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1 11:53:26
关键词：网络；信息技术；生产方式；变革；影响
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浪潮的推动，技术革命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发展的历史，逐渐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正被新技术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种影响与变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变革，使社会经济呈现出新的经济形态，面向数字化与网络化发展；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信息传输与获取方式，还改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模式，推动了社会经济与组织的变革与发展。文章通过详细分析了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于影响，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1 人类生产方式的内涵与作用
1.1 生产方式的内涵
生产方式指的是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是一种生产力因素的结合形式，需要交换形式与资源配置的结合才能实现其作用，生产方式具有社会属性与物质属性，分别表现在社会生产与物质生产两个层面。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性质的决定因素，而物质生产方式是通过社会生产来表现的。社会生产形式是社会范畴的方式，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与技术属性。技术属性指的是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社会属性指的是分工协作的程度，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才能发挥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与效果。
1.2 生产方式的地位与作用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纽带，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必须依据生产力选择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会影响生产资料的消费与分配方式，决定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传导机制。生产方式会对社会变革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实现对上层建筑的改变。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信息网络对传统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逐渐向网络化与社会化过渡，推动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2 信息技术革命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影响
2.1 劳动方式的变化
劳动方式是物质生产方式的主要因素，信息技术革命通过改变生产技术条件与生产形式两方面对劳动方式产生影响。信息技术的重要特征是互联网，而互联网是在保证个体独立的情况下实现信息共享的方式，互联网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利用，促进了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为生产技术与工艺提供了现实动力。
技术条件出现变化的情况下，信息技术改变了社会生产组织的格局。传统生产组织方式效率较低，逐渐暴露出反应滞后等缺点，为了适应信息化的生产发展，出现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实现了企业内部信息的纵向传递与外部信息的横向连通。信息技术革命打破了信息资源传播的固有格局，提高了社会劳动形式的专业化，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2.2 生产形式的变化
信息技术主要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对对生产形式产生影响，资源信息流动是资源优化的基础条件，提高信息获取的准确度与流动性能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互联网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在信息传递上能保持信息的及时性与全面性，网络应用的普及突破了用户间的信息流通障碍，推动了信息自由化、合理化的发展。受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市场危机的影响，我国开始重视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相关部门通过信息网络掌握全面的信息，从而实现科学的干预，为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
2.3 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变化
生产的社会形式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典型判定标志，在信息网络发展的今天，信息和知识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者从消耗劳动力过渡到脑力，信息转化为资本的现象比较普遍。生产资料与劳动者间的交换不再通过资本的环节，使生产资料与信息的流动面向社会化、自主化，因此传统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现象逐渐弱化，对立的经济矛盾也逐渐减少。信息网络时代的生产方式变化较为明显，但这种变革并没有克服资本经济的本质缺陷与内在矛盾，但不同程度地缓和了社会矛盾。
3 信息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信息网络的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日新月异，对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提高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信息技术为科技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助于推动科学技术转化生产力的过程，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人们可以借助网络掌握最新的经济与科技动态，开辟了科学知识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平台。信息技术形成的信息网络有助于企业与院校之间的联系，搭建了科研机构与社会的联系桥梁，有助于将最新的科研成果直接转变为渠道生产，加速了我国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为实现我国经济与科技的全球化贡献了力量。
信息技术革命提高了我国生产社会化程度，为资料公有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率，有效增强了就业与协作的联系，促进了社会化生产的实现，顺应了社会生产的客观要求。信息网络增强了经济市场活力，促进了社会市场化的进程，能有效促进企业组织管理的创新与改革。信息信息技术革命还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4 结束语
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从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两个方面对人类经济生产产生了影响。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了科学技术转化生产力，有效地提高了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将实现时代性的跨越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世琦.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D].沈阳师范大学，2015.
[2]田彬.互联网技术革命视域下的人类生存方式变革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14.
[3]宋伟.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企业组织结构创新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3.
[4]张冠文.互联网交往形态的演化[D].山东大学，2013.
现代科技发展的角度论述了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发展，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密不可分的。求学网论文网为您编辑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影响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一、现代科技革命历史沿革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发生过多次科学技术变革。但在古代，科学尚处在萌芽状态，比较原始和零散，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到了近代。科学技术才真正开始系统而全面的发展。16世纪中叶，哥白尼发表了巨著《天体运行论》，提出太阳中心说，从此了科学技术变革的开端。
第一次科技革命始发于18世纪中叶，以伽利略、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为背景，纺织机械革新为起点。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工业生产实现了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转变。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改变了整个工业的面貌，并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在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从而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以电磁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的提出为主要内容，以热力学、电磁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为骨干学科，推动了近代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数学、物理学、电磁学、热力学、光学等学科的诞生或发展，开创了一个科学的世纪。随后在世界范围内以电力技术为先趋，迅速发展和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化工技术、钢铁技术、内燃机技术等其他技术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次科技革命导致了人类活动更加依靠科学来指导，从而诱发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的产生。现代科学是以物理学为先导，以现代宇宙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软科学的产生为主要内容。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相互渗透形成交叉学科为特征的又一次新的科技革命。
现代技术革命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在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与遗传控制技术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高速公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外层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领域里的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强大浪潮正冲击着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数学科学的发展，不但对物理学等基础学科产生推动作用，对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出现了管理过程学派、经验学派、人类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等，又盘根错节、争芳斗艳，形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 能源互联网 数字化制造业 挑战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制造：第三次工业革命》专题报告，论述了当今世界即将面临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化革命。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对世界制造业和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著名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主要论述了互联网技术和新能源结合，而形成的能源互联网产业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尽管学术界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划分还没有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悄然来临。
一、工业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演变过程梳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正是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的社会生产力。
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两次工业革命都是以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而催化出来的。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革命”，使人类从手工时代进入蒸汽时代，实现了生产机械化。随后欧美等国相继发生并完成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大工业所取代，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轮船、火车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以及通讯设备的相继出现，长途运输变得更加方便，各大洲的贸易来往也日益频繁起来，国际性的贸易因此开始形成。在此期间，英法等国的国外贸易均实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包含却不限于经济贸易上的增长，它对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次工业革命，使得包括农、畜、渔、林业的第一产业的比例下降，而以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再到19世纪末，以德、美为中心，发生了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电力技术”的出现使欧美国家开始了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和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更大发展，一些重工业部门如电力、石油、化学等工业迅速出现和发展，使工业结构发生变化，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这一时期的世界贸易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1870～1900年，世界贸易总额增加了约1.6倍。与此同时，这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尤其是以运输、商业、金融等为内容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至此，由前两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以机械和电力等基础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拓展和延伸，先后催化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随后，虽然以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先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他们对社会经济以及产业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否大到足以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的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
二、工业革命与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浅议
在对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梳理中，我们能够发现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三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概念，还是各自有着本质的区别呢？
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在英文中同属于一个词——industrial revolution。只是译成中文，才出现了这两个词。其实在研究国外关于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著作时，也能发现，二者虽然在英文里同属一个词，却有着不同的意思。从历史渊源角度，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的确是以工业革命为特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产业革命称作工业革命确有其合理性。因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二者不管在内容还是在范围上基本是对等的，不过这也只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产业革命的概念范畴明显大于工业革命的概念范畴。张越发在《工业革命新探》和《有关工业革命开端问题之我见》中，通过相关资料和数据的研究以及对工业革命开端的度量，证实了工业革命就是工业化。对于产业革命，钱学森教授是这样定义的：产业革命就是生产体系组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飞跃变化。在这里，产业革命的外延明显大于工业革命，它不仅包括工业革命，还包括农业革命、服务业革命、信息业革命等，又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化。工业革命只是产业革命范畴内更细的一个概念，它所涉及的是 “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产业形态的变化。产业革命的内涵正在不断地扩大，包含却不再限于工业革命。此时，再把产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等同起来，明显缺失了准确性。
在研究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发现，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开端都是来源于科技革命的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诞生是以蒸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引发的。同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诞生是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引发的。可以说，科技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引线，是它的前提性发生，才会导致工业革命甚至是产业革命的发生。不同于工业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概念，科技革命是指科学技术系统基本特征的原理、结构、功能、规范的根本性转变，表现为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方面的重大变化。有人形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革命也是通过影响和作用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而形成巨大的生产力（这种影响和作用使生产力得以内涵式、几何倍数的扩大），促使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产生重大的变革，当这种变革积累到一定程度，由量变到质变，便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甚至产业革命的到来。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对学术界已有的关于工业革命维度的划分，我们可以判断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继传统定义中的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爆发。
有部分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四次科技革命：第一科技革命又称为“蒸汽革命”，人类从手工时代进入蒸汽时代，实现了机械化工业生产；第二次科技革命又称为“电力革命”，人类实现了电气化；第三次科技革命又称为“电子革命”，实现了电子化；第四次科技革命又称为“信息革命”，也是我们当下所处的信息化时代。同样，在世界产业经济周期性变动的两百年里，有以纺织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以钢铁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有以石油、重化工及电力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有以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在对这些关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信息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纷纷进入“后三次”时代，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却迟迟没有到来？其实通过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梳理，可以得到答案，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以电力革命为开端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只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期，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工业阶段，与其说是正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如说是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末端。以电子和信息革命为特征的第三次、第四次科技革命并没有在技术层面和工业基础方面积蓄足够的力量来催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反倒，只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后期，再次实现了产业经济的变化。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轮番上演的情况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却迟迟没走上世界经济的舞台。
新一轮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接连发生，互联网技术、智能电网和新能源技术的不断成熟，新型产业和相关技术的再一次结合等等，这些都在技术、社会、经济等层面酝酿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的条件。纵观世界经济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成为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田野.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J].决策，2012（7）.
