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56:45
1.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
2.剩余价值、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于改进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视角
3.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
4.抓住中间层次剖析当代资本主义——法国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演进
5.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
6.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及其延伸
7.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8.当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评析
9.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10.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11.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12.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
13.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
14.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15.工业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学、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民主协商制度——西方生态文明最新思想理论述评
16.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
17.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
18.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19.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20.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21.为什么大工业没有割断农业生产中的家庭纽带——马克思农业资本主义理论的解读及发展
22.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23.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
24.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总爆发
25.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
26.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及应对
2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28.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9.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30.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31.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谱系学分析
32.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33.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
34.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
35.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36.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冲突
37.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38.劳动关系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兼谈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演变
39.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40.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
41.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及其启示
42.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43.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
44.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45.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46.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
4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思考
48.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
49.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50.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
51.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52.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
5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54.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55.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56.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57.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
58.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的影响
59.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对经济学的贡献
60.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1.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2.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63.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64.主权财富基金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探析
65.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66.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67.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68.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
69.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
70.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71.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
72.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
73.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
74.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75.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
76.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
7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78.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启示
79.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
80.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
81.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82.学术资本主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8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意义
84.从“欧债危机”透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
85.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86.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87.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研究的典范——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述评
88.生产条件的政治化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危机论探析
89.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2年)(上)
90.“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
91.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92.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9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中国精神的弘扬
94.当前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审视——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视角
95.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知识论的视角
96.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及其解决——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及其理论动向
97.自然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评福斯特与奥康纳之间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战
98.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
【关键词】高校 金融专业 实践教学
一、新时期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现阶段，科技发展的非常迅速，我国经济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和提高。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相对的技术含量在新时期金融活动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笔者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现代化金融人才的必须要兼具实践性和创新型的双重特点[1]。这就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代金融实践教学的开展有了非常广泛的时代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新时期高校金融专业教学一定要从教学方法、教学理论、教学内容上与传统的高校金融教学有所区别。同时，也一定要让更多的金融理论得以在金融实践中可以进一步加深印证和运用。
纵观当前世界金融发展形势，我国高校大力开展实践教学环节和具体内容对于新时期高校金融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性意义[2]。首先，我国加入WTO之后，整体经济环境受到国际金融浪潮的冲击更为巨大，整个中国的金融行业也有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单单就金融人才的需求量来看，也有了相应的增加，特别是国际化的金融人才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推崇；其次，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微观应用型人才相应的有了更高的需求，具体来说，微观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灵活掌握财务运作方式、熟悉人力资源管理、对市场把控力强等能力，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作为支撑[3]。所以说，未来我国高校应当深入研究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建设完善的金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阶段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作用
（一）现代化金融人才的培养依赖于实践教学的开展
从近年来经济形势发展来看，新时期我国金融人才呈现多层次、多类型、多规格的特点。具体来说就是不同定位和特色的人才都有其应用空间[4]。所以说，现代金融人才的培养要根据社会的具体需求来进行定制，同r也要考虑到高校自身的定位和办学条件。就现实性的教育目标来看，我们也是着力于打造的金融人才也要具备高素质，强能力，重实践的性质。笔者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于这些需求来说，金融实验和实践教学无疑是重要的培养途径所在。
（二）金融实践教学有助于解决实践教学目标和现实实习环境的冲突
要知道，相较于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来说，金融类学科其自身的社会实践性更强。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金融专业学生的金融实践运作技能就要相应的增强。在校内来看，我们可以通过金融实验室来模仿实际的金融运作模式和运作环境，藉此来拟真现实的现实环境。这样一来，现实中实习岗位的有限的问题就可以有了一部分的化解余地（关于进一步建设产学研实践体系的策略，笔者在后文中也将做出相应的论述）。
（三）金融实践教学是新时期我国素质教育开展的有力体现
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核心目的，一是通过实际的实践操作技能的学习，藉此来掌握整个经济业务的处理方法；二是进一步培养金融学生具备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以此来对经济管理制度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看出，金融实践教学实际上是我国素质教育的延伸，也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开展开辟了新型途径，这也新时期我姑素质教育开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一条光明大道。
（四）新时期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的基础是实践教学
近年来，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金融信息化建设也成为了一种实际性的需求。由此，现代化的金融人才也有了新的要求，进一步将金融和信息技术相结合是现代高校金融教育的重点方向之一。在下文中笔者详细分析了现代金融模拟实验室的建设策略，这些都为现代化复合型金融人才的培养给予了无限动力。
三、新时期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对策
（一）明确定位高校金融专业的实践教学内容
众所周知，现阶段我国高校考核还停留在学分制的基础上，而且系统来说，理论是和实践所占据的比例是十分失调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现阶段我国高校现行的学分制系统当中，理论课程所占据的学分要远远大于实践类学科。更有一些高校仅仅将实践类课程作为选修课，给予的学分也是少之又少，长此以往，师生自然也对实践教学产生了淡化心理[5]。从一般高校的做法来看，仅仅在学生要毕业的时候让其参加必要的社会实践，更谈不上组织学生去重要的金融单位进行实习考察了，学校将找实践单位的工作仍给了学生使得学生的实践课程都只是出现在了形式之上，效果自然也只能是差强人意了。所以说，新时期我们在开展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对当前国内金融形势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再结合世界总体经济发展趋势，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性格特点再具体为其定制实践教学方案，以便能够切实提升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从实际出发，让学生逐步摸索到金融的内在性质和客观规律，不断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的综合素质，在人才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建设完备的金融专业实验室
受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很多高校都开始对金融专业实践教学重视起来。在笔者走访过的一些高校当中都建立了一些金融模拟实验室，这些无论是对校内金融来说还是对校外金融来说都取得了不少的成果[6]。然而，让我们走近这些金融实验室就会发现，很多金融模拟实验室当中都没有完善的试验器材和相应软件设施。我们可以这么理解，这样开展的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无疑是苍白无力的，整个教学效果也不能尽如人意。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时期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对高校金融专业实验室的建设力度，应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先进教学手段以求能够实际的对金融这个抽象的理论进行实践性模拟。具体来说，我们在实际进行高校金融模拟实验室硬件建设的时候要进一步参考金融专业的实践教学需求进行科研立项，从客户模式和服务器模式两种角度来具体进行实施；至于软件方面，我们则要进一步关注国际金融发展形势和科技发展趋势，综合性的应用现代化科技技术动态的去为学生定制一些专业的应用软件，以求可以更好当学生走出校园时与外界社会接轨。
（三）积极开展校外金融实践活动，产学研相结合
上文中我们论述的金融专业实验室可以被称为校内实践内容，相应的我们在进行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忽视校外实践的相关教学内容。要知道，校外金融实践活动是学生走出校园与社会接轨的实践性内容所在。笔者在这里要进一步指出，在我们对学生进行实际的校外金融实践活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让他们能够融入到真正的金融教学活动当中，从实际出发，也从理论层次出让他们可以在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积累金融实践经验，进而达到我们所提出的产学研的教学目标。
（四）运用经典案例来开展金融实践教学
笔者认为，金融实践教学的关键在于实际案例的应用，这就需要大量的经典案例来做支撑[7]。在最开始的时候，案例教学法是哈佛大学最开提出来的一种教学模式。当时，哈佛具体对高校教师做了进一步的要求，让他们在教导完实际案例基础之后，依据学校的一些教学目标和教学大纲总体需求来为学生挑选一些经典案例并对他们进行指导学习。笔者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案例教学法其实强调的是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进行实际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参与小组讨论法来和案例教学法配合，让学生可以在交流和合作中培养实践的能力和对团队的认识，从而让他们能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吧，像是我们在进行对国际金融外汇的教学过程当中，实践课程教师可以寻找一些国际上最新的金融走势图，让学生在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来具体看出整体性的经济走势及规律。另外，教师还可以进一步让学生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来预测我国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并以此来进一步印证他们学过的一些经济理论，做到学以致用。
总而言之，现阶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有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这个大环境中，高校金融专业也迎来了春天般的发展势头。因此，新时期我们深入研究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策略，努力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有着非常重要现实意义。然而，我国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相关研究开展的实践不长，很多内容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在，特别是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在设施上还是在教学体系上都存在相当的差距。未来，我们更要进一步深化我国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和教学策略，培养合格的金融专业人才，服务于现代化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胡士华.普通高校金融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探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01：126-129.
[2]毛莹，陈会荣.论新形势下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创新[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03：80-81.
[3]曹伊.高校金融保险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对策[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9：90-92.
[4]毛，张家胜.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探讨[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06：53-55.
[5]张玉纯，戴序，徐扬.国外成功经验对我国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的启示[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8，17：167.
[6]曹伊.浅议高校金融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框架构建[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9：119-120.
