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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课程标准》培养语文实践能力福建省安溪县城关三小谢冬梅《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在前言中就明确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这告诉了我们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那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怎样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呢?我认为:一、以平等对话的情感心态贯穿课堂教学的始终,让学生喜欢实践。《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在师生平等对话的过程中进行。”可是,我们当前的课堂教学却普遍存在着:在功利主义驱使下,失去了一些最不该失去的对学生的爱心、关怀、理解。因此我们要以平等对话的情感心态填平师生间业已形成的情感沟堑,营造一个‘实践的乐园’,只有这样,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才有“供程序运作的良好平台”。首先,我们应树立起课堂教学的新理念:即课堂教学应是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文本、学生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中进行。离开了这一教学理念,培养语文实践能力只能是一句空话。其次,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与者,教学过程必须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没有互动、没有交往就不存在或未发生教学。那些只有教学的形式表现而无实质往的‘教学’是假教学”(余文森教授语)。第三,既然是对话,对话双方就必须是平等的,互相尊重。教师的角色也因此必须“由传授者转化为促进者、由管理者转化为引导者、由居高临下转向‘平等中的首席’”(《中国教育报》“基础教育版”文章)。我很欣赏中央电视台大风车节目的主持人,我以为“以平等对话的心态贯穿课堂教学的始终”就需要像他这样的角色。二、以母语内化的学习规律安排课堂教学的结构,让学生大量实践。“母语的内化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它更强调大量的实践。”(语言学家克拉申)。《标准》在实施建议里也指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遵循母语内化的学习规律,安排课堂教学结构。只有这样,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才有“供展翅翱翔的有力翅膀”。1、读书自悟——课堂教学主体化。学生只有大量的读书实践活动才能学好母语。如:于永正在教学《全神贯注》时,安排了四次读书,第一次读书的目的是让学生读懂大概内容;第二次读书给了充足的时间,让每个学生读了两遍,目的是让学生读正确,读流利;第三次是指名汇报读书,在长句处、难句处指导多练,目的是指导学生将书读得更顺畅;第四次是读书比赛,比赛前先让各组讨论怎样读,然后是各学习小组读书基础差的同学比赛和各学习小组读得好的同学与老师比赛。至此,学生读了七八遍书,大多数学生已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这样的课堂结构安排正是充分考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2、联系实际——课堂教学生活化。“课文无非是个例子。”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学生的所学的东西融入日常的生活中去,使之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捕捉学生生活的结合点。如于永正在阅读《狐假虎威》,指导用“管理”造句时,先问“管理”这个词在哪句话里?让学生找出后读几遍;然后问:咱们班张明是干什么的?知道吗?引导学生用“管理”一词造句;最后问:你妈妈当会计是干什么的,知道吗?说说试试……这样引导,能有效地沟通语文学习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沟通生活库存与言语实践的联系。第三、语言表达——课堂教学尝试化。语文实践能力只能依靠个体在语言表达实践活动中习得,不能在个体之间直接传递。如:教学《买文具》(第三册)一课,可先布置学生逛商店,了解文具的种类、形状、颜色、用途等,买文具时有意识地与售货员进行交际。课上,先引导学生议一议售货员是怎样与顾客交谈,怎样推销商品的;再让学生有的扮“顾客”,有的扮“售货员”,买卖双方畅所欲言。最后,在同桌互述、小组演练的基础上,进行“买文具”实践活动。这样的课堂教学才能真正落实了《标准》关于“沟通课堂内外,充分利用学校和社区等教育资源”的建议,为学生语言实践提供了尝试运用的良好机会。三、以主动探究的个性学习提升课堂教学的意义,让学生学会实践。《标准》在实施建议中指出:“语文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把这一精神的落实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结合起来,我以为应该倡导“主动探究的个性学习行为”。因为,每位学生的实践环境不同,实践的广度、深度也不一样,而且,学生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天生的探究者”(课程专家任长松语),所以,我们更应该在的“良好平台”、“有力翅膀”的实践的基础上“开创未来”。只有这样,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才能有“供大浪淘沙的澎湃激流”。以高年级的阅读教学为例,在学生读熟课文的基础上,课堂上应该这样扶着学生开展主动探究的个性学习:1、课前探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进行:①读完这篇课文你知道了什么?②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②你喜欢或不喜欢的是什么?④有不理解的吗?2、课始探究:讨论解决以上四方面内容。3、课中探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①你认为或你觉得作者想表达或告诉的是什么思想或感情?为什么?②从这一思想或感情,你想到了什么?这两个问题应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然后交流评议。划出课文中你觉得优美的词句,③作者为什么能有这些好词好句。4、课末探究:学了这篇课文,你觉得这篇文章有哪些地方很值得你学习?在今后的阅读或写作中你是否准备尝试用用?(讨论评议)。5、课后探究:如果你是作者,你觉得怎样写会更好或会更差?如果让你来写,你会怎样写?在生活中你是否经历过类似的题材?(讨论评议)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高职语文课程教学团队在企业和社会调研的基础上,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和语文学科的特点,在《高职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定义了本课程的性质,即“高职语文是一门面向全院一年级学生开设的基本素质课程,目的在于提升学生语文综合应用能力”。课程的作用包括:一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及人文情感基础,重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基础;二是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把语文能力训练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为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奠定基础,为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服务;三是为学生职业生涯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有了正确的课程定位,在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内容的选择、考核方式的确定等等方面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二、高职大学语文课程标准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语言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特性决定了语文综合应用能力是个人职业能力中的“核心能力”。语文综合应用能力在人们的职业生涯中发挥着重大影响。因此,根据这样的理念,我们确定了课程的设计思路。
(一)以能力为中心组织教学:课程主要围绕理解表达、思考辨析、综合应用三大方面开展能力训练,重在培养学生语文综合应用能力。
(二)结合专业特点组织教学:课程在强调语文学习共性要求的同时,注重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的个性特点开展语文教学活动。
(三)以行动为导向组织教学:课程根据能力培养的特性,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作驱动,以项目为载体,在模拟或真实的情境中开展语文能力训练。
三、高职大学语文课程标准的内容构成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高职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基于对语文学科性质、高职教育和高职学生特点的研究,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①掌握汉语言表达基本方法;②掌握人文阅读基本方法;③掌握专业应用文体写作的基本要求和方法;④了解综合性语文活动策划基本知识。
2.能力目标
①能够准确、清晰、流畅地表情达意;②能够准确地解读话意、文意;③能够欣赏、分析优秀作品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意蕴;④能够较为准确、熟练地进行专业应用文写作;⑤能够将语文基本技能灵活应用到实际生活工作当中。
3.情感目标
①养成良好的汉语言听说读写习惯;②养成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③培养主动与人交流沟通、团结协作的意识;④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高尚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要求
1.基础训练模块教学内容与要求
这一模块教学内容是“以语文要素为经,以听说读写为纬”,建议学时为26。安排了“提炼主题、设计结构、选择风格、锤炼词句、叙述事件、说明事物、论述观点”等语文要素,构成7个教学单元。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1)专业必修①主题观点(4学时):要求学生在与人交流时,能够迅速听出对方话语含义、表达自己的观点;在阅读文章时,能快速把握文章主题;在写作文章时,能做到主题鲜明集中。②结构层次(4学时):要求学生在与人交流时,能迅速听出对方话语层次,能围绕话题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阅读时能快速理清文章结构;在写作时,能做到条理分明,结构合理。③词汇语句(4学时):在阅读文章时,能准确理解文章词句的含义、区分措辞用语的优劣;在写作文章时,能恰切地遣词造句。④应用语体风格及写作(10学时):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恰当的语体、规范的格式较为熟练地进行专业常用应用文写作。(2)专业任选①事件叙述(4学时):要求学生能迅速把握对方讲述的事件要点,能恰当叙述专业活动中的事件;阅读记叙性文章时,能准确把握所叙事件的基本状况;写作专业活动中的记叙性文章时,能准确明晰地叙事。②事物说明(4学时):要求学生在专业活动交流中,能迅速听出对方说明的事物的基本特征;阅读文章时,能准确把握事物的基本特点;写作文章时,能准确、简明地说明事物。③观点论述(4学时):要求学生在专业活动交流中,能迅速听出对方论述的观点,能恰当阐述自己的观点;在阅读时能准确把握中心;在写作时,能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
2.综合训练模块教学内容与要求
(1)专业必修读书沙龙(8学时):要求学生能够撰写策划书、读书心得、读书交流会总结等;能够用口语较为准确、清晰、流畅地进行读书心得交流;在开展读书交流会的过程中,能够自主学习必要的新知识,能够主动、顺畅地与团队成员沟通合作,协同解决问题、完成工作任务。(2)专业任选①专业学习简报制作(8学时):要求学生结合专业特点,能够编辑“专业学习简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自主学习必要的新知识,能够广泛搜集、分析处理相关信息。②演讲比赛(8学时):要求学生能够搜集有效信息;能够脱稿演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主动、顺畅地与小组成员沟通合作。③辩论赛(8学时):要求学生能够搜集与辩题相关的有效信息并在辩论过程中进行运用;在辩论中能够阐明自己观点、反驳对方观点,同时能够主动与小组成员一道完成任务。④调查报告(8学时):要求学生能够根据调查要求小组合作完成调查问卷;能够通过调查问卷等形式进行调查;能够形成分析报告,并且在项目实施中,能够协同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三)实施建议
在教学活动实施过程中,努力体现“大语文”教育的课程改革理念,提倡采用行为导向教学方法,灵活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强调过程性考核,体现多元化评价功能。
1.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师指导下,主要通过自我学习、团队协作方式开展能力训练;
2.注意在课内根据单项能力的要求,灵活机动地通过任务驱动开展能力训练;
3.注意结合高职学生特点,采用项目教学法开展语文课外活动。
4.注意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的有机结合,积极开展个人训练、小组训练、班级训练。
(四)教学评价
1.考核评价遵循的四个基本原则
①以过程性评价为主,淡化终结评价的原则。在学习进程中,适时反馈学生学习情况,并帮助学生纠正偏差。②可操作原则。考核模式要有良好的可操作性,考核内容科学合理,考核方式便于组织实施,具有实践意义;③能力导向原则。考核方式要鼓励学生自我学习、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真正能够对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作全面测评。④师生共评原则。采取三维度的评价方式。学生自评占20%,学生互评占30%,教师评价占50%,以提高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体现多元化评价功能。
2.考核评价
总成绩=平时成绩×60%+期末成绩×40%=100分平时成绩基础训练模块(30%),主要依据学习纪律、课堂表现、作业情况和能力水平进行评价;综合训练模块(30%),主要依据学习纪律、活动协作、能力水平进行评价,主要以专业必选项目读书沙龙作为评分依据。
3.期末成绩
主要以专业任选项目的活动成果为依据进行测评,教师可根据评价要素及班级特点灵活设计具体评分细则。
四、特点与实施效果
