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6 19:41:33
张某和王某都是北京市某职业学校的学生。2013年4月15日，张某与王某在乘坐公交车上学时因琐事发生口角并互殴。当日，张某购买了一把弹簧刀准备报复王某。双方家长及学校老师得知情况后及时介入，调解解决了此事。2013年4月22日，张某得知学校为此事要处分自己，担心处分会影响其今后参军，同时怀疑处分是因王某四处扩散此事所致，所以对王某怀恨在心，再次起意持刀报复王某。次日9时许，张某携带弹簧刀在学校实习基地操场找到王某，二人再次发生冲突。其间，张某持弹簧刀向王某的脖子、右腹部等处划刺数刀，刺破王某的肝门静脉及肝固有动脉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张某作案后，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于案发现场被抓获归案。该职业学校于案发后向被害人家属给付了一定数额的抚慰款。
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张某及其法定人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附带民事部分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张某及其法定人一次性赔偿被害人父母各项经济损失23万元，被害人父母对被告人张某予以谅解，并撤回对张某及其法定人的附带民事部分。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无视国家法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张某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被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且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积极赔偿被害人父母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故依法对张某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宣判后，张某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法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本案情节可认定张某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既遂。另外，《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张某犯罪时是未成年人，并构成自首，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获得了谅解，故十二年有期徒刑已属于从轻处罚。
校园暴力在当今愈演愈烈，不少人认为《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放纵了他们的暴力行为，但是从此案看《刑法》绝不是邪恶的庇护伞！
案例
2012年4月27日21时许，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二中八年级二班学生李某与被告人代某因琐事发生口角，被告人代某便召集被告人李某某、冯某、陈某、麻某等人持墩布把、木棍等工具到李某所在宿舍对李某及其同宿舍的同学张某、吕某等人进行殴打，李某、张某被打伤。经丰宁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法医学人体损伤检验鉴定：李某的损伤程度为重伤，张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在诉讼过程中，五被告人的法定人与被害人李某、张某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赔偿经济损失。另查明，被告人代某生于1997年2月10日；被告人李某某生于1997年1月16日；被告人冯某生于1997年5月7日；被告人陈某生于1997年3月1日；被告人麻某生于1997年3月24日。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代某、李某某、冯某、陈某、麻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五被告人案发时均未年满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辩护人认为依法可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该院予以采纳。五被告人在案发后均有悔罪表示，其法定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辩护人认为均可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最终认定被告人代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被告人李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被告人冯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被告人陈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被告人麻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
说法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代某等五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本罪，但因五人在犯罪时均未满十八周岁，且有悔罪表示，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故酌情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的缓刑。
中学阶段是校园暴力的高发期，青少年的思想和观念都还很不成熟且处于逆反期，一点琐事纠纷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大祸。对于校园暴力，从来不应该只关注酿成的恶果，而应从源头上及时发现并且积极疏导，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三观”。
案例
2013年4月10日17时许，被告人林某某认为其被陈某某辱骂，遂拉上楼某某、黄某某（均为未成年女性），到福建省光泽县某中学找该校学生陈某某（女，未成年）欲行报复，因陈某某警觉躲藏，林某某等人寻找未果。当日20时许，林某某通过他人将陈某某约出并带到光泽县某超市后面的巷子里，林某某与楼某某先后对被害人实施打耳光、拉扯头发等殴打行为，致使被害人鼻子流血，此后，林某某叫被害人把衣服脱了，陈某某因害怕哭泣而不敢反抗，遂将衣裤脱去，林某某与楼某某及在场的另外两名女学生对陈某某围观取笑。其间楼某某使用手机对陈某某拍摄了十余张照片，尔后将照片通过手机蓝牙传送给在场人员。当晚被害人陈某某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到医院就医，法医鉴定，陈某某的鼻部及面部的损伤为钝物伤，伤情为轻微伤。被告人楼某某与林某某等人得知被害人报警后，将手机中被害人的照片删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某、楼某某无视国家法律，伙同他人聚众以暴力方法强制侮辱妇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制侮辱妇女罪。综合考虑被告人林某某、楼某某系初犯，作案时均不满十八周岁，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案发后积极赔偿并取得对方谅解，以及案发时在场人员均为女性，被害人照片被删除，未造成其他恶劣影响等情节，结合司法局建议对被告人适用社区矫正的调查评估意见，决定依法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以强制侮辱妇女罪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判处楼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说法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构成强制侮辱妇女罪，应当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案中林某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本罪，但因其在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并且有初犯、如实供述、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等情节，故对其依法适用缓刑，并实施社区矫正。许多校园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的身体，还有被害人的心灵。本案中法医只能鉴定体表的轻微伤，但此事对于陈某某的精神打击有多大，没人能说得清楚。对于校园暴力，一方面应当从源头上关注未成年人内心世界扭曲的原因，同时还应给受害者更多心理上的帮助与疏导。
刘秋海事件其实并不复杂：1995年3月12日，刘秋海一行三人将一受伤女子陈小俐（及其所骑摩托车）送到了北海市人民医院，留下600元钱后离开。一个多月后，刘秋海重到北海办事时，北海交警支队银海区交警大队民警林国兴，接到陈小俐亲戚的报案后认为，“刘秋海就是撞陈小俐的人”，并将刘秋海一行的车扣留。刘秋海是见义勇为还是交通肇事后逃跑？交警大队及该民警林国兴的扣车行为是否合法？围绕这两个关键问题展开了连环诉讼。
《南》记者经过初步调查，认为刘秋海是做好事而非交通肇事后逃跑，交警林国兴接到陈小俐亲戚的报案电话后，不出示证件就把刘秋海一行的车子扣留，是非法行政行为。然而《南》基于这一立场对刘秋海事件和相关案件的报道给《南》引来了4起名誉侵权案：
第一起陈崇明（曾用假名陈锡明）、陈小俐诉《南》名誉侵权案（1996年10月6日。1999年11月19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南》败诉）
第二起陈小俐的姐夫刘小明诉《南》名誉侵权案（1996年10月23日。1999年11月19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南》败诉）
第三起林国兴诉《南》名誉侵权案（1997年11月26日。1999年11月19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南》败诉）
第四起北海交警支队诉《南》名誉侵权案（1997年12月27日。1999年11月19日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南》败诉）
2000年3月20、21、22、23日，广西高院开庭二审陈氏兄妹、刘小明、林国兴、交警支队诉《南》名誉侵权案。陈氏兄妹、刘小明诉案已维持原判，另两个尚未判决。
《南》涉讼后，加大了报道力度：前后共发表了十几篇报道、评论，并涉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全国政协常委、专家、教授等。那么考察《南》涉讼的四起名誉侵权案，并以《南》从叙述者到当事人、事后评判者的身份转换为线索，以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为切入口，我们认为其中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报道要坚持公平原则
《南》对刘秋海事件的报道始于1995年10月27日。在题为《做好事招来的横祸》的报道中，交代了新闻由头：今年6月22日，全国政协机关报《人民政协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公理何在，正义何在》为题，刊登了广东省雷州市政协委员刘秋海的一封信，反映了他做好事反被诬陷交通肇事的经过。接下去记者以客观叙述的口吻写道，“3月12日晚，刘秋海与司机等三人驾车发现一辆摩托车倒在前方路旁……见一女青年满脸是血倒在路旁……她看到刘秋海等人，当即跪倒在地，拖着刘秋海的裤脚哀声恳求：‘求求你们救救我’……”之后又介绍了4月19日刘秋海一行被围攻、殴打后车被交警林国兴非法扣留的经过。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记者对北海交警支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提出质疑，并访问了3月12日在北海市人民医院值班的实习医生。⑴
媒体对事件进行调查作出报道是完全正常的。但是这篇报道关于刘秋海救陈小俐、刘秋海一行在北海被围攻扣车的细节描写是否有合理想象的成分？把根据有关证据推导出的情况当作既成的事实来报道的做法是否可取？另外，既然事情还没有查清，就应当将目前事态的发展状况如实地反映给读者，给双方以平等发言的机会，或许更能让读者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媒体也不会陷入被动。
1995年11月，陈小俐诉刘秋海交通肇事后，《南》发表了《恶人先告状》。主要内容是：交代了陈氏兄妹以往的劣迹；陈小俐的5000余元医药费已由她的姐夫陈小明拿回单位报销；北海市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车辆痕迹检验意见书》是非法的。应当说文章的基本内容是有根据的，但是这样把一方定性为“恶人”、“恶势力”，披露当事人以往的劣迹，无疑会授人以柄。正是这篇《恶人先告状》，给《南》引来了4起名誉侵权案。
法院判《南》四案败诉的理由
第一起陈氏兄妹诉《南》名誉侵权案陈氏兄妹诉称《做好事招来的横祸》和《恶人先告状》均是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研究便作出的与客观事实相悖的报道。其中在《恶人先告状》一文中，把他描写成“一直从事敲诈勒索勾当”、曾受到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的“当地臭名昭著的恶势力分子”；将陈小俐写成一直以为业，与黑社会分子狼狈为奸、从事敲诈勒索勾当，并曾携带手枪与香港黑社会分子从事绑架勒索活动后畏罪潜逃的有吸毒行为的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⑵这些报道损害了原告的名誉，给原告带来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损失。
法院认为，《做好事招来的横祸》、《恶人先告状》二文的基本内容失实。文中出现的陈崇明敲诈勒索，陈小俐吸毒等内容均没有经过调查核实，侵害了原告的名誉。而“被告主张的上述有关原告陈崇明敲诈勒索，原告陈小俐吸毒、绑架勒索等内容的报道来源于原告陈崇明前妻莫家英的电话录音，但该电话录音未征得莫家英的同意。……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案件审理期间，《南》继续在1997年1月24日、1998年3月13日、4月10日的《恶人又告状》、《“刘秋海事件”再追踪》、《陈小俐男友说“她每天都吸毒”》中多次重复上述失实的报道内容。将原告的称为“恶人”告状，“恶势力趁火打劫，步步进逼”、“要钱者赤膊上阵，杀气腾腾”，采用故意夸大失实的言辞，侵害了原告名誉，贬低了原告的人格。⑶故而判定《南》败诉。
《恶人先告状》的作者为了应付涉讼，在写文章之前留了一份莫家英电话录音的备份，从1995年我国法制环境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已属不易。我们恐怕不宜拿对司法人员的办案要求来要求记者。但是，报道中使用“恶人”、“恶势力”等有人身攻击之嫌的词语，并在侵权案审理期间依然如故，继续刊登讼争事件，显然有其失误之处。
第二起北海交警林国兴诉《南》名誉侵权案林国兴称《做好事招来的横祸》、《恶人先告状》、《恶人又告状》中报道其在处理所谓刘秋海交通肇事逃逸时未出示证件，并与伤者之兄陈崇明伙同一帮烂仔将刘秋海及司机殴打致伤，勒索5000元未遂后扣了刘秋海的车。林国兴是公安败类等⑷，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法院判定，“报道称原告应私人之邀伙同烂仔及陈崇明，未出示证件，勒索5000元，使用作废的暂扣凭证，将扣押车辆交陈锡明开回家等，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报道以原告‘违法办案’为由，使用‘见利忘义’、‘执法犯法’、‘滥用权力’、‘公安败类’等词语，贬低原告的人格”。⑸遂判《南》败诉。
其实，新闻记者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为自己的报道举证的。就像在这个案子里，要求记者去找殴打刘秋海的人证明他们打了人？还是要他去问林国兴曾经向刘秋海勒索5000元？目前学术界对新闻纠纷中谁负举证责任有不同的看法。我比较赞同贾安坤先生的主张。他指出，“谁报道，谁举证”的做法是违反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的。他认为记者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为自己的新闻举证的，“这样做，被告和原告在举证责任问题上便无平等可言，到头来总是被告明吃三分亏，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不仅损害了新闻记者和新闻单位的合法权益，而且束缚了新闻记者采写和发表批评性报道的手脚，阻碍了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发展。”⑹
但《南》作为“刘秋海事件”的叙述者，只能对林国兴的行为进行评价，而不能对其进行人格方面的评判。称其为“公安败类”无异于人身攻击，这样做只能使媒体更加被动。
第三起刘小明诉《南》名誉侵权案陈小俐的姐夫刘小明认为《恶人先告状》中说陈小俐的医药费5500余元已经由刘小明拿回单位报销，这是虚假报道，损害了当事人的人格和名誉。⑺
法院查明，原告所在单位北海市国税局银海区分局对原告是否报销该医疗费进行调查，并作出《关于“刘小明报销医疗费”一事的调查报告》，称刘小明没有在咸田税务所及分局报销过任何医疗费用。被告的主张来自莫家英的电话录音，但该录音没有征得莫的同意，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案件审理期间，《南》在《恶人又告状》、《“刘秋海事件”再追踪》中，继续重复上述失实报道的内容，将原告的称为“恶人”告状，“恶势力趁火打劫，步步进逼”、“要钱者赤膊上阵、杀气腾腾”等，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⑻，从而判定《南》败诉。
陈小俐在住院期间使用其姐夫刘小明的名字，可能是有报销医药费的动机的，《南》将行为动机作为既成的事实来报道，无疑加重了媒体举证的负担。
第四起北海交警支队诉《南》名誉侵权案北海市交警支队称《做好事招来的横祸》、《恶人先告状》报道北海交警作了非法的责任认定和车辆痕迹检验意见书；对交警林国兴昭然若揭的徇私枉法行为，北海交警仍我行我素，继续认定刘秋海交通肇事逃跑，并不断虚构情节掩饰自己的错误……这些都损坏了原告的声誉、形象。⑼
法院判定，《南》“报道称原告所属交警林国兴违法办案，原告对林国兴的违法行为‘无动于衷’、‘助纣为虐’、‘追认和袒护’、‘一意孤行’、‘利用权力随心所欲制造谎言’、‘我行我素’、‘企图将盖子掩住’、‘虚构情节掩饰自己的错误’，原告所作的《车辆碰撞痕迹检验意见书》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非法’、原告内部存在许多‘问题’等，均无证据证实。文章有关原告扣车、扣证及事故责任认定，原告对林国兴的领导监督等问题的报道，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侵害了原告的名誉。⑽《南》再次败诉。
《恶人先告状》评价“责任认定书”非法是根据法律论证作出的：“一方面是因其大大超越了法定的受理期限，另一方面被告方无一人在场。同时，所谓的《车辆痕迹检验意见书》也是非法的，因为其同样超越了法定的期限，而且是在被告一方不在场的情况下提取的。加上被告的车辆自4月19日之后便一直被非法扣留在原告手中，其提取的样品不排除人为制造的可能。”作者的判断是有根据的。事实上，1995年3月19日银海区交警大队接到陈锡明的口头报案，4月19日将刘的车扣留，5月23日北海市公安局作出《车辆责任认定书》，5月29日银海区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最晚要在事发后40天内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为什么《南》与法院依据的都是同一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而法院会作出银海区交警大队的行为合法的认定，就不得而知了。
结案后可发表自己的评论
1999年11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连续宣判以《南》为被告的4起名誉侵权案均为《南》败诉。1999年11月26日《南》在第二版以整版篇幅、“舆论监督遭遇最黑暗的一天”的通栏标题报道此事，并指出上述判决在程序上违法，在实体上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决定立即上诉。同时配发了法学专家的评论―――《“刘秋海事件”证据分析》。
1999年12月2日，“刘秋海事件”引发的第一讼案―――陈小俐诉刘秋海交通肇事赔偿案，由北海市银海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刘秋海败诉。对于这一与自己的主张相反的结果，《南》在12月24日用一整版篇幅发表了《刘秋海案・实体与程序的分析》，指出审判过程中证人、证据、证言运用有误，“刘秋海事件”中北海交警的行政行为不合法。