[2]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关键词：科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系统外包HER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由于科技的发展、市场范围和种类的扩大，对大规模组织的强调、日益增加的劳动分工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科技的发展，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已经多次带来了明显的转变。
科技发展对人员管理影响的历史考察
在科技革命前的历程中，生产力水平低下，信息传播途径闭塞，手工技术生产相互之间的学习、借鉴比较困难，科技创新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所以，这个阶段的科技对组织形式以及人的管理影响不大，变化周期比较缓慢。自从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组织变迁越来越受制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几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导致了组织的一次大变迁，组织的每一次变迁又导致组织对人员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操作，其结果是使人的体能获得了解放，相应地，组织对人的管理方式也由原来那种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提高劳动效率的管理方式转向雇佣管理。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大生产的出现，使得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早期雇佣双方之间家长式、宗教式或者部落式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规模组织和机械化大生产淡漠、疏远了双方之间感情纽带。在利益、工作环境和劳动保护等方面渐起纷争，工厂成为了冲突和暴力的场所。控制和安抚是这个时期人员管理的主要特征。
第二次科技革命始于19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的发明发现和使用为特征，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核心。第二次科技革命后，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劳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结合程度对生产的影响日益明显，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以泰罗为首的科学管理学派和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直接导致了人事管理的产生。人事管理强调以“事”为中心，人员管理活动是被动的、反应性的，但这种机械式的组织管理方式是与当时科技发展下形成的企业组织方式相一致的。
现代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现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领域里的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强大浪潮正冲击着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面对科技不断创新、顾客需要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纷纷进行变革和再造，频繁的变化使得“事”不断变化，只有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活动才能主动应对变化、适应变化，抓住变化中的市场机遇。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甚至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成为了理论和实践的主导。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技术之间、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因而，带动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实践的转变。
科技发展对工作系统的影响
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经济社会的很多领域内，我们对科技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科学技术曾是我们用以减少人类辛劳、提高生产和获得更好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但近来有人对这种看法产生了怀疑，而且开始强调科技“进步”的消极方面。所有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是在不同的时期、阶段两者的势力对比处于不同的状态，因此，科技发展对工作系统的影响也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科技与工作系统之间的适配关系，成为了融入和利用科技成果的关键。科技对工作系统的体现在三个方面：科技是组织决定所要求人力资源投入的重要因素，间接地讲，它是人力资源素质的重要因素；科技是组织结构和程序的某些总特点的决定因素；科技是单个或者群体工作设计中的直接决定因素，因而是社会结构和准则的间接决定因素。
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科技对组织结构具有直接的影响。科技发展与组织中的多种特性相关：组织命令——控制层级的长短；管理人员的管理跨度；组织人员之间的比例关系；甚至组织的薪酬成本比例等。研究表明，在不同的科技发展水平下，不同类型的组织都有一个最佳的结构。科技革命一度使得企业的组织结构不断扩张，各种巨型组织不断形成，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的组织结构又开始不断缩小。
对组织社会心理系统的影响
科技以多种方式影响着组织中的个人。科技是确定任务和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工作群体的大小和构成以及与其他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相互作用的范围等，往往都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科技影响组织中人的各种作用和身份地位，同时，对每个员工的认为的具体设计具有重要影响。
科技的变革会引起人们工作的不安全感和忧虑感。科技进步的加快，导致员工知识、技能半衰期的缩短，社会对不断学习、更新技术的要求提高，严重影响了人们在工作中的安全感，对生存、发展的忧虑逐渐增大。对管理系统的影响
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知识不断专门化，致使组织内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深入，职能分工更加细致，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知识、技术要求不断提高。传统管理系统的基本关注使将活动分解或分割开来，以便由各分系统完成，但是，科技的加速发展，管理系统的重点发生了改变。随着复杂组织中的差异性的不断发展，各个职能之间的合作问题成为了发展趋势，创新要求各个专业之间知识的碰撞和共享，竞争要求各个职能之间更加灵活、快速的协作反应。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对科技的迅速引进、吸收，导致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呈现出跳跃式发展趋势，形成管理水平极其不均衡的态势，管理理念、操作方法、基础平台方面千差万别。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尤为强烈，站在总体的角度上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单的归纳。
思维方式的转变
人力资源管理呈现两级分化趋势。两级分化趋势是指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职能得到加强，需要更多参与到组织的战略决策中来，共同寻求人力资源与其它资源之间的整合；而事务性职能更加弱化，很多职能比如招聘、考核、人员配置等会更多由直线部门负责人承担。结果，人力资源部门要么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升，更加积极融入到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以客户服务的理念进行管理操作；要么人力资源部门就会弱化甚至消失，战略职能由高层管理人员承担，行政事务工作由直线部门承担。前者更多出现在我国本土大型企业中，而后者多出现在外资性质或者民营企业中。
人力资源管理在科技发展引发变革中的作用。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导致科技的学习、共享更加方便，各个方面的创新活动更加活跃，变革也就成为组织中的常事，并且变革的周期越来越短。人力资源管理顺理成章地负起了变革的发动和管理的责任，利用各种心理激励和社会互动方法，规划变革进程，引导雇员的态度和行为。
管理的对象向知识和能力倾斜。我国的人员管理一直重视资历、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影响下，正在向人职匹配迈进。但是，随着组织发展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增加，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也会发生转移：由强调人职匹配向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能力倾斜，这是全球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思维方式又会被置于多层次的转变发展之中。
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外包是指依据双方签定的服务协议，将企业人力资源部分业务的持续管理责任转包给第三方服务商进行管理的活动。这是科技推动专业化分工在组织层次的体现，“回归核心”不仅是组织战略决策，也是企业职能战略决策，企业会逐步把不涉及企业机密、要求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程序较繁琐和经常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外包出去。外包业务需要遵循一个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为公司业务服务：企业核心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即有关公司文化建设、机构设置、核心决策等事项不能外包；只要是常规事务性的工作都能够外包。
基础平台的升级—EHR
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创新的生产工具和运作平台，在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平台得到了升级，EHR成为了国外先进公司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国今后发展转变的方向。
EHR（Electronic－HumanResource）即电子化人力资源，是将先进的技术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为企业建立人力资源服务的网络系统，使人员管理流程电子化。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能将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通过数字化的信息系统与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大幅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在我国企业人才战略实施中的功效会更加明显，理解并运用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中所蕴涵的管理理念，将会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操作技术的转变
招聘。招聘是在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下为企业引入合格人才的活动，招聘活动将从现在的岗位导向标准向重视潜力、发展转变，内部招聘更加受到青睐，招聘渠道更加丰富，招聘、猎头公司在未来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
培训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会更加重视培训开发活动，特别是对组织所需的专用知识的培训力度。科技带动技术价值的提升，企业培训开发的潜在收益与成本的比例增加，企业在培训开发投资上的积极性增强。另外，培训开发也是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有效手段，从总体上还会降低企业的人员成本。
员工援助计划。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和水平，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有所控制和伤害。在我国，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对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关注是比较高的，但关注的重心主要是个人道德和家庭伦理方面。随着科技影响的加大，系统的员工援助计划将会得到广泛发展，特别是基于工作变革的员工心理和情绪方面的专门咨询活动，在我国今后人力资源管理中将会占有较大的比重。
能力工资。科技的发展，使得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增加，创新对于市场竞争和利润增长的意义重大，组织对能力和人员之间的结合和更新程度要求增加，因此，薪酬制度将会从以职位为基础向以能力为基础过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两者的结合。
【关键词】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4-0214-02
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是生产工业化的主要阶段，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以大规模的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发动的鸦片战争，改变了古老中国的历史命运。千百年不变的农耕文明，其基石在大机器的碾压下一点点发生松动。许多有识之士兴实业，中国近代化的征程开始艰难起步。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政治跌宕起伏，社会文化剧烈变迁，工业文明迅速改变着中国城市的面貌，也使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且程度进一步加深。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造成中国长期贫困落后的局面。
2.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运动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的爱国官兵和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英勇抵抗，特别是三元里人民进行自发的抗英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影响深远，为后来的人民反侵略战争提供了借鉴。
3.中国的新思想萌芽
受工业革命影响，魏源、林则徐等地主阶级开明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
4.中国近代化起步
