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7:27:37
一、现行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逻辑模型”存在的缺陷
“逻辑模型”作为“绩效管理”技术方法的一种，与“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技术手段，共同构成绩效管理的方法体系。“逻辑模型”不仅可以为“绩效管理”本身在管理方法、技术手段的选择上提供思路，也为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起到过程控制作用。高校专项资金具有政策性强、目标明确的特点，现有高校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模式，主要围绕实现高校专项资金政策“任务”为绩效管理核心的一种管理模式。从其蕴含的项目管理“逻辑模型”看，存在以下缺陷，如图1所示：
其一，从“逻辑模型”看，“逻辑模型”具有结构性的缺陷，由于高校专项资金是一种“任务”型的管理模式，其绩效目标是一种政府预设的指定目标，使绩效管理仅对项目的产出结果进行达标性验收的行为，而一项资金的投入，不仅是任务的终结，而应该发挥持续的效果。如果缺乏项目的后期影响的评价，势必难以对专项资金的投入的全部成果进行客观的评价，以致影响政策的科学性。
其二，从“逻辑模型”看，资源配置政策是一种“单向”政策，即只考虑政府一方面的宏观效益目标，未照顾到高校的实际需求、绩效成果及其他影响效益因素等，因此，其资源配置政策也必然具有片面性。另一方面，作为提高专项资金效益的主要手段的“绩效评价”工具与资源配置事实脱节，绩效评价变成一种过场，起不到实质作用，从而难以提高专项资金的效益。
其三，从“逻辑模型”看，管理系统缺乏中间协调环节，导致信息反馈线路不畅，系统灵活应变能力差。表现在高校执行项目过程中，经常会因为环境变化、项目设计变更等情况的发生，需要及时对计划进行变更。但由于专项资金的用途及预算规模固定，计划很难迅速作出响应，从而导致有些项目无法按原计划设施，这是目前专项资金执行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逻辑模型很容易发现现有绩效管理模式固有的缺陷，因此，在进行专项资金管理过程中，仅注重技术手段的选择，不解决结构的问题，不但不能提高管理效益，反而耗费更多的成本。构建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逻辑模型”，可以为诊断管理系统关键环节的缺失，完善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提供有效工具。
二、基于结果的高校专项资金管理“逻辑模型”构建意义
为了改善高校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现状，实现高校的绩效管理目标，只有从构建合理的逻辑模型入手，理清专项资金系统逻辑结构关系，才能准确地把握资源投入、产出、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好地发现财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找到解决高校专项资金管理矛盾的手段，提高专项资金配置效益。“逻辑模型”是关于组织如何进行工作的理论和基本假设的一副地图。它形象地展示了项目的结果（既有短期又有长期）、项目活动的过程，以及项目的理论假设、原理等，构成了一幅由起点、路线、路标和终极目的组成的地图。
基于结果的逻辑模型，注重项目产生的最终结果，其活动核心是围绕系统已经产生的绩效结果为起点，从中找到绩效管理依据，来构建事物层次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从而达到最终实现最佳绩效为目标。即通过模型的设计可以形象地了解系统的控制过程，清楚地把握通向结果的各个关键点，从而在实践中运用各种手段达到预期的结果。
基于结果的逻辑模型，有助于系统进行目标分层管理，即在确定资源投入目标后，按照产出、产效、影响等目标进行分层评价确定各层次的目标。从而，解决了高校专项资金多种类、多目标评价的困难。以便对高校专项资金进行动态绩效评价，促进各环节在关键时点、关键环节紧密围绕绩效目标进行动态的衔接，达成系统自主反馈、自主协调、自主控制的有机整体。
三、基于结果的高校专项资金管理逻辑模型设计
针对现行高校专项资金管理的逻辑模型蕴含的缺陷，重新设计了新的逻辑模型（如图2所示）。与原有逻辑模型相比，改进后的逻辑模型的设计，重在强调结果对预算及过程的反馈作用，强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增加了产效和影响两个层次以弥补逻辑模型结构性的缺失；同时，建立了信息整合、协调平台，完善了中间协调管理环节，提高了系统的灵活应变能力。
与图1相比，图2所示的逻辑模型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其一，完善系统的资源配置机制，提高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原来的资源投入环节，只考虑了专项资金单个项目的立项论证，客观上否定了专项资金的系统联系性。新逻辑模型，把握专项资金运行的特点，将高校专项资金的综合利用绩效作为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分配依据。高校专项资金的综合利用绩效不仅包括单个专项执行直接结果，还全面反映了专项资金在高校的利用资金的综合能力，更得到保障资源投入的安全性、效益性。
根据信息平台将全国高校财政专项总体绩效评价结果进行信息整合，然后以此为依据研究拟定年度专项资源配置宏观政策、目标，确定全国高校专项资金资源的总体规模与结构。各个高校根据政府的宏观政策的要求并结合高校发展的需要申报项目，政府对该高校以往年度专项执行的结果、效益、高校的实际发展水平及需求，结合本年项目申报的可行性评价数据，进行专项资金综合利用效益评价，形成综合绩效指数，进而参与系统年度预算分配，确定该校本年度专项资金项目的总量及结构。从逻辑模型看，以高校专项资金综合利用的绩效结果为政府专项资金预算分配基础。一方面，保证了专项资金投放到最需要的高校；另一方面，高校只有凭借专项资金的管理绩效结果才能获得最大资源，减少了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从而化解了资源配置的矛盾，确保国家资源的宏观效益目标的实现。
其二，完善中间协调管理环节，提高系统的灵活应变能力。活动层面指高校接到专项任务后，按照政府下达的专项计划组织实施的组织活动。根据原逻辑模型的缺陷，新逻辑模型增加了系统实施全过程监督、控制环节，并将监督到的情况通过信息平台反馈到政策制定中心，从而可以随时掌握项目实施过程的风险及关键控制点，理顺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矛盾，找出问题并迅速作出反映，确保实施过程中始终能够保持与政府预算分配目标一致，进而促进高校专项资金的实施。
实施内部全过程监督与控制，不仅能够督促高校按制度、按计划实施，防止违规、违法、违制的事项发生；同时，由于建立了信息平台，系统能及时反映各项目的实施进度与预算执行情况，对项目实施过程需要进行预算调整的事项，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因此，有利于提高各项目的实施效率。
资源共享、信息共通的平台，不仅为各高校之间建立横向、纵向联系提供了竞争的平台，也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提供依据，为实现的最佳宏观效益创造基础。该信息反馈、整合平台不仅充当了系统的信息处理、调节器的作用，通过该信息反馈、整合平台缩短了绩效管理目标与过程、结果之间的时空距离，从而有助于把握好绩效控制系统的各个环节与过程的关键点，实现一种动态的、系统的、自主的管理过程。
其三，增加产效、影响环节，弥补逻辑模型结构性的缺失。“产效”指由专项目投入等一系列活动产生的直接结果转化的间接收益，反映高校对专项资金管理的效能，主要考核项目投入对高校教育水平、科研水平、管理水平等产生的影响，包括生产、管理成本下降，生产、管理效率、高校整体效益提高等。“影响”指该专项资金的投入产生的直接与间接成果对学校长远发展以及对社会发展带来的驱动力，反映高校自身利用资源的综合能力。项目经过一个建设规划期后，在对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人才就业、科研水平等自身条件提高的基础上，最终目标是能够产生对整个教育系统乃至社会的贡献。这个指标有利于促进专项资金投入形成长效机制，防止短期争夺资源的投机行为，弥补目前财政专项拨款仅以直接产出成果作为项目评价带来的不良后果。
以上逻辑模型直观而全面地描绘了以高校专项资金综合绩效结果为始点，紧密围绕实现高校专项资金最优绩效为目标进行管理的系统过程。通过逻辑模型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专项资金资源配置政策的制定不仅要结合项目的直接产出成果，还应全面地考虑项目的产效、影响以及系统其他环节，才能实现资源的科学与合理配置。
参考文献：
［1］〔美〕西奥多.H.波伊斯特著，肖鸣政译：《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评价：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财政部预算司：《中央部门预算编制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上证指数从6月19日的2870多点涨到8月4日的3478点，历时46天，而从3478点跌至8月17日的2870点，只用了9个交易日。有色，地产、化工，钢铁等板块里前期涨幅较高的个股调整幅度接近30％。这种情况下，探寻下跌的原因和调成持续的时间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
股市趋势的逻辑
根据发达地区100年股市运行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股市与经济周期阶段具有稳定的关系。在一个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股市有三次上涨，分别对应经济下滑触底，复苏和扩张。在这三次上涨期间，股市有可能出现两次调整，分别反映复苏和扩张阶段形成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逻辑下，基本可以判断，当前经济已经处于复苏阶段，股票市场在复苏阶段的上涨动力是估值水平的提升和确认经济复苏阶段。当市场开始考虑估值水平是不是太高时，那接下来需要的是业绩的增长来继续支撑估值水平的上涨。所以在此之后，股市的上涨动力将完成一次由确认复苏的估值水平提升，向业绩支撑的转变，也就是确认经济扩张阶段的到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股市的运行逻辑和影响市场趋势的因素都将发生转变。
基本面决定的股市运行有三种可能路径：一是经济中超预期因素并不明显，市场对经济复苏的前景担忧，股市会出现一个2～4个月的调整期；二是经济超预期因素增多，经济快速进入繁荣阶段，股市继续上涨：三是经济出现反复，经济的扩张阶段不明显，股市长时间(1～2年)在顶部区域震荡。
当前，股市短期调整的原因，调整结束的条件及其中长期趋势，可以根据该逻辑框架用三个问题来审视第一，如何看待当前业绩对估值的支撑能力?第二，经济中超预期的因素在哪里，能否使经济进入扩张阶段?第三，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微调和信贷规模下降的影响?
短期调整原因：地产、银行前期上涨中断
从近期市场走势看，6月23日后房地产板块出现调整，银行，有色石油煤炭，钢铁、化工也随之调整。这几大类行业的总流通市值占比55％左右，决定了市场的方向。当前市场中的一个逻辑是，从板块轮动的统计规律看，一个板块一旦出现调整，其调整的周期都会超过3个月：而一个板块持续上涨的期限也不会超过6个月。这个逻辑和上文经济阶段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似之处，即在经济由复苏向扩张阶段转换过程中，市场存在2个月的调整期，调整幅度在20％以内。
虽然货币政策微调，但M1，M2仍维持历史较高增速，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出现调整?M1，M2才是社会产品流通的中介，贷款转化为购买力，形成社会总需求是需要通过M1，M2来实现的，市场为什么特别关注贷款这个指标?
