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7 20:38:11
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实际效应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和成果。
1.1有关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会带动劳动力、资本和居民点向城市转移，由此推动城市化进程(库兹涅茨，1989)。Glaeser(2005)认为城市化的成功与否与它适应产业结构的能力息息相关。陈立俊和王克强认为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增强城市的吸纳能力，使更多的人口由农村转向城市，从而加快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陈立泰和刘艺实证分析揭示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协同集聚，也推动了产业升级(Kolko，2010)。蓝庆新和陈超凡的空间计量研究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强烈的空间冲击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发展层次。
1.2有关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消费需求及结构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并且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克拉克，1951)［7］。钱纳里(1975)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国内学者方面，查道中等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弱的正向诱导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不具备这种效应。陈海波等以江苏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居民消费结构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周辉的实证研究却表明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不显著。邓于君等另辟蹊径，从消费需求软化的视角，研究发现消费需求软化成为当前促动中国产业结构软化的首要因素，中国消费需求软化对产业结构软化升级促动作用具有很大的潜能。
1.3有关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
RobertO.Herrmann(1967)发现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化有显著的关系。蔡窻指出城市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是互为内生的，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变化引致城市化，而城市化进程又会促进市场发育，并引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蒋南平等(2011)［15］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总体上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付波航等(2013)［17］使用动态面板GMM估计发现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预计这一正向作用还会增强。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两两之间的关系上，以系统论的视角将三者进行整合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关于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基于此，本文在总结既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期为当前有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2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为了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系统论的视角提出一个有关三者互动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1)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以城镇为载体和依托，城镇化带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利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镇转移和集聚本身就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了条件。此外，城镇化带来的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增强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活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结构层次也随之提升。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也会对新进入者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促使其由低消费率向高消费率转变，由低消费层次向高消费层次转变。(2)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城镇化发展的前提、动力和基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意味着主导产业由收益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收益率较高的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转移，这必将改变劳动力结构，带动劳动力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从短期静态的视角来看，产业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不可能脱离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尤其是产品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的数量和质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消费结构的合理变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现实变化。(3)从长期动态的视角来看，消费结构主要通过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调整，从而带动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由于各产业之间具有联动效应，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也必将带动投资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因此，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居民对高档消费品和高级消费形式的追求，由于城镇消费品种丰富、消费服务设施完善，吸引了各类群体进入城镇这个产业集聚地与商业、消费集聚地进行消费，拉动了城镇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长又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城镇经济总量增长和就业人数的增加，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此外，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地域面积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消费品进一步增加，吸引大量民众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和定居，从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3实证分析
3.1变量的选择
3.1.1城镇化指标(UR)ChristopherWilson(1986)［18］在其主编的《人口学辞典》中指出人口学通常所说的城镇化是指人口的城镇化，即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按照此观点，我们选取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这也与众多学者的方法一致。3.1.2产业结构指标(IS)本文借鉴徐德云(2008)［19］的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标，用以下公式来测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IS=∑3i=1Ii×i=I1×1+I2×2+I3×3，其中，Ii为第i产业的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从测度公式可以看出IS的取值范围为1～3，如果该指标等于或越接近于1，则意味着一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低，反之，如果该指标越接近于3，则表示该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高。3.1.3消费结构指标(CS)按照我国的统计方法，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杂项商品和服务等8个方面，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在这8个方面的支出中，食品支出是最基本的，其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恩格尔指数。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一般选取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恩格尔系数的大小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成负向关系，即系数越高，消费结构层次越低。考虑到消费结构与城镇化、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反应这种关系以及消费结构层次的升级，我们采用居民非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评价指标，这里未剔除物价因素不影响分析目的。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时间跨度为1980～2012年。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我们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名分别为LUR、LIS、LCS。
3.2模型的设定
为了研究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构成的多变量系统内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关系，建立由这3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具体形式为:Yt=C+∑pi=1AiYt－i+εt。其中Yt=(LURt，LISt，LCSt)T，C为常数序列向量，p为VAR模型中内生变量的滞后期，εt为白噪声序列向量。
3.3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中的变量通常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必须检验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以此判定序列是否平稳，这直接关系到后续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时间序列变量LUR、LIS和LC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3.4协整检验
在确定了变量序列LUR、LIS和LCS的同阶单整性后，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还需通过协整检验以判断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在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前，应首先构建LUR、LIS和LCS的VAR模型。但同时又因为协整检验对滞后阶数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等5个评价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判断原则是当超过50%的准则选择某个滞后阶数的话，那么就认为该滞后阶数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2为VAR模型滞后期检验结果，5个评价准则中有4个均显示应选择滞后2期。由此，本文建立VAR(2)模型。从VAR(2)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来看，其中LUR、LIS和LCS3个方程的修正可决系数分别为0.999、0.987和0.979，说明3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解释能力很强。F统计量结果表示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此外，VAR(2)模型的单位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表明建立的模型稳定，由此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是稳健和可靠的。下面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主要包括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本文采用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CE)仅有截距，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如表3所示。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LUR、LIS和LCS3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也就是在95%的置信度下，有理由相信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LUR、LCS和LIS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验证。下面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检验结果来看，(1)城镇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消费结构的升级亦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此外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时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2)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分别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亦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3)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单只是个体，而且包括整体都并非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原因可能在于:在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等体制影响下，城乡居民收入、社保等福利待遇一直保持较大差距，尤其我国城镇化长期依赖于房地产，高房价的受益者———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加，消费结构随之升级，拉动城市物价水平的上升。这样，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等“城市病”日益严重，促使进城务工者弃城返乡，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城镇居民向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现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发展，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1)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居于首位，然而第二产业就业比例长期低于第一、第三产业，并且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长期低于产值比重仍然较低的第三产业。显然，这使得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2)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路径一直以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投入，而非劳动力，从而难以充分吸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也就难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3.6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3.6.1脉冲响应分析在应用VAR模型时，一般不需对参数估计值进行经济解释，重点是对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这一般需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其他所有内生变量产生的动态影响。在前面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基础上，可知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原因，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原因。为考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根据前面建立的VAR(2)模型，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这两方面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具体见图1，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响应程度。LC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第1期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上升到高位，然后表现出较稳定的正响应，到第4期达到最大值，之后迅速下降，到第9期达到正响应的最小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趋于稳定。整体上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处于正响应状态，说明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化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能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而扩大消费需求，带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LCS对来自LI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然后正响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到第8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经过短暂下降后逐渐上升，并于第14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之后表现出持续较小正响应的趋势。总体来看，在长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有限。然而从中期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体现为资本投入，投资的增加必然会限制居民消费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红利”的逐渐显现，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将提高，必然导致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转变。LI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最初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增加，第3期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到第7、8期达到最小的正响应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在较高位表现出稳定的正响应趋势。整体上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体现出的较大正响应状态。该冲击效应表明:我国城镇化建设在短期内能迅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势必在中期内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产生冲突和摩擦。通过改革城镇化发展规划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加和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供给，最终可以发挥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效应。LIS对来自LC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渐下降，从第5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负响应持续较短时期后于第9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并且不断上升，最终在波动中趋于稳定。总体来看，在长期内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从中期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我国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当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相适应时，企业难以把握市场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产品供给结构和投资方向，使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导向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供求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实现。3.6.2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多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强度的大小，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新息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在进行方差分解时将滞后期数设定为10期。首先来看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CS的变动中，58.67%以上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0%～4.98%的波动可以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波动解释，0%～37.57%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从整体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自身的冲击很大，但它是逐渐减弱的，而城镇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冲击不断增强，并且要大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其的冲击。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其自身的依赖性正逐步减弱，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正逐步增加，但也不能忽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再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IS的变动中，45.86%～67.54%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29.94%～39.80%的波动可以由消费结构升级的波动解释，2.52%～21.89%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这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来自其自身惯性冲击和消费结构升级冲击的影响，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来自城镇化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少，但其影响是不断增强的，这一点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4结论
论文摘要：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山西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挖个洞就可以采煤；山西文物资源非常丰富，围起墙就可以收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发展总是慢半拍，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已不仅成为全省的共识，而且也是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针对山西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开拓创新的思路和强有力的措施，调整山西的产业结构，为振兴山西经济奠定良好的基础。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 1、 现状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建设力度假大、进程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山西省产业结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1997年，山西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由1991年的16.0：54.9：29.1变为15.2：51.4：33.4，工业总产值中的轻重工业的比例由1991年时的24.7：75.3变为19.2：80.2，到1998年，山西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则变化为12.9：53.5：33.6，工业总产值中的轻重工业比例变化为16.9：83.1。整个产业结构演变为“二、三、一”的格局。第二产业趋于稳定，第三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下降。 （一）弊端 山西经济结构是以高度依赖煤炭资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具有典型的资源型、初级化特征，全省三分之二的县城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煤炭。现在山西产业结构中的潜在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并日渐突出，表现为结构档次低、效益不高、转换功能不强、适应市场能力弱、受控度高、出入市场的主动性差等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济结构向趋重演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经济增长赖以外迁扩张，运行质量不高，高购入、低产出，高速度、低效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基础性产业地位不牢固。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很低，受自然力控制的成分大，作业方式原始，靠天吃饭的格局没有改变，产业素质低下；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近年来发展很快，但对山西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很难形成经济发展的科技推动和人才支撑。 2、支柱产业单一，置换缓慢，山西煤炭产业地位相当牢固，在工业总产值中占到25%左右。以煤炭为首的八大产业位置序列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受新能源工业的制约和影响，山西煤炭工业近年来已走向衰落阶段，发展乏力，这是山西经济增长缓慢的直接原因。 3、产业关联度低，产业链短，加工深度不够是导致山西产品的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主要原因。 4、各产业内部结构失衡。农业始终没有解决好种植业与大农业之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关系，工业的初级化程度持续扩张，以矿产品位主体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产品占到全省工业总产出的三分之二以上，轻重工业严重失衡。 5、产业的外向程度低，对外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力或贡献率不高，传统的名优产品的市场准备不足，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6、结构趋向同化现象严重，山西地区与地区之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趋同不利于各地区之间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成分的优势互补。上述种种问题反映了山西产业结构低级粗放、效益不高的弊端，严重延缓了山西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换过程，直接影响了山西的经济发展。 （二）历史成因分析 目前山西的产业结构是根据山西的资源特点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经过长期演变形成的。在六五期间，山西根据中央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加大了对能源工业的投资和建设力度，全省用于能源建设的投资占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41%，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强调能源重工化基地建设的作用，使得山西国民经济中的农、轻、重比例关系没有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而发生较大变化。在七五期间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对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山西把能源重工化基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但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把更多的资金和注意力投向资源低度开发的煤炭等能源重工业，不仅使得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成长起来的一些第三产业、新兴产业等由于投入不足而发展缓慢，与其他省市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还使得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阶段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一些轻工业产业也因为投入不足而日趋萎缩。这种结构失横在八五期间更加明显，这种越来越严重的畸重畸轻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体制环境，以及对资源的过渡开采和粗加工而使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使山西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水平与其他省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n bsp; 二、对策与建议 为了遏制三次产业间的协调度下降的势头，在今后的产业调整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必须加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首先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和科技文化素质，增强市场竞争观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促进农业稳定增长，保证农业生态良性循环，引导农民进行多元投资。大力发展粮食水果和蔬菜加工业，为农业的中间产品创造新的市场，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调整农业的产业结构。 