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2 11:00:39
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文化一词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总的看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解释，把文化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解释，将文化理解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积淀。本文是从狭义的角度来讨论文化的。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政治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
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应当是自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直到新中国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但在实际上，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影响．本文所谓传统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人类总是按照不同的地域，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创造其文化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决定着它的特征。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除了具有封建社会的一般特征外，更具有自己的特点。只有揭示其具体的特点，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才能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那么，中国封建社会有哪些独特的特征呢？我们认为，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1．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步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称（《诗经·小雅·北山》）。春秋以后，随着 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土地制度受到破坏，新兴的封建势力在夺取政权后，相继实行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得买卖土地”。从这时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一方面存在小土地私有制。同时也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形成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形式。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他们先是以隐户奴役制的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制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其前身是隐户农民）两种人物构成的。但不论是哪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既是因为中国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传统影响，也是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中都是以国家名义确认土地私有制度。因此，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圣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上所作的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和自魏．晋、唐以国家名义推行的均田制；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2、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
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对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
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结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小农经济的这一特点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693页）因此，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只能是君主制度，而国家对土地享有的最高所有权则为君主的专制提供了根据；同时它又使国家的兵力来源和财政收人直接来自农民，因而也就使对农民的管理成为国家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微弱，缺乏全国行政系统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王权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固然有奴隶社会的传统及其他多种原因，但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不能不是根本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上的这—特点,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3．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以宗法关系作为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并以此作为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又一主要的特征。
中国奴隶社会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到西周时，奴隶主阶级还根据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族制系统把人分为不同等级，确立了分封制与等级制。从此，这种根据族制来区别人们等级地位和决定财产与权力继承的宗法关系就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的主要社会基础。在这种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财产与政权，而且家、族与国家结合成为一体，家被看作是国的基础，国被看作是家的扩大；国王不仅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还是全国最高的家长。这样，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虽然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代替了分封的君主制，政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除王室外，取消了家、族的世袭权力，但是宗法关条仍然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巩固发扬。这首先是由于奴隶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的传统已深深刻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仍像一种巨大的惯性力一样起作用；二是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也是旧制度下，享有某种特权的宗族的后裔，宗法关系的继承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三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出现为宗法关系的存在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缺乏凝结力的小农经济需要宗法关系来维系，而一家一户长期在一小块土地经营的生产方式对家族的存在起到了巨大的稳固作用。由此，宗法关系不仅得到继承巩固发扬，而且以纲常伦理原则赋予了“天理”、神意的权威，并受到“国法”、“家规”的保护。反过来，它又象一个巨大的网一样，束缚着人们，对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王权起到巨大的作用。
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基本特点，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和锁匙。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一直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这决" 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对此，学者们已多有论作，这里不再赘述。然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的问题，却有种种见解，尚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表现形式上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1、务实的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务实的，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注重人事，与人的实践紧密结合。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比较中，有的论者提出，西方是理性的思维，中国则无理性。这种论点未免失于偏颇。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乏理性思维。如在人性、天人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均表现出很强的哲理性，并不比西方逊色。不同的是：西方的传统政治文化注重于对事务本身的认识，追求理论上的完整，如在国家问题上，总是注重对国家自身的认识。通过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理论论证，达到对国家完整的认识。因此，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思辩色彩，表现出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倾向。古代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有一段话，对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作了十分精辟的表述。他说：“既然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开始探讨哲理，那么显而易见，人们为理解（事物）而开始追求知识，不再是为了实用”（《形而上学》卷，卷二，982B）。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不乏理性思维，但并不注重事物本身，而在于人事，在于论证人事的原则，集中表现为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与人的政治行为紧密结合和追求实用的倾向。
第二,注重治国之道，而不注重制度的研究。对治国方法的研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十分重要的内容。从历史的横断上看，各家各派都十分关心治国方法的问题。司马谈对诸子百家的分析是对这一点很好的说明：“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六家要旨》）。这就是说，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方策。从历史的纵向上看，治国的方法问题也是各朝各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不仅通过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与法治、德治与礼治，君道无为与君道有为、王道与霸道等问题的争论得到表现，而且更深刻地反映在对于“政治”含义的理解上。中国古代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政者事也”，“治者理也。”“教不善则政治”（《国语·齐语》）。到了近代，尽管政治的实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关于政治这一古老的观念仍没有改变，政治仍被解释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孙中山所说的：“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1页）。
与中国不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注重对制度问题的研究。当然，西方并不是在各个时期都是如此。但从总体上看，对制度的研究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都是通过对国家一般理论的讨论，而达到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认识。翻开任何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务实性的原因，论者们曾提出各种理由，有的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工商业不发达，因而没有西方那样发展的自然哲学，也有的认为是因为西方历史上存在过各种各样的政体形式，而中国则2000多年一直是君主制度，不存在政体问题。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触及到根本。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去寻找。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和血缘、宗法关系不仅造成了君主制度的长期存在，而且使君主集天地君亲师各项权力于一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达到极为专制的程度。以君为师，以吏为师确认了权力对认识的最高裁决权。各种思想都只有为王权和封建秩序服务，并为统治者首肯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情况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性，因此，中国古代不存在独立的认识主体不能不是造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根本原因。
2、重民的政治文化
对待“民”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早在周代 就提出”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书，无逸》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成时期和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对待“民”的问题更具有突出的地位，出现了“富民”，“养民”、“牧民”以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吏为民役”等各种有关“民”的思想。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民本主义”的文化，也有的认为是“人本主义”的文化。我们认为，这些都不足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因为“人本主义”是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观念，其中“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指社会上一的切人。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是为反对神权政治和君主专制制度而提出的，其前提是反对将神作为目的，提倡人是目的，反对封建的等级不平等。提倡人的平等，人格的独立和尊严。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是指处于社会最低等级的人。而有关“民”的思想都是针对君民关系而言的，其前提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它承认封建的等级不平等。