2000年1月14日，《南》以5个版面的篇幅总结了“刘秋海事件”系列诉讼案。其中《刘秋海事件法律论证会》发表了10名法学专家对“刘秋海事件”中行政案和名誉侵权案的审理的看法。比较一致地认为北海交警行政行为存在问题，司法公正的底线是舆论监督。我认为《南》的这种做法值得肯定。在（终审）判决之后，舆论的评论和批评对于确实不当的判定，可以起到补救或者推动上级法院采取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的作用，还有利于对相关的法学问题作深入研讨。⑾
《南》报道的得与失
应当说《南》在对“刘秋海事件”历时5年多的报道中，断然回绝了北海市某些人提出的“私了”方案―――从此不再报道刘秋海事件，《南》的案件由他们摆平。⑿表现了媒体的正义和良知；20余篇报道均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符合新闻规律：结案后进行法理探讨，有助于建立舆论对司法公正的监督环境。这些均是其可取之处。但《南》将推测的结果当作事实报道，授人以柄，取证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缺少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涉讼期间继续刊登讼争的事件，使用有人身攻击之嫌的用语，遂使《南》涉讼的4起名誉侵权案都以败诉而告终。它留给我们的是对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某些思考。
如果陈小俐、刘小明、林国兴都因《南》使用人身攻击的词语侵害了其名誉权而上诉的话，那么北海交警支队作为国家机关也以同样的理由将《南》推上法庭，并最终获胜，似乎有悖《宪法》第41条的精神。笔者认为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司法部门对舆论监督的宽容态度。不当的舆论毕竟可以通过正确的舆论加以引导；可以通过司法独立审判以及传媒报道审判结果及其法律依据来纠正；还可以由新闻单位承担报道的法律后果来制止。但是不当的判决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很难弥补和挽回。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法律给舆论监督以更多的支持和保护。只要新闻报道的事实确凿，并没有故意的恶意，不能因为几个词、几句话不妥而认为侵权。
注释：⑴《南方周末》1995年10月27日
⑵⑶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北民初字第6号
⑷⑸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北民初字第4号
⑹贾安坤《新闻官司的举证责任》载《夜班甘苦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4月版P202
⑺⑻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北民初字第7号
⑼⑽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8）北民初字第5号
此次会议的一项内容是，听取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听取《中国共产程（修正案）》稿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重大决策征求党内外的意见，这已经是执政党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党的决策机制，“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我们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
而在2010年年底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同样明确提出，要“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制”。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朱新力有一个比喻，如果把决策者视为一部车的驾驶者，决策程序则是一个跑道。“一旦跑道不符合条件，即使驾驶者是卓越的车手，所驾车辆为顶级跑车，也无法跑出速度、跑出质量。”
自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其决策机制始终与时俱进。
从“婴儿”到独立
1921年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决策上几乎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
这一时期的决策机构，是党的一大召开时建立的三人组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至于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的缘由，是因为“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高新民认为，二大、三大时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但负责人一直是陈独秀，只是二大、三大时，负责人陈独秀称委员长，四大时改称总书记，总书记仍为陈独秀。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授何虎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刚建党时候党内就有两个意见，李汉俊主张分权，陈独秀主张集权。”
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后来引起多人不满，并导致了建党初期多人退党。“李达后来为什么退党，就是因为总书记什么都管，连谁娶老婆都管。”何虎生说。
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给中国大革命带来了损失。而实际上，这位“家长”当时并非一人决断。在他背后，共产国际才是真正的舵手。当在1927年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后，陈独秀致信上海区委“表面上要缓和反蒋”，便是遵照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
曾任陈独秀研究会会长的学者陈铁健说，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时承认，“我们现在可以还陈独秀一个清白，还中共中央一个清白，这完全是莫斯科在那里瞎指挥造成的错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反思，并逐渐脱离共产国际的控制。
1928年的中共六大值得一提。这次会议，开始强调党内决策的“民主集中制”；此后的1930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行委在罗坊开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民主讨论、激烈争辩，从而使得“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得以通过。
1933年初，党的决策机构开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展为中央书记处，缘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全国苏区发展到十几块，红军达30万人，党员也达30万人，“仅设一个总书记已难以领导这样一个大党”。
此后近一年时间，文献中鲜有政治局常委会记录（在1927年6月1日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后，中国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会议改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而以书记处名义的文件居多。高新民认为，这一时期，文献中所称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实指向相同，“中央书记处书记事实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历史上分量极重的遵义会议，也对党的决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何虎生说：“遵义会议以后，因为和共产国际联系不上了，党就自己做主了。尽管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当时和其关系仍然比较紧密，但真正在决策中起作用的，是本土派而不是王明等国际派。”
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渐由一个需要被“家长”照顾的“婴儿”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党。
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召开会议表示，同意并作出“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之决定。
“最后决定权”
遵义会议后，成立了由、、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决定在两次中央委员会之间，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选举为主席；书记处则成为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由、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同样为主席，没有用总书记这个称谓。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主席”的称谓：“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对于“最后决定权”的形成，及其对中国未来历史进程的影响，学界有过讨论。甚至有人认为，晚年所犯的错误，与此相关。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中央政治局作出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是由于当时党面临着异常艰苦、异常复杂的斗争局势，需要集中全党的力量，快速、高效地去开展斗争。
“‘最后决定权’并不神秘，就是最后有一个拍板的人，并不是因此导致后来没人监督，而是党内民主最后没有坚持下去导致的。”石仲泉说。
1945年4月召开党的七大，中央政治局仍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不同的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皆为担任，他既领导决策，又亲自负责日常工作。
1956年党的做出改变，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即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此时，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不都在北京，因此不能经常召开政治局会议。大量日常事务由书记处处理，书记处频繁开会，常受的直接领导。
“”发生后，随着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受到批评，书记处很快停止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已有新成立的中央小组取代书记处的趋势。
有人做过统计，八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41人，在以后遭到批判整肃的有35人。
集体决策回归
1981年，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影响深远的文件，被视为执政党从革命转向建设的里程碑。其中提到，“根据‘’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在此之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其中也说到：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而然地，修复被破坏的决策机制，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执政党的重要目标。
1982年，十二大通过的第一次作出“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对于党组织的决策，其中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
与此同时，此次修改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1982年9月14日胡乔木就这一修改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说：“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召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很明显，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
在“”时期被废除的中央书记处，此间也经历重大变革，从中亦可见执政党对于重建集体领导的努力。
十一届五中全会时，中央决定恢复中央书记处。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重大问题应当由书记处这个集体，而不是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做出决定。”
陈云从另一个角度的发言显示了集体决策显然是党内共识。他说：“书记处的工作方法，我认为应该采取办公会议的方式，就是同志所讲的集体领导的方式。集体办公，大家都在一起，要办的事，或者开会决定，或者几个人商量，立即办，不要拖延。”
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
十二大正式规定集体决策只是一个开始。
5年后的十三大上，集体领导被制度化。十三大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并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
党的决策机制在十三大还发生了另一个重要变化趋势。
十三大报告中提出，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的重要措施是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至今，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仍然是中央决策的一个重要条件。
正是在十三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提法。从此之后，虽然执政党决策机制不断有新发展，但基本思路没有变化。
十四大报告指出，只有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
在十五大报告中，决策机制一词正式亮相。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报告中，决策机制被列在“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主题之下，而在十五大报告中，决策机制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部分。
从具体表述中，更可见中央对于决策机制的认识正日益丰富。十四大报告围绕“集中全党智慧”，着力阐述“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十五大报告出现了此前没有的新内容，明确提出要“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
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到了党委内部议事和决策的“十六字”方针：“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一年之后的十六大上，这一十六字方针进入，成为重大问题决策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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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更名之我见 陶林，Tao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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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同患非淋菌性尿道炎 王仲明，Wang Zhongming
一、如何选择问题
关键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学术文章应聚集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毕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广泛浏览相关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文学(语言/新闻传播)现象与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现象”往往是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
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术论文。陈述问题应明确( 1 )范畴;( 2 )对象;( 3 )视角;( 4 )案例。通过这样的界定，我们将目光集中在几个显而易见的概念上，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例《试论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同时，问题清楚了，我们在筛选信息和资料时也就有了明确的标准，在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能够大大提高研究效率。
二、 如何做文献综述
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与“背景描述 (backupground description) ”区分开来。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如“**的发展历程”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其次，文献综述是评论性的( review 就是“评论”的意思)，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 (critical thinking) 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评论的主线，要按照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你提出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和理论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清楚了文献综述的意涵，现来说说怎么做文献综述。虽说，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是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但如果缺乏标准，就极易将人引入文献的泥沼。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 “中国期刊网”等数据库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图书馆的藏书，鉴于我们学校的实际，少，但可以精读，既收集资料也摸索研究和写作的思路与方法。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毕业论文的时间较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积累一份研究相关问题的书单，记录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网址。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技巧三：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在做文献综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就行了。
三、如何撰写开题报告
问题清楚了，文献综述也做过了，开题报告便呼之欲出。事实也是如此，一个清晰的问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对现有文献的缺点的评论，也基本暗含着改进的方向。开题报告就是要把这些暗含的结论、论证结论的逻辑推理，清楚地展现出来。
