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3 14:56:20
你我似飘忽的星体/星体在悄然地红移/生命已散成碎片/碎片零落在荒原/
愿你像黑洞般神秘/释放出无声的引力/再不要抽身远去/来吧让你我遭遇/
Oh,forgetHeandforgetShe/Itaketoyou,youtaketome/
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首诗《我和你的商籁--读马丁·布伯哲学有感》[1]，它是有感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2]的思想而发的：在他看来，"他"或"她"是一种与"我"对立的、疏远的、陌生的、异己的在者；只有化"他"为"你"，在"你-我"对话的情景里，我们才能返回到本真存在的"我"。这与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的体悟一致，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刻的揭示。但不幸的是，自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来，这种"我-他"异在的生存处境就一直是人自身的一种基本的存在论事实。这个事实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意识中一再反映出来，西方世界最近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而其实在中国，近代以来直至今日，我们津津乐道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就其以"中-西"文化二元对峙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本预设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我-他"异在的态度模式？西方人固然视我们为"他者"，而我们未尝不视他们为"他者"？所以，西方人固然需要反省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又何尝不需要反省自己的某种"华夏中心主义"？然而很无奈，我这里仍然在区分"我们"和"他们"。可见我们自己的这种以异族为"他者"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并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古代汉语人称代词"你"、"我"、"他"的语义分析，反省我们自己的这种"他者"意识。
1．他：缺席的他者
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第三人称"他"的用法上：我们用"他"来指称那个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谈到"他"时，我们心中常常是充满着疑惑、猜忌、甚至敌意的。跟对话中出场的"我"和"你"不同，"他"总是不在场的，我称之为"缺席的他者"。
在汉字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俗体字，最初写作"它"。最古的字书《说文解字》尚且没有"他"字，只有"它"字，段玉裁注："它，其字或叚（假）''''佗''''为之，又俗作''''他''''；经典多作''''它''''，犹言''''彼''''也。"徐灏笺注："古无''''他''''字，假''''它''''为之；后增''''人''''旁作''''佗''''，而隶变为''''他''''。"这里应注意的是：（1）"他"是"佗"的隶变俗体字，当出现于秦汉之际；（2）"佗"是"它"（作为代词）的假借字，也是后起的用法。[3]（3）"它"是"蛇"的古体字，这是众所周知的。《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弯曲）垂尾形。"《玉篇》："它，蛇也。"宋代罗泌《路史·疏仡纪·高阳》"四它卫之"，罗萍注作"四蛇卫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三·湖州府》说："杼山上有避它城，……盖古昏垫时民避蛇于此。"以上都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段玉裁和徐灏及许多人都把作为人称代词的"它"视为假借字，这就值得商榷了。在我看来，"它"字的意义从指称蛇虫到指代人物的演变，这并不是假借，而是词义的引申。
这要从上古的成语"无它"和"有它"谈起。《说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当时蛇多，所以人们见面时常相问：没有蛇吧？这相当于后世见面问候的套语：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既然成为了一般见面问安的套语，则"它"的含义也就泛化了：不仅指蛇患，而且指一般的忧患，或如高亨先生所说的"意外之患"（详下）。进一步联系到当时部族之间战争频繁的事实，"它"在问候中更多地是指称的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例如《国语·周语下》谈到单子"能类"，并引《诗经·大雅·既醉》"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认为"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它矣。"韦昭注："类，族也"；"它，它族也。""不出于它"即不出自外族。所以，"无它乎"的通常意思是问：没有外族来犯吧？相反，如遇外族侵犯，便是"有它"。对此，我们可以《周易》古经的"有它"为证。《周易》共有三处谈到"有它"，大抵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
一是《比卦》初六爻辞："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指出："（《说文》"它"）''''重文作"蛇"''''。是古人称意外之患曰''''它''''。此爻云''''终来有它吉''''，大过九四''''有它吝''''，中孚初九''''有它不燕''''，义并同。殷墟卜辞亦有''''有它''''''''亡它''''[4]之文，义亦同。筮遇此爻，终有意外之患，而不足为患，故曰''''终来有它吉''''。"这里指出"意外之患"是对的，但还不够，未能说明何以"不足为患"而"吉"，这是因为高亨先生讲错了"来"字，以为虚词而无实义，于是"终来有它"就成了终于有它，可是这就应该导致"凶"，怎么能说明"吉"呢？实际上：其一，此"意外之患"乃指异族外患；其二，此"来"意思是"徕"，是使动用法"使之来"；"终来有它"是说终于招徕了异族，亦即通过诚信（孚）亲辅（比）的手段安抚了异族，故"吉"。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爻的"终来有它"也就是卦辞的"不宁方来"，即亲徕了不安分的异邦（应提起注意的是，当时的一"邦"一"国"其实就是一个部族）。高先生自己解释"不宁方来"就谈得很好：
"不宁方来后夫凶"殆古代故事也。王夫之曰："''''不宁方''''谓不宁之方，犹《诗》言''''榦不庭方''''。"其说甚韪。宁，安也。方，犹邦也。《诗·荡》"覃及鬼方"，《抑》"用逷蛮方"，《常武》"徐方绎骚"，诸"方"字皆犹"邦"也。古金文亦或用"方"为"邦"义。"不宁方"谓不安静之邦，即好乱之邦也。……"不宁方来"谓不宁之邦来朝也。
显然，这里的"不宁方"即是"它"，"不宁方来"就是"终来有它"。"有它"（存在异己的外族）则凶，"终来有它"（亲徕了异族）则吉。所以《象传》解释《比卦》说："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这就是卦名"比"的意思，也是"终来有它"的意思。
二是《大过》九四爻辞："栋隆，吉；有它，吝。"高亨先生解释："栋高者室巨，室巨者家大，自是吉象；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有意外之患，则不易克服，如寇盗不来则已，来必徒众力伟，而难抵御也。"如上所说，所谓"寇盗"当指来犯的外族。当时部族之间经常互相侵袭，这在《周易》古经多有记载。这句爻辞的原意应该是说：筮得此爻，得吉；但是如遇外族来犯，则吝。此卦与《比卦》都是讲的通过"亲比"的手段安抚招徕异族的道理，不过具体途径不同：《比卦》似乎是用当时流行的盟会的方式，高亨先生解释《比卦》时便谈到了盟会的事实：
诸侯朝王，后至者诛，故曰"不宁方来后夫凶"。《国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竹书纪年》："帝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不宁方来后夫凶"疑即记禹杀防风氏之故事也。
而《大过》则是用的婚姻的方式，故爻辞说："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
三是《中孚》初九爻辞："有它，不燕。"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蛇，不安。高亨先生解释："燕，亦安也。……然则''''有它不燕''''者，有意外之患则不安也。"这一卦实际所记载的，就是一次外族来犯，所以，下面九二爻是一首饮酒誓师的歌谣："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接下来的六三爻，便是一首抗击外族侵犯的战斗歌谣："得敌，或鼓，或罢（同"鼙"），或泣，或歌。"笔者曾经指出："''''中孚''''，发自内心的诚信"；"从诗意看，''''鸣鹤在阴''''一节乃是战前誓师，取信于众，以求同仇敌忾，当为''''中孚''''之意的来源。"[5]值得一提的是，"有它不燕"帛书《周易》作"有它不宁"。宁即是安，联系到上文讨论的"不宁方"，这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此处的"有它不宁"显然就是"不宁方"的意思。这就是说，作"不燕"是指"我"不安，作"不宁"则指"它"不宁。但无论作何种解释，此卦都是记载的一次外族来犯的事实。
以上《周易》"有它"诸例表明，"它"总是指的异己的外族，亦即危险的他者。与"有它"相对的即"无它"，自然是指的没有意外之患，具体来说，就是没有外族的侵犯。
与此相关的，还有"非他"这种说法，指的是很亲近、对自己无二心的人。例如《仪礼·觐礼》，天子招见司空时说："非他。伯父实来，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郑弦注："言''''非他''''者，亲之辞。"既称为"伯父"，即未视之为异己外族，故言"非他"，表示亲信。又《士昏礼》谈到婚礼过程当中约定见面的一个礼节，女方之父与其女婿的对话："主人对曰：''''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对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对曰：''''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不敢固辞，敢不从？''''"郑弦注："非他故，弥亲之辞。""非他故"即"得以为外昏姻之故"，因为婚姻使得外姓变为同族，故言"非他"。这两例都涉及部族之间的关系。既然"非他"表示亲近关系，"他"或"它"当然就表示与此相反的疏离关系。这就表明，中国古代的他者意识是与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左传·成公四年》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所谓"华夷之辨"，即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严格分别。
关于他者意识在"他"或"它"上的表现，我们还可讨论以下几点：
其一，一般来说，"他"或"它"当初并不是特定的人称代词，而是一般的远指代词，意思是"彼"（今所谓"那"），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段玉裁注《说文》："它……犹言''''彼''''也。"《正字通》："他，彼之称也。"《集韵·戈韵》："佗，彼之称。"这种"远指"的意味，蕴涵着一种疏远的态度，正是以他者为一种"异己"（alienated：异化、疏远）的在者的意思。"他"之为"彼"，含有两种意义：一是"物我"对待的"物"，一是"人我"对待的"人"（他人）。而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异己的在者。所以《玉篇》说："它，异也。"《吕览·贵生》注说："他犹异也。"因此，"他"总是被排斥在外的，这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说："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它；征于它，利乃外矣。"兄弟之间即使有怨，也是"非他"的关系，这里，"他"总是被"下罚场"了的，即是说，"他"决不在那种能够体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你我"对话的语境之中。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即便是出场为"你"，仍然不在这种语境之中，而至多是一种"在场的他者"。
其二，这种既指人、也指物的"它"或"他"，更多地是指的非人的物。所以，"他"或"它"常常被冠于物前，例如《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左传·隐公元年》"制，巌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史记·高祖本纪》"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等等，"他"或"它"都用以指物。因此，"他"或"它"之为"彼"，作为一种异己的在者，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非人"的含义。可见"他"或"它"兼指人与物，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人作为"他者"，与"物"无异。体现在部族关系上，在古代意识里，中原以外的都不是人，所以，那些氏族部落的名称往往都带一个"犭"旁或者"虫"旁，例如"狄"、"蛮"之类。四川的古称"蜀"是一种蠕虫，重庆的古称"巴"也是一条虫，可能是大蟒蛇。[6]当时有一个经常侵犯中原的部族，被称为"猃狁"，意思是长嘴狗。只有"我"亦即中国人才是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谈到"我"时再作讨论。
其三，以上两层观念都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的，他者乃是异己的在者；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则"他"或"它"乃是邪恶不正的东西。故《玉篇》讲："它，非也。"《礼记·檀弓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郑弦注："他志，谓私心。"《大学》引《尚书·秦誓》语："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郑弦注："他技，异端之技也。"是说此臣专心善道而无异端邪术。《汉书·卫绾传》说："（因为卫绾）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颜师古注："心肠之内无它恶。"所以扬雄《法言·问道》才说："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上文所说的古代成语"有它"和"无它"，也都有这种意味：无它则善则吉，有它则恶则凶。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突出的汉语现象：古人凡是谈到不在场、但自己尊敬的或者亲近的人时，是决不会用"它"或"他"相称的；反之，凡是谈到"他"或"它"或"彼"时，都是充满疑忌、警惕、甚至敌意的。
2．你：在场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古代汉语全套人称代词的语言游戏规则，以至第二人称"你"也蜕变成了一种"他"，区别仅仅在于："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同为他者，无论"他"还是"你"都是异己的在者："他"不是"你"的不在场，"你"反倒是"他"的在场。这就正如古诗所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7]这就是说，面对着"我"的"你"，心里却并没有"我"，因为"你"并不是本真的你，而只是"他"的出场而已，即便你我是在对话，你也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刻的"你-我"仍如"他-我"一样，"尔为尔，我为我"[8]，仍然不能达到真诚的沟通，更谈不上"相视而笑，莫逆于心"[9]。"我"和"你"的关系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我"和"他"的异在关系，这种疑忌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左传·成公元年》的那句著名的祈愿中："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这个祈愿正好反证了现实的"你我"关系只是"尔虞我诈"的关系。
第二人称"你"字的出现较晚，是从"尔"、"汝"（古或作"女"，假借，读亦如"汝"）演变而来的。[10]《广韵·止韵》："你，汝也"；《语韵》："汝，尔也。"《集韵·语韵》："女，尔也。通作''''汝''''。""汝"本是水名，"女"本指女人，即它们作为人称代词都是假借字。汉语的用字，除第一人称外（讨论详下），第二、第三人称都是用的假借字，即都没有本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设想，"我"的观念的产生早于"你"和"他"的观念？[11]如其然，则根据下文对"我"的分析，似乎自我意识从其产生之际，就由于跟族类意识密不可分而已经异己化了？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个人是否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自我？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已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允许讨论的了。
作为人的存在的异己化的结果之一，"你"也染上了浓厚的他者意识的色彩。例如《广韵·止韵》："你，秦人呼傍人之称。"这里所谓的"傍人"（旁人），显然就是视"你"为异己者的意思："你"虽然在场，但只是本不在场的"他"的出场而已。"你"的这种他者意味，在用法上的表现，就是它往往不用于尊称、爱称，而只用于上对下、尊对卑之类的称呼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详见下文，这里我们仅以《晋书·国传六·后秦姚氏》里的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弋仲性狷直，人无贵贱皆''''汝''''之。"是说弋仲这个人性格很直率，不论贵贱之人，他都直呼以"你"。这种用法被注明"无贵贱"，即被视为一种不合礼仪的、即不符合语言游戏规则的用法，因为对尊贵的人是不能直呼"你"的。反过来说，"你"是对卑贱者的称谓，而卑贱者是"我"不应亲近、而应疏远的在者。
这种游戏规则与"它"一样，也跟族类意识有关，上文说到高亨先生解释《比卦》"不宁方"，作为上古成语又作"不宁侯"，对于这种异己的外族，他所引证的许多例子都称之为"汝"、"女"、"尔"、"若"：