地主阶级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那时，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电力的广泛使用，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汽车、飞机的问世，缩短了人们旅行的时间，使出行更加方便；电话、无线电报的发明，加强了世界的联系。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享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1.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中国人民的抗争和探索
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等。
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甲午战争后签订《马关条约》，使外国在华投资设厂合法化。列强竞相对华输出资本，加剧经济侵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这是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4.中国近代科技进一步发展
西方列强的侵略，客观上也传播着进步和文明，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充满着发展与创新的机遇，都是受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的影响。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成为了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将人类千年的缓慢增长推进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来。
三、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启示
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都是令人感到意外的。尽管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都有著作诞生，却无一人能够成功预测现代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我们要谨慎对待当前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各方意见。
有人担心工业革命中的“革命”一词被过度使用了，认为历史的衍变实际比GDP数据要平缓得多。但是，革命性技术（不仅仅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技术）――通常被称作通用技术――确实催生了一系列发明创新。在这一过程中，固守传统技术的国家逐渐落后于掌握新技术的国家。而如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已经从最初技术革新的追随者成功蜕变为当前整个新技术革新发展中的重要领导者。
尽管预测未来并非易事，一些相关政策，比如鼓励教育和科学发展，以及不为技术创新设置障碍等，都为准备进入新一轮技术革命当中的国家创造了机遇。中国培养了大批经过高度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吸引了大批外国研究和发展的资金。中国科技发展逐步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保证科技产品的高质量将是其不懈努力的方向之一。
无论下一项革新技术具体是什么，它都会将人力、思想和材料聚拢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技术将继续成为通信基础设施的中心环节，任何阻碍互联网接入的限制都会抑制创新的发展。但在重视互联网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因此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停止对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中国在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值得赞赏。
参考文献：
[1]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
[2]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
关键词：现代化；技术理性；科技理性；法律规制；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4-0060-03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的大发展，并业已成为人类获得财富的有力武器。及至今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立国、兴国之本。但与之同时，技术理性危机导致的技术异化，也使得人类生存日益受到技术负面影响的威胁，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技术社会的一个病态表征，是亟待人们去破解的一个突出难题。在当今科技与法律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面对技术已统治了我们的时代并由此带来种种弊端甚至灾难的现状，减少乃至消除技术理性危机导致的技术异化，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的协调机制，应是科技与法律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诉求。
（一）
21世纪，随着人类跨入以智力文明和知识文明为表征的现代化的新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因之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这个新的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1]其一旦运用于实际便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其强大的力量重建我们的自身、我们的体制乃至我们的世界。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技术产生的结果越来越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社会，其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转化为社会、环境、法律、伦理和生态等问题。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科技与法律的现代化发展无一例外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科技发展的历史告诫我们，每一场新技术革命总是利弊共存的。科技虽然已经成为人们崇敬、赞美和依靠的力量，观其巨大效益令人振奋不已，但思其潜在危险也使人不寒而栗。21世纪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科技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这虽是一个迷人的科技时代，使我们能尽情分享着科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危险、误区和特殊的游戏规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较复杂的技术社会实际上是脆弱的，容易毁于意外事故和人为的破坏活动，毁于来自外部的攻击和来自内部的价值改变。”[2]这正为历史的发展所不断印证。科技的发展攸关人类的生存、发展状况，甚至关乎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当今世界正经历着一场从物理学和化学时代转变到生物学时代、从工业革命转变到生物技术世纪的伟大的历史变革，这一切很像是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协议。一方面，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全无准备地面对着技术带来的机遇、挑战和风险；另一方面，人类利用新技术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力量越大，人类为其破坏甚至毁灭生态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因为，“尽管人类在技术的帮助下不断提高生存能力，从而使我们社会的物质生活前所未有地丰富，但技术无规制地发展却造成两个可怕的后果：一是对外在自然的破坏。人口持续膨胀，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迅速蔓延，生态日趋恶化，以及核能技术的非和平利用，计算机网络犯罪，克隆技术的无节制发展，都使人类自身面临极大威胁。二是对人的内在自然的限制。科技把人类对社会财富的追求内化为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准则，进而形成了技术统治下的社会意识。科学哲学家甚至还把技术称为技术时代的意识形态，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无所不能的终极力量的思想称为技术理性。”[3]随着这种技术理性危机导致的技术异化现象的不断严重，科学技术有可能演变成为一种危害人类的可怕的潜在力量。而一旦我们直面这一未曾遭遇过的困境时，不仅“我们将会为此付出何种代价”这样恼人的问题就此缠绕着我们，而且将迫使我们在心灵的最深处不得不认真思考和衡量科技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技术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无法证明自己目的的正当性，即技术理性所引发的问题是不能够从科技的本身得到解决的。以生物新品种的开发和应用为例，其在为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生态危害，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正由于此，在技术已经统治了我们的时代并带来了种种弊端甚至灾难时，法律就增加了对技术统治进行规范和限制的使命。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具体的科技领域（主要是技术领域）势必产生一系列对该领域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规则，而科技发展也势必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诸多具体的影响”。[4]在当前这样一个高科技时代，法律对高新技术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是因技术的进步减少了，而是随着技术能量的聚集和技术本身的突飞猛进加强了，并且这种作用和影响还将不间断地发展下去。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衰竭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在提醒人们要用法律来防止科技成果的消极作用的同时，还要求人们用法律来制止有可能危害人类社会的科技成果的研究和开发。因为科技发展本身是忽视其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和后果的。“当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时，我们总有可能诉诸人所固有的理性，通过法这一和平的秩序，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5]73正由于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基因初次探明时，美国就曾对基因实验作过相当严厉的法律限制，若干年后才逐渐放松限制。及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禁止利用政府资金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改造人类遗传特性的实验。美国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出于对这项技术的安全性的考虑；二是转基因技术所面临的伦理道德和有关法律问题。其意在于使科学研究和应用走上理性和规范的轨道，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于人类。纵观全球科技与法律的历史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法律理论的发展进程是与科技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进程相一致的，在科技影响社会日益深广和社会影响技术日益显著的背景下，科技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分支和法学学科正日益崛起。尽管在不同的区域或国度，科技与法律变革的过程、特点和目标有所差异，但作为一种模式和样态，现代化无疑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基本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高度分化和整合的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法律对社会的引导和控制已成为对科技的引导和控制，减少或消除技术理性危机导致的技术异化不仅是科技与法律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已成为科技与法律现代化本身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和标志。
（二）
现代科技对人类生活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和影响。21世纪，伴随着一个伟大工业时代的逐渐逝去，另一个伟大时代的痛苦业已到来。对此，里夫金在其所著的《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中说：“有史以来，人类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全无准备地面临着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机遇、挑战与风险。今后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会发生比过去1000年还要深刻的根本性变化。到2025年，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可能会生活在一个人类从未有过的、与过去和现在都截然不同的世界。”[6]这一预言无疑是根源于技术力量的强大和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远而得出的。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确实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常“被自己的能动作用和很快得到的成功而冲昏头脑，他们并不了解，为了当前的利益却要在未来付出重大的代价。他们在集中依靠科学技术时，却忘掉了哲学、道德和信念的力量能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持久的鼓舞作用”。殊不知，“没有这种支持就会单纯依靠技术专长开辟前进的道路而不问走向何处。这样，人类的未来就完全无法预测了。”[7]有关于此，早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内的5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迈瑙宣言》中就反思说：“我们愉快地贡献我们的一切为科学服务。我们相信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之路。但是，我们怀着惊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这个科学向人类提供了自杀的手段。”[8]意即“在科技神话的辉煌和巨型想象面前，人文价值诉求者必得保持相当的清醒。因为说到底，科技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世界的价值归属问题”， [9]其健康发展离不开人文理性的导引。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从物理学和化学时代转变到生物学时代、从工业革命转变到生物技术革命的伟大变革，那种认为人类似乎只有不停地追求技术的进步，才能获得支撑其社会文明大厦的某种力量感的想法，其背后蕴蓄的非理性成分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的一个全新时代。新的技术革命在向我们展示充满希望和日新月异未来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消极后果，使我们未来的生活笼罩上某种潜在的恐惧。进化论学说向我们阐明，人类创造了历史，而创造历史的方式是从许多互相竞争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在这个多层面的和充满争议的时代，“科学的发展、新技术的运用，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和自然必须协调发展，人是自然的主人，更是自然的朋友，人要利用自然，更要爱护自然。科学家们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正在逐步渗入世界各国的公众意识，人们从生产劳动方式到日常消费方式都将遵循新的价值取向，遵循更为完善的行为准则。”[10]因此，在我们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关键的问题是明智和人道地利用新知识来造福子孙后代以及我们共同享有的地球。否则，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新的技术革命所引发的日益严重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的困境之中。