[关键词]《新青年》；宗旨；演变；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3-0018-04
《新青年》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各种阐释层出不穷。其自身的宗旨的演变尤为加剧了后世史学家对其评价、定位的争讼。从历史进程上来描述《新青年》宗旨的变化，探寻其隐藏在这种变化之后的坚持与追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宗旨的变化、给以其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准确的历史定位。
一、《新青年》宗旨之“变”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随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直到1926年7月25日，《新青年》杂志以中共中央党内理论刊物的“身份”终刊。在这期间，“可以这么说，作为民初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的发展路径不是预先设计好的，而是在运动中逐渐成型。”[1]同样其宗旨也随着时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过显著的变化。然而，在显性变化的背后，《新青年》杂志隐然延续着其最基本的立场、精神和终极关怀。
（一）“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青年杂志》创刊之时，并没有发刊词。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通告以及陈独秀发表的几篇文章，大体体现了其创办《青年杂志》的本意。
在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中，《青年杂志》非常清晰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这是一本以青年人为目标群体的杂志。其所设想的几个方面都集中于青年的培养。《社告》称：“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2]尽管陈独秀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试图通过影响青年人——具体地说是塑造“新”人，来完成社会改造的任务，但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却实实在在想要从思想、学术、精神上来改造国民，以此作为改造社会的基础。《青年杂志》在《甲寅》上刊登的广告，如实地展露了这一设想：“我国青年诸君欲自知在国中人格居何等者乎，欲自知在世界青年中处何地位者乎，欲自知将来享功学业应遵若何途径者乎，欲考知所以自策自励之方法者乎，欲解释平昔疑难而增进其知识者乎，欲明平此，皆不可不读本杂志，盖本杂志之主义——实欲与诸君共同研究商榷解决以上所列之种种问题，深望诸君之学识志气因此而日益增高，而吾国将来最善良的政治、教育、实业各界之中坚人物亦悉为诸君所充任。则本杂志者实诸君精神上之良友也。”[3]
因此，当“读者”王庸工来信中要求《青年杂志》就当时国体问题表态时，陈独秀在回信中明确地指出：“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4]既然根本之觉悟尚不具备，那目前的工作只能是开启民智、提高觉悟。因而，“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5]所以《新青年》最初刊登的文章、著述大都围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刊发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是体现这一宗旨的重头戏。虽然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青年修养”六大原则还显得有些空泛[6]，但却是身体力行地践行杂志创刊初衷的一次尝试和努力。陈独秀在1916年10月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写道：“今日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国家处武人乱政、社会腐败、游民盗贼充斥之状，“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7]这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而欲改变这种现状，陈独秀所做的主要努力便是借助《新青年》，对青年、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这也是《新青年》最初的宗旨。
（二）“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1917年，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在停刊4个月的情况下于1918年1月在北京复刊。这时，因北大同人的加盟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新青年》的主旨从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转为关注“国命存亡”的具体时政问题。1917年7月11日，陈独秀在《答顾克刚》的信中写道：“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苦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8]例如1918年后，《新青年》特辟《随感录》专栏，发表文章批评时政。此外，还有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书本走向现实，给那些苦苦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可能。
1918年7月，《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指出，“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然而如陈独秀所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9]的确，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在纷繁复杂的时代格局下，当国家遭受侵害，救亡的任务变得更为迫切之时，书斋式的思想启蒙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了，《新青年》应该更多地介入现实政治的讨论。
（三）“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1919年12月，《新青年》第7卷第1号《本志宣言》，渐渐与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靠拢，直到1920年9月成为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这样，《新青年》的宗旨由批评政治、注重启蒙渐渐演变为了在坚持思想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无产阶级学说。
陈独秀在《本志宣言》中说道，“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抛弃的了”，这是新青年社“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段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10]这都说明了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要编辑者，其思想开始偏向社会主义，而他思想的变化也引起了《新青年》宗旨的随之变化。
《新青年》从第8卷1号开始，设置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其内容也以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研究为主。之后，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大革命，是现代最足以惹世界全人类注意的一件重大事件，无论颂祷他的、咒骂他的，欢迎他的，恐怖他的，都不能不认识他的价值”。[11]这既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也指引了当时中国的出路，即学习苏俄、反动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在这一时期，《新青年》尽管还发挥着其思想统一战线的功能，但总的发展趋势还是清楚的，即学习苏俄社会主义道路，践行马克思主义。
（四）“‘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一直到1926年7月20日不定期刊终刊，成为纯粹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目的的刊物。《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发表瞿秋白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明确指出，新青年曾为中国思想革命的先驱，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党报党刊“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2]因而在这一期间，“作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已经不再具有思想界统一战线的性质，它的历史使命和宗旨更清楚、更明确——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苏俄革命建设，为中国革命提供理论指导。”[13]
二、《新青年》之未变
尽管《新青年》的办刊宗旨几经变迁，但其内在精神和终极关怀却并未变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最根本的奋斗理想。
（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出发点是希望给国人以思想启蒙，从而达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目的。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国内，他看到的逆流弥漫，全国反袁声势也是愈演愈烈。这一年5月9日，袁世凯不顾各界反对，屈从日本，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在复古逆流和奇耻国辱的阴云下，陈独秀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繁荣富强的影响，他意识到当时中华民国不过只是一块形式上的招牌，难经风雨，不要多久这块招牌将不复存在，还得再来一次政治革命，而要进行这场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新青年》的宗旨也几经变化，但无论是最初致力于思想启蒙，还是后来关注时局，还是最后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杂志开办的目的始终都是希望达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目的。
诚然，陈独秀最初创办《新青年》确实也有迫于生计的需求。当时，陈独秀因为参与“二次革命”失败而流亡日本，1915年6月因妻子高曼君患重病而回国，陈独秀此时毫无经济来源，却要面对养家糊口的现实，因而也催生了他通过创办杂志来创收的动机。然而从陈独秀此前此后的社会革命实践来看，他还是希望杂志能起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目的。陈独秀曾经办过《安徽俗话报》，后来帮助章士钊办过《甲寅》，这些办杂志的经历一方面使他获得了经验，另一方面也让他明白了办杂志的艰辛和风险。因为毕竟《甲寅》及其他一些杂志被查封过，更有一些编辑和撰稿人被当局判刑或杀害，如果陈独秀仅仅是想赚钱，他大可不必去办这耗费精力却充满风险的思想杂志。事实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是基于一种期待，“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14]
（二）《新青年》的主办人、实际的主控人一直是陈独秀，《新青年》的精神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保持一致。《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休刊，陈独秀一直是这个刊物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这期间，《新青年》编辑部紧随陈独秀的足迹辗转于上海、北京和广州，形影不离。1923年6月，《新青年》改组为季刊，虽然瞿秋白任主编，但是作为创办人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依然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方针的指导者。
近现代著名思想史家郭湛波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15]的确，《新青年》的精神是与陈独秀个人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最初，陈独秀本人信仰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独立思想，向往法兰西文明，而反对传统孔教与封建落后思想，最具代表的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而这一时期《新青年》的主要宗旨也是开启民智，进行思想启蒙，具体的就是宣扬西方的平等自由思想，批判我国传统封建思想。后来，因为世界局势和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动，世界大战硝烟弥漫，国内连年军阀混战，又发生了张勋复辟的丑闻，一系列的现实政治问题摆在眼前，因而陈独秀不能再沉浸于书斋式的思想启蒙运动了，他意识到必须关注时局，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斗争来挽救民族的危亡，例如他亲自走上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等；而这一时期《新青年》的宗旨也转向了关注时事政治，这从《新青年》上刊载的文章对启蒙思想的弱化、而逐渐加重刊发与时政紧密联系的文章可以看出。此后，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加之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等的传播，当时中国社会思潮百花齐放，而陈独秀渐渐倾向于社会主义，例如他发表《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等文章来阐发他对社会主义的青睐；而这一时期，《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加重比例刊发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对此胡适曾抱怨：“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16]最后，陈独秀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一大上当选为总书记，成为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而后来《新青年》改组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综合以上阐述，《新青年》的精神始终与陈独秀个人的思想保持一致。
（三）《新青年》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化，即坚持了与时俱进。《新青年》紧扣时代的脉搏，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变更自己的办刊主旨。正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切人与事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新青年》的宗旨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及陈独秀等人的实践而随之变化的。《新青年》由最初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发展到兼容五彩纷呈的各路思潮，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归宿，它始终代表了当时文人墨客思想的最前沿。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是《新青年》影响了一代人，造就了一大批思想界的巨星的原因所在。例如当时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的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击了封建的堡垒。”在延安时期，曾对美国友人斯诺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所有这些都说明，《新青年》不断追寻着救国救亡真理，随时代需求而不断变化，从而才能对青年才俊产生深远影响。
三、若干启示
（一）注重研究《新青年》发展的过程，但不能据此而忽视《新青年》的开拓意义。当前很多学者都很注重研究《新青年》发展的过程，即它如何由一个普通刊物而演变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而忽视了《新青年》的开拓意义。《新青年》从一开始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宣传西方先进思想而批判本国封建落后思想，并张扬人的理性，这都促进了国人的思想大解放。《新青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思想文化杂志，它总结了19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化的成果，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新纪元；而它自由讨论、自由选择、勇于介绍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精神和运作方式，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正如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既是讲述历史，也在表达志向：“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17]尽管这是《新青年》人的自我认定，但也说明了《新青年》极具开创意义。
（二）《新青年》研究应该全面、科学、客观，考察《新青年》发展历程和思想演变需要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和具体的历史环境。《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其宗旨的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紧密联系。当前学界从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和传媒史等多个角度对《新青年》进行了剖析与解读，阐释了《新青年》对现当代政治、思想、文学、传媒、社会的重大意义。然而，有人以追寻历史真相的名义，截取《新青年》发展演变中的片段，忽视《新青年》的创办意义、编辑方针转变的必要性。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因而我们在考察《新青年》的变与不变，不能离开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否则《新青年》研究，将走向。
（三）对《新青年》造成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新青年》也如此。当前有些学者对《新青年》影响力的描述有失偏颇，例如“《新青年》一发行，当时便引起国人的关注”。事实上，在其创刊之初，它的名气并不大。既往有关《新青年》早期就已“声名远扬”以及有“壮观的作者队伍”之类言说，多半是后来史家的“后见之盲”。而《新青年》声名远扬则是在同仁杂志时期[18]。因此，对于《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应该根据《新青年》自身发展阶段，实事求是地给以描述。既不可由于《新青年》后世偌大的名声，就先入为主认定《新青年》杂志创办之初就声名鹊起；亦不可因为《新青年》杂志创办之初影响范围有限就否定其开拓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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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A].张静庐辑：中国现代出版史料[C].甲编：10.
