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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3-0060-02
2004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强调，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1]为了进一步规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织管理，教育部于2011年1月19日又印发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以下简称《标准》），其中明确指出形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教育教学要点来组织教学。[2]然而，通过调查问卷发现，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经过多年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未能跟上其他几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步伐，其课程规范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基于此，拟以《通知》和《标准》为依据，来讨论“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的合理化
合理化的教学内容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只有科学编选适宜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作为教学内容，才能达到“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目的。
目前，教育部已经加强了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每年制定两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点，并于春、秋两季学期开学前将教学要点印发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作为教学参考资料。与此同时，教育部在每年两期“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上，聘请国内专家就相关专题作报告，从而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素材。此外，教育部还组织编写制作了及时反映国内外形势最新动态的《时事报告大学生版》（含VCD）作为学生学习辅导资料。可以说，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选取方面，教育部已经有了很好的指导和规范，各高等学校应该根据、教育部的要求，结合本地本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合理取舍。
笔者认为，就具体内容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涉及：国内外时事政治、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国内外形势与发展趋势、始业教育、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行业形势教育、就业指导等。就理论形态来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国际与国内形势教育；三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等政策教育。
二、师资队伍的多元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是打造一支理论功底扎实、专兼职结合的多元化师资队伍，即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方法论来分析国内国际的热点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主要由学校相关领导、行政党群职能部门领导、院系党总支书记及学校辅导员教师组成。最后，“形势与政策”课内容的多学科性、宽领域性、广范围性的特点要求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为兼职队伍，根据形势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学生做形势与政策讲座，不断增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教学安排的常态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首要前提是教学安排常态化，即教学任务有计划、教学活动有场所、教学时间有保障。首先，将“形势与政策”课列入教学计划，公布教学计划进程表，并纳入学籍管理。“形势与政策”课应该合理规划学分和学时，制定具体的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进程表来规范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4]其次，教学活动有场所。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室、实践教学环境、多功能报告厅等。应该依托学校和教师资源，建立形势与政策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专门教室集中观看专题影视，组织学生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参观考察，引导学生到企业或社区进行专题调查，加强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理解。最后，教学时间有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内完成“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与学生接触的时间较多，应该保障实践教学的时间。建立定期学生形势报告会制度，提前安排好专家学者的专题讲座时间，使教学时间得以保障。
四、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一是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相结合。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具有系统性、连续性、宏观性等特点，要从宏观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应该系统讲授。针对社会形势的热点以及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还可以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来校举行专题讲座，并且建立定期形势报告会制度，与课程教学内容形成互补。
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就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先进集体领导干部等到学校给大学生做形势政策的报告和讲座。“走出去”就是授课教师结合“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和要求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本地的经济社会实际情况，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实践考察，在实践中了解国情，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是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交流相结合。对于“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内容，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系统的学习，课堂教学可以让学生掌握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课外讨论、交流，特别是数字化互动交流对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观有重大影响，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教学方式。
四是正面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教师要联系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实际，及时对大学生进行正面的形势观和政策观教育，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同时，通过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自主收看电视、读书看报、座谈和网络学习等，引导学生自主关注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补充作用。
五、教学考查的科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必要环节是采取科学的考核方式，即将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与撰写专题论文、报告会心得、社会实践调研报告等形式相结合。
第一，传统的综合性试题考查。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相结合，作业考核和命题考核相结合。重点考查学生分析国内外形势与政策的能力及理解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考查学生宏观把握“形势与政策”课基础理论的情况。
第二，专题论文考核。根据“形势与政策”课的基础理论内容给出选题范围，鼓励并指导学生把课堂教学内容作为论文撰写的理论基础，引导学生结合国内外形势与政策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撰写论文。
第三，报告会心得体会考核。在学生听取报告会前，教师指导学生重点记录“形势与政策”报告会的主题、思路、报告方法、切入点、解决的实际问题等。报告心得体会考核，可以综合了解学生的整体素质，能够提高学生的知识理解与运用能力。
第四，社会实践调研报告考核。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社区、农村、企业进行实地调研考察，并设计合理的问卷调查，用实证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对调研考察过程进行总结，最后形成调研报告。
六、教学管理的制度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教学管理制度，即以制度作保障，以管理作依托，对整个“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以保证教学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一，加强各个教学环节管理。一是建立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讲课质量评估制度，规范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二是建立定期进行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对教学环节进行监督。通过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进行监督、及时反馈教学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对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加强教学保障管理。包括：完善教师准入制度和教师培训制度；建立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制度；建立教材建设的质量制度；建立教育经费的投入制度；建立形势报告会制度；建立实践教学制度等等。
第三，加强考试环节管理，即构建完整的“形势与政策”课考核评价制度，完善细化考试环节，避免考试考核的随意化。这就要求明确“形势与政策”课的考核原则、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建立试卷考核、论文考核、实践考核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制度。
七、教学研究的专业化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的驱动力量是加强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教育教学研究的专业化，有利于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
教育教学研究是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既有利于教师把科研成果直接转变为教学内容，又有利于教师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这不仅能够提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理论深度，而且能够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效果。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应该重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通过学术研究活动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科研素质，以达到以科研促进教学、以教学带动科研的目的。学校应该鼓励和组织“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必要保障，如把“形势与政策”课纳入学校学科建设体系规划中，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研究的科研项目等等。
总之，“形势与政策”课规范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构建一套成熟稳定的综合性机制与结构性范型。[5]只有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合理化、师资队伍的多元化、教学安排的常态化、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教学考查的科学化和教学管理的制度化，才能说“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真正走上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N].人民日报，2004-12-18（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EB/OL].[1998-08-16]..
[3]文军.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建设发展情况的调查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6）.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国际形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7-0153-03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分析，阐述了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1]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做出了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新的科学判断。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增强理解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性的思想品德教育必修课。因此，为提高大学生对形势的认识能力和政策水平，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下简称理论体系）指导形势与政策课中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不但符合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要求，而且符合形势与政策课综合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的特点。
一、运用理论体系确定讲解国际形势部分的立足点
1.国际形势讲解要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
观察形势的立场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观察形势，能否抓住形势的主流和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状况作了科学分析和判断，认为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是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立足于这样的国情，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迅速激发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成果丰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只有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才能更好地放眼世界舞台，判断国际形势，充分认识我国为创造改革开放良好外部环境所接受的挑战和做出的选择。
2.国际形势的讲解要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
民族振兴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方向。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毕生追求的目标。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讲解国际形势，要求教师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使学生认识到国际形势部分要讲述的国家关系、世界组织、经济格局，都不同程度地能为我国进一步抓住利用国际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机遇提供决策帮助，引导青年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审视和观察世界，明确时代赋予青年人的光荣使命。
二、运用理论体系中的国际战略思想把握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内容
国际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对外关系中带全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谋划。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和一定时期国内外的实际状况，是其国内发展战略的延展。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国际战略理论，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学说，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其中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辨明时展主题、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实现机动灵活策略”的红线是分析和看待国际形势的正确指导。[3]
1.用理论体系指导国际形势回顾的讲解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 雁行形态理论; 反雁行形态; 策略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0892 (2007) 05- 0097- 05
收稿日期: 2007- 01- 31
作者简介: 白雪洁, 南开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政策、产业效率分析等。
企业的海外投资生产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也是一种结果。从决定资金流向的因素看, 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一个重要因素。雁行形态海外投资生产理论就是主张经济发达国家通过FDI 将在本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向经济欠发达国家顺次转移的理论。若干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 依次建立起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关系, 被形象地称为产业转移的雁行。雁行形态理论是阐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现象的一个主要理论, 反雁行形态投资则是基于雁行形态投资的一种逆投资。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及雁行形态理论变迁
引力模型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时的基本模型, 自Anderson ( 1979) [1]首次借助引力模型来研究国家之间的投资问题后, 引力模型几经发展, 由最初用来分析双边贸易流量发展到现在用来分析双边的投资流量, 得出投资流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呈现正相关性, 但与距离呈现负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区位选择是一个重要内容, 从理论流派来看, 有以海默( 1960) 和尼克博克( 1976) 为代表的垄断优势与区位选择理论, 有以弗农( 1966) 和小岛清( 1977)为代表的企业技术优势与区位转移理论, 也有Hirsch(1976)开创的交易成本与区位选择理论, 以及邓宁( 1977) 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视角, 即以发达国家为投资母国。[2]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 而原有理论对其解释力却很有限。因此, Louis.Wells.Jr(1983)[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Sanjaya Lall( 1983) [4]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均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的是相对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是相比自身更为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Cantwell 和Tolention ( 1990) 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 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 待积累经验后向其他国家扩展, 获得丰富经验后为获得更加复杂的技术, 再向发达国家投资。也就是说,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对象国的角度看是有先后顺序的。小泽辉智( 1992) 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以及选择投资对象国的原则和步骤, 仍然强调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2]
雁行形态理论最初用于探讨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和替代规律, 由赤松要最早提出雁行形态理论假说。其理论的原形是指, 在后进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 工业品呈现进口――国内生产( 替代进口) ――出口三个环节的继起。后来雁行形态理论又发展出两个引申形, 引申形A, 即从产品的角度, 由低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到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出口过程的继起; 引申形B, 即从产业转移的角度, 由经济发达国家依次梯度地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过程的继起。因此, 引申形B 的雁行形态理论是描述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梯度垂直转移理论。小岛清将其概括为边际产业转移, 即转移产业是在转移国处于相对劣势而在被投资国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6]在现实中,雁行形态转移最典型的就是始于20 世纪60 年代的存在于日本――ANIES――ASEAN――中国、越南之间的产业转移和分工格局。
在雁行形态中, 处于雁头、雁身和雁尾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的收益是各不相同的, 对雁行形态稳定性的要求也不同。相比而言, 处于雁头地位的国家获益最大, 因其转移出去的相对劣势产业, 既可以延长产业的生命周期, 又可以在海外获得投资回报, 因此, 其对雁行形态的稳定性要求最高。而处于雁尾地位的国家, 虽然可以享受比较优势, 但因其所处的被动地位,以及实现赶超发展的要求, 总是寄希望于摆脱雁尾地位, 也是破坏雁行形态稳定性的主要力量。以存在于日本――ANIES――ASEAN――中国、越南之间的雁行形态为例,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因为头雁日本的经济陷入低迷, 作为雁尾的中国、越南的经济却快速增长,传统雁行的稳定性已经大为削弱, 出现了雁行形态的种种变形。车( 2004) [7]将其归纳为“VWO 动态发展模式”, 即雁行形态成为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复合形态、“东亚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模式”、“合意分工发展模式”等, 总而言之, 是变雁行形态下的垂直分工为多样化分工。
