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2 10:30:33
关键词： 生命周期； 企业价值；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9-0008-04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提高自身价值。而银行业又是所有类型的企业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因此，许多学者都对银行业的企业价值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的发展存在着从出生到成长、成熟、衰退与死亡的周期性。因此，让企业正确识别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把握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并采用相应的有效措施，才能使企业维持正常健康发展。
以往学者对企业价值的研究通常都未将企业自身所处生命周期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本文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加入企业自身生命周期这一变量，借助杜邦财务分析体系，通过对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营运能力三个方面对所选取的银行进行价值考虑，并探讨其影响方向与程度。
一、文献综述
（一）企业价值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是企业价值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管理学者Miller和Modigliani提出的，现已成为财务管理的核心概念之一。
Lindenberg和Ross（1981）[1]把Tobin’s Q引入产业经济学领域，用Tobin’s Q来度量企业盈利性与垄断能力。国内学者张思宁（2006）[2]、丁一（2008）[3]等也都选取Tobin’s Q来解释企业价值。
总资产收益率是国内外用来衡量企业利用资产获利能力的指标。黄金秋、屈新、张桥云（2006）[4]通过研究分析认为衡量商业银行盈利性大小的指标可以为总资产收益率；王娣（2009）[5]认为，银行主要是负债经营，自有资本相对较少，总资产收益率是解释银行盈利能力的综合指标，反映了商业银行当期的盈利总规模，同时净资产收益率也被普遍采用。彭琦（2006）[6]主要采用总资产收益率、净值收益率和收入利润率来衡量中国商业银行绩效。金晓彤、刘宏（2009）[6]认为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是资本回报率和总资产收益率。
（二）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是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指标，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三个角度的综合考虑一个企业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其中，营业净利率=净利润/营业收入，总资产周转率=销售收入/平均资产总额，权益乘数=1/（1-资产负债率）。李宝仁、王振蓉（2003）[7]的研究发现企业的资本结构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影响，资产负债率越低，盈利能力越高；查道林、雷光勇（2009）[8]在对被公开谴责的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发现，总资产周转率越高，总资产收益率就越大；李书梅（2010）[9]认为，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产权比率等都是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财务比率，这些指标不仅关系到企业能否持续经营，而且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孙春甫（2011）[10]指出，资产负债率越大，权益乘数就越高，这意味着企业可能获得的收益越多，但也要承担高风险。
（三）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最早提出“生命周期”这个概念的是Haire（1959）[11]。他认为企业的发展符合生物学中的成长曲线。随后，Gardner（1965）[12]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的生命周期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期性；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个既不明显上升也不明显下降的停滞阶段，这是生物生命周期所没有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变革实现再生，从而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周期。Adizes（1989）[13]对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是最为系统的。他指出企业的成长与老化主要通过灵活性和可控性这两大因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并且由此把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官僚化早期、官僚期和死亡期。
Aharony和Ramesh（1992）[14]将企业每年的股利占收入比例、公司销售增长率、资本支出占公司总价值的百分比以及公司年龄四种变量进行单独排名和综合处理得到了其划分标准和依据。Jenkins、Kane和Velury（2004）[15]指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会采取不同的竞争对策，并且投资人对于销售成长的能力和获利能力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罗险峰、胡逢树（2000）[16]以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衰退期四个阶段为基础，定性地分析了在各个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中，企业的创新动机和创新积极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李业（2000）[17]对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修正，并选择销售额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的纵坐标，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候运神（1994）[18]和许明雄（2001）[19]对我国上市的特定产业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在股利发放上会考虑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进而规划适当的股利政策的情形并不普遍，因此股利支付率并不适合作为划分生命周期的指标。
二、模型推导及数据
（一）模型推导
Anthony and Ramesh（1992）[14]以股利支付率、销货成长率、资本支出率及公司年龄等四个指标，作为划分企业生命周期的依据，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在股利发放中常常伴有浓厚的政策色彩，更多的是考虑到企业发展需要，不是自发的，因此与之前众多国内学者一样，本文舍弃了股利支付率这一判断指标，最终选取销货成长率、资本支出率及公司年龄三个指标来综合衡量我国企业的生命周期，并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成长期（GROW）、成熟期（MATU）、衰退期（DECL），且分别用0表示企业的成长期、1表示企业的成熟期、2表示企业的衰退期。首先将上述的三个指针的相关数据做一个简单的由高到低的排序处理，其次按照三分位法划分为高中低三组，销货成长率、资本支出率从高到低依次给予0至2分，公司年龄从低到高依次给予0至2分，最后整合为一个综合指数得分，介于0-1时，归为成长期；介于2-4时，归为成熟期；介于5-6时，归为衰退期。
本文参照邱垂昌、洪福赞（2008）[20]在研究不同企业生命周期下智慧资本与企业价值关联性时运用的回归模型以及陆大兰（2008）[21]在研究资产结构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时所涉及的一系列模型，提出本研究的模型：
Y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α4GROWit+α5MATUit
+α6NPMit*GROWit+α7TATit*GROWit+α8EMit*GROWit
+α9NPMit*MATUit+α10TATit*MATUit+α11EMit*MATUit
+α12SIZEit+α13GFGDPit+α14GCPIit
+α15BBIit+μit （1）
Y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α4GROWit+α5DECLit
+α6NPMit*GROWit+α7TATit*GROWit+α8EMit*GROWit
+α9NPMit*DECLit+α10TATit*DECLit+α11EMit*DECLit
+α12SIZEit+α13GFGDPit+α14GCPIit+α15BBIit+μit （2）
其中：Yit企业价值：分别为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NPMit 表示营业净利率；TATit表示总资产周转率；EMit表示权益乘数；GROWit表示为成长期，1表示处于成长期，否则为0；MATUit表示为成熟期，1表示该企业处于成熟期，否则为0；DECLit表示为衰退期，1表示该企业处于衰退期，否则为0；SIZEit表示企业规模；GFGDPit表示金融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GCPIit表示通货膨胀率；BBIit表示银行业景气指数；μ表示为残差项。
营业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与权益乘数均为自变量，分别代表了企业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企业的战略决策势必会受到其自身规模的影响，因此将企业规模作为一个变量来衡量企业的价值。在金融研究中通常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宏观经济变量来研究银行业价值，本文更精确地采用金融业占GDP比例的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通货膨胀率代表了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状况，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了银行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判断与预期。两模型基本思路相同，区别在于模型：（1）以衰退期为基础，模型；（2）以成熟期为基础。
（二）资料筛选
本文采用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2006年为基础选取了中国上市银行业14家企业从2007年至2011年度，共5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了尽可能确保资料的客观性和可研究性，笔者将企业规模取自然对数，这样有利于将不同公司的横向比较，在划分生命周期时利用三分位法，快速划分企业生命周期，不仅不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且能使得研究可以更为有效地通过直观的统计方式来解释现象，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不考虑生命周期影响下的关联性分析
在不考虑企业生命周期的情况下，以衰退期（DECL）为基础、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企业价值时的模型为：
ROE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α4GROWit+α5MATUit
+α7SIZEit+α8GFGDPit+α9GCPIit+α10BBIit+μit （1a）
ROA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α4GROWit+α5MATUit
+α7SIZEit+α8GFGDPit+α9GCPIit+α10BBIit+μit （1b）
以成熟期（MATU）为基础、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银行业的企业价值时的模型为：
ROE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α4GROWit+α6DECLit
+α7SIZEit +α8GFGDPit+α9GCPIit+α10BBIit+μit （2a）
ROA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α4GROWit+α6DECLit
+α7SIZEit+α8GFGDPit+α9GCPIit+α10BBIit+μit （2b）
由表，不考虑生命周期影响情况下，以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企业价值衡量指针时，营业净利率（NPM）、总资产周转率（TAT）、权益乘数（EM）、企业规模（SIZE）均与之显著正相关；只有营业净利率（NPM）、总资产周转率（TAT）与总资产收益率（ROA）呈显著正相关。
（二）考虑生命周期影响下的关联性分析
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的情况下加入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各构面与企业生命周期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并且以衰退期（DECL）为基础、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企业价值时的模型为：
ROE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α4GROWit+α5MATUit
+α6NPMit*GROWit+α7TATit*GROWit+α8EMit*GROWit
+α9NPMit*MATUit+α10TATit*MATUit+α11EMit*MATUit
+α12SIZEit+α13GFGDPit+α14GCPIit+α15BBIit+μit （1c）
ROA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 +α4GROWit+α5MATUit
+α6NPMit*GROWit+α7TATit*GROWit+α8EMit*GROWit
+α9NPMit*MATUit+α10TATit*MATUit+α11EMit*MATUit
+α12SIZEit+α13GFGDPit+α14GCPIit+α15BBIit+μit （1d）
以成熟期（MATU）为基础、用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总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企业价值时的模型为：
ROE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 +α4GROWit+α5DECLit
+α6NPMit*GROWit+α7TATit*GROWit+α8EMit*GROWit
+α9NPMit*DECLit+α10TATit*DECLit+α11EMit*DECLit
+α12SIZEit+α13GFGDPit+α14GCPIit+α15BBIit+μit （2c）
ROAit=α0+α1NPMit+α2TATit+α3EMit +α4GROWit+α5DECLit
+α6NPMit*GROWit+α7TATit*GROWit+α8EMit*GROWit
+α9NPMit*DECLit+α10TATit*DECLit+α11EMit*DECLit
+α12SIZEit+α13GFGDPit+α14GCPIit+α15BBIit+μit （2d）
表2与表3描述了企业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情况下，加入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和企业生命周期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后，以成熟期为基础时或以衰退期为基础时，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性。
以衰退期为基础、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价值的回归模型（1c）在考虑成长期及成熟期与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交叉项后，营业净利率（NPM）、总资产周转率（TAT）、权益乘数（EM）、企业规模（SIZE）、金融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增长率（GFGDP）这五个变量仍维持原来的显著性（p
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企业价值的回归模型（1d），银行业景气指数由正相关变为负相关。成长期与总资产周转率的交叉项（TATGRDW），成熟期与总资产周转率的交叉项（TATMATU）均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p
以成熟期为基础、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价值的回归模型（2c）在考虑成长期以及成熟期与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交叉项后，营业净利率（NPM）、总资产周转率（TAT）、权益乘数（EM）、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价值之间仍然维持着原来显著正相关关系。金融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增长率（GFGDP）也保持着显著负相关水平。
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企业价值的回归模型（2d），银行业景气指数（BBI）则受到交叉项的影响由原来的正相关变为负相关，尽管仍然不显著。衰退期与总资产周转率的交叉项（TATDECL）达到统计显著水平（p
（三）内生性问题研究
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存在遗漏变量，且遗漏变量与引入模型的其它变量相关。二是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以回归模型（1）为例，即以衰退期为基期，使用两阶段最小平方法（TSLS）尝试消除内生性问题。然而，由于在执行回归模型时，发现回归模型中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与交叉项等自变量间存在很强的共线性。因此在测试内生性时，本文参照OLS评价模型在遇到完全共线性问题时仅保留交叉项变量的做法，将本文模型中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三个变量以及生命周期两个虚拟变量全部删除，仅保留交叉项变量，即将原始回归模型（1）修改为回归模型（4）：
ROAit=α0+α1NPMFit*GROWit+α2TATFit*GROWit
+α3EMFit*GROWit+α4NPMFit*MATUit
+α5TATFit*MATUit+α6EMFit*MATUit+μit （4）
TSLS的实证做法是先个别执行回归模型（5）、（6）、（7），求出各回归模型中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预测值，再将该值代入回归模型（4），以消除内生性问题。
NPMFit=b0+b1SIZEit+b2GFGDPit+b3GCPIit+b4BBIit
+b5GROWit+b6MATUit+μit （5）
TATFit=c0+c1SIZEit+c2GFGDPit+c3GCPIit+c4BBIit
+c5GROWit+c6MATUit+μit （6）
EMFit=d0+d1SIZEit+d2GFGDPit+d3GCPIit+d4BBIit
+d5GROWit+d6MATUit+μit （7）
其中：NPMFit为i公司第t期营业净利率的预测值；TATFit为i公司第t期总资产周转率的预测值；EMFit为i公司第t期权益乘数的预测值。
根据表4可知，成熟期与总资产周转率预期值的交叉项（TATFMATU）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相较于衰退期，成熟期的总资产收益率与企业价值有较高的正向关联性，此结果与前文的逐步回归结果一致。
另外，成熟期的权益乘数预测值与企业价值的交叉项（EMFMATU）也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企业处于成熟期相较于衰退期，权益乘数与企业价值的关联性较强。此结果与前文逐步回归的结果有些许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忽略了净资产收益率所致，也可能是消除内生性后的真正结果。
综上所述，企业处于成熟期时相较于衰退期，资产周转率与企业价值的关联性较高，而权益乘数与企业价值的关联性却无法完全确定；另外，营业净利率与企业价值的关联性则不受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影响。
（四）Panel Data
Panel Data模型含有横截面、时期和变量三维信息，可以构建和检验更为真实的行为方程。另外，Panel Data模型对数据的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在宏观因素方面，例如GDP和CPI都必须在回归前进行季节性调整，因此，本文首先对宏观资料进行了处理，使得CPI能够真实的反映经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选取Eviews分析软件作为统计工具，力图将所得结果与上文所用SPSS所得结果比较，模型回归对比结果见表5，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时，权益乘数（EM）、企业规模（SIZE）、成长期和成熟期两个虚拟变量仍维持着原来的不显着水平。金融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的增长率（GFGDP）由原来的不显著变为显著，证明整体经济增长会带动银行价值的上升。通货膨胀率（GCPI）的变化尤为明显，由不显著正相关变为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对GCPI进行了季节性调整，使得CPI能够真实的反映经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样，银行业景气指数（BBI）也由不显著负相关变为显著正相关，且完全符合原假设，说明银行家对未来经济信心的增强使民众对经济增长的好感也增加，从而改变民众的投资对象，例如增持银行业股票，使银行价值增大。在企业生命周期与杜邦财务分析体系的交叉项方面，成熟期与总资产周转率的交叉项（TATMATU）达到显著正相关水平（p
四、结论
本文将企业生命周期纳入企业价值的研究中，实证结果表明了考虑企业生命周期的必要性。在考虑企业生命周期的情况下，加入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和生命周期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后，无论以成熟期还是衰退期为基础，用ROE来衡量企业价值时，所有交叉项以及其它变量都不受生命周期阶段差异的影响。而以ROA衡量企业价值，同时以衰退期为基础时，营业净利率（NPM）、总资产周转率（TAT）、成熟期的总资产周转率（TATMATU）、成长期的总资产周转率（TATGROW）与企业价值具有较高的正向关联性。以成熟期为基础时，总资产周转率（TAT）、营业净利率（NPM）、与企业价值具有很强的正关联性，衰退期的总资产周转率（TATDECL）与企业价值有较高的负关联性。而其它变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则不受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差异的影响。
可见，通过企业生命周期的划分，完善了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对企业价值相关性的研究，管理者应根据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提高企业运营效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另外，无论是成长期、成熟期还是衰退期，总资产周转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都非常重要，因此管理者应尤其注意这一项指标。
参考文献：
[1] Eric B.Lindenberg，Stephen A.Ross.Tobin’S Q Ratio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1981）vol.54，no.1：pp.1-32.