这需要从市场角度理解这些问题，房地产的信贷依赖性和前期市场对资源板块赋予了较高的通胀预期，货币政策微调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房地产，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价格出现了快速的上涨，而成交量随着价格的上涨出现了环比的下滑。货币政策微调下，房地产上涨的逻辑链条被打破，房地产板块的股价普遍包含了20％的涨价预期，这也是造成其调整的主要原因。
市场的另一个板块银行，前期支撑其上涨的是贷款增加带来的盈利增长预期，下半年信贷额减少，这种预期减弱。所以在货币政策微调下，银行和地产这条带来市场上涨的逻辑链条中断，这是造成当前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与外贸好转，货币同比增速大幅提高，消费稳定等因素并不相关。因此，在人们感受到经济日益好转的情况下，市场却出现了调整。
此外，市场的地产与银行的逻辑主线非常明显。钢铁、有色，水泥，玻璃、化工，机械等行业在逻辑上都紧紧依赖于房地产投资，这也顺次传导到上游的需求。而由于下游行业的波动属性，在市场的银行和地产逻辑链打破后，下游行业的估值与投资价格并不被市场认可。
寻找超预期因素
要解答调整何时结束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寻找经济中超预期的因素，也就是那些因素能使得市场结束调整，并形成新一轮上涨。从股市与经济周期阶段的逻辑出发，现在市场已经从复苏向扩张阶段的需求转变，这个标志就是市场需要业绩的实际增长来使得估值水平不断提升。而业绩则是宏观背景备方面因素的表现，决定调整结束的因素就是寻找超预期的因素。经济复苏可持续性与扩张条件
前期预期修正对市场产生负面影响的一大担忧就是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在前期信贷，财政积极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开始复苏，而后续的推动力在哪里?从三大支出的角度看，由政府基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需要向消费、地产投资、企业投资，外贸等动力转换。可以清晰地看到上半年投资是如何带动经济增长的。按行业划分的64个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中，增速最高的18个部门有15个与政府投资相关，这些部门的投资额占到总投资额的2.9％，加权增速达到62.6％。从2009年1～6月的投资增速与过去6年的平均投资增速看，这几个行业的增速也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从投资增速较低的行业看，周期性最强的金属开采冶炼、化工、电子、轻工等行业1―6月份增速远低于过去六年的平均增速。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10年发展中，我国逐步完成了化工产品的进口替代、电子的世界产业链承接，而当前经济危机却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的动力中断，行业恢复和增长的速度放缓。
从投资额排名看，房地产业投资1～6月份1734.5亿，占到投资增速较低行业总投资额的51％，社会总投资额的23％；其投资增速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影响较大。房地产投资增速每提高5个百分点直接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提高1.2个百分点。从前10大行业看，前4个行业占比41％，属于地产加政府控制投资。房地产投资对未来投资的恢复起到先导性和支柱性的作用。从未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这一数据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因此，接下来更需要关注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恢复情况。
从投资角度看，经济复苏可持续性的动力在于政府投资后，地产投资跟上、而后制造业的投资跟上。地产投资的关键是稳定价格和区域化发展，制造业跟上的动力来自于地产投资和外贸需求的扩张。后续投资起来，也就意味着经济复苏的稳定和经济步入扩张阶段。
外需方面，美欧经济复苏对我国外贸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2009年5月份以来，电子，服装等产品的订单和出口情况明显好转，企业开工率逐步上升，目前普遍恢复到70％-80％，部分企业恢复到90％以上，预计很多企业出口4季度将能够达到同比零增长或者正增
长。出口回升的驱动力在于外需的恢复和圣诞节订单的拉动，5～6月外商比较谨慎，造成圣诞节订单将在7-10月报复性上升。
根据测算，出口在2009年上半年拉低了GDP接近4个百分点(顺差和存货)。也就是说，外需一旦恢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是较大的。这也是拉动2010年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从这一点而言，需要密切关注外贸恢复情况和欧美经济的发展，一旦欧美经济复苏趋势确立，市场将有理由对2010年的增长持乐观态度。
消费方面，当前与历史情况相比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县以下部分消费量受益于家电下乡等政策刺激而保持较高的增速。未来伴随房地产销售，汽车消费的进一步升级，市一级的消费有望增速加快。根据分析，由于我国城镇中汽车的百户拥有量仍低于10辆，汽车将迎来一个黄金增长期。虽然2009年上半年汽车消费一直超出市场预期，但汽车消费仍有可能在未来3―5年内一直高速扩张。在消费方面，可以关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一旦价格指数环比快速提高，且消费品增速迅速增加，便可乐观看待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可见，从三大支出角度观察调整触底的指标主要有房地产销售和投资，世界经济恢复和零售额增速的恢复情况。
价格变动：CPI、PPl和RPI
从价格预期看，在欧美国家实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市场偏重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逻辑，上游资源品的价格快速上涨，滞胀下的资源、黄金成为资金追求的对象。伴随经济的复苏和市场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深刻理解，滞胀的逻辑逐步被复苏的逻辑所替代。由于主要的资源品价格都是全球定价，其定价主要与欧，美，中国有关。欧美的复苏成为决定煤炭，有色、石油、农产品和化工品价格的主要因素。上游的价格直接决定行业的利润趋势。
在价格方面的另一个逻辑就是，在产能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时，行业的产量增速将放缓，价格对提高利润将起到直接作用，尤其是对钢铁，化工、农产品等行业。另一方面，价格上涨本身也意味着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和扩张阶段的到来。我国7月份CPI环比止负，PPI环比连续四个月上升，7月份环比达到1％，价格全面上涨的起点已经出现。
另外价格是可以及时观察到的，一旦观察到价格指数的趋势成立，该行业的预期也就随之明确。从宏观角度讲，价格的作用来自于三个方面：对通货膨胀的判断，对经济冷热程度的观察，以及对行业利润变动的解读。
从价格角度讲，其具有及时观察性，又是当前判断经济趋势的一个重要指标。另外在欧美经济复苏预期强烈的情况下，价格的趋势性可能会较快形成。最后，超预期的因素也可能形成对信贷，基建投资，房地产行业的重新认识。在经济阶段从复苏向扩张阶段转变过程中，这些因素的作用和性质也必须，被重新定义和认识。
关键词：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净出口需求作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辅助机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品的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净出口需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缓解了投资需求扩张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出口和进口不仅直接拉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使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如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加快技术进步等）也显著增强。
“一个国定贫困县每年投入40%的财政收入为了创建十五年义务教育,在国内一举成名到底值不值得,为何不用这笔财政进行县内的招商引资,加快贫困县的经济发展?”非议者也有之,“这是当地领导人的政治做秀,在经济发展难以加分的情况下通过所谓的制度创新来创造民生政绩工程,增加仕途升迁的政治筹码”。可以想见,宁陕十五年义务教育政策的背后,既有地方当政者主观的决策不断向前推动,也有客观的人口因素(宁陕人口尤其是适学人口的急剧减少)和财政因素(中央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宁陕的义务教育,占到了总额的50%以上)发挥作用。不论争议如何,宁陕县以实践的诚意和决心在努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公平问题,真切地诠释着“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宁陕县十五年义务教育政策所涉及的各种争议,实质上可以归于“政府的钱应该多大程度花在教育上”这个问题的争议。这既是一个应然问题,它涉及到政府财政分配的价值问题,即为什么要把政府的钱花在教育上?它也是一个实然问题,涉及到政府财政分配的效率问题,即政府需要将多少钱花在教育上才合适?在政府财政分配的价值问题上,国家毫无疑问应该通过政府财政保障国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这从根本上说是由国家的民主性质决定的:国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政府财政又来源于公民的税收,那么作为公民一项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就必须得到政府财政的保障。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建立起国家义务教育制度的法理性基础。
关于政府财政分配的效率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也争论不休。政府财政是一种有限资源,而需要政府花钱的地方却是无限的。花在国民义务教育的钱多了,那么用在政府机构运转、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民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钱就少了。因此,政府财政分配存在着有限与无限、价值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种矛盾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政府公共财政的功能的认识逐渐形成了两种逻辑:一种是“权利”的逻辑;另一种是“发展”的逻辑,它们体现了对国家的经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认识。在“权利”的逻辑下,政府财政的首要功能是“服务”,以保障和满足公民权利为中心任务,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建设。但是对于贫穷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的分配则要坚持“发展”的逻辑,政府财政的首要功能是“发展”,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心任务,公民权利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可以为了发展而牺牲公民的某些权利。换言之,政府财政分配的原则与公民权利实现的程度必须与一国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发展中国家建设高福利社会就会被认为违背了“逻辑”。若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级贫困县宁陕县实行十五年义务教育的政策,即使通过各种财政途径解决了所需经费问题,依然可能会被指责为有悖逻辑。
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以“发展”的名义来指责“宁陕教育模式”的道理似是而非。发展的逻辑蕴含着一个认识论前提:用于满足公民权利的政府财政分配是一种消费性的负担。其它不论,单论国民教育问题:国民教育到底是一种国家负担,还是国家投资?从发展的逻辑来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解释现代经济发展的源泉到底是什么。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他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教育则是形成人力资本最好的投资,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会更多地代替其他生产要素。舒尔茨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就抱有一种顽固的偏见,认为所有资本只包括物质设施、建筑物、器材和物质库存等等。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贬低人力资本投资、抬高物力资本投资的固执态度的原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巴西,最优先受到考虑的是钢厂、民航、辅肋工业以及土地开发等等,而只把少量资源留给中等和高等教育。长期以来,这种反常的投资减少了生产和福利的潜力。理想的投资方式应该是增加那些可能生产最佳预想收益率的资本形式。”自舒尔茨以后,“人”在现代经济发展理论中不再被认为是简单的“劳力”这一变量,而是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了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发展观来看,不是等国家或地区富了,才来办“富教育”;而正是因为穷,才更应该勒紧裤腰带办“富教育”。诚如宁陕县主政官员所言:“地方穷,并不代表就应减少对教育的投入。单靠百姓之力,越穷就越难接受好的教育,越没有好的教育,知识就越匮乏,宁陕人就越难改变贫穷,这就成了恶性循环。实行十五年免费教育,绝不是我们心血来潮,也绝不是一句口号,这是宁陕人的迫切愿望,也是宁陕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9年,宁陕县决定在全国贫困地区率先推行高中免费教育。此举使全县的高中入学率一下子增加了40%,达到96%。从20世纪80年代的零本科生,到2011年宁陕县已经有了近280名本科生。
“再穷不能穷教育”教育之于个人,能提升素质,改变未来;教育之于国家,更能振兴民族,和谐社会。教育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源泉,然而,国家可以经济“保8”,可以“保增长”,可就是在过去长时期内不能教育经费“保4%”。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再次提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到2012年达到4%。早在1993年,4%就被写进了当时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承诺在20世纪末完成。近20年过去了,教育投入一直不曾达标,成为了政府与社会之痛。事实上,即使4%的目标,也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国家层面尚且如此,况且地方乎?总体来看,政府在政策实践中显然更倾向于为“看得见、来钱快”的经济项目投资,教育经费只能沦为“剩余财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宁陕县以自己的诚意和决心实行了十五年义务教育,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将国家财政真正用于民生,更在于修正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对于其他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它是一道力度不小的警醒剂,即使对于国家来说,它一样具有重大启示:是时候从国家高度来修正我们的教育政策和财政政策了,“再穷不能穷教育”。而如今出台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在公共教育方面所做的重大努力,则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福音。
1．1医学科技计划绩效评估框架的构建原则
1．1．1系统性原则系统性原则要求绩效评估框架与评估对象的战略目标、绩效评估的目的一致。首先，与被评估对象的战略目标的一致性。绩效评估的目的就是引导、帮助被评估对象实现其战略目标以及检验其战略目标实现的程度。因此，构建评估框架应根据医学科技计划的战略目标来设定和选择绩效评估议题。其次，与绩效评估目的的一致性。目的不同，绩效评估的侧重点也应有所区别。
1．1．2可行性原则可行性原则对医学科技计划绩效评估框架的构建做出两个方面规定。一是评估框架要有针对性，一方面必须反映医学科技计划绩效的共同属性，另一方面又要突出政府关注的绩效重点。二是评估框架要合理。根据需要与可能设定议题或指标，使评估框架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必须立足于主、客观条件，既要考虑到评估议题或指标本身的可评估性，又要考虑到评估过程中证据的可收集性。
1．1．3整体性原则首先，整体性原则要求评估框架的设计要体现全过程管理的思想，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医学科技计划绩效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其次，绩效评估框架要有针对性，反映科技计划整个实施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再次，评估框架要体现管理要求，即体现关键环节做的很好或很差的标准。最后各个评估议题或指标要相互独立，不能重叠。
1．2科技计划评估的主要模型
目前在科技计划评估领域最常用的模型是“逻辑模型(Logicmodel)”，而在医学研究领域最常使用的成效评估模型是“回报模型(paybackmodel)”，因此，本文主要对这两个模型做简要的介绍。
1．2．1逻辑模型逻辑模型最早起源于私立部门的全面质量管理评价，之后被广泛应用于公共部门、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在绩效评估研究领域，常被国际组织作为一种计划/项目设计、执行和考核评估的工具来使用。逻辑模型勾勒出计划整个实施过程中各环节的因果关系，从中找出影响计划绩效的关键环节，既可以帮助评估科技计划绩效，也适用于对科技计划绩效进行分析并实施改进。作为一种概念化论证项目的方法，逻辑模型通过一张简单的框图来分析一个复杂的计划/项目的内涵和关系，注重把项目产生的短期结果、中期影响和长期战略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核心是事物层次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即“如果”提供了某种条件，“那么”就会产生某种结果，这些条件包括事物内在的因素和事物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典型的逻辑模型。通过可以看出，该逻辑模型通过描述系统从输入、输出、成果及影响等要素，给出了一个综合地、系统地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模型由以下六个维度构成:目标、投入、活动及对象、结果、假设、环境。逻辑模型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发生，对于一个科技计划来说，就是依据“情境”所制定的战略目标。投入包括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技术等资源;产出包括投入所带来的活动以及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对象。结果是指计划/项目直接的效果和作用，是产出所带来的影响，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假设则是联系情境、投入、产出和结果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反映组织行为间的逻辑关系。通过逻辑模型，有利于了解特定行为的发展过程及各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利于找出关键问题，找到进行绩效评估的切入点，确定评估内容;还有利于组织和个人进行评估以及反馈，完善行为。其基本思路是从逻辑模型的分析框架出发，从系统的输入、输出、成效等逻辑环节构建绩效评估的维度。具体的方法是从计划/项目的长期战略出发，通过“长期目标－中短期目标－产出－投入”四个层次逐层分解战略愿景，找出绩效产生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并把各层面的关键要素转变为具体评估内容。
