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4 10:25:13
[关键词]价值管理企业价值观价值信息系统
一、引言
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出现，奠基于经典经济学价值创造原理的价值管理（VBM），发端于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恶意收购活动，并于9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广泛地拓展和运用，涌现出了一系列有关价值管理的理论观念和实务方法（王平心，吴清华，2005）。
关于价值的管理，不同领域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VBM是众多商业学科和商业主题的综合。从财务角度而言，VBM将创造股东价值这一目标同折现现金流量估价模式结合了起来。从公司战略角度而言，价值创造是投资于同现存的以及潜在的竞争者都存在某种相对优势的公司的结果。从会计角度而言，VBM采纳了公司会计报表的基本结构，并根据自身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最后，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而言，VBM认为评价和奖励对于引导员工的行为很重要。因而VBM系统是由一套旨在鼓励员工为股东价值而设计的评价和激励系统构成的（约翰·D·马丁等，2000）。本文将站在公司理财的角度对已有的价值管理概念进行简单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价值管理的本质特征，对价值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二、关于企业价值观的分析
我们知道严谨、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价值理论源于Miller与Modigliani两教授在1958年所提出的MM无公司税资本结构模型。MM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现代企业价值理论的基础。由于企业价值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或控制企业价值及其最大化的形成过程。基于对企业价值进行观察的不同角度，形成了多种企业价值评价模式。由于评价企业价值的具体方法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企业价值观，主要包括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价值观和基于托宾Q值的企业价值观四类。
（一）基于价值派（piemodel）模型的企业价值观
按照这一模型，企业价值是负债市场价值与股权资本市场价值之和。
即FV=B+S
式中：FV表示企业价值；B表示公司债市场价值；S表示股票市场价值。由于公司债价格虽然会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但其市场价值总是有一个中心支撑线，即公司债的票面值。而股票价格及其波动却反映的是一种长期趋势。所以，在此情况下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达到了协调和统一。
基于价值派模型的企业价值观将人们的视线由企业自身引到了证券市场上，将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入了企业价值的生成过程，突出了债务资本投资者与股权资本投资者在整个企业价值生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在经济金融化日益深化的现代社会中，基于价值派模型的企业价值观对于投资者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这种企业价值观没有告诉投资者企业价值的真正的源泉究竟在哪里。因此，按照这种企业价值观进行价值管理，投资者在关注证券市场的同时，也必须密切关注着企业自身的各种变化。
（二）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
按照这一模型，企业价值是未来时期内期望现金流量按照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进行折现之和。该模型建立在持续经营和资产可以被循环用于创造未来收益和现金流量的基础上。
折现现金流量模型能够更好地体现企业价值的性质，即企业价值从本质上讲反映的是企业投资者对企业现金流量索偿权的大小。它的理论依据是：企业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对其投资者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正好体现在企业能够向其投资者提供足够多的现金流量。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取决于：（1）未来期间企业经营活动所创造现金流量的多少以及（2）这些现金流量的风险程度的大小。
基于折现现金流量模型的企业价值观认为决定企业价值的是企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获得的现金流量的多少。仅仅追求某一时期内的现金流量最大化对企业价值的增加并无益处。这种企业价值观有助于消除短期行为，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价值观奉行“现金为王”原则，强调公司价值的概念不是基于已经获得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数据，而是基于与适度风险相匹配的已经获得和可能获得的自由现金流量(FCF)。公司价值本质上是投资者对公司自由现金流量追索权的大小，公司价值也当然取决于公司在当期以至未来创造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
（三）基于经济增加值（EVA）和市场增加值（MVA）的企业价值观
基于经济增加值和市场增加值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是企业税后的经营利润与投入资本成本的差额。计算公式为：
EVA=经营利润-全部资本成本
MVA=股权资本市场价值-股权资本投入额
而市场增加值是企业在未来时期创造的经济增加值的现值。在强式有效的证券市场上，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是一致的，EVA应该与MVA有很强的相关性。这种价值观认为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就是通过创造出超过资本成本的收益来最大化股东的价值。它关注于真正的价值即经济利润而不是账面利润。只有当公司收入在弥补了投资人的全部成本之后仍有剩余，公司才创造了真正的价值。
美国管理之父PeterDrucker认为，作为一种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指标，EVA反映了价值管理的所有方面。因此，EVA并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衡量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而是一种包含战略规划、预算控制、业绩评价、管理报酬、内部沟通、外部沟通等因素在内的一种价值管理体系。
（四）基于托宾q值的企业价值观
托宾q值理论由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1969年在《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方法》一文中提出，并将托宾q值定义为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公司的资本重置成本之比。
托宾q值完全从市场的角度来界定企业价值，其表达的意义在于当托宾q值大于某一标准时，就表示投资者对该企业的管理前景看好，并愿意用超过该企业资产价值的价格来购买其股票；反之，当托宾q值小于某一标准时，就表示投资者不看好该企业的管理前景，并只有当该企业资产价值的价格低于其价值时才愿意购买其股票。可见，托宾q值具有区分资本的边际效率和资本的金融成本的能力，广泛被用于关于企业价值和企业价值管理的研究当中。
基于托宾q值的企业价值观认为企业价值由资产重置更新成本和增长的期权价值两部分构成。如果公司的市场价值超过其重置成本，则超出的价值也可认为是增长的期权价值。即除了企业的物质资本外，当其具有像垄断力量、声誉、专利权和优秀管理者这类无形资产时，托宾q值就会很高，说明企业价值非常高。
三、价值管理定义的演进
基于上述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由于其不同的对企业价值的理解和评价企业价值的方法，而形成了对企业价值内容的不同界定，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价值管理的定义和内容。
1994年，当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正在按照传统的绩效标准为创造股东价值的企业战略浴血奋战时，JamesM.McTaggart发表了价值管理理论的分水岭之作《价值命令》，提出了价值管理（ManagingforValue）的观念，构建了股东价值管理的一个全新架构。
特别是AlfredRappaport（1986）提出的贴现现金流模型使价值最大化不仅成为一种管理理念，也变成一种可操作的管理技术，从此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VBM）成为战略决策、公司治理、过程控制、业绩评价和并购扩张中共同的声音（汤谷良，2003）。
汤姆.科普兰等早在其合著的《价值评估：企业价值的衡量和管理》一书中，已经提出了价值管理的唯一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即股东价值的管理是高层管理者的核心职责，概述了价值创造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最大化股东价值的方法。
价值管理，又称为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Value-BasedManagement,VBM）是指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汤姆.科普兰等，2003）。它是根源于企业追逐价值最大化的内生要求而建立的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规划价值目标和管理决策为手段、整合各种价值驱动因素和管理技术，梳理管理和业务过程的新型管理框架（汤谷良，2003）。
价值管理（VBM）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模式、一整套指导原则，是一种以促进组织形成注重内外部业绩和价值创造激励的战略性业绩计量行动（Mark,2002）。
企业价值管理是一个管理结构，通过评价和管理企业活动去为股东创造长期的价值。并通过股票价格的增加、股利的增长来给予奖励（Marsh,1999）。
汪平在《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2005)一文中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价值管理的众多不同定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关于对价值管理的定义，大概可分为以下三类：
（1）据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结果的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管理方法，其推动哲学是通过产生超过资本成本的收益来最大化股东的价值（Simms,2001）。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个管理框架。该框架可用于计量业绩，更重要的是用于控制公司业务，从而为股东创造出较高的长期价值并满足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要求（Ronte,1999）。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方法，它关注于真正的价值而不是账面利润。只有当公司收入在弥补了投资人的全部成本之后仍有剩余，公司才创造了真正的价值（ChristopherandRyals,1999）。
（2）按照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过程来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全面的管理手段，它包含了重新定义的目标、重新设计的结构和体系、更新了的战略和经营程序以及修补了的人力资源实践。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不是一个速成的方案，而是一条需要坚持和投入的道路。（Boulos,HaspeslaghandNoda,2001）。
（3）结合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的过程和成果来定义：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管理方法，其主要目的是最大化股东的财富。公司的目标、体制、战略、分析技术、业绩计量和文化都紧紧的围绕着股东财富最大化这一目标而展开（Amold,1998）。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是一种以股东价值创造为公司哲学的核心的管理方法。最大化股东财富引导着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程序，并决定管理者的报酬方式和业绩的监控方法（KPMGConsulting,1999）。
并在综合的基础上，将价值管理定义为以企业价值最大化观念为先导，以折现现金流量模型（DCFM）为基本技术支持的，汇合企业内部各层次、各环节、各种雇员共同参与的一个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融预期、计量、控制、激励甚至文化等诸要素于一体，是经济金融化环境下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价值管理（VBM）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理财目标的结论。即VBM的目标就是创造价值，实现股东价值的增长。它要求在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中，遵循价值的理念，依据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来探索价值创造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技术；从而建立起连接企业战略，并应用于所有对企业价值有影响的各个因素和整个经营过程中的决策和控制体系；它要求公司一切决策和行为以是否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为评价基准，并且在实现价值管理的过程中广泛运用了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模型等一系列价值评估和价值管理的技术和方法，以帮助其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四、价值管理的特征分析
如前所述，由于企业价值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面来观察或控制股东价值及其最大化的形成过程。到目前为止，在价值管理体系中，形成了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等价值管理模式，尽管在价值管理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和评价指标，但是关于价值管理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一）以资本市场为依托
价值管理活动的展开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价值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更是离不开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出现，发端于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恶意收购活动，更是直接导致了价值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公司杠杆收购（LBO）的发生对公司的CEO，甚至大公司的CEO提了个醒，他们要么通过改善公司业绩来提高公司的股价，要么面对敌意收购的威胁。总之，20世纪80年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活跃使人们开始史无前例地对公司管理者进行规范（约翰·D·马丁等，2000）。另外，在完善的资本市场，投资者高度分散，为了有效地聚拢投资者的人气和资金，企业管理当局也将不得不进行价值管理。而且，价值管理的结果能够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也在于股票市场效率很高的状态下，股票价格能够基本反映公司管理当局的管理绩效。
可见，在经济金融化日益深化的现代社会中，将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引入企业价值的生成和管理过程中，是企业管理者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选择，因而可以毫无疑问地讲，以资本市场为依托成为价值管理的基本特征。
（二）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
价值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管理模式，它认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是价值管理行为最基本的特征。
众所周知，股东价值通常包含某一期间股东所实际获得的股利加上由于股票价格波动而形成的资本利得两部分。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涵义，并不是股利和股票价格波动而形成的资本利得之和越多越好，或者讲“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是指股利越多越好，股票价格越高越好。相反，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理财目标是通过满足股东的最低报酬率要求来实现的，即：如果股利和资本利得之和能够满足股东的最低要求报酬率，我们就可以认为企业的价值管理实现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其中，股东的最低要求报酬率就是该企业的资本成本，是该企业进行投资的最低盈利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找到能够带来超过要求报酬率的投资项目，使得项目的报酬率能够大于或者等于股东的要求报酬率，只有这样，项目的净现值才能大于或等于零。才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
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价值管理的管理目标虽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但是，关于作为衡量价值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却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一些著名的咨询机构及学者都基于自己对价值及其相关性的理解，创造了自己认为最具价值相关性的核心财务指标，或者其他的可用于价值管理定量分析的工具，例如经济增加值（EVA）、市场增加值（MVA）、折现现金流量（DCF）、托宾q值、价值派（piemodel）等，这些价值管理指标不仅弥补了传统财务指标的短期化倾向，而且为企业融资与再融资创造了良好的筹资环境，有助于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重视现金流量和资本成本
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价值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首先必须关注企业未来时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创造，其次必须重视对现金流量的风险进行控制，通过对未来各期的预计现金流量、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这两个决定企业价值的基本因素进行预测和控制，从而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因此，重视现金流量，重视资本成本成为价值管理的重要特征。
