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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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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论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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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更加紧密，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方式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随之而来的经济理论也层出不穷。本文写作目的是在系统归纳总结前人提出的有关国际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石的前提下，以发展的观点重点介绍近年来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对有关理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更好的指导未来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
关键词：经济合作 国际分工 一体化 要素移动
一、传统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一）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发表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个国家进行贸易的基础是以绝对劳动生产率衡量的绝对优势，生产和交换彼此具有绝对利益的产品，以达到共同获利的目的，从而可以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给各国带来绝对的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由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比较利益或者比较成本，并且把比较利益作为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倡导两国进行专业化分工。比较优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缺陷。/
2. 要素禀赋理论
俄林-赫克歇尔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各国都存在资源禀赋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商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国际交换。按照该理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反之。
（二）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中以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最为有名，该理论把世界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部分是外围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有很多优势，而外围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两者存在根本上的不平等关系，前者越来越富，后者越来越穷。外围国家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中心国家的不利地位，社会生活条件日趋恶化。该理论启示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秩序。
（三）结构需求理论
结构需求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从需求角度对北北贸易和部门内贸易做出了解释，根据该理论，贸易按照如下方式进行：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对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需求增多，从而带动本国工业制成品产量的增加，如果产量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速度，从而有能力出口这类产品，只有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才会有较多的需求，因而出口对象国是收入水平相近需求相似的国家，这样就使得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
二、经济一体化理论
（一）关税同盟理论
1. 静态效果—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建立关税同盟后，关税同盟某成员国的一些国内生产品被同盟内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的进口所替代，从而使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扩大了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同时，通过专业化分工，使本国该项产品的消费支出减少，而把资本用于其他产品的消费，扩大了社会需求，结果使贸易量增加。
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缔结关税同盟之前，某个国家不生产某种商品而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商品；建立关税同盟后，如果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被排斥在关税同盟之外，则关税同盟内部的自由贸易和共同的对外关税使得该国该商品在同盟成员国内的税后价格高于同盟某成员国相同商品在关税同盟内的免税价格，这样同盟成员国原来从非成员国进口的成本较低的商品转从关税同盟内部生产效率最高、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来进口。
2.动态效果
关税同盟的建立，在长期对同盟成员国的经济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有利于获得专业与规模经济利益，有利于投资的扩大，有利于技术进步。
（二）大市场理论
大市场理论的提出者西托夫斯基认为，把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合成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可以最大限度追求经济福利，其核心是：⑴目的是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利益；⑵通过市场的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html/jianli/
（三）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该理论认为，如果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相近，该种产品在那个国家生产没有差别，那么一个国家就可以放弃某种产品的生产把市场提供给另一国，而另一国则可以放弃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并把国内市场提供给对方，通过协议建立分工关系。
三. 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理论
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即指生产要素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形式在各国间所进行的直接流动，还应包括以商品为外化形式进行的间接移动。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原因有要素禀赋在各国之间差异性，国际市场机制原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和扩大等因素。
四．基于超边际分析方法的最新理论动态
超边际分析方法由杨小凯提出，它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分析方法，它复活了斯密关于分工的重要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新视角重整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多种互相独立的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沿课题。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 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在人们在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之前，先选择专业和分工水平，从而就产生的“角点解”和用来使对它的分析简化的“文定理”，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新./
五．国际经济合作趋势预测及总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高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增强，服务贸易异军突起，新的趋势主要如下，一是wto成为世界范围维护和完善贸易秩序的重要机制，未来的经济合作也势必以此为解决争端的机制；二是fta的贸易创造效应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旧格局崩溃，新格局尚未成型的转折时期，充满着各种变动和相对不变的因素。只有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和形势特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正确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挑战，发展自己并有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
参考文献：
[1].崔日明，李兵，刘文革. 《国际经济学》[m]. 机械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2].程璐. 《我国国际经济合作的现状研究》[j]. 当代经理人，2006（7）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的基本主题之一是对国际贸易动因的探索和研究。对贸易学说史的考察表明，比较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同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或相对成本）差异，是国与国之间产生分工和贸易现象的基本动因。那么，一个自然的追问是，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包括哪种或哪些成本呢？迄今为止，大部分国际贸易模型从生产成本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海闻等，2003）。[1]概括而言，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主要表达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它们分别从劳动生产率（技术）、要素禀赋、生产规模等视角找到了形成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根源，进而都可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然而，随着“制度与贸易”（North，1990；[2]Greif，1992；[3]Belloc，2006；[4]Nunn，2007；[5]）、“生态环境与贸易”（Siebert，1974；[6]俞海山，2004；[7]）、“可持续发展与贸易”（赵晓晨，1999；[8]傅钧文，2010[9]）等学术主题的日益兴起，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逐步出现多元化和广义化的趋势，仅仅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来分析比较优势已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进而难以通过国际贸易有效配置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和资源、无力协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则就是计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
毫无疑问，上述文献为本文写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由于已有研究对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认识不全面，导致其对塑造比较优势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统，同时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纳入比较优势形成过程的努力也极为鲜见。本文试图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并将其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贸易理论的若干新进展，力图表明当代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正在逐步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应通盘考虑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从而谋求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本文的分析不仅从理论上拓展了比较优势的成本观，而且对于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二、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
从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李嘉图模型到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模型可最终归结为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不同阶段的贸易理论只是在寻求产生这种生产成本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通过对李嘉图模型、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以涵盖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学术思想，从而确立本文的分析基准（Benchmark）。