关键词：数学 金融数学 资产定价
引言
随着现代金融理论的逐步发展和完善，现代金融理论变得更加的复杂。而其中数学方法在其中的应用尤为重要，尤其是在金融数学形成之后，数学在进入体系中的应用变得更加重要。因此，分析数学在金融领域当中的具体应用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金融数学的基本定义
从金融数学的广义定义来讲，金融数学是指将数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到金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门新学科。从狭义的定义来讲，金融领域中的数学问题主要是对不确定条件下多组合证券选择以及组合投资资产定价理论的分析，其中的套利、最优以及均衡是整个理论当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基本概念。
将数学应用到金融领域当中就是以一些金融或者是经济中的相关假设出发，采用抽象的数学方法来构建如何金融机理的相关数学模型。金融数学的主要包括数学基本概念与方法、相关的自然科学方法等在进入理论当中的多种形式的应用。通过数学的应用来表达、推理以及证明相关的金融学基本原理。从金融数学的本质来看，金融数学属于金融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所以，金融数学是完全建立在金融理论的背景和基础之上的，通过金融正规学术训练的从事金融数学的人将会在这个背景下更加具有优势。金融学是以经济学的应用分支学科身份发展起来的，虽然它以自身充足的特征而从经济学中独立了出来，但是它依然需要以经济原理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作为基础背景。同时，金融数学还需要财务知识、税收理论以及会计原理等作为知识背景。
二、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在当前金融理论的数学应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就是利用数学来解决金融问题当中的随机性问题。而采用数学理论来解决金融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手段就是随机最优控制理论。
随机最优控制是在整个控制理论发展晚期逐步的发展起来的，通过应用贝尔曼最优化原理，在结合测度理论以及泛函分析的方法来对随机性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形成于上世纪的60 年代末，并在70年代初变得逐步的成熟。从应用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方法而言，金融学家在这方面的反应是十分迅速的。在70年代初，金融学研究领域当中就出现了几篇相关的经济学论文，其中就包括默顿（Merton）利用连续时间的方法论述消费与资产组合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两者之间的组合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而布罗克 (Brock) 和米尔曼（Mirman）则在随机变化的情况下，使用离散时间的方法对经济最优增长的问题进行了论述。随后，随机最优控制方法在大部分的金融领域当中都得到了应用。我国的彭实戈等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大量的卓越贡献。
三、微分对策方法在期权定价与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在现代金融理论当中，数学在金融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利用微分对策方法在期权定价以及投资决策中进行了分析，而且这方面的应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由于在金融市场的整体规律与稳态假设不相符合，出现异常的波动过程中，就会导致证券的价格出现异常变化，往往这种变化不服从集合布朗运动。这时，我们就需要使用随机动态模型来对证券投资的整体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这种方法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中都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而利用微分对策方法来对金融领域当中的非几何布朗分布规律的金融问题有重要的所用，不但可以有效的放松这个方面的假设，还可以将不确定的扰动假象成为敌对的方面。针对整个不确定问题进行的优化分析将可以得到稳定性(鲁棒性)最强的投资组合策略。
同时，在利用微分对策方法对进入领域中的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只需要进行一次贝尔曼方程的求解，而该方程属于一阶偏微分方程，相对随机求解问题中的二阶偏微分方程而言要简单得多。所以，应用微分对策方法来研究金融领域当中的问题将具有广阔的前景，尤其是对于那些随机对策、重复问题、组合问题等金融证券投资问题当中的研究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这里所提到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就是建立在以夏普、林特纳以及莫辛独立提出的模型基础之上的。这个模型具有一系列的相关理想假设，可以将其数学模型描述成为：
或
其中，——零风险利率；
——证券市场所有证券的评价预期收益率；
——证券市场所有证券的评价预期方差；
——证券I 的预期收益率；
——证券I 的平均收益率；
——预期收益率与平均收益之间的协方差。
通过利用CAPM模型，建立起了风险与证券收益之间的关系，将风险报酬之间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完整的表述，也就是说风险报酬属于一个影响着证券所有收益的相关影响因子的风险组合。而所有的相关因素是表示的是证券市场对风险的承担者所提供的报酬，它们只与各个相关因素直接相关，而与单个证券种类没有明显的关系。利用这个证券模型建立起了各个证券收益与整个资产组合收益之间存在的量化关系，其中的 值反映的就是这种相关程度的大小。而各个不同程度的 值就可以反映出证券市场当中所有证券的收益结构。在金融领域当中，还可以利用CAPM来对证券金融市场中的风险进行归类，分为系统与非系统风险两种。总的来讲，通过数学来建立模型，可以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以及收益的预期提供一个更加近似的预测。
五、结语
本文对金融数学的基本定义以及功用进行了论述，从随机优化理论、微分对策在期权定价与投资决策中的应用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构建三个方面探讨了数学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体现出了数学对现代金融分析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陶袁，张志军.现代金融理论中金融数学的应用. 集团经济研究, 2007(34):252
关键词：金融本科 环境 培养目标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金融本科人才成为当今社会成为最重要也是最紧缺的人才之一，金融本科学生因其数量多在金融教育中受到格外的重视。因此，根据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面临的环境，在对其培养目标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下研究改进金融本科教育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面临的理论与市场环境
（一）面临的理论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以银行活动为核心的金融格局，逐渐向以资本市场的融资活动为核心转化，由此以财务决策和金融市场的实际操作为主要内容的微观金融理论逐渐被大家重视起来。由托宾和马克维茨创建的现资组合理论和资产定价理论形成了现代西方金融学的主流学派。
伴随西方金融理论向微观转化的潮流，西方金融教学开始日益重视资产定价、衍生金融工具、货币时间价值等金融经济学的内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国的金融本科教育也应该适应这一世界金融理论引领的金融教学方向的趋势，使金融本科教育与金融理论的发展保持一致。
（二）面临的市场环境
1. 国内市场环境
从1994年实行新的金融体制以来，我国的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较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及金融机构改革不断推进
市场经济改革之后，我国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的“大一统”的金融模式解体，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体系：除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外，1994年又建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而且出现了大量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外资和合资银行大量涌入，可以预见：随着入世带来的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金融机构多元化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伴随金融机构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转变，中国的金融改革也在不断向前推进。除了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做出界定、整顿同业拆借市场、规范货币市场外，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公司化和上市以及利率的市场化。这些新变化无一不对金融学本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越来越丰富，而且要求其要能够紧跟时代特征更新知识。
（2）金融市场趋于成熟
我国金融市场经过20多年的锤炼已经越来越趋于成熟：以银行同业拆借和债券回购市场为核心的货币市场和以股票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货币资本市场规模的发展壮大，又带来了筹资方式由间接为主转为直接为主，筹资方式多元化的同时也带来了金融工具的不断更新及金融风险的不断加剧。
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不仅使金融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要求以往金融本科教育中忽视金融市场理论和实务的传统金融教育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加入与金融市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理论与实务知识及技术，以使金融本科教育的内容有多元知识的结构。
2. 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
当前，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伴随这种经济发展潮流，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在加快，经济领域中对单一性金融人才的需求必将减少，从而增加复合性金融人才，即既懂管理又懂金融的人才和既通英语又懂金融的人才的需求。这就要求高校的金融本科教育以最快的速度和方式不断培养出具有全球视野、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二、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
在我国金融学专业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曾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对人才培养目标做过几次大的调整。20世纪50年代主要强调培养金融战线的领导干部，60-70年代主要培养又红又专的财经工作者，改革开放以后强调为金融系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设置了金融学专业，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普遍定位在“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这无疑对金融本科教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面临新时期金融本科的人才市场需求，这个目标定位显然要加以调整。通过对近几年金融本科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结合国内外金融业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当今金融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定位在“重点培养通才中的专才”较为合适。理由如下：
1. 以“通才”为主要的培养目标
过去我国的金融高等教育基本上属于“专才”教育，这种培养模式比较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当前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入世6年来金融业越来越开放，这就要求金融本科教育不能只注重某方面的知识传授，学生既要掌握银行的有关知识，也要掌握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有关知识和理论，同时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学生还必须掌握大量的国际金融知识，熟悉和了解国际金融的有关原理和规则。因此，金融本科教育必须以“通才”为主要的培养目标，打造宽厚的基础，强化综合素质的培养，锻炼学生全方位的能力。
2.市场需求状况要求必须强化“专才”教育
市场需求是我们确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而当前各类企业的需求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的金融本科教育在“通才”的基础上必须强化“专才”教育。一个专业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就业率及就业的满意程度。当前金融本科生的就业问题存在一种矛盾，一方面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金融本科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当然这与个别毕业生就业期望值过高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培养目标定位不够准确。各类企业的不同特点要求金融本科学生在具备丰富金融知识的同时，要根据本企业的业务特点强化某方面的技能。金融专科生较薄弱的金融基础知识使其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而更高级别的研究生又因过于侧重理论知识也不适合做具体的金融工作，大量的企业需要的是既有广博的金融知识又在某方面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如金融市场决策，需要金融本科生在具备丰富的知识之后又把“专”的知识学会，在市场决策中专管某项业务，而且决策要正确。所以，我们的金融本科教育仅局限在“通才”培养上还不够，而应该是不论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都是“通才中的专才”。
三、新时期金融本科教育的思考
（一）改革并完善金融本科课程设置，以适应新的培养目标定位
无论是何种培养目标定位，都必须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强化或弱化某些教学环节来实现。“通才中的专才”这一金融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的课程设置，总体应以“淡化专业课，强化选修课”为思路。专业课可以保证学生掌握本科阶段必需的基础知识，满足本科阶段“通才”教育这一培养目标，选修课则可以保证学生根据自身需求满足“专才”这一目标定位。学生毕业后无非两大去向，一是就业，二是考研。基于这种实际，可在金融学专业上设定多个金融方向，并在各方向上设置不同的选修课群体，这样来保证所有本科学生在具备一定金融基础知识的“通才”基础上，既满足部分学生就业的“专才”需求，也满足部分考研学生的“专才”需求。
（二）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满足新的环境需要
1. 结合专业特点，采取多种教学方式
当前我国高校金融专业教学大都以课堂讲授为主，将知识灌输给学生。学生学起来没有兴趣，学后知识又掌握得不牢固，导致“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的弊端出现。因此，可尝试多种教学方式并用的形式教学，如采取课堂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知识传授。金融学的许多课程如《国际金融市场》、《银行会计》、《证券投资学》等实际上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可以在传授课堂知识的同时，运用案例教学加深学生的印象和激发兴趣，运用模拟教学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加强校企联系，建立“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在注重学历这一社会潮流下，各高校的教师队伍基本上由硕士或博士组成。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但自身的实践能力却不够丰富，具体到微观的业务操作可能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在教师传授理论知识之后加大学生校外实习的力度，让学生到实际的金融部门去实习，实现“走出去”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实现可通过教师与实际金融部门的课题研究，加强与金融企业的联系，以方便本校学生的实习。同时，还要运用“请进来”的方式，定期聘请金融实际部门的专业人士以办讲座、座谈等方式，让学生掌握最新的金融发展状况和简单的实际业务操作。
（三）在适宜的课程中推广双语教学，以强化金融本科学生的外语能力
中国入世带来的金融开放程度的扩大及金融全球化趋势都要求现代的金融本科人才既要掌握大量金融基础知识，又要强化英语和通晓国际金融惯例，满足这一要求的最佳途径就是在适宜的课程中推广双语教学。目前双语教学在很多高校都已经受到重视，但总体上还处于摸索阶段。在这一探索中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一定要根据课程本身的特点和课堂容量确定是否进行双语教学，一般来说，课程难易程度适中，学生人数较少的班级适宜推广双语教学；二是要注意加强双语授课教师本身的英语及金融理念的修养，某种程度上这是决定双语教学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三是要注意双语教学选择的教材应以最新的英文原版教材为主，这既有利于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跟踪金融理论的前沿，使学生掌握最新的金融理论知识。
（四）积极筹建金融实验室，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创造条件
为了达到“通才中的专才”这一目标，除了课程设置上在专业课之外加大选修课的份量来体现以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要有配套的金融实验室来体现。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培养方向建立相应的金融实验室，如模拟银行、模拟股市等。又如在模拟银行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的货币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银行会计等理论知识，通过计算机谋求一个职位，模拟银行业务。在这种模拟环境中，学生通过进行业务模拟实践，可增强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李扬等.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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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来源：200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也就是说，上述从经济层面展开的讨论往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一个重大背景，即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前基本上都会实行金融抑制政策。在这些国家中，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是政府获取收人的两个重要渠道，金融抑制承担着为政府提供隐性财政收人的重要任务(Battilossi，2003)。因此，在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政府并不是完全的利益中立者，而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可能是利益的攸关者;金融改革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限制政府的这些金融特权，削减政府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肆意擭取。换而言之，在考虑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时，不能仅仅从一般的经济层面进行讨论，更需要将政府纳人到这些分析框架之中。
一旦考虑到政府在金融抑制与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那么以下几个问题将不得不面对：第一，如果金融改革损害了政府的固有利益，那如何保证政府的改革动机呢?第二，如果金融改革切断了作为政府隐性财政收人的金融抑制租金，又如何能实现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呢?当前中国的财政税收体系是否能足够承担起金融改革所带来的财政成本损失?