1．2．2回报模型回报模型，是MartinBuxton领导的英国BrunelUniversity(伦敦)健康经济学研究组提出的，是当前系统评估健康相关科研活动投入回报时使用最广泛的一套综合方法。在回报模型中，“影响”(impact)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将直接产出、短期成效和长期影响等各个时间窗的效果都纳入到“影响”的范畴中，主要采用性质分类的方式来对不同类型的影响进行区分。将健康相关的研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分为知识产生、科研能力的建设、对相关政策和产品开发的支撑、健康及健康相关部门的收益、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五大方面，并在每个方面提出若干指标。通过上面的回报模型逻辑图和回报模型指标划分可以看出，该模型主要集中在对结果端的评估，认为结果是否达到公共财政支出的要求、是否能够满足公众以及政府的需要，这对科技计划实施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模型不仅按照性质分类的方式将结果分成了五个方面，而且也考虑了各个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同时也能体现出不同时间窗下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符合健康领域相关科研活动的作用过程。
2医学科技计划绩效评估框架构建
2．1医学科技计划绩效评估框架构建的基本逻辑
本研究结合医学科技计划总结成效和管理经验、完善管理措施、提供决策参考的的绩效评估需求，选择“逻辑模型”和“回报模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绩效评估的框架设计。采用了“逻辑模型”的逻辑主线，同时在成效部分结合了“回报模型”的成效分类方式，将逻辑模型和成效范畴结合，使评估逻辑模型更加适用于医学科技计划的绩效评估。改进后的逻辑模型通过描述系统从输入、输出、成果及影响等要素，给出了一种综合地、系统地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框架。模型由以下四个维度构成:目标、投入、管理/活动、成效。其中目标，主要是根据上级政策规划、社会发展需求和科学发展需求等方面进行设计;投入包括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技术等资源;管理/活动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指科技计划的主管方采取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措施，第二个层次是指科技计划的执行方的实施活动;成效是指计划/项目直接的效果和作用，包括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建设、政策支撑与产品开发、健康及健康部门的收益、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通过该逻辑模型，即可以对成效展开五个方面的评价，又可以把结果端和起始端串联起来，将目标－投入－管理/活动－结果逻辑线路上的所有要素囊括在内，有助于了解各环节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晰什么因素导致什么结果，找出绩效产生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并把各层面的关键要素转变为具体的评估内容。基于改进后的“逻辑模型”，结合一般医学科技计划投入与管理的特点，可得出如图4所示的医学科技计划绩效形成机理。从绩效形成机理图可以看出，医学科技工作面临着公众健康、卫生事业发展及医学科技发展的需求。根据政府医学科技工作战略目标制定医学科技计划的战略目标，并决定财政资源规模，同时制定科研组织、资源整合方式和科技计划学术牵头人。在给予一定的投入后，医学科技计划开始组织管理活动，包括确定优先资助的项目、及项目主持、承担单位、牵头人遴选、评审、实施过程监督管理，这些都是医学科技计划关键的管理环节。经过复杂的科技投入和管理活动，医学科技计划管理直接产出就是组织了一批项目进行研发、组建科技攻关体系、遴选一批牵头专家和搭建科技条件平台，同时形成一系列学术成果，这些成果通过推广、转化转移对知识增长、能力提升、政策支撑和产品开发、医疗服务和健康水平提升、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2医学科技计划绩效评估框架构建的评估准则
给出的逻辑模型中，展示了一般医学科技计划投入、管理和成效的前因后果。其中已经标识出了医学科技计划投入和管理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这些环节恰恰对应着投入与管理流程中可能的“断点”。如果医学科技计划在这些环节上做得很好或很差，那么直接关系到其绩效是否突出，而其做的好坏的标准也就对应着绩效评估的准则。基于一般科技评估框架，结合医学科技计划的管理要求，本研究认为评估准则包括以下内容。
2．3医学科技计划绩效评估框架
在明确医学科技计划的绩效形成机理和开展评估的准则之后，绩效评估的框架得以构建。医学科技计划的绩效评估框架和议题，其中过程评估包括三个大的维度:目标的制定、计划的投入、计划的执行;成效评估包括五个大的维度:知识产出、科研能力建设、政策支撑和产品开发、健康及健康部门的收益、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这些维度对应于医学科技计划绩效形成机理中的各个环节，前后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在每个维度下，分别开展相应的评估议题。绩效评估框架的维度与关键。
2．3．1过程评估第一，对目标的制定的评估主要关注相关性准则。首先，政府医学科技计划的战略目标的设置应当满足国家或地方医学科技发展的总体规划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即“定位准”。其次，还要有能够落实的机制和措施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分解、实施，即“可操作”。第二，对计划投入的评估主要关注适当性准则。首先，政府医学科技计划的资源投入应该做到公正合理，将有限的资金分配给最需要的领域。其次，其投入的经费和人员的格局应该不偏离其预期结果，形成良性发展的资助体系。第三，对计划执行的评估主要关注效率性和效果性准则。首先，医学科技计划项目启动之初，应当确保有一套完善的实施方案和政策制度。其次，在政府医学科技计划从启动到结题的全过程中，应具有合适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过程，保证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2．3．2成效评估对政府医学科技计划成效的评估，主要关注效果性准则。首先政府医学科技计划的成效应当与其投入相匹配，符合预期定位。其次，政府医学科技计划的成效应该体现其战略目标，其事实结果应符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出创新成果和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促进社会发展和市民健康等方面的需求。前面在分析政府医学科技计划绩效形成机理时，已经对一般政府医学科技计划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知识产生，主要包括期刊论文、学术会议报告、专著、研究报告等方面的评估;第二，科研能力建设，主要包括科研能力的提升、人才队伍建设、专业培训、团队、平台、数据信息等;第三，政策支撑和产品开发，主要评估研究成果是否为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到坚实的支撑作用，以及开发新药物、新的诊疗技术。第四，健康及健康部门的收益，主要包括公众健康水平的提升、医院医疗服务成本的降低、医疗服务的质量提高、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方面的效果。第五，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主要包括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劳动力增加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等。
3结语
一、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系统要素
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系统要素，必须能够简明、客观、系统地反映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主要包括：①什么是财务与财务管理；②财务管理是如何产生的；③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什么；④财务管理管什么；⑤如何实现财务管理的目标。这五类问题可以由财务管理的本质、假设、目标、要素、程序和方法这五个基本理论要素来回答。
1．人们对于财务本质的认识，长期以来形成了三大主流观点：“资金运动论”将财务的本质界定为企业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财务关系论”认为财务的本质是资金运动过程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资金运动和财务关系论”把前两个观点结合起来，认为财务的本质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笔者认为，财务包括财务活动的组织与财务关系的处理，其本质是对本金投入产出活动的组织及其所形成财务关系的处理，但财务关系以财务活动为载体。财务管理是企业为实现既定目标，对生产过程中所需资金的筹集、使用、分配，以及贯穿于全过程的预测、决策、计划、分析、控制进行全面管理的活动，其核心是对资金及其运动进行有效管理，其本质是一种理。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是其基础理论指导，金融学是其思想指导，管理学是其方法论指导。因此本文研究财务管理侧重于财务活动的组织，即财务管理活动方面的研究，以此建立理论体系。
2．财务管理假设说明财务管理的发展基础和产生原因，它是联系财务管理的本质、目标、要素、程序和方法等理论要素的中介。财务管理假设是人们进行财务管理理论演绎的前提，是由若干独立假设共同组成的连贯一致的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符合合理性、独立性、非矛盾性、可检验性等条件。它可按财务管理的空间、时间、环境、行为来构建，包括财务管理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有效市场假设和理性理财假设四个一级假设。每个一级假设又可派生一个或多个二级、三级假设，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财务假设体系。
财务管理主体假设指财务管理工作应限制在每一个经济上和经营上具有独立性的组织之内，它明确了财务管理工作的空间范围，由它可以推导出法人理财主体假设和自主理财假设。持续经营假设指财务管理的主体是持续存在能执行其预计经济活动，除非有证据表明企业将破产或倒闭，否则，应假定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持续经营下去。由此可派生出理财分期假设。有效市场假设指财务管理活动所依据的金融市场是健全和有效的。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上，企业需要资金时，能以合理的价格筹集所需资金，企业有闲置资金时，能找到有效的投资方式，企业能从有效市场上获取有用的经济信息。有效市场假设可以派生出的假设是市场公平假设。理性理财假设指财务管理工作者的行为是理性的经济行为，是以追求最大合理效用为目的的。表现在财务决策时，能够权衡收益与成本、收益与风险，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并在方案执行时予以分析和控制，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由它可以推导出资金增值假设、风险厌恶假设和资金再投资假设。
3．财务管理目标说明进行财务管理实践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或结果，它是财务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组成部分，它的目标从属于企业管理的目标。企业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财务管理目标应是提高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但是，提高经济效益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一种定性要求，缺乏可操作性，不能对其进行计量，需要借助一定的经济指标加以表现。在财务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先后出现的有代表性的具体指标有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在我国和西方都是流行甚广的观点，但由于它没有反映收益与投入资本的关系，因而不能科学地说明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不便于在不同时期、不同企业间进行比较。每股收益最大化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单位股本所获收益额，它体现了收益与资本投入之间的关系，但未能体现资本投入所面临的风险，因而它也具有局限性。财务管理的目标最后发展为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指标考虑了取得报酬的时间并用货币的时间价值原理进行计量，考虑了风险与报酬的关系和收益与资本投入的关系，是经济发展导致企业经营模式演化的结果，也是财务理论研究逻辑推理的结果，因而它得到了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的一致认同。
4．财务管理要素是回答财务管理管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解决财务管理工作内容的问题。财务管理要素是对财务管理对象按经济性质和内容进行的科学分类，财务管理的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划分为融资、投资和分配三大要素。融资是解决如何取得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包括向谁、在什么时候、融通多少资金的问题。企业的资本包括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融资管理也就是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管理。投资是指以收回现金并取得收益为目的而发生的现金流出。企业融资所得款项投资于不同的资产，在形态上表现为首先对固定资产投资，继而对流动资产投资、对金融资产投资、对外投资和对无形资产投资。因此，投资管理实际上是对“资产”这一会计要素的管理。分配是指在企业利润中，有多少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有多少分配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配的基础是利润，而利润是收入与成本费用配比后的结果。因此，分配管理实际上是对收入、费用、利润三个动态会计要素的管理。
5．财务管理的程序和方法，是解决如何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问题，是指在财务管理实践中为了实现财务管理目标、规范财务管理活动、履行财务管理职能，而应具备的程序和运用的方法技术。财务管理的程序是财务管理过程中相互配合、紧密联系、有序的管理环节，包括预测、决策、计划、分析、控制五个环节。其中，决策是最重要的环节，包括融资决策、投资决策、分配决策三大内容。财务管理的方法指在财务管理的程序中采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包括财务组织方法、财务预测方法、财务决策方法、财务预算和计划方法、财务分析方法和财务控制、监督、激励方法。
二、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构建
一、资本的双重逻辑和现代生态问题的缘起
现代生态问题主要是指当今人类面临的自然资源锐减、自然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失衡、人口急剧膨胀等一系列的困境问题,它集中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日趋激化的趋势。从资本逻辑的视角看现代生态问题的生成,解析现代生态问题的缘起,结论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追求无止境利润的资本,对现代生态问题的缘起负有不可推卸的原罪责任。马克思在其用毕生精力撰写的《资本论》中详细地揭示了资本本性和资本的双重逻辑———创造文明的逻辑和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对自然、对人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推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功不可没。资本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277资本“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2]393。资本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资本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了一个世界,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进步这个概念绝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3]27,资本的文明作用并不能掩盖资本的贪婪本性和资本的内在强制逻辑,因为资本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文明与野蛮共生,进步与退步并存,自由与奴役相伴的世界。资本把人从中世纪的宗法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把人置于资本的统治之下。资本的本性就在于它迫使资本家将更多的剩余资本投入到物质生产体系中,以期产生更多的利润,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增殖。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4]269所以资本逻辑主要是指资本扩张逻辑,是资本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一般本性,它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以一种必然如此的方式贯穿于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环节及其相互作用而得以具体体现。[5]25