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设融合了从李嘉图模型到规模经济模型的假设前提，具体包括：（1）两个国家、两种可贸易产品和两种要素。①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两种要素分别为L（劳动力）、K（资本）；（2）给定生产要素供给，生产要素可在国内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但不能跨国流动；（3）A国和B国在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4）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虑基于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A国和B国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对生产成本差异的比较优势吗？一旦综合考虑生产技术（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就需要分别分析三者的变动对于生产成本变动的影响。若将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与另外一个国家生产该产品进行对比分析，可能在某种因素上有导致生产成本取得优势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则可能存在导致生产成本处于劣势的作用。比如，A国在X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B国更先进，但同时，A国缺乏生产X产品的生产要素，或者生产X产品不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国生产X产品与B国相比究竟是处于比较优势地位还是比较劣势地位则难以判断。杨小凯、张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倘若要对李嘉图模型、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进行集成与综合，理论上的突破点在于确认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两国之间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价格向量P（A）、P（B）发生变化后，经过综合反馈，基于生产成本的优势和劣势刚刚抵消，从而使得两国关于两种产品生产成本的“相对比较”完全找不出差异，即，进而无法找到两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贸易现实来看，这只是一种小概率事件。更常见的情况是，经过生产技术、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两个国家关于两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差异，即，这正是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表达的核心思想 。在李嘉图模型中，特殊之处在于假设只有劳动力一种要素投入，并认为不同国家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上的相对差异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规模经济模型中，分别将分析视野由一种要素拓展为多种要素，由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拓展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递增，进而分别从要素禀赋和生产规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证据，但并没有影响上述“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作为评判比较优势的“基准”。
三、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观”的提出与论证
（一）基本假设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笔者认为，若从成本视角审视比较优势理论，它的“内核”在于“比较”，其“外围保护带”主要体现为对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础的界定。因此可将本文基本假设总结如下：
第一，两个国家和两种可贸易产品。两个国家分别为A、B，两种产品分别为X、Y。
第二，国际贸易的相关当事人是“社会人”，国际贸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现实中的人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乌家培，2011[20]）。从利己的角度看，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损人”为手段，即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利他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兼顾社会利益、生态利益、可持续发展等涉及“集体理性”和“长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环境成本，并根据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空间范围来看，大自然的诸多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却将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分析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第四，A、B两国的对外贸易均会产生代际成本，并根据代际成本内在化程度将其纳入厂商的生产决策中。也就是说，就经济贸易活动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考察国际贸易的成本和比较优势。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简化分析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贸易现实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成本或代价日益多元化，进而需要丰富比较优势理论中的相对成本外延，拓展其“外围保护带”，通盘考虑各种重要因素，构建系统和全局的成本观，为寻求科学合理的国际贸易成本补偿机制奠定基础。
为简单起见，本文在对上述四类成本（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进行加总时，先采取简单求和方式说明相关机理并拓展比较优势的“外围保护带”，然后再将其一般化。虽然这种处理难免存在一定误差，但是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更好的表达“全成本”的函数关系式，当前可以肯定“全成本”与其各个子成本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简单加总方式可以很明白地体现这一特点，故选用之。不过后续分析表明，这一简化处理并不影响模型结论的一般性。
在t期，i国一单位j产品的全成本表达式可简化为：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2）式左边为A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右边为B国X产品对Y产品的相对全成本，根据公式（1），可将（2）式转化为：
可分如下三种情况对此加以探讨。
情况一：如果
（3）式成立，此时A国在X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Y产品上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两国依然维持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下的分工和贸易模式。
情况二：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A国、B国均不存在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
情况三：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时两国比较优势状况发生了“逆转”，A国在Y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B国在X产品上取得基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此时两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也会随之发生“逆转”。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可增强、削弱、抵消甚至“逆转”一国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状况。一国要在某种产品上获得真正的比较优势，应将所有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言之，比较的成本不仅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一般分析
贸易以生产为基础，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在此意义上，传统贸易理论立足于“生产”视角并从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角度解释贸易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逐步深化，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国际贸易的本质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贸易活动中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随着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成熟和生态平衡破坏、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的凸显，宜人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打交道的成本（环境成本）。随着资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完善和经济社会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可持续性”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当代人与 后代人之间“打交道”的成本（代际成本）（杨青龙，2011）。[23]因此，除了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对于贸易活动是重要的，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过由于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属性，在传统的基于私人产权的经济分析中，往往难以将其纳入分析视野。然而，由于包括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在内的“广义要素”在当今世界中都日益显现出明显的稀缺性（虽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异），使用它们均会发生成本或代价，进而有必要将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纳入比较优势的“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广义要素”的成本范畴。根据前面的分析，就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本而言的比较优势可称为“狭义比较优势”，而在动态的经济—环境大系统中，基于生产、交易、消费等全过程和“广义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则可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在此可从多个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
从内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种物品的产权在跨国转移中，发生于国际贸易过程，进而涉及生产和消费、经济和生态、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资源要素的代价总和；从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国际贸易中的生产成本（PC）、交易成本（TC）、环境成本（EC）和代际成本（IC）等为子系统的动态开放系统。本文将“全成本”理解为一个系统，可将i国j产品出口至m国所发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写作：
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若贸易模式为“A国生产X产品并出口至B国，从B国进口Y产品；B国生产Y产品并出口至A国，并从A国进口X产品”，则有：
对应于前文所述的“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将（5）、（6）两式表达的思想称为“相对‘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一种综合比较优势（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禀赋比较优势（TFCA）、制度比较优势（ICA）、环境比较优势（EECA）和“可持续性”比较优势（SCA）的有机结合，可将综合比较优势函数写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将全成本函数和综合比较优势函数等均表达为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从一般意义上说，“全成本”和综合比较优势并非它们各自子系统的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是由其子系统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虽然前文的简化分析中曾将“全成本”写为四种子成本的简单求和形式，但这只是全成本函数的一个特例，现实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不排除将来还可能产生其他稀缺要素，进而纳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项目，并且各项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也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动态变化。
四、结论与启示
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证明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在同种产品上的相对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本文将其理解为“狭义比较优势”。然而，制度差异可以塑造比较优势，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现出来的交易成本应进入一国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和代际成本内部化，同样在塑造一国比较优势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各类成本逐步内部化，它们的累积效应将会改变比较优势的定义（潘家华，2007）。[24]比较优势理论广义化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在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同时纳入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广义要素，进而可将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的代价定义为“全成本”。其中，使用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等传统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生产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随着成本的广义化，当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由“生产成本”拓展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于是，可将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解为“广义比较优势”。需要特别指出，对国际贸易进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彻底推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坚持与继承比较优势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尝试从成本视角拓展其外围保护带，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学说。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较优势概念揭示了国际贸易起因和影响的一些最为重要的东西，在许多与现实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该理论本身仍能够成立。
