击传统文学思想、具有强烈变革精神的文学家，如李贽。到清代，闽地对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可以说这一时期可称为福建地方文学的总结提高时期。[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具体包括:
1.1 福建地方志。地方志，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美称。地方志详细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人口、赋税、物产、名胜、人物、艺文以及大事记等，对于资治当代，通鉴后世都是很难得的文献。福建地方志是以一定的体例记载福建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或某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又可分为综合志、专志、部门志、杂志等。综合志是记载福建某一地方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志书，又包括一统志、省志、府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岛屿志、乡土志等多种类型。专志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社会现象为记叙对象的方志，例如物产志、水利志、气象志、矿产志、食物志、轻工业志、书院志、人物志、经籍志等，现代志书还有商业志、教育志、军事志、司法志、交通志等。部门志是记述福建地方某一行业部门情况的方志，。杂志多是私人的撰述，不以官府修志的通用名目命名。但它们所记述的，都是有关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现象，而没有像通志那样完备、系统。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
1.2 碑刻资料。碑是历代最为普遍的石刻，人们往往于碑上镌刻文字，以记述功德、欲传后世，包括刻石、碑碣、摩崖、墓志、石阙、石经、造像记以及一些杂刻题记等。碑刻资料带有实物资料的二重性。由于我国有记事刻石的优良传统，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碑石，流传下来的碑刻文字，既不易被人破坏，又不易被篡改，上边的文字记述了当地的人、事、物，有其独特的价值。
1.3 家谱祖谱。家谱和族谱统称为谱牒。谱牒是以封建氏族制度为基础，以家族为范围，记载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世代流传，人口繁衍、家规伦理，以及族人的田庄田产、生死嫁娶，功名业绩等情况的家族史。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内容丰富，价值珍贵，是值得研究人员重视的珍贵资料。
1.4 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主要指福建友谊之邦的人士写关于福建地方各个方面的著作，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福建的状况，较客观地反映了福建的地方面貌。
1.5 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主要记述福建地区某一地方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史书。又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类。综合形的史料一般记载某一地区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概况;专门形的史料记载科技经济领域某一方面的发展情况。
1.6 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指福建地方人士文集、笔记、日记、信札，这是研究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物的重要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其它地方文献资料信息之不足。
2.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现状
我国现存地方志有8000多种，约占现存古籍的10%，清编地方志约占现存总数的80%，起码有6000种。福建的地方志现存约350种，其中清代地方志就有151种。福建省现存的三种宋代方志中，二部为泉州人编纂的，即梁克家的《三山志》和黄岩孙的《仙溪志》，另一种为赵与沐的《临汀志》(原书已佚)。梁的《三山志》是福建现存最早的、最好的福建地方志。全省各府、州、县、镇的各种志书基本具备。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收集最多的莆田方志，高达七种版本。此外，还有杂记、山水志、寺庙志、名胜志、水利志等各种专门志书近百种。宋代开始，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福建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异军突起。据《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统计，现存就有千余种清代以前的闽人文学作品，从中可以体现古代福建区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创作概貌。
家谱族谱是福建古代社会基层组织和宗教文化的折射，对研究闽历史名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建民间纂修家谱之风盛于宋元明清时期，是为了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宗族活动而为。《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一书著录了中国27个省区的家谱共2811种，其中福建省75种，居全国第9位。实际上，现存的福建家谱的种数则远远超过此数。通过对《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进行统计，发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族谱就有46种(其中有四种缺页)。福建省图书馆现收藏有1500种5000多册各姓族谱文献，涵盖120多种姓氏。但其收集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福建地区，还扩展到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2]从文献的可靠性上来分析，基本认为唐以前的家谱史料基本不可信，唐至宋元的可信可疑，明清至今的基本可信。
