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4 06:28:49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写手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习李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 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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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启蒙教学；良好习惯；识字写字
小学低段的学生正处于培养习惯、吸收新事物的学习阶段，美国凯恩斯说过：“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小学生的启蒙教育阶段，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语文是汇聚了各种文化与人生道理的学科，在语文课堂上从识字、阅读、听说读写等各个方面入手，加强对小学生的启蒙教育。运用各种正确的方式，带动学生自主学习，做好启蒙教育工作，在启蒙教学阶段真正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一、养成良好习惯，塑造优秀榜样
教师在语文课堂上是影响学生最直接的主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小学生模仿，小学生启蒙阶段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教师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榜样作用，因此，教师要懂得运用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正确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写字的时候应该牢记正确的写字姿势，看书时应该把握眼睛与书本的正确距离，完成作业时应该独立自主等等习惯，小学低段的学生在启蒙阶段尤其要把握正确的学习方式，一旦他们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有利于他们今后的学习，教师一定要仔细耐心地加以指导。
二、加强培养学生识字写字的能力
小学低段的学生在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辨识能力方面都不太成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时候，对于基础的识字写字需要教师正确的指导，在识字的时候要先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让学生自主积极识字；小学生在写字方面开始存在一定的难度，他们对汉字的理解能力还不成熟，教师一定要多加指导，教他们简单易懂的写字方式，适当地结合学生的生活加以描述，让学生对原本陌生的汉字化解成生活中的某个单词。比如“木”字就是学校校园里的树木，而“森”就是好几十个校园里的树木加起来那么多，这样树木的海洋就被叫做“森”，用这样简单易懂的解释方式不仅让学生分辨出这两个汉字的不同，更加加深了他们对汉字的理解。在识字的过程中，用正确的书写方式告诉学生这两个字的不一样，学生对写字也没有了恐惧感，反而激发了他们学习写字的兴趣，提升他们对汉字的识字写字的能力。
三、提高学生阅读与交流的能力
小学低段的学生基本的语文技能就是能够与其他人进行正常的交流，教师应该在语文课堂上引导学生大声朗读课文，比如在学习新的课文时，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讲一个与课文相关的故事，从学生感兴趣的方面着手，激发学生对新课文的好奇心，让他们积极地阅读，带着问题与热情参与语文教学；阅读的时候，以小组为单位，让每个小组推荐公认阅读读得最好的人，让这些同学在班级里大声朗读，学生在听其他人朗读的过程中学习他人的优点，审视自己的不足，在交流中进步，在竞争中成长，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提高他们与人交流的能力。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应该积极把握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的教学，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习惯，变化教学方式，努力适应小学低段的学习需求，全面培养学生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的道德品质、学习能力和身心健康的发展，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这才是做好语文启蒙教学的真正目的，是作为一名教师的职业操守，更是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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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声律启蒙》；蒙学教材；教育价值
中国的蒙学教材自周代起就已经产生，在漫长的历长河中，积淀起了一大批博大丰厚的读本，它们以简约的笔墨精要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以其综合性和实用性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众多的传统蒙学教材中除了广为流传的“三”“百”“千”外，还有一部《声律启蒙》也颇具特色。《声律启蒙》是封建社会中后期出现的蒙学读物，编排上相当规范，表现出一种形式上的精致与思想内容上的深刻，对于现代语文教育，不仅具有历史参照的功能，也具有很高的现代教育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传承价值
作为世界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尚存的国家——中国，文化传承几千年仍然能弘扬光大，其中必然有着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而蒙学教材作为文化传统的典范性文本，是传承、延续传统文化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声律启蒙》作为我国优秀的启蒙读物，是诗词理论上的一个瑰宝，它将传统道德思想和人文历史知识巧妙地融入短小精湛的对句中，比如“仁对义，让对恭，禹舜对羲农”就描写了伏羲神农所开创的仁义爱民和以德化民的治国思想，以及尧让位于舜等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公无私的美好传统品德。在蒙童阶段学习《声律启蒙》，正是接触、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恢复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觉价值的过程。
二、促进文言文教学的价值
多年以来，文言文的教学一直是困扰语文教学的一大难题。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语文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就提出过一个很有见地的解决办法：假如我们肯定了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应该具备初步的阅读一般文言的能力这个前提，那么，前人运用韵语知识这条经验，也许很有参考之处。
现代的小孩从小接触的就是普通话，如果直接学习相对经典的文言文，其难度是很大的，在白话和经典的学习之间必须有过渡性的训练。所以，让孩童熟读背诵一批文言韵语读物，如《声律启蒙》，初步培养文言语感，熟悉古代文化常识，能有效地奠定文言阅读能力的基础。所以，纯粹从语言学习的角度看，儿童从小就接触并学习《声律启蒙》，可以通过记诵熟悉一些文言句式和文言虚词的使用方法，这对他们今后的文言文学习是大有益处的。
三、编写语文教材的借鉴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独具特色，编写经验极其丰富，给当前语文教材的编写以重要的启示和必要的借鉴，总的来看，《声律启蒙》的编写有如下几点经验值得借鉴。
1.知识教学和品德培养紧密结合
《声律启蒙》这一古代蒙学教材能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年龄结构、知识程度、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及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文道统一的原则。第一，在教材知识含量上，《声律启蒙》知识集约，信息量大，天文地理，历史典故，道德礼仪，名物常识……简直无所不包。儿童使用这样的教材，在语言学习的同时还掌握了大量的实用知识，增长了见闻，可谓一举两得。而现代教育实行分科教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注重汉语言的“听、说、读、写“的训练，编排上突出了语文学科的特点，无意中却降低了教材的知识含量。其次，全书虽以识字和学习韵律为主，同样也涉及道德品质的培养内容，例如：“读书甘刺股，煮粥惜焚须。韩信武能平四海，左思文足赋三都”、“孟训文公谈性善，颜师孔子问心斋”等，尽量充实着中国古代的道德教义的内容，熟悉这些内容对于儿童道德人格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充分运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汉字有四声之分，四声不但含有节奏性，还能区分音质、区别意义。古人在作诗作词时对音律、节奏就有严格的规定。语调升降、平仄声调的配合、双声、叠韵、叠音以及押韵等语音修辞手法的运用，都可以形成抑扬顿挫、回环往复的旋律美。我们知道，在识字教育阶段，如果让儿童去学一个不直接表音的单字，那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枯燥乏味，引不起学习兴趣，勉强的学了，也不容易记住。《声律启蒙》充分利用了汉字的特点，多用韵语，读来朗朗上口，听来铿锵悦耳，提高了易读易记的水平，使儿童在记诵的过程中受到了语言美、声音美的感染熏陶。在形式上，《声律启蒙》不仅充分运用汉语的特点，便于儿童诵读，满足了儿童学习识字的需要，它还隐含了各种语文能力的学习。除了文言句式、虚词用法的学习，还兼含文章章法、表达方式的学习。
3.力求符合儿童年龄和心理特点
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孩童阶段的教育应该重视对基本知识的熟读牢记。背诵一定数量的声律知识，能培养和锻炼学童的记忆力，还能积蓄词汇，学习表达方式和加强语感，又能加深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声律启蒙》一书除了形式上适合儿童诵读，选材也特别注意浅显易懂，形象具体，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大量选取了历史故事、典型人物、民间传说、流行趣事，这些兴趣盎然的内容，极易引发儿童爱读、乐读的积极性。所以说，我们编写语文教材要充分考虑到课本的趣味性与多样性，让学生提高阅读和背诵的兴趣。
总之，《声律启蒙》作为古代蒙养教材，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凝结了中华民族几百年甚而上千年的智慧和心血。为现代人特别是中小学生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其中虽不乏不合时宜的内容和一些封建性的东西，但它在编写方法，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值得今人借鉴、利用。
【参考文献】
王四新先生在他今年的新著《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中对“表述自由”做了专业化的讨论。所谓专业化，是指书中对网络空间的言论自由或表述自由从法律方面做了专业阐述，因为涉及的问题新且十分重要，所以很值得一读。
法律条文很枯燥，我们可以以具体形象的事例把法律具体化。我把问题集中在――想法的自由问题。我想起了法国启蒙早期学者蒙田说过的一段话：“最近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好好休息，不管他事以度余生，仿佛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是对它的最大爱护 但我觉得事与愿违，我的大脑就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要比给它一件事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之一一笔录下来，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
上面一段话包含着怎样的启蒙密码呢?任何人也没有能力制止另外一个人怎样想，这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让每个人都放开胆子去想，想到的能力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别呢?这是其一；其二是说，为什么这些胡思乱想的随笔在笔录下来之后就成为了不朽的启蒙著作，而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流行的让人们生厌的套话肯定没有生命力，肯定不能成为思想启蒙的作品呢?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
不过，我还是要在这里批评一下季羡林老先生在《蒙田随笔全集》的中文版序言中对蒙田上述言论的评论。因为季先生没有探究蒙田精神的启蒙之处，所以认为他这段话是“很奇怪而不近人情的想法……有点近似于矫情。”实际上，蒙田这段话不是矫情，恰恰是他最诚实的想法，因为他的随笔就是这样写成的，他自己也并没有把自己这些文字太当回事，情致所在，写下来未必不是一种解脱?“指望日后会自感羞愧”也并非故意扭捏作态，而是因为随笔的内容对当时正统的议论来说，不仅是怪异的，而且甚至是“非法言论”。也就是说，虽然任何人也控制不了另外一个人怎样想或者脑子里怎样“跑火车”，但是这些胡思乱想不可以写出来，更不能在公共出版物中传播。
总之，蒙田的思想乱麻。他那像脱缰野马一样的念头多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可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有写作的冲动，不吐不快，写出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日后自己阅读。给自己留下些愉快。就像对现在充满套话的电视节目，我是几乎一律不看的，有那个时间还不如留着给自己“”。
还是说蒙田，他的那些大胆的想法当时法国专制的君主制度不喜欢，也就是不让变成铅字发表，但是固执的蒙田全当是在写日记――这谁都管不着吧。我也喜欢乱七八糟地想事情，所以也这样大胆地设想一下：如果蒙田(他是从法国波尔多市长的位置退休在家养老的，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离休干部”)不去惹这个麻烦，从此在家整天浇花养草，我们今天的读者，就再也看不到蒙田这些妙趣横生的深刻文字了，岂不是太可惜啦!