[2] 张思宁.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与市场价值关系的实证检验[J].证券市场导报，2006（6）：pp.28-31.
[3] 丁一.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相关性分析——基于沪深两市A股的经验数据[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008.
[4] 黄金秋，屈新，张桥云.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的主要因素[J].统计与决策，2006（10）：pp.118-119.
[5] 王娣.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经济学院，2009.
[6] 金晓彤，刘宏.中国现阶段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pp.48-51.
[7] 李宝仁，王振蓉.我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资本结构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pp.150-153.
[8] 查道林，雷光勇.公司治理、财务特征与违规处罚预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4）：pp.74-79.
[9]李书梅.长期偿债能力财务利率分析[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0（9）.
[10] 孙春甫.净资产收益率在股票定价模型中的运用[J].会计之友，2011（13）.
[11] M Haire.Biolog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History of the Growth of Organization：Modem Organizational Theory[M]（1959）.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
[12] Gardner，John W. How to Prevent Organizational dry rot[N] （1965）.Rice Thresher Student Newspaper，vol.53.no 5，pp.2.
[13] Ichak Adizes.Corporate Lifecycles：How and why Corporations Grow and Di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M].NJ：Prentice Hall（1989）.
[14] Joseph H Anthony and K Ramesh. Association between Accounting Performance Measures and Stock Pric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2）.vol 15，no.2：pp.203-227.
[15] David S.Jenkins， Gregory D. Kane and Uma Velury.The Impact of the Corporate Life-Cycle on the Value-Relevance of Disaggregated Earnings Component.Review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004），3（4）：pp.5-20.
[16] 罗险峰，胡逢树.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创新行为及风险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17（12）：pp.60-61.
[17] 李业.企业生命周期的修正模型及思考[J].南方经济，2000（2）：pp.47-50.
[18] 侯运神.企业生命周期与股价关联性之研究[D].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会计研究所，1993.
[19] 许明雄.企业生命周期特性与鼓励政策关联性之探讨[D].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会计学研究所，2001.
科学诊断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的状态，是当今运动训练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有关赛艇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诊断的研究较多，其方法主要是依据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来完成，但很少将其变化与训练负荷的变化进行对比评定。由于许多生化指标对负荷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使得诊断缺乏客观性，大大降低了诊断结果的有效性。为此，本研究拟在探讨训练负荷量化方法的基础上，对赛艇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诊断进行深入研究，旨在为科学调控运动训练，提高赛艇运动水平提供有力依据。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和专家访谈法
通过MEDLINE网址、全国中文期刊网（1993-2008）检索相关文献，走访赛艇生理学权威专家Hartman博士及德国、荷兰和中国国家队教练员，全面了解掌握赛艇训练负荷强度的分级、负荷诊断的敏感指标和方法，为负荷的量化、诊断指标的选择和方法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
1.2实验法
1.2.1研究对象
河南省女子公开级赛艇运动员12名，均为运动健将，具体情况见表1。
1.2.2样本采集与测定
分别在冬训第二、三阶段记录、统计、计算训练负荷量和强度，并每周抽取安静时晨静脉血进行测试。BU、CK的测定由上海产XD-811半自动生化仪完成； Hb的测定由日本光电MEK-6318K全自动血球计数仪完成；T、T/C的测定由美国AXSYM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完成。
1.2.3数据处理
全部数据以平均数±标准差（X±S）表示，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P<0.05为显著性差异，P<0.01为非常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1负荷的度量方法
负荷强度。外部强度一般是以比赛最大速度的百分比确定，内部强度是以最大心率的百分比或血乳酸确定〔1， 2〕。国内外赛艇训练强度的分级也大多以此为依据，但这些方法只能对某一种练习进行度量和评价，对具有多种强度练习的课、单元及阶段整体训练强度很难度量和评价，这些强度的度量并非简单的算术累加。为此，本研究引用早期评价心理紧张程度的公式对负荷强度进行度量〔3〕。通过公式一可精确计算出课、单元及阶段整体训练强度，但该方法需测试每种练习的强度，较为繁琐。
公式一：I=∑Ii·ti / ∑ti
（I—平均强度，Ii—单次训练强度，ti—单次训练时间）
赛艇专项训练强度一般分为6级，分别为无氧—Ⅰ级，氧运输—Ⅱ、Ⅲ级，无氧阈—Ⅳ级，氧利用1—Ⅴ级，氧利用2—Ⅵ级。此外，还有放松恢复、力量训练和柔韧训练。本研究分别记录这些强度训练时的心率，再除以100，以相对心率代表某种训练的强度，通过公式一计算便可得出课、单元及阶段整体训练强度。
负荷量。适用于外部负荷量度量的指标很多，如训练距离、时间、次数等。由于赛艇训练水面并不确定，训练的实际距离难以测量。为此，本研究采用训练的持续时间对负荷量进行度量，只要将每种练习的持续时间累加就可计算出训练课、单元及阶段的负荷量，其度量方法相对简单、可比性强。
总负荷。许多生化指标受负荷强度及负荷量的共同影响〔4， 5〕。单独使用负荷强度或负荷量并结合生化指标的变化来探讨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难免出现偏颇，因此，总负荷的计算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认为总负荷与负荷强度和负荷量存在指数关系，通过公式二可计算出总负荷，使其量化。
公式二：L=T×I
（L—总负荷，T—负荷量，I—负荷强度）
2.2承受训练负荷状态的诊断方法与指标
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的诊断，实际上就是对在训练负荷作用下运动员是否处于适应、疲劳和恢复状态的诊断。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多数研究并未与负荷结合。本课题在前人研究和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运用生化指标，结合总负荷度量方法对这几方面进行诊断，具体方法见表2。
2.3实验结果与分析
由公式二计算的总负荷变化如表3所示。在冬训第2阶段（1～7周），总负荷的变化波动很大；在第3阶段（8～16周）虽有波动，但总体明显小于第2阶段。由于冬训以强化量为主，强度变化相对平稳，因此，总负荷的变化与负荷量的变化非常相似。
2.3.1肌酸激酶的变化
CK的变化见表3，在第2阶段初，CK变化与总负荷的变化并不一致，但阶段末随总负荷明显下降；在冬训第3阶段，总负荷呈锯齿形上升，而CK的高点呈锯齿形下降，但无显著性差异。
许多研究报道CK是评定运动员机能状态的敏感指标〔6，7〕。本研究结果是，CK在总负荷波动较大时变化较为明显，而在总负荷波动较小时无明显变化，其变化也与总负荷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如果从2个阶段末期CK下降的结果来看，运动员机体对训练负荷产生了适应、疲劳消除甚至出现超量恢复，但与运动员在冬训第2、3阶段后期出现大面积疲劳甚至过度疲劳的事实相左却无法解释。分析原因，只能解释为CK对评定负荷强度和肌肉的损伤程度较为敏感，而对评定运动员的机能状态太不敏感。因此，运用表2对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进行诊断时，应密切关注其他指标的变化。
2.3.2血尿素和血红蛋白的变化
许多研究报道，BU的变化常常与负荷量同步，而Hb常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效应〔8，9〕，也有研究报道Hb与BU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10〕，但两者随总负荷的变化却鲜有报道。本研究结果是，两者经常会出现相互靠拢及背离现象。BU常常在大负荷训练后的第2周有明显下降或基本不变，如第3、6、9、12、15周；而Hb也大都在这个时间或一周后升高，如第6、10、12、16周。此时，它们的相关度高，运动员机体有一定恢复，疲劳减轻并对负荷产生一定适应。本研究还观察到，BU随负荷的增加而明显增加只发生在BU值处于相对低位时，在BU值处于高位时，这种变化并不明显，如第8、13周；而且在BU值处于超过临界的高位时，无论是负荷的增加还是减小，BU值的变化都不明显，如第5～8周和第11～16周。分析原因可能是：在负荷增加时，BU值本已处于高位，机体处于应激的抵抗阶段和衰竭阶段，产生了保护性抑制，使训练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导致BU值不再升高；而在负荷减少时，由于机体长时间训练消耗过大，体内糖原储量不足，造成蛋白质的分解代谢仍很旺盛，此外，也可能与训练调整不足有 关。另外，本研究还发现，在负荷大幅降低的调整周后，BU值几乎都处于上升，如第4、7、10、13和16周，而此时Hb降。此时，运动员机体表现出恢复很差、疲劳积累以及对负荷很不适应。提示负荷一旦产生严重的累计效应，仅调整1～2周是不够的，在调整周出现BU值上升，可能是过度训练的征兆，这应引起充分关注。
许多研究报道，清晨安静时血尿素达7～8 mmol/L时为过度训练〔1，8〕。从本研究结果看，在第2阶段后期，连续3周血尿素值在7.0 mmol/L以上；在第3阶段中后期，血尿素值连续3周在8.0 mmol/L以上，连续5周在7.0 mmol/L以上。表明运动员对这两个阶段的训练负荷很不适应，恢复能力较差，出现了疲劳，尤其是在第3阶段出现了过度疲劳。运用BU评定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时，不仅要结合负荷的变化，还应结合其疲劳阈值。
有文献报道，当Hb的水平较训练前下降了10%时，运动员的机能状态大多不好，比赛成绩不佳〔11〕。从本研究结果看，在整个冬训过程中升降都不到10%，且无显著性差异，这与上述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根据我们多年的实践经历，赛艇运动员在某一阶段训练中的Hb变化一般都不会超过10%，但其低点多与BU值的高点对应，基本上反映了运动员的机能状态。因此，运用Hb评定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时应与BU等其他指标结合。
2.3.3血睾酮和皮质醇的变化
冬训第3阶段T、C测试结果见表4。从中看出，在训练的第7到第10周T、C无明显变化；在两周较大负荷训练后，经过第13周的调整，T和T/C明显升高；在随后两周大负荷训练后，虽经调整，但T和T/C仍明显下降。
血睾酮是体内主要的促合成代谢激素之一，具有抑制肌糖原分解，激活糖原合成的作用；并促进红细胞生成、合成蛋白质。皮质醇（C）是肾上腺皮质分泌的异化激素，其主要作用是使蛋白质分解转化为糖，保持血糖浓度相对稳定，促使脂肪分解 〔12〕。
Maestu（2005）研究报道，赛艇运动员3周的大负荷训练导致T/C有较大幅度降低，后经过2周以大负荷量一半的训练量调整后，T/C又恢复到训练前水平，并认为调整后可连续进行3周的每周超过1000分钟的大负荷训练。大负荷训练后T/C降低是由于T值的降低而C值的变化不大所致〔13〕。本研究的训练负荷大致与上述研究相仿，连续2周的大负荷量训练都在1200分钟左右；而调整周的负荷量在600分钟左右（见表3）；T和T/C的变化也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只是在第16周的调整后明显降低，显示此时运动员的合成代谢减弱，恢复较差。分析原因可能是之前连续进行两周大负荷训练后的调整幅度不大所致（见表3）。
3小结
本文在充分探讨赛艇训练负荷量化方法基础上，初步研制了生化指标与负荷变化相结合的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诊断的方法，并运用该方法对赛艇运动员进行了为期16周的诊断与监测，初步验证了该方法能较为及时、准确、客观地反映训练负荷，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CK的变化与总负荷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不是评定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状态的敏感指标； BU基本随总负荷的变化而变化，但在BU处于高位、运动员处于疲劳状态时，并不随负荷的变化而明显变化；在调整周BU值处于上升，则是疲劳产生的征兆。Hb与负荷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其低点虽基本与BU的高点对应，但相对滞后，应用Hb评价负荷量时应与BU结合起来；T和T/C基本上能反映运动员的机能状态。总体上讲，应用生化指标评定运动员承受训练负荷时一定要结合负荷的变化和运动员身体状态才更为客观、准确。
参考文献
〔1〕林文弢.运动负荷的生化评定〔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哈特曼.赛艇运动生理学导论〔J〕.赛艇技术资料，1996，1：21-31.