反观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遵照雁行形态模式,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 获取边际产业转移优势, 即建立一队以中国为头雁的雁行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仅限于此, 作为被投资国甘居雁尾地位, 作为投资国建立另一队雁行, 从战略上看未免狭隘, 也不适应中国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 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反雁行形态策略,为以投资者身份展露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国企业提供一种选择。
二、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涵义和支持条件
在雁行形态引申形B 中, 事实上存在两列雁行,一列是由转移产业构成的, 即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 再到低技术密集型的, 由低附加值产业到高附加值产业的雁行; 另一列是由投资国和被投资国构成的, 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再到发展中国家的, 由高经济发展水平到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雁行。在上述雁行形态中, 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处于雁尾的位置, 即作为被投资国主要接受低附加值产业的投资生产。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涵义就是要突破传统雁行形态中产业和投资地的经验规律, 由中国向处于雁首和雁
身位置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因此, 反雁行形态投资可以形象地描述如下: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从图1 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第一层涵义是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自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从投资动机看, 既有规避贸易壁垒的因素, 更是为了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经验等, 这是在雁行形态投资下很难获取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占有和扩大当地市场也应是动机之一。
从图2 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第二层涵义是从投资产业来看, 以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也就是说, 并非转移边际产业, 而是将在国内还处于新兴或主导地位的产业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从上述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两层涵义可以看出,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目的与雁行形态投资截然不同, 雁行形态投资是以延长本国居于竞争劣势的衰退产业的生命力为主要目的, 因此, 只能向比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生产。而反雁行形态投资是以分享学习效应, 或是扩大市场占有率, 或是参与全球竞争为主要目的, 因此, 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赶超策略。
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 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一种挑战。因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总体上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内, 中国企业鲜有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 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也不够科学现代, 缺乏富有竞争价值的品牌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障碍。但反言之, 如果以上种种劣势都不复存在, 也就无所谓反雁行形态投资了。正是因为中国目前总体上还不具备向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投资的有利条件, 才需要策略性地进行此类投资。
从现状看,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具备一些条件支持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投资, 主要包括:
1. 近30 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成长起一批具有相当资本实力, 富有开拓进取意识, 且相对优势较为突出的大企业, 如电子信息产业内的联想、中兴、华为,家用电器产业内的海尔、长虹等。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效果的根本因素是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 上述在各自领域形成了相对竞争优势的大企业, 要想进一步成长壮大, 必须广泛参与国际竞争, 当代产业竞争的层次性为中国企业以己之长克人之短提供了可能性。
2. 中国在某些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知识生产和创造, 以及技术研发能力, 比如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是21 世纪的朝阳产业, 也是世界很多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扶持的产业。对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 知识创新能力是竞争力的第一决定要素, 中国在某些基础科学领域的研发能力并不低, 这决定了中国具有跨越性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条件。而知识密集型产业聚集而生的特性也对中国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投资提出了要求。
3. 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强, 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都有一种潮流化、时尚化的趋势, 催生对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国家,最大可能挖掘中国元素, 将其贴上产业标签, 以民族性畅行世界, 是中国企业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另一机遇。
4. 中国改革开放引致的大规模人才向外流动, 以及近十几年来的归国潮, 造就了一大批通语言, 具有先进的技术或经营管理知识储备, 谙熟国外文化和市场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在企业对外投资中, 人才是一个关键要素, 特别是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自身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时, 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中国目前的人才储备和培养能力, 基本能够满足反雁行形态对外投资对人才的需求。
5. 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在世纪之交,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鼓励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企业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给予税收和信贷、信息等方面的支持。
6. 国际分工的水平化趋势日趋明显。水平化分工也被称为产业内分工, 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生产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 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分工格局。产业内分工是国际分工深化的表现, 既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企业切入国际产业分工提供了机遇, 也为后发国家的企业发挥赶超效应创造了可能。
三、中国实施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主要产业选择
总体而言, 反雁行形态投资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综观中国企业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 主要有几种类型, 即资源获取型投资, 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市场占有型投资, 以发挥比较优势, 扩大市场份额为目的, 也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贸易摩擦规避型投资, 是为了解决贸易顺差问题, 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投资; 技术学习型投资, 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习效应, 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投资; 信息交流型投资, 是为了更全面、快捷、方便地获取与交流信息, 对高度开放化、国际性城市所进行的投资。[7]在上述几类投资中反雁行形态投资主要表现在技术学习型投资和部分市场占有型投资上, 从产业来看, 集中在几类产业上:
第一, 高新技术产业。当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生产优势还掌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手中。而且为了持久保有这种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会释放核心技术, 甚至不会把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部分高新技术企业, 虽然竞争力逐年增强, 但总体而言, 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为了享受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扩散收益和发挥学习效应, 投资于发达国家并与当地企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 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首选产业。
第二, 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而言,我国在部分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很大, 可以作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能力的制高点产业来加以重点培育。而对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 因聚集而产生的知识和信息的扩散与共享效应, 对企业能否把握前沿, 有效创新至关重要。这类产业的企业聚集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因此, 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另一可选产业。
第三, 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所谓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 是指中国特有, 或是源于中国, 带有明显的中国符号, 一旦提起马上令人联想到中国的产业, 比如中药、丝绸、瓷器、中华餐饮、中医等产
业。这类产业一般富有浓郁的中国文化内涵, 国外消费者接受和喜爱这类产品或服务, 最主要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喜爱。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较高的购买能力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感受欲望等都为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提供了市场空间。
四、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策略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虽然反雁行形态投资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不会很高,资源开发型, 以及基于雁行形态的边际产业转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占主要部分。但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地位不容置疑, 是提升我国产业总体竞争力的关键一步。而要成功地进行此类投资, 需要实施相应的策略。
1. 学习型投资的策略
学习型投资是指为了汲取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创造新的企业比较优势而进行的投资。目前, 学习型投资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 其成功实施的首要策略是准确的企业定位。这里所谓的企业定位有两层涵义, 一是指中国投资企业的定位, 需要该企业在国内乃至世界同类企业中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 具有很强的学习基础和能力。如海尔、华为、TCL 等一批在20 世纪80、90年代开始全球化经营, 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生产的企业, 都是本产业内的领先企业, 能够满足反雁行形态投资对企业能力的要求。二是指在中国企业以兼并收购等方式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 需要当地企业存在某种相对劣势, 这是确保收购兼并计划能够成功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 以己之长, 克人之短。例如,中国联想公司成功收购美国IBM的PC 部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其次, 反雁行形态的学习型投资要获得良好效果,有必要实施两端在外的经营策略, 即在研发、生产、销售这三个主要经营环节中, 研发和销售倚重被投资国市场, 充分利用当地的研发基础、人才、消费能力等有利条件, 在产业价值链的两个高端领域培育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例如, 我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 在全球建立了8 个地区部和32 个分支机构,在美国硅谷和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莫斯科等地建立了多家海外研发中心, 充分体现了研发在外的特点。而在自主研发能力得以增强而国内需求市场尚未形成之时, 即华为已经具备全套3G 设备提供能力而我国市场3G 产品的商用空间尚未形成之时, 华为又率先在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销售其3G 产品, 生产则在成本优势相对突出的国内进行, 形成了两端在外的经营策略。如图3 所示: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再次, 学习型投资的对象产业延展策略。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学习型投资的核心产业,但不应仅限于此。围绕发达国家竞相扶持的知识密集型战略产业, 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新能源、环保等产业, 中国政府和企业应以合资或独自创立知识和技术研发中心等形式, 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知识和技术研发机构密集的城市或地区, 目的是享受知识共享和外溢效应。为了能够有效地分享外部效应,产业应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此外,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低下, 而在这一领域内, 各种服务创新手段、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 由于市场、制度、政策等各方面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业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经营内容和方法带到中国来, 因此, 也只有依靠中国企业走出去, 投资于最前端、最活跃的发达国家的市场, 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最后, 反雁行形态的学习型投资策略也应以成本最小、利润最大为目的。中国企业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 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反雁行形态投资除具有经济意义外, 还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 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一种表现。但毋庸讳言, 企业投资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润。目前, 总体而言,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状况并不理想, 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企业可以盈利。学习型投资虽说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但也必须将盈利能力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因此, 反雁行形态投资应是中国企业实施全球价值链整合, 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战略的一部分。
此外, 特别是对学习型投资而言, 政府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扶持性措施也必不可少。例如, 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还未实行。如果我国海外投资者碰到东道国实行国有化或征用、实行外汇管制以及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政治风险, 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投资安全得不到保证, 这将打击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积极性。[8]因此, 借鉴发达国家扶持海外投资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政策措施,建立起有利于刺激我国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支持措施体系也十分必要。
2. 市场占有型投资的策略
市场占有型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进入当地或邻近市场, 扩大产品或服务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市场占有型投资, 在选择产业时差异化是基本原则。也就是说, 围绕中国化产业, 以民族性来塑造和挖掘差异化优势。
其次, 对中国化产业而言, 差异化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中国化产业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获得一席之地, 必须具备强大竞争力。为此, 需要政府对中国化产业, 特别是产业内的核心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 打造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药、丝绸、陶瓷、中式服装、餐饮、旅游、文化企业, 由它们在发达国家市场以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来表现和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再次, 中国化产业要想成功地实现反雁行形态投资, 必须赋予产业更多的现代元素。也就是说, 必须提高产品和服务生产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例如中药产业, 必须遵循国外的药品生产法律和规定, 做到品质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等。同理, 其他中国化产业也面临生产技术、工艺、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等问题。
最后, 应充分挖掘中国化产业的文化内涵, 突出中国元素, 确定更高附加价值和利润的来源点。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化产业而言, 产品和服务的基本功能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 而是要通过赋予产品和服务更深的文化内涵和时尚元素,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利用世界性的“中国热”, 深度挖掘、阐释与推广中国文化, 将产品与服务作为中国文化的表达体来占有发达国家的市场。
总而言之, 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 任重道远, 但时机已经具备, 辅之以有效的策略, 将可能收获越来越多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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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有共性。但是,形势与政策课程在教育教学中也有其特殊性。现今有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偏重于传授、宣讲、灌输一定的形势知识和时事政策,这虽然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方式的一种,却不是唯一的一种。高校需要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模式,采取参与式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
1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特点
1.1互动性现今一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缺乏互动。一些教师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就是宣讲国家的政策措施,传递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信息。这种做法是不全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需要互动,互动性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主要特性。所谓互动性教学,是指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相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1]。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互动性包括多个层面:从互动的主体角度观之,互动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生生之间的互动;从互动的时空角度观之,互动又包括课堂之上的互动与课堂之外的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宣讲一定的政策与信息,更重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社会问题、探索方针政策[2]。这种分析研究和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多为学生普遍知晓但又认识不够深入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大事件。如果在课堂上教师仅仅停留于介绍一些人人皆可查知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则不可能从这些信息简单传递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该门课程的价值也就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作用即体现在此处。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课题在课堂内外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同的观点得以交流与碰撞,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引下得出一些结论。