事实上，新技术革命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科学技术在社会化，而且整个社会也在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在为人类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可能会使人类丧失某些也许是更好的选择，甚至给人类带来某些潜在的、不可逆转的危害。正由于新技术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及影响的这种广泛性、深入性和不可预见性，致使科技法律调整的对象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极大地影响着法律调整的范围与方法，从而带来了大量交叉性、边缘性和包容性的法律问题。如托夫勒就提出：“一旦克隆人降临这个世界，必将引起数不清的道德法律问题：克隆人有无法律地位？是否可分割遗产？亲代豢养克隆人以备自己更换器官是否人道，是否合法？克隆出一万个爱因斯坦或希特勒会引发什么后果？如果某个工厂主克隆出十万个低智能人作为驯服的廉价劳动力将会是什么情形？”[11]很显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法律真空地带的出现，产生了一系列传统法律所不能调整的新型社会关系。与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现有法律理念的突破和法律的创新已势在必行。可以说，高科技的发展在大大拓展了法律原有调整范围的同时，其本身也成为了法律调整的对象。在新技术革命的催动下，技术化生存已经渗入到我们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甚至法律本身也带上了科技的浓厚色彩，受到了它的全面浸染。随着技术能量的聚集和技术本身的突飞猛进，新技术革命在对传统法律提出挑战的同时，对法律的影响也越加明显和直接，出现了“法律技术化”的趋势。其影响不仅是在动态中实现的，而且是在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过程中实现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高技术推动着法律的发展变化，并为之提供更为科学、严谨和有效的司法及执法措施；另一方面，法律也指引和规范着高技术，制止由于科学技术成果的失控或滥用给人类带来的灾害。随着技术理性的扩张，科技在成为人类自身克服其自然性的主要武器的同时，以法律干预、限制科技及科技主体行为的时代也已来临，并对科技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这是一个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目标，无疑将使得人类社会的科技与法律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
人类在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时，是受科学理性和技术理性引导的。但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代，技术理性与科学理性相比，已被人类过于强化，获得了极其凸显的地位。不过，如果我们作一历史考察，又不难发现，事实上，“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当代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探索活动，永无可言；但是对于技术，无论是古代技术、现代技术或者是当代技术，都要受到特定时代诸多因素的限制。”[12]108这是因为技术理性是与科学理性不同的一种实践理性，其受到价值理性一定的限制。技术的功能虽在于改造世界，其每一次突破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人类带来了某种新的发展机遇，但必须消除其异化症状，使技术理性控制在价值理性所希冀的范围内，因为技术理性一旦失去价值理性的监控，任凭其为所欲为，后果将不堪设想。质言之，在一个高科技辉煌与高科技人文忧患并存的时代，科技在人类社会中究竟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客观后果，只与其被人们掌握和运用的正确与否及准确度有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虽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尺，但“只有通过把科学技术的发展限定在安全的范围以内，进一步安全地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和面对由科技进步带来的安全问题以及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安全问题，通过给予个人、社会乃至全人类以必要的安全保障，人类社会才有可能不在人类自己的科学技术面前崩溃”。 [5]67因此，在科技与社会关系问题日益凸显的现代化背景下，必然要求我们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即既要满足当代的需要，也不能损害下一代的利益，使科技所导致的社会加速发展能够世代持续下去。[13]19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内涵来看，技术理性的本质内容就是工具性和操作性，要否定其工具性和操作性是根本不可能的。“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1]科技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一再向我们发出警示，在技术无限发展已经使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变的情况下，在人的命运与技术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引导和控制，最关键的已成为对技术的引导和控制。在人类走向高科技时代的今天，由于科学理性无价值判断能力，而技术理性又疏远了价值理性，所以高科技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呼唤走向一个新的人文时代。因为“没有相应的人文条件，就不可能有相应的高科技，在创造人文条件上的努力，也就是在发展高科技上的努力，建构一个理想的人文环境，就是在培植高科技健康成长的土壤”。[13]355也就是说，在我们当前所处的高科技时代，面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关系的失衡，必须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强调科学技术应用中的人文关怀，提倡技术人道主义，应该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许多科技史学家认为，16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大致发生了五次革命，包括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其中，第五次科技革命包括电子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两个阶段。目前，信息技术革命尚未结束。
既然过去五个世纪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而且科技革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演变趋势，可以预期，21世纪很有可能发生第六次科技革命。
一、可能发生的三大转变
科技革命是一个科技史学或科技哲学概念，迄今没有统一的认识。在本文里，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称。相对于前五次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有可能发生三大转变。
其一，方向的转变。在前五次科技革命中，两次科学革命主要发生在物理学领域，三次技术革命主要发生在技术科学和信息科学领域，属于物质科技革命或信息科技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有可能主要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或者以生命科学为基础。
从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的前沿需求角度看，21世纪的科技革命可能主要包括三次革命：信息革命、新生物学革命和新物理学革命等；从前五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结构看，第五次科技革命即将结束，新的科技革命将可能发生在新生物学或新物理学等领域；从目前的国际科技环境看，许多科学家认为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许多国家对生命科学的投入比较大。以上这些信息预示，第六次科技革命很可能发生在生物学领域，是一次新生物学革命。
如果说，前五次科技革命的重点任务是认识自然、改变自然和满足人类需要，那么，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重点任务将是人类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和适应宇宙环境，全面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可持续性和适应宇航时代的需要。通俗地说，前五次科技革命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第六次科技革命将主要处理人类自身的问题。这是科技革命的一种方向转变。
其二，结构的转变。前五次科技革命主要发生在某一个学科，或在几个学科领域分别发生。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可能发生在几个学科的交叉结合部。它将具有一种新的复合结构。
从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的前沿角度看，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可能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提供提高生活质量和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要的最新科技。它将可能是三大学科（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交叉融合，并主要发生在三大学科的交叉结合部，而不是仅仅发生在单一的生命科学领域，也不是分别发生在几个学科领域。
其三，性质的转变。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科技革命，因为它同时包含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三大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交叉融合，是一次多维复合的综合型科技革命，它的影响将超越前五次科技革命。
前五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现代化的前四次浪潮，导致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推动世界现代化的第五次浪潮，导致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如果它的预期目标能够实现，人类文明将进入“再生时代”，人类生活将发生质的变化。
二、未来人类生存的四种形式
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完成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一书中预计，未来40年里，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纳米科学、仿生工程和机器人学的结合，信息转换器、人格信息包、两性智能人、人体再生和互联网的结合，人类将获得三种新的“生存形式”，即网络人、仿生人和再生人，实现某种意义的“人体永生”；届时，人类个体将有四种“生存形式”。
第一种，与自然人相关的创新。根据健康状况，可以分为健康人和非健康人两类。首先，与健康人相关的创新，一般而言，科技可以拓展人的能力，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满足甚至创造新的合理需求。例如：信息转换器的发明，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息转换，人脑可以直接“知识充电”；高仿真的两性智能人的发明，将把人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其次，与非健康人相关的创新。例如，安全高效、无损伤和无痛苦的身体检测和治疗技术；重大疾病的诊疗技术，包括肿瘤、心血管和神经疾病等；重大传染病的预防技术；人体主要器官和组织的移植技术，人体组织、器官和肢体的再生技术等。
第二种，与网络人相关的创新。网络人，是指将来生活在网络空间的虚拟人或数字人。他是自然人的一个“网络镜像”，相对独立地生存在“虚拟世界”里。网络存在一天，他就存在一天；除非人为“删除”。这是未来人类个体生存的一种形式。当自然人体离开了世界，如果没被删除，自然人体的“网络镜像”还会存在，会继续生活，这是一种“网络化永生”。
第三种，与仿生人相关的创新。仿生人，是指具有自然人体的外观形体、肌体特性、性别功能和“人格信息”的高仿真智能人。仿生人的肌体采用高性能仿生材料做成，具有人类肌体的部分特征，他的身体功能可以参照真人设计，具有和多种其他动物学功能，他的大脑已经接受自然人体的全部“社会学信息”和“独立人格”，具有一定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
在很大程度上，仿生人拥有和自然人的本体一样的体形和性格特征，言谈举止都与本体极其相像。届时，仿生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再是通常意义的机器人。他是和本体分离的、独立存在的、独立思考的“人”，是本体生命持续延续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一定程度上，仿生物质体可以无限转换，仿生信息体可以无限传递。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就可以获得“永生”。这种永生不是虚拟空间的永生，而是真正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当自然人的本体化为尘土，自然人本体的“仿真体”还可以延续下去。
第四种，与再生人相关的创新。再生人，指具有自然人的全部生物学信息、社会学信息和人格特征的“复制人”。再生人的身体来源于自然人体的体细胞培养，具有自然人的全部遗传信息，他的知识和人格来源于自然人体的“人格信息包”，具有自然人的全部或绝大部分社会学信息和人格特征，他看起来是自然人的一个“复制体”或“新生体”。在某个时候，自然人选择采用“人体再生”技术培养一个“复制体”，在恰当时候把自然人的“人格信息包”的信息转移到“复制体”的大脑中，于是，“新生体”就像是自然人获得的“第二次生命”。当自然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再生人的“新生体”会继续生存；一代又一代传递，下代继承上代的知识，并继续前进。
健康长寿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依据现有科技，这种梦想是很难完全实现的。生老病死是生命的一种本质特征，自然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提供三种形式的“人体永生”，包括网络人的“网络化永生”、仿生人的“仿真性永生”和再生人的“复制性永生”。迄今为止，依靠科技实现人类梦想的例子已有不少，例如，人类乘坐飞机可以飞上蓝天，乘坐飞船可以登上月球等。将来，依靠新科技实现某种意义的“人体永生”将是一个新例子。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大致时间是2020～2050年前后。这种预测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首先，2020年第五次科技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将结束，它的持续时间约为70年（1946～2020年）。第三次科技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的持续时间也是大约70年。