本文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力图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讨论，第四部分是对中国金融抑制租金的估计，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作为对凯恩斯主义(Keynes,1936;Tobin,1965)的反动，金融抑制理论由麦金农和肖在1970年代初最先提出(MCKhm〇n，1973;Shaw，1973)。他们认为，政府对利率的人为压低不利于储蓄和资本的积累①。在麦金农(McKinnon,1973)的“外部货币”分析框架中，企业生产主要依靠内部融资，因而在投资之前企业需要积累足够的货币;此时，在货币需求和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低利率将会降低企业的货币需求，并减少企业的投资行为。肖(Shaw,1973)则强调金融中介的作用，指出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金融中介的运行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中介通过期限转换、风险混合、规模经济等渠道可以增加储蓄者的回报，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从而增加储蓄和投资。同时，McKinnon(1973)、Shaw(1973)均指出，当利率被压低到市场均衡利率之下时，将会出现信贷配给，此时的资金不是按照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而是按照其他方式进行配置，比如政治影响、抵押品的质量、信贷官员的利益等，这将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Eschenbach，2004)。
在麦金农和肖之后，卡普尔、加尔比斯、弗莱、马西森等一大批经济学家都对麦金农一肖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Kapur，1976;Galbis，1977;Fry，1978;Mathieson，1980)。Kapur(1976)、MathieS〇n(1980)等人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关注，并指出在贷款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的要求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利率，从而减少了家庭的存款需求，抑制了金融部门的扩张。Galbis(1977)构建了两部门模型，指出金融抑制阻碍了流动性资金从低回报率的传统部门向髙回报率的现代部门的流向趋势;增加存款利率将增加传统部门的货币需求，促进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转移到现代部门。
按照麦金农一肖假说，金融抑制国家如果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将向高处的均衡利率移动;而高的实际利率将增加储蓄和投资，并提高投资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再次增长。遗憾的是，之后的大多数实证研究并没有支持高利率刺激投资的这一论断(Ostry和Reinhart,1992;Jappelli和Pagano，1994;Bandiera，Caprio,Honohan和Schiantarelli，2000)。Ostry和Reinhart(1992)指出，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受到生存性消费水平的约束，在接近生存性消费水平的低收人国家,居民的储蓄行为对利率并不敏感。Campbell和Mankiw(1990)也指出，在金融欠发达地区，普通家庭往往缺乏进人信贷市场的必要通道,从而面临着流动性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庭并没有平滑消费的能力，从而会出现非自愿性的消费约束。金融改革放松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因此，基于上述的理论模型和经济实证，可发现:金融抑制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减少投资的数量，而在于降低了这些投资的效率(Fry，1997)。金融自由化可以在不减少消费的基础上，提升投资的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和经济的增长。因此，从上述理论分析出发，一且认识到金融抑制的危害性，那么金融改革将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Battil〇ssi(2003)在考察了欧洲各国在资本自由化进程中的反复态度之后，询问道：为什么金融抑制如此难以破除呢?为什么在金融抑制的负面影响被广泛认识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仍然长期坚持这个次优的政策工具呢?Battilossi(2003)认为,公共财政的分析方法(PublicFinanceApproach)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绝妙的答案:金融抑制可以为政府提供一种隐性的财政收人，这可以延迟政府为了平衡预算所需要进行的痛苦改革;尤其是当政治架构不合理的时候，当前政府没有完全内部化未来债务偿付的成本，往往会产生过度的借贷行为，并将改革的成本转嫁给未来政府。金融抑制的收入越高，金融自由化的争议和阻力也就会越大(Alesina，Grilli和Milesi-Ferretti，1994;Bartolini和Drazen,1997)。
VanRiet(2013)指出，从全球范围来看，不仅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抑制，发达国家也实行金融抑制，只是在程度上存在不同而已。关于政府实行金融抑制的动机，目前存在两种理论解释:公共利益观点(Honohan和Stiglitz，2001)和财政观点(Giovannini和DeMelo，1993;Dooley，1995;Wyplosz，2001;Battilossi，2003)。前者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适当的金融抑制可以保护金融的稳定，便利货币管理，获得信贷的正当配置，产生合意的收人和财富分配，以保护经济免受外部的冲击。后者则认为，金融抑制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政府的金融特权，使其能逃避市场纪律的约束，从而减轻政府的预算约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抑制将会损害金融市场发送关于经济基本面和财政头寸合理性训诫信号的能力，对经济发展和收人分配产生严重的扭曲。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文献也对金融抑制收人和税收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比较。Giovannini和DeMelo(1993)指出，相对其他税收形式，金融抑制税可能具有如下几个优点：第一，其他形式税收存在一定的行政成本;为了征税，政府需要建立必要的官僚机构，并对税收进行管理和监督(Gordon和Levinsohn，1990)p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某些税收(如收人税和增值税)的行政成本可能太高，以至于不值得征收。第二，金融抑制税虽然会造成一定的生产性扭曲，但却可以达到一定的再分配目标:使收入从资本家向工薪阶层转移(Diamond和Mirrlees,1971)。第三，金融抑制税的隐蔽性，有利于减少政府面临的各种政治压力。
很显然，从上述的理论综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仅仅考虑金融抑制的危害性，对于当前的金融改革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政府纳入这一分析框架，综合考虑金融抑制对政府收入的影响、政府财政平衡的能力以及其他形式税收的成本，才能对当前金融改革的内在动机、财政基础以及现实路径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些，李广众(2001)的研究指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财政税收改革滞后，贸然进行金融改革可能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动荡，给社会经济带来相当的负面冲击。因此，基于金融抑制的财政分析框架，对金融抑制租金进行研究和估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金融抑制租金作为政府金融改革的重要成本，其消解和承担需要有一定的政府财政能力作为支持;而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人的认识之后，才能准确判断政府财政是否已具有支持金融改革的能力，即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已具备。
三、结论
本文引入一个金融抑制的财政理论框架，对金融抑制、政府财政和金融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分析。在正规财政税收体系不完善的国家，金融抑制政策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以维持政府的财政平衡和正常运行。在这一框架下，金融改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各种资金，提高了社会经济的效率,也大大改善了居民的福利;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将限制政府的金融特权，并切断政府的金融抑制收入，对政府的利益和正常运行造成损害。因此，金融改革并不像“一般经济分析模型”所揭示的那样简单——在传统的分析模型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利益中立方，主要任务是权衡金融改革的效率收益和风险成本，为金融改革提供合理的制度框架。
在“财政一金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政府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方，而金融改革需要考虑的成本除了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金融改革中将要失去的金融抑制租金。这一改革成本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内在动机和现实可行性：金融抑制租金越高，改革的成本就越大，阻力和难度也就越大^只有当政府具备基本完善的财政税收体系时，金融改革才可能具备现实的内在动机和财政基础。因此，估计金融抑制收人规模对于金融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当我们对金融抑制租金的规模有了深刻的理解之后，才能判断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是否具备以及如何制定相应的系统化改革政策。
有鉴于此，本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金融抑制租金的四种类型：传统铸币税、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在1994年之前，传统铸币税的规模比较大(平均GDP占比为5.25%);随着央行角色的转变，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发展，传统铸币税的规模逐渐减少，其他三种金融抑制收入的比例逐渐增大，2000年之后，传统铸币税降低到0%左右，利差型铸币税、金融抑制税、隐性铸币税的00?占比分别在2%、8%和1.5%左右。®
1985—2012年,金融抑制总收人相对GDP的平均比例为12.83%，相对于财政收入的平均比例为83.71%，这也说明了金融抑制为政府财政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强金融、弱财政”的宏观经济格局下，金融抑制为政府提供的隐性财政收入甚至大于正规财政收入。在1990—1996年间，金融抑制收人相对财政收人的比例都大于100%，而1993年的相对比例更是高达164.5%。此后，随着现代财政制度和税收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的正规财政收人能力得到了增强，金融抑制收人相对财政收人的比例也逐步下降。2006年后，这一比例基本维持在60%左右，约为最高比例的1/3。这一现象也充分表明金融改革的财政基础正在逐步形成。.
关键词: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金融抑制;中国农村;金融制度
中图分类号:F832.3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081-03
一、国外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理论
涉及金融制度变迁的理论首先包括信用制度理论、货币制度理论和金融中介理论,三者均侧重于微观领域的研究[1]。在宏观领域,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讨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金融变量的变化、金融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探索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所应采取的金融政策(金融制度)等,几乎概括了金融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
1.金融创新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较多,以戴维斯(S.Davies)、诺斯(North)和沃利斯(Wallis)为代表。这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基于这种观点,金融体系的任何变动都视为金融创新[2]。因此,政府行为的变化会引起金融制度的变迁,如政府货币政策要求金融稳定和防止收入分配不均等而采取的金融改革。这种制度变化本身并非意味着金融压制,而是含有创新的成分。如1919年美国联邦储蓄体系和1934年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都是作为政府当局为稳定金融体系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尽管这是金融管制的一部分,但也被认为是金融制度创新行为――监管制度创新。
2.现代金融发展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阶段,格利和肖、帕特里克、戈德史密斯等奠定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帕特里克( Patrick) 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金融引导经济增长;当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变得日益复杂,此时经济中的摩擦会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并刺激金融发展[3]。在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方面提出两种模式:一是“需求追随”模式,强调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导致农村金融组织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农村经济主体的需求;二是“供给领先”模式,强调农村金融组织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他还认为,这两种模式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一个最优顺序问题。该理论对于研究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的制度供给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3.金融抑制理论。1973年,麦金农(MeKinnon,1973)、肖(Shaw,1973)分别出版了各自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问题,其理论学说通常被归结为麦金农―肖理论体系。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肖和麦金龙认为,在许多发展农村金融制度研究,因为存在着“金融抑制”,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特征是“金融二元性”,国有金融组织垄断经营,利率扭曲,资金总量矛盾突出,金融工具不足,信用形式单一,补贴性信贷利率和信贷配给使农村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麦金龙和Pischke、Adam、Donald在考察了农民与正式金融组织之间的交易行为后得出的结论,论证了这些经典结论。农业是弱质产业,收益率低且风险大,因此在金融市场中政府适当保护农业和农民是必要的[4]。但美国政府1996年农业信息报告说明了政府在力图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损坏了市场效率的事实,并且提出了可通过降低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减少市场分割以改善这一状况。美国学者艾林爵(Paul.N.Ellinger)和奈弗(David.L.Neff)运用随机成本边界法和非参数成本边界法来评估农村金融机构的效率,并用对数成本函数来估计农村金融机构成本关系中随机成本的边界。
在麦金农(1973)发展金融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银行、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肴组织的现代化金融市场(或金融机构);另一部分是以高利贷、当铺、私人钱庄等为代表的传统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这样现代化金融市场和传统的金融市场并存的金融结构就是麦金农的二元式金融结构。他们第一次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和产生根源,考察了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政府一般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在利率管制下,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往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值。一方面,负实际利率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使金融体系的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另一方面,负实际利率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刺激后者对金融资源的需求,造成金融资源供小于求的局面,从而需要实行信贷配给。但是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损害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金融抑制体现的是金融制度由政府主导、制定,他们提倡的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实际上则是发挥个人、组织的自主性创新,提倡非政府经济主体对金融制度作出诱致性制度变迁。
4.世界银行的综合研究报告。近期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以世界银行的综合研究报告(2002)为代表,①亚隆(Yaron) 本杰明、皮普雷克等考察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评价标准。从农村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和农村金融市场的独立性和可持续性两方面,就农村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方面,提出了对于成长(生产)的贡献和促进经济公平发展(如对贫困阶层和落后地区的资金供给)两种判断标准。事实上,由于农村金融机构效率普遍较低及其独特的服务目标,往往不能对其业绩进行恰当的衡量,因此亚隆提出,应主要从服务范围和自我维持程度两个方面来判断农村金融的成功程度。一是在金融服务范围方面,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范围的广度取决于其服务的客户类型和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如为农村贫困农民或低收入农民提供多少服务,是为农业还是为非农业活动提供金融服务,农村贷款额大小和农村储蓄账户的多少,农村银行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数目,近年来农村金融机构资产的年增长率(实值)等等。二是在自我维持能力方面,如果一家农村金融机构的收入等于或高于其支出(包括诸如其权益的机会成本之类的投入因素),则这家金融机构就被认为是能够自我维持。一般来说,各国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各种或明或暗的补贴主要包括:市场利率与付给优惠性借贷资金的利率之差,以外币计值的贷款损失,低于市价的利率吸收的强制性储蓄,某些或全部营运费用的直接拨付,以及免受法定储备金要求和强制投资的约束等。可以用补贴依赖指数(SDI)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对各种补贴的依赖程度,进而评判农村金融机构的自我维持能力。补贴依赖越低,表明农村金融机构独立性越高,其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就越强。并且以此衡量标准对三个成功的农村金融机构即泰国的农业与农业合作社银行(BAAC)、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的小额信贷部和孟加拉乡村银行(GB)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
