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00:45:45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
（二）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氏族成员之间，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的智虑，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一起。正因为如此，纯朴的原始民主友爱、天下平等是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内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氏族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状况的描写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会里，这种通行的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就是一般氏族首领也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社会劳动和对外战争的带头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炎帝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仅如此，炎帝神农氏为了氏族大众操劳过度，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所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给氏族成员及时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间传说，炎帝在辨尝百草中，误食了一种毒性极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个传说虽有很大的附会性，但他的死不仅表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那种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炎帝神农氏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发展、壮大，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生产实践中，领导部族成员们不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发明、创新了许多东西。
1.火的发现，人称“火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三、研究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意义
我们常说，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我认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中，理应包括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因为炎帝神农氏不仅是姜炎部族的首领和农耕文明的缔造者，而且，他和黄帝一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早的源泉，而且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明的体现。当代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说：“炎黄二帝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全面象征。这点就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我认为我们肯定炎黄二帝，很有重要意义，不但要重视精神文明，也要重视物质文明”，“另外，炎黄二帝不仅代表汉族，也代表少数民族。比如炎帝传说是羌氏，羌氏就是羌族，羌族就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认为，炎黄二帝不光是代表汉族，而是代表中华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们应大量宣传炎黄二帝的贡献”[18](P107-108)。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黄帝，延伸到炎帝神农氏，对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要研究、继承。
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创者，黄帝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开创者与推动者，他们在联合的基础上，共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农耕文明。周人实现了由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建立了以父系个体家庭和宗亲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礼乐文化。“礼”是由祭礼而生的，起源于“腊祭”，而这些都和炎帝神农氏有关。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可见周人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姜炎文化。腊祭作为炎帝神农时代大型的冬季仪式活动，是炎帝部族们对大自然生生育化，“终岁献功”的顶礼膜拜，也是对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来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春节”系列活动，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关。周人礼乐文化中所体现的一些传统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早期传统美德有关。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业与周秦文化》一文中说：“古雍州，今宝鸡这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上曾经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业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宝鸡，这里才产生了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周礼周乐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铜器和陈仓石鼓。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氏在农业、医药、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创造和发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础；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农氏开始创造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和繁荣昌盛起来的。”[19](P259-260)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周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迹所提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文化在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以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同志为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关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认为，只要我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一定会“挖掉这两座山”[20](P1101-1102)。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其它传统美德，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及其理论指导下，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弘扬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一切传统美德，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四部丛刊：第30卷[M].上海：上海书店，1985.
[3]中华书局编辑部.诸子集成：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欧阳询.艺文类聚：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纪昀.四库全书：383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孙星衍.周易集解[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8.
[13]黄怀信.逸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4]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5]百子全书：第7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16]高亨.商君书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薛光明.轩辕黄帝不再是传说人物[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关键词]传统文化；美德山东；继承与创新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043
1前言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通过弘扬传统文化推进美德山东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有封建礼教的沉渣，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视和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对于加强“美德山东”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2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助于“美德山东”建设
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有大智，在科学上有大真，在伦理上有大善，在艺术上有大美。在中华民族艰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为培养民族品格和增强民族凝聚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土壤和重要源泉。众所周知，山东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山东文明代表华夏文明的精髓。山东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富的人文文化，更有着感人奋进的时代先锋。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两千年，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又化作为社会历史范畴，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和实践的积淀，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
21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早期国家形成的肇始，它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衍变。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了重视人民作用的“民水君舟”说。以这二者为代表的“民惟邦本，本固则邦宁”的重民思想，被后人称为中国民本主义的典范。以此为思想发轫，逐渐演化为宽以养民、慈以爱民的民本实践；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治国思想，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情怀，无不强调以仁爱治天下，恤民养民。在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体的今天，我们仍坚持儒学人性本善的观点，借鉴古代民本思想的合理元素，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群众思想，保障人民享有当家做主的民利；坚持群众路线，执政为民，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2整体主义理念
所谓“整体”，就是民族和国家；所谓“整体主义”，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至理名言，即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正是在传统道德整体主义的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在齐鲁大地上才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先辈们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从“一五计划”“三大改造”到“”“化运动”，我们取得过成就，付出过代价，然而，这只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先辈们一直致力于把国家建设成一个团结、统一、和平、讲求集体利益的大家庭。能照顾集体利益的人才是能成大事的人。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道路上，我们从不缺乏这种人，更不缺乏这种精神。可以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视角剖析整体主义、集体主义观念的重要性。
23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私利与公利的关系。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据朱熹的解释，之所以要“富之”，乃因为“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中华道德一方面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感到，人不能无限制地追求利益而轻忽了道德修养。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见利思义的优秀品质。
24崇尚仁爱
我国历代思想家对于仁爱思想都作出过深刻的论述，使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明确提出“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要求爱众人、爱一切人。孟子主张“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有道德的人最高尚的品质就是和他人一同做好事。仁爱思想不仅仅是道德思想，而且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要求为政者以德治天下，为政以德，体恤人民，这是仁爱思想在施政中的体现。孟子说“仁者爱人”，亦将“仁”释为爱人，由此形成了仁者爱人的重要理念。仁者爱人有着十分丰富的含义，首先它强调仁爱应当分别亲疏远近，从爱最亲近的人即父母兄弟开始，逐步推广扩大到其他，并应当将仁爱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实行仁政教化。最后，它强调要将对人的爱推及到对自然界万物的爱。仁者爱人的理念，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5求实笃志精神
传统道德历来重视将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作为自身的根本追求。强调任何人只要立志向善，就一定能够成就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同时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见之于生活行动。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从而使得中华道德具有了实践的品格和旺盛的生命力。社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对传统进行反思，前进的步伐越大也就越需要对历史进行反思。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一直伴随着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从洋务\动开始，到维新变法，再到，从二十世纪初的文化争论再到七八十年代的文化改革，传统文化的何去何从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其中出现了两种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一种是所谓的“民族虚无主义”即全盘西化论，另一种就是保守的“民族守旧主义”，即坚持中华传统文化，抵制外来文化，其核心内容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坚持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中华文化。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传统文化，对其既不该全盘吸收也不能全盘否定，而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一个国家，其发展都不能离开民族文化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用拓展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只有把民族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母体文化，对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才能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去借鉴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精华，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有现代化气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3“美德山东”建设要积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美德是指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观念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手段来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以及相应的情感心理方式的总和。传统美德产生于社会的需要，它在维系社会秩序安定，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和政治的稳定，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具体而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主要就是靠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道德来维系和延续的，而山东作为儒学圣地，在借助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方面有着突出优势。
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华传统美德发轫于先秦时期。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其制定的周礼不仅是一套统治结构，更是一套影响深远的礼仪规范。在后来的分封诸侯的安排中，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封到鲁国，也就是今天山东境内，有“周礼尽在鲁”的说法。历经春秋战国时期想领域 “百家争鸣”的局面后，儒家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理论，“德治”“重利轻义”成为封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道德思想。将“礼、义、廉、耻”作为道德的四大纲纪，把重德修身看作立身治国的根本原则，把个人的荣辱与祖国的荣辱紧紧相连，把道德视为国家兴亡、政治成败的基础和关键。近代以来，以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为推动社会变革，发动了“道德革命”，试图用资产阶级新道德代替封建主义旧道德。从对传统道德的解释中，阐发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道德标准、善恶标准、义务、论道德修养等，构建了比较系统和完备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人根据民主革命发展的要求，把以传统文化为蓝本的伦理道德的建设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对西方自由平等观的解释不是单纯从个人价值方面考虑，而是着重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振兴。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道德建设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2001年中央出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号召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2006年同志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形成有机的结构生态，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的一届中央集体成立以来，把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营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高到关乎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高度，把建设美丽中国、文化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考察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后，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承。”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以投身于其中的方式去领会当下的意义，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华文化至今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守刚指出：文化和道德建设同经济社会建设一样也是民生。道德力量是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当前，社会道德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公民道德建设力度，努力形成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团结友善的人际关系、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更好地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美德山东”的过程，是积极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更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过程。要在广泛汲取传统丰厚营养的同时，大力弘扬新时期山东精神，努力形成家庭更和睦、事业更兴旺、品格更高尚、社会更和谐的良好局面，不断提高全省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为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4“美德山东”建设贵在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文化是发展和进步的核心的软实力，传统文化要通过创新来适应时代快速发展的需要。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强调：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大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梳理和萃取中华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作出通俗易懂的当代表达，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发扬光大，使传统美德在“美德山东”建设中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41应当树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屹立不倒，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符合时念。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明成果，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近现代社会道德的建设历程证明，不论是在早期民主革命时期，还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正确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是不可少的，也是完全可行的。近年来中国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全面开花。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10月，全球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地区）。大批孔子学院的设立有力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几年来，央视的《百家讲坛》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产物，它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是民众能够更加自觉接受传统文化的陶冶，为传统文化再度注入了新的活力。实践证明，对那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但对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就必须否定和抛弃。
42运用多样而有效的方式吸古纳新
面对传统文化，我们要善于吸古纳新，将它们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解释。从德育的实施方法上来看，传统文化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以孔子为代表，他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的做法，在今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节俭”等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在今天来看也具有极强的继承价值。只要在思想深处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德观念，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热爱、尊重、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自觉维护大自然的平衡，就能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山东省社会健康成长，经济高质量发展。
43扩大传统节日和节庆活动的影响力
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对于培养爱国爱乡的情感，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睦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将其列为法定节日后，要进一步提升其文化内涵，注重发掘其中蕴含的精神资源、传统美德的因素。利用祭拜孔子、孟子等先贤的活动进行传统文化的寻根问祖。要改进过节方式，将其赋予时代精神，切实让传统节日真正起到继承传统、弘扬文化，推进道德建设的作用。通过一系列节日活动，大力宣传和弘扬以互助、诚信、敬业、孝敬为重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主动宣传善、大力倡导善、积极唱响善。
44大力弘扬国学在美德建设中的作用
博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艺术的本土文化，是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和信念。大精深的国学经典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要进一步发挥“国学”修身做人，特别是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以经典教育弘扬传统文化，作为新时期“美德山东”建设的重要发展路径，它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小学道德教育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且对于重塑伦理道德根基，奠定和谐社会基础，以至于对于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45大力弘扬新时期山东精神
“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忠诚守信、务实拼搏、敢为人先”，二十字新时期山东精神，是对山东历史上各种精神的整合和凝练，既传承了齐鲁文化的优秀传统，又体现了面向未来的精神追求；既是过去山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瑰宝，又是今后山东再创新辉煌的内源动力。继承齐鲁文化的优秀传统，是新时期山东精神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回到山东自身的文化价值核心上去，剔除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的因素，发掘并激活它的积极因素，使历史的发展进入一N良性互动。新时期山东精神的普及与弘扬必须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齐鲁文化深入考察，辩证分析，科学处理，以对于当下社会的有效性和积极意义为依据，对齐鲁文化的合理继承，扬长避短，吐故纳新，激活齐鲁文化的积极因素，使之与当下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新的山东精神才能科学、合理、健全地建设起来。
参考文献：
[1]宋元人注四书五经[M].北京：中国书店，1985
[2]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武东亮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0
[4]论中国传统文化――十以来重要论述选编[J].党建杂志，2014，2（28）.