资本的双重逻辑在今天已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方面资本大大步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需要的满足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资本又使人类失去自身的价值而成为实现资本本性的工具,进而使人类日益丧失作为自身安身立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使人们对现代生态问题的资本根源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可以说作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灵魂和核心原则的资本决定着现代生态问题的走向和解决。既然如此,就有必要以马克思对资本的内在逻辑分析范式为维度,在资本逻辑的视域中考察现代生态问题的生成,通过对资本的生产扩张和消费扩张逻辑的揭露和批判,揭示现代生态问题的资本根源,寻找现代生态问题的解决路径,以推动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二、资本的生产扩张逻辑与生态问题的生成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的扩张要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进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是其必然选择,因此生产强制是资本扩张的内在逻辑。资源和环境是生产扩张的基本要素,资本的生产扩张就是通过资源的资本化来实现的。资本的生产扩张过程就是把资本生产体系之外的自然资源吸收到资本扩张的体系中来的过程。资本通过支配和使用三种自然力实现资本扩张和增值: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土地肥力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中所蕴含的生产力,如协作与分工等。[6]24资本只有不断地吸收各种资源自然力以及劳动力这一人类生命自然力,把自然资源卷入资本生产体系内部,形成产品推行市场,才能实现资本扩张的目的。资本不惜一切进行强制生产,必然会对自然进行掠夺和占有,这是资本之所以为资本的前提。对资本来说,“实现资本无限增值,追逐物质财富的最大化是资本‘天然的使命’。它迫使资本家不断追求剩余价值以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生存。为了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张以追求价值增值,资本把现实生活世界的各个事物都收编进自身的增殖体系中,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变成资本增殖机器的环节,使一切事物都实现资本化。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是资本增殖的代价。在资本看来,自然界的丰盛万物是给予有产者的无偿礼物,自然仅仅是作为人的有用物、作为使用价值、作为可加工的材料而出现的。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自然只是资本的占有物。
马克思指出:“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视为自发的力量。”[2]393当自然从被崇拜的对象降低为“有用物”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倒转了过来,人类开始大肆破坏自然界,使资源和环境自然力遭到无止境耗用,打乱了自然的内在运行逻辑,导致了生态系统链的紊乱和断裂,从而引发生态危机;其次是对人体“自然力”的掠夺性使用导致人的异化和人的发展危机。由于资本的本性是要实现无限制的增殖目的,所以资本在实现了它的增值目的后绝不就此罢休,资本家继续把那些新增的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再次投入到下一个生产过程中(即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资本就这样像一匹发疯的野马从此奔上一条不归之路。”[7]32-33资本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结果必然是资本积累的无限性。而无限扩大的资本积累对于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物的需求必然存在无限增长的天然趋势。这样资本积累必然试图突破自然设立的时间界限和空间界限,贪婪地剥夺外在自然。资本所要做的就是同化一切异己,扩大自己的运作空间,永无止境地扩大自己的领地,把触角尽可能地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一股顺资本者昌逆资本者则亡的世界性潮流。当人们一旦把社会累积下来的社会剩余劳动投入到市场化的社会生产过程中而转化为资本,并得到增值,就会使整个经济系统不断扩张,从而成为强制性的客观资本力量。“由于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不断榨取各种有利资源,占有一切领域,去扩大再生产,产能惊人的扩大造就了经济扩张与繁荣”[8]6,“但地球是一个有限的生态系统,这就意味人类对自然不可能进行持续的干预,同时意味着资本的扩张本性与地球有限生态系统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冲突。”[9]69按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以追求经济无限增长为发展目标的自我扩张系统,与之相反,自然界却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由此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本各要素成本的提高,最终导致生产不足的危机。[10]503可见,在资本统治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内容和实质来说,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是资本对自然的占有。资本的生产强制逻辑的直接结果是它破坏生态的平衡,危害了人类自身的生存,而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p#分页标题#e#
资本肆无忌惮地打断自然生态固有的新陈代谢之链条,使自然的生物圈和人类社会的技术圈之间的发生剧烈冲突,使人与自然关系发生紊乱和失衡;资本致使生态环境支离破碎,导致森林、煤矿、铁矿等资源枯竭,从而造成自然的满目疮痍;大量自然资源被消耗后留下的废弃物又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从而引发生态危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的强制生产逻辑使它在本质上是暴力的、反生态的,而且会剥夺人的创造性劳动,人的自由和发展。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追求无止境利润的资本,对现代生态问题的缘起负有不可推卸的原罪责任。
三、资本的消费强制逻辑与生态问题的激化
资本的消费强制逻辑从本质上说是由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的。资本的增值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关乎于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追求尽可能多的交换价值。毋宁说资本增值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则直接取决于交换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努力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以使更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再生产的资本。所以资本的生产扩张逻辑必然导致消费品规模的扩张,并由此造成了资本扩张的悖论:以限制消费为前提的资本扩张,导致的结果却是消费品规模的扩张,从而破坏了资本再生产的条件。[11]31所以如何来刺激消费、拉动消费就成了各国解决供过于求、克服相对过剩危机的主要手段。因为如果没有不断扩大的、不断变化的消费,生产的自由性质和全面性质就会受到遏止。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刺激着资本家不断地扩大生产,为了克服市场狭窄及由此引起的危机:一方面,资本家只好尽量在商品生产上推陈出新,大肆地鼓吹和煽动消费,刺激消费意欲。所以每一次新的繁荣周期,都以新的科技革命、新的商品、从而是新的消费热点为其起点。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却是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2]247
另一方面,资本家要在空间上不断扩展其商品销售市场。殖民掠夺、资本输出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旧秩序等是资本抢占海外商品销售市场的“常规武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借助现代大众传媒等先进技术手段制造令人炫目的虚假广告等是资本竭力挖掘大众消费能力、购买力的惯用伎俩。[7]33因此从本性上来说,资本不承认任何限制,它的扩张过程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疆域,最终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消费社会的形成。在市场机制的强大作用下,消费者得到商品的过程不是出于真正自身的需要,而是为了占有商品的符号价值而购买商品,把追求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这就表明人们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异化。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的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2]494由于人们在强制的生产劳动中依附于庞大的经济体系,从事一种缺乏自由的、令人讨厌的劳动,为进行逃避,他们把消费作为补偿其艰辛劳动,作为自我慰藉的惟一手段,形成一种为消费而消费的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将现代西方人们的这种消费视为一种被资本所操纵、控制的“虚假消费”。人在消费面前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已然忘却了自己的本真需要,而沉迷于对商品的符号性消费。人变成了消费的工具,由此造成了当代人人生价值的错位。人们把人生的幸福等同于永不餍足的消费,人们幸福的标准被归结为拥有财富和消费物品的多少,人们只有徜徉在琳琅满目商品柜台进行疯狂消费的时候才觉得幸福。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社会激励人们成为赚钱和消费的好手。而自然则完全沦落为为了满足人类非理望和需要的纯粹客体。所以以资本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13]68
一旦消费者的消费愿望经欲望中介后达到无限的层次,那么资本增殖就具有可靠而持久的保证。但是强制的消费扩张,一方面除了导致人们消费行为的异化,使人最终成为“商品拜物教徒”外;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支配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归结为主人与奴隶的工具性关系,这必然造成人们以无情的方式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和对商品的疯狂消费,从而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进一步加剧生态的失衡,从而推动生态危机向纵深发展。
首先,消费强制和人们无节制的消费使大量的废弃物返回自然,使地球成了堆积工业垃圾的场所,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污染。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严重。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发展中国家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地和商品推销市场,而且成为“洋垃圾”、工业废料、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夕阳工业的转嫁地。正如福斯特所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恶化。”
关键词：区域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经济理论 经济政策引领 保障机制 经费倾斜 特殊津贴 培训经费
2012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加快，我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有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在整体上逐步趋于均衡，但区域之间的教育均衡仍呈现起伏不定的变化态势。[1]基于此，决策层将“率先在县域内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域内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作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政策的提出是诸多逻辑的沉淀。
本文重点研究经济理论引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经济逻辑：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切入点
教育均衡发展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移植于经济均衡发展理论。具体来说，公共产品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界定、分类以及特征分析；资源经济学理论中对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以达到市场供给与需求相对均衡的研究；教育经济学理论中对人力资本的探讨等等，在以公平逻辑为前提的基础上，将这些经济学中的经典理论植入教育领域，以此为切入点，在研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经济逻辑。
（一）从公共产品“需求差异”到“转移支付”
在经济学意义上讨论义务教育的产品属性是其经济逻辑的出发点。义务教育是属于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学界对此并未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公共产品理论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而公共产品最显著区别于私人产品的两大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我国的义务教育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角度来看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对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实施一定年限的强迫教育制度，其强制性和免费性的特征表明从理论上来讲，一个人接受了义务教育并不排斥其他人也同时享受义务教育，而且也不存在因某人未支付费用而被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的情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的义务教育表现出纯公共产品属性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各个学校受地理位置、办学历史、经营管理能力、教师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学生容量，质言之，边际生产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都不可能为零，这样只能归为准公共产品。
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的义务教育受“就近入学”政策的影响，其受益范围必定局限于特定的区域空间，不同区域差异明显，对义务教育需求的数量和质量千差万别，这就表现出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公共物品的特性构成了集体选择的存在理由。”[2]在现代社会，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社会收益明显大于个人收益的特点以及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必须由政府充当义务教育供给的主体；另一方面，其地方公共产品的特性造成了区域的“需求差异”，再加上信息分布的差异，决定了应当由基层政府承担义务教育实际的供给服务。然而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来支撑义务教育的供给必然会反映出因财政能力差异而造成的不同地区义务教育供给水平和质量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区域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经济逻辑。然则，正如前面所述，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既具有全国性准公共产品的属性，也具有地方公共产品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义务教育的供给必须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多级政府共同承担，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财政上的支持，而地方政府主要提供更贴近于当地人民教育需求的服务，而考虑到地方财政能力差异以及财政投入不均衡是我国区域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中央或上级政府给予补助或转移支付是当前世界各国为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投入均衡化，进而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而采用的常用手段。
（二）从“资源优化配置”到“供求相对均衡”
在资源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认识，人类的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是无限的。这里的稀缺并不仅仅指某样东西数量稀少，而应该这样解释“稀缺的意思是欲望及其可行性之间的关系”[3]也就是说资源的稀缺是相对于人类的欲望而言的。在这种资源有限与人类无限欲望的矛盾下，要如何将这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以达到市场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均衡，经济学中的资源分配理论就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而正如舒尔茨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说“一种错置的资源就无异于配置的是一种低生产率的资源”[4]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资源的配置率为核心，在经济学中一般用“帕累托最优”来衡量经济效率，即资源配置处在某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重新组合，让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差，这种配置状态被认为是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然而在现实中绝对的“帕累托最优”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在现实条件约束下以“帕累托改进”为途径追求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最优配置。