按照詹森(Jensen)教授在研究冲突的时候对自由现金流量的定义，所谓自由现金流量是指企业在满足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之后剩余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的所谓“自由”即体现为管理当局可以在不影响企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将这部分现金流量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既可以以利息的形式支付给债权人，以满足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也可以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股东，保证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实现。在债权人报酬率既定的情况下，自由现金流量越多，股东所得到的现金流量越多，要求报酬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从求偿权的次序上看，首先是债权人对企业的自由现金流量提出求偿，借以实现收益。然后，才是股东提出求偿。如果债权人的报酬率要求得不到满足，则股东就不能获得现金流量。可见，在价值管理过程中，为了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理财人员必须高度关注企业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情况，并以科学的技术和手段确保现金流量目标的达成。此时，科学的现金流量预算的编制和控制便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许多国外企业都编有现金流量预算，对未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进行预测和估计，从而实现对价值管理过程的控制。
所谓资本成本是指企业获利水平的最低限，它取决于企业投资活动风险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报酬率的要求。从企业的角度讲，资本成本是进行投资决策时必须严格遵守的报酬率水平的最低限，达不到这一下限的投资项目按此资本成本折现后的净现值为负，不仅不会增加价值，反而会减损价值；从投资者的角度讲，资本成本则是他们的要求报酬率水平，是投资者根据投资项目的风险水平和证券市场上的报酬率水平估计、确定的报酬率水平。因此，资本成本又常被称为：要求报酬率（requiredreturn）和折现率(appropriatediscountrate)。可见，资本成本取决于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程度。如果企业不能通过实物投资提供这一要求的报酬率水平，投资者就只能放弃在该企业的投资而转投他处。
从技术上讲，折现率的选择必须考虑到现金流量的性质。我们知道自由现金流量包括可以自由地分派给企业的所有投资者的全部现金流量，所以，折现率即资本成本的确定也必须包容所有的融资来源，即股权融资来源和负债融资来源。这样的资本成本即是所谓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企业经营收益的最低水准，是企业选择投资项目的重要标准，惟有超越资本成本的收益才是创造价值的，这里隐含了机会成本下的经济收益观念
（四）重视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牺牲子孙后代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定义）。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价值管理的又一重要特征。与之相对的利润管理之所以逐渐被现代企业所摒弃，关键原因在于利润管理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破坏了企业赖于持续发展的内部机制，造成企业的短期行为，从而造成利润管理企业的普遍“短命”结果。
由于在对企业价值进行的估算中，始终包含一个假设，即估价是在企业持续经营状态下进行的。决定企业价值的基本因素除未来各期的预计现金流量、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以外，必然还包括企业存续期这一重要因素。即能否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不取决于企业在以往时期里所获得的收益，而是取决于企业在未来时期里可能获得的现金流量的多少、企业投资活动风险程度的大小，以及未来存续期的长短。企业的持续存在，既是对投资者利益的最好保障，又是整个社会保持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基础。因此，企业价值管理必须重视可持续发展或者说长期性这一特征。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即未来性。成功的企业价值管理应当懂得重视未来，并且科学地规划未来，树立可持续、长远发展的观念。关于价值管理的行为，长期的战略性投资决策意义远远大于日常的经营性决策，在投资活动中所产生的现金流出的直接目的即是在未来时期里取得足够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根据长期的战略性决策确定企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然后将战略性决策具体化地分解为中期或短期的经营预算。
综上所述，追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包含着长期性和未来性两个方面的含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管理意味着企业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有望获得足以补偿各项成本的、稳定增长的现金流量，从而使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没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股东价值最大化便无从谈起。
五、价值管理的发展趋势
目前关于价值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念、战略层面，集中于企业内部管理，对于在资本市场中价值管理信息的披露仅仅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片段，由于价值管理信息披露方面的严重缺陷，使得有效资本市场远远不能实现，使得价值管理仅仅成为企业的CFO们限于关键事件、关键时点的战略决策与业绩评价，这样就大大局限了实施价值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因此，如何才能够充分发挥价值管理的作用，将价值管理绩效的信息完整、系统地反映于资本市场，将成为未来价值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技术支撑是建立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和披露价值信息的信息系统——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
（一）现有价值管理的信息系统支持的不足
在价值管理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信息与验证作用的信息系统是价值管理成功的关键技术支持。现有的会计信息系统的证实作用在盈余意外中得到了体现。即如果管理层没有达到或者超过分析师的预测，股票价格会产生波动，实际盈余与预测盈余很小的差异将导致股票价格剧烈的波动。因而价值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质量至关重要。
目前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业绩进行披露的信息系统是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上市公司主要通过以利润表为核心的报表体系对外披露企业经营业绩的信息。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是指基于过去交易和过去的市场价格的信息系统，其注重利润指标，确定利润必须是在谨慎原则的基础上已经确定实现的价值。葛家澍和徐跃（2006）在《会计计量属性的探讨中》曾经指出会计不是不也不是不能反映企业的新价值，否则，企业利润从何而来，但确定利润有一个条件——会计的成规，那就是企业生产的商品已被易手，由他人买去。可见，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所能表现的价值是原封不动的各种历史成本的积累，而未曾反映新价值的创造和增加，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预期，其不能予以信任。生产经营过程能够创造价值是肯定的，但必须等到产品被社会承认，通过市场交换取得销售收入时才能实现，即交换是关键。
可见，这种基于交易的信息系统具有一个严重的局限性就是不能真实、及时地反映企业的价值以及价值管理的信息。例如：股票市值与账面价值存在很大差异；企业并购中，资产收购的价格与资产的账面价值相差极大。因而其信息质量或者有用性都大打折扣
（二）建立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
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是采用由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估计的公允价值作为企业资源的价值进行披露，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实际价值和发展潜力，是价值管理的有效技术支撑。
价值管理活动几乎都以资本市场为背景展开，而现代资本市场是建立在信息披露的基础之上的，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的信息系统支持是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能够满足作为建立有效资本市场技术支撑的要求，具有能够真实反映企业价值的根本特征。按照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所谓价值，是指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随着资本预算中折现技术的运用，财务学家们也接受了关于价值的这一定义。具体言之，企业价值就是企业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也是市场预期的结果。而一般来讲，市场预期依赖两种信息，一是能够验证市场预期的历史信息，二是直接或间接形成预期的未来信息。历史信息通过验证市场预期来修正市场价格。在有效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定价是准确的，然而，这种准确性是通过预期—修正—再预期—再修正的过程实现的。
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必将能够提供上述要求的两种信息。一方面，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更加具有预测价值，即它的信息对于提高信息使用者预测未来的能力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未来往往是不确定的，但是人们总是试图去影响未来，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发展。这就要求反映未来的信息系统必须具有符合未来变化趋势的可预测的特征。另一方面，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的验证作用更加及时。股票投资者交易的是公司未来的收益，但没人知道未来收益，管理层自己也不能准确知道未来收益。未来收益只能逐步地被已经交易的业务所证实（夏冬林，2006）。基于价值的信息系统由于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企业的资产价值，它提供的价值信息更加接近市场估价，能够更加及时地验证市场的预期，从而更加有利于价值管理绩效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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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具有“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集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优势，是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大西南经济圈和大东盟经济圈的汇合部，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广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可以这样说，北部湾作为未来中国一东盟经贸一体化的前沿阵地，必将在未来中国经济版图上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形势下，广西也因此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内部的企业实现管理转变，而这些管理转变中，离不开CFO的转变和作用。
正如罗布・诺顿主编的《CFO思想领袖：世界著名首席财务官访谈实录》一书开篇所描述的那样，“像很多民间传说描述的那样，一个巨人迈着沉重而粗暴的脚步出现了――事实上，出现了很多个这样的巨人，其中的三个庞然大物：《萨班斯一克斯利法案》、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现代公司的面貌，”细想这段话的描述不准感受到，正是由于主流趋势上风险控制，全球化进程、IT信息变革这三个“庞然大物”的出现，21世纪将是CFO充分发挥作用的时期。CFO将成为“公司未来的建筑师”、“企业战略的设计者”、“CEO的决策搭档”。
从上述演变不难看出，CFO正面临着角色定位的转换与职业发展的拓宽，尤其当前全球化趋势、“萨班斯法案”和IT革命浪潮这三大主流环境下，CFO更需要顺势而为，在企业承担变革使命并充当强力变革的推手，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
EVA大考时代来临
美国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说过，“作为一种度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指标，EVA反映了管理价值的所有方面……EVA是创造财富的真正关键所在，”今天我们对EVA这个定义已经不再陌生，尤其是国资委于2009年10月16日《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企业全员业绩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并又于2009年12月28日《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以来，要求中央企业于2010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经济增加值考核，至此经济增加值，即EVA的“身影”开始在国内“活跃”开来。
《暂行办法》规定，国资委对央企年度经营考核指标包括基本指标与分类指标，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两项基本指标分占30个基本分和40个基本分。这意味着EVA对央企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利润。央企负责人须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国资委报送下一年度拟完成的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建议值和必要的说明材料。考核目标建议值原则上不低于上年考核指标实际完成值或者前三年考核指标实际完成值的平均值。
根据业绩的完成情况，国资委依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对企业负责人实施奖惩，并把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作为企业负责人任免的重要依据。国资委明确表示，未完成任期经营业绩考核目标或者连续两年未完成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且无重大客观原因的，对企业负责人予以调整。
上述规定要点已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剧烈的环境下，认识到仅关注传统指标并以此来管理和要求中国的企业已远远不足，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要想吸引更多对中国企业更长远的投资，能真正引进全球成熟投资机构、成熟企业参与到中国经济发展循环中来，一定要将企业的核心关注点转向价值回报，因此EVA作为强调股东价值的综合性指标，以“强力”姿态进入中国企业。中国企业需要共同着手接受应对EVA大考时代的来临。
强化考核导向运用
与其他央企一样，新的考核体系驱动公司进一步增强成本意识，做大做强企业，从2009年末开始，中国联通上下即掀起了基于EVA价值管理的变革。
中国联通将EVA考核指标纳入对各省级分、子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引导各级单位开展有效的价值管理。
由图1可见，中国联通自2009年末起，已经有意识地运用考核杠杆引导分、子公司关注EVA，并且从近三年的推进力度看，呈逐年增强之势：2009年仅为百分制外的加分指标，而且设定加分上限值，不达标不改善最多也就是不得加1分；2010年直接纳入百分制内，并且分值区间上升至10分；2011年则结合两年运用来看，认为应该从EVA的驱动因素着手，倡导从日常经营管理即源头切实关注EVA的改善过程与障碍，强调与其相关细化指标和行为(比如财务费用、CAPEX、投资项目评估、税务筹划等)的规范性及有效性，并辅之以必要的控制与约束。
理念渗透
EVA的核心思想：注重资本成本、鼓励价值创造、突出主业经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兼顾出资人与经营者的利益。在这种思想下，就要求企业的各个环节、各个岗位都能做到关注效益、关注价值，尤其是各级单位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因此打造企业内部的“EVA文化”十分关键。EVA文化包含：既不认可靠投机获取的价值，也不鼓励靠扩张来体现增长的行为，而是营造创造价值、提高效率、协同共盈的文化氛围。这一文化应该成为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达成共识的理念文化，作为长期关注企业效益的CFO们在助推价值文化建设的责任方面也是义不容辞的。中国联通自2010年起组织全国336个本地网分批分次培训，将EVA管理作为重要课程列入必训内容中，并由中国联通CFO亲自授课，大力宣传EVA并倡导建立基于EVA的价值管理体系。
构建价值管理体系
EVA作为一项综合衡量指标，比通常意义上的收入、利润指标更难把握，因为它蕴含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各角落。因此如果CFO仅将以往关注收入、利润指标的力度如法炮制于EVA指标上是远远不足的，事实上，EVA本身所特有的追求企业价值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内涵，不得不促使CFO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那些影响企业发展的长期化、体系化的经营与管理中。换言之，基于价值的管理(Value based manaaement，VBM)已经成为CFO应具备的财务理念和管理技能，深层次地，要使日常管理的每个岗位、每个部门都能有EVA价值管理意识并转换为相应的管理行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一方面需要CEO有决心，另一方面也需要CEO的亲密搭档CFO为其规划设计出一套可行的价值管理体系。
图2是中国联通广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联通”)结合EVA大考和价值管理时代来临所形成的VBM架构体系，VBM体系框架的核心点是“value”，并由四个子体系构建而成，各子体系相互依托、相辅相成。其中理念管理体系，主要包括EVA概念的导人和宣贯、诚信建设、战略思维等属于思想意识层面的内容；制度环境体系，主要包括制度建设、职责梳理、员王规划、企业文化、绩效管理、风险管理等内部管理环境方面的内容；基础管理体系，主要包括产品模型、利润保障、预测分析、业务评估等支撑和管理业务发展方面的内容；系统支
撑体系，主要包括为增强管理手段而整体规划的ERP管控平台以及与ERP平台相关的BSS／ESS／OSS／MSS／BCS等管理平台的建设与维护等方面的内容。
价值链管理模式
着手探索打破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将日常的经营管理从简单化且表象化的行为优化为与价值更相关的经营模式上来，即将价值管理贯穿到企业的每个经营单元。
传统模式中，企业的经营管理责任只是围绕企业的传统指标展开，主要特点归纳有三：一是主要业务流程是传统工作线上的流转，只要确保工作能运转就可以了；二是由于一切的经营管理行为都只是冲着预设的收入利润等预算目标，因此各责任中心的管理相对静态、也没有过多地关注每个环节的周期性规律及配套的管理问题；三是这种模式下的目标和结果都仍是传统CFO面对的财务报表，CFO的职业拓宽性及作用发挥受限。
【关键词】公允价值；优越性；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界定为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并在《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指南》中对非货币易中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该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市价即为其公允价值；如果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确定；如果该资产及其相关类似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依据其未来可以产生的现金流量及适当的贴现率计算的现值来评估确定。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运用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完全的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持续经营。