联想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以及已经盛行了好几年的以“博客”为代表的各种网络自由的书写形式，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书写欲望――只要你能想得到，就可以自由地写出来，这是蒙田当年做梦都想不到的。
从法律角度，“表述自由”属于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是由我们国家的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也就是人权。具体说的，“表述自由”还涉及到人的隐私权，我把它理解为“想法的自由问题”。这个问题有如下重大的意义：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忽视了“想法的自由问题”，也就是不鼓励公民的独立思考，就会使人民渐渐地丧失这样的能力，因为在全体人民中类似蒙田这样无法拦住的思想天才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如果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不鼓励独立思考，以后有一天我们问：我们当代的思想大师与某些民族比起来为什么如此之少?答案只能是因为在长期的精神习惯中，人们已经渐渐地丧失了这样的能力。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风气只是单纯地和别的国家比谁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更高，而不比我们国家现在究竟出了多少国际公认的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每年的诺贝尔各项奖项公布之日，都是让有关行业或部门从业人员嘴里感到酸溜溜之时。
结论：创造性的能力，只能来自于与众不同的思想能力!
什么是启蒙
在幽默之余，我还想来点严肃且困难的。就是在人们私下的想与公开的说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这就是“启蒙”。“启蒙”一词的原义是“光明”，从暗到明，精神来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空间。启蒙就是使人类从自身所遭受的幼稚状态中解放出来。所谓幼稚就是说，一个人倘若没有其他人的指导，就没有能力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幼稚是自虐的，因为它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在于如果没有别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理解力。
要敢于成为一个智者，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箴言!这里我强调独立思考的勇气，没有人天生有权利教育你如何思考；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已经习惯于在别人目光的教育下思考，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人或不成熟的民族。启蒙并不是告诉你如何思考，而是启发人说，你原本就已经有充分的理智，只是精神上被管制的习惯使你既懒惰又没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于是启蒙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思考的胆量问题。换句话说，要开拓你自己的精神家园!
放开胆量，扩展你的精神空间，因为它是我们的“意志自由”的真正注解。精神的胆量是智慧本身的素质问题，启蒙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要容许人们思想方式、说话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开拓自己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精神专制是可怕的“偏见”。之所以称其为“偏见”，是因为它只容许精神朝着一个方向，即精神专制者所容许的方向。那么，启蒙的效应如何呢，如果每个人都放开思想的胆量，就会出现无数个“他者”，或无数相互冲突的方向，其相互争论就不可避免，这正是启蒙所希望看到的局面。要对每一个“他者”宽宏大量，要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如此而已。
启蒙最重要的使命是变革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风俗，而精神上的专制只是被用来产生大批不思考的老百姓。换句话说，启蒙不仅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思想方式的变化――这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而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之所以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乃在于中国人的精神风俗几千年不变。就这个意义而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内部只有改朝换代，没有启蒙。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习惯思考、说话、行为的。如果把启蒙理解为克服习惯的过程，那么最先的变革的领域可能是从念头或思想开始。
当然，一个人除了他自己内部的精神之外，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发生了什么――这句话包含着很复杂的问题：
首先，虽然一个人自己不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但是自己内部的精神或独白也存在一个胆量的问题。对一个习惯于在精神专制下思考的人来说，他的念头很难复杂起来。换句话说，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敢想。也许最初是敢想的，但由于周围环境不容许，所以念头渐渐消失了。最后终于因为不敢想而懒惰，而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通常容易单纯。
近期有关“启蒙”话题的图书，要算许纪霖的《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和《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抢眼。同是沪上学者的周小康撰文批评说：“其实，无论是《启蒙如何起死回生》还是《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都没有真正正面回答启蒙如何才能重新走上正轨。命题固然被提出来了，但终究仍然是无解。若说死实在心有不甘，若说活好像办法也不多，多少有些死马当活马医的无奈。”
面对各说各是(这也许也算现代性吧)，我们还是有理由认为，许先生在不到一年时间，把《启蒙如何起死回生》一文扩充后重新再“出书”一次，且作为两书的核心部分，可谓是煞费苦心。
许著认为，当今中国有三股思潮(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多元现代性)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在解构启蒙。、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文化热”等“事件式”启蒙已风光不再，代之而来的是伯尔曼所说的“整体性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和市场为轴心，社会不断地发生分化，如今的中国已经基本脱离了时代的集体主义，逐步演化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人充满无穷的物质欲望，谋取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人与个人之间是相互断裂的，有市民而没有市民社会，有法律而没有法治。原子化的个人无法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只能依靠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在制度性秩序缺失的背后，是公关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匮乏，社会对善恶是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普遍持有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暧昧态度，乃至于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法律形同虚设，并不被人们所信仰，社会秩序只是靠着趋利避害的理性计算得以维持”。因此，“中国的问题是全方位的，既有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与公平的问题，也有政治领域的人权、法治、民主与的问题，同时也有文化精神领域的核心价值、公共伦理和个人德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志在争取知识和文化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来说，不能没有自己全方位的回应，不能没有一套从经济到政治、从公共伦理到个人德性的整合性话语”。
“起死回生”一文扩充之前，许先生点到即止，以“启蒙死了，启蒙万岁”结束全文，确实回避了“如何才能重新走上正轨”的问题。但后著所增加的几个章节，许先生其实是鲜明旗帜的：“要回应古典主义的挑战，战胜形形的物欲主义、犬儒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除了回归康德、密尔的近代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之外，如何从当代公民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中吸取相关的思想资源，重新整合为富有伦理和德性精神的整全性自由主义，恐怕是解决问题的方向所在”。
“启蒙”话题由热变冷，确实值得深究。周小康的批评，实际上是拿“起死回生说”，借以表达当下知识分子或忧国忧民者内心的另一种困惑：“我们真的还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吗”?两者都从不同侧面折射了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的情结。无可奈何的是，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件式的启蒙运动”，却因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到来，而变成未竟的事业或难以重演的事情，才从不同侧面发出“如何起死回生”的嗟叹。
问题是，启蒙何来“起死回生”?