教育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同样以资源配置的相对均衡为核心。早在1997年范先佐先生就谈到“在教育资源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如何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或在不同子系统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所投入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尽量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教育的需求，以求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5]义务教育资源同一般社会资源一样，相对于人们需求的无限性具有稀缺性的基本特征，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配置和使用义务教育资源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义务教育资源特有的投入产出复杂性、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所具有的较强外部性、投入回报的迟效性和长效性等决定了不能仅仅依靠“帕累托最优”来衡量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公平和效率始终是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两个基本价值坐标，与经济学中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目的不同，义务教育的均衡应将教育公平作为追求效率的前提。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不均衡，因此，作为义务教育资源核心投资主体的政府，必须以确保每个学生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为前提，结合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逻辑，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提高配置效率，最终达到义务教育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均衡。
二、以经济理论为切入点，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教育公平，就是要平等地对待相同的，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的，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我们国家不仅从教育基本资源、基本条件等方面给予了薄弱地区同等对待，还从经费投入、政策制定、教师发展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倾斜。但仍可以看到，在我国辽阔的幅员上，各区域之间、区域内部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仍存在明显差距。
因此，以经济的理论指导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政策的引领。国家、地方要继续在政策制定上给予指导和要求，特别是经济政策，有政策纲领，才有行动的依据，也才有行动督导的依据。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能促动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认真落实教育均衡，认真缩小区域义务教育的差别。
二是建立省级统筹的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保障机制。根据“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我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主要由县级财政负担。这样，不同区域教师绩效工资高低，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悬殊差距，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财政能力薄弱，发达地区的经济实力强，这样，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绩效工资差距必然拉大。只有通过省级统筹，使全省范围内的教师实现工资福利大体均衡，才能有利于艰苦边远不发达地区教师队伍的稳定和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
三是经费的优惠和倾斜。要创新经费投入机制，在经费的投入中，要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基础，创新不同的投入机制。通过投入的不同，缩小区域义务教育在教师、设备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巨大差别，促进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城市与农村、重点和非重点学校的均衡发展。其次，要极大提高薄弱区域教师的待遇。薄弱区域，一般都存在地理环境的劣势，工资待遇的低少，为确保教师留得住，请得进来，应拓展教师供给渠道，加大教师供给，工资福利、住房、发展环境和机会等方面对薄弱区域教师更大的优惠和倾斜。
四是大幅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目前，边远、贫困地区教师津贴普遍偏低，公务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而农村教师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主要是由县级财政负担，保障程序大不一样。为此，国家要建立和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农村教师津贴，并根据偏远程序、人文环境、经济和财政状况设定一个系数，实现越艰苦特殊津贴越高，从而激励更多的优秀教师到艰苦地区任教，从而促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五是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师资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质量。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需要教师有相应的知识去运用，新的教学内容也需要教师先去学习和理解，教育的优先发展依赖于教师水平的先行，教师需要通过定期“充电”来不断的学习、更新知识。师资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国家始终将师资培训工作作为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并严格落实到教育管理和经费保障的各个环节中。但是，由于艰苦边远地区，优秀的教师不愿进来，留下的教师整体水平不及优势地区的教师，所以，增加薄弱地区教师的培训经费，让这些教师有更多的“充电”，有更多的学习培训，无疑对促进区域教育均衡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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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M].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5.
[3]C・E・林德布鲁姆.市场体制的秘密[M].耿修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9.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GOVERNANCE），或称公司治理结构（STRUCTRURE）、公司治理系统（SESTEM）、公司治理机制（MECHANISM），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系统企业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或称所有与控制的分离（SEPARATIONOFOWNERSHIPANDCONTROL），从而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机制，它涉及到激励与约束等多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说，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一种制度。
财务管理，作为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中存在和运行的一个重要管理系统，其目标直接反映着理财环境的变化，并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适当地进行调整。公司治理的逻辑变了，或者说公司的目标变了，则公司进行财务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必然要相应变化，也就是作为财务运行驱动的财务管理目标也要相应变化。不同的财务管理目标，将产生不同的财务管理运行机制。深刻理解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南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正确认识公司治理的逻辑，进而科学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对于优化公司理财行为，实现财务管理的良性遁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公司治理结构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行的一个关于公司战略导向的概念。尽管由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历史演进轨迹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差异但最近20年来人们在对西方大公司的研究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国际社会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国家把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当作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绩效的基本手段。
目前，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通常有美国式、日本式和德国式等，各种模式的特点也广受关注，本文不再赘述。但如果仅仅从这种经验的角度去认识公司治理结构，则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也难以把握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更好地实现公司的目标。但公司的目标，也就是进行财务决策时的目标，是追求股东财富的最大化，还是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遵循不同的逻辑，将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从公司治理结构主体的角度来说，前者不妨称之为"股东至上"模式，后者或可叫"共同治理"模式。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于，公司的目标是只为股东（SHEAREHOLERS）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全体利益相关者（INTERESTGROUOPS）或当事人（STAKEHOLDERS）的利益服务。
"股东至上"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广泛流行于西方国家。在这样一种治理逻辑下，股东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其地位是至上的，而人力资本则利小势微，获得授权的经营者只有按照股东的利益行使控制权才是企业有效率的保证。因而这种治理结构的出发点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如何设置一个最优的可以对经营者行为进行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使其为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但是，由于经营者有着不同于所有者的独立利益目标，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者在获取企业控制权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其自由处置行为往往有损于股东利益。至于债权人、职工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则因在企业中的"声音"弱小，相应的权益自然也难以得到保护，这样就为经营者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环境。为了克服这种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就需要实现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扬弃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并非唯一地追求所有者的资本收益最大化。企业本质上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或者说是一张由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组成的"契约网"，契约本身所内含的利益主体的平等性和独立性要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关系。这些相互关联的主体，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及其他有关利益主体，组成了利益相关者，而企业的效率则需建立在利益相关者平等的基础上之上。在这样一种新的公司治理逻辑上，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不仅要强调经营者的权威，还要强调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参与。具体来说，在董事会、监事会中要有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代表（如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以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这样的公司治理逻辑就是"共同治理"模式。
企业还是一种团队生产或长期合作的集合，其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相互依赖，任何一方的随意退出或机会主义行为都可使对方的利益遭受损失。为了保护依赖性资源免于受损，团队成员只有缔结长期合约，以确保一个可预期的利益补偿。而这种多边式的合作模式即共同治理恰恰有助于保持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合作，从而逐步成为各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现实抉择。
二
我国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改进和完善政府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激励和约束，即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出发来构建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具体表现为政府拥有经营者任免权，控制企业的重大决策，监督经营者的行为等。可见，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成了企业制度效率的基本标准。这样的改革思路大致可以称得上是"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
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下，我国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渐进过程就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放权以后对经营者的监控过程。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后，在设置公司治理结构时也是按照股东资产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设置激励约束机制。但是，由于政府远在企业之外行使所有者职能，企业内并无所有者代表，不仅激励和约束机制最终难以形成，而且国有资本和政府权力的结合使得经营者可以随意剥夺其他小股东和债权人的权益，企业职工应有的参与决策权、监督权也往往因职工代表大会流于形式而难以实际发挥作用。由于国有企业这种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并没有解决关键的所有者被架空、国有资产受到侵蚀的事例比比皆是，股东权益受到损害的非正常行为屡屡出现。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和机制，建立与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度。要确保出资人到位。"这为了解决公有制经济下独特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创造了条件。但要落实这一重要文献精神，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因经营者滥用权力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问题，还必须转变企业治理的思路，遵循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共同治理"逻辑。
事实上，我国在"共同治理"方面已有诸多实践，如在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引入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债权人参与企业行为的监控，实行利润分享制度和员工持股制度等。我国《公司法》还明确规定监事会中应有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公司研究决定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等，这些都有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但是，在我国将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时，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改制过程并没有按规范进行运作，特别是公司治理结构被严重扭曲。如有的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兼任，在避免领导层内部矛盾的同时放弃了制衡；有的董事会成员与经理成员高重合，为内部人控制敞开方便之门；有的对董事会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议事规则不以为然。严格的信托责任制度未能形成等。有些做法连公司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要求都未能达到，更不用说长期以来就被忽视的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平等问题了。
三