《礼记·考工记》："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大戴礼·投壶篇》："鲁命弟子，辞曰：''''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白虎通·乡射篇》："礼，射祝曰：''''嗟尔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业，亢而射尔。''''"《说文》："侯，乡飨所射侯也。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仪礼·大射仪》"董侯道"郑注："尊者射之以威不宁侯，卑者射之以求为侯。"是"不宁侯"为古代成语。不宁之侯谓之"不宁侯"，不宁之邦谓之"不宁方"，其意一也。
但第二人称"尔"或"汝"的用法似乎经过一番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似乎正是人们丧失本真状态、亦即他者意识渗入第二人称的过程：它本来是可以通用的，那是一种本真的用法；后来才转变为专门用于上对下、尊对卑的称呼。《正字通》说：本来"我称人曰''''尔''''"；"古人臣称君皆曰''''尔''''。《诗·小雅·天保》称''''尔''''者九，《大雅·卷阿》称''''尔''''者十三；《书·伊训》、《太甲》称尔、汝亦肰（然）。"例如《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由此可见，"你"与"我"本来是互为主体际对话者的，正如《诗经·皇矣》郑弦笺注："尔我，对谈之辞。"但是，后来却成了上对下、尊对卑的称谓，例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魏书·陈奇传》："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尔汝之"意为以"尔"或"汝"相称，以表示轻侮的意思。例如《孟子·尽心下》："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朱熹集注："盖''''尔汝''''，人所轻贱之称"；焦循正义："''''尔汝''''为尊于卑、上于下之通称。"其实，在人际关系的本真状态中，以"尔汝"相称本来是表示亲昵的，但在"你"的观念异己化之后，这种称呼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例如杜甫《赠郑虔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只是作为醉中"忘形"的结果，"你"才流露出本真性。又如韩愈《听颍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是在"儿女"（男女）热恋中的"忘形"，此时才有"你"的本真性。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在"忘形"（忘却世俗）的情景下才能回复到本真的"你"。
与此相应，作为指示代词的"尔"也从本来的近指之"此"（这）转变为远指之"彼"（那），即逐渐疏远化了。"尔"本近指，如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所说："尔犹此也。"近指之"尔"与"迩"（即近）相通，如《周礼·地官·肆长》所说："实相近者，相尔也。"此种近指之"尔"也作"汝"或者"女"，吴易莹《经词衍释》说："''''尔''''犹''''此''''也，《书》''''尔不啻不有尔土''''、《诗》''''既作尔歌''''是也。通作''''女''''''''汝''''。《诗》''''今尔下民''''，《孟子》引作''''今此下民''''，《左传》昭十二年''''子产过汝''''，十八年''''子产过女''''，皆言''''过此''''也。""尔"作近指，又常作"如此"讲，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之言''''如此''''也。"《六书故·数》："''''如此''''之合为''''尔''''。"其中的"此"亦近指代词。但随着"你"的疏远化，"尔"后来就变为远指了，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七说："尔，犹彼也。""彼"即远指代词。例如《诗经·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此"此疆尔界"即"此疆彼界"。《世说新语·赏誉》："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这里的"尔夜"意为"那晚"。《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尔时居士种种说法，教化王孙，令往菴园。"这里的"尔时"意为"那时"。从近指向远指的演化，正反映出"你"的观念的疏远化（alienation）："你我"之间产生了"此疆尔界"的隔膜，"你"也变成了他者。
3．我：内在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不仅决定了"你"的、而且同样决定了"我"的语言游戏规则。如果说，尽管"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同样都是外在的他者；那么，"我"就不过是一种内在的他者而已。换句话说，"我"不过是已经丧失了本我的存在状态，即是本我的异化形式。这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但是实质内容不同：我所谓"本我"是指的本真的我，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本能。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的自我意识结构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结构之间，是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的："我"作为内在的他者，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是由两个方面相互渗透而成的：一方面是"本我"即本真的我；另一方面则是"超我"，它是作为外在的他者的"他"和"你"渗透于潜意识结构中的结果。《论语·学而》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亦即我反省我自身，就是用超我来监督自我。至于中国潜意识结构中的本我，则是需要我们加以发掘的--或许，这需要我们返回到"前轴心时代"去？
当然，汉语"我"这个概念的产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它代表着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自我意识，正如对"它"的意识一样，一开始就是与自身所属族类的存在相关的，亦即是与其他族类即"它"相区别对待而成立的。如前所述，古代的"它"跟部族之间的战争有关；而"我"亦然，《说文解字》解释"我"字："我，施身自谓也。……从戈、从千"[12]；"一曰：古''''杀''''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认为："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柲似戈，故与''''戈''''同，非''''从戈''''也。卜辞均假为施身自谓之词。"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我"与作为武器的"戈"有密切关系。郑樵《通志·六书略二·会意》说："我也，戍、戚也，戊也，皆从''''戈''''，有杀伐之义。"例如《尚书·泰誓中》"我伐用张"，《孟子·滕文公下》即作"杀伐用张"，证明了"我"蕴涵着对于异族的杀气。
但我认为，把"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来用，这并不是文字的假借，而是意义的引申：持戈杀敌，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我"作为族类成员的首要职责，因而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部族敌人的意识相互关联的。我们在前文曾提到的《周易·中孚》那个例子就是一个明证：外族来犯之际的"有它，不燕"和本族投入战斗之前饮酒誓师的"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把"我""尔"和"有它"联系起来的。唯其如此，"我"经常被作为一个战争术语，表示敌我双方的一方。例如《左传·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汉书·李广传》："虏亦不得犯我。"这种充满着杀伐气、硝烟味的用法，至今依然，例如"我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
关于这一点，段玉裁对《说文》"我"字的解释"施身自谓"的说明值得注意：
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与（之义）……施读"施舍"之施，谓用己厕身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施者，旗貌也；引申为施舍者，取义于旗流下垂也。《释诂》……又曰："台、朕、赍、畀、卜、阳，予也。"……愚谓有我则必及人，故赍、畀、卜亦在"施身自谓"之内也。
这里有三点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一是"有我则必及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说过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他者的意识不可分割的。二是取"施与""施舍"之义，这就是说，这时一个人就必须舍弃那个纯粹本真的自我，亦即"施身"[13]。三是"用己厕身于众中"，这是"施身"的实际结果，就是使"我"同于在场的本族的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讲，这就是本真的自我的"沉沦"。
古代汉语"我"也作"吾"。"吾"为第一人称的本字而非假借，这在第一人称诸字中是唯一没有异议的。《说文》："吾，我自称也。"这个字从"口"，表示称呼。有意思的是，唐代刘威《遣怀寄欧阳秀才》诗："平生闲过日将日，欲老始知吾负吾。"这犹如著名的《明日歌》所说，日复一日地虚度年华，老来忽然悟出这是辜负了自己。这句诗实在可以做本文的标题：主格之"吾"辜负了宾格之"吾"，成为了后者的内在的他者，亦即本真之我的异化存在。可见主格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并非本真的自我。[14]这与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的用法正好相反：主格之"吾"似乎是本真的自我，宾格之"我"似乎是内在的他者。[15]"丧我"便是克服异化的我，回复本真的我。如此说来，《论语·子罕》主张"毋我"，这与庄子的"丧我"可谓异曲同工。
但在我看来，对"吾"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法，其本义是防御之"御"，即与"我"字一样，都是武装防御的意思。许多古训均如此说，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广韵·模韵》都说："吾，御也。"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本字与经传通用字》里指出："《毛公鼎》云：''''以乃族干吾王身。''''徐同柏读''''吾''''为''''御''''，此以经传常用字读之也。"古典文献确有这种用法，例如《墨子·公输》："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孙诒让《墨子闲诂》解释说："''''吾''''当为''''圄''''之省。"其实无所谓"省"，《说文》明确指出："圄，守之也。从口。"此"圄"即守御、防御之"御"，也就是"吾"。汉代有官名"执金吾"，字面意思就是拿起武器防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说法："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续汉书·百官志四》对"执金吾"的解释也是："吾犹御也。"可见"吾"与"我"一样，都是抵御异族的意思。
这里的关键，从文字学上看，是如何理解"吾"字的从"口"。其实，此"口"应读为"围"，意思是"域"，意指部族据守的疆域，也就是"国"。"国"古字作"或"或"域"，也都从"口"，《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段玉裁注"国"字："古''''或''''、''''国''''同用"；又注"或"字："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他紧接着解释道：
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各守其守，不能不相疑，故孔子曰："''''或''''之者，疑之也。"[16]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口"而为"国"，又加"心"为"惑"。
这就是说，"或"既是"国""域"的古字，也是"惑"的古字。这实在是意味深长的："各有其守"则"不能不相疑"，这正是以他族为异己的疑忌心态。所以，"吾"字的意义正体现在"口"上，它与"或""域""国""惑"诸字的意味完全一致。执戈为"我"，守国为"吾"，再次表明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是与族类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古代汉语 文化传承 汉字 文史知识
古代汉语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涵盖的知识相当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还涉及天文、律历、姓氏名号、礼仪风俗、车马宫室、职官地理等相关知识，这些内容本身就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典籍大多以文言文写成，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讲授对象就是文言文，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来，以实现古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承功能。现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对如何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一、从汉字入手，注重解析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没有断流的文化，汉语汉字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利用汉字表意性强的特点，结合字形分析，不仅能让识记古词汇的过程更容易，同时也能让学生从中了解中国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为对学生来说，从汉字入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以下略举几例。
1.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宫室建筑。
《周易系辞下》（包牺氏之王天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後世}人易之以宫室。”《说文》：“穴，土室也。”字形从“宀”，像房顶，下应为“凵”，组合起来，其实“穴”是一个半穴居的土屋，下“凵”是向下挖掘成口袋状的洞穴，“宀”是在地面上用草扎制的屋顶。段玉裁注：“引申之凡孔窍皆为穴。”《说文》：“宫，室也。”徐复《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据半坡圆形房屋遗址复原，其房屋乃在圆形基础上建立围墙，墙之上部覆以圆锥形屋顶，又于墙中部开门，门与屋顶斜面之气窗孔呈‘吕’形，此种形制房屋，屋顶似穹庐，墙壁又似环形围绕，故名为宫。”
通过字形分析可见，最初人们是选择天然的洞穴居住的，后来发展到半穴居的土屋，后来才有地面式建筑。
《晋灵公不君》载：“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这里有两个动作“登”“下”“趋登”，教材注释：“快步走上堂去。”那为什么要有“登堂”和“下堂”之说呢？“堂”，《说文》：“堂，殿也。从土，尚声。”字形从“土”，意思是堂下有用土夯成的地基，所以“堂”是有屋基的正室，因为地势较庭为高，所以有阶，进入堂就有一个登阶的过程，堂后有室，故而成语有“登堂入室”，文选中也就有“登堂”和“下堂”之说。
2.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车战。
《烛之武退秦师》载：“晋军函陵，秦军锬稀！苯滩淖⑹停骸熬，用如动词，屯兵。”《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一军。从车，从包省。”段玉裁注：“包省当作勹，勹，裹也。，勹车，会意也。”“军”是个会意字，从“勹”从“车”。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从》：“字从车，从勹，会意。古者，车战，止则以车自围。”
古代以车战为主，以战车为中心，一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有步卒七十二人，合称一乘。军队驻扎时，用兵车作为掩体，围绕在军队驻扎地的周边。所以，“军”可作动词表示“屯兵”，后引申作名词。
3.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礼仪。
《晋灵公不君》有“稽首”这种礼节，如何行礼？《说文》：“稽，留止也。从，从尤，旨声。”“稽”是“停留”的意思。孔广居《疑疑》：“，木之曲头止不能上者也；尤者，色之美者也；旨，食之美者也。美食、美色皆足以留滞人。此三体会意也。”可见，“稽首”这种礼节在行礼时，头要在地面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应当是一种比较郑重的礼节。
二、合理补充教材，注重文史知识的讲解，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古代汉语文字繁难，学生很容易有畏难情绪，常常是学生学得苦，教师教得累。若能将生涩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不仅能够使学生加深理解，让课程妙趣横生，更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以下略举几例。
1.适当补充相关历史背景的介绍。
《宫之奇谏假道》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复”是“再一次”“又一次”的意思，有学生追问：“第一次借道是什么时候？”教师就需要补充《左传・僖公二年》所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君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从中，学生既了解了第一次借道的经过，也对虞侯的贪婪以及宫之奇劝谏不成的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