多年前，我不仅是这本杂志的读者，而且还在上面发表过几篇文章，因此有久别重逢的感觉。拿起来随手一翻，看到该刊主编成露茜在《编辑室手记》中介绍了一个传奇故事。她说：“八月中旬，我从上海返台，台北和上海一样，都是炎热不堪，只好躲在家中。已故新闻界耆宿欧阳醇的夫人夏女士邀约餐叙，在座还有很久没有见过的《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王爱生女士等。席间夏女士说了一个有关其先夫而情节不亚于《色戒》的真实故事。我当即请她给《传记文学》刊出，必定可以得到读者回响。”
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刊登在这本《传记文学》上面，文章的标题《天感》。文中介绍说：“‘天感’，老天也为之感之意。一个女孩的名字，她是欧阳醇与中共女特务陈姐爱情的结晶。这里头有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它纠结着20世纪上半叶国共斗争及中国战乱的恩怨情仇……”
回家阅读，才知道夏女士对于陈姐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欧阳醇的片言只语。对于丈夫的这段经历，夏女士把它视为个人隐私，从来没有主动打听。如果是到此为止，这个不亚于《色戒》的真实故事就不会与世人见面。但是就在欧阳醇去世一年以后，他的妹妹欧阳恒姬向夏女士讲述了事情的真相。这才为她揭开了一段令人震惊的秘史，以及陈姐的传奇性悲剧。
尽管如此，夏女士却并不知道陈姐的真实姓名，只是听欧阳恒姬说：“陈姐实际上是当时著名左派作家李求实的遗孀，并育有一子。她在多种本国方言之外，还通晓日语和俄语，受过共产党的情报训练。
看到这里，我已经放不下来，决意要挖掘战乱之下恩怨背后的故事。
陈姐是谁？
李求实就是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悼念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李伟森。尽管如此，当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这个人知之甚少。上网查询，看到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陈修良，他们在1926年结婚，第二年就离异。陈修良后来嫁给沙文汉，二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是1957年却双双被打成。当时沙文汉是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是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成为当地的一大冤案。李求实的第二任妻子是秦怡君，又名陈凤仙，是许白昊的遗孀。二人1928 结婚，育有一子，名叫李齐泰。
看到秦怡君又名陈凤仙，让我想起了陈怡君这个人。那是2009年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我在台北一家书店淘到一本《夫人回忆录》。书中披露了许多中共领导人早年的珍闻秘事，其中多次提到一位名叫陈怡君的人。我猜测这个又名陈凤仙的秦怡君，应该就是书中的陈怡君，亦即夏女士所说的陈姐了。为了从事地下活动，她经常改名换姓，所以秦怡君、陈凤仙、陈峰仙和陈怡君，都是陈姐用过的名字。
《夫人回忆录》中多次提到陈怡君这个人。夫人名叫杨子烈。1925年10月她前往莫斯科路过海参崴的时候，因为自己已经有7个多月身孕，便在“走”还是“留”的问题上特别犹豫。当时在海参崴接待她的是化名为柯怪君的柯庆施。柯知道她是担心孩子的生育和抚养问题，便对她说：“以前陈怡君也在这里生孩子，生产后就将她放在海参崴国家托儿所，她一人往莫斯科去了。”
杨子烈听说陈怡君的孩子也放在当地的托儿所，便与柯庆施有如下一段对话，书中记载道：
“她的孩子放在托儿所？你领我去看看！”我惊喜道。
“早死了！你到哪里去看？哈哈！”
“死了？”我一怔。
“你养下孩子，是放在这里，还是带往莫斯科去？”
“带到莫斯科去。”我毫不考虑，坚决的说。
“你晓得吗？史静仪（刘仁静的妻）在莫斯科生了一个女儿，送进莫斯科国家托儿所不久也死了。”
“哦！”我惶恐了！但表面上力持镇静，咬咬牙，不去想这些，心想，到明天再说，明天总有办法的……
这是书中第一次提到陈怡君的名字。
“浪漫”的莫斯科
到了莫斯科以后，杨子烈看到“中国的男女学生，工人农民，不断地一批一批的”来到这里，其中还有冯玉祥、鹿钟鸣、蔡和森、向警予、任弼时、谭平山、彭述之、邵力之等著名人物。这时杨子烈也认识了陈怡君，并听说她与李求实有一段尽人皆知的浪漫史。所以杨子烈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陈比南、史静仪、陈怡君三人，是中国女同志赴莫斯科之最先者。俄国人初次看见剪发、天足、挺胸的中国女学生，颇感稀奇。况且她们三人都是聪敏活泼，善于怀春。在莫斯科的几位少年英俊多情的男儿，见了她们，一时为之疯狂。罗亦农狂追陈比南，几至吐血；陈乔年爱上了史静仪；李求实痴恋陈怡君。比南很俏皮，她不爱亦农，回国后，爱上了短小精干的彭述之。史静仪倒了刘仁静的戈，嫁给了陈乔年。唯陈怡君的问题不能解决，反而弄得自己吐血。她本爱许白昊，白昊是一位诚实忠厚，工作努力，能力极强的同志；现在又碰着一位丰度潇洒，面目白净，美好如梅兰芳，而又性喜爱文艺，英文极好，缠绵痴情的李求实。她不知究竟要谁好，他们三人都是湖北人，到了汉口，他们三人就开谈话会，经过数日的考虑，陈怡君还是选择了许白昊。”这里所谓三个人到了汉口开谈话会，应该是他们从莫斯科回国以后的事。
在莫斯科的中国男女学生中，绰号为“老祖母”的向警予也不甘落后。她本来是不婚主义者，但是1920年却与蔡和森在法国结婚，被大家称为“向蔡同盟”。不料还没有多久，向警予又移情别恋，先是与一个姓白的蒙古人发生关系，后来又爱上了风流倜傥的彭述之。显而易见，这时的向警予，已经由不婚主义者变成杯水主义者了。
为此，杨子烈与向警予曾经有下面一段对话――
“警予，听说你和蒙古人……你觉得快乐吗？”
“差得远哟！比起和森！”她皱着双眉，摇头坦白地说。
“那末，你为甚么要这样做？气和森吗？还是糟挞（蹋）自己？”
她低着头，面色灰白。
“你爱述之吗？”
“是的，我爱他，爱到发抖，我同他发生了关系，两人都极兴奋愉快，他要我不对和森讲，但和森由北京回来了，我还是坦白的告诉了他。”
“你对和森爱不爱呢？”
“也爱！我同和森结婚后，由法国回到上海，心中又爱旁的同志，因此常常惹和森气恼，并把同志送他的西装用刀剪撕烂，丢到窗门外花园里，那时都没有事。”
“你对姓白的呢？”
“无所谓……”她微微叹气。
据杨子烈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于男女问题的处理，是由各人自己作合理的安排，只要他们安排合理，不闹出问题，不妨碍党的工作，党是不会过问的。”所以尽管蔡和森把老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抖搂到中央政治局，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上海屋檐下
1927年4月，杨子烈从莫斯科回到武汉。第二年2月，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去上海寻找丈夫。经过一番周折，她终于找到的住处。进门以后，杨子烈才知道与刘少奇、何葆珍夫妇以及许白昊、陈怡君夫妇合住在一起。后来杨子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正在睡觉，于是“陈怡君拉着我走进她的卧房，一面推，一面说：‘进去，进去！大哥还睡在里间小房内做梦呢！哈哈！’”
杨子烈还在书中纪录了这样的细节：“爸爸住了7天就想回家，每天晚上，不是陈怡君陪爸爸看电影，就是彭干臣来请爸爸去听戏。他们都赶着我的爸爸叫爸爸。临走的刘少奇把他围在自己颈上的围巾取下送给爸爸。”
杨子烈的父亲离开不久，许白昊在一次地下活动中突然被捕，并很快就被枪毙。对于其人其事，在《我的回忆》中介绍说：“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10月间由汉口来到上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鼎鼎大名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的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杨子烈说：许白昊死后，陈怡君每天痛哭流涕。为了安全起见，又找到新的住所。随后“陈怡君也搬来，她住在后楼。她会做饭炒菜，大家分工合作”，相处十分愉快。后来罗亦农被的前妻贺芝华出卖，他们只好再次搬家。不料新的住处臭虫太多，陈怡君叹息道：“臭虫啊！我哪儿还经得起你再吸取血液呢！”面对此情此景，杨子烈说：“陈怡君本来就瘦，自许白昊死后，她更瘦了。”
陷入三角恋
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杨子烈又一次搬家，不久陈怡君也在上海福民医院找到一份护士的工作。
随后，杨子烈与陈怡君虽然没有住在一起，但还是经常来往，情同姐妹。有一天陈怡君来看杨子烈，并对她说：“现在许白昊死了，求实又找我，要我……”
听到这话，杨子烈吃惊地问：“求实不是早已结婚了吗？他怎能又找你呢？”
陈怡君回答说：“是的，我也这样说，可是求实说他同陈怡结婚，完全是因为她姓陈名怡，跟我的姓名同了两个字，实在并不爱她！”
“哦，这件事你自己决定吧！我无意见。”杨子烈无奈地对她说。
看来，李求实显然是把此陈当彼陈、无君当有君了。对于这件事情，杨子烈在回忆录中感叹道：不久，陈怡君辞去护士工作，走出福民医院搬到求实新租的房屋去了。可怜那位远在万里之外的陈怡，对着莫斯科寒冷的雪夜，又不知流了几许酸泪。
李求实比许白昊小几岁，他190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期间，他加入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他1922年加入中共，第二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运动。同年冬天去了上海担任《中国青年》编辑，并撰写了大量文章。1924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1925年回国以后，他奔走于上海、开封、长沙、广州等地，还担任过《中国青年》主编和宣传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因为党内斗争，曾受到留团察看半年的处分。
1927年11月李求实来到上海，从翻译俄国文学入手，介绍苏联情况。与此同时，他主动与鲁迅接触，是中共党内同鲁迅接触较早的一位。但是鲁迅却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在左联的五位作家中，他与李求实并没有见过面。
资料记载：“1928年12月，求实一家搬到海宁里一栋房子里，和谢觉哉合住，对外称谢觉哉是求实的叔父，不久求实又有了儿子齐泰，生活清贫但是紧张而愉快。当时这个家实际是《上海报》机关，求实是主编，谢觉哉是编辑，秦怡君是交通员。”杨子烈所谓陈怡君“走出福民医院搬到求实新租的房屋去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随后二人进入了蜜月期，据陈怡君说，每逢自己外出，“求实都会坐在大门外一块大石上呆等，我不归去，他就不进屋……”
李求实之死
随后杨子烈再次前往莫斯科，在经历通常称之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斗争以后，与于1931年初回国。到了上海以后，他们住进了东方旅馆。
有一天，杨子烈在街上碰巧遇上了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沈泽民也是刚从莫斯科回来，当他跟着杨子烈来到下榻的东方旅馆时，便情不自禁地说：“天呀！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呢？”紧接着他对杨子烈说：“前两天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在这里开会被捕，现在已经死了！”
随后，一位交通员把夫妇带到由康生和孔原负责的组织部所在地。在@里，杨子烈听一位姓丁的青年说：“何孟雄同志在东方旅馆开会时，是陈绍禹等‘布尔什维克’去告的密。何等被捕后，从捕房传出消息是有人匿名打电话至捕房告密的。何等开会很秘密，只有中央知道，如今中央是陈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某某负责，这空穴来风，不是无因。你说多么可怕！”