其次，2020年生物学的积累将达到约70年。从分子生物学诞生（1953年）到2020年，大约有70年。电子和信息革命的孕育时间也大约是70年，从发现电子（约1897年）到电子革命开始（1946年发明电子计算机）约50年，到信息革命开始（约1970年）约70年。2020年前后生物学有可能获得重大突破。
再有，根据经济长波理论，2020年有可能是经济长波周期的一个拐点。
上述未来人类生存将有四种形式，其中三种新形式，主要基于五类关键技术的突破：
信息转换器技术，实现人脑与电脑之间的直接信息交流和转换的技术；人格信息包技术，制造包含人脑的社会学和人格信息的信息包的信息仿生技术；仿生技术，仿制生物组织和行为的工程技术；创生技术，是人工有目的地合成生物组织、器官、肢体和生命体的工程技术；再生技术，是通过诱导或培养实现生物组织、器官和生命体的再生的工程技术。一般而言，信息转换器、人格信息包、仿生、创生和再生技术会不断升级换代，就像计算机和软件技术的更新换代一样；仿生、创生和再生技术会相互交叉融合，五大技术有可能部分交叉融合。再生工程包括细胞、组织、器官、躯体、人体和物种的仿生、创生和再生等，人造组织和器官如人造心脏、肺、胃、皮肤、骨头、血、血管和肢体等实现产业化生产。
三、中国现代化的新机遇
科学无国界，技术有专利。一般而言，科学革命是普惠的，技术革命是利益不均的。抓住科学革命机遇的国家，可以获得一些社会利益，如促进思想解放和技术进步等。抓住技术革命机遇的国家，可以获得核心专利和巨大经济利益。第六次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融合，蕴涵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兴衰。
以下10题出自的上述演讲或讲话。
1.16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多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力量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_______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
2.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加速，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基础科学领域正在或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_______、_______、_______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
3.前几天，我看了一份材料，说_______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而且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_______市场。
4.国际上有舆论认为，_______是“_______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5.李四光说过：“科学的存在全靠它的_______，如果没有_______，科学便死了。”法国作家雨果说过：“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比起_______的东西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6.我国科技队伍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是我们必须引以为豪的。但是，我们在科技队伍上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_______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同生产和创新实践脱节。
7.古往今来，人类创造了无数令人惊叹的工程科技成果。古代工程科技创造的许多成果至今仍存在着，见证着人类文明编年史。如古埃及金字塔、古希腊_______、古罗马斗兽场、印第安人_______、柬埔寨吴哥窟、印度泰姬陵等古代建筑奇迹，如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重大技术创造和万里长城、都江堰、_______等重大工程，都是当时人类文明形成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标志，都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都对世界历史演进具有深远意义。
8.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汇，_______和_______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9._______成为率先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先导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_______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
10._______将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基因技术、蛋白质工程、空间利用、海洋开发以及新能源、新材料发展将产生一系列重大创新成果，拓展生产和发展空间，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和质量。_______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_______发展将为解决能源问题提供主要途径。
答案：
1.科技实力
2.绿色 智能 泛在
3.“机器人革命” 机器人
4.机器人 制造业
5.新发现 新发现 有待创造
6.世界级科技大师
7.帕提农神庙 太阳神庙 京杭大运河
8.工程科技进步 创新
正确处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使两者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新世纪伊始,人类对未来社会满怀憧憬与希望,不少有识之士预言,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特别是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生物技术世纪》一书中描绘的远景尤为引人注目:未来世纪中,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将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在伦理道德方面,其影响甚至是震撼性的。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十分必要。
1问题的提出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活动现象、规律及其本质的科学。生命科学从产生至今,不管是在宏观还是微观水平上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自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和1973年科恩与博格建立的重组DNA技术,生命科学进入分子水平以来,遗传密码的破译,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基因工程的兴起,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以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的成功,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测定等等,使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认识进入全新的阶段,标志着人类由认识和改造客体的时代进入认识和改造主体的新时代。同历史上任何一次重大的科技进步都引起了伦理学的热情关注一样,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困惑与难题,对伦理道德观念造成了诸多影响,例如,随着辅助生殖技术和基因研究的进展,有人想设计、制造婴儿。于是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能够象其他客体一样被设计、制造吗?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对人的价值和尊严持什么观点的根本问题。又如,关于安乐死问题,自从人类提出并掌握安乐死技术以后,安乐死就成为人们道德争论的热点。一个人究竟有没有权利掌握自己的生死命运?安乐死是否合乎人类道德准则?持反对意见者有之,持赞同意见者也有之,且针锋相对,意犹未酣。如此等等。这些伦理难题的产生既说明了加强对生命科学研究与应用的伦理规范的必要性,也反映了伦理观念应随着科技进步而相应变革。因此,我们必须正视生命科学发展导致的复杂的伦理现实,必须对生命科学发展与高新生物技术运用对伦理道德带来的影响进行全面、深刻地思考,并且致力于在动态中建构新的伦理观念,以保持科技与伦理之间必要的张力。
2呼唤责任伦理,凸现远程伦理、代际伦理德国学者库尔特•拜尔茨在《基因伦理学》一书中,用“不断增加的责任”和“超级责任”来描述人类在生命科学突飞猛进发展中的状态。由于人类在生殖遗传领域的研究不断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必面临着设计人类中的重大责任。在进行基因的检测、筛选、替换、插入时,以期针对体细胞和生殖细胞进行治疗或增强,这必然要担负起对于后代的责任。因为“随着我们的经验知识和技术干预能力的扩展,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无罪感,肩负起了前所未有的责任。随着生殖技术的进步,我们不由自主地扩大了我们对于我们孩子的责任,优化孩子的‘社会素质’已经不满足了,只要有可能,对孩子的‘自然素质’也要施加影响。”“我们在繁殖领域内的道德责任,将从单纯地控制我们所拥有的孩子的数量,扩展到控制我们孩子的遗传质量和身体质量这类棘手的事情上来。
这将是一个飞跃,从性赌博的盲目偶然性或者生育方面的听天由命过渡到认真细致地生产预先设计好的孩子。”[1]未来,当孩子埋怨我们没有给其想要的基因特征时,就会感到责任是多么地重大。同时,人们在为其能够随心所欲地定制婴儿感到欣喜若狂,并为之神往时,还要意识到任意改变后代的遗传性状,可能导致的不可逆的后果。同时,人的责任的扩展不仅仅限于生殖领域,随着人类行为所及范围的不断扩大,责任必然不断增加。生命技术时代,人类面临着重塑自然的责任。人类干预自然进程的行为后果既危险又无可挽回,仅靠事后追究责任则一切为时已晚。因此,当杰里米•里夫金在《生物技术世纪》一书中以“二次创世纪”为名谈到生物技术革命对地球环境影响时,认为虽然将基因在不同生物物种间转移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技术壮举,但是极易造成“遗传污染”。他说:“释放到环境中的每一种遗传工程生物都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与释放石油化学产品所造成的污染不同,因为遗传工程生物具有生命、可以繁殖、生长并迁移,对环境具有更为严重的长期的潜在危害,无法召回,具有不可逆性。”[2]
在21世纪,生命科学的发展必将引起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因为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批评家担忧以二次创世纪重新播种地球会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一个将混乱散布于整个生物世界的巴比通天塔,并在此进程中淹没进化的古老语言。遗传污染已然出现,并很可能在这个行将到来的生物技术世纪蔓延,破坏环境,使生态系统失稳,减少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剩余储备。这种最新形式的污染还可能给许多地球动物物种和人带来严重的、潜在灾难性的健康风险……遗传污染在21世纪很可能对生物圈造成与20世纪石油化学污染同等严重的威胁。”[3]这就说明当今人类对自然的干预能力越来越巨大,后果越来越危险,急需一种新的责任意识。基因工程作物培育的成功,使人类获得了“任意篡改上帝作品”的本领。生物学家致力于在物种间进行任意基因转移的创造,陶醉于创造新品种的乐趣之中,当然这为人类解决了粮食问题,如大幅度地提高产量,降低成本,生产出高产、速长、抗寒、抗盐、低脂、富含原先食物中缺乏的营养物质等生物,但经过基因工程设计和改造的生物毕竟与传统的农业生物生长不同。虽然自有人以来,就不断改良生物品种,但传统的农业生物虽然与原先的野生种类有了不同,但毕竟是按生物自身许可的规律通过染色体重组所发生的基因交换。而基因工程生物是人类为获得预期的新性状在短期内对不同物种间的基因进行重新组合获得自然界从未有过的新物种。
在基因工程技术发展初期,人们还小心翼翼,为防范基因重组生物逃逸到自然界,制定了生物安全规则。但随着人们可以操作范围的扩大,以及能力的增强,今天,已有许多基因重组生物离开了实验室,进入自然界,其转基因通过花粉所进行的有性生殖过程扩散到其他同类作物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譬如一种叫消化木质素的遗传工程酶对造纸业有极大的价值,可一旦这种细菌进入森林,则会导致森林的毁灭。在以基因为主导的新一轮革命兴起之时,有专家警告当人们“重新播种地球”时,应考虑是否会最终失败于不可预测和不顺从的自然之手。[4]因此,一种新的理念呼唤人类更加理性和负责地面对发展。当人类不断拥有着影响自然界发展和把握自己命运的权能时,应当时刻牢记权力总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人们在考虑环保问题时,已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共识,不能将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建立在后世代人的痛苦之上,这一原则也应适用于基因工程,我们在从事基因工程时,应防范基因污染,对环保提出新的要求,负有对未来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甘邵平就提出,责任伦理之所以凸现,在于“责任原则是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着的复杂课题的最适当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而责任伦理这一概念,又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代社会在技术时代的巨大挑战之前所应有的一种精神需求与精神气质”[3]。而邱仁宗在谈到“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问题”时,也指出,高新生命技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对社会或人类的影响深远。
过去的医学干预,仅仅影响个人机体的‘理’,而现在可干预细胞核内,甚至生殖细胞核内,因而其影响可及不仅受治者本身以及他的子孙,而且整个未来世代(futuregen-erations)。这就引起了‘代际’伦理问题。或者说,过去的医学干预,仅仅影响具体的个人,而现在的干预引起的后果不仅涉及个人,他的家庭和社区,而且可泱及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这就引起‘全球’伦理问题。因此,我们的关注必须从个人、家庭、社区扩展到国家、人类、地球、未来世代。对这类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我们称之为‘广程伦理学’或‘远程伦理学’”。[2]刘大椿也从科技哲学的角度深刻指出:“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主体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主体间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人们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建立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日渐认识到,人不仅仅对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伦理关系在距离上新的延伸,带来了诸如可持续发展、动物的权利和环境的价值等许多观念上的革命。”[4]3关注自主伦理、变革关怀伦理当安乐死、脑死亡、生命维持技术与终极关怀日益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时,生命的主观价值的提出对传统医护中的“关怀伦理”提出了挑战。