2、适度放慢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发展速度。首先适度限制采掘业，重点转换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和提高其经济效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要充分考虑山西的实际情况，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大力推进信息化，使工业化的发展与信息化能结合起来，互为动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产业如：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信息、咨询等，提高第三产业在总产出的比重，其次继续完善各地区的法律法规，保证市场活动主体的公平。第三，通过高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提升。 4、加强旅游业的开发投入，尽快实现旅游资源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使山西成为旅游大省，旅游业集旅游、娱乐、商品消费于一体，对促进服务产业的水平，提高山西产品的知名度，提高山西在国内及国际上的声誉起着重要作用，山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资源丰富，历史遗迹、名人足迹星罗棋布，其中全国现存完好的宋金以前的木构建筑，72%以上在山西境内，仅存的4座唐代木构建筑，全在山西境内，山西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地上博物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宝库”，山西目前保存下来的各种不可移动文物有35000多处，国务院先后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山西有五座，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56处，省内文物古迹景点可成为全国之最的约有60多处，从文物的数量与价值来说，山西在全国是相当突出的，谓之文物大省当之无愧，因此要大力宣传，深挖旅游业的发展潜力。 5、大力发展山西优势产品、潜力产品。以潜力产品为切入点，选择具有潜在优势的产品为切入点这是调整产业结构大思路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优势产品和潜力产品的共同之处都是具有战略带动意义的产品，对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一般都是规模效益比较突出的产品，其区别在于优势产品是目前已经成为现实的比较优势的产品，而潜力产品则是还没有成为现实的优势产品，通过扶持扩大规模，就能转换为优势产品。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调整产业结构的逻辑思路应以优势产品为切入点，但现实情况是目前山西的优势产品太少，不足以承担山西经济增长的重任，另外目前的优势产品是就山西现存的产业结构而言的，这样越扶持越调整很可能导致产业结构的越刚性化，因此应该选择那些不仅具有战略带动性，而且成长性好、市场空间大、技术先进、附加值高、规模效益突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潜力产品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切入点。 6、加速山西企业组织模式的改造。目前条块分割的企业组织模式降低了山西企业对市场信息的感应度，是造成山西经济“慢半拍”的重要原因。改造企业组织规模、实施产业链顺序组织企业集团是解决山西经济“慢半拍”的有效措施之一。以往组建企业集团之所以收效不大，问题出在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集团内部没有真正实现利益一致，许多是长官意志主导的“拉帮派”行为。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组建实质性的企业集团，尤其是应当鼓励山西企业与沿海企业、外资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只有当山西企业生产过程、经济利益与处于生产链前沿的企业融为一体的时候，山西经济“慢半拍”的现象才可以有效的得以解决。 参考资料： 吉国玲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山西经济发展》 郭跃进 《山西省产业结构综合分析》 李晨宁 《当代山西经济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我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分别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只管这暂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长，但其在我国现实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使用外资的主要情势。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暂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而且连结了较高的增长速率，外商投资在我国现实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凌驾对外乞贷，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乞贷，成为我国使用外资的主要情势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暂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率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连结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范围。
凭据国乡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率中，约莫有2.7个百分点来自使用外资的孝顺。随着我国2001年景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范围及其在我国黎民经济中的职位地方都将连续前进，外资对我国财产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财产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紧张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题目。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财产结构散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财产结构的影响，必须先相识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财产之间的散布特性，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临其加以阐发：
1.外商投资在三次财产之间的散布。现在，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会集于第二财产（尤其是产业部门），而对第一、三财产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财产之间的组成（单元：％）
附图
资料源头：《中国统计年鉴》、《中外洋资统计年鉴》
2.财产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财产的投资范围不停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财产的外商投资项目匀称范围也较小。从第一财产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散布来看，主要是会集在农业，尤其是莳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少少。在2001年1-6月第一财产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财产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会集于产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修建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月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产业比重最高的年份到达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修建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匀称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财产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产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财产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月后上升到70％左右，只管近来几年这个比重有所降落，但仍占第三财产外商投资的绝大部门。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财产的投资主要会集于农业、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
3.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散布。外商对我国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散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产业的比重很高，质料产业的比重不大；轻产业的比重较高，重产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能麋集型财产的投资比重高于一样平常加工产业。
从近来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部的散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匀称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匀称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现实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匀称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产业、化学质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散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散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会集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域。从表3可以看出，在已往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域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照旧从现实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域的投资比重不够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会集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域。连年来，随着我国西部洞开发战略的实验及一系列优惠步伐的公布，西部地域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增强；据不完全统计，天下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域投资或设立服务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域外商投资情况（制止2000年末）（单元：亿美元）
附图
资料源头：《2001年中外洋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散布之以是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谋划的目的相干。厂商谋划的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攻克我国巨大的斲丧品市场，这既与我国生齿浩繁的市场上风相同等，也与外商谋划目的相同等。
第一财产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现实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末仅为1.78％。其缘故原由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接纳期长，利润率低，危害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寻求的短期盈余目的不符。但同时也说明确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怎样革新农业投资情况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外商投资偏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商业政策相干。由于我国对斲丧品的入口限定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议决直接投资要领，而我国对重化学产业产物的入口限定较松，因此，搪塞我国的重化学产业品市场，外商主要议决商业来攻克。
二是与我国现在的投资情况相干。我国现在的投资情况是轻产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产业投资较困难。与重产业相比，轻产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搪塞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产业品投资能够使用斲丧厘革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雅观、更自制的产物来吸引斲丧者从而得到较高的利润。以是，外商比力青睐于对轻产业的投资。而重化学产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干财孕育发生长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接纳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地域经济投资情况相干。我国中西部地域经济生长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财产单薄，西部地域的团体投资情况与东部沿海地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只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向，但这种趋向希望相对迟钝，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会集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域。
二、我国财产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革新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治作用的增强，结构厘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地体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要害是结构题目而不是总量题目。相识我国的财产结构现状，找出调解结构毛病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财产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财产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财产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尺度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尺度结构”相比，显着偏低。第二，在财产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财产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着高于尺度就业生齿28.6％，毛病水平超乎平凡；第三财产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尺度就业比率为30.7％。第三，都市化水平不高。2000年，城镇生齿在我国总生齿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尺度化水平53.0％，评释中国尺度化水平远远落伍于产业化历程。第四，轻重产业比重毛病紧张。近来几年，关于以后我国重产业应该得到较快生长，重产业在产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看法比力盛行，主要理由是中国产业在80年月和90年月上半期的生长过于“轻型化”，中国现在的重产业比重较低，轻产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财产出现以上结构毛病，与外商对我国三次财产投资的结构性毛病有肯定关连。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财产的结构毛病。革新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会集在第二财产尤其是产业部门，对第一财产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财产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现实投资中，第二财产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产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财产的比重仅1.42％，第三财产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末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财产的比重为64.08％，其中产业的占61.32％，而第一财产的比重仅为1.54％，第三财产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财产特别是产业倾斜的特性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财产结构的现状看，90年月以来第二财产尤其是产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财产的现实比重分歧理降落，使财产结构毛病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孕育发生了较大影响。我国财产结构毛病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产业部门倾斜有肯定关连，其主要体现为：
1.外资产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斲丧品产业的太甚扩张。近几年我国产业斲丧品相对过剩，生产本事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斲丧需求趋缓的缘故原由之外，主要是由于产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产业结构向轻产业倾斜。80年月中期以来斲丧品产业不停扩张，其主要缘故原由之一即是外商直接投资太甚会集于斲丧品产业。据统计，制止到2000年末我国三资产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产业的比重占58％，重产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产业的结构倾斜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产业高度会集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会集在加工产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产业占我国以产业品为质料的加工产业增长值的比重现在已靠近1/3，占加工产业产物贩卖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质料产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产业的迅速生长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产业的扩张，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财产的结构性毛病对第三财产的结构变更孕育发生了显着影响。现在外商对我国第三财产的直接投资主要会集在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商业、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财产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非常突出。外商对第三财产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财产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异有很大关连，除了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讯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财产部门现在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财产部门对外开放度的前进和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解，外商将较大幅度增长对现在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财产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紧张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时期将显着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渐渐降落。也即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财产直接投资的结构太甚倾斜的状态会显着转变。
三、财产结构调解目的与外商投资的财产导向政策
财产结构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经济的市场化、举世化，财产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生长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财产结构调解的影响。调解财产结构的目的不是简略地等同于盲目寻求一、二、三次财产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职位地方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财产的生长，在提升一、二次财产竞争力的基础上，大肆生长第三财产，真正前进财产素质。天下列国经济生长史证明，随着经济的生长，人均黎民收入水平的前进，黎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财产间的散布结构出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向。具体体现是：第一次财产实现的黎民收入的相相比重在整个黎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财产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相比重处于不停降落趋向；第二次财产实现的黎民收入相相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渐渐上升，上升到肯定水平后趋于降落；第三次财产实现的黎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相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相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财产变更出现的这种总的趋向，是由各次财产的内在特性决定的。在产业今世化历程中，第一财产农业相相比重降落幅度最大，这是由于农产物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物的斲丧属于生存必须品的斲丧，当生存水平到达肯定水平后，对农产物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长的水平而同步增长，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黎民收入份额趋于淘汰。第二财产产业相相比重上升，不光由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前进，斲丧结构的厘革使产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职位地方，而且经济生长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停扩大产业品市场，从而整个黎民收入中产业实现的黎民收入相相比重上升。但随着技能前进，产业有机组成前进会倾轧自身的劳动力，而产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取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相比重渐渐上升到肯定水平后趋向降落。第三财产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物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财产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财产各行业出现普遍而显着的增长，使其在黎民收入中的相相比重大大增长。
现在，我国三次财产结构毛病的主要体现是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财产比重太低，财产结构内部的主要题目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迟钝，因此以后我国财产结构调解的重点是加速第三财产的生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财产结构调解和升级的要求和现在外商投资的财产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财产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财产的投资力度，相对低落对产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财产结构的变更来看，20世纪90年月以来第二财产，尤其是产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财产的现实比重降落，使得财产结构毛病变得越发突出。我国三次财产的结构水平同天下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财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光高于同属生长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财产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现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财产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月迅速上升，对第二财产的投资比重则相对降落。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财产的投资力度，相对低落对第二财产的投资比重，这不光切合国内财产结构调解和升级的须要，同时也切合国际直接投资的财产结构厘革趋向。
2.引导外商增长对重加产业的投资，相应地淘汰对斲丧品产业的投资。现在外商对我国产业的现实投资中，大概有60％散布在斲丧品产业，对重产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产业占我国斲丧品产业增长值、产物贩卖收入以及牢固资产净值和活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产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产业占以产业品为质料的斲丧品产业的增长值比重和产物贩卖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牢固资产净值比重和活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产业占重产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斲丧产业的产物相对过剩和生产本事闲置比重产业越发突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调解的基本偏向是适度重型化，增强重产业尤其是装备产业，相应控制斲丧品的投资范围和增长速率。因此，须要引导外商对产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产业尤其是装备产业部门，相应地淘汰对斲丧品产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长对技能麋集型财产的投资。使用外资的终纵目的，是议决引进外资来增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能管理等方面的前进，从而促进本国财产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物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现在外商投资太甚会集于一样平常加工产业，而一样平常加工产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本事过剩和竞争猛烈的财产，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月中期以来重复配置、引进的财产。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财产的太甚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猛烈打击，致使部门国有一样平常加工企业的处境非常困难。现在，外资产业虽然在机电产业中占据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能麋集型财产的生长起了肯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产业中也占据较高比重，这部门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域的中小企业。而90年月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财产散布具有由资源、劳动麋集型财产向资本和技能麋集型财产变化的趋向，因此应使用这一趋向，进一步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能麋集型财产和高薪技能财产，同时淘汰对一样平常加工产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长对单薄的第三财产投资，淘汰对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财产的直接投资主要会集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财产投资颠簸比力大，并对黎民经济的牢固运行孕育发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通常导致整个第三财产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财产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紧缩，导致第三财产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降落。由于第三财产中投资结构倾斜征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颠簸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财产的大幅度颠簸。显然，只有当第三财产外商投资结构太甚倾斜趋向得到渐渐转变后，外商对第三财产投资的周期性颠簸征象才会显着淘汰，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降落。
在第三财产中，现在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能服务业以及教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条理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前进其生长水平，必须议决相应的外资财产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公正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增强对我国西部地域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域财产结构调解和优化的进程。现在，我国财产结构调解的重点是推动财产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域还未创建起一个完满的以上风财产为支柱的财产结构体系，基础财产和高新技能财产都相对单薄，与东部沿海地域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紧张拦阻我国团体财产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域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域的经济配置中，从而增强中西部地域的财产结构调解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域之间创建一种和谐的财产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财产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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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德修.入世后的中外洋商直接投资结构厘革趋向探析[J].经济科学，2001，（6）：81-87.
[3]顾建清.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财产结构的影响[J].中外科技信息，2002，（5）：26-28.