1.2开放性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具有开放性。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放的内容。每个学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都会发布本学期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这是为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一些教师在每个学期进行教学时将教学内容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仅仅围绕教育部下达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进行简单的信息扩充。这样很容易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局限在对一些信息的简单传递上,而没有引出隐藏在这些信息背后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一些形势与政策课堂不能吸引学生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呼唤开放性的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内容的开放性。形势与政策课程面临的主题都是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中的重大事件、形势与政策。这些主题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一个形势与政策主题即使主要是属于每一个学科门类,但是深入分析其现象,探究其原因,又往往涉及到其他学科门类的信息和知识。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互动性质也决定了该门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在互动教学中,每个学生的视角都可能不一样,每个学生都可能从其独有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点提出对教学主题独特的看法。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前对教学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另外,现今信息社会的特性决定了相关广泛的信息可以由学生轻易地获取,那种浅显易被学生掌握的信息已经不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所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是势在必行的。其二,开放的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理论体系对于一门课程至关重要,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注定其吸引力是有限的。然而,形势与政策绝不是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以往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给人以理论不深或理论不成体系的印象,这与教师不善于挖掘形势与政策课程丰富的理论体系有关,这也是当前一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呼唤开放的理论,需要教师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挖掘本门课堂独特的理论,并形成本门课程独特的理论体系。
1.3实践性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这些主题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另外,当代大学生对现实问题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倾向乃至逆反心理,对社会现实问题更加笃信自己通过观察、思考、实践得来的结论。这也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原因。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性体现在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社会实践等几个方面。
2实施参与式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的策略
2.1进行情景对话式教学设计,增强师生、生生互动传统课堂中那种宣讲式教学设计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形势与政策课程发展的需要。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互动性需要我们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这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应该在确定形势与政策的专题后,进行更加精细的教学设计,在相应专题内选择既能体现本专题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又富有争议性和对抗性的话题,精心进行话题设计,然后围绕这些话题进行问题设计,以便启发学生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将一部分的话语权交给学生。在进行相关话题的设计时,不仅教师应该提前做好功课,学生也应该做好准备。教师在进行相应的形势与政策专题设计时,应该将相应的情景和背景交待给学生,让学生围绕这些专题的情景做好背景知识的预备,教师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阅读相关材料,让学生在课前即对一些基础性、常识性的知识有所了解。这样课堂就从一些简单知识的传递中解放出来,教学双方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进行较深层次的互动讨论。
2.2形成开放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体系开展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形成开放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体系。具体而言:其一,紧紧围绕主题丰富和扩充本门课程的内容。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内容应该以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为指导,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教师不应该将教学内容局限在一个较狭小的范围内,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应该以教育教学要点为指导,尽可能地丰富本门课程的内容。当然,这种扩充和丰富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一定要紧密围绕课程教学的主题。教师应做到以一个主题为中心,多方面、多角度、多学科地收集相关信息和理论。这样才能有效地与学生开展对话式探讨,才能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其二,进行本门课程的理论设计。形势政策课程的理论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基本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社会问题、探索方针政策。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关于形势分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本门课程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例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观点都应在教学中有广泛的运用。二是形势政策课程要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这是由其综合性决定的。形势政策课程所涉及的问题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密切相关,这就需要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研究某一问题时要自觉运用这些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如在引导学生学习、研究经济形势时,要用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可能要用“差序格局”等社会学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教师在教学时一定要主动、积极地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去分析、思考、研究问题,决不能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将形势与政策课程降格成为一堂常识普及课[2]。
2.3加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加强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其一,在课堂教学环节,教师可以通过情景模拟、专题辩论会、主题班会等形式,将社会实践的部分特征在课堂上得以重现,增强课程的实践性。其二,实现与校园文化活动的结合。广大学生对校园文化活动的参与度较高,因而也可以成为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实践环节的有效载体。学校可以抓住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机,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也可以结合形势与政策的主题举办学生喜闻乐见的主题教育活动,如歌唱比赛、征文比赛、演讲比赛、辩论比赛、知识竞赛以及研讨会等[4]。其三,实现与校园社团活动的结合。校园社团既是大学生文娱活动的载体,也可以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程实践活动的舞台。很多校园社团具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如环保协会、爱心社、实践与就业协会、国家文化与交流协会、创业协会、民族文化与交流协会等。这些社团的主题和形势与政策的实践主题有一定的重合,两者的实践活动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开展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可以与校园社团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引导校园社团围绕一定主题积极开展实践活动,投入社会实践生活。其四,实现与大学生“三下乡”活动的结合。“三下乡”活动是大学生通过实践认识社会、了解民情、服务社会的极好方式,这个活动也可以成为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延伸。其五,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假期实践活动。现在很多高校开展了大学生假期实践活动,这个活动要求每个大学生在假期中深入调查本地的市情、县情、乡情,深入田间、工厂、公司、其他社会组织以了解民情和认识社会,并增强自身的实践能力。这项活动可以与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结合起来。教师可以跟踪所在班级的社会实践情况,并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予以指导,帮助完善学生的社会实践报告,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哪些问题，其研究焦点是什么?这些问题已多次被学术界争论过。有必要从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等角度，通过归类和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有必要总结该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一系列问题，归纳真正属于跨国公司理论范畴的一些重要理论，并对该理论的研究焦点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研究焦点
一、研究背景
跨国公司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经济组织。unctad对跨国公司的定义是：跨国公司是由母公司和其海外子公司组成，而且母公司最少拥有其海外子公司10%的资产。美国经济学家雷蒙特·弗农在研究过程中，划分跨国公司的标准是在六个不同的国家经营的公司。[1]跨国公司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在一个国家经营的一般公司或大型企业，它所经营的外部经营环境包含了本国和东道国的一般宏观环境(经济特征、政府关系、相关政策、技术进步、社会文化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等)和行业环境(竞争对手、行业竞争强度、替代威胁、供应商以及买方等)，而内部环境条件却包含了母公司和其所有海外子公司的内部环境条件。因此，单独的一个理论或模型对一般公司或大型企业的相关理论都不能够全面解释或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各种现象或问题。
真正的跨国公司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而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的。[2]从跨国公司出现以来，它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不断提高，其支配能力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强。跨国公司不仅是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角色而且是全球政治外交方面的重要组织。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从总体上来关注跨国公司的活动产生的后果。因此，来自不同学科的众多专家和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采用各种方法以及运用各种理论和模型，对关于跨国公司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解释和分析。笔者通过归类和分析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从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以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等方面，对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进行了探讨。
二、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一系列问题及其研究焦点
由于跨国公司的折衷性质和所处外部经营环境的庞大而复杂性，关于它的相关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也多而复杂。垄断优势理论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的动因，突出了知识资产和技术优势在跨国公司fdi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货币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是一种货币现象；交易费用理论被用于解释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与组织结构和行为及其股权构成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市场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本质是公司内部化市场跨越国界的结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克服政府干预、控制所引起的外部性；国际生产析衷理论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分别看作企业进行fdi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对fdi和跨国公司行为进行了综合解释；小规模技术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来源，并对发展中国家fdi的动因和前景进行了深人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把跨国公司的fdi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比较了日本fdi与欧美国家的重大差别；技术地方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fdi动机进行了解释；讨价还价理论认为母公司、东道国合作者和东道国政府的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实力会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分支机构的股权结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与制约的互动关系；子公司理论以跨国公司子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母子公司关系、子公司角色、子公司发展机制等；战略管理学派理论从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角度对跨国公司的fdi行为给予了全新的解释；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fdi；实物期权理论的战略投资管理特征使它能够为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发生和变化进行对应的解释，认为不断获取期权是跨国公司进行跨国投资的主要动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透视当代跨国公司的演变及其特性；跨国公司全球持续竞争优势(gsca)理论主要从资源而不是从产品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的资源定位、资源与业绩、战略选择及竞争优势；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fdi行为是外部的直接和间接因素影响的结果；资源决定理论认为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时，对当地战略资产和经营性资源依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其股权结构战略的选择；制度因素影响论强调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股权战略选择行为发挥着重大影响，认为国家风险、东道国政府股权比例限制乃至文化差异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此外，grosse 和behrman(1992)认为国际经营理论解释的内容应该包括如何定义并处理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府相关政策与跨国公司经营决策和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技术转移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并认为该理论研究的焦点应该是跨国公司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wilkins 提出国际经营理论范畴的核心应该是关于跨国经营企业的理论之后又确认国际经营理论分析的重点应该是跨国公司的作用。[3]
总地来说，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总结了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是关于跨国公司的本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及其内部环境条件等方面的主要问题。第一，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fdi决策、动机、行为以及其变化和影响因素，再投资或连续投资，fdi中的地理布局和区位选择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第二，跨国公司的投资模式：对海外投资分支机构的控制模式、选择及其股权的再次选择和变动行为，参股形式，控股偏好等问题；第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和动机，战略与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之间相互作用，战略与竞争优势之间的相互关系，竞争优势的来源等问题；第四，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关系的两重性，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东道国环境条件下海外子公司的战略和角色地位及业绩，对海外子公司的评价等问题。
另一方面是关于跨国公司与外部环境关系方面的相关问题。第一，跨国公司与母国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海外投资与外部因素(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相关政策、发展规划、就业水平、社会文化、资源禀赋、技术进步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第二，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和组织结构与国际竞争环境之间的动态调整及相互适应性，外部环境对组织行为和战略选择的影响，等等。
三、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
从跨国公司的理论出现以来到现在已形成20余种理论学派。但是其中一些理论并未真正属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
什么是跨国公司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理论?grosse 和behrman(1992)认为讨价还价理论由于能够解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属于国际经营理论范畴，并认为国际经营理论就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国际经营理论就是跨国公司的理论的这种观点已成为 rugman 和caves 争论的焦点，后来又被 casson 、buckley 和 dunning 分别争论过。wilkins 认为国际经营理论范畴的核心应该是跨国经营企业的理论。[3]最后，rugman (1999)在总结40年来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时指出，虽然dunning提出折衷理论时美国的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但是随后出现的欧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各种现象也能通过该理论给予解释或分析。所以内部化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就是现代跨国公司的理论。[4]吴文武(200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形成的必要条件，而科技革命、国际分工新模式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跨国公司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因此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各种理论实际上可视为跨国公司的理论。[2]
总之，以上众多专家和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争论。一方面是从所运用理论的性质和研究焦点出发，把能够解释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方面的某一个或几个问题的理论归为跨国公司的理论；另一方面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出发，提出属于跨国公司的理论应该解释或分析的一系列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以下任何一个种类型的理论都可以归纳为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第一类是无论来自哪一种学科，只要能够解释或分析跨国公司的性质、形成动因、演变和发展、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方面的某一个或几个问题的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讨价还价理论、战略管理学派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等。另一类是以跨国公司及其各种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而提出的理论或模型。如，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改变演进理论、子公司角色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等。另外，比较优势理论、货币优势理论、实物期权理论、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全球持续竞争优势理论、对外投资的不平衡理论、资源决定理论以及制度因素影响论等理论也被很多学者运用于解释关于跨国公司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理论都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类型，所以笔者认为它们不属于跨国公司的理论范畴。
最后，根据跨国公司的折衷性质、复杂的内部环境条件及其与外部经营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归类，笔者认为属于跨国公司的理论研究的焦点应该是跨国公司与外部经营环境之间的相关问题。从跨国公司的定义可以看出，它的本质、存在理由、形成动因以及演变和发展都是与跨越界投资和经营是分不开的，而海外投资和经营意味着跨国公司时时刻刻与复杂的(包括母国和东道国的)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关系。对跨国公司而言，它与外部经营环境之间的相关问题成为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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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文武.跨国公司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6-47.