对于这一事件，朱正在《一个人的呐喊》中有所涉猎。他说：1931年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内部产生严重分裂，以罗章龙为首的反对派另外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简称“非委”），同时还成立了中国革命文艺联盟（简称“革文联”）。到了1月17日，“‘非委’在三马路东方饭店原苏准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的简称）所租的房间里举行扩大会议。罗章龙和史文彬两人临时有别的事没有到场。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他们不知道，整个会场已经被大队英租界工部局老闸捕房巡捕及中国政府便衣警探50余名包围了。当大家开完会正要撤退的时候，就全部被捕了。当场抓了29人。天晚上和第二天还在别的地方抓了李求实等12人。罗章龙在《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一文中说，这次大逮捕显然是有叛徒告密。究竟谁告的密呢？‘一种说法是顾顺章打电话向工部局告密；另一种说法是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学生与龙华惨案有关。”（《一个人的呐喊》第262至26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书中还说：“1月17日在东方饭店被捕的这一批政治犯，其中23人，于2月7日深夜至8日凌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处死了。他们之中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领导人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其中李求实虽然与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一同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左联’的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其实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
另外，陈修良在《党人魂――记潘汉年》一文中对这个事件也有明确的表述：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集团掌握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领导权。会议结束后，何孟雄、李求实、胡也频、冯铿等24位反王明路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即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们有的住在东方旅社被抓去，有的在家里被带走，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得讯后立刻冒险赶到江苏省委。省委机关不知道何孟雄等被捕的事，正在开会。潘汉年要求省委立即休会，设法营救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竟淡淡地说：“咎由自取！”说什么“这批人是的分子，因为进行活动才被捕的”。他的幸灾乐祸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
2月7日，传来了24位烈士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开追悼会纪念，但王明不同意，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
女神复仇记
据夏女士说，李求实死后，陈怡君决心要为丈夫报仇。“她探悉这次追剿突袭行动，指挥者是上海警备总司令钱大钧后，就把钱总司令做为复仇对象，并且策划进行暗杀行动。”
查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钱大钧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时间是1928年，随后他就离开这个职位。所以要说陈怡君非要杀钱大钧不可，也应该是为自己的前夫许白昊报仇。
这时她得知欧阳醇的父亲是钱夫人的叔父，便企图潜入欧阳醇家中实施暗杀行动。当时欧阳醇的父亲是一位银行家，住在静安寺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此人生性豪爽，经常在家中大宴宾客。于是，陈怡君不仅混进了欧阳家中，还取得对方信任成为这里的常客。没想到这时她才知道，该银行家因为钱大钧同时占有自己的两位侄女，是仗势欺人、败坏门风，所以早已与钱氏断绝往来。这样一来，陈怡君的暗杀计划便难以实现。
出人意料的是，陈怡君虽然无法为夫报仇，但是她却与银行家的大少爷欧阳醇迸出了爱的火花。当时欧阳醇才18岁，正在著名的上海中学读书，所以公馆里上上下下都认为，大少爷与年长十岁的寡妇相恋，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事很快就传到欧阳醇的父母那里。他们试图进行干涉，但是血气方刚、初坠情网的大少爷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闹到离家出走的地步。难怪他的妹妹欧阳恒姬会说：“也不知陈姐有多大的魅力，从此大哥不惜舍弃亲情，跟家中少有往来了。当然，陈姐为夫报仇的初衷，也在爱情中无影无踪了。”
那么，陈姐是怎样混入欧阳家的呢？夏女士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来自欧阳恒姬，另一种来自陈怡君的大儿子李其安（即李齐泰）。李其安的说法是：他母亲在上海虹桥医院担任护士时，正好遇到欧阳醇母亲生病住院。当时欧阳醇经常去看望母亲，因而二人由相识到相爱，发展出这样一段恋情。但是欧阳恒姬对此并不认可。她说：“陈姐进入我家，是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上街买东西，在店里跟也在购物的陈姐结识了，以后才成为我家的座上宾呢！”
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是谁非，已经无法考证。
人到中年后
欧阳醇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并奉派到日本进修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以军报记者身份赴新疆采访，结果被盛世才逮捕，几乎丢掉性命。逃回内地以后，他“继续随着国军队伍东征西战，在枪林弹雨中采访报导第一线的军情进展。抗日战争后期又奉派至印缅边界野人山的原始森林中，采访报导远征军艰苦作战的实况。但是由于他揭发远征军某位军长克扣军粮中饱私囊的新闻，横遭那军长诬陷”，竟然住了一年监狱。在此期间，他虽然一直与陈姐同居，但往往是聚少离多。另外，陈姐依靠护理专长，一直有自己的收入。
抗日战争后期，欧阳醇在重庆《中央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兼上海《申报》的重庆特派员，陈怡君则在重庆大学担任女生舍监。这时，已经是43岁的陈怡君意外怀孕。经过慎重考虑，她决定为自己心爱的人生下这个孩子。
对于产妇来说，40多岁是个非常危险的年龄。何况当时正是战争时期，重庆在日军的封锁之下，正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的阶段，因此医院里连麻药也没有。陈怡君住院后，果然在分娩时遇上难产，这时胎儿的父亲也不在身边，无奈之下她只好忍受着剧烈疼痛，通过剖腹产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件事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为了纪念母亲所做的牺牲，大家为这个新生的女婴取名“天感”，意思是老天也会为之感动。
天感出生以后，欧阳醇和女儿只见过一面。随后由于抗战胜利和内战爆发，他始终没有时间来看望母女二人。最后，在重庆失守的前夕，他匆匆搭上飞往台湾的最后一班军用飞机离开大陆，从此天隔一方，近于永诀。
据夏女士说，欧阳醇与陈怡君虽然育有一女，但二人并没有婚姻关系，所以W阳醇去了台湾以后，又与她结为夫妇。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阳醇越来越想念远在大陆的亲生骨肉，所以他在临终之前立下遗嘱，将自己的几十万元存款全部留给了天感。
把酒话桑麻
1997年三峡大坝合龙之前，夏女士返回大陆参加了告别三峡的旅游活动之后，顺便去武汉会见正在那里担任小学校长的天感，并把2000美金交给她。这时她才知道，欧阳醇每个月都要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几百美金寄给天感，天感用这些钱陆续购置了当时非常时髦的家用电器。第二天，天感在当地一家体面的餐馆宴请这位从未见面的继母，参加宴会的还有当地的教委主任、统战部长等，这让夏女士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她觉得“这都是沾了老伴的光，也体会到天感经营人脉关系的干练手腕。”宴会之后，夏女士还在天感家里看到陈怡君的遗像，听天感简单讲述了自己和母亲在“”中的经历。
没想到在她离开武汉到了上海以后，突然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让她立刻返回台北，原因是欧阳醇突发疾病，已经住进了台大医院。等到夏女士返回台北以后，才知道老伴患了胰腺癌，没有几天便离开了人世。
据夏女士说，欧阳醇自从去了台湾以后，因为父亲被枪毙，母亲在“”中又饿死在街头，所以发誓“共产党一日不消灭，绝不踏上大陆一步”。所以在丈夫去世之后，她经常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惑：“他是否受陈姐的影响……两个政治信仰南辕北辙的人，在那种时代背景下，竟然如此相爱不渝，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也许是大隐隐于市吧，在1949年以后，陈怡君带着天感返回武汉，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到了1966年“”开始以后，与她同在一所学校的儿媳却突然贴出大字报，说她是共产党叛徒、特务，并揭露她与远在台湾的欧阳醇的关系。于是她在受尽折磨以后，含冤离开了人世。
在正式撰写毕业论文之前，学生要写出开题报告，以便指导老师能根据学生对文献的综述和对所选论题的认识，确定其可行性。
开题报告是作者将自己初步选定的题目之内容、思想等，以书面形式向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导师和听众作一书面汇报和简要说明。
写开题报告目的：一是作者能将所选课题的内容框架、研究现状、选题意义、重难点和创新点、文化结构、主要引征材料及参考书目作一总体思路的勾划，作者对该选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有序的组合清理，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好充分准备。二是作者能广泛听取他人的宝贵意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顺论文思路，使其结构更趋完整，内容更趋翔实。
开题报告的基本组成部分
1、毕业论文题目
论文题目用中英文撰写，汉语在前，英语在后。目的是限定毕业论文的大致范围和方向，即论题。应力求简明扼要，引人注目。一般不超过15—20字。必要时可使用副标题。
2、本选题的研究目的
以中学英语教学法方向为例，则须说明要解决英语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是在教学实践中比较突出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或是前人从未解决的，并且能填补某一领域的空白的问题。
3、本选题在国内外同行业中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该选题曾作过哪些方面的相关研究，本课题在国内外研究中处于何等地位?是属于未开拓的领域，还是在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基础上作深层次的研究?国内外有哪些论文、论著涉及到本选题的内容?
4、研究本选题的动机及意义
提出本选题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提出这个选题?本选题的研究有什么意义?从理论的角度看，本选题有哪些方面的突破，其价值取向是什么?本选题与相关领域之间的关系如何?对英语教学会起什么作用?从实践的角度看，本选题是否有助于英语教师和学生把握教与学的动向，使人们在英语教与学的过程中少走弯路，是否有利于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5、本选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内容、重点和难点
本选题研究有哪几个重要观点，其特点是什么?研究的重点在哪几个方面?研究的难点在何处?怎样从理论与实践出发，对英语教学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如何结合英语教学实际对改进英语教学作对策思考?本选题有哪几个新观点?是否填补了国内外同行业研究中的空白?