二、公允价值的优越性
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相比，有以下几点优越性：
（一）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
公允价值所强调的是交易与事项中蕴含的产权契约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产权契约关系又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允价值恰恰能够体现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可以看成是会计计量的回归。正因如此，公允价值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会计界的重视，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变化趋势，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二）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尽管都采用货币为计量单位，但是计量的属性却不配比。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和费用却是按照历史成本来计量，这样计算出来的收入缺乏准确性和可比性，会出现收入超分配或者虚利实分的现象。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收入、成本和费用都采用公允价值，使得计量属性符合配比原则，又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三）有利于维持的经营能力
企业要使经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必须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能力得以补偿，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采用历史成本来计量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力耗费，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却不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将会萎缩。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即是按照现行市价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计量生产能力，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也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使企业的经营在正常的状态下持续下去。
（四）能够适应新业务的需要
从目前会计界所遇到的会计计量难题来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人力资源会计问题、环境会计问题、网络会计问题等，在计量基础上所共同指向的应是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当然，作为一项基本的会计计量基础，只能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计量方法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应该能够适应各种经济发展变化对会计计量的需要。
三、我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利因素
公允价值计量尽管有上述诸多优越性，但是在我国运用公允价值的大环境尚未全面形成，运用公允价值还有诸多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
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许多问题还处于研究之中。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现阶段还处于一个正待研究的领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它的价值如何来进行确认与计量，因其在实务操作上对其价值的选择很难克服人为因素影响。由于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使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上还是处于探索的过程。由于具体的价值确认的标准有许多，容易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致使会计信息可靠性较差。
（二）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
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对于绝大多数资产和负债而言，很难找到可以观察到的市场价值。我国现在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各类要素市场的运作还不够正规。中介机构尚难以真正独立、客观、公正地行使中介职能。还有一些中介机构缺乏诚信，对一些资产或负债的评估有失公允，资产评估的科学性还存在较大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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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人员的素质跟不上经济形式的发展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低，在公允价值的确定过程中，将未来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计量，往往就成为估计相关价格即公允价值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但因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等都是不确定的，会计人员的素质偏低，在计量的操作上往往难度很大，使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难以发挥。
四、在我国推行公允价值运用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
借鉴国际会计的研究成果，曾为我国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要注重理论体系的健全，并将健全的理论在我国全面推广与运用，才能促进解决运用中出现的难题。
（二）改善公允价值计量运用的市场环境
1．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系。只有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建立，才能更好的确定商品成本和市价，从而获得商品公允价值的信息。首先需要完善的是市场体系；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价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充分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之后所达成的共识。此时，价格才能成为真实的、准确的市场信号。其次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交易双方公平交易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完善法制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对会计舞弊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惩罚机制，尽力避免给那些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舞弊者留下操纵的空隙。
2．大力发展独立诚信的中介机构。当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无法观察到时，企业除了可以自行估计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外，还可以借助独立的中介机构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因此，以评估价值代表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主要取决于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目前，我国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都不理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我国管理中介机构的行业协会加强对其监管，制定理加严厉的措施对违规中介机构进行处罚；一方面需要政府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中介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3．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信息化的建设。一方面加大市场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力度，一方面企业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上也应加大力度，特别是会计电算化的建设和网络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会计部门与市场信息之间的网络并行，加快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处理。
（三）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要在我国全面地推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从整体上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人员在业务素质上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形势的发展，要不断更新观念，接受新的知识。其次，要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宣传和对会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使广大会计人员能尽快地熟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同时并能尽快地掌握对其的具体运用。最后，会计准则制定者应经常与会计实践工作人员保持沟通，及时解答他们在处理公允价值上遇到的现实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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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惠．公允价值的应用分析[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8）．
【论文摘要】价值链管理需要构建价值链会计，在会计的目标、职能、工作理念及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做出相应的改变，并采取全新的管理方法，实现价值链会计的信息提供职能与会计管理职能。文章将从价值链会计的涵义、实质、对原有会计理念的突破、发展前景进行探讨。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企业间竞争的愈演愈烈，使得整个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企业所承受的来自已有竞争者、供应商、客户、潜在竞争者和替代产品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已有的企业管理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竞争环境下企业管理的要求，诸如战略成本管理、战略竞争优势开发与拓展等一系列现代企业管理的新问题，对企业管理方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价值链管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价值链会计就是建立在价值链管理理论基础上的一门学科。
一、价值链会计的概念
笔者认为，所谓价值链会计，又可称为价值链会计管理，它是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核心企业为龙头，以价值链的整体价值增值为根本目标，以提高价值链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和获取最大利润为具体目标，以协同商务、协同竞争和多赢原则为运作模式，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从而实现对价值链上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效规划和控制的一种管理活动。价值链会计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将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服务商、客户连成一个完整的网链结构，形成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战略联盟，通过价值链的创建，实现整个价值链的低成本或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真正实现“多赢”。
二、价值链会计的实质
截止目前，学术界对会计的认识可概括为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一种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本文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收集、处理和利用经济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促使人们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讲求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价值运动是会计管理的对象，价值增值是会计管理的目标。因此，会计也可以称为会计管理，相应地，价值链会计就是价值链会计管理，或称基于价值链的会计管理。
价值链会计并非会计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传统会计管理在价值链理论下的延伸。价值链会计与传统会计管理的区别在于，传统会计管理的对象是单个企业的价值运动，而价值链会计管理的对象是价值链的价值运动。根据价值链会计对象，价值链会计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管理活动：
（一）价值信息管理
价值信息管理包括价值信息标准的制定、实际工作流程中价值信息的跟踪、价值信息的评价。价值信息标准的制定是通过事前分析，包括对以前各期价值信息的分析和同行业企业相同业务流程价值信息的分析，以及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制定全面财务预算和各部门的财务预算，作为企业价值管理活动的指南。价值信息的跟踪是通过在企业内部各业务流程实施信息技术，实现财务业务的在线操作。利用信息网络监督企业财务预算的执行情况，同时对财务预算管理中出现的“例外管理”、特殊异常业务进行例外审批。价值信息的评价方法有平衡计分卡法、基准指标法、经济增加值法等。价值信息管理活动是价值链会计的基础性工作。这套体系如果建设得比较完整的话，能极大地推动企业提高经营运作效率，从而推动企业价值增值。
（二）增值活动管理
增值活动管理包括业务流程管理、成本管理和公司财务管理等三个方面。业务流程管理主要是优化业务流程，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财务会计人员应利用掌握的各部门价值信息，分析企业价值链各环节业务活动的增值量，协助企业进行业务流程的改造。成本管理是增值活动中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企业每项价值活动的成本包括：外购经营投入成本如为生产投入的原材料、低值易耗品等；人力资源成本如职工的招聘、安置费用、教育培训费用、保险福利费用等；资本化费用如无形资产的购置费用、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费用等。在成本管理中，企业必须将以上成本分摊到价值链的各项价值活动中去，分摊的目的是产生一个反映成本分布的价值链，比较各价值活动的成本的分布，从而找出可以改善成本的突破口。除此之外，成本管理人员还需要了解与产品有关部门的整个价值链成本，并与处于价值链上的其他厂商合作，共同控制成本，寻求最大收益率。公司财务管理是增值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筹集资金、投放资金、现金管理、信用管理和股利分配等多种理财活动。
三、价值链会计对原有会计理论的突破
（一）突破了原有会计主体概念的束缚
会计主体理论是会计的一个基本理论，会计主体用以界定会计管理的对象范围。
原有的会计理论一般认为会计主体只能是某一特定单位，它可以是一个法律实体，也可以是一个非法律实体。但价值链会计所管理的范围已不仅仅是单一的企业，而变成了由多个企业所组成的价值链，笔者认为，将价值链作为会计主体是可行的。因为在已有的会计实践中，就存在有会计主体不是单一企业的情况，比如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作为编制主体的就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由多个企业所组成的企业集团。
（二）突破了原有成本管理的范围
价值链会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价值链的整体增值，而只有对价值链上的所有收入和成本进行全面分析后，才有可能对价值链增值的大小做出准确的计算。鉴于人、财、物是企业经营的三要素，因此企业所承担的成本也无非是人力资本成本、资本成本和各种物料成本，其中资金成本又可以按资金的来源分为债务资本成本和股权资本成本两种。在已有的会计理论中，对各种物料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的核算和控制早有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和方法，而随着近年来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人力资本成本核算与管理的理论方法，惟独对股权资本成本的管理基本上是空白。当我们从价值链的角度考察会计管理时，股权资本成本就成了企业必须要考虑的一项成本。因为核心企业存在着对价值链进行整合的机会，而对价值链进行整合所需要的所有资金都是有成本的。
（三）突破了原有的会计信息要素和类型
价值链会计信息的要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大会计要素，而且还包括消费者服务、生产效率，生产周期、产品质量等新的会计管理要素。信息的类型也不仅是事后的反应和核算信息，还包括事前计划和预算的信息、事中监督的信息。
（四）改变了传统会计的时空观
阎达五教授在论述构建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时指出，价值链会计在空间维度上把原来的以单一企业形式存在的会计核算主体扩展为以价值链形式存在的一切可以量化的会计管理对象。在时间维度上，以会计实时控制为核心，分别以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为内容广泛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的会计管理。
四、价值链会计的前景展望
根据目前对价值链会计的研究，它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的优化。
1．借助内部的操作系统控制、会计数据资源控制、应用控制和外部的周界控制、远程控制等解决网络的安全性问题；营造一个诚信的社会环境，使价值链条的各方建立公平、公正、共赢的合作关系。
2．加快我国会计人员的队伍建设，加紧培养复合型人才。
3．通过流程、组织再造、信息集成规范指导形成供、产、销一体的“价值链”，构建良好的管理模式，为实施价值链会计创造好内部条件。
