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4 01:01:18
论文摘要:语言文字除了需要规范、标准之外，还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没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规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滞的条条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无法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服务，因此，任何规范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文字语言就必须是动态发展的，对规范标准应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这就是文字规范、丰富和发展的记辩证关系:规范是发展的基础，丰富是发展的渠道，发展是规范的前进，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2.2制定对内汉语汉字考试等级制度
何九盈（1932年--），湖南省安仁县人，中国古汉语、汉语音韵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
一、《汉字文化学》之结构内容简介
《汉字文化学》从总论、本体论、关系论三个方面着眼，较为完备地地阐述了汉字作为一个符号和信息系统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总论部分主要对汉字文化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现状进行概括，呈现给读者一个宏观的视野。本体论部分作者则立足于汉字本身，通过对汉字的结构形式和其声符中存在的文化因子的分析，进而说明汉字形体和音读所具有的文化功能。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即关系论中，主要通过论述汉字与汉语和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来说明汉字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处于一个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本书不仅对汉字的历史和特征作了详尽的描述，还对以汉字为载体的辉煌文明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从而展现了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汉字文化学》之学术和思想价值概述
《汉字文化学》一书强调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汉字文化则必然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研究汉字文化要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背景之下，对汉字的本质及改革历史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本书具有丰富的学术和思想价值：首先，本书倡导用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汉字文化的研究，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种建构的过程中，这一学科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准确的定性，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敢于提出新的想法。其次，本书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在肯定前人的研究价值的基础上，也对其中某些观点进行大胆地质疑和反驳。例如，唐兰先生认为，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包括训诂和音韵。何九盈先生则在本书中指出让音韵学和训诂学完全独立于文字学之外是不符合辩证原则的。因为汉字学的研究要注重与其他文化现象产生融合从而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再次，本书对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有独特的思考。该书提到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可以用现代思维方法去构建理论框架和理论规则，但在具体的探讨古文字的造字原理时，就要用一种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去构建一个“历史的话语场”。例如，本书说明了《说文解字》为何要说“羊，祥也。”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中，曾经有过羊图腾崇拜，所以羊才会是吉祥之物。最后，本书还惯于站在独特的角度和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去探讨汉字的文化精神。例如，本书认为每个汉字的内部结体要不偏不倚、均匀方正体现的是“中庸”精神，汉字的“随字变转”“各有别体”等特征体现的是“和而不同”的精神，而汉字形体注重主客体高度结合的特征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
三、《汉字文化学》之时代价值刍议
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关于其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等都还没有被系统的阐释。而本书正是主要围绕这些内容展开。本书认为汉字文化学的任务为“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信息系统，它的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1]（P74）这一说法的提出既肯定了汉字本身深层的文化属性，还说明了汉字文化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汉字”，它便不同于文化语言学。书中也提到，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也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古文字的研究在于解读汉字和通向历史，而汉字文化学主要对古文字进行文化分析，并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如此一来，汉字文化学的研究任务也就有了较为清晰地界定。另一方面，从汉字文化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本书的时代价值。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字的研究往往只是局限于汉字的字、形、义三方面，如此诚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却没有对汉字的意义进行深层挖掘。本书则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之中，不仅运用汉字自身的形音资料探求其蕴藏的文化因子，还把汉字文化及其外部关系作为研究目标，进而把汉字的性质全面和全新的展现给大家。汉字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存在是具有价值的。但自清末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中国的政治经济陷入衰退，随之汉字也被用来与西方的拼音文字进行比较并饱受轻视。故本书提出研究汉字文化的目的不仅在于挖掘汉字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宝藏，推动文化的完善和发展，还在于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消除那些“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轻视汉字的谬论。
四、结论
《汉字文化学》是何九盈先生在总结前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独到的批判态度和创新意识完成的一部著作。何九盈在《汉字文化学》中提到的汉字的文化功能以及汉字与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的相关问题，无疑都会对当下的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汉字文化学》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其作者本身的勤勉治学精神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尽管在本书中存在些许不足之处，但是它的出现无疑会对当下以及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化学这门学科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且正处于一个建构的过程，它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努力而为之。
关键词：字本位 徐通锵 潘文国
自1898年《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汉语研究走上了以语法为中心，与西方语言学接轨的道路，实现了中西语言学的结合。一百多年来，汉语语法研究不但注重描写语法事实和解释语法规律，而且也在不断探索适合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这不懈的探索过程中，寻找汉语语法的“本位”就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其中徐通锵、潘文国等人的“字本位”理论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
一.“字本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主要观点
关于“字本位”的观点，最早是徐通锵先生提出的。在此后的研究中徐通锵先生逐步发展完善了这个理论，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字本位”体系；后来潘文国先生又进一步发展了“字本位”理论。我们将“字本位”理论的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即产生并定型阶段和进一步发展阶段。
1.“字本位”理论的产生并定型阶段
在这一阶段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字本位”理论的首创者徐通锵先生。1994年，徐通锵先生发表了《“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和《“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明确提出了他的“字本位”观。其后七八年间陆续发表了《加强“字”的研究，推进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字”和汉语的语义句法》、《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等十多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他的字本位研究的思路。专著《语言论》和《基础语言学教程》是他关于“字本位”理论的代表作。这一阶段“字本位”主要观点如下：
一是汉语与印欧语的编码机制不同。印欧语的最小书写单位是字母，最小听觉单位是音节，最小的结构单位是词或语素。印欧语的音节不是一种自足的语言单位，其音义之间没有理据上的联系，只有彼此组合起来才能够构成语言的规则。而汉语的最小书写单位是字，形音义三位一体，其音节是自足的编码单位，可以直接进入理据性的编码。因此徐先生把字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以此为立脚点，通过“比类取象、援物比类”的方法，认真分析总结了汉语结构原理，提出汉语结构基础是字，其基本精神是“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这就是字本位语言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是分析了汉语单字格局解体的原因，揭示了字组中字与字的组合规律。他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在结构上呈现的理据性，是通过知觉性、联想性和系统性原则表现出来的。字义的编码规则是通过公式“1个字义=1个义类×1个义象”来呈现的。这个规则首先是临摹性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临摹需要具体的、有形的物体作标杆。由于一些意义宽泛、笼统，难以取象临摹，因而就需要打破原来的单字格局1。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字组，即用两个字表示一个字的意义，继续遵循“1个字义=1个义类・1个义象”的结构形式，完成了从类、象合一的单字编码格局到类象分离的双字编码格局的转变。徐先生通过分析单字格局解体的原因，向我们提供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原因。徐先生还以分析语义基础为切入点，从向心和离心两个方面揭示了字组的组合规律。
三是创建了汉语语义语法。他认为汉语编码机制以理据性为基础，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因此，他舍弃了建立在印欧系语言理论基础上的语型语法，强调汉语在因字而生句的时候，字义的组合顺序及虚字的运用非常重要，提出了“话题――说明”的语义句法结构框架。在语义句法中，他把结构单位分为“字、辞、块、读、句”，以离散/连续、定量/变量、肯定/否字、有定/无定等几对范畴作为标准，对结构单位进行了语义分类，分析了字块的形式标准和组合规律，对一些基本句式和语言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
另外，他还运用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字的音韵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充实并完善了“字本位”理论。
2.“字本位”理论的发展阶段
其后，进一步发展了此理论的学者是潘文国先生。他于2002年11月出版了专著《字本位与汉语研究》，这是在徐通锵先生首倡字本位理论之后第一部讨论字本位问题的著作。该书吸收了徐通锵先生字本位理论的基本观点，并进一步拓展了字本位理论。与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相比，，潘先生提出的字本位理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前进了一大步，是字本位理论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两个方面：
一方面，对字本位中的“字”进行了重新界定，将汉字的形也纳入字本位理论的框架中，并鲜明地提出了“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突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字不是语言”的“常识”。徐通锵先生曾反复强调他的字本位理论中的“字”不是通常理解的“汉字”，而是汉语的字，即口说的字而非书写的字。有学者批评徐先生对“字”的界定模棱两可，有偷换概念的嫌疑。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如果说汉语的字不等于汉字，那跟语素没有区别。当然，徐先生提出字本位理论的目的是要解决目前用印欧语中的词本位理论所无法解决的诸如词类划分、主宾语确定等句子成分的一些问题，他研究的重心是汉语语法，因而才会有那样的界定。但这种界定对于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则很不利，潘文国先生敏锐的看到这点，并对“字”重新加以界定，认为字本位所主张的“字”就是“汉字”，它不仅是“语法结构基本单位”，而且是“语言结构单位”。这是字本位理论的一个创新和突破。
另一方面，潘先生建立了以“字本位”为核心的全方位的汉语研究体系。《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书以字为核心，构建了宏大的汉语研究体系。这个体系基本上贯通了古今汉语研究，并且注意汉语体系与印欧语体系的对照。潘先生认为，字本位既然是以字为中心，而汉语中的“字”又与英语中的“词”相对应，都是各自所在的语言中的基本单位，那么与英语研究体系相对应的汉语研究体系也应当是充分体现字的“一体三相”，即以音为基础的音韵学、以形为基础的形位学和章句学、以义为基础的字义学。
二.对“字本位”理论的评价
由徐通锵先生倡导，潘文国等人发展的“字本位”理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邵敬敏先生曾经说：“回顾近百年来汉语研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当研究取得比较显著的成果，汉语语言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由于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更新、有所突破”（邵敬敏1994）。我们认为它的理论价值主要有：
首先“字本位”理论以汉语特点为立足点进行研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打破了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界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汉语结构的传统，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
其次，“字本位”理论又继承了汉语研究的传统。汉语的研究传统俗称小学，以字为中心，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分，其中文字研究字形，音韵研究字音，训诂研究字义，目的是为了阐发典籍中的微言大义。随着西学东渐，国外的现代语言学理论被应用到汉语的研究中，印欧语与汉语的巨大差别要求运用西方理论不能生搬硬套，必须在方法上实现有机结合，实现印欧语研究传统和汉语研究传统的结合。“字本位”理论继承了以“字”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并吸收西方的语言理论，试图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就像中国要走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汉语言理论的研究也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字本位”理论正是具有特色的汉语言理论的积极尝试。
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出发，不管哪种“本位”，只要它符合汉语言事实，能解决汉语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能有效地应用于教学实践，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当然其中得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立足于汉语。
参考文献
[1]徐通锵著《基础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2]潘文国著 《字本位与汉语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
[3]王佳存《汉语言理论研究的新探索――评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语文研究2001.2
[4]李香平 《字本位理论的重要发展――评》汉语学习 2004.4
[5]夏晴《汉语研究的另一种思路――徐通锵“字本位”研究述评》学术论坛 2005.6
[6]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世界汉语教学1994.2.