至于“民本主义”也是不贴切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君民关系而言从来就是君本而不是民本，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怜悯的对象，只有君才是目的。上述种种关于“民”的思想，都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荀子有一段话讲得很请楚：“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已，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已用，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已用，不为已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君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应是“重民”的政治文化。上述各种关于民的思想，尽管是作为君主维护统治的手段而提出的，但却反映出历代统治者对民的重视。
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要“重民”呢？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专制王权建立的基础，是国家兵力和财政的直接来源，没有民的支配，任何一个政权都无法维持。对此，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非常清楚的。孟子“得其民斯得天下”（《离娄上》）的“政在得民”的思想和唐甄提出的“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明鉴》）的思想，很清楚地说明了封建统治者重视民的原因。
3、伦常的政治文化
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是任何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就道德与政治关系的表现形式来看，中国与西方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一，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尽管有道德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道德与政治已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相互分开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道德与政治则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总是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一般表现为善、正义等一些抽象的道德范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道德则总是和人的行为联系起来。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不管主张如何变化，伦常问题都始终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内容。孔子时虽还未成系统，但“为政以德”成为其思想主干。“忠”、“恕”、“孝”、“悌”都成为重要命题。战国时期，特别是儒家，不论是讲性善、伦常“根于心”的孟子，还是主性恶，其“善者伪也”，即礼义皆系人为的荀子，都无不论证了伦常问题。至于以后，虽然出现了主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董仲舒的神学、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的" 玄学以及主张“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的理学之间的区别，也都不过是采取不同形式，论证了纲常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伦常的政治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其具体内容来说，有如下两点：
第一、伦常是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
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孔子把礼看作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荀子把“有辨”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辨”即“别”，是礼的核心和本质。程颐把“天理”看作是人的本质，“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遗书》卷二十四）。所谓天理，不过是神化的三纲五常。既然伦理道德被看作是人的本质，因此，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实现道德，而实现的途径则是按照伦常的规范要求修身养性。这样伦常作为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
第二、伦常是重要的统治工具。
伦常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而政治文化又是以伦常来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它的突出表现是“德政”的思想。
德政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质是要求统治者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感化百姓，并通过“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以教化百姓。中国儒家历史所宣扬的“正者盖所以正人之不正”，“躬行其实，以民为先”（《朱子语类二、三》）“以德为教”，“明人伦之教”都是对中国传统德政思想的极好注解。
在德礼政刑四种方法中，德政历来被置于首要的位置。关于这点孔子有一段话说得极为清楚：“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这就是说最好的统治方法是用伦常的思想进行教育，其次才是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就要使用刑罚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和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伦常的政治文化，对于维护专制王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就格外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而被置于至高的地位。
三、总评
以上，我们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虽然，它并不一定反映出全貌，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在建立自己的观念形态与实际措施中，注意于从实际的过程中去提炼出思想。中国政治文化强调了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要考察民心，注重民意。中国政治文化在政治统治理论上，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和谐。从这些看来，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仍有合理性的方面。因此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不应采取简单地否定态度，而必须看到其中的合理成分，并在现实中，不断地挖掘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东西得到更大的发展。
与任何文化一样，政治文化是处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因此它必定具有时代烙印，带有时代的局限与不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亦是如此。如中国政治文化的务实性只求于适应现实，适应于封建宗法关系，使得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缺乏创新性和开放性，从而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关系这个模式中。中国政治文化重“民”。但“民”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这种重民思想只能是培育对“官”与“皇权”的肯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重视伦常，“移孝作忠”，“亲贵和一”，其根本所建立正是一种以君主为最高主宰的君主专制的官僚体系。而将上述三方面进一步概括的话则是个人的自主性丧失，而君父权力的无限扩大。在这方面我主要谈一下中国的个人与整体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每个社会成员由于生来是这种血缘宗法关系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
论文摘要：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特点、“比德”理论、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三方面入手简析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并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宗法社会以及儒家思想的促进作用是形成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予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孑L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日：“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超级秘书网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前边已经提到，一种思想既是其文化土壤特征的反映，又在相当程度上推动文化特征的发展。儒家思想诞生于宗法制的文化背景下，而且又是主张维护这种文化秩序的。由于学说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在统治者的扶植下，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主张，“三纲五常”的秩序规则，一步步地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最终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现实和忠孝一体的伦理观念。
【关键词】军队革命传统 基础 特征
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主要基础
建军80多年来，我军革命传统经历了不断积累创造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基础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优秀军事文化成果的吸收是我军革命传统赖以形成的文化基础。美国著名传统研究学者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①传统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任何传统都是在既有基础上的继承和革新。传统和文化关系密切，任何传统都集成了现有文化的思维方式的合理成分。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也离不开这些具有想象力的文化传统积淀。
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特别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精神、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外国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文化以及以《战争论》为代表的近现代西方军事文化、五四以来的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都是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重要文化要素。这些文化要素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规定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革命军人个体必备的现代意识的基本内容，对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我军革命传统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军事文化的融合。如何把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塑造成具有现代革命传统的新型武装力量，主要还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贯之以现代民主及科学精神，通过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来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创新理论是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理论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军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军基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思想观念都有它创新产生的现实基础或客观条件，同时又有它得以形成的思想渊源。梁启超认为，只有强大的军魂才能铸就强大的国魂，军魂销尽国魂空，1899年他曾撰文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②军队革命传统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国特殊时代背景及战争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法、道德伦理规范以及军事理论中国化的过程。
艰苦卓绝的严酷战争环境是我军革命传统形成的实践基础。自我军成立以来，人民革命战争面对的敌人都是异常残酷凶狠的，军事斗争实践面临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进攻。异常残酷的斗争环境，使军事斗争多次面临严重失败和挫折，我军革命传统也不断升华。从井冈山到长征，从延安到西柏坡，我军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其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就是在这种环境中练就的。当然，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我军革命传统和党的革命传统是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这主要是由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处的地位和任务决定的。
我军革命传统的鲜明特征
我军革命传统从总体上看是我军革命精神与革命道德规范的有机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外部特征，有着不同的内涵侧重点。以革命精神为例，井冈山时期是我军初创时期，其传统精神主要体现为敢为天下先的革命首创精神；而长征时期主要体现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谱写了一幅震撼世界人民心灵的英勇画卷；延安时期则以实事求是、艰苦创业的精神史诗昭示后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公而忘私精神等等绵延至今，历久不衰。而我军革命道德传统则集中体现在它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等方面。这些革命传统的内容虽然形态各异，但就其所体现的本质价值内核是相同的，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系统和文化形态。