若以“国际贸易的全成本论”为指导，一国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必须综合权衡“全成本”的各类子成本，尽可能统一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谋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较优势。为此，具体的战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统观念认识对外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3）制度创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谋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4）逐步完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5）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谋求基于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杨青龙，2012）。[26]
注释：
①为了简单起见，此处不分析国家、产品和要素的多维（大于二）情形。但不难证明，将这里的要素拓展为三种甚至三种以上，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发展不但可以优势互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可以加速我国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步伐，还对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区域经济及其重要意义
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经济区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区域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具有严格的内涵：在一个自然环境、人文条件基本相似的地理区域内，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实现最优化的发展。其必不可少的要素有：1、特定的地理区域；2、资源条件相同或相似；3、人文社会条件基本相同；4、经济活动的方式及特征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5、区域内形成统一、有序、健康的市场。在我国目前现阶段，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怎么使各地区都发展起来，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就是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很好解决的关键问题。区域和产业是不可分的，区域经济发展起来必定会带动一批产业发达起来。还要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把各区域联结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二）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差距大，总体发展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历史重任，也是实现现代化这一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其任务相当艰巨。经济发展应该是我们完成这双重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实现现代化应是一个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的过程，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的宏伟目标。
（三）新时期中国最根本的特征是改革开放。中国正处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地区差距，不仅对于实现现代化，而且对保持稳定，维护祖国统一，再树强国形象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借鉴和政策选择
（一）平衡发展理论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平衡增长论。他主张各个部门和产业同时投资以推进经济发展。他指出了两种基本的恶性循环，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关键是要突破资本形成不足这一约束条件，而影响资本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各种工业同时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从而提高需求弹性，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逃出来。这一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成立的。它为发展中国家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填平“低水平均衡陷阱”，改善“瓶颈”制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是迄今为止在实践中还难以找到平衡增长的成功范例。其弊病在于难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 (1)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内的工业同时投资，显然需要在短期内筹集巨额资金，这对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依赖外国资本也是靠不住的。(2)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也难以解决。同时投资，全面推进将意味着各个产业效率上的良莠不齐，高效率产业的比重不是很大，低效率产业大量存在，也就决定了宏观经济效益的低下。
（二）平衡发展理论
以赫尔希曼、缪尔达尔、诺思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平衡发展理论，如：
赫尔希曼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他据此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不是取消而是要维护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均衡，使不均衡的链条保持活力，不发达经济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守恒或趋于平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地循环运转，而是具有累积效果的。这个原理是反映了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客观运动，它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又是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此外他还提出了回流效应理论，揭示了区域外部因素引起的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扩张变化。
上述观点也有局限：不平衡增长理论并没有充分回答平衡与不平衡之间的界限以及不平衡增长内部多种状态的区分，这给实践中对增长方面的界定和判断增加了难度，它没有充分回答其主导产业、产业结构的关系。
（三）增长极理论
这是一种不平衡增长的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所谓增长极是指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增长中的推动性工业的集合体。它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溢出效应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增长理论对今天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上述理论对我们制定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原则和措施提供了借鉴和思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改变中国地区经济发展面貌，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大政策和发展战略，主要有：
1．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东后西，实行地区经济的不均衡发展，让先富起来的地区发挥带动、示范、帮助的作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中国地理条件复杂，区域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差别。过去我们推行平衡发展，结果是具备条件的地区多年没有较大发展，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下了很大力气，却没有太大的进步。邓小平同志从战略的高度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总政策，使我国东部有条件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都有了迅速的提高，当然也使地区差距扩大。江泽民同志继承邓小平同志地区经济梯次推进的构想，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东部地区的示范带动和帮助之下，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通过超长发展，迅速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为提高国家的整体现代化水平做出贡献。
2．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应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各地区要从整体利益出发，树立全局观念，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优势产业，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经济，加强各地区合理分工，避免地区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化，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同时要积极推进地区间的横向联合，协作，实行优势互补，形成有利于发挥地区特色和区域合作的经济体系。从而逐步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使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思路和重点
（一）发挥中心城市和优势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及帮助作用。
（二）发展特色经济，利用分工，发挥地区优势。
（三）发展并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整合各地区经济，优势互补、区域协作。
（四）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利用外贸加强我们的优势产业和地区经济实力。
（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通过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主导产业链。
参考文献
[1][法国]j·b 希德维尔， 区域经济规划问题[m]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
有关国家竞争力的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演化修正过程，测度方式也与时俱进。古典经济学者主要以资源拥有数量衡量或比较国家间竞争力，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在于尝试阐释国家间如何竞争。然而，经济学家渐渐明白仅靠资源拥有量的比较并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20世纪，从熊彼特到波特等更多学者的理论贡献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竞争力的意义。
一、当代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各种学说
（一）创新说
熊彼得(J.A.Schumpeter)在1934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创新”是指“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结合”，它包括以下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创新的产生离不开对知识和技术的投资。若是竞争对手无法迅速察觉新的竞争趋势，最先发明创新的企业可能因此改写彼此的竞争态势。新技术、客户新需求、新的产业环节、压低上游成本、政府法令规章的改变等都是造成竞争优势改变的因素。
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波特教授也很看重创新在企业取得竞争优势时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谓的创新不仅指技术上的改善，而且指做事方法的改进，比如新的促销方法、新的组织方式。一个企业在竞争对手没有觉察的情况下，首先采用创新观念，很可能由此而改变双方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进入国际市场中进行竞争的企业，在创新时必须同时考虑国内市场的需求和国际市场的需求。如果企业过份拘泥于国内市场的需求，会损害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不同于国内市场上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而且，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厂商创新压力较小，创新的意愿也较弱。需要指出的是，波特教授在竞争力问题研究方面更大的贡献则是其钻石理论。
（二）钻石体系说
波特的“钻石体系说”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因素、需求条件、支援与相关产业、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机会变数与政府等因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由于波特把上述要素罗列为类似钻石的菱形图形，所以也有人称其为“菱形理论”。