4．加大普及、完善信息技术力度。党和国家适时做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部署，企业信息化被提上了重要议题。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到企业建设、企业管理之中已经是大势所趋，为价值链会计系统的实施创造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安全的坚实的宏观平台。
价值链会计的推广应由点及面、逐步开展。首先应在IT相关行业或具有跨国业务的企业信息化程度和管理水平较高的互联网业务、银行和金融、系统集成上和快速消费品行业，以及一些有实施条件的大集团、大企业内部实施等价值链会计，再随着科技和经济等外部环境的发展和改善，逐步推广开来。而对于信息化程度不高的其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逐步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的同时，可以以浏览器/服务器模式为基础建立企业的内部信息系统，再通过互联网向外拓展，构建企业外部网（Extranet）。总之，企业最终将利用互联网快捷的信息传输速度和即时接入网络的能力，实施价值链会计操作系统并不断优化其应用效果，使企业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形成以企业内外交易活动为中心的主题框架，实现财务会计系统与管理会计系统的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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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价值最大化上升为公司整体的管理思想，价值管理作为一种以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增长为目标，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中遵循价值理念。依据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探索价值创造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技术，逐渐成为企业现代管理实践的最佳模式。1985年，波特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价值、价值链以及价值管理的思想，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被列为现代先进管理思想，成为研究竞争优势的有效工具。但其更多的是基于静态的概念分析，和对企业价值管理的常态描述，主要针对在某一时点如何进行价值定位、价值创造。现实中的情形与波特的理论构建有一些区别，因为企业总是处于一个纷繁复杂的、动态的环境中，并且这种变化的趋势有愈来愈快的趋势，所以企业必须在动态中进行价值管理。着重考虑如何在时变过程中动态地实现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即企业如何持续地创造价值并实现企业自身整体价值增加，这就是时变过程中企业的价值管理问题。显然，引入时间变量之后，我们有必要在波特竞争理论的基础上作出新的探讨，拓展企业价值管理的理论研究——着眼于持续地创造价值并实现企业自身整体价值增加，以使理论更接近现实世界。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同）的有机组（nexus ofincomplete contracts），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企业是不同的要素投入主体之间组合的一组契约，这组契约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不同的要素投入主体可能拥有不同的偏好、资本、技能、信息和禀赋，理性的要素拥有主体参与到企业的契约中，向企业贡献自己的资源，以试图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回报。这组契约治理着企业发生的各种交易，使得其企业内部发生的交易费用低于由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所发生的交易费用，但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影响，这组契约通常又是不完备的，所以相对于市场而言，企业的契约是一种不完备契约。为了在取得低交易成本收益的同时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就需要在企业内部存在一个控制机制，来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这可视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本质。而林钟高等认为内部控制应该是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相互利益关系，保障各利益主体的特定利益机制的根本性制度。
实际上，无论是为了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还是为了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相互利益关系从而保障各利益主体的特定利益，都离不开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在涉及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企业要综合考虑其不同的主要互动对象的要求，进行自身定位。最重要的是，企业要避免与互动对象在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如此才能保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同时，企业必须考虑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企业的价值理念应顺应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新经济、新时代下，如何创造价值，以及实现价值在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下的和谐分配，企业如何认识和把握内部控制的职能成为关键所在，同时它也是培育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综上所述，把紧密相关的内部控制、价值管理合二为一，整体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成为本文思索的重要理论课题。
二、内部控制和价值管理的融合研究：基于时变特征的互动性分析
进入新世纪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场变革的初始阶段，这场变革已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及其运作模式。组织再造、流程创新等名词变得十分流行，企业的概念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组织，已扩展到企业外部整个供应链上，包括供应商和客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影响企业经营的因素是多方面和立体的，成本、质量、时间、服务和环境都是促使企业赢得客户、创造价值的关键竞争因素，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不再是利润，而应该是一个综合的竞争能力指标，这个能力指标就是“企业的价值”。如何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自从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开始，就已经成为困扰我们的世界性难题。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已经成为西方企业界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与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主要着力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利润最大化不同，这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突出了企业价值在企业管理理念中的核心地位，立足于企业整体价值的提升，强调企业的外部市场价值与内在经济价值的统一，因而企业价值管理理论是企业管理理论的现代延伸和最新发展。正如《哈佛商业评论》资深编辑玛格丽特在其著作《什么是管理》中总结到：管理的本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价值，进行价值管理。
基于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不同的企业价值观由于其对企业价值的理解和评价企业价值的方法不同，形成了对企业价值内容的不同界定，进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关于价值管理的定义和内容。汤姆。卡普兰等认为价值管理，又称为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Aalue-Based Management，VBM）是指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企业价值管理是一个管理结构，通过评价和管理企业活动为股东创造长期的价值。并通过股票价格的增加、股利的增长来给予奖励。价值管理本质上是一种管理模式、一整套指导原则，是一种以促进组织形成注重内外部业绩和价值创造激励的战略性业绩计量行动。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说，价值管理是以价值持续创造为核心，以价值的实现和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过程。其中，价值的持续创造、增加与企业自身价值的实现是两个紧密承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中心环节。价值的持续创造与增加是企业自身价值实现的前提，而后者又是前者赖以持续进行的基础。尤其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环境中，这两个环节的顺利进行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价值的持续创造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创造性活动，只有通过这样一些活动，价值管理的核心理念才能具体化。正如汤谷良认为“价值管理根源于企业追逐价值最大化的内生要求而建立的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规划价值目标和管理决策为手段、整合各种价值驱动因素和管理技术，梳理管理和业务过程的新型管理框架。”价值的持续创造需要找到对应的驱动因素，而这个驱动因素就存在于企业需要的各种资源之中，但是资源的相对稀缺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能实现企业资源相对动态配置的企业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能提升企业的整体价值。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由于持续创造价值的驱动要素存在于企业需要的各种要素之中，由于企业需要的要素众多，必然产生要素主体之间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将要素投入主体价值取向的协调融入价值管理中，再将整合后的价值管理绩效信息完整、系统地反映于资本市场，实现企业创造的价值在要素投入主体之间和谐分配。使社会了解企业承担的公共责任，成为未来价值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技术支撑是建立基于企业要素投入主体共同治理的内部控制体系，使企业反映和披露完整的价值信息（是一种主要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价值管理的集成信息），体现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的终极目标。
这可能促使人们的担心，主要源于企业内部控制可能会过度而导致企业失败的问题。因为对要素投入主体价值取向的协调和使企业顺应社会公共的价值取向预期的追求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烦琐的控制程序，以便将错弊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会导致企业的决策和行动速度缓慢、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下降，从而引发企业失败。人们最开始往往是忽视企业内部控制，现在内部控制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可能造成“矫枉过正”，因此，如何正确地把握和认识企业内部控制职能成为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企业制度的业主制和合伙制下，就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而言，虽说是采用市场经济模式，但因会计信息不对称性而导致的利益冲突，则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在此背景下的企业内部控制职能，主要是承担因企业内部利益冲突及分工协作关系引起的相关管理职能；在有限责任公司制下，企业主体的权益所有者与债主之间以及生产经营控制者与非控制所有者之间因会计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利益冲突，相对于业主制和合伙制而言，要严重的多，由此而导致内部控制职能扩展，即对企业经营控制者和权益所有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治理职能的产生，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模式顺应了治理目标；在股份公司上市环境下，因会计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利益冲突扩展到单个企业主体与整个证券资本市场参与者之间，已经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由此内部控制模式现在出现走向统一的模式，由权威机构统一制定内控规范或指引，保证整个资本市场有效运行；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企业制度采用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企业目标主要是服从国家宏观计划目标，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和治理，分配机制和分配方式直接由政府决定，由此决定了其内部控制模式主要是服从国家宏观经济计划和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管理的目标。
由此看来，内部控制的职能，即内部控制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取决于企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以及与此匹配的经济模式。换言之，在企业的需要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下，特别是不同的经济环境下，所采用的经济模式不同，经济调节机制和调节手段不同，企业治理模式和管理模式不同，从而对内部控制职能的需求不同，由此导致对内部控制定位不同，进而提出不同的内部控制职能模式。在当前价值管理时代背景下，由于企业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不强调企业整体要素投入主体的价值最大化，就无所谓企业整体价值最大化。只有持续创造价值，以及协调和平衡企业全体要素投入主体的价值取向，保障企业要素投入主体和谐共处，才能使企业顺应社会公共的价值取向预期，从而提升企业整体价值。建立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体系，成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已成为现行理论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特征脉络，才能深刻的抓住隐藏在表象下的本质。所以，在研究内部控制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前已经进入价值管理时代，既然内部控制和价值管理的共同目标都是使得企业价值最大化，如何使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两支“助力臂”，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就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三、内部控制和价值管理的耦合机理：基于资源结构理论的拓展性分析
协同论认为：无论原子、分子、植物、动物乃至人类社会等各种系统，都具有协同作用。系统之所以形成，之所以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的结构，正是各子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协同导致有序。系统的促协力支配着系统的行为，当促协力为正值时，能促进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当促协力为负值时，则破坏各子系统的相互协同作用。内部控制、价值管理是提升企业价值决策系统中的子动力系统、子信息系统，理应发挥两者的协同作用。但同时我们也认为，要发挥两者协同作用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选择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
（一）资源结构理论的导入
在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绕不开要素投入主体的共同治理问题。由于我国的特殊经济背景，在现代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中，股东并非一个利益取向完全一致的整体，由于不同股东拥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群，由于大小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不同，管理当局联合大股东代表攫取中小股东利益，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成为我国公司内部控制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认为，内部控制研究的内容不能局限于对要素投入主体的治理和控制问题，还必须注意平衡和协调要素投入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分配问题。因为，企业这个“蛋糕”无论做多大，这都不应该影响“蛋糕”在要素投入主体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也是实现价值能被持续创造的驱动要素之一。“企业资源结构”有效配置理论不但是理解企业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而且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关键所在，因此，它理应是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互动的逻辑起点。同时理所当然，也就成为发挥内部控制和价值管理两者的协同作用研究的共同逻辑起点。
企业资源观点思想萌芽已久，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后来大体上分为资源依赖观和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观大致上始于上世纪7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组织的生存有赖于其获得和保持资源的能力，如果组织能够完全控制其所需要的资源，那么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毫无问题。但是，事实上，组织并非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于由其他组织和不同社会参与者（social actors）构成的“开放系统”中。这样，获得和保持资源就意味着与控制这些资源的人发生关系，于是，与关键资源的提供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就是组织存在的关键。资源依赖观的核心思想是：如果其他组织参与者认为某种资源更为“关键”，这种资源的提供者就应该拥有更大的影响或控制力，也就是说，其参与程度取决于组织对这种资源依赖的程度，权利配置围绕着关键或者需要的资源展开。总之，资源依赖观要求企业必须更多考虑那些组织生存必需的关键资源所有者的要求，这些关键资源的所有者也应具备对组织重要的权利或影响力。资源基础观的核心思想是：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集合体，而每个企业拥有的资源各不相同，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决定了企业竞争力的差异。资源基础观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竞争优势的持续性和特殊资源的获取与管理。