6、本选题的撰写框架
框架可用提纲形式表述，一般构成如下：
引言：提出问题、摆明观点。
论点：分析问题与阐明自己的观点。大致包括：问题的原因及危害性;解决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理论上来论证问题的解决方法，并联系教学实际阐述解决问题的策略与做法。另外，利用实际数据作为论据，证明方法的有效性。
结论：通过对问题的分析论证，其结果如何?对人们在英语教与学中有何指导意义?有哪些方面需要继续研究的?它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一般是英文参考书在前，中文参考书在后，以字母拼音顺序排列。
7、研究基础
作者在选择该题之前作过哪些方面的学习、研究或写过什么文章?说明能如期完成毕业论文撰写的理由。
8、研究方法
常见的研究方法包括：观察、调查、描述、实验、实证、文献、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经验总结、实践反思、测量、量化、行动研究、表列、图示、内容分析等方法。例如：实验的方法就是对英语教学班级进行实验对比;调查的方法就是通过调查表、询问、问答等形式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个课题根据具体情况可能需要一种或多种研究方法。
9、撰写步骤及阶段任务
包括：选题及开题报告初稿、正式开题报告及提纲、完成初稿、二稿、三稿、定稿等、何时论文答辩等。
开题报告中文范例
标题： 英语隐喻汉译
(On Translating English Metaphors into Chinese)
1) 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隐喻的研究在国外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以Lakoff & Johnson (1987)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其汉译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国内对于隐喻的研究主要受Lakoff & Johnson理论的影响，其中以胡壮麟、朱永生为主要代表。在隐喻翻译的研究方面，李国南(1990)，胡文仲(1994)对于英汉成语或谚语中的习用性比喻的喻体进行过比较，并探讨了其翻译的途经。在近期出版的刊物中有对队喻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以徐莉娜的《隐喻的翻译》为主要代表。但其研究的范围也只是局限于文学、修辞用语的隐喻翻译。
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本选题突破了历来将隐喻的汉译局限在诗学、修辞学、文学等范畴。由于“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陈宏薇：1996)，翻译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贡献的作用。我们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研究应与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可译性及其翻译的方法。
难点：怎样从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创新点：研究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理论及其方法。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1. 引言
2.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存在的普遍性
2.1 隐喻的定义
2.2 关于隐喻研究的常用书语
2.3 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
3.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特点
3.1 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分类
3.1.1 习用性隐语
3.1.2 新生隐喻
3.2 英语隐喻与汉语隐喻
3.3 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可译性
4. 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译汉译
4.1 翻译的标准
4.2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难点
4.3 日常用语中隐语汉译的过程
4.4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基本方法及原则
5. 日常用语中隐喻汉译的方法与技巧
5.1 直译法
5.2 意译法
5.3 转译法
5.4 直译和意译结合法
4) 参考书目
Brodkey, Linda. Review: The Language in Metaphors. ( College English Jan, v50 pp 89-94), 1988.
Jin Di & Eugene, A. Nida. On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Nida, Eugene A. & William, Reyburn.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Maryknoll of N.Y. Orbis Book, 1981.
…
陈宏薇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陈文伯 《英语成语和汉语成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
……
一、如何选择问题
我一起萦绕于怀的，是在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一年多时间里，导师薛澜教授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你的 puzzle 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薛老师问题以其特有的储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恼火又懊丧：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答案，到底哪儿不对了？！
奥妙就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文章聚集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硕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审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仅仅是对现象的探询，而非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我的理论命题是：“中国产业政策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在这个命题中，“政策过程”、“精英政治”、“共识诉求”三个术语勾勒出研究的理论大体范围和视角。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农村医疗、高等教育体制等，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如公共财政的视角、社会冲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一到两年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雄心勃勃的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
二、 如何做文献综述
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与“背景描述 (backupground description) ”区分开来。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如“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国外政府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和问题”等等，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其次，文献综述是评论性的（ review 就是“评论”的意思），因此要带着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 (critical thinking) 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堆砌”。评论的主线，要按照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你提出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和理论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清楚了文献综述的意涵，现来说说怎么做文献综述。虽说，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是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但如果缺乏标准，就极易将人引入文献的泥沼。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书地点。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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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选择问题
我一起萦绕于怀的，是在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一年多时间里，导师薛澜教授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你的 puzzle 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薛老师问题以其特有的储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恼火又懊丧：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答案，到底哪儿不对了?!
奥妙就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文章聚集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硕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
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审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仅仅是对现象的探询，而非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我的理论命题是：“中国产业政策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在这个命题中，“政策过程”、“精英政治”、“共识诉求”三个术语勾勒出研究的理论大体范围和视角。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
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农村医疗、高等教育体制等，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如公共财政的
视角、社会冲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一到两年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雄心勃勃的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术论文。如“中国半导体产业政策研究”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陈述，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收缩话题：( 1 )时间：从 1980 年到 2000 年;( 2 )对象：政府的叛乱者和决策行为，而不是市场、企业、治理结构等;( 3 )视角：政治和政府理论中的精英研究;(4 )案例： 908 工程、 909 工程、 13 号文件和《电子振兴》，这是发生在 1980 -2000 年间半导体政策领域的两个重大工程和两个重要文件。通过这样的明确界定，我们将目光集中在“政策过程”、“精英”、“共识”几个显而易见的概念上，问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同时，问题清楚了，我们在筛选信息和资料时也就有了明确的标准，在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能够大大提高研究效率。
二、 如何做文献综述
首先需要将“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与“背景描述 (backupground
description) ”区分开来。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的时候，需要了解该问题产生的背景和来
龙去脉，如“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历程”、“国外政府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政策和问题”
等等，这些内容属于“背景描述”，关注的是现实层面的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
，关注的是现实层面问题，严格讲不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是对学术观点和理论
方法的其次，文献综述是评论性的( review 就是“评论”的意思)，因此要带着
作者本人批判的眼光 (critical thinking) 来归纳和评论文献，而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
研究的“堆砌”。评论的主线，要按照问题展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和解决
你提出的问题的，他们的方法和理论是否有什么缺陷?要是别的学者已经很完美地解决了
你提出的问题，那就没有重复研究的必要了。
清楚了文献综述的意涵，现来说说怎么做文献综述。虽说，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是
负责任的研究态度，但如果缺乏标准，就极易将人引入文献的泥沼。
技巧一：瞄准主流。主流文献，如该领域的核心期刊、经典著作、专职部门的研究报
告、重要化合物的观点和论述等，是做文献综述的“必修课”。而多数大众媒体上的相关
报道或言论，虽然多少有点价值，但时间精力所限，可以从简。怎样摸清该领域的主流呢
?建议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一是图书馆的中外学术期刊，找到一两篇“经典”的文章后
“顺藤摸瓜”，留意它们的参考文献。质量较高的学术文章，通常是不会忽略该领域的主
流、经典文献的。二是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数据库检索”和外
文过刊阅览室，能够查到一些较为早期的经典文献。三是国家图书馆，有些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甚至更早出版的社科图书，学校图书馆往往没有收藏，但是国图却是一本不少(国内
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送缴国家图书馆)，不仅如此，国图还收藏了很多研究中国政治和政
府的外文书籍，从互联网上可以轻松查询到。
技巧二：随时整理，如对文献进行分类，记录文献信息和藏书地点。做博士论文的时
间很长，有的文献看过了当时不一定有用，事后想起来却找不着了，所以有时记录是很有
必要的。罗仆人就积累有一份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的书单，还特别记录了图书分类号码和藏
书地点。同时，对于特别重要的文献，不妨做一个读书笔记，摘录其中的重要观点和论述
。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到真正开始写论文时就积累了大量“干货”，可以随时享用。
技巧三：要按照问题来组织文献综述。看过一些文献以后，我们有很强烈的愿望要把
自己看到的东西都陈述出来，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洋洋洒洒，蔚为壮观。仿佛一定要
向读者证明自己劳苦功高。我写过十多万字的文献综述，后来发觉真正有意义的不过数千
字。文献综述就像是在文献的丛林中开辟道路，这条道路本来就是要指向我们所要解决的
问题，当然是直线距离最短、最省事，但是一路上风景颇多，迷恋风景的人便往往绕行于
迤逦的丛林中，
反面“乱花渐欲迷人眼”，“曲径通幽”不知所终了。因此，在做文献综
述时，头脑时刻要清醒：我要解决什么问题，人家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说的有没有道理，
就行了。
三、如何撰写开题报告
问题清楚了，文献综述也做过了，开题报告便呼之欲出。事实也是如此，一个清晰的
问题，往往已经隐含着论文的基本结论;对现有文献的缺点的评论，也基本暗含着改进的
方向。开题报告就是要把这些暗含的结论、论证结论的逻辑推理，清楚地展现出来。
写开题报告的目的，是要请老师和专家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问题有没有研究价值、
这个研究方法有没有可能奏效、这个论证逻辑有没有明显缺陷。因此，开题报告的主要内
容，就要按照“研究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和理论空间”、“基本论点和研究方法”
、“资料收集方法和工作步骤”这样几个方面展开。其中，“基本论点和研究方法”是重
点，许多人往往花费大量笔墨铺陈文献综述，但一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但寥寥数语、一
掠而过。这样的话，评审老师怎么能判断出你的研究前景呢?又怎么能对你的研究方法给
予切实的指导和建议呢?