波特认为，充沛的天然资源是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同时，他也承认，国家缺乏某些生产因素时，这种不利现象也可能转换成产业升级的动力与压力。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二个关键要素是国内市场需求。在波特看来，国内市场大小与国家竞争优势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相反，如果能激发企业竞争，抢先发展高级与精致的产品，领先国际市场声势，本国市场即使规模不大，照样可以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支援性与相关产业的表现。产业能够体系化，不但有彼此拉拔效果，甚至能转换成其他国家无法仿效，也无可取代的竞争优势。第四项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是企业策略、结构与同业竞争。企业是创造国家财富的基本单位，企业体也是民族性的展现。民族性格不同，企业经营与竞争的形态自然也会有所不同。机会变数是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可变因素。机会的来源可能是自然演化的，也可能是由一个偶然的事件促成，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捕捉稍纵即失的机会。最后一项可变因素是政府。过分的干预和极度的放任是不可取的两个极端，合理的选择应该是以产业政策等方式适度的介入。
波特认为，由产业国际竞争力所决定的产业兴衰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在此基础上，波特把一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过程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等四个阶段。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于各个产业中的企业的活力，他尤其关注企业的竞争优势。如果国家能为企业提供诸如此类的良好环境，产业生产力得以大幅度提高，国家也将连带受益，国力也会增加。为此，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内各部门间若能连结为一链状机能，将提升产品价值，进而形成本身竞争力。在波特看来，并非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创造价值，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价值链的“战略环节”。
（三）制度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强调了制度对于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他对那种把产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于偶然技术革命的说法不以为然。而认为应把目光转向一个社会如何从封建制度以及产权系统的漫长孕育过程中脱胎走向现代化阶段。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对一个国家而言，除非现存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要保持经济组织有效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合理的安排，以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所谓正当的经济活动）。由此而来的结论是，社会发展和变革一定表明该社会的产权制度越来越能有效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从而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去，而不是相反。如果这种制度安排十分有利的话，还可以克服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
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也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经济发展与否取决于制度安排。进而，一国的竞争力归根结底与一国的制度安排有关。奥尔森指出：当许多发达国家一直徘徊不前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大相径庭的经济结果，决非是因为不同的国家拥有各异的资本或其他资源。一般来说，这一切也并非是由于那些经济状况最佳的国家获得了很多的资本，或某些国家的人民曾经被迫大量地去储蓄，更不是源于这些国家人均享有极多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上成功的国家往往拥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即不同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而那些在经济上不那么成功的国家则缺少这些制度。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制度的质量在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成效。在奥尔森看来，市场制度在一开始总不是完善的，只要其基本的框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即使在某些方面有缺陷，仍不妨碍经济成长。不可能等什么都安排好了之后，再来发展。他认为，只有在那些稳定的、充满信任感的和发达的民主社会中，一个繁荣市场所需要的权利从长期来看才有依靠。
二、关于竞争力问题的其它观点
（一）WEF和IMD的观点
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这两个竞争力的权威评价机构阐发了自己的观念。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的企业或企业家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和劳务的能力，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比竞争对手更具有市场吸引力。他们认为，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内部效率形成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后者是更主要的内容。所以在他们看来，国际竞争力既产生于企业内部效率，又取决于国内、国际和部门的环境。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的重点是受环境左右而形成的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国际竞争力报告》以未来5-10年的中长期人均GDP的经济增长为基础，建立多因素决定的系统评价体系，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内生化经济增长模型和大量经验性研究文献的综合。而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国际竞争力年鉴》从国际竞争力概念的定义出发，着眼国家整体的现状水平、实力和发展的潜力，兼顾国际竞争的资产条件和竞争过程、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引进吸收与输出扩张、个人风险与社会凝聚力的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四大平衡关系，强化市场经济理论在系统描述中的评价原则的开发与运用，建立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价体系。两机构都是从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政府管理要素、金融、基础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国民素质等角度来评价各国竞争力。
（二）综合国力论
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如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竞争力不仅以一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标志，而且体现于一国蕴涵的军事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及外交能力。他认为，国际纷争的背后，无不掩藏着争夺国家间的权力这一本质。
日本人则把综合国力分为三个侧面：一是国际贡献能力，包括经济、金融、科技、财政实力和对外活动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人口、资源、经济和防御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三是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经济、外交能力。其测算综合国力是采用社会调查法，亦称德尔菲法。这是一种直观判断预测方法，它是按“国力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强制能力”三个侧面指标化进行调查，再按调查结果评分统计，最后取平均值即为国力值。
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也曾提出过一个公式，其综合国力方程为：综合国力＝（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国家意志）。克莱因的综合国力方程把决定综合国力的众多要素大大简化了，其战略目标、国民意志、政府要素、政策水平等要素也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统一的估价标准，因而克莱因评分往往带着各评分人主观臆断的偏见。同时，克莱因公式是静态的，即没有从时间流程变化来估算综合国力，无法评价同一国家在各不同历史时期的综合国力变化状态。
德国物理学家富克斯于1965年出版了轰动世界的《国力方程》一书。作者采用的是一种物理学上科学简化基本变量、以外推法的派生公式为基础的科学方式，选择类似于生物种类逻辑增长的数学公式作为计算国力及其基本要素（如人口、钢、能源等）的公式，即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世界各国的国家综合实力与潜力。公式为：Mt=0.5［(Ms)t+(Me)t］。式中，Mt表示t时期的国家力量指数；(Ms)t和(Me)t分别表示t时期的钢和能源指数。后来，富克斯在1978年版的《明天的强国》一书中，重新修正了他原来的某些预测。根据中国从1950到1975年间25年的人口增长、钢铁生产和能源消费等方面数据都比美国和西欧发展要快的事实，富克斯预言，下一个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三）政府政策论
政府政策论认为政府的产业目标、保护政策、奖励出口以及补贴等手段是国家竞争力之本。这样的论点主要是根据日、韩等国家对汽车、钢铁、造船与半导体等少数大型产业的研究而来。但是，这种论点有明显偏颇之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力相当薄弱，但是意大利的出口成长率一度仅次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该国的生活水准也不断提升。即使在有强势政府的日本和韩国，干预成效也不尽如人意。在日本，传真机、机器人和先进材料等重要产业中，政府的影响力很微弱；日本的许多成功企业，例如汽车业，实际上并不是政府扶植的对象。首先打入美国市场的本田汽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遭到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重重阻挠几乎被迫歇业；而日本政府从1971年开始积极推动的飞机工业以及1978年开始的软件工业至今也未能跃升到国际领导地位。有的行业虽然在政府的保护下获得了成功，却付出了更为昂贵的代价。韩国政府野心勃勃地投入石化、机床等产业，但是成绩同样乏善可陈。环视各国，凡是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这说明，在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固然有它的影响力，但决非主角。
（四）管理文化论
管理文化论认为企业是创造国家竞争优势的主体，企业管理文化论也构成了研究这一课题的一个视角。这种理论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包括显性的意识形态和隐性的集体意识，它们共同决定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人们的理想追求，从而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并进而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效率和速度。如日本传统的文化理念形成了日本企业独特的经营模式，其中集体领导、劳资协作、终身雇佣制、全面质量管理常被认为是日本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看到了企业管理文化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深层作用，但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即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企业文化模式，在特定时期创造出竞争优势的文化理念在其它场合有可能成为企业发展的阻碍。在90年代日本企业正面临着这一困境。作为回应，本田汽车最近反过来采取了美国式的个人负责制，以终身雇佣制著称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也结束了永不辞退工人的历史。
（五）劳工组织论
劳工组织论从集体行动的非理性角度理解一国的竞争优势，他们认为工会是一种反动组织，是阻碍技术改进和经济成长的障碍。工会为了维持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先进的自动化技术推行，妨碍了对人力资本根据效率所作出的边际调整；工会制造了劳动力要素的二元市场结构并形成了工资刚性，阻碍了自动化技术的推行和跨工种的合作。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如果按工种、按工序比较，美国汽车业装配工人的个体效率并不低于日本工人，但是如果比较整个生产体系的效率，日本企业却要高得多。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企业分工灵活，工序协作好。美国工会为了保护会员的就业权利，防止资方削减雇工人数，就在劳资谈判时把工种分得很细，其结果是既妨碍了自动化的推行，也阻碍了工序间的合作，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丧失了劳动力。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仅仅是产业竞争中的一个现象，它并不能揭示出国家竞争优势的创造源泉和因素。
综观有关竞争力问题的各种理论和观点，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经典理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探讨竞争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并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全部。后来学者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们对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的视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而成熟的理论框架，指导人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竞争力的深层次问题，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
【参考文献】
①联合课题组：《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199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②RobertandXavierSalaMartin(1995),EconomicGrowth,NewYork:McGrawHill.