（二）资源结构理论：内部控制与价值管理的共同逻辑
从上文的理论回顾我们发现，企业资源观点的研究无疑丰富了资源的内涵，比起新古典理论将资源等同于生产要素是一种进步，但他们将一切能够形成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因素都归结为“特异性资源”，未免过于宽泛和难以计量。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企业生产本身，从资源对价值创造影响的角度来讨论。
企业本质的研究始于科斯，迄今为止，关于企业本质的企业理论研究仍然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核心。科斯认为企业本质上体现为对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继科斯之后，张五常进一步弥补了科斯理论的不足。他把企业解释为“一种契约对另一种契约的替代”，其观点已经隐含了把企业作为“契约联结”的思想。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在描述团队生产特征时，把企业当作一个不同资源投入者的联合生产过程，进一步表达了这一思想。詹森和麦克林又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联合生产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把企业定义为“一组个人间契约关系的一个联结”。法玛进一步把企业表述为“生产要素间的一系列契约”，同时提出把管理和承担风险作为两种不同的要素投入，这样就解释了现代大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状。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主流企业理论中已经开始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位置，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自有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才能充当核心签约人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无疑不经意间也为利益相关者融入主流企业理论埋下了伏笔。另外，继续推动企业契约思想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格罗斯曼和哈特、哈特和穆尔。他们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构建了企业不完全契约分析框架。但是由于他们混淆了企业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而且过于强调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完全将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提供者排除在企业之外，从这个层面上说，他们的某些观点是企业关于利益相关者观点的倒退。
至此，正如主流企业理论所说，企业中的权利或控制权的来源主要在于物质资本的所有权，那么除非企业人力资本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时是企业的股东，否则不可能会参与企业治理。但企业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物质资本的所有者并非企业权利的唯一来源，如果把企业中的权利视为运用各种资源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或者说是企业决策权，那么物质资本就因其具备的独特风险承担功能而成为权利的基础，然而随着决策复杂程度的提高，物质资本的风险承当功能对于决策成功的影响在下降，专业化的决策知识和信息越来越成为决策成功的决定因素，于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经理人员因其特殊的经营决策能力而获得了企业权利。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以上隐含假定了企业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没有与外界的资源交换和依赖关系，但是企业恰恰生存在一个时刻需要和外界进行资源交换的网络中，对外部其他资源的提供者存在某种依赖关系，这就带来了企业权利的另外一种来源——资源依赖关系。现实中关键的专家、技术人员或特殊才能的拥有者、依赖性的供应商或客户等都有可能成为企业权利的拥有者。对任何关键性资源的控制权都是权力的一个来源。这样，可以看到囿于物质资本是企业权利或控制权唯一来源的观点一开始就存在某种局限性，以资本结构理论为基础的企业控制权配置也存在着天生的狭隘性，为了适应新经济、新时代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更为广阔的企业控制权配置理论。
正是这样一种思路指引着我们继续向前，既然企业可以理解为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那么在结合了上文分析的企业权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资源依赖关系，本文就可以这样认为，企业可以理解为“一组不完全相同的、具有特定相互依赖性的资源投入契约的履行过程的集合体”，而在企业联合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本、决策知识和信息、特殊依赖性资源等）是企业中权利或控制权的终极来源。也就是说，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企业中权利或控制权的根本来源就是企业资源拥有主体联合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源，谁掌握了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资源”，谁就应该掌握企业中权利或控制权。也就是说，在企业的整体利益相关者中，谁拥有对企业持续创造价值最为关键的资源，那么他就应该处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核心地位。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企业最优的委托权配置思想出发进行分析。在企业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最优委托权或控制权的配置是由资源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在生产中的边际贡献率越高、黏合性越大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就应该获得最大的权力，这才能保证企业能持续地拥有关键资源，持续地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资源结构理论”的核心思想。那么，更进一步，在传统物质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公司的控制权配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所有权结构或资本结构，而在其他关键性资源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公司的控制权配置毫无疑问应该是基于企业资源结构。也就是说，企业资源结构决定了企业的权力结构，企业资源结构决定了企业价值持续创造以及分配，企业资源结构决定了不同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在内部控制中的定位。
综上所述，企业的价值管理的核心理念就是持续创造价值，拥有关键资源的要素投入主体的和谐参与就成为保障价值被持续不断地创造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资源结构理论能够成为解释企业实现价值管理的理论基础。企业中理性的资源要素拥有主体参与到企业的契约中，向企业贡献自己的资源，以期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回报。如果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则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将会退出企业契约，因此，基于全体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参与治理的内部控制体系通过明确企业内部各要素投入主体的职责，以及制定各种交易规则，对关键要素投入主体进行监督，保护非关键要素投入主体的正当利益不被关键要素投入主体攫取，实现企业持续创造价值（租金）的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内部交易的公正和公平，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至此，资源结构理论作为企业资源要素拥有主体共同治理的内部控制机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基于资源结构理论的内部控制的动态发展观：来自产权理论和契约理论的诠释
（一）内部控制对企业内外部产权的监控机理分析
沿着现代企业理论和资源基础观进行延伸分析，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nexus of incomplete contracts），是资源要素投入主体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企业是不同的资源要素所有者之间组合的一组契约，这组契约可能是显性的，也可能是隐性的。不同的资源要素所有者可能拥有不同的偏好、资本、技能、信息和禀赋，理性的要素所有者参与到企业的契约中，向企业贡献自己的资源，以试图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回报。此时整个企业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比较复杂，超出了原先由要素所有者直接“监督”其他要素所有者的能力范围，因此企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出现了某种分离，职业经理取代了要素所有者控制了企业的日常经营和管理，从而使现代企业作为一组理性的利益相关主体的产权交易契约的联结更具有代表性。要素所有者委托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在产权价值保值基础上追求最大化增值，而产权价值要实现在保值基础上的增值最大化只有借助于企业这种契约才成为可能。现代企业产权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产权价值运动过程中的曲折性。这是因为，现代企业作为一组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契约联结，其特别之处在于，契约中包含了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管理才能的使用，且按两权分离来理解，这种专用性人力资本是不归要素所有者而是归职业经理所有的。与非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可分离的产权特征相比，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产权天然属于其所有者，且无法分离，非“激励”难以调动。这种产权特性，会造成当对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出现问题时。非人力资本有可能被人力资本当作“人质”而受到“虐待”。由此决定了现代企业契约只能采用一种不完全契约，换言之，契约签订之时就是有“漏洞”的。
正是因为企业的“漏洞” （不完备性），要素所有者之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加上对委托产权在缺乏必要的控制时，其安全性和要素所有者追求的产权价值在保值基础上的增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要素所有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需要对委托产权进行控制。同时，鉴于现代企业内部的层级委托代理关系和团队生产特征，经营者为了有效履行产权受托责任，也需要对产权价值在企业内部的运动过程实施控制，以提高企业内部的产权交易效率。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现代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应该包括上述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控制机制以及代理人向委托人报告有效履行受托责任的机制。同时也必须包括这两者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等其他影响其行为能力的相关因素。但委托人和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因为双方实际上都是为了追求自身投入到企业中要素的产权价值在保值基础上的增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该目标的实现必须付出一定的信息成本。然而，由于企业的要素所有者众多，必然导致各所有者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这种为了弥补企业的不完备性，保障要素所有者的正当利益不被其他要素所有者“非法”攫取，平衡、协调要素所有者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一定的管理、控制和监督机制确保上述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即构建内部控制体系成为全体要素所有者签订“契约”弥补企业契约“漏洞”的根本出发点。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是绝对存在，加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影响，这种契约“天生”就带有不完备性。
（二）内部控制的契约属性分析：一种持续均衡利益关系的契约装置
据上分析，内部控制的本原可以认为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下，要素所有者之间为了弥补原先企业契约的不完备，保障自身产权价值能够保值增值而补充签订的（不完备）保护契约。
然而，由于企业的要素所有者众多，必然导致各所有者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同一类型的要素所有者内部的主体之间的价值取向可能都不一致，这种为了弥补企业的不完备性而构建的、由全体要素所有者共同参与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否能够满足要素所有者效用最大化原则呢？是否具有实际效率呢？即内部控制体系是否能保护、平衡以及协调要素所有者的正当利益及价值取向，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回答以下问题：（1）在动态发展的企业中，能否识别关键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2）对关键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负责，可能导致对其他主体都不说明责任；（3）相关的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可能通过相对完备的企业保护，股东相对则不能。这些都是目前现代企业理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认为，在引入资源结构理论后，以上问题基本上都能得到相对缓解。
诚如前文，不同资源要素投入主体在内部控制中的定位不同，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中的权力的根本来源就是全体要素投入主体在联合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谁掌握了对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要素”，谁就应该掌握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目前来说，生产中的边际贡献率越高、黏合性越大的资源要素拥有主体就是最为关键的资源要素投人主体。那么内部控制体系就会首先保护该关键资源要素投入主体的产权利益，如果不能首先保护其合法利益，无疑该资源要素拥有主体将会退出企业，使企业持续价值创造成为不可能。如果关键的资源投入主体利益得到了保护，此时其他要素投入主体也会要求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被关键主体攫取而积极参与到内部控制中来，对关键的要素投入主体进行监督和控制。随着时间的变化，对企业目前是关键的资源也会变为相对不关键、不稀缺，最后可能沦为相对富余的资源。我们认为，理解内部控制体系必须把握时间因素，提升到动态发展的高度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异常关键的。
由上分析可见，内部控制体系的根本功用在于：在资源稀缺性动态变化、竞争激烈的企业环境中，如何来设定内部控制主体的行为规则，如何来调整内部控制主体的行为规范，以致于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以致于激励与约束企业内部经济交易中的各种行为，减少不确定性，节约交易成本。从这一意义上说，内部控制就是企业内部各个控制主体之间为实现作为专业化结果的交换收益，因而使其财富最大化而作出的合约安排，其本质属性是一种持续均衡利益关系的契约装置。也就是说，内部控制的合约关系规定了每个控制主体在交易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了控制主体在交易关系中可以做什么与不可以做什么，谁违反了这些规则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或补偿，以及衡量控制主体是否违反这些规则的标准。
内部控制是基于企业内部产权契约衍生的私人合约的一部分，由于有限理性以及交易成本，契约是不完备的，致使内部控制的演化呈现出“点状均衡”。㈣即在内部控制制定或修订的那一时刻，内部控制是静态的相对完备的。之后，随着情势的变化，内部控制就呈现滞后性而显示出动态的不完备性。在估计修订的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下再进行修订，从而又呈现出相对的完备性，如此往复不止。这就意味着，作为处于这个过程中的我们，只能追求其相对真理性的认识（因为绝对真理性认识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同时，由于制度的自增强机制，使得制度的演进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进而在企业系统内部形成内生性制度安排机制及治理结构。于是，“点”状内部控制的持续不断，就形成内部控制的动态变迁。
然而，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幺，我会毫无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我这样讲，并无意否认其它同样具重要性的历史事件，但我想指出的是，到了遥远的将来，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历程时，他们就会发现，民主制度出现后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比这意义更重大的事了。
当然，民主的理念实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此后各国都尝试过零星的致力于民主化的努力，印度也是如此。在古希腊，确实形成并认真地实施过民主的理念（尽管范围有限），而此后这一实验却瓦解了，被更专制、缺乏制衡的政权取而代之了；而那时在其它地方则尚未出现过其它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的过程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所组成的。这些事件包括1215年英国的大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洲皆然。
关于民主的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的产物。当年通过运动强制性地限制英国君力的反叛者们，把民主完全视为单纯地为其本地需要服务的理念。相比之下，为美国独立而战的志士们和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帮助人类懂得了，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之重点，也仍然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实际上限于北大西洋的两岸，而且是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的。
在整个十九世纪里，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一变化的确是个重大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