面对濒临死亡的危症病人,关注护理而非治疗正对医护人员长期以来的职业道德形成冲击。希波克拉底的“誓言”告戒医生不做堕胎之事,而今堕胎已被多数人接受。可见,科技以其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伦理观念的变革。在当今医疗保健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功利主义伦理观有着极大的市场。对于不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毫无恢复希望的临终病人身上的观念,人们已经在渐渐接受。同时,受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和权利意识的影响,在生命伦理学领域,生命自主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成为现今民主时代最基本的观念和精神。这无疑对医学伦理学传统的家长主义提出了挑战。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生命的主观价值时,提出尊重病人自、知情同意等原则就是必然的了。人的生命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其他物种的生命也有价值,但主要是具有外部价值。因为动物有价值主要是因为人类的存在,当然,也有“自然的伦理尊严”的问题。而正是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认识,甘邵平认为,只有自身才可以判定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这种对自己生命的自我抉择就此个体本身而言是合乎道德的,对于他人来讲则是道德中立的,因而理应得到社会广泛的理解和尊重。”“人的生命自是一种独立的、最高的自我价值,它是人们对其他一切价值进行理解、分析和评判的前提。”[3]所以,自主伦理要求医生和家属要更多地考虑病人在决策中的参与,告知其治愈的机会、后果以及所要承担的危险,让其在全面了解病情的基础上,理智地做出判断。:
这种对自主伦理的关注,确实对传统的以“关怀”、“治疗”为主旨的医学提出了挑战,为此,必须变革关怀伦理,注重“临终关怀”(hospicecare)的实施。临终关怀的要旨在于“关注护理而非治疗”,它的口号是“关心人胜于关心疾病”,它不以治疗疾病为主,而以理解病人、体贴病人、控制症状、姑息治疗与全面照护为主。因为,对于那些患有绝症的病人来说,经过漫长的求医问药,患者本人和家属在心理和生理上都经历着折磨,病人对肉体的极度痛苦和死神不时的光顾感到恐惧、无助。传统的观念使得医护人员和家属出于人道的考虑,往往动用先进的设备,强拉硬拽地维持已无意义的生命,不仅令病人活在痛苦之中,也使社会浪费有限的卫生资源。当人们日益接受注重“临终关怀”的关怀伦理时,当然会对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务人员的心理产生震撼,也会对中国传统孝道观产生冲击,因为这可能使医院面临对某些疾病无能为力的尴尬,导致人们对整个医疗职业能力的怀疑。但是,要知道,死亡无法抗拒,医学也并非总能起死回生。关键在于让病人更加有尊严地高质量地度过最后的生存时光,不要以“人为的生命”,让病人忍受难言的苦痛。作为一种与安乐死不同的新的处置临终病人的途径,临终关怀以其特有的人道精神在许多国家得到支持与实施,使许多绝症病人在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中,满怀尊严,宁静、坦然地辞别人生。
总之,伦理观念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尽管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在科学技术的强大革命力量面前,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相应的变革。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的发展与伦理的发展是一个难题,解决—新难题一再解决的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程。正确认识这一点,无论对于生命科学的健康发展抑或是伦理观的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杰里米•里夫金(美)付立杰等译.生物技术世纪[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2]库尔特•拜尔茨(德).马怀琪译•基因伦理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甘邵平.伦理智慧[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关键词】科技创新 第三次工业革命 社会价值
随着支撑工业文明的基础能源日渐枯竭及其带来生态方面的“副产品”日益严重，传统化石能源经济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工业发展模式日渐衰退，并给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危机。这种危机连同经济危机一起，成为人们寻求进入“后碳”时代新工业模式的动力。人们迫切需要更加智能、更可持续、更符合自然和社会伦理的生产方式，这一新愿景的实现需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力量来推动。建立在数字化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融合基础上的科技创新及扁平化的创新模式正带来生产、消费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初露端倪并即将发生，这一事实充分彰显了当代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
科技创新拉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的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会对21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①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会催生重大的科技创新与突破，进而又推动“科学―技术―生产―经济―社会”这根链条循环发展，并彰显出其追求社会价值的本质内涵。
科技创新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价值。科技创新是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融合体，科技创新的本质在于其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对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可从两方面考察，就内在价值而言，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即人类在科学创新中的认知价值。科学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创造性发现活动。科学创新本质上是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创造新知识、建立新理论的认知活动。因此，科学创新的求真、求善、求美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性贯穿逻辑论证、实践检验和价值评价的全过程。就外在价值而言，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即人类在技术创新中的应用价值，主要涉及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和文化价值。随着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主要生产要素，工业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创新并成为科技不断创新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的应用价值也得到极大彰显。
科技创新与工业革命的循环累积效应。科技创新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的形成主要源于科技创新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的矛盾与统一。这一效应更深刻地体现在我们正身处的旧工业时代向新工业时代转变的过渡时期。
首先，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的矛盾使旧工业时代面临终结。科技创新是一个创新与破坏共生并存的过程，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其应用价值往往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实用价值，在推动经济空前增长的同时，也悄然颠覆并重构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自20世纪中期以来，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被迅速放大，甚至遮蔽了科学创新的初衷，为探求真理而献身的认知价值取向转为功利的单一的经济价值取向。技术异化使科技本身逐渐背离了其作为“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特征，科技创新真正的社会价值遭到扭曲，原本旨在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技术本性也逐渐丧失。人类面临着能源危机与生态环境危机，旧工业时代面临不可逾越的“增长的极限”，并在接近这一极限后转为衰退甚至衰亡。
其次，新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转型创造需求拉动科技创新。随着自然资源存量的锐减，旧工业生产方式的资源优势逐渐丧失殆尽，经济发展支柱发生倾斜，生产方式转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转型必然带来对科技创新的旺盛需求，在需求的诱导下，基本科学问题、能源与资源、信息网络、先进材料和制造等新的科技领域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并改变了传统知识传播与共享的方式，触发了扁平化创新模式的探索，为科技创新模式的嬗变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此意义上，工业生产方式转型内生地决定着科技创新及其社会价值。
第三，社会价值的内外统一拉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化危机需要新的工业革命来化解，新一代科技创新在认知成果上的突破与经济、伦理与文化价值的统一，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量。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设想的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可持续、分布式发展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并在今后几十年将迅猛发展，大概在2050年达到顶峰，然后在21世纪下半叶保持平稳状态。②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科技创新社会价值的特点
数字化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的融合凸显科技创新的生态价值。这是一场多维突破、交汇融合式的科技创新。科学的认知价值，曾经并且依然不断推动着人类的思想进步与解放，促使数字化制造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再生性能源技术等组成一个复杂的“科技簇群”并相互交叉和渗透，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关联技术的协同进步和群体突破，进而能够灵活、快速、低成本、低能耗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凸显了科技创新的生态价值，并将有力推动物联网、云计算、新能源和数字化制造等新兴产业的诞生和新一轮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非线性团聚式地发生。
互联网技术成为实现科技创新应用价值的主要交流平台与渠道。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多点突破、交叉汇聚的态势下，无论是新能源还是数字化制造的发展都需要互联网技术作为支撑，并与之交叉进行。不论是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所指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生产系统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全面趋向数字化和智能化，从而使生产设备能够更快地自我反应、计算判断、分析决策和操作；或是里夫金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分散式生产、新储存方式、能源互联网和零排放式交通等五大支柱产业”的升级与重构，都将迫切需要依托互联网技术作为终端来进行连接与通讯，并能够实现智能管理。互联网成为技术创新成果交流、转化与贸易的关键性渠道，同时也构成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科技创新社会价值的实现载体将由金字塔式转向扁平化。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实现的基本方式是金字塔式的，即“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应用”这一从上至下的、串联式转化的模式，基础研究是创新的原动力和创新链条的最高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金字塔式的创新模式将逐渐向扁平化转化。首先，科技创新主体从基础理论或权威科学专家那里转化为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其次，科技创新的推动力从基础研究转向全社会的需求。总之，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在继续延续金字塔式创新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垂直纵向的系统与扁平化水平式系统结合，形成一个矩阵式的新创新模式，还将再从矩阵式模式转向立体的创新模式，这将使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③随着科技创新的日益深入，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科技创新将在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发生，成为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的“双螺旋结构”共同催生的产物。
科技创新带来的变革
当代科技创新的变迁不仅使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也将导致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生产、消费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变革，进一步展现出当代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与影响。
生产方式向大规模定制转变。麦基里认为，工业革命主要体现为由技术范式转变引发的生产方式的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机械生产取代了手工制作，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规模化生产时代，不论是蒸汽机的发明还是流水线生产的采用，都导致工业生产经营与能源生产经营方式的集中化和批量化。当前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核心是数字化制造，表现为大量高新技术“聚合发酵”和综合应用，包括“更聪明”的软件、“更神奇”（重量更轻、强度更高、更加耐用）的新材料、功能更强大的机器人、更完美的程序设计与3D打印技术、更全面的网络服务，从而实现生产成本更低、生产周期更短、生产过程更灵活、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关联更紧密，以及从“福特制”下的传统“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转向更适应“个性化需求”的“大规模定制”等。④