【关键词】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33.33 【文献标识码】A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即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自20世纪末开始,从考试、课程、教材到教学模式改革,不仅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探索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可以一展才华,而且为人类发展和时代所需要多方面人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我国高中语文教学现状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开展,各地语文教学虽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成绩,但在高中语文教学改革中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新课程改革后,教师改变了教学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传授知识的教学模式,采取与学生互动,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教师在此过程中不断交流经验、不断学习,也使自己的教学能力有了提高。
2.新课程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学评价的功利性弱化了其自身的发展功能。多数地方把基础教育办成了升学教育,这样的应试图景与我们教育教学评价不无关系,现在的教学评价简单地用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来代替全面和发展性的评价,教育效益的滞后性与长效性和教育评价的功利性之间出现了矛盾。
(2)教师对课程变革缺乏深入的理解。教师对课程的理解与实施起着关键的作用,起着引导学生与文本对话的中介作用,所以教师在新标准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对课程的开发及对课堂教学的设计,影响着其教学的效果,而在课堂教学设计上仍未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因而抱残守缺。
(3)语文选修受到限制。新课程改革要求学校必须在高中语文必修课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语文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社会需求,设置相应的选修课,以提高和拓展学生的综合能力。然而,在语文教学中设置选修课却没有考虑到学生的意愿和社会的需求,在高考的压力之下将选修课变成必修课来上,除此之外,由于师资力量匮乏及教师自身理论知识、学校经费不足等因素,都制约着高中语文选修课的开展。
(4)教学改革的行政干预弱化了改革的内部动力机制建设。从总体上看,有三种力量推动着课堂教学改革,即行政力量、学术力量和学校力量。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学改革基本上是行政力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它通过制定教育方针和重大法规对教学改革进行宏观指导和监督;对具体问题的关注和指导影响教学改革。政策上鼓励和支持教学改革探索,张扬创新的组织个性,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改革的外在张力。然而这种缺乏学校变革内部动力的来自学校外部的动力只是暂时的,长期的行政干预使学校教师有了依赖,销蚀弱化了参与变革者的主动性和学校变革内部动力机制的建设。
二、新课程改革标准下高中语文教学应采取的对策
1.变革教学文化。构建符合时代要求和本校实际的教学文化,课堂教学中成功贯彻新课程改革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种包括课堂、关系、显性与隐融的文化,教学过程实质是一个价值选择、生长及实现的过程,应该超越过程主体物化工具的缺陷和功利的强化而凸显主体性、生命性和人文性。因为语文教学有着极为特殊的一面,文字是一种交流和沟通的工具,所以新课程标准下语文教学要求培养熏陶学生情感、价值观念,以学生为中心,遵循学生学习的特点及经验,帮助其与教师互动,逐渐养成相互合作、自主探索的良好的学习方式,更好的适应时代的需求及人类发展。
2.建立合理、科学的评价机制。从整体上看,无论国内或者国外,注重人文性的发展趋势日趋显著。目前,在我国新课程标准改革的背景下,教学评价的改革应当与语文课程的改革同步进行,应包括机制、内容、形式及招生、考试的改革。与此同时,教学评价的改革既要服务于教学改革,以实现其改进的教学功能,又对教学改革起着监督与监测的作用。语文教学的评价机制应跟其他学科有所区别,其更应注重学生对语言、生活的一种感受及在长久沉淀下来的一种文学气质和对我国语言的一种领悟。因此,在评价时应将这些考虑进去。
3.教师合理转变自身角色。新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提出要求要彻底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事实上,传统的教学方式禁锢了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并且,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中有着许多的不能平等对话地方,或者说教师是“权威”的一方,在这种传统教学的背景下,新课程标准开展实施就必须依靠教师自身对于课堂设计、文本引导、把握并且创建和谐、轻松学习氛围的理解和付出。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应注重以学生作为主体,注重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并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使其得到更多的熏陶。
4.学校加强教师培训、增强师资力量、促进教师专业知识学习。随着时代突飞猛进的发展,教师的教学水平及知识水平也应该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提高。在新课程改革的图景下,创新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强大师资力量已刻不容缓。一直以来,受传统教学模式的深远影响,尤其是课堂教学,教师习惯根据教材及教学大纲的要求将文本上的知识“倒灌”给学生,并没有进行及时的扩展和提高、更新,以至于学生失去学习的主动性及学习知识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就应当为教师加强培训工作,改变教师僵化的观念,使其充分深刻理解和领会新课改的精神,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提高自己,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教学,虽然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的突破,但目前仍存在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对于当前的教学环境仍有许多方面的不适应,但是,以学生为改革的重点,是必须坚持下去的,同时教师应当合理的转变自身的角色,以更好地培养社会需要的学生为己任,及时更新旧的知识、观念和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提高自己,做好引导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丰收的季节。
参考文献
高职教育遵循“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人才培养理念,而职业技能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参与特定的职业活动或模拟的职业情境,通过已有的知识和技能的类化转移,使相关的一般能力得到特殊的发展和整合,形成较为稳定的综合职业能力和社会生活素质。我国高职教育是为了将学生培养成某个领域的高端技能型人才,因而各高职院校的专业核心课程注重和体现了“高等性”和“职业性”的统一,并设计出与岗位职业资格标准相融通的课程标准,这种融通一方面使得高职学生不用再花费时间和资金参加劳动部门的职业技能培训,企业亦无须再进行程式化的岗前培训工作,另一方面也为整个社会节约了大量人力资本,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专业核心课程将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公共基础课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作为公共基础课程,是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其课程标准也应尝试将“计算机操作员”的职业资格标准与之相融通,设计出“基于社会生活过程”和“基于工作过程”的社会生活情境和典型工作情境,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将该门课程的课程标准与“计算机操作员”系列的职业资格标准相融通,不仅使高职学生能够更从容地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其中包括职业生活)的挑战,而且会极大地提升各专业学生就业时的适应面及灵活性,为在工作岗位上大显身手奠定现代信息技术和其他软实力基础。
高职院校的课程标准是对高职教育某个专业学生“学习结果”和“掌握特定知识、技能和情感态度”的描述,是课程教学质量应达到的具体指标。课程标准是课程管理和评价的基础,是课程建设、教材编写、教学设计、学生学业评价的依据。计算机操作员的职业资格标准,应是具有使用计算机从事文字、图形、图像等信息处理工作及计算机系统操作、维护与管理能力。其规格可定位为能够进行计算机使用与日常维护、文字信息处理、多媒体信息处理、网络操作等。其操作能力水平可表述为能够完成信息的快速录入,能够进行网络的基本应用,能够熟练操作一些常用的办公软件、工具软件、系统软件,能够完成系统组装、日常维护、系统备份、系统维护以及系统升级等任务。当然,这种能力只能是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初级水平,但它与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在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完成典型工作任务和解决典型生活矛盾的诉求是契合的。换句话说,作为高职院校公共基础课的计算机教学,应使学生达到上述能力层级要求。过低或过高标准均与学情不相吻合。因此,只有将课程标准与职业资格标准相融通,才能真正意义上完成课程与职业的衔接、学校与社会、学生与员工的衔接,提高学生解决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课程标准只是来自“头脑风暴”,或闭门造车或纸上谈兵,与社会生活完全脱节,与职业资格标准远程阻隔,那么这样的课程标准只能孤芳自赏、顾影自怜。
2具体的实施策略
2.1教学目标与生活工作需求相对接
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就宏观层面而言,应立足于“做人”与“做事”的有机结合,“应知”与“应会”的高度统一,“工具”与“情感”的深度融合,知识、技能与素质三位一体。因此,公共基础课程既可以是通识教育,又应该是社会生活的技能教育,既是工具性教育,又是人文性教育。就微观层面而言,每一门公共基础课程,既有素质教育的诉求,更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需要。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的教学目标,不是重在了解计算机的理论知识,而是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懂得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解决职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种种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学会一般操作。因此,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目标应与高职生即将开始的生活工作需求接上头、相联系,而不能“不相往来”、形同陌路。
2.2课程教学与职业岗位任务相对接
“计算机操作员”在国家职业标准中共设3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鉴定对象为从事或准备从事信息处理、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操作、维护和管理等相关工作的人员。由于现在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多多少少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操作基础,因此高职院校开设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可定位于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即计算机中级操作员级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一级水平。基于实现国家职业资格四级(计算机中级操作员级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一级)水平的教学目标要求,应努力实施课程教学内容与职业岗位情境任务的对接。如果高职院校课程标准脱离岗位要求而空洞、呆板、教条,只是知识点的罗列、堆积,那么学生的学习就只能是“空对空”而已。只有实际的工作任务、典型的生活需求才能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使学生在不经意中掌握知识与技能,而特定的任务一定来源于实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因此应将学习任务安排于工作和生活情境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将典型的工作和生活情境转化为学习情境,使学生真实地完成手头的工作任务,并以国家职业资格四级的标准进行考核与评价。计算机应用基础的课程标准,即以国家职业标准中的计算机操作员的职业功能为基准,实际工作目标即课程的教学目标,实际工作任务即课程的教学任务,工作内容、技能要求、相关知识等即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情境任务。以计算机硬件配置为例。在计算机操作员级的国家职业资格鉴定标准中对计算机硬件的要求描述为:①了解计算机的基本组成;②懂得基本外部设备及使用。其对应的学习领域即微型计算机的认识与配置,应将该方面内容对应的综合职业能力直接加进考核体系,在贴近工作实践的学习情境中潜移默化地提升综合职业能力。相应的学习情境及课程标准如下:①学习领域。微型计算机的认识与配置。②教学时间安排为16课时。③对典型任务的描述。计算机已经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如何购买一台既满足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又具有较高性价比的计算机已经成为许多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为销售主管,现要推介一款计算机,使顾客在了解计算机的内部组成、计算机各个部件的功能、性能参数以及电脑软件、系统维护等知识的基础上,积极选购。④学习目标与考核点。认识计算机的硬件组成,并对各个硬件组成部分的性能做出判断与选择,能根据需要自行配置计算机硬件。⑤完成微型计算机各基本部件的正确连接,完成计算机外部设备的正确连接,完成微型计算机文件的多种操作,完成文件的一般压缩及解压缩操作,使用常见打印输出设备,完成文件信息的打印输出。⑥根据工作与学习内容,设置情境。例如邻居施大伯想请你帮忙,购买一台既满足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娱乐需要,又具有较高性价比的计算机。你给施大伯介绍计算机各部件的功能、性能参数,并教会其进行简单操作,在你的指导下成功选购计算机。
2.3课程教学与工作过程相对接
在课程教学实施的过程中,首先要安排好项目的工作任务,将任务具体分解,按照实际工作过程与要求,采用行动导向教学法实施项目教学。计算机应用所需要的硬件条件非常简单,一台电脑而已,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视频等手段将学生带入现场,以学生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员,以教师为检验任务完成情况的验收方,检查其完成步骤及结果。教学过程既是角色扮演的过程,也是真实的工作和生活过程。课业评价是教师对学生课程学习状况的评价,应与职业评价相对接,即要突出职业资格标准的导向作用,强调职业技能和综合职业能力考核。公共基础课程的课业评价往往容易走上书面考核、简单问答的老路,使学生死记硬背。与职业评价相对接,就是要进行“实弹考核”,重在实操检测,以任务或项目完成的精准度、客户或用户的满意度为标准。此外,还有与职业活动相联系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守约诚信品质和协作创新能力的评价,这应该是职业资格标准和课程标准的刚性要求。