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今后研究的方向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研究人员的知识层面。在今后研究古代地方文献的过程中，人才的作用绝对不可忽略。由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事福建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综合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不可能是任何单一学科、单一学者所能单独完成的，必须依靠学术团队的力量，充分重视并加快学科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并在实际中摸索一套实用的培养方案;加强对实际工作者的业务教育和进修再教育，使之制度化。同时，要大力加强福建地方文献理论研究者和业务队伍的交流，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其次，筹集经费，多方位开展古籍文献，重视福建地方文献的采集工作。采集文献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多方位多渠道地开展古籍文献的采集工作。研究显示，相当数量珍贵的孤本文献流落在外，尚未被研究者发掘，有些是私人所有，有些是单位收藏，还有甚者是飘洋过海了。如果找到这些遗失的珍宝，是我们更好地开展古代文献研究值得思考的课题之一。
再次，建立福建地方文献网和数据库。在组建福建地方文献网的过程中，要争取各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成立福建地方文献工作协调委员会，邀请各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档案、社科情报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职能中的图书资料单位参加，并制定协调的范围和方法，对协调各方的责、权、利明确规定，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有机联系的、真正统一的”福建地方文献工作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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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汪俊，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一、互动教学在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一)变教师主导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探讨目前，在很多高校的古代文学课堂中，教师还是采用单一讲解的方式，照本宣科，缺乏感情和激情，自然无法激起大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事实上，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价值并不完全局限于文学知识的简单传授，而应视之为流动的人生课堂。教师要合理地设计课堂内容，激发大学生的参与兴趣，让他们主动探求文学知识之外的人文精神，如古文的美学律动、古人的心理文化等。学生甚至可以直接点评现代作家的创作和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大学生之间应该积极互动，深入研讨教学中的相关问题，还古代文学课堂以温情脉脉和生机勃勃。
(二)变知识灌输为情感体悟和审美，增强大学生和古人之间的精神对话与互动目前，高校古代文学课堂普遍存在注重文学史基本知识的简单讲解，轻视甚至忽视作品的朗读、分析和体悟。戴建业通过对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全国31所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内容设置情况的统计、分析，认为目前大学中文系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和常识的灌输，相对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和体悟。这个结论值得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多年来，受高考应试教育的影响，古代文学教学舍本逐末，将原本富有哲理意蕴内容的理解和体悟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字词默写、文句简单翻译及层次结构分析。这种做法忽略了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生命精神和生活哲理，扭曲了学习文学的真正意义，导致的结果就是青年学生兴趣的萎缩、心灵的枯竭和情感的荒芜。我们认为，古代文学教学应摒弃泛泛谈论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的讲述模式，而应更多地关注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存状况及其思想形成，深刻体悟作家独特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思想和理论的角度出发，去认识作家、感受作品，通过作品还原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再现一段段形象的历史，接受各种富有认识价值的思想与观念，实现从文学到思想、再到人生的飞跃。
(三)变就事论事为紧密结合现实，古为今用，强化学生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双向循环、互动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就事论事、割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诚然，时代变迁，沧海桑田，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古代，但是，古代文学蕴含的很多人文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可以超越时空，照亮当代人们的心灵。这种精神是有一定高度的，不是就事论事式的，它要求通过对某事、某物的认知上升到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观照。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在深刻理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联想、想象，体悟这些崇高精神并能够运用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高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家庭情况各不相同，贫富也很悬殊。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利用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来对学生进行鼓励和教化。在《论语•学而》篇里，孔子委婉地否定了子贡满足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态度，并提出了“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人生追求。这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我们无法改变出身，但是，我们能够决定自己对待人生和贫富的态度:贫困病患，不忘安贫乐道;富贵安康，仍能温、良、恭、俭、让。这样，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能不抛弃，不放弃，用平和之心坚定地走向预定的目标。