1.铜川市产业结构的现状和问题
第一，就三次产业比较而言，三次产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从三次产业产值比较来看，见表1.1。以2011年为例，第一产业产值17.41亿元，占总产值的7.4%，第二产业产值149.31亿元，占总产值的63.7%，第三产业产值67.81亿元，占总产值的28.9%。可见，铜川市第一产业的比重明显偏低，第二产业占全市总产值的50%以上，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也相对滞后，说明铜川市的三次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第二，轻重工业比例不合理。铜川市一直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采选业和初加工业为首的重工业占据了工业总产值的中相当大的比例，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很高且逐年增长，见表1.2。其中，轻重工业比例很不协调，以2011年为例，轻工业产值为23.26亿元，而重工业产值为219.76亿元，是轻工业产值的9.4倍。这种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制约了铜川市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城市经济对煤炭等资源的依赖加大，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难以从现有的产业结构中跳出寻求新的变化。第三，产业结构单一，煤炭业成为主要依赖的产业。长期以来铜川市都依靠采挖煤炭资源以换取经济增长，煤炭开采洗选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产值最高，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最大，表1.3是铜川市2007－2011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值以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在2007至2011这5年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产值以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基本是呈逐年上升趋势，反映了煤炭业在铜川市工业中“一业独大”的地位。
2.铜川市接替产业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铜川市目前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因此寻找新的接替产业就变得尤为重要。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出铜川市的接替产业。
2.1备选产业的选择通过对铜川市各产业发展数据的比较，除煤炭业以外，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和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这6个产业的产值以及在总产值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可以选择。其2011年具体发展情况如下表2.1所示。
2.2指标说明本文拟选取如下指标进行说明:(1)需求收入弹性:需求收入弹性反映了产业的增长潜力，其计算公式为需求收入弹性=某产业需求变化率/国民收入增长率。本文将采用工业销售产值来近似计算产业需求变化率，从而得出需求收入弹性。(2)产业构成系数:产业构成系数反映了某一产业对区域总产值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产业构成系数=某产业产值/区域总产值。(3)产值利税率:产值利税率可以反映出产业盈利水平和投入产出水平，其计算公式为产值利税率=某产业利税总额/某产业产值。(4)比较集中率:接替主导产业要在更高层次区域内相对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这样才能带动本区域经济发展，本文以陕西省为更高层次区域，计算公式为比较集中率=(某产业产值/区域所以产业产值)/(更高层次区域该产业产值/更高层次区域所以产业产值)。(5)就业人数比率:接替产业必须有较好的吸纳就业能力，其计算公式为就业人数比率=某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2.3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选择铜川市接替产业根据《铜川统计年鉴2010》及《铜川统计年鉴2011》，计算出备选产业各指标如下表2.2所示。(1)对上表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下表2.3:(2)利用SPSS进行分析，见表2.4相关系数矩阵，表2.5特征根、方差贡献率及方差累计方差贡献率表，其中选择累计贡献率大于85%提取主成分，列举两个因子。(3)用表2.5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两个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再以每个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即可计算综合主成分值，并对其按综合主成分值进行排序，即可对各产业进行综合评价比较，结果见表2.6:可以看出，通过分析，铜川市的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和饮料制造业的综合得分比较高，因此可以选择这三个产业作为铜川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接替产业进行发展。
3.结论与建议
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需要资金、人才、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支持，在依据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也需要政府、金融等各方面的支持。(1)要在原有基础上充分利用煤炭资源。铜川市应该做好后续的煤炭勘探工作，充分利用现存的煤炭资源，充分发挥煤炭业长期积累的基础和优势，为产业结构积累资金、技术等相关资源;(2)要在发展煤炭业的基础上延长煤炭产业链条。从以往的发展历史看，铜川的电力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再加之电力工业本身与煤炭采掘业有较高关联性，发展电力工业可以实现煤炭资源由一次能源转化为二次能源，从而对煤炭资源进行转化并增值;(3)积极发展接续产业，实现产业顺利转型。应该在接替产业的现有基础上加大资金、技术的支持力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规模的扩大和产值的提高，更要着重于技术的创新。利用这些接替产业的发展来逐渐减少对煤炭业的依赖，加快促进城市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4)政府应发挥自身作用，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对产业转型加大支持力度。
作者：何梦凡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目前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比如洪涓、刘甦等通过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对比，认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社会文化环境、人才培养、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法制环境等方面需要提高。宋泓明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提出从产业前景、园区政策以及政府推动三个方面提出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量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文嫮，胡兵等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五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韩顺法，陶卓民等设计了一套能够反映我国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31个省区市的文化创意指数空间分布状况，回归后发现区域文化创意指数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业本身发展模式和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另外有少数研究试图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视角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尚无相关研究。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文化创新产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否对经济机构转型过程带来影响，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又会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影响。
2实证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转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可以直接获得。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指标，选取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来代替。虽然两者在指标统计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数据取样区间为1992～2013年。相关计算和分析均在运行Eviews6.0的基础上完成。
2.1单位根检验由于进行协整检验前，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存在“趋势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又由于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可以有效消除样本的异方差性，因此单位根检验的序列为取对数后的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区间下LNCI和LNTS均存在单位根，均为不平稳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DLNCI数据平稳，在5%的置信区间下，DLNTS数据平稳。因此判断，在5%的置信区间下CI、TS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或者是D阶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那么Yt，Xt为(1,1)阶协整，本文中我们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如果平稳，则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从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别说明协整关系不成立，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对残差项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残差项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2.3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置信区间下，文化创意发展是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
3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考察1992～2013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长期均衡关系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得出结论：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市另一个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作为文化之都，北京市应该发挥文化中心的优势，积极贯彻实施《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2014-2020年)》，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文化与科技、金融、影视艺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北京市拥有全国最高的高校密度，拥有雄厚的科技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大量的影视公司以及影视从业人员，便捷的现代服务业，这些保证了文化产业与之融合的基础条件。通过产业融合，产业渗透能够积极发挥其他产业的优势，比如科技产业的研发优势能够对于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提供人才及技术支持，大量影视公司、影视从业人员的存在能够促进广播、电影电视产业的发展。大量金融公司的存在能够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渠道，方便文化产业避开较长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快速发展，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使文化产业拥有良好的运营基础。
(2)积极贯彻实施已出台的鼓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文件，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来扶持不同区县的文化产业发展。目前北京市不同区县已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差异化集聚。针对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制定相对应的政策来鼓励各地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形成当地的强势产业，快速推动其具备造血功能。
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金融程度在不断深化，规模日益扩大，机制逐步健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增长也遭遇了一定的瓶颈，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和优化。因而，通过研究区域金融发展，在明晰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传导机制和作用机理后，运用区域金融发展来调控和指导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国外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直是国外经济研究的永恒主题，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经济体系，但产业结构升级中的金融支持还不是很完善。金融发展理论根据思想流派和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分为：①金融结构论。Goldsmith（1969）开创性地用金融相关比率（FIR）衡量金融结构发展程度、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认为金融规模与结构的差异是解释各国金融发展和经济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的基本功能在于合理安排储蓄和投资、有效地配置资金，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支持。并提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金融相关率不断提高但有限度，经济发展至一定程度，产业发展重心改变，速度更替。②金融抑制论。Mckinnon和Shaw（1973）认为经济的发展是金融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通过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抑制，投资的利率弹性为正值。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实际利率，促进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以此促进经济增长。③金融功能论。Merton（1995）和Levine（1997）从金融功能入手，依据80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选取4个金融中介指标和4个经济增长指标，通过实证手段研究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系统通过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储蓄的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施加公司控制、促进风险管理、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仅能够加速资本积累的速度，而且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国外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结构优化，而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所以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金融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国内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开展较晚，但发展迅速，研究主要集中于寻找两者间的影响机制，希望找到金融支持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有效措施。在宏观层面上，范方志、张立军（2003）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部门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机制，然后具体实证分析了1978-200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认为各地区金融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的拉动作用由东部向西部递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差距是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1］。王纪全、张晓燕、刘全胜（2007）分析了我国金融资源的特点，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东部、中部和全国范围内人均金融资源的增长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在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这种稳定的关系［2］。在微观层面上，蔡红艳、阎庆民（2004）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产业的影响，计算出中国39个工业行业的成长性指标，研究了资本市场内的资本流动与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互动关系。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大多着重于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研究，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只是在经济增长的机制中被简单提及，没有进行详细而深刻的论证，同时对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的界定还不明晰，因此，本文将重点剖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作用途径，并以上海市为例，引用明晰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寻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3］。
三、上海市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分析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上海进入了金融业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银行体系、日益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逐渐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中介机构吸纳资金的能力不断增强，并按照经济原则使储蓄在各产业部门之间高效流动，调整资源配置状态，提高投资效益和要素生产率，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从萎缩部门向新兴产业转移，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Goldsmith认为金融的发展是金融结构的发展，并提出了一直被视作金融上层结构相对规模的最广义的指标——金融相关比率，其定义为某一时点上金融资产总量与实物资产价值总额（即国民财富）之比，如果将存款资金存量及其变化看作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结果，那么贷款资金的配置就是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贷款存量也是各地区的一种重要的金融资产。而在区域层面，如果不计流通中现金的影响，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关指标对金融发展水平的代表性在95%以上［4］，这与我国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以银行存款和贷款形式存在的事实相符，所以本文借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立、王子明以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表示金融资产总量的方法，选取金融相关比率（FIR=(L+S)/GDP，其中L表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S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为区域生产总值）代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5］。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存贷款余额的数值越大，在GDP一定的条件下，其金融相关比率越高，反之亦然。图1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金融相关率的变动情况，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和上海市金融年鉴。自2005年以来，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从2005年的4.3826上升至2013年的5.2594，且从2008年至今，这种上升的幅度更为明显，说明上海市的金融活动较为活跃，区域金融蓬勃发展［6］。同时上海市每年的存贷款余额均保持稳步上升的趋势，说明上海市的金融规模在不断扩大，且存款余额大于贷款余额，表明上海市的金融机构吸纳资金和使用资金的能力在逐步提升，金融结构合理，环境相对安全，整个金融体系正在稳步健康发展［7］。
四、上海市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分析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迅速，备受瞩目。上海市从实际出发，积极地进行了三次工业改组，使产业结构逐步从重化工业到轻工业再向服务业调整，率先实现以第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转化，1990年以来的浦东开发又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推进，在开发开放的重要契机下，制造业开始经历从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迅速转型，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扩展，金融、贸易和国际航运服务能力强化，对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999年，上海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大关，意味着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开始以服务经济为主，2012年，比重首次超过60%，基本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从开始到基本形成，上海用了12年时间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8］。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整体情况是三次产业的产值均在不断增加，第一产业的产值占比在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之和相应上升，但由于地区主导产业的差异、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不同，各区域的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比并未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因此，采用产业结构优化率（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在GDP中的比重）来衡量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占比来衡量各个产业的优化程度［5］。图2是上海市2005-2013年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变动情况，数据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近年来，上海市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占比较低，且在逐步下降，由2005年的0.8776降至2013年的0.5985，降幅高达31.80%；第二产业比重除在2009-2010年有小幅上升外，其他年份均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在近年内一直保持着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比重迅猛增加，2013年达到62.24%，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化趋势大致相符。同时在日益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支撑下，上海市的产业结构不断地调整和优化，在完成“工业化”后逐步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五、上海市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用Eviews对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进行回归，探索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一）样本数据及模型设定本文选取2005-2013年上海市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表示其金融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占该区域GDP的比重（CY）来衡量其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分别用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比（CY1、CY2、CY3）来表示上海市第一、二、三产业的优化程度，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和上海市金融年鉴（2005-2013年）。