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所谓的“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会见了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女性、瑞士总统露丝·德雷福斯女士（RuthDreyfuss）。这次会见令我浮想连翩，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像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这一诉求受到着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形式各异，来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之一。在下文中，我将回顾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并分析围绕着这一诉求的种种争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像在计算机程序中预设（default）的安排一样；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印度经验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没有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国或英国、法国的作用，但是，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贫穷国家里的成效，当然，常常会涉及到印度的例子。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能力。1947年，当印度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那时，对印度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还真缺乏信心。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分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的。
印度的各邦操各种不同的语言、有着多样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也构成了对印度生存的巨大挑战。当然，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惧。不过，当宗派性暴力活动乘机兴风作浪时，全国各界都会一致谴责这样的暴力活动，从而最终维护着民主制度的基石，以反对狭隘的派系摩擦。印度不仅是居于多数地位的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之家乡，还拥有数百万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上大多数的锡克教徒、印度祆教和耆那教徒也都住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这样的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它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以及其它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像在韩国、新加坡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需要些什幺，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票、批评、抗议以及其它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它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意见，没有新闻自由。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导致了上千万人的死亡，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在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失败了的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它自然灾害（如印度在1973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1943年，是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在其它著作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当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它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里（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计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幺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幺，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民主的各种功能
究竟什幺是民主呢?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新闻和公正评论而不受政府检查。如果在选举中不同党派未能得到充分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的自由、也无法自由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幺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普适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分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一般自由的组成部分，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幸福生活当中，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其次，如上所言（我曾与那种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观点争论过），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所表达出来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实践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即使是“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包括对“经济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当我们讲到民主是普适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若要把“需求”（包括“经济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综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权利。欲恰当地了解经济需求的涵义（其内容及影响），就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展开讨论并彼此交换意见。在产生资讯充分、深思熟虑之选择的过程里，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言论、争辩、批评及持异议的自由有关的权利，是核心的条件。在社会的价值形成和决定各项需要的优先顺序时，上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把大众的各种偏好视为既定的、与公众的讨论无关，不能无视在一个社会中当局是否允许有公开的意见交换和争论。
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1.7（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1.9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分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像西天的佛那样用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别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众讨论。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知时是关键性的，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若把民主与其它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分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什幺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幺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幺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力。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分思考之时，他们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问题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张都有这样的隐含性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所发生的最大的对民主的态度之转变，正是与这个常见的隐含性前提假设相关的。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而在十九世纪，典型的情况是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设式（default）]在二十世纪里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观察二十世纪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即使抗议这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他们的观点是，穷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对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民来说，也是如此。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他们挺身抗议政府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剥夺方面。
印度的现实完全驳斥了这种穷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说法。若观察韩国、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其它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结论也并无二致。同样地，虽然非洲的许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会出现反对政治压迫的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
关于文化差异问题的争论
还有一种观点也强调民主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它谈的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文化上的差异，或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观点认为，亚洲人传统上高度评价纪律，而不重视自由；所以，与其它国家的人相比，亚洲人不可避免地会对民主制度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我在卡内基基金会关于伦理和国际事务的摩根索纪念讲座中曾比较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
从亚洲文化的历史中，特别是考察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它国家的古典传统，很难找到任何支持这一观点的根据。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帝王Ashoka的铭文中，就可以发现主张容忍多元主义和国家有责任保护少数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当然，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很难就这样一个地区的不同民族下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有时，“亚洲价值”的鼓吹者往往会主要把东亚当作这一观点的适用地域，一般是把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与西方作对比，不过也有人提出过更令人怀疑的观点，即亚洲的其它国家也是十分“相似”的。我们应当感谢李光耀，因为他明确地解释了下述观点（也就相关的纷乱杂陈、表述含混的说法清晰地提出了他的说明）。当李光耀说明“西方和东亚在社会和政府的概念上完全不同”时，他解释说，“当我提到东亚时，我指的是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后者是一个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混合物，不过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同样的价值观”。
然而，即便只考虑到东亚地区，这一地区也是千差万别的，不仅在日本、中国、韩国及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也有很多差异。在诠释“亚洲价值”时，学者们往往引用孔子的话，但在这些国家里对文化产生过影响的并不止孔子一人（例如，在日本、中国、韩国，佛教的文化传统既古老且深远，其强大的影响曾绵延达一千五百多年，此外，这些国家还受到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它影响）。在所有这些文化传统中，没有哪一种曾一贯如一地鼓吹对秩序的崇尚比对自由的崇尚更重要。
更进一步看，孔子本人也并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当子路问孔子，“应当如何为君王服务”时，孔子回答说，“告诉君王真话，别管是不是会冒犯他”。（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的这一回答可能值得威权政权的新闻检查官深思。孔子并不反对谨慎从事、讲究策略，但（如果策略上必要的话）却不会姑息一个坏政府。他说:“如果政府的表现良好，就要大胆地说话行事；如果政府的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想象中的所谓亚洲价值这座大厦的两大支柱是“孝”和“忠”，而孔子的确曾明确地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这两者彼此之间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许多亚洲价值的鼓吹者把国家的作用视为家庭作用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的，这两者其实是相互矛盾的。叶公对孔子说：“我的族人中有一个人刚直不阿，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于是他就谴责父亲。”孔子答道：“在我的族人中，正直的人行事方法不同:父亲为儿子遮掩，儿子为父亲遮掩，这样做也是正直的。”（译者注：见《论语·子路篇》）
把亚洲价值笼而统之地说成是反对民主和政治权利的，其实经不起严格推敲。我想，既然提出所谓的亚洲价值的那些人并不是学者，而是些政治领导者，他们经常扮演着威权政府的官方或非官方发言人，所以我不应该对这种缺乏学术论据的观点过于苛求。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学者考虑现实政治问题时可能会不那幺实际，而现实政治家则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学术问题。
当然，要在亚洲的传统中找到威权主义式的说法并非难事。但是，在西方的经典文献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论述。只要查一下柏拉图（Plato）和阿奎那（Aquinas）的著作就会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国家独有的主张。若仅仅因为亚洲国家的一些著述中强调了纪律和秩序，就否认民主的价值观所可能具有的普适性，就好比仅仅根据柏拉图和阿奎那的著作（姑且不提大量的欧洲中世纪文献曾支持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就要否定民主制度是欧洲和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人们基于当代、特别是中东地区政治摩擦的经验，往往把伊斯兰文化描绘成根本不容忍个人自由、甚至排拒个人自由的一种传统。但是，正像在其它文化传统中一样，伊斯兰文化其实也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印度，阿克巴（Akbar）和大多数莫卧尔王朝（Moghul）的其它帝王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宽容就可算是个典范（只有Aurangzeb是个明显的例外）。土耳其的帝王们常常比他们同时代的欧洲帝王们宽容得多。在开罗和巴格达的统治者那里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例子。实际上，十二世纪伟大的犹太学者Maimonides曾被迫逃离毫无宽容精神的欧洲（那里本是他的出生地），以逃避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最后在萨拉丁（Saladin）苏丹的庇护下，这个犹太学者才在宽容礼貌的开罗找到了避风港。
多样性是世界上多数文化的一个特征，西方的文明亦非例外。民主的实践之所以能在现代的西方国家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所出现的共识之硕果。若把这一进步理解成过去一千年来西方社会追求民主的一项历史使命，然后再把它与非西方社会的传统相比（并笼而统之地看待每个非西方的传统），那将是个极大的错误。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不仅仅存在于亚洲国家一些政府发言人的表述当中，也存在于某些西方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当中。塞谬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的著作曾在许多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关于文明之冲突的论文却未充分注意到每一种文化内部的差异。他的研究导出了明确的结论，西方国家“对个体主义的偏好以及追求权利及自由的传统”是“文明社会所独有的”。亨廷顿还认为，“西方社会核心特征的存在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的出现，而这些特征与其它的文明显然不同”。他的看法是，“早在西方进入现代化之前，西方就表现出其不同于其它文明的特征”。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论文显然漏洞百出。
结语
/> 詹姆斯·奈特认为:价值管理是使公司的管理人员集中于公司的战略制定,提高管理人员的凝聚力, 获取更高价值的一条途径, 它是集中企业的所有力量, 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的一种理念。这一新的思想、理念和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西方管理学界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关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念,价值管理正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新趋势。
二、基于价值的企业管理