二、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研究述评
总的来看,随着20世纪80年代制度经济学的不断传播和农村金融改革实践的推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
1.金融抑制和变迁研究。张杰(1998)对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和变迁进行了研究,指出国家金融控制和金融垄断的目的在1979年以前是为了推行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1979年后则是渐进改革的需要 [5]。黄燕君(2000) 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过程,归纳出该阶段变迁的两个特征:一是从性质上讲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变迁,二是其自上而下的特征与农村其他经济制度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路径相悖,直接结果是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且该阶段的变迁使农村金融组织的产权关系更加模糊。谢家智、冉光和(2000)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认为农村的制度环境、产权制度以及组织制度所决定的利益机制形成了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虽然目前合作金融的框架已经确立,但远未达到合作金融的宗旨 [6]。杜朝运(2001)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的研究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是在基础性制度变迁之前出现的一种过渡性的次级制度安排,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的治理应成为次级行动团体的政府完善制度变迁的一种行动。
卞志村、毛泽盛(2007)对目前学术界对农村金融问题产生原因的三种解释进行了分析。这三种观点分别为:金融抑制观,金融组织不健全观,金融机构内部治理观 [7]。三种观点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视角,在解释当前农村金融问题方面均有独到和合理之处。但从分析深度来看,金融抑制观比后两个种观点更深刻,因为从某总程度来看,正是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了金融体系色残缺,金融组织不健全和内部治理不完善只是表象而已。因此,金融抑制理所当然的成了引起金融问题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
2.博弈论研究。从博弈论的视角史晋川、杨兆廷(1997,
2009)则对非正规金融的兴起和发展给出了一个博弈论的解释非正规金融现象实质上是各种利益制衡的结果是政府部门原有金融机构以及各种经济成分及企业家社会公众相互博弈选择的结果其背后体现的仍是人的自利动机与来自各方面的约束条件的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也就是说非正规金融的形成是社会各方合作博弈均衡演进的过程。
3.定量分析。从定量研究来看,将金融深化理论应用于中国农村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不多。最早计算中国农村金融相关率(FIR)指标的是徐笑波、邓英淘等(1984),计算方法是用“行社存款”与“农村国民收入”之比来衡量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程度。并通过图示分析了两者的变化规律[8]。张元红(1995 )计算农村金融相关率的方法与前者类似,采用的是“行社存款”与“农村GDP”之比。张兵等(2002)对农村FIR与农村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他对上述指标进行了修正,用“农户存款”、“农业存款”和“农户手持现金”之和作为“农村金融资产数据。以“农业GDP”代替“农村国民收入”指标来计算农村FIR,研究结论是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进程大约比全国落后十年左右,同全球金融发展水平相比,大约落后三十年左右。许崇正等(2005)则从影响农民的几个关键因素入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曾经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讲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不利。温涛、冉光何等(2005)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只是农户储蓄比利率上升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农村信贷比率上升的格兰杰原因 [9]。程恩江等(2003)应用补贴依赖指数(SDI)法对苏北一个县的信用联社在1999―2001年期间的SDI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在三年中平均分摊该信用联社须将贷款利率提高53%才能抵消获得的补贴的作用。
4.制度效率研究。对制度效率的研究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2005)将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归结于农村生产模式及农村金融体系效率的低下等 [10]。姚树洁等(2004)也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以国定资产、权益和存款为投入,以税前利润或者贷款为产出对中国农业银行在1995―2001年间的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以税前利润为产出,则农业银行的平均效率相差约23个百分点,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最低。
另外,对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大量文献的研究对象聚焦在浙江温州,如史晋川等(2003)、郭斌等(2002)、张震宇等(2003)等[11]。于海(2003)在分析中外农业金融制度的基础上,从比较制度的角度对中国农业金融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宋宏谋提出应建立多元化、复合式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12]。
三、述评
国外涉及金融制度变迁的有关文献中,基本是对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制度进行研究,少数涉及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相对非常缺乏。不过Levine提出的理论和测算金融抑制程度的方法对于全面深入的理解中国的农村金融至关重要,这种金融抑制符合中国目前农村金融的发展的状况,对金融抑制的研究尚少。中国学者对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中,缺乏对制度变迁长时期的数据量化分析,对制度变迁内在影响因素和变迁的动力的分析也有不足,对农村正规和非正规金融制度效率的比较和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分析。同时,对农户和农村企业在金融领域内行为的研究多是个案性质的,尚有待总结和归纳。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种制度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中的分析尚少,未来的研究有待于在这方面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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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工程是一门利用工程技术原理和方法，开发设计与实施新型金融产品服务和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的新兴学科。文章分析了金融工程是金融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论述了金融工程的理论架构和技术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金融工程科学的建立和发展。
关键词：金融工程；学科定位；人才培养
一、金融工程是金融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50年代以前，金融学基本处于对事物的定性分析，即描述性阶段。它由描述阶段向定量分析阶段的转变始于马柯维茨的风险投资组合理论，该理论奠定了现代金融定量分析的基础。1952年，马科维茨（Markowitz）在结合奥斯本（Osbeme）的股票价格遵循随机游走的期望收益率分布的基础上，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资产组合选择一文，把投资的收益或回报定义为其可能结果的期望值，把风险定义为平均值的方差，这种均值—方差模型使数理统计方法可以应用到资产组合选择的研究中。法玛（Fama）在奥斯本（Osbeme）通过理性无偏的方式设定投资者主观概率的基础上，建构并形成了有效市场假设（EMH），并进一步细分了三种有效市场，从而说明了价格反映所有的公开信息，已知的信息对获利没有价值的结论。随后的夏普（sharp）、利特纳（Litner）和莫辛（Mossin）将EMH和马科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相结合，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CAPM，说明了市场上的超额回报率是由于承担更大的风险才形成的结论。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等人进一步相继拓展了上述研究，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期权定价模型（OPT）等。至此，20世纪70年代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为支撑的标准金融理论确立了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正统定位，成为当代金融理论的主流和范式。80年代末期，动态套期保值策略组合保险的创始人里兰得（H·Leland）和国际著名期权理论学者鲁宾斯泰（J·Rubinstein）开始提出“金融工程”的概念。1988年，金融学家芬纳迪（D·Finnerty）则基于公司财务对金融工程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价格波动频繁，风险与日俱增。为求生存和发展，金融机构不断地进行更深层次的金融创新。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成为了西方金融领域最为活跃和突出的变化之一，伴随着金融创新，发达国家公司理财、银行业和投资业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和发展，金融工程作为金融创新活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很快便渗透到了商业银行等金融实务部门。可以说，金融工程的产生顺应了国际金融经济竞争与发展的潮流。
二、金融工程的理论架构和技术基础
金融工程将工程思维引入金融领域，综合地采用各种工程技术方法（包括数学建模、数值计算、网络图解、仿真模拟、分解与组合等）设计、开发和实施新型的金融产品，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其成果金融产品既包括原生和衍生的金融商品，也包括金融服务和解决金融问题的手段和策略。其创新和创造性既意味着金融领域思想和思维的飞跃，即一种革命性的全新金融产品问世时所具有的创造性，也意味着对已有观念的重新理解与运用，以及对现有产品进行的分解与组合。
金融工程的应用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应用已有的各种基本的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对社会金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控制风险和进行资本经营。二是开发、设计金融创新产品来创造性地解决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问题，实现预先设定的金融目标。金融工程的核心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估价理论、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定价均衡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套期保值理论、有效市场的均衡理论、汇率与利率理论等，但是这些理论的应用只有借助于技术方法的支持，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操作工具。因此，金融工程更注重于综合采用决策科学、系统理论、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智能化技术等当代前沿的科学技术方法展开实证分析，通过从基本的代数知识、微积分、线性代数到微分方程，运筹学和优化技术，乃至模糊数学、博弈论（包括微分对策）、概率论、随机过程和其他随机分析理论方法（包括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应用，设计优化算法或建立仿真模型，对金融活动进行精确的定量研究。近年来，随着金融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各种自然科学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工程技术（如混沌理论、小波理论、遗传算法、复杂系统理论、人工智能技术（包括知识工程、专家系统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模拟退火方法、面向对象方法等）已经或正在成为金融工程重要的技术基础与实践工具。
三、建立和发展我国的金融工程科学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和发展金融工程对我国整个金融科学向更高水平层次发展的重要性。金融工程的产生不过十余年，在把金融科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对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仅因为金融工程的实践提高了经济生活中的货币化程度，而且由于金融工程大量运用运筹学技术、仿真模拟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先进手段对市场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使得金融新产品的定价更符合市场要求，使金融机构内部运行机制更趋完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促进了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传统的运作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工程作为金融创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又为更高层次的金融科学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然而我国目前金融学科水平尚处于由描述性阶段向定量分析型阶段转变的时期，明显滞后于国际金融科学水平的发展。由于我国金融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传统内容和简单的政策研究上，忽视了数学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与金融实践的结合运用，使理论严重脱离实践，远远适应不了我国金融业发展对相关理论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工程作为现代金融科学的制高点对现代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从现在起围绕金融工程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实现金融理论研究的定量化、工程化、产业化为目标，建立起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科学。
其次，合理定位我国的金融工程研究。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金融具有左右和驾驭经济局势的力量。一方面，高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不断推动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深化着与社会各个层面的联系，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迅速膨胀的游离于实体经济的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又必然加大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谁能在复杂的金融活动中掌握主动权，谁就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国际金融活动的各个层面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中国作为世界开放经济中的一员，引进消化西方金融业的先进技术，积极向国际惯例靠拢已是无可避免，建立和发展金融工程对我国正在转轨中的经济金融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研究和应用的定位应根据中国金融制度的特点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实际确定，必须从我国金融安全和发展效益这两个战略基础出发做出选择。建议我国尽快在有关高校和金融机构建立起跨学科的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将国家的金融竞争力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思考，加快金融工程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推动我国金融工程的研究与发展。