消费方式向个性化体验式转变。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标志着个性化、体验式消费时代的到来。随着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从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上都更加倾向个性化的消费品。同时，出于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考虑，人们需要3D打印这样的生产制造方式，它既能大规模生产，同时又能满足定制，生产出个性化产品。重要的是，生产的过程就是消费的过程，消费的过程就是生产的过程，在3D打印店里的体验式消费的同时就是生产。随着人、机、物的逐渐融合，消费者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设计和制造过程，甚至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实现个性化、实时化、经济化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生产组织方式向虚拟化转变。产业集群是重要的产业组织模式，传统工业命脉掌握在少数拥有重型机械和大量蓝领工人的高资本、大规模、集中化的工业企业手中。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大量物质流被成功虚拟化为信息流，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产业集群将借助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和网络平台，突破传统地理集群的空间局限，逐渐形成网络意义上的集聚，使产业集群发展虚拟化。相比传统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虚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以较低成本整合各种资源，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与灵活度。这种开放式创新从依靠蓄积创新资源转向通过组织间创新资源的交换与创新收益的分享获取竞争优势。这一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内部组织形式，众多中小型企业和个体企业家将借虚拟产业集群突破资源困境，以低制造成本快速推出新产品而获得成长。同时，鉴于可再生能源分布广泛并以不同比例和频率分布于世界各地，分散式能源生产使之成为分散合作式模式，从而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挑战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型制造公司，与国际商业巨头一道共同发挥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当代科技创新范式的加速形成与应用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轮廓日益清晰。党的十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对于理清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与着力点，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具有重大意义。
处理好科技创新的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之间的关系，实现科技创新的综合价值。科技创新不仅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其与自然和社会相互整合的协调发展过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首先处理好科技创新的认知价值与应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从单一地面向经济转变为面向经济、自然、社会、伦理和文化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要求我们将科技创新的生态价值理念根植于科技创新全过程，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科技创新追求的根本目的，尊重和遵循科学规律，着力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社会制度，并以此考察所有的科技创新成果，杜绝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才能解决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矛盾，避免重蹈旧工业生产模式的覆辙。对人本价值的回归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灵魂，“活着是为了游乐将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理念”。从时代价值角度说，科技创新只有对人的进步发挥正能量，科技创新的内外价值才真正得到统一。
处理好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将STS融入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本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彰显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价值有利于端正科技创新的价值取向。开展科技创新归根结底是为了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实现科技与社会、科技与自然、科技与人文协调发展。只有处理好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将科学理性与人文理性相结合，用人文理性约束与指引科技创新，才能避免科技的单向度发展、破解“斯诺命题”、结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甚至对立。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思考方式。STS把科学和技术放到（本来就在）社会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等）和生活（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中，把本来就由科学、技术参与或支撑的社会生产、生活视为（本来就是）科学、技术的活动场域、生成条件和整合基础。⑤这种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把握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深刻揭示了人类科技认识的选择性、人本性、时空性和相对性，将STS融入科技创新，从STS角度揭示科学、技术与产业间的互动关系，能更深入地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处理好社会价值载体之间的关系，大力发展自主创新与协同创新。科技创新的社会价值的实现载体即科技创新链，主要包括企业、研发机构、政府和中介组织四大主体，涵盖科研人才、研发投入、平台载体、技术成果四大要素。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科技创新需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其要素的合理流动。一方面，要坚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关键技术的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重视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加大对数字化制造及新能源领域的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突破，实现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产品的高附加值。另一方面，要打破筒仓效应，大力推进协同创新，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体系。处理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确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完善协同创新的创新体系。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说，对于认知能力有限的人类而言，浩瀚的宇宙及复杂的社会永远都是“黑箱”，科学技术永远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和暂时的认识。我们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科技创新以适应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与要求，才能牢牢把握这场工业变革的机遇，实践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蓝图。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周洪宇，徐莉：《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当代中国》，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②[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③刘燕华，王文涛：“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4期，第3～7页。
④Paul Markellie，"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conomist， 2012， No.4， pp.3～5.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关注技术创新的演变过程，认为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以技术上的突破为基础的，由于各个时期的主导技术是不同的，因而技术创新的形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经济结构也是不同的。
关键词：技术创新 经济结构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为了论证价格是社会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机制，新古典经济学是给定技术和消费者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传统经济学把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变革看作是经济进程中偶然发生的干扰因素，注意到了它们的影响但忽视了它们的出现。最早研究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并做出初步理论解释的是熊彼特（Schumpeter， 1921， 1942）。熊彼特力图把握历史进程的脉搏，把技术变革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看作是经济生活内部的创新活动，探讨了不断实现这种创新的发展机制。发展是经济生活中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熊彼特研究的发展只是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变化，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经济体系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带来发展的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创新活动包括：引进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发掘新的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简而言之，就是企业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它是在经济中引入某种新东西，与技术上的新发明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即使没有技术上的发明，也仍然可以进行创新，而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从历史上看，创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创新的发起国是英国，创新在社会系统深化过程中起着根本作用。
基于历史视角的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变迁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范式变革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工场手工业新兴的棉纺织业。随着1733年飞梭的问世和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出现，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1785年，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骡机、水利织布机等机器。同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得到迅速推广，19世纪40年代，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普遍使用了蒸汽机。蒸汽机带动着纺织机、鼓风机、抽水机、磨粉机，造成了纺织、印染、冶金、采矿的迅猛发展，创造了人们以前难以想象的技术奇迹。人类社会由此进入“蒸汽时代”。
由于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煤炭的使用范围逐步扩大，特别是18世纪30年明了用焦煤冶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炭为燃料进行冶炼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煤炭成为世界的主要能源，如1700年英国年产煤炭260万吨，用了蒸汽机后1835年年产煤炭达到3000万吨，在100多年间增长了10多倍。采煤业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能源，而这种能源又为冶金业提供了新的燃料，英国的冶金业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一个技术创新推动着另一个技术创新，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促进着另一个工业部门发展的局面。到19世纪中叶，机器已能成批生产，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新工业部门―机械制造业诞生了。