3结语
【关键词】语文新课程标准;“新语文教育”;语文学科性质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语文学科是什么性质的学科?这是语文教育的首要问题,历来莫衷一是。1993年1月,韩军发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在中国语文教育界第一次呼唤“人文精神”。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2003年推出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给语文课程性质作出了定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人文精神”被语文新课标所吸纳并认定为语文教育的基本特点之一(表述为“人文性”)。“新语文教育”中还有一些主张与语文新课标的精神契合,但细究起来二者存在着根本分歧,集中体现在对语文课程性质的界定上。
一、语文新课程标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语文新课标将语文学科的性质界定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工具论与人文论之争,维护了课程改革发展相对稳定的环境,从而保证了一段时期内语文课程的实践沿着既定规范化方向发展。
(一)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
语文学科具有很强的工具性,这是自“五四”以来语文教育界的一个基本信条,我们至少可从三方面来认识:从语言的本质作用来看,语言是交际工具,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概而言之的语言学科。学校语文教育实质上就是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语言这个人类交际和交流的工具;从言语的心理特点来看,在学校语文教育中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语言训练,语言是进行思维和开发智力的工具;从语文的基础作用来看,语文是“百科之母”,是学习知识和增长才干的工具。
在新课标中,不乏体现语文学科工具属性的地方,如在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中指出“语文课程应……使他们(学生)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二)语文学科的人文属性
语文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一经掌握和运用就很自然地产生思想和情感,因此语文学科具有人文性:从理论上看,“思想不能空无依傍,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是脑子里在说话———说那不出声的话,如果说出来,就是语言,如果写出来,就是文字。”[1]从实践上看,语文教学内容具有人文性,主要体现在语文教材和教学富于思想性、文学性、社会性、教育性、情感性、审美性、文化性等特点上;从历史来看,“任何阶级、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的语文学科教学目标都具有人文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从现实来看,语文教材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组成的。学生从中不仅学习了语言,而且受到了思想教育、道德陶冶和美感熏陶,提高了思想觉悟和审美情趣。由此可见,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是自然形成的,是语文教学题中应有之义。
语文学科的人文属性在新课标中也多有体现。如在高中语文新课标中指出“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造的能力”。
(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新课标未给“工具性”和“人文性”下定义,但我们仍能从具体的条款中意会得到。如何在教学中体现两者的统一,新课标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法,只是从整体上给人留下这样的感受:新课标所设想的语文课程像一口钟,“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如同钟摆,在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不停摆动,而非机械移动;若要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应当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基本规律和要求,借助语言和言语产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尽管新课标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界定只是标志着改革的一次转折,并未使人们对于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质疑、探寻尘埃落定,因此不意味着对语文学科本质探索的真正成熟。但和此前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比起来,却是毋庸置疑的进步。
二、“新语文教育”:语文教学的基本属性是人文精神;语言(言语)即精神,文就是道
李海林指出,“韩军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语文教育的理论基点。……这种彻底的批判意味着,韩军试图为新世纪的语文教育寻找新的理论基点”[3]。将语文学科属性确定为人文精神——这便是韩军所找到的理论基点。
(一)语文教学的基本属性是人文精神
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一文中,韩军还率先提出“人文精神是语言的基本属性”这一论断。韩军在文中指出“语文教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人文精神是它的基本属性”[4]。韩军的这一论断并没否定语言的工具性,只是说人文精神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而工具性是从属的非本质属性。
(二)语言(言语)即精神,文就是道
新世纪伊始,韩军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新语文教育”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首先,他认为“母语教育,说到底,实际就是‘人的精神培植’,……——这是母语教育最根本的内在本质”[5]。这就明确了语言(言语)与精神二体一名的关系。其次,韩军认为中国现当代语文教育的全局性失误在于“文以载‘道’”的社会政治形态本位语言观和“文以交际”的科学主义本位语言观。针对此症结,他从语文学科性质的角度提出“文就是道”的语文教育观。他认为,“母语教育,内在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教育和人的精神经验的教育。外在效能上才是语言技能教育。内在本质总是制约着外在效能。我从不认为语言是所谓‘文化的载体’,它应该是‘文化的本体’。”[6]在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究方面,韩军的上述提法虽有过于拔高“人文”的地位之嫌,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时弊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乐观之余我们也不能回避“新语文教育”理念中存在的偏颇。在理论上,“新语文教育”对“精神”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引起对语文基本知识和能力教学的弱化,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实践中,韩军也未能彻底地实践“文就是道”的理念。譬如他所创的“三环节强化教学法”就属于他所批驳的“科学主义泛滥”。另外,老师恰到好处地给学生一点语言知识是当今语文教学高于传统语文教学之处。若偏重“人文”,全然回归“大传统”的大量阅读,背诵、吟唱、抄书、不求甚解和“小传统”的读读诵诵、讨究讨究,怎能确保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更好地增强语感和提高素养,更好地表达以防出现或减少说话和写作上的毛病呢?
我们应明白在考查对语文学科性质的不同观点时,应时刻不忘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这是衡量一种教育理念是否科学、可行、有效并与时俱进的标尺。在此衡量标准下,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语文教育”是在重建语文教育的时代精神,不但对应试教育下的语文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和颠覆,而且对新世纪语文教育教学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是对中国语文教育瞻前顾后的历史之思。但在“瞻前”且“顾后”之时,“新语文教育”忘了“当下”。我国正处在文化崛起、教育改革过渡的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至今语文性质观确认与阐释的最高阶段,是最符合我国国情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就像语文教育界进行新课程改革不可或缺的两条腿。只有使语文教育学会用两条腿走路,我们的语文教育和语文新课程改革才能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才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参考文献
[1]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448.
[2]周庆元.语文教育研究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26.
论文关键词:礼貌原则;英语教学;跨文化意识;教学途径
每一种语言都反映出使用该语言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以往的外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视了文化背景知识对语言的重要作用,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尽管掌握的词汇量很大,语法知识也很好,但却缺乏在不同的场合恰当地使用语言的能力。
依据新课程编写的人教社高中英语教材。每个话题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有中国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同时也涵盖了西方的历史、地理、文化、民俗、风情等广泛知识。笔者在使用本教材的教学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英语教师不仅仅是语言知识提高的协助者,更是文化传递的使者。人们在语言交际中往往需要遵守语言规约,即受到礼貌原则的约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生活和学习,在交际中尊重交际对象的文化习俗有利于交际的成功。交际中尊重对方基于遵守一定的礼貌原则。
一、礼貌原则
Leech的礼貌原则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确实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英国语言学家L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对美国语言哲学家Grice(1967)提出的合作原则给予了补充和完善。包括六条准则,每条准则下面分两条次则。
(1)得体准则(rractMaxim):减少表达有损于他人的观点,是别人少吃亏多收益。
(2)慷慨准则(GenerosityMaxim):减少表达利己的观点,使自己多吃亏少收益。
(3)赞誉原则(Approbation Maxim):减少表达对别人的贬损。
(4)谦逊原则(ModestyMaxim):多贬低自己,少赞誉自己。
(5)一致原则(AgreementMaxim):减少自己与他人在观点上的不一致,尽量增加一致。
(6)同情原则(Sympathy Maxim):减少自己与他人在感情上的对立,尽量增加同情。
礼貌原则倾向于以听话人的感受为丰,尽量让对方多受益,从文化或者心理的视角尽量赞誉对方,贬低自己,即贬己尊人。因此,在英语教学中不仅教学生讲英语,而且会讲合适、得体、礼貌的英语。新的英语课程标准中突出了文化意识目标。
二、新课标中跨文化意识目标
课程目标中的文化教学包括综合语言能力中的文化目标以及文化意识目标,引导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的文化目标有利于在交际中做到礼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我们有必要熟悉课程标准中的文化教学目标(见表1、表2)。
2001年7月,我国针对基础外语教育的英语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中首次出现了“跨文化”这一概念。《标准》规定了英语教育应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目标。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目的是积累英语国家文化的知识、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和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
英语课程标准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体现高中英语学习的全过程,在高中课本中的内容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跨文化交际的知识,不同民族的文化有相同的礼貌规约,也有不同的礼貌语言习俗。如中国文化重视集体文化,个体文化要服从集体文化,与集体相和谐;而西方文化中尊重个人的权利是礼貌的。比如礼貌原则中的谦逊准则强调的是尽量少赞誉自己,而汉文化中谦逊则是多倾向于贬低自己,在听到别人的赞美时,贬低自己,客套一番,而在西方听到赞美时则是直接欣然接受,如果这样的文化差异中的礼貌准则把握不好,就会导致跨文化语用失误。张先亮(2000:42)曾给出例子,一中国学者到国外一研究部门合作一个研究项目。外国专家高兴地说:“欢迎你来和我们合作!”中国学者谦虚地回答:“哪里,不敢当,本人才疏学浅,很荣幸有机会来贵国学习深造!”外国专家信以为真,失望地把这位中国学者安排在实验室洗试管。当然语用结果使双方失望,中国学者以中国式礼貌谦虚的语言表达,结果致使外国专家未能从话语中获得中国学者业务专长和研究能力的信息。这样的跨文化语用失误不是语言听说技能的错误,而是由于对语言中文化的因素。礼貌是遵守的普遍规则,但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的礼貌则是有差异的。在教学中了解和学习汉英文化中的礼貌差异十分必要,然而在目前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现状令人担忧。
三跨文化文化教学现状
英语教师必须从传统的语言教学顺利过渡到语言与文化相融合的英语教学,即听说读写教学与文化教学同步。英语教学是引领学生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语言交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当前课堂上往往偏重语言教学,忽视文化教学。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不容乐观的结果。在以题为您知道“跨文化交际”这个术语吗的调查中,有一多半教师填“不知道”。“在英语教学中您会常提及并介绍语言背后的文化吗”的调查中,有近85%的教师在英语教学中“不常提及”。在访谈老师“你是怎么处理文化教学的”时,老师们的回应令人惊讶。教师A:“啊?啥是文化教学,不知道啥是文化教学!不咋教,课文遇到,顺其自然,没有文化专题,为了完成教材(笑),不过讲讲也是有好处的。”教师B:“文化教学?哪有文化教学!!没有文化呀!Readingculture都删掉了”;当问到“上课讲不讲文化?”教师A:“上课联系到的文化怎么会不讲?如礼仪,只是比较浅显”;B:“不教,一般删除”;C:“没时间讲。”D:“顺其自然,有兴趣就教,一般不教。”