第三，金融工程的学科定位和人才培养。金融工程是一门融合金融学、管理工程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为一体的新兴的交叉学科。按我国目前高校的学科分类目录，可以将它放在金融学科，也可以将它放在管理工程学科。19世纪90年代初期才基本定型的金融工程在短短数年间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方面体现在国外众多的金融实业界人士开始实际应用金融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从事金融创新和金融管理。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国外许多高等学校已将金融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任务。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理论界和金融实务部门越来越重视引进与吸收国外先进的金融工程理论和技术，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已对金融工程的学科设立有过多次批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将金融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名为“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及金融管理”的九五重大研究项目，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金融工程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及著作和译著得以发表出版。但是总的来说，我国对于金融工程尚处于系统介绍和初步研究的阶段，需要我们对金融工程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给予更多的关注。我国早期的金融工程研究主要是在一些理工科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下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展开的，作为我国高校的一个新兴专业，它的发展模式与其他专业有所不同。该专业最先是在博士阶段开展的，然后依次下延至硕士、本科阶段，这是由金融工程专业所涉及的知识广度与深度决定的。目前我国博士、硕士阶段金融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主要是基于金融产品设计、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对于金融工程本科专业的学生培养，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位。我国金融工程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应立足于使学生熟练地运用已有的金融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模型，并具有一定的金融产品开发能力的金融工程师人才。金融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基础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会计学等。第二层次为技术方法，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与数理统计、运筹学、经济博弈论、统计学、计量金融学、随机过程、软件基础与应用、数据库原理等。第三层次为专业知识，包括金融工程、期货期权与特种衍生证券、财务管理、金融风险管理等。金融工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相当程度的数理金融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因此，必须建立金融工程模拟实验室，针对金融工程领域二十多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模型进行模拟实验教学，考虑到经济成本和计算机的兼容问题，在Excel（电子表格上）就可以完成这些模拟实验，且学生易于掌握使用。同时该专业学生应该至少熟悉一门计算机语言（如C语言、Fortran、Basic等），学会一门以上软件应用（如Excel、Spss、SAS、Matlab、Eview等），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的金融工程专业知识，成为真正的金融工程师人才。
一、 现代资产定价基础
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两大基本主题密切相关。首先是研究和发展跨时期模型，把静态的单一时期资产定价模型推广到动态环境下进行研究，这是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大进步。其次是认识和研究在跨时期框架下、与静态模型无关的变化因素之作用。
罗伯特。C.默顿于1973年提出了跨时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模型把资产的预期额外收益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协方差联系起来，该状态的变量和价格被假定为遵循联合扩散的过程。这表明资产额外收益状态的空间变量呈多元化正态分布。事实上，默顿运用随机过程分析发展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金融学家们通过动态规划和后向逆归法，把以时期依赖（time-dependent）政策为研究目标的跨时期问题转换为人们所熟悉的静态问题。为方便起见，又把消费的剩余效用分成两部分而使总量达到最大化。t时的第一部分为当期消费效用，第二部分为今后所有时期的预期效用，目标函数为：
Max{uk（ck，t）+Eki[jk（wk，s，t）]} {c，w}对当期消费求导得：Max{Ukc[ck（wk，s，t），t]=[Jkw（wk，s，t）]}由此可见，单时期和资本定价模型与跨时期（多时期）均衡状态之最优化结果的区别在于财富J（w，s，t）的间接效用函数的性质。个人间接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当前财富，也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因为S×1向量S是一组状态变量，包括消费、投资和就业机会。只要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在一瞬间所完结的，投资组合和消费比率就总会不断地得到调整。
消费的β模型又被称为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这是布里敦（Breedon）于1979年所提出的模型。在多时期模型中，针对个人消费的政策至关紧要。在单时期模型中，最终财富被假定完全消费掉。
正如在静态模型中，个人根据资产对最终财富的贡献来评估资产那样，在动态环境中，最重要的是财富与消费流量的边际关系，这就是消费的β模型。该模型还把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被定价的所有变量合并成单一的消费β。
跨时期的预期模型是针对默顿的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而提出的。默氏的模型忽视了资产价格确定的路径与合理预期。1985年考克斯、英格索尔和罗斯用扩散过程构造了理性预期跨时期资产均衡模型（即CIR模型）。在CIR模型中，生产技术与偏好被事先规定，而用不确定的债务对定价理论进行分析并求解价格。结果，合理均衡价格的确定路径是具体技术规定的函数，这一模型现已被应用到利率期限结构之中。
总而言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即便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消费与组合的建模仍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跨时期资产组合理论与资产定价模型是最突出且最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理论模型。
二、 期权定价理论及其发展过程
1972年，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Black）和迈伦。S.休尔斯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期权合同定价与市场有效性检验》（ValuationofOptionCon tractsandTestofMarketEfficiency）的论文，标志着金融革命的到来。从此之后，金融理论复杂的数学模型对金融实践有着直接的、广泛的，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相结合成为当今金融研究领域的主流。
然而早期的金融研究并非如此。现代金融数学的渊源可追溯到1900年，当时法国学者路易斯。巴谢列（LouisBachelier）完成了有关投机理论的博士论文。这项工作标志着两门分支学科的诞生：即研究连续时间随机过程的金融数学和研究连续时间条件下衍生证券定价理论的金融经济学。
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伊藤清（KiyoshiIto）发展了巴氏的理论，使其成为金融学重要的数学工具———随机技术。1965年，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认股权证合理定价理论。从五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六十年代，马柯维茨（Markowitz）、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米勒（Miller）、夏普（Sharpe）、林特勒（Lintner）、法马（Fama）和萨缪尔森等人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而在此之前，所谓金融理论只不过是个人轶事、粗算规则和数据所组成的大杂烩。
六十年代末及七十年代初，金融学模型变得日益复杂，涉及到定价和最优决策的短期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等。动态资产组合理论、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和衍生证券定价的新模型均应用了随机微分和随机积分等式、随机动态规划及偏微分方程等数学工具。就对金融实践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应当首推布莱克。休尔斯的期权定价模型。
后来的研究则主要按三个方向展开：定价技术在非金融期权产品中的推广与应用；对定价公式的实证性检验；放宽假设条件以及加强应用的理论基础。
期权定价公式主要基于五大假设条件，其中第五条假设，即期权定价公式的函数相关性———假设期权价格是资产价格、无风险债券价格以及时间的二阶连续可微函数。对此，约翰。B.朗（JohnB.Long）和克利福德。W.斯密斯（Clif fordW.Smith）等人提出了质疑。默顿（Merton）于1977年作出数学推导，证明了假设五是推导结果，而并非假设条件。
范围更大、至今仍在讨论的研究问题是，在不存在动态资产组合战略的条件下，定价公式的有效性、完全复制的可行性以及不完善的程度是问题的关键。连续交易只是理想的条件，因而在离散交易的情况下，所谓复制至多只是逼近而已。
后来的模拟工作表明在现有的交易间隔和投机价格的波幅内，只要其它假设可行，误差完全可以控制。约翰。C.考克斯（JohnC.Cox）和史提芬。A.罗斯（1976）以及默顿（1976）放宽了连续样本路径的假设，采用阶跃和扩散过程来分析期权定价，以捕捉标的资产（Underlyingasset）返回过程的非局部性移位。在不存在连续样本路径的情况下，复制是不可能的，排除了严格的无套利推导。
相反，期权定价模型推导的完成则借用了均衡资产定价模型，比如跨时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罗斯，1976）。有关非完全复制方面的资料很多，以后研究者们又对定价公式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扩展和补充。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以下学者：默顿（1974，1992）、布莱克（1975，1976）、约翰。考克斯和罗斯（1976），迈克。帕金森（1976）、休尔斯（1976）、奥尔德里奇。A.韦萨切克（OldrichV.Vasicek）、道格拉斯。T.布里顿和罗伯特。H.利茨伯格（1978）、威廉。马格里布（1978）、斯科特。F.里查德（1978）、夏普、迈克。J.艾图多和S.施瓦茨（1978）、罗伯特。盖斯克（1979）和迈克。哈里森以及大卫。M.克里普斯（1979）。
对基本定价模型的修正表明，即使放宽模型的假设条件，定价公式仍然有效。索普1973年研究了卖空的约束条件，勒兰（Leland）则在1985年将交易成本也考虑进去；英格索尔和休尔斯研究了不同的资本收益税率和红利税所产生的影响，默顿于1973年推导出红利和随机利率因素的一般模型；考克斯和罗斯以及默顿使用了交错随机过程，研究了在股票价格的变化不依赖连续样本路径情况下期权问题。鲁宾斯坦和布里南分别于1976年和1979年通过限制典型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得出了在离散时间交易条件下的布莱克———休尔斯期权定价。
三、 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范例
期权定价模型对金融服务领域的实践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同时，金融实践反过来也为金融提供了实验场地，从而促进了金融理论的进一步。金融服务业迫切需要理论研究，以便了解和掌握为客户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定价和生产成本等方面的技术。有关衍生工具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到金融实践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同步发展。
六十年代的金融学术研究，包括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运行绩效与风险测算以及实证研究所必需的有关证券价格的大规模数据库的建立等等，对金融实践产生了重要。然而，七十年代，定价模型的推广速度和影响力均是前所未有的。期权定价理论对金融实践的影响不仅局限于衍生证券（如：公司债券、期货、浮息按揭贷款、保险、投资咨询和税法），用来推导期权定价公式的理论框架也可应用于金融产品的定价。事实上，期权定价技术在支持金融新产品以及市场开发等方面一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七十年代全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波动加剧。其中比较重大的事件有：随着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和美元的贬值，汇率由固定制度向浮动制度转变；欧佩克成立以及由此引起的全球石油价格冲击；美国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利率水平；美国道。琼斯指数的大幅下跌（由1973年初的1050跌至1974年底的580）。期权定价模型可以说应运而生，从此，风险管理的地位开始逐渐凸现出来，七十年代所设立的簿生证券交易所的成功原因不言而喻。当时挂牌交易的品种包括股票期权、主要货币期货和固定收益的债券期货。
交易的成功加快了金融数量模型的应用节奏，从而方便了对期权定价和风险强度（水平）的评估。1975年期权定价模型的发表，促进了在交易所上市的期权以及柜台衍生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市场的超常规扩展与成功也同样促进了衍生证券定价模型等金融技术工具的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自期权定价公式发表以来，美国金融业的运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家期权交易所———芝加哥商交所属下的期权交易所于1973年4月开始运作，仅隔两年，该交易所的交易商用模型就对期权头寸进行定价和保值。同时，清算所也用模型和保值比率确定交易商的净风险，美国全国性抵押市场开始形成。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职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促进和推动了此后的养老基金行业的发展。同年，货币市场基金问世，共同基金飞速发展，共同基金旗下的资产由25年前的480亿美元扩张到今天的约50，000亿美元。
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降低成本，便于风险管理。对于机构而言，利用衍生证券实施金融战略的成本仅相当于现货市场证券交易的十分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金融服务业早已变得面目全非。首先，政府限制竞争，保护行业利润的作法已经被废止。第二，固定佣金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各公司根据市场竞争自主定价。第三，各行业相互渗透，行业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例如，大经纪行与银行和储蓄贷款社竞相争夺生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对按揭贷款进行包装和再包装，以扩大市场广度。银行业也不甘示弱，开始与投资银行、经纪公司和保险公司争夺商业房地产，高风险并购贷款。第四，机和通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促使金融产品和服务走向全球化，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到为止，衍生工具应用得以迅速推广的主要原因是证券化趋势，此外便是人们对衍生工具在风险分散、打包和转移中所起作用的认识日益增多。事实上，没有哪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只是出售直接从客户手里购买进来的同一产品。相反，他们将产品拆零销售或重新组合成新的、能够满足客户具体要求的混合型金融工具。
不难想象，金融服务公司正在扩充资本，以便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用特有的专业知识解决客户要求，为自己的长期衍生产品创新牌子。他们的利润来源于对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具有应用价值的金融模型，并为客户提供资产增值方案。一般而论，风险管理系统提供具有何种风险和对何种风险进行保值的信息。另外，它还需要解决高级管理层和雇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并且协调雇员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
四、 金融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
现代金融学尤其注重金融理论在金融市场上的实际应用，人们经常运用金融理论对市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甚至对金融资产的价格进行预测，充分展示了这些理论的应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国外的一些金融学教科书中还可以看到鞅理论在金融学领域的应用。
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将会逐渐降低消除信息不对称状况的成本，并且加快利用期权定价技术进行创新的步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组织形式将会发生巨变，交易技术和工具将会继续发展，为了认识和促进这一变化，学术界与实务部门所进行的研究变得十分必要和紧迫，学术领域的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同时，对于经过严格培训、深谙期权定价技术的熟练从业人员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金融创新给金融带来绝好的发展机遇。教育机构应当如何应付挑战？这是每一专业教育机构必须面临的问题。金融衍生工具使金融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同时也使学科设置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商学院和经济学系已经遭遇来自数学系、所和工学院、管院所进行的研究和课程设置方面的强有力竞争，金融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的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对不确定条件下签约行为的治理则已受到法学院方面的有力竞争。金融理论的诸多进展迫使金融服务公司比以前更有效并且更经济地满足客户复杂的需求。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与工程师、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电脑专家搭档，将会更好地解决客户的融资需求。
在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仍处于初级和低层次阶段。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开始研究衍生工具，但当时仅限于入门性的介绍，未作深入研究。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休尔斯和默顿之后，我国也掀起了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热潮，不断有大量的专著、译著和论文面世。清华大学宋逢明等人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翻译出版了好几种国外名著。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专著的理论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仿照或改写国外同类著作，真正有见地的东西并不多见。从国内已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也是鲜有进展和突破。但可喜的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研究院所、高等院校、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都非常重视金融工程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并着手组织并拨专款资助有关研究。我们热切期待着金融理论研究的长足发展与进步，并愿为此添砖加瓦、贡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
〔1〕Hull，JohnC.，1998，Options，Futures，andOtherDerivativeSecurities，Peking：HuaxiaPublishingHouse.