[7]徐通锵《“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世界汉语教学1994.3
论文摘要：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并没有变，始终被一脉相承地继承与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大幅接轨，汉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严峻的现实挑战下，倔强的汉字正以自己博大的胸怀，一方面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从而使汉字作为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文字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大地上。
一、汉字的古今发展演变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稧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宗教信仰，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当时，受西方拼音文字的影响，曾出现很多种注音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套“注音字母”，这套注音系统，除了书写不同外，其他都很接近汉语拼音方案，而且与汉字有直接联系，故当时很受欢迎，现在的字典也同时用“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取代了“注音字母”。《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有力地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从此不难看出，汉字始终处于中心地位，拼音只是辅助认读的手段，我们成功地处理好了汉字读音的问题。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参考文献：
［1］许嘉璐.古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董琨.中国汉字源流［m］.商务印书馆，1998.
［3］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汉语拼音 发展变化 拼音化 可行性
根据权威部门公布资料：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字“拉丁化”方案，于1955年―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
该拼音方案主要用于汉语普通话读音的标注，作为汉字的一种普通话音标。1958年2月11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该方案。1982年，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
目前大部分海外华人地区如新加坡在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
汉语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和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还有1926年的国语罗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国字。所有这些汉字拉丁化方案都为汉语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1949年，吴玉章给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把信批复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于1949年10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其间收到各种汉语拼音方案1600多个。大致有这样几种形式：1、汉字笔画式。2、拉丁字母式。3、斯拉夫字母式。4、几种字母的混合形式。5、速记式。6、图案式。7、数字形式。
经过反复研究酝酿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符号系统，以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并最终将汉字“拉丁”化。
一.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演变
古代没有拼音，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中国的回族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这也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
清末明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
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1955～195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订，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二.汉语拼音方案的发展现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前，已经有了用以"范正汉字读音"并借以统一国语的注音符号（1913年制定，1918年公布实施）。
注音符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它的公布和使用是汉字注音走向拼音化的开端，但是注音符号在当时的人文背景中采用的是传统的民族式的字母（楷书的篆文古体字），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它不符合世界大多数文字发展的拉丁化趋势，在科技应用和文化交流上受很多限制，另外符号本身也没有彻底音素化，其中有好几个韵母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更小的语音单位，如ㄢ（an）、ㄣ（en）、ㄤ（ang）、ㄥ（eng）、ㄠ（ao）、ㄡ（ou）等。
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88）中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的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40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作用”。
当时，面对注音字母公布后的种种批评，以及主张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的呼声，国语统一筹备会根据钱玄同的提案，照章正式成立了一个"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由11位委员组成，其中的核心成员是：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
由于赵元任、钱玄同等事先在理论上、实践上作了充分准备，一年之后，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就提交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两年后，由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予以正式公布，定名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原注音字母则相应地称之为“国音字母第一式”。
国语罗马字是中国汉字改革汉语拼音化运动中，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套音素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它完全采用了现成的拉丁字母，不用附加符号，不另造新字母，并首先提出了按词连写等问题，文字体系完整，符号观点也趣于国际化。
"国罗"公布之后不久，社会上就涌现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上海、西安、武汉、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先后成立了不少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在众多的方案中，以"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最有名，流传也最广，甚至传播到诸如法国里昂、东南亚泰国、新加坡等华侨学校。"国罗"、"北拉"以及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拟订的各种拼音方案，为50年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判定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所以我们说，《汉语拼音方案》是近60年来国人创制拼音方案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和组成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1955）之后，为了配合推广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加快步伐，第二年就发表了供讨论用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同时发表的还有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两个草案，经过广泛的讨论，征集了各方面的意见，“文改会”认真地作了审议和修改，又提交了一个修正草案（1957.11），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正式公布实施。
汉语拼音方案采用了世界上通行范围最广的26个拉丁字母，方案的设计构思、字母和语音和配置关系及其拼写方法，可以根据方案内容分六个部分来介绍：1.字母表，规定字母的顺序以及字母的汉语音值（略）;2.声母表，规定汉语音节开首的拼写单位（略）;3.韵母表，规定声母之后的拼写单位，一声一韵，前声后韵就构成一个音节（略）;4.调号和标调规则，规定构成一个表义音节必要的组成成分――声调的表示方法（略）;5.隔音规则，规定分词连写时分隔音节的规则（略）;6.省略规则，规定声韵相伴时基本韵母拼写形式的变化（略）。
四.汉语拼音方案可否代替汉字
从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汉语拼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语言的统一，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团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的证明，无论哪一种拼音设计，违背了语言统一的发展趋势，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卢戆章设制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以拼写闽广方言为主的《中国切音字母》，因“不能通行各省”，“不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被批驳了。其后，又有同治进士，朝廷命官劳乃宣设计了几乎可以使用于各省主要方言的《简字全谱》（一种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全谱”包括《京音谱》，《宁音谱》（南京话）、《吴音谱》、《闽广谱》等，几乎涵盖了大部分方言，而且他还提出了“引南归北”的主张：“南人先就南音各谱学习，以便应用，学成之后，再学京音，以归统一。”劳乃宣本人曾得到慈禧召见，他进呈的《简字谱录》也得到御批，让“学部议奏”。即便如此，清政府学部也仍然因“分裂语言，有碍统一”，始终搁置高阁，不议不奏，而社会上也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认为照他的办法，“将使中国愈远同文之治，”骂他是“分裂语言文字的罪魁”。对照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唱主角的卢戆章、劳乃宣、王照三大家，特别是劳乃宣和因参加了“百日维新”而受到通缉的“钦犯”。
提倡和支持汉字拼音化的人当然认为是必要的，激进者如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甚至以为迫切到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地步。这与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有关，要破除一切旧的东西，古老的汉字当然首当其冲。如：鲁迅的“不读中国书”，它明显带有“五四式”的偏激。
除去背后的文化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就汉字拼音化作一个语言理论上的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拼音化在语言理论上的根据似乎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汉字难学、难用，不经济，除此而外汉字优势地位不可动摇。
1.由于汉字本身具有独特的表意性，在学字的同时，这个字的词的意思也就基本上掌握了，也就是说，由字到词的学习阶段基本不构成阻力。
2.古老的汉字本身承载了很多文化信息，在学汉字的阶段还能获得很多附加的知识。比如汉学中的《小学》，其实就是汉字学，里面就大有学问。这个是表音文字没法相比的，也没有可比性。
3.由于汉字的表意性，使得汉字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性，这样珍贵的东西，值得保护，一心琢磨着怎样废除它，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
4.汉字的难学究竟造成了怎样的恶劣影响，本文不敢苟同，如果硬把中国的落后归咎于汉字，我看可笑至极。
另外，现代提倡拼音化的人还有这样一种论调：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汉字的落后。这种观点也颇为奇怪。20世纪（包括20世纪后）中国文学整体品质不高是事实，尤其是建国以来，很少有摆得上台面的作品和作家。可是，有什么理由拿汉字来说事呢？被国人津津乐道的《红楼梦》不是用方块字码成的吗？事实上，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3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进入黄金期的迹象--曹禺的戏剧、沈从文的诗体小说，穆旦等人的诗歌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象《雷雨》、《日出》、《边城》这样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也会有自己的位置。这些优秀的作家在进入新中国后，要么不能写作，要么写不出好东西……反思中国文学的人不去这里找答案，却抓着汉字不放，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造一个成体系的文字系统其实并不难，甚至另造一种语言也不是不可能。比如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世界语，虽然因为没有使用的现实土壤而没能更广泛地传开，但是它是公认的最合理，最科学的语言。
汉字的拼音化必须依托汉语为基础，也就是说，拼音化不得损害汉语（包括汉语的发音体系和语法体系）。那么，汉字拼音化之后的拼音文字就面临一个怎样与汉语接轨的问题。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即文言文）发展而来，保留了不少古代汉语的因子。古汉语在语言学上属于“字语言”，即，语言的最小单位是字而不是词，每一个字相当于一个词。这种语言用表音文字记录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如果硬要强行的话，势必产生极大的混乱）。现代汉语虽然被认为是“词语言”，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它还保留了大量的文言文的痕迹。所以，在拼音化的过程中，必然遇到很多障碍。这是汉字拼音化必须克服的一个问题。如“字语言”文学的典型代表古诗词，一字一意，拼音化怎么解决？
此外，在讨论用拼音文字取代方块字时，很多的问题更不应该被忽略。拼音文字推行后，传统的古籍怎么处理，基础教育涉及到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时，怎么处理？如果用拼音文字--就只有把文言文先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再用拼音文字，这样，艺术性强的诗词基本上就废了，而典籍文献，根本不可能读原版，这是文化的灾难。
总而言之，汉字拼音化的可行性还需要论证，现在远远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参考文献
[1]王伯熙.文字的分类和汉字的性质[J].中国语文，1984（2）：108-116.