调查结果令人深思,英语课程标准中的文化教育发展目标并没有在实际的英语课堂中得到有计划落实,最多也只是“顺其自然”。陈申(2001:11,12)曾指出,无论我们采用什么语言教学方法,都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文化教学。因此,目前教师在教学中有意无意问渗透文化知识,主动进行文化教学意识淡薄,更无法主动积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文化教学。
美国外语教学专家温斯顿·布伦姆伯克说过:“采取只知其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英语教学不仅是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遵守礼貌规则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里仅就人教社高中一年级教材第一册(下)教材中所含的跨文化教学的覆盖面列表如表3所示。
高一(下)共l0个单元(Unit13-Unit22),从表3中可以看出几乎每个单元(8个单元)安排跨文化学习内容,80%的教学内容与跨文化相关。跨文化学习成为英语语言教学的主要部分之一,离开了文化背景的了解,不仅会阻碍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礼或语用失误。跨文化交际是遵循礼貌原则下的交际,比如接受别人夸赞和表扬中国人都要先谦虚或自贬一番,如“哪里哪里”、“差远呢”等回答会显得回答者有礼貌,有修养,符合中国的贬己尊人的礼貌准则,在西方听到别人的夸赞要说“Thank you”才是礼貌、得体的回答;汉语中“老师”是一种职业,也可以用作称呼语,“老师,您好/您早”中“老师”是有礼貌的敬称,但在英语里,teacher只是个职业名,不可以用作称呼语,“Goodmorning,teacher”是中国式英语,不符合西方文化习惯。如果不了解这些文化因素,在交际中会因文化知识的不够而不是语言技能的不足导致语言失误或者语言冲突。语言交际中礼貌原则下的跨文化知识需求的增加与教师教学中跨文化教学意识的淡薄正是我们英语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四、启发
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不容乐观的结果,在以题为“您知道‘跨文化交际’这个术语吗”的调查中,有一多半教师填“不知道”。在“在英语教学中您会常提及并介绍语言背后的文化点吗”一题中78%的教师全部选择“不常提及”。在电话访谈英语老师“你是怎么处理文化教学的”时,多数的回答是“不知道什么是跨文化交际”。因此,我们要激励老师通过自主学习、参加教师培训完善跨文化教学实践。
1.提升教师的跨文化教学意识
教师自主学习与接收培训相结合。教育培训机构、师范院校引领教师跨文化学习,指导教师提示跨文化教学,提升跨文化教学理念。人们在语言交际中要遵守礼貌,同样的话语在这个民族是礼貌,而在另一个民族可能就是不礼貌的,所以Leech基于英国文化特点提出了六个礼貌准则。顾日国基于中国文化特点提出了中国式的五个礼貌准则,即“自卑而尊人与贬己尊人准则;“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与称呼准则;“彬彬有礼”与文雅准则;“脸”、“面子”与球童准则;“有德者必有言”与德、言、行准则。培训者在培训中通过组织活动介绍外国文化,同时又宣传中国文化,并把所导入的中外史化内容与学生所学语言内容密切联系起来,语言材料涉及中外的历史、地理、风土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教师自身的积极主动学习提升跨文化教学意识是落实文化教学的关键。
2.实施文化教学的途径
教材中的每个部分都深深地吸引着师生去读、去写、去和同学交流。教材中蕴涵着的大量的背景资料有待于我们去观察和发现,挖掘尽量多的文化资源为教学服务。
(1)寻找与英语国家相关的资料,为学生提供较为清晰的国家概况、地理气候、国家象征、社会概貌等。
(2)针对学生从未有过的生活体验,尽可能地提供直观的图片资料,实物样品,用以辅助教学,加深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教育改革浪潮迭起,形成一场历史上影响最广泛、最深刻、全方位、大动作的世界性教育改革运动。其实质是努力构建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和本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新教育体系。各国学校音乐教育顺应这一教育改革的大潮,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学科内部某些方面的小修小改,而是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的改革,包括重新认识音乐课程的价值与性质、研制新的课程标准、设计新的教学体系、实验新的教学方法等。综观各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的最新动向,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世界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几个特征:
1.重新审视音乐课程的价值。国际音乐教育学会(ISME)认为:音乐教育能有效开发个体潜能,激发创造冲动,升华精神境界,提高生活质量;世界音乐的丰富多样性给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带来机遇。美国《国家艺术教育标准》认为: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完整的人,在发展个体直觉、推理、想像以及表达和交流能力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音乐艺术是人类文化的浓缩与人类文明的结晶,音乐艺术为其他学科的学习注入激情,没有音乐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经济力量,未来社会有赖于对生机勃勃的艺术社会的建设。前苏联音乐教育工作者更是对音乐教育的价值作了精辟的概括: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养人。
2.制订音乐课程标准。为实现音乐课程的价值与确保音乐课程的地位,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了制订或重新制订音乐课程标准的重要性与紧迫性。1994年美国制订了该国有史以来第一套由联邦政府直接干预下产生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日本从昭和33年(1958年)以来,已进行了四次《中小学音乐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此外,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相继制订了各具特色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或《中小学音乐课程纲要》。(下转第24页)
3.确立新的音乐课程目标。对于音乐课程目标的确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技能做为音乐课程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音乐兴趣爱好与音乐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如美国强调“开发人的潜能,提供创造和自我表现并享受成功的机会”;德国强调“音乐面向每个学生,人的所有能力都必须得到发展”;日本强调“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和丰富的感受音乐的能力,陶冶高尚情操”;英国强调“发展学生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欣赏能力”;俄罗斯强调“培养个性,促进智力发展”;香港强调“培养喜爱音乐及学习音乐的兴趣和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并提高儿童自律、表达、专注和协调的能力”。
4.注重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目前各发达国家音乐教育大都放弃了对西方音乐的盲目推崇或对本民族音乐的固步自封,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必须融合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像日本音乐教育就较好地融合了东、西文化。美国《国家标准》所规定的九项音乐学习领域中也特别包括了“理解世界各类音乐”。澳大利亚音乐教育中,英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已被多元文化所取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南非认为,其音乐课程必须摆脱以欧洲为核心的传统模式,韩国音乐教育也意识到音乐教育迫切需要逐步引导学生将正宗的韩国音乐与西方音乐及其他文化的音乐融会贯通。
5.不同音乐教学体系走向融合。半个多世纪以来,多种著名的音乐教学法体系相继创立并得到推广普及:包括奥尔夫教学法(德国)、柯达伊教学法(匈牙利)、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瑞士)、卡巴列夫斯基教学法(俄罗斯)、铃木教学法(日)以及DBME教学法(美国)等。这些教学法体系对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它们往往是强调音乐教学的某一方面,解决的只是一些局部问题,因此,在普及推广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的局限性。为此,上述各种教学法体系都在努力完善自身,正是这种自我完善导致了不同教学法之间寻求互补、走向融合的趋势。它们都重视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重视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运用,强调通过亲身参与音乐活动来加强音乐体验,强调通过创造性的教学来开发学生音乐潜能,强调教学必须以激发音乐兴趣与培养良好态度为基点并视之为学生在音乐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等等。这些教学思想无疑将是今后音乐教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寒假期间,我和同事认真阅读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共同编写的《全日制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感触颇深。
解读的序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王湛亲自撰写,题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体系》,它从五个方面详尽地阐述体系如何建立的问题。我认真地读了几遍序言,感受到了教育部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我认为,领导的重视是课程改革成功的前提。
一、领导重视
正如王湛副部长所说,教育部正是想通过语文课程的改革,来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瞧,领导的决心有多大。那么我们这些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就更加要有决心,搞好小学基础教育,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当代昭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二、目标明确,标准详尽
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的制订解说,《解读》用词准确无误,同时,不难看出,它具有超前意识,时代感强的特点,我把它的六个方面的实质简单的概括为:改革就是在有针对性和讲究实效性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学习的过程,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教师应注重评价的功能,学校应注重校本课程的开发。
在制订各项目标的过程中,标准力求站在高处,把握大局,建立一个总的目标性纲领。在具体实施目标的过程中,《解读》又制订的非常具体。例如:对语文学科各个阶段的实施目标及实施建议方面,标准就制订得非常全面,不光有“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练习”课程目标及实施建议,而且各部分制订相当完善。例如关于“阅读”,“标准”分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1.确立现代阅读理念。2.阅读中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3.在阅读的过程中培养阅读能力。4.关于知识和能力的关系。这四个方面全面、系统、详细。为我们这些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指明了方向,同时又明确了目标,一举两得。
三、有纵比和横比
“标准”除制订了当代课程标准外,还对比分析了以前教育思想、教育观念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对未来的教育寄予了厚望,同时在书后还附加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英语课程标准》摘录,使我们有的比较,更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在工作中少走一些弯路,更快地探索出新的适合我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
四、具体操作有章可循