价值管理(Value-based management,VBM)是指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随着价值最大化上升为公司整体的管理思想,价值管理作为一种以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增长为目标,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中遵循价值理念,依据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探索价值创造的运行模式和管理技术,逐渐成为企业现代管理实践的最佳模式。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 价值管理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界公认的最为有效的管理理念。但是,将价值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能真正应用到管理体系中的企业却并不多,取得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理论方面的指导。价值管理是上世纪80 年代在美国企业界开始出现,经麦肯锡顾问公司提倡和推广的一种新型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
价值管理是一个不断进行投资和做出包含价值创造在内的决策的连续过程。价值管理中的“价值”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市场价值、持续经营价值、规划价值、出售价值、账面价值、市场增加价值、智力资本价值、收购价值、客户价值和股东价值等。
VBM不是简单的替代 “ 传统财务管理”等内容,而是一种内涵和外延的升华。世界许多着名企业,如微软、可口可乐、西门子、西南航空、杜邦公司,都是价值管理的实践者和受益者。因此, 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将传统的 “ 财务管理”心智模式转变为 “ 价值管理”心智模式。
三、价值管理体系
价值管理的主体分为目标、战略、业绩评价、管理过程以及决策。实现目标需要战略,业绩评价可以控制战略实施的过程,所以可以使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决策。
首先,价值评估是基础分析的核心内容,基础分析的前提条件是企业价值与财务指标之间存在函数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时间内是稳定的,关系的偏离会在一段合理的时间中矫正过来。价值评估方法可以划分为三大类: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
其次,价值评估在战略分析中起核心作用,企业的战略管理涉及企业目标和方向,以及带有长期性、关系企业全局的重大决策和管理。
最后,企业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需要明确企业战略、财务决策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从而实现企业发展战略。
四、经济增加值与价值管理
由于企业的目的是增加股东财富,所以企业的业绩应按照股东财富增加的多少来评价。股东财富是股权(或股票)的价值,其外部表现是股权的价格,而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也正逐步转向价值创造和以价值最大化为基本目标。在价值管理理念下,企业可以设计一套以价值为基础的财务和非财务业绩衡量指标体系,作为管理层实现其战略目标而应当完成的指标。这些指标衡量的目标与价值管理战略目标一致,并可以对传统的业绩衡量指标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
关键性的非财务业绩衡量指标主要包括设备利用率、生产周期、交货成本及其时间、应收应付款项周转率、单位产品成本、劳动生产率和废品率等。
在以价值为基础的财务和非财务业绩衡量指标体系中,财务指标业绩衡量是主要的,财务指标又分为以会计为基础的评价指标和以价值为基础的评价指标。
价值管理要求将管理的中心转向经济增加值(EVA)指标,经济增加值是通过对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加以调整、用于企业经营绩效评价的指标。传统的会计利润忽略了资本需求和资金成本,经济增加值不同于会计利润,两者主要区别在于经济增加值扣除了股权资本费用,而不仅仅是债务费用;会计利润仅扣除债务利息,而没有扣除股权资本成本。经济增加值的业绩评价方法可以避免会计利润存在的局限性,有利于消除或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机会,比较全面地考虑了企业的资本成本,有利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另外,经济增加值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企业创造价值的先进管理理念,可以满足价值管理的要求,有助于实现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的最大化,有利于促进企业致力于为自身和社会创造价值财富。在实务中,企业选择财务战略目标,也可以以经济增加值最大化为核心,再辅以长期盈利能力、长期现金流量现值等目标。
但是,经济增加值方法目前仍处于尝试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经济增加值是在利润的基础上计算的,基本属于财务指标,未能充分反映产品、员工、客户、创新等非财务信息。其次,经济增加值是一种经营业绩指标,未能融合外部市场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用于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绩效评价。最后,经济增加值方法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局限,需要结合经营管理的全程作出合理有效的改进。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价值链管理需要构建价值链会计,在会计的目标、职能、工作理念及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做出相应的改变,并采取全新的管理方法,实现价值链会计的信息提供职能与会计管理职能。文章将从价值链会计的涵义、实质、对原有会计理念的突破、发展前景进行探讨。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企业间竞争的愈演愈烈,使得整个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企业所承受的来自已有竞争者、供应商、客户、潜在竞争者和替代产品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已有的企业管理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竞争环境下企业管理的要求,诸如战略成本管理、战略竞争优势开发与拓展等一系列现代企业管理的新问题,对企业管理方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价值链管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价值链会计就是建立在价值链管理理论基础上的一门学科。
一、价值链会计的概念
笔者认为,所谓价值链会计,又可称为价值链会计管理,它是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核心企业为龙头,以价值链的整体价值增值为根本目标,以提高价值链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和获取最大利润为具体目标,以协同商务、协同竞争和多赢原则为运作模式,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从而实现对价值链上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效规划和控制的一种管理活动。价值链会计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将核心企业与供应商、分销商、服务商、客户连成一个完整的网链结构,形成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战略联盟,通过价值链的创建,实现整个价值链的低成本或差异化的竞争优势,真正实现“多赢”。
二、价值链会计的实质
截止目前,学术界对会计的认识可概括为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一种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本文认为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收集、处理和利用经济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节和指导,促使人们权衡利弊、比较得失、讲求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价值运动是会计管理的对象,价值增值是会计管理的目标。因此,会计也可以称为会计管理,相应地,价值链会计就是价值链会计管理,或称基于价值链的会计管理。
价值链会计并非会计学的分支学科,它是传统会计管理在价值链理论下的延伸。价值链会计与传统会计管理的区别在于,传统会计管理的对象是单个企业的价值运动,而价值链会计管理的对象是价值链的价值运动。根据价值链会计对象,价值链会计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管理活动:
(一)价值信息管理
价值信息管理包括价值信息标准的制定、实际工作流程中价值信息的跟踪、价值信息的评价。价值信息标准的制定是通过事前分析,包括对以前各期价值信息的分析和同行业企业相同业务流程价值信息的分析,以及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制定全面财务预算和各部门的财务预算,作为企业价值管理活动的指南。价值信息的跟踪是通过在企业内部各业务流程实施信息技术,实现财务业务的在线操作。利用信息网络监督企业财务预算的执行情况,同时对财务预算管理中出现的“例外管理”、特殊异常业务进行例外审批。价值信息的评价方法有平衡计分卡法、基准指标法、经济增加值法等。价值信息管理活动是价值链会计的基础性工作。这套体系如果建设得比较完整的话,能极大地推动企业提高经营运作效率,从而推动企业价值增值。
(二)增值活动管理
增值活动管理包括业务流程管理、成本管理和公司财务管理等三个方面。业务流程管理主要是优化业务流程,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最大化。财务会计人员应利用掌握的各部门价值信息,分析企业价值链各环节业务活动的增值量,协助企业进行业务流程的改造。成本管理是增值活动中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企业每项价值活动的成本包括:外购经营投入成本如为生产投入的原材料、低值易耗品等;人力资源成本如职工的招聘、安置费用、教育培训费用、保险福利费用等;资本化费用如无形资产的购置费用、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费用等。在成本管理中,企业必须将以上成本分摊到价值链的各项价值活动中去,分摊的目的是产生一个反映成本分布的价值链,比较各价值活动的成本的分布,从而找出可以改善成本的突破口。除此之外,成本管理人员还需要了解与产品有关部门的整个价值链成本,并与处于价值链上的其他厂商合作,共同控制成本,寻求最大收益率。公司财务管理是增值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筹集资金、投放资金、现金管理、信用管理和股利分配等多种理财活动。
三、价值链会计对原有会计理论的突破
(一)突破了原有会计主体概念的束缚
会计主体理论是会计的一个基本理论,会计主体用以界定会计管理的对象范围。
原有的会计理论一般认为会计主体只能是某一特定单位,它可以是一个法律实体,也可以是一个非法律实体。但价值链会计所管理的范围已不仅仅是单一的企业,而变成了由多个企业所组成的价值链,笔者认为,将价值链作为会计主体是可行的。因为在已有的会计实践中,就存在有会计主体不是单一企业的情况,比如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作为编制主体的就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由多个企业所组成的企业集团。
(二)突破了原有成本管理的范围
价值链会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价值链的整体增值,而只有对价值链上的所有收入和成本进行全面分析后,才有可能对价值链增值的大小做出准确的计算。鉴于人、财、物是企业经营的三要素,因此企业所承担的成本也无非是人力资本成本、资本成本和各种物料成本,其中资金成本又可以按资金的来源分为债务资本成本和股权资本成本两种。在已有的会计理论中,对各种物料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的核算和控制早有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和方法,而随着近年来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人力资本成本核算与管理的理论方法,惟独对股权资本成本的管理基本上是空白。当我们从价值链的角度考察会计管理时,股权资本成本就成了企业必须要考虑的一项成本。因为核心企业存在着对价值链进行整合的机会,而对价值链进行整合所需要的所有资金都是有成本的。
(三)突破了原有的会计信息要素和类型
价值链会计信息的要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大会计要素,而且还包括消费者服务、生产效率,生产周期、产品质量等新的会计管理要素。信息的类型也不仅是事后的反应和核算信息,还包括事前计划和预算的信息、事中监督的信息。
(四)改变了传统会计的时空观
阎达五教授在论述构建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时指出,价值链会计在空间维度上把原来的以单一企业形式存在的会计核算主体扩展为以价值链形式存在的一切可以量化的会计管理对象。在时间维度上,以会计实时控制为核心,分别以事前管理的统筹规划、事中管理的实时控制和事后管理的分析考评为内容广泛开展全方位、全过程的会计管理。
四、价值链会计的前景展望
根据目前对价值链会计的研究,它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另一方面需要企业内部业务流程与组织结构的优化。
1.借助内部的操作系统控制、会计数据资源控制、应用控制和外部的周界控制、远程控制等解决网络的安全性问题;营造一个诚信的社会环境,使价值链条的各方建立公平、公正、共赢的合作关系。
2.加快我国会计人员的队伍建设,加紧培养复合型人才。
企业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获得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展开一系列的商业活动，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些活动分为辅助活动和基本活动，这些活动在形式上灵活多变，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有很大不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基本的、动态的价值创造过程，这就是简单的“价值链”。“价值链”理念在管理会计中的渗透，是从长期价值活动的开展中总结归纳出的，在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中，都会有若干个“价值活动”，但是并非所有价值活动都可以成为企业的经济效益，然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正是该企业价值链中某一环节的价值活动。价值链更加侧重企业的利益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对价值活动进行以及价值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找到最精确的价值来源，将无增值活动进行清理，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价值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管理会计的分析工具，管理会计将企业目前以及未来的资金流动作为对象，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作为最终目的和本质目的，为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信息和相关数据。企业的任何活动都是价值的运动，任何优化组合也应该围绕价值活动展开，因此，管理会计的本质就是企业用来提高收益、对资金展开合理调控的重要途径，以服务企业为原则，以使用价值为前提的价值管理方式。管理会计和价值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具体来讲，管理会计因价值活动而有存在的意义，因价值链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发展，对于提高企业的活动效率、优化价值链有重要作用，然而，要想更大程度上发挥管理会计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企业的管理职能，促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实现创新和发展，从价值链入手无疑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二、价值链基础上管理会计存在的重要性
1.是管理会计在创新发展中的前提条件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呈现出兼并、联合的发展趋势，集团化演变促使企业将经营重点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价值最大化上，传统的管理会计基本上都是从企业自身视角出发，站在个体利益的角度上实现价值增值，而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忽视了新型管理理念的渗透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将管理重心放到生产环节，忽视了企业的价值信息。然而，基于价值链的管理会计，将发展目标聚集在价值管理环节和价值链的价值增值中，把原来的会计管理内容从单一的、个别的企业拓展到整个价值链中，并通过对企业内部竞争以及外部竞争的有效控制，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2.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基本要求
价值链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创造价值的活动的综合，是企业运行中产生价值、提供服务的载体，然而企业在经营中产生的效益，基本上就是企业自身价值链中的价值活动，而能够创造的活动，才真正属于企业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价值链中的重点是通过清楚无增值活动，以最大限度上提高企业在正常运行中的管理质量，确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然而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活动的成本，避免内耗，利用价值链中的新型管理措施确定竞争力，同时，要求企业加大对价值链关键环节的管理力度，使企业真正做强、做大。
3.是企业信息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网络计算机技术是价值链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价值链并非是单独的、独立的活动，而是多个价值活动连接起来的、相互依赖的系统集合，同时这个集合必须要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以及网络计算机技术来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对价值链中的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物流进行有效控制和整体规划，信息技术和企业的价值链相互融入是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加快现代化发展步伐的重要途径，对于提高市场竞争力也有很大帮助。
三、价值链基础上管理会计的优势
价值链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可以被分为纵向、横向和内部价值链三大类，管理会计的存在能够对这三大价值链进行科学分析，帮助企业了解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帮助企业认识到自己在行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最大限度地克服成本劣势，使企业占有成本优势，获得更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价值链概念引入管理会计中以后，管理会计的研究分析，在深度、空间以及时间这三个维度中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深度