[5]刘奇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EB/OL].http：//wwwwenmingcn/djw/specials/djwwpt/wxgx/201406/t20140602_1979556shtml？COLLCC=199755375&.
[6]陈来弘扬中华文化，传承中华美德[N].人民日报，2014-04-07（07版）.
[7]徐晨光，林国标人自身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J].理论前沿，2005（19）.
[8]陈荣照儒家政治文明理念的透视[C].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
[9]罗国杰，夏伟东论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J].红旗文稿，2014（7）.
[10]何维论道德社会化[D].长沙：中南大学，2007
[11]曹丙燕，谷晓妹齐鲁文化与新时期山东精神[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7（1）.
[12]期闫朦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C].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5.
李岚清同志说得好：“凡是现在需要提倡的好品德，都可以从我们古代的资料中原原本本地找出来，不要‘包装’”。学校的德育工作者要善于挖掘出传统道德中“美德”之本，作为学校德育的宝贵精神财富，有针对性地对当代青少年进行灌输、熏陶和引导。
从当代青少年的实际出发，我在实践中认识到传统美德教育应当抓住以下三个方面。
一、培养当代青少年的忧患意识，增强责任感
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十分强烈，历史上有无数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这种忧患意识又总是和责任感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青少年生活那么幸福，有什么好忧患的呢？首先，我国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改革开放虽使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人民富了起来，但还有一部分地区和人民在温饱线上徘徊。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其次，21世纪的竞争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人的素质的竞争。竞争就要有压力，当代青少年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今天的学习就是为了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第三，当前要充分利用国际和平、国内稳定的有利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传统美德教育过程中应使青少年具有忧患意识，并把它与责任感结合起来，与“祖国同发展”、“与上海同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融入社会和人民的事业中去。
二、引导青少年对社会尽责，勤奋学习，刻苦锻炼
对社会尽责，勤奋刻苦，古往今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迈向新世纪的今天，特别是肩负历史重任的当代青少年，更有必要学习、发扬这种美德。
振兴中华的责任感不是一句空话，关键要落实到行动上。要负责任，就要有本领；要有本领就要勤奋学习，刻苦锻炼。当代青少年是喷薄而出的朝阳，正处在勤学苦练的最佳时期。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流传着“韦编三绝”、“悬梁刺股”、“怀书而耕”、“凿壁取光”、“羲之墨池”等许许多多刻苦自励、发奋读书的故事，这些都是值得当代青少年学习的。
艺校学生要想占领一流剧院，没有技压群芳、艺惊四座的一流艺术技能技巧是不行的。戏谚常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久久为功，方能成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可见只有勤学苦练过硬、扎实的基本功，才有可能去为人民、为社会尽责。强烈的责任感要转化为刻苦勤奋、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的具体行动，因为人的一生对社会、对人民的奉献主要是通过职业实践实现的。
三、提高青少年美德修养的自觉性，持之以恒
学习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需要下一定的苦功；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需要天长日久地积累和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渐将传统美德转化为学生的行为习惯，进而内化为学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人格力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艰巨的战略任务。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思想精粹主要包括: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和善之美、和合之美等和谐思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最高审美标准;“协调之美”是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始终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善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和合之美”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观。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精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美学是研究美的本质、标准、规律的科学，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美学学科，但却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美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粹，对于丰富中国现代美学，促进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中和之美
所谓“中和”，是指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易传》中有关“中和”的论述不下三十处，其中凡带“中”的卦艾都是吉卦、吉艾。“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中’、‘得中’、‘中正’、‘黄中通理’等”。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和”、“执中”、“尚中”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种“执中”、“尚中”的中和思维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发展，并逐步演化成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除了受“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外，中和思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和思维的理论基础。“中庸之道”要求人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采取“适度”原则，反对“过”与“不及”。WWW.133229.cOm从哲学视角看，中和思维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的表现。辩证法认为，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就是度，事物的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度两端的关节点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因此，凡事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中和思维正是对“度”的正确把握。从伦理学的视角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观点。《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在孔子的影响下，荀子一也主张根据“中庸之道”来修身养性，培养中和思维。
从美学的视角看，“中和”是儒家的最高审美标准。《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主张执两用中，注重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在做人方面，孔子认为“中和”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文质彬彬，然后君子”。lzl在艺术创作方面，孔子评价《关唯》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现了“中和之美”。《乐记》把“中和”作为音乐的审美标准，认为“中和”是音乐的本质，以“中和”为美;“乐者，天地之中和也”。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和之美”成了中国历代艺术家推崇的审美标准。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比，西方古代也有讲“中和之美”的学者，只不过时间稍晚于中国。德漠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虽然也谈及过“中和”问题，但未能展开。在古希腊，对“中和”或“中庸”研究最深刻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明确指出:“过度与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他还说:“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过短。这就是说过度与不及都是对优秀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川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之美”与中国传统的“中和之美”十分相似，反映了人类审美思维方式的共性。但西方的中道思维未能传承下去，后来被西方近代的“对立思维”所取代。而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却一直延传到今天。因此，可以说:“中和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方式的显著特色。
二、协调之美
所谓“协调”是指事物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种相关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或和谐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就是说，物以和为常，协调和谐是万物共存的一种稳定秩序，认识了“和”，也就认识了事物的规律，认识了规律(常)，人就变聪明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荣亡”;“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善以成”。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必须遵循和谐协调的客观规律而运行。协调思维也叫“和谐意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1993年第三届“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国际研讨会纪要指出:“源远流长的和谐意识是中国社会自秦以来高度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岱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
“协调即美”、“和谐即美”，是中西传统美学的共同观点。中国传统美学历来主张“和谐即美”。儒家强调“人和”即社会美，道家强调“天和”即自然美，佛家强调“心和”即心灵美。而各家各派都主张“乐和”即艺术美。中国传统美学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审美标准:“和谐即美”、“协调即美”。和谐、协调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共同特征，就像一幅图画的美就在于它的色彩、构图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一首歌曲的美就在于它的音调、音色、旋律、节奏等方面的协调与和谐。协调、和谐是各种不同要素的最佳组合，是各种事物的最佳状态。“和谐即美”、“协调即美”不是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观点，西方传统美学也有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传统美学里，“不管是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和谐都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美学范畴。在毕达戈拉斯看来，“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他认为，因为圆形是最协调和谐的，所以是最美的。他还从“数”的角度探讨了形式美，认为数量的比例协调是美的典型表现方式;他还认为“数”的比例最协调的是“黄金分割律”。赫拉克利特指出:一切美都是从对立面的和谐协调中产生的，柏拉图强调:“音乐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亚里士多德也有由对立面的协调统一形成“和谐之美”的思想。他说:“自然界喜欢矛盾，并且从矛盾中而不是从相似中逐步形成了和谐。……显然，艺术在这一点上模仿了自然”。可见，无论中国传统美学，还是西方传统美学，都赞成“和谐即美”、“协调即美”的观点。但仔细分析，中西传统美学还存在下列差别:其一，中国传统美学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协调，而西方传统美学只重视形式的和谐、协调;其二，中国传统美学主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论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而西方传统美学则主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阐述“和谐之美”、“协调之美”。
三、和善之美
所谓“和善”是指和谐的形式与仁善的内容的有机统一。所谓“和善思维”，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联系起来思考的思维方式。“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色。
何为善?善即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又说:“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就是说，只有君子才有仁善之德，小人不可能有仁善之德。什么是仁?《辞海》解释:仁是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说文解字》称:“仁，亲也;从人、二”。《礼记·中庸》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即“仁者爱人”。孔子所讲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梯等道德内容。概言之，“仁”即“善”。中国儒家美学把道德观与审美观结合起来，认为“仁”是美的内容，“和”是美的形式。“和善之美”是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善即仁，是内在美，和即协调，是外在美。《论语》说:“尽美矣，又尽善矣”。尽善尽美，至善至美，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和善”观，具有世界性意义。日本学者今道有信高度评价了孔子的和善审美观。他说:“孔子最卓越的学说之一，是其艺术论。他劝导人们以典礼音乐为基础，将日常的起居举止都予以美化，这种礼的思想，是世界的艺术与道德理论中最有兴趣的学说之一”。西方传统美学大多从形式方面来论述美，但也有少数学者从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统一来论述美。柏拉图热忱地追求美的表现与善的心灵的一致，很有点像孔子赞扬“尽善尽美”，欣赏“和善之美”。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写道:“艺术、工艺的美，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最美的境界是心灵的优美与身体的优美和谐一致，融为一个整体”。可见，柏拉图的审美观与孔子的审美观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和善思维”是中国传统审美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把和善思维运用于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它要求我们在艺术设计中，力求道德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使作品起到审美与教化的双重功能。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只讲道德内容，不讲艺术形式的“形式虚无主义”;二是只讲艺术形式，不讲道德内容的“形式主义”。
四、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程思远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重视和谐与统一的审美方式界定为“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之一和主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整体系统思想”。西方传统文化主张“主客二分”，强调天人对立;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主客统一，强调天人合一。从审美思维方式考察，西方传统审美思维倾向于局部性、分析性、思辨性、对立性;而中国传统审美思维则倾向于整体性、综合性、辩证性、和谐性。
“和合”审美思维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无论是儒家、道家，都强调整体观点。所谓“整体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与物也是一个整体。整体是由许多部分、要素、方面构成的有机系统，要想了解各个方面、部分或要素，必须了解整体。《周易大传》强调:“观其会通”。也就是说，观察事物的整体联系，就会通晓事理。惠施宜称:“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他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中国传统医学的整体观点最显著，认为天地是一个整体，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与天地息息相通;人的身体也是一个整体，身体与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汉代以后的儒家崇尚“天人合一”，其主要意义是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于自然，又作用于自然。和合审美思维的整体性观点与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观点是十分相似的。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整体功能往往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可见，掌握和合审美思维对于理解现代系统科学是有帮助的。