论文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摘要：近年来，在跨国公司折衷理论“三优势范式”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优势——子公司特定优势。文章主要对子公司特定优势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回顾了资源理论及其与竞争优势的关系；介绍了子公司特定优势的由来和概念；以资源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对跨国公司管理者和以后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资源观；跨国公司；子公司；特定优势
一、引言
近二十年来，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管理在国际管理和战略管理研究的领域中，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注意和极大兴趣，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子公司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前沿思想的创造者、重要研究任务的承担者以及战略规划实施的积极参与者。即海外子公司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知识网络体系中重要的学习者和知识贡献者，而跨国公司特定优势的产生和维持正由原先的单一母公司导向转向整个公司网络的集体责任。于是，跨国公司内部一种新的优势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子公司特定优势。本文介绍了子公司特定优势的由来和概念，并利用资源观分析了被国外学者誉为跨国公司第四层优势的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对跨国公司管理者和以后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竞争优势的产生
1．资源和能力。费达（Fahy，1996）指出，一个组织产生租金的资产可以被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1）组织的资源。他认为，资源一般都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所有权和价值。所有权是指被合法化了的资源，资源也可以包括本质上没有被合法化的。对资源比较合适的一种衡量方法就是交换价值，因此，资源相对容易在公司间交易；（2）组织的能力，即运用资源的能力，通常是为了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资源的组合。能力关键的特征就是他们是公司特有的，并且可随着时间发展。能力通常基于信息或知识资产，一般都是跨功能的，产生于个体操作能力的整合，一般很难通过市场购买或者模仿。
布莱克（Black）和波尔（Boal，1994）的研究表明，资源间的相互组合形成两种关系类型：内聚资源和系统资源。内聚资源由资源简单连接而形成，是线性组合；系统资源是通过资源间的复杂网络创造的。企业能力就是一种系统资源，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也是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2．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竞争优势是跨国公司理论与实践中的中心问题，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l976，l981）综合了内部化理论、垄断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以及区位理论，从而形成了跨国公司折衷理论，抽象提出跨国公司成功对外直接投资的“三优势范式”（OILParadigm）：所有权特定优势（Ownership—specificAdvantage）或企业特定优势（FirmSpecificAdvantage，FSA）、区位特定优势（LocationSpecificAdvantage）和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按照资源观，跨国公司的成功其实是国家特定资源和企业特定资源的组合。可以把内部化优势也叫做企业特定优势，因为内部化和协调可被看作一种管理能力，因此也来源于企业特定资源。故而“三优势”实质上等同于企业特定优势集合和区位特定优势集合的结合。
3．子公司特定优势。1998年，迈瑞（Moore）和克勒（Heeler）对加拿大拥有治理权（mandate）和不拥有治理权的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同一国家、同一产业中不同的海外子公司获取国际授权的能力是不同的；属于同一跨国公司，但在不同国家市场中经营的子公司获取国际授权的能力也是不同的。迈瑞和克勒认为，这两点现象足以证明传统的折衷范式（EclecticParadigm）中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都已经无法充分解释子公司之间的现存差别，尽管它们同属于一家跨国公司，或它们在相同国家、相同产业开展业务。因此，他们指出除了传统的OIL优势以外，跨国公司还存在第四种优势，即基于子公司层面的子公司特定优势（SubsidiarySpecificAdvantage，SSA）。这种优势有些类似于区位优势但又与区位优势不同，因为它不是自然禀赋造就的，况且不像区位优势那样在一个国家内共享。总之，这种特定优势根植于子公司层面，是某个子公司独特的。瑞格曼（Rugman，2001）指出，子公司的特定优势能穿越边界进行价值创造，如通过世界性产品委任，但知识本身具有流动障碍，如隔离机制，它使知识很难在整个跨国公司内被充分吸收。换句话说，当子公司专有知识嵌入终端产品和服务中时，它会使整个公司获取世界范围内的租金，但当它以中间产品（如知识）的形式体现时，这样的优势不能在内部充分转移。于是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可被定义为“位于子公司层面的，不易在跨国公司内部共享和转移的优势”。下面我们就看看子公司的特定优势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4．子公司形成特定优势的动态特征。子公司的特定优势就是通过跨国公司层面非区位限制的特定资源和东道国子公司层面的特定资源同东道国特定区位资源结合运用而产生。子公司在利用资源获取特定优势上，管理当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哪个产品市场上竞争，采用何种战略参与竞争，如何运用资源和能力，管理者必须做出战略选择。特定优势的获得可以使子公司获得卓越绩效，而持续性的特定优势又需要在绩效的基础上进行再投资。
子公司特定优势作为子公司独有优势，其产生过程也印证了子公司战略角色的演变和发展。子公司注重将所有权优势与区位特定优势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子公司特定优势。同时子公司特定优势会为子公司带来比较竞争优势，成为子公司与母公司进行谈判的重要“筹码”，这又会进一步激励其向着更高的战略地位发展。
三、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发展
1．驱动因素。布肯歇（Birkinshaw）根据能力和特许的变化组合，把子公司的演变模式归纳成为五种：母公司驱动型投资、子公司驱动的特许扩展、子公司驱动特许强化型、母公司驱动撤资型和子公司能力逐渐衰减型。前三种模式跟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发展是相一致的，布肯歇子公司角色演化的“能力—特许”也是基于资源观，研究框架的基本出发点是子公司资源和能力的积累导致子公司委托自的扩大和缩小，能力和特许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子公司的演进，但这个演化模式要受到外界驱动因素的影响。瑞格曼指出，这几个驱动因素同样适用于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发展：（1）母公司指派。在子公司刚进入海外市场时，跨国公司母公司决定子公司的资源分配以及责、权、利安排，子公司执行总部的计划和任务，母公司的决策和行为是决定子公司特定优势发展的基础，在子公司的成长过程中，母公司的资源支持和特权的委任也会对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2）子公司选择。以资源基础论来研究企业的子公司层次时发现，子公司内所拥有的专业化资源的程度，与子公司对整体公司的贡献程度有显著关系（RothandMorrison，1992）。此外，国际化阶段、产品依赖度、研发的独立性、相对其他子公司的功能优势、以及管理能力等子公司特征，与子公司是否能成为全球委托自的角色类型，有显著的关联性。由此可知，子公司自身拥有的能力、技术等都会影响子公司战略地位及特定优势的发展。（3）东道国环境。东道国环境包括区位重要性、资源、竞争情况、当地机构（如政府、产业组织、社会团体、供应商、消费者等）等因素。这些因素都影响子公司对当地需求的响应力及其创新的能力，进而影响其特定优势的形成和发展。以资源基础论为基础，格歇尔和布特雷特（GhoshalandBartlett，1989）的实证研究中发现，跨国子公司的创新，需要当地丰富的资源作为引发创新的条件。
2．权变因素。子公司特定优势的特点表明跨国公司的知识基础包括非区位FSA（容易在内部扩散，通过范围经济实现全球开发），区位FSA（不易在内部扩散，只能获得国家响应的利益）和子公司特定优势。子公司特定优势可嵌入在终端产品和服务中，使整个公司获取世界范围内的租金，但却不能在跨国公司内部充分转移。因此，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上面三个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外，还受到以下四个权变因素的影响：（1）有关子公司能力必须表现为隐含性的、跟特定情境相关（当地嵌入，且对于子公司早期的技术和组织轨迹有路径依赖性）的知识。这些能力必须基于东道国的国家知识发展系统，因为移动壁垒的存在，很难在跨国公司内部转移。（2）子公司特定优势必须反映出其与其他兄弟子公司能力代沟的存在。布肯歇（1998）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子公司的“专有资源”，这种专有资源是跨国公司内部其他子公司没有的。在跨国公司内部市场中，为了获得重要的战略地位，各个子公司为获取“专有资源”而竞争，而这种竞争态势又能激发子公司管理层建立特定优势的动力和努力。（3）子公司特定优势不会产生负面的外部化。即子公司的特定优势不会影响其它子公司的发展，不会受到其他子公司的反对和抑制，且受到母公司的同意和支持。（4）在跨国公司层面的非区位特定优势与子公司特定优势存在协同。也就是说，总公司层面的FSA和子公司层面的SSA，两者的租金创造能力之间必须存在着协同，两者有利益相互依赖性。协同度越高，激发创造新SSA的可能性越大。
四、结论
子公司特定优势提高了子公司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地位和角色扩展能力，也增强了跨国公司的知识基础并能为跨国公司创造价值，虽然子公司专有知识在内部较难扩散，但如果跨国公司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促进了该类知识在跨国网络内的转移，就可以充分发挥知识的杠杆作用，产生巨大的绩效。管理者应该认识到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存在，这会引起他们对内部知识移动壁垒更多的关注。并且，由本文可知，子公司的特定优势不仅表现在企业内部优势资源的定位与评价，而且具有外部环境依赖性。企业要使核心能力产生预期效用，必须将其置于合适的地方网络环境中，企业须认识到自身在这种价值网络中的战略地位，将资源投入到价值网络的关键点，并与网络成员共同营造整个价值系统。子公司特定优势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全球化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江莉萍．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角色演变与发展研究．沿海企业与科技，2004，（5）．
[关键词] 形势与政策 教育教学 模式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十分重要的途径。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中国矿业大学作为特色鲜明的理工科高校之一,依托学校专业特色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在教育机制,教育渠道和途径,教育内容和方法、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强和改进,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要有健全的保障机制
1.必须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领导保障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
基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涉及部门多、教育内容涉及面广且更新变化快、师资队伍结构多元等特点,中国矿业大学形成了由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领导,由党委宣传部牵头负责,组织部、学生工作部、校团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责,各学院直接参与,全校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
2.必须建立健全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教学管理机制
中国矿业大学将《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公共必修课纳入在校大学生教育培养方案和课程建设体系,按课程建设的规范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在校大学生从大一年级下学期到大四上学期每学期都安排《形势与政策课》,大学本科四年课时确定为32学时,学分为2学分,将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来评定学生最终的学习成绩,并将其纳入学生的学籍管理之中。在每学期开学初,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由党委宣传部负责制定《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计划,统一安排任课教师和分配教学任务,统一编印《形势与政策教育》学习资料,同时开展集体备课、相互听课制度,完善学年考核制度及教学信息反馈系统,全面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精品课程”建设力度。
3.建立健全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确保形势与政策教育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中国矿业大学的《形势与政策课》任课教师以学生工作干部为主,党政部门工作人员积极参与,各学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同时也是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从而形成了教师队伍多元化的特点。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授课质量,由党委宣传部负责开展了优秀教案评比、教学课件评比、教学研究论文评比等教学比赛和教育教学研究活动,还推行了青年教师的助课制度、新教师的试讲制度、优秀教师的示范课制度等。
总之,学校初步形成了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领导重视、机制健全、队伍基本稳定,知识基础厚实、教育效果明显的综合工作运行机制。
二、要多渠道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
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形势与政策课》为课堂教育的主渠道,在大学四年做到不间断,全覆盖,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观点分析形势、把握政策、提高素质。同时,在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通式课程:《军事理论》、《大学生就业指导》、《安全教育》等课程也融入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相关内容,学校、学院还不定期为学生举办形势与政策教育讲座,请专家学者来校作报告,这些内容都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的有益补充。