〔3〕武福全译.对训练负荷和比赛负荷的监督〔M〕.北京：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出版社，1981.
〔4〕冯炜权.运动训练生物化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
〔5〕冯连世.运动与血浆酶活性的变化〔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1991，10（2）：88-94.
〔6〕刘振玉.运动训练与肌酸激酶研究进展〔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9，14（1）：30-32.
〔7〕杨翼.男子赛艇运动员冬训期间血清酶活性及心电图的变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35（6）：46-49.
〔8〕冯连世.优秀运动员身体机能评定方法〔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9〕葛新发.血尿素在划船训练医务监督中应用的实验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6，30（4）：54-56.
〔10〕陈重，王昌波.血红蛋白的生成与大运动量训练的关系〔J〕.赛艇皮划艇资料，1993，1：19-31.
关键词 经济波动；产业结构；Granger因果检验；ARDL-ECM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035-05
经济发展以物质和技术为基础，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提高，资源配置发生转移，对产业部门造成冲击，同时产业政策引起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等，都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和波动。因此，国内外許多学者都在关注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周期波动之间的关系，探讨两者的内在影响原因和机理。
国外在20世纪中期就开始对经济总量与产业结构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代表经济学家有卡拉克、库兹涅兹和钱纳利等。帕西内蒂认为产业结构在适应需求变化，有效利用技术情况下，使得资源从低效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从而就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波动。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但对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近10年，研究者们采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产业结构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探讨。徐敬君等（2005）分析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我国三次产业的经济波动有各自显著特征，对经济整体波动影响程度差异较大。孙广生（2006）认为经济波动实际上就是各个产业波动的综合效果。李云娥（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起宏观经济波动，而宏观经济波动不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原因。童光荣等（2009）研究发现制度变迁不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一、二产业波动是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石柱鲜等（2009）借助VAR模型等对我国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干春晖等（2009、2011）借助计量经济模型分析认为1978-2009年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来源，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有助于抑制经济波动。宁晓青、陈柏福（2008、2011）通过对中国1953-2007年间经济周期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周期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相互影响显著。方福前等（2011）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波动平稳化趋势有着显著的熨平效应。李鑫等（2012）采用HP滤波、VAR模型等计量方法分析认为，三次产业都对经济波动产生影响，长期来看，一二产业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下降，第三产业作用在上升。
现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部分研究只是初步分析三次产业与总量经济波动的相互关系，或者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没有进一步探讨产业结构变动的哪些方面导致经济的波动，影响程度如何等；其次，在经济变量的数据处理上，大家的方法都不尽一致，从而导致分析结果有出入；第三，在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时，没有充分考虑数据的基本特征和一些计量模型对时间序列的要求，把数据直接带入模型进行分析，这就导致一些分析结果的可信度不高。
本文首先对1952-2011年三次产业经济和整体经济的周期波动特征和相关性进行对比分析；然后从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和特征；最后，在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波动之间有相互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变量的数据特征，借助ARDL-ECM模型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一、我国经济波动分析
（一）数据来源
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可比性，本文把全国1952-2011年三次产业产值换算为1952年为基年的不变价，在此基础上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产业构成等指标。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了便于使用和分析，国内生产总值用GDP表示，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用PI、SI、TI表示，为了消除异方差便于后文的分析，对各变量取对数，表示为：LNGDP、LNPI、LNSI、LNTI。
（二）经济波动分析
1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可以反映出经济波动的情况，但是为了更清楚地衡量和观察经济周期波动，本文采用HP滤波法对国内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产值进行分解，各变量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周期成分变化情况见图1。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和三次产业产值在改革开放以前波动频繁，并且波动幅度大，改革开放以后波动逐渐趋缓，波动频率减少。第一产业比国内生产总值波动领先1-2年，2000年以后第一产业波动比总产值波动相对平缓；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出的波动周期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周期在各时期都保持较高的一致性。
2 波动相关性分析。为了能够进一步分析经济的波动性和相互关系，首先计算各变量的标准差来分析和判断经济的波动性，并利用标准差之比来判断各变量的相对波动性，计算结果见表1，然后通过交叉相关系数的计算判断国内生产总值与三次产业产出之间的相关性，计算结果见表2。
从表1可以看出第二产业波动性最大，总产出和第三产业波动性相近，第一产业波动性最小，并且二、三产业与总产出相对波动性在1左右，第一产业最低，只达到总产出的0.4。从表2的交叉相关系数可以看到，当期第三产业和总产出的相关性最高，其次是第二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总产出滞后1-5期，相关性次序基本为三、一、二产业，总产出滞后6-10期，相关性次序基本为一、三、二产业；总产出超前1-10期，相关性次序基本为一、二、三产业。
二、我国产业结构变迁
对产业结构变化或演变的特征描述有多种方法，最常见的是产业结构变化Moore值或产业份额之间变化总夹角的测算，本文考虑从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
（一）产业结构变化速度
Moore结构变化值运用空间向量测定法，把产业分成n个部门，相邻两个时期两部门向量夹角进行测算，公式如下：
Wi，t表示第t期第i产业比重，Wi，t+1为第t+1期第i产业比重。为便于后文的分析和使用，进一步定义产业份额之间变化的总夹角为CT，对M取反余弦得到。CT值能够更精确地反映产业结构变化速度，CT值越大，产业结构变动程度就越大；反之亦然。本文测算了1952年以来我国三次产业份额变化的总夹角，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图2显示，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夹角在改革开放以前变动频繁，变化幅度较大，说明产业结构非常不稳定，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产业结构变动越来越小，并且在90年代末期以后保持稳定。
（二）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可以反映三次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程度，同时也反映了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和优化组合情况，进一步体现了供需平衡状况等。本文采用结构偏离度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表达式为：
SD为产业结构偏离度，n表示产业部门数，Y表示总产值，Yi表示各产业部门产值，L表示总就业人数，Li表示各产业部门就业人数。SD越大，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SD值越接近于0，经济越接近均衡，产业结构越合理。本文测算了1952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偏离度，见下图3。
我国产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都保持较高的偏离度，大部分时期都在4以上，虽然在1958年低于2，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快速上升到4以上，70年代初开始逐步下降，80年代中期以后变化相对平缓，变化幅度不大，2003年又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
（三）产业结构高级化
克拉克定律采用非农业产值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通常非农业产值比重越大，产业结构越高级。本文用PNA表示非农业产值的比重，即二三产业产值之和与总产值之间的比重。1952年以来的非农业产值比重变化趋势如图4。
图4显示，我国非农业产值比重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有明显的增长或下降趋势，70年代以后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我国产业结构长期处于上升和逐步优化，但随着产业结构上升到一定的程度，优化产业结构的难度越来越大，优化进程放慢。
三、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本文在分析产业结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时，首先判断经济波动与产业结构变动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其次利用相关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变动对经济波动的长期动态影响情况。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波动实现的，经济波动又是在经济增长趋势中进行的。现代的经济理论中，周期常指“增长周期”，表现为总体经济活动的相对水平有规律的上升、下降等交替和循环。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便于数据的分析，我们借助经济增长率GDPR来反映经济波动的情况。
（一）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波动的Granger因果检验
对经济变量GDPR和产业结构变动夹角CT进行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结合PP检验结果显示，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GDPR和CT均为平稳序列I（0）。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下表：
我们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从滞后2阶开始，在5%显著性水平下，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滞后7阶开始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
（二）ARDL-ECM模型分析
在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波动有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本文具体考虑产业结构变化的两个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考虑到经济波动的完整性和数据的有效性，采用移动平均法的原理对研究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按相同跨度求标准差，表示为GDPRSD，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进行相同跨度的移动平均，分别记为PNAM和SDM，跨度周期统一为5。
对GDPRSD、PNAM和SDM进行ADF单位根结合PP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经济波动GDPRSD是非平稳一阶单整序列I（1），产业结构高级化PNAM为平稳序列I（0），产业结构偏离度SDM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I（1）。因为要分析的变量有平稳序列I（0）和非平稳序列I（1），本文考虑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对我国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关系进行长期动态模型分析。ARDL模型的主要优点在于不管回归项是I（O）还是I（1），都可以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并进行模型估计。
对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特征变量进行长期关系的边限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滞后1阶时GDPRSD和PNAM和SDM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即PNAM和SDM对GDPRSD有长期的影响。以AIC和SC准则及回归标准差等综合判断模型为ARDL（1，0，1），ARDL模型和相应的ECM方程估计见表3。从ARDL模型可以看到，经济波动自身对后期的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高级化指标PNAM为负，说明PNAM越大，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高，我国经济波动就越不明显，也就是说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SDM为正，说明SD越小，即产业结构越合理，则经济波动越小，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样对经济波动起到抑制作用。从模型的效果来看，经济波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都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非常显著。从表中ECM模型可以看到修正项的系数小于零，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当受到一个外部冲击后，经济系统会以56%左右的速度向长期均衡调整。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从1952年至今，我国经济波动对自身有显著的冲击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中对经济波动作用最大的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即非农业生产，也就是二三产业的发展，这其中第二产业占的比重最大，所以第二产业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也是最突出和重要的。模型结果和前文中分析出的经济波动与第二、三产业经济波动一致相吻合，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是一致的。一直以来农业处于稳步发展状态，为二三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我国经济主要靠工业的发展来拉动，第三产业长期增长缓慢。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有一定的反向控制作用，也表现出一定的长期性。
四、总结
本文利用1952-2011年我国相关经济变量数据对经济波动特征进行分析，并充分论述了产业结构演变特征，以及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
（一）我国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差异
我国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影响作用非常大，如改革开放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生产不能很好地以社会需求为前提，所以我们看到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很大。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受到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对外经济的全面开放，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等，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波动逐渐趋缓。产业结构不再是盲目调整，而是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逐步优化和升级。
（二）我国经济波动和产业结构变动互为因果，互相依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变化，经济均衡发展要求供给满足实际需求，引起生产部门的调整，从而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和波动。
（三）长期来说，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方面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波动的熨平作用相对较弱
摘要：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高中新课程也在全力推进之中，新的形势强烈地冲击着人们旧有的一些教育管理理念，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几乎每天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各种思潮的冲击。班级管理的内涵和外延业已发生了诸多变化，其管理理念和实践都需要有新的突破，民主化管理班级早已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班级管理中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操作，每周一个主题，每周一点进步，有的放矢，细化班级成长目标，就是多年实践并行之有效的一种探索和尝试。
关键词：主题；细化；目标
常常听到很多班主任在各种场合，都谈论着同一个话题，那就是感觉现在的学生是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难以管理了，其实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有学生方面的原因，也有老师自身的原因。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学生每天都在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着各种思潮的冲击，变得越来越“叛逆”，变得越来越让“老班”们无法理解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有的老师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
好吃懒做，贪玩好耍，不思进取，不够诚信，很多班主任说起学生的缺点来，总是一串一串的。有不少学生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非重点”的普通学校问题更是突出，班主任似乎成为了一个“高危”行业，学校的要求和学生的实际之间总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稍微不注意，就会和学生发生冲突，这类事件，你只要稍微浏览一下各种报刊杂志和网页总是不难发现。生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班级管理的内涵和外延业已发生了诸多变化，其管理理念和实践都需要有新的突破和提高，民主化管理班级早已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班主任和很多关心教育的人士也都认同这个观点。然而问题的关键却在于班级管理中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操作。
我们把高中三年的六个学期分成六个小份，从六分之一到一，比如高一上学期的第一周的主题就是“我高中生涯的六分之一”，学生围绕这个主题在周记中写出本期的计划和打算，本期的最后一周的主题是“蹇老师，我想对你说”，要求同样在周记中对本期的计划执行情况进行总结汇报，在周记中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自身的快乐或烦恼；无论是对学校的管理或老师工作的看法，还是对某人某事的意见都可以谈，完全畅所欲言，这是和老师之间的心里话，是属于我们两人之间共同拥有的秘密，是属于我们二人之间的隐私，不足为外人道也。中间这些周次的主题那就要根据班上的实际状况来制定，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比如上周由于天气变冷，班上早自习迟到较为严重，那么这一周的主题就是“拒绝迟到”，这一周就主抓这一问题，而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感觉到处都是问题，也让学生觉得自己到处都是缺点，从而失去追求进步的信心和勇气。
值日班长根据班规作好当天的记录，晚上德育课时间进行小结和操行分评定。每周的班会课，其他很多班级不是班主任的一言堂，就是干脆做作业，甚至于无所事事，我们班却是最热闹的了，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值周班长根据上周的主题和同学们的表现，对班级上周的情况进行总结，对值日班长进行评价，评选出本周最佳值日班长，公布班上本周操行分加分和扣分的前三名，根据班规作出处理意见并交班委会讨论决定。针对我们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下周的主题，对下周的值周班长提出建议和具体要求。有一次，班上的铝合金窗不知被谁损坏了，谁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我们的本周主题就相应地变为了“做一个有担当的人”，大家围绕如何才能做一个有担当的人进行讨论。在周记中，一位同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他在玩耍时不小心给打破了，并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高考前的最后一周，我们的主题是“放松而不放纵”，要求学生尽量放松自己，做到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参加高考，但是又不能过分地放纵自己，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不遵照学习的规律。不注意休息和饮食，从而影响到高考。
最让人感动的是在毕业晚会上的那一次值周总结，当值周班长提出本周主题是“二十年后再相会”时，很多同学眼睛里都闪烁着晶莹的泪花，都纷纷跑到老师面前和老师相拥而泣，这120多个主题就是120多颗闪闪发光的珍珠，120多个深深的足迹，120份最为美好的回忆。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只有引导学生逐步地从他律转化为自律，我们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我们的“老班”们也才能从中真正体味到工作的幸福。
【关键词】基础治疗；重度牙周炎；短期效果
【中图分类号】R78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ISSN.2095-7882.2016.1.065.02
重度牙周炎是临床上较为严重且多发的疾病，具有病程缓慢、发病率高、危害性大特点，目前临床主要以治疗牙周炎局部为主[1]。因此，本院选取重度牙周炎患者50例分别实施固齿胶囊治疗和基础治疗，具体的内容可见下文。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12年3月～2013年8月收治的重度牙周炎患者50例，并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25例。观察组男15例，女10例，年龄30～60岁，平均年龄为（45.36±2.45）岁。对照组男14例，女11例，年龄31～60岁，平均年龄为（46.38±1.34）岁。两组患者的各项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2方法观察组患者采用基础治疗，给予制定牙周炎治疗方案，再实施重度牙周炎手术，根据患者的病情，对患者进行维护治疗和修复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固齿胶囊治疗，给予患者口服，3次/d，3粒/次。两组患者同时治疗2周，并详细记录其治疗后的疗效。1.3观察指标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以及PD、PLI、AL、BI指标值。1.4疗效判定标准若患者治疗后，重度牙周炎症状消失，则视为显效；若患者治疗后，重度牙周炎症状有效的缓解，则视为有效；若患者治疗后，无法达到以上两个标准则视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1.5统计学方法本文使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值对比治疗前，两组患者PD、PLI、AL、BI指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PD、PLI、AL、BI指标值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2.2两组患者总有效率对比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2。3讨论据相关研究显示，牙周炎是由于患者牙齿局部1.3观察指标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总有效率以及PD、PLI、AL、BI指标值。1.4疗效判定标准若患者治疗后，重度牙周炎症状消失，则视为显效；若患者治疗后，重度牙周炎症状有效的缓解，则视为有效；若患者治疗后，无法达到以上两个标准则视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1.5统计学方法本文使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3.1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值对比治疗前，两组患者PD、PLI、AL、BI指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PD、PLI、AL、BI指标值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因素而引起的慢性炎症，若患者处于炎症期间未及时治疗，慢性炎症则会扩散至患者牙周膜、牙槽骨、牙骨质，从而发展为牙周炎。由于早期牙周炎无明显症状，患者容易忽视，因此，大部分患者发现时，已为重度牙周炎[2]。固齿胶囊中主要成分有骨碎补、枸杞、山茱萸等，通过抑制患者的炎性反应，阻止患者牙组织严重损害，从而促进患者牙周膜细胞、骨细胞增殖。据相关医学资料显示，固齿胶囊短期疗效不及基础治疗短期效果可观[3]。近年来，由于患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临床上对其常采用药物治疗和基础治疗，由于药物疗效不显著，基础治疗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基础治疗与药物治疗相比，具有诸多优势；①安全性高；②不良反应发生率少；③能有效改善患者各项指标值；④基础治疗在短期治疗当中显效快，疗效高。因此，基础治疗不仅能有效改善患者牙周炎各项指标值，还能促进患者牙槽骨密度恢复，在短期治疗中具有良好的疗效，据多项医学资料显示，基础治疗不仅可以改善重度牙周炎的临床症状，还能在短时间内防止患者复发重度牙周炎[4]。经研究表明，两组患者采用不同的治疗后，观察组患者PD、PLI、AL、BI指标值显著优于对照组，并且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综上所述，基础治疗在重度牙周炎短期治疗中具有良好的疗效，值得在临床中进一步推广及运用。
参考文献
[1]徐婕,徐斌,宋亮,等.高强纤维牙周夹板治疗老年重度牙周炎的疗效[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32(16):3564-3565.
[2]宗敏,方冬冬,高慧,等.正畸-牙周联合治疗中重度牙周炎早期牙周状况及龈沟液骨钙素水平变化的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50(1):113-116.
[3]胡彬彬,程杰.老年重度牙周炎患者相关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33(13):3052-3054.