“标准”制订不但全面详尽,而且课后还选编了一些语文实验教科书课例,课例后面还有教科书编写者说明,《解读》中的这些细小环节对于我们非课改年级来说,无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及改革的思路,使我们有章可循,有葫芦可比,我们这些非课改教师有了这本课标,再经过我们的努力探讨,实践,怎么可能画不出有自己特色的“瓢”呢?我们的目标:让中国的先进教育经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新课程标准下的识字教学老河口市第三小学贾亚林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识字教学提出了“会认”和“学会”两种不同要求。小学阶段要求学生会认汉字3000个,会写汉字2500个。其中低年级要求会认1800个,会写800——1200个。艰巨的识字任务是小学低年级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的难点。在教学实践中,我注重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识字教学,特别是注重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教识字,把字的音、形、义结合起来,把识字和认识事物结合起来,引导学生通过联想、比较去识字,让学生人人动脑、动手、动口。从而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识字能力,巩固了识字教学的成果。一、学会观察,引导发现1、引导学生观察,发现汉字的组合、书写规律中国的汉字具有独特的艺术美,它变化微妙,神形兼备,可只要仔细观察分析,这千奇百怪的汉字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那么,从哪些方面引导学生观察呢?(1)学会观察田字格中的范字,了解汉字的笔画、间架、结构以及每个笔画所占的位置,如学习“人”、“个”、“大”时,应让学生先分清这三个字中的“捺”有何不同,分别占什么位置。(2)学会对比观察,区分形近字细微的差别,例如:己——已,末——未,田——由。(3)仔细观察教师的范写:如写“片”字时,教师除了用彩色粉笔区分笔画,还应该强调“从左到右,先里头后封口(右边)”的书写规则。(4)仔细观察同学的书写,学会评价。学生亲眼目睹同学的书写,能对自己的书写起到警示的作用;另外,让学生进行评价,能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和鉴赏能力,对自己的书写大有益处。2、引导学生在课外、生活中主动识字生活处处皆语文,生活为学习语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广告牌、商店名、包装袋、车站名……都是学生学习汉字的活资源。曾经有一个学生,她总是忘了“福”字的发音,可有一天,当她和妈妈一个酒家吃饭时,门上倒挂一个“福”字这个“福”字便无意被她牢牢记在了心里。3、引导学生在阅读、运用中巩固识字心理学家认为,人的6—12岁是学习书面语言的最佳时期。在这个阶段,应该引导学生大量阅读课外书,学会质疑问难,并且寻找解决的方法。也可采用编小故事的方法,让学生自编自写,由旧知生出新知,在运用中巩固,扩大识字量。二、学会方法,体会识字乐趣在单调冗长的识字过程中,简单机械、枯燥无味的教法,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厌烦情绪,学生最容易产生疲劳,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那么怎样保持学生识字的热情,增强识记效果呢?1、猜谜法:如教“秋”字时,我出示谜语:一半绿油油,一半红通通,待到丰收时,农民笑呵呵。再如“上边毛,下边毛,中间一个黑葡萄”——“目”字;“千条线,万条线,掉到水里看不见”——“雨”字;“十张口,早就有”——“古”字;“一只手遮着眼”——“看”字等。2、拆字法:汉字里的合体字很多,多数可以采用分析部件的方法来记忆,如木子李,弓长张,上“立”下“十”辛辛辛,上“艹”下“田”苗苗苗。3、编顺口溜,在课堂上编一些儿歌顺口溜帮助学生识记生字,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在区别“有、友、左、右”等字时,我把这些字编成:“左下工,右下口,有下月,友下又”的顺口溜;如教“朋”时,可编成儿歌“两个月亮并排走,一会就成好朋友”。为了让学生牢记“美”字时,我编了一句这样的歇后语“大王头上戴俩花——臭美”。4、比较法。汉字在文本里的出现遵循了先易后难先繁后简的原则,所以由独体字可引出许多新字,如教“法、丢”时,我先复习“去”字,再以旧字带新字,编成一句儿歌:“去”字头上戴斜帽,丢丢丢;“去”字旁边冒水泡,法法法。另外,给所学的字添减笔画,也可带出许多新字,如公——么、日——由——甲,这样既能互相比较,又能达到识字目的。在具体的语音环境中,也同样用比较的办法进行教学。如在教学同音字“坐、座、做、作”时,做“坐下”的动作,指着座位,让学生体会字义的不同。“坐下”的“坐”加上“广”字头组成“座”,用“座”字可以组成“一座山”、“一座房”、“一座桥”等。“做”是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如,“做工”、“做游戏”等。“作”是进行工作或活动,如“写作”、“作品”、“假装”等几种意思。在分清“坐、座、做、作”的音、形、义的基础上,我再组织学生进行组词或句式填空进行练习。例如:小红(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作)业。通过练习,加深了学生对“坐、座、做、作”的理解。给学生烙下一个深刻的印记。又如在教学“元、园、完、玩、远”时,我侧重从字形和字义上帮助学生识记,使学生懂得:“元”的意义第一是开始的意思,有如“元旦”、“元月”等;第二是为首的意思,有如“元首”、“元帅”等;第三是主要的意思,如“元气”、“元音”等。“园”是种植蔬菜、花草、树木的地方,有如“花园”、“菜园”、“田园”“果园”“公园”等;第二是供人游览娱乐的地方,如“公园”、“园林”、“乐园”、“动物园”等。“远”只距离大所以是走之儿旁,如“远方”“远近”“远处”。“完”是结束的意思,如“完成”、“完了”、“完工”、“做完”、“写完”等。“玩”是游戏的意思,如“玩耍”、“玩火”、“玩水”等。又如教形声字“马、妈、吗、蚂”时,我先让学生掌握“马”韵母是“a”表声,然后在不同的时间教学“妈、吗、蚂”时,我则指导学生分清生字的哪一部分表形,哪一部分表声。然后指导学生用换部首的方法识记生字。“妈”是跟女人有关,所以部首是“女”旁;“吗”是用在句末表示疑问,是助词,是用“口”旁;“蚂”是跟虫类有关,所以部首是“虫”旁。5、形象记忆法。小学生善于联想,如记“当”字时,他们说:一座山被推倒了,可山上的小树还直立着。当了解到蚕的作用时,他们说“蚕”就是天下最好的虫。6、玩中学的游戏教学也是一种好办法。如在教学形声字时把偏旁和独体字写成许多卡片分给每个学生,请某个学生举着手里的偏旁先站到讲台上来。如“女字旁”站上来,问谁来和我做朋友?下面就会有好几个小朋友上来和他站一起,如“子”“马”“乃”“生”“未”“且”等,上来要说:“我和女字在一起我们是妈,妈妈的妈”;“我和女字在一起我们是好,好人的好”……教学形近字也这样玩着学,如独体字相同偏旁不同的几个字,请某个同学举着独体字站在讲台上,其他拿偏旁的同学上来和他做朋友,轮流上来凑字,等于是换偏旁练习,巩固了这样的形声字。三、注重培养良好的识字写字素养,有机地实施三维目标语文出版社的编辑娄湘生教授非常诚恳地要求语文教师一定要在低年级开始培养学生良好的朗读、书写习惯和姿势,教学的目的不只是教孩子学会,而是让孩子会学,让孩子感受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能逐渐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例如学习“林”字时,可谈到森林资源的保护,渗透环保意识;学习“愿”时,可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愿望,并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识字教学是一项艰巨的教学工作,只要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断地总结、积累和探索识字教学的经验方法,灵活多样地引导学生识字,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避免了机械识记和死记硬背的方法,激发了学生对识字的浓厚兴趣,从而使学生学得活,记得牢,学生就一定会牢固地掌握并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1-0058-07
一、问题的提出
课程政策是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科里斯特(krist)和沃克(walker)为课程政策下的定义是:“儿童在学校里通常会被要求学习某种学科,或被禁止学习什么,被鼓励去探索什么问题,回避什么,提供机会学习什么现象,避免形成什么意义。当这些要求追求一致并持续不断地被执行的时候,我们把这些清楚或不清楚的行动指南称为课程政策。”课程政策要解决的是调整学校的培养目标与培养内容、培养方式之间的偏差,当课程政策的制定主体是政府部门的时候,这样的课程政策也就属于一般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一般来讲,文本的或静态的课程政策包括课程方案、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程大纲、教材以及相关的保障性或解释性的文件。
目前对教育政策制定的研究一般参照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与步骤,陈永明等人将课程政策制定的决策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行政型,采用自上而下模式,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决定和修订课程,变动性较小,课程权力集中在中央,中央制定的文本政策可以包括概括性的指导方针,通过政府立法而制定的正式文件,每个学生要获得的具体规定能力等,如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是草根型,采用由下而上方式,由各地教师团体或地方教育机关决定或改变课程,其变动性较大,在课程权力上,地方拥有较大的自,并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美国是典型代表。第三种是示范型,既依循中央教育行政部门之要求,即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预期目标,又能广泛采用专家、学者、教师、家长等的意见,并将课程研究成果先作为示范性的使用及修订,通过充分的实验研究,然后普遍实施,典型的国家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很多国家课程政策的制定作了很大调整,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趋势,表现在课程政策上,集权控制的行政型与追求民主及弹性的草根型纷纷作出调整,以期寻找国家课程的适度权限,宏观把握、控制教育质量,最大限度发挥教育对国家发展的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后,指导中学历史教育的文本经历了由“教学大纲”到“课程标准”发展的历程,这种变化与我国60年来的政治形势、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形势相适应。教学大纲作为我国历史教育的指令性文件,对我国历史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教学大纲在我国50多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自身建设虽渐趋完善,但仍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基于此,21世纪的历史课程改革才以“课程标准”取代“教学大纲”。历史教学大纲作为指令性的政策文本,其制定过程与作为指导性的课程文本――历史课程标准,有很大不同,主要采用委托制定到审批或审查再到颁行的程序,即由教育部委托专门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制定,然后交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最后由教育部颁行。其中,1956年中学历史大纲(以下简称“56大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套历史教学大纲,其制定的过程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次中学历史课程文本研制的活动:1992年义务教育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以下简称“92大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研制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多、质量最好的一部大纲,其研制过程也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21世纪初,教育部采用了委托立项与招标立项相结合的方式来研制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以委托人或中标人作为负责人组建课程标准研制组,并与课程方案研制组以及语文、数学、英语等其他课程标准组同步进行课标的研制。“课程标准”初稿完成之后,交由相关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经教育部颁行,在试验区试行之后,向全国推广。世纪之交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体现出鲜明的变革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反思这一阶段历史课程标准研制过程,对今后国家历史课程标准和地方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的主要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历史教育格外重视,赋予历史课更大的责任。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国运盛衰系于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这种形势下,历史课程无疑面临着重大的改革。
新课程设计中参与设计人员的数量是我国历次课程改革史上最多的一次,近千名的设计人员形成了三个大型研制团队:课程标准研制组、课程项目组、课程工作组(如图1所示),这三个研制团队都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及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组织与协调下开展工作。以义务教育为例,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组下分18个学科组,有300多位核心成员。课程项目组的部分专家同时也在课程标准研制组或工作组,项目组根据研究的问题又分为若干具体课题组,这些课题组是根据新课程研制,尤其是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难点而有系统地研究、突破,如校本课程与课程资源项目组、学生评价项目组、课程实施项目组、教学实施与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组以及新课程传播与社会理解项目组等。课程工作组由课程专家构成,他们除了拟定课程方案以外,还起到与各个课程标准研制组的沟通与协调的作用,在课程标准设计过程中,他们被分派到各个学科组一起研讨,最后信息反馈到工作组中交流、斟酌,以把握各科课程设计的总体趋向与风格。
中学历史新课程设计人员的确定。1999年,教育部成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新课程的大型研制工作全面启动。1999年12月到2000年1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分别召开了八所师范大学校长会议和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启动会。在启动会议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向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中央教科所、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申报、审批及管理办法》和项目概览,其中包括高中历史课程课程标准研制的项目,明确了项目申报及评审原则与要求。会议之后,教育部又以文件的形式向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教委下达了有关通知,号召全国的教育科学工作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教研人员和教师申报研究项目。课题申报下达后,教育部收到各地递交的申报方案共计261件,其中高中历史课程设计方案十多件。2000年3月16日至18日和4月18日至20日,教育部组织31位专家组成初审委员会,先后两次对各地提交的课题研究方案进行审核。为了做到项目审查的公平合理,在审查过程中每一份申请表中的研究人员介绍部分不提供给审查专家,称之为匿名招标。高中历史课程设计项目初评出来的中标人是西北师范大学姬秉新。2000年5月,教育部组织专家成立复审委员会,并于16日至18日,对初审委员会提交的各个项目研制方案进行再次审议和讨论。这次讨论通过了所有项目的送审方案,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自此,普通高中历史课程设计项目的方案基本确定下来。
2000年5月至6月,委托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组与招标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组合并,由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和西北师范大学姬秉新担任课标组负责人,开始着手准备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
1.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的设计过程(2000年7月至2001年7月)