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革命传统，既体现了一般军队所应具有的基本精神品格要求，又因指导理论以及军事斗争环境的不同而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军革命传统又有着其恒定的价值内核，从而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精神特质，折射出其鲜明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超凡的感召性。我军革命传统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体现出超凡的感召力量，是我军道德行为规范的重要载体，也是管理模式形成的重要基础。我军的革命传统，从最高领导人、革命指导理论、政策、制度都具有其特有的带有时代特征的超凡的感召力。战争年代，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崇高的革命理想以及个人品格、超群卓越的军事才能，济世救人的宽阔胸怀，感召了多少人甘愿出生入死地追随他们，追随他们的济世理想和济世理论。而领导人所具有的这种特质既是后来和平时期导致个人崇拜的种子，也是团结带领千千万万人民子弟兵克敌制胜、战胜困难形成党和军队特有的革命传统的根基。
我军革命传统的感召性特质还表现在其理论对实践指导的真理性与科学性。权威的形成主要源于对真理的信仰。传统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的行为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主要因为其真理性和权威性，具有理性的说服力，契合人们的心理需求与道德需求。我军革命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形成发展并不断创新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保证我军革命传统的创新发展能够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紧紧把握军事斗争及先进军事文化的发展规律，始终坚持对崇高理想和真理的渴求。革命传统的理论科学性保证了我军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巨大的变革性。创新是我军革命传统能够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要求一支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军队，这支军队必须是适应现代战争需求，能够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军队，是一支没有任何私利的人民军队。
鲜明的实践性。指出：“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包含着我军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和根本制度，包含着我军特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是我军70多年积累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军的传家法宝。”我军革命传统蕴含着军事斗争必须具有的科学思维和方法，体现于具体的原则和规章制度中，其隐含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逻辑方法具有历史传承的同一性，具有跨越历史时空的相对稳定性和一致性，它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我军革命传统不仅是一种精神传统，更主要的是体现为在上述基础上的鲜明实践作用，特别是部队有效运行的管理机制。通过革命传统决定了军队的性质宗旨，在此前提下，如何实现上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管理，则通过革命传统的传播得到彰显。“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是决定人民军队性质本色的‘红色基因’”③，它具有跨越时空的影响力，继承和发扬我军革命传统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这种实践性也是我军革命传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所在。
顽强的斗争性。我军革命传统体现了我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具有压倒一切困难和敌人而不被困难和敌人所压倒的革命英雄气概，敢于并勇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传统，这种顽强的斗争性是在科学性认识实践基础上的重要精神品格，也是我军卓立于世界强军之列的标志性精神品格。从五次“反围剿”到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战争到历次自卫反击作战，我军都是以其顽强的斗争精神战胜了敌人。这种顽强的斗争性来自于顽强的纪律性，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拥有强大力量基础的斗争性，这种顽强的斗争性也是建立于科学精神之上的、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斗争性，因而这种顽强的斗争性才能够所向披靡，历久不衰。
小结
我军革命传统的形成基础决定了我军革命传统的鲜明特征，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我军革命传统面临着如何适应使命任务变化促进战斗力提升的问题。从科学管理的角度出发，科学分析我军革命传统基础的变化，保持革命传统的鲜明特点，应是军队革命传统不断创新发展、焕发出无穷战斗力的重要思考视角。
（作者为西安政治学院基础系博士研究生、空军航空大学飞行教官训练基地讲师）
注释
①[美]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我国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设计专业开始不断细化，以就业为导向被划分为不同设计门类。网页设计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体现了艺术性与技术性的融合和统一，同时，网页设计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然而当前网页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基本沿用了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一般模式，较多地强调专业技能学习，忽略了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培养。在专业技能学习上，也多是盲目模仿西方设计形式，忽视传统文化的学习，在课程的设置上关于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较为单一；对如何将传统文化融入设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缺乏创新性。
二、传统文化融入网页设计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魅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传统文化的核心，即中国人内在的精神生活形式，包括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习惯等。其次，传统文化的物态形式，即其内容的外在表现，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的习惯和规范等。再次，传统文化的民族特征，这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种民族性的文化也是多元的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中运用的传统文化元素就是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如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文字的元素有汉字、书法、篆刻和甲骨文等。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网页设计教学是为了让学生能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以便设计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传承和发扬好传统文化。设计教育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模式，优秀的设计作品要能体现出民族的文化内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面对当下新媒体飞速发展、中国网民数量飞速增长（包括使用手机媒体的网民）的现状，高校应当更加重视网页设计人才的培养，而将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网页设计人才培养，不仅能为学生提供网页设计的灵感和素材，而且能够给予学生正确的人文教育和设计观念，使其明确设计不能盲目追随流行，而是要体现设计师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
三、关于网页设计人才培养的思考
（一）立足传统文化，更新教学内容
课程教学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在设置课程时要注重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传统文化的融入网页设计教学不应仅仅停留在设计形式上，而应从传统文化的内涵出发，更新教学内容。首先是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是学生进入专业学习的铺垫，可以在专业基础课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例如在绘画基础课程中可以选取瓷器、京剧脸谱等元素，这样可以使学生了解并且熟悉传统文化符号。在构成基础课阶段，在学生学习了构成法则的基础上，对应用部分的练习可配以主题性的训练，如传统图案图形的运用。平面构成部分可强调对传统图案图形的认知、理解和运用；色彩构成部分可强调对具有民族特彩的认知、理解和运用。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网页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中学会运用传统元素逐渐理解传统文化。在专业课方面，学生有了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进行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设计练习时才有可能。如在网页的界面设计中，可以让学生以传统纹样为题材进行主题创作，组织画面元素；也可以以传统民俗文化为主题进行界面设计创作，如二十四节气、中国结等。在引导学生对传统元素运用时，可以让其采用直接运用和间接运用两种方式。直接运用传统文化元素，需要做到表现形式具有新颖感，能直观、生动地表现主题，传统文化元素可以图像或者图形的形式呈现。若想在直接运用的基础上设计出表现形式独特的作品，不能模仿照搬而应在理解传统文化元素内涵的基础上合理运用，这需要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积累。间接运用传统文化元素需要寻找元素间的联系，将看似没有关联的设计元素巧妙地联系起来。元素可以是具象表现也可以是抽象表现，运用形式美法则构成主题。如何选择元素间接表现相关主题则需要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有一定的了解。
（二）加强对传统设计思想的学习
在网页设计教学中传统文化以及相关理论也应当受到重视，我们在注重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使其加强对传统设计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以通过增开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理论课程，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这种理论课程教学可以联系专业实践开展，避免学生因课程枯燥而出现对其不够重视的现象。如在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环节中，可以从设计风格和设计思潮的角度指导设计实践，让学生在理解设计历史的基础上学会理解和分析经典设计作品的内涵，学会查找和分析资料，提取其中的设计元素。传统文化融入网页设计教学不能仅停留在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上，还要注重对于传统文化思想和内涵的传承和表达。
（三）课题形式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培养现代创新型设计人才尤为重要的环节，可在以往实践项目基础上融入传统文化元素作为再设计的实训项目。网页设计对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要求比较高，教学方式的变革应该从实践的各个环节全方位展开，目的是使网页设计的实训部分摆脱单调枯燥的教学模式。以往各门专业课程的实训内容都是围绕着课程的内容展开的，学生的专业练习也是在老师指导下按部就班地模仿，无法真正锻炼学生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将传统文化融入的再设计实训，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孤立看待一个传统元素，而是要注重与其他实训练习的关联性和连贯性。网页设计人才培养目标是一专多能型高技术人才，具有较强的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网页设计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多种技能协作完成，只有综合各门课程知识融入到综合实训项目中，才能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形成有效的衔接。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要求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后进行有针对性的项目实训练习，挖掘出与课程相关的设计项目作为课题，把专业知识与实践运用联系在一起。课题的选择要利于将传统文化和专业教学融合在一起，由浅入深。每一个大项目的内容都需要运用几门实训课程的知识点共同完成，只是每门课程在不同的项目中担任的“角色”有所不同。学生从课题的问题着手，寻找解决办法，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问题。在实训课程内容的开发上也可以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共同开发实训项目来丰富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这样的教学方式能使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达到统一。
四、结语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众文化；文化基础；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大众化”的战略任务。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文化基础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基础文化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国别化是根植于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的灵魂的再创造。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建立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而运用其最基本的理论去塑造人们的认识。“所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形式上说，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更有助于其宣传和传播。” [1]从文化意义上讲，要形成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必须从人民大众的不同文化层次去划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同表现形式。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华传统文化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一致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思想在体现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每个阶段。《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368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正是各种文化各尽其能的表现。“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23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和历史传承性，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对正确理解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要充分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去积极引领大众意识，防止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认识上的僵化。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必然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滞后性，于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然成为引导人们认识新生事物的灯塔。“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空场’。‘空场’并不表明没有任何文化精神，恰恰相反，现实情况是，同时拥有太多的文化精神，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包围和挤压着，它们互相冲突、碰撞、排斥，而没有哪一种能够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精神。”301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文化上的引路者，而中华传统文化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