我们知道，作为“事件”的启蒙与作为“文化”的启蒙是有所不同的。所谓“事件”，是有重要性、有后果或有意义的，因而必然是短暂、个别而有止期的，而作为“文化”则是长久、共通而无终结、润物无声的，不存在“起死回生”或“虽死犹生”的问题。如果硬有起死回生，那也只能是起“事件”之死回“文化”之生了。如果将两者混为一谈，只会导致说犹未说。
启蒙是否非要成为“事件”不可
“启蒙运动”习惯以法国为滥觞，但并不等于说法国革命就是启蒙运动的唯一标本。“在法国革命和欧洲启蒙运动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无可争议的关系；然而不可能把法国革命理解为启蒙运动的结果，也不可能把启蒙运动理解为法国革命的遗产和负担”，德国学者鲁道夫·菲尔豪斯说：“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是矛盾的，因此就产生了重新解释这个遗产的可能性。这样的解释不可能只是局限于参与者的观念和意图，而且也包括那些观念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继续问题”，这话引自《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一书。谈论启蒙话题，这是一本不能不读的重要文献集。
自从康德为“启蒙”定义，人们便开始“以一种广泛的、不精确的方式使用乃至滥用”这一术语。康德的“经典定义”其实是有歧义的：“启蒙就是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所以，启蒙的座右铭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但“只有少数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状态”，“在为大众设立起来的那些保护者当中，也总是可以发现一些人，他们为自己而思想，在他们已经抛弃了不成熟的羁绊之后，他们就会在群众当中传播合理地评价一个人自己的价值的精神，传播每个人为自己而思想的职责”。
这里不仅有“谁启蒙谁”的人己关系问题，而且还有“两种身份两种职责”的己群关系问题。康德举例说，一个牧师必须按照他所服务的那个教会的教义向他的教义问答班上的学生以及他的教徒们作报告，因为他是按照这个条件而被接受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他却有完全的自由，实际上是有一种使命，把他对那个教义的缺点深思熟虑的、充满善意的思想，以及他对更好地组织宗教事务和教会事务的建议传达给公众。康德的方式似乎是“动口不动手”的，可以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但行事必须建立在公共责任的基础之上。
康德说：“公众只能逐渐地获得启蒙。一场革命也许会导致一个专制的衰落，导致一个贪婪的或专横的压制的衰落，但是它决不能导致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
许先生说要“回归康德”，还是挺犯难的。康德对“什么是启蒙?”作答几年后，法国大革命挟着血雨腥风给启蒙运动留下了诟病，为怀疑者和批评家提供了反对启蒙运动的现成论证。“康德对法国革命的悖论性的姿态是众所周知的：他原则上反对革命，但却把法国革命看作是人类道德进步的证据”，“对康德来说，这个革命标志了历史中……有一个实际的努力要将自然赋予人类的一个目标付诸实践，那就是获得一种共和主义的体制。至关紧要的不是这个努力根本上是否成功，而是这个事实：这个努力如此有力地证明了那些首先目睹它的人的希望。”首先“目睹希望”的可以说是康德。早在大革命之前，他已经说：“如果有人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么答案是：‘非也，但是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这段著名的自问自答，与其说是暧昧，不如说是睿智。谁可以说清楚人类精神和道德领域的清晰界线呢?
重温经典，对于理解对启蒙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从历史上说，‘启蒙’规划一场具有实践意图的思想和道德运动。它并非铁板一块，而且它也没有统治所有男男女女的思想和态度，甚至没有支配受教育的阶层(即读写公众)的思想和态度。启蒙运动的传播和影响……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忏悔关系和政治关系，取决于特定城市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组成。我们之所以还能把18世纪称为‘启蒙的时代’，是因为在它的整个进程中某些原则、某些特殊的思想和论证方式成为欧洲文明的一个永恒部分，而且即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反潮流，那些东西在‘启蒙’这个术语下仍然延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对启蒙运动有深刻理解的菲尔豪斯提醒我们注意，即便在欧洲，“启蒙”在一些国家很少被使用，“在那些国家显然没有必要使用纲领性的口号。在只有经过千辛万苦启蒙运动才能面对传统权威来肯定自己的那些国家，那种语言最夸张不过了。在那里它以特别批判性的和改革主义的姿态出现，充满了改进、现代化和进步的悲怅”。
2008年北京大学举行过一场中德启蒙问题演讲会，在“开幕报告”，德方学者说：“如果启蒙运动仅仅是欧洲近代的特殊现象，我们就很难期待其他文化出现启蒙运动，更不能把启蒙运动强加给别的文化。事实上，很多文化都有过启蒙运动。作为历史预备事件，古代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古希腊的启蒙运动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前提。”甚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荀子也“提出了典型的启蒙要求：把人的思想从迷信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但陈乐民认为，“启蒙”是一个在欧洲长期的、历史的精神现象，不局限在某一特定时期，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它不是运动。老先生一再说，译成“运动”是不恰当的，中国人根据自身经验可能把“运动”理解为“运”而“动”之，是有领导、有组织，并有某种要达到的预设目标的“运动”。西方的“启蒙”不是这样的。它是自然、自发、在日常进行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久远历史价值的精神和心智活动。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此说，启蒙作为“事件”的曾经出现是毫无疑义的。只是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伴随启蒙而来的“现代性”，既“是科学与技术发展的起源”，也“使一直属于话语或私人范畴的理性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特征”，现代国家“走向有制度的专制王权”，“技术出于世界整体的经济原因已经成为一种疯狂的芭蕾舞”，随着“碎片化”的加剧，今时今日要期望“事件式”启蒙运动的再出现，似乎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启蒙的终结!恰恰相反，启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将逐渐渗透到人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与“启蒙”日渐融为一体。
事件式启蒙运动的发生往往都与外在因素起作用有关(法国大革命、概莫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进入现代，也就进入了启蒙。促进思想解放，放自己到宽阔光明处去是启蒙，反之则是愚昧，两者永远是此消彼长的事情。反启蒙其实也是一种启蒙，两者是一体两面而共存的(伯克甚至就被归入“反启蒙运动”一类)。如果说启蒙是“运用自己的理智”、成为自己的话，反启蒙的实质就是要理性、但不要“理性工具”。
从历史上看，事件式启蒙必然涉及评价，而非事件式启蒙作为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过程，原则上是永无止境的。作为“文化”的启蒙，永远是文明的量变，而作为“事件”的启蒙，可能是文明的质变，也可能不是。除非还有政治或哲学重新统合的可能，不然，事件式的启蒙运动有可能是顾影自怜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
启蒙的现代性出路
康德用“成熟”表示一种批判的、自我决定的态度，人们通过为自己的思想、决定和行为负责而变得成熟。西方学者认为“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具备当代哲学家谈论的那种自主性”。启蒙要求我们“为自己而思考”，但康德同时把学者作为人民的保护者，提醒我们，一个人“作为公民”与“作为学者”是不同的。作为学者，“在他的理性的公共运用中，便享有使用他的理性、以他自己的人格发表言论的无限自由”。要是人民的保护者(在精神问题上)自己居然不成熟，这就是导致种种荒谬性永世长存的一种荒谬性了。康德甚至半信半疑，说“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是要看看思想上的一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达到”。
回到许著。平心而论，启蒙话题在今天中国的冷落，与民智未启、与现代性的冲击固然有关(这让人想起了裴多菲当年对自己国家的形容：“一边烧焦了，一边半生不熟”)，但更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失有关，与知识分子的闭门造车、局限于小圈子、以及不愿意运用自己的理智触碰具体问题有关，与国民素质教养教育经济政治诚信乃至都有关。从世界范围看，经济社会有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休闲的中产阶级，精神世界是不是一个喜欢读写、知书识礼的民族，固然都可能是问题所在，然而，在现代性冲击的当下，目前和将来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工业化使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而又无法对抗集权的蔓延，而是人们与此同时失去了对“莫名”的敬畏之心却又自以为是或不以为然。
谈到启蒙运动的现代困惑，马克斯·霍克海默可谓一针见血：我们的文明的思想基础很大一部分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后果。“个人为现代工业的巨大成就，为自己增进了的技术能力和获得物品和服务的机会付出的代价是，他越来越无法对抗社会的集权，而那本来是他理应控制的东西”，“进步有一种倾向，即破坏它恰恰理应实现和支持的那些观念。技术文明危及了进行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身”。
霍克海默认为没有什么预定的出路。哲学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它的理智努力，不然“社会最珍视的那些理想在理智上的衰退就会在公民心灵的潜流中混乱地发生。历史的进程就会被模糊地体验为无法避免的命运。这种体验又会产生一种新的、危险的神话，潜伏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表面保证背后”。
无论是启蒙还是反启蒙，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共同的事实：在启蒙或启蒙运动辽阔的天空，都有一个灿若群星的思想家和思想者群体的出现，关键人物的学说和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哪怕如被柏林认为是“反启蒙运动”的埃蒙德·伯克，实际上也有人评价他是“一位开明的人物，他将自己投身于对抗文人集团及其革命的继承者从而捍卫开明的欧洲之中”。美国学者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书认为，伯克甚至先于斯密发表关于社会美德起源的观点，早在法国启蒙运动让路于法国大革命的前三十年，他就“运用自己的理智”预言：“用来摧毁宗教的武器可能会用来同等成功地颠覆政府”。正是这种强有力的道德想象力，而不是任何政治思想意识，是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及英国启蒙运动本身所作的独特贡献。希梅尔法布说：“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不能准确描述他(它)，“道德哲学家们认为，人类的道德情感是社会美德的基础。伯克则把这一哲学思想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人类的‘情感、行为方式和道德观’是社会本身的基础，并且最终将成为国家组织的基础”。