〔2〕Bhattacharya，Sudipto，andConstantinides，GeorgeM.，1989，oryofValuation，NJ：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Inc.
〔3〕Sharpe，WilliamF，etc.1995，Investments，Peking：QinghuaUniversity.
〔4〕Chance，DonM.1995，AnIntroductiontoDerivatives，NewYork：TheDrydenPress.
关键词：系统科学；金融系统；理论创新
一、引言
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有必要对各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进行比较与分析，探寻各金融理论的适用范畴。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深入认知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探寻促进金融系统稳定有序发展的方法，最终实现对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不断革新，深受心理学、物理学、系统科学等相关科学的影响。从当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来看，现代金融理论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资产组合理论等假设基础上的，然而对金融系统的实证检验证明，其假设基础具有局限性，不能对如日历效应、新股谜团等“异常”金融现象作有效解释[1]。此后，行为金融理论借助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研究范式，对“理性人”假设作了有条件的放松，并解释了部分“异常”金融现象，但这一研究范式也存在缺陷（如运用心理偏差过于随意等），受到现代金融理论支持者的质疑。实际上，这两种金融理论研究范式都已经不足以解决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始，相关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等问题的研究中，并取得了有益的研究成果。他们以实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和控制为研究任务，是一种全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代表未来金融理论研究创新的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统科学范式下金融理论与应用”（项目批准号：11BJY14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YJA901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0490239）、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R2009HL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超（1969-），男，北京大学研究员，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系统科学、制度经济学。孟涛、刘丽，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金融风险管理。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在梳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简称系统金融理论）框架，阐明了其理论基础、核心思想观点和体系结构，并将现代金融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与系统金融理论进行了比较，得出了系统金融理论的优越性。
二、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研究的文献梳理
系统科学主要研究系统的一般属性和运动规律，研究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系统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有序和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系统科学不仅将揭示这些规律作为其基本任务，还要以揭示的系统规律认识系统，并在认识系统的基础上控制系统。系统科学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分析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因而属于一种方法论学科，可以作为新的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提供金融理论研究技术、方法。
通过对当前系统科学理论的梳理和综合，可以依据相关理论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当前系统科学理论划分为非线性科学（包括耗散结构理论、分形理论、混沌论、突变论、协同论等）、复杂性科学（包括CAS理论等）系统动力学等三大组成部分[2]。为清晰的了解当前系统科学在金融研究中的进展情况，下面将按照上述理论体系，进行简要文献梳理。
（一）非线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理论、混沌学以及分形理论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复杂事物的规律性，采取的方法是非线性的，因此将这些学科统称非线性科学，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广泛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1. 耗散结构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George C．Philippatos和Charles J．Wilson(1972)最早将熵作为风险的度量。他们用熵函数代替方差，来计算最优投资组合系数，建立了对非正态的概率分布同样适用的均值一熵模型代替均值一方差模型。Gulko L.(2002)将最大熵原理和无套利资产的定价相结合，分析了熵在资本定价市场中的经济学意义[3]。
国内主要有：雷华（1996）从系统科学耗散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系统现状，指出宏观调控手段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通过系统负熵流的输入和涨落机制的作用，改善系统自组织功能，从而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李华、何东华、李兴斯（2003）等则改进了马可维茨的证券投资组合模型，提出用熵作为风险的度量方法，建立了新的证券投资组合优化模型。张世晓，王国华（2010）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运用“金融熵”指标建立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分析了武汉市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及演化机制[4]。
2.分形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ters(1991）运用R/S分析方法检验了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市场的分形特征[5]。Ghashghaie等（1996）对美元/马克的汇率数据的标度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汇率变化的概率密度与两点间的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相类似，进而认为在外汇市场中也存在信息级联，必须用多重分形理论来研究汇率的变化。Lux和Marches（1999）、Ausloos（2000）则利用DFA方法分别研究了金融市场和外汇、证券市场的标度不变性，证实了分型特征在当今金融市场的存在性。
国内主要有：胡雪明、宋学峰和王新宇（2003）利用DFA方法计算了沪深股市收益率的标度指数，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标度区域，上证指数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深成指标度指数的变化幅度沪深股指在中短期显示出状态持续性，长期表现出状态反持续性。曹广喜（2007）利用R/S分析方法对我国证券市场（主要是上证指数和深成指数）进行了实证分析，均证明了我国股市的长期记忆性的存在。徐文坤，张卫国（2011）进行了金融时间序列分形维参数方法估计方法的比较，认为Whittle算法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并对沪深市场的发展状态进行了实证应用。
3.混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Day R.（1983）认为，货币政策传导具有混沌性，单一的货币政策非一般或非正常操作能够导致整个系统行为产生巨大的、不可预知的复杂变化和整体涌现性。M.A.Torkamani（2007）研究表明：可以用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利率、进出口等经济变量来描绘汇率时间序列，认为某些非线性因素导致汇率运动对初始条件和特定参数的取值敏感，从而导致混沌现象的产生，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汇率的巨大波动[6]。
国内主要有：李玉锁，齐中英（2006）基于相空间重构技术对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计算关联维数和Kolmogorov熵值，认为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具有混沌特性，从而不可能对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做出长期预测[7]。唐雨丁（2010）运用混沌理论和分形市场理论，探讨了汇率政策的有效性，认为汇率波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一国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汇率的记忆性以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
4.突变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Perron(1989) 把突变点作为外生给定,运用结构性突变单位根检验, 对美国经济变量作结构性突变的单位根检验，发现美国经济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大部分为结构突变趋势稳定。Oskooee、BrookS(2006)使用结构突变技术考查了二十个发展中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传统购买力平价。
国内主要有：南旭光，罗慧英（2006）根据金融体系的非线性及出现的突变现象，将突变理论应用到金融脆弱性的分析和评价中，并且构筑了金融体系脆弱性综合评价突变模型，定义了金融脆弱度。刘磊（2009）采用突变级数法对贵州省遵义市14个县级行政区域进行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得出了经济较差的农村生态环境水平普遍较低，但经济好的地区不一定高且地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存在马太效应。贺凤羊，刘建平（2010）从结构突变的视角对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进行了内生结构变动的单位根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金融危机前后我国CPI涨跌序列的数据生成为两次结构突变的趋势平稳过程，而非一阶单整过程[8]。
5.协同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国外主要有：Fields等人(2007)研究了美国等几个国家银行保险业并购中的协同效应，并且认为这种效应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购双方的地理位置显著相关[9]。Chakraborty等人(2008)应用协同理论研究了并购中反收购、金色降落伞和讨价还价问题，认为目标公司股东实施反收购行为不一定总是最优行为。
国内主要有：鲍丹（2008）分析了金融创新的要素协同机制，分析了金融创新的序参量。罗嘉（2010）将协同学引入金融监管的研究中，运用开放系统分析法和协同分析法系统分析我国的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发现我国金融监管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我国的金融监管在宏观上处于相对无序的发展状态[10]。黄先可，张伟（2011）运用协同学理论研究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认为应当创造条件使系统进行协同运动，及时、有效地引导序参量的发展，有效地实现金融创新。
（二）复杂性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是研究复杂性与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所涌现出复杂行为、特性与规律的科学。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内外学者逐渐将复杂性理论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1993年，圣菲研究所的阿瑟、霍兰、勒巴伦、帕默和泰勒等人建立了人工股票市场模型研究，它不但可以产生满足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预期均衡的结果，包容经典理论，而且也能够显现出主体与系统的协同进化及复杂度加深等复杂适应系统的性质， 结果也表现出与真实数据相似的统计特征，这种方法逐渐发展为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学。Tesaftsion（1998，2001）建立了一个多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用于分析市场结构、雇佣关系、工作行为和福利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内主要有：刘洪（2004）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中部分绩优公司与停牌或已经退市公司在管理活动、R&D、市场营销、融资渠道、资源配置和企业形象6个方面的多样性、自发性、融合性、适应性、超越性和变形性6个复杂性指标的分析与比较，验证了公司成长与复杂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和沿着复杂性增长路径发展的复杂性理论观点。应尚军等(2005)建立了基于元胞自动机的股票巾场仿真模型，运用分形结构特征变量和稳定性变量来刻画股票巾场的复杂性特征，考察了投资者从众行为这一投资心理与巾场复杂性特征变量的相关关系 [11]。石丹（2008）指出金融创新系统具有聚集（aggregation）特性，系统的主体通过相互作用而组成的聚集体可以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比如涉及多个创新领域的金融集团，比如金融中介与研究机构联盟，比如拥有固定客户群体的创新网络联盟等。
（三）系统动力学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
系统动力学（SD）是20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以计算机模拟为主要手段，通过结构—功能分析，研究解决复杂动态反馈性系统问题的仿真学科，是系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系统动力学应用到金融研究中。
国外主要有：De Long等人（1990）明确提出了正反馈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由理易者、理性投机交易者和正反馈交易者这三类交易者在证券价格形成过程中的博弈模型。Ozdenoren和Yuan（2008） 从正反馈交易行为影响资产价格，资产价格来影响公司现金流的角度研究正反馈交易对资产均衡价格的影响，结论是强烈的正反馈交易导致市场的过度波动[12]。Alessandro Vaglio（2010）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复杂性以及人口“成熟”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增长表示为一种过程，外生地产生技术创新，从而增加了劳动分工并使社会机构更复杂[13]。
国内主要有：巴曙松与栾雪剑（2009）应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建立模拟模型，对不同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下的经济周期发展进行模拟，得出了对比数据，得出了一些对政策组合效果的评价结论，并据此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议[14]。罗天勇（2009）把经济运行系统作为货币动力学系统来研究，通过定义货币流通速度，推导出货币运动的数学物理模型。据此提出应控制货币总量，确保货币供给量的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一国经济的稳定高能运行，达到国家输出价值观的目标。李敏（2010）应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了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并应用系统动力学Vensim软件构建了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复杂性[15]。
（四）文献述评
国外学者较早的应用系统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注重进行数量技术层面的实证分析，但他们大多将自己的研究范式看做是物理学、统计学以及热力学等其他具体科学研究范式。因此，这种研究存在范式归属上的混乱，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是不自觉的应用了系统科学理论。
由于我国较早提出了系统科学的思想理论，因而国内学者已经认识到系统科学研究范式的优越性，认识到混沌、分形、协同等理论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价值，但总体上，国内学者大多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具体的角度来研究一个具体的金融问题，在范式归属上也同国外学者一样，往往将自己的理论归于物理学、信息论的研究范式。
综上，国内外已经开始将系统科学应用于金融理论研究，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还不系统，理论范式归属还不清晰，因而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为此，建立较为完善的系统金融理论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三、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构建
（一）系统科学金融理论的概念的界定
构建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首先要对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体系的概念予以界定。系统科学金融理论（以下简称系统金融理论）以系统科学研究范式为指导，以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为手段，结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转化、协同、优化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研究金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金融系统与金融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形成法则，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以及金融有序与无序状态的形成规律等问题，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实证/实验数据的分析以及对金融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复杂性建模和仿真，深刻认识金融系统的运作规律，并据此提出预测与防范金融风险、进行金融创新、设计和实施金融管理政策等优化与控制的方法和技术，力求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全面认知、优化与控制。