对于不同的选题，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差异。一个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必须以严谨规
范的方法为支撑。在博士生课程的日常教学中，有些老师致力于传授研究方法;有的则突
关键词：重述报表；前期差错；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一方面上市公司的数量逐年增加，另一方面监管与制度建设逐年完善，金融市场秩序逐步健全。公司财务报表重述（我国在2008年之后称之为前期差错更正）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信息的披露和更正手段，正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与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将从重述报表的原因、报表本身及对应上市公司的特征、市场对重述报表的反应三个方面对我国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公司财务报表重述主要指上市公司为纠正过往会计核算中出现的错误、纰漏与不符合会计准则要求的项目，进行的对历史会计信息的二次表达，包括补充公告（对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的补充说明）和更正公告（对有误或不准确事项的再陈述）两类。魏志华等（2009）对我国重述报表的上市公司数量进行了测算，认为各类报表的企业占比超15%。何威风（2010）统计发现1999年～2007年A股上市公司重述报表数量由42家上升至133家，增长超过200%。余小燕（2008）的文章则指出我国A股企业在2002年～2006年期间过会计差错更正的企业数达991家，占全部上市企业数量的30%以上。其中重复会计更正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60%以上，可见会计重述的具有较高的复发性，或因于企业自身的低下财务核算能力或故意舞弊作假。
本文对于我国会计重述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主要从下面三个方面进行了介绍。首先是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重述的原因是什么，有哪几方面因素导致？其次是我国会计重述报表的特征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值得研究者和投资者关注。最后是作为对原会计报表的内容更正，重述报表对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交易量等有何影响？即重述报表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是什么。
一、 我国会计重述报表披露的原因
部分研究认为恶意的调减当期损失是披露财务重述报表的重要动机之一。郑波（2002）认为重述报表是上市公司利润操纵的重要工具之一，其目的是将当期损失转嫁平摊至过往财务年度，用以粉饰当年的利润表。
王啸、赵雪媛（2003）认为上市公司为保证再融资资格，降低再融Y成本，会对过往财务数据进行恶意重述，以避免连续亏损或实现扭亏。
郭超贤（2003）探究了成功扭亏的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重述操纵盈余的问题。其文章选取了2002年间28家自愿更正且同年度成功扭亏的企业进行分析，发现大量企业会通过巨额调减年初留存收益，将过往亏损年度的部分收益转移到当期。其本质为牺牲本已亏损的往期财务数据来保证本年度正的净利润。因此他认为上市会计重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为了实现扭亏为盈而恶意操纵利润。
王立彦、伍利娜（2003）对02年进行重述的120余家企业进行了重述原因的分类统计，其原因及对应比例如下：39.7%的重述原因为计算和校对失误；26.4%来自于新的监管准则；40.5%则属于对敏感问题进行说明，包括关联交易、重大事项、投资者质询等；6.6%则是由于被事务所出具了有条件的审计报告而不得不发出的更正公告。
陈凌云（2005）认为我国重述报表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主动补充更正型和被动监管更正型。前者来自于上市公司处于盈余管理等原因主动披露对前期财务信息的更正，后者出于审计所和监管部门的会计差错发现，被强制要求更正。
二、 会计重述报表的公司的特征
在重述报表本身的内容方面，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涉及科目广、利润调整为主、格式不规范以及重复修正频率较高。陈斌、续芹（2003）通过研究2002年上市公司的重述报表发现了以下几点特征：（1）会计数据修改是会计重述报表内容的最主要类别，约占总数的40%，其次是财务报表的补充，占18.59%，再次是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变动，占10.9%；（2）重述报表相较于原报表较为滞后，作者统计的156份重述中重述报表平均滞后原报表近一个月，能够在5天内更正的不及14%。（3）重述格式混乱，缺乏统一的标准；（4）对于同一事件、同一科目常常需要多篇重述进行纠正追述。
雷敏等（2006）以1999年～2003年间的重述为样本，发现许多重述报表修正幅度巨大，重述前后的财务数据相差甚远。另一方面，重述报表所涉及的项目包括收入、费用、关联交易等11个门类，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关科目，且对于是否披露重大不利事件存在着极强的随意性，隐瞒或掩饰常见不鲜。作者通过研究1999年～2003年的中报和年报还发现对利润有潜在重大影响的更正报告占比约为46%～65%，其背后可能隐含着上市企业恶意粉饰会计数据的经济意图。
曹阳和王京京（2012）则指出，我国财务重述比较集中的行业为制造行业和房地产行业，重述公司比例逐年上升。重述内容中，调减利润占比约为55%。
余晓燕（2007）认为一方面，随着我国会计政策的完善和监管体系的严格化，重述总量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不同年份之间样本数量差异较大；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对重述的主观动机陈述不明朗，表现为超过一半的重述报表中未在附注里披露重述的提起方。在披露提起方的重述报表中，仅有13%是由上市公司本身发起的，超过30%的重述提起方为公司外的注册审计、会计师或监管部门。在重述报表的披露质量方面，整体而言重述报告的质量不及原报告，表现为格式混乱、差错发生的时间及原因模糊、重述提起方界定不清以及对会计指标的影响阐述不清等。
同时，重述报表的上市公司本身在该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方面存在显著特征。例如李宇（2005）将财务重述作为我国企业盈余管理的主动性动机进行了讨论，通过选取1998年～2003年期间了重述的共131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大多数上市公司选择高报而非低报其盈余缺误。而当期亏损、企业规模偏小、债务杠杆比率较高以及线下项目收益率偏低的上市企业更倾向于多计盈余。作者认为这一结论验证了重述报表的主要目的是上市企业盈余管理手段这一猜想。
陈凌云（2005）将重述报表称之为“年报补丁”，并研究了2001年～2003年间重述报表的A股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特征。他发现：（1）这些公司与同行业未重述的企业相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净利润及现金流水平更低，财务状况更差；（2）公司主营业务增长率常常较高（重述报表的原因可能是为了维持高增长率），但主营利润增速较缓慢；（3）负债水平更高，资产风险水平较高；（4）信息披露质量随负债率上升而下降。另外，出具重述报表当年为制定审计所第一次审计的比例也较高，说明更换审计师显著提高了重述报表几率。类似的，陈凌云和李|（2006）选取2001年～2003年数据，考察了重述报表的公司的财务指标特征。他们发现相较于同行业其他公司而言，这些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总资产增长率偏高、设置审计委员会的比例偏低且审计报告质量不足。
还有一部分文献探究了重述报表的上市公司在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独立审计师等方面的特征。杨忠莲、杨振慧（2006）的文章通过配对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我国2002年～2004年的七十余家了重述报表的上市公司，以研究它们的董事会结构特征。研究发现：（1）独立董事兼职公司数与重述报表概率成反向关系，可能原因是较专注的独立董事在发现报表会计差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一结论与作者的原假设相反；（2）设置了审计委员会的企业较不容易重述；（3）董事长同时兼任CEO时，重述概率下降，因为前者意味着公司管理更规范；（4）独立董事人数与工资水平对重述无显著影响。
王霞、张为国（2005）研究了注册会计师在会计差错发生时及后续重述时所起的作用。样本方面，他们选取1999年～2002年期间A股市场576财务重述报表（主要集中在2001年～2002年）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核意见。其研究结果表明：（1）在重述期间和差错期间，注册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报告比例均超过75%，而在非标无保留意见中加说明段方式的审计意见占绝大多数。作者认为这意味着会计师很可能在差错发生当期便发现了问题，但迫于外界压力或其他原因放弃了对错误进行更正。
黄志忠、白云霞和李畅欣 （2010）以2002年～2006年间465家重述报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独立董事制度对于公司会计差错发生之间的关系，指出独立董事制度、审计委员会、外部股东监督以及非国有控股四个特征均可以有效降低重述发生的概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三、 Y本市场对于重述报表反映
会计重述报表由于反映了上市公司对之前财务数据的更正，因此常常会影响投资者对于公司经营管理能力的信心。Wu（2003）研究了美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重述对资本市场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文中作者估计了公司宣布财务报表重述信息前后其股票盈余反应系数参数的变化并发现当公司没有重述时，盈余变动对股票价格的变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即盈余反应显著为正且绝对值较大。但这一显著性在重述报表后显著下降。其背后的逻辑是市场由于观察到重述报表的而不再信任对应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准确度，使得披露的新会计信息难以在短期内对资产价格产生有效影响。
李若山、史学军、谭菊芳（1999）是我国比较早的通过案例分析研究更正公告对投资者造成的亏损的文章，其文章以上海贝岭1998年9月25日的更正公告为案例，根据当日近6%的跌幅以及市场交易量，测算出该报告当日所造成的损失超过一千万元，给部分投资者账户带来了严重亏损，市场影响恶劣。
潘琰、辛清泉（2004）采用抽样调研的方式，采访了部分机构投资者关于重述报表的看法。样本中近3/4的投资者对重述报表表达了消极看法，近1/4人士认为其合理。关于投资者如何看待重述报表出现的原因，36%的机构投资者认为盈余管理是重述报表的主要动因之一；35%的人则认为企业管理能力低下、企业本身存在监管问题是重述报表的主要原因；约22%的受访者认为我国会计准则的频繁修改会导致上市公司不断修正过往财务数据；最后，有8%的被访者认为是外部审计师的疏忽导致重述报表。
在股票价格与重述报表关系问题上，绝大多数实证文献均发现不同窗口期、不同时间点的重述报表均会导致对应上市公司股价出现显著的负向异常收益率，但这一负收益率水平或与重述涉及科目、重述方向或报表的其他特征相关。
陈璐（2007）较为全面的研究了股票市场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反应。其研究结论指出：在上市公司重述财务报表的窗口期内，其股价会出现显著下跌，表现为累计异常收益率明显低于同行业未重述的公司。文章还发现：重述中调减公司盈利水平的报告所带来的股价下跌与盈利水平调增或不变的重述报表相比，所带来的股价下跌差异并不显著。换句话讲，投资者对重述内容的方向性并不敏感，而对重述的这一行为本身则会做出显著的负反馈――无论正向抑或负向的变化都会导致股价的相对下跌。
姜英兵、崔刚与汪要文（2010）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4年～2008年共425份财务重述报表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1）有3/4的重述内容涉及调减企业净利润；（2）重述所涉及科目包括成本、估值、税费等各方面且主观更正意愿不高；（3）以重述后3个交易日为统计窗口期所得到的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为-0.2%且显著，中位数为-0.5%。王清刚和尹文霞（2011）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重述中如果涉及对利润、盈余与税费相关科目的调减，则会对股票价格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
部分研究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讨论了市场与投资者关于重大重述报表事件的反应。首创股份在2004年实现每股收益0.45元，超2003年度600%，其原因为首创股份于2004年了财务重述，将03年度下调了净利润3.37亿元，每股收益由0.37元下降为0.06元，导致该股票价格出现大幅波动。针对这一事件，林建秀（2005）以及黄世忠、叶丰滢（2006）等文献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发现许多投资者会误将下调过往利润理解为上调利润增速从而增加股票估值。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投资者特别是散户对会计信息阅读能力的低下。
曾莉（2003）研究了市场对“重述”这一行为的预期水平或内幕消息泄露水平，发现2001年重述报表的沪市股票在其当年年报前后，并未出现股票价格和交易量大幅波动。这可能说明修正性报告的或因内幕消息泄露而被市场充分预期。