[2]高家莺，范可育，费锦昌.现代汉字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裘赐圭.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J].中国语文，1957（7）.
[4]周有光.文字发展规律的新探索[J].语言文字学，1999（5）.
[5]刘又辛.关于汉字发展史的几个问题（上、下）[J].语言文字学，1999（2）.
关键词：日语汉字；来源；发展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汉字在日语中使用非常广泛。在阅读日语文章的时候，由于其中含有大量的汉字，我们甚至可以大致猜出句子或者文章的大致意思，这样很容易误导人们产生日语的学习很容易的错误想法。我们看似容易的这些文字，读起来却和我们国家现在使用的汉字完全不一样，有些字在字形和字义上也有了极大地变化。
一.日语中汉字的传入
当我们翻看日本的文字史的时候会发现，古代日本只有自己的语言，并没有文字记录。一千多年前，大量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留学，将先进的中华文明，儒教、佛教、法教，包括汉字带到了日本，对日本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此，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二.汉语在日语中的发展
汉字传入日本后，起初只是在一部分氏族中流传使用，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日益繁荣，逐渐在日本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应用。在这个过程中，汉字在日语中也有了变化和发展。公元九世纪，日本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假名，假名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目前，日文中常用的汉字大约有2000个，平假名多用来表示外来语，其余的多用平假名表示。在现代日语中，假名共有71个，最基本的有46个，排列成“五十音图”。
明治时代前后，一些日本人在研究了西方文字以后，提出日本的文字有很多的缺点，尤其是日语中的汉字特别的难学、难记，认为有必要加以改革。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议断断续续一直延续至今，各种意见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全废汉字论、限制汉字论和维护汉字论。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方法实行限制汉字的政策，但是日语中的汉字并没有因此而逐渐衰减，反而有所增加。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汉字在日本发展使用历史悠久，日本重要的典籍文物都是用汉字载录的，如若废弃汉字就等同于切段历史[2]。另外，汉字与儒教密切相关，跟忠君爱国有关，废了汉字会动摇日本国体。
2.日语中的同音词太多。据数据显示，日语中的同音词占词汇总数的36.4%，如果不采用汉语进行书写，就会混淆不清。
3.汉字在创造新词方面有很强的优越性，几乎没一个汉字都能够作为日语词汇的构词成分。在现代日语中，汉语的词汇约占47.5%，几乎占日语总词汇量的一半之多[2]。
三.汉字在日语中的未来发展
对于汉字在日语中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前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就现阶段汉语在日语地位来看，汉字是不会从日语中消失的，并且我们相信，随着日语文化的发展以及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增强，汉语会更加深植于日语文化中。
四.日语中汉字的音、形、义
日本人将汉字融入日语中，并使其发展、变化，这个过程耐人寻味。日语中的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以汉字为基础创造出来的，而日语中同时存在一种表意文字，这可谓是日语不同于其他国家语言的不同之处。
1.日语中汉字的读音。
日语中汉字的读音分为音读和训读两种方式。音读是指模仿汉字读音的音节，而训读是指借用汉字的字形和意义，但是按照日本本来就有方言来读的音节。因此，音读有很多读起来与汉语的读音十分相似。比如，日语中“、散步、”的读法就与汉语十分相近。很多学者在对现代日语汉字进行分析整理的时候总结出，日本中的汉字的读音大致分为吴音、汉音和唐音三种。吴音 模仿中国南方地区的发音，是最早传入日本的。汉音是模仿中国北方、长安一带的发音，大约在中国的隋唐时期传入日本。唐音又称宋音，模仿中国南方地区的发音，是中国宋代以后传入日本的。
2.日语中汉字的字形。
日语中的汉字大多数是中国传入的繁体字，随着日本文化的发展，最初传入日本的繁体字在日本有一部分逐渐被简体化。有些简化后与简化汉字相同，如，国，门，农，日语把这些字称为“新字体”或者“略字”。另外有一部分日文汉字大致一看与汉语的汉字是相同的，但其实是有细微的差别，如：“决，图囡。这些字既不是繁体又不是简化字。
3.日语中汉字的意思。
汉字在传入日本的过程中，不它在融入这种语言文化的过程中，仅有些字的字形发生了变化，有些字的意思也发生了一些变化[3]。我们就日语和汉语的字形字义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同形同义字
在的这部分字中，两者的字形字义完全相同，只是读音不同。如：“男”、“女”、“春”、“夏”、“秋”、“冬”等。
（2）.同行异义字
日语中有一部分字词，虽然在汉字中也有，并且从字形上来看是相同的，但是，从字义上来说，有很多汉字在日语中所表示的意思跟汉语完全不同。我们通过下表进行对比。
日语中的汉字汉语意思
机课桌
切手邮票
本屋书店
手纸书信
这一类词语是日语中的一些特殊词汇，也是最容易和汉语混淆的词，对于没有学过日语的中国人来说，如果只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读去理解，往往很容易会造成一些误会和笑话[1]。
（3）.异形近义字
异形近义词是字形不同，但是字义却相近。这类词虽然在汉语中没有出现，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字形猜出他们的意思。如表中所示。
日语中的词汇汉语中的近义词
名所旧迹名胜古迹
布团被子
病院医院
洗面所洗脸间
（4）.异形异义字
这一类词语虽然看上去像汉语，但是实际上在汉语中没有这种表达词语，是日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特有表达方式。如：
日语中的词语汉语中的意思
廊下走廊
邪魔打扰
地味朴素
仕度准备
心配担心
五.总结语
汉字自传入日本，走过了漫长的历史，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如今，它已然深深地融入到日本的语言文字体系中，成为了日本文明和日本文化的主要载体。时代在不停的变化，文明在不停的进步，汉字这个中日共有的文字，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相信在将来的发展中，它也会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责任作者：段克勤
参考文献
[1] 邹励耘；基于语料库的中国人日本语学习者的汉字词误用情况和误用分析[D]；上海交通大学；2012年
[2] 聂鸿英，孙永恩.汉字在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与地位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
一、西方的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主义
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此居于次要地位。尽管汉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中间甚至不少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花力气去理解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在汉语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在强调语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许多汉学家们不仅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和表意本质，还宣称汉语同样归属于语音文字系统，而这就显得太离谱了。杜·邦瑟(DuPonceau)或许是第一个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观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结果之上，这可从其结论里清楚看出: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系统被错误地说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实是一个“音节的”(syllabic)和“词素的”字母表。它是“音节的”，因为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它又是“词素的”(lexigraphic)，因为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名称能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字之上。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文字的做法一目了然。正如西方语言使用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汉字和书写，全然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性质和特征及其术语，如:文、字、词、书。中国第一个词典编纂家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些术语的差异，揭示了与西方文字不同的独特之处: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许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质。“字母表”是一个西方术语，指的是用来记录西方语言的一套标准性字母(即基本书写符号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个字母代表口语的一个音(有意义的声音)。它与其他种种可能使用图形代表音节和词或者使用字符来代表音素和意群的书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与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绘中国文字。如此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文字有成千上万个汉字，数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构成西方概念意义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这个观点只是其使用西方语言理论分析中国文字的努力的一小步。在其核心观点中，杜·邦瑟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此问题类同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人们永远不能找出满意的答复，因为这取决于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原始人的肢体语言、符号和洞穴壁画视为早期的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字学家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Vico)，倾毕生精力研究语言与文化，他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同时产生与发展。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他提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言语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心理语言，斯特拉博认为心理语言先于任何口语形式而存在，这就是为何希腊的逻格斯既是一个词同时又传达一种思想……远古时期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①。因此，在其鸿篇巨制《新科学》一书中，维科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学者们其他不同的观点。他说道:“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②正如笔者后面要揭示的，在汉语与汉字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杜·邦瑟好像没听说过维科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带有成见的问题，把汉字的表意性曲解为“语言是为了迎合文字而产生的”③，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上述问题与答案说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认同汉字表意论。