2000年7月,包括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组在内,各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同时展开研制工作。义务教育纲领性会议是在2000年8月份召开的,即“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科、文科项目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研制的时间维度和内容维度。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的初稿要2001年3月份之前完成,各个领域课程标准统一思想体系与话语特征,即采用“共同框架”洛科课程标准的内容包括五个明确的纵向线索,导言、课程目标、内容标准、课程实施建议和课程评价:同时,还有一个内容维度,即以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横向的线索。2000年9月至2001年3月,各科课程标准研制组每月一次集中,每次拿出一定的进展。在这一段时间里,教育部在北京大兴七次召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核心成员,几乎是每月一次,每次大约集中一周左右,在这一周中,200多位参与新课程研制的专家首先要听取教育部的具体部署和对课程标准编写的反馈意见,然后用更多的时间进行课题组内的交流研讨,编写课程标准,同时向教育部汇报进展情况。
历史课标组第一次核心成员会议召开的时间是2000年7月25日至28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第一次负责人联席会议精神,商定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研究计划并落实前期各子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员。核心组成员朱汉国、姬秉新、王斯德、陈其、马世力一致认为,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应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和民主的过程。研制中将采用专家专访、比较性研究、现状调查与分析、专题性理论研究、区域性座谈、个体与群体协作,以及合作研讨等方式。整个研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理论研究、研制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指南。
第一阶段的工作,即前期理论研究,应根据教育部的新精神,争取在2000年9月底完成。在这一阶段中,主要确定下列八个方面的问题及相关负责人:国外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现状研究(陈其负责)、国内(包括港、澳、台)中学历史教学现状调研(陈其负责)、学生历史学习的心理与方法研究(姬秉新负责)、历史课程目标研究(马世力负责)、历史课程标准的框架结构研究(姬秉新负责)、历史教学评价问题研究(王斯德负责)、历史学科发展对中学历史教学影响的研究(朱汉国负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学历史教学的影响(马世力负责)。本阶段研究成果的形式是调研报告和专题论文,字数不得少于1.5万(不包括复印资料、附录等)。
在前期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2000年10月开始,进入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2000年10月16至19日,历史课程标准组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明确了核心组成员的分工以及标准编写的基本要求,编写完成课程标准的初稿,并提出10月30日前完成标准初稿的修订本,11月20日前各自征求初稿的意见的要求。2000年12月4至12月12日,课程标准组召开第四次会议,核心组成员汇报各自征求意见的情况,对标题问题、层次问题、衔接问题、用词问题、可操作性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完成了对各部分内容标准的修改。2001年1月3至8日,课程标准组召开第五次会议,工作的重点是精简课程内容,减少学习主题、降低目标难度,讨论课程专家组提出的批评意见,即内容陈旧、学科色彩明显、缺乏人文关怀等问题,对课程标准再做进一步的修订。2001年1月31日至2月5日,课程标准组召开第六次会议,对课程标准初稿进行讨论修订。在此期间,历史课程标准初稿曾经向、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社科院等高校院所的专家多次征求了意见:课标组核心成员也多次向北京、南京、兰州等地征询意见。稍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七所大学的课程中心对各科课程标准(初稿修改稿)组织了系统内的广泛征求活动,征询意见的对象包括一线教师、教研员、教育专业工作者,共有两百多人参与了阅读课程标准、提出了问题和修改意见。
2001年3月,课程标准初稿形成之后,教育部再次组织大型的社会征询活动。这次征求意见是在广东深圳、广西玉林、福建厦门、江苏苏州、辽宁大连、河北石家庄、湖北武汉、上海,以及西南、西北等十个地区进行,涉及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人士623名,还包括了67位国有大型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国外独资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的高层领导。在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各学科课程标准进一步修改完善。2001年5月,教育部邀请了75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文史专家、艺术家及教育专家对18科课程标准进行了审议。2001年6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与其他各科课程标准经教育部党组成员的集体审议,获得通过2001年7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了包括历史课程标准在内的18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实验稿。2001年9月,新课程进入27个省、市、自治区的38个县级试验区进行实验。
2.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设计过程6001年7月至2003年3月)
普通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研制是在2001年7月启动的,由于高中课程方案和各科课程标准需要考虑与义务教育课程的衔接、学分制管理、选修必修课程划分以及高考等问题,并且课标组成员还同时承担编写义务教育教科书任务,因此,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经过了相对较长的历程。基于义务教育新课程研制的经验,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也经历了调研一基础研究一文本制作一意见征询等环节。具体设计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7月至10月,教育部召开了三次普通高中新课程会议,组织参与新课程研制的核心成员讨论高中课程方案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高中阶段教育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课程结构,高中课程的多样化、选择性,以及高中课程改革与高考的关系、高中学分制管理等。与此同时,历史课程标准组完成了相关调研和基础研究,具体有21世纪中学历史课程展望、国外历史课程现状研究、国内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分析、社会对高中历史课程的需求调研、高中生历史学习的特点。在前期研究过程中,课标组核心成员初步形成了对高中历史课程的框架型设想。一种设想是高中历史课程可分为两类:一是基础性课程(包括共同基础课和选修课),二是拓展性课程(包括A层面和B层面两类课型)。第二种设想是高中历史课程分成不同学习领域,即人文社会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
第二阶段,提出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结构――模块。2001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教育部组织了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研制的第四次会议,课程工作组集中对普通高中课程框架进行了研讨,提出普通高中课程“模块”的整体设想。历史课程标准组则具体讨论高中历史课程的结构,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课程教材中心领导也先后参加了历史组的讨论。历史课标组主要围绕“是否要设共同基础的必修课”,“如何设置选修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课程框架:共同基础课30个专题(中国古代史8个、中国近现代史12个、世界史10个),选修课10个专题(推动人类进步的重大科学发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影响人类进程的思想解放运动、历史上的重大改革、文明的交往与冲突、20世纪战争与和平、文学作品中的历史、世界文化遗产介绍、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演蓟。
第三阶段,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初稿的形成。2002年1月到6月教育部又先后召开了五次会议,历史课程标准组在撰写课程标准初稿的过程中,就课程标准的结构、模块的划分、专题内容的选择与表述、课时分配、标准各部分的表述分别进行了专题研讨。在此期间,课程工作组以及课程工作组的有关成员多次参与历史课程标准组的讨论。2002年5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初稿基本形成,并对初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
第四阶段,征求意见与初稿修订。2002年7月,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研制过程相似,教育部组织了一系列的意见征询活动。2002年8月至2002年12月,历史课程标准组根据反馈的意见对课程标准初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
第五阶段,审议通过,颁布实施。与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研制过程相似,各科课程标准经过相关专家审议后,2002年12月22日,教育部党组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和各科课程标准,2003年3月正式向社会公布,并于2004年秋季进入试验区实验。
三、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研制中的
主要特点分析
课程设计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但这一实践过程是有目的,“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主体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需要有自觉的意识,并且能在大脑中以观念的形式改造甚至创造外界对象,能够在大脑中对实践活动的过程进行预演,从而一方面把自己的需要外化为一定的对象物,使其成为实践活动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对外界对象的认识,获得达到这一目的的知识、手段,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服务”。60年来,中学历史课程设计的历程充分展示了实践的这种目的性,正是由于这种目的性的指引,历史课程设计过程才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完善。
1.根据国情,借鉴和改造国外经验,改进中学历史课程设计的流程
“56大纲”的研制过程主要借鉴前苏联经验,主要作为国家政策文本来研制的,政治主导的倾向比较突出,相对来说,脱离了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实践。这种情况在“92大纲”文本的研制中得到了改善,变化是第一,文本编制人员的广泛代表性,尤其是优秀历史教师的加入,使大纲文本与教学实践有了结合的主体因素:其次,大纲初稿制定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再进行修订,体现了大纲研制过程的相对开放性,进一步加强了课程文本与教学实践的联系。“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吸收和借鉴了欧美地区国家课程设计的先进经验,文本研制过程体现出鲜明的行政模式,并且构建了一个相对系统、严密、有序的设计流程,并把文本研制过程与反馈系统有机结合起来,既保证了课程文本的质量,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文本研制流程。
新课程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与课程方案以及其他学科课程标准同步进行,形成了一个相对系统严密的过程,从图2(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出,本次课程方案与标准研制的过程经历了五个阶段,具体包括1.项目招标,确定研制方案与人员2.基础研究3.新课程方案即各科课程标准草案形成;4.修改与修订5.新课程方案及课程标准颁行。而且整个研制过程又于一系列的反馈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反馈系统是在“草案”公布前,反馈系统是在草案“草案”公布后,这使课程方案与标准的研制过程形成了持续开放的机制。
图2:“课程标准”设计流程图
2.在课程设计过程中,由课程设计人员内部的讨论协商逐步发展到课程设计的内部与外部相关人员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商文化
“56大纲”的文本研制主要是历史教材编写专业人员的内部讨论与协商:“92大纲”就扩大到历史教材编写专家、高校历史学专家和一线优秀教师的讨论与协商,而“课程标准”则充分发挥了历史学专家、历史教育专家、课程专家与教育部官员之间的对话优势,形成了一种协商文化,在不同专业视阈的融合中推进历史课程文本的研制。课程标准研制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教育部官员、课程工作组成员、课程项目组与课程标准组成员之间的讨论、坚持、协商与妥协。就历史标准研制过程而言,协商文化主要表现为课标组内部成员的协商和历史课标组、课程组与教育部官员之间的协商两种形式。
3.由中学历史课程文本的独立研制逐步发展到多学科(包括课程方案)文本研制的组合
“56大纲”和“92大纲”都是独立的研制过程,“课程标准”的研制则和课程方案以及其他学科课程标准同步进行,这种文本研制流程有助于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文本能够形成一个联系密切的文本体系。
四、新世纪中学历史课程标准
研制过程的反思
新中国60年多年来,我们往往只重视历史课程设计的结果,而忽视历史课程设计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少看到对中学历史课程设计过程进行研究的成果,而中学历史课程设计者也缺少对历史课程设计过程进行回顾与反思。