由于时间序列模型一般是不平稳的，为了更好地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设定了以下相关模型：①利用单位根（ADF）检验单个时间序列的平稳性；②分析时间序列的协整关系，得出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回归方程；③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了避免由于存在变量的非平稳性而出现虚假回归，需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时间序列一般是不平稳的，但可以通过差分形式将其变为平稳，仅当回归的两个时间序列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防止伪回归，先确定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IR）、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第一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1）、第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2）及第三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Y3）的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中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FIR、CY、CY1、CY2和CY3的水平值在三种形式下和10%的显著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即它们的水平值是不平稳序列，而它们一阶差分形式则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即它们是一阶单整的，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三）协整检验由于FIR、CY、CY1、CY2和CY3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如果它们的线性组合是协整的，则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为了验证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与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采用Engle-Granger二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1）首先对FIR和CY、CY1、CY2、CY3序列进行回归，得到回归方程。（2）然后运用ADF检验对以上回归方程的残差项进行单整性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拒绝了是不平稳的原假设，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即FIR和CY、CY1、CY2和CY3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四）格兰杰因果检验由以上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可知，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总体产业及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不明晰，需要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对此问题进行说明。由上可知，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不是产业结构优化和三次产业优化的原因，接受了上海市总体产业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不是影响其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的原假设，表明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是其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因素。随着上海市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总体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会不断调整和优化，即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由以上回归结果和因果检验可知，从总体上来说，上海市高度发展的金融水平，通过影响资金流向的变化，调整区域生产要素的分配，使得上海市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高级化和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市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但基于产业划分的三个层次，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三次产业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一、二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9］。结合回归方程可得，每当上海市的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一个单位，上海市的总体产业结构会有0.002491个单位的优化，对第一产业的结构优化会产生0.002491单位的负效应，同时，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也会遭受0.087332单位的负面影响，只有第三产业能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受益，能够得到0.089818单位的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目前上海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是现代服务业，所以会加大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支持，因而难免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
（二）对策建议
1文献综述
史丹[1]论证了在我国能源弹性系数的局限性，以及利用回归分析验证了各部门不同能源消费变动和增长速率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史丹等[2]得出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工业化发展迅猛，但能源消费强度并没有出现大幅度上升。曾波等[3]得出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第二产业能耗量排在首位。李相锋[4]、姚景源[5]得出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结构呈正相关，经济发展模式属于高能源消耗型。周江等[6]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得出在我国工业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大。我国众多学者在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领域进行了诸多研究，但是并没有找出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哪个部门所需何种能源消费需求量增幅较大，继而优先发展哪种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将能源分为煤炭、成品油、电力进行考量,从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来研究产业结构，本文将采用矩阵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以及论证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并给出相应建议和对策。
2矩阵分析方法实证分析
从分析能源消费的内部来说，煤炭消费以能源消费总量的66%位居第一，成品油以能源消费总量的18.4%位居第二，电力以能源消费总量的10%位居第三，以上三种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94.4%。综上所述，这三种能源的消费增长速度来表示能源消费是可行的。
从产业方面来说，由于各个产业的能源消费种类不同，而且各产业部门不同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也是有区别的。因此各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费状况用结构积的方式来表示也是可行的。用E代表能源消费增长的结构积，V代表各个产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的矩阵，D表示各产业部门年平均一种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矩阵。用矩阵公式表示为：产业的能源消费结构积=产业能源消费增长率×产业产值增长率通过综合分析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建筑业的能源综合结构积以5186.781997位于首位，位于第二位的第三产业的能源综合结构积以4720.754426略低于第二产业，工业能源综合结构积以3570.898706位于第三位，第一产业能源综合结构积以2467.776049位于第四位。换言之，能源消费的大户是建筑业，而传统的第一产业对于能源消费的诉求则不那么强烈。更进一步研究产业内部的能源消费情况，不难发现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内部电力的结构积很大，成品油的结构积次之，但远高于煤炭。略逊于建筑业和第三产业，自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起主导作用的工业也具有较大的电力结构积。
再看其他几种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第三产业以及建筑业显然比工业更易受到其影响，而煤炭能源消费的控制对于工业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其他三个产业的影响。总的来看，除了相对稳定的第一产业，其他生产部门显然与能源结构干涉甚深。改动矩阵，将第一产业、工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合并，得出表1，即2001-2013年不同能源的结构积。由不同能源消费结构积对比可以看到，矩阵结构积最高的为电力能源，代表成品油的矩阵结构积位于第二，这表明，在2001-2013年间，我国消费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电力能源，其次是成品油，而且电力消费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成品油。
3政策建议
第一，要注意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能源需求，生产计划的反作用。对于日新月异的国民经济结构，相关部门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计划。第二，有鉴于电力需求和第三产业的正比关系，政府和电力生产企业应有充分的认识，而不应因个别年份电力需求的降低而减少电力建设的投资，以免阻碍后期国民经济的发展。
作者：高秀革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研究院
加入WTO势必对我国农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市场对外的更大开放，农产品进出口的不断增多，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目前，学术界关于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的影响基本上是两种观点：一是观点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农业影响不大。其主要理由是我国20多年农业改革取得了相等坚固的农业生产管理基础和物质基础，可以抵御较强的外来冲击；中国的农产品实际保护率比名义保护率要低得多，加入WTO将使名义保护率与实际保护率相近，致使加入WTO对中国农业不构成实质性冲击；降低关税，引入国外竞争，可以刺激农业部门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服务水平，反过来加强国内农业经济的安全。加一种观点认为加入WTO将严重冲击中国农业。其主要理由是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业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我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6个省区低于0.5亩，可以说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满足，加上水资源的缺乏，怎能维持农业的持续发展？土地不能增，劳动力不能走，资金进不来，农业发展受到基本要素的刚性约束；劳动力严重过剩，到2000年，按劳动年龄人口算，我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加上60岁以上，18岁以下的干活人，农村有6亿劳动力，农业生产大约用1亿，绝对过剩劳动力有4—5亿，随着乡镇企业吸引劳动力能力的弱化和城市就业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严重，加入WTO也很难能动解。 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加入WTO以后，农产品市场必将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农业必将受到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冲击。从国际农产品市场看，影响是严重的。（1）对小麦市场的影响。国内小麦市场供大于求，但品质方面尚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加入WTO以后可能进口较多的外国优质小麦。入世谈判中我国承诺，加入WTO后，小麦的进口配额从目前的200万吨增加到730万吨，2011年再增加到930万吨。目前，世界农产品市场小麦价格为804元/吨，而中国国内市场为1250元/吨，高出世界市场价格55.4%，可见加入WTO对我国小麦市场的压力。（2）对大豆及其豆制品市场的影响。我国目前大豆及戎制品的消费主要靠国际市场，国家对大豆和豆粕进口不实行配额，对大豆的出口也没有补贴，而国外，特别是美国，加拿大等国大豆单产高，生产成本低，在品质和价格上具有明显优势。我国大豆生产将面临极大压力。（3）对玉米市场的影响。加入WTO对我国玉米市场影响比较大，到2006年，我国进口玉米将从25万吨增加到720万吨。目前世界市场的玉米价格是679（人民币）/吨，而国内市场的价格是1200元/吨，由此可见入世后，东北，华北地区的玉米生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再加上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偏小，农产品品质不高，劳动力素质偏低，营销能力有限，技术装备落后等，受国际市场冲击是十分严重的。 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这种影响是严重的，但也是有限的，一是我国对粮、棉、油、糖和羊毛等农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即配额以内采用较低关税率，而且，达成的关税配额量只是一种承诺，并非最低进口义务，是否足量进口关税配额量，还要视国内市场有无需求而定。对这些农产品的进口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由此可见，我国最缺乏竞争力的这5类农产品不会无节制的涌入我国市场，二是其他农产品的进口增长也将是有限度的。从价格上看，国外农产品竞争优势也是有限的。以“新奇士”柑橘为例，一个果子重300—400克，在我国市场零售价格至少9元。如此价位，除高收入群体，高消费场合和送礼外，不会有很大市场。肉类产品也是如此，我国幅员辽阔，国外农产品从沿海港口运往内地的费用很高，这也是阻挡国外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一道天然屏障。三是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援引特殊保障措施。WTO虽然主张实行贸易自由化，但对贸易自由化的风险也相应的制定了一系列条款或协议加以防范，并非放任自流，加入WTO后，如果某些农产品的进口“不可阻挡”，并已经或将严重损害国内同类产品生产者的利益时，我国可以在《1994年关贸总协定》保障条款《保障措施协议》和《农业协议》特殊保障措施三者中，援引其一，通过数量限制或修改及撤消关税让义务的方式，对国内该产品的生产予以保护，四是在没有加入WTO之前，我们已经历过多次农业结构调整，随着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已有了一定增强。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发展既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我们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土地家庭承包，农民分散经营与国际市场平等竞争之间的矛盾。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模式，由于土地是农民谋生的基本生产资料，农户是基本经营单位，我市户均土地只有5亩左右，每一个农村劳动力平均耕种5亩土地，据调查，全市耕种300亩耕地的只有泽州县一户，绝大多数是五、六亩，而且耕作技术大多停留在牛耕马拉，而国外农场主一般都经营几百甚至上知亩土地。他们的专业化，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水平都很高，农业科技含量一般都在35%以上，我们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与他们展开竞争，明显处于劣势。 二是农产品品质不高问题。农产品品质不高是当前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粮食、棉花、水果等，比如柑橘，我国的柑橘个小、皮厚、水分小、甜度低；而美国的柑橘个大、皮薄、水分大、甜度高、色泽光亮、耐储藏，一个平均重400克左右，我国去年与美国达成柑橘协议后，今年春天第一批1800箱美国橙子运到上海市，不到两个小时就抢购一空，运抵大连的16吨柑橘三天销售一空，每斤12.5元，比我国的柑橘贵三到四倍，与品质相关的还有生产工艺，劳动效率等，美国的柑橘可以象生产汽车一样源源不断的从生产线上流出来；利用电脑筛选，柑橘的个头匀称，质量可靠，可以常年供货，四季不衰。同时，我们的农产品营养结构也比较差，农产品中含农药等毒物严重超标。 三是劳动力素质问题。据调查，我市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42%，初中文化程度占37%，高中以上占9%。这样的文化水平怎能适应现代化市场农业的要求？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怎样提高？美国人生产一吨大米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而我国生产一吨大米大约需要58天时间。 四是市场营销能力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的柑橘依靠农工联合企业在全世界畅销。而我们的农产品呢？能推销到全国的有多少？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仍未形成，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农工商联合休没有形成，农产品经纪人队伍还没有形成。 五是农产品加工转化问题。总体上我们的农产品加工能力还严重缺乏，美国近77%的柑橘用来加工果汁，而我国只有5%左右，况且还是听装，加糖，严重影响销售，象我们的黄梨，核桃，山楂等农产品的加工能力还可以，但受市场营销，产品质量的限制，企业始终没有做大，能适应国际市场的农产品加工产品几乎没有。 根据有关专家学者对国际市场调查分析，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有高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4类：蔬菜、茶、咖啡和调味香料；鱼类水产品；蔬菜及水果制品，后三类竞争力有逐渐增强之势。 较高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5类：活动物；肉及食用杂碎；谷物（小杂粮）、粮食粉、淀粉及乳制品；饮料、洒及醋、蚕丝。其中“活动物”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相对最强，“肉及食用杂碎”、“饮料、洒及醋”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谷物、粮食粉淀粉及乳制品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蚕丝”的竞争力基本保持稳定，这五类产品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低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有2类：“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及其它食油动物产品”和“其他植物纺织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这两类产品在现阶段属于国内产量小，进出口量不大的农产品。 较高比较劣势的农产品有：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这类产品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国内对动植物油、脂分解与精炼技术要比世界发达国家低得多，因而在外贸竞争中处于劣势状态，但国内消费量较大，是国内市场有较高竞争优势的产品。 低比较劣势的农产品有：谷物、食糖、棉花、羊毛及动物毛类产品。谷物是我国的大宗农产品。属于典型的土地密集型产品，而相对于美国等土地丰富的国家来说，其比较劣势显而易见，棉花、食糖也是这样，受土霜素的影响，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羊毛及动物毛类在割剪、加工方面具有劳动密集性，但羊及产毛类动物也是以土地为基本生存基础的，在我国土地资源稀少、牧草资源退化的大环境下，它们的比较劣势也日益显现。 从比较优势向比较劣势转化的农产品：含油籽仁及果实、稻草、秸杆及饲料，是典型的从比较优势向比较劣势转化的农产品，竞争力指数由1992年的0.76下降到1998年的0.28。 通过我们对入世形势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农业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现在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抓住加入WTO这一良机，加快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是我们的唯一正确选择，为此，我们应当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品质优良，又有市场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依靠科技进步，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总体上，以于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如谷物、油籽、棉花这类以土地密集为特征的大宗农产品，在保证安全供给的基本条件下，可适度减少生产；对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如畜禽、蔬菜、水果、烟草及其相关加工品，要积极发挥优势不断扩大出口。 具体地说，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当前必须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特别是粮食的品种质量 在国际农产品市场分析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粮食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十分脆弱的，特别是小麦、玉米、大豆和大米。而在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的消费结构在变化，消费的要求也在提高，因而，饮食结构变化引起粮食消费比例的下降，肉蛋果菜饮料类消费比例上升，加工性食品消费增加；粮食消费中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按照消费结构和需求变化的趋势，我们必须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内在品质。在小麦种植上，应根据我国消费者饮食结构的变化，发展一些能满足食品加工需求的面筋强度高的软小麦，在玉米种植上，我们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向专用型、高附加值型方向发展，注重发展高油、高赖氨酸、高色氨酸等玉米品种，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展一些在国际市场有高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象蔬菜、畜禽（猪、牛、羊、鸡等）、桑蚕等。优质农产品一般是指口感好（如水分大、甜度高等）、外形美观（个大、饱满、色泽鲜亮）、耐储藏。但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包括农产品的卫生安全性。减少农药、兽药添加剂等的使用量，积极发展绿色产品。 二、大力发展有机食品 绿色壁垒是发达国家阻碍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进入的重要的合法手段之一。国际农业绿色壁垒主要有四个类型：绿色技术标准。如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际环境监查标准制度》，要求农产品达到ISO9000系列标准体系，欧盟的ISO14000环境管理系统；绿色环境标志，表明农产品符合质量环保标准，对环境和人体无害，农产品只有获得该认证，才能进入市场；绿色包装制度，要求馐必须节约资源，减少刻弃物，使用后能够回收再利用或者可以自然分解；绿色卫生检疫制度，规定了176种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最高残留量、最高再残留量和指导性残留量。 绿色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严格的卫生检疫制度。我国出口欧盟的冻鸡，出口日本的猪牛羊肉和部分蔬菜、瓜果受此影响很大。2、农产品生产和加工技术标准。我国的的牛肉因此而不能进入欧盟市场，猪肉、牛肉以及柑橘、龙眼、苹果几乎无法进入美国市场。3、农药及有毒物残留量日本对大米的检测项目就达142项，我国许多农产品被拒之门外。4、包装。1998年我国出口美国的木质包装由于含有天牛而受到限制，英国、加拿大也对我国的木质包装进行限制。5、保护动植物物种。1995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部门对我国的虾类产品实行“自动扣留”，原因是我国作业渔船上没有安装海龟逃生装置，危害了海龟的生存。 打破绿色壁垒最根本的办法是保护农业环境，大力发展有机农业。首先是要强化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环保意识，注重农业生态平衡的宣传教育，其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切实减少大气污染、污水灌溉、化肥施用量和农药喷洒。第三要建立农业环境管理制度、县乡两级环保部门要重视对农业环境的监测和检查，建立农业环境管理技术标准和检测信息系统。第四要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农业环境管理制度，尽快熟悉和掌握国际标准认证。 有机食品是指来自有机农业体系，根据国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的标准生产加工的、并通过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一切食用农产品。具体条件是：生产基地最近3年未使用过农药、化肥等违禁物质；种子和种苗来自自然界，未经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过；在收获、清洁、干燥、储藏和运输过程中未受化学物质污染等。到1998年底，我国通过认证和有机食品基地仅67万亩，产品大部分销往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市场。有机食品在国际上潜在市场，我国又有开发有机食品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市许多山区很少受到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农民很少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些地方就可以申报有机农业生产基地；我市农作物和生物品种繁多，且绝大多数品种未经基因重组，可以通过选育，开发 成为有机食品；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能够满足有机农业对劳动力的大量要求。 三、大力发展畜牧业 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大力发畜牧业是加入WTO以后的必然选择。一是我国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比较优势。无论是畜产品的质量，还是畜产品的价格，都有一定的潜在优势。