今天中国已经处在“启蒙时代”，即使最近这100年与欧洲那150年不能同日而语，但一样不能说我们作为民族、作为社会“已经启蒙了”。关于“启蒙”在中国的话题，陈乐民认为“并不复杂，也不需要那么多旁征博引，弄得高深莫测”，但他老人家生前却不无忧虑：“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中国缺少的是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智”的思想者，缺乏实实在在对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与社会美德、个人教养的重视，这才是中国面临社会转型最痛苦的事情。许著提出的“整全性自由主义”的出路，可能更重要的还应该包含这些。我们的同胞有很多还处在极其的蒙昧之中，我们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不屑于做“乡村女教师”式的、甚至哪怕仅仅是鼓励民众读与写的具体事情，我们很多人所热衷的还是精英理性、学院理性以及我们当今有点过分喜欢说的“权力”的理性。
一、“观念的社会史”
达恩顿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这个中心问题,在他之前法国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路数,一是以年鉴学派的计量史学为代表的政治和社会史研究,一是以彼得•盖伊、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在达恩顿看来二者都是精英主义的、“大写的‘真(Truth)’”,他反对从宏大概念如“结构”、“场合”开始的年鉴学派,认为他们“试图以计算来衡量心态”,“诠释的结果可能因人而异,而且差异甚大”;另一方面他对于思想在哲学家之间的传承没有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观念不会被视作不过是漂浮在空气之中,与社会实在脱离开来”〔2〕216。20世纪60年代初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达恩顿深受当时英国“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影响,因而更关注“小写的‘真(truth)’”。1968年他来到普林斯顿并和人类学著名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连续6年共同主持“历史和人类学”讨论班,吉尔兹的“深度描述”理论使达恩顿更关注“非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关注“思想交流当中的这一中低层面:观念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如何发展起来的”〔2〕199。这些影响与他对前人的批判相生发,使他创造性地将思想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观念的社会史”研究路向,他指出:“这种历史的诱人之处,就是它通过考察观念是如何成为日常世界(包括经济利益的世界)的一部分,可以改变我们对于一般而言的历史而不仅是启蒙运动的观念。”〔2〕216“观念的社会史”避免了社会史不能研究心态、思想史研究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正如达恩顿自己指出的“历史应当怎样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观念”和“社会”之间联系的中介是什么?
受布迪厄“文学场”理论的启发,达恩顿发现了启蒙运动的物质化形式――“书籍”是“历史中的一种力量”,“因为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从捡破烂到传达上帝的声音的一切事。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的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因素”〔1〕1,但是这种对书籍的研究既非英国式的文献学研究,也非法国式的统计学和社会学研究,这两种静态研究都“忽视图书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所以达恩顿“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对宽广的社会史的关注结合在一起”〔1〕2,这就意味着将书籍史置于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史之中,而不仅仅是视作某种展示博学的东西,达恩顿的真正目的是:“从严格意义上的书籍史转移到更加广阔的传播史,而那反过来又会联系上法国革命的爆发这一经典问题”。〔2〕222
意图虽然很好,但达恩顿很清楚需要解决的难题:“贤哲的思想在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何种形式?印刷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技术与它的主旨和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吗?图书市场如何确定其功能?出版商、书商、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如何像生意那样运作?它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1〕1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影响的达恩顿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建构,强调“踏踏实实的研究和对于准确性的尊重”,所以他说“冒险闯入这一领域,就可能遇到一个最大的障碍:材料匮乏”〔1〕3。幸运的是,1963年达恩顿做博士论文追踪布里索的踪迹时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由50000封涉及图书生产、传播内容的商业通信构成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TN)18世纪的档案,正是“通过展示丰富的未曾使用过的原始材料,《百科全书》出版史有可能改变争论的依据”〔1〕516,没有了这个支点,达恩顿的“观念的社会史”不过是空中楼阁。
二、“一个充满暧昧和悖论的时代”
新方法的探求只是起点,就像纳粹为什么会产生是德国史的核心一样,“大革命”始终是18世纪法国史的焦点,达恩顿试图“系统地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在他看来:“书籍史通向了非常的大经典问题,比如:为什么1789年法国发生了革命?启蒙运动与革命之间是什么关系?公共舆论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会有终极的简单答案,然而,我的确认为,这种书籍史的研究以其全部的细节和大量的考察最终可以让我们对革命的爆发达到更加丰富的理解。”〔2〕213所以揭示启蒙运动在法国革命前十年里传播的复杂过程,考察“观念在旧制度下的社会中旅行并‘生根发芽’的方式”,最终都是为了“对现代史中伟大的奠基性事件法国革命达到一种有深度的理解”。〔2〕222只有在这个更大的目标下,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以下简称为《生意》)中将启蒙运动作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现象来讨论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生意》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1〕3这种“别处”不仅仅指启蒙如何走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更在于它提供了启蒙的另一副面孔,在他看来1775―1800年的启蒙观念传播时期是“一个充满暖昧和悖论的时代”〔2〕210,这种“暧昧和悖论”体现在三个层面上:
首先是启蒙与旧制度之间的暧昧关系。《百科全书》最初被视作破坏宗教和国家的禁书,但“正是那些一度被用来摧毁《百科全书》的力量,在它的传播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力量”〔1〕526,使其成了一部“半合法的非法著作”。达恩顿仔细描述了官方“保护伞”与《百科全书》传播的“共谋”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一部禁书如何经国家允许到了公众手中的。更加意外的是,政府不仅帮助庞库克在法国境外销售此书,而且帮助他运用国家权力将外国人摒除在竞争之外。这种“暧昧”还表现在:“《百科全书》对商人和制造业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倒是对贵族、神职人员以及有时被看成是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等不同的人群更有吸引力”〔1〕277,对于很多普通读者来说《百科全书》甚至只是为了充门面。此外我们还看到《方法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中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和职业背景是与国家相关的”,“他们远不是作为疏离当局的知识分子而受苦受难,他们为政府效力并且因得到政府的大量好处而感到荣耀”。〔1〕426
其次是启蒙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1〕25,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记住这句极富冲击力的话,《百科全书》的传播表明启蒙运动是一场巨大的经济事业的一部分,它与结盟、商战、密谋和贿赂搅在一起,出版商更致力于赚取钱财而非传播启蒙运动,他们“任意的处理文本”、“没有认为《百科全书》是神圣的”〔1〕192,所以达恩顿说这二者是“一种现代的、理性启蒙了的世界观与这另外一种现代主义――让人们拼命赚钱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结合”〔2〕216。这种“原始资本主义”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1768年庞库克提议由狄德罗做修订,后者竟然要价30万里佛,在另一封信中狄德罗说:“如果你给我两万路易,我会迅速满足你的需要,否则我将什么也不做。”〔1〕47以至于庞库克都大骂他是个“坏蛋”,在改编时不再求助于狄德罗,所以达恩顿说:“我把启蒙运动视作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这种动物诞生的时代。”〔2〕214《生意》让我们看到了资本的力量是如何压倒知识的力量的,这一点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1982)中对“格拉布街文人”的描写中体现得更明显。更关键的是,杜普兰退变成假贵族证明了所谓启蒙精神代表的资产阶级心态是“先进的和陈旧心态的矛盾混合体,……它将进步因素和与时代不符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展现了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1〕522
第三是启蒙与大革命的悖论关系。这是本书写作的最终目的所在,达恩顿分析了文本后认为:“《百科全书》的基本要素并非来自对遥远将来的法国和工业革命的先见之明,而是来自一种尝试,试图在理性并只在理性的支配下勾勒出知识世界新图景的新边界。”“如果把这些言论看做是在呼唤革命,那就错了。……《百科全书》甚至不赞成资本主义的高级形态。”〔1〕9他分析了编纂者的政治倾向指出:“首先,百科全书编纂者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布在所有的政治派别中。其次,他们分得并不均匀,而是集中在中左派别中,……几乎没有人支持恐怖,更没有人支持恢复旧制度的反革命。”〔1〕503在读者方面,“《百科全书》没有渗透进社会的底层:它在社会的中层传播并且在上层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竟然渗透了社会结构中最为陈旧和锈蚀的部分,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大革命正是从悖论开始的――在自下而上的大变动开始之前,上层已经崩溃了。”〔1〕514这些结论否定了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发动并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观点,也证明了启蒙运动“局限在只是分子小圈子里的相当表面的现象”〔1〕515。达恩顿对大革命是资产阶级进步革命的传统认识也持保留态度,他指出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百科全书》出版的政治、经济环境,他甚至对被“革命摧毁了一切”的庞库克有颇多的同情。