《齐桓公伐楚》载：“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齐桓公伐楚，为什么要侵蔡呢？补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有关记述：“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为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因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通过《韩非子》的记述，我们既了解了文选所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对管仲的深谋远虑也有了初步的认知。
2.适当补充相关风俗的讲解。
《郑伯克段于鄢》载：“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郑武公在申地娶女子为妻，为什么要到申地娶妻呢？原因是“同姓不通婚”的风俗。郑国是西周王朝分封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郑国最早的诸侯是郑桓公，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是周宣王的弟弟。所以郑国以“姬”为姓，这就意味着，郑国的诸侯不能从周王室以及其它的姬姓诸侯国娶妻。而申国为姜姓国，符合异姓通婚的风俗习惯。
《触龙说赵太后》载：“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有学生奇怪，为什么要握着脚后跟哭泣呢？据刘向《说苑・修文》的记载，古人亲迎时，男方要带上“屦二两”即鞋两双到女家，出嫁女的母亲要在夫家送来的两双鞋子中取一双给女儿穿上，然后整理女儿的发笄和衣裙。在穿鞋、正笄、整衣的同时，母亲就要作最后的叮嘱，让女儿善待公婆，对丈夫不要生出二心，千万“无敢回也”。然后，出嫁女拜辞母亲，母亲在房门口亲自把女儿交给女婿。接着，女儿在堂上拜辞父母，在大门口拜辞诸母，最后随夫上车。“持其踵为之泣”正是母亲“取一两屦以履女”时一个很自然的动作。因为要亲手给女儿穿鞋，自然要“持其踵”，而“为之泣”就是一边给女儿穿鞋一边叮嘱说：“无敢回也”。
3.适当补充相关礼仪的讲解。
古人的见面礼分为揖、拜、稽首等。这些见面礼在文选中经常出现，如不加区别，对理解文选会有较大的影响。揖，又称揖让，是最普通的见面礼，行礼的时候，左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并拢，左掌与右掌背交叉或平叠，掌心向内，左右拇指相扣，两手合抱于胸前，拱手为礼。这种礼节多用于文官。拜，也称拜礼，古人一般拜两次，称为“再拜”，如《齐晋之战》：“韩厥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这种礼节较揖礼更为恭敬，行礼时，下跪后两手拱合，低头至手与心平。稽首则是最为恭敬的见面礼，多用于下级拜见上级，晚辈拜见长辈，臣子拜见君王。行礼时，先拜，然后双手合抱按地，头伏在手前边的地上，头要在地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整个动作比较缓慢。《齐晋之战》所载“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是春秋战国时期，战胜国的将领俘虏战败国的国君时所施的礼仪，手持绊马索进前，行再拜稽首之礼，恭敬地进献美酒。可结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子展执{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展在俘虏陈侯时以同样的礼仪对待陈侯。
4.适当补充车马制度的相关知识。
《齐晋之战》提及齐军和晋军主帅所在的战车以及车上三人的位置，若不明白他们各自的职责，对下文的理解就会有障碍。所以要补充古代战车中位置的相关规定：古人坐车，以左为尊，所以战车也是一样，一般尊者居左，主射；御者居中，主驭；车右自然在右侧，手持长矛或长戟，除了保护尊者，防止敌人靠近战车以外，还必须在车受到阻碍时，让车子顺利前行，故而车右一般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因为主帅的战车之上有指挥作战的战鼓，所以尊者居中，御者居左，车右仍然在车子的右侧。
《齐晋之战》还有“骖\于木而止”一句，所以要补充说明骈、骖、驷。两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骈，三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骖，四匹马拉一辆车为驷。驾车的马是三匹或四匹，就有骖马和服马之分，中间负责驾辕的，为服马，两边的马叫骖马。
三、转变观念，采用多种先进手段和教学方法，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承
教师应当改变教学观念，古汉语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更应当精心选取教学内容，塑造学生的品格，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如在讲授《论语》《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时，要能结合当前的大环境，引导学生理解古代为人处世的准则：《论语・学而》中注重自身道德文化的修养；《论语・微子》中“我行我义”的精神风范；《礼记・教学相长》中通过不断学习来发现不足，发现困惑，然后不断进步；《孟子》：中“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这些内容都反映着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通过教学能够让学生体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运用多样化的先进教学手段，如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用图片、视频再现古代历史、诗词画面，引导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准确、生动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利用互联网，通过QQ群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通过提供自学参考书和网站的方式，让学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自主学习，变被动为主动，真正通过古汉语的教学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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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5]张淑琴.谈高师古代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承作用[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1，（01）.
关键词：古代汉语 王力 研究综述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下简称王本），是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而制定的古代汉语专业教材，于1962年11月付梓出版。王本被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以其科学的体例、精选的文章获得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认可，时至今日，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它仍通行于全国高等院校，在学术界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奠定了在古代汉语教学领域的先导地位。针对王本展开的学术研究角度之多，范围之广，成果之丰，是同类教材望尘莫及的，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大量学术论文，下面我们进行分类描述。
一、研究专著
（一）《注释商榷》
《注释商榷》（下简称《商榷》），萧泰芳、张儒、马麦贞、白平著，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和时代性的学术著作，书中对王本（1980年修订版）文选部分700余条注解提出了修正意见以供商榷，并在原书注释的基础上，补充注释了60余条，对于自己存疑但暂无他解的解释，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决不妄下定论，这成就了《商榷》一书严谨科学的学术风格。
孙良明、张茂华两位先生对《商榷》一书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书中注释过程中运用到的训诂考据方法作了归纳总结，从考证版本用字、解说文字、辨析句读、解析词义及语法分析等多个角度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爬梳整理。文中，孙、张二位先生对《商榷》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训诂学运用于实践的新成果；它堪作为今天高校学生学习训诂的活生生的读物，学习古代汉语的良好、有效的辅导教材。”并高度认可四位学者严谨朴实的治学精神，认为四位学者充分运用古今考据、释义方法及语言学理论，对王本注释进行商榷性解释，立论有据，结论可信。
《商榷》一书的出版，对古汉语、训诂学的教学都有着重大意义，对王本的编写修订也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但是，书中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学者对书中的部分释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使之尽善尽美。
孙良明、张茂华两位先生对《商榷》中训诂释义标准过于严格的问题，从语义关系分析与语译二者相区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允许有两可现象存在。同时指出书中某些分析欠深透、明白，某些提法过于绝对化，但二位先生认为这些瑕疵不会损害本书的价值，此书仍然是当代训诂学实用方面的范例。
另外，武晓玲《献疑》一文，从四个角度指出了《商榷》中的不足之处：一是王本的注释本来不误而误驳；二是王本未注而《商榷》误注；三是王本注释欠妥而《商榷》注释待商；四是《商榷》排版或引书有误。在摆出问题的同时，作者又借助于相关考古学及文献学知识，提出了具体修正建议。
（二）《王力注释汇考》
《王力注释汇考》（下简称《汇考》），富金壁、牟维珍著。本书按原书分为十四单元，并附录《诸说杂考》10则，《论文选录》3篇等。书中既有作者对王本注释的独到见解，又有引用其他学者观点之处。对于王本与其他学者观点不一致的问题，作者通过辨别分析来摆明自己的观点：王本中不误而其他学者撰文以为讹误的地方，以维持原注为原则；王本注解不足或有解释有误的地方，参以其他学者的观点，广为细说、引而申之。《汇考》一书选文具有代表性，注释精粹扼要，深入浅出，可以作为学习古汉语的参考读物使用。
二、研究论文
王本是一部学习古汉语的经典之作，其影响之大，从收集到的研究论文数量之多也可窥见一斑。笔者共收集到学界研究论文5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个中优劣，有待考量，下面分类进行归纳。
（一）整体评介性文章
建国之初，国内高校相关专业相继开设了古代汉语课，但由于课程初建，教育部尚未颁发统一的教学大纲，导致学界对古代汉语的课程性质认识不清，各校教学内容杂乱不一，由各自任课教师自定，古代汉语课程建设非常不规范。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明确了古代汉语作为基础课的学科性质，确定了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及教学方法等，这为古汉语的教学和教材编写指明了方向。王本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之后，古汉语教材编著取得了丰硕成果，不断有高质量的教材涌现，至今已有40多个版本面世，并且多个版本通行全国。目前，国内多位学者专门著有文章将王本与其他通行本进行比较评析。
赵伯义选了不同年代的三种古代汉语教材：王本，郭锡良主编《古代汉语》（下简称郭本），郭锡良、李玲璞编写《古代汉语》，并从编写体例、教学内容、学术观点三个方面比较其异同，指出三种教材各有所长，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学术水平，反映出我国古代汉语教材的发展历程。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关键词： 古今沟通法 文言文 实词教学
1.“古义”、“今义”的界定及古今沟通价值
1.1 “古义”、“今义”的界定。
古今沟通，就是古汉语词义和现代汉语词义沟通，从而更好理解古汉语词义。
“‘古今词义’指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词义，先秦对汉代来说是古代，汉代可以称今；先秦、汉代对唐代来说是古，唐代又可以称今；汉唐对清来说来说是古，清代相对来说是今；清代对现代说来也是古，现代自然是今”。[1]而我们所说的“古今词义”是一个特定概念。这个概念比较笼统，指的是一个词在文言文中的词义和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我们所说的“古今沟通”是文言文词义和现代汉语词义的沟通。
1.2古今沟通的价值。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是汉民族语言。语言的变化并不是摧毁旧的，建立全然不同的新的来替代，而是在旧的基础上，不断产生新的成分，从而使旧的不断得以丰富。这样看来，古代汉语词义和现代汉语词义是有联系的，古今词义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古义和今义相同的地方很多。找到这种联系，把古今词义沟通起来，可以帮助我们利用已知知识理解未知，大大提高积累词汇量的效率。
2.沟通古今词义的方法
沟通古今词义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在现代汉语双音词语素、成语语素、方言口语和专有名词中找到某些古义保留的痕迹”。第二种是“找到古义与今义的发展脉络，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放在同一个引申义里沟通”。
2.1在现代汉语双音词语素、成语语素、方言口语和专有名词中找到某些古义保留的痕迹，利用这些现代汉语词语进行古今沟通。
2.1.1道
（1）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烛之武退秦师》
（2）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过秦论》
（3）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论》
上面几个例子中，“道”的古义在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存留痕迹。例（1）中的“道”当“道路”讲。这个意义在现代汉语“道听途说”、“道路以目”、“怨声载道”、“鸣锣开道”、“道不拾遗”中还留存着。例（2）中的“道”当“方法、途径”讲。这个意义在现代汉语“志同道合”、“歪门邪道”、“生财有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还留存。例（3）中的“道”当“思想、学说”讲。这个意义在现代汉语“尊师之道”、“传道”中还留存着。
2.1.2弥
（4）虽不可拟小姑之秀丽，然小孤之旁，颇有沙洲蒹葭，大孤则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过小孤山大孤山》
（5）初食颇苦难，久则弥觉其甘也，能已积热，除烦渴之疾。――《苦斋记》
例（4）中的“弥”当“满、遍”讲。这一意义在现代汉语“弥天大谎”、“弥天大罪”中还留存着。例（5）中的“弥”当“更加”讲。这一意义在现代汉语“欲盖弥彰”中还留存着。
2.2找到古义与今义的发展脉络，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放在同一个引申义里沟通。
2.2.1盖
今已亭亭如盖矣。――《项脊轩志》
（现在已经亭亭玉立、大如车盖了。）
这里的“盖”是覆盖物的意思。“盖”的本义是“用芦苇或茅草编织的覆盖物”，后泛指覆盖物。
在现代汉语中，锅上的覆盖物叫“锅盖”，茶壶上的覆盖物叫“茶壶盖”，人两膝上面的覆盖物叫“膝盖”，都是由“盖”的本义“覆盖物”发展出来的。因为覆盖物是盖在上面的，所以，现代汉语词语中“盖”有“覆盖”、“遮盖”、“掩盖”之意。如果在才能上比别人突出，超过别人，则也叫“盖”，如现代汉语“盖世无双”、“盖世英才”中的“盖”的意义也是由“覆盖物”发展而来的。由古义与今义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出，把古义与今义联系在一起的是“盖”的本义。
2.2.2奇
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六国论》
（以侍奉秦国的心思，礼遇天下有特殊才能的人，合力向西，那么我恐怕秦国人吃饭都不能够咽下。）
这里的“奇”是“特殊”、“稀罕”、“不寻常”的意思，这是“奇”的本义。
现代汉语中，“奇探怪论”、“不足为奇”中的“奇”是“奇怪”、“引以为奇”的意思。这是由“奇”的本义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稀罕的、不寻常的事物往往让人感到奇怪。
3.古今沟通方法的实施
前面说过，古今沟通是把古汉语词义和现代汉语词义沟通，从而更好地理解古汉语词义。现代汉语词义是学生熟悉的，无论初高中的哪个年级都可以运用古今沟通的方法实施教学。
3.1质
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送东阳马生序》
（我站立在旁边侍候着，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向他请教。）
在学习“质”的这一义项时。我们可以联系“质疑”、“质问”、“质询”等现代汉语。
3.2微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张衡传》
（张衡常常考虑自身安全，认为祸福相依，世事幽深微妙，难以弄清。）
在学习“微”的这一义项时，我们可以联系“微言大义”、“微妙”等现代汉语。
3.3素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陈涉世家》
（吴广一向爱护士卒，士卒大多为他所用。）
在学习“素”的这一义项时，我们可以联系“素不相识”、“素昧平生”、“安之若素”等现代汉语。