当代语言学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卜弼德(PeterBoodburg)、德范克(JohnDeFancis)以及鲍则岳(WilliamBoltz)。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④。尽管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HerrleeCreel)和陈汉生(ChadHansen)坚持认为汉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晚至1995年，威廉·汉娜斯(WilliamHannas)仍明确表示:“我们否认文字是现实以及心理世界中实物与概念的标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我们还否认以下毫无根据的假设:汉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说文字与意义无需语言的参与，直接相互联系。”⑥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徳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n，e，g，l．s，h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T．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8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400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1300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又过了两个世纪，在1892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L．M．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①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③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四、结语
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性质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深层的原因究竟何在?解决问题的路径又在何方?笔者在此以一个学术闻为灵感作一推测。在研究文字在无意识中的作用时，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拉康(JacquesLacan)用一则趣闻阐释了他对索绪尔符号观念的重新构思。一对兄妹乘坐火车，他们面对面地坐在窗边。当火车到达一个火车站时，停靠的站台边正好有一个洗手间。透过火车车窗，男孩看到了女洗手间的标识，于是说:“我们在女洗手间”。但是女孩看到了男洗手间的标识，便反驳道:“!你没看见我们在男洗手间么?!”拉康的本意旨在显示能指以非具象的方式渗透进所指，从而引起其在现实中的位置的问题，以说明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④但是，这则寓言般的趣闻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深奥的道理，不仅涉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在不同性别、种族和文化背景下理解他者的困难。正如雅克·拉康所言，“对这两个孩子而言，男女洗手间将是两个国度，他们的灵魂将张开各自的翅膀奋力飞向各自的国度。这两个国家要休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没有削减他方荣耀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会对其自身的优势做出妥协”⑤。拉康的启示可能能够解释关于汉字本质的争论以及无法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答案的原因。从小在拼音文字国度里长大、母语为西方语言的人，即使成年后学习汉语，甚至达到汉语流利的程度，并能读懂古汉语从事古籍的研究，但仍然很少有人能凭直观本能领会汉语汉字的微妙之处，因而较难彻底体会象形表意对汉语汉字的意义。反之以笔者为例，自成年后学习英语至今已有数十年，虽然听说读写的能力并不输于母语习得者⑥，但是，仍然无法彻底领会以语音为中心的拼音文字的微妙之处，这一点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快速阅读，笔者在看中国书时可以像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读者那样一目十行，几秒钟之内就能扫描一页文字而知道大意，但在读英文书时无法达到同样的效率。二是观看英语的脱口秀，笔者无法像英美人那样从头至尾一直被逗得开怀大笑。这里不仅有文化习得的问题，也有母语习得的问题，更有伴随文化习得和母语习得而来的无意识的认识论问题。笔者在本文结尾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们自觉地意识到了无意识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也许就已经找到了走出语言哲学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话语之争的正确方向，朝着彻底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的方向跨近了一大步。
作者：顾明栋 单位：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汉字书法;实用书写;王羲之;书写科学;艺术
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性标志,论文更是汉字实现今体化、走向书写科学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拟通过中国书法的产生、汉字书写发展的历史认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评价其书写科学价值。
一、中国书法的产生及汉字迈向今体书写的历史
1.汉字书法形成的基本条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汉字的最初形象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字的最初形象一致,同属图画文字。但由于后来的文字革命,使西方的图画文字变成了以抽象符号拼写的表音文字,不再有与客观事物形象有关的表现特征了[1]。然而,中国的汉字则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发展成了具有人类文字书写最高水平的书法:其一是中国人在促使图画文字实现它简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来没有背离象形、表意的基本属性,其二就是创造汉字书写美的工具毛笔的特殊作用。
2.汉字今体书写的萌芽表现
中国汉字真正走向书写的自觉时代是汉代以后开始的,毕业论文作为语言记录的汉字与体现汉字书写的书体,以及作为书写艺术的书法,三者分别有了各自的内涵。由于此前的篆体文字,虽然相比图画文字简化了许多,但在实用书写上仍然不能适应社会需求,急需要通过革新书写技术去满足实用书写的需要[2]。时至今天我们仍能通过汉代帛、简、牍上的书写墨迹,看到这一进步的突出成就。如“马王堆帛书”、“湖北张家山汉简”、“居延简牍”、“玉门花海汉简”、“大通木简”、“武威王杖诏令简册”。这些作品大都是汉代人们社会交流的手写笔墨实物,一一都突出着书家的真性情。其中最优秀的是建武三年的《居延误死马驹册》(图1),人称“有张芝之狂,索靖之峻,开拓草书长河的源头”[3],是最早反映汉字草写的高水平作品。另外,还有同时期的“居延建武纪年简”(图2)[3],风格不同于章草,当代人称为草隶。奔逸放纵,激情洋溢。两简共14字,其中两“建”、两“武”、两“年”、两“三”等字用笔结字变化极其巧妙。篇末一个“年”字,末笔的一竖占去了大半行,既大气磅礴又妙趣横生,通篇气韵生动,简直就像今人的书写。凡此种种正是我们了解此后的张芝、索靖书法形成的珍贵史料。这些洋溢着书写快乐的作品,其实本是民间或边塞驿站日常事务者的杂记,它们不仅有着卓越的今体书写表现,更要比我们以往用来标识汉代书写形象的汉隶碑铭的《乙瑛》、《礼器》、《袁博》等作品在时间上还要早120至180余年。如上述事实可知,汉代碑铭之外的民间的日用杂写等许多书写现象,已从实用的今体书写这一主流表现上走在了汉隶碑铭书写的前面,不仅为后来的张芝、索靖以至于两晋以来的今体楷书、行书、草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更为其树立了榜样。
3.三国两晋汉字今体书写自觉发展的历史
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在西汉不久已出现了章草,晚汉又出现了行书和今草,使篆、隶、楷、行、草多枝开花的书写表现局面得以迅速形成。社会的发展与科技进步,历史在这一页里汉字书写在造纸术与毛笔制造两大技术的影响下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个被史学家称作“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4],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已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求纸与毛笔质量来提高书写水平的作用。驾驭毛笔尖、齐、圆、健的属性,把握好书写用纸的品质,不仅对于保证书写质量十分重要,同时对于通过书写技巧表达书家精神世界,彰显书家个性与情感,更是有着其他艺术不可替代的表现魅力。这不仅是学习书写的技术,更是探究书法艺术的科学。
有关书法的种种问题一时间成了上层文人或民间书写爱好者交流的话题,以至于清谈、著书立说中有关书法论述之多前所未有。我们通过读史发现,从汉末的蔡邕以至魏钟繇、晋卫铄以及后来的诸多大家和那些不知名的书佐人才的研究与实践,使得以马毫、兔毫表现篆、隶文字形式美的书写,渐被羊毫、狼毫、兼毫等蓄控墨能力强的优质毛笔书写所代替。
汉字书写从此走向了自由快乐的时代,甚至还有人制作了鼠须笔用于书写。硕士论文曹魏后期更由于钟繇等先锋书家的影响,之后由晋武帝司马炎设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书法博士教习。钟繇作为政权的上层人物,他俯拾众长,继前人曹喜、蔡邕、刘德升及民间优秀书写为基础的书法创举,以他与当时社会书写迥别的今体楷书面貌,为后来的卫铄、王羲之给予了启示。在这一时期的民间,在王羲之出现之前的许多简册、信札、记事等日用书写中,汉字书写已以极其活泼的面目步入了今体书写的实践历史了。无论是出于上奏应急的黄象《急就章》或是已显现章草走向今草面目的黄象《文武帖》及楼兰魏晋草书简札、楼兰行楷《三月一日帖》、楼兰草书《为世主残纸》、楼兰行楷《五月十四日帖》、晋《泰始九年木简》、索靖《月仪本》、《出师颂》、陆机草书《平复帖》、楼兰草书《济白帖》都以与当时的碑铭正书殊极的面目表现着书家的书写情绪,体现着这一时期书家们尝试今体书写的不同风格。
二、王羲之书法的产生与发展
1.王羲之所在社会的书法面貌
王羲之(303-361)生于西晋之末太安二年,他的主要书法活动在东晋升平五年(361)以前上至永和四年(348)的十三年的岁月里。在世时前后有其父王导、叔父王廙、姨母卫铄、其弟王洽、王荟,其子徽之、献之等著名书家以及众多的朝野书佐人才构成了一个今体书写的社会群体,他们无论于理论与实践都为王羲之书法的形成乃至光大给予了支持。其传世作品可从王荟的草书《疖肿》,王徽之的行书《新月》,王献之的楷书《洛神赋》、行草书《鸭头丸》、《廿九日》、《十二月》及草书《中秋》、《送梨》、《鹅群》,王的行草书《伯远》及不知名书家的行草书纸本的《王念卖驼券》等优秀作品和大量不知名书人的正书砖铭墓志等作品可了然其水平与精神。他们以其今体书写的强大阵容树立了晋书发展的主流形象。
2.王羲之书法形成的社会原因
王羲之是一位楷、行、草书全面发展的书家,其楷书作品有见继承钟繇书风的《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等。行书有见于他的代表作品《兰亭》、《姨母》、《平安》、《何如》、《奉橘》、《快雪》等;行草书有见其《行穰》、《丧乱》、《孔侍中》等;草书有见其《大道》、《此事》、《游目》、《长风》、《上虞》、《远宦》、《十七日》等代表作品,王羲之以其崭新的时代面目及远超前人的书法成就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我们在认识王羲之今体楷、行、草书的实用价值及其艺术形象时应当通过其社会原因认识和评价他的意义。这是因为王羲之在东晋不仅有着一个以门阀政治集团需要所形成的强大的王氏家族,其父王导是晋高祖丞相。王羲之本人更是王氏家族一致推荐的集团利益的代表人物且至晋右将军的显贵地位。这对于实现他书法的最高地位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晋政权偏安一方的经营环境更为王羲之从事文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提供了极其宽松的条件。在这个可以广开思想交流的社会中,探究玄学是文人们相互竞高的交际手段。王羲之本人及其家族均是世代相继的天师道徒。信道食丹盼望长生不死是当时人们高价追求的享受。为此所形成的文化在上层文人心灵深处竟是那样的蒙昧与玄妙,可求又不可至。人们受其意识支配为其相关所付出的努力可至于剔精抉微,且屡遭挫败而毫不叹悔。以此所形成的行为观念是王羲之这位持有道徒修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之突出本领。王羲之从事汉字书写的创新追求是其少年时期早有的夙愿。术好专攻、业成所长。因长期受成、康二帝之不重,他直将仕途难解国家“倒悬之急”[5]的政治抱负,转变成了以“弃官”[5]为汉字书法而奋斗的热衷追求。他便游前人书法名迹,以可歌可泣的作为给中国书法史树立了一位前所未有的“书圣”形象。