从深度上来看，价值链基础管理将产品成本研究和价值活动紧密结合。管理会计的工作宗旨是贯彻落实成本效益的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传统的管理会计，对成本研究大多集中在生产成本上，而忽视了对其他成本类型的分析，例如营销成本、服务成本等，这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构成，如果仅从成本和作业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入手，只是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短期效益，而无法确保企业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价值链基础上的管理会计能够克服局限在生产领域的片面性，将减低生产成本拓展到企业的外部发展中，不仅包括产品开发，还包括企业产品售后等内部价值链。能够反映出企业为了拓展市场而提品属性的成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自身在行业价值链中的地位，还要考虑到在顾客和供应商中产生的成本，并制定科学合理的成本管理措施，站在全局角度对企业规划进行成本管理；另外，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此企业还要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价值链构成，并制定出符合常理的成本管理目标。
2.空间维度
从空间维度上来看，管理会计的管理内容从企业内拓展到了企业外。传统意义上，管理会计的工作范围仅仅局限在企业正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将强化企业内部的综合、系统管理作为主要目的，然而忽视了企业价值链中一系列价值活动之间的关联性。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甚至会造成企业发展与社会脱节的现象，使企业难以适应竞争环境。企业的产业链集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产品加工、产品制造以及产品营销为一体；价值链的融入大大拓展了管理会计在空间维度的研究范围，使管理会计不仅重视企业的内部关系，更加重视产品和供应商及顾客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使企业明白自身与竞争对手价值链之间的差别所在。根据系统化原理来看，只有当系统每个部分都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功能并始终保持相互协调时，才能发挥价值链的最大作用，才属于最有效的企业价值链。基于价值链的管理会计，对企业价值链各环节经济活动进行核心的系统化分析，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帮助企业发挥核心优势，提高经济效益。
3.时间维度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价值链下的管理会计主要研究视角从生产经营阶段出发，以产品的生命周期为终点。传统意义上来看，管理会计更加侧重于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决策，其中包括定价决策以及生产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将企业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抛之脑后，同时也弱化了不同产品的贡献值在促进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价值链概念融入之后，管理会计将研究基础从生产经营阶段拓展到了产品的整个周期，集产品研发、产品设计、产品加工、产品制造以及产品营销为一体，甚至包括用户的售后服务等。站在价值形成角度来看，企业产品的生成过程就是企业价值活动的创造过程，同时也是企业成本产生的过程，任何成本都可以根据实际的科目分摊到每一项价值活动中，同样的道理，任何一种价值活动，都能够利用价值链的形式呈现出来，不同企业之间的外部竞争，不单单是个别环节之间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整个价值链上的竞争。价值链基础上的管理会计，主要优势有两大点：第一，可以为企业提品研发、生产经营以及产品销售、售后服务一体化信息数据，为高层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第二，能够促进价值链中的作业优化发展，确定价值链中无增值作业和有增值作业，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清除和改进，提高企业整个价值链的增值空间，从而使企业拥有科学、合理的经营决策规划。
四、价值链基础上管理会计在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应用
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二为一的时候,就是非常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但是企业稍微大一点,就会产生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有企业的毛病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独有,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也存在,只要存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就必然产生这个矛盾,这也叫大企业病,这就需要设计一个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大某些行为的成本。
很多企业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这违反了管理的最基本原则。至于怎么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逻辑和完成模式很简单,清楚企业给了多少资源,资源的产出有多大,就可以确定该怎么给予奖励。这一过程的完成都是财务管理的责任,企业的追求和企业价值都是财务配合完成的。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时候,财务管理就是追求财务最大化;当企业追求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时候,财务同样要追求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企业就是要赚钱,并控制分析所谓的可持续发展,表现为不断地赚钱。
财务管理和市场战略、市场政策又有什么关系?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华润到安徽并购安徽啤酒的时候,后者占合肥市场60%的份额,华润则只有20%,安徽啤酒的高层就提出宁可让利不让市场。我作为华润的顾问向他们传达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市场只有强者没有迟到者。另外一个案例是我们前两天公布的一个由中国企业联合会评出的管理咨询精品案例,这家公司一个简单的机构设计行为,得了5000万的退税。
总结一下,财务提升企业价值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创造企业价值的活动,包括税收筹划、集中化管理(尤其是资金)、盈余管理、融资管理、投资并购、成本控制等;
二、支持企业价值的活动,包括全面预算管理、财务流程再造、运营资本管理、利润管理、绩效管理、薪酬管理、风险管理等;
三、保持企业价值的活动,包括财务管理系统建设、会计管理、会计信息管理、会计制度与组织管理等。
开展财务管理提升企业价值活动
财务虽然不能代替生产经营,但能提升企业价值。这需要明确财务管理的地位,建立以“财务管理(非财务部门)”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模式。还要加快财务管理工作的转型,促使财务管理从核算型和收益管理型向风险控制型转变,做到能够分析企业内外风险,制定风险控制预案,主导生产经营活动,实施价值链管理,支持领导决策。
企业要追求利益相关者最大化收益,就要满足债权人、出资人、经营高管人员和经营员工的利益,满足客户供应商利益……平衡利益矛盾从两方面入手:第一、立足于法律;第二、本身利益的均衡安排。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财务管理提升企业价值的行为,得出这样的结论:财务管理创造企业价值,资金的集中管理、营运管理、融资管理、成本购置都是创造企业价值,有关财务的这些活动加起来叫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活动。
开展财务管理提升企业价值活动应包括以下方面:成本管理、税收筹划,全面预算管理、绩效薪酬管理,融资、投资、利润管理,共享服务、集中管理、财务流程再造,财务战略管理、企业风险管理……
创造价值的活动也可以套用木桶理论,木桶板的高低决定创造价值的高低,最短的板决定了你的价值;保持企业价值的活动,则像水桶的底一样,没有它就没办法成功,企业成立首先就需要财务做运行的基本保证。支持企业价值的活动相当于木桶上的一个箍,有了箍水不会流失,而且增加了它的安全性,这就是财务管理提升企业价值。
提供个性化财务管理培训
在财务管理培训业中,重要的问题是财务怎么参与管理,让财务在财务管理过程当中去创造企业的价值。我有这样几个认识:
第一,不要动不动做法定会计培训,企业关注的是管理会计的培训,是财务管理提升价值的培训,从经济的角度、从管理的角度来解决财务在企业管理过程当中发挥作用的培训。
第二,一对一的内训效果更好。每个企业都有自身的特点,应该针对企业做个性化的培训。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之时，公共管理受到了学术界史无前例的重视，它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被学者细细研究，甚至直接将它从传统的教育学科之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然而在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后，公共管理又面临了两个问题，一是公共管理学科涉及的学科范围是什么;二是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对于前一个问题很好解答，因为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所以涉及公共事务处理的范围即是公共管理的学科范围，但是在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时，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因为对于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认识学术界里是分门别派，意见莫衷一是，虽然其中较为突出的公共管理理论是“效率”和“公平”，但是当这两个理论出现冲突时，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还是没能有明确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发展
(一)传统的公共管理价值取向
传统的公共管理提出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曾提出:“与管理最紧密相关的就是效率，只有提高了工作效率，才会衍生出管理。”“管理是为了让雇主的的经济利益得到最大化的提升，同时也提高雇员的生活水平，实现利益的双赢。”这一理论明确的将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定位为效率的提高，除了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率，还包括了政府的效率，“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之前
应该考虑要如何在节省
成本的同时提高工作完成的的质量，缩短工作时间。”因此，从《科学管理原理》的提出上看，传统的公共管理价值取向注重于效率的提高。(二)新的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与延伸随着时间的迁移，民营化的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在重视效率的同时越来越注重人民群众的需要，只有保证效率，提高经济发展，从人们的需求出发才能让生活更好，有学者曾经提出，“效率、经济以及成果是新的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要求。”这一理论是在传统的价值取向中发展而来，赋予了效率更多的含义，将成果是否满足人民群众融进了效率的理论当中，扩大了理论的价值范围，不过新的公共管理价值取向主要还是以重视“效率”为主，“公平”为辅，但是“公平”理念的提出仍是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一大跨越。新的公共管理价值的优点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公共服务价值管理理论，这一理论是新的公共管理价值的延伸与发展。新的公共服务价值取向的提出完全摒弃了传统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理念，提出了新的以“公平”为主的价值观。
三、公共管理价值取向的确立
(一)公共管理的本质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做出管理，以促进社会利益得到发展，其本质就是公共性。因此，为了更好的在管理事务中体现公共性，就要求公共管理在实施中维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公平、公正的处事原则，协调社会各方的关系，以社会的利益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这样才能使公共管理发挥效力。正是因为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要求了在实施中坚持“以人为本”，因此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则必须以“公平”理念为主。
(二)公共管理所处的环境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制度代替了传统的封建制度，在倡导着“人人平等”的时代，无论是资源的分配还是法律的制定都坚持着“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先，做到一切尽量公平公正公开，以维护大众的利益。在这个民主环境的大背景下，公共管理的实施势必要以“公平”为主，否则反倒其行，只会让公共管理的发展困难重重，没有“人心”的支持最后也只能走向末路，因此“效率”的理念注定要被“公平”历年所代替。
(三)“效率”理念无法满足要求
我们发现，我们对渠道的基本定义就是：产品流通过程中的一员。我们都在讲渠道的价格体系，但只停留在产品的各个节点的具体的数据方面，我们根本不能通过渠道定义和价格体系来说明越来越复杂的从企业—渠道成员—消费者的整体内涵。
渠道研究，竟然没有一个理论作为基础！渠道调整及改革，竟然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观点作支撑！现在非常之火爆的深度分销渠道运作原理，也不能从根本上来支撑和解释不同的渠道运作和管理体系！
我们发现，只有渠道价值链原理，才能让我们懂得如何去进行渠道运作与渠道管理。渠道价值链原理，就是渠道运作与管理要遵循的潜规则！
而我们对渠道价值链这个词虽然非常熟悉，但还是完全停留在非常肤浅、非常表面的似是而非的了解上。要不然，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一直在蒙蒙盹盹：窜货一直没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事实上也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而很多人还在非常兴奋地向外界传授所谓的“经验”）；经销商的整体水平的提升不知从何做起（经销商现在困惑死了！许多专家在想办法，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什么要将经销商替换的解释只能是“不听话”（经销商本来就是单独的经济实体，为什么要完全听企业的话？）？……
张经理在快速消费品行业摸爬滚打了近十年，最近给一些企业的中高层作销售管理培训时，讲到了价格体系，每次都发现一个相同的现象，那就是在讨论价格体系的时候，所有的学员都认为价格体系应该是一个递增的柱状图（如图一所示）：
图一想说明产品经过渠道各层级后，渠道成员能对产品进行逐步加价，于是，产品价格从厂家到消费者逐渐提高了。
而在现实中，这个图却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消费者接受的价格有时比厂家还要低，零售商接到的产品价格可能比二批商也要低。某一知名的功能饮料产品，其每箱的零售价就比厂价要低十几元！很多企业都存在价格“倒挂”的问题！
这是一张价值链图（见图二）！图一中的“价格”只有替换为“价值”，这才能成为一个正确的分析图！外在的价格表现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但潜伏在下面的是有序的合理的价值链体系。价值链体系不但使价格体系向价值链体系靠拢，同时也左右着渠道间运作的规律和企业对渠道进行管理的行为。
被迈克。波特广泛运用于《竞争战略》的价值链原理，其实运用于渠道，也正恰如其分地对渠道的运作潜规则进行了理论性的总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来提出一个新概念，而是要推广一个好概念！目的只是更深地挖掘价值链这个渠道的实质与内涵，从而为渠道发展和研究作更好的铺垫。
由于不了解价值链，也不知价值链与渠道运作、渠道管理的关系，我们对渠道的真正认识一直蒙混不清。以下的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一直都很迷惑，但是有没有人给予过我们最满意的回答？
一、渠道直销与渠道分销有何不同？这个企业为什么要实行直销模式，那个企业为什么又要实施分销模式？
二、有一些大型的企业渠道建设比较健全，甚至有遍布全国的网络，到头来却为什么一夜之间可彻底倒塌？如健力宝、如旭日升、如……
三、我们应该如何给业务员每个月进行考核？是销量？是回款？还是别的？
四、经销商为什么现实的处境这样艰难？就只是因为超级终端的胁迫？
五、竞争给渠道运作带来的影响有哪几方面？有竞争时渠道运作应该如何，无激烈竞争时渠道运作应该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六、渠道层级真的是越短越好吗？扁平化运作就是唯一的渠道改革的出路？
……
太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得到解答，我们却很少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一、为什么企业要实施自己直销或者实施经销商分销？仅仅是因为有费用的区别、有管理的优劣势、有产品或品牌展示的区别？其实，企业直销主要是企业想自己完成产品的整个价值实现的过程。企业觉得自己能创造更高的价值给消费者，这种更高的价值包括品牌价值、服务价值、便利价值等等，同时，企业也能从终端或消费者处获得更多的回馈价值（如信息、需求等）。而由经销商分销却也能通过经销商的资源（如运输、地理、仓库、赊欠、配送等）使产品也能实现增值。如果企业自己达不到实现产品增值，就会由经销商来分销；如果经销商分销达不到企业想让价值增值的要求，企业有时就会不顾费用，会狠下心来自己做直销。
当然，还有一些企业既采取直销又采取分销模式，那也是在不同情况下，能通过不同的增值方式来实现产品价值的不同办法。
二、很多大型企业的渠道突然崩盘，我们可能会觉得是因为渠道没有根据市场发展进行调整或细化运作，其实，还是因为没考虑到产品要到消费者花钱购买消费才能产生价值。也就是说，企业没将渠道当作一条完整的链，而只考虑到了经销商这一个节点。以为这一个层级就代表了价值链的全部是这些企业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很多企业对业务员的考核还是在将销量也就是订单量作为指标进行考核，这已经产生了很多的压货而并不卖货的问题。而很多外企已是完全按经销商或者终端的出货量来计算业务员的销售业绩。甚至在一些啤酒企业，由于有独有的空瓶回收的程序，他们早就已经将消费者喝过的空瓶数来进行业绩考核！这是一个典型的消费者消费后产品的价值才产生，并且业务员的业绩管理与其全面挂钩的例子。
四、经销商为什么现在的处境这么难？从这里看来，那就是经销商自身价值不高，同时与现代渠道或超级终端相比，价值链显得更长。这样，经销商使产品增值的能力不强（原来的大流通能力已不是能使产品增值的能力，管理能力、物流水平、服务水平、使产品的更便利购买、更及时购买都是能使产品增值的能力），价值链更长，都能让零售终端钻了空子，毫不费力地将经销商甩到了一边。
现在很多经销商喜欢窜货砸价，那就更是与价值链理论背道而驰了，这也是大家能发现价格体系与价值链不能融合的原因：他们这样做能使产品价值贬值！这也是企业需要进行渠道管理的原因所在。
现在很多经销商向上游或者向下游进行渗透，但还是成功者寥寥，为什么？虽然可能将价值链缩短了，但是能力没有相应提高，产品价值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消费者并不认账！
五、竞争肯定会对渠道运作有很大影响，但影响在哪里呢？其实，竞争有利于产品增值（竞争促进品牌、管理、执行等的发展）。而无竞争的产品或市场，我们可以使产品价值没有损耗（即充分保持产品没有竞争的促销、费用损耗）而保值，从而实现产品销售的成功。
六、渠道层级越短越好吗？很多企业持否定态度，但在现实中又多有实施。为什么？其实，不管多少层级，只要能让产品尽快更好地体现其价值，无所谓长与短的争论。实行过深度分销的很多企业（包括可口可乐的客户服务系统），现在都渐渐进行转型，回到经销商为主，企业协助的操作模式。这就是因为通过深度分销，让渠道成员能更加增值服务，即使将深度分销队伍撤消，同样能让消费者看到企业投入的放大的价值，产品价值并没有因为企业将深度分销队伍撤出而减少。
渠道价值链并不是一个很玄的概念，甚至来说，价值链的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但我们发现，应用基本上是空泛无力的！。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就是一个营销回归的时代，回归思考、回归基本理论、回归本性、回归营销的经营实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营销理论虽从管理学演化而来，但与经济学这种深层次的联系却是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