大众文化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传播对象的群体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表现方式。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表现方式。大众文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普遍价值观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形成相对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取向。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不同文化之间相对统一的和谐共生。要建设和谐共生的文化首先必须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不同文化在相互交融间会产生碰撞。因此，我们要在充分探究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之上去诠释其内在的统一性。和谐状态不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消失，而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结果。（三）大众文化是动态的文化。大众文化的动态性要求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大众文化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天地之性人为贵。”24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以人为本，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谐的大众文化。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就意味着承认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文化的差别势必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后汉书?隗嚣传》载：“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243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必定会各舒己长，接下来便是造成各方的论战，如何正确认识不同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的长处和短处，取长补短使不同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环境下和谐共生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然会造成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必不可免的。这就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努力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衔接点，在此基础上诠释各文化的共生性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更和谐。
四、结语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9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就是把马克思主理论用通俗的表现形式为人民大众所掌握。“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9马克思主义只有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才能实现大众化，才能反过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由制度维系走向群众自觉实践的过程。”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而社会历史文化便是人民群众的自我创造和发展的过程。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问题同人民群众所熟知和了解的文化基础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如何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是现今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马克思主义是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其大众化意味着人们对该结论的普遍认识和实践运用。” [10]中华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土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根植于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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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医继承和恢复的条件，由官从医、由儒从医者更加数不胜数。在古代，具备了传统文化知识背景时，学习中医会较为容易，并且中医和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中医学融汇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不论是理论根基还是思维方法，都和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天然浑成的效果，医学中例如五行、气、阴阳等均由传统文化中来，所有传统中医理论体系都是通过传统文化的不同范畴作为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我国传统文化，就不会有当前形态的中医理论。要从源头上解决中医传承、发展、振兴的问题，主要是真正解决中医本质、传统中医特点、加强中医文化地位、恢复中医总体思维形式，在中医界构成了统一认识以及相同的发展动向。从某种程度来讲，中医文化研究成为了中医继承、发展的主要动力，要强化中医药学科学以及文化价值观的体现乃至中医药理知识的教育。
二、中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现状
1、基础教育忽略传统文化素养
职业高中的中医教育对于普及传统文化知识方面较为匮乏，这个基础如果不对中医教育的几点思考李建伟山西省原平市职业学校摘要：职业高中对学生进行中医方面的教育是为了能够培养出可以掌握我国传统文化以及技术的专业型人才。面对学生本身具备的文化素养、将来要服务的人员的文化素养以及所掌握的内容构成的反差使得我们只能够将中医教育放在当前科学文化的氛围中进行分析，找到当前中医教育事业的问题所在，探寻提升我国中医教育质量的方法。关键词：中医教育素养教育质量牢固就会令学生未来的学习之路较为坎坷。当今学校过于重视理科和英语的学习，而往往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给予重视。而对于学习语文，也仅仅是在传播传统文化知识，并非真正将文化渗透到学生内心。
2、中医教学中西结合的现实形式
中医学当前的教学形式属于将中西文化乃至医学理论共同传授的过程，这也令中医教学的过程较为独特。中医学属于我国传统医学的科目，隶属于东方文化。中医学校的教学过程通过中医专业知识为核心，倾向于东方文化，可是为了让学生可以更加良好的适应当前医疗保健工作并具有良好的发展潜能，会在教学当中设置较多的基础学科以及和西医有关的学科，学生在入学时通常已经具备了一些关于西方文化的基础了解，所以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会更为迅速。而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基本理念就会相对陌生。对于当前科学和西医学来讲，中医理论的学习会让学生无所适从，许多学生觉得就是在看“天书”。
3、中医学生的无措与迷茫
当前很多中医学校为了响应国家的相关政策，会扩大招生的数量。步入中医学校进行学习的学生有三种：第一种属于立志于学习中医的学生；第二种属于家长希望子女的未来能够在医学方面做出成绩；第三种是没有自信能够顺利升上普通高中而报考了职业高中。而大部分学生的报考都过于盲从。中医学是一项十分深奥的医学，它同当前具有较大的差距。可是就算对于那些对报考中医学校十分热衷的学生来讲，只要当他们接触了中医学科中五行、阴阳、经络等相对抽象的概念时，都会无法轻易领会其中的含义。并且，当前媒体都会用较大的版面对科技方面的成果进行大量报道，而却极少会关注文化传承方面的内容。
三、主要措施
1、抛弃中医是伪科学的想法，强化中医药文化教育
在对中医药知识体系培训之前应当强化中医药文化基础知识的培训，让学生在真正接触中医之前，应当对我国传统文化知识进行补充，例如我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中医药典故、中西医文化对比等相关内容，不但可以让学生真正了解中医、接纳中医、还可以在对比的过程中让学生建立对中医文化的认同与兴趣。
2、优化中医课程，突出中医特征，兼顾西医知识
当前中医教育在设置课程方面过于模仿西医课程。所以，目前中医教学应当强化学生学习中医的力度，在进行课堂设置时应当遵从中医自身的规律以及理论体系，不可以兼顾所有而忽略中医的特色，多设置有关传统中医的课程，尤其传授有关中医方面的良好经验。
3、保持适度规模，增加师承教育的力度
从古代开始，传统中医的诊疗传承就是通过师带徒的方式进行，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对这种方式给予重视。因此，当前很多中医学校都已经开始引进此种方式进行教学。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也要不断加强此种教育方式的力度，并探寻出新的方法，不断提高中医学人才的培养。
四、结语
关键词:课程改革 文化传统
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课程改革的知识基础
我国的文化传统作为课程改革不予选择的文化场域和无法逃脱的知识基础,是课程改革无法逾越的最大国情和改革发展的文化立场。文化传统,简言之就是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即“透过文化现象人们能够体验领悟到的一种精神、风格、韵味,这便是传统。”[1]文化传统是本民族文化出生、生长、生活及生存方式中所蕴含和表现的稳定的价值取向、自发的思维特质和自在的精神诉求。退一步说:“传统虽然产生在过去,但必然是仍影响甚至决定着今天生活的东西,它仿佛无所在,又无所不在,既无形的存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又存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2]
文化传统的另一文化学称谓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就是传统的文化,在内容上,它囊括着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制度方面的一切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其实,二者的区分并非汉界楚河,泾渭分明,而是血脉相连,血浓于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3]二者可谓道以育器,器以载道。
我们中华民族由于独特的文化生态孕育出了一个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传统。正如著名学者张岱年所说:“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4]第一代新儒学代表梁漱溟也曾明确说过:“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5]
伦理型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突出表现为重视自我修养,在思维特征上注重内在的自省和悟性,着重经验描述的整体思维,而相对缺乏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相对缺乏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正如李泽厚所言:“中国哲学和文化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毋宁更欣赏和满足于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6]
此外,这种伦理型文化因为长期盘踞在封闭自足的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也塑造了以继承为本,多述而不作的瞻后式的保守怀古的思维特质。中国的历代学者大多都是经学大师,其著述大多是对经典的注释、阐释,或是对注释的再注释。与此同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网力量和长期延续,使中国文化在深层次呈现出注重经验理性、务实础虚的思维模式”[7]。更进一步说,在世俗文化中,人们较少追求精神的“天国”,也不玄想抽象思辨的形和道,都只是为了保持现实和追求世间的幸福和快乐的经世伦理之学和实用所求的实用科技(如兵、农、医、艺等)。
一直有人草率地断言传统应该属于过去,应该被尘封为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更有甚者认为应该成为激进分子的“臭老九或是发了霉的奶酪”。其实恰恰相反,文化传统内在于人们的生命和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们的道德标准、真理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等一切判断之内。在这种意义上,每个个体都被抛入到文化传统的这个漩涡之中,传统成为了波兰尼(m.polanyi)的缄默知识(tacitknowledge),希尔斯(e.shils)所指的“不言而喻的成分”[8]35。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2]。在这个层面上,文化传统构筑了整个民族流淌着的共同品格和思维,俨然成为了荣格(c.jung)的“集体潜意识”。从关照文化传统的立场审思课程改革,文化传统决定了课程改革的知识基础土壤。一方面课程改革要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汲取优秀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课程改革要成长于这片土地,要从这片知识基础中拔地而起,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同时,弥补和完善传统文化的缺乏和薄弱。
二、课程改革中文化传统的迷失与症结
厘清了文化传统的核心内涵,接下来把目光集中在发轫于2001年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的话语表述和理论资源中弥漫着大量的“欧风美雨”,诸如多元智能理论、成功智力理论、建构主义、后现论等等;在研究方法上也流露出质化的滥觞和叙
事的转向,而中国教育自身的实践和理论的传统术语却被刻意地回避起来。其实,西方的每一个理论的背后都是对西方教育自身问题的回应,即“同样的教育问题在不同国家的体制中,表现形式都有其独特性。”[9]就多元智能理论而言,其创始人加德纳(h.gardner)所提倡的八又二分之一智能,其实是深受哈佛大学哲学家尼尔森·古德曼所创建的《零点项目》的影响[10],其价值取向和学术定位都是对西方启蒙思想以来的唯科学主义、认知性思维的发展中所带来的困境和危机的反思和超越。进一步说,多元智能理论是对西方过于重视抽象思辨理性的反弹与超越。而反过来反思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于此恰恰相反,我们从文化根源上就缺少西方现在较为淡化的科学思维和理性思维。由此,中、西方文化传统根源的差异就决定了当前中、西方所面临教育问题存在着巨大差异。