关键词：内需增长；主要特点；变动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增长的总体特征
(一)内需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消费加上投资)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07年年均实际增长10％，比支出法GDP平均增速(10.5％)低0.5个百分点。内需增速最高值出现在1985年，达19.4％；最低值是1989年，只有2％；波动幅度达17.4个百分点，比支出法GDP增速波幅大5.7个百分点。
(二)内需增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但与GDP增长不同步
按照波峰——波峰划分，1979—2006年我国内需增长经历了三个周期：1979～1985年为第一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1％，峰值为19.4％，谷值为5.7％；1986～1993年为第二个周期，平均增速为8.9％，峰值为15％，谷值为2％；1994—2006年为第三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0％，峰值为13.2％，谷值为5.4％。2007年后，内需增速回落至12.1％，目前处在第四个周期的下行阶段。前两个周期，内需增速峰值基本比GDP增速峰值滞后1年，但在第三个周期里，受外需贡献加大的影响，内需增速峰值比GDP增速峰值提前1年。
(三)内需占GDP的比重很长时间稳定在98％以上，但2003年后有明显下降
1978～2007年，内需占我国支出法GDP的比重平均为98.4％，占据绝对地位。其中，1996年以前比重基本在98％以上，最高比重出现在1985年，为104％；1997年后开始缓慢下降，2003开始有较快下降，比重从当年的97.8％下降到2007年的91.1％(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年均下降1.7个百分点。同期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2％提高到8.9％，提高了6.7个百分点。
(四)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波动，2003年后出现了内需增速加快与贡献率下降并存的情况
1978～2007年，内需对我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2％；最高值在1985年，为166.4％；最低值在1990年，为49.6％。总体上看，在2003年前，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与内需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变动：内需增长较快时，贡献率也较高；反之则较低。但2003年后，随着净出口在GDP中比重的提高，内需保持较快增长的同时，贡献率却出现下降，从2003年的99％下降到2007年的80.3％，四年下降了18.7个百分点，年均下降4.7个百分点。2004—2007年内需对我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2.7％，比改革开放30年的均值下降近10个百分点。
(五)消费占内需的比重呈波动下降趋势，投资所占比重波动上升
1978—2007年，消费占内需的比重平均为61.8％，投资(即资本形成总额)为38.2％；消费对内需增长的平均贡献度为62.1％，投资为37.9％。总体上看，消费占内需的比重逐步下降，投资所占比重逐步上升，但又具有一定阶段性。1978～1982年，消费比重上升，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占内需的平均比重为65.2％，投资所占比重平均为34.8％。1983—1993年，消费比重下降，投资比重上升，消费的比重平均为63.6％，投资的比重平均为36.4％。1994～2000年，消费比重又逐年上升，投资比重逐年下降，消费的比重平均为61.3％，投资的比重平均为38.7％。进入新世纪后，消费比重再次下降，从2001年的62.7％下降到2007年的53.5％，年均比重为57.1％；相应的，投资比重从2001年的37.3％上升到2007年的46.5％，年均比重为42.9％。同时，消费占内需比重具有很强的“逆周期”性：经济增速下降阶段，消费比重和贡献度会上升，经济增速上升阶段则会下降。而投资占内需比重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在经济增长的加速阶段，比重和贡献度会上升，经济增长减速阶段则会下降。但2003年后，投资实际增速已开始下降，但消费却加快增长，并持续到2006年。
二、投资增长的主要特点与阶段特征
(一)投资年均增长11％，平均增速和波动幅度均高于GDP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总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07年年均实际增长11％，高于支出法GDP平均增速(10.5％)。投资增速最高值出现在1985年，达28.4％；最低值是1981年，只有-0.8％，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惟一的一次负增长；波动幅度达29.2个百分点，比支出法GDP增速波幅大17.5个百分点，比内需增速波幅大11.8个百分点，说明投资增长的波动性较大。
(二)投资增长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周期均值总体呈上升趋势
按照波峰——波峰划分，1979—2003年我国投资增长经历了三个周期：1979～1985年为第一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0.6％，峰值为28.4％，谷值为-0.8％；1986～1993年为第二个周期，平均增速为9.3％，峰值为24.7％，谷值为O.5％；1994～2003年为第三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0.9％，峰值为20.1％，谷值为4.4％。2003年后，投资增速回落，从2003年的20.1％下降到2007年的13.6％，目前还处在第四个周期的下行阶段。
投资增长还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周期均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二是波动幅度降低，峰值逐周期下降，而谷值逐周期上升。三是与经济增长周期不同步，峰值较GDP增速峰值晚一年出现。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又有所变化，投资增速在2003年达到峰值，而GDP在外需和消费增长的拉动下，还继续保持增长，峰值在2007年才出现。
(三)投资率及投资贡献率总体上不断上升，并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投资率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1978～2007年，投资率均值为37.5％，最高值为43.2％(2004年)，最低值为31.9％(1982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值为36.4％，最高值为80.9％(1989年)，最低值为-4.3％(1981年)。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的波动周期与投资一致，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总体呈上升态势，2004—2007年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42.7％和44％，比1979～1985年分别高8.4和12.1个百分点。二是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时期，投资率和投资贡献率上升，在经济向下调整时期则下降。2003年后，受国家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增长放缓，投资率稳中略降。
(四)固定资本增长不仅是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也是投资增长波动的主导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不断完善，1994年后存货投资在总投资和GDP中的比重显著下降；而固定资本在总投资和GDP中的比重显著上升，2004～2007年，这两个比重分别达95.O％和40.6％，比1979～1985年分别上升12.9和12.4个百分点。因此，我国投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固定资本投资所引起的。随着存货比重的下降，其对投资增长波动的影响也不断下降。1992年后，固定资本增速与投资增速基本同步，是投资增长波动的主导因素。
(五)投资效果系数波动较大，投资效率总体上不断下降
通常可用投资效果系数(又称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测度投资的宏观效率。在一定时期内，投资效果系数越大，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高；反之，投资效果系数越小，表明投资的宏观效率越低。根据投资和GDP是按现价还是按不变价计算，可将投资效果系数分为名义投资效果系数和实际投资效果系数。由于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剔除了价格影响，更能真实反映投资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际投资效果系数总体呈下降态势，而且波动性也在降低。1979—1984年，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均值为O.246，波动幅度为O.237；1985～1992年，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均值为O.238，波动幅度为0.259；1993～2007年，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均值为0.228，波动幅度为0.133。2000年以前，实际投资效果系数变动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经济增长的上升期，投资效果系数提高；经济增长放缓的阶段，投资效果系数也下降。但进入新世纪后，实际投资效果系数波动明显放缓，基本都在0.22左右。
(六)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有较大上升，是我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上升，从1992年的27.8％上升到2005年的28.5％；政府投资占GDP比重有较大上升，从1992年的2.1％上升到2005年的5％；90年代中期后，随着居民购房的快速增长，居民投资额占GDP比重也呈上升势头，从1992年的6.7％上升到2005年的9.2％。2006～2007年基本延续这些趋势。
2005年，我国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其中，政府投资贡献了2.9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7.3％；居民投资贡献了2.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1.3％；企业投资贡献了O.7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1.4％。因此，政府投资增长、居民房地产投资增长是我国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三、消费增长的主要特点与阶段特征
(一)消费年均增长9.4％，低于GDP平均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79—2007年年均实际增长9.4％，低于支出法GDP平均增速(10.5％)，也低于投资平均增速(11％)。消费增速最高值出现在1984年，达15.5％；最低值是1989年，只有2.2％；波动幅度为13.3个百分点，略高于GDP增速波幅，大大低于投资增速波幅，说明消费增长的波动性较小。
(二)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周期均值总体呈下降趋势
消费增长的周期性没有GDP和投资那样明显。按照波峰——波峰划分，1979～2006年消费增长可划分为三个周期：1979～1984年为第一个周期，平均增速为10.9％，峰值为15.5％，谷值为8.8％；1985～1992年为第二个周期，平均增速为9.4％，峰值为14.8％，谷值为2.2％；1993～2006年为第三个周期，平均增速为8.7％，峰值为11.4％，谷值为6.1％。2006年后，消费增速开始回落，2007年增速为10.8％。
总体来看，消费增长的周期均值呈下降趋势，周期波动幅度逐步降低，峰值下降而谷值上升，周期也不断延长。1992年以前，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周期基本同步，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出现过若干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背离的年份。
(三)消费率自20世纪80年代后总体呈下降态势，尤其是2000年后急速下降
1978—1981年，消费率从62.1％上升到67.1％，此后由于消费增速长时间低于投资增速，消费率总体呈下降态势。2007年消费率为48.8％，较1981年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0年后，消费率急速下降，年均下降2个百分点。受消费率下降的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波动下降的态势，2004—2007年基本在39％左右，较1979—1984年的76.8％有大幅下降。
(四)政府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比重大幅下降
从消费主体构成看，政府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呈小幅攀升态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左右上升到目前的27％左右；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3％～15％之间。城镇居民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基本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29.8％上升到2007年的54％；占GDP的比重总体也呈上升态势，从1978年的18.5％上升到2000年的31.1％，此后开始下降，2007年为26.4％。相反，农村居民消费占总消费及CDP的比重在经历1978～1983年的上升后逐年下降。到2007年，农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下降到25.6％，比1983年下降了36.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5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9.1％，比1983年下降了23.3个百分点，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
需要关注的是，2000年后，政府消费、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均呈下降态势，导致消费率的急速下降。这一现象是历史上所没有的。
(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较大，衣食消费比重均大幅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一是城乡居民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下降，但农村居民降幅要小于城市居民，2007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比城市居民高出6.8个百分点。二是城乡居民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消费支出比重都有较大上升，但农村居民总体上仍低于城市居民。三是城乡居民居住消费支出比重变动相反。城镇居民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9.83％，上升了5.04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消费的比重从1985年的18.23％下降到2007年的17.80％，下降了O.43个百分点。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合理范围及变动趋势
我国内需的主要问题是结构不合理，即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一方面，我国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需要大量投资，再加上我国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也需要大量投资，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是客观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资率长期偏高和消费率长期偏低又是不合理的。目前，我国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偏高约2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偏高约10个百分点；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偏低约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偏低约20个百分点。因此，有必要通过纵横向比较，来分析我国投资率、消费率的合理范围。
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伴随着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投资率会不断提高、消费率相对下降，但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投资率和消费率将趋于稳定。但绝大多数国家的消费率在下降过程中都没有降至60％以下，投资率也没有超过30％以上。目前，世界平均的投资率在22％左右，消费率在78％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投资率均值为20％，消费率均值为80％；中上收入国家投资率均值为22％，消费率均值为75％；中低收入国家投资率均值为31％，消费率均值为66％；低收入国家投资率均值为29％，消费率均值为75％。各国消费率一般都在60％以上，投资率一般都在30％以下。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反映了该国在该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这一成果可以用几个主要的综合经济指标表示出来，借以考察国民经济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情况，并可用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进行对比，以分别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发展速度的快慢等。这些综合指标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物价指数、利率、工人就业率、进出口贸易额、政府支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一系列总量指标，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
①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内的经济活动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标。它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简称，其内容为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一国常住单位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主要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非常住单位。同时，国外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等形式分配给该国的常住单位，从而产生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
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是指明在统计期内所生产的总值如何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来计算：第一，产品流动法。产品流动法又称为产品支出法或最终产品法。它从产品的使用出发，把一年内购买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加总起来，计算出该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即把购买各种最终产品所支出的货币加在一起，得出社会最终产品的流动量的货币价值的总和。运用这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不计算作为以后生产阶段投入的中间产品，仅考虑最后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例如在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中，按产品流动法计算可将其国民生产总值表示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个人消费支出，