三、王羲之的成就表明:今体是汉字书写科学的必由之路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成就,既体现在他为汉字实用书写的卓绝实践中,更体现在他为汉字用笔科学作出的前无古人的实践上。他还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汉字今体书写确立了内涵中国文化精神的完美形象。这里我们可从以下议题认识其价值。
1.实用书写的领军人物
汉字实用书写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观为客观标准向前发展的。我们今天看来这是现代书家于右任先生为他的标准草书所订立的原则。其实王羲之早在他的楷书、行书、草书中已实践了这一原则。
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对“字形大小、平直、偃仰、振动”,“筋脉相连”,甚至“一波、一磔、一横、一戈、一牵、一放纵……”都从书写科学出发追求审美的标准[6]。以往我们在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只注意了他的艺术追求而淡化了他的实用标准。我们今天仍能很容易地从他的楷书、行书、草书的字例与此前的张芝、索靖、钟繇及后来的王献之取得比较,其书写规律所体现的简易与可供他人教习的师范特点,实是无人可比的。在王羲之看来,“结构者谋略也”[6],他不满足汉代隶变字体结构形象和汉隶书体的书写技巧,积极探索今体书写科学,从造字原则出发追求汉字的今体结构。以其假借、通假、改易、省简的书写建树,在楷、行、草各体中,为同时代的书家树立了追求汉字实用书写的榜样。其行书作品《兰亭序》(图3)中“领”、“固”、“俛”、“怏”等字的假借、通假运用,“揽”、“临”、“亦”、“迹”、“世”、“骸”、“将”、“於”、“既”、“所”、“取”、“抱”、“以”、“或”等占全文百分之八十以上字的改易、省简写法既方便了实用书写又暗合造字规律的创新,在今天仍是我们实用书写所追求的典范。笔者曾经从于右任先生所著的《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字例中统计得知,其中直接选取王羲之的多达229字,其余的771个字例,则分散在100多位书家或书法研究的群体中,最多的一人也未超过120个字。此中相当多的成分也是间接取王羲之的。由此,我们在评价“标准草书”的研究成就时,与其说是于右任等民国先驱的创造成就,不如说是他们在王羲之的书写科学的历史成就上的总结、归纳和完善。对于书写科学王羲之不仅自己努力实践,更以自己的理论教诲儿子徽之、献之及他人。王羲之生前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等论著,均是用来教诲儿子献之及后学者的,并常叹自己年事近晚“恐子孙不记”[7]。
2.用笔科学与结字规律研究的典范
在王羲之看来,“用笔者刀矟也”[6]。汉字书写用笔由王羲之通过实用追求已走向了最高点。他以无白的笔法实现了中锋用笔、侧锋取势;精于使转、严于提按;有藏有露、藏露结合;有方有圆、方圆兼备;悬针垂露、“万岁古藤”[6];折剑、折钗以及顿、提、波转、应接等,既严守规范,准确把握结字规律,服务于写实记事,又追求“意在笔前”,彰显书家情怀[6],努力实践深涵表意的书写艺术理念。王羲之在其所著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等书法著作中对其思想与科学理念均有论述。其中对于楷书、行书、草书、八分结构的认识,对章草与隶书关系的分析,对实现结字平正与偃仰、欹侧的对立统一关系,对字形大小与笔画长短的取舍,更以“创临”、“启心”、“视形”、“说点”、“处戈”、“健壮”等诸多篇幅作了专论。这些重要论述一一都是指导我们今天认识、学习和研究汉字书写的科学方法。
3.汉字书写的科学与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在王羲之前的汉字书写发展,由于与社会、科技及书家专研水平等诸多因素限制,使其走过了极漫长的发展岁月。距创造这一科学体系的华夏智者的书写自觉目标,虽近在咫尺,却远如天涯。是王羲之这一领军人物的不懈奋斗与同时代书家的共同努力,使之最终走向了峰巅。字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为汉字今体楷书、行书形象的定立及实用记录奠定了基础。是王羲之的历史召唤着人们快步走入书写技术大开发、大发展的时代。汉字从文字表达为主的历史走进了以充分彰显书写功能、又积极实践艺术审美表达的历程。在这个汉字书写的自觉时代里,特别是今体草书的历史性突破,使其以完美的书法艺术形象走上了中国艺术殿堂的最高位置。书法家为追求汉字书写所表现的执著与狂热,是汉字对自身遵循书写规律所创造的语言载体与神奇的意象表现的讴歌和赞美;以其对汉字实用书写的有限表达与审美感受的无限拥有,带给创作者与接受者以精神享受;以创造者的快乐书写与接受者的心灵享受共同创造了一个惟有通过汉字才能领悟、而又不可能穷尽领悟的奥秘世界。
纵观汉字书写走过的历程,我们还发现,在王羲之身后300余年,医学论文又由唐人将其用之于实用书写创新与艺术开发的实践之中,并使其更有了光大。我们应该知道这是汉字书写科学发展必然的结果。此后而有的汉字书写速度远不在西方文字书写之下,这在王羲之时代已成了定势。且汉字的表意功能却更在西方文字之上。这正是汉字实用与审美并存之所在。它不仅富有中国道家的哲学理念,蕴存中国儒家的中庸之美,更内涵着佛家的彻悟追求。欲求其有当善其无,欲通其妙当会其玄,欲谙彻悟当安空寂。所谓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无色更俱图画之美丽。中国汉字书是一门只有博学才能成就的大艺术,更是一份令人向往的事业。所谓“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会通,会通之际”,方有“人书俱老”[7]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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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针对宋祖英等政协委 最提出的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从汉字的文化特征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汉字的确具有文化的传承性，但是现代汉字的发展演变又使得汉字的理据性有所降低，如果一味强调传承而忽视了文字的发展，也会矫枉过正，我们应该要在尊重文字自身规律和国家有关法规的基础上加强汉字的文化信息分析，从而培养年轻一代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和对本国文化的自豪感。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宋祖英、黄宏等2l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宋祖英等人的理由是：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 。而汉字的简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隔断。该提案建议，国家应从小学阶段开始设置繁体字教育，比如将繁体字设置成必修课，或在讲授简体字 的同时也教繁体字，这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都有好处这个提案一出来，就引起一片争议之声。叫好的反对的彼此争论不休。
毋庸置疑人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非常敬重的，也都希望能够把这个根一直传承下去，但是究竟应该怎样传承，采用什么形式来传承是值得我们好好探讨的。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这个范围来说，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同时又是文化的忠实体现者。所以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在课程总目标第二条就写着“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说明人们已经把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语文学习与继承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了。
的确如此，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字都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一个载体和体现者，而汉字中蕴涵的文化信息，是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裘锡圭先生说：“原始汉字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期，随着夏王朝的建立，我国正式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进行统治，必然迫切需要比较完善的文字，因此原始文字改进的速度大大加快。夏王朝有完整的世系流传下来这件事 ，就是原始文字有了巨大改进的反映。汉字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夏商之际(约在前 17世纪前后)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的。”几千年的积淀使得汉字的文化 内涵 日渐丰富。汉字还是世界上唯一至今还在使用的表意文字系统，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数汉字失去了象形的外貌，但在本质上还保留着早期文字的许多特征，而且越古其特征越明显，所以说委员们把繁体字与中国文化的根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帕尔默在《语言学概要》中指出，汉字是由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的，汉字书写的书面语是独立于 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的。所 以，在中国，一个学生只要学了4000个左右的汉字之后，几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示在他的面前。而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要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诸如 《荷马史诗》一类的经典。“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入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 ，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l．r．帕尔默 《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过去有人提出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言论发表的看法，但也恰恰说明了汉字在继承民族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它除了记录语言之外，还具有 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汉字的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价值。“几乎每个汉字都可以描绘出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图，或者演绎出一段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因而汉字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一种充满时代色彩 ，地域概念、人文心理特征的文化符号。”(张德馨《关于汉字文化研究与汉字教学的几点思考》，世界汉语教学，1999)正是汉字形体构造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也体现着汉字与其他文字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1．许多汉字的结构显示了先民的生活和意识。就拿人生的最后一道程序丧葬习俗的有关文字，我们可以很明显地从中看到这种古代习俗随着地域和时代的发展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大圣人孔子虽然曾经反对野蛮的殉葬制度，《札记·檀弓下》“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但他却提倡“厚葬久丧，重为棺椁。”按照封建礼制丧葬实行“事死如事生”的原则，所以丧葬礼节是非常繁缛的。从孟子《许行章》可以看出，孔子死后，其弟子为他守孝三年，按礼制，父母、妻子和长子死后，都应守制三年。其实这种礼节是在封建政治伦理的需求下逐渐形成的，并非自上古就有之，相反，上古时的丧葬极其简略。从汉字的“葬”字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古代的丧葬风俗。“葬”字小篆作 ，字形南帅、死和一这i部分组成。“帅”为草丛(注：舯即草的本字)，“死”义为尸体，“葬”字字形中的“一”表示尸体被抬送荒野时所用的木板之类。这个字形所展示的跟《周易·系辞下》记载的中国远古的丧葬形式完全吻合。“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大意是古代的丧葬是用柴草把尸体包起来，扔到荒野之中，既不堆土堆，也不种树作标志，亦不存在丧期的问题。)“葬”字字形逼真地把远古时代先民们的生活习俗形象地保存了下来。尸体被扔在荒野让飞禽野兽任意撕咬 ，这种现象很快就有 了改变，改变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思维的发展 ，产生了灵魂观念 。认为人死只是躯体的死亡，人的灵魂是永远不会死的，如果对尸体不加保护任凭野兽撕咬，其灵魂就会发怒，从而降灾于活着的人特别是亲属。于是又发展出一种习俗，就是死者的亲属带着弓箭到尸体旁驱赶禽兽，这就是“吊”字的本义 。“吊”字小篆作由一个人和一张弓组成，表示人带着弓守护着亲人的尸体。孝子用弓箭守护尸体不让禽兽侵害，也不是最完善的办法，因为还会受到风吹雨淋 日晒等的侵害，所以继续改进 ，形成了用土埋葬的习俗，有了“坟”“墓”二字。春秋以前，中原地区的墓葬是在地面挖坑，尸体放入后把土坑填平，上面不封土堆，称作“墓”。而长江下游的南部地区，因为地下潮湿积水，它的墓葬形式和中原地区不同，不是在地面挖坑，而是在地上用卵石铺砌出一个墓室，上放棺椁 ，然后用土沙把棺椁埋起来，形成大土堆，称作“坟”。以后就吸收了南北两地的习俗合二为一，形成了既有墓穴又有土堆的墓葬。所以我们看到“墓”“坟”二字都以“土”为构件，表示与“土”有关。这种原本是出于需要而产生的习俗发展到后来便成了礼节，人持弓守尸，本是出于驱赶禽兽的需要，改土葬以后这种需要本已失去，而其形式却延续了下来，这就是后代丧葬中的戴孝守丧，也叫服丧。从汉字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古人的生活习俗也知道了今天我们很多文化习惯的由来，我想这是其它文字都无法办到的。