同样,建构主义这一美丽的理论曾打动了很多学者的心扉,然其之所以产生并流行于美国而非世界上其他国家,足以说明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不是简单的纯操作性的教学方式,而是一种浓烈的文化现象,是对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反映。建构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诠释出个人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准则,将教学解释成是师生主观的建构行为,而忽视了学校教育实践的制度化特征,忽视了教学行为的社会制约性。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则恰恰相反,我们在教学中过多地集中在集体性和社会性上。其实建构主义理论本身也远非完善,很多学者对它进行了批评和否定。有西方学者认为建构主义理论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鸿沟,建构主义只是对杜威、皮亚杰和瓦根舍因等人思想的拼凑,不能代表一种新的教学论[11]。其实,我们无法回避课程改革的浓厚社会性和历史性,杜威很早就警示过后人:“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讨论教育上的一个新运动,就必须具有比较宽阔的或社会的观点。否则,我们会把学校制度和传统的变革看成是某些教师的任意创造……教育方法和课程正在发生的变化如同工商业方式的变化一样,乃是社会情况改变的产物。”[12]中、西方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其真实的场域实际上是大相径庭的。而现如今,我国的新课程改革却成为了“西方诸国课改新理论的大拼盘”,陷入了“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尴尬境地,课程改革也越加迷离,其出路也愈发混乱。
最为关键的是,《纲要》的目标和内容上,提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课程标准”中也强调“加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革命传统教育”。从关照文化传统的立场出发,《纲要》中提出了加强以继承、发扬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教育,其实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同时,是对文化传统进行着“优秀的”选择。然而仅仅继承和发扬却远不能让传统永远保持“优秀”。虽然《纲要》在课程目标中要求“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在课程标准中“倡导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但是从文化根源上看,《纲要》并没有对我们自身文化传统进行有效诊断和解构,就如何补充我们文化传统自身的不足和盲点也明显重视不够。希尔斯曾说过:“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8]15所以,课程改革除了选择、保存、传播、继承文化传统,还必须面对无法逃避的历史重任,那就是要对这块满是“伤疤”的“传统布帛”进行修补和完善。
三、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课程改革的路向选择
有必要强调,文化传统在自身成长变迁的历程中,“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13]。作为自在文化样式的文化传统只有在与外在的自觉文化(包括外来文化)的相遇震撼中,不断地发生动态冲突而又相对稳定地积淀才能持续发展。然而,这里就需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效地自我诊断,对“优”的传统大力继承和发扬,而对于现今时代相对为“劣”的、薄弱的文化根源,则要重新评价并不断地完善。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既是财富又是包袱,它可以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系,永葆创新的源泉;若处理不当,它也会成为一种惰性力量,规范甚至扼杀人们的思想创造。基于此,希尔斯明确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是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8]2,又进一步说:“传统是人们既有的解决各种人类问题的文化途径”[8]10。
因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路向的选择上应坚持“本土成长”。本土成长绝不等同于本土化。“本土化本身就是文化殖民主义的一部分,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是一个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外烁过程进而得出,本土化无法成为弱势文化有效的解殖出路。”[14]本土化这一说法的背后,蕴含出全然接受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实践的逻
辑倾向。萨德勒(m.sadler)早就提醒过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之林,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颗具有生命的植物。”[15]而“本土生长”这一路向却坚持将课程改革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中,在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养分和肥料的前提下,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有效的自我诊断和细致解析,在把握自身传统优点的同时弥补和改善自身传统的不足和薄弱。也就是说,改革之中需要的不是同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彻底决裂或是忽略不计,而应该妥善利用传统,补充传统,在传统的地基上构筑课程改革的大厦。而这一路向必然诉求于自身文化传统根源的薄弱和症结的实际解决。
最后,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根源差异决定了中西方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及真实的场域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在借鉴、吸纳舶来理论的同时,应该对这些理论的真实历史背景进行反思性厘清与前提性追问。此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设定、理论资源的路向抉择切不可急功近利,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维度和改革进取的生命向度,它提供了课程改革的最大实际隐性国情,切不可无视或忽视。由此,课程改革的初衷便要从文化根源上改善我们传统的缺乏与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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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新闻文体；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H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302-01
一、引言
当代文体学研究是运用现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文体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会导致新的文体学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产生新的文体学理论的理论基础。新闻文体作为典型的功能语体，是文体学家研究的对象之一。它的研究以文体学和语言学理论为理论框架。笔者根据语言学、文体学和新闻文体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按照我国新闻文体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不同，以年代为参照系，把它分为以传统修辞学和文艺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以转换生成语法和形式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以功能主义和功能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和以功能主义、话语/ 语篇文体学、社会历史/ 文化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旨在分析我国新闻文体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指出研究中的分析层面和存在的问题。
二、新闻文体研究的理论基础及相关研究
（一）传统修辞学和文艺文体学是我国20 世纪80 年代的文体研究
由于文体学和传统修辞的界限尚未划清，主要是以传统修辞学为理论基础。传统修辞学研究语言的一般修辞手段、讲话艺术、语言对人的影响和吸引力等，是对语言规范的研究，忽视了语言表达成分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全面深入地揭示语言表达的规律。以传统修辞学为理论基础的文体研究往往不能全面深入的揭示文体特色产生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我国20 世纪80 年代的文艺文体学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文艺文体学只强调文本语言的自然效果，忽视语言的文化背景。
我国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的新闻文体研究以传统修辞学和文艺文体学为理论基础，主要是从对读者（听众） 的影响来研究新闻文体的修辞特点。其分析涉及利奇（Leech ， G. ） 提出的词汇、语法、修辞格、语境和衔接五大潜在文体特征中的前三种，对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的体裁、语域等特点阐述不多。如陈怀杰指出为了便于听众理解，特别英语（Special English） 有“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和清楚流畅”，以及“消息多，易理解和有趣味”的文体风格和口语化、用词简单、句子较短的语言特点；但未涉及这种风格产生的其它原因，如广播媒介的局限性等。
（二）转换生成语法和形式文体学转换生成语法是我国20 世纪80年代文体研究的另一理论基础
转换生成语法以二元论为基础注重语言的本体研究和语言的自然效果。二元论认为内容和形式可以分开，内容是意义选择而文体是形式的体现，文体价值体现在语言适合性和文体变体比较之中。转换生成语法在文体分析的途径上与二元论结合在一起，它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认为句子的逻辑含义可以用一组基本命题来代表，这些基本命题及其相互关系构成这个句子的“深层结构”或“语义表现”；这些基本命题可以用不同的词或相同词的不同组合形式来表达而不改变其基本意义， 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构成这个句子的“表层结构”即文体变体。但从转换生成语法的角度对文本内容分析很少，对文体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几乎是零，文体分析大部分局限于纯语言层面。我国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初的新闻文体研究以转换生成语法和形式文体学为理论基础，主要是考察新闻文体的语音（字位） 、词汇、句法结构特色。其分析除涉及利奇提出的词汇、语法、修辞格、语境和衔接五大潜在文体特征中的前三种外，还包括了张德禄提出的字系和音系特征，对新闻语篇的文体特征及其社会文化因素论述较浅。
句法结构使用省略，有简洁、生动幽默和讽刺等文体特点，是典型的以转换生成语法、形式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的新闻文体研究范例。尉瑞星指出，由于时态、语法结构和词汇的转换运用而产生了报纸标题简洁明快、扼要概括、引人注目的文体特色，但他没有论述句法结构上的特点。罗建国分析了新闻英语的句法结构特点，原来以短语或从句形式出现的后置定语开始以过去分词、连接符号构成的词的前置形式表现出来，没有提及新闻文体的语体特征。
三、结论
通过考察自80 年代以来发表在我国8 种核心期刊上的关于文体研究的33 篇论文以及3 部专著，可以看出新闻文体研究确实受到了语言学和文体学的双重影响。目前我国新闻文体研究主要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为框架的研究。从1990 年至今关于新闻文体研究的10 篇论文和两部专著的有关论述都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为基础的。但是在应用该理论时，还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新闻文体研究范围的广度不够，主要局限于报纸新闻报道的研究，对于诸如社论、特写等其它次语体的研究不多。在考察的21 篇论文中，报纸新闻报道占16 篇，广播新闻报道2 篇，电视新闻报道、报纸社论英语、新闻特写各1 篇。在考察的3 部专著中对于新闻文体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新闻报道的文体分析。当前，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兴起，网络新闻随处可见，但对于网络新闻文体的研究还没有涉及。第二，新闻文体研究的深度不够，虽然近期几篇论文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对新闻语篇进行了语域和文体分析，但缺乏对于影响新闻文体的社会文化、常规和组织规约等方面的体裁分析，对于新闻语篇的连贯和衔接方面没有论述。第三，在处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上认识不足。大部分学者在进行新闻文体分析时运用了语言学和文体学的相关理论，但对新闻文体受到新闻学的何种影响论述较少；只运用语言学和文体学的相关理论解释了新闻文体的功能，而对新闻文体对于文体学和语言学有什么意义则未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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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武术;论文;科研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85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09)06-00138-04
A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cien tific Study Compared with Athletic Wushu
YING Juying
(Zhejiang Economic and Trade Polytechnic College, Hangzhou 3100 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505 papers on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retrieved from CNKI from 1998 to 2007 are a nalyzed and contrasted in respect of the annual tendency of change, fields of re search and types of research.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quantity of papers o n both 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tends to be fluctuating and unbalanc ed.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Wushu is obviously lagged to the bas ic research. It points out that highlighting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achievingscientific skill and training is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Wus hu; Emphasis on the media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eeking an appropriatecompetition system as well as descending traditional Wushu by school should befocuses of Wushu research.