B代表私人总投资，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净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称要素支付法，它是从生产角度出发把生产中所形成的各种收入相加起来，即把雇佣人员报酬、非公司企业的业主收入、公司利润、净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间接税相加而求得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部门法。部门法按物质产品与提供劳务的所有各个部门的产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它反映了国民收入的来源，所以也称为生产法。根据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时，各生产部门要把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产值扣除，仅计算所增加的价值。
以上三种计算方法中，产品流动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应以它为标准。如果用其余两种方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与用产品流动法计算所得出的数字不一致时，则应按产品流动法所得出的数字进行调整。
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同时计算另外两个与之密切联系的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净值（NNP）。
国内生产总值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减去进口货物和服务。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一样的，即产品流动法、所得法和部门法。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收入概念，后者则是一个生产概念。所以，国内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加上付给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减去来自国外的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
国民生产净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以市场价格表示的产品和劳务的净值。这个指标表明了国家可以用于社会消费和净投资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它等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折旧以后的产值。
②国民收入（NI）。国民收入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情况的另一个主要的综合指标，它是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以货币计算的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资、利润、利息、租金与政府津贴的总和，也等于国民生产净值减去企业间接税再加上政府津贴，用公式表示为：
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租金＋津贴＝国民生产净值－企业间接税＋津贴
与国民收入密切联系的也有两个重要的总量指标，即个人收入（PI）与个人可支配收入（PDI）。个人收入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个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利润与所得税，加上政府给居民户的转移支付与政府向居民户支付的利息。个人可支配收入等于从个人收入中减去个人所交纳的所得税、财产税等，表示一国一定时期内可以由个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为个人消费支出与个人储蓄两部分。
③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因此，它的变动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是由于产量所发生的实际变动，另一种是价格所发生的变动。
产量的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是正常的，而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则是虚假的。为了准确反映产量的变动情况，使得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就要按某一不变价格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同样，对于国民收入也应作如此的处理。
利用不变价格折算当年国民生产总值时，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确定为基年，以该年的价格为不变价格，然后用物价指数来调整按当年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就得到按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生产总值，便于进行比较。
物价指数是各单个商品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价值之比，通常表现为百分数。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这种方法所需的数据资料很难寻找，因此并不适用。实际上，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公布的有关资料同样也可以求得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例如，我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8，531亿元人民币，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45，006亿元人民币。以1990年为基年，由《中国统计年鉴》可查到，1994年对1990年的发展速度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29，372亿元人民币，比1990年增长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其增长率为142．9％，二者的差距约为85％。存在这样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关于国民生产总值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平均指标，它等于某年国民生产总值除以当年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反映经济运行的侧重点与国民生产总值
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而前者则有助于了解一国人民的富裕程度与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国民生产总值的补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形势。
投资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几个国民经济主要综合指标的资料后，通过对它们的水平高低、增长速度、部门构成和地区差别的情况进行分析，就可以大体了解当前国民经济形势的基本状况。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各个部门与行业间的分配情况，以及国家在各个时期的投资情况等，就可判断现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气候对投资将有何影响，为选择投资对象、投资时机和解决如何投资打下最根本的基础。
（2）经济运行变动特点
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情况只能对国民经济形势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要深入掌握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还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变动特点进行分析。与对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指标的分析相比，对经济运行变动特点进行分析更偏重于对经济运行质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说明增长波动的特征，即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特征；二是经济结构的动态比较，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三是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说明物价总水平的波动与通货膨胀状况，并联系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等，说明物价变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运行主要方面的影响。
①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经济增长的历史动态比较，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的分析与判断。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这种周期性反映了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每个周期由大量经济活动几乎同时的扩张与随之而来的普遍的收缩、萧条与复苏等阶段组成，并且这种波动重复出现。
一般来说，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繁荣时期，即经济活动扩张的或向上的阶段；衰退时期，即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过渡阶段；萧条时期，即经济活动的收缩的或向下的阶段；复苏时期，即由萧条转为繁荣的过渡阶段。判断整体经济处于哪一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一个国家的投资规模、工业产量、销售量、资本借贷量、物价水平、利息率、利润率与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变动。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经历过两个阶段，即传统经济周期阶段和现代经济周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市场经济各国的经济周期表现为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经济周期统计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绝对水平的统计指标基础上。但是本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之后，国民经济的发展较少出现原来那种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据此有人认为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消失了。然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虽然绝对水平的经济波动在消失，但相对水平即经济增长的经济波动却存在。为了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周期，定义了传统经济周期和现代经济周期的概念。传统经济周期，又称古典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收缩、萧条、复苏是在绝对水平的上升下降过程中循环的。现代经济周期，又称经济增长周期，是指国民经济活动过程表现出的繁荣、衰退、萧条、复苏是在相对水平即增长率指标基础上来测度反映和分析的经济波动过程。
在现代经济周期中，其四个阶段的区分已经不很明显，不过繁荣阶段与衰退阶段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对前面所讲的几个指标的动态比较，可以发现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现：繁荣阶段，国民经济活动发展到比较高的状态，各行业都欣欣向荣，新行业、新企业纷纷建立，老企业进行更新、开拓，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业产品种类、产量都呈上升趋势。同时，总体市场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销售量猛增。工商业企业迅猛扩张，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而信贷规模趋于膨胀，资本借贷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对资金的需求扩大的同时，对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应扩大，因此，失业人数减少，失业率下降。企业盈利增长，利润率提高。
衰退阶段，整体经济收缩，各种经济活动都开始衰退，市场需求锐减，产品滞销，各企业被迫缩减投资规模与生产规模，工业产量与销售量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资金与劳动力的需求的相应减少，资本借贷活动收缩，失业率上升。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部分企业甚至倒闭关门。
经济运行这种潮汐般的涨落对投资者的影响非常大。对投资者来说，能否识别整体国民经济处于哪个阶段，能否预测经济循环将在何时转到下一阶段，这对于其资金的投入方向、规模等的选择至关重要。因为各种行业受经济周期循环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业受其影响很大，当循环处于繁荣时期时，它们随之繁荣，而在循环转向衰退时它们也随之衰退；有些行业受循环的影响则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产奢侈品、装饰品或一些耐用消费品的行业以及旅游业等需求弹性较大的行业，因为对这些行业的消费主要视收入状况而定，收入高时就多消费，收入低时就少消费或不消费。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人们对该行业的需求就高，该行业的利润率也高；而衰退时期需求减少，行业利润也降低。投资者在经济繁荣阶段或由复苏向繁荣的过渡阶段中就应该选择这些行业投资，以分享其在繁荣时期的丰厚收益；在衰退时期或由繁荣转向衰退的时期则应及时抽出资本转向那些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与经济周期关联少的行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增长型行业，即由于新技术应用或新产品开发所形成的行业，其产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因而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功能强大或用途广泛，价格也不一定很贵，易于为一般消费者接受。而且，作为新生事物，这些行业更有发展前途，具有很强的行业增长能力。投资于这类行业可以避免或减少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业增长带来的利益。第二类主要是一些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的行业，如饮食业、服装业、医药业及公用事业等，其产品为人们生活所必需，需求弹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减少也不能因此而缩减对此类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时期投资于这些行业是比较稳妥的选择，可以少担风险。
当然，投资于这类行业，在繁荣时期很难获得像前面所讲的奢侈品业等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行业那样的高额利润。因此，如何妥当地安排投资资金，选择最佳的投资组合，在尽量少担风险的同时获取最大利润，仍需投资者把握实际情况，依据形势的不同做出安排。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技术与技巧将在以后章节中谈到。
②物价变动的动态比较。物价总水平是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指标。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国民经济运行的状态、国民经济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等，都要通过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表现出来，而反映市场供求和行情变动的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一旦经济运行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就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动。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观察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好坏提供了重要依据。
物价总水平作为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经济变量，从变动的可能性而言，无非有三种：上升、下降和稳定。从实际变动情况看，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价格总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趋势。因此，分析物价变动不能不联系到通货膨胀。
一般在没有价格管制、价格
基本上由市场调节的条件下，通货膨胀与物价总水平上涨是同义语。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或者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都不能算作是通货膨胀，只有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的、普遍的上涨才能算作通货膨胀。
既然通货膨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那么，对通货膨胀的衡量就可以通过对一般物价水平上涨幅度的衡量来进行。一般说来，常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零售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
第一，零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又称为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零售物价指数是由一国政府根据本国若干种主要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电、住房、交通、医疗、文娱等费用编制计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时期生活费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发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是根据商品批发价格编制而成的指数，反映一国商品批发价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国民生产总值物价平减指数是按当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例如，我国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45，006亿元人民币，而若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为29，372亿元人民币。设1990年平减指数为100，则1994年的平减指数为45，006F29，372×100＝153．2，说明1994年物价比1990年上涨53．2％。
以上三种指标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各有优缺点，而且，由于这三种指数所涉及的商品和劳务的范围不同，计算口径不同，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各种指数所反映的通货膨胀程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需要选择适当的指数。一般说来，在衡量通货膨胀时，零售物价指数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据对以上指数的衡量，可将通货膨胀按程度不同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爬行的通货膨胀，即缓慢而持续的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上涨率不超过10％；第二类是奔腾的通货膨胀，即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达到两位数水平；第三类叫狂奔的通货膨胀，即物价上涨率达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这类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具体地说，通货膨胀一般以两种方式影响到经济：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以及通过改变产品产量与类型影响经济。
通过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影响经济表现在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一方面固定收入阶层、抚恤金与养老金的领取者以及债权持有者将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其货币所得并未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意味着他们的实际所得或实际债权将会应之而减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业企业及债务人、投机者等将从通货膨胀中获得好处。企业将因产品价格比成本价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债务人将因货币贬值而减少其实际债务，投机者则因其预测到通货膨胀的来临而进行的投机活动而获得收益。