通过对百科全书主义到雅各宾主义复杂转变的分析,达恩顿最后认为《百科全书》本质上是旧制度的产物,“它没有对政权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遑论直接导致了雅各宾主义。事实上,如果不是其他的力量摧毁了旧制度,百科全书主义可能已经在法国被同化了,这个王国也将像其他的社会在价值体系的突变中幸存下来一样,黯然度过启蒙运动的风暴。”〔1〕528既然不是启蒙运动也不是资产阶级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那本书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旧制度的灭亡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从《百科全书》的传播可以看出,它最受追捧时正是旧制度逐渐解冻的时候,而它流向旧制度的精英阶层似乎表明贵族的反叛是旧制度加速毁灭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但后来达恩顿给出了另一种认识: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时我在街道层面上的经历,让我更加倾向于强调集体感知和公共舆论的重要性”,“法国政府在所谓的1787―1788年的‘革命前夕’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孤立开来的”。〔2〕204正是因此,达恩顿说:“我还需要扩展我的视野,考察所有别的媒体。这就是目前我计划研究歌曲、墙头涂鸦、肖像以及尤其是谣言和18世纪巴黎所谓的‘公共噪音’的原因。……我想要先写一部传播史,系统地重建旧制度下的传播体系,而后继续第二阶段的工作,那是对于这些媒体对大革命前夕法国一场政治危机的解释的更加深入的研究。”〔2〕221而《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1995)已经展示了这种倾向的阶段性成果。
达恩顿对启蒙和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受到了法国革命史研究中以阿尔弗雷德•科本和弗朗索瓦•傅勒为代表的修正派的影响。傅勒认为君主专制主义应对革命的产生负责,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精英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是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后来才由制宪会议革命“侧滑”到了城市平民和农村革命,革命话语权的竞争取代了权力利益的冲突,最终控制了舆论的罗伯斯庇尔通过批判权力而最终获得了权力。大革命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却具有前极权主义的特征。而科本则否认了启蒙与革命间的直接联系,认为启蒙运动几乎不包含政治内容,与法国革命截然不同。此后又有学者指出启蒙运动的保守和改良性质,而法国革命更多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更有人认为不是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革命,而是法国革命建构了启蒙运动,是革命者利用了启蒙的精神遗产为自身辩护。但是达恩顿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他说:“启蒙运动的神话确实存在着,创造了这一神话的就是那些哲人们;他们把自己扮演成为了人道的事业而在完全无私地奋斗着的战士。其实,我相信那个神话中包含了很多真实的成分。……所以,我并不想要贬低这种纯真的理想主义的奉献。”〔2〕214
在对历史的看法上,达恩顿深受人类学“移情”观点的影响,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就每一个文字作品体系自身、并从亲身参与者的角度来理解它,而不是以像是经济学家所偏好的某种共同的外在标准来对它加以考量”〔2〕203。在18世纪“人们并不是按我们的方式来划分这个世界的”,对于政府为《百科全书》提供保护的反常现象,他说:“在18世纪,尤其是在书籍的领域,合法与非法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2〕218对于出版商和知识分子的贪婪,他指出:“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使得贪欲过了时,而是前现代资本家的思考和感觉方式与现代格格不入。”〔1〕521在那个时代“即便知识分子也是要吃饭的”。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范畴与其他时期所存在的范畴也许并不吻合”〔2〕210,达恩顿才能解读这些文献档案,从“文本的幽暗深处”真正走近隐匿于历史深处的陌生心灵,如果倒果为因那只能“指鹿为马”,所以《生意》中那个叫“巧手”的工人、那个留在书页上的“指纹”、那个叫庞库克的传奇商人的个人魅力才会如此动人。这种站在历史当事人立场上发言或倾听他们声音的语境化原则,不但复活了历史和“人”的活动,也为理解历史中的所谓疑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所谓启蒙的“暧昧”其实本来就是历史的原貌。后人执规矩以度天下,在将世界看做非方即圆的同时却忘了是标准自身出了问题。
三、“达恩顿之争”
作为一位写了十来本被翻译成12种以上语言著作的人,达恩顿“是英语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国专家之一,也是书籍史方面的领军人物”〔2〕195,但1998年出版的《达恩顿之争》(The Darnton debate : 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针对他的著作和独创性观念提出了批评,这对理解《生意》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是纳沙泰尔印刷公司(STN)18世纪档案的问题。这是他“观念的社会史”的材料基础,但这个公司所售非法书籍的数量相对于整个法语市场而言仍是小的,而且这些档案始自18世纪60年代,而此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主要作品都已出版,所以这些档案很难代表启蒙思想生活的全貌,对此达恩顿自己也说:“我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屠猫记•结语》)而他对档案的解读也很难避免过度阐释的批评,由于这些资料的“作者已死”,如果坚持“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的解读,即使能有意识的“移情”,也无法摆脱立于现代思考古代的先入之见。这种对材料的批评无疑是釜底抽薪式的。
其次《生意》只是展现了这些书的生产和流通,但没有充分资料证明读者是否充分接受了书中的观点。它们在图书阅览室中是如何被阅读的难以确证,甚至《百科全书》仅被用来传达出主人的身份,所以达恩顿自己也说:“图书的消费只能被看做是读书公众的趣味和价值观不甚精确的指示器”〔1〕512,“事实上,人们不能用图书的销售方式来证明人类的行为方式。如果冒险说《百科全书》的广泛传播表明了广泛存在着对旧制度意识形态基础的质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广泛存在着对激进变革的接受,那是很危险的”〔1〕528。显然达恩顿对这个缺陷是有明确认识的,事实上在其1991年发表的《阅读的历史》中他指出了利用信件、档案、遗言、日记、购书单、藏书目录、借阅记录、财产清单等考察阅读影响的途径。
第三也是其遭受诟病最多的地方是他对启蒙的态度。尽管他肯定“启蒙神话”的存在,但批评者仍旧认为他夸大了经济在启蒙中的作用,消解了启蒙宏大叙事,使“启蒙”本身处于遮蔽状态。他对下层人的关注带有一定的反精英主义倾向,拔高了“非知识分子思想史”的地位。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认识不是从负载启蒙思想的文本出发的,而是更多放到了启蒙的外缘因素,这很难摆脱“权力决定论”的弊端。再者《方法百科全书》是否能代表启蒙思想的全部?启蒙仅仅是一种纸质的文本还是一个更大的思潮?启蒙是不是只是一种温和的理性观念而不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过多意识形态的文化史分析而忽视阶级视角是否合适?启蒙是否对传播它的商人毫无影响?将《方法百科全书》的科学和专业化倾向看做《百科全书》的退步是否合适?……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和审美思潮可以分别追溯到梁启超和王国维，陈独秀继承了两人的文学观，在追求文学启蒙的理念下，陈独秀心中仍然有文学审美的情结。启蒙抑或审美是陈独秀的困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困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启蒙和审美不可偏废和极端化，启蒙需要审美之维的温润，审美需要启蒙之维的支撑，这样文学才能健全发展。
关键词：陈独秀；现代文学；启蒙；审美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探讨陈独秀的文学观，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脉络与源流，也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和审美思潮的消长流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启蒙思潮可以追溯到梁启超，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先声。1898年，梁启超着力提倡政治小说。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 其魁儒硕学， 仁人志士， 往往以其身之经历， 及胸中所怀， 政治之议论， 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 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 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①1902年，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认为“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 欲新人格， 必新小说。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梁启超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位置，认为小说是促进国家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主要动力。“文界革命”，开创新文体，目的也是开发民智、振发民气。“诗界革命”也是用诗歌“改造国民之品质”。我们在这里不想分析梁启超这些理论的利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理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文学思潮的滥觞，把文学作为革新社会的工具。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审美文学思潮的鼻祖，王国维认为：“美之性质， 一言以蔽之， 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 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 但人之视为美时， 决不计其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 故其价值存于美之自身， 而不存乎其外。”＼+③王国维认为：美是超功利的，美的价值在于其自身。