特别是英国等国家疯牛病、口蹄疫暴发流行后，我国传统方法喂养的牲畜就更加具有优势。二是国内市场对畜产品的需求有相当大的潜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和饮食习惯的不断改变，人们对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这将极大的刺激畜牧业发展。三是畜牧业自身具有加快发展的优势。首先畜牧业具有投入产出周期短的特点。饲养牛、羊等大牲畜均可一年内见效，据调查，农民喂养20只布尔山羊，当年就可收入近万元，一头奶年一年可以净收入4000元左右，许多养奶年户说“养好一头牛，一年一层楼。”其次，畜牧业的产业链条长，上可带动牧草、饲料、粮食种植和饲料加工业，下可带动肉奶、皮革、毛纺等食品和轻纺加工业发展。再次，山区农村具有加快畜牧业发展的优势和潜力。天然牧草、植物秸杆，不还有退耕还草后大量种植的优质牧草，这些都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优势。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的推广应用，畜牧业发展更加具有优势。 面对当前畜牧业发展中，品种多、乱、杂、加工企业少、小、散、市场建设滞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抓起：一是抓认识。通过典型事例的宣传教育，提高方大干部群众对发展畜牧业的认识。二是加速培养龙头企业。即抓养殖龙头企业，又抓加工企业，还要抓科研企业，以此推动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三是抓市场建设。重点是中心市场和专业批发市场的建设，同时要注重国际市场的开拓和发展。四是大力发展饲料加工业和种草业，特别是利用国家退耕还草还林的政策，发展优质草，五是健全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科研、防疫、检验等单位和部门的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与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六是切实解决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小额信贷、贴息贷款等形式，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四、深化农产品的加工 前面曾介绍过美国的柑橘个大、味美，在我国上海、大连一个卖到9元以上，而美国的柑橘加工更惊人，全国有近77%的柑桔用来加工果汁，而我国仅有5%的柑桔用来加工，而且加工水平和产品包装都是落后的。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主要在：农产品加工业的体制和体系、技术和装备、资源的利用和能源的消耗、加工成品的数量和质量及所创效益和增值等方面，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的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一般为2—4：1，而我国只有0.78：1。在美国市场上，含玉米或玉米副产品的产品品种多达3500种，玉米湿法加工业的产值达110亿美元；仅玉米朊粉和玉米朊饮料一项，每年出口达1000亿美元。法国的农产品加工业近10年来，平均每年增长11。5%，1997年达7925亿法朗（折合美元约1149亿）；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是化学工业的1.7倍，是汽车工业的2倍。 而在我国深化农产品加工又是十分紧迫的，一是我国农业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我们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全国有666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其中463个县人均耕面积不到0.5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耕地面积正以每年平均约250万亩的速度减少，淡水资源缺乏、沙漠化、水土流扔、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人口又以每年1500万的速度增长，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就是发展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二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是农产品加工不足，据测算，由于我国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贮运设备不足，粮食产后损失率达10%以上，果蔬损失率达30%以上，仅偏偏一项通过加工使损失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可以节约粮食500多万吨。另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严重滞后，加工率不足10%，而发达国家的加工率达50%以上。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后，粮食增值1—4倍，棉花增值2—4倍，畜禽产品增值1—3倍，果蔬增值1—10倍，我国农业总产值为25000亿元，产后加工每提高10个百分点，按增值1倍计算，农民收入就可增加2500亿元。三是迎接中入WTO的严峻挑战。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粮食价格高于发达国家。目前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玉米、小麦、大米、大豆、棉花的每吨价格折合人民币分别为6 79、804、1161、1462和9869元，而我国国内市场价格分别为1200、1250、1850、2150和12550元，分别高出世界市场76.7%、55.4%、59.3%、47%和27.2%。可见我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并没有国际比较优势。加之农产品加工量小、层次低、加工增值不到发达国家的1/3。农业没有优势，农产品加工没有优势，加入WTO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四是为乡镇企业二次腾飞提供重大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发展陷入困境，至今仍未走出低迷。乡镇企业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与农业、农民、农村有着天然联系，而农业、农民、农村又是农产品加工业赖以生存的土壤，乡镇企业只要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实现二次腾飞将是完全可能的，五是可以为城乡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据发达国家统计，食品生产每增加一人，相应的工商业可增加7人就业，而食品加工仅是农产品加工的一部分。 另外，从社会的需求看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像买菜、和面、蒸镘头、擀面条等在家里做饭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人们在工作之余对闲暇的消费也在增加，要求有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休闲，而不是用于做饭；美味和特殊口味的食品（特别是快餐）、饮料和菜肴也大都在专业化的加工厂和餐馆才能做得出来，饮食消费的工业化和社会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加上中国人口如此之多，人口城市化趋势如此之强、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给农业产品的深加工，特别是农业产品的坐标增值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除了食品加工外，农业资源的其他系列产品加工，也大有前途，问题是要重视农业产品深加工工业的发展，要给一些政策扶持，各方面的限制要减少，要鼓励社会投资于农产品加工工业。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工业，也要在地理上适度集中，这样它们的污染可以集中处理，企业可以规模化生产，企业的交通、储藏、信息、市场、协作、基础设施等外部条件较为经济，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工业，要与推进小城镇和小城市建设结合起来，成为城市和农业经济联系的纽带。 五、大力发展中介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 加入WTO加大了我国农业的对外开放和农产品的国际贸易，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和销售。根据我们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实际，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中介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 超小规模、极度分散经营农户是没有能力面向国际市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在农户和国际市场之间，应当有起沟通作用的中介，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由生产同类产品的农民组成合作组织，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象美国、澳大利亚、台湾都是这样，如美国加州的柑橘协会、澳大利亚的小麦协会等等，我市陵川县的中药材协会，在陵川县的中药材基地建设中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培杆、植龙头企业，由龙头企业寻找国外订单，组织农民生产，形成贸工农一体化经营体系，是面向国际市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加工型、贸易型龙头企业，作用更加明显。同时，龙头企业应当与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结合起来。云南玉溪卷烟厂与周边地区农民联合发展烟叶生产基地就是很好的例证。 农民经纪人队伍在农产品贸易中起重要的中介作用，但目前农村农民经纪人队伍不够强大，经纪人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还比较低，还很难满足市场需求，我们应当进一步搞好经纪人队伍的培养和提高。 六、适度扩大生产规模，注重劳动力合理转移 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偏小，致使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价格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弱小，就象前面介绍的一样，发达国家一个农场主要经营几百亩。甚至上千亩耕地，而据我们初步调查，我市最大的股份合作制农场——泽州县泊村农场耕地面积也仅300亩，除了另一户经营20亩左右外，我们绝大多娄农户一般的仅经营十亩左右耕地，如此规模怎么去竞争？ 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是在稳定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前提下，通过股份合作、反租倒包、委托转包、季节性承包、土地交换、租凭经营等形式，实现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制度的核心是：三权分离，自主自愿，市场契约，政府监督。三权分离是指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分离，在满足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的总体约束下，土地使用权流转须具备五个条件：1、农村人口中的恩格尔系数应在45%以下；2、农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例小于10%；3、农村经济中的非农活动收入在75%以上；4、农村劳动力人口中从事非农劳动的数量大于50%；5、农业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30%以上，土地流转可以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土 地整理、土地信托中心、土地银行等中介机构来进行。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必须认真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问题。随着土地经营集约化程度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必然向非农产业转移。但由于当前乡镇企业发展趋缓、城乡劳动力市场还难以公平竞争，因此，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就成为加快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应当通过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和加快发展乡镇企业来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促进农业发展，一方面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同时达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之目的。 七、加大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加大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是加快农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有眼光、有能力的农民应把投资集中到这些方面，但是，从现实情况看，有投资能力的农民还不多，因此，加入WTO以后，政府应当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加大对农业科技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业科技投入主要是“种子工程”、农业科技推广、农民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我国农科教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研究认为：今后5—20年内，我国农业科技将以培育专用、优质动植物新品种为重点，推进种养业生产结构优化，加快优势高效畜牧、水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主要是水利建设和节水工程、交通和通讯以及能源等方面的服务、农产品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情况看，农产品市场建设主要由政府承担，目前，我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储藏保险设施非常落后，政府应加在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基础设施和市场信息系统的建设。 八、逐步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 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是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大，市场反应能力差，为了增强农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保护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和维护农民利益，从长期来看，必须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对此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国外，农业保险受到广泛重视，成为政府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政府为所有参加保险的作物提供30%的保险补贴，投保的农民当年作物收成减少25%以上，可以取得联邦作物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金额；日本政府对主要农作物保险给予15%的补贴，遇到灾害时给予正常年景10%—30%的保险费；加拿大的农作物保险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农产品，农民自愿参加作物保险，联邦及各省政府支持50%的保险负担。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保险已成为WTO框架下世界农业政策的重要走向之一，农作物保险成为农民收益保险，取代灾害救济及价格补贴，有利于农民发展生产，有利于维护农民既得利益，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农业发展，所以，农业保险必将成为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取向和重点所在。目前，我们农民应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农产品保险制度和保险体系的试验，并逐步推广和完善。
1.1能源效率的解构传统的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方法主要用来评价“多投入多产出”模式下决策单元间的相对有效性。然而，该方法在评价过程中将要素缺失值全部归因于管理无效率，而忽略了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分析碳排放约束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使结果相对科学、客观。第一阶段：采用传统的DEA模型。不考虑外部环境和随机变量的影响，运用DEA-BCC模型[9]进行能源效率评价，得到每个评价单元的投入或产出松弛变量（径向与非径向之和）。传统的DEA-BCC模型分为投入导向和产出导向，由于本文旨在评价能源的利用效率，因此，采用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可变BCC模型。第二阶段：外生变量识别和原始数据的调整。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在剔除外生变量影响时使用Tobit回归分析[10-13]，Tobit回归分析在Fried等1999年提出的四阶段方法中得到应用[14]，2002年Fried等再提出使用SFA的三阶段方法取代之前的方法[15]。使用Tobit有个缺陷在于剔除环境变量影响后剩余部分完全是随机项，所以接下来调整松弛变量会有问题（无法去除随机干扰）。后来提出SFA（随机前沿分析）调整，完全把环境变量以及随机项剔除，剩下的才是无法影响的松弛值。由于松弛变量具有截断的特性，所以Tsay等在2009年提出censoredSFA估计方法[16]。该方法在剔除能源效率外生变量影响方面具备明显的优越性[17]，本文拟采用此方法对第一阶段的松弛变量进行描述和调整，通过建立投入松弛变量的环境解释方程来刻画外部环境对能源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程度。由公式（1）、（5）、（6）可知，能源效率和纯能源管理效率都是介于0~1之间的指标值，而能源环境效率不是。当EEEi,t>1时，表明决策单元处于优势环境，能源利用无效率主要原因来自管理，可以通过改善管理提升能源效率；当0<EEEi,t<1时，表明决策单元处于劣势环境，能源利用无效率主要归因于环境，可以通过改善环境来提升能源效率。
1.2碳排放的测度及作为产出要素的处理目前，我国尚无二氧化碳排放的官方数据，针对碳排放量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能源消费以及能源碳排放系数进行估算。如徐国泉基于一次能源消费量、GDP和人口对碳排放进行测算[18]。蒋金荷、杨骞等运用化石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因子对碳排放量进行测算[19，20]。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参照IPCC（2006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2007年）等在分析二氧化碳排放时所提供的方法。能源消费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人们不希望得到的坏产出（如二氧化碳），称为非期望产出。对于非期望产出，人们希望它越少越好。传统的DEA方法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默认产出越多越好，因此，运用该方法进行能源效率分析时需要首先对非期望产出进行处理。对于非期望产出的处理方法主要有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要素法[21]、距离函数法[22]、曲线测度评价法[23]以及数据转换函数处理法[24]。其中，数据转换函数处理法在处理非期望产出中具有突出优势。本文采用此方法对碳排放进行处理，主要思想是，把碳排放作为一种环境治理成本来考虑。当然，这种成本越小越好，所以要对其进行合理转换，将碳排放值乘以-1，这样就可以实现非期望产出越小越好。但是，DEA模型不接受产出向量为负，故使用一个较大数加上负的非期望产出来实现产出向量为正。设生产单元DMUi在第j年的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为Cij，处理后的非期望。
1.3产业结构的分解描述为了更加具体地描述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方向和合理程度，本文将产业结构分解描述为产业高级度、产业合理度及产业集中度。（1）产业结构高级度。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经济从低度水准向高度水准发展的动态过程，是产业结构重心从第一产业逐次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标志着国家或者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和变动方向。依据这一理论，构造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2）产业结构合理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为提高经济效益，要求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科学技术水平、消费需求结构、人口基本素质和资源条件，对起初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各产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它一方面反映产业之间协调程度，另一方面还反映资源有效利用程度，也就是说它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就这种耦合而言，干春晖[26]等运用泰尔指数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度的测度方法，在研究式中Y、Yi、L、Li分别为总体增加值、三次产业增加值、总体就业人数、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可见，当TL=0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TL值越高表明产业结构与均衡状态的偏离程度越大，产业结构越不合理。（3）产业结构集中度。资源的空间配置通常情况下是根据产业布局实现的，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区域产业布局的差异。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又导致产业聚集和结构趋同现象的产生。区域范围内，不同产业经济产出的差距越大，表明产业集中程度越高，反之亦然。集中化指数是一个描述地理数据分布的集中化程度的指标。同理，产业集中化指数是用来分析和衡量区域内工业或经济部门专门化（或集中化）程度的一项重要的数量指标，是与洛伦茨曲线（Lorenzcurve）相对应统计量。式中A为三大产业实际数据的累计百分比总和；R为三大产业均匀分布时累计百分比总和；M为三大产业集中分布时累计百分比总和。不难看出，I在[0,1]区间上取值，并且I值越大，说明产业集中化程度越高，反之亦然。
1.4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耦合评价模型耦合度是一个物理学概念，通常用来描述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管理效率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表现为能源管理效率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约束作用，同时能源管理效率受产业结构调整的胁迫。因此，可以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Capacitivecoupling）的原理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分析两者的耦合度。在计算耦合度之前，为了避免数据量纲的影响，对能源管理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度、产业结构集中度和产业结构合理度数值进行min-max标准化处理。得到的C和R的值介于0~1之间，采用中值分段法对其进行分段处理，分段标准如表1所示。
1.5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由于、香港、澳门及台湾的数据缺失，未作考虑。本文选取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单元。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3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5-2013年）以及中国各省、市统计年鉴（2005-2013年）。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观点，地区经济发展是将资本、劳动依据既定技术转化为地区生产总值的过程。而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因此第一阶段能源效率DEA测算，本文选取能源、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不可否认，能源消费除带来GDP产出之外，还带来环境污染物（如二氧化碳）的产出，鉴于本文从碳排放约束的角度分析能源效率，故选取GDP和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产出要素。由于统计年鉴里没有资本存量的具体数据，本文参照单豪杰的研究成果，用永续盘存法测算每年各地区的资本存量，并用资本价格指数将资本存量折算为以2005年为基期的数据[28]。劳动力投入以各年平均从业人口来表示。能源投入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各省能源消费总量折算为万吨标准煤来表示。为了便于统一计算口径，各省市名义GDP以2005年为基期调整为实际GDP。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有官方公布数据，本文采用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二氧化碳排放计算指南的方法，计算各省由于能源消费带来的二氧化碳排量作为产出指标。第二阶段SFA随机前沿分析，选取对外开放度、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作为外生变量对第一阶段的能源投入松弛变量进行调整。其中对外开放度根据（地区净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得到，人口密度根据（人数/平方km）计算得到，产业结构根据（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得到。对于产业高级化指数、集中度指数和合理度指数的计算数据，根据各省、市2005-2013年统计年鉴中三产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计算得到。耦合度模型选取能源管理效率值、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产业结构集中度指数和产业结构合理度指数，其中，能源效率值选取三阶段DEA模型的分析结果；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集中度指数和合理度指数分别选取公式（10）、公式（11）、公式（12）的计算结果；耦合度和协调度指数分别为公式（13）、公式（14）的计算结果。对数据的计算与分析主要运用了软件DEAP2.1、Frontier4.1、ArcGIS10.0和Mapinfo7.0。
2结果分析