和合审美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兼收并蓄”。所谓兼收并蓄，是指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融合，从而促进主流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同时吸收了道家、佛家、墨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及其他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兼收并蓄”的特点。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现时代，中国文化应当发扬“兼收并蓄”的优势，批判吸收现代西方文化包括艺术设计中的有价值的因素，使自身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中华传统美德 中小学生德育 道德力 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1-0225-01
1 引言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可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且需要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得到创新。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的品质、优秀的传统、高尚的道德和良好行为习惯的综合。儒、释、道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来源，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华传统美德是人们行为习惯的基本准则，是社会公德的基本要求，是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主要来源。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中小学生文明行为养成的主要支柱，具有强大的道德力和影响力。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中小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涉及到中小学生德育工作的方方面面。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在中小学德育中的道德力和影响力表现在：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中小学生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促进中小学生不断前进；对中小学生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是提高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水平的一项基本工程，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校园氛围，为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对他们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不仅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还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是中小学生德育工作的核心内容，本文重点探讨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小学德育中的道德力和影响力，以期能够促进中小学生德育工作的发展，提高人们对中华传统美德的认识水平。
2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与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
当今社会是一个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社会，全球化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某些不利影响。如：青少年中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道德滑坡等等。这些都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阻碍了他们的发展。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重在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念，是集爱国主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身心和谐发展为一体的道德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根基，也是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造成了社会中价值观的杂乱迷离。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重视青少年的素质教育，彰显个性，着重个人的创新品质的塑造与培养，开发人的潜能，实现个人的创新、和谐发展。它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能够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都学生进行渗透性教育，是一种外在的知识与内在的情感的贯通和融合。“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还是我们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因为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中，传统美德能够内化为个人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准则，不断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完善我们的人格和道德品质，从而促进个人的健康成长。”（张俊杰、王钟坤、送红军，2010：138）
3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与文明校园的创建
文明校园是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摇篮。文明校园的创建，离不开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可以说，传统美德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对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生个人发展的层面上，还应当为学生营造有利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在文明校园的创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知行合一，道德情感转化为学生的文明行为。传统美德教育在文明校园的创建中成为凝聚和谐思想、文明行为等各种优良道德品质的粘合剂，成为创建文明校园的原动力，将校园打造为“道德家园”，把学校建设成为“文明的家”。在文明校园的创建中，赋予传统美德新的内涵，弘扬其精华，发挥其重要作用，就一定能够为学生的发展创设良好的环境。在文明校园创建中，结合学生实际，把传统美德教育渗透到教学、实践、生活、服务、人际关系、科教文化活动中去，陶冶学生的情操，促使他们将道德理念转化为自身行动，并升华为文明校园的创建行动。
4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与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我国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者。他们是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驱动力，是中国强大力量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未来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袁洪群（2007）认为，“中华传统美德具有永恒性和历史的可续性”，“只要我们不断结合现实，赋予新的内涵，弘扬其精华，就一定能够对当前的我国的思想道德建设和人类的精神文明发挥重要的作用”。（袁洪群，2007：50）毫不夸张地说，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关乎能否为青少年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并且直接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5 结语
“站在全球化的立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道德的生活基础与社会环境发生该变后，必须实现传统美德教育理念与范式的转换，才能重新获得在现代社会境遇中的价值合理性基础与前提”。（林楠，2005：38）中华传统美德是和谐思想的集中体现，强调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着重实践，把个人和集体、社会统一起来，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发挥其应用的作用，必然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力和凝聚力，对学生自身、校园建设，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产生无限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林楠，论全球化视域下青少年传统美德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2005（9上）：38.
[论文摘要]知耻、有耻既是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传统道德文化有重要的特殊价值。耻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涵育和整合作用;弘扬传统道德文化，要培养确立“认知上科学”、“情感上乐观”、“意向上进取”的现代审美意蕴。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发展源流中，知耻、有耻既是这个传统道德文化的基础组成部分，又对传统道德文化有重要的特殊价值，这就是耻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涵育和整合作用。当下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就要在现代耻文化的呼唤和重塑的基础上，培养确立认知上的科学精神、情感上的乐观精神、意向上的进取精神，构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审美意蕴。
一、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与整合
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丰厚，以不同立意、标准可以归纳出不同视角的排列组合。有“五句话”归纳:强调整体、推崇仁爱、提倡人伦、追求精神境界、重视修养践履;有“六特征”归纳:追求和谐共生、尊道贵德尚义、昂扬向上与时俱进、博厚恢宏、以人为本、崇尚公忠。那么，这些传统道德文化是怎样积淀、涵育、整合的?这些集大成的传统道德文化，生长、体现在历朝历代的布衣百姓和文豪良吏身上。对于个体而言，知耻是做人的基础和基本心态，有耻是自我提升和人格完善的根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耻、有耻既是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传统道德文化有重要的积淀、涵育、整合作用。从这个视角看，“耻”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特有价值。
(一)耻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积淀
知耻、有耻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重要的规范之一，积淀、涵育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古代的道德操守中，廉耻历来被视为“立人之大节”，“耻之一字，乃人生第一要事。”(石成金:《传家宝》二集，卷二)一个人在道德意识中必须要树立一种观念:因自己言行的违背传统美德而引起的羞辱惭愧之情，从心从耳，耳闻过而心愧。一定要对自己违背道德的意识或行为而产生不体面、不光彩的心理，要由于周围人的责备而产生自责心理，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必须具有的最起码的耻感。耻感不在，其他传统道德文化怎么涵育?耻感的确立积淀良知，良知涵育其他传统道德文化。在本质的意义上，良知不过是社会的、客观的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向自律转化的过程中，在道德主体的内心深处，以自律准则的形式积淀下来的道德自制能力。这个过程的同步，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形成一道耻感底线。“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弃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何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这个“良心”，就是守仁义、行忠信、知廉耻，积淀其他美德。
为人长养良心，磨练道德自制能力，必须以耻感为基础，因为知耻、有耻，是做人的基本心态，最基础的精神和美德。“无羞耻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不知耻，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人。耻感的迷失和缺憾，做人无以治己，做事无以治事。须知，对于一个社会人，且不说崇高，就是从道德底线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悔过，也离不开耻感。“人须知耻，方能过而改。”(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之心，若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康有为:《孟子微》卷六)一个人，无论何时何事，必须严守信义，远离无耻。因为无耻是非常可怕的。无耻则无所不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为民，无耻害己，民知耻，社风才能完美;为官，无耻则殃民，知耻，国家尊严才能维护，百姓权益才有保障。可见，知耻、有耻，与其他传统道德文化相生相长、相辅相成，对传统道德文化有重要的积淀、涵育作用。
(二)耻文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整合
在传承、信守传统道德文化中，知耻、有耻表现在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整合作用上，是用传统美德及其基本精神指导言行，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干的、符合传统道德文化的，一定要干且要努力干好。不该干的、违背传统道德文化的，一定要抵住诱惑坚决不能干。这就是最基本的耻感。朱自清在《论气节》的演讲稿中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讲确立传统道德文化，必须树立、拥有的就是这种耻感。讲耻感，必须有气节，以社会道德规范为标准，敢作敢为，有所不为。这才能坚守和发扬光大传统道德文化。 转贴于
知耻、有耻，弘扬传统道德文化，就要在社会道德规范的遵守上，不空喊责任感，而在道德思维和道德行为中，建有一种耻感观念，与人与己，凡事凡行，良知良能，做好该干的、必须干的事，不该干的事，一定守住、不能干。“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上经《乾卦第一》)发扬传统道德文化，不只是坐而论道，而必须起身躬行。在品德和学业、事业中守仁行义有作为，否则，愧于职业、愧于社会，就应该、必须产生羞耻感。一个真正有耻感的人，在责任和使命面前，首先辨知荣辱，谨言慎行，努力践行社会通行的传统美德和传统道德文化，才能使自己不断反省和确立道德耻感，直面使命。在这种磨练的过程中，基于耻感确立、监督、践行传统道德文化。知耻、有耻，继承和发扬光大传统道德文化。
二、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审美意蕴
弘扬和培育传统道德文化，建设现代精神文明，要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俱进，不断对传统道德文化做出新的发展，培养确立现代传统道德文化的审美意蕴，推动现代化建设。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审美意蕴，具有认知上科学、情感上乐观、意向上进取三个基本特征。
(一)培养确立“认知上科学”的现代审美意蕴
在现代人生历程中，培养确立科学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培养并确立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客观真理的彻底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这高于一般传统道德文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以往一切旧的世界观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科学性。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树立科学的传统道德文化，才能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人生、对待人生，以科学的态度塑造人生。要把崇高的人生目的、人生信仰和人生理想转化为实事求是的精神，勇敢的去迎接和面对人生道路上的矛盾和斗争。培养实事求是的传统道德文化，就是要尊重客观实际，尊重人生这一客体的现实，这是科学传统道德文化的关键内容。培养确立科学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就是要用自己的知识、智慧、才能和辛勤劳动去塑造美好的人生，走向真理，以科学演进的精神和足够的勇气、力量消除通向真理的障碍，实现美好的、高品位的人生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培养确立科学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主要之点是弘扬和培育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
(二)培养确立“情感上乐观”的现代审美意蕴
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生活、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以积极、坚定、向上的乐观的传统道德文化面对人生。在情感上坚定乐观的传统道德文化，它是从伟大的理想和不知厌倦的实践相结合中获得的，源泉和力量正是来自这崇高的理想和对美好事业的追求。培养确立乐观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坚信从事的事业必胜，使主体不仅在迎接和克服困难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待人生的耐心、毅力和坚强意志上。在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需要不断追求的动态过程中，在希望和实现状态中得到满足，并以乐观的传统道德文化勇敢的去追求新的希望的实现。正是由于人在心理意识中始终期待着理想和希望的实现，乐观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是作为主体的人对未来的希望和理想较为稳定的心理倾向，形成了追求希望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动力，在乐观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上表现出豁达乐观的情感。培养确立乐观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就是要培养对前途的信心，对事业的热情和对生活深沉的爱为主要内容的传统道德文化。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能以一个强者的乐观形象，为国家和人民的困难分忧，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积极、乐观的拚搏，创造光明的前途。作为一个准备干一番事业的现代人，应当以乐观的传统道德文化对待人生，爱惜生命的价值，相信自己的力量，看到光明的未来，以微笑对待生活和事业，以奋斗不止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投入到生活和事业中去。