③Sachs,JeffreyandAndrewM.Warner(1997),"FundamentalSourcesofLong-RunGrowth,"AmericanEconomicReview.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形势
引言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对外开放日益深入，推动了外向型经济水平的提升。由于我国开始融入于世界市场这个大环境之中，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在日益扩大，这样一来也使得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有了明显的发展。然而据近期的调查研究显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就业率以及收入水平皆较为低下。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的专业素质较低，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缺憾等。总而言之，当前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
一、现阶段我国大学生就业的总体形势
我国大学生现今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就业荒”以及“就业难”的问题普遍存在。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也进入了高校学习，大学生的总体数量激增。
致使现阶段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是人口总量严重超过了社会岗位的数量，劳动力过剩；其次是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没有紧随市场经济发展的脚步；最后是劳动力市场有待改善，就业的信息渠道受阻。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尽管大学生的知识水平较高，但是其实践能力以及专业知识水平均有待提升，难以快速融入于实际工作当中，致使大学生的总体就业形势极其严峻[1]。
二、导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
（一）学生的专业素质较低
学生的专业素质较低是致使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就是要和外国的公司进行贸易往来，先决条件便是语言，另外还需熟知国外的相关法律。然而事实上，许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大学生并没有学好外语，甚至连使用最为广泛的英语也没有熟练掌握，无法与国外企业进行沟通交流。而且许多学生对国内的法律都一知半解，国外的就更加茫然。
（二）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过于落后
我国现阶段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不仅陈旧落后，而且与实际已经完全脱节了。现今国际经济与贸易公司对人才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样性以及实用性，但是高校却过于强调书本上理论知识的输送，没有将大学生各个方面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放在核心位置。学生们仅仅是掌握了一些理论知识，但是不知道如何将其灵活运用于实际工作之中，难以满足公司对人才的多样性以及实用性的要求，从而导致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三）大学生严重缺乏实践经验以及职业资格
现在许多企业对刚刚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并不十分看好，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毕业生的学习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无法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许多中小型的外贸企业，并没有过多的资金运用于新人的培训之中。而且外贸行业与别的行业行业相比，对实际操作能力的要求较高，但是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并没有接触过外贸业务，对有关的职业资格考试也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很多学生完全不做准备就参加考试，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这就致使许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学毕业生适应期较长，丧失自身的优势[2]。
三、改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形势的对策
（一）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各方面技能
学生应当刻苦学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对语言给予高度重视，尽可能做到精通，特别是使用最为广泛的英语。在学习的过程中，规划好今后的职业生涯，确定自身的奋斗方向。大学生最好在大学期间，寻找一家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企业进行实习，在积累工作经验的同时，使自身的阅历更加丰富，进一步提升自己各方面的技能。除此之外，还应当密切关注我国对外的国际经济和贸易，适当了解国外的法律及文化。
（二）高校应当转变人才的培养模式
高校应当对大学生的培养过程给予高度重视，除了向学生讲授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之外，还应当将理论知识融入于实践之中，调整人才的培养模式，尽可能满足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塑造出全面性以及实用性相统一的人才。具体可从以下几个点着手，一方面，应当建立基于国际经济与贸易行业背景的人才培养思维。另一方面，建立科学完善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新增《外贸软件综合运用》、《国际商务单证理论与实务》等重要课程。除此之外，还应当强化专业教育，将学生的行业优势、英文优势以及专业优势全部凸显出来，加强学生对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一专业的认同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丰富课程的内容，引进非学历认证教育
尽管外贸跟单员、外销员以及外贸业务员等资格证书和学历教育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考取了这些证书，必定会使得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一专业的学生的竞争优势明显提升。所以高校可以用选修课的形式将相关资格证书考试的培训内容吸纳进来，发挥非学历认证教育的实用性，让学生们在学校内通过这类考试积累丰富的经验，提前适应工作岗位，缩短适应时间，快速融入与工作之中[3]。
结语
现阶段我国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所面临的就业形式日益严峻，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现阶段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过于落后，学生素质偏低，严重缺乏实践经验。所以高校应当尽快转变人才的培养模式，S富课程的内容，引进非学历认证教育，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各个方面的技能。这并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而是应当面向整个社会的大学生。
参考文献：
[1]郭雪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就业能力研究――基于西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实证分析[J].中国商贸，2015，10（3）：186-190.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研究
1.形势政策教育现状与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目的在于顺应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趋势，结合当代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最有效地对大学生政治思维和社会品质进行培育和塑造，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形势下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它能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改革与发展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时代背景，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分析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激发学生对自身价值和未来发展的关注，尽早定位，把握机会，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要求我们“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并且指出应该“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充分说明了加强和改进形势政策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目前各高校的形势政策课程实践中，尽管有成功经验，但同时暴露出诸多问题。
(1)教学内容陈旧，照本宣科，不符合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要求，缺乏时代性。
(2)“热点追踪”式讲座为主，缺乏深入性和系统性。
(3)与大学生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结合度不高，教学成效甚微。
(4)教师队伍参差不齐，缺乏专业导向。论文检测。
目前，高等院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培养大学生政治素养和情怀、提升人格品质和情操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培养学生学会用多元思维面对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上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浙江科技学院作为一所工科院校，本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在重视专业课教育的同时，明确形势政策教育对学生身心发展，品格养成的重要性。在形势政策教育实践中，针对不同时期的国际国内热点，有选择、有针对地对学生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和经济形势教育，以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为毕业后的择业和创业补充知识、拓展视野。在近两年的教学中，课程结合学校“创新创业”校园文化建设主旋律，努力将形势政策课打造成为学校另一个创新创业文化传播基地，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丰富思政教学特色，提升学校办学声誉。但我们看到，形势政策教育中对创新创业教育内容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结合程度仍然不高。大多数情况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仍游离在传统课程教学的边缘，成为单独的课程单元，这不利于创新创业教育在高校持续稳定地推进和发展。
二.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必要性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大会。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指出在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的同时，要加强就业观念教育。即要让“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灵活就业越来越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让劳动者“主动适应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论文检测。全社会正掀起创新创业热潮，创业类课程和培训得以迅速普及并延伸。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推动支持下，在高校各部门和层面的积极参与和协同努力下，创业教育在大学校园内也在迅速推进。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紧跟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的时政教育课程如何凸显创新创业教育内容成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先进思想的主要传播阵地，担负着帮助大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理解国家政党方针政策的严肃使命。形势与政策教育更需要结合当前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为大学生引航指路，从根本上塑造大学生勤奋坚韧、服务社会、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社会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大处着眼，小处找手，把创新创业的精神和行动落实到实处，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构建以“两创”教育为基础的形势教育特色课程体系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强调创新创业教育是对创新创业教育本身有力的拓展和补充。大学创业教育分为创业理论教育和创业实践教育。其中对创业的正确认知和定位、以及作为创业者需要培养和塑造的品质素质可作为创业理论教育的基础经由“形势与政策教育”进行普及和加强。论文检测。本文关键研究如何从实践教学中探索出能够提升大学生对自主创业行为的积极评价和热情参与的方法；如何塑造大学生成为成功创业者的潜质和素质；如何将参与式的创业培训教学方式应用到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当中，提高教学互动性和学生参与性等。