“56大纲”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套教学大纲,具有鲜明的行政色彩,从构建学科知识体系的角度来评价,这套大纲的文本质量还是很高的。30多年以后,参加过大纲编写的苏寿桐先生对这套大纲的评价是:“不但对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具有指导作用,也对以后历套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6大纲”的研制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者先,确定大纲文本研制的议程、规划过程和审定都是由行政部门来完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具体的执行机构。其次,研制人员的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教材编写人员。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历史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专业人员是非常缺乏的,人教社历史室的大部分编写人员是1953年以后从全国各地调入或借调的,主要研制人员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史,研究世界史的专家只有杨生茂和李纯武两个人。研制人员的历史学专业背景决定了“56大纲”只能构建一套历史学科体系的中学历史课程。又由于世界史研究人员较少,在短时间内制定出高质量的大纲文本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世界史部分更多地借鉴前苏联的历史教学大纲也是当时的必然选择。第三,受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学历史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是既定的,所以本次大纲的研制工作主要集中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第四,主要依靠研制人员个人的作用,集体协商与研讨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五部中学历史教学大纲的结构和内容有较大差异。第五,研制过程比较简单,与历史教材编写同步进行,大纲成了教材的缩略本,或者反过来说,教材是对大纲的具体化。
“92大纲”研制的过程与“56大纲”相比,行政色彩有所淡化,学术性凸显,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制流程,讨论编写意图,明确分工一草案整合,集体讨论一通过审查,进行实验一重新修订,通过审查一正式颁行。本次课程设计的过程主要特点是,第一,研制的过程比较科学,尤其是“进行实验”和“重新修订”这两个环节,使文本研制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大纲在实施中的操作性。第二,参与大纲研制的人员有较广泛的代表性,既有教材编写专家、历史学专家和历史教育教学研究专家,还有优秀的中学教师参与,这些人员集中在一起,反复交流、研讨与协商,及时吸收了历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既保证了教学大纲文本的质量,又增加了教学大纲在实施中的适切性。第三,制定过程比较平稳、从容、务实、有效、严谨。
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研制过程作了重大调整,在历史课程发展史上呈现出新的特点,但其存在的许多问题也是值得反思的,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缺少课程设计理论的支撑,课程设计过程安排得不够科学。如文本研制的时间比较仓促,研制人员之间缺少充分的沟通与磨合:文本研制过程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形式,缺少教学实践的检验,缺少对课程标准文本的及时评价簿等。文本研制者的代表面不够广泛。具体来说表现如下,第一,缺少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历史学者参与,第二,文本的研制者大多是没有从事过中学历史教学的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家,第三,师范大学从事历史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较少,第四,长期从事中学历史教材编写研究和教育科学研究者占极小比例:第五,始终没有中学教师和学生的参与。在历史课程标准研制的过程中,受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影响的课程专家在理论层面起着绝对的引领作用,他们的很多教育理念是积极的和先进的,但新课程实施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对这些理念的僵化操作破坏了历史课程的科学性。在文本研制过程中,前期准备不够充分。如历史课程设计的基础研究(包括教育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蓟、国际比较研究、学生需求研究等工作做得不够深入,致使制定出来的课程文本与教学实践、社会实际差距较大。在协商过程中,讨论的问题不能聚焦,缺少必要的学术争鸣。这么短时间要研制高质量的课程标准是不可能的。人少(尤其懂中学生学习需要的人少)、时间短、反对意见听得少是这次课程标准研制的最大不足。上述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是对历史课程设计过程本身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没有对设计程序进行科学的规划和论证,设计过程中缺少相应的合作机制和有效的组织,等等。这些问题目前都需要在认真反思过去的设计实践和借鉴别国先进研制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深入地研究,从而能开发出适合我国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设计的一套程序,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真正能为提高中学历史教育质量发挥作用。
课程标准理念与设计思路的比较
美国语文课程标准开篇就强调,它是基于已有研究结论和证据而制订的,并将不断根据新的研究结论和证据修订课程标准。例如,针对如何根据不同年级确定写作体裁的分布问题,它参考了美国国家评估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提出的研究设计。[4]毫无疑问,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是在大量调研基础之上制订和修订的,经过了许多专家、学者、教师的认真讨论和研究,但这些在课程标准中没有体现出来,没有具体说明该课程标准基于哪些相关的研究结论和证据,因而其实证性和严谨性还有待加强。在学科责任上,美国语文课程标准比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更强调跨学科学习。美国语文课程标准认为,发展学生的读写能力是各门学科“共同分担的责任”。美国语文课程标准对此作了独特的设计:一是在学前班至5年级,此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不仅适用于语文学科,也适用于其他学科;二是从6年级至12年级,课程标准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语文学科的课程标准,另一部分是历史/社会研究、自然和技术学科的语文课程标准。大量研究表明,学生只有学会在各种各样的领域里有效地进行阅读、写作、听说和运用语言知识,才能在进入大学和就业后熟练地阅读和写作各种领域的、复杂的信息文本。[5]4显然,这一艰巨的任务仅依靠语文学科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各学科的教师对学生读写能力的培养都担负着责任。相比较而言,我国语文课程标准虽然提出“跨学科学习”“跨领域学习”“语文综合性学习”等概念,但由于它仅是针对语文学科的,没有开发出针对其他学科的语文课程标准,在学科合作上缺乏强有力的措施。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仅仅是语文学科和语文教师的责任,其他学科及其教师对此不承担责任。
课程目标与内容的比较
中美两国的语文课程标准均设计了课程的总体目标。美国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课程总体目标是:当学生在高中毕业时,具备适应升入大学深造和就业的读写能力,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个目标旨在帮助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明确语文学习的具体方向,从而帮助学生成功地为上大学和就业做好必要的准备。我国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的课程总体目标一共有10个,这些目标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设计。相比较而言,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总体目标太多,不够凝练,缺乏一个统摄的目标。在学段和年级课程目标的设置上,美国语文课程标准划分得非常细致,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相对粗略、笼统。美国语文课程标准采取学段“总体锚定标准”与年级具体标准相结合的形式,把语文课程的学习分为阅读、写作、听说、语言知识4大块,每块设立10条跨年级的“总体锚定标准”,然后按每个年级再细分出各个部分的10条具体标准,每条具体标准对应相同数字的“总体锚定标准”。整个课程标准主要由表格构成,条理分明,层次脉络清晰。在辨识上,每条标准可以用编码的形式来确认。例如,“6-12R3”表示6-12年级阅读部分的第3条“总体锚定标准”。我国语文课程标准虽然在总体上能够以条、纲的方式来陈述每个学段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划分得较为笼统,不够细致。例如,我们划分了四个学段,即1-2、3-4、5-6和7-9年级,这种划分过宽,只有学段目标,没有具体的年级课程目标。而且,各个学段课程目标之间的连贯性不足。例如,1-2年级的“识字与写字”部分列出了6个目标,但是到3-4年级该部分变成了5个目标,到5-6年级时只剩下4个目标。这显得课程目标的随意性较大,课程目标之间缺乏衔接和贯通。
中美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范围大致相同,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美国语文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包括阅读、写作、听说、语言知识4大块,并强调这4个方面内容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该理念在课程标准的设计中得到具体体现。例如,K-5年级听说部分的第4条锚定标准“提供相应的信息和支持证据,以使听众能跟上推理和发展的脉络,并且能针对不同的任务、目的和听众采用适当的风格”[5]22,即要求学生能分享他们在研究活动中取得的成果。它把阅读、研究性学习与听说训练等多项内容联系在一起。同样,6-12年级写作部分的第8条锚定标准“从多种印刷或者数字媒体来源中收集有关信息,并评估每个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在整合信息的过程中避免抄袭”[5]41,即要求学生能从自己阅读过的书籍、报刊或者数字媒体中找出自己需要的内容,作为写作的论据。它把阅读和写作联系起来。我国语文课程标准规定,语文课程的内容包括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及综合性学习5部分,强调各部分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通过综合性学习来连接各个部分,加强与其他课程及生活的联系。与美国语文课程标准不同,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有写字和综合性学习的内容。另外,我国语文课程标准要求淡化对语法、修辞等语文知识的掌握,不要求教师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讲授和操练,也不进行考核。美国语文课程标准则从学前班一直到第12年级都要求掌握相应的语言语法知识,每个年级应掌握的语文知识罗列得非常细致。鉴于此,我国刻意淡化语文知识学习的做法值得反思。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希望将来能摸准语文学科的‘机理’,通过艰苦的努力,重修语文知识的‘谱系’,抓住语文教育的核心要素,探索本学科的‘支柱’,建设‘语文’学科体系。”[6]“在课程内容上,规范母语学习的范畴,大体包括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思维能力,具体指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与语言综合素养的整体提升。”[7]
课程标准实施建议的比较
首先,在教学建议上,美国语文课程标准比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更为简约。美国语文课程标准没有给教师提出明确的教学建议。它认为,课程标准是用来界定学生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的,是一套“共享的目标和期待”;应“聚焦于结果而不关注怎么达到”,它告诉教师、学生、家长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哪些目标,但并不规定教师应该如何教学。这为教师和学校灵活实施课程标准留下了空间。教师、校长、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将自己决定怎么达到课程目标。正如美国国际阅读协会州与联邦部主任理查德•龙(R.Long)指出的:“美国语文课程标准对美国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将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教师怎么实施这些标准才是问题的关键。”[8]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则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教学建议,包括4个总体建议以及针对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语法修辞知识等提出的许多细致的教学建议。“这次语文课程标准修订,对‘教学建议’和‘评价建议’部分也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充实。经过修订之后,‘教学建议’和‘评价建议’部分的文字量几乎增加了一倍。”[9]其次,在教学评价上,美国语文课程标准仅作原则性的规定,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则提出了详细的建议。美国语文课程标准规定,各州有权基于课程标准,自愿选择或编制普遍的评估系统,以进行学生、学校、学区、州乃至全国性的比较。它没有专门提出教学评价方面的具体要求,只是个别地提到教学评价中应注意的原则。#p#分页标题#e#
例如,它建议各州的评价方案应与语文课程标准保持一致。又如,虽然该标准是按照阅读、写作、听说、语言知识等部分来编制的,但在评价中不要把它们当作单一的部分来对待,而应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而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对教学评价不仅提出总体建议,如充分发挥语文课程评价的多种功能、恰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与互动等,而且还对课程各部分内容即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提出了详细的建议。最后,在教材编写上,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提出10条原则性的建议,美国语文课程标准则配备了相应的语文教材出版标准。中美语文课程标准均要求教材选文应注意趣味性、典范性、流畅性,以让学生反复阅读和理解。二者的差异在于,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关于教材编写的建议是原则性的,一共为10条。这些建议包括:教材编写应体现基础性、阶段性和时代性,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应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等等。美国语文教材出版标准则相对详细得多,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从学前班至2年级的语文教材出版标准;二是3-12年级的语文教材出版标准以及6-12年级历史/社会、自然、技术学科教材出版标准。前者要求把学会阅读与词汇积累作为教材编写的主要任务,把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放在第一位。后者提出应为每个年级的学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课文,让学生仔细阅读和反复阅读;逐渐加大非文学类课文的比例;选文应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以及独特的思想;等等。