（二）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
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金融系统。金融系统是指所有金融要素围绕着资金的流动、集中和分配聚集而成的具有跨时期资源配置功能的整体，包括连接资金盈余者和资金短缺者的一系列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
（三）系统金融理论的核心思想和观点
系统金融理论认为，金融系统是一个高度开放、多层次的非线性复杂动力学系统，具有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性。因此，应当将金融问题放回到复杂的金融系统及其环境中，应用非线性、复杂性、系统动力学等理论、技术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其核心观点有：
1.金融系统具有耗散结构、混沌、分形、协同、突变等非线性机制。金融系统的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也是其演化的动力源泉；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并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的依赖性，呈现出混沌状态；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因而具有相空间的分形结构；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必然通过协同作用走向高级有序态；而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
2.金融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具有多样性、非线性、流、聚集、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性和机制，系统组分、子系统具有自适应性，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金融系统的演化。基于自适应主体（Agent）的复杂系统建模技术，可以研究金融系统从微观行为到宏观行为的演进规律
3.金融系统具有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是动力学系统。金融系统的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具有复杂的正负反馈作用。金融系统的金融监管、金融政策、金融参与者等各系统或要素之间存在不同的因果反馈环路。
（四）系统金融理论的框架体系及主要内容
依据当前系统科学的发展以及在金融研究中的应用情况划分的，与系统科学理论体系相对应，可以将系统金融理论体系划分为非线性金融理论、复杂性金融理论、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三大部分[16][17]。
1.非线性金融理论主要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系统的的耗散、混沌、分形、协同等非线性特征，并研究如何应用非线性建模仿真技术对多目标交互行为进行优化、控制，主要内容包括：
（1）耗散结构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耗散结构特性与金融熵运动的规律。金融系统耗散活动是其有序运作的基础，因此要：分析系统的开放性及其与环境的熵流交换；分析金融信息交互过程中的熵值耗散；建立金融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研究、评价系统，进而实现对相关参数的调控。
（2）混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混沌性与混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的相体积在耗散因素的作用下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的收缩，产生混沌吸引子，呈现出混沌状态，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发展对金融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计算其李雅普诺夫指数、关联维等，研究金融系统走向复杂性的时间演化的非周期性等特征；应用混沌模糊逻辑控制方法（T-S模型）对金融系统进行建模、仿真与控制。
（3）分形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分形特征与基于分形测度金融系统控制策略。耗散性破坏了宏观运动规律的时间反演不变性，导致无规则运动的混沌吸引子产生，即相空间的分形结构。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空间分形结构；研究金融系统中金融信息传导的时滞性，对相关指标进行R/S分析；应用相空间重构技术重构系统相空间，研究金融系统的自相似性和标度不变性。采用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实施控制。
（4）协同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协同性与协同仿真与控制。金融系统以混沌和分形的方式不断演化，在吸收足够多的负熵流后，就到达系统宏观状态发生质的改变的转折点附近，此时可以用协同金融理论来研究支配子系统协同作用的原理。因此要：研究不同开放条件下的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度；研究金融系统的序参量的产生条件及作用；应用计算机仿真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控制参数与控制系数。
（5）突变金融理论主要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与突变控制策略。金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态走向高级有序态，主要是通过突变的形式实现，可以用突变金融理论研究金融系统的突变行为，因此要：研究金融系统产生突变的条件和基础；研究金融系统突变的影响和应对策略；应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仿真模拟，找到相关控制参量。
2.复杂性金融理论主要包括：复杂适应系统金融理论，非线性自组织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非线性金融理论部分进行研究）、复杂网络金融理论、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金融理论和综合集成金融理论等。主要研究金融系统复杂性特性及机制（包括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标识、内部模型和积木），运用模糊认知图、复杂适应性系统的MAS建模仿真和复杂网络建模仿真等复杂性技术手段构建多Agent模型，采用Swarm等复杂性仿真平台研究各子系统间的交互协调机制，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多样性、聚集、流、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特征和机制；分析系统的层次性，识别系统中各类自适应主体Agent，从而达到对金融系统的复杂性认知。
（2）研究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仿真模型。研究金融系统的消费类、投资类、监管类、决策类、金融类等Agent主体的Agent属性集、Agent货币政策交互事件表、Agent货币策交互规则库；应用Multi-Agent建模技术（简称MAS建模技术）、模糊认知图（Fuzzy Cognitive Map ，FCM）、神经网络模型、遗传算法等建模仿真原理构建金融系统多Agent交互系统仿真模型。应用大型复杂仿真系统的VV&A技术（Verification 、Validation &Accreditation 仿真监控技术）体系优化仿真模型，调整各Agent主体交互规则，研究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优化措施。
（3）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协调控制策略，研究使金融系统多目标协调运作的控制环路。金融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和时变性的双重特性，会受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应当运用复杂适应性理论构建Agent模型，采用基于复杂性理论技术的协调控制策略，对金融系统进行有效的研究。
3.系统动力学金融理论的主要包括：系统反馈金融理论和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金融理论。主要采用系统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方法，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来研究金融系统中各要素、各子系统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分析研究金融系统的正负反馈、作用平台和关键点，探寻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并通过仿真预测来预测金融系统未来的演化方向[18]。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金融系统的结构，划分子系统；深入研究系统的构成因素，并对变量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研究反馈回路的正负极性。
（2）研究金融系统的多重反馈特性、时滞性等系统动力学特性，建立金融系统的相关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建立金融系统的流图以及流图中各变量间的方程；应用Vensim仿真平台对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交互行为进行仿真和预测。
（3）研究相关参数的调节和控制，分析金融系统对不同参数（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的敏感度；研究最优的参数调控（包括参数的选取和数值确定），最终实现金融系统的优化和控制。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的三大部分，虽然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侧重点不同，但彼此间有着相互联系，见图2：
因此，应用系统金融理论研究金融问题时， 不仅仅要注重某一理论的应用，还应当看到各理论方法的优势和适用研究范围，采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综合集成。因此，系统金融理论本身也是系统的，也强调理论应用的系统性，注重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究。
（五）系统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
1.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当前金融理论过于偏重于定量研究，而系统金融理论认为，对金融系统的定量研究固然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对金融系统的定性研究。系统科学理论采用定量研究技术（R/S检验、复杂性建模仿真、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也注重以定性研究方法研究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动力学行为，认为只有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对金融系统的正确而全面的认知。
2.采用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非线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耗散性、混沌性、分形、协同、突变等特性，因此可以应用混沌系统的模糊逻辑控制、基于分形测度的非线性系统模型切换控制策略等仿真控制方法对金融系统进行协调控制；复杂性理论认为系统具有多样性、聚集、流等特性，因此可以设计金融系统的Agent模型，应用MAS建模技术，建立MAS复杂系统仿真模型，借助Swarm等仿真平台进行主体模拟仿真等；系统动力学着重分析系统间的因果反馈关系，并进行仿真预测，因而主要通过Vensim等系统动力学软件构建金融系统的系统动力学因果反馈模型和结构流图进行实证研究[19]。
四、金融理论的演化路径及各金融理论的比较
金融系统是不断发展和演化着的，并且越来越强烈的显现出其非线性、复杂性。从现代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再到系统金融理论，其演化是有路径可循的，符合社会经济实践的需要，如图3所示：
可见，系统金融理论可以成为未来金融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它提供了认知金融系统规律的全新思维方式，其理论、技术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地揭示金融市场的演化规律，是实现对金融系统认知、优化和控制的有力工具。它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如表2所示。系统金融理论完全摆脱了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假设基础，具有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其结论的可靠性更高，主要表现在：
1.系统金融理论直接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研究金融系统问题，承认金融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性、动力学性等行为，研究基础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其结论也就更有意义。
2.系统金融理论以金融系统为研究对象，注重运用非线性理论技术研究金融系统的的非线，而不简单地做非线性问题线性化处理，能够更彻底和有效的处理非线性问题。
3.系统金融理论充分揭示了金融市场的演化运行机制，能够达到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系统金融理论完全以金融系统的实际运行为基础，不进行特别的假设安排，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认知、优化与控制的科学研究范式，这是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所不能触及的。
4.系统金融理论强调采用系统科学综合集成方法，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综合以及不同理论方法研究的集成，致力于实现建模人员、决策者和专家群体的融合，能更全面、深入的解决问题。
5.系统金融理论借助系统建模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直接以现实金融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无需做任何线性化、无摩擦化假设，因而研究结论更为可靠。
综上，系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相比具有很高的优越性，更趋近于现实，必然会使其成为未来金融理论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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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学科建设 金融资源意识 金融功能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主权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代理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转贴于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 峰. 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 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张 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 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 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 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 峰. 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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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 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 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 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 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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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一、原典追寻：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渊源
列宁是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俗的论述）》中提到“金融资本”概念的。列宁之所以在标题后附加上“通俗的论述”是有他的想法的，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近年来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家所叙述的，确切些说，所总结的那些思想的范围”（这里两位作家指的是霍布森与希法亭——引者注），因此，不得不承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里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汲取了一些霍布森与希法亭的观点，并在其基础上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的特点。霍布森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但他于1902年发表的《帝国主义》，在研究帝国主义的浪潮中影响重大，尤其“对暴露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拼命地争夺殖民地、大规模输出资本，依靠剥削附属国和殖民地为生的寄生性，以及奴役‘低等种族’的若干血腥手段和虚伪面貌等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和统计资料”。霍布森看到了工业的集中现象，“为坚强的组织关系联合起来，相互之间经常取得最密切和最迅速的联系，设置在各国的企业中心……它们在操纵各国的政策方面处于无比的地位”。工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们为了攫取更高更稳定的利润，逐渐走向了联合，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正在慢慢形成。此外，霍布森注意到这些金融大王的影响力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进而导致帝国主义的最终决定都系于金融势力，“每一项重大的政治行动，包括有新资本的输出，或现有投资价值的巨大波动，都必须得到这一小撮金融大王的许可和实际的帮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已经浮现出来。