3.1开发和探索提高学生对自主创业的认可度和参与性的方法途径
通过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择业就业、创新创业紧密结合,在实践教学中帮助学生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帮助学生正确定位创业活动意义和价值，转变“非公不娶”、“非公不嫁”的就业观念，明确自主创业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意义，在树立自身创业价值观的同时带动周边人群的创业激情，探索出一条勇于创新、敢于实践、创业为荣的方法和途径。
当前，大学生群体的普遍特性发生了微妙变化，他们充满理想抱负、具备社会责任意识，同时，思维更加感性，充满了激情。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倾向于将实现个人社会价值与事业创造的成功与否相互关联，更容易受到来自身边的成功典范的榜样引领作用。据此，形式政策教育可适时组织、安排初创成功的创业典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现场案例教学，让学生感受到真实的成功创业的可能性，积极引导更多的大学生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3.2开发和塑造大学生成为成功创业者的潜质和品质
成功的创业者各有各的成功之道，但是必定具备了普遍意义上的个性特征和能力水平。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创业理念和思维的培育不但有助于学生发现自我、开发自我，也有助于教师发现和培养人才，为推动校园创新创业教育打好基础，做好铺垫。同时，通过对学生个性特征的发掘和塑造，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理智对待就业创业选择，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创新创业活动中去，顺应社会改革发展形势，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优势，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形式政策教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情操、品质素质的塑造教育课程，完全可以担当起开发和培养大学生创业精神和品质的实践基地。学生可以在不同形式的教学中发现自身价值、发掘潜质、开发新能力，为毕业创业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丰富了形式政策课程教学内容，增加特色性和专业性。
3.3开发和探索创业教育参与式教学方式在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中的应用
依据成人学习原理，结合创业教育参与式培训方式，利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小组活动、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游戏互动等环节，改革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方式,充分开发与利用教育教学资源，增强课程教学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实现教学空间最大化、教学时间无限化、教学效益最大化。同时，通过广泛而丰富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习惯与能力，探索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社会化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产业集群 形成机理 政府角色定位
一、市场自发型的观点
1.马歇尔的观点。在马歇尔(1890)看来，产业集群的形成动力是自下而上的。工业之所以能够在产业区内集聚,除了自然条件和宫廷的奖励外,获取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根本原因。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将相关部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形成的集群称为“产业区”，并把这种“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而获得”的经济称为“外部经济”。
2.韦伯的观点。韦伯认为，集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各个工厂为了追求集聚的好处―――利益的增大、成本的节省而自发形成的，只有当工厂为追求集聚的好处而迁移，且所增加的运费小于或等于迁移后集聚而节约的成本时。因此，他认为集聚的产生是自上而下自发形成的，是通过企业对集聚的好处的追求而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集群的形成是不需要政府这种外部力量的。
3.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的配置效益存在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基本上有两类，一是区域外部经济的差异，一是区域之间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差异。当区域之间存在比较优势差异时，在“资源趋向效益，效益吸引资源”的原则指导下，产业势必在收益高的区位形成集聚。
二、克鲁格曼的政府推动型观点
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成为地方产业集聚诞生和不断自我强化的促成因素，但他又指出产业政策或贸易保护措施只不过是各种影响地方产业集聚形成演变的因素之一，并不必然导致制定者的预期愿望，产业集聚中所依赖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虽然如此，克鲁格曼认为，有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增长和生产率发展前景,政府应选取这些产业去形成集群,集中力量去发展这些产业,其他的则让其自生自灭。从这个意义上讲，克鲁格曼认为,集群形成是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外部力量的扶持。
三、波特的中性观点
波特认为,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任何产业,任何集群,如果使用先进技术,有受到良好培训的人员,你可以通过制鞋致富,也可以种庄稼致富,只要是用先进的方法从事这些行业,所有的集群都是好的,不应挑选集群,而应扶植所有的集群。这和克鲁格曼的重点扶植某些产业发展观点截然不同。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波特认为，不要去干预市场、扭曲竞争，而应去寻找制约集群发展的因素，着手加以解决。在他的钻石模型中,政府角色定位是:干预与放任的平衡。
四、文献评论
马歇尔研究集聚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一种产生集群的“空气”―协同创新的环境。但是马歇尔是为了研究企业组织而探讨外部规模经济的，同时，在他的那个时代，企业之间的联系基本上限于物质的投入产出，信息、创新等非物质联系几乎不存在，因此，受研究目的与所处的历史时代所限，马歇尔没能将他的协同创新的环境这一思路充分展开，挖掘集群产生的非物质因素。
韦伯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量化了集群形成的规则，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价值。但是，韦伯对集群的研究同其区位理论中的其它内容一样，是种脱离了实际的“纯理论”，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察，结论缺乏一定的现实性。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群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韦伯却将其抽象掉了，这是其缺陷之处。
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不是完全的，充分的，而是相对的，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提出区域要素优势落差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其理论不足是未将研究重点放在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原因上,忽略了非市场因素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阻滞。当不同区域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经过一个调整过程,区域间的比较优势落差不复存在后,这一机制对于解释产业的集聚便不再有效。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主要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们通过无差异空间、无运输成本等严格的假定前提条件得出相应的区位理论、区域增长理论等。而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理论则正是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将运输成本纳入到其理论分析框架，把因运输成本的减少而引起的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要素放在了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与发散性问题的分析上，从而得出与传统区位理论、区域经济增长及发展理论所不同的观点。波特集群理论认为，国家竞争优势不是遗传的一竞争优势必须创造;传统的生产要素无论如何丰富，都不足以保证长期的成功，持续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才是关键。
波特的钻石模型竞争优势理论在全球传播很广，但是具有竞争优势的区位不一定有竞争优势的群聚，有很多成功的“孤独明星”;钻石模型没有考虑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因素;波特模型中微观变量的作用不清楚，其模型中应该更多地强调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该模型最严重的局限在于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它解释了已经存在的群是如何诞生和成长的，但是不能预测创门将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是还未诞生的“成功中心”等问题。竞争优势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成四个基本的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284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Web A 1929:industry location 135-138,李刚剑等译：1997:《工业区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3]区域比较优势理论一方面汲取了马歇尔外部经济的原理，另一方面继承了俄林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挖掘了不同区域比较优势落差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4]Boudeville JR 1966:Problems of Regional Planning. Edingburg.Ledingburgh University Press
[5]王辑慈:《现代工业地理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6]KrugmanP 1991a :G eography and trade .Cambridge ,MA:MIT Press;1991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183-199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0-0026-05
在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时，理论界提出了发挥各自区域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1]。发挥比较优势无疑是正确的，但国内理论界并没有充分吸收比较优势理论的最新成果，把目光主要集中于单一的、外生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上，这就使比较优势战略的生命力大打折扣。本文首先介绍比较优势理论的最新成果，即新兴古典经济学（亦称超边际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然后根据它来探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
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三大转变
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Ricardo，1817）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学说，他指出一国即使在所有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比别国低，都处于绝对劣势，只要这种劣势的程度存在相对差异，也可以进行分工，使各国获得国际贸易的好处。杨小凯称之为基于外生技术效率差异的比较优势理论[4]。
从理论上看，一旦进行分工，虽然可以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是指一加一大于二的分工网络效果），但面临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的两难冲突。这个两难冲突只能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来解决，而交易必然发生交易费用。于是，分工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就产生了。当存在交易费用的时候，利用相对比较优势是否必然能够获得分工的好处呢？显然，当交易费用大于分工经济时，分工得不偿失，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因此，在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有相对比较优势，还不一定就有分工。