2．有些字形的演变反映了相关事物的发展。文字是用书面符号的形式来记录语言的，它的产生显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高度抽象概括能力，而且这种符号系统一旦建立，就具有一定的稳固性。比如“桥”字，我们从它的构形可以推测出古代的桥是用木头做成的，《说文解字》：“桥，水梁也。”段玉裁注：“凡独木日杠，骈木日桥。”后来石头砌的、砖砌的、钢筋水泥建造的甚至玻璃钢纤等现代化的材料建造，不管怎么变化 ，能够起到沟通作用的建筑物都成为桥，这个本质的东西始终没变，所以“桥”的字形也没有改变。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事实 ，也有一些字随着事物的发展而产生 了相应 的变化 ，我们可以从字形的改变当中了解先民的生活变化，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发展。如“袜”字，《说文》作“鹱”。《说文 ·韦部》“裁，足衣也。”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之袜，大抵以皮为之。”因为“韦”和“革”都是兽皮，所以“裁”又作“蠛”。后来用布帛作袜，就有了从衣的“被”，简化为“袜”。从“袜”的字形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袜子是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发展过程。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的原因所在了，学习了解一点汉字的相关知识无疑对于我们的后代还是很有好处的。
3．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反映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马是最重要的代脚力，所以不同毛色不同性别不同特点的马都有自己的专门称呼和用字，如膝以上为白色的马叫做“弄”，黑白杂毛的马叫做“ ”，毛色黄白相杂的马叫做“胚”，赤色马叫做“辟”；牡马叫做“粗”，牝马叫“群”；劣马叫做“骀”良马叫做“弱”“骁”；少壮之马叫做“驹”，千里马叫做“羁”，三岁或四岁的马叫做“蜃兆”，高大的马叫“睐”，马高六尺为“聒”。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马的作用几乎完全被现代的各式交通工具给取代了，现在再学这些字很显然人们已经不知所云，也完全没有必要了解这么多的专用字，所以这里很多从马的字都变成了不再流通的死字 了。而近百年来 ，汉语从西方语 言中吸收了不少音译词 ，汉字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些新字，比如为了记写“咖啡、啤酒、喹啉”和重量单位“吨”，就造了“咖、啡、啤、喹、啉、吨”等从口旁的字。很显然，从“马”的字多的时代应该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时代，是以马作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的时代，而像“氧、氢、氮、氯、氦”等从“气”的字逐渐增多，说明了这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这些信息都可以从文字的构成略见一斑。
我们分析汉字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掘汉字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汉民族思维和语言发展的历史，使我们的下一代更好地认识汉字，了解汉民族文化。如果在汉字教学中能够通过探讨汉字文化蕴涵 ，形象直观的把所教授的汉字展示给学生，使学生从另一层次认识汉字形体和汉字的意义，更深刻地把握汉字的规律和特点，使学生形成有机的汉字知识结构体系。运用这种形象性、生动性、趣味性的学习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培养学生热爱汉字的情感 ，一方面提高了汉字学习的效率 ，一方面又能够凸显汉字的文化传承性，这当然是我们所有人的美好心愿。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现实。汉字产生至今，形体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现代汉字演变成为与整字读音 、意义都没有关 系的记号 ，这使得汉字的理据性大大降低。据有关调查资料，在常用汉字当中 ，带有记号字有 75．67％。许多形声字的意符只能表示宽泛、笼统的概念，甚至有的意符失去了表意性，纯粹成为一个记号。如“笨”，本来是一个形声字，从“竹”“本”声，意为“竹子里面的薄膜”，但是随着语言发展，“笨”已专指愚笨的意思，所以意符 “竹”失去了表意作用，在“笨”字中已经成为记号。如果看不到文字本身的发展，而一味地强调汉字的形体与文化传承的 系又会矫枉过正，汉字的难识、难写，妨碍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许多语言文字学家提出要全面的科学的看待汉字 ，既要看到汉字的优点也要看到汉字的缺点 ，从实际出发探讨汉字的理论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 ，从而把汉字研究引上了科学的道路，也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有了一个 比较全面而符合客观的看法。
1986年 1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讨 论并贯彻了中央提出来 的新时期语言文字 作的方针和任务。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 ，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 ；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 ，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 、汉字信息处理问题 ，参与鉴定有关成果 ；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2000年 lo月 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语言文字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 2001年 1月 1日起施行，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我们这里所说的规范汉字就是指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简化和整理，并且由国家主管部门公布推行的汉字。很显然这已经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除非是特殊的需要，简化汉字是我们在学习、生活、工作当中都必须使用的规范汉字，这一点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再到小学生当中去开设繁体字必修课，既增加学生负担，也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对于各位委员的这个提案，为了给大家一个正确 的认识 ，教育部特地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教育部长周济针对有记者提出 “推行繁体字教育是否会列入教育部的计划”这一问题时，回答是：“欢迎大家对教育的讨论，不过请大家学习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法，我们国家有基本国策，就是要使用简化字，就是要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想，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应该说这已经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不管汉字的历史有多么悠久，也不管汉字承载着多少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都不能凭着自己的揣测和臆断，抑或是凭着一种热情盲目地为汉字的前途指手画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汉字还要继续使用下去，它的地位不会发生改变，既不会废除汉字完全拼音化，但也不会再倒退到使用复杂的繁体汉字，汉字将会沿着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我们在学习、使用规范汉字的同时，可以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适当地增加一些有关汉字文化的知识，比如开设汉字文化选修课、书法课或者组织兴趣小组的形式，让我们的孩子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我们的民族文化，培养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 ，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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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字母词” 不同阶段 较为理论性的研究 有待完善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2（a）-0246-03
汉语中“字母词”的身影大致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近年来，“字母词”的使用频率更是在不断增加，使用领域也在逐步扩展。在一些报刊媒体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带英文字母的词，如B超、卡拉OK等或完全用外文字母表达的词，如WTO、MTV、DVD等。随着字母词在社会生活中的大量使用，对字母词的研究也迅速发展起来。
而该文首先在皇甫素飞提出的“汉语字母词五个发展时期”。和郝红艳提出的“‘起步――关注――繁荣’三个阶段”。划分方法的基础之上将汉语字母词研究分为萌芽，发展和成熟三个不同的阶段，然后全方位地回顾汉语中“字母词”的不同研究领域，并且指出存在的问题以利于今后对此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1 “字母词”研究的不同阶段
1.1 “字母词”研究的萌芽阶段
字母词研究的萌芽阶段是指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94年刘涌泉明确提出“字母词”这个概念之前。这个阶段人们也就只是读到或听说过这些词汇，并没有给这些词汇一个统一的、恰当的、或正式的名称。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格物入门》一书出版，该书系统介绍了元素符号表示法，书中提到“铜Au、养气O、白银Ag”等元素符号。这些元素符号由于常用于书面的化学分子式中，汉语口语几乎不说。而1898年冬《光学揭要》中专门介绍的“x线”是迄今为止汉语口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最早出现的字母词。另外，1900年音乐领域的“C调”，五四时期一些文学作品里出现的“阿Q”、“三K党”“N先生”和科技，医学方面的pH值、维他命A、O型（血）都可以在当时的期刊上见到。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字母词发展较缓，但是改革开放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字母词开始增加，如卡拉OK、BP机、T恤等。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人们也只是读到或听说过这些词汇，并没有对这些词汇有一个统一的恰当的叫法。如胡明扬在1994年发表的《“CT”和“BP”机等等》一文中，也只是说出这些具体的词汇，并没有给这些词汇总结一个恰当的叫法。直到1994年10月刘涌泉在《谈谈字母词》一文，“字母词”这个概念才被明确地提出。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阶段对“字母词”这个概念关注的论文也只是寥寥数篇。2007年郝红艳在《汉语字母词研究概况及述评》一文中提到她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1979年至2006年间该领域的论文进行检索，从1979到1996年这17年间论及字母词的文章仅检索到5篇，也反映了这个阶段对待汉语中的字母词基本上是持忽略态度。