1998年4月，由29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根据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来制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性准则。1999年5月，OECD理事会正式通过了其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它是第一个政府间为公司治理结构开发出的一套国际标准，并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该原则旨在为各国政府部门制定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和监管制度框架提供参考，也为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公司和参与者提供指导，它代表了OECD成员国对于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结构共同基础的基本考虑，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1、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维护股东的权利；
2、治理结构框架应当确保包括小股东和外国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受到平等的待遇。如果股东的权利受到损害，他们应有机会得到有效补偿。
3、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者为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为保持企业财务健全而积极地进行合作。
4、治理结构框架应当保证及时准确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任何重大问题，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状况的信息。
5、治理结构框架应确保董事会对公司的战略性指导和对管理人员的有效监督，并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
以上几点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最为核心的要素。尽管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单一的模式，但有关国家的实践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必然具备某些共同要素。这些原则就是建立在包容现有各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要素之上的。由于该原则考虑到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认识到一个公司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利益相关者协同作用的结果，是来自不同资源提供特别是包括职工在内的贡献。因此，如果这些通用原则也可以叫作"模式"的话，从逻辑上判断，我们大致可以称为"共同治理"模式。
现代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的"契约网"，各利益相关者或在公司中投入物质资本，或投入人力资本，目的是获得单个主体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共同治理的逻辑正是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应将公司的适应性能力视作自身利益的源泉，进而发展到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配来相互制约。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主体的多元化，符合契约主体机会平等的基本思想和现代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因而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四
作为企业赖以运行的经济环境的一个最直接部分，治理结构确定了企业的目标，并提供了实现目标和监督运营的手段。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服务于企业的目标，当然也是由治理结构确定。财务管理目标制约着财务运行的基本方向，如果看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变化，不能适时调整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财务运行机制就不可能合理，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的效率。
在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带来最大化的财富。也就是说，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在股份经济条件下，股东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市场价格两方面因素决定，在股票数量一定、股票价格达到最高时，股东财富也达到最大，从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又演变为股票价格最大化。
股东财富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与本世纪50年代以前在西方根深蒂固的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比，由于它考虑了不确定性、时间价值和股东资金的成本，无疑更为科学和合理，有其积极的内涵。第一，对于额外的风险，要求有更高的预期收益补偿，忽略风险的差别将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第二，对于相同的投资报酬，现金流入越早其价值越大，忽略现金流入时间的判别将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第三，当公司可以通过一项新的投资提高盈利水平时，如果公司的股东用同样的资金在另一项风险相同的投资中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那么只要从股东的利益出发，公司的经营者就会投资于收益更高的项目。可见股东财富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相比，优点甚为明显：综合地考虑了风险因素，因为风险的高低会对股票价格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企业在追求利润上的短期行为，因为不仅目前的利润会影响公司股票价格，预期未来的利润对企业股票价格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不仅要提高公司利润，还要权衡股东资金的机会成本，不能因忽视相对比较而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显而易见，由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所决定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重视不够。随着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共同治理的治理逻辑则强调现代企业只有通过为利益相关者服务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从而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成了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在共同治理的逻辑下，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要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使企业总价值达到最大。这一目标考虑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或长期稳定发展。由于企业价值的大小可以用企业持续经营期间预期报酬（或自由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之和来表示，而折现率又与企业风险相适应，因而只有在风险和报酬实现较好的均衡时企业价值才能达到最大。
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比，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样充分考虑了不确定性和时间价值，强调风险与报酬的均衡，并将风险限制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而且它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第一，营造企业与股东之间的协调关系，努力培养安定性股东；第二，创造和谐的工作环境，关心职工利益，培养职工的认同感；第三，加强与债权人联系，重大财务决策邀请债权人参与，培养可靠的资金供应者，第四，关心政府政策的变化并严格执行，努力争取参与政府政策的变化严格执行，努力争取参与政府制定政策的有关活动。此外，还要重视客户利益，以提升市场占有率，讲求信誉，以维护企业形象等。显然，从经营者理财来说，以上利益相关者都能对企业财务管理产生影响：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通过表决决定企业重大经理；债权人要求企业保持良好的资金结构和适当的偿债能力，以及按合约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职工是企业财富的创造者，提供了人力资本必然要求合理的报酬；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公共服务，也要通过税收分享收益。正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构成了企业的利益制衡机制，如果试图通过损害一方利益而使另一方获利，结果就会导致矛盾冲突，出现诸如股东抛售股票、债权人拒绝贷款、职工怠工、政府罚税等不利现象，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损害了企业的价值。
五
股东至上的治理逻辑认为，股东承担了企业的全部剩余风险，因而也应享受因经营发展带来的全部税后收益，即股东持有剩余要求权。与债权人和职工相比，由于股东承担的义务、风险最大，从而享受的权利、报酬也应最大，即股东财富最大化。实际上，现代企业不只是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不能只强调股东才承担风险，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只强调相当大的风险，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就不能只强调股东的利益而不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债权人，由于现代企业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而使负债率大大提高，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与股东共同承担着财务风险；至于企业职工，由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复杂的脑力劳动越来越多，他们向企业投入了大量专用性人力资本，一旦企业亏损或倒闭，不仅面临投资损失，甚至会危及自己及家人的生存。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真正在企业中倾注心血的其实还是企业的经营者和广大职工，而许多物质资本所有者作为公司的股东常常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着"投机者"的角色，他们只关心市场上资本价差所蕴含的套利机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并不在意。如果投资的企业业绩不佳甚至破产，他们首先想到的也是"用脚来投票"，从而解除相关的利益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企业和发展，物质资本所有者，而且这种依赖性越来越强。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有来自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如果没有富有创新能力的经营者和一批忠诚的职工支持，即使要维持企业现状都难以做到。
鉴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地位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那种股东至上的公司治理逻辑必然要求转变，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也需要相应优化。只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护和合理的满足，才有利于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股东的财富也才能增加；而企业价值实现了最大化，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则都能有所增加。这样，在共同治理的治理逻辑下，公司财务管理达到了一种良性循环。
六
现代企业制度是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企业制度。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公司法》、《决定》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形成这样的架构：所有者通过法定形式进入企业行使职能，通过在企业内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保障所有者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形成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激励和制衡机制，并通过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决策程序和责任制度，使相互的权利得到保障、行为受到约束。
公司治理结构受到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和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一个标准模式。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构建既不能简单地移植国外的现成做法，也不能忽视已有的一些通用性基本原则，特别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共同治理"逻辑。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可能更应强调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职工的利益，如果将职工作为治理结构的主体，由于其在企业内部而较为容易地观察到经营者行为，从而将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难以监控经营者行为的难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资本流动使公司得以从更广泛的投资者中筹集资金。而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树立市场信心、鼓励更加稳定的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一项重要手段。公司能在多大程度上遵守良好的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日益成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许多国家已把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作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途径。近年来在金融市场的动荡中，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
当前，在明了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公司制核心的基础上，认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经营效率的一个关键要素，进而设置好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职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到财务管理目标因应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而变化，进而通过财务管理活动在企业价值的增长中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对于保持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没有一整套符合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一系列切合目标的科学管理特别是财务管理，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真正建立，我们的经济效益就不能稳定提高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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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瑞龙"应扬弃股东至上主义逻辑"（中国经济时报19999）
3王化成"再论财务管理目标（财务与会计19993）"
[关键词] 金融空间分布 产业结构 城市功能分工 空间逻辑
[中图分类号] F061.5， F06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3-0101-05
[作者简介] 陈刚（1989 ―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王苏生（1969 ―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学、区域经济学；韩雪，女，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研究方向：知识经济、空间经济学。
一、金融空间分布、产业结构变迁与
城市功能分工的空间逻辑关系
通过梳理金融空间分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国内外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影响经济时空演变的内在路径，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金融要素功能，这是指金融本身在经济运行中的角色，主要体现在金融属性上，包括从微观层面的个体风险偏好与投资行为、企业金融决策到宏观层面的货币供给、利息汇率等，都是影响经济时空演变的重要因素；二是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金融属性在发挥自身功能时必然带动其他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资源要素的空间流动会带动知识、技术的空间扩散，进而影响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活动。以往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因，在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产业要素的空间转移，以及知识技术空间异质驱动下的技术革新过程引发的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结构在空间维度的调整与变动，又逐步推动城市乃至城市群整体的功能分工演进。因此，本研究沿着这个思路进行拓展，尝试逐步厘清金融空间分布、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功能分工三者背后的空间逻辑关系。