讲汉语史，不能不讲汉语史的分期。“如果不解决分期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对汉语的历史发展始终还停留在浮面，我们实际上没有看清汉语是怎样发展的。”（注：见王力(1958:P32)。）中古汉语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变化的关键时期。随着对中古汉语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古汉语的分期提到了日程上来。“在吕叔湘关于‘近代汉语’（上限从晚唐五代起）的说法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之后，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从‘古代汉语’（主要指先秦汉语）到‘近代汉语’不是突然的飞跃，因此提出了把东汉—六朝作为‘中古汉语’加以研究的设想。”（注：蒋绍愚(2000)。）中古汉语跟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而分，已成为共识，但怎样分期，其上限和下限如何，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注：首届中古汉语研讨会（北大，2000年10月）集中讨论了中古汉语分期问题，与会者各抒己见，提交的论文有：张万起的《中古汉语特点和汉语史分期》，徐时仪的《古白话及其分期管窥》，何亚南的《从选择问句的历史发展看中古汉语的时限》，王魁伟的《略谈中古汉语的上下限与语料问题》等。此外，魏培泉最近发表的《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汉学研究》第18卷特刊，台北，2000年）也探讨了中古汉语分期问题。）
中古音是中古汉语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中古汉语语法和词汇而言，中古音研究的历史更为悠久，成果也更为丰硕。因此，中古音展示的中古汉语的发展脉络，比语法和词汇的更清晰、更有条理。中古汉语的分期，建立在中古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分期的基础之上。解决中古音分期的问题，是解决中古汉语分期问题的一个前提。时至今日，还没有人对中古音分期及其存在的问题，来一个彻底的梳理，讨论问题时难免各说各话。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清代以来的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中古音分期意见进行评述和总结，希望能把中古音分期的讨论引向深入。
介绍诸家的意见，以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同一家在不同时间发表的不同看法，按时间先后排列。不同学者在不同时间发表的相同看法，罗列在一起。中古期的上限和下限分别联系着上古期和近代期，因此不能不谈上古期和近代期的分期意见。
二 诸家分期概说
1.段玉裁的分期
清儒已有古音分期的观念，段玉裁最有代表性。段氏根据古诗文用韵的情况，把《切韵》以前的语音分作三期。他说：“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注：《六书音均表·音韵随时代迁移说》，段玉裁(1775:P816)。）
段氏没有专门研究两汉音，但是他敏锐地觉察到两汉音既不同于《诗经》音，又不同于魏晋宋齐梁陈隋音，他分出的魏晋宋齐梁陈隋时期即相当于中古期。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先秦声调系统不同于魏晋声调系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而与古不侔。……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注：《六书音均表·古四声说》，段玉裁(1775:P815)。）
去声的有无，清以来各家看法不同。去声的变化，是上古音转变为中古音的一个本质特征。段氏据此把上古音和中古音的分水岭定在魏晋，实在是清儒古音分期最有价值的贡献。
2.钱玄同、林尹等的分期
1918年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的《文字学音篇》，是钱玄同在北大讲授音韵学的讲义，也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首次提出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注：钱玄同(1918:P6-9)。）
第一期：纪元前11世纪——前3世纪（周秦）；
第二期：前2世纪——2世纪（两汉）；
第三期：3世纪——6世纪（魏晋南北期）；
第四期：7世纪——13世纪（隋唐宋）；
第五期：14世纪——19世纪（元明清）；
第六期：20世纪初年（现代）。
六期又可总括为三期，以韵书为准，第三期韵书初期和第四期韵书全盛时期合为一期，相当于后来的中古音期。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钱氏分期处于语音史研究的初始阶段，当时真正的两汉音研究还没有开展；魏晋南北朝音，知之更少；元明清语音的研究刚刚起步，（注：钱玄同在《文字学音篇·再版序》(1921)中，称这部书是“千疮百孔的著作”，检举书中最不好的几点，其中一点就是：“元明时代底音，竟没有说到！”）已经开始认识到北音著作的重要性。
这个分期在当时的高等学府有很大的影响，影响了一代音韵学家。林尹(1937:P11-12)将历代字音变迁的历史分为六期，跟钱氏相同。罗常培(1956)是根据1924年起他在西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讲义八易其稿、精炼而成的高水平的音韵学教科书，语音史分期的起讫年代一仍钱氏之旧，只是给各期添加一个新的称谓：一期、二期称作古音时期，三期、四期称为韵书时期，五期称为北音时期，六期称作音标时期。
3.马伯乐、高本汉等的分期
马伯乐(1920)提出了汉语语音史分期的看法：
上古音
前期
上古期
后期
汉三国期
中古音
前期
六朝唐代
后期
唐末宋代
现代音（官话）
前期
金元明初
后期
明末清
马氏的分期很有见地，他看到了《切韵》所代表的六朝以来的长安音跟唐末宋代语音的不同特点，将中古音分为两期。把中古音以后的语音看作官话，金元明初为官话前期，也就是后来有些学者所分的近代音或早期官话。
高本汉(1915-1926)的中古汉语及其相关分期如下：
上古汉语：《诗经》以后到东汉；
中古汉语：六朝到唐；
近古汉语：宋代；
老官话：元明。
高氏的中古期，相当于马氏的中古前期，不同的是高氏分出近古期。高氏利用《切韵指掌图》等较晚的韵图构拟《切韵》音系，他的中古音“基本上是韵图的音类”，（注：罗杰瑞说：“《切韵》本身可作为中古音的主要资料，是其他各种资料的核心。尽管有人不同意，我想高氏的构拟基本上是韵图的音类。”见罗杰瑞(1995:P37)。）但是他的分期却表明，韵图时代的音系跟《切韵》有差异。
马氏和高氏的分期在西方和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学者藤堂明保(1967:P32)分汉语史为五期，他的中古汉语（后6C—后10C）跟马氏中古前期相同，他分出的“中世汉语”（后11C—后16C），相当于高本汉的近古汉语加上老官话。
平山久雄先生(1967:P112)认为，广义的中古音，指六朝后期至唐末宋初的语音的总称，这个分期在日本学界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
蒲立本(1970-71)修正了高本汉的分期，他注意到2、3世纪至11世纪汉语标准音的变化，分出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早期中古汉语和七、八世纪形成的以长安标准音为代表的晚期中古汉语。
白一平(1992:P14-15)采纳高氏、蒲氏和司徒修(1966)的意见，对汉语史分期有较明确的表述：
(1)上古汉语：即高本汉的上古汉语；
(2)早期中古汉语：《切韵》时代的语言；
(3)晚期中古汉语：晚唐宋初的语言；
(4)早期官话：《中原音韵》的语音。
以上各家都没有给魏晋音一个独立的地位。
4.魏建功的分期
魏建功(1935:P3-6)提出两种分期法。一种是细分为七个时 期，中古音及其相关的分期如下：
第二时期：约当公元前2世纪——2世纪（两汉）；
第三时期：约当公元3世纪——6世纪（魏晋南北朝）；
第四时期：约当公元7世纪——10世纪（隋唐五代）；
第五时期：约当公元11世纪——13世纪（宋）；
第六时期：约当公元14世纪——19世纪（元明清）。
这个分期显然受到钱玄同的影响，新分出一个第五期来。魏先生指出，用“上古”“中古”“近古”来分期，不如标明某时代的办法致密，最合理的分期应该从研究的结果里面定出正确的段落。这个分期目标，王力先生(1985)实现了。
另一种分期以韵书为标准，分为有韵书以前和有韵书以来两期。韵书以来的古音（相当于以上第四、五、六期），按照时代先后和地域分布，分为南音和北音两大系七类，其中《切韵》、《广韵》、《集韵》、《五音集韵》等属于南音，《中原音韵》、《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五方元音》等属于北音，《洪武正韵》是南音和北音的混合物。某些韵书的性质确定不当，如《集韵》、《五音集韵》属于南音，《礼部韵略》跟《集韵》不同类。但能够看到韵书的方音差异对分期的影响，在当时国内学者中还是少见的，是一大进步。
5.王力(1936)对南北朝的分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古音的关键时期。清人王念孙、洪亮吉和胡元玉做过汉魏押韵材料的纂录和排比工作，但是没有什么大的贡献。（注：参见罗常培、周祖谟(1958:P2-3)。）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一段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1933年，王越发表了三篇论文，大体上承袭清人旧说，发明不多，颇有可议之处。（注：见参考文献，罗常培、周祖谟(1958)和丁邦新(1975)都有中肯的批评。）1936年，王力先生发表《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同年于海晏出版《汉魏六朝韵谱》。于书搜罗宏富，材料完备。虽然他把自汉到隋的音韵演变分为两汉、魏晋宋和齐梁陈隋三个时期，跟后来罗常培、周祖谟(1958)分期相近，但是对押韵材料的分析却不能体现出音变的阶段性，正如丁邦新(1975:P291)所说：“他主要的缺点在于分析的方法，他把一切押韵的字归纳在一部里，不管何者为正则，何者为例外，从他的韵字表上既看不出各部分分类的界限，也无法找到音韵演变的路向，更谈不上与《切韵》音系的比较。”对南北朝语音进行科学的、较系统的研究，王力先生堪称第一人。
王力(1936:P5-9)从考察南北朝49家诗人用韵入手，以个人为研究的单位，找出个人用韵的情形后，再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由共同点的异同把南北朝语音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宋和同时期的北魏，第二期是齐梁和同时期的北方作家，第三期是陈隋和庾信、徐陵等所代表的北周。王先生还发现，尽管时代对于用韵的影响大于地域的影响，同时代一些诗人用韵的不同仍可归结为方音的差异。
但是，1985年出版的王先生的《汉语语音史》，把魏晋音和南北朝音作为一个时段的音系来描写，反而泯灭了南北朝语音的阶段性差异。
王力(1936)做的工作具有开创性：一是首次采用正确的方法揭示了南北朝韵部演变的阶段性特点，把以后的研究引入科学的轨道。二是首次科学论证并确立了南北朝语音在语音史上的独立地位，开创了魏晋南北朝语音研究的新时代，一个完整的中古音分期随后建立起来。
6.王力(1958)、邵荣芬和向熹的分期
王力(1958:P35)的中古汉语及其相关的分期如下：
(1)3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3、4世纪为过渡阶段）
(2)西元4世纪到12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12、13世纪为过渡阶段）
(3)西元13世纪到19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为过渡阶段）
这个分期有两个特点：第一，虽然王力先生主张以语法作为汉语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和根据，但还是兼顾语音标准的，如上古汉语三个特点中有一个语音特点：入声有两类。中古汉语五个特点中有一个语音特点：去声字的产生。近代汉语分期完全从语音标准入手，提取的三个特点全是语音特点。第二，汉语史各个分期不是截然分开的，从上古到近代都各有一个过渡阶段，中古期以前的二百年，即三国西晋看作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中古期以后的二百年，即南宋金朝看作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
王先生的分期影响很大，邵荣芬(1979)和国内第二部研究汉语史的力作——向熹(1993)，中古期跟《汉语史稿》完全相同，只不过取消了过渡期。
7.罗常培、周祖谟(1958)对汉魏晋南北朝的分期
罗常培、周祖谟(1958)将汉初到隋末（公元前206—公元617年）八百多年间韵部的演变分作三个时期：
(1)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07年），两汉音接近于周秦音；
(2)魏晋宋时期（公元208—478年），韵部类别既不同于两汉，也不同于齐梁，是承前启后的时期；
(3)齐梁陈隋时期（公元479—617年），接近《切韵》的分类系统。
罗、周两位先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原计划出版三个分册，1958年9月只出了第一分册，详密描写分析了两汉的韵部及特点，是两汉语音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好评如潮。1982年起，周先生陆续发表了《魏晋音和齐梁音》、《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和《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等，（注：这几篇文章收入《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这些成果汇聚在他的《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1996)钜册中，分上篇《魏晋宋之部》和下篇《齐梁陈隋之部》，详尽描写了魏晋宋和齐梁陈两个时期的韵部演变，对第一分册提出的每个分期的音韵特点做了全面总结。其中魏晋韵部分合的结论跟丁邦新(1975)大致相同。
8.董同hé＠①和谢云飞的分期
董同hé＠①(1968:P9-12)分语音史为五期，中古音及其相关的分期如下：
上古音：先秦的语音；
中古音：隋唐宋初，《切韵》所代表的音系；
近古音：宋末，《古今韵会举要》的语音是中古到近代的桥梁；
近代音：元明清初，《中原音韵》为代表的早期官话语音。
在中古期和近代期之间加入一个过渡期近古音，类似高本汉的近古汉语。（注：针对董先生近古和近代的分期，郑再发(1966)严格按照音韵区别特征给近代音分期。根据各项音变“锥顶”产生的时代，把近代音的上限定在10世纪初，下限定在17世纪初。）两汉魏晋南北朝没有地位，原因如董先生所说：“因为材料留存有限，研究的程度也未臻理想。”
谢云飞(1987:P7-12)跟董先生的分期基本相同，同时也受到钱玄同和魏建功的影响。他的分期，“不能硬性地完全以时间为区分之标准，也要看韵书本身的内容来决定”，以《切韵》系韵书的变化为依据，隋唐及宋代前期是中古期，为《切韵》系韵书期之赓续。
9.丁邦新的分期
丁邦新(1975:P269-271)把上古到中古的语音分为三期：
一、上古音：1.上古前期——谐声时代；
2.上古中期——周、秦(?-207B.C.)；
3.上古晚期——两汉(206.B.C.-207.A.D.)；
二、古音：魏晋宋（？）(208A.D.-478A.D.)；
三、中古音：1.中古前期——齐、梁、陈(479.A.D.-589A.D.)；
2.中古后期——隋、唐(590A.D.-?)。
刘宋音当时没有研究，故其语音史地位暂时存疑。丁先生的分期，建立在深入揭示魏晋音特点的基础之上，令人耳目一新。有三个鲜明特色：
第一，把魏晋时期的语音（古音）看作从上古音到中古音演变的转折点，首次将魏晋音定位为一个既不同于上古，又不同于中古的独立分期，对后来的分期有很大的启发；
第二，首次拟测魏晋韵母系统，开列从上古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东汉到魏晋三个时期的韵母演变规则清单，为分期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
第三，中古音分前后两期，依据是前期的韵部脂之、尤侯幽、虞模、庚耕清（陌麦昔）、冬钟（沃烛）、先仙（屑薛）在后期发生了合并。
10.坂井健一的分期
坂井健一是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的专家，从分析《经典释文》所引魏晋南北朝经师音切入手，跟《 切韵》比较，考订声类和韵类的分合，探求字音的变化。
(1)上古音期
前期
殷墟文字·谐声文字时代
后期
诗经·楚辞时代
(2)中古音期
前期
秦·汉时代
后期
魏晋南北朝·隋时代
(3)近古音期
前期
唐·宋时代
后期
元·明时代（注：坂井健一(1975:P3-4)。）
这个分期，魏晋南北朝有独立地位，秦汉时代的语音归入中古期，唐代语音归在近古期。
11.李新魁(1979)的分期
上古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前2世纪，两周至秦代，即周秦时代；
近古时代：前2世纪至6世纪，即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古时期：6世纪至13世纪，即隋唐宋代；
近代时期：13世纪至20世纪，即元明清至现代。
这个分期的特色是：一是在上古期和中古期之间加入一个近古期，类似丁邦新(1975)的古音时期，但起讫不同。二是汉代音不属于上古音，魏晋南北朝音不属于中古音。
12.何大安的分期
何大安(1981)是后出转精之作，其分期最大的特色是考虑了方音因素，把南北朝韵部分为两期三区，即刘宋（420-479年）和北魏前期（439-493年）为第一期，南北韵部一致，是一个大区域；第二期分为两区，南北韵部有差异；北方北魏后期（494-534年）、北齐（550-577年）是一个段落，南方的齐梁陈（480-589年）以及北方的北周、隋（557-618年）同属于另一个段落。何大安认为，王力(1936)的第三期南派作家的押韵特点只是个人审音风尚，并不能代表整个时代，没有必要分出来。他也不赞成罗常培、周祖谟(1958)把宋、北魏前期归入魏晋，因为他们收录的北魏材料不足，不易看出分别。
宋和北魏前期划分为一期，且南北一致，说明第二期北方和南方的押韵共同沿袭第一期，南北的分化从齐以后开始，是一个重要发现，魏晋便成为独立的分期。
何大安是音韵史分期专家，对分期问题有系统的理论表述，以音节结构的变化为标准，音韵史分为三期：周秦两汉约1200年为上古期，魏晋南北朝隋唐约800年为中古期，宋元明清约1000年为近代期。（注：见何大安(1987:P255-261)。）何大安(1994)修订1981年旧说，不大强调南北差异，不知何故。他把刘宋和北魏前期归入齐梁陈，于是南北朝就变为一期。根据音韵结构的特点，中古音分早期（魏晋）和晚期（刘宋以后迄唐宋）。
音韵史音节结构变动的特点具有稳定性，应该作为分期的标准和依据，这种分期法很值得借鉴。
13.王力(1985)的分期
王力(1985)分语音史为九期，选择先秦以来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献材料，构建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八个共时音系，现代音系则罗列北京、苏州、厦门、广州和梅县五地音系。魏晋南北朝音系(220-581A.D.)和隋——中唐音系(581-836A.D.)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中古音。此书分期特点有三：