Key words: traditional Wushu; paper;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stu dy; analysis
新世纪,“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成为时展的强音,在体育领域,更多的学者 将研究的视角锁定在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武术上,特别是受西方体育影响较小的传统武术。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以来,武术界一些学者就开始涉猎有关传统武术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 传统武术,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的路应该如何去走等一系列问题逐渐 成为武术科研的重点。众所周知,20世纪是以竞技体育为主的西方体育在整个世界蓬勃发展 的一个世纪,传统的中国武术虽然与西方竞技体育具有迥然相异的文化特色,但是,这并不 妨碍从其发展轨迹之中寻找一些可以借鉴之处。武术领域,受西方体育影响较深的竞技武术 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本文将以竞技武术的科研 为参照物分析传统武术的科研现状,总结其成就和不足,从而寻找传统武术科研的方向与重 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在美国科学指标统计体系中,科技成果一般可分为三类:学术论文(以及专利)、用价值量表 达的成果和教育培训成果,其中学术论文(以及专利)为直接成果[1],据此,本文 对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的科研情况的比较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选取了自1998年1月 到2007年12月10 a间有关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文章。具体方法是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清华同方CNKI数据库) ,在检索项“题名”栏中分别先后输入检索词“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采用精确匹配方式,在选择查询范围时采用中图分类法――总目录、 教育与科学、综合体育,共检索出有关传统武术的论文348篇,有关竞技武术的论文242篇, 共计630篇。对检索出的文章全部下载,并进行初审,剔除不属于学术论文的文献以及重复 性研究,筛选出符合本研究标准的武术论文505篇。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分析对所收集的论文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分析:通过纵向的时间轴对比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 的科研情况,以分析传统武术科研的发展趋向;通过横向的研究领域、科研性质对比竞技武 术与传统武术的科研情况,分别将二者的研究进行了归类统计,旨在客观呈现当前二者的科 研状况。
1.2.2 数理统计 对收集的论文按不同标准分别进行分类,并进 行统计处理。
1.2.3 逻辑分析 对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论证。
2 结果与分析
2.1 近10 a来有关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研究的期刊论文数量及走势对比近10 a有关传统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85篇,有关竞技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40篇,具体数量分布 见表1,总体趋势见图1、图2。
从表1和图1、图2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期刊论文基本逐步增加,从2004年开始急 剧增加,竞技武术的论文研究在2006年到达高峰,继而又快速回落。而传统武术研究则基本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可以反映出当今武术科研的总体趋势,即: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特色较浓的传统武术,半个世纪以来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的局面 将被打破,传统武术将再次取得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为促使作为未来武术发展主流的传统 武术能够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其目前的科研状况进行宏观分析,指出其成就与不足,从而 使更多的研究者整体把握其发展概况。
2.2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主要研究领域对比将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论文按研究的主要侧重点进行分类,论文数量由高到低排列,具体 数量见表2、表3,主要分布见图3、图4。
由上可知,对两者的发展问题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说明整个武术的发展相对西方 体育仍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武术发展一直是关心民族武术的学者们倍加关注的焦点。另外 ,对于竞技武术研究,技战术训练研究高居之最,而对传统武术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十分薄弱 ,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是也是传统武术研究的重点。
2.3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科研性质对比分析按科研性质分类是各学科进行科研工作较为通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它便于明确研究课题的性 质,把握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按研究课题的性质,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关于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我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刘大椿教授认为,“基础研究这种科学活动的主 要目的在于分析事物的性质、结构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事物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2]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是指依据基础研究的成果,寻求解决实际 问题的方 法或途径的研究。[3]将所选武术论文按科研性质进行统计与分析,具体数量如表4 ,分布如图5、图6。
由以上可知,有关竞技武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比较平衡,而传统武术的应用研 究明显滞后于基础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统武术的实质性发展。
3 讨 论
3.1 武术科研的重心开始转向传统武术研究,其中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由图1、图2中反映出来的传统武术研究逐年增多,竞技武术研究开始回落的趋势可知,传统 武术将逐步取代竞技武术在武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武术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关于 传统武术的文化和发展研究。传统武术的发展研究成为焦点,是因为长期以来,传统武术一 直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况,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成为热点,是因为社会 大环境的使然。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民族一败再败,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使很多人 开始怀疑我们的文化。面对连续惨败的事实,处于极度自卑状态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妄自菲 薄的心理,力图将中国发展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西学。“西化”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 展的特征性标志。从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到的“砸烂孔家店”,再到改革开放后 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等等,西学的历史印迹无处不见,直到20世纪末,在很多 人心目中还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
中国体育的发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在西方强势体育的冲击下,继承发展了几千年传统文化 的庞大民族传统体育体系逐渐分崩离析,源流有序、自成体系的上百个武术拳种逐渐付之东 流。从近代一直到今天,西方体育在中国已遍地开花,奥运会――一个包含极少数东方体育 项目的体育盛会,一直左右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它一方面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东方体育,使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不知所措地发展。[4]我们的全运会基本以奥运会为指 针运转, 除武术之外没有一个民族体育项目,即使武术也做了大规模的精简,进行了近似完全西化式 的发展。作为武术一小部分竞技武术也一直在为进入奥运会而四处奔波祷告,一再削足适履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事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得以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奥运会之所以能最终发展成世界性体育盛会, 是因为内外因都具备了。传统的中国武术之所以在20世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是因为它们 无深邃价值,而是因为没有促使其发展推广的外部条件。[5]当外部条件具备了, 自然能够得到长足发展。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1世纪,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条件逐渐具备。20世纪 末,面对片面“西化”,强调“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以自然、和 谐、统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经济落后并不代表文化落后。正如于均 刚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述:“现代普遍流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仅适合经济领域 ,不适合文化领域”[6]。西方的强大有其先进制度的原因,也有其到处烧杀抢掠 而奠定了 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模式,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自 身固有的先进文化。“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 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传统武术的发展真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
从统计结果看,近年来关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比重最多,占到整个传统武术 研究的60%。其中,关于传统武术发展的研究之所以高踞传统武术研究之最,正因为武术界 众多学者看到了传统武术的发展契机;这种契机正是因为东方文化的再次兴盛而致,所以有 关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仅次于发展研究,成为传统武术研究位居第二的研究热点。
3.2 传统武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 少,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比较而言,竞技武术论文中,基础研究略高于应用研究,比例相对持平,而传统武术论文中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约为4:1,应用研究比重相对较少。应用研究的相对匮乏会使基 础研究始终停留在“认识世界”阶段,而不能在“改造世界”中发挥实际作用。只有加强传 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才能真正解决传统武术的具体实践问题,缩短传统武术科研的实践周期 ,加速传统武术科研的价值转化,加快传统武术的发展进程。
竞技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从运动员体能锻炼、教练员素养 、技战术训练、规则竞赛、以及产业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理论模式,在这 种情况下,其技战术研究仍然高居之最,这说明竞技武术研究已经逐步细化到深层。而传统 武术的研究极不均衡,其技术战术的研究仅占7%,与竞技武术技战术训练的论文比重65%相 比相差近10倍,近60%的研究集中在文化发展研究上。“重文化研究,轻技术研究”成为当 前传统武术科研领域的普遍现象。
传统的武术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学者 的精辟论证已经将传统武术定位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另有些学者的研究仅限于低层 次的从文化到文化的文字游戏,这种转换式的重复研究可能是受当前评职称过分要求论文数 量的影响,甚至部分文章毫无根据地天马行空,漫无边际,使本来还比较清晰的传统武术云 雾缭绕,令读者不知所云。低水平重复研究对传统武术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不仅会增加读者 的阅读负担,而且给传统武术蒙上一层过于玄虚的外壳,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
在研究武术文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武术这个文化载体比较特殊,它毕竟是一门以 运动技术为表征的人体文化,其文化的发展传播绝不能脱离技术载体,只有逐步完善技术研 究,通过技术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播。面对众多西方体育的普及,传统武术庞 大的技术体系有待于系统化、科学化,只有寻求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技术体系,加强应 用领域的研究,才能切实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因此,文化热后,对传统武术研究在注重文 化研究的同时,更要落实到技术层面,传统武术技术才是传统武术得以推广的载体。