梁启超和王国维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启蒙和审美的两维，影响了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陈独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起人之一，其文学思想深受二人影响，具有两个维度，当然在陈独秀这里，两个维度的地位是不同的。对于陈独秀来说，文学的功能占据第一位的是其革新政治、唤醒民众的功能，文学启蒙是文学的第一要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指出：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④
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其指向皆是文学的社会功能，通过文学来启发民智，改变社会。陈独秀对启蒙有一种急迫感，他认为：“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末尝稍减。……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⑤革命、启蒙是陈独秀文学观的关键词，也是后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关键词。现在世人一般都注意到陈独秀文学观众启蒙性的一面，但其实陈独秀还有另外一面，即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陈独秀说：
何谓文学之本义耶？ 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 为其本义。文学之文， 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 更无所谓限制作用， 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 附以别项条件， 则文学之为物， 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 不已破坏无馀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 即载道与否， 有物与否， 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欧洲自然派文学家， 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 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 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 即道即物， 去自然现象外， 无道无物， 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
陈独秀认为文学是作家精神的传达，情感的载体，文学应当具有独特的美感而不应成为某种功利的工具，不如此文学就会丧失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从这方面看陈独秀又是王国维的传人。
启蒙和审美本是文学功能互不交叉的两维，陈独秀一面强调启蒙同时又不忘审美，这似乎是一对矛盾，为此陈独秀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人生艺术派，试图调和这种矛盾，这说明陈独秀自己也认识到了自己文学观的矛盾。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是，尽管陈独秀文学观中有启蒙和审美的两维，但启蒙毫无疑问占绝对支配地位。陈独秀的矛盾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很多作家的矛盾，鲁迅毫无疑问是一位启蒙主义者，其创作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致力于用文学改变人们的思想，鲁迅这种文学观正是梁启超、陈独秀的文学观是一脉相承的，但鲁迅又认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 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⑥文学目的在于兴感怡悦、涵养神思，这与康德的主张颇为一致。“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做美”。＼+⑦这里又可看出鲁迅对于文艺审美的看重。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这种启蒙和审美的纠葛从陈独秀就开始了，因此研究陈独秀文艺观的产生对于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源流具有发生学的意义。
陈独秀启蒙文学观的产生可以看作是受法国启蒙思潮影响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海外留学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欧美。留学日本的基本上都接受了西方激进主义的思潮，主要是法兰西的激进主义思潮。留学欧美的大多接受了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回国后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前者如鲁迅、创造社诸公等。后者如胡适、徐志摩等人。1901年10月，陈独秀到日本留学，其后更四次去日本。在日本陈独秀接受了法国激进主义思潮。陈独秀接受法国激进主义思潮一方面产生于中国人的现代化焦虑症，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学习西方从器物、制度到思想，随着中国越来越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焦虑越来越重，也就变得越来越激进。另一方面也源于留日群体的影响，当时留日群体革命之风甚盛，同时也因为中国和法国具有相同的价值关注，即对平等的关注，另外也与陈独秀的浪漫激情和悲天悯人情怀有关。但是作为一个深知文学三昧的文人，陈独秀又深知文学应当具有独特的美感、独立的价值，在《学术独立》 中他说：“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 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 必欲攀附《六经》， 妄称‘文以载道’ 、‘代圣贤立言’， 以自贬抑。”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中他说： “文学、美术、音乐， 都是人类最高心情底表现， 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为止境， 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 不配说是新文学， 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故陈独秀文学观众又有审美主义的一维。
陈独秀文学观的困境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评价标准一再发生争议的原因。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启蒙（革命）和审美的两维。前者从陈独秀、鲁迅、到革命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学；后者从王国维、周作人、早期创造社、梁实秋、新月派等。解放后至八十年代之前的文学史大多把后者一笔勾销，而独崇前者，新时期以来又有着另外一种倾向，即贬抑前者、抬高后者。同样陈独秀文学观的困境也是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困境，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曾经从文学史中消失，郭沫若、赵树理等人曾高居文学史的榜首，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文学中启蒙和审美的关系呢？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启蒙文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文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了猛烈的抨击，一方面揭示了中国人的人性弱点，显示了非常高的人性深度，塑造了一批经典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鲁迅始终坚持“一切的文学固然是宣传，但一切的宣传并不就是文学”，在坚持启蒙理性的原则之下，有着对文学艺术性的不懈追求，启蒙并未放弃审美。但自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启蒙在走向革命的过程中，观念的痕迹越来越重，说教的趋向越来越强，最后观念淹没了形象，淹没了审美，到文学已几乎没有审美的地位了，政治性成了文学唯一的追求。（当然我们在这样分析的过程中遵循的是这样一条线索，即启蒙、革命都是一种观念的张扬，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具有一致性。）我们在来看看另外一条理路，即审美的理路。我们也应当承认，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也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如周作人的散文、新月派的诗歌、沈从文的小说。但我们细细观察，周作人的一些美文由于缺少现实的关注、观念的支撑，似乎给人一种缺少骨架的感觉，反观新月派的诗歌、沈从文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其在审美的衣钵之下，仍然有着观念的支撑，新月派对自由主义的追求，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营构，审美和启蒙仍然是并行不悖的，正因如此，他们的文学温润、圆满而又不失理性，有着美的感召又有着思想的锋芒。如果文学落入纯粹的审美，那么文学可能给人感觉有着一种美的飘忽感，缺少现实的指向，也就缺少触发人心的力量，海子的诗歌似乎就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分析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指出，九叶诗派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我们所谈的启蒙和审美的结合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作家们已经认识到文学不但是启蒙，也不但是审美，而是一种综合，可叹的是十七年文学乃至文学在背离这条原则的道路上越来越远，又一次走上了歧途。
作为一个革命大于文学之人，陈独秀侧重的是文学启蒙（革命）的功能，但作为一个富有艺术素养的文人，陈独秀并未忘记文学的审美之维，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启蒙和审美是有纠葛的，陈独秀的困惑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困惑的缩影，中国现代文学后来“政治的偏至”和“美的偏至”实质就是启蒙抑或审美的单方面的放大和极端化，启蒙和审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维，他们的关系应当如何，中国现代优秀作家的创作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启蒙需要审美之维的温润，审美需要启蒙之维的支撑，两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造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化或飘忽化，结果损害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
[注释]
①梁启超： 译印政治小说序[N ] ， 清议报， 1898-11-11.
②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J]， 新小说， 1902 （ 1） .