利用网络与多媒体信息系统,拓展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渠道。学校可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相关职能部门的专题网站以及学院的学生工作网站,及时、广泛、深入地开展理论宣传、政策引导、交流讨论等,满足学生了解和学习的需要。中国矿业大学先后在学生食堂设立了3套用于为学生提供多媒体信息播放的大屏幕显示系统。校党委宣传部、校学生工作处和校团委等单位紧密围绕“时事政治”、“百年校庆”、“就业创业”和“爱国主义”四个教育主题,开辟10个专栏,在不同时段播出相关内容,在周末为同学播放爱国主义。总之,网络和多媒体信息系统为广大青年学生接受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丰富知识储备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成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之一。
指导学生理论社团和党团组织开展理论学习和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这是大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培养的渠道。首先,加大对理论社团的指导力度,一方面为社团骨干提供学习资料,指导社团定期出工作简报;另一方面亲自指导他们开展工作,参加他们的研讨学习活动。对大学生理论社团提出了“四个一”的要求,每年组织一次主题鲜明的学习活动、开展一次大学生发展的调查活动、每名会员读一本理论书籍、开展一次面向社会的实践活动。目前,大学生理论社团成员已成为了学生理论学习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在其他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影响和辐射效用。其次,党团组织通过组织生活和主题教育等方式,围绕着我们党的重大理论问题、方针政策变化、国内与国际形势等展开学习和谈论,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理论学习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和行动。
三、要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的内容体系
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内容必须从大学生的内在需求出发,立足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和校情,以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最新事件和最新话题作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切入点,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辅助教育与之互补,科学构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内容体系。
1.课堂教学部分
将每学期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台海和国际形势六大专题,分别由相应的专题教研组进行授课,真正做到课堂教学内容的“三个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时效性与连续性相统一、思想性与需求性相统一。
2.课外教学部分
形势与政策教育本质上是一项实践性的教育活动,在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强化服务性及实践性教学环节的移情功效,抓住课外的每一个环节。在每年新生入学教育中安排形势与政策教育,为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提供一个了解国内外形势与发展以及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机会。同时,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的台海专题和国际专题与大学生的军事理论教育课程密切相关,两者相辅相成。此外,国家资助体系教育、国家经济发展与就业形势等问题都能在学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得到体现,为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提供了有效地解决途径和方法。
四、要有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在教学方法上要坚持第一课堂的主渠道地位、多渠道举措并进,创新性地改革教育形式和方法,力求做到更加灵活。
首先,学校在第一课堂主渠道改革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专题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并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实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双向互动,以增强形势与政策课的活力。
其次,在全校范围内针对于各个年级的学生有计划地在安排好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专题讲座,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等教学模式,并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学校百年校庆等诸如此类的重要节日、庆祝活动、重大事件的发生时机为载体,积极引导时事热点,把握政策导向,从而不断为全校师生参与到国家与学校的改革发展事业提高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此外,学校利用“三下乡”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来加强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走、看、讲、想、干”来了解社会,了解民情,在实践中感知、内化、提升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行为。通过在社会实践和与他人交往,提高自觉选择符合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的能力,促进个人道德的社会化、增强对社会的适应性和社会责任感。
五、要加强教师队伍的整体建设
加强教学师资队伍的整体建设是提高教育教学实效性的前提保障,因此必须加大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师资队伍的改革力度。
1.重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师队伍的组建工作,增强这支队伍的组织化程度
传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老师由学院根据教学任务情况自行聘请和安排,教师队伍松散,随机性很大,教学效果也很难保证。因此,教师队伍组建势在必行。首先,立足于现实,确立教师队伍的结构。建设一支以专业化的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在学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师队伍中,包括各学院的党委书记、副书记、部分专职辅导员,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有关工作人员,以他们为主体既能发挥骨干教师的作用,又能使他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形势与政策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教育中,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其次,通过自愿报名,严格选拔,成立了学校层面相对固定的主讲教师队伍,同时还建立了一支助课教师队伍,形成了教师梯队。三是党委宣传部根据个人的学科背景、教学经历、研究方向等把整个师资队伍划分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台海、国际六个专题教学与研究小组,并明确了小组的组长、副组长和秘书,增强了教师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教师教学与研究目标明确,团队归宿感有了很大的增强,也大大促进了这支队伍的成长。
2.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育建设
首先,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培训班学习、进修。在每学期选派1至2名教师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形势与政策培训班学习;每学期初,派教师参加教育部组织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培训工作。其次,学校通过开展教学示范活动,包括经验丰富的教师作课堂示范教学、多媒体课件制作培训等,还通过举办新教师试讲活动来保障师资队伍的整体质量,从而确保形势与政策教学质量。三是在每学期课程开始之前进行小组内集体备课和教学经验的交流研讨活动,这在保证教学活动有序开展的同时又为深入进行形势与政策的专题研究,从而提高师资队伍的教学科研能力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2004.
[2]谭书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创新性改革与探索[J].思想教育研究,2010.(1):40-43.
关键词：内藤湖南，中国观，《燕山楚水》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47-06
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虽以“中国停滞论”与“中国蔑视论”为主流，但其背后却存在不同的认知路径，同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比之前更加强烈。1875年2月至1898年1月，三菱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先后开辟了横滨―上海航线、长崎―芝罘―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①这便利了中日间的渡航。于是，日本的记者、作家、学者等，或受命于公务，或出于兴趣，开始前往中国旅行，他们以游记、日记、见闻录等形式记录了中国当时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等综合信息。由于游记本身的亲历性与现场感，旅行者能够在异文化的体验与碰撞中形成更为直观的印象，成为研究近代日本人中国观诸类型的特殊文本。
内藤湖南（1866―1934年），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是近代日本京都大学“支那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曾十次来中国旅行或考察，足迹遍及华北、东北、长江流域，留下了《燕山楚水》《游清记》《满韩视察旅行日记》《中国观察记》等十余种游记或日记，②是研究内藤中国观的重要文本。其中《燕山楚水》是内藤1899年第一次中国旅行前后的游记汇编，可以将其看作游记视角下内藤中国观的原点。内藤在此次旅行期间曾与多位中国名人谈论中国变法问题并交换各自经验，因此有论者认为：“内藤对于中国的改革，是持友好关切和平等支持的态度的，并无武力干涉之侵略用心。”③此外，还有论者根据内藤对中国社会基层结构的分析，认为：“内藤湖南延续了欧洲黑格尔以来的批评，将中国社会诠释为一个‘停滞’的社会。”④对于这两种观点，前者有矫枉过正之嫌，后者则未能把握住内藤史学的文脉。本文尝试从《燕山楚水》的三个部分――《禹域鸿爪记》（游记）、《鸿爪记余》（杂感）与《禹域论纂》（评论）出发，首先总结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形成的中国印象，然后在内藤史学体系中分析产生上述形象的文脉，最后探究内藤中国观的原初形态与内在理路，从而展示内藤中国观的整体面貌。
1898年6―9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开始了，但很快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戊戌，结束了这场仅百余日的维新运动。在接近尾声之时，内藤分析道：“察其内情形势，清国改革之气运不足为恃。改革派之领袖康有为、汪康年等，缺乏旋转乾坤之大气魄、大力量。此外，全国人民柔惰怯懦之风气不易拔除”，①中国社会表现出“沉滞”②之气，改革之前途堪忧。内藤在中国旅行之时，刚刚过去一年，这种风气尚未完全散去。
1899年9月9日至11月25日，内藤作为《万朝报》的记者被派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游历了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武汉、南京、镇江等主要城市，拜访了严复、王修植、陈锦涛、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官宦名人，游览了长城、明十三陵、文庙、西湖、灵隐寺、寒山寺、沧浪亭、黄鹤楼、赤壁等名胜古迹。内藤既感受到中国在失败后社会风气的怠惰与士人的低迷心态，也体会到中国地域上南北地气与风俗的迥异，引发诸多感慨，形成了“守旧”之中国与“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
首先，内藤从变法方式、社会风气和文化特征三个方面体验中国的文化。内藤在天津和上海分别与蒋国亮、文廷式谈论了中国的变法方式问题，内藤认为“贵国人士如果只是坐在那里讨论，试图以口舌来完成维新，那是大错特错”，“希望用一纸法令让全国执行，这就是去年维新之举归于失败的原因”，③他指出中国士人空谈务虚，缺乏果敢的行动精神。内藤在天津逗留期间，与王修植、严复谈论了中国的社会风气问题，内藤对王修植说：
日本人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贵国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④
他认为依据当下的形势，中国连“守成”都难以为继。内藤在游览北京文庙之后认为，中国即使在康乾盛世也未能消除中国千年的文化积弊，表面的国泰民安反而掩盖了中国深刻的危患，不承认改革的必要，以致逐渐显露出衰落的征兆，因此内藤对张元济说：
安于旧态难以改变，这是贵国当朝的一大弊端。⑤
可见，内藤在与中国士人的笔谈与游览名胜古迹时，从口舌维新、进退无措和千年积弊上构建了一个“守旧”的中国形象。
其次，内藤从地力、人种和风土三个方面观察了中国的南北差异。地力方面，内藤在游历了北京地区之后认为：
从北京的规模来看，果然是堂堂大国的首都。……不过看了郊外的土地，我觉得地力已经枯竭，即便有真命天子出世，也不会再以这里为都城。⑥
他认为中国百姓只知道利用地力，却不懂休养土地，隐藏着深层的病患。人种方面，内藤在上海与蒋国亮笔谈时认为：
我觉得贵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并不是一个种族。南方人的骨骼轮廓很像我国人。……北方人大多浑朴桀骜，只是缺少英气。南方人大多英锐慧敏，缺点是不善持久，就像我国人一样。⑦
风土方面，内藤在从威海卫游览至上海后，认为上海郊外草木茂盛，和日本别无二致。在游览了苏杭之后，他对张元济说：
看到江南民风和物产的丰富，和北京附近迥然不同，内心感到对未来的希望。……估计关中的民风和物产，一定没有往昔的繁盛了，地力、人才都比不上江南。⑧
他在游览了京津地区和苏杭地区之后，认为中国的南北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北方在地力上已经枯竭衰亡，而南方却物产丰富，一副兴盛的景象，即形成了“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
从以上对内藤中国观表层形象的复原上，内藤第一种“守旧”之中国印象与源自黑格尔并被福泽谕吉等日本文明论者过度渲染的“停滞”之中国像有着极大的相似，所以才有论者指出内藤中国观的形成源自黑格尔。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就蕴含在内藤中国观的第二种表层形象上，即“北衰南兴”之中国。文明论者所谓的“停滞”之中国像是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中国在整体上是“停滞”的。与之相对，内藤“北衰南兴”之中国形象却是将中国看作南北“两个部分”，虽然北方已“衰”，但是南方可“兴”，孕育着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此暂且不论内藤将中国“两分”的方式是否别有深意，仅从这种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与“两个部分”的视角差异上讲，支撑内藤中国观表层的应当是与黑格尔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历史哲学相异的理论框架，这就是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