通过改变产品产量影响经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物价持续上涨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这种成本的升高不能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那么企业就不愿生产，总体产量将会下降；另外，在较剧烈的通货膨胀情况下，进行产品或原材料的囤积比进行投资更能获得利润，因而将刺激企业进行投机活动，阻碍工业生产的发展。二是不同商品价格上涨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说，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价格上涨最快，如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价格上涨速度。这就造成了投资主要流向那些价格上涨较快的部门，而非必需品生产部门等价格上涨较慢的部门尽管因物价普遍上涨而导致成本上升，但由于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慢而使得利润下降，因此，投资就不易流向这些部门。
正因为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有这样大的影响，那么投资者要进行投资就不能不考虑到通货膨胀，就必须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个大约的预测。这就要求投资者必须知道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种：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过度需求所造成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由于存在过度的需求"拉上"的，具体而言即由于货币数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量的增长率而引起了通货膨胀，或者说由于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导致了通货膨胀。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产品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垄断力量而促使生产成本上升，从而将一般物价水平往上"推进"，造成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即由于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导致的通货膨胀；二是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即垄断经济组织为追逐高额利润，通过制定垄断价格人为地抬高物价而造成的通货膨胀。
结构性通货膨胀则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在整体经济中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但却有相同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因此，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高的部门货币工资增长时，就给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部门形成了一种增加工资成本的压力，因为尽管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较低，但各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却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价规则下，这一现象必然使整个经济产生一种由工资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这一理论实际上仍是对前两种理论的修改与综合。
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进或需求拉上，有时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货膨胀起动之后，成本推进与需求拉上就互为因果了，一定条件下二者甚至会同时出现，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因此，当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的理论就不合适了。
冲击与传导理论是一种关于通货膨胀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冲击是一种力量施加于经济系统上，这种力量可以来自于经济系统内部，也可来自于经济系统外部；可以是经济力量，也可以是非经济力量；可以是确定的，也可以是非确定的。例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可以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冲击，利率提高可视为一种政策冲击等等。一个冲击发生后，将会对经济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称之为传导。如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必将影响到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这一影响的具体途径，就是一个传导过程。
冲击与传导理论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运用这一理论的确有助于解释一些前述三种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而且，在实际分析时，用这一理论比较容易把握问题的重点。
理论与事实都证明：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时，必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可见，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把经济增长视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冲击因素。那么，这一因果关系体现在哪里呢？大致地说，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阶段有关，如果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增长水平之下时，其对应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当经济增长处于潜在增长水平时，通货膨胀率较高；二是
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可对应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一般而言，对应于扩张时期的通货膨胀率较低，而对应于收缩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则较高。
依据上述两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要正确把握通货膨胀可能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它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比较结合起来考虑。例如，当前经济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通过种种分析后我们认为下一年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呈下降趋势，那么根据前面的结论，同一经济增长率在收缩时期会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又依据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阶段的关系，因为经济增长是向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所以这一通货膨胀率将会降低。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冲击因素，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转变、战争、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一些突发的不确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而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的、大量的顺差，那么一方面意味着国内市场上商品可供应量减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换回的外汇或流入的外国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不能流通，需要兑换成本国货币，就会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国货币。在这两方面原因之下，通货膨胀将会显著上升。可见，要想比较准确地把握通货膨胀的发展状况，必须注意全面观察各种可能的冲击将对通货膨胀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能否及时判断各种冲击的产生与传导，对投资者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
③经济结构变动的动态比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活动中各种比例关系的总称，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最终需求结构等，这里只介绍产业结构变动分析，因为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中心。
产业结构指国民经济各部门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对于优化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衡量产业结构合理与否的指标是产业结构变化率。对于产业结构已达到高等级的国家来说，这一指标不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但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需要逐步升级，因而产业结构变化率成为衡量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这一指标的具体化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结构变化率，即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相对比重变动状况。计算GDP变化率时可用现价或不变价，如果要用于反映现状可用现价计算指标，若要反映变化规律时则必须用不变价计算。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构成国民经济的各项产业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的比例应该是在保持绝对量增长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农业）的GDP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工业与建筑业）与第三产业（流通服务部门），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向高层次演变，经济增长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响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运行，通过价格杠杆与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经济运行中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还必须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宏观上把握经济局势，采取一定调控措施使市场作用的机制充分发挥出来。政府的这种宏观调控主要表现为各种经济政策与经济措施，因此，对政府政策措施的影响进行分析就成为宏观分析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关于这方面的具体介绍将在本章第三节中展开。
（4）经济运行问题的分析
经济运行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因此，对政府来说，应及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决，促进经济良性运转；对投资者来说，也应对此认真分析，预测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整措施，并据此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战略。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由于自然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很明显，自然条件的变化如自然资源的锐减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等，都会引起经济的严重波动，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第二，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际间政治、经济关系等的变化而引起的大的经济波动，这些变化包括战争、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国际封锁和经济制裁等。
第三，由于国内非经济条件变化引起的问题。主要指国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严重干扰。例如，发生政治动乱、发生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重大事件等，都会给经济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关键词：新疆上市公司；营运能力；资产周转率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3.030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是衡量企业各个方面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作为投资者判断投资风险和进行长期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企业营运能力分析是企业自我进行总结经验和改进管理以及优化决策和提高效益的重要环节，对企业自身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企业营运能力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新疆企业的管理水平整体普遍不高，存在企业管理模式单一、管理质量亟待提高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合理评价企业营运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新疆上市公司营运能力状况
为了对新疆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做出综合评价，本章选取了38家新疆上市公司，并对其营运能力指标做出对比分析。进而分析其总体营运能力，就可以看出新疆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动性，评价新疆上市公司资产利用的效益，进一步挖掘新疆上市公司资产利用的潜力。
2.1 新疆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对比分析
总资产周转率，是指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反映全部资产利用效率的指标。通过对新疆上市公司与全国上市公司2011-2015年总资产周转率的数据统计从总资产周转率的纵向对比可以得出，新疆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呈上升趋势；横向比较，和全国水平还有一些差距，但差距是在逐渐缩小的。表明总资产的周转速度加快，上市公司运用资产产生收入的能力增强，资产的管理效率变高。
2.2 新疆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周转率对比分析
流动资产周转率是评价企业资产利用效率的另一主要指标。通过对新疆上市公司与全国上市公司2011-2015年流动资产周转率的数据统计，得出表2。对表2中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分析，可以得出新疆上市公司流动资产周转率基本保持平稳趋势，没有大的增长，而市场均值则是呈现下降趋势；横向分析，新疆均值和市场均值的差距在减小，可能和新疆这几年需求增加较快有关。对于企业而言，加快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和运营效率，就得必须合理持有货币资本，加快对应收账款的回收力度，销售量增加，提高存货周转效率和速度。
2.3 新疆上市公司存货周转率对比分析
存货周转率，也称存货的周转次数，是指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主营业务成本与平均存货的比值，反映存货的周转速度。通过对新疆上市公司与全国上市公司2011-2015年存货周转率的数据统计，得出表3。
通过纵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均值是呈现上升趋势的，而市场均值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横向分析，可以看出新疆均值和全国相差较大，但是差距在逐渐缩小。一般情况下，存货的周转率越高，表明存货的流动性越强，转换为现金或应收账款的速度越快，存货的利用效率越高。
2.4 新疆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周D率对比分析
应收账款周转率，也称作应收账款周转次数，是指公司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应收账款平均余额与赊销收入净额的比率，以此来反映应收账款的流动效率和程度。通过对新疆上市公司与全国上市公司2011-2015年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数据统计，得出如表4所示。
通过对表的纵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均值和市场均值呈现上升趋势；横向分析，新疆均值却是与市场均值差距逐渐变大。在一般情况下，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表明公司应收账款的变现速度越快以及收账效率越高。所以，对于企业而言，及时收回应收账款，不仅有助于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增强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而且还能有效降低资金占用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节约资产成本，从而达到减少坏账损失和收账费用的目的。
2.5 新疆上市公司固定资产周转率
固定资产周转率，是指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与固定资产平均净值的比。固定资产周转率越高，表明单位净值的固定资产创造的主营业务收入越多，固定资产利用效率越高。通过对新疆上市公司与全国上市公司2011年至2015年固定资产周转率的数据统计，得出表5。
通过对表5的纵向比较，发现新疆均值和市场均值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新疆均值增长较慢；横向比较新疆均值还是和市场均值差别较大，而且距离还在拉大。
3 结论
通过对新疆上市公司营运能力的研究，我们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通过对指标进行横向分析得出，新疆上市公司总体营运能力呈增强趋势的。总资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及固定资产周转率是呈现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流动资产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是呈现平稳趋势，并没有呈现明显增长势头。这表明新疆上市公司近5年加强了资金管理，提高了运用资金产生收入的能力，资产的管理效率变高。而存货的管理没有加强，对流动资产周转产生一定影响。存货的积压使资金的流动性减弱，降低了资本运营能力。这说明需要加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继续挖掘资产利用的潜力。二是通过对指标的纵向分析得出，总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以及存货周转率这三个指标同市场均值的差距在缩小；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固定资产周转率指标同市场均值的差距在拉大。这不仅跟新疆上市公司的成长能力有关，而且和全国的经济形势有关。以上数据反映出来新疆上市公司营运能力存在不少问题，但同样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参考文献
[1]王洪海.财务分析视角下的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J].经营管理者，2011，（11）：248.