第一，在诸家分期中最为细密，取消王力(1958)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分期。
第二，抛开《切韵》在语音史分期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切韵》并不代表一时一地的音系，有明显的存古性质，不能作为建立共时音系的依据。
第三，承认自古有方言存在，但由于很少或很难了解语音史料的方音差异，各个时期只选一个代表音系，没有谈到同时期的方音差异，同时期音系不一定是确定地点的音系。因此，分期只有古今，没有南北。
14.周祖谟(1988)的分期
周祖谟(1988:P1-18)分汉语史为六期，中古音及其相关的分期如下：
上古后期：公元前770—公元219年，周平王东迁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阶段，秦汉时期是一个阶段；
中古时期：220-588年，魏晋南北朝；
近古时期：589-1126年，隋唐五代和北宋；
近代时期：1127-1918年，南宋金元明清到以前。
周先生的分期有两个特点：一是分期考虑语法、语音、词汇、文字、语体等特点，并联系各期的社会、历史加以分析。二是魏晋南北朝有独立的地位，跟隋唐分开，分属于两个不同时期；分出近古期，中古期时间跨度较短，近古期较长。
15.黄典诚的分期
黄典诚(1993)中古音及其相关的分期如下：
上古期：公元前11世纪—6世纪，以《诗经》音系为代表；
中古音：7世纪—12世纪，以《切韵》音系为代表；
近代音：13世纪—19世纪，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代表。
这个分期，魏晋南北朝属于上古期，《切韵》为隋唐宋的代表音系。
16.唐作藩和蒋冀骋的分期
唐作藩先生在北大讲授汉语语音史20多年，他的《汉语语音史讲义》（未刊）分汉语史为五期，中古期分三个阶段：晋宋—齐梁（3-5世纪）为第一期，陈隋—初唐（6-7世纪）为第二期，盛唐、中唐（8-9世纪）为第三期。东汉是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犹如唐末宋代是中古到近代的过渡期一样。
蒋冀骋(1990)兼顾语音、语法和词汇标准，分汉语史为四期，中古期起讫跟唐先生大致相同，只不过取消了过渡期。
17.黄笑山和郑张尚芳的分期
黄笑山(1995:P2-14)分中古音为齐梁陈隋初唐和中唐—五代两个阶段，盛唐是过渡期。主要的根据是标准音基础的转移和变更，中古前一个阶段的标准音是以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的《切韵》音，后一个阶段转变为长安话为基础的标准音。
郑张尚芳(2000)的中古期起讫跟黄笑山相同，分前中后三期，盛唐算中期。晋代是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宋代是中古到近代的过渡期。
18.耿振生的分期
耿振生(2001:P299-300)把魏晋至宋末的语音看作中古音，分为魏晋、南北朝和唐宋三期。之所以把宋代划在中古期，是因为宋代的共同语跟唐五代一脉相承，都以河洛方音为中心基础方言，而元以后中心基础方言转换为北京音系。
三 诸家的分歧和存在的问题
以上27家18种分期意见，大致可以反映中古音分期的总成绩。不难看出，诸家的分期意见，随着中古音和近代音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深化，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集中体现在以下四点：
1.汉魏是否分开？两汉归上古期还是中古期？
2.魏晋包括不包括在中古期内？
有五派意见：(1)魏晋音或东晋、刘宋音在中古音里没有地位；(2)魏、西晋归上古期，东晋以后归中古期；(3)魏晋或魏晋南北朝独立为一期，既不算上古期，又不属于中古期；或者属于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期；(4)魏晋是中古期的一个阶段；(5)魏晋（两晋）归在上古期。
3.隋唐是否属于中古期？
有四种看法：(1)大多数学者认为，隋唐属于中古期；(2)隋唐属于近古期；(3)隋归入中古期，唐归在近古期。(4)晚唐以前属于中古期，以后算作近古期或近代期。
4.宋属于中古期还是近代期或近古期？
宋，有全宋、宋初、北宋、南宋前半的时段分法。有五种意见：(1)全宋属于中古期；(2)宋初属于中古期，以后属于近古期、中世汉语或近代期；(3)南宋前半（12世纪）以前归中古期，以后属于近古期或近代期；(4)全宋是近古期；(5)北宋属近古期，南宋归在近代期。
为什么会有这些分歧？从大处和深层着眼，主要涉及六个问题：
1.分期是否要兼顾语音、语法和词汇标准？须知标准不同，分期不同，即依据语音标准的分期跟按照语法标准、词汇标准的分期并不一致。
2.分期要不要考虑方言的差异和标准语基础方言的转变？
3.《切韵》音系能否代表中古音？如果能够作为中古音的代表，它所涵盖的时代的上限和下限如何？如果取消了《切韵》在分期中的枢纽地位，又怎样看待中古和近代南北方音跟《切韵》的源流关系？
4.分期的区别特征是否具有代表性和稳定性？各期特征是否都有可对比性？
5.分期是不必过细、但求反映语音演变的大势好呢，还是越分越细好？
6.分期是否考虑音变的渐变性？上古到中古，中古至近代，其间各自是否需要一个 过渡期？
要得出令人信服的分期结论，就要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限于篇幅，我们另有专文讨论。
我们的结论是：所谓中古音，指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时期（3-9世纪）的汉语语音。刘宋以后，形成南北对立的两派方言，这些方言特征都为《切韵》音系所涵括。中古汉语的上限，以汉语音节结构的改变为主要依据，如东汉以前有复声母，魏晋以来没有复声母等等。下限则以北方话音系的巨变和标准音的转变为主要根据，既然齐梁以来南北方言对立的均衡局面到了晚唐被打破，而且，标准音基础由6世纪以来洛阳、金陵士人的读书音转变为长安标准音，我们就有理由把中古音的下限定在公元9世纪。10世纪开始的近代汉语语音史，是以早期北方话语音演变为主流的历史。（注：梅祖麟先生(1994)和他最近的研究指出，近代汉语其实是一种晚唐五代的北方话，官话方言、粤语和客家话都是近代汉语的后代。这个观点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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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单从字面上来讲，大家对其都不陌生。但是，事实上自白话文文学运动开始，直到今天为止。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很微妙的。本文主要从三个层次上解析了现代汉语中的语言系统，并详细论述了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语言系统；现代文学
对于现代汉语而言，我们可以从思想层面上理解为它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一种优美的语言体系。在现代白话和现代思想的基础上，现代汉语逐渐建立中国现代文学为基本原则的基本类型。那么，我们首先简单对语言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语言是指生物同类之间由于沟通需要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码解码标准的声音(图像)讯号。而语言的本质，笔者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人们之间交流的一种工具，更是人们思想的一种体现，也可以说语言是思想本体。当然，这是两天不同的层面。语言同样也是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下面，文章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详细论述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1解析现代汉语中的语言系统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基础是现代汉语。而现代汉语则是由字和词两大基本部分组成的。虽然区别于古汉语，但是仔细推敲，现代汉语中的很多词汇都是由古代汉语演变或是经过改造而形成的。在本质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还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是，它们是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在思想层面来看，有些因素，例如语法、词法结构等并不会对语言系统构成绝对的影响。尽管有人认为这些对于语言系统是至关重要的。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这也可以看出，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影响语言系统的因素，得到的结论必然不同。
然而，如果从工具层面去考虑这个问题，语言系统之间并没有差异。在思想层面上，语言系统就变得复杂了。在思想层面上，构成语言系统的词汇大都构成了一种语言的“主题词”，也正是这些主题词构成了不同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差异。从文学的本质去考虑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始起始于语言的变革。中国现代文学起始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中所蕴藏的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以及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基础。反过来说，要想仔细研究现代文学就必须要从语言本质上开始，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现代文学的认识问题。
讨论了那么多，下面详细阐述一下，思想层面上的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逐渐演变、发展而形成的一套语言系统。现代汉语可以说是一种“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物”中包含了口语，欧化词汇和古代汉语词汇。所谓的口语，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白话。古代汉语词汇则主要是成语和一些古代常用的词汇，主要来自文言文。来自西方的一些词汇也就是所谓的欧化词。不难发现，就词汇方面而言，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来源，第一是来自西方的；第二是来自中国古代的；第三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增加的。可以这么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变，现代汉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同时，也正是这套系统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2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探讨
2.1中国现代文学其本质是现代汉语的文学站在现代汉语的层面来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人们对其观察视角的改变，同时也是对中国现代历史范畴的一种限定。但是，当我们又从文学性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时，则又会发现，现代汉语其实是现代文学最为显著的特征。相反，当以现代汉语的角度出发，现代文学的本体书写是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通过现代文学，我们可以将现代文学和其他语言区分开，与此同时，也可以将其与古代文学区别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当我们可以充分展现现代文学最为言简意赅的标志的作用时，则能够提高降低现代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的难度。除此之外，仍有一点需要注意。现在存在一种事实，就是在根本上，现代汉语的诗性已经限制了现代文学的文学性。因此，仅仅围绕现代汉语的角度来深度思考和挖掘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接触到了现代文学的的文学层面，这也更加有利于我们实现现代文学的艺术价值。相对于其他模式（阶级、社会等）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中所使用的语言模式有着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性和现代汉语的文学性与诗性之间存在的联系。也正是如此，导致现代汉语最终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但是，从其他的角度思考来看，例如从语言角度，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和探究现代文学，可以弥补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以一种更为完整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
2.2西方汉语对中国现代汉语的影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现代汉语中，受到影响的语言部分不仅仅表现在将传统文言文中的词汇进行改造，在更深层次的改动则主要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在现代文学中，常常忽视了我国传统古代文学创作手法的应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言文文学之间产生分歧。例如，在表现手法等方面可以体现出不同。但是，也是由于忽视了语言构造和修饰，将古代文言文稍加改动变可以映射到现代汉语，因此，可以说两者还是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现代汉语传承了古代汉语，同时在现代汉语发展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对西方文化和古代语言文化的兼容性，而且更是具备了典型的东方语言文化内涵；其次，虽然接受了西方文化，但是现代汉语本身也极大程度的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再次，现代汉语给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的表达方式，这主要体现在描写以及叙事等方面，尤其体现在现代汉语边境拓展的使用上。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相比较，发现现代文学具有更为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当然也正是这种西方文化特色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3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我们对于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不断深入研究，将使得中国现代汉语在演变和运用中变得更加灵活，词性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进而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也逐渐变得越来越严密，不仅仅在创作中使思路变得更加清晰，体系也更加完整。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现代汉语的价值和现代文学的价值，并最终给予两者充分的独立发展的空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深入研究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一定要十分关注两者之间的兼容性与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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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汉语 现代英语 介词 对比
1.引言
古汉语和现代英语两种语言中都有介词。李载霖先生在他的《古汉语语法学术略》中称：“介词是半虚词，有一定的词汇意义。他的语法功能是把名词或代词介绍给动词或形容词，表示二者之间的种种关系，如时间、处所、原因、目的、凭借、对象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介词不单独使用，经常和他所介引的词语组成介宾词组，然后再和动词或形容词发生组合关系，用作状语或补语，从而构成一个以动词或形容词为中心的词组，充当句子的谓语。”单从定义上来讲，这个定义也可以用来定义现代英语中的介词，此定义反映了古今介词的相同的语法功能。但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中的介词也有差异之处，下文会从语法角度对古汉语介词不同于现代汉语介词的地方举例说明，并进一步举例归纳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2.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介词语法特点对比
2.1介词的动词特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介词的动词特性，主要是指古汉语中的介词，英语中的介词占少数。
例：（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论郎何颙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阴为绍。（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董卓信任他们，（他们）暗中却要帮助袁绍。
上面例子中，“为”单独使用，句子中没有其他成分充当谓语，此时，介词就是动词了。
英语中也有一些词既可做介词，又可做动词。
例：They downed a fighter plane yesterday. 他们昨天击落了一架战斗机。
2.2介词结构的句法功能
古汉语介词短语在句中充当状语或补语。
（1） 作状语
例：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孟子·梁惠王·上》）
（2） 作补语
例：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孟子·万章·上》）
英语此结构通常在句中充当状语、补语、表语等，有时也可用作另一介词的宾语或用作名词后置修饰语。
（1） 作状语
例：The audience remained very quiet during the performance.