1.2 “字母词”研究的发展阶段
字母词研究的发展阶段主要是指从1994年刘涌泉明确提出“字母词”这个概念到2002年1月这位学者发表《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将“字母词”提到了与“汉字词”并列的地位。
综观这个阶段，“如何对待字母词”成了该阶段的显著特点。1994年刘涌泉在《谈谈字母词》一文中把字母词看做是汉语中的新形式的外来语，并提出应该加以承认，将它们收入中文词典。1996年《现代汉语词典》第185次印刷时，增加了字母词的内容。这既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7年2月，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召开专家座谈会探讨如何看待字母词冲击的问题。同年，《语文建设》记者撰文《如何看待“洋文”冲击》报道专家们探讨的结果。该文章用词严肃，从“洋文”二字可以看出当时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专家们对待字母词的态度是排斥大于接受。尽管如此，商务印书馆在199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小词典》，2000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和200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规范词典》等词典中也相继出现了字母词的内容。甚至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还专门出版了刘涌泉编撰的《字母词词典》。期间，也有不少学者明确撰文表示对字母词持欢迎态度。例如曹学林《字母词也是汉语词》和刘云汉《正确对待汉语中的字母词》。这一切都说明一个问题，字母词已经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成为词典中不可或缺的词条。
当然，面对着字母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媒介以及人们的日常口语中，反对的声因也一直不断。李国文《汉语的无奈》中这样描述字母词：“报纸、杂志特别是电视中，‘VCD’、‘DVD’、‘SVD’，除专业工作者，谁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的洋文，一个劲地袭击过来，更甭说什么‘卡拉’，什么‘机’，不伦不类地混迹汉字之中。汉字除了讲究自身架构的美外，还很在乎通篇谋划的美，弄两个不三不四的洋字，夹在其中，实在大煞风景”。2002年胡明扬也在《关于外文字母词和原装外文缩略语问题》的文章中对过多使用英文字母缩略语，滥用字母词语的现象提出批评。
关键词：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策略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随着历史和汉字的发展演变，汉字不仅记录和语言，也记录了我国悠久的历史。繁体字在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记录了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语言文字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而现阶段，我国大陆地区通用的文字是简体汉字。这是由于汉字在使用过程中遵从经济性原则。虽然，简体字大大提高了人们的书写速度，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汉字的发展历史。部分汉字的繁体字很容易看出字义，但是在简体字中，字义来源却无法推测。并且，目前，我国大陆地区的学生对繁体字的认识较少，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极为必要。探索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繁简字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汉字的认识，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1、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的必要性
1.1有利于了解汉字发展历史
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人们为达到经济目的，汉字简化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虽然，简体字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但是有些简体字却掩盖了汉字的真实意义，使繁简字在对照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麻烦和错误。古代汉语课程进行繁简字教学能够使学生了解汉字发展的历史，了解繁体字蕴含的字义及繁简字对照的规则，使学生真正掌握汉字的字义，加强对汉字的认识，完善自身的汉字学知识结构。
1.2有利于加强汉字的影响力
虽然，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是用简体字，并且简体字的发展以成为不容改变的事实。但是繁体字在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很多广告、名胜古迹、艺术作品都使用繁体字进行介绍。同时，由于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仍在使用繁体字，古代汉语课程开展繁简字教学有利于大陆地区与香港台湾交流，寻找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根源。另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韩国、越南等地越来越重视汉字的使用。因此，在古代汉语课程中开展繁简字教学有利于加强汉字的影响力
1.3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
繁体字不仅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和演变，还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重要的经典文献都采用繁体字记录。而我国大多数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对繁体字书籍也十分排斥，导致我国经典文献的阅读人数较少。开展繁简字教学能够完善学生的繁简字知识，使学生能够读懂、会写繁体字，减少阅读繁体字书籍的阻力，进而了解我国优秀的文化经典，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2.古代汉语课程中繁简字教学策略
2.1加强对繁简字教学的重视
首先，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应加强对繁体字教学的重视，认识到繁体字教学对汉字发展及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大繁体字教学在古代汉语课程中所占比重，积极鼓励古代汉语教师开展繁简字教学，并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其次，高校应积极改进教学理念，正确认识到汉字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加快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的步伐，积极引进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担任古代汉语课程教师，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提供人才保障。同时，高校应加强古代汉语教师的专业培训，组织古代汉语教师定期参加培训，完善古代汉语教师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增强古代汉语教学的专业性。
2.2明确教学重点
在现实生活中，繁体字被大量运用在电影字幕、名胜古迹及文物介绍中。在当今时代，开展繁简字教学变得极为必要。在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开展繁简字教学应积极明确教学重点。由于汉字的发展历史较长，汉字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多种形体，部分汉字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在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辨别繁体字和异体字，通过繁体字和异体字的学习，了解汉字使用和演变的规律，加强学生对汉字的了解。同时，教师还应积极引导学生区分繁体字和简体字，尤其对繁体字在简化过程中意义发生转换的汉字进行重点讲解，使学生理解繁体字的字义，提高繁体字学习的效率。
2.3改进教学方法
由于繁体字没有书写规律，只能一个个记忆，学习难度较高。因此，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繁简字教学应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提高繁简字教学的效率。首先，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将繁简字对照表、繁简字通论及经典文选相结合。在向学生讲解繁简字通论的基础上，让学生对繁简字进行对比，并引导学生阅读分析经典文选，提高学生使用繁体字的能力；其次，古代汉语课程教师应积极采用比较辨析的方法，加强学生对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认识。为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对繁体字、异体字、简体字进行辨析，加强对汉字的认识；最后，教师应积极重视学生的实际操作，加强锻炼学生运用繁体字的能力。为此，教师可以从网上下载优秀的繁体字文选，鼓励学生使用繁简字对照的游戏软件，不仅要使学生能够识别繁体字，还要使学生学会写繁体字，增强学生学以致用能力。
小结：
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重要的必修课程，不仅能够完善学生的汉字学知识，有利于学生了解汉字的发展历史、加强汉字的影响力，而且有利于传承传统文化。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加强重视繁简字教学，积极探索繁简字教学的科学方法。为提高繁简字教学质量，高校应积极加强对繁简字教学的重视、明确教学重点、改进教学方法。完善高校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繁简字教学不仅能够加强学生对汉字的认识，拓宽汉字的影响力，而且对汉语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汉字 审美体验 原型 象与意 生命力
人类知识按其本性而言就是符号化的知识。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因其具有音、形、意三者相结合的特殊形式，而具有深刻的美学意蕴，成为了打开审美世界之门的开门秘诀。每一个汉字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它因此被看做是原始文化的移位，成为了弗莱所说的超越时间的“集体”性中所潜藏的不变“结构”。
美是人类童年期的原始体验和信念，汉字的形成与发展，与审美体验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人在认识到一种事物，就是在创造出或构造出该种事物，例如认识到神实即创造出神，认识到历史实即创造出历史，同样的，认识到汉字即创造出汉字。“遥想造字之初，先民们不可能是按照某个或几个尺度或原理来操作，更不可能会有一个造字用字的完整方案，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漫长的渐进过程。也就是说，造字的先民们并不是根据‘六书’、‘声韵’之类的原理来操作的，他们所直接面对的，只是‘对象世界’，是对象世界的‘种种个别现象’。他们面对这些个别现象，有了描述记录形容抽象的需要，他们自发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形象到抽象，渐进地发明创造了文字，并逐步完善了文字体系”①，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一个深刻的审美体验的过程，审美体验是联结人与对象的桥梁和中介，这一过程不仅有其美学意涵中的原型阐释，同样也在象与意、形与声之中延续着无穷的生命力。
一、原型
汉字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符号化，在这种关系中，人是体验者，世界中多样的对象是被体验者，而这种符号化是具有遥远的源头的，这就是审美体验中的原型意义。维柯有一个坚定的信条：“研究应从问题开始时开始。”“这就是要穷本求源，不应把一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拦腰截断，单从其中截取一个横断面来看，既看不到来龙，也看不到去脉，这就是根本违反历史发展观点”②。
致力于原始思维研究的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曾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即在原始思维与现在文明人的逻辑思维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本体鸿沟，这种极端断言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逆向思维的启示，原始思维日益衰微时，艺术以艺术的方式把他救存、延续并且发展，同样地，汉字也以汉字的方式延续着民族文化的潜流。