(三)培养确立“意向上进取”的现代审美意蕴
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创造性的，是开拓、改造自然和社会新局面的事业，困难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唯有培养确立进取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是最重要的。这就要确立对生活和事业充满不断进击的勇气和信心，选择开拓、创造、进取的传统道德文化。应该说，进取是历史的永恒主题，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别无选择的要求现代人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以求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培养确立进取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学会积极投入生活，以进取的意向为社会和人民负责，以自己的优势为手段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让品格、知识、才能在自己面对的实践活动中，找到用武之地，以进取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对待人生道路上的矛盾，在积极进取中创造美好的人生和事业。培养确立进取的现代审美传统道德文化，就要创造条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扬勇于改革，敢于创造，善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在贡献中不断塑造和完善自己。
[参考文献]
工作室正面墙上“民族之光”四个大字特别醒目，是一位著名书法家的题词。采访结束，再看这幅字，一种感动和敬意油然而生：栾传大同志，您就是民族之光！
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就纪念孔子发表超常规的重要讲话，再次为中国传统文化“撑腰”。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讲话中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把传统文化提高到国家、民族“精神命脉”的高度来看待，这种提法在我党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如果联系到时期“破四旧”、“批孔孟”的倒行逆施，真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在中小学中积极开展传统美德教育已是大家的共识。可是24年前却不是这样。那时人们对传统道德仍然不敢触及，可谓“谈虎色变”。可是就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在中国，在吉林省，在辽源市，却有一个人凭着独立思考，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率先提出在中小学校大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他不仅提出，而且不遗余力地亲自践行，并提出许多有创意的教育方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24年如一日，虽两鬓斑白，退休数载，疾病缠身，仍然不改其志。其座右铭是：“事业养生，弘德延寿，生命不息，科研不止。”这个人就是中华传统美德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务院特别津贴获得者栾传大研究员。
一、独立思考
一位思想者最可宝贵的品质是独立思考。影响独立思考的因素有外在和内在之分。外在的因素指社会的大环境，是否有压力，是否有干扰。内在的因素是指个人思想是否因循守旧、缺乏创意，或者思想懒堕，喜欢“随大流”，以众人之是非为是非。说到底，这内在因素是最根本的原因。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许多人思想懒堕的陋习：“人习于苟且非一日”。这些人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想法。这是社会进步的“负能量”。如果大家都是这样一副心态，那么就不会有改革，不会有创新，不会有进步。
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的大环境还是比较保守的，市场经济没有全面铺开，姓资姓社的争论仍然不绝于耳。当时教育界的核心话语是“素质教育”，根本没人提“传统美德”四个字。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提出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本身就是独立思考的表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能够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研究问题。
那么当时是一种什么现实情况呢？当时，由于十年的破坏，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华传统美德已被“扫地出门”。加之80年代初兴起的多元文化热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泛滥成灾。出现了“道无根，德无魂，教无范，育无力”等社会乱象。有些地方，杀人放火、车匪路霸、、坑蒙拐骗、权钱交易、见利忘义、好人怕坏人、信仰危机、思想混乱、远离高尚、追捧低俗、道德滑坡、伦理败坏、父不慈、子不孝等种种负面新闻屡见报端，精神文明倒退十分严重。栾传大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被丢弃和遗忘了。对此，他忧心如焚。他的历史使命感和家国情怀，使他下决心科研兴德，用科研成果昭示传统美德的道德感召力，影响社会，挽救世风。为此，才有了传统美德教育这个课题。
上述过程说明栾传大同志具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优秀思想品质。他不是人云亦云，随俗附众，而是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独立思考，取得真知灼见。这是科学的，理性的态度，是一个思想者最可宝贵的品质。
二、先见之明
一个人的思想能够领先社会思潮二十几年，这是智慧的表现，可以说有先见之明。
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美德，经过的“口诛笔伐”，已经名声扫地，怎么可以想象它还能够起死回生，还能够重登大雅之堂？我们抛开政治勇气不谈，单从认识能力来说，能够在二十几年前，把中国传统美德从“垃圾堆里”捡回来，拭去其蒙受的尘垢，发现其内在的光辉，这就好比一位母亲，将被别人夺走的“弃儿”重新抱在怀里，以她伟大的母爱给他温纯和爱护。因为她知道，这个被人抛弃的生命里蕴藏着无穷的生机，它包含着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基因。在那个年代，只有栾传大知道它的价值。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二十多年来所做的这一切。
能够看破一个魔术，需要的是聪明。但是在“世人皆欲杀”的氛围中，能够做到“吾意独怜才”，而且这里所说的是肉眼看不到的精神层面的是与非，这却需要智慧。需要穿越历史的深邃眼光，需要实事求是的冷静头脑。
鲁迅和邓拓都曾批判过我们民族的“健忘症”――不仅忘记我们民族的苦难和创伤，而且忘记那些为我们民族默默奉献的平民英雄。尤其是思想界，学术界，更是习惯于唯“权威”马首是瞻。一个普通人的头脑中，不管产生过何等有价值的、闪光的、富有智慧和创意的思想，不管他的思想领先世人多少年，都难以得到公正的历史评价，都会淹没在人云亦云的口号声中。这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我们民族都是悲剧。许许多多民族的智慧和良心就这样被遗忘。
在科技界有专利法，鼓励人们的发明创造。思想界则没有这样的规则。这对那些思想的先行者们是不公平的。笔者采访栾传大研究员，原因之一就是尊重历史，充分肯定栾传大同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先行者的历史地位。
三、敢为天下先
栾传大研究员主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研究课题”是在1990年初申报的“八五”课题。但是在当时官方的课题指南里却找不到这个课题，就连“传统美德”这个词汇，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以及报刊媒体宣传中也不曾出现。原因是，当时正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文化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转型时期。加上西方思潮的泛滥，基督教思想，萨特和弗洛伊德的哲学，以及资本主义的流行文化，极端个人主义，也都趁机涌进来。多元文化纷呈。极左思潮仍有市场。对于改革开放的前景人们心里还没有底。对于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上存在各种说法。一是“虚无论”，根本否定中华传统美德。鼓吹向西方道德看齐。二是“替代论”，认为当时进行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已经包含了传统道德，不必再提传统美德教育。三是“无用论”，认为革命传统教育都收效不大，进行传统美德教育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四是“危险论”，怕讲传统美德，将来被戴上“国粹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有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就曾一本正经地说：“在我们地区搞传统美德教育我不同意，支部不保证。”这就是当时人们的心态。
在这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时候，肯定传统美德的价值，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犯政治错误意味着什么。当时虽说已经改革开放，已经不搞阶级斗争，但是如上所说，在那个时代，“心有余悸”仍然是社会上，尤其是知识分子中一种普遍心态。从这一点来说，栾传大同志能够不遗余力地弘扬、宣传中华传统美德，主张在中小学校开展传统美德教育，这是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的。这种勇气来自他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来自他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清醒认识，来自他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林则徐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每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的人生信念。我们在肯定栾传大同志思想先行者地位的同时，更要学习他这种为了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而不计个人得失、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四、勇于实践
栾传大同志不仅有思想，有见识，敢表态，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勇于实践。从1990年开题，短短4年时间，他就把这一课题做大，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1994年4月8日，《中国教育报》率先以头号粗体字的醒目标题在一版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该报记者陈帆波采写的“吉林省辽源市开展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纪实――让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全面介绍了课题组编写的《传统美德故事丛书》以及连环画、幻灯片、录像片等。自此，这一活动开始从辽源市教育系统逐渐推向社会，走向全国。”
接着，《人民日报》于1994年4月27日，也以头号粗体字的醒目标题刊登了记者李安达采写的纪实文章――“学传统美德，育时代新人”。报道说：“吉林省辽源市教育战线从1989年开始，挖掘整理民族传统美德，在中小学中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活动，使‘中华根’‘中华魂’‘中华形’植根于学生少小心灵，促进了身心健康成长”，
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教育》、《教育研究》、《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多家报刊媒体也相继报道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文章或消息，以及栾传大努力推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事迹。
于是，好比一石激起千层浪，课题迅速吸引了全国无数有创新精神的教育工作者加入到研究之中。因此才有了今天传统美德教育的蔚然成风。
24年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从无到有，从一市一省走向全国，如星星之火已发展成为燎原之势。过去没有这个话语，现在已经成为热点词汇，主流话语，甚至写进了国家文件，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的基础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同志强调指出：“坚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宣传思想战线极为重要的任务”，“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大力推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截止2014年9月底，在网上百度“传统美德”，相关内容已达829万余条。
今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一周之后，即2月24日下午，又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他在学习会上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们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再次强调要对中华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现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不可缺少的文化源头。而这一切，都与栾传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五、持之以恒
栾传大执着于传统美德教育24年，可谓持之以恒。他带领课题组梳理和挖掘出一个既源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德目体系，编写了内容承接历史与当代，形式生动活泼而富于教育意义的中华美德教育丛书；他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精神血脉的现代中国公民的实践探索中，做出了不懈努力；特别是退休以后，仍然退而不休，为传统美德教育课题研究，为弘扬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呕心沥血，奋斗不已，在患病和手术之后，依然为传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努力工作，其执着精神难能可贵，感人至深。
课题鉴定组专家认为，栾传大同志主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研究课题，提出时间较早，参与规模较大，影响比较广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于传承优秀伦理道德，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加强德育工作，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十多年来，栾传大带领科研团队，先后在吉林辽源、辽宁鞍山、内蒙呼市、河北承德、龙江齐市、江苏南京、广西桂林、新疆乌市、深圳龙城、广西柳州北京朝阳、上海普陀等地召开了24次研讨会，10余次推广会议。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多次修改出版学生实验用书《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一套5册），出版了《美德故事新编》（一套4册），编辑出版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研究文集》（1―8卷），创办了《中华美德网》。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及其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本质、意义、任务、内容、方法和途径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丰富、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研究与教育的理论认识，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理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传美课题的成功，不但在于栾传大同志最早提出它，认识它，而且在于有那么多人参与它，推动它。同时还在于以栾传大同志为代表的课题组成员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做下去。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坚持就是发展，坚持就是进步，坚持就是完善，坚持就是胜利！
六、创新发展
栾传大同志的课题研究并非泛泛之论，而是做的非常细致。用一种“形而下”的务实精神来做一个“形而上”的课题。他的最具有创意的“发明”是把中华传统美德细化为18个德目。即：孝敬父母、尊师敬长、团结友爱、立志勤学、自强不息、谦虚礼貌、诚实守信、严己宽人、崇荣知耻、见义勇为、整洁健身、求索创新、敬业尽责、勤劳节俭、见利思义、清正廉洁、爱国爱民、天下为公。
不仅如此，而且他还逐项指出这些德目隐含的传统伦理道德，并将它与现行的德育要求及其渗透的现代意识相对接。这样就使传统美德教育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现代感。避免了“复古”、“复旧”的误区和歧途。
二十多年来，栾传大还坚持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介绍到海外，先后在中美、中加、中埃、中韩等论坛会上交流介绍，在香港、台湾介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情况和成果。特别是2007 年9月他带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研究会和英国兰彼得威尔士大学共同主办了中英中小学教育与伦理学国际研讨会，交流了两国的伦理品德教育成果和情况，达成了“弘扬传统美德，共建和谐世界”的共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24年，对于历史来说可能只是一瞬。可是对于一个人来讲，却是漫长的人生旅程。有人可能认为，在这近半辈子时间里只做一件事，未免太枯燥，太单调。可是笔者认为，栾传大同志是幸运的，幸福的。能够一心一意地投身到自己喜欢的事业中，经历24的辛勤耕耘，终于迎来硕果累累，这是人生的一大快事。我们应该祝贺他，羡慕他。
一、品格教育与德育的关系