启示
关键词:诠释 新课标 审美 核心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问世,从实验稿到试用稿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特别是21世纪开局以来,经过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思潮中不同学术观点的撞击、质疑和批评,“以审美为核心”依然屹立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简称“新课标”)中“基本理念”的首要位置。因此,从价值意义方面来看,对其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理论探讨,都是值得欢迎的。基于这样的理性心态,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中国音乐教育》刊发的《以审美为核心了吗?─有关〈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的讨论》(简称《以审美为核心了吗?》)一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作者不仅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新颖的质疑性命题,而且还给出了修正性的改写意见,这种学术勇气是值得称道的。同时,该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线音乐教师对2011版新课标在学习和实践中的某些理论困惑,这样的反馈与交流无疑也是有益的。
但是经过反复研读之后,则感到《以审美为核心了吗?》一文虽然论点明确,但是存在着明显的论据错位的缺憾,短少说服力,不能有力地支持作者对新课标在文字陈述方面的质疑。这里仅以个人的一管之见参与本专题的讨论,以寻求认识的共同提升。
一、从音乐课程标准的属性谈起
2011年修订的音乐新课标是由教育部颁布的最新指令性教学文件。在我国,这类文件不仅是指导相对应学校有关音乐课程的一切实践活动的行为准则,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法律性质,即一切音乐教育教学活动(如编写教材、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方法等)都必须遵照这个文件的精神和要求进行,否则便有违背教育法之嫌。
但是,作为一份政策性的指导文件,尽管其注入了许多音乐教育方面的专业内容,而其表述层次只能够是原则性、纲领性和宏观性的。所以,以前还将这类文件称之为“教学大纲”。随着音乐教改的深入发展,现在的课程标准比以前的教学大纲要充实和丰富多了。即使这样,它仍然打有“政策文件”的烙印。所以,从文本特征来说,它既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教程、教学法,它无法(也不需要)将音乐课程和教学中的一切理论和实践问题都详细而深入地阐述到位,也不可能对所涉及的基础元理论进行逐一的诠释,更多的空间留给一线音乐教师去学习领会,去创造性地发挥和应用。
具体到“以审美为核心”来说,这一基本理念不仅是长期音乐教学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音乐美学、乐教思想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的理念升华(这一点,我们比美国雷默先生在1970年出版的《音乐教育的哲学》中提出的审美教育思想要早得多)。所以,新课标不仅予以保留并放在首要位置,而且在后面的各个栏目都有呼应性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表述。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以审美为核心了吗?》的作者是有共识的,该文第一部分开始就肯定性地指出新课标“在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及课程设计思路方面做出了综合性的诠释”。
二、“诠释”的定位与尺度
然而《以审美为核心了吗?》一文认为这种综合性的诠释并没有体现“以审美为核心”,遂以“诠释”为基本切入点,对新课标中的“以审美为核心”的表述提出了质疑,这种学术批评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其论据不足以支持其批评新课标没有“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论点。为了有针对性地研讨问题,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诠释”的基本概念进行一点简要的学习。
在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诠释”词条的解释非常简明扼要,仅表述为:“说明;解释。”显然,作为动词的“诠释”无疑要对所指对象进行一番涉及属性与内涵的文字(或语言)的陈述。这种陈述可以是长篇大论式的评述,也可以是言简意赅式的概括。但不管是哪种陈述方式,都需要根据主体的特定语境来确定诠释的定位。由此可见,诠释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动词,如何把握好合理的定位,主要取决于所在文本的性质和表述对象的主体需要。
在新课标中,作为首要基本理念的“以审美为核心”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当然需要进行必要的“诠释”。但是,这种诠释必须服务于课程标准的价值功能,需要把握好诠释的尺度。作为指导音乐课程实践的政策性文件,其着重点是音乐审美教育在各个认识与操作性环节上的体现,它不承担音乐审美方面有关定义、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说明和解释,这也正如在教育法中无需诠释什么是“教育”,在课程标准中不需要诠释什么是“课程”的常规道理一样,因为音乐课程标准既不是音乐知识性的介绍文件,也不是音乐美学著作。由此可见《以审美为核心了吗?》批评新课标“应涉及的音乐审美问题缺乏明确的定义”的意见是对课程标准属性缺乏准确全面了解的表现。更令人费解的是:作者提出了新课标对“以音乐审美为核心”这一基本理念“缺乏明确的定义”论点之后,并没有论述新课标诠释“明确定义”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没有给出自己认为科学合理的定义,而是通过某些条文的举证,断言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中有关‘审美’的范畴始终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作者是在论证新课标没有给出“审美”定义呢,还是论证我国还没有出现“音乐审美教育”的正确定义呢?窃以为这些不仅有些“走题”,而且论据也有失偏颇。通俗地说,作者取证的数量和对取证著述断章取义式的引用,都难以得出“我国目前没有关于音乐审美教育正确定义”的结论。
三、新课标的审美范畴
如果说新课标没有给出“审美教育”的定义,是实事求是的形式判断,但是说新课标没有陈述审美教育的范畴则不能令人苟同了。
作者用普通“大美学”中的“审美范畴”来衡量、检验与评价新课标也未尝不可,但是根据音乐美的表现形式和内容,音乐作品的审美范畴只能够是不同体裁、不同题材、不同风格所展现出来千姿百态的音响美,而不是普通美学“审美范畴”中那些优美、崇高、悲剧美、喜剧美等所能够涵盖的。因此,我们认为:虽然新课标没有启用“审美范畴”的概念,但是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特别是“感受与欣赏”中的音乐表现要素、音乐情绪与情感、音乐体裁与形式、音乐风格与流派等部分都是属于音乐审美的范畴,而且其覆盖面相当全面而准确。至于作者要求对“审美范畴”做出明确的界定,“哪些是适合中小学生的,哪些是不适合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进行呈现的;哪些是适合于低年级的,哪些是适合高年级学生的。”这一点如果不是对音乐审美范畴缺乏正确理解的话,那倒真是对新课标有些“视而不见”了! 在新课标的“学段目标”中,对包括审美在内的各方面内容,都按照1—2年级、3—6年级、7—9年级的年龄段划分和交代得清清楚楚,至于“不适合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进行呈现的”,新课标确实没有提到,但这似乎不是新课标所必须诠释的范畴。
还有作者提出新课标为了实现“以审美为核心”,应该“体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标准”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审美标准”是衡量审美对象价值的标尺,这种审美评价派生于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判断,它是由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在现实中存在着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的审美评价。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和表现能力,音乐审美教育实践当然要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进行,但是,这种衡量和检验音乐审美对象的标准则是恒定的,其审美评价是相对固定的标尺,它不能因为对音乐感受、欣赏和表现作品等方面存在着阶段性的难易差别,而制定出审美的低级标准、中级标准和高级标准。例如音乐中七个唱名的相对音高可以说是一个公认的“审美标准”,但是我们绝不能在不同年级提出不同的音高标准。作为音乐审美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可以(也应该)是有阶段性的,作为审美教育可以按照学生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征,设置不同的审美内容和目标,但是这些与“审美标准”的内涵是大相径庭的。
四、片面的心理“陈述”
作者出于更好地诠释“以审美为核心”的美好动机,提出了在新课标中“可采用的陈述方式”的论点。作为一种文字的表述方式,无疑应该有选择甚至推荐的自由。但是作者将音乐审美心理的陈述方式转换为局限于某一个视点的内容,这就不单是表述方式的问题了。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音乐审美教育就是音乐审美心理的激活与培育的过程。充分掌握和运用音乐心理活动规律进行教学实践,无疑是重要的环节。新课标在这方面当然需要给予重视和体现。但是作者在阐述“诠释可采用的陈述方式”的论点时,提出“对‘以审美为核心’进行诠释时可采用如下的陈述方式:在明确审美范畴指导下,结合音乐的联觉规律和音乐实践,做出具体的分阶段的审美教学陈述。” 接着,作者就对“联觉”这一心理概念的解释和价值功能进行了论证。应该承认该文对联觉的陈述本身无可厚非,但却流露出学术上的短视和思维的片面。因为人的审美心理活动是一个无比广阔的精神世界,在审美活动中,感觉、兴趣、情感、联想、想象、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心理过程,只有全面掌握和综合运用这些心理活动,并关注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系,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起音乐审美的心理效应。诚然,联觉可以通过视听觉等心理积淀的通感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音乐和欣赏音乐。但是,作为音乐审美教育,仅仅重视与应用这一项心理规律那是远远不够的。
五、课程内容改写的商榷
也正因为作者对“联觉”心理的偏爱,因此在接下来给“1—2年级感受与欣赏的课程内容”的改写中,仍然体现了以联觉为中心的文字陈述。这些我们可以暂且不谈,首先需要讨论一下是否需要进行诠释性的改写。该文第一部分完整地引用了新课标1—2年级课程内容中感受与欣赏的全部内容。紧接着便以反问的形式断言这些内容与“以审美为核心”没有必然的联系。经过反复研读作者引用的这一部分新课标的内容,实不能够认同作者的这一结论。我们也可以这样反问作者:在“音乐表现要素”中对各类人声、乐器声的听辨,是否是音色审美的体现?在“音乐情绪与情感”中体验和辨别不同情绪的音乐、并自然流露出相应的表情和体态反应,是不是音乐审美情感的心理激活?在“音乐体裁与形式”中对儿童歌曲、进行曲、舞曲等音乐的聆听和模唱,是不是音乐审美活动?在“音乐风格与流派”中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儿歌等声乐、器乐作品的聆听,是不是体现了音乐审美风格的多样化?所有这些为什么与“以审美为核心”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对于任何文本所表述内容的分析和判断,应该透过文字符号看到其实质精神所在,而不能够搞形式判断。
下面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作者对“1—2年级感受与欣赏课程内容”的改写。与新课标相比,这一部分经过改写,内容有了明显的充实,一些诠释确实突出了审美方面的文字表述,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添加一些音乐审美方面的标签(如审美体验、联觉反应、审美规律、音乐美感、审美经验等)的同时,也暴露出来某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例如“韵律”一词源自诗词中的平仄格式和押韵规则,“韵律感”、“韵律美”可延伸应用于一般性审美感受和体验,但是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名词术语,不宜出现在音乐课标这样规范的文件中;再如“感受音乐强弱、高低、长短产生的联觉反应”对1—2年级的学生来说,在没有设定音乐范畴的前提下,显得过于宽泛。特别是下面没有作品前提条件下的“音越强,感觉距离越近。音越弱,感觉距离越远……”的举例,将对音乐感受与理解的审美心理诠释得过于简单化,也违背了音乐内容具有不确定性的美学法则;还有作者提出“了解音乐表现情绪的基本联觉特点,并做出相应编创练习”,也是不能令人苟同的。因为其中的“音乐表现情绪的基本联觉特点”就是一个有理论难度的学术课题,此外还要让学生做这方面的编创练习,这对1—2年级的小学生来说能够理解接受吗?能够操作下来吗?
六、对“以审美为核心”诠释的一管之见
新课标作为一份指导全国基础音乐教育的政策性文件,它无疑要经受神州大地所有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的检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试用,大家发现并提出一些需要研讨的问题,这无疑是推动音乐教育事业前进的动力。《以审美为核心了吗?》一文从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我们虽不能够完全认同其观点,但是该文确实反映了一线音乐老师对新课标在学习、理解和执行中的困惑。但是所提出的关于新课标在“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的诠释问题,还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作者提出的问题,我认为需要解决两个要点:一是对“核心”的理解问题。就事物之间的关系来说,核心就是中心、是重点,具有统领全局的作用。但是它不是事物的全部,也不能够替代所有的内容。就新课标的“以审美为核心”而言,它所体现的是音乐审美理念必须成为课程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应该渗透和贯穿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但是这种体现应该是与音乐审美内在的有机联系,而不是所有的条款和内容都要贴上音乐审美方面的标签。从2011版新课标的各项内容表述上,既找不到违背音乐审美法则的表述,也没有生硬地强加上一些美学名词和概念,而是处于音乐课程各有关章节的表达需要或内在联系的表述状态。《以审美为核心了吗?》提出问题的误解之处,可能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