原始民族作为人类的儿童，还不会抽象的思维；他们认识世界只凭感觉的形象思维，他们的全部文化（包括宗教、神话、语文和政法制度）都来自形象思维，都有想象虚构的性质，也就是说，都是诗性的，即创造性的。“人最初只有感受而无知觉，接着用一种受惊恐不安的心灵去知觉，最后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而形象思维的另一条基本规律就是以己度物的隐喻（metaphor），“其原因在于原始人类心智的不明确性，每逢落到无知里，人就把自己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即中国儒家所说的“能近取譬”，例如不知磁石吸铁而说磁石爱铁，就是凭人与人相亲相爱这样切身经验③。维柯这个原则可以用来说明汉字的起源：原始先民们在以己度物的体验中创造了象形的汉字，这是一种形象的思维，汉字的笔画或是人身体的一部分，或是对象世界中太阳、植物、动物以及河流山川的象形。举例来说，王一川在《审美体验论》中把“兴”作为巫术仪式，考察了它的字形演变，从甲骨文的字形，到小篆字形，再到隶书字形，“兴”字中间的“同”字逐渐演变成型，具有了有人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意味，从而成为“兴”的追求目标。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为原型美学开辟出一条新路径，他借助原型和原始意象的“瞬间再现”来推论精神本体的“先天”存在，原型并不是指可感的具体的事物本身，而是指事物最初的始源和事物“以外的”、或者背后的“模型”，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原型的进一步被理性化、抽象化。汉字的产生确实有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成分，无意识是那些所有失落的记忆、所有那些仍然微弱得不足以被意识到的心理内容的收容所。原型内涵沿着柏拉图理念论的思路在演化，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进一步被理性化、抽象化。但审美体验并不是黑格尔所谓“理念”，也不是克罗齐所谓“直觉”，它是人类活动的理想意向，是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发现的人类活动的理想意向。“原型的溯源，追溯到的最深的基础层次不是纯粹精神，而是与人的共同的生物本能相关的人类的劳作实践。”④
原型理论只有成功地运用于现实实践才是可信的，它要解释“原型”从远古通向现实之路。汉字的构造无不是原始先民们在实践中不断进行体验的产物，例如“聂”字有三个同型的母体原型，即以三个“耳”字表达“附耳私小语也”（《说文解字・耳部》），无论是“附耳”或“私小语”都具有鲜明的动作性和实践意义，这种通过体验而得来的审美感受，正是汉字的原型意义所在，再由“聂”作为联想的起点，就可得到“嗫”、“蹑”、“镊”等字均有“小”和“怕”的原型意义。“在形声字中，形符和声符都是由象形原型组合而成的。其中有许多形声字的声符，也是由象形原型作为结构汉字的表义元素东汉许慎称之为‘形声兼会意’，宋代王圣美也认为声符有示源的作用，创立了‘右文说’”⑤。
可见汉字之美必须沉落到或具现于每个个体之中，演化为姿态万千的个体形象――美的现象，美的形态。体验不是单纯的认识论概念，而是一个立体论概念，这不仅是一种记忆的积淀，它由无数类似的体验过程凝聚而成，它是永恒有效的。海德格尔曾经深刻地阐发过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人的“栖居”或存在之所以是“诗意的”，就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由体验而得出的文字和后来的诗来掌握存在的“尺度”。这种尺度对人来说本来是不可见的东西，而造字者却能够通过自己对世界的体验中把握到它，并以具体的审美意象将其表现在汉字之中，接着就构成了诗歌等艺术作品的超验特征和意义，由此达到超言意境。
二、象与意
汉字是音、形、义三者的结合，“鲁迅先生曾经论述过，汉字形、音、义的结合，形成汉字的意美、形美、声韵之美，使得汉字以形象、音韵和意义构成独特美感”⑥汉字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产物，它设定了认识内容与认识对象的符合论。所以汉字是体验主体的“意”与世界的“象”相结合的产物，从“象”到“意”，后而简化为汉字的“形”，这个深刻而漫长的过程便蕴含了审美的智慧，例如“茁”字，《说文解字》：“茁，H初生出地p。从H出声”，这就是原始先民看见草初生地貌后的汉字产物，从日月山川到花鸟虫鱼，再到江流河海，汉字的象形，可以说承载和包容了中华民族的万象。
“在汉字的造字过程中，如何从‘象’表‘意’，乃汉字最重要的关键。也许，我们可以说，汉字能否成功的关键，乃是如何‘立象以尽意’。亦即，如何以特定的符号，来表达特定的‘意’。……我们认为，汉字的‘象’，亦即汉字的用形、用图像来说事的方式，具有独特的创造性。”⑦汉字使用的材料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所处的生存境遇不同，体验也就不同，思考的材料的意义也就不同。正如马赛尔把人的生存处境分为两种：问题和奥秘，汉字的创造，可以说是在与对象世界的体验中解决生存面临的种种问题，探究审美的奥秘。汉字以意象为载体，“‘意’作为人的精神内蕴，通过人的‘形式感’这一中介与物象的结构形式沟通，‘象’则是物的形式结构。两者的契合构成特定的象征关系，赋予物象以象征意蕴，以表达某种心灵体验”⑧，所以汉字必然是体验而得的以象征物为独享的特殊审美符号。
汉字具有的音、形、意三个特点，图像的生成更能体现出审美体验的特质，人通过体验能够在脑海中形成一种特别的“图式”，它不是客观世界中对象的激活和再现，而是一种“主观与客观、意与象的契合的过程”⑨，这种内在图式制约着当代人类，使之只能在它的基础上，以它为“过滤器”，去处理（接受和改造）新的活动图式的信息，调节活动过程中主体的动作，主体与工具结构以及客体的关系，从而建造起新的客体，新的经验。这个过程不是作为整幅“图像”被遗传和浮现，而是具体情境下的“意”与相对恒定的联想物“象”的契合。
不能怀疑的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这些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⑩，在肯定人的物质方面的存在的同时，汉字意象方面的生成还需要情感的投入，即造字先民们在体验对象世界的过程中，倾注自己的感情，赋予汉字以浓厚的“人”的气息，这种情感的投入在汉字中具有普遍性，例如“羊”字突出头部双角弯曲，显示一种温驯，而“马”字突出鬃毛飘动，显示潇洒和彪悍，这便显示出原始先民们在实践中得出的对动物不同的情感倾向。休谟认为，新的创造并不是无中生有，它还要运用感性经验，不过可以根据情感的需要，对实在的感性经验加以虚构式的处理：人的想象是再自由不过的。审美体验和情感本身都必须经过生活经验和思考的锻炼，经过丰富化和深湛化，然后才可以创造出成熟的，内容丰富的完善的汉字。从这里可以见出汉字审美体验的对象，浸染到情感，所以也就成为带有情感意蕴的美学对象了。
三、生命力
由意象和音韵组成的汉字，具有种和类的概念，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不仅体现着秩序，即汉字的不断衍变与完善，还是在时间的淘洗中能够让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得以安顿的文化范本序列，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决定着后人继续前行的方向。心灵在前进旅途中所造成的它自己和“此岸”的分裂，是有办法弥补的；心灵从它本身产生出美的汉字，进而产生美的艺术作品，汉字就是第一个弥补分裂的媒介。
人身处世界之中，必有一种具体的外在的客观存在，作为主体，人固然是从这外在的客观存在分离开来而独立自在，但是纵然在这种自己与自己的主体的统一中，人还是要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正是从自然中汲取养分，汉字便在创造中达到至高境界，唐代画家张b说自己艺术水平来源有二，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汉字正是通过这种的程式化的双重过程的展开和多次重演，使现实的人沉迷于超现实的特殊情景和氛围之中，唤醒集体无意识，并使之变为现实行为的内驱力，达到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从而产生了创作文学作品以抒感的冲动。汉字的功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表达情感，通过它而构成的文学作品，可以使人不断克服自我的局限性，并与他人克服局限性的奋斗相配合，朝向绝对自由的目标前进，然而重要的不在于能否达到终极目标，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能促使人产生行动的内驱力，没有行动，也就没有一切。在此意义上，汉字的美学是行动美学，未来美学，希望美学。
“先天地存在于先民大脑中的，应该是主体对于他的对象的美感体验，在这一体验过程中，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应该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因而，对汉字体系进行分类建构时，若采用‘美学’尺度，或许更能接近造字之初的‘原生状态’”B11，既然汉字产生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经过不断地发展演变，便会对这种“关系”产生新的指导意义，例如诗人通过诗歌来吟咏性情、抒怀，或情意缱绻，或慷慨悲凉，这些都是以汉字为符号媒介和载体的，这就是汉字的功用所在，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从另一方面来看，审美体验不仅通过感官的使用而具有主体性，同时本身也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审美体验并非是一种纯粹的心理体验活动，而是在味象、观气和悟道过程中的不断展开和提升，《周易》对易的哲学思考与审美观照始终以“生”为核心展开，这正是儒家生命美学智慧的集中体现。同样地，如果没有汉字，中国语言就无法成立，汉字是中国语言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只谈汉字是不够的，要延伸到词汇、语境、图画性和人文性中去，汉字从象形到抽象性的发展过程中，蕴涵着一种进化的东西B12，这种进化就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汉字本身可以看成是生命力的产物，审美体验在其中起连接和中介的作用，因为美学始终是指向未来的，这种生命力正是一种对于比现实标准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
注释：
①朱崇才.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及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4（6）.
②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8（第1版）：9.
③参见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8（第1版）：34-35.
④程金城.原型阐释与重释.东方出版社，1998，12（第1版）：161.
⑤宋文程.汉字原型：聚象与智能.唐都学刊，1997（2），VOL13.
⑥骆冬青.图像先于声音――论汉字美学的根本特质.江苏社会科学，2014（5）.
⑦骆冬青.象形、象意与表意――论汉字审美符号的存在方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5）.
⑧程金城.原型阐释与重释.东方出版社，1998，12（第1版）.
⑨荣格.心理类型学.第十一章“定义”之“意象”.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4.
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B11朱崇才.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及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4（6）.
B12此处来自于2014年12月19―20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图像、文学与汉字美学高端论坛”所感.
参考文献：
[1]朱崇才.汉字美学谱系的建构及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14（6）.
[2]骆冬青.图像先于声音――论汉字美学的根本特质.江苏社会科学，2014（5）.
[3]骆冬青.象形、象意与表意――论汉字审美符号的存在方式.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9（5）.
[4]宋文程.汉字原型：聚象与智能.唐都学刊，1997（2）
[5]李贽.李贽文集・焚书・续焚书.北京燕山出版者，1998.
[6]朱光潜.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8（第1版）.
[7]王一川.审美体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1（第1版）.
[8]程金城.原型阐释与重释.东方出版社，1998.12（第1版）.
[9][法]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0][俄]冈察洛夫.迟做总比不做好.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瑞士]荣格.心理类型学.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4.
[12][美]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