③傅杰： 王国维论学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p298
④陈独秀：独秀文存〔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p96
⑤陈独秀：独秀文存〔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p95
⑥鲁迅： 人之历史[M]，鲁迅全集： 第1 卷，p73-74
⑦康德： 判断力批判[M]，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p78
论文 关键词 敦煌本 儒家 文献 分类
论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 历史 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著四大类。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 音乐 、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著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 由s. 2506、p. 2810、p. 4073、p. 2830 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 s. 5693、p. 3721“瓜沙事迹纪”、s. 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著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 文献 ,是对家族传承 历史 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
蒙训类 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 自然 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的划分,学术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书与类书纠结难辨,其功用不易区分。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指出了这一点:“诸家目录接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设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可见,蒙书本应列为小学之流,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 发展 与普及,蒙书的编撰也从单纯的识字 教育 中摆脱出来,发展成为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等内容丰富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由于此类文献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著录。
汪泛舟先生《敦煌的蒙童读物》一文,按写卷的内容、性质,分为识字、教育、运用三类。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一书,则把敦煌遗书中的蒙书,分为识字类、知识类与德行类三大类。这两种分类法都有可取之处。我们参照采取的分类法是,把蒙训类分为蒙书、家训两类,其中蒙书类再分为识字类、知识类和德行类三类。杂著类 在敦煌文献中,有不少杂抄性质的写卷,内容庞杂,很难适当归类,但其内容又或多或少包含有儒家伦理道德的成分,表现出儒家思想的色彩。暂将其列入杂著类,以待进一步梳理研究。
杂著类可再细分为书仪、占卜、儒论、杂抄四类。书仪是敦煌典籍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是书信的程序与范本。书信又有尺牍、书疏、笔札、刀札之类的多种名称。魏晋以降,书信已逐渐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或体裁,谓之尺牍之学,并成为世族所具有的“仪表”之一,也是士人立身所必备的一门学问。敦煌书仪写本包括朋友书仪、综合性的吉凶书仪,以及属于官牍性质的表状笺启书仪三大类。对于占卜,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①一书中对敦煌占卜文献所作的分类,主要有:卜法、式法、占候、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其它等13类。儒论,主要收录敦煌儒家文献中的儒家理论著作。杂抄,抄录的其他儒家类文献。
【中图分类号】 G63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6）06―0089―01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书法已经走进中小学校园，进入了课堂。《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小学低年级“用铅笔写正楷字”，小学三至四年级“用毛笔临摹楷书字帖”，小学五至六年级“继续用毛笔写楷书”，初中阶段“继续用毛笔临摹楷书经典碑帖，力求准确”。综上可以看出，楷书是书法启蒙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将楷书作为书法启蒙字体是大部分人的共识，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但是，《纲要》仅仅把唐楷作为书法启蒙书体，笔者认为还是有些以偏概全。第一，楷书不仅仅是唐楷，魏碑、晋楷也有经典；第二，书法启蒙不一定师法“欧颜柳赵”，魏碑也有经典范本。
一、魏碑与唐楷的区别
唐楷在书法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是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整个唐代出现了像欧阳询、虞世南、薛稷、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钟绍京等一大批楷书大家，这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罕见的。唐楷不论笔法还是结构，都具备完整的“法度”。完整的法度，在笔者看来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功在于完善了楷法，其害是不利于书法启蒙，是初学者的“紧箍咒”。由于“取法乎上”，要求太严，目标太高，浑身是“法”，常令初学者望而生畏，高山仰止。
首先，唐楷的笔法太精细。起笔、运笔、收笔一丝不苟，初学者很难掌握，很容易在笔法面前失去信心产生迷惘。老在“法”外徘徊，得不了“法”，自然会挫伤儿童学习书法的积极性；其次，就算笔法能过关，但由于结构太严谨，一笔不到位，就会导致整个字失败，一字不到位，有可能导致整个章法失败。像褚遂良、柳公权的楷书运笔以提为主，对运笔要求很高，成年人学习都要费一番功夫，它考量的是书写者对毛笔高超的驾驭能力。一个低年级学生，他的手指末梢神经都还没有发育完善，让他们去写唐楷确实有些勉为其难，这样的教材安排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按照儿童的认知规律，不论接受何种知识都应该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书法也然。如选择“门槛”低的范本，也就是“法”少一些的楷书范本，魏碑作为启蒙教材，会更符合教育规律，教学效果也会优于唐楷。
二、魏碑的特点
魏碑是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大都是楷书，也称魏楷，主要以石碑、墓志铭、摩崖、造像的形式存在。就目前发现的数量来看，总量至少在1000件以上，其中的精品有《龙门四品》《龙门二十品》等。魏碑作为一种过渡性书体，它上承汉碑之变迁，下启隋唐楷书之先河，是楷书发展史上卓然挺立的一块里程碑。魏碑成就了后世的许多书法名家，如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宋代米芾 、元代赵孟\，清代的包世臣、康有为、赵之谦，以及现代的弘一法师、于右任等。当代，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历届国展中，楷书作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魏碑，这说明当代成年人也喜欢写魏碑。那么，魏碑究竟好在哪里？
清代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中是这样评价魏碑的，他说，魏碑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魏碑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楷书的“法”尚不成熟，如《爨龙颜碑》《张猛龙碑》《张黑女墓志》《郑文公碑》《石门铭》《始平公造像》等，点画丰富多样任意挥洒，结构因势赋形不受拘束，章法天真烂漫无常态定势。唐楷讲究藏头护尾，运笔以提为主笔法难以入门，而魏碑凌空取势露锋起笔，以按为主，符合儿童的书写特点。
三、教学方法
儿童书法启蒙的教学要求不能过高，这个过程重在激发学生热爱汉字，热爱书法的热情，培养其良好的书写习惯，让书法逐步成为学生的个人爱好。
启蒙文学特点有以下三个：
1、鲜明的政论性和民主性；
2、以资产阶级和平民为主人公，描写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
3、摒弃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寻求新的文学形式，创作体裁多样化。
启蒙文学是指盛行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启蒙文学”并不是如浪漫主义文学或自然主义文学一样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而是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思想在文学上的延伸和体现。启蒙文学并没有独立的纲领，在文学史上对这一流派的界定也存在很多争议，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图分类号]6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7-0042-05
一、设计心思路
“启蒙运动”属于普通高中历史必修课模块三，即思想文化领域的学习内容。“思想文化领域的活动和政治、经济领域的活动一样，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皆是人类人断走向文明进步的基本表征。”对于这一学习内容，《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要求是：“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并要求借以“了解中外历史上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这实际上是要求学生，通过对思想文化史的学习，了解该领域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要了解历史事件，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因为历史事件必定是由历史人物做出的；要了解历史现象，也离不开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因为历史现象不是抽象的，它必定表现为若干历史事件或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将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历史现象具体化，才更有利于学生理解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学者指出：“伏尔泰通过对英国革命的辩护，是为了证明英国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是为了论证人的自由与权利。”而且，“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同时又是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特别关注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富有现实性与战斗性”。因此在“启蒙运动”的教学中，让学生直接了解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并非最佳选择，应当让学生先了解启蒙思想家的基本情况及相关历史事件，在此基础上向学生介绍其主要观点。
课程标准还要求学生，“学会收集并综合分析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相关资料，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教学中，应有意识地选用适当的文字与图片资料，借以向学生传授运用相关资料的基本方法。并且通过教科书以及补充的课外资源，引导学生将启蒙运动置于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分析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发挥的影响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对“启蒙运动”这一教学内容设计如下。