（一）微观企业层面的逻辑基础
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功能分工的微观表现，都是通过企业的空间区位选择呈现的。在微观企业层面下厘清金融对企业的作用机制，是空间维度下探讨金融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变迁、城市功能分工的重要前提。不同于以往的金融发展、金融空间分布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本文首先尝试从微观企业层面来剖析金融对企业空间区位决策的影响机制，而且为了更加贴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将以往研究中的金融功能拓展为市场与政府两个部分，强调政府的调控干预对金融市场功能的重要作用。
金融功能的市场部分也就是以往研究中的金融功能概念，学者Levine（1997）将金融功能分为五大类，本研究在其基础上概括为四大类，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公司金融，投资。四大类的功能本质是统一的，即都是通过改变不确定性风险与信息不对称环境来对企业产生影响，而作用机制又主要分为两类，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产生影响；对企业的生产创新效率产生作用。金融的市场功能或者说市场属性，主要是发挥其抵御风险和畅通信息、削弱信息不对称的作用，风险问题就是收益问题，信息问题是交易成本问题，这都是直接与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相关的。如当下势头正盛的互联网金融，通过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手段革新传统金融业态，极大降低传统模式中的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要素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当前环境下的小微企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对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有很大裨益。
金融功能的政府部分，是以往研究较少提及却又影响深远的领域。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国家对金融的态度已经由大力发展金融向金融改革转变，经济新常态下尤其提防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当下金融功能的政府层面主要体现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改革；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监管；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制定的政策性金融服务支撑。金融功能的政府部分不仅可以直接驱动政策性金融要素的空间流动，还可以通过对市场的调控干预来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影响作用。
（二）城市空间层面的逻辑演绎
在分析金融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变迁和城市功能分工作用的空间逻辑之前，首先来看下我国2015年省级和广东省市级金融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如图2所示（未将港台地区数据录入，不作考虑）。不难发现，我国省级金融空间格局呈现很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金融业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和行政直辖市，整个东北、西北地区严重落后于东部、中部等地区。广东省市级金融空间格局同样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中山等珠三角城市，而粤东、粤北等地区金融发展明显滞后。
以往的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空间非均衡分布的动因与区域经济水平、发展阶段、区域金融政策、产业机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环境等密不可分，这其中政府的金融政策倾斜具有较大的解释力。据此，本研究开始从城市空间层面梳理金融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变迁和城市功能分工作用的空间逻辑。
改革_放以来，东南沿海城市吸引大量的资本投资（主要是外资、港资和台资）进驻，银行、招商局、外贸金融服务、金融咨询公司、各类投融资平台等各类金融要素在东部沿海地区迅速集聚。金融要素集聚产生的资本效益、投资效益、结构效益等经济利好效应，显著提高了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吸引了大批的制造业工厂、进出口贸易公司等企业主体进驻和成立。此外，这些企业的空间集聚同时给东部地区带来了国外工业、制造业的先进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金融集聚带来规模经济、聚集经济和范围经济，越来越多的企业（国企、民营企业）开始向先进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区域靠拢，以期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金融集聚下的企业集聚中心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吸附效应，这一过程直接促成初期的产业空间集聚、城镇化和功能分工过程，高效推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经济体量的大幅提升使得这些地区降低了对中央政府倾斜政策的依赖，且地方政府自身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发投入（科技金融服务等）营商环境建设等大力推进，显著提升优势地区的金融集聚力，加剧了东部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禀赋差距。与此同时，产业集聚、城镇化又会对金融要素的集聚产生反馈强化，促使区域内的金融深化，集聚区内的金融市场体系、服务体系、产品体系和组织结构日益多样化并逐步丰富完善，这就形成金融空间集聚的“马太效应”，加大优势地区与落后地区的金融差距，产生空间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和“循环累计因果”。从全国范围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东北部、西南部地区的金融差距在“马太效应”、“路径依赖”和“循环累计因果”的作用下，不降反升。优势地区在金融集聚作用下，产业结构由农业、手工业等主导向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转型，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化转型，催生出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特大城市群；落后地区由于初始金融政策性缺口导致区域经济效率低下，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资源源源不断地被优势区域吸附，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以及区域功能分工演进长期滞后于优势地区，这又反向加剧了金融要素更难向落后地区转移的不利形势，即使我国先后出台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重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政策性倾斜干预，都未能扭转落后地区的负向反馈强化路径。
再从东部沿海的内部来看，同样金融空间分布具有非均衡特征，整个区域呈现鲜明的中心边缘CP结构，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区是整个优势区域的金融中心城市。在CP结构后期中心对边缘的虹吸作用减弱逐步转向向周边扩散，城市的空间结构也随之向空间圈层结构演化，这一时期金融要素开始由中心区域向外扩散，带动资本、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向周边扩散。这一过程就必然出现部分企业集聚经济和部分企业集聚不经济；集聚经济的企业会强化当前区位选择，而集聚不经济的企业则面临区位空间退出或者通过一定的措施扭转集聚不经济的不利局面。选择不退出的企业则必须通过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效率或者生产创新效率来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转变集聚不经济到集聚经济，形成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如果转变失败、或者直接做出区位空间退出决策，产生企业的空间迁移，向周边地区扩散，形成产业空间转移。在金融空间流动带动作用下，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间的空间结构经历中心边缘结构向圈层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在城市内部和城市间也同时经历时空演变，且演化路径逐渐深化，继续推动城市功能分工。
在互联网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的带动下，金融新业态遍地开花，加速了金融空间联系格局的形成过程，原本地理空间角度的壁垒障碍在逐步缩减，企业投融资和区位决策的空间联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个过程的不断强化也加深了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加速知识、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联系流动，城市内部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力资本价格、土地要素价格的攀升形成了企业向周边转移的重要扩散力，万众创新背景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部分空间区位上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区位选择的集聚力。二者的综合作用促使企业掀起新一轮的空间区位选择浪潮，带动产业结构水平、纵向的变迁，最终推动城市、城市群空间结构逐步由圈层结构向复杂的空间网络结构转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金融空间分布、产业结构变迁和城市功能分工之间并非单向的因果逻辑关系，而是在空间演化过程中互为因果，循环累积。
二、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空间布局思路
通过空间逻辑的梳理，不难理解金融空间非均衡与趋于经济空间非均衡的循环因果关系，因此当前新常态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对金融空间布局提出了现实需求。要想打破我国金融空间分布的二元格局，探索破解“路径依赖”的政策制定方向，必须从空间逻辑演绎过程下手，寻找逻辑突破点。
图3是我国国家编制的公路、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网的组图，不难发现整个路网同样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特征，基本与经济空间格局、金融格局（图1）类似，东南地区的交通网络密集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尤其是远远高于西北地区。东南地区内部的交通网络格局要相对均衡得多，整个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网络格局，并未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当然有，但相对全国来说非均衡要弱得多）。顺着这个思路，本研究发现，全国省级金融空间布局虽然与具有代表性的广东金融空间分布格局一样，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但是全国城市空间结构却并没有像广东一样出现比较明显的空间网络结构。最直观的原因，在于全国范围的地理空间更广，发达地区城市与落后地区城市的空间距离要远大于发达地区内部城市之间的距离。空间距离的远近在经济层面表现为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产生的成本，当这个成本^高时，不利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为什么落后地区不能复制先发地区的金融倾斜政策而追赶？从金融空间分布的角度来说，虽然落后地区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视，获得类似倾斜的政策干预，但是由于先发优势产生的“马太效应”作用，经营管理效率、生产创新效率高的企业基本都迁徙到具有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范围经济的金融集聚区域，反观倾斜到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源要素很难达到先发地区的经济效率和收益，这就使得后发地区的金融倾斜被稀释了，落后地区的直接政策干预不能抵消“马太效应”对落后地区的虹吸作用，甚至出现越帮越忙的尴尬境地。
据此，要想尝试从金融布局角度探讨新时期协调发展的政策办法，必须紧抓以下两个层面，如何加强落后地区与优势地区的经济联系，缩短与优势地区的经济距离？如何推动落后地区企业的知识生产、技术创新和管理效率提升？对照这两个关键，本研究提出经济新常态下区域金融布局的大体思路：
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充性地加强落后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较大力度的财政金融支持，可考虑将东北、东南地区的基础设施过剩产能以政府购买（甚至于类似南水北调的战略思想，将过剩基础设施产能调至需求旺盛的落后地区）的形式，交付给落后地区提高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探索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设计，加快市场金融要素的入盘，以交通金融创新来带动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加快缩短落后地区与优势地区的空间通勤距离，提高经济可达性，降低空间成本，借此逐步改善营商环境，对冲资本原理的扩散力。
二是加大落后地区的信息通信提升投入，以信息技术代替地理空间的互联互通，缩短信息要素的空间距离，降低信息传播成本，畅通信息在落后地区与优势地区之间的流通渠道，降低信息损耗和不对称。可尝试探索在西部地区试点放开通信垄断管制，以政府科技金融支持的思路，孵化、培育部分符合条件的创新企业提供信息通信服务，并将信息通信交易与互联网金融深入结合，打开西部地区通信金融市场的大门，让市场来有效配置金融要素等资源，加快落后地区的信息技术追赶进程。
三是探索西部地区教育与金融的创新结合，吸引优势地区的教育资源以“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思维，尝试拓展教育金融产品创新，打破传统教育模式和观念，加速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对落后地区的带动辐射作用，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教育资源的严重缺口问题，提升西部落后地区整体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
四是尝试有条件地放宽西部地区部分金融管制，以“法无明禁即可为”的“激励信号”，鼓励民间金融资本和要素的崛起，进而降低当地企业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吸引部分优势区域的金融要素和企业进驻，优势地区企业的迁入具有正的外部性利好，可以为西部地区带来较为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这些通过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逐渐影响本地企业，带动整个地区企业经营管理效率和生产创新效率的提升，开始落后地区微弱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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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①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转变，不仅需要普通高等教育更好地引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需要成人教育引领在职从业人员教育再提高。面对经济新常态，如何反思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积极回应经济新常态提出的各种挑战，是成人教育抓住契机实现创新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一、新常态对成人教育的冲击与挑战
新常态主要是相对旧常态而言的。“所谓经济‘旧常态’是指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的时间段里，经济发展以高速GDP为导向(此阶段GDP年平均增长高达9.8%)，增长方式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价格的畸形扭曲为依托，以出口和投资拉动、货币放水为手段的粗放型增长模式。”②随着经济旧常态所依托的资源禀赋、人口红利、制度红利以及东方式特有的储蓄红利的不断消耗，中国经济发展常态转变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规律性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冲击和影响着成人教育，提出成人教育新要求、倒逼成人教育新质量、赋予成人教育新责任。
1.新常态提出成人教育新要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旧常态的需要，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片面注重规模扩张的阶段。与经济社会发展旧常态截然相异的新常态，对成人教育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要求成人教育及时反映市场需求。旧常态下的成人教育很大程度上仍然固守传统教育方式，它面向社会招生，但专业开设、授课方式、教育内容脱离市场需求，无法满足新常态的新要求。成人教育是面向市场的教育形式，它面向市场招生、面向市场办学、面向市场教育，并在市场化中谋求存在与发展。因此，新常态要求成人教育能够及时反映市场需求，在专业开设、授课方式、教材内容、学习方式、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与市场经济接轨，顺应市场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
第二，要求成人教育有效满足成人需求。成人教育是面向社会在职从业人员的教育类型，主要目的是提升社会在职从业人员的学历层次和技能水平，成人教育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都必须满足社会在职从业人员的实际情况，能满足他们的职业需求，缓解他们的技能匮乏，提升他们的职业素养。
第三，要求成人教育遵循成人教育规律。成人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不同，有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和教育规律，新常态要求成人教育严格遵循成人教育规律，根据生源差异选择教育内容，根据学员情况安排具体教学，走出一条科学的成人教育创新发展之路。
2.新常态倒逼成人教育新质量。新常态对成人教育的新要求倒逼成人教育新质量，要求成人教育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技能型、创新型、实用型人才。