（2） 作补语
例：It is wrong to think oneself above others.
（3） 作表语
例：The new samples are of interest to many clients.
（4） 做另一介词的宾语
例：I didn’t go to bed until after the work.
（5） 作名词后置修饰语
例：Abraham Wilson is a man of integrity.
3.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古汉语介词的数量不多，下面以“于”和“以”为例来讨论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于（於，乎）
（1） 表时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
例：子於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on that day
（2） 表地点，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到”、“从”
例：子路宿于石门。（论语·宪问）：in Shimen
（3） 表范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中”、“在…方面”
例：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墨子·公输）：in terms of the people
（4） 表原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由”、“因”
例：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左传·昭二五）：from love
（5） 介绍涉及的对象，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给”、“与”、“向”、“对于”
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论语·颜渊）：inquire politics of Confucius
（6） 表目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为了”、“为”
例：死于国事（辞源）：die from
（7） 表对比，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比”
例：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史记·项羽本纪）：than
（8） 表被动
例：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荀子·荣辱）：by
以
（1） 表示动作行为以某物为工具或凭借，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用”或“拿”。
例：寿毕，请以剑舞。 《史记·项羽本纪》：with a sword
（2） 表示原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因”、“因为”、“由于”
例：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for his words
（3） 表示时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于”、“在”
例：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in spring or summer
（4） 引出动作涉及的对象
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with
以上只列举了两个古汉语介词的英译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古汉语介词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及翻译的艰难性。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介词的对比及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两种语言的介词结构。前人对古汉语和现代英语的对比研究并不多，对这两种语言中介词的对比研究更是少有。通过将古汉语与现代英语的介词从多方面进行对比，有助于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古汉语和现代英语。古汉语与现代英语的介词对比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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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汉学家蒲立本（Edwin G. Pulley- blank）先生，1922年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一个教师家庭。他在上中学时就对语言很有兴趣，大学时尤其喜爱古希腊语和拉丁语。1942年在家乡的阿尔伯塔大学完成本科学业，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远渡重洋，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1951年获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曾就教于著名汉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和语言学家弗斯（John Rupert Firth）、Eugenie Henderson等。20世纪50年代初任教于剑桥大学，在这所具有中国语言研究传统的大学里开始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66年返回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执教（1968-1975年任系主任），直到1987年作为荣誉教授退休。蒲立本先生是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曾先后担任加拿大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北美洲东方学会主席、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主席等职。
蒲立本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历史语言学，在古汉语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在一般理论语言学、印欧语系、中亚史、唐代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半个世纪以来一百多篇、专著十种，此外还写过多篇评论文章。《古汉语语法纲要》（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的初稿源于蒲立本先生多年在剑桥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给本科生讲授古代汉语的讲义，又经过作者长期的思考、研究、修改、补充，可以说是他从事古汉语教学与研究半个世纪的总结。
本书共分十五章。在对汉语的历史、文字、音韵以及古汉语语法的基本规则简要说明之后，作者从对各种谓语的分析入手，集中探讨了古汉语的主要句子类型。然后，就一些颇具特色的语法现象如名词短语和名物化，话题化以及语法成分的突显，否定方式，代词及相关词语，体、时、语气，表示包含或限定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讨论的问题是复句。
读完全书我感到有几点明显的特色：
作者不仅注意到古汉语语法在体系上的完整性，尽可能对古汉语句法作出连贯的、全面的分析；同时还特别注意突出重点。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外国学者心目中的古汉语的整体面貌和主要特色以及他对各种语法现象的解释。同时，由于对重点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不但有结论，还能看出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这就使本书在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很有参考价值。
作者不是把语法现象孤立起来考察，而是注意到形成这一语法现象的综合因素。如作者特别重视将语音要素融入语法研究，书中随处都能感受到这一特点。关于语法现象与方言差异可能存在的关系，书中也有论述。再如各种古籍独有的语法特色、著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等，本书也都予以关注。
作者没有像常见的语法书那样分出词类和语法两大类，而是以句型、语法结构、语法功能为主要框架来驾驭词类特别是虚词（本书统称为“小品词”），使人在了解语法全貌和重要语法现象的基础上加深对虚词在其中作用的认识。如：结合对名词谓语的介绍讨论了句末语气词“也”、系词“为、日、唯”等，结合“复杂的动词谓语”讨论了小品词“而”、次动词“以、用、与、为、自、由、从”以及方位次动词“于、朴、乎”等。而对副词的处理更有意思：考虑到古汉语中的副词相对于现代汉语和英语来说颇具特色，有必要对本书的主要读者（欧美大学里有一定现代汉语知识而又对古汉语有兴趣的青年学子）作详细介绍，作者安排了差不多四章的篇幅加以讨论；而其中只有一章名为副词，其余三章都是以语法功能为纲来安排的。如：“否定”章讨论了近二十个否定形式；“体、时、语气”章结合动词的“体”讨论了动词前的小品词“既、未、已”，结合句子的“体”讨论了句末小品词“矣、也、已（也已、也已矣）”等；“表示包含和限定”章则讨论了十余个范围副词及其他一些相关词语。
作者对语法现象观察敏锐而深入，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为”在先秦汉语中是否可以用作系词一向存在争议。作者认为“为”应视为系词。他举出《论语》“子为谁”这个例子，指出上古汉语中疑问代词做动词或介词的宾语时一定要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前，“谁”是典型的疑问代词，然而它在例中没有移至“为”的前面，可见“为”在这里不是一般的动词，应该就是系词。再比如“予”，一般会说它是“余”的变体，都用作第一人称代词，都读平声，二者无别。可是“予”还可用作动词，“给予”的意思，上声。作者指出，在《诗经》和《楚辞》中，“予”在代词和动词两个意义上都与上声字押韵。这似乎告诉我们，“予”原本并没有平声一读。这也就等于说用作第一人称代词的“予”与“余”在读音上并不完全相同。读音有异暗示它们在用法上可能也有差别。“余”和“予”应该与“吾”和“我”平行，“吾、余”主要用于主格，“我、予”主要用于宾格。这些具体结论容或有商讨余地，但作者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研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对一些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都及时提出，以引起同人注意。例如关于表示否定的“毋（无）”和“勿”，作者提出：“表示禁止的小品词‘毋（或‘无’）’和‘勿’，有一部分意义是属于语气方面的。如前所述，这些词可以出现在从属复句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译作祈使性的否定。这种结构有待于进一步的全面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本书提出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会激发一些学术新人去尝试新的理论手段，进而将古汉语语法研究汇入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而不是让它长期地停留在深奥难测的迟滞状态。”
在对照原著阅读这一译本时，我们会发现景涛先生的译文充分体现了原著朴实稳妥、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忠实于原著的很好的译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本保留了原书对古汉语例句的英译，没有用现代汉语的译文去代替它。这种做法似乎很少见到，但我以为是很有创意的。大家都知道，研究古汉语语法是离不开援引古汉语用例的，然而对例句的理解常会因人而异；不明确说出你的理解便无法展开有效的讨论。我们读完本书就会明白，蒲立本先生在书中的叙述、选例和译文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译文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他在语法上的认识，十分有助于理解他在正文中的论述。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了作者的译文，这本书也就不完整了。何况通过译文我们还可看到蒲立本先生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对古汉语理解之深，对某些难度较大的例句译文处理之妙，我感到确实是难能可贵，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古汉语语法纲要》，蒲立本著，孙景涛译，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二次印刷）
摘要 对古汉语中的倒装现象，历来多有分歧，意见相左之说颇多。本文拟从语法和修辞两个方面入手建立一个关于倒装的较为系统全面的、易为当代学习者接受的古汉语倒装体系，进而提出倒装是古汉语中变换常规顺序的句式和修辞的大倒装概念。
关键词：古汉语 倒装 句式 语法 修辞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一
古汉语中的倒装，人们论述较多，但名称不一。唐代的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指出，《诗・汝坟》中的“不我遐弃”犹云“不遐弃我”，并指出“古人之语多倒，《诗》之此类众矣”。以后又有“倒句”“反言”（罗大经）、“颠倒用字”“倒用文势”（王 ）、“倒其文”“倒用字”（孙奕）、“倒语之法”“倒法”（陈 ）、“变式句”（黎锦熙)、“倒置”（郭锡良、唐作藩）等名称。由名称的分歧我们可以看出，历代学者对倒装现象的认识不同和分析这一现象时带的某种任意性。他们或从语法语序上对倒装加以分析，或从修辞上对倒装加以分析。直到今天，关于古汉语的倒装现象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综观论者的观点，可以划分为三：一是承认古汉语中与现代汉语语序不同的句式即为倒装；二是承认古汉语中有部分倒装；三是根本不承认古汉语中有倒装现象，而认为是正常语序。
承认古汉语中有倒装现象的人较多，如清朝的姜宸英在《湛园札记》中指出，孔子问：“谁与，哭者？”是“倒装文法，恰似惊问情状”。王懋 在《读书记疑》中指出，“非乎，而离朱是已”是“倒装句法”，意思是说：离朱非骈与明乎。王引之在《经义述闻》中论述了“动+介＋宾”倒装为“宾＋介＋动”这种句法现象：“左传：‘其一二父兄惧队宗主，私族于谋，而立长亲。’引之案：私族于谋而立长亲者，私谋于族而立长亲者，倒言之，则曰私族于谋矣。昭十一年传：‘王贪而无信，唯蔡于感。’言唯憾于蔡也。本年传：‘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言怒与室，色与市也。本文并与此相似。”
近代的王力先生也说：“近体诗为了适应声律的要求，往往可以把语序作适当的变换，这是句法上的倒装。散文虽然也有倒装的句法，但是比近体诗少，而且远不如近体诗自由。”林玉山先生则说道：“古人还知道倒装”，“除了语法结构上倒装外，还有修辞或押韵的需要”。
不承认倒装的主要有黎锦熙先生，他说：“正规的说法要叫‘变式句’，不要叫‘倒装句’，因为倒装是可以‘复原’的，完全是为了修辞上临时需要而倒装，变式句虽有些可以复原，但是不让‘复原’的，任何成分都可以提前，但有一定的规律，有了规律的变式句就是汉语一种固定的结构形式。”显然，黎先生认为古代那些和现代汉语句式不同的句式不能算作倒装句，而是古汉语的一种“固定的结构形式”，大不了叫做“变式句”。
承认古汉语有部分倒装句式的有郭锡良、唐作藩、启功等人。郭锡良、唐作藩在《古代汉语》（修订本下册）中讲到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时提到“倒置”：“倒装是有条件的，今人所谓‘倒装’，对于古人来说原是正常的句式，倒置并不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也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辞方式。”他们引入“倒置”这一概念，目的是区别于散文的有规律性的倒装句，从修辞角度把倒置设定为一种修辞方式。启功先生在《汉语现象论丛》一书中谈到：“（古汉语）少有真正的倒装句”，“当然不能说文言文绝对没有倒句（倒词成句），也不是没有倒叙（指句与句的先后次序），不过文言文是以顺说为主流罢了。至于诗歌、骈文中，因迁就平仄韵律和对偶，常有颠倒处，但俱有缝子可寻，而不是真倒。”他还指出：“所谓倒装，特别常见的是那种短句。如：1、不我信兮。2、夫何远之有。3、何以文为。4、吾斯之未能信。”我们从启功先生的论述中看，他和郭、唐的观点还不尽一致。