二、教学设计
导入呈现材料：处死查理一世图
教师：1649年1月30日，英国议会处理了查理一世。从画面中可以看出，对于处死国王，有人异常兴奋，有人悲痛欲绝。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正在法国流亡，听到这一消息后，围绕此事进行了深入分析：
人在自然状态中你争我夺，彼此仇杀。为摆脱这种恐怖的状态，人订立契约，交出每个人全部的自然权利，让一个绝对的“利维坦”来统治。这个利维坦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全体人，也可是一部分人。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设问：在霍布斯看来，君主的权力从何而来？（参考答案：人民）
教师霍布斯以“人民契约”的观点，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主张。但同时，他又拥护“一个人”的统治。在克伦威尔实行独裁统治时，霍布斯回到了英国。但克伦威尔死后不久，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了，并且逐渐恢复原来的政策。英国再次面临革命，但议会采取了和平的方式。
材料呈现：威廉与玛丽登基图
教师：图中可以看到国王接受了议会的《权利法案》，并从议员的手中接过了王冠。议会取代国王，成了权力的中心。这种现象是否有理论依据呢？洛克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为保障社会的安宁，就必须组成政府。为此，个人就必须交出一部分权利，人由此而进入“文明”。尽管在文明社会中，个人丧失了一部分权利，但自由、平等和财产权被保留下来，成为人的基本权利。
――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设问：洛克的观点与霍布斯有何不同？（参考答案霍布斯认为，个人交出了全部权利；洛克认为，个人只交出了部分权利）
教师：洛克认为，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就应当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为此他提出了分权的办法，即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外交权归国王。
过渡：正当英国人讨论“光荣革命”这一重大历史变革时，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在英国逐渐流传开来。
教师：牛顿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牛顿运用这些定律，把星星、地球和自然界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他建构的世界内，并告诉世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能够被认识。
这本书为牛顿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以至于在他去世的时候，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出殡那天，成千上万的市民为他送行；抬棺椁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在哀歌中，王公贵族、政府大臣和文人学士们一起向这位科学巨人告别。最后，牛顿被安葬在王公贵族的墓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
在送行的人中，有一位法国人，他的名字叫伏尔泰。
伏尔泰刚出世时，身体很弱，接生婆根据经验判断，这孩子只能活几天。但这个判断有些误差，伏尔泰共活了84年。由于体质较差，伏尔泰很少外出，多待在家里写文章。17岁那年，他就出版过一本书。但是，伏尔泰经常嘲笑贵族。20多岁时因写诗讽刺摄政王是“愚蠢的孩子”，被投入巴士底狱关了11个月。后来，听说国王为节约开支，准备减少王室的马匹数量。伏尔泰说，最好的办法是减少蠢驴的数量。加之与贵族打架，伏尔泰被驱逐出境。
伏尔泰辗转到了英国。他目睹了牛顿的葬礼后，对牛顿产生了极大兴趣，也感受到了英国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伏尔泰认为，牛顿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的权利是有保障的。他把自己在英国的体会，写信告诉亲友。后来，伏尔泰的25封信组成了《哲学通信》一本。其中写道：
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力的唯一的国家；他们由于不断的努力，终于建立了这样开明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的权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
――伏尔泰《哲学通信》
问题：当时的英国确立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参考答案君主立宪制）
教师：伏尔泰在信中介绍了一次争论：恺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克伦威尔，谁最伟大？有人回答，牛顿最伟大。对此，伏尔泰评论道：
像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
――伏尔泰《哲学通信》
问题：为什么说牛顿最伟大？（参考答案：牛顿的成就，利于人们认识宇宙）
教师：伏尔泰专门写了两封信，向法国人介绍牛顿的力学体系：
牛顿力学体系的精髓是：惯性是物体的根本属性，惟有外力才能克服物体的惯性。其蕴含的价值观是：崇尚人的价值，因为人有能力改变和控制自然。
――林德宏《牛顿力学所蕴含的价值观》
教师：伏尔泰回国不久，孟德斯鸠来到了英国。孟德斯鸠本是法国一个地方法院的院长，但他卖掉了院长的职位，在巴黎以及法国周围几个国家旅行，并在英国呆了18个月。期间，孟德斯鸠结交英国的文化名人，了解英国的制度，并根据所见所闻所学，撰写了《论法的精神》一书。孟德斯鸠认为：
在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中，既无法律，又无规章，君主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国家里，虽也有国王，但他得通过议会来治理国家；在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里，由全体人民自行治理。基于“道德”的共和政体虽好，但难做到；专制政体基于“恐怖”，必须坚决反对。
――吕一民：《法国通史》
问题孟德斯鸠认为政体有哪几种？应实行什么政体？（参考答案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君主政体）
教师：为了防止君主政体演变成专制政体，孟德斯鸠主张实行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是三个部分掌握，并相互制衡。他还强调“法的精神”。“法的精神”并非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一种法律观念、规则意识。如果缺失了法律观念，再多的条文也是没用的。
过渡在孟德斯鸠撰写《论法的精神》时，一位年轻人正为了生存与命运抗争。此人叫卢梭，他出生在瑞士的日内瓦。卢梭小时候先后失去了母亲、父亲，成为孤儿，靠打零工如替人抄写，艰难度日。成名后他的生活依然十分贫穷，甚至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都送进了孤儿院。卢梭在分析自己命运的基础上，撰写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
材料：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不久便可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设问在卢梭看来，“不平等”现象起源于什么？（参考答案：私有制）
教师：卢梭指出，随着国家的形成，不平等加深了。专制的暴君出现后，不平等也发展到了极点。因此卢梭认为，民众有权以暴力暴君，并且指出：
既然人民是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每一个人也就都享有，同时也须服从。换言之，在最高面前人是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如有人不服从，社会契约就强迫他服从……
――吕一民《法国通史》
设问：（1）此前哪几位思想家倡导过“人民”“社会契约”的观点？（参考答案霍布斯、洛克）
国卢梭又提出了怎样的新观点？（参考答案：民众有权强迫他人服从公共意志）
过渡状尔泰并不赞成卢梭的观点，认为这样等于使人回到四肢爬行的落后状态。但另一位思想家狄德罗赞同卢梭的一部分观点，但是，向卢梭伸出了援助之手，给他提供生活援助，并邀请他参与编写《百科全书》。
教师《百科全书》是一套系列丛书，全书共有35卷，编写耗时21年。该书囊括了18世纪中叶以前欧洲人所取得的全部科学成果，并对各个领域的学术和技术进行了全面总结。通过编写《百科全书》，狄德罗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联合了起来，形成了“百科全书派”。这一派别的纲领是：
崇尚科学，认为科学可以合理地阐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增进人类知识，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正如狄德罗所说，编写《百科全书》的目的是“改变思维的一般方式”。
――刘苏荣《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对西方自然观的影响》
设问：为改变思维方式，应突出哪方面的知识？（参考答案：科学）
教师：狄德罗高度评价了牛顿等人的作用：“多亏这些伟大人物的工作，世界才不再是一个神，而是一架机器，有它的齿轮、缆索、滑车、弹簧和悬摆。”既然自然界犹如一架机器，人就有能力改变和控制它。这种观点激发了法国人的探索热情。
过渡在当时的巴黎，每周都会出现由贵妇人发起或主持的文化沙龙（Salotto）。沙龙主人宣读旅行者的来信，一些作者向读者介绍自己的最新作品。为了得到更多人的响应，一些知识分子用历史、小说、戏剧等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使政治体制之类的抽象问题，变得生动起来，一些家庭妇女甚至普通农民也参与了讨论。这种讨论从巴黎蔓延到法国的其他城市，还传到了周边国家。
教师：当有人问康德，是否认为他生活在一个开明的时代时，他回答说：“不，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康德提出了一个概念：“启蒙时代”，由此创造了一个术语：“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谅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康德：《答复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启蒙”？》
设问怎样才能改变“不成熟状态”？（参考答案：能运用自己的理智）
教师：当人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时，对事物的认识就会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如同被蒙起来一样，存在着偏见或错误。那么，怎样才能运用理智呢？科学就是一种必要的工具。科学成果可以使人更加清楚地认识事物，如同把蒙在事物外面的东西揭开，这就是“启蒙”。
在自然科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人们对世界、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对于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比如君主的权利从何而来？专制体制是否合理？都需要做进入分析，分析其是否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如何改变才算合理。这种分析被康德称为“理性的批判”。
材料呈现：处死路易十六（图略）
设问：康德听到处死路易十六的消息后，会有何感想？（参考答案：不同意剥夺路易十六的生命权）
教学小结：革命可以暴政，但未必能使人获得自由。要想使人获得自由，必须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自由”并非仅指政治自由，更不是行动上的为所欲为，还包括思想自由。
三、教学反思
思想史教学不同于讲授单纯的哲学。哲学侧重于思想家的观点，而思想史侧重于那些观点出现的背景，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只有把那些观点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才能使学生真正认识启蒙运动，进而认识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当然，这种联系不应是虚幻的，而应是可感知、可理解的。
美国学者塞勒（J.G.SaybretaD等人，曾就课程与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三个隐喻：
隐喻一：课程是建筑的设计图纸；教学则是具体的施工。设计图纸会对施工作出非常具体的计划和详细的说明，施工必须严格按照图纸进行。
隐喻二：课程是球赛方案，这是赛前由教练员和球员一起制定的；教学则是球赛进行的过程。尽管球员要贯彻事先制定好的方案，但如何实现这个意图，则完全依赖场上的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