1907年10月，内藤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开设东洋史概论与清朝史课程，开始在学术上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京都支那学”，“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便是内藤中国史学研究的两大理论支柱。
关于“唐宋变革论”，有论者指出内藤将“唐宋”作为历史分界、以“宋”为近世起点的看法在1907年的大学讲台上已经谈到，并在1909年明确提出，最后在1922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公开发表。①这是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反映了作为内藤史学体系的“唐宋变革论”的发展过程。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过程，“唐宋变革”的观念在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便已明确形成，主要体现在内藤对中日书法的比较认知上。
内藤在上海期间与罗振玉讨论了金石拓本和书法问题，当内藤被问及喜欢何种书法时，内藤称自己欣赏六朝书法：
唐人的书法，我国还能找到不少真迹，书法家中也有继承其笔法的人，应该学习。宋人多改变古法，大多不能作为依据。②
随后，内藤在旅行期间以杂感的形式发表《书法与金石》一文，文中记载内藤曾拿出唐代流传至日本的雀头笔与严复、罗振玉交流书法技巧，严、罗二人均不得要领，于是内藤认为雀头笔的运笔方法在中国已经失传：
中国唐代的书法范式都在我国继承流传下来。而中国自宋代以来已经失去了正传，越是后来的时代越缺乏古意，到明清则古法荡然无存了。③
其中他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播，即唐代文化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二是中国文化的内部变迁，即书法风格在唐宋之际产生变革，至清代已没落。这种书法上的唐宋变革与内藤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近世转型暗自呼应，内藤认为中国在唐宋之际形成了社会的大转型，贵族政治衰落而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中国自宋代开始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朝。内藤将这一过程比作人的生命成长史，就像人会经历幼年、青年、壮年、老年各阶段一样，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幼年期的上古时代、青壮年期的中古时代和老年期的近世时代。④“唐宋变革论”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自宋代开始便进入近世，中国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也开始步入老年期，文化活力降低，不易接受新事物，于是至清代时中国文化逐渐走向“老衰”，呈现出“守旧”之形象。在内藤史学的文脉中，“守旧”之中国形象是由于中国自宋代开始“过早”地进入近世，至清代则耗尽了活力，进入垂暮之年，自然呈现出“守旧”气象。即，“守旧”之中国形象是位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唐宋变革论”的延长线之上，而并非源自黑格尔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停滞论”，尽管其表象类似，但其文脉却是两立的。因此，内藤在指出书法的唐宋变革后感慨道：
书法虽然是小道，但探寻它兴衰的缘由之后，不能不发出千古之叹。⑤
关于“文化中心移动论”，内藤最早是从地势论的角度进行论述。在《地势臆说》（1894年11月1、2日）一文中，内藤首先论述了地势与人文的因果关系：
地势与人文相关，或以地势为因，而人文为果；或以人文为因，而地势为果。⑥
随后，内藤在赵翼地气论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地势发于冀豫两州之间，进而从洛阳移至长安，再移至北京，同时东北的地气也十分旺盛，而人文中心则移至江南，当下地势则在岭南。内藤认为“中国的存亡是坤舆的一大问题”，所以尝试在地势论中“思考文明大势的移动方向”。⑦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十分注意对中国南北地势与文化差异的考察：
这里我要阐述一下自己独断的历史理论：南方的人种本来和我国相同，都是从热带来的茅屋人种；北方的汉族从住在洞穴进化到住在土石的房子里；因为文明的传播是自北朝南，后来南方人也逐渐住到土石的房子里，木造的房子也越来越模仿土石房屋的结构。①
也就是说，内藤认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始于北方，后来经过文化传播，逐渐移至南方。这一点在南北画风上表现更为突出，内藤认为“画的南北之分，不过是始于南宗一派以‘顿渐’来区分士大夫和职业画家的画品”，②画风的南宗北宗并非由于南北画风的差异，北宗画根本无法与南宗画媲美，给予南宗画以极高评价。也就是说，在内藤史学的文脉中，南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可见，内藤在中国旅行之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地势论为基础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并在此次旅行期间通过对中国南北地势与文化差异的亲历性观察与体验，自然形成了“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恰好印证了内藤自己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移动的理论。
由上可见，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形成的“守旧”之中国与“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分别源自于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与文明论者以西洋文明作为评判标准进而将中国置于“停滞”的认知框架相对，内藤是从“中国”视角出发在“文化中心移动”中追寻中国文化内部的“活力”，形成了对“中国文明停滞论”的理论“抵抗”。从近代日本汉学转型上看，在文明论与脱儒论③的双重挤压下，“人们对中国的蔑视所带来的轻视中国研究的倾向”④使日本的传统国学与汉学面临着强大的生存压力，产生了共通的危机意识，这种从“中国”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史的方式便是为了在源头上给予日本汉学以合法性。但是，如果分别沿着上述“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内藤中国观的两个中层理论继续走下去，却发现二者存在理论交叉，而这一交叉点却是窥探内藤中国观古层的“钥匙”。
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曾从书法的角度表达了唐宋转型的观念，认为宋以后的书法未能继承唐的精髓，以致形成文化断层。但内藤的另一层意思是，虽然中国未能延续唐代的书法精髓，但是日本却学习并继承了唐代中国的书法奥妙，即唐代书法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日本才是唐代书法的真正传承者。由上可知，内藤所谓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均存在两个维度的解读：一是中国文化的内部传承（移动），二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移动）。关于中国文化的内部传承（移动），如上所述，内藤主要从“宋代近世论”与“南北地势论”的角度进行阐述。以下主要从内藤对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移动）的论述上进行分析。
从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上讲，内藤认为：
从整个东洋来考虑，有中国这样一个大文化中心，它的文化传播四方，逐渐引发了周围各国的文化，使之形成了新文化。⑤
日本国内没有什么现成的文化种子，而是先有可以成为文化的成分，依靠别国文化的外力，那些成分渐渐集合起来，然后形成一种日本文化的。⑥
又因日本地处东洋，而东洋文化历来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所以日本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形成了自身文化。内藤指出，日本天平时代的文化在由中国文化扩展而形成的周围各国文化中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以遣唐使的派遣为中心，日本学习了唐代的三省六部官职制度、律令格式法令制度、书籍输入、诗文素养、雕刻绘画和书法书风：
总之，天平时代日本所拥有的文化几乎全部是中国文化的输入，但当时的人们不仅成就了其他各国所无法模仿的事业，而且日本人还拥有了自己的国语，创作了日本语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⑦
所以，他认为日本通过遣唐使的派遣尽得唐代中国文化之精髓，成为唐代中国的“文化”承绍者。
从中国文化的外部移动上讲，内藤起初主要是从文化中心在中国的内部移动上进行阐述，但到后来，这一文化中心的移动却不以国界为限，他认为：
文化中心这个东西单在中国内部而论也是逐渐流动的，同一个地方，文化并不总是繁荣。在中国，起初是北方渤海湾沿岸地方文化最发达，后来逐渐向南扩展，现今南方成为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中心之逐渐移动，与国境无关。①
在《新支那论》中，内藤更加明确地指出：
因为文化中心的移动不因国民的区域而停顿，而是继续前进，所以在接受中国文化上绝不比广东迟缓的日本，今日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相对中国文化形成一种势力，并非不可思议。②
既然文化中心不以国界为限而是逐渐移动的，那么作为东洋文化新中心的日本文化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向中国反射文化，这就是日本文化在东洋的真价值”。③所以，日本通过传承发扬东洋文化又通过明治维新吸收学习西洋文化，已经形成了新的世界文明中心，那么东洋的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必然从中国移向日本，并且将以日本为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向中国“反射”，成为东洋的“地理”承绍者。
从以上分别对“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的“文化”承绍和“地理”承绍的角度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作为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在“日本”这一因素上形成了理论的交叉。即：唐宋变革之后，中国的“文化”承绍出现断裂，在内部从繁盛走向老衰，但与此同时，日本却通过遣唐使制度引入中国文化并将之保存、发扬，成为新的中国“文化”承绍者；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心的移动不仅仅限于国界之内，从东洋文化中心移动的角度，其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超出中国国界移向日本，日本将成为新的“地理”承绍者，并向中国“反射”，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大一统”。在内藤看来，若将此二者进行综合思考，便是他所谓的“日本的天职”。
甲午丰岛海战后，日本和清政府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但此时尚未爆发大规模的战役，战争局势并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内藤在《所谓日本的天职》（1894年8月25日）一文中，先后否定了“和好论”与“征服论”，认为前者不会得到国民舆论的支持，而后者基于“进化之大则”主张征服中国、解决日本剩余人口与资金的观点则是策士虚谈。内藤从“天职论”的角度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意义：
日本的天职即是日本的天职，它不是以西洋文明为中介传给中国，再弘扬于整个东方，也非保持中国陈旧的东西尔后传给西洋，而是让我们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行天下，光被坤舆。我们在东方立国，东洋诸国以中国为最，因此要成就这一事业，就必须以中国为主。④
显然，内藤将这场战争作为一种日本文明发展的必然性予以对待，回避了征服论和殖民论的侵略意味，获得了“正义”的解读。
随后，内藤将这种理论用之于对坤舆（世界）文明中心转移的研究上，他认为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坤舆文明相继而起：
当时它们最有力量宣扬人道与文明，因此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们都为尽其责而出力。文明的中心之所以与时移动，其因即在此。今又将大移，识者实知此间肯綮，日本将承其大命。⑤
即日本的天职是“应天受命”，学者的任务是稽古揆今、因循损益，宣扬人道与文明，创造出新的思想。在此，内藤将日本文明的兴起与坤舆文明中心的转移结合起来。但这绝不意味着内藤的天职论是“通过提高学术、文化来复兴东方”，⑥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内藤在《新支那论》中认为中国物产丰富却不知利用，“可谓暴殄天物，而其近邻日本却为人口过剩苦恼”，⑦转变为自己先前所反对的“利源论者”，进而希望通过日本小商人在中国的经济运动：
根据日本的经验，有必要从中国经济组织的基础做起，日本人改革中国的使命即在此处。⑧
在这种无限制地将“中国”进行地理空间隔离、文化虚化与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解放”策略下，内藤直接主张：
以日本的力量加诸中国，无论是促其革新，还是其自发革新，最好的捷径便是在军事上进行统一。①
内藤中国观中的日本“主体性选择”②要素在此已不再遮掩，终于走到前台，“与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在知识论上有所合谋”。③至此，内藤不但在理论层面上，而且在实践层面对“日本的天职论”予以具体化，形成了没有“中国”的中国观，产生出一种“奇妙的倒错”。④可见，作为“诞生于对西洋不加批判的文明史观与狭隘化的国学流史学的峡谷之间的内藤史学”⑤的主要目的是挽救日本的汉学与确认“日本的天职”。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程；案例教学法；比较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122-02
1987年，国家教育部决定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必修课，要求各高等院校将《形势与政策》列入教学计划。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要求不断探索“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创新形势政策课的授课方式，在教学体制机制、教学内容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深入研究，不断创新。”[1]长时间以来，单一的讲授法是许多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经常采用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式缺乏与学生互动，很难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不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导致变成填鸭式教学。所以，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法使所讲授的内容学生真正听进去，一直是本课程教师关心的问题。在长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中，本人依据课程的基本要求、性质、特点，综合利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课程趣味性、科学性的提高，收到了良好效果。
一、讲授法