综观以上学者的观点：1、要不要说古汉语（包括散文、诗歌）中存在倒装句；2、倒装是语法现象，还是修辞现象。
二
古汉语中究竟存不存在倒装句呢？我们说是存在的。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是共性，特殊性是个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中，事物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作为记录语言符号最高级语法单位的句子，也不例外。汉语词在句子中的次序是比较固定的，从古到今变化比较小，一般都是主语在前，动词在宾语之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古今一致。这是普遍性，而在这普遍性中，古汉语也有少数特殊的语序。这就是事物的特殊性。一般认为，这些特殊的语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宾语前置；2、主谓倒装；3、定语后置；4、数词倒装；5、其他。
从世界语言的情况来看，各种语言都是包括主语、谓语和宾语在内的句子，据有关统计（桂诗春，《心理语言学》），各种语言语序比例为：SVO―35％；SVO―44％；VSO―19％；VOS―2％。（S为Subject，意即主语；V即Verb，意即谓语；O为Object，意即宾语）
由此可以看出，各种语言的主语一般都是放在句首的，占79％。这说明各国人民的语言习惯是相通的。而特殊现象占2％，则说明了语言现象的特殊性。
对中国现有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句式特征加以分析，可以发现，甲骨刻辞的句型有比较复杂和比较简单两大类。比较简单的句型有10种，据1000个单句统计分析，句子的语序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中动词或系词在宾语之前，但是在代词作宾语的否定句中，代词放在动词之前。语序变例最常见的是宾语在动词之前。也就是说，即使在最早的甲骨刻辞中，句式的特点也包含有特殊性。
既然倒装现象在古汉语中时有存在，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也是古汉语与现代汉语不同的一个方面，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变换的句型称为倒装呢？再者，从古汉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引进倒装这一术语，更有利于我们对古汉语特殊句型规律的把握。利于教，也利于学。为什么要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呢？鉴于此，本文认为，不应排斥倒装这一概念，更不用以各种不同的术语名称来称之。
三
对于韵文中的倒装，我们也可以用上述思维。从《诗经》的句子结构来看，其中的句法有主谓句、述宾句、述补句、偏正句、并列句等多种类型，但结构变换的句式也很多，主要为：1、状中式与述补式变换。如：呦呦鹿鸣（《小雅・鹿鸣》）、 坎坎伐檀兮（《魏风・伐檀》）；2、主谓式与定中式变换。如：明明天下（《大雅・江汉》）、青青子衿（《郑风・子衿》）。
对唐诗加以分析，也可以看出倒装无处不在。如：“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杜甫，《日暮》），应为“石壁（下）流暗泉，草根（上）滴秋露”；“不须浪饮丁都户，世上英雄本无主”（李贺，《浩歌》），应为“丁都户不须浪饮，世上英雄本无主”。
诸如此类的句式不胜枚举。诗歌中句式的变换有些从散文的语法看是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它们协调了音律，强调和突出了不同的语义内容，产生了美感。古人称之为“诗家妙法”：“‘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仍作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把换序的诗句叫作“诗家语”：“王仲至钦臣能诗，短句尤秀绝。初试馆职，有诗云：‘古木阴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王文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为‘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是知妙手斡旋，不烦绳削而自合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诗歌中倒装的重视。
不过，就我们上述所列的倒装句，有些在古汉语中仍然有正装的例子，如：“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汉书・李广传》），与“汉果不击我矣”（《汉书・赵充国传》）等。
否定句中宾语是代词要前置这一规律，也并不是十分严格，用“弗”、“勿”、“非”、“无”这四个否定词的否定句，宾语是代词就不能倒装。这是因为“弗”“勿”所限制的动词一般不带宾语，“非”字是否定整个谓语的，“无”字本身就是动词。在上古汉语里，疑问句里的疑问代词宾语必须放在动词的前面这一规律则很严格，“但自魏晋以后逐渐变化，到宋时已有很多不前置了。”这些都说明了古汉语句式特点是灵活多变的，并不是僵死一成不变的。因此，我们把古汉语中那些语序变换的句子称作倒装是很有必要的。
在倒装这个母系统下，统领散文中的倒装和韵文中的倒装两个子系统，散文中的倒装可以分为：宾语前置、主谓倒装、定语后置、数词倒装、其他类倒装。韵文中的倒装又可以分为：古体诗中的倒装和近体诗中的倒装。这样划分，优点在于一是条理性强，二是便于识记，三是较为系统；不足之处是，分类标准不一致有的按词性去分，有的按句子结构去分，并且散文和韵文中的倒装有重复现象。
四
以上我们从语法或者说语序方面给倒装一个较为系统的分类，但对于倒装是语法现象还是修辞现象（指狭义的修辞）的争论还是很多。如郭锡良、唐作藩在谈古汉语的修辞方式时提到“倒置”，并指出它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修辞方式，而在讲近体诗的句法时，又提出另一术语“错位”；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一节中就没有提到倒装。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则明确指出倒装属于章句上的辞格。
本文认为，修辞与语法之间存在着不少共同点，绝对化地把修辞与语法割裂开来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考察古代汉语可以看到某些修辞方式往往具有一定的语法特点，而某些语法现象也往往具有一定的修辞特点。我们先拿省略作一比较：古汉语中省略本是语法问题，但句子成分的省略也与修辞有关。如：应侯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卖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 ）出其朴，（ ）视之，（ ）乃鼠也。（ ）因谢不取。”（《战国策・秦策三》）在这一句中“出其朴”和“因谢不取”的主语省略，不难理解，“视之”前面省略主语“郑贾”，容易被忽视，如果把这句话标点为“出其朴视之”，就错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个句式的分析既要从语法角度，又要从修辞方式上来分析。倒装句也是这样，从语法上讲是次序的颠倒，从修辞上讲则是为了突出强调及押韵平仄的要求，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一定内容的一种方法。如：“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左传・僖公五年》）这句话实际上是“晋之爱虞也，能亲于桓庄乎？”的倒装。为了强调指出虞国与晋国的关系不可能比晋献公的同族兄弟桓庄之族与晋国的关系更亲密，故而把“虞能亲于桓庄”提到前面。在诗歌中，倒装是诗人为了押韵、节奏、平仄或强调不同语义内容需要而对句式所作的调整。从修辞效果上讲，是诗人追求表情达意的特殊效果和非同寻常的审美情趣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用倒装表示强调突出，还是用倒装为了平仄、押韵取得审美效果，目的都是引起阅读的注意，是一种识别标志。因此我们说，倒装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修辞方式，“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所派生出来的超常规组合，它以常规组合的存在为前提，因而与常规组合相比较而成为极其重要的识别标志”的一种修辞方式。倒装是古代汉语中变换常规语序以适应某种需要的一种句式和修辞方式。
参考文献：
[1]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
[2] 林玉山：《汉语语法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3] 黎锦熙：《变式句的图解》，《语文学习》，195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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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蔡涤：《西清诗话》，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9] 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2006年版。
当我考虑这次讲演的题目时，便浮现这样一个念头：我属于正在迅速从汉学领域消失的一代学者。我们这一代学者接受学术训练的环境和现在的学者们大相径庭。这一念头促使我潜心思考和梳理自20世纪初开始的汉学研究各领域所经历的巨大变化。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对汉学研究的初期建立进行简略的描述，并且探讨未来汉学研究在中国方言学、历史音韵学和语法方面的研究前景。最后还将涉及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关系的考辨。
请允许我先谈谈我的老师高本汉先生（1889－1978）及其汉学研究历程。1909年秋，高本汉先生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了日尔曼语、斯拉文尼亚语和希腊语的学士学位之后，到圣彼得堡大学学了两个月汉语，翌年2月他就跟随一艘瑞典货船前往中国上海。
在货船上的两个月里，高本汉研读了狄考文（calvin mateer，1836－1908）的著作《北平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这是最优秀的汉语入门书之一。此后两年他住在山西太原，而其足迹遍及整个华北地区，他所调查的方言超过33种。从他寄回家的书信来看，当时高本汉对中国文化还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他去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对汉语方言进行田野考察。他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所收集的方言资料，后来成为他重构古代汉语语音的资源之一。
1911年12月，高本汉先生离开中国，在伦敦国王学院呆了几个月。他本意是想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中谋求一个教职。当他了解到全美国只有耶鲁、哈佛、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四所大学设有汉学专业，而且当时都没有空缺的教职，他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最终，高本汉决定去巴黎，当时那里活跃着两位最伟大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及伯希（1878－1945）。
在此，我想补充说明的是，20世纪初的巴黎，在当时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高本汉先生旅居巴黎进行的研究，对于他本人的研究影响甚大，后来他的学生也间接受到影响。1912年至1914年，高本汉在法兰西学院深造，在这里，沙畹主持汉语研究，伯希和则主持中亚语言和历史研究。那几年沙畹主讲儒家经典《书经》、《诗经》和《春秋》以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重要角色。沙畹在文本分析课程中，选择了《烈女传》作为细读材料，这本书的作者是汉代博学的目录学家刘向。
伯希和几年前曾深入中亚地区和敦煌莫高窟进行考察，回到法国后，他整理并主讲了3个系列题目。其一是有关蒙古帝国的组织，其二是对蒙古时代用汉语和突厥语双语书写的碑铭进行研究，其三是考察基督教从最初传入到15世纪末在中亚地区的传播情况。1912－1914年，在实用高等教育学院的历史学和文献学部都没有任何课程。1913年，宗教学部主任由沙畹先生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1）接替。葛兰言在1913－1914年间主讲了宗教仪式中的洗礼，他本来还准备开设一门婚姻仪式的课程，其依据是中国的经典著作《仪礼》中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礼仪，但最终这门课还是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唯一有能力和资格研习的学生已经去越南河内进行自己的研究了。
选修沙畹及伯希和课程的学生屈指可数，他们主讲的题目都与自己的最新研究相关。在法兰西学院和实用高等教育学院都从未开设过最基本的语言指导课程。在那个填鸭式教育时代的课程里最接近的要算是文本分析课程了，教授们将从各种可能的角度讨论预先给出的文本，其中自然也包括语言的分析。高本汉选修了沙畹的文本分析课程，这一分析方法深刻影响了高本汉和他的弟子们。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学术训练的背景和现在大相径庭：当代各国中文系的学生在进入更深层次的语言研究之前，都会花上好几年时间接受强化的语言训练。
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高本汉先生的文本分析课，那是在1946年的秋天。当时我对古汉语的唯一了解就是，它是单音节语言，每个字都有特别的声调。选修这一课程的学生大概有五、六个，讨论材料选自公元前400年的编年史巨著《左传》。当高本汉高声朗读一段材料时，我心里计算着他所念的音节的数目，然后在材料相同数目的字符后做一个小标记。过了一阵，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某个字符经常出现在我标记的位置前面。从高本汉先生的讲解中我意识到，古代汉语所具有的后加成分指示不同类型的句子，并且，有时候还具有表达语气的功能。渐渐地，高本汉关于语音和语法结构的解说、图表分析以及对历史文化背景的描述，对我们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本关于古代汉语的教科书。即使我们这些初学者也都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身处这一研究的前沿。
当弟子们询问如何才能使研究更上层楼时，高本汉先生给了我们最简洁的忠告：“阅读！阅读！阅读！”——我同样把这一忠告传递给我自己的学生。获得对文本的“感觉”的唯一途径就是甘坐冷板凳，反复阅读原文。开始阶段也许进展迟缓，你不得不在辞书里翻查大量的生字词，但是不久你会获得对文本的结构、韵律和特质的感受。
1946－1948年间，高本汉的几位弟子请求他开设一门汉学研究书目课程。他勉强答应，不过仅仅给出一些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名字，他把这些名字高声念给大家：“沙畹！是的，沙畹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读他！莱比锡的august conrady！很棒！读他！伯希和，仔细地读他，不要忽略他的脚注，它常常比正文更加重要！你们在图书馆会找到他们的著作的！”于是我们就去图书馆找来这些学者的著作细加研读。
汉学研究初期阶段与现在的不同，其实不仅仅表现在研究主旨和方法的指导上。高本汉在1913年寄自巴黎的一封信中抱怨说，因为在巴黎找不到一本研究必需的文献资料，因此可能需要启程去伦敦或者莱顿图书馆里寻访这本书。我不知道后来他是否真的为这本书去了伦敦和莱顿，但是我知道，假如他找到了这本书，他还必须亲手抄写一份，因为当时并没有复印工具。对我们这一代学者来说，很难想象，没有便利的馆际互借对于早期研究者们意味着多大的困难，更不用说缺乏公开出版的目录、索引、大汉和辞典一类的大型辞书、数据库、复印机、传真机、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但是，尽管没有这些现代工具，沙畹、伯希和以及他们许多天才的弟子都在各自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学者的成就引发一个问题：“现在巨人们都到哪儿去了？”