2.1能源效率解构及空间分布运用2.1章节中三阶段DEA方法以及2.4章节中2005-2012年数据，计算得到能源综合效率、能源管理效率和能源环境效率。将结果输入ArcGIS10.0软件，得到空间分布和趋势分布如图1所示。（1）能源综合效率方面，见图1a，北京、浙江、广东、海南和青海5省市均为DEA有效，构成了能源综合效率的前沿面，属于高能效地区；内蒙古、吉林、重庆、陕西和甘肃5省市能源综合效率值都在0.6以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75，属于相对低能效地区；其余20个省市的能源综合效率值介于0.63~1之间，属于相对中能效地区。（2）能源管理效率方面，见图1b，广东、海南和宁夏3省能源效率值为1，处于前沿面，属于高管理效率地区；河北、内蒙古、重庆、四川、陕西和新疆6省市能源管理效率值都在0.8以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7，属于相对低管理效率地区；其余21个省市能源管理效率值介于0.8~1.0间，属于相对中管理效率地区。（3）能源环境效率方面，见图1c，北京、天津、浙江、青海以及一直处于前沿面的广东、海南6省市，能源环境效率值大于等于1，属于高环境效率地区；内蒙古、吉林、重庆、陕西和甘肃5省市，能源环境效率都在0.75以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6，属于相对低环境效率地区；其余19省市的能源环境理效率值都介于0.77~1.00之间，属于相对中环境效率地区。从空间分布看：（1）2005-2012年中国各省能源综合效率整体上呈现以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宁夏-青海为高能效地区的倒“Ω”形结构特征。低能效区域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并且分布极不平衡，内蒙古、重庆、四川、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同样处于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却处于不同等级。（2）中国各省能源管理效率呈现以黑龙江-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宁夏-青海为高管理效率的“δ”形结构特征。低管理效率区域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并且分布较为均匀。（3）中国各省能源环境效率呈现以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宁夏-青海为高环境效率的“U”行结构特征。低环境效率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且分布相对均匀。总体看来，3种能源效率的高效率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省市以及北京和天津，能源综合效率和管理效率都是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居中。只有能源环境效率中部地区最低。究其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过大，同时，处于内陆地区的大部分省市对外开放度总体偏低。从趋势分布看，三种能源效率的拟合曲线反映的分布规律趋同：自东向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高点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能源环境效率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能源综合效率和能源管理效率高于西部地区；自南向北，能源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能源管理效率和能源环境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高点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2.2产业结构解构及空间分布根据2005-2012年中国各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数据，运用公式（10）、公式（11）、公式（12）计算得到产业结构高级度、集中度和合理度的结果，运用ArcGIS1.0软件得到空间分布,如图2所示。从数值分布看：（1）产业结构高级度方面，见图2a，北京、上海、广东、海南和贵州5省市高级度指数都在2.3以上，属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达地区；河北、江西、山东、河南和新疆5省市的高级度指数都在2.12以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22，属于产业高级化落后地区；其余20各省市的高级度指数都在2.22左右，属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中地区。（2）产业结构集中度方面，见图2b，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广东5省市集中度指数都在0.25以上，属于产业结构高集中度地区；河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海南、四川和新疆8省市的集中度指数都在0.15以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属于产业结构低集中度地区；其余17个省市的集中度指数都介于0.16~0.25之间，属于产业结构中集中度地区。（3）产业结构合理度方面，见图2c，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4省市的合理度指数都在0.10以下，属于产业结构高合理度地区；山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宁夏7省市合理度指数都在0.40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8，属于产业结构低合理度地区；其余19个省市属于产业结构中等合理度地区。从空间分布看：（1）2005-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度整体上呈现以北京-天津-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湖南-贵州-云南为高级度发达地区的“W”形结构特征。高级度落后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而且分布相对均匀。（2）产业结构集中度整体上呈现以吉林-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浙江-广东-湖北为高集中度地区的“J”字形结构特征。产业结构低集中度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3）产业结构合理度整体上呈现以辽宁-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为高合理度地区的“S”形结构特征。与产业结构高级度、集中度相似，产业结构低合理度地区，同样集中于西部地区，且分布较为均匀。
2.3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空间耦合分析根据3.1章节中的能源管理效率以及3.2章节中产业结构高级度、集中度、合理度分析结果，运用公式（13）和公式（14）计算得到耦合度C和协调度R，按照表1的分类标准，得到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及所处阶段，如表2所示。（1）从耦合度上看，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度方面，2005-2012年，中国各省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度交互耦合的时序除了河北和贵州处于磨合阶段，其余地区都处于拮抗阶段，但是耦合度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根据耦合度数值大小进行排序，可以将全国30个省市划分为3个层次：①耦合度在0.4以下的省市界定为低耦合强度作用地区，包括黑龙江、山东、河南和青海4个省市；②耦合度在0.4~0.45之间的省市为中等耦合强度作用地区，包括天津、山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和宁夏9个省市；③其余17个省市耦合度都在0.45以上，为高耦合强度作用地区。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度方面，天津、上海、浙江、安徽和福建5省市为磨合阶段，其余地区均为拮抗阶段。按照同样的划分标准，河北和贵州为低耦合强度作用地区，内蒙古和宁夏为中等耦合强度作用地区，其余26个省市均为高耦合强度作用地区；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集中度方面，广西、海南和新疆3省市处于分离阶段，其余27省市都处于拮抗阶段。（2）从耦合协调度分布看，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度方面，协调度指数介于0.252~0.653之间，共涉及低、中、高3种协调类型，由低到高分别占总数的6.7%、63.3%和30%；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度方面，协调度指数介于0.292~0.648之间，共涉及低、中、高3种协调类型，由低到高分别占总数的3%、27%和60%；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集中度方面，协调度指数介于0.246~0.653之间，同样涉及3种协调类型，由低到高分别占总数的16.7%、56.7%和26.6%。（3）2005-2012年间，中国省际能源管理效率指数与3种产业结构指数的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在空间上具有不对称性。从耦合度看，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度之间，高耦合强度作用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少；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度之间，高耦合强度作用地区从高到低排序，分别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集中度方面，高耦合作用强度地区由高到低分别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从协调度看，三大地区高协调度地区所占比重从高到低排序，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度之间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能源管理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度之间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能源管理效率和产业结构集中度之间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4）2005-2012年间，中国省际能源管理效率和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呈现空间对应关系。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的省市基本集中在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部分省市，能源管理效率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低。这符合中国各省发展的实际情况，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对外开放程度以及人口密度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同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取向存在差异，能源管理效率和产业结构的耦合程度和协调度必然存在很大差异。
3结论
一、存量重组，组合再造，实现存量资产结构的优化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想在短期内改善自身的资产结构，就必须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根据第一章关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S-C-P范式分析以及第三章有关资产结构优化的数量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存在总体单一，个别资产主要是信贷资产占比过大，债券资产比重较低，无风险资产的流动备付功能与资产投资功能扭曲的整体特征。在信贷资产内部，又存在过度商业竞争下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的超额配置以及趋利动机下中长期放款冲动。并且在既定的信贷资产结构下存在着大量的不良资产；在既定的内控制度下存在着不良资产再生的内在机制。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的存量资产进行重组，在原有的资产组合的基础上实施再造，构建自身的理想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资产重组[1]的目的无非是实现管理者的利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相容，将资产转移给可以对其进行有效利用的所有者。而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现有所有者主体缺位，管理者代行部分所有者职能的情况下，要实现资产重组的优化整合目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造：
（一）存量重整，增量化解，实现不良资产的良性转化
由于历史和体制问题，国有商业银行衍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部分不良资产作为沉淀资产，一直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障碍。根据香港《亚洲周刊》2003年6月9日披露的标准普尔信誉评级公司估计的数据显示：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要将坏帐削减到全部贷款的5％水平，将不得不耗资5000亿元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GDP的近50％。而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与GDP比差不多在26％至27%之间。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400亿元人民币资产，坏帐总额大约占GDP的四成。(纪硕鸣，2003)。由此可见，要实现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首先必须对这部分沉淀资产进行处置。在现有情况下，必须做好存量化解和增量防范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1、从存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理清思路，重新审视和界定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途径。
目前，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存量化解的建议有很多，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内部消化模式。即：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强化自身业务盈利性能力，通过利润冲抵不良资产所带来的损失；（2）冲抵模式：即：国有商业银行在对不良资产进行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对一部分由于历史原因，政策性因素所造成的债务问题进行冲销。在冲销的资金来源上目前比较集中的主要有三种：国有商业银行呆帐准备金、政府融资、外部参股；（3）流动模式：即：通过对不良资产的流动性处理，来为不良资产的化解寻找出路，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主要有：不良资产证券化、整批出售（BankSales）、打包出售、债转股等；（4）分离模式：即：要求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AMC），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接收，从而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资产结构。
在现有的资产结构下，在现有的竞争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面临着国内同行的业务竞争，而且还要面临国外同业的市场挑战。相比较于内资商业银行（主要指股份制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大量的政策性负担；相比较于外资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在业务创新能力、服务质量等方面显然稍逊一筹。因此，在如此“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期望国有商业银行在短期内实现自身盈利能力的较大幅度提高，并藉此来冲销不良资产，是不现实的；至于冲销模式，在现有的金融背景下，也存在一定的难度。首先针对呆帐准备冲抵来说，根据现有的呆帐准备金制度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按照贷款年末余额的3％计提呆帐准备。根据财务会计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呆帐准备是对未来发生的损失的预提。但现有的银行呆帐实际早已超过3%的计提边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呆帐准备对于银行不良资产变动并不敏感，计提呆帐准备来冲抵不良资产显然是杯水车薪，现实意义不大。即使将来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实际发生的不良资产状况，对贷款余额进行计提，但这又回到了我们探讨的第一个建议上，所以这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对于政府融资，只能说这符合理论逻辑，因为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特别是我国政府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状况下，通过发行金融债券来弥补不良资产亏损的空间已相当有限。在这种条件下，仍希冀我国政府出于制度背景考虑，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化解提供国债资金弥补是不可能的；至于股份制改造，引进外部资金，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寻找“买单人”，这显然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字背景有出入，因此，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重要的可能不是是否可行的问题，而是是否允许的问题；建议三提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存量的途径；建议四给出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方式。但是它给出的对策多半是国外的“泊来品”。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秉承“拿来主义”的思想运用这些措施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呢？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不良资产的存量化解，通过分离的方式，将这部分资产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这可以在短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整体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模式只是将风险转移给了资产管理公司，并没有很好控制或者消除风险，特别是它并没有消除滋生风险的源头，因此，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至于创新不良资产流动性的证券化、整批出售、打包出售等措施，必须具备一个完善活跃的资本市场，这是这些措施奏效的前提。只有在完善活跃的资本市场上，不良资产的流通变现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显然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不符。另外，在资产证券化、贷款转让方面，我国尚存在一定的法律滞后。这显然又制约了这些措施的可行性。目前，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比较统一的观点是债转股。这比较贴近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债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又多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对象。在目前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大多具备股份制和潜在上市的背景。因此，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将这部分企业的不良贷款转化为对债务企业的股权，将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出现良性转变。第一：在公司股票上市流通的情况下，不良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情况不同，决定是否转让股权。第二：在公司股票未上市流通的情况下，可以享受股权的资本利得收益以及对公司进行战略重组，实现公司的价值再生。当然，债转股并不是国有商业不良资产存量化解的唯一出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债转股是国有商业银行目前或者是在经后一段时间内必须考虑和将要考虑的不良资产处理方式。这是不良资产化解的主要途径。当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决不能脱离资本市场的充分建设。只有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各种旨在创造资产流动性的努力才能够真正的被嫁接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上。
2、从增量上来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强化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控制不良资产的增量。
增量防范是国有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的重点。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在存量化解的基础上，强化防范才能够真正的化解不良资产,优化资产结构。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信贷资产的风险暴露是不良资产滋生的源头，如何强化信贷风险管理，防范信贷风险，是有效降低不良资产的关键。从本质上说，信贷发放前后的信息不对称，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化解信贷风险，强化信贷风险管理，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贷前的逆向选择以及贷后的道德风险进行防范。从理论上来看，信贷风险的防范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信贷风险的预测。信贷风险的预测主要涉及的是贷前的分析调查以及贷后的风险预警。贷前的分析调查主要是要求银行信贷人员能够在事前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进行正确评判，并且能够对既定投资项目实施所带来的对到期财务状况和最终还款能力的影响进行预测；贷后的风险预警主要是通过事前设定一系列对企业财务状况变动进行监测的敏感性指标(如流动比例、资产负债比率、产权比率等)，来及时发现企业还款能力下降甚至丧失的迹象，能够为银行及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赢得时间，从而能够将风险损失降到最低。由此可见，信贷风险预测，实际上是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动态考察。国有商业银行如果能够在动态考察中真实、全面的把握企业经营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那么，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就能够建立在一种风险可控的平台上。因此，强化信贷风险预测是商业银行风险立行的必然之路。
其二：信贷风险组合。信贷风险组合是现资理论对银行信贷工作的重要启示。通过合理的搭配风险资产组合，可以有效地降低自身所面临的风险。众所周知，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业过于集中，地域过于单一，期限过于单调，不仅实际内含的风险很大，而且一旦遇到损失所面临的转换成本将很高。因此，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者必须将自己的信贷资产尽可能分散于各种贷款之间，如不同用途（工商业贷款、农业贷款、消费贷款以及不动产贷款等）、不同还款方式以及有无抵押等方面，而且在每一种贷款内部也进行相应的分散。比如不同币种，不同地区，不同期限等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信贷风险吸纳能力，构建符合自身要求的风险警戒线[2]，来指导自己的信贷组合。这样可以比较直观的检验自身贷款组合的风险集中程度，防范信贷风险。
其三：信贷风险转嫁。信贷风险转嫁是通过不同金融工具的运用将自身承受的风险合理地转嫁给其他人，来实现自身风险规避。这是套利思想在现代风险管理领域的运用。因为根据现代金融市场的理论构想，在非完美市场上一旦存在价值被低估的资产，基于“博傻理论[3]”和市场均衡思想的套利行为必定存在，因此，将自己的风险资产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风险转嫁的策略是可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实现自身的信贷风险转嫁，不仅需要现有的制度框架（指衍生金融工具的国内市场有限）的突破，而且需要自身的大胆创新。只有与时俱进的金融创新才能有效的抓住市场的有限机会，实现自身风险的合理转嫁。
其四：信贷风险自留：信贷风险自留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对信贷风险进行防范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可赖于防范信贷风险的屏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自有资本金。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它的主要的衡量指标是资本充足率；其二：国家信誉。这两块是国有商业银行吸纳风险的主要后盾。目前，我们知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较低，除中国银行外，其余银行均未达到8％的国际标准（TheBanker,1997）。不良资产比率较高，在技术上已经破产（张杰，2000）。因此，相比较之下，资本后盾的风险吸纳效果并没有国家信誉的政策担保效果明显。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国家信誉担保极易酿成国有银行机构的道德风险，而这种道德风险激励机制的存在又促使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居高不下（见表1-8）。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想真正的走向市场，实现商业化，首先必须打破目前的这种扭曲的风险自留机制，硬化风险约束，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自身的资本充足率。
（二）战略收缩，组合再造，重塑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至于资产重组，理论上主要有三种：所有权控制型、扩张型以及收缩型。这三种资产重组的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其适用的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里我们针对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的重组，比较合适的战略取舍应该是收缩型的资产重组。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的资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规模经济的平衡点，出现了规模不经济。（赵旭，2001）。对此，国有商业银行银行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存量资产进行重组：
1、以风险分散与利润贡献为基准，对国有商业银行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点项目贷款比例进行重新分配。
基于历史的重新分配是很难的，这里强调的重新分配并不是对各重点行业、地区的已贷项目进行类似于中止性质的干预，而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对已贷资产进行符合《商业银行法》的转让以及对不良资产的重组。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风险责任约束逐步硬化，内部竞争日益加剧，在对重点行业、地区以及国家重点项目的争夺上表现尤为突出。各银行对于国家重点扶植的基础设施项目（诸如：港口、铁路、机场等）超比例投放。比如福州长乐机场就集中了国有商业银行20亿贷款；对重点行业又更多倾向于上市公司。比如：蓝田股份、银广厦分别集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2.8亿、13.5亿的贷款。对于重点地区又体现出扩张性投放的趋势。这一点从第一章我们计算的地区贷款集中度上就可以看出（见表1-3）。这些过于集中的贷款一旦出现负面冲击，就很容易造成大量的不良资产，直接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当年的盈利。因此，在资产组合思想以及资产重组思路的指引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组合进行再造。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调整空间有限，可选择的资产调整方式只能是进行类似于转让和不良资产重组的操作。因此，积极拓展银行间贷款转让市场，推进银团贷款进展，多样化不良资产重组思路，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存量资产重组的必由之路。