要阐明“品格教育”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必须考察什么是品格教育，什么是德育。品格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培养品格的教育形式，是一种培养人们形成社会需要的具有普遍性的核心价值的道德教育。品格教育是一种与理性主义道德教育相对照的、缘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传统，它以培养学生的道德习惯和美德为目的。正如丁锦宏认为“具有人类共同性、普遍性的价值获得，进而形成具有个体主体性的德性品格。”新品格教育虽然是美国传统的品格教育的复兴，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强调品格训练的传统道德教育途径。但今天的美国品格教育不仅仅是对传统品格教育的简单继承，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了现代化的创新和发展。
“德育”即道德教育的简称。德育概念的界定是我国大陆德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争论的一大“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争论主要体现在对德育范畴的不同理解，研究德育概念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将德育视为无所不包的范畴；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指的就是道德教育，即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笔者比较认同后者，这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认为德育就是指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相一致的，英语中也只有“moral education”与之相对。只有研究狭义的德育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德育无所不包，那将是没有任何研究价值的。
品格教育的目的、落脚点与归属点都在受教育者的个体品格形成与发展上。德育指的就是道德教育，即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品格教育与德育归根结底都是“对人”和“培养人”的教育。品格教育实际上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品格教育就是道德教育。从相关的文献来看，许多时候品格教育与道德教育是混合使用的。在许多研究美国品格教育的专著和文献中，人们在探讨传统品格教育时，把传统品格教育和传统道德教育等同的情况很多。
二、美国品格教育复兴的缘由
1.陷入严重道德危机
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一直处于道德危机之中，并且正在经历道德衰退。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青少年糟糕的道德状况。利考纳将其主要概括为十个方面。第二，美国社会的道德问题。社会道德危机给了儿童一个恶劣的道德成长环境，青少年出现了许多道德问题。“自二战后，对公共利益的关注日益下降而只关心特殊的和个人的利益，热心于追求名誉、财富和权利而缺少羞耻感，公众人物的不道德行为以及社会舆论和媒体对邪恶鬼魅的迷恋。另外就是没有共同接受的一套标准。”第三，道德共识困境。美国社会处于道德共识崩溃时期，社会风气日益恶化。
2.重视科技教育忽视道德教育
忽略品格教育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也是美国传统品格教育走上复兴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后来的美苏冷战动摇了全世界人的道德信念，也彻底改变了美国道德教育的方向，从根本上转变了学校教育的职能和方向，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对美国产生了强烈刺激。学校的道德教育逐渐让位于科学技术教育，教育的天平出现了严重倾斜。此时，道德教育已形同虚设，正如一位美国教师所说的：“在人造卫星和计算机中间，品德被遗失了。”学校道德教育步入荒凉时代也就不足为奇了。对道德教育的忽视，很快就让人们尝到了苦果。1964年美国纽约街头出现的38个人目睹一歹徒追杀一妇人却无一人出来搭救或主动报警的悲剧，这件事引起了美国社会的震动。美国朝野上下纷纷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到底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很显然在这一时期美国教育导向科学技术教育，严重忽视了道德教育。
三、我国德育的核心问题：“忘掉了自己的根”
美国品格教育的经验和价值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我们的道德教育主要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我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道德滑坡”，甚至严重的道德缺失问题。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也出现了与美国同样的在价值选择和究竟信仰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念方面陷入迷茫和困惑的严重问题。这是我们要抓住的重点问题。从美国品格教育复兴的过程当中，笔者认为核心问题即“我们忘掉了自己的根”，盲目地对待我国传统道德教育。在对待我国传统道德教育和西方道德教育的态度方面有失偏颇，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只要把传统道德教育发扬光大，就能解决时代道德教育面临的一切困难和问题；另一种观点是“道德重建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应全盘否定。在大多数人对我国传统道德教育只是简单否定的今天，特别是针对我国青少年当中存在着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教育遗弃、甚至简单排斥的状况，充分说明盲目对待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可悲状况，即“忘掉了自己的根”。
四、美国品格教育复兴对我国德育的启示
1.美国传统品格教育的回归与复兴
美国品格教育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传统品格教育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品格教育作为西方的一种传统道德教育形式，它的复兴与回归反映了美国教育界对传统道德教育因素的重视。近年来，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国都非常关心传统美德和传统道德教育。凡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其发展程度高低，都绕不开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体现在道德教育上，就是如何处理传统道德教育与现代道德教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问题。寻求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解决之道也促使人们逐渐在传统文化别是传统道德教育中寻求帮助，使人们认识到现代道德教育的局限性，认识到道德教育应该关注德性的教育。而我们都知道关注德性的培育正是传统道德教育所追求的，反映了人们对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视。总之，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道德问题，人们在不断探索道德教育新途径的同时，也不断地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追寻失落的美德和传统的道德教育智慧。美国品格教育的回归和复兴就说明了这点。因此，美国品格教育的复兴告诉我们再不能像以往那样对传统道德教育统统抛弃，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我们应重新正确和全面地理解传统道德教育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其现代价值。
2.理性审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传统道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对待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传统道德教育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既要看到它的落后性，也要吸取其合理的内核。传统道德教育有合理的内核留待我们去挖掘。今天对待传统道德教育，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理性的分析，而不是激烈的批判。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道德教育并不随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被打破而消失，必定存在一些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就可以相互继承、相互借鉴和相互吸收。我们华夏文明几千年，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道德教育传统，这是发展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所无法比拟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二百年历史的美国非常重视挖掘其传统道德文化教育，而这恰恰是我们缺少的。当我们很多人遗弃甚至排斥我们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把学习的目光转向我们中国，而他们学习的重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发展历史仅几百年时间，但美国人民却非常重视从其传统道德教育中挖掘，更何况我们拥有几千年历史的华夏文明。美国品格教育复兴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理性审视并深入挖掘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教育文化。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修订版）.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
[2] 郑复兴.现代性视角下的美国新品格教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丁锦宏.品格教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中文摘要：西方伦理道德与中国伦理道德思想一样，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并且有着明显的系统性和思辨性，这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美德思想。西方美德伦理学是从古希腊时代就萌芽于地中海沿岸的，在西方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伦理学。随着各种形态的伦理学在现代社会中渐渐失去其可信性，渐渐在社会呈现出的各种道德问题面前表现出它们的无力性的时候，回归美德伦理学的呼声，再一次将这一伦理传统拉回到了历史的舞台，人们开始试图到传统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由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及其由此带来的西方品格教育的复兴，更为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大环境的创设以及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目标的制定带来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美德伦理学 复兴 道德 传统美德
美德伦理学在近代欧美国家的复兴及其理论在道德教育方式上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对解决社会道德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使得近代欧美国家在学校道德教育上获得了一些成效。相较之下，中国同样有着浓厚的德性伦理的传统，德性伦理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国现代社会面临的价值多元化，以及中国的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的工具理性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都与西方美德伦理学复兴的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美德伦理学在道德本质的认知上，高扬道德的主体性;在道德人格的培养过程中，注重道德人格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恰恰切中了当前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实效性低下的内在原因。由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及其由此带来的西方品格教育的复兴，更为我国学校道德教育大环境的创设以及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核心价值目标的制定带来了可借鉴的经验，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美德伦理学的复兴
（一）美德伦理学的复兴过程
西方道德哲学中的美德伦理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但
是后来以规则主义为基础的伦理思想成为西方伦理思想的主流，而美德伦理却长
期被忽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伦理学领域的这种形势才开始得以转变。20
世纪60年代以来，脱离规范伦理学而妄图独撑伦理学大厦的元伦理学开始走下
坡路。代之而起的，一方面是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代表的传统规范伦理学的
复兴;另一方面则是反对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的所谓美德伦理学(Virtueethics)的复兴。以1958年英国哲学家安斯康布(G.E.M.A nscombe)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为先声，很多哲学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德伦理学复兴的问题上。一些哲学家甚至把美德伦理学看作是一种可以取代功利主义和康德道义论的伦理学说。在这篇文章中，安斯康布发起了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强烈攻击，她认为，与传统的基督教长期统治下的“应当”、“责任”、“义务”相比，美德为道德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基础，因为人们可以独立于“义务”等观念而理解美德，并把它作为幸福生活的一部分来理解.在她看来，通过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我们可以看到，建立一种不需要法概念的伦理学是可行的[1]。
在安斯康布这篇文章的激发下，很多哲学家继续了她对现代道德学说的攻击，并以其各自的视角加入到关于美德伦理的讨论中来。然而，美德伦理学的复兴的转折点是1981年麦金太尔写成了《追寻美德》(After Virtue)一书。这本书被批评家们誉为上世纪8o年代最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是伦理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意味着西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在这本书中，麦金太尔全面阐述了他的在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美德理论，指出西方社会自古希腊到近代的整个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美德传统。但近代以来，历史的变迁使西方社会生活丧失了维持美德的背景条件，在伦理理论上，则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体系中的目的论和人性论的摈弃，因而现代西方道德和道德理论所承继的是传统道德和伦理理论的残片，西方道德生活和伦理理论处于深刻的危机中。麦金太尔认为，
要摆脱这个危机，就要向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回归。
为什么有那么多美德却要选择复兴到传统美德观?针对近现代流行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美德观，麦金太尔指出要避免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弊端，务必回归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的美德伦理中去，在社会共同体中确定个人应具有的角色品性。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曾一度盛行，却被近代极度鼓吹的个人解放、个人利益所取代，而现实生活和近代个人主义的消极因素，只能通过弘扬、复兴亚里士多德优秀的美德伦理传统，恰当处理个人和社会相互关系，了解社会共同体对个人品质的应有要求才能实现。
理论上，大量关注美德伦理学的专著、论文相继出版和发表。实践上，以
美国为例，以美德伦理学为哲学基础的“品格教育运动"，(character education movement)成为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校道德教育实践的显著特征。把品格作为教育考虑的目标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亚里士多德曾提出，美德不能仅仅是教，还要通过表现美德的行为来形成。“人们自然具有的是接受美德的能力，先以潜能的形式被随身携带，后以现实活动的方式被展示出来。美德和其他技术一样，是用了才有，不是有了才用。这一原则今天仍然是美国品格教育所坚持的指导性原则。
（二）美德伦理学复兴的原因
美德伦理学自身的价值合理性是复兴的基础。要理解美德伦理学的真正含义及价值合理性，须考察其原初的内涵。美德伦理学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尤以承前启后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为其大成。美德伦理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但从西方伦理学史上看，自文艺复
兴之后，以规则为基础的伦理学说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学说都有一个共同
点，即它们都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人们选择一种行为，可能不
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按照规则而行为。如果一个人行使某
一行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不能破坏规则，那么其行为的道德价值就是有限
的。而美德伦理在本质上是要“成就人的”，它既是一种道德情感，也是一种道
德理性，体现了伦理道德的真正含义。美德伦理学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提出了美
德的客观性，美德是道德认识与相应的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统合于人所展现的品
格，美德是情感和行为的中道等等有价值的观点，而且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与
功利主义、义务论相比，美德伦理学有着更为终极的意义。美德伦理学认为道德
教育的目的，不单是追求“效果的善或动机的善”，更强调对拥有美德的人的培
养，解决的是我们应成为什么样的品格的人的问题。这此内涵和特点反映了道德
养成的客观规律，它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也就更易于人们接
受和践行.所以说美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体现了伦理学自身逻辑发展的客观规
律[2].