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教育被称作讲授法，是课堂讲授最基本的方法，讲授法的优点是信息量大、灵活性强。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讲授过程中，讲授法有利于教师准确把握政治方向，向大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但弊端也很明显，单一的授课模式使学生对授课内容缺乏兴趣，课堂气氛死气沉沉。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综合使用教学方法，实行多样化的方式教学。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形势与政策课程当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需要老师寻找真实客观、种类多样的案例，启发学生独立自主地去思考、探索，使学生建立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2]比如“中东、北非乱局”这一专题当中，我先以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为例提出案例，对学生给予启发，要求学生对突尼斯形势进行分析和讨论，得出结论后，再阐述有关的理论知识并对其结论进行评述。在这一过程当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学生们积极参与其中，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现状自然而然地得出中东北非乱局的主要原因。学生头脑形成了思考，而不是从前被动的做笔记记知识点，很好的实现了师生互动。
三、比较教学法
比较教学法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比分析，以确定其相同点和相异点。该方法有利于认识事物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使学生形成对事物的深刻认识。[3]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性强、信息量大、内容相对枯燥，单纯的讲授法难以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在这们课程上采用比较教学法，目的在于用事实说话，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过程得出正确的结论。形势与政策课中的比较方法，常用的为同一时期不懂国家间的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比较或者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相似事件的比较。比如，在讲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这一专题当中，把之前我国的以高积累、高消耗、高速度、高污染、低消费、低效率、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我国现在的国内外环境作比较，将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资源枯竭、能源高耗费、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而不得不先污染、后治理，与我国现在的环境压力相比较，引导学生们得出我们必须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降低碳排放，才有助于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和完善中国发展模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的结论。
四、多媒体教学法
多媒体教学，又称为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是指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符号、语言、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把多媒体的各个要素按教学要求，进行有机组合并通过投影机和屏幕显示出来，同时按需要配以声音。教师操作计算机，完成教学过程的活动。[4]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过程当中，合理的运用多媒体教学法就是把现代多媒体教学方法和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使教学内容形象化、生动化，达到最优的教学目的。教师可以将一些冗长的沉闷的表述用多媒体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中其中一个专题“国际恐怖主义”。如果单纯地只讲述恐怖主义的概念、影响、分类，容易造成学生疲劳，借助文本、声音、动画、图形、图像的综合处理手段多样的多媒体手段，可以刺激学生们的听觉、视觉，激发学习兴趣。我播放了荆轲刺秦王、美国3K党、黑手党的电影片段和“9.11”发生时的视频资料，吸引学生的兴趣，客观真实的资料也使同学们认识到恐怖主义的极大危害，方便引出下一节内容：如何应对恐怖主义，较好地达到了教学效果。
五、实践教学法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政策的变动，课堂上的讲授只是基本的内容，而真正要实现对大学生思想的塑造，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教学必不可少。在大学校园中，需要把长期、定期开展的形势与政策课和不定期开展的专题讲座、形势报告会结合起来。把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与社团活动相结合，组织第二课堂活动，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国际形势问题等作深入调查分析，客观、辩证地认识剖析。把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与大学生寒暑期社会实践相结合，依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中所说：“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三下乡’、‘青年志愿者’等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5]引导学生广泛参加社会调查和基层实践活动，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势政策课作为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覆盖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历史等方面，政策性、知识性强。形势政策课教师只有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大量的时事信息为基础，才能组织好教学活动，才能用正确的舆论引导学生的思想、树立正确的自身价值观，才能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为新时期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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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闫冰.比较教育思想在“两课”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26）.
关键词：跨国企业;区位选择;国家战略优势;国际区域;内部化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DI)近年来迅速发展，OFDI活动中的区位选择成为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经典的OFDI理论。虽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做出了不同视角的解析，但跨国企业仍常常面临如何选择东道国的问题(Assafetal.,2012)，从大量国家中选择东道国已经成为一种复杂和消耗时间的困难决策（Saen,2011）。
1“O-L-I”范式
Dunning（1980）在垄断优势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并在其后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了O-L-I理论范式，使O-L-I成为OFDI集大成式的经典理论范式，至今仍被众多的OFDI相关研究所采用（Stoian&Filippaios,2008）。
1.1企业所有权优势
新国际贸易理论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理论观点，而关注企业异质性则成为了其后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主张（孔欣和宋桂琴,2011）。Melitz（2003）提出了基于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异质化模型，生产效率、R&D投入等指标成为过去相关研究对企业异质性优势的表达（何奕和童牧,2012）。O-L-I范式对所有权优势的界定范畴要宽泛于以企业生产效率为主要表达的企业异质性，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亦不断将新的内涵引入到企业所有权优势中，但也使得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内涵与边界至今尚缺乏稳定和清晰的界定，即使就O-L-I范式本身而言，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企业内部化优势之间在内涵与外延边界上也是不清晰的。
1.2内部化优势
过去相关研究关于内部化优势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Rugman（1981）和Chi（2015）提出，如果跨国企业不具备超越东道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OFDI所带来的内部化收益低于OFDI的交易成本付出，那么企业则不会以OFDI模式进入该东道国。一种观点OFDI所带来的内部化收益低于OFDI的交易成本付出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企业经营活动的绩效，这是一种将内部化优势视为内部化绩效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内部化优势是跨国企业利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Cassonetal.,2009;Milleretal.,2016）。如果内部化优势被视为企业知识和能力，那么内部化优势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之间的区隔则变得模糊。
1.3第四种优势——（母国）国家优势
包括O-L-I范式在内的经典OFDI理论主要源于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普遍缺乏OFDI经典理论所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OFDI近年来却迅速发展且具令人瞩目的成长空间（Bianchi,2011;Gaffneyetal.,2016）。因此，在O-L-I范式提出的东道国区位优势基础上，部分学者提出了将跨国企业母国优势引入到OFDI研究中（Boehe，2016），进一步探讨在缺乏个体化的企业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否借助于母国国家优势实现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东道国市场的OFDI。但由于国家优势被限制于自然资源禀赋的思想下(裴长洪和郑文,2011)，（母国）国家优势在过去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研究重视（Ramamurti,2012）。
1.4企业OFDI的空间集聚与第三国效应
过去OFDI相关研究多采用”东道国-母国”双边研究模型，但空间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企业OFDI的东道国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区位布局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其他企业OFDI选择的影响（Blonigenetal.,2007)）。Boubacar（2016）检验了东道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力对跨国企业进入该国实施OFDI的正向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第三国具有挤出效应（马述忠和刘梦恒,2016）。空间模型以及第三国效应研究使得将过去OFDI研究中“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视角”扩大为“以区域为单位的研究视角”成为一种可能，甚至是一种研究发展需要。Rugman和Verbeke（2004）宣称，跨国企业应该考虑的是国际区域化战略而不是全球化战略，Banalieva和Santoro（2009）亦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球化导向不强的情况下，区域导向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绩效，暗示着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区域化几乎是其全球化的全部。
2D-A范式（距离-优势范式）
如图1所示，D-A范式核心部分由国家距离和FCR优势构成，国家距离在顺（逆）梯度扩张下，形成了环境差异下的跨国企业东道国选择的优势和劣势，而FCR优势则一方面直接影响OFDI区位选择，另一方面对国家距离效应形成调节作用，弱化国家距离形成的OFDI负向影响，扩大国家距离形成的OFDI正向影响，起到了提升跨国企业内化力和东道国引力的效应。
2.1国家距离
跨国企业选择进入的东道国与母国在经济发展、文化特征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复杂差异，即国家距离，对企业FDI经营活动形成了巨大挑战（Drogendijk&Martn,2015）。国家距离是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中的关键影响要素（Hutzschenreuter&Voll,2008），国家距离对跨国企业FDI东道国选择的影响机制已经成为目前乃至于未来推动企业FDI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Assafetal.,2012;Sumit&Kundu,2015)，国家距离对跨国企业FDI的影响机制受到研究关注与期待（Sumit&Kundu,2015）。Ghemawat（2001）以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等四个维度构建的国家距离“CAGE结构维度模型”是相关研究中的经典模型，CAGE中的部分或全部距离维度被后期学者广泛用于相关研究中（Campbelletal,2012）。地理距离是指母国与东道国在地理位置上的空间距离，Hofstede（1980）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维度对各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表达，亦有学者从价值观、语言差异等方面对国家文化距离进行表达(綦建红等,2012)。制度距离是指国家之间在规制、规范和认知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Kostova,1996)。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距离则显示了消费者财富以及企业产品（服务）成本与质量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异（Ghemawat,2001）。跨国企业的内部化优势、母国国家优势促进跨国企业选择进入东道国的作用机制在于其降低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以及制度距离等国家距离所形成的跨国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内部化东道国不完美的市场活动。地理距离的计量模型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采用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位置距离，文化距离的计量包括Hofstede的文化多维计量模型。经济距离和制度距离由于存在两国之间相对发展水平的高低，史伟等（2014）建议在传统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扩张方向，从而揭示顺、逆梯度下经济距离、制度距离对OFDI的不同影响。
2.2企业特定优势