例如总结来看，市场中投资者对于重述报表的通常呈消极反感的看法，对应上市公司的股价在窗口期内也常常呈现下跌态势，且下跌常常与重述方向无关，仅与重述事件本身发生与否有关。但另一方面从较短窗口期看，市场充分预期与内幕信息泄露等原因也可能会导致重述报表对短期股票价格影响的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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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算术；解题过程分析；ACT-R模拟；认知诊断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3）03-0036-05 [DOI]10.3969/j.issn.1009-8097.2013.03.007
引言
算术是数学中最基础的部分，其内容包括自然数及其在各种运算下产生的性质、运算法则和实际中的应用。它的发展与逻辑思维能力、空间观念的培养是紧密联系的。算术的学习是小学数学教学的核心，教育家徐特立曾指出：“小学校之算术，使习熟日常计算生活必须之知识，兼以精确其思考为要旨。”依照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小学生处于四个阶段中的具体运演阶段，这个阶段的学生出现了逻辑思维和零散的可逆运算，但一般只能对具体事物或形象进行运算。算术学习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学习算理，而算理其实就是对数字的逻辑操作方法，可想而知算术对于刚刚出现逻辑思维的小学生来说相当困难。怎样科学地进行算术教学，才能帮助学生有效地掌握算理，从而运用算术解决实际问题？
目前对算术学习的研究很多，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三个领域。自古以来，中国的算术教学较为关注学生计算技能的培养，教育学探索有效教学的方法和失误的原因及纠错的方法。学生要达到熟练掌握计算步骤必须从运算的流畅和对运算所需的数学思想和法则的理解上着手。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算术认知的研究受到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Hitch开创了工作记忆在算术认知中作用的研究，他认为个体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忘记了部分计算结果和最初的信息：以Siegler等为主要代表的研究者关注算术认知策略，从儿童算术策略提取、选择和发现的角度解释儿童算术认知的表现。认知神经科学认为计算行为可能包含以下几种认知成分，即数字识别、数学符号含义的理解、从长时记忆中提取计算事件、计算方法的选择、运算规则和特殊计算程序的执行、中间结果的暂时储存和再提取以及记忆结果的表达；张权等用fMRI技术对数字计算相关脑功能区进行定位，初步分析各个脑功能区在数字计算中的作用，证实工作记忆在计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领域的广泛关注，促使算术研究越来越科学化，算术教学越来越有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教育学领域对算术的研究停留在实践总结的水平上，对于算术的认知过程不了解，总结出来的教学方法缺乏可操作性。而心理学对于算术的研究大多只着眼于影响算术过程的某些方面，比如工作记忆、认知策略等，它也没有清楚地描述出算术的整个认知过程。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推动了算术研究的科学化，但是离教学有一定的距离。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借助卡耐基梅隆大学认知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成果ACT-R，对一道有余数的除法题的解题过程进行仿真，清晰地呈现学生解决有余数除法题的过程，依据仿真结果挖掘出算术学习的关键点，希望能对小学算术教学提供有效的参考。
一.基于ACT-R的算术仿真
1.ACT-R（Adaptive Control Theory-Rational）的简介
ACT-R是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Anderson J.R）组织开发的一种认知仿真工具，能够模拟人的一些认知活动。它依据大量的认知心理学实验，其仿真结果得到真人实验和核磁共振实验的验证。目前使用这种认知工具已经成功地模拟了多种认知任务，如汉诺塔、模式识别、记忆、数学的认知过程等。
ACT-R将知识划分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从而将认知过程细化到操作层次，可帮助我们了解学生学习的过程及其调用的知识，通过诊断可反应其知识的完整性。其中陈述性知识是指我们意识到自己知道并且能够陈述给其他人的知识，例如：地球是圆的，1+1=2等。陈述性知识要先定义类型再编码具体的知识，ACTOR中的陈述性知识定义模式为（chunk-type名称属性1属性2属性3…）。图1为ACT-R对两条陈述性知识的编码。
ACT-R中的陈述性知识用知识块（chunk）来表示。每个知识块由其名称、类别、属性及属性值来定义。如图1左边所示，“Character”是这个知识块的名称，“shape”表示该知识块所属的类别是形状，“agent”和“attribute”是属性，“earth”和“global”是对应的属性值。每一个知识块可以由任意多个属性及其属性值构成，图1右边的例子表示一个事实（fact），其类别是加法事实（addition-fact），属性有三个，被加数（addendl）值为1，加数（addend2）值为1，和（sum）值为2。
程序性知识是没有意识但可以通过行为显示的知识，就像我们都会说话，但是不能说出说话的规则一样。ACT-R中的程序性知识是通过产生式来实现的，产生式用“矗”连接事件产生的条件和条件满足时将产生的动作，表示如果满足事件产生的条件就执行产生的动作。这种产生式系统是人工智能领域公认的人类解决问题的基本范式。ACT-R中产生式的一般模式如下：
（P名字
事件产生的条件
产生的动作
）。
2.一道有余数除法题的ACT-R仿真
本文以人教版小学三年级数学上第51页的例题23÷5为例，模拟学生解决这道题的过程，分析算术过程中的关键点。
（1）陈述性知识――前修知识的挖掘
解答上述有余数的除法题需要用到的前修知识有数对（count-order）、比较（compare-number）、加法（addition-fact）、乘法（multiplication），目标为除法（division），陈述性知识的定义如图2所示。
数对（count-order）是连续的，有两个属性first和second，如（1，2）、（2，3）等。比较（compare-number）指存在大小关系的数对，如（10，23）表示10
图2定义了解答目标题目所需前修知识的框架结构，解题过程还需要数条的知识。图3是四种前修知识和目标的编码范例，第一条知识p1，其类别（isa）是数对（count-order），表示1后面是2，数对可以帮助我们顺序的执行一系列连贯的动作，如提取乘法口诀时，顺序的提取一五得五，二五一卜-三五十五等。第二条知识cl，其类别（isa）是比较（compare-number），表示第一个数（first）比第二个数（second）小，如10比23小，对三年级上的学生来说可以快速的比较两个数的大小，于是假设学生的知识中存在这样一条陈述性知识供直接调用。第三条知识fact51，其类别（isa）是乘法（multiplication），表示乘法运算（这里主要指乘法口诀），如一五得五。第四条知识al，其类别（isa）是加法（addition-tact），表示加法运算，如20+3=23。上述有余数的除法题的目标（goal）是一个除法（division），被除数为23，除数为5，商值初始为1，状态（stage）没有赋值即为空。
（2）程序性知识一一算术解题过程的分析
解答目标题目还需要一系列的程序性知识，来调用相应的陈述性知识，实现算术过程，求出结果。本题的程序性知识由12个产生式组成，这些产生式运行一到多次，按照自然意义，可以将这些产生式归纳为三个组块：背口诀、试商、求余。这三个组块的顺序执行构成了完整的解题过程，其执行过程如图4，下面我们具体阐述每个组块。
背口诀就是直接提取九九乘法口诀。按正常的解题步骤，学生拿到这道题会先看看除数能否整除被除数，即判断和5相关的口诀中是否存在结果（result）为23，由三个产生式（check-conditonl、fail-aaend2、fail-aaendl）完成以F解题动作。首先，查询记忆中是否存在一条乘法口诀，其结果（result）等于23，数2（attend2）等于5。例如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十五、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其次，查询记忆中是否存在一条乘法口诀，其结果（result）等于23，数l（attendl）等于5。因为和5相关的口诀还有五六三十、五七三十五、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提取这些口诀时5是数1（attendl），所以查询完记忆中5作为数2的口诀之后还要查询5作为数1的口诀。第三，当检查完所有与5相关的口诀没有找到满足要求的口诀时，说明目标题目不是表内除法，就要为进入试商组块做准备。试商可以由低向高试，也可以由高向低试，或者从中间比较接近的倍数开始试，初学者一般从低向高试。我们进行算术题的ACT-R仿真是为了挖掘算术解题过程的重要点，对初学者的解题过程进行仿真是最理想的。为了顺序的试商需要用到数对，如5的1倍小于23，那么就试5的2倍，这个2就是由数对产生的，即提取满足条件的数对（count-order）中数2（second），其数1（first）为初始商值1。这三个产生式组成的模块完成判断是否是表内除法，即能直接靠九九乘法口诀解答的除法，如果不能就要进入下一个模块――试商。
试商即寻找分界数，比它小的数和除数的乘积都小于被除数，而大于等于它的数和除法的乘积都大于被除数，这个分界数减一即为最终的商值。本题的分界数是5，因为四5--十、五五二十五，20
求余是试商成功后求出余数，这个组块由三个产生式（fail-rest、get-rest、finish）实现。求取余数的过程就是计算被除数与商和除数乘积的差值，本题的余数为23-20=3。首先，从记忆中提取除数（num2）和商（time）的乘积，为求出余数做准备。其次，提取一条加法知识中的数2（addendl），其数1（addendl）为除数和商的乘积，结果（sum）为被除数。如果找到数2（addendl）即为余数，输出语句“-the rest is Y”（余数是Y，Y代指所得余数）。
组块的划分有利于学生有步骤地分解复杂的运算过程，化整为零；同时其他类型除法题的仿真结果也表明不同类型除法题具有相同的组块。例如，表内除法就是由组块背口诀单独实现的，而笔算除法则是由这三个组块加上一些其他的组块实现。在学生完成复杂运算和知识迁移过程中，这种组块式分解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3）认知模拟结果
如果算术的模拟解题过程在ACT-R上顺利地执行，就能有效地检验仿真的正确性，图5是ACT-R自动生成的trace图，也是解题过程的模拟图。第一列是运行时间，ACT-R系统设置每0.05秒输出一条知识调用记录；第二列是知识类别，PROCEDURAL指程序性知识，DECLARRAIVE指陈述性知识；第三列是具体的操作，“PRODUCTION-FIRED”表示调用程序性知识，即产生式，后面是产生式的名称；“SET-BUF-FER-CHUNK RETRIEVAL”表示调用陈述性知识，后面是陈述性知识的名称。图中清楚地显示了执行产生式的顺序，其中试商组块中有的产生式执行了不只一次，因为试商过程中会多次调用除数的乘法口诀。“――THE QUOTIENT IS 4”输出商4，“――THE RESTIS 3”输出余数3，即是目标题目的答案。同类型的除法题经过编码后都会得到类似的trace图，该图能帮助我们系统地分析解题的认知过程。
二.算术解题过程分析对教学的启示
1.前修知识的提取
通过对算术解题过程的分析可以清楚地提取前修知识，这些知识的完整性对学生解答目标题具有重要的影响。本题中有四个前修知识：数对、比较、加法、乘法。通过教学实践发现，有些基础很差的学生之所以不会做除法题，是因为九九乘法表没有背熟，更不用说掌握试商的步骤。如果学生缺乏相关的前修知识，就算掌握解题的步骤也不能正确地解出答案，针对出现这种问题的学生不断地讲解怎么解题也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分析前修知识，确认学生具备这些前修知识是教学的第一步。经过系统的解题过程分析能够得出算术的知识网络，同时可以精确地诊断学生知识的缺失，从而进行更有效的干预。
2.程序性知识的归纳
算术题的解题过程有很强的连续性，当前什么情况，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是每个学生应该掌握的，但是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也直接影响学生习得的效果。本题就有12个不同产生式，并且有的产生式执行不止一次，这种复杂的操作过程，对学生是一种挑战。在本题的分析中，根据产生式的作用将这12个产生式分成三组，实现背口诀、试商、求余操作。解题过程的分析说明将复杂的算术过程分成若干个基本单元，每个小单元分别归纳掌握，能克服学生初学时策略控制的难度。这种根据功能的划分有助于教学分解，先有步骤地训练再整体运用，帮助学生化整为零。不同类型的算术题有类似的基础模块，模块化的教学可以相应地减轻学生学习的负担。
3.竖式计算的作用
工作记忆为复杂认知任务提供暂时的信息存储空问和加工的信息来源，它在数学运算中的作用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从上面trace图中可以看到学生在解题过程中提取记忆的数量为14条，而工作记忆的容量很难将这些信息全部存储下来。对于工作记忆容量小的学习者而言，要想解答出上面的题目，最好的办法是借助竖式，将一些中间信息写在纸上，以减少占用工作记忆的容量。教学的初期可以让学生多用竖式，这样他们受工作记忆容量影响较小，从而加快学生对解题步骤的掌握。上面的模拟过程是未自动化时候的解题过程，当学生熟练了以后，很多过程都可以自动化。例如，试商时可以直接从较大的数开始试起，从而减少提取记忆的次数，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到口算简单的有余数除法。
4.认知诊断
上面的模拟过程是一种正确的细致的解题过程，我们会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口述报告，根据学生的口述报告实现个体的ACT-R模拟。将个体的ACT-R模拟与标准的解题过程对照，能够精确定位学生的问题所在。ACT-R细化到操作层次，可帮助我们了解学生的学习的流程及其调用的知识，通过诊断可反应知识的完整性。ACT-R程序模块化后形成整个运算的脉络，可对学生的算术运算能力进行系统诊断，判断是前修知识的缺乏还是程序性知识不熟，目前已对单一的加减乘除进行了仿真，并且分析出知识网络图。在教学实验中，有的学生口述报告解题过程时只报告除数是数2的口诀，而不会继续报告除数是数1的口诀，在这种情况下，陈述性知识不缺，但是控制执行出现问题以致未提取完全，造成解题困难。对学生认知过程的模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种容易忽略的问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