时展的需要是美德伦理学复兴的条件。美德伦理对于当代社会经济、政
治以及人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因为美德是人类心灵的秩序，
良好的心灵秩序是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在道德缺失、秩序紊乱的现实社会，
弘扬美德显得尤为可贵。西方伦理学由舍弃美德带来的疑惑和困境，到自觉的思考，重新回到传统美德的历程，使我们认识到恢复传统美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今天出现的很多道德问题，都与美德的状况和对美德的弘扬、建设不够有着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人都希望个人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但是私人欲望的过分膨胀，又带来了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严重损伤，这时，美德就成为控制和引导人的正当行为的有力因素。我们应如何构建自己的美德伦理体系呢?仅仅西方文化背景出发，“唯亚氏美德是从”未免简单化，并且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中西文化伦理资源中进行分析、综合、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形成适应时展需要的新的美德伦理体系。
三、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道德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有着几千年的道德教育传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道德教育经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社会各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原有的道德规范所依存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使得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己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道德教育实效性低下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造成道德教育实效性低下的原因很多，也比较复杂。就道德教育体系自身来看，我国道德教育的现代化步伐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这是我国道德教育实效低下的内在因素。
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是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对于当今社会人们的美德教育和美德培养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美德伦理学的复兴为解决美德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困境提供新的思路，方美德伦理学的复兴能够对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 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伦理学的主题及道德生活的本质
伦理学有两个中心问题即应该如何行动和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它们分别是
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的主题。前者研究社会秩序如何整合、集体行动的逻辑
及其伦理制度安排;后者研究人们如何培养优美的心灵、陶冶情操、形成高尚美
德。在这之前 ，一些哲学家把美德伦理作为规范伦理的补充，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把美德伦理作为一种可以取代其它道德学说的理论选择一一作为一种自身独立而彻底的伦理学说。这两种选择都不是理性的选择，合理的选择应当是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的有机整合或统一。美德和规范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伦理学所应当涵盖的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有其特有的空前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特征，决定了它必须是一种高度法制化、规范化的社会。规范伦理能够在西方社会统治如此长的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这些特征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3].另一方面，美德也是必须的，因为只有通过美德的培养，才能使人真正认识和实现“规则的精神”，并最终把人导向真正幸福的生活。
(二) 美德伦理学直面现代道德危机，把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统一起来
美德伦理学强调道德的实践，把主体对善的追求与人们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
了，使它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强的操作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主体对善的追求，
是落实在具体活动中的，只有通过具体活动中的道德实践，人们才能成为一个善
人。在当代中国，要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必须强调道德训练和习惯，对年纪
较轻、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应该从我做起、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德伦理学这一伦理学说的理论支持是显而易见、
强有力的。
当代市场经济一方面傲励社会个体迫求自我实现，但同时又向人们提出了如
何通过自我完善、在道德理想的引领下发展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问题。美德
伦理直接面对现代生活的这些道德问题，立足于传统寻找社会个体自我完善的途
径，不乏其深刻的实践价值。
一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不可能是天生就能自动形成的，它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训练.让他们从内心慢慢地去领会和体验，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地养成并内化为自身的一个部分。对于学校来说，在对学生进行美德教育时，应创设一个良好的美德教育环境，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学校自身的情次，全面完整地对学生从入校到毕业所应接受的美德教育进行筹划，使大学生能在良好的美德
环境和系统的美德活动中学习道德规范，感受道德榜样，树立道德观念，养成良
好的美德习惯，提升人生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驱动，中国在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早己为世人所嘱目、世界所公认。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
也出现了道德进步或“爬坡”与道德危机或“滑坡”共存的现实，这也是个不争
的事实，早己为舆论界和伦理学界所重视。而且事实上，道德“滑坡”的速度，
超出了道德“爬坡”的速度，其客观危害越来越严重，因此，从理论上探求原因
寻找有效对策，以求尽快制止“滑坡”，并为市场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有效的道
德支持，这是伦理学界所面临的严峻课题。伦理学恰恰是极具实践性的社会科学，
所面对的又恰恰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实践课题，美德伦理学这种“以人为中心”的
伦理学体系为应对当前道德实践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三）应追溯传统美德，寻找找核心价值目标
品格教育是西方美德伦理学的践行方式，制定核心价值目标是西方品格教育的核心观点和内容．在西方传统社会里，学校不仅通过说理，也求助于培养习惯，运用奖惩或褒贬等手段，规劝、榜样和问答教学等不同形式的灌输方式，把诸如节制、真诚、缄默、公正、中庸、谦逊、贞洁、坚强，勤奋等道德规范传授给学生．现代美国中小学有着各种各样的品格教育策略，一般都是用自己选择的核心价值和美德(实行每月，每周一个价值和美德)把所有的品格教育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品格教育的道德教育环境，对学生进行。境教”．各中小学大都依据解决
社会向题的需要和社区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和美德．并且这些学校的品格教育实施空间已覆盖了课堂内外、校园内外，学生的整个生活空间已被纳入品格教育的视界．实际上，品格教育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陌生。
中国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美德的国度，周代以“礼”为主导的道德是儒家创始者直接的思想渊源；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孟子强调“义”，他给当时社会主要道德规范的定位是仁、义、礼、智“四德”．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从此，自周以来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成为被官方认同，推向社会并影 响深远的道德规范；自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这“八德”，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从清末明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东方弱势文化冲击，康有为、粱启超、孙中山等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4]。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粱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教、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的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这“四德”，统称为“四维八德”，沿用至今．
我们国家和党也在寻找道德教育的的德目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表述为t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而早就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辰观“八荣八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传
统伦理学的观念．这是以国家和党的名义发出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界定，当然，它是否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道德教育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有待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1.周中之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20__
2.张之沧、王小锡主编;《人性与伦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3.唐凯麟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__
4.唐凯麟、曹刚著;《重释传统一孺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大出版社，
5.郭广银、杨明主编:《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20__
6.黄建中著:《中西文化异同论》，三联书店，1989
7.万俊人著:《伦理学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8.万俊人著:《现代性的伦理话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__
9.王海明．伦理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__年版．
论文摘要：儒家道德文化对人们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尤其是它所提倡的传统美德，对改善特区的社会风气、净化特区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深圳特区的现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吸收和弘扬其传统美德和伦理精神，提高特区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实现儒家道德文化在深圳特区的现代转化。
千百年来，儒家道德文化与社会礼俗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和平礼让的东方古典主义的人文品格，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为特区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
深圳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是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特区的现代化建设正以其“深圳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然而现代化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精神领域，即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特区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特区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特区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道德文化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究竟有何影响？关于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笔者拟概括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所谓内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现代道德主体心性的修养、人格塑造的作用，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内心需要和精神追求，因而是“内在”的；所谓外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协调和规约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作用，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的功能，具有工具性，因而是“外在”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共同构成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道德文化的内在价值具体表现在：首先是理想人格的追求。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把追求崇高的理想人格，作为人生需求中一种高层次的需要。他甚至认为，即使在物质生活条件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只要抱有一种高尚的追求，仍然可以生活得乐观愉快、奋发有为。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0。孟子进一步将这种人格理想具体化为“大丈夫”的人格楷模。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正是这种人格力量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完善人格的道路上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现代人将从这种重气节、重操守的道德观中受到启迪和教益。其次，仁爱品德的养成。孔子强调仁爱，指出：“仁者，爱人”。他认为，判断一个人有无道德或道德觉悟的高低，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他能不能“爱人”。“爱人”主要体现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吾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把仁爱看作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品质。而现代社会最需要的就是：让世界充满爱。再次，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不息是一种自我超越、不断进取的品质，它体现的是一种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道德力量。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论语·阳货》的人生态度，强调“日新”、“革新”，如《礼记·大学》称赞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天天有进步，日日有创新。《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像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有力，君子应当效法这种精神，不懈努力，持之以恒，力求进步，改革创新。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孕育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立的精神和反抗压迫、不屈不挠的品质以及不断学习、不断改革、不断进取、不断开拓的决心。