二、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人文精神培育的内涵
古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就是将它们挖掘出来并传授给学生，以优秀的作品提升其人格，以高尚的精神净化其灵魂。首先，要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培养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经世致用。古代文学中既有对社会所有阶层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同要求，也有对某一个阶层提出的“仁以为己任”的要求。与此相关，关怀民生、建功立业便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子普遍的心理期待和人生追求，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反复歌咏的重要主题。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佳作，不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其对景物本身的描写上，而应重点分析作者是怎样通过景物描写表达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的。其次，要引导学生观照自然，领悟人生的哲理和诗意。观照自然就是要引导学生体悟天地之大美，战胜生活中的苦难，获得心灵的安宁和幸福。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在对自然的观照中追求人生宇宙的真、善、美，积累生存智慧。党月异说:“人文精神所具有的超越性，执着于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寻求一种人生的信仰，让人们不因生活困苦而失望，不因环境改变而沮丧，不因遭受挫折而萎靡，不因生活优越而没落。”在当今这样一个竞争激烈、压力巨大的社会，古代文学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生活的意义和趣味，培育其高尚、完美的人格，从而提高生命质量，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古代文学教学的最高价值所在，也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所在。
作者：潘莉 单位：徐州工程学院
犹太教视公义为上帝的属性。在崇拜多神教的异教中，神诋通常拥有无限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信仰一神教的犹太教中，虽然宇宙中不存在着任何其他的神，上帝是独一无二、不可比拟的，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却依然受着道德的约束。上帝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判定一个人的善恶，而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行为来表彰公义，惩罚罪行。《希伯来圣经》中有许多关于上帝喜爱公义，憎恨罪恶的叙述。“（上帝）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约伯记》29：14）；“公义和公平是你（上帝）宝座的根基”（《诗篇》89：14）。在犹太拉比的眼中，“上帝绝不偏心，绝不遗忘，绝不势利，绝不受贿”（《阿伯特》4:29）。由此可见，作为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上帝，在执行判定的过程中是以公正对待所有人的。犹太教认为上帝不仅自己是公义的，他也希望通过制定《托拉》的律法和自身的身体力行来推动社会公义的实现。“通常，人间的国王制定法令后，如果他本人愿意遵守，他就遵守，如果他不愿意，就使别人遵守。但是，神圣的上帝不一样。他制定了律令后，便率先遵守，如《圣经》所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雅赫维’（《利未记》19：32）——率先遵行了要在白发的人面前站起来这一律令的是我雅赫维。”（《大利未记》35：3）根据古代犹太教的一神思想，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是世界的统治者，上帝以身作则遵守律法，那遵守犹太教的各种伦理道德和法律诫命以追求公义自然也就成了上帝对人类——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出来的作品——的一项基本要求，是人类的生活义务和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因此在《申命记》第16章第20节中，上帝明令要求世人“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2犹太先知对公义的强调
古代犹太教对公义的重视和强调不仅体现在上帝直接要求世人行公义上，也体现在以上帝代言人身份出现的犹太先知的告诫上。许多古代犹太先知通过阐述神谕教育民众，大声疾呼社会的公义，并将国家、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公义联系起来。《希伯来语圣经》中的先知书中充满了犹太先知对社会不公义现象的批评。在先知阿摩司生活的年代，北部的以色列国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达到了势力的项峰。耶罗波安战胜了亚兰人，把以色列国的领土扩大到原来联合王国时代的北疆，从极北的哈马口到亚拉巴海（《列王记下》14:25、28）。南部的犹大国也在乌西雅治下打败了以东人和非利士人，制服了亚们人，同时大力发展农业和兴建庞大的军队（《历代志下》26:1-15）。表面上看来，以色列国力相对强盛，外部似乎无大忧大患，但许多以色列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日下(《阿摩司书》6:4-6、15)。穷人的权利遭到践踏，富人却在司法上得到偏袒(《阿摩司书》5:7、11-12)。阿摩司斥责这种道德的丧失，并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他告诫以色列人这种行为大大激怒了神，遭致神容许亚述侵略以色列来作为惩罚(《阿摩司书》7:7-11、14-17)。面对社会的种种陋行，先知阿摩司发出宏愿:“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在北方以色列国被亚述人消灭、南部犹大国国力日衰，民不聊生亡之际，另一位古犹太先知以赛亚也发出了类似的批评。他指出以色列百姓和官吏已离弃了上帝和公义的道路。贪婪和堕落成为社会的风气，富人生活奢侈放荡，而许多穷人则变得赤贫以至最终沦为奴隶。（《以赛亚书》1：21-23）官吏“设立不义之律例，……为要屈枉穷乏人，夺去困苦人的理，以寡妇当作虏物，以孤儿当作掠物。”（《以赛亚书》10：1-2）他指出欺压穷人的人只有一种下场，就是被神毁灭(《以赛亚书》3:14-25)。以赛亚呼吁以色列人“学习行善，寻求公义”(《以赛亚书》1:16-17)，以期未来在耶路撒冷建立起一座“公义之城”。（《以赛亚书》1：26）还有很多先知如弥迦、耶利米也对社会的不公义作出了有力的批评(《弥迦书》6:9-16)，面对以色列社会的不公义，先知弥迦借上帝之口呼吁以色列人“以色列啊，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作为犹太思想的代表者，先知是犹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是任何其他民族历史上都未产生过的。虽然犹太教的传统将先知视作替神向人说话的人、是神的代言人，“实质上他们是当时社会的批评家、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民族的精神导师。”[6]先知所倡导的并非抽象、思辨的伦理道德，而是在现实社会中应当遵循的道德操行。在他们看来，社会正义在决定社会命运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古代先知在弘扬公义上所具有的意义，有外国学者评论道：“圣经中的先知传统是西方文明关于人类个体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最高尚的概念的最主要来源。即便先知只是向他们的以色列同胞布道，只是从他们与上帝立约的角度来理解公义，他们响亮的话语一直传递着他们的信仰：公义既是为了弱者也是为了强者；……一个人若不善待自己的同胞则无法侍奉上帝；要热爱上帝就要热爱公义……”