在当前情况下，考虑到贷款转让中的信息不对称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首先在不动产抵押贷款方面进行突破。由于不动产抵押贷款存在一定比重的抵押资产和比较稳定预期收益流，而且在降低商业银行的交易成本以及进行标准化处理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努力开拓这一潜在市场，并藉此对过于集中的资产类型进行重新调配。
2、以盈利性为基准，重新配置低息资产的比重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要强调商业化就必须强调盈利性。近年来的“惜贷”背景下的大额存贷差以及由此衍生的高备付金比例，一方面彰显了央行准备金付息制度的弊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利润目标的淡泊。从表4－1中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资产利用率与国外银行相比相去甚远。由此可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低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强化盈利能力，以利润为中心，以安全性与流动性为保障，降低存放中央银行款以及库存现金的比重，消化存贷差。
表4－1：中美银行绩效对比表
年份
行别
ROAROE
AU
1998
中国银行
0.014%
0.263%
5.69%
工商银行
0.112%
1.973%
5.58%
交通银行
-0.137%
-2.844%
5.28%
1999
花旗银行
2.134%
31.839%
11.03%
美洲银行
1.976%
28.133%
8.12%
资料来源：
3、以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兼容为基础，强化内部资产市场的退出机制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内部的资产市场，不仅仅涵盖的是各可营运资产的市场运作，而且涵盖的是国有商业银行2000多个营业网点的固定资产运作。对于这样一个资产市场，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两个方面对其加以重整。
其一：突破内部资产的垄断格局，实现内部资产市场的合理收缩。
在现行的总分行体制下，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遍布国内各个地区。这一方面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垂直管理链条过于冗长，机构过于庞大，营业成本太高；另一方面，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的市场退出机制失灵，以利润为导向的内部行政撤并压力较小，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一部分机构在事实上处于经营好坏一个样的境地。这既不能体现效率，又不能形成良性的激励。内部资产市场的行政模式以及垄断格局增加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保护了国有银行的低效率。更重要的是垄断格局下的“寻租”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基层行处的业务导向。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行政目标诱导下，各地县支行往往背离了商业银行的“三性”要求，出现大量越权授信的现象，以致于在商业化初期，各国有商业银行累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一点以90年代建行广州恩平支行为典型。目前，在进一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背景下，在现有的地方特别是地区以下的行政干预权限仍存保留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以风险控制能力与利益兼容为基础，适度集中各地县支行的授信权限，一定程度的强化总行和一、二级分行的审批权，坚决撤除一些长期亏损的基层行处，实现内部资产市场的战略收缩。
其二：重新定位客户群体，实现各资产业务的重新整合
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公业务、综合授信业务以及消费信贷业务等。这些优势实际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点。各国有商业银行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构建了自己的客户群体.
透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客户群体，我们发现国有商业银行在自身客户群的定位上存在整体趋同的现象。没有体现出自己的细分特色，没有体现出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区分度。换句话说，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歧异化业务发展战略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规模化层面上。针对以上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引入内部资产市场的退出机制，认真审视自身的资产业务，保留并凸显自己的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主动退出一些对自身的整体风险贡献较大，不良资产发生率较高的业务；退出一些对自身利润贡献较小，耗费成本较大的业务。在风险与收益综合权衡的情况下，将市场退出机制引入内部资产市场。比如：逐步退出带有政策性扶植性质的助学贷款市场；撤消一些不能创造利润或者没有通过成本收益核算的资产业务部门。逐步放慢追求大型（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步伐，增加重点、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方向。逐步形成了一种贷款质量高于市场份额，核心竞争力高于“全面开花”的经营理念，逐步并最终退出亏损业务领域，实现整体业务的集中大逆转。（戴维·罗杰斯，1999）。
二、增量分散，组合重构，实现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实现存量资产结构的优化只是“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源”的问题，而“源”的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上。而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从本质上说主要集中在资金的运用上，或者说是投资资产的选择上。对于增量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可投资产的范围。这是增量分散的外部边界；其二：如何投资。这是组合重构的实际内涵。因此，在结合第一章的现状分析、第二章的资产组合理论分析以及第三章的最优投资比例选择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清楚地构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增量资产结构优化的分析框架。
（一）资产结构单一背景下的可投资产范围拓展。
现有的单一的资产结构，既不利于资产风险的分散，也不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弊端。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拓展自己的资产运用空间：
1、流动性与盈利融下的货币市场拓展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货币市场的功能通常是和其自身的划分标准相一致，主要是为了创造流动性而存在。因此，根据《巴塞尔协议》，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通常是商业银行二级准备，如同业拆借、票据承兑、贴现、短期债券、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这些资产形式在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并不陌生。之所以还要强调国有商业银行要对货币市场的金融资产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主要是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很多业务在开展范围和深度上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拿票据业务来说，实际上贴现的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而对于普通的商业票据银行并不能进行承兑和贴现；而且在现有的融资性票据业务有所抬头的情况下，央行又加大了对票据业务额度（增幅不得超过上年交易额的5％）的控制。此外，在“经营资产”的理念下，国有商业银行当前持有大量现金（狭义）资产，显然存在较大的机会成本。与花旗银行24小时营运理念相比，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强调与流动融的货币市场工具拓展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拓展的一个思路。
2、资产多元化背景下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拓展
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运作，为分业模式下的国有商业银行提供了资产组合的广阔空间。特别是近年来在信贷风险责任逐步硬化的背景下，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大资产结构调整的力度（如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而对于债券资产的强烈需求则促使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几乎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垄断。反映在各债券品种的收益率上大幅下降。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品种主要有：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三种；而在国外债券市场中占据较大比例的企业债券却相对有限。在当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发展正处于需求不足到供给不足的功能转换时期，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债券品种的供给，但在我国多年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发行空间已相当有限的背景下，出于满足资产结构调整与资金余缺调剂需求的任何努力，必须借助于企业债券市场的拉动。这就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边界拓展的第二个思路。
3、基于混业经营模式下的股票市场拓展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永远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实际上，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只是一个是否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市场的问题。国内的行业分割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莫过于谨慎风险监管的考虑。但是，这并不是理由。“看不见的手”范示的倡导者亚当·斯密早就提出了市场的分割有碍于市场效率的提高，更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论断。(Adam.Smith，1776)在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时候，人为地对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行分割。一方面，保护的是幼稚行业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保护的是非规范市场的不规范。美国人因噎废食，在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通过立法手段（《格拉斯.斯蒂可尔法》）试图抑制商业银行的股票投资冲动。但是，半个世纪之后，美国人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混业经营模式上来。不可否认，这里存在着监管能力提高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是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是市场本身理性回归的结果。（JoaoA.C.Santos,1998）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就开始了针对分业经营的一系列创新活动，比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卡抵押贷款证券、商业用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机器设备抵押贷款证券等（徐昕，2000）。这主要得力于美国跨国银行的成功运作(如：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由此可见，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趋势。因为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金融中介(如商业银行)的存在正是由于它们提供了流动性和履行了监督服务的功能。这些与分业与混业的经营模式并不相关。分业与混业的经营模式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驾驭风险与业务拓展的能力。除了防止银行存款的挤兑机制所造成的扭曲外，我们似乎难以找出限制银行介入证券业务的理由（JoaoA.C.Santos,1998）。
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自身资产结构优化的内在要求、现有金融市场开放背景下的外部竞争压力以及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内在竞争优势必然会促使国内股票市场对商业银行的进一步开放，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倒逼机制”。在目前的经济政治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初步形成，已经暗示了高层的政策意图所在。因此，基于这种背景下的银股互动创新，将有力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工程。
4、金融创新驱动下的资产二级市场拓展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评价其活力的关键在于其自身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更多的体现的是银行的竞争能力。在现有政策管制以及流动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商业银行必须提高创新能力，推进资产二级市场的形成。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处理上。在信贷资产的流动性处理上，问题较大的主要是消费信贷的流动性处理。国外的资产证券化一直是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所推崇的对象。这对于解决银行的现金流过长所带来的风险，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优化增量资产的弹性结构以及盈利变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如何突破政策性的障碍，将缺乏流动性，但是具有稳定的未来现金流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及汽车消费信贷等资产形式，进行捆绑与打包处理，并委托特殊的证券化载体（SPV），进行标准化的证券运作，在严格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上，积极营造国有商业银行投资资产的二级流通市场。
（二）资产组合理论指导下的增量资产构建
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是本文的理论支撑，它的组合资产，分散风险，特别是组合负相关资产，分散风险的结论，是对实际投资活动的指南。结合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背景，笔者认为要实现国有商业银行增量资产的分散，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
1、现有信贷资产比重的下调
信贷资产是商业银行的核心资产。它的重要性与其自身的行业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资金配置的一个主渠道，起着调配资源的作用。但是，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这一行业功能与建立之初的政治功能在过去的2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商业化背景要求以及大额不良资产背景下的银行挤兑风险压力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旧有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资金调配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自身的信贷资产规模、比例以及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重新的界定。在第三章中基于最优资产比例的数量分析，我们得出贷款资产的最优投资比例为56.69％，这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实际投资比例出入较大。且各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与其信贷资产比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二者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0.986，并且通过了置信度为9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其信贷资产进行整合，在兼顾风险与收益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合理调整信贷资产比例，将其保持在55％左右，接近于国际银行界公认的理性水平。换言之，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应该与其他盈利资产基本上保持在1：1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创新信贷资产品种和方式，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量身定做各种新的贷款品种，从而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增量结构。
2、增加证券资产的持有比重
证券投资业务是国外商业银行的最主要的业务之一。它在国外商业银行的持有比重一般维持在25％左右。它对于优化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改善信贷资产的整体流动性不足的弊端以及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由于我国目前采取的仍然是严格的分业经营的模式，因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证券业务主要集中在债券市场。在目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为上市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主要围绕的中心有两点：其一化解不良资产；其二优化资产结构。在此目标下，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间国债市场囤积大量资金，几乎垄断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一级市场，尽管市场的收益已经相当有限，但是围绕国债以及政策性金融债的申购仍然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市场行为。在综合考虑我国债券发行边界及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性质的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需求，银行间国债市场的市场供给应该说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发行具有高信用的企业债券是政策层的必然选择。2001年上市发行的数支企业债券，如：中移动、中国联通等，良好的市场效果昭示着国有商业银行债券持有结构的变动趋势。因此，在风险可承受的情况下，考虑增持企业债券是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优化自身资产结构的可行之路。
对于中国股票市场来说，尽管目前仍然是分业经营，国有商业银行并不能直接涉足股市操作，但是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议案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进入中国股票市场。一方面，提升自身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创新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的投资品种，优化自身的资产结构。在目前情况下的银证合作，可望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拓展资本市场业务渠道的成功尝试。
3、提升中间业务比例，为增量资产结构调整创新渠道
中间业务是现代商业银行必争的业务。它在现代商业银行利润贡献中的比例，逐步成为评价现代商业银行市场开拓能力与市场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国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通常达到40％，仅次于信贷业务。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目前的中间业务的利润贡献度还相当低。随着近年来中央政府连续九次调低存贷利率，存贷的利差已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要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就必须提升自己的中间业务的利润创造能力。至于如何提升中间业务，这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这里要强调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而且能够通过中间业务的创造，来多样化自己的资产投资渠道。众所周知，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服务性业务。其自身并不能带来资产结构的调整，但是，由于很多中间业务本身捆绑着资产业务。比如：信用卡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但是信用卡业务所衍生的信用卡透支，其本身也是商业银行的一项资产，属于贷款业务。但是，这种透支本身与其他的种类的贷款相关性不大。因此，从资产组合理论上讲，它仍然具有资产分散的价值。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创新中间业务，合理实现中间业务与资产业务二者资源的整合，对于创新资产投资渠道，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显然具有外部正效应。
三、资产营运，动态管理中的资产结构优化
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国有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承受以及流动有保障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强调国有商业银行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资产收益最大化问题。前面我们从存量和增量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进行深入的阐述。以下，我们将结合“资产营运[4]”的理念分别从盈利能力，安全性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优化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一）营运资产与利润创造的关系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它的资产管理者必须树立资产营运的理念，将自己可利用的资产始终处于营运状态，那么，这个企业的资产利用效率以及资产盈利能力才是符合理性人范式下的利润最大化假设。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对资产结构的调整，毫无疑问，也要本着“资产营运”的经营理念，始终将自己的资产置于一种营运状态，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避免甚至杜绝资产闲置的现象发生。国有商业银行在目前的背景下的大量的现金资产（狭义），以及极低的资产利用效率，均是资产结构不合理的见证。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00年度的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总资产周转率为0.0012，美国花旗银行为0.0222，美洲银行为0.0193，香港汇丰银行为0.014。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者要充分认识营运资产与利润创造之间的内在联系，树立“营运生利”的经营理念，积极通过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以及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对自身暂时闲置资产的营运处理。
（二）营运资产与安全性的关系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内生的杠杆特征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过程必然是与风险共舞的过程。如何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合理的控制自身的风险暴露问题，是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问题必须探讨的问题。
我们强调营运资产的概念，实际上是强调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经营理念。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既然天生要面对各种风险，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只有以营运资产作为出发点，落实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才能有效地在“风险中永生”。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经营过程必然要面临诸如违约风险、流动性风险、清偿力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对于以上这些风险，商业银行逐步掌握一系列的风险分析技术：财务报表分析、缺口分析、久期分析、Z分析等。这些分析技术，具有各自的优势及特点，但是它们都是对于既定风险的事后分析，因而并不能很好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进行实时的反映，因此商业银行要对风险进行充分有效的管理，必须树立“营运资产，风险分散”的思想，有效的组合各种资产，以求在风险分散中保证国有商业资产结构的优化。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经济周期风险，国有商业银行是无法规避的，因为，它属于系统性风险。对于系统性风险，营运资产的运作仍然可以有效的降低遭受风险损失的程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者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国内资产与外币资产的比重，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内经济衰退的时候，仍然可以通过对外币资产的投资来抵消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大量不良资产所造成的损失；在经济繁荣时期，不动产投资热潮，可能是经济泡沫的表现，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投资者可以适度的将资产配置于价格敏感度较低农产品行业，寻求风险的分散。由此可见，营运资产实际上强调的是资产的有效运营对于风险的规避。