3.3 在巩固理论研究、文化研究的同时,加强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为传统武术寻找切实 有效的途径,是今后武术科研的重点目前的传统武术科研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对已有的文化研究进行归纳梳理,去粗存精,去伪存 真,并逐步过渡到技术领域的研究。在怎样的文化框架下进行传统武术的技术传承和传播, 使传统武术在传播过程中真正发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应该成为今后 研究的重点。例如,对于青少年应该选取怎样的技术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 精神的作用;对于中年人应该通过哪类传统武术的哪类运动形式进行锻炼,才能使其通过锻 炼体会人生,在武术的和谐中寓对抗,对抗中求和谐的技术中感悟人生过程;对于老年人应 该以哪些内容为主,以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进行锻炼,才能真正起到健身养生、延年益寿的目 的。只有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传统武术的发展才有实质性进展。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说得再天花乱坠,若没有人学,没有人练,那也是徒劳 。要使更多的人喜欢传统武术,首先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传统武术。在进行了上述技术的改革 研究后,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大力宣传,对传统武术发展会起到最直接的催化作用。有研 究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间,CCTV5对中国武术的关注程度极低,其所占份额还不足其总 量的1%,5年来对全国武术锦标赛的转播为0,作为普及教育的“跟我学”栏目对武术的传 播次数也为0。[7]凄凉的数字让我们震惊。人的观念要靠一种信息不断地、反复 地刺激人 的大脑才得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对中国武术的遗忘和搁置,对西方体育的呵护和 热衷,将必然导致西方体育的中国盛行和中国武术的大众遗忘。[8]加强对相关的 传统的中国武术赛事的直播、转播,加强对武术教育价值的宣传,以进一步配合传承民族文化,弘扬 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当今媒体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对于国家媒体和主流媒体。只 有让人们充分认识和了解武术,才真正使武术在当今的社会大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比赛与规则方面的研究,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论文的比重为2%和19%,巨大的悬殊应该 与竞技武术特有的竞赛功能有关,但竞赛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传统武术的开展中同样必不 可少。比赛是拉动发展的最好方法,没有比赛,传统武术很难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其发展 自然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目前,有关传统武术竞赛的实践已经展开,比如很多省市举 办的世界传统武术节,但是应该采用怎样的竞赛方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竞赛仍然 基本采用竞技武术的竞赛方法,采用竞技武术套路的旧版本竞赛规则。如果按照这样的举办 方法进行下去,那么,随着比赛的逐步正规,参赛者水平的提高,这种竞赛将与现在的竞技 武术套路比赛无异,将无所谓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之分,而统统成为现代竞技武术。加 强传统武术的竞赛研究应该成为其发展研究的一个方向。
在学校开展传统武术教学是传统武术普及的必由之路。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始、次原始 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载体。欧美的各种球类活动和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 跆拳道,都是以学校教育为中介完成改造。传统武术历来追求的修德塑人的教育目标恰恰是 当今青少年学生所需。面对跆拳道在中国校园如火如荼地开展,传统武术诸多不可替代的价 值如何才能得以实现,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价值如何得以转化?寻求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切 实可行的推广模式,将特色的文化建设的全新理念注入当今武术发展规划,以科学的文化发 展观指导武术的实践发展,使武术的发展科学化、规范化,加强传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是真 正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的有效途径。
4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统计结果及分析论证可知,武术科研的重心正在逐步转向传统武术研究,与社会大环 境相适应,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传统武术研究的热点,这是值得欣喜的。但是,传统武 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少,从而导致 其研究成果难以完成科研价值的实践转化,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 。
针对目前传统武术科研存在的问题,加强技术领域的改革,研究适合传统武术的比赛模式, 以学校为中介完成传统武术的传承,并充分利用媒体对其进行有力的宣传,使人们更好地了 解传统武术,应该成为今后传统武术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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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民族乐理；民族音乐学
“中国民族乐理”是《基础乐理》课程的一个分支，他同民族音乐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与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最初提出在《基础乐理》课程中引入“中国民族乐理”思维的理论，是基于一部分民族音乐学家的对音乐描述的新的认识――强调应该从历史、社会、艺术三个重要角度，对音乐本体进行深度描述；强调对乐音的时值、音高、谱例、调性全方面进行观察、体验和描写。
从上世纪初叶引入斯波索宾先生的“西方音乐基础”理论，经由此后不断更新的该学科学术理念的多次传入，基础音乐理论及民族乐理研究在中国已有近五十年历史。早期的音乐学者由于处在缺乏足够的乐理学术成果的年代，其研究工作是在西方乐理的基础上展开，侧重对乐音的时值、音高、谱例、调性的教学性描述，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使初学者在获得音乐表现所必须的一般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稳定的音乐审美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音乐学术研究与中外音乐交流在停滞十年以后突然解禁，音乐理论界进入了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期。199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有关中国民族乐理的专著――杜亚雄《中国民族乐理》出版，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引发众多学者的参与和争鸣。争鸣的热点有“音乐形态学研究”与“音乐作为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由此引出了《基础乐理》课程与中国音乐审美背景的关系的进一步探讨。时隔二十年的今天，由于民族音乐学理论发展非常迅速，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环境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从而使音乐基础理论界跨文化的比较方法的可行性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基础乐理》课程教师也意识到该课程的研究思路和讨论范围已经很难用旧有的西洋乐理教学模式加以限定。如何在保留本民族音乐习惯前提下，发展适合本民族审美思维的音乐基础理论研究成为当务之急，同时也使在一定范围内开展比较性质的研究课题成为可能。于是，一些学者们基于“双视角”的文化立场，开始以中国学者的眼光，从学科发展史角度对“民族乐理”的学科理论、实践教学、理论方法的衍变脉络进行梳理。
1 “中国民族乐理”思维引入《基础乐理》课程的方法论取向
早期的学者们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诸如“五声音阶”、“四声音阶”与“西方大小调”的比较，他们比较侧重探讨它们之间音阶、曲调、结构的音乐形态特征，不太强调音乐背景，也不注重从一个社区、一个部落或一种民间文化出发，结合具体的文化背景去理解其整个音乐体系；早期的学者们对民歌及器乐的旋律研究比较漠视；并且在乐器分类法中并不太注重“背景”。这是因为民歌、器乐中具有较强烈的音乐和文化个性，使得这些学者尽量去避开这些内容。而事实上，每一位在中国担任《基础乐理》课程的教师与学者，他们既要教授音乐的体系、律制、调性、色彩与分区等微观的内容，也要具备把握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等宏观音乐的能力，并且具有较宽广的学术视野。
因此每一位教授该课程的教师，既要是精通某一微观音乐领域的专家，也要是熟悉本民族传统音乐及其音乐模式，并且能将其收集、整理、分析、并且纳入自己教授的课程中进行深入研究的通才。
匈牙利音乐学家萨波奇的《旋律史》（1980；人民音乐出版社）中，把音乐划分出几种风格区域：（1）原始风格；（2）五声音阶系统；（3）马卡姆和拉嘎风格；（4）大小调风格。如果对上述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说《基础乐理》课程具备广义的和狭义的方法论特征。
《基础乐理》课程涉及了有关音乐的微观的、本体的研究。其音乐本体包含了速度、音长（时间连续性）、音高（音调）和音强诸要素。这些要素的音乐价值则涉及了与历史、社会系统、文化传统、风俗、法律等有关的音乐性、非音乐性的价值判断体系。所以，对《基础乐理》课程的教授，必须同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志的宏观研究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如：传统戏曲或民歌发音后会产生一系列的“微分音”、“游移音”与“中立音”，保持着与一定地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可能无法用简单的音高或音调概念解释，是否可以解释为一种受到了地域审美经验支配的、弹性的、具有创造性的专业音乐创作模式。1989年6月，美国匹兹堡大学音乐系主任恩克蒂亚教授来北京作了历时一个月的讲学，其讲学内容十分广泛，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新概念；民族乐理学的目标和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等内容都有较独特和全面的表述。在讲学内容中，还纳入了他对音乐理论学科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所作的深入思考。即：提出了《基础乐理》课程的教授应该遵循几个原则――“文化中的音乐”、“音乐作为文化”和“通过音乐去研究文化”的原则。
2 “中国民族乐理”思维引入《基础乐理》课程的研究手段和实施过程
中国民族旋律是一种以横向思维为基础的音乐形态。之所以要在《基础乐理》课程中重点讲述，是因为中国学者注意到了这种以横向思维为基础的、并以此区别于西方纵向发展的多声部音乐的特殊文化个性。它具有非常强烈的东方音乐，或者说是中国音乐的个性色彩，对它的深入研究就像是对中国音乐的“语言”的研究一样。
鉴于“中国民族旋律”有较强的实用性和较为复杂的音乐语义、语境背景。在以往的《基础乐理》课程中常常被教师有意或无意的忽视甚至回避，甚或有时被教师归于“乐音”或“声音”的层面对待，把民族旋律中动态的、活性的部分看作程式化的，无意义的音声的排列组合。
换言之，每段中国民族旋律都具有相当强烈的地域“风格区”与“色彩区”特性，都可以看作是一段含有并传递一定文化信息的独立的符号单元。教师在授课时，应该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对它的讲述就像对“语言”的讲述一样：既有旋律形式自身的音乐本体论研究，也有对旋律色彩意义阐述的语义学研究，还可以是内容涵盖前二者的音乐符号学或民族音乐学研究。这样，学生就会理解并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形态与语义内容、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存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文化；融通性
1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的融通
早在殷周时期，《尚书・洪范》中就提出了“五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将世界本原具体为五种基本物质，开中国唯物主义本体论之先河。后来，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故谓之道。”的宇宙论思想。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气化流行”就是“太极”，就是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和成因。它既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质料，也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这是古人对自然进行观察和抽象概括的经验性结果，虽然仅仅是进一步从直观上将宇宙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气”，依然处在朴素唯物主义发展阶段，但这种思想已经从经验上认识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并力求从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论证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到《类经》“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不仅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辩证法思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在融通性。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存在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丰富的辩证法思维，然而这种唯物主义并不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思想，这种辩证法也只是直观体悟、类比外推的直觉思维方式的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偏好于中国人所独擅的超理性的、体验式的直觉或者说“象”思维，而轻视以概念分析和逻辑判断为基点的逻辑思维。这并不是否认对于逻辑思维的应用，而是说它不是自愿地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思维，而希望把直觉或“象”思维方式作为认识本质、本体的主要方式。与此相联系，就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内容来说，它更多的是以对社会、历史、人生等客观辩证法或准确地说是“实践辩证法”的探讨为基本特征。另外，就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方法论来说，它主要是一种排斥了逻辑的可证性、理论的可认知性及语言的可陈述性的直觉思维方式，表现为“悟性”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是一种思辨型哲学，注重逻辑化、概念化、形式化的理性思维，而且作为哲学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西方的辩证法从内容上看，它是以自古希腊起就注重对逻辑思辨、概念推演的主观辩证法的研究为特征；从方法论上看，它以逻辑思维方式为基础，从而使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不同观点下的相通性，也为而这的结合创造了理论结合点。
2 “天下大同”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融通