儒家道德文化的外在价值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天下为公的价值取向。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统一性，主张个体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群体、同整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统一起来。这种整体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是这种“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培育了人们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造就了一批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其次，重义轻利的处世原则。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区分小人与君子中，孔子提出的“重义轻利”的处世原则，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超脱功利，追求道德仁义。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到孟子那里，发展成为“舍生取义”的精神，即当物质利益（乃至生命）与道德正义不能兼顾时，宁愿舍去物质利益（甚至生命）也要维护道德正义。孟子提倡的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的志士仁人，为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坚持真理，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再次，普遍和谐的社会理想。《论语·学而》说：“和为贵”，主张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处，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实现家庭和谐；在与周围人的关系上，要“和长幼”、和邻里、和朋友，实现人我和谐；在人与社会群体之间，提倡“舍个人而就群体”、“舍小家而顾大家”，实现群己和谐；在民族国家关系中，提倡“四海一家”、“和谐天下”，推崇和平外交，反对不义之战，以实现民族国家的和谐。达到这种普遍和谐的境界后，人便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实现与道和、与人和、与天地和，使社会成为理想社会，使世界成为完美的世界。
深圳的现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
深圳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取得了内地所没有的辉煌成就，同时深圳特区在现代化过程中也遇到了内地所没有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对特区的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一是重金钱，轻做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深圳特区经济的迅猛发展，有些人短期内变得富有，对金钱特别看重。他们衡量人是以金钱为主，不是以智慧和人格为主。这种“重金钱、轻人格”的思想观念对青少年的心理产生了不少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学校里求学的学生竞相购买名牌货，互相炫耀，以满足其虚荣心。更可悲的是，在金钱挂帅的情况下，有些学生把自己当成雇主，把同学当成雇员，出钱雇同学写作业，刻苦攻读的精神已荡然无存。而儒家道德文化十分注重人禽之别和做人的道德准则。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公孙丑下》"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提出做人的问题，他指出：人的生活不能只限于“食色”本能的物质生活欲望的满足，仅限于此，则与禽兽无异；要真正实现人的价值，就要学会做人，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追求理想人格。显然儒家道德文化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指南。
其二是重利益，轻道义。在商业气氛浓重的特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普遍把利益的追求作为经济生活的驱动力，金钱、利益成为衡量一切的“秤砣”；人们热衷于讲“经营之道”，而“做人之道”日益被淡忘；是非善恶，道德良心却被抛诸脑后，“良心能值几个钱”？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依此，为获利可以不择手段，能挣会捞就是能人；坑蒙拐骗，贪污受贿，走私行窃，杀人越货，卖淫嫖娼等等，只要有利可图，只要物欲得以满足，便肆无忌惮，不以为耻；甚至暴利之下，铤而走险，无恶不作，如此种种，严重败坏了特区的社会风气。而儒家道德文化强调“知耻”，孔子提倡为人要“行已有耻”《论语·子路》。孟子则从人性上强调人皆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义”就是要有所不为，不做那些会使自己蒙受耻辱的事。这就是说，我们要懂得道德的是非善恶，在自己心中立起一杆秤，以自己的道德良心为秤砣。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善特区的社会风气，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弘扬儒家的良心道德，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教育人们突破“值与不值”的狭隘功利眼界，在谋取利益之时，为自己树起一个道德标准。
其三是重自我，轻他人。自信、自爱、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本是一种良好品质，但如果过分强调自我，而轻视他人，则可能导致个体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其后果十分严重。改革开放以后，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深圳特区“重自我、轻他人”的现象不在少数，尤其是在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的企业中最为突出。有的企业主和老板，只顾自我价值和自身利益的实现，而无视员工的基本权利，强迫员工超时超负荷地干活，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则置之不理，不负任何责任地把员工赶走；对不服从自己的员工，任意呵叱、殴打和侮辱，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经常克扣、拖欠员工工资等等。这些现象的发生，都是企业主和老板只顾自我，缺乏仁爱之心的表现。而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仁爱精神，认为“仁者，爱人”，“爱人”主要是爱他人，即对他人表示仁义和慈爱。仁爱精神的具体化，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要改变当前的不良社会风气，就要大力弘扬儒家道德文化的仁爱精神，培育特区人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仁爱之心。 转贴于
可见，在深圳的现代化过程中，儒家道德文化所提倡的传统美德，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改善特区的社会风气、净化特区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儒家道德文化可以为深圳特区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儒家道德文化中传统美德的教育和弘扬，将有助于提高特区市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思想道德素质，这是特区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儒家道德文化在深圳特区的现代化从前面的论述来看，一方面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巨大的现代价值，蕴含着丰富的人道主义和整体主义成份，蕴含着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为我们提供了导向现代化的重要资源，因此儒家道德文化的传统美德完全可以和传统制度相分离，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并且儒家道德文化只有与当代社会的道德实践相结合，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得到弘扬和发展。另一方面深圳特区的现代化需要儒家道德文化，它是中国社会的延续，而不是中国历史的断层，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前沿阵地，因此它本身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化。同时，深圳特区的现代化需要与儒家道德文化相结合，吸收和弘扬其传统美德和伦理精神，从而更有效地克服和遏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良思想倾向和社会腐败现象。因此，儒家道德文化在深圳的现代转化是特区现代化和思想道德建设所面临的重大任务。笔者认为，要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化，必须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研究工作，即对儒家伦理和深圳实践的研究。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首先要深入研究实际问题，即研究深圳人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实践。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与试验场，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经过20年的发展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毫无疑问，这是离不开文化底蕴与伦理精神作为支撑的，换言之，深圳人肯定已形成并实践着自己特有的移民文化与道德观念。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对这种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移民文化和道德观念进行研究和整合，从而把握特区人的道德实践和精神需求。其次，要对儒家道德文化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使其充满仁爱精神的思想精华与有关封建等级制度的思想糟粕相分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之，我们既要从现实生活的道德需要来研究，也要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影响、利用和改造的角度来研究，只有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从儒家道德文化中得到精华，成功地实现儒家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普及工作，即对儒家道德文化中的传统美德进行宣传和普及。其一是社会宣传。借助社会传媒的新闻报道，宣扬传统美德；在公共场所（如车站、机场、码头、超市、公交车等）张贴和宣传美德标语，使人们随时注意传统美德，使自己的言行合乎传统美德。像新加坡把孔子语录带进人来人往的地铁站，以W培育人文素质，边走边受教育”为旨意，就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方式。其二是学校教育，这是普及传统美德的主渠道。学校可以开设传统美德课，编制传统美德教材和课外读物，对学生进行系统的传统美德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如新加坡把《儒家伦理》放到中学课堂、首都师范大学开设《中华伦理》课、广东编写传统美德普及读物《新三字经》等，都是值得学习的做法。其三是家庭熏陶。家庭是普及传统美德的第一场所，父母是最好的启蒙老师。和谐的家庭氛围、父母的表帅作用将使子女在温馨的家庭生活中感受到传统美德的魅力，在耳濡目染中受到传统美德的陶冶，在潜移默化中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关键词：仁义礼智信 道德 中国传统美德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归纳的五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 以 “仁义礼智信” 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灵魂中， 并形成人们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离不开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提炼与升华。
一、“仁义礼智信”的提出
“仁”的提出，最初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项链，主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人，其完整思想首先是由孔子阐释和传播的。
“义”最初的含义，即指仪表和风貌，也指适宜和正当，后来泛指一切道义，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
“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经过儒家的改造，其内容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婚姻、血统﹑长幼﹑尊卑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
“智”最初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迅速准确，后来被春秋时期赋予明辨是非善恶、自制知人等道德内涵，予以倡导。
“信”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来逐渐摆脱欺宗教色彩，特别是经过春秋时期儒家学者的倡导，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
“仁义礼智信”作为“五常”这一整体德目由官方确定，是在董仲舒去世183年后（汉建初四年即79年）的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的会议上，其会议纪要为《白虎议奏》（《后汉书·章帝纪》）。《白虎议奏》已亡佚。会后，班固奉命整理讲议记录，编辑成《白虎通德论》。其文云：
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白虎通德论·情性》）
二、仁义礼智信的发展
我国魏晋至清代中叶，是“仁义礼智信”不断扩大影响并有所发展的阶段。魏晋隋唐时期，“仁义礼智信”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大力倡导，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宋明清时期，儒家学者进一步从理论上对“仁义礼智信”加以阐发，从而使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得到不断发展。
1.周敦颐的“诚，五常之本”说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将以往的“五常”归结到一个本源——诚，要求人们必须诚仁、诚义、诚礼、诚智、诚信。这就将“仁义礼智信”真正整合成一个整体道德体系。
2.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
仁义礼智信整体德目，在宋明理学伦理思想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即二程那里，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他们由天人“一理”的道德本体论，推演到人性论上，提出了“理、性、命，一而已” （《二程外书》十一）。也就是说，“性即是理” （《二程遗书》卷十八）。既然“性即是理”，而“天理”“具备万理”，它包含了普遍道德的各个条目，所以说“性无不善”（《二程遗书》卷十八）。因而他们将“仁义礼智信”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
3.朱熹的“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
朱熹在继承二程“五常全体四支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常之性”，即“五行之理”。朱熹将五常同五行、五常之性同五行之理的关系揭示出来之后，最后将天下道理全归结为出于“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要求人们以仁爱为本，恪守做人的这一根本道理，努力实践“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做真正的圣贤君子。朱熹不仅继承了二程的“五常全体四支说”，而且还提出了“仁包四德”，“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认为这是做人的基本品德，被后人称为“朱子八德”。此后，王守仁、王夫之等人也对仁义礼智信的有关德目作出了新的解释。
4.“仁义礼智信”遭遇挑战并被补充调整阶段
晚晴至民国初年，是“仁义礼智信”遇到挑战并被补充调整的阶段。自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侵略者的炮声，惊醒了先进的人们；清政府的不堪一击和屡遭失败，使人们从思想上开始寻找中华民族从强盛走向衰弱的愿因，寻找先进的理论，比较与中华民族不同的道德观念，从而在旧道德的基础上阐发新的含义。
5.“仁义礼智信”被重新认识的阶段
至今，是“仁义礼智信”被重新认识的阶段。经过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宣传、改良和革命的洗礼，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的“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逐步发展成为反对孔教和旧文化、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全面冲击封建主义文化的潮流。五四时期，进步思想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鲜明口号。人们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学习西方新思想，批判封建旧道德，体现了历史的进步，但存在全面否定传统道德的倾向。
在革命到来时候，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旧道德的前提下建立新道德，这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规律。在革命过后，对旧有的文化遗产再作重新的清理和整顿，则也是必须和必然的。还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得到了重新评价，中华传统美德得到了重新认识，其符合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的合理价值得到了发掘和弘扬。
三、仁义礼智信的价值定位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也是人们遵循的最重要的五种社会道德规范。从性质上看，“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应该履行的基本、主要义务，而非从属、次要义务，被认为是五种永恒的道德，具有基础性和系统性。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德目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在中华传统美德中“一以贯之”地起着文化规范和导向作用。离开了它们，就很难正确理解中华传统美德得道德内涵，也很难对传统道德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大力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形成促进民族认同、祖国统一的共同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同，最重要的是思想意识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的认同。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是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最牢固的精神文化纽带，是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重要文化基础。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对全体民族成员具有内在感召力，催生和强化着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认同感。当前，有人认为，祖国大陆一段时期内曾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而台湾则较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中华文化的“根”已不在祖国大陆而在台湾。应该清楚的看到，目前“台湾”分裂势力活动不断加剧，台湾当局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的渐进式“文化”活动，妄图在文化上割断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弘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有利于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和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增强海外华侨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最大限度地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紧紧团结在一起，共同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