[2]姚嘉颖.企业营运能力分析案例――以东晶电子为例[J].企业导报，2011，（10）：133.
[3]黄娟莉.基于财务比率的企业营运能力分析[J].现代商业，2011，（23）：170-171.
[4]王忠帅，张运建.浅谈企业营运能力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1，（33）：44.
[5]李秀英.企业营运能力分析体系[J].现代经济信息，2008，（07）：98-101.
[6]余波.浅谈企业营运能力分析[J].市场论坛，2008，（09）：27-28.
【关键词】无形资产投入 企业生命周期 矿产采掘业 上市公司
一、引言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是围绕着企业生命周期阶段而展开的，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面临的生存环境各有差异，企业资源配置的特点也各有不同。无形资产是企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提升生产效率、获取竞争优势、增加企业价值的关键力量，其投入是否也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把研究对象聚焦于矿产采掘业上市公司，以企业生命周期为研究视角，探讨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行为。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已有的无形资产文献更多的是揭示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能否提高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例如，Lev和Sougiannis（1996）以美国1975～1991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研发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及其资本化所形成的无形资产摊销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研发费用的确认和无形资产的摊销能够提升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1]；Aboody和Lev（1998）认为软件开发成本的资本化与企业价值是正相关关系，因为该成本的资本化提升了股票回报率和股票价格，增加了企业价值[2]；Goodwin和Ahmed（2006）以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变更为研究背景，对比分析了无形资产确认前后的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发现无形资产的确认对提升价值相关性具有促进作用[3]；Dahmash，Durand和Watson（2009）发现商誉的确认也能提升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4]；王化成，卢闯和李春玲（2005）[5]、刘彬和韩传模（2009）[6]分别以我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验证了无形资产投入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提升；邵红霞和方军雄（2006）细化了无形资产种类，认为不同种类的无形资产对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影响不同[7]。
企业生命周期问题已经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Teixeira和Santos（2005）研究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上市公司偿债能力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关系，发现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偿债能力各有不同[8]。我国学者对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也有阶段性的成果。陈霞（2007）认为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的财务特征有着显著差异，因此企业的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问题更要结合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来研究[9]；杨忠，张骁和陈扬等（2007）理论分析了企业成长的驱动因素在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动态演化过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验证了上述过程[10]；姚梅芳和张丽琨（2006）分析了企业生命周期的特点，认为高新技术类企业的融资应当结合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具体实施不同的融资策略，解决融资难题[11]。综上所述，企业生命周期和无形资产的研究如火如荼，但是从企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无形资产投入的文献很少。
成长期阶段的企业是处于生命力旺盛、蒸蒸日上阶段的企业，产品销售量和销售收入增加较快，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也是最强的，这与企业较高的无形资产投入额度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知识经济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体现在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和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能力上，也就是说软实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取得长足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往往较高。成熟期企业的销售增长水平和盈利变化程度都要小于成长期企业，它是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下的企业。成熟期企业的关注焦点是保持目前的市场份额和销售水平，因为该阶段的企业有着较为固定的客户和市场认同率，此时的无形资产投入力度趋于平缓或降低。当然成熟期企业也会采取多元化经营，但是往往是通过并购和重组来实现的，这种方式更多的是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的投入，无形资产投入比重相对较低。因此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比例要高于成熟期企业的投入比例。衰退期的企业面临着市场占有率下降、消费群体萎缩、销售收入减少和盈利能力下滑的局面，企业的经营规模有缩小的压力和趋势，因此企业无暇关注无形资产投入的增加，更多的是减少投资、对企业进行瘦身和整改。因此衰退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要低于成长期企业的投入水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高于成熟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
假设2：成长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高于衰退期企业的无形资产投入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鉴于企业生命周期在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矿产采掘业属于能源类行业与国民经济更为相关，本文以矿产采掘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98～2008年，数据来源于2009CSMAR研究数据库。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数据的样本公司，并兼顾销售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等跨期间指标的计算，共获取172个有效年度样本。
（二）变量设计
娄文妍、岳晓光（2012）提出用隐含语义统计模型结合的方法探讨企业资产结构和营运能力存在的相关性[5]。杜剑、刘洁（2013）以10家白酒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出企业营运能力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的提升可以达到未来年度增加利润的目的[6]。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知识的竞争。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和绩效提升的战略性资源。学者南星恒（2013）认为智力资本是以个人智力资本为根源的、企业拥有的、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资本，这种知识资本是在企业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创造能力的组织知识[7]。同时，他将智力资本按三元论来进行划分，即将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并将结构资本进一步划分为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人力资本是员工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它凝结在个人体内，通过个人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使企业物质资本效用最大化。创新资本是企业投入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资本，它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动力，其价值的实现在于企业各项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的形成。流程资本是企业投入用于维护企业内部良好运营，维持企业形象的资本。关系资本是企业为了保护其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关系而投入的资本。马弗蒂斯（Marvidis，2004）以日本银行业为样本，研究智力资本与银行绩效的相关性，结果证明企业价值与物质资本有正相关性，但能够将智力资本良好运营的银行，其价值增值更为显著[8]。傅传锐（2007）选取2002～2004年A股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公司业绩的不断提高，两者的效应分别表现出逐步增强和减弱的相反的趋势，只有在运营较佳的公司中结构资本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9]。李冬伟、李建良（2011）以我国高科技企业为样本，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以知识价值链为理论基础确定智力资本构成要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10]。纵观国内外有关营运能力与企业智力资本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致力于营运能力影响企业盈利能力、资产结构和企业绩效以及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发展能力关系的研究，鲜有探索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从财务指标着手，考察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本研究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智力资本与营运能力相关因素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资产是指某一经济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全部资产。按照其流动性可将其分为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是企业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进行盈利活动的主要工具。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一般是指企业资产转换为现金的能力。车嘉丽（2009）认为流动性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考虑，长期流动性或结构流动性表现为资产和资本的最佳构成，影响企业现金获取的能力；短期的或实际的流动性，影响企业即时支付能力[11]。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收益的增加，从而实现资本增值。优质的员工培训、良好的流程运营、可靠的客户关系及企业具有活力的创新活动，都可以使企业现金获取能力增加，及时支付能力变强，也就是使企业资产具有流动性。长期资产，或称非流动资产，是企业持有的、没有及时变现意图的资产，其主要作用是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企业生产的有序进行。长期资产周转的快慢，主要由企业非流动资产存量及当期收入的实现来决定的。而智力资本是企业长期投资累计得到的结果。企业智力的结晶形成了智力资产，其变现能力差。企业对智力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智力资产规模大小的同时，它又影响着企业其他长期资产的周转，企业内部流程的良好运营以及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收入的实现，研发创新活动也可以提升企业营运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企业对智力资本投资影响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过程，也就是影响企业总资产的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2：关系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3：创新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4：流程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针对以上假设，本文建立回归模型：TATit=α0+α1HCit+α2CCit+α3InCit+α4PCit+α5Size+α6Mperce+α7Bdiligent+α8Dposition+α9Committees+ε其中，it代表第i个样本第t期，IT表示存货周转率（InventoryTurnoverRatio），RT表示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ivablesTurnoverRatio），CT表示流动资产周转率（CurrentAssetsTurnoverRatio），LT表示（LongTermAssetsTurnoverRatio），HC表示人力资本投入（HumanCapitalInvestment），CC表示关系资本投入（ClientCapitalInvestment），InC表示创新资本投入（InnovationCapitalInvestment），PC（Proce-dureCapitalInvestment）表示流程资本投入。此外，企业资产规模会影响规模效应、议价能力等，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导致绩效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而公司治理的好坏，也决定了企业营运效率是否良好。因此，本文也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两职合一（Dposition）以及四委个数（Committees）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回归方程拟合程度。其中，①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②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管理层成员持股数/总股数。③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Ln（1+董事会开会次数）。④两职合一（Dposition）：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为1，否则为0。⑤四委个数（Committees）：Ln（1+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1.指标选择本文描述企业的营运能力，采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指标。其度量指标，本文采用销售收入/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初总资产余额）+（期末总资产余额）］÷2。针对智力资本的指标选取，本文支持学者南星恒（2013）的观点，智力资本的形成都是企业从设立以来长期不断积累的结果，是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7]。对于智力资本度量的指标选取上，进行如下改进：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替代应付职工薪酬来描述人力资本投入，原因是企业各期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不一定都以现金方式分配给职工，各期应付职工薪酬中存在一部分重复；用2007年无形资产总额与6年研发支出合计额替代无形资产来描述创新资本，原因是企业无形资产里包含有与企业创新活动无关的土地使用权等，其对无形资产的影响较大，同时，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对研发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研发支出为零，只用研发支出也无法完全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资本；用管理费用代替各会计年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原因是现金流量表中的该项目包括捐赠现金支出、罚款支出、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现金支出、支付的保险费等，其他现金流出如价值较大的，应单列项目反映，这一项目并不能够全面反映企业良好的内部运行，对流程资本的描述欠妥。2.数据样本选择本文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12年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1479家上市公司），并对样本公司按如下顺序进行筛选：（1）剔除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的公司；（2）剔除期间曾被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期间任一年度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CSRC）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版），选择了沪深两市1040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连续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财务数据取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从相关性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企业智力资本投入中，人力资本投入均值最大，流程资本投入次之，关系资本投入较少，而创新资本投入最小。关系资本标准差最大，流程资本标准差最小，总资产周转率均值为0.618，标准差为0.338。智力资本各要素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中，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在1%的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对企业营运能力存在积极的推动效应。而与创新资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的。控制变量与营运能力的相关性中，企业规模对总资产周转率、高管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四委个数的相关性不显著，董事会勤勉度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2.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系数表可以看出，模型R2和Adj.R2均大于0，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可用该回归直线解释。D-W值在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从其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都通过了T检验，这支持了假设1、假设2与假设4，说明企业对人力资源、客户关系、流程维护的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而创新资本的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T检验，拒绝了假设3，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无形资产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致使对创新资本的度量不够精确。
四、结论与讨论
撰写人：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
2021年初中学校值周工作总结
本周是第三周。本周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而有序开展。教师工作认真、有责任心，涌现了许多先进事迹。现就本周值周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成绩。
1、各代课老师工作认真负责，尤其班主任老师不辞辛苦，每天能做到定时、定点进宿舍巡视检查学生的晚睡情况，操前、晚点、自习坚持对学生一日常规的的检查、督促，及时掌握了学生课间活动及生活的情况。
2、各班班容较好。特别是星一星四各教室地面整洁，桌椅摆放整齐，校园无纸屑。
3、一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基本形成。如三饭后，学生基本上养成在教室自觉读书或看书的习惯。此时，就算老师没有在教室，也很少发现有学生跑出教室外面玩，也很少有学生在课室内大吵大闹或高声说话。
4、普遍教师对教学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挤时间辅导学生。数学老师在午自习提前到教室，抓紧时间进行全班或个别学生的辅导。
5、我们的绿化师杨老师本周对我校的花园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认真细心的修剪给大家创造了一个舒适的学习环境。
二、主要存在问题与努力方向。
1、卫生打扫很彻底，但保持不够。卫生打扫后一节课，教室就一片狼藉，桌椅摆放七扭八咧，学生学习用具横七竖八，很不雅观。2教室、宿舍堆放垃圾现象特别严重。
2、春天来了，树要绿了，花要红了，希望同学们在本学期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记住，学校是我家，环境卫生靠大家。
3、穿衣要整齐，要规范。最近早晚温差大，同学们要注意勤穿勤换衣服，以防感冒。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学期里，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初中学校值周工作总结篇二
1、为迎接标准化初中的验收，各班开展了精彩的文艺演练活动，不但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放松、解压的休闲形式,而且为学生提供了人际交往、接触社会的实践平台，提高了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提高了学生的责任心、培养了其团队合作精神。
2、各部门认真做好了审计部门的审计准备工作。
3、教务处___了一至九年级的期中考试。
4、党支部为校园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内容，美化了我们的校园，丰富了其精神内涵，进一步发挥了校园文化的教育功能。
二、上周亮点
1、全校教室、楼道、清洁区的环境卫生打扫干净、彻底，不留死角，且保持良好，使美丽的校园锦上添花，在这里向付出辛勤劳动的班级、班主任、学生道一声:谢谢!