汉语方言学
也许可以说，汉语方言的现代研究是从高本汉的博士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后来作为高本汉四卷本《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出版，并由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译为中文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1929年，赵元任先生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献部主任，史语所是蔡元培等人于1928年所创建的中央研究院重要的组成部分。赵元任不久开始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其目的是描述汉语各大方言的语音结构，同时对汉语方言词汇和语法结构进行了初步考察。就我所知，这次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仅仅公开出版了一本专著，主要是关于湖北省的方言，大量未发表的资料仍然存放在台北史语所的档案馆里。
1939年，赵元任应邀任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耶鲁是当时美国汉学界语言研究的中心，并有一个非正式的语言学家俱乐部，其中有天才的语言学者如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萨丕尔（edward sapir）等。
在上半个世纪里，中西方学者已经调查研究了大量的汉语方言，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致力于语音结构的分析，而方言语法研究领域基本上仍是一片空白。毫无疑问，一部有深度的方言语法研究著作将会推进我们对语法历史演变的理解。我在这一领域的贡献是1961年发表的题为《四川方言造句结构的限制形式》的论文，这也许可以看作我本人有代表性的微薄成果吧。
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方言语法的特点有时是从文学作品中发现的。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分别出版于1933年、1938年和1940年，我们发现，尽管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用当时的国语写成，但小说中的对话包含了许多标准西南官话的语法特点，例如成都话。这些类似的特点都有待于深入研究，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
汉语语音学和音韵学
在汉语语言研究领域中，历史语音学和音韵学已经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在一部中途辍笔的未完成著作中，高本汉先生依据大量的资料构拟了中古和上古汉语语音。他用现代汉语方言、公元6世纪晚期的文学语言、公元601年出版的韵书《切韵》以及宋代出现的一些韵图等作为资料，构拟了中古汉语语音；在构拟上古语音时，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周代早期和中期的文学语言——主要是借助于公元前1000年出现的诗集《诗经》中的押韵，以及谐声字也就是含有同一个声符的字。高本汉的研究从清代的伟大音韵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受益匪浅，例如江永（1681－1762）和他的弟子戴震（1724－1777），清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和他的儿子王引之（1766－1834）以及江有诰（1773－1851），他们对《诗经》韵部的分类成为高本汉和其他语言学者深入研究的重要起点。
上古语音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由段玉裁取得的，他认为共有一个声符的谐声字可以构成一个音系，归属于《诗经》的同一个韵部。这意味着《诗经》语言的语音结构和那些谐声字的潜在创造是一样的。这条规则当然也有例外，暗示着一些谐声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更早的语音阶段，也应当注意到，另一些谐声字的产生晚至公元前480－前221年的战国时期。
高本汉先生对上古汉语语音和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在他的《古汉语字典重订本》（1957）中可以清楚地看到。tor ulving根据高本汉的构拟重新编写为一本非常有用的书：《上古和中古汉语字典：根据高本汉古汉语字典音序排列》。
应当注意到，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一册是1915年问世的，一年以后，索绪尔的遗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第四册也是最后一册于1926年出版，比布龙菲尔德的先锋性著作《语言论》（1933）要早7年。高本汉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传统的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因此，一辈子对结构语言学不感兴趣。这也非常自然地解释了，为什么他的不少研究结果被后来使用音位分析方法的学者批评和修正——代表人物是赵元任，集中在他发表于1941年第5期《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的重要论文《古汉语的特性》中。
许多学者，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人，上半个世纪在汉语历史语音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董同?、李方桂、罗常培、李荣、周法高、周祖谟；桥本万太郎；paul k.benedict, nicholas bodman，andre haudricourt，sergej yakhontov，jerry norman，edwin pulleyblank，soren egerod，hugh stimson白一平（william h.baxter）。
在白一平的著作《古汉语手册》中，他列出了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详细构拟，这一构拟比此前的所有分析都更为中肯。白一平的构拟有的跟此前的分析大相径庭，这也正说明了在这一问题上要达成一致认识的巨大困难。
在过去，学者们都注意到《说文解字》（公元121年）中小篆的谐声现象，并广泛用作周代早期语音构拟的材料。由于20世纪古文字学的发展，许多金文文字——跟后来的小篆形态大不相同——都已经得到认定和分析，毫无疑问，古文字学界和历史音韵学界学者之间的进一步紧密合作将会取得重要的成果。
汉语的分期
按照纯粹的语音标准，我们可以把现代之前的汉语发展历史分期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上古汉语时期，大概在周代早期和中期，公元前1000年的前一半时间。(2)中古汉语早期，在公元601年的韵书《切韵》中定型化，是6世纪晚期的标准文学语言。(3)中古汉语晚期，晚唐时代（公元9世纪）的语言，在宋代的韵图中定型化。(4)古代官话时期，在1324年出版的《中原音韵》中得到体现，从这一时期戏曲作品的用韵看，反映了13世纪中叶的语音状况。这一语音阶段的构拟成果主要体现在hugh stimson的深入研究中。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好地揭示出公元前206－219年的汉代标准文学语音结构，从而架起沟通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之间的桥梁。在罗常培和周祖谟两先生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一分册中，已经给这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著作中，基于汉代早期和晚期的诗歌韵律，作者已经考察了两个时期诗歌韵部之间的差异，并且详细说明了当时许多方言都偏离于标准语言。根据周祖谟的口信，计划中本书第一分册的续集早已完成了，但非常遗憾的是，其他分册依然没有出版。
语法研究
这是一个奇怪的而令人窘迫的事实：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在1881年出版的著作《汉语语法》至今依然被视为古汉语语法最全面可靠的描述。
传统语法研究的主要集中在编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虚词功能概论、个别的虚词或句法结构的专著和文章。
现代已经大量出现程度不同的综合性语法书，尤其是本世纪40年代及此前。大多数此类著作的通病是采用完全不同时代的材料作为例证；语助词概论的用处也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抵消，其例证是脱离上下文的。比较有价值的是研究虚词或句法具体个案的专著和文章，代表人物有joseph mullie，walter simon, george kenned，angus graham。我希望借此机会向耶鲁大学前任教授george kennedy表达我的敬意，他对许多汉学论题天才的贡献使我个人受益匪浅。
先秦著作如《孟子》、《庄子》、《左传》等的语法和文体互相之间差异颇大，就像恺撒、塔西佗和李维的拉丁语著作之间的差异一样。假如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古汉语语法，我们所要做的首先是深入分析大量重要作品的特殊语法和文体：《孟子》语法、《庄子》语法、《左传》语法。在这些具体的语法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大量探讨虚词和句法结构的专著，考察所研究的文本中每一个特殊虚词或每个出现的句法结构。在这些个案研究基础上，我们最终也许可以比较充分地了解古汉语语法的演变。
我对近古时期的《左传》文本和白话文巨著《西游记》语法形态的研究，或许对于进一步理解这一被忽视的现象会有所裨益。
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
这些年来引发学界重大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周代晚期的大师们所写的巨著，比如《孟子》、《庄子》和作者未详的《左传》，究竟是反映了当时的口语还是完全脱离口语习惯的人为创造。高本汉认为，如果忽略音调差异的话，现代的中国国语只有不超过420个不同的音节，而他所构拟的上古汉语则有多达2250个不同的音节。这意味着上古汉语同音字词素的数量也许并不比现在的英语高出许多。高本汉写道：
《孟子》这部书，如果根据我在《古汉语字典》里构拟的语音系统用西方字母写出来，并且用同样的方法在书后列出词汇表，就是不用汉字表达，对于古代汉语初学者还是很好懂的、最好用的教科书。因此，毫无疑问，《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发音，如果几十年以后大声读给弟子们听，尽管已有语音差异，仍然是很好懂的。个别字词发生了语音的变异，但书中所记录的孔子的讲演依然很好地体现了他那有教养的标准的口语。（《汉语语法探索》，1951年）
1994年9月16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一次题为“什么是最小语法：近古汉语中的例证”的讲演中，加里福利亚大学的charles li教授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无可置疑的是，近古时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差异，不应比我们所知的当代书面语和口语形态之间的差异更大。特别是《论语》，作为一本对话的记录，理当比其他近古著作更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口语形态。
让我们来看看《左传》中的例子，《左传》的文本很可能在2300年前就已经成文了，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左传》的文体可能显得非常简洁而古奥。但它所记录的对话段落是如此的真实、生动、自然，以至于我个人深信它们反映了当时的口语形态。我选自《左传·成公十六年》中的一段对话就是最佳的例证。楚王正准备和晋国打仗，楚王登上巢车观察晋军动静，了解其意图。从晋国逃亡到楚国的太宰伯州犁站在巢车边，对话就发生在楚王和伯州犁之间。对话以“王曰”开头，伯州犁答以“曰”，楚王的观察和伯州犁的解释交替出现，对话如下：
王曰：“骋而左右，何也？”
曰：“召军吏也。”
“皆聚于中军矣。”
曰：“合谋也。”
“张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
“撤幕矣。”
曰：“将发命也。”
“甚嚣且尘上矣。”
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
“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
曰：“听誓也。”
“战乎？”
曰：“未可知也。”
“乘而左右，皆下矣。”
曰：“战祷也。”
这段对话如果用现代汉语语音来读，会有许多同音词，听起来不易明白。但是，如果以高本汉构拟的古汉语语音来读，我们将发现同音词会大幅减少，这段对话中的几个词素在语音上是非常独特的。根据对《左传》同音现象的仔细研究，我坚信这段话如果念给当时的人听，一定是非常容易明白的。长久以来我有这种直觉，不过此前尚未深入研究过。我认为，无论是谁尝试把《左传》翻译成西方文字，都应当注意其中的一些对话中所包含的口语特质。（我认为《左传》是挺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如果我的生命还能重来一次的话，我最乐于把部分生命贡献给《左传》的翻译。）
在欧洲和美国或者其它地方，有偏见的学者们常对翻译皱眉蹙额。他们主张，学者应当致力于研究而不应把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在过去40年里，我已经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为我的母语瑞典语。我坚信，无论是用古文、早期白话文还是用现代汉语所写成中国文学作品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理应如此对待。我有幸熟悉中文并从中受益匪浅，这使我觉得有责任花时间把汉语作品翻译给我的国人，让他们至少可以从中享受到我自己曾经得到的美感怡悦。
布拉格已故的教授jaroslav prusek曾经极力主张，文学研究和翻译应当尽力手挽手并肩前行。他在1970年出版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序言中写道：
翻译一部作品会唤醒我内心对作者和作品更浓的兴趣，同时发现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通例。我也发现，一个本来只对某部外国文学作品主旨略有所知的人，当他开始翻译时，也就与这部作品的结构和风格发生了更深入切实的接触。
关键词：汉语言 古典诗文 “诗言志” “言不尽意”
一、问题的提出
称呼古代中国是诗的国度是相关研究者不言自明的定论，我们可以将古代汉语言诗文活动视为表现、传达人的情感意义以及思想观念的活动。对比现代东西方诗歌创作更多地将之视为涉及语言形式创造的一种文化劳作，中国古代汉语言诗文创作更注重文学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作用，即主要在“言以达意”的关系层面上展开。
回顾上个世纪近代汉语言的诗学范式，传统诗学、西方诗学(特别是西方现代诗学)、现代诗学观念是其必要的构建要素，三者之间时而冲撞与协调，时而呈现张力与合力的状态，但其基本立足点与生长点却是“诗言志”，其核心仍然摆脱不了古代汉语言诗学中意境理念的营造。“诗言志”出自《尚书?舜典》，这一观点对于汉语诗歌理论及创作具有极大影响：诗可言志，志欲尽言，言不尽意。
在中国古代汉语言诗歌的创造过程当中，汉语通过对自身形式有限性的不断超越，不断超越着自身表达功能的有限性，可以说，汉语言古典诗学深层的语言哲学思想，除了比较浅显的“诗可言志，志欲尽言”的表述外，“言不尽意”这一普通语言的表达困境针对汉语言古典诗学同样具有理论普适性。
二、功能价值论
潘文国在《语言的定义》一文中概述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具体到汉语言古典诗学，其功能价值主要就是体现“诗言志”，如果撇开儒家诗学的政治传统，直接面对“诗言志”本身，尤其是歧义丛生的“志”，这寥寥数字的确耐人寻味：志即道也。有些作者不言而言，但也存在言而不尽的现象，更有甚者是言而不近。例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即是前者，倡导“理学”的宋诗则是后者。有些学者针对此种现象评论，在本真诗之言的运作中不是人独语自说，而是言说人答，人答归属言说。
汉语言古典诗学作者正是通过言语形式的创新来提升语言的表达功能，进而试图克服“言不尽意”的表达困境，则相对“诗言志”标示的是对原有形式有限性的超越。这些诗歌言语形式的超越性则使诗歌语言的表达功能也获得了超越性，理论上似乎“象外之象”可以使得诗的“意”达到“无穷”的境界。
三、究因“言不尽意”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