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假定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规模报酬不变且每种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随此种投入的增加而递减，生产函数相同（即没有技术效率的差别），但两国的资源禀赋不同。此模型显示在没有李嘉图技术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分工经济可能会因国家之间外生的要素禀赋差别而产生，一国应该生产和出口使用资源禀赋相对丰富的产品，进口使用资源禀赋相对稀缺的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多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
无论李嘉图模型，还是H-O模型，比较优势都是外生的，这就好像在说经济发展不是其内部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而纯粹取决于外部条件。经济学家们对此感到不满。同时，这些比较优势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技术和禀赋条件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比技术和禀赋条件悬殊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的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基于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诞生了（简称D-S模型）[5]。D-S模型是在规模经济与消费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基础上内生消费品种类数的一般均衡模型，基本思路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意味着消费品种类越多越好，效用水平越高；由于存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厂商应该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一种产品规模做大，意味着消费品种类减少，或者说增加消费品种类，意味着产品生产规模的缩小，导致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升，消费品种类越多虽然意味着直接效用水平越高，但商品价格越高意味着间接效用水平越低，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就存在这样两难冲突。如何解决这种两难冲突，办法是使人口规模和（或）资源增加，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自由贸易正具有这种功效，尤如我们经常说的可以“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一模型讲述了一个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发现即使两国的禀赋条件相同，也没有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但如果存在规模经济，则两国也可以选择生产不同的产品，开展分工和国际贸易。D-S模型是一个不需要外生比较利益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模型，克鲁格曼运用这一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为什么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量大的现象（即林德贸易模式），因为有规模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可以开展产业内分工，进行更多的产业内贸易[6]。
由于D-S模型存在缺陷，以杨小凯为主的研究群体在秉承亚当・斯密专业化与分工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系列的内生专业化分工贸易模型（称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无论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折衷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3]。即使所有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都天生相同，没有外生比较优势，只要存在专业化经济，每个人选择不同专业后都会产生内生比较优势。然而，生产专业化与消费多样化之间存在矛盾，只有通过贸易才能解决。而贸易又产生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大于每个人的专业化成本时，贸易不能产生，在多样化需要的强制下，每个人只能回到自给自足状态。贸易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这时每个人就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并通过贸易来满足多样化的需要，贸易便产生了。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贸易由地区贸易发展为国内贸易，进而国际贸易；如果存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交易效率的改进会导致商品种类数的增加。一个社会的专业化程度、结构多样性、贸易依存度、商品化程度、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等组织结构问题都可以由此说明。超边际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亦称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像D-S模型那样强调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认为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要视交易效率的高低而定。若交易效率低，像改革前的中国，尽管人口规模大，生产率水平却很低；若交易效率高，像日本、香港和新加坡，人口规模大就会成为扩大分工的有利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水平高的原因。道理就在于发达国家的交易效率比发展中国家高，提高了分工水平，增加了商品种类，扩大了市场容量，使得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更有利可图。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国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是分离的。国内贸易理论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分离这一理论假设上，消费者不生产，生产者不消费，消费者不贸易就会饿死，生产者不贸易就不能继续生产，这种单一身份的主体规定性决定了只有通过贸易才能维持各个主体的存在与发展，似乎在地球上只要有了人就必然存在国内贸易，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历史考证才能回答的问题，而其国际贸易理论则主要建立在外生比较优势基础上。同样是贸易理论，却有着不同的基础和形成机理，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是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说有重大缺陷。这一问题因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诞生才算得到解决。
我们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称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注：针对理论界关于超边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向国成曾建议把超边际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概括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并就此征求杨小凯教授的意见。2004年1月14日，杨小凯教授在重病期间通过e-mail回复，他说：“I support your position． XK”。)从李嘉图的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优势理论、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理论，再到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发生了三大转变：由单因素比较优势向多因素（技术、禀赋、交易效率）比较优势转变；由注重外生比较优势向外生与内生比较优势并重转变；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
二、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可能定理及一个类比性的解说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如果一国的劳动力与资本比例大于另一国，则该国应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是H-O定理。由此还衍生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简称SS定理)和鲁宾辛斯基定理(Rybczynski，1995) 。它们构成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四大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认为商品的自由贸易将使要素价格在国家之间趋于均等化；SS定理认为如果商品1相对于商品2为资本密集的，则当商品1与商品2的相对价格上升时，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鲁宾辛斯基定理认为当劳动力相对资本增加时，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产量上升而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下降。这些是关于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的描述。但以杨小凯为主的研究群体根据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这些所谓的规律是不存在的，当同时对技术效率比较优势、禀赋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比较优势这三个因素进行超边际的一般均衡分析时，H-O定理并不一定成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对资本相对丰富的国家也是同一道理。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普适性。他们认为“一般均衡是技术、禀赋、嗜好、交易效率等多个参数经由价格、数量之间无数反馈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适的规律”，“有关的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一些特定规律只在特定模型的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4]。这就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不可能定理。
上述思想是以杨小凯为主的研究群体立足于超边际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或全部均衡），通过多个数学模型发展起来的。为了使人们对上述思想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在这里使用一个简单的个人生产决策模型，把技术效率、价格和交易效率放在一个统一的数学表达式中进行类比性的解说。类比性在这里的特定含义是由于没有使用超边际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可能还不能完全表达“不可能定理”所包含的思想，只是通过类比来给予一定的说明。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导出了“不可能定理”，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发展无规律可循？我们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它的实践意义在于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主体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如果说外生比较优势是要求我们如何适应世界和环境的话，那么，内生比较优势则是强调我们改造世界和环境的主观能动性。正如李斯特批评人们只看到外生比较优势时所说：“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育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界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这倒不算一个可取的办法吗？历史告诉我们，有许多国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个植树者的办法，胜利实现了他们的目的。”[12]“不可能定理”也昭示着：
（1）一个经济主体可能在某产品上的外生比较优势处于不利地位，但只要内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效率足够高，它仍然可以选择生产该产品。如果说外生比较优势是静态的，那么，内生比较优势则是动态的，能够起到转化比较优势的作用。
（2）在多个国家或地区（两个以上）的竞争中，即使一国或地区具有某种禀赋优势，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能形成内生比较优势，交易效率也很低，它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7]。