遗憾的是，霍布森在这里还仅仅将帝国主义看成一种政策，认为是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的“过度储蓄”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场所，因而转向国外市场获取殖民地、保护地。本文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列入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不仅是因为在此书中，霍布森谈及了诸多金融资本相关的观点，更是因为列宁对于这些观点，给予了重视和应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序言中提及：“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的，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列宁的确在这本小册子中多次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及原话。例如，列宁在“列强分割世界”的写作中，列举了霍布森关于欧洲主要国家加紧“扩张”时期的领土分割数据；在研究“食利者阶层”的时候，更是直接引用了霍布森的观点；在论及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列宁用了很大篇幅来引用霍布森的观点，因为列宁认为在关于食利国问题的理解上，霍布森的观点比较“可靠”。但与此同时，列宁也看到了霍布森观点的错误与不足之处。列宁指出，霍布森并没有看到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存在，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有密切的联系，也不敢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列宁认为霍布森没有从历史发展、经济根源方面揭示帝国主义新的经济现象，因此也没有注意到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所在。列宁同希法亭学术观点的渊源要从他在希法亭“金融资本”定义基础上重新界定“金融资本”概念说起。希法亭指出，“产业资本中那个不断增长的部分，并不属于使用他的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只能通过银行来支配这些资本，而银行是代表所有者的。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把它不断增长的这一部分资本投资在产业上，并因此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产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货币形式的银行资本，实际上已经由这种方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我把这种银行资本称为金融资本”。
在列宁看来，希法亭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缺陷。列宁认为希法亭对于“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有不完全的地方，那就是希法亭没有指出“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垄断”。由此，在批判地吸收希法亭“金融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列宁提出了科学的“金融资本”概念。实际上，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几乎谈及了所有后来学者提出的有关金融资本的论点，例如他提到：现代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是集中过程；生产的集中、联合以及垄断组织都已出现；金融资本的概念；银行作用的改变及对产业的渗透；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等，只不过他并没有把这些论点综合成系统的帝国主义理论或金融资本理论。列宁也认为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需要注意的是，列宁认为希法亭书中的合理部分不能掩盖他在货币论问题上犯的错误，而且在讲到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时，列宁更指出，希法亭这位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的代表人，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由此可以看到，列宁对霍布森以及希法亭的观点并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照搬全收，而是既有肯定的地方也有否定的部分。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描述来看，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与霍布森、希法亭的学术思想有很大联系。笔者注意到，与列宁同时期的布哈林的学术观点，对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创建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很少有学者去关注布哈林关于金融资本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主要是研究帝国主义及其经济特征、未来的趋势，他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内部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入手，其中涉及许多有关“金融资本”的观点，例如“垄断组织的发展”，“纵向的集中”，“银行的作用。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等。布哈林不仅注意到了经济生活中集中和垄断现象的出现，而且认为有必要先分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两个概念。他认为金融资本“既是银行资本，同时也是工业资本”。对于金融资本的趋利性，他把握得很到位。布哈林指出，在资本输出的同时，金融资本控制手段也在不断加强。“各个领域的集中过程与组织过程相互促进，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趋向，使整个国民经济成为一个在金融富豪与资本主义国家监护下的巨大的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垄断了全国市场，并且为更高的、非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生产准备了前提”。虽然布哈林的观点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其中正确的部分仍为列宁建立科学、系统的金融资本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当然，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创立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资本思想息息相关，因篇幅有限，本文仅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本出发，简单列举列宁金融资本思想与霍布森、希法亭以及布哈林学术思想的关系，而不是说列宁金融资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仅仅只与霍布森、希法亭和布哈林有关。
二、逻辑理路：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理论构造
列宁创立了科学的金融资本理论，这一理论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列宁从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金融资本的内涵、控制手段等角度入手，在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住了金融资本的实质。第一，金融资本产生的必然性。列宁综合1911年察恩版《德意志帝国年鉴》发现，在德国工业中，生产集中于大企业的进程非常迅速，同样，“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规模庞大的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困难，加之在大企业之间容易形成协定，因此，“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不论是受高额关税保护的德国，还是自由贸易的英国，集中的不断发展都会引起垄断，只是在时间、形式上有所差别。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垄断组织只是刚刚萌芽；1873年危机之后垄断组织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那么，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危机，则使垄断组织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至此，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工业垄断已经产生且已成为普遍的事实。在工业垄断现象背后，是由于货币资本和银行的作用，才使得极少数最大企业具有更加强大的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列宁指出了银行的新作用，看到银行不仅经营规模扩大了，其在工业中的影响力也空前变大。“他们支配着所有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几乎全部的货币资本，以及本国和许多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原料来源。”随着资本的集中和银行周转额的增加，银行也变得集中起来，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同工商业及政府“联合”，银行已经从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垄断要求企业在必要资本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工业和银行的联系日益密切，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也“自然地”融合起来。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偶然现象。第二，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完整把握。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等同于统治着工业的银行资本。然而列宁并不认同“金融资本=银行资本”这一等式，列宁认为诠释“金融资本”有三大重要因素：“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从大量经济现象中抽象出“金融资本”概念，提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
在这一认识下，列宁指出，“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融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由此可见，列宁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作为金融资本产生的条件，将金融资本的产生看成一个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集中和垄断的过程，而不仅仅当成一种事实来对待，因而他对金融资本的把握显然是高于希法亭的。列宁所谈到的金融资本是基于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它不同于单独的产业垄断资本，也不同于单纯的银行垄断资本，是一种高于二者的更高形态的资本。列宁对“金融资本”概念的界定，囊括了生产集中、垄断、银行新作用等社会经济现象，是将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观察以及对相关理论分析结果综合起来的概括。然而正如列宁自己所说的那样，“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二战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新的经济情况的出现，金融资本的表现形式、组织结构及技术支撑都发生变化，因而“金融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也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发生变化。第三，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各自发展的新情况。要理解列宁关于“金融资本”定义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就必须先对二者当时的发展情况有一个了解。关于工业资本。生产的集中进行得非常迅猛，集中不仅在同一工业部门里进行，而且不同工业部门进行结合的现象也愈来愈多。生产的集中“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了。现在已经是垄断者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组织、不屈服于垄断组织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大企业正在用一切方法来保证自己的巨额利润。工业一部分资金用于改良技术装备继续投入生产；一部分资金用来“垄断熟练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的线路和工具”。大企业在进行横向、纵向的集中过程中需要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
关于银行资本的新变化。事实上，银行资本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多，以德国“德意志银行”与“贴现公司”的资本增长情况作为参考。1870年，“德意志银行”的资本只有1500万马克；1908年，其资本变为两亿；1914年，其资本增加到2.5亿马克。而“贴现公司”的资本也分别从3000万马克（1870年）增加至1.7亿马克（1908年）；到1914年，“贴现公司”的资本已经达到3亿。从两家银行的资本变动不难看出银行资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如果只看到各大银行之间相对独立的银行资本增加的话，对理解银行资本的新发展来说还不够全面。因为除了经济增长带来的银行资本数量大幅增加之外，这与银行业的集中也不无关系。在德国，“小银行被大银行排挤，而大银行当中仅仅九家银行就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的一半。这里还有情况没有注意到，例如有许多小银行，实际上成了大银行的分行等等”。大银行除了拥有数量众多的第一、二、三级“参与”或“依赖”于它的小银行外，还与其他银行成立协定，以办理对自己有利的金融业务。可见，货币资本的增多，银行的集中与集权为银行资本新作用的发挥打好了基础。第四，金融资本控制的手段增多和加强。随着资本主义集中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大企业（尤其是大银行），不再单纯地使用吞并这种最直接的方式来征服小企业，而是“通过‘参与’小企业资本、购买或交换股票，通过债务关系”等方式来吸引小企业。银行同大工商业企业之间的联合是通过互相占有股票，彼此的经理互任对方的监事（或董事）。如果认为金融资本的控制手段仅仅只是以上的表现方式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金融资本的控制已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银行与大工商企业同政府的联合则表现为两者把监事的位置让给很有声望的人物和过去的政府官吏，垄断“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细节’如何”。其次，金融资本的控制已从国内向国外蔓延。资本输出逐渐取代了商品输出的统治地位就是最好的说明。“金融资本的密网，可以说是真正布满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是设在殖民地的银行及其分行。”由此，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货币的占有同货币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已经分离，而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这种现象当然表明以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同时也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食利性暴露得一览无余。可贵的是，列宁透过金融资本控制力不断扩大的现象，认识到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当然，在列宁所处的时代，关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环境有了新的变化，诸如储金局和邮政机关也开始同银行竞争，股份公司已经成了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食利者阶层和食利国的大大增加等现象也是有必要引起注意的。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性、腐朽性、过渡性特征同样也适用于金融资本。
三、启示借鉴：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当代价值
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当今仍没有过时。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理清其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在为我们继续探究金融资本提供新的方法论指导的同时，也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列宁金融资本理论的构建过程为我们继续研究金融资本提供了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达到了很多其他理论无法达到的高度，是因为马克思掌握了辩证法这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事物的否定理解，从运动中观察每一种既成形式，不崇拜任何东西，是“批判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批判从来都不是对批判之对象的单纯的否定。列宁很好地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在对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研究过程中，运用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矛盾分析法、科学的抽象法等方法，并对其他学者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等学者的学术观点均在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里有所体现。列宁的金融资本理论是与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学术观点密切联系的，不能割裂开来。可以说，如果否认其他学者的学术贡献，那么列宁的金融资本思想也就不再完整。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霍布森、希法亭等人对列宁金融资本理论形成的铺垫和贡献。有学者以马克思没有提出过“金融资本”概念为由否认马克思已经具有了金融资本的思想，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当然，学术界围绕金融资本问题所产生的种种争议，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不断完善、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其次，应把握金融资本实质，科学、理性地对待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本质是资本，是金融与资本的结合。列宁对金融资本的解读没有脱离马克思资本理论的范畴。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增殖主要是通过资本的运动来实现的，资本的积累和循环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不断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过程。价值的产生都是由劳动力创造的，而不是流通形式上的“钱能生钱”。即使金融资本已经是高度发展的资本形态，产生了虚拟资本等新的形态，但它的增殖仍是由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而产生的。我们要全面地认识金融资本的作用，发挥金融资本的积极作用，预防金融资本的负面作用，不能任由金融资本无限膨胀发展。在避免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过度积累的同时，对资本加以控制的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