3追求、实现公义的方式
犹太教的上帝和先知对公义是如此地大声呼吁和关注，那作为个体的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做呢？犹太教认为要实现人类社会公正、公义的目标就要“行他的道。”(《申命记》11：22)人类的生活方式应该按照上帝的方式来塑造，遵循犹太教的各种伦理道德和律法诫命。而犹太教的诫命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犹太教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人的生命都是上帝给予的，而且以色列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就更应当听从上帝的教诲，要“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因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论其出身多么卑微，都享有和别人同等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古代以色列人对奴隶的看法可谓领其他古代民族风气之先。根据《希伯来圣经》的描述，以色列人不甘忍受埃及法老的奴役统治，于是在上帝的指引和摩西的带领下逃出埃及，获得了自由。这种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经历使得以色列人懂得了同情和爱，深知自由的宝贵。因此，与同时代的其他绝大多数民族不同，2000多年前的犹太人将奴隶视为拥有个人权利的人而不是只会说话的工具。买来的奴仆不但在劳动六年后便自动获得自由(《出埃及记》21:1-6)，而且他们即使从主人那里逃脱到了别处，也仍被看成享有同等权利的人(《申命记》23:15-16)。在安息日，主人必须让奴仆停止劳作获得休息（《申命记》5:12-15)。主人也不能肆意体罚奴仆，如若奴仆因此而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则主人须以给予其自由作为补偿(《出埃及记》21:26-27)。如若情况严重至当场将奴仆打死，则被视作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打人者将遭受刑罚(《出埃及记》21:20)。此外，《圣经》中列出了许多律法教导以色列民应关爱穷人等其他弱势群体。“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埃及记》22:21)“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出埃及记》22:22)“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出埃及》22:25)“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出埃及记》23:6)“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利未记》19:14)“困苦贫乏的佣工，无论是你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申命记》24:14)《利未记》第19章第9-10节规定在收割庄稼时不可割尽田地的四角，也不可拾尽所遗落的，以便为那些不幸的人留下一部分；也不可摘尽果园和葡萄园中所有的果实，以便使穷人、孤儿寡母和寄居者有充饥之物。除了遵守各种律法和诫命外，对于具体应如何施行公义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公义，自古以来犹太人还有一项重要的手段——慈善捐赠。他们视通过慈善捐赠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关心和保护为全社会特别是富人的义务，是社会公正所在。在英语中通常用philanthropy表示捐赠、救济他人的慈善行为。
philanthropy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anthropos（philos+anthropos），philos意指“爱”（love），anthropos意指“人类”（mankind），所以philanthropos的本意是“热爱人类”（lovemankind），这一本意也恰好反映了基督教的慈善观－－行善是“出于自己对他人的爱”的思想。而在希伯来文中，“慈善”对应的词是tsedakah，它和tzedek是同一个词根tsadak，意为“公义的行为”（righteousaction）。由于犹太人的慈善观念是以tsadak为根源，而耶和华上帝是公义的，因此，在犹太教中，通过慈善行公义已不是某种选择，而是上帝的神圣旨令和每个人不可推卸的使命。行善不仅是对穷人的帮助，而且也是受赠者的权利以及捐赠者的义务。为了强调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平等，犹太拉比鼓励双方互不见面的捐赠行为，认为捐赠者和受赠者互不相知是最好的捐赠方式。犹太律法学家迈蒙尼德（MosesMaimonides）曾将犹太人的捐赠方式归纳成八种类型，并由低级到高级排列如下：一、迫不得已的捐赠；二、态度虽然诚恳，但捐赠量却远少于应给的数量；三、在穷人开口后才捐赠；四、不等穷人开口就捐赠；五、受赠者知道谁是捐赠者，但捐赠者不知道谁是受赠者；六、捐赠者知道谁是受赠者，但受赠者却不知道谁是捐赠者；七、捐赠者和受赠者互不相知；八、帮助穷人脱贫（教其谋生之道）、使受难者恢复经济自立的捐赠。迈蒙尼德的这一归纳和排列突显了犹太民族在慈善捐赠问题上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它对不留名的捐赠的推崇是对行慈善是富人的义务和穷人的权利这一犹太教观点的极好例证。4结语
犹太教与基督教是深深影响西方文明的两大宗教。它们皆信仰上帝，视《希伯来圣经》为圣
典。但不同的是，“基督教把信仰放在首位，主张‘因信称义’，可以说是尚信之教”，而“犹太教不尚信条和教义，其核心是‘行’，可谓尚行之教”，主张的是因行称义[10]。因此作为伦理一神教的犹太教，对人的德行极为重视。而要做到正确的“行”，成为合格虔诚的犹太教教徒，自然就要效仿上帝的公义品质，遵守犹太教的一系列道德规范和律法诫命。因此对公义的重视和强调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了古代犹太教的一个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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