因此，在经济发展上，不仅要“听天命”（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就是“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朴素真谛。
三、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战略：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
结合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根据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笔者认为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战略应该立足于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
1．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
迈克尔・波特根据一国竞争优势的转换，提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四阶段论，它们分别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几乎所有成功的产业都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如天然资源、适合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以及大量廉价的一般劳动力。竞争优势来自于“钻石体系”中基本生产要素的禀赋。在投资导向阶段，具有投资活跃、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产品标准化程度较高而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不发达的特点，“国家竞争优势奠基于从政府到企业之间投资的意愿和能力”[10]，在钻石体系中，竞争优势来自于生产要素、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及竞争环境的改善。在创新导向阶段，垂直和横向的产业集群得到发展，投资和服务业走向国际化，企业竞争力非常强大。这一阶段竞争优势来自于钻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相关及支持性产业的高度发展，寓于其中的创新能力最为重要，而依赖基本生产要素形成竞争优势的情形越来越少，即使没有基本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也可以通过创新扭转劣势。到了富裕导向阶段，社会价值挂帅，经济活力开始下降，竞争优势开始衰退。对比这四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大致是处在第二个阶段，但在某些地区也呈现出了第三个阶段的特征。这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确立经济振兴战略的大背景和基本依据。
2．立足于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
如果上述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基本符合实际情况，那么，仅停留于基本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振兴战略似乎没有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因为，从生产要素导向到投资导向，再到创新导向，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在竞争优势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小。然而，在讨论老工业基地的比较优势时，人们往往强调自己有什么，例如有大量的存量资本，有重化工业，有军工产业，等等。从理论逻辑来看，“有什么”只是比较优势的起点，比较优势的落脚点还在于你应该放弃什么，发展什么，不是说你有什么，这就成了你的比较优势。实际上今天之所以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说明老工业基地原有的很多产业在市场竞争中陷入了困境。以东北地区为例，它曾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煤炭、钢铁、木材、石油等资源的重要产地。经过大规模长期开采,一些资源濒临枯竭,资源依赖型产业已处于衰退状态, 2002年东北地区非金属矿采选、纺织业、石油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8个行业利润为负,而全国同期只有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的利润为负。东北地区产值利润率相对值大于等于1的行业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木材及竹材采运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四个，表明东北在全国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很少。从固定资产新度系数来看，到2002年,除吉林省大于全国水平外,辽宁、黑龙江都低于全国水平,而且黑龙江工业固定资产新度系数比全国低4．5个百分点,东北三省整体上也比全国低1．43个百分点[9]。对许多老工业基地来说，难以流动的资源已濒临枯竭，许多存量资本成了一种负担，能够流动的人才却往外走。总之，在国内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不断降低的今天，除了资源依赖型产业外，其他产业很难有什么禀赋比较优势，对加工工业尤为如此。现在只要政策允许，新兴地区要建立一个新的大型化工企业和钢铁企业都不存在资金、人才和技术上的太多困难，甚至还有后发优势。所以，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振兴老工业基地，尽管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如果还有的话）是必要的，但已远远不够，应立足于禀赋优势、技术效率、交易效率所形成的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的构建。
3．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的基本内容
在综合比较优势中，禀赋要素可以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10]。初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与半技术人工，而高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和大学研究所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是指可以被用在任何一种产业上的要素，如公路系统、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而专业性生产要素是指技术型人力、先进的基础设施、专业知识领域、以及其他定义更明确且针对单一产业的因素。当经济发展进入到投资和创新导向阶段，高级的和专业性的生产要素在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对一国或地区日益重要，它们不是自然而成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所以，人成为主导，人力资本变成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拥有生产要素是重要的，但迈克尔・波特进一步认为能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的程度重要。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经济主体要形成持久竞争优势，应该有一个内生生产要素的机制，使生产要素进入一个“生成―使用―再生成”不断向高级化演进的良性循环路径。在这一循环中“使用”环节至关重要，它是循环的动力和落脚点。如果“使用”环节短路，则生产要素向高级化演进的进程就会延缓，甚至终止。以东北为例，东北地区有高等院校142所，占全国高等院校总数的11．6%，每万人中在校的高等院校学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东北地区共有自然科学研究机构700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215．18万人,占全国的9．9%。但是2002年整个东北地区专利申请量只占全国的8．59%,不及上海一市多,而授权总量占全国7．26%,不及浙江一个省多。尤其是外观设计的申请和授权总量所占全国比重不到5%。显然这种科研成果情况与东北经济区内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校云集、科研人员众多的现状不相匹配[9]。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高级、专业化生产要素得不到有效使用，就不能达到应有的生产率和要素回报率，进而驱使这些要素向外流动，陷入“无效使用 低回报率 向外流动”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已有的专业化、高级化生产要素流失、萎缩。这说明创造出生产要素的演进机制远比拥有生产要素更重要，这种机制使要素禀赋动态化，可以改变不利的初始要素禀赋格局。所以，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需要形成生产要素高级化、专门化的内生演进机制。
技术效率分为外生技术效率和内生技术效率。外生技术效率在理论模型中是外生变量，由经济系统模型之外的因素来解释，在直观经验上，例如用土地肥瘦、矿藏贫富、气候温寒等自然条件的不同来解释地区、国家之间生产率的差别，就是对技术效率的一种外生性解释。而内生技术效率由经济系统内的因素来说明，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的核心。根据这一领域文献的主题及相关经济含义，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划分为五大研究思路[11]：（1）以罗默、卢卡斯、斯多克、阿温・杨为代表的知识外溢与边干边学模型，解释了意外的发现如何产生和利用。（2）以罗默、阿格辛―霍维特、格罗斯曼-赫尔普曼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认为有意识的发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3）以金―赖贝罗、琼斯-曼纽里、巴罗、贝克尔为代表的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在经济增长中的报酬递增效应，以说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4）开放经济内生增长模型，强调政府贸易政策及技术扩散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5）以杨小凯、贝克尔等为代表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增长模型。比较这五种思路，笔者认为劳动分工对技术效率的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最根本的意义。因为“边干边学”、“有意识的发展研究”、“人力资本的积累”都需要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展。所以，老工业基地要实现技术效率的进步，形成有利于专业化分工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是非常迫切的。在这里尤其需要对企业那种急于追求多元化经营的行为进行讨论。放在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中国的企业包括老工业基地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短短30年的历史来看，这些企业在特定的产业都还有广阔的成长空间。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企业热衷于多元化经营，寄希望于跨部门、跨行业扩张来做大做强。这里我们提出“树型”模型，把企业的成长比喻为树的成长，主要强调：（1）企业要走专业化的道路。试想树如果没有粗壮的树干，怎么会有枝繁叶茂？“树干”就是企业的主业，是它的专业化领域，“枝叶”是企业的多元化领域。根据“干枝”关系，企业主业的发展壮大是企业多元化的基础，当主业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时，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形成可替代程度比较低的竞争优势。（2）多元化应是主业发展的自然延伸。“枝”是树干的自然演化，内在于树干本身的发展，有相同的技术基因。当企业发展到相当大规模时，如果需要进行多元化经营，则应该重点选择与主业有较强的内在技术关联的领域，或者说是主业技术的自然延伸领域。纵观世界企业发展历史，惟有专业化才是企业做强的根本途径。所以，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需要形成技术效率进步的专业化演进机制。
交易效率是影响专业化分工的重要因素。在专业化分工中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专业化分工水平就是这一两难冲突的折中。交易效率提高，意味着单位交易费用水平降低，有利于提高分工水平。老工业基地通过专业化以提升技术效率，则需要提高交易效率水平。交易效率主要受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状况、金融等服务业水平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从目前的“瓶颈”来看主要还在于制度。所以，构建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需要形成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机制。
总之，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揭示的不可能定理说明经济发展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当中国经济进入投资、创新导向阶段，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战略不能只建立在基本要素禀赋的基础上，而应立足于要素禀赋、技术效率和交易效率所形成的综合比较优势竞争力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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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 产业升级 城市转型 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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