四、明晰产权关系，强化产权对风险的控制，提供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内在激励
科斯定理认为，在不存在交易成本和谈判费用的情况下，只要产权能够无限明晰，那么无论这种财产的最先所有权属于谁，那么，它的资源配置都是有效的（科斯，1937）。国有商业银行“国有民营”的事实，本身造就了产权界定的不清晰。这种事实上的所有者主体缺位，实际上进一步加重了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的低效与扭曲。
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利益群体。一方面，它具有中央银行的国有特征，但是它不具有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另一方面，它具有商业银行的利润要求，但是它仍然必须承担一部分政策性业务。这种制度本身的不足使得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就隐含着委托与制度的难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Hyke）关于制度的功能定义：其一：信息功能；其二激励功能。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有的产权制度实际上恰恰在这两两个方面均存在问题。
（1）信息功能扭曲：由于所有者主体缺位，国有银行的经营管理者代行所有者的部分职能，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存在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最为重要的是在现有的预算软约束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果并不能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经营绩效的信号指标。这是从下到上信息反馈的失败；同时，中央银行的信贷风险强化，作为强烈的监管信号并不能很好的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信贷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的“惜贷”与以前的非理性放贷如出一辙，这说明国有商业银行对信息的吸纳以及传递出现了扭曲。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信息接收过程中利益不兼容。
（2）激励不相容：一种制度如果有着良好的激励，那么这种制度至少在管理上是成功的（斯蒂芬森，1995）。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现有的激励机制显然存在着不相容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惜贷”与本身的上存激励是一脉相承的。国有商业银行强化内部风险控制，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国有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制度下的责任终生制显然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在国有体制下，信贷人员的微薄工资收入需要为自己从事的风险贷款提供后续动力，这显然是强人所难，利益的不兼容，很难带动贷款业务的拓展。在现有的背景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存依赖越来越强烈（如表1-1所示）。这种资金的营运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给中央银行带来了沉重的付息压力。
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要想在根本上控制风险，构建合理的资产结构，必须打破现有的信息不通畅、激励不相容。而要从根本上打破信息不畅通，激励不相容，就必须打破现有模糊产权格局。
在当前情况下，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国有商业银行打破产权模糊格局的可行之路，也是必行之路。结合英国《银行家》杂志，2002年的全球200家最好的银行的评选种，除四大国有银行外，其余全部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不仅说明了股份制商业银行运行模式的可行性，而且从补充资本角度，股份制经营模式也更具有现实性。因此，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了实施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实际的操作中，可以按照“先对外，再对内”的原则，引进国际和国内两种战略投资者参股，引入公司治理机制，淡化银行内部组织机构的行政色彩，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通过对行政性组织体制的重整和政策性业务的彻底剥离，最大限度的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引入，强化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色彩实现所有者主体切实到位和管理者实体的充分落实。之所以要先对外开放，这是因为转型经济再制度变革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妥协与规范上均有相当大的帮助。内资的最后参与，将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和控制权的约束，最终能够带动国有商业银行的两性运作。
股份制改造本身并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产权主体的到位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强化，强化经营过程的透明度，利润中心的追逐以及风险约束的硬化。这是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资产重组的制度基础。
五、引入外部监督，规范市场机制，构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优化的外在激励
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其本身是一种制度转型的产物。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职能，商业化初期的非理性扩张以及当前市场背景下的“惜贷”现象，充分的反映了国有商业银行运行的不规范。这种不规范的深刻背景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国”字背景。更坦率的讲，就是政府干预的始终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出纳职能，商业化初期的“财务公司”角色无不反映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浓厚的政府色彩。根据著名经济学家，ADB执行总裁Dr.MasaruYoshitomi的观点，亚洲银行体系的失效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干预的大量存在(Dr.MasaruYoshitomiandDr.SayuriShirai，2002)。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减少政府的“点贷”行为，就必须引入外部监督，增加自身经营过程的透明度。一方面，要强化央行的标准化监管，比如：对资本充足的达标要求（8％），对信贷集中度的限制等；另一方面，要强化市场的监督，比如：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外部信用评级制度，避免内部人控制下的“道德风险”行为。实际上，对于一个市场来说，诸如信息、法律、规则等要素是这个市场的特定基础。一旦这个基础不存在，那么这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不是背离市场的公平原则，就是背离了市场的效率原则，或者是二则兼有。因此，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强化外部监督，规范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有效的实现其资产结构的优化。
值得一提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问题，并不是仅仅依赖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关键的就是要为国有商业银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一方面不仅仅包括制度环境，自身产权改革的到位，而且包括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这是任何一个商业银行良性运行所必备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它不仅仅包括一个严格的外部监管环境，而且包括一个成熟的市场环境。比如存在比较完善的衍生金融市场，为商业银行的规避风险提供各种适用的操作工具等。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企业通过兼并、合并、收购和出售等方式，实现企业资产结构的优化组合以及自身整体资产质量的提升，最终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充满竞争力的资产组织体系。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尽管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商投资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对外借款，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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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建清.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产业结构的影响[J].中外科技信息，2002，（5）：26-28.
随着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信息传播的加速，规模经济的要求，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经济不断全球化的进程中，产业全球化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它使得产品的生产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分解成若干个环节在若干个地区或国家完成。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从而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一系列环节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产业链的形成。 在产业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际产业分工呈现“金字塔”结构（图1）。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其产业结构处于“金字塔”结构的顶部。美国经济以新经济为主要特征，它的产业主要是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其特点是产品附加值高、资源耗费少、污染小，在全球的贸易中占有绝对和优势。紧随美国处“金字塔”第二层的是日本和欧盟及其它发达国家，它们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希望赶超美国，并抢占世界产业结构中部分产业的制高点。处于“金字塔”第三层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亚洲“四小龙”等。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了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经历了一个制造业繁荣的时期。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萎缩。因此，这些国家也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实现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的转移、升级。处于“金字塔”第四层的则是中国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仍属于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阶段，既有落后农业和手工业部门，也有部分现代工业；既有大量劳动力供给，又存在着劳动力素质低下等问题。因此，这些国家目前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辅。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则是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以经营落后农业为主，兼有少量现代工业。在国际贸易中靠出口初级矿产品和原材料为主，产品附加值极低，陷入贫因的恶性循环。总之，从“金字塔”的底层到顶层，其产业技术层次、产业水平、产品附加值均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发达国家在产业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优势，这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一个不利的外部环境。 附图 图1 各层次国家在国际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二、中国加入WTO后，产业结构调整的两难 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业的竞争。当今的美国之所以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霸主地位，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高新技术产业。我国要想有较高的经济竞争力，必须要有较高的产业竞争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对我国的产业结构按产业全球化的大趋势进行调整，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缓解现阶段的劳动就业压力。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且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对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看，也就是要不断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这样一个赶超过程，意味着我国必须从经济全球化中取得的利益要超过其它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然而如果我们在加入WTO以后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则我国只能集中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诸如纺织品、鞋类或者为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进行硬件加工、装配等。显然，这种分工并不能使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因为这些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而且，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没有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是依靠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超过发达国家的。也许有人会提出：亚洲四小龙就是依靠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迅速促进经济发展的，然而四小龙的发展有更特殊的原因。时过境迁，由于国际背景不一样，我国已经不能采用当时四小龙的产业发展战略。 由上可见，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处于一个两难状态：加入WTO以后，为了应对产业全球化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就必须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如果这样，虽然在近期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但从长期来看，由于集中生产低附加值产业，我们就不能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也就不能赶上发达国家。这种近期利益（发挥比较优势）和长远目标（赶上发达国家）无疑是相互矛盾的，反映到产业发展战略上，也就表现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重点利用和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还是重点发展新兴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提高产业附加值。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两难状态，我们还是首先探讨一下形成这种两难困境的理论 依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说”是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理论基础。比较成本学说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它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它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因此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则各国都在相互贸易中受益。赫一俄理论认为：不同的生产要素在不同的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和它们在不同的生产投入中所占的比例是不一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天赋资源。因此，一个国家应该发展天赋资源密集型产品（即该种资源对其它资源相对供给比例比较大），同时，各国都倾向于出口其国内充裕资源密集型的产品。 根据“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说”，我国应该大规模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便在全球贸易中受益。在我国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因而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这不仅仅获得了全球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还因为廉价的劳动力价格可以转化为企业利润，从而为企业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传统的比较学说理论有其本身的局限性：(1)它仅仅考虑了成本一价格因素在产品销售中的作用，却忽略了非价格因素的作用，而现在的竞争更多的是体现在非价格因素方面，如质量、包装、售后服务等。(2)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相对的。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可知，当密集使用某个要素时，其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从而使我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最终被由于对其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进而导致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空间变得越来越小。(3)由于“比较优势说”强调劳动力资源的密集使用，客观上容易使我国陷入单一的产品结构和畸形的产业结构中；同时，在国际贸易中，更会形成固定的分工模式，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滞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产业利润空间狭小非但不能缩小，反而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4)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国家除了我国外，还有印度、墨西哥等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各国的比较优势相同时，在世界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水平，这就决定了在现阶段我国采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战略是不会成功的。亚洲四小龙利用比较优势战略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而现在，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分工中去，大家都在寻求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而大家的比较优势又都是一样的——劳动密集产业，这容易导致经济学中的“合成谬误”的发生。大家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加剧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降低了产业利润空间；另一方面短期行为又使自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重新调整自己的产业发展战略。 三、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 中国加入到WTO以后，将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按国际惯例参与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立足的是产业全球化的背景。因此，中国在进一步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去的同时，必须选择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既要兼顾我国的具体国情，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又要着眼于未来，提高我国产业的未来国际竞争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一）我们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必须同时保证提高技术水平，通过高新技术改造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企业可能拥有的两种竞争优势就是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别优势。目前，我国企业重视的仍然是成本优势而忽视产品差别优势，结果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需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档次低、成本高，在世界贸易中不受欢迎，只能占据低档产品市场。因此，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充分利用世界技术创新加快的趋势，加强技术改造，提高产业的要素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及附加值，强化现有的比较优势。 同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加快结构调整，实现优化重组。一方面利用产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充分利用新技术实现重组，比如现代物流企业。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美国和欧洲使用“第三方物流”服务的企业分别为57%和76%，其物流成本一般占GDP的10%，而我国的物流成本大多超过30%。另一方面，可努力拓宽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现代产业结合发展的空间，培植新的行业，如把传统农业和花卉业结合起来，形成观赏性农作物产业。把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及旅游业结合起来，可以产生新型的旅游业，由此而派生的需求可带动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餐饮业、零售业的发展。 （二）制定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时，还 应同时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仅仅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且决定着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美国就是采取利用大规模的技术进步的战略，使经济快速增长从而稳坐经济霸主的宝座的。在当今世界，谁掌握和控制了最新的技术，谁就领先于世界，谁就在全球的分工中得益最大。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技术进步，发展高新产业。当然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我国在总体上暂时缺乏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的高新技术产业上都缺乏比较优势。因此，我们应该审时度势，选择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抢占这些产业的制高点，提高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首先在局部范围内改变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并以此为龙头加快整个产业的升级。举例来说，我国的航天航空业在全球的航空业中已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通过努力，完全可以使之成为未来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而且，航天航空业知识、技术高度密集，是高新技术的集中体现，同时对其它产业部门也具有较强的拉动效应，特别是在高新技术的扩散方面尤为明显。再比如，我国可重点发展生命科学技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自己的健康越来越关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生命保健、长寿等行业的发展。如果我们将传统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的医学技术及保健理念有机结合，不仅能衍生出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成为未来全球竞争的王牌，而且会改变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加速经济的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因此，我国在制定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时，一方面应利用高新技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从而既能在国际分工中发挥比较优势，又能促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升级；另一方面，我国要重点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掌握关键技术，抢占制高点，培植这些产业的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动态调整中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我们才能最终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