企业特定优势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为国内所有权优势，包括生产效率、经营规模等；第二部分为内部化优势，即企业经营异质化市场的知识和能力。第一部分在过去的研究中已有较为明确的计量模型，而第二部分目前尚无确定的计量模型，根据本文“内部化优势为企业经营异质化市场知识和能力”的界定，建议采用国际化经验作为企业内部化优势的计量指标。Han等（2016）指出，差异化的东道国，尤其是在制度差异化的东道国运营经验能够帮助企业内部化其它东道国的市场缺陷。Miller等（2016）认为在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那么东道国异质化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暗示着东道国异质化开始阶段会增加管理成本但有利于企业内部化优势构建与提升，当内部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能够实施对异质化水平较高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的内部化，从而提升企业的OFDI绩效。企业内部化优势构建关键是知识的转移（Cassonetal.,2009），国际化经验有利于减弱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知识转移的负向影响（陈怀超等,2014）。Fan等（2016）则进一步指出，企业国际化过程就是企业经验化的学习过程，东道国当地的知识有助于企业学习后在相似地区的复制，并将不同的知识整合为全球化的知识。过去相关研究以“跨国并购或新建企业数量”或以“东道国经营机构数量”计量国际化经验（阎大颖，2009)，但东道国机构数量、跨国并购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对异质化市场的经营经验，本文建议在上述计量模型基础上增加采用国家距离计量跨国企业已进入东道国之间的异质化水平，从而更全面地计量跨国企业经营异质化国际市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2.3母国国家战略优势
在自然资源禀赋之外，Maruyama和Wu（2015）将国家品牌视为母国优势的构成，但Zeugner-Roth和Žabkar（2015）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母国品牌成为OFDI优势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品牌资产的提升将减弱母国劣势，而发达国家品牌的来源国效应促进了这些国家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Maruyama&Wu,2015），因此国家品牌是母国国家战略优势的考量之一。中国和希腊的OFDI发展或许能为研究提供启发。相关研究指出，希腊跨国企业的积极进取与扩张与政府的“希腊-巴尔干重构战略计划”以及战略资本投入是密切相关的（HellenicCentreforInvestment,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走出去”的国家战略(Cozzaetal.,2015)。上述研究表明，较之于资源禀赋与国家品牌，促进OFDI发展的国家战略更可能成为母国企业OFDI发展的核心母国优势。在国家战略支撑下，母国对OFDI战略性东道国或战略性国际区域的文化宣传、外交努力、金融合作、国家资本的引导等，则会形成基于国家战略的母国优势，为国内企业进入该东道国或东道区域提供政策上的引导、环境上的安排以及先行企业的示范等。在这样的国家战略推动下，母国企业将不断提升在该国或该区域的空间集聚，国内供应链的部分或整体式OFDI，缺乏个体化优势的跨国企业借助国家战略推动下的东道国或东道区域集聚，以低交易成本的整体协作实现对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的内部化。Chi（2015）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对国家政府行为与OFDI的关系予以重视。
2.4东道区域优势
东道区域优势的引入是将过去“东道国——母国”的双边研究框架发展为空间多边研究框架，且将研究对象从国家发展为国际区域。基于国家距离模型将全球国家聚类为若干个国际区域，即形成若干个区域间彼此差异而区域内国家彼此相似的国际文化圈，制度圈，经济圈。在相同的区域内，企业在不同东道国之间的扩张面临较小的交易成本，知识的溢出效应以及第三国的促进效应明显。将东道区域作为新的研究对象，不仅能够将跨国企业区位选择从双边研究框架发展为多边空间研究框架，从更广泛的视角揭示母国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集聚效应、企业东道国选择的发展机制，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自身特定优势较弱的情况下借助国家战略优势形成协同下优势增益的机制。
3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所提出的D-A(FCR)理论范式是在对经典OFDI理论及其它相关研究理论、实证结论进行梳理和辨析，并结合发展中国家企业特点及其OFDI实践活动发展的基础上所提出的OFDI创新理论范式。D-A(FCR)范式以国家距离为基础，从微观企业层面、宏观国家以及国际区域层面对企业OFDI动机及其实现的支撑能力构建一定的理论阐释，但尚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修正与完善。此外，D-A(FCR)范式的模型化尚需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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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大学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13-0073-03
[作者简介]汪国翔（1982―），男，江西上饶人，硕士，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教务学生部副主任，助教；莫启章（1972―），男，广西柳州人，硕士，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副主任医师，为本文通讯作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文）中指出，《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高校培养目标为依据，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紧密结合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这门课程的基本任务是通过适时地进行国际国内形势政策、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基础知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及时了解和正确对待国内外重大时事，使大学生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能够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敏锐的分析能力和较强的适应能力。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特点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的要求，《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提高大学生认识和把握形势的能力，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发奋学习。这门课程的性质与教学目的决定了其教学特点不同于其他理论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教学内容因时而异。
《形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针对性。《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该课程作为一门理论性、知识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同时又具有原则性、时效性等特点，这就要求授课教师要根据课程教学要求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包括课堂教学、多媒体教学、报告会、专题讲座、社会实践等，做到“五结合”：系统讲授与形势报告会、专题讲座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讨论、互动交流相结合，教师主动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大集中与小分散相结合等。1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现状分析
《形势与政策》作为高校思想品德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形势”与“政策”两大方面。形势，是指国内、国际的时事发展趋势，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的状态和趋势。政策是指国家或者政党为了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国家机关或者政党组织的行动准则。就两者的关系来看，政策的制定要以国际国内形势为依据，并且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调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尤其是“90后”大学生在校园中越来越占据主体地位，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大学生思维活跃，乐于接受新事物，对国际国内重大时事及热点和焦点问题关注度高。同时，随着网络媒体的日益发达，尤其是“微博”等新兴事物的普及，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广泛。由于青年大学生身心发展的不成熟，社会阅历不多，用于对社会问题观察的时间和精力少，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量，尤其是受部分西方消极、腐朽观念的侵蚀，大学生往往无法客观正确选择，如果不及时加以引导，就容易导致学生“三观”的迷失。
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部分高校教师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严峻形势，没有充分利用好《形势与政策》课这样一个有力的平台去积极引导和教育学生，抢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地。他们仅仅满足于完成传统的课堂授课，或是对本课程的重视程度不高，认为其重要性远低于专业课程，或认为仅仅是其他思想政治课的重复，从而在教学中流于形式或照本宣科。还有部分教师的教学手段和形式过于单一，内容空洞，无法吸引大学生的关注，导致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无法完成教学目标。
三、对加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几点建议
新形势下，国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广泛，受各种思潮影响的机会日益增多，这一切给《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面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成为值得任课教师深思的问题。
（一）统一认识，提高重视
高校和高校教师都应该认识到，自1987年原国家教委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必修课二十余年来的实践证明，《形势与政策》课对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势与政策》课作为我国高校思想品德课中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和主要阵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过程的实施还是教学方法的创新，都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人才。高校应该坚持把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理论素质和教学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在教学中，教师必须端正指导思想，讲授观点做到“不出轨”“不越轨”，坚持以正面引导和教育为主。要善于激发学生的高层次需要，把国家与社会的需要内化为学生的自身需要，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社会和自我，处理好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关系，更合理地实现自身价值。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教师一方面要及时把握本专业最新理论成果和研究动态，另一方面要通过积极参与实践活动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这样才可能在新的起点上研究出更新的理论，从而达到促进教学的目的。
（二）开拓思维，勇于创新
要积极大胆地开拓思维，多途径、多形式地开展“形势与政策”教学。首先，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途径。在课堂教学中，除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形势政策观、基本理论和专题内容讲授外，还应当注意把学生的参与性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来进行：一是专题教育与专家讲座相结合，在抓好专题教育的同时，对重点专题和学生密切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可以聘请专家来进行讲座；二是专题讲授和重大事件教育相结合，在突发重大国际国内事件时，及时增加或调整授课内容，与学生一同分析时事背后的真相；三是专题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课程教学的真正用意是指导实践，通过学生对生动活泼的社会现实的体察，将理论认知转化为行动力和执行力。
其次，高校应积极调动各种舆论工具。既要利用好传统工具，如校园宣传栏、黑板报、图片展览、校报、校园广播站、专题讲座、报告会等，同时也要利用好互联网、校园网、微博等新兴手段，全方位、多渠道、多角度地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返回家乡、走入基层，通过调研、考察、实地走访等方式将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强形势政策教育。
再次，教师要灵活利用各种现代教学手段。灵活运用多媒体和现代教学手段进行形势与政策教学，是增强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积极性的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2]教师应当始终坚持运用这一现代教育手段：一是要求任课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二是组织观看专题访谈、影视片、记录片；三是充分发挥校园网络的作用。在校园网设立“形势与政策教育”网页和专栏，充分运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教学、讨论等活动，丰富“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内容，增强教育效果。3
（三）加强教学督导和考核
高校应当将《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纳入学校统一的教学督导工作的范畴，与其他专业课及思想道德课程一样要求，安排督导员经常深入教学课堂，检查教育教学程序，通报和反馈教学情况。任课教师与其他课程教师一样参加教学评估。课程的考核应纳入教务处统一考试的安排范围，由任课教师命题组织考试，报教务处记入学生成绩。这样做既能规范《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程序，强化对任课教师的要求，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也可以使该门课程的建设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胡建波.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若干思考[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