2、一些班级强化了住宿生的管理，班主任坚持天天查宿，并对学生进行零距离的教育，住宿生的秩序良好。坚持查宿的班主任主要单林娥老师、姜敏老师、李品燕老师、王仁元老师、贺益兵老师，八年级两个班的住宿生本学期表现最好，自习（范本）后，大部分学生在宿舍看书，写作业。
3、八一班等部分班级为营养午餐的感恩教育创造了新的形式，也融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使感恩教育变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
4、各班积极举办了重视安全真爱生命黑板报，图文并茂，主题鲜明，增强了师生安全意识，丰富了班级文化建设的内容。
三、上周不足
1、少部分同学违反校纪校规，早晨和周日下午过早到校，聚集在校门口，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这里再次强调，全体师生要按时到校。
2、上周二，教学楼四楼的四个班级早自习前忘记清扫走廊。四二班忘记扫楼梯道。希望同学们要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任务。
3、中午时间，低年级学生在校内追逐、打闹比较厉害，少数学生在体育器材上玩危险游戏，有的在沙堆里玩沙子。这些做法危险性较大，敬请同学们注意，要牢记安全第一，重视自身的健康。
四、本周提示
1、本周政教处将重点检查各班卫生保持，规范垃圾的倾倒。
2、从今天开始值周教师要公示卫生保持不好的班级。
初中学校值周工作总结篇三
上周是本学期的第八周，值周同学工作认真负责，坚守岗位，圆满完成值周任务。上周星期二到星期四是雨雪连绵，教室和走廊非常湿滑，但全体老师都能克服困难，按时到校，自觉地按学校的做好各项工作，体现了二中人的精神风貌。值得欣慰的是在一周又一周的值周老师的规范下，同学们的行为习惯越来越文明了，乱丢乱扔的现象少了，在走廊和楼梯间追逐打闹的学生少了，在校园内吃零食的学生少了，喜欢读书的学生增多了，让整个校园春意盎然。
回顾上周工作，现总结如下:
1、学校各教研组组长对全体教师常规教学(备课、作业批改)工作进行了检查。加强了教学工作的过程管理，对教学环节进行了实时监控。
2、教导处___评选了优秀读书状元。
3、继续加强了安全卫生工作，对学生进行了疾病的预防和宣传教育，卫生监督岗的学生对学校各处卫生进行了检查和监督。秋季是各种病菌传播的季节，希望同学们养成爱护清洁卫生的好习惯，有效预防各种流行病、传染病的传播。
校园优美整洁是我校的特点，我们要做到不乱扔，同时在校园内要继续开展“弯腰”活动，只有越来越多的同学们加入到了“弯腰”活动中来，我们的校园才会变得更美，保持校园卫生是我们每个二中人的责任。
4、值周老师狠抓早到校现象，星期五早到校学生明显减少，希望同学们严格遵守学校到校时间，珍视自身生命安全。
在上周的值日中我们也发现有不和谐的音符，虽然这些事件是偶然的，也是极个别的，但却也或多或少折射出我们同学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课间午间要文明休息
有些同学课间玩的都是些追逐打闹的游戏，拼命地奔跑。跑得满头是汗，一到上课就会变得没有精神，有时在跑时会撞到别人，不仅伤了别人也伤了自己。文明休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做到，并且有很大义务做到的事。
另外，在午间休息时段，很多同学会处理学习和休息的关系，但有的学生在大声吵闹，有的学生在操场上玩耍，要值日老师督促才进教室。在校园里偶尔还能听到同学们之间骂脏话，不讲文明，希望我们同学们一定要做一个讲文明，懂礼仪的阳光少年。
二、下楼梯不要奔跑
我们观察到，一部分同学在楼梯间行走时，随意奔跑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中餐时有的男同学可以说是飞奔下楼，有些同学甚至还要互相拉扯，因而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如果你在拉扯中跌倒，后面的同学又止不住脚步，那么是否要发生严重的踩踏事故，危及我们的生命呢。所以我要提醒这些同学特别是中高年级同学要加强安全意识，增强秩序感。
三、关于早晨和中午早到学校的问题
我们发现有许多学生早上和中午很早就到了学校门口，有的在学校对面的商店前逗留玩耍，有的在聚集在的路边聊天，还有的从这边跑到路对面。值日老师督促其进学校，有的学生怕，就冲到马路对面的商店。早到学校，在上学路上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同学们重视自身安全，严格遵守学校的到校时间。
学校通过每周推荐优秀书目的活动，着力打造书香校园。因为读书是师生精神成长的重要源泉。要建设“书香校园”，就是要崇尚良好的校园读书风气，我们倡导师生共同重视读书，让读书成为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让书籍成为师生成长的养料、进步的阶梯。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周工作顺利,学习进步,心情愉快!
关键词:最优组合预测 货物周转量
公路货物运输量是公路运输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其预测受未来经济社会及城市的发展趋势、人口规模、交通运输发展战略、政府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为了真实的反映未来货物运输市场的需求,本文以攀枝花市历年统计数据为基础,以攀枝花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为依据,预测攀枝花市“十二五”公路货物周转量。
1、预测方法分析
目前,用于预测的方法和技术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线性回归法、指数平滑法的预测方法外,也涌现了灰色预测模型法、神经网络预测法、支持向量机法以及最优预测法[1]等新的预测方法。最优组合预测则能将每种预测方法包含的有用信息全部反映在预测结果里,取长补短,提高预测精度,增加预测结果可靠性。预测方法数目对最优组合预测性能的改变幅度呈递减的趋势,构成预测方法总数目取2－5个即可取得较好的预测效果[2]。本文以三次指数平滑法、线性回归法、弹性系数法、灰色预测法作为基础预测方法,进行最优组合预测。
2、攀枝花市公路货物周转量预测
本文以攀枝花市2001-2010年的统计资料为基础,预测2011-2015年的货物周转量。以下预测模型中如未作特殊说明,y(t)代表第t时段公路货物周转量实际值,Yi(t)代表第i种预测方法对第t时段的预测值,t=1,2,…,16,i=1,2,3,4。
2.1 三次指数平滑模型
三次指数平滑预测中参数α通常取0.01～0.3,α取值不同,预测值偏离真实值的程度不同,为使α的取值能使预测值在采用三次指数平滑预测时最大限度的逼近其真实值,采用试算法,取误差最小的值,确定α=0.27,建立三次指数平滑预测模型如下:
式中T=1、2、3、4、5,代表预测周期,其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
2.2 线性回归模型
货物周转量主要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3]。通过对2001-2010年攀枝花市GDP总产值、总人口、人均GDP、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等的分析,取相关系数最大的GDP总产值为自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式中:x(t)——第t年攀枝花市GDP总产值;相关系数r=0.91
根据《攀枝花市“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15年突破1000亿元的目标,取GDP年均增长率为14%,以此为自变量,得到公路货物周转量预测结果如表2。
2.3 弹性系数模型
通过分析攀枝花市近年来货物运输与人均GDP的关系,根据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取近5年弹性系数的平均值1.439,结合该市2015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80000元的发展目标,确定人均GDP未来5年平均增长率为12.72%,建立预测模型如下:
根据该模型的预测结果如表3。
2.4 灰色预测模型
灰色模型即GM模型,GM(1,1)模型是最常用的一种灰色模型,它由一个只包含单变量的一阶微分方程构成,对原始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累加,从而弱化数据的随机性,加强规律性。此处采用该模型对长期负荷进行预测建立预测模型如下:
根据该模型的预测结果如表4。
2.5 最优组合预测模型
组合预测即对同一预测对象建立多种预测模型,每种模型赋予一定的权重ωi进行综合预测。根据预测数据的分析,建立预测模型时段误差,可以得到最优组合预测模型为:
结合表1～4的预测结果,得最优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如表5。
3、预测结果分析
从表6中可以看出,最优组合预测方法得到的结果要优于单一模型预测方法得到的结果,预测精度较任一单一模型高,基本上可以满足货物周转量预测的要求。预测结果显示未来五年内攀枝花市的公路货物周转量将以11.8%的年均增长率递增,到2015年攀枝花市的公路货物周转量将达到955827.2万吨公里。
4、结语
最优组合预测方法将不同的预测方法以某种方式进行适当的组合,综合利用各种预测模型所提供的信息,可减小预测模型选择的难度,并能明显提高预测精度。本文采用的最优组合预测模型综合运用了三次指数平滑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弹性系数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融合了各种预测模型的优点,具有较广泛的适用型。
参考文献
[1]李建云,曾次玲,谢培元.基于组合预测模型的长沙市长期负荷预测[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5,20(3):23-26.
[2]厉红梅,李适宇,林高松等.深圳市供水量的最优组合预测[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5,25(4):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