孙中山讲：“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道德，也就是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因为它是治国安邦之纲，我们有理由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建构符合时代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并为全体人民普遍遵循的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
四、弘扬中国传统美德
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使得我们当代的道德文化建设。须要做好内外两个层面的文化对接工作，要自觉地吸纳人类优秀的外来道德文化，要积极地承继我国传统的优良道德文化。为此，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因而，深入研究我国的优良道德文化、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合理地诠释传统美德的时代精神。则成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中华传统美德中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等伦理道德规范， 是平衡和协调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剂。它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同舟共济。中华美德中既有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流传至今并仍然发挥积极作用的美德内核， 也有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的崭新时代美德。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用熔铸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人们共知共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社会风尚， 是顺应时展的强烈呼唤。应该把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置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 突出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现实意义。这就把中华传统美德置于世界民族文化的大舞台上， 为弘扬和培育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开阔的思维视野。“仁义礼智信” 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 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 像“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 等，，具有普世价值，我们应当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荆惠民.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J].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从文化观念的基点看，美国德育是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
个人主义坚信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人格的绝对性、不可重复性和不可侵犯性，突出个人自由和权利，提倡个性解放，推崇个人的自立与奋斗，强调自我是独立的价值主体。在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中，认为个人是社会的本源或基础，即使讲个人服从群体或服从普遍精神意志（比如上帝）时，也首先以承认人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为第一前提，在价值追求的过程中和对生命的理解上，个体性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概念。
与个人主义交相辉映的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基本精神是强调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或人的独立、自主，强调对个人价值的承认。“主要特点是以人的理性本质作为道德的依据，在理性中建立起道德的要求、规范和原则。”[1]理性主义的信念是：人类都能够以理性权衡和辨别利害关系，控制好自己，以使进步必然地实现。即“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均等地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取得的成就都直接地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结果”[2]，在此信念的支持下，理性主义特别强调人自身对周围客观世界的思考与判断，“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3]
美国德育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作为文化传统，最早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以古典方式进入文明社会，原始氏族彻底瓦解，个人私产合法性在国家、社会中得到确认，建立于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和契约关系以及城邦国家，浇灌出一朵重视个体权利和自由的花蕾。古希腊关于自然法和人的自由、平等的思想，以及城邦政治、公民观念等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的历史渊源，[4]也是重智慧、重理性的理性主义的萌芽。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都有论述理智对于道德生成的意义。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思考是道德的关键，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要运用充分的说理和追求智慧的办法，“假如一个人能掌握准确思考的方法，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并且主动地去做好事。”[5]萌芽于古希腊的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两个精神维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定、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家们从理论上掀起了论证人的自由本质、推崇人的理性力量的思潮。它是资产阶级反对神教和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也是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重要思想基础。18世纪以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花，选择美国作为最理想的实验地和最广阔的表演舞台。美国的移民始祖，大多是为了摆脱宗教或政治的迫害，追求自由和民主而来到美洲大陆的，具有强烈的个人自由权利意识和反权威的传统。后来陆续扩大的移民队伍，又大多受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人格独立、富有创新、冒险、求变求新等意识，这些性格和精神，正是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重要内容。伴随着北美大陆的西进运动和边疆拓荒，拓疆者身上那种披荆斩棘、勇猛冒险、自谋生路、自给自足、自由叛逆等精神使得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弘扬。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蕴涵丰富价值内容的德育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烙印更为明显。在德育本体论上，美国德育强调个人是价值、伦理的本体，德育应从个人价值主体的需要出发，反归到人性的完善来把握；方法论上，美国德育强调尊重个人意志自由选择，推崇个人的理性思维判断，认为道德、民主等不是通过说教得来的。因而，从文化传统上看，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是美国隐性德育生成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
二、德育理论与实践：反灌输占据
主导地位
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对美国德育的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限定与塑造作用，这突出表现在现当代美国德育理论与实践盛行一种“无导向教育”。所谓“无导向教育”，就是用自我发现价值的过程取代价值引导下进行学习的一种教育方法。在这种“教育价值导向”下，教育者最明智的选择是回避直接的价值和道德说教，集中于保持“中立”“客观”或“价值无涉”。
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以培养美国民主与进步社会的合格公民为目的，其“三位一体”的德育模式，即通过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学校生活、全学科教材和诉诸儿童的构筑本能和表现本能的反省思维教育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促使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得到道德训练，提高道德能力。
杜威间接德育或隐性德育奠定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德育理论探讨的基调。60、70年代风靡美国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和价值澄清德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隐性德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在道德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道德认知能力，而不是道德规则。道德教育的目标是要通过激发学生的积极道德思维，促进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的发展，而不是灌输具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学校道德教育可以借助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和公正团体法，引导学生进行道德推理，帮助学生解决道德冲突，让学生通过讨论去判断哪一种价值观更好，从而发展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拉斯思等人的价值澄清理论主张，在德育中，教师不要向学生传授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不要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而只能通过分析和评价的方法帮助学生减少价值观混乱，形成适合于其个人的价值观。在德育中，教师最重要的是保持价值中立。20世纪80年代复兴的品格教育理论虽然具有传统道德教育的特征，如强调道德教育的社会化功能，重视直接的价值观教学，强调教师的权威性等，但并不是20世纪初期品格教育的简单复活，而是在坚持品格教育传统的同时有新的生长，比如强调德育要追求个体自主和外在控制的统一，关心和尊重学生，重视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的主导作用但也要突出活动与道德氛围的道德教育价值，通过各科教学进行道德教育，主张学校、家庭、社会的有机结合等都融合了隐性德育的基本要求。
普遍反对单纯的道德说教和强制灌输，注重创设具体的道德情境，引导和激发个体自主的道德推理、思维和判断，在参与活动中帮助学生道德理性的发展—德育理论上的隐性特质成为美国德育实践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的基本原则。
尽管美国各类学校或多或少也开设一些德育相关课程，比如法学、公民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美国总统制、经济学等。但这些课程很少用抽象的纯理论的方式对学生进行道德灌输，而是将德育的内容渗透到学生的生活、学习、交友和择业等实际过程中，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模糊认识以及他们所关心的政治、经济和时事方面的热点话题，由点到面，层层剖析，强调引导学生作为道德主体的主动参与性和自我发展性，让学生从这些课程中获得思想熏陶，提高道德判断力和选择的自觉性，增强对美国文化价值精神的理性理解和把握。
除了正式的课程外，美国教育界非常看重校园文化、学校和课堂的气氛、教师的形象、学校的规章制度、校内的舆论导向等“隐蔽课程”（hidden curriculum）在学生政治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形成中的作用。因此，各学校都非常注重校园环境和人文景观的设置，主张教育与严格的管理相结合，对校长和教师的要求尤其严格，认为学者化的高素质的教师才能以自己的人格感召力对学生进行“无说教”的教育和引导，以实现“隐蔽课程”对学生“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课程之外，活动式德育是美国学校德育的主渠道。美国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的社会活动范围非常广泛，诸如参观访问、社会服务、社团沙龙、社会问题调研以及募集资金，竞选宣传，环境治理等等。通过学生亲自实践的各种社会活动，能较好地使德育内容“活化”，促进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在活动氛围的渲染中，潜移默化地“经验”社会道德。
此外，各种形式的咨询、服务机构在美国学校几乎随处可见，其主要职能是进行生活指导、学习指导、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它对于解决学生思想、心理上的具体问题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发挥着隐性德育的重要功能。
三、德育实现的环境支持氛围浓厚
德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社会现实环境的支持系统。社会环境与德育目标越一致，德育目标越容易在环境的熏染、诱导、驱动下得到强化和实现，此种情况下，环境发挥着积极的育德功能，且不露痕迹。总体上看，美国社会现实环境给美国德育提供的支持氛围较为浓厚，因此，能较好实现用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德育“无意识”化的功效。
美国非常注意将经济、军事、科技、法律等社会实体性力量巧妙地引入德育社会化过程之中。美国政府不惜大量投资进行文化设施建设，在全美各地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等。仅华盛顿一地就有国会大厦、白宫、华盛顿纪念馆、林肯纪念堂、国会图书馆、航空航天博物馆这样耗资、规模宏大的场所，免费向民众开放。这些文化设施不仅发挥着陈设与展览作用，而且具有鲜明的公众传播和教育功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体现了“美国精神”，是美国向其国民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广大学生正是在看文物、图片等实物进行学习与体验的过程中，接受了无形的教育，学校德育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呼应与扩充。另外，政府和社会都非常重视、支持学生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各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和公司企业都有投资建设和开辟提供给学生的实践机会或实践基地，有力地配合着学校活动式德育的实现。
美国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也明显渗透着美国主导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日常生活中，人们推崇个人奋斗与成功，追逐着美国梦，相信靠自己的努力就会成功，自助者天助。社会尊重和敬仰那些靠个人奋斗、勤奋取得成功的人，特别是出身低微、独闯天下、获取巨大成就的人，更会受到社会普遍的赞扬和羡慕。家庭教育中，父母常向年幼的孩子征求意见，尊重孩子的意愿、隐私和尊严，把孩子当成有能力对事物作出独立判断的主体看待，给其充分的发展个性的空间；家长常常鼓励孩子出去闯荡，培养其独立精神和生活能力。家长是孩子世界中有着巨大权力和权威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孩子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许多价值和态度，比如对宗教的信仰、热情、习惯以及“我是宗教徒”的心理定势和美国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社会道德习俗等基本原则。
美国有着浓厚的传统，全美有90%以上的人信教，且信教情况多元复杂，因而，宗教对世俗社会的渗透与影响深刻且广泛。宗教组织通过传播宗教观念影响宗教徒的生活态度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以暗示的方法发挥着德育的作用。宗教都与世俗道德内容相交叉，强调人的自律，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信教徒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认同与履行，从而强化世俗道德信仰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奇.道德学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85.
[2]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9.
[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C]//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4]杨红梅.当前提高大学生集体主义教育实效性的思考[J].前沿，2007（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