“大同”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构想的大同社会。到洪秀全《天朝田亩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天国。再到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原则的“三民主义”社会理想。对美好社会模式的追求与向往，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内化为民族的内在精神力量，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同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础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自觉的道德意识，注重从道德的角度，通过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但是处于封建时代的这种社会理想所依靠的还是贤明的统治者，归根到底是处于人治社会下对理性的道德呼唤，尚不能把认识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在实际中只能沦为空想。而共产主义社会建立的基础则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打破束缚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具有科学价值的预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植根于现实，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为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应运而生的。《礼记・礼运》中所阐述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的思想。与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公平、公开、公正”的，由劳动者有序自由联合的社会形态，是同一方向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财富均匀、公平、正义、和谐的大同社会，而传统文化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也属于一种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虽然二者的本质和所依靠的力量不同，但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人道主义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同的价值取向。可以说，二者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是相通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和价值观基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义碰撞与融合的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 “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的融通
中国的民本思想产生于殷周神权衰落人性崛起之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和重要的思想历史遗产。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无论哪一个朝代、哪一个阶级，无不将“重民、爱民、保民、安民、富民、教民”作为自己执政的重要理论指导。从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战国策・赵策二》“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荀子・王制》“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到《六韬・文韬》“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肌寒则为其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之物，此爱民之道也。”；《宋史・朱熹传》“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这一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不断得到加深，与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产生诸多共鸣。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的概念。明确指出：人，总是具体的、现实的，不是抽象的、虚幻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不仅指出了人本质的社会性，而且也提出了人与社会的现实统一性。并在此观点上，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将“人”作为一种目的存在的，而不是手段。“以人为本”并不是一个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命题，而是作为一个价值论命题提出的。一方面他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强调的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性。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虽然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产生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发展成熟于封建社会时期。但我们也要认清其理论局限和积极影响，批判继承。一方面，民本不是民主，理论等于实践。在王权高于民权的时代，虽然存在“民本思想”，但其却意在“使民”，“民本思想”不过是作为安邦治国的政治手段。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以家族伦理为本位追求人的社会价值，与马克思主义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相同的。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看到了人民在维护国家稳定和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表达出了人民史观的思想倾向，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通的。传统文化中，以宇宙论为出发点，回归于人类社会，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与马克思主义，“人”是主题、内容；出发点和归宿是相一致的。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把对现实性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理解作为构建自己理论的基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又对沟通民主与民权起到了媒介的作用，这成为马克思主义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理论结合点。
4 中国哲学的实践性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融通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首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哲学的特性而言，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问题解决型哲学。形成了全面的实践观点，不仅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实践、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还包括科学实验，几乎涵盖了全部的人类生活领域。在肯定人的主体自觉能动性的基础上，把实践作为区分自然世界和人化自然界的基础，实现了哲学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并以实践解释了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架起了客观物质本体与主观意识活动的桥梁，使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这两对矛盾关系，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的统一。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起源的《周易・系辞下》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从起源上，中国文明就是源于观察、起于经验、落于实践指导生活的应用型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存在一定得内在统一性，这为二者的融通提供了现实的可能。道家主张“清净无为”、“去智离形”、“心斋坐忘”。儒家崇尚“修身”，讲究德行的不断积累，达到“内圣外王”的同时，进一步扩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生活领域。完成从人格修养到社会政治的道德伦理外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修养文化，注重人的自我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国哲学的实践是依靠人的主体自觉性的道德伦理实践。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原创的实践概念，但是许多方面都贯穿了重视应用性的实践精神。中国哲学思维大部分源于对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的观察和体悟，主张在道德和政治实践中实现人格的完善和政治的大同，并提出来“三表法”等一系列实践的检验标准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则把实践的根本观点贯彻到几乎全部社会生活中，强调更多的是实践的对象性。相比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哲学的实践性更多的体现在主体的道德修养实践和社会伦理实践，强调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对中国哲学的应用性即是一种平行，也是一种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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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但随着就业环境的日渐复杂和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用人单位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这就使得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必须进行一场教学革命，在建立好学生的道德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贯彻汉语言文学的实用价值，着眼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不在于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辨证的说，我们也不能强化用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思路去规范人文学科，而应该看到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特定期待。
二、加强汉语言文学应用性的有效措施
（一）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
第一，立足于专业知识的强化，构建扎实的学科基础。注重传统中文基础和现代实用中文基础的统一。中外文学史、古代和现代汉语、文艺理论三大课程体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中文基础，但是，在教学中，单纯依靠这些基础，学生在毕业走向社会后，并不能适应社会生活，教师需要在这个基础之外教给学生现代实用中文基础，即应用文体写作基础、新闻学基础和现代传媒技术基础。把两个方面的基础有机统一起来才能让教育体现学生学习知识的应用性；
第二，培养学生的能力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素质主要通过本专业所学习的知识及其相对应的能力表现出来。其能力结构基本构成要素如下。
1.培养学生的一般学习能力。知识的掌握、学习是学习各种能力的体现，是认知能力的整合和思维活动，是学习的根本。具体包括，学习的记忆力、观察力、探究思考力、想象力、观察力等。
2.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指专业技能和职业技能。比如，写作、阅读、科研、对本专业的知识运用等。
3.普通话听说能力。学习汉语言专业，普通话是最基本的要求。学生要掌握普通话的发音、变调、轻声、儿化等知识以及自己方言与普通话对应规律，能正确地辨析和纠正自己运用普通话时的方言土语，掌握一定的朗读方法与技巧，能使用普通话流利地有感情地朗读作品，并能自由熟练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沟通和交流。
4.应用文写作能力：应用文包括座谈会纪要、迎送辞、自荐书、总结、调查报告、实验报告、专题报告以及事物说明的应用文等，要求做到要点明确、条理清楚、格式正确、语言流畅。
（二）注重实践性的教学环节
传统的教育是封闭式的教学，中文教师凭借一本书、一个粉笔让学生去记忆、写、练。教师只是在僵硬地传授课本内容，不是技能的培养。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容易眼高手低，走到工作岗位后会茫然不知所措，知识不能驾轻就熟地应用，导致学生在社会上缺乏立足的根基。所以，学生的专业技能不能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既明白了道理，又学会了运用。我们要结合专业、学校、社会三方，明确定位，制定人才培养策略，是应用性中文专业改造的首要任务。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寻求专业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是其在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途径。应用性的教学是通过理论基础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深入浅出的教学创新工作，将书本与实践相挂钩，提高学生对于学科间融会贯通的能力培养，着眼于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创建和谐的教学体系。我们只有注重基础课与应用的结合，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才能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深入把握和灵活运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因此，在教学计划中，我们要进行专业知识的拓展，增强实践教学环节的力度，兼顾学生的文化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不足的现象，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要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保证实践教学的顺利进行。其一，课内外相结合。让学生走出校门，鼓励学生参加很多活动，学校为学生的实践搭建平台，挖掘学生的潜力。通过对社会的了解，为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进行了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阶段。其二，建立实习基地。应用性人才培养主要体现在工作能力上，为此，建立相对稳定的实习基地，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做到学以致用。学校与用人单位合作，进行岗前培训，整合教育资源，通过各行各业来适应毕业生实习多样化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