第一，培养超前的创新创业意识。李克强同志在谈到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时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创新已经逐渐上升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人教育必须根据新常态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善于结合社会在职从业人员的职业特点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意识，引导他们的创新创业意愿，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
第二，培育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成人教育不仅是提升学历层次和专业技能的教育形式，面对新常态倒逼的人才质量新要求，更需要关注社会在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应该从教育对象的工作岗位出发，集中力量做好他们的职业道德素质培养工作。
第三，培训娴熟的专业技术技能。培训专业技术技能不是新常态对成人教育人才质量的新要求，而是对旧常态下尚未实现的旧要求的新重复。成人教育不能满足于提升学历，更要把关注焦点转移到促进社会在职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提升上，以满足经济社会对新技术、新技能的新要求。
3.新常态赋予成人教育新责任。新常态下成人教育不再仅仅是学历教育的补充，而应该承担起新的责任。
第一，成人教育有责任转变社会态度。旧常态下社会大众对成人教育始终存在较为严重的认识偏差，“劣质论”“补偿论”“替代论”“挤占论”“创收论”等错误认识是其中的典型表现，这些认识偏差严重阻碍了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新常态下的成人教育有责任通过转变办学模式、提升办学质量转变社会大众对成人教育的看法，在全社会逐渐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为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第二，成人教育有责任促进全面创新。与其他教育类别相比，成人教育与社会生活和职业工作距离最近，成人教育面向社会上从事一定职业的成年人，促进创新的实践基础最为雄厚，实现创新的实践意愿最为浓烈，突破创新的实践能力最为丰富。相对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成人教育的学生对创新创业有更强劲的动力、更直观的感触、更便利的条件，成人教育有责任把这些优势转化为大势，促进全面创新创业。
第三，成人教育有责任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普通高等教育只能培养未来的人力资本，成人教育作为促进已毕业、已就业、待就业、再就业的社会人员培训再提高的教育类别，有责任也有条件提升无法再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的素质，实现丰富的人力资源向高端的人才资源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二、新常态下成人教育发展的逻辑僭越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成人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构建了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型的成人教育体系。但是，在我国经济旧常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成人教育，也逐渐显现出一些不适应新常态要求的逻辑僭越现象。
1.成人教育学历逻辑对能力逻辑的僭越。学历教育和能力(技能)教育是成人教育的两大职能。随着经济转型和结构转轨，尤其是高等教育(含高职高专)连续扩招，三本学院、民办院校迅速发展，成人教育中学历教育需求相对萎缩，能力培训则成为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新增长点”。但是，目前我国成人教育尚未正视这种职能转变，仍然坚持以学历教育为主，尤其在某些高校的成人教育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各地广播电视大学、与高校联合办学的成人教育机构，仍然把全脱产、成建制的自考、网教、成考以全日制教育方式培养，普遍从初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把成人教育办成了普通高等教育，把非正式教育办成了正式教育，成人教育中的“成人”特色无从彰显。与之相反，最能体现成人教育特色、最能满足市场发展需求的各种中高层次岗位培训、新兴技能培训、职业能力培训、实用技术培训、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等能力教育未受重视，短期性、阶段性的面宽需广的教育形式缺少开发，“使成人教育本应有的功能、作用一直处于被丢失与被遮蔽的状态”③。成人教育发展中这种“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逻辑僭越现象，把本应成为成人教育特色的能力培训置于末端，屈居于日渐脱离成人教育范畴的学历教育之下，成为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
2.成人教育资本逻辑对教育逻辑的僭越。成人教育是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指导下的教育类型和教育活动，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表现为一种非政府行为，主要依赖社会力量办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这种特点往往使成人教育发展中的资本逻辑凌驾于教育逻辑之上，出现了资本逻辑对教育逻辑的僭越现象。具体来说，高校成立成人教育学院或继续教育学院并不严格遵循教育教学逻辑，而是受资本逻辑所牵引，开办成人教育的目的主要在于创收而不是教育，成人教育学生的学习生活不受重视，教学资源和优质师资得不到保障。其他社会力量与高校联合办学，招收自考班、成考班、网教班等成人教育形式，则把成人教育视为一种产业、一种投资，成人教育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投入都要按照市场投资行为预期其收益、评估其风险，经济利益成为举办成人教育的第一目的，培养人才则被置于附属位置。相比之下，成人教育的教育逻辑被遮蔽，如何按照成人教育规律举办教学活动，如何贴近成教学生特点进行教学管理，如何结合成教学生个性兴趣设置教育方式，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怎样使成人教育不被仅仅看作创收的手段和投资的行为，而被视为一种教育活动，实现从资本逻辑向教育逻辑的超越，成为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一大难题。
3.成人教育理论逻辑对实践逻辑的僭越。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可以归为理论教育，偏重课堂教学而偏废实践培养，重视理论认知而忽视实践锻炼。成人教育本来是一种能力教育、实践教育，它面向市场办学，必须满足市场需求，促进教育对象实践能力的提高。但是，我国成人教育仍然受这种逻辑僭越传统的主导。无论是自学为主的教育形式还是全日制集中授课的教学形式，无论是长期的学历教育还是短期的技能培训，基本上是以理论讲授为主，以教师讲授为中心，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术，对企业和成人都缺乏吸引力。同时，成人教育大多只是简单搬用普通高等教育教材，难以针对短线培训、专业技能培训编订适合成人学习特点和规律的专有教材;成人教育专业设置也与普通高等教育亦步亦趋，缺少有效针对成人教育特点的专业设置。成人教育理论逻辑对实践逻辑的僭越，导致成人教育理论性过强，成人教育与社会在职从业人员的教育需求严重脱节，难以培养出能够适应新常态的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三、新常态下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实践逻辑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成人教育如何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既关乎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也关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成人教育必须在各方面实现逻辑超越，以崭新的实践逻辑努力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1.逻辑先导：成人教育理念转变为先。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终身学习理念、学习型社会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但是，学习到底是为了学历(脸面)还是能力?教育到底是为了盈利还是服务?因此，率先实现学习目的和教育目标的理念转变是新常态下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逻辑先导。
第一，成人教育举办者从盈利理念向服务理念转变。成人教育是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排头兵”“火车头”，它面向市场办学，由社会力量办学，成人教育举办者的教育理念直接决定成人教育的资源投入。成人教育举办者应转变理念，始终站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高度看待成人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既从市场机制出发经营成人教育产业，又从成人教育规律出发举办成人教育事业，实现成人教育盈利性与服务性的双赢。
第二，成人教育从教者从灌输理念向引导理念转变。成人教育学生普遍是具有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人，社会认知能力较强，知识选择自主性突出，在成人教育过程中，他们是自主学习者，也是主动学习者，针对他们所采取的任何教育形式都必须是基于事实清楚、条理明晰、论证有力、引导有序的教育。传统的灌输教育只能引起成人教育学生的逆反心理，必须通过科学解释、积极引导，使成人教育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认同成人教育，自觉主动地接受成人教育，实现自我发展。
第三，成人教育求学者从学历理念向能力理念转变。“唯学历”观念在中国教育界仍然普遍存在，旧常态下众多求学者接受成人教育的最大目的在于提升学历层次。新常态提倡能力理念、提倡素质提升，应该引导成人教育求学者实现从学历理念向能力理念的转变，把继续求学的目的转向能力提升，通过成人教育弥补自己的技能短板，解决自己的能力缺漏，使成人教育真正成为能够促进成人学生综合素质普遍提升的有效形式。
2.逻辑主线：成人教育中心转移为要。旧常态下中国成人教育的社会认同度低、教育实效性不足，核心要件在于没有确立科学的成人教育中心点。成人教育应该以什么为中心，是理论教育为中心还是实践创新为中心?是学校教师为中心还是成人学生为中心?因此，成人教育中心点的顺势转移是新常态下成人教育实现创新发展的逻辑主线。
第一，成人教育从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移。在成人教育中，学生是有工作、经验丰富、自主性较强的成年人，他们身处社会之中，受多重、复杂社会关系影响，对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成人教育实现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从招生到管理、教育都要贯穿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随时根据学生需求调整专业设置，按照学生职业需要和生活需求编订教材内容，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安排日常管理，使成人教育能够真正体现教育规律、满足学生需求、贴近学生实际。
第二，成人教育从学校中心向社会中心转移。成人教育本意是面向社会办学、面向社会招生，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也由社会力量进行监督。但是，当前的成人教育基本上仍然是关起门来办教育，失去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排头兵”和“火车头”，担负着对已毕业成年人、已就业成年人、待就业成年人、再就业成年人提高再教育的任务，成人教育必须从招生、办学、专业、内容、教学、管理等各个环节上都面向社会，尤其是专业设置、培训类别、教材内容、授课方式都必须根据社会需求来灵活安排，始终坚持把社会发展需要作为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成人教育从理论中心向实践中心转移。成人教育学生大致遵从从工作到学校的学习路径，他们花费时间、金钱、精力学习的最主要目的是解决职业技能不足、已有知识落伍、新兴技术疏离等问题。这要求成人教育教学必须始终坚持“三个导向”的教学模式，严格按照问题导向、现实导向、需求导向开展教育教学，通过问题导向为学生解疑释惑、通过现实导向使理论知识与生活实践相结合、通过需求导向满足成人学生的实践要求，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
3.逻辑要求：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转型为基。成人教育是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的教育类型，能否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按照市场规律办学，面向市场需求招生，是成人教育能否在新常态下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成人教育在传统的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基础上，适应市场需要，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是成人教育实现创新发展的逻辑要求。
第一，面向市场，拓展成人教育空间。市场化运作需要成人教育转变“等、靠、要”的传统思维，自觉遵循市场规律，主动参与市场竞争，面向市场求发展;需要面向市场寻找成人教育创新发展的契机，始终遵循市场需求调整成人教育模式，随时根据市场风向调整成人教育经营策略;尤其需要面向市场转变成人教育治理结构，创新成人教育培养方式，不断拓展成人教育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
第二，适应市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成人教育是以工作为导向、以市场为标尺、以能力提升为生命的教育形式，只有积极适应市场，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成人教育才可能实现创新发展。为此，成人教育需要培养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的人力资本，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需要强化各种技术技能培训，更加关注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及时性，与各类型企业合作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满足各级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对新晋工作者的技能要求;需要针对市场需求开办类型丰富、扎实有效的培训班，满足成人提高再教育的教育需求。
第三，依靠市场，促进成人教育转型升级。成人教育需要依靠市场引入社会资本，扩大成人教育投入，提升成人教育市场竞争力，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在市场规则内打造成熟、健康、具有竞争力的成人教育品牌，逐步培育出有特色、有实力、有口碑的成人教育培训机构;需要依靠市场引入社会监督，把成人教育从招生到教育再到管理全过程置于法律法规、大众舆论、市场评价的监督下，依靠社会监督倒逼成人教育转型升级。
不过，创造奇迹的逻辑是什么？将怎样演绎下去？应该要反思一下了。
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而经济总量增长中投资增长的占比过高，居民消费的占比过低，大约在37%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占比一般在70%左右。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行政体制决定的。
中国本世纪以来，每次的5年规划都把GDP年均增长率的预期目标设在7.5%以下，说明最高决策层完全意识到经济增速过快会导致诸多问题，而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那么为何这些目标最终难以实现呢？
这或许是因为GDP增长率目标属于预期目标，故各地方政府不像对待节能减排、计划生育等约束性指标那样来认真对待。
由于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等资源，还有下属国有企业、银行渠道等，以及给予不同税收水平等权力，这使得地方政府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导区域经济的主角。实质上，可以把地方政府看成是大型企业集团的CEO，而市场经济国家的地方政府主要职责是维持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就业和缩小贫富差距，故而更像一个福利院院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过去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投入一直严重偏低，也可以解释为何各地的GDP增速一直居高不下。
若把地方政府当成企业，那么，它的投资增长率、营业收入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等与一般企业相比就不再高得离谱了。更关键的是，它是一个准企业，没有利润考核要求和资产负债比率限制，于是借钱扩张、大兴土木、铺摊子就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行为。
因此，中国经济高增长之所以能持续那么久，其实有它的体制逻辑，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尽管所谓的高增长奇迹至少在过去10年中并不是最高决策层希望看到的，因为这已经导致资源的过量耗费、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过高以及教育、医疗等长期投入不足等问题，但如果不从体制上入手去改变它，那么，即便再过10年，中国经济还将保持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将依然遥遥无期。
不过，触动经济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因素也在不断累积，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资源支配能力在削弱，如地方融资平台的巨额偿债高峰即将到来，同时，由于房地产的低迷让土地出让收入减少，而经济减速又将减少财政收入。此外，社保等民生方面的财政支出缺口日渐扩大，也将倒逼政府调整支出结构。从今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基建投资的增速下降最为明显，表明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资已经开始增加了。
中医的哲学基础是阴阳理论、五行学说等，相对缺乏实证研究和逻辑推理过程。同样，儒学的哲学基础也是阴阳五行，讲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英政治，讲究人治，不习惯从体制机制中找答案。
这种延续几千年的思维习惯，导致至今中国还是偏重于通过普及精英思想来实现远大目标，而不是通过逻辑分析来获知不同制度模式下个人和群体的不同行为。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本身就是制度重新设计的结果，即改革开放、包产到户，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制度或面临再一次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