工业革命引起工业生产的巨大高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空前提高，社会产品获得巨大增长。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强国，所有这些巨大成就都源于工业技术创新，并由此带来的工业体系各组成部分的相继建立，如纺织业、机械制造业、煤炭业、冶金业、近代造船业等。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者主要是劳动者，他们凭借经验或技能取得许多成果，这些发明成果都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其时代技术创新的典型特征是大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代替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并引起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导致近代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产生，并开始了城市化进程。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资产阶级工厂制度随之确立，并在工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工厂从产权的角度看，属于业主制性质，即资本所有者投资而成为工厂管理者。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生产经营的规模不断扩大，对资本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同时为了分散风险，于是出现了合伙企业。在工厂里，作为企业主的资本家受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驱使，对工厂的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内部动力。同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开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资源和产品的稀缺性、市场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的信号直接作用于工厂，为了取得更高的市场效率，从而形成了生产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的相互作用机制。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范式变革
19世纪后半期，德国人奥托发明的内燃机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生产的高涨，被称为近代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
19世纪，伴随着电磁学理论的进展，工程技术专家纷纷投身于电力开发、传输和利用方面的研究。1834年，第一台实用电动机诞生，电动机进入了实用化阶段。1882年法国的一位电气技师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远距离直流输电实验线路。1890-1891年，从法国劳芬到德国法兰克福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条三相交流输电线路。随着交流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交流输电为电力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这一时期，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工业重心由轻纺工业转为重工业，出现了电气、化学、石油等新兴工业部门。由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电机、电动机相继发明，远距离输电技术的出现，电气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电力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内燃机的出现及90年代以后的广泛应用，为汽车和飞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也推动了石油工业的发展。原有的工业部门如冶金、造船、机器制造，以及交通运输和电讯等部门的技术革新加速进行。
20世纪20年代，石油成为内燃机的动力，石油需求和贸易迅速扩大。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苏成为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国际贸易开始在全球能源贸易中占据显要位置，推动了能源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并动摇了煤炭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主体地位。1967年，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达到40.4%，而煤炭所占比例下降到38.8%。由此，在能源领域人类正式进入石油时代。
作为第二次技术创新中的最大受益国，美国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189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首位。1870年到1913年间，工业生产增加了8.1倍。德国在第二次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也获得了跳跃性增长。1870年到1913年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2.9%，工业生产增加了4.55倍，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电力、电子、化学、汽车、航空等一大批重工业产业兴起，使这些重工业部门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使得工业内部结构由轻工业为主导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这次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转变。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工业生产迅速发展，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集中化的大资本，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进而形成了少数大资本家垄断市场和生产的局面。市场机制对垄断资本的运行起着自发调节的作用，国家基本不干预经济的运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企业规模日益扩大，企业有能力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用于技术创新，而且企业都希望通过创新来获得超额的利润。为了提高企业承担创新风险的能力和积聚更多的资本，股份制公司出现并成为了技术创新实现的基本战场。创新体制逐步从独立发明走向了研发的企业内部化。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创新的特征与社会经济范式变革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二战结束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计算机问世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第一次信息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信息产业应运而生，人类迈向信息社会。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已占发达国家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的发明，数字通信、卫星通信的发展形成了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使人类利用信息的手段发生了质的飞跃。
与此同时，人类经济活动规模空前扩大。1913年到1938年的25年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共增长了52%，年平均增长不到1.7%；而1946到1970年的25年里，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长大约4倍，年平均增长6%左右（高惠珠，1999）。
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且进一步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的变化，从而带动组织管理方式、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改变。例如计算机的推广普及促进了工厂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和家庭自动化，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强化，使第三产业比重上升。20世纪技术进步的历程表明，主要的新技术机会越来越依赖科学知识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经济结构与经济组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制造业内部新的工业部门不断出现，企业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整个宏观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调整。自第三次产业革命发生以来，传统的纺织、机械、钢铁、电力、石油、造船、化学、煤矿等工业部门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一些崭新的工业部门如航天、信息电子、新材料等也开始异军突起。这使得工业部门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企业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由工厂到股份公司，从垄断性的大公司到综合化的巨型公司和跨国公司；另一方面，在新兴产业、风险产业领域，一些充满活力的中小公司也迅速崛起。国民经济宏观结构的改变体现在，就业人口在经历着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又迅速集中于第三产业的趋势，服务业部门迅速增长。产业结构中的“技术密集”企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传统的“劳动密集”企业。
结论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技术创新的特征、内容及其相应的经济结构是不同的，如表1所示。在技术飞速进步、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今天，伴随新材料、新能源不断发现与应用，新的产业群相继兴起，技术创新会在公司网络组织、市场结构等方面掀起新的浪潮，推动当代技术革命向更深的层次迈进。
参考文献：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九州出版社，2007
关键词：水资源；科学技术；社会发展
水是维持地球上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水资源的浪费、污染日益加剧，淡水资源日益缺乏，水资源问题成为限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科技革命的发生和进一步深入，一定程度上给水资源的利用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更多的是为解决水资源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科技措施，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本文主要从这两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现代科技革命在水资源利用中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以期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水资源问题
水是自然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 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最主要的资源。地球上水资源总量很大，但97.50％是海水，不能够直接利用，淡水只占2.50％，而其中绝大部分为极地冰雪冰川和地下水，适宜人类享用的仅为0.01％。同时，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和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工业、农业的迅猛发展，世界水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水资源浪费严重，而水资源需求越来越大。20世纪以来，全世界农业用水增长了7 倍,工业用水增长了20 倍，从1980 到2000 年,美国每年用水比往年增长约50 %。[1]世界上许多国家正面临水资源危机，我国国内600多座城市，400多座面临缺水问题。到2025年，水危机将蔓延到48个国家，35亿人为水所困。另一方面，水资源的污染日益严重。联合国水资源世界评估报告显示，所有流经亚洲城市的河流均被污染；美国40％的水资源流域被加工食品废料、金属、肥料和杀虫剂污染；欧洲55条河流中仅有5条水质差强人意。[2]
人类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这种不和谐因素又反过来使得人与其他生物的正常生存与发展受到伤害，制约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2现代科技革命在解决水资源问题中的应用
20 世纪50 年代前后,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掀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层次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新的科技革命,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或现代科技革命，[3]主要涉及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与海洋开发技术等领域。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现代科技革命呈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及更新越来越快，以及小科学向大科学过渡等特点。它们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了新型工业部门的形成，并引起传统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缓解水资源问题，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更多的在于应用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科学技术的渗透。[4]自现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在解决水资源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支柱。
修建水坝调蓄径流、拦截洪水以及调水工程是增加和调节水资源的重要方式，又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20世纪以来，伴随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的广泛应用，现代坝中重力坝与拱坝设计理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和提高，水坝建设施工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使整个坝工建设在全世界得到普遍与飞速发展。我国的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跨世纪工程，它的开工建设除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有关外，还取决于涉及泥沙、水文、地质、施工、建材、机电设备、生态环境等多学科的世界科技先进成果。同样，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美国的南加州供水工程、原苏联的伏尔加－莫斯科调水工程以及我国的引黄入晋工程等都不可能变为现实。[5]为了预测大江截流合龙时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采用三维计算机图形可视化技术，建立了包括数据库、图形库、动画漫游、数值模拟在内的“大江截流技术决策支持系统”，水文部门还运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对截流龙口水下地形地貌进行测量。这些高新技术为三峡工程如期截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材料科学、信息技术、制造技术及生物工程技术等在节约水资源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农业上节约水资源主要包括工程性、农艺性和生物性节水。节水灌溉工程中渠道防渗灌溉、滴灌、喷灌、渗灌、膜灌技术等的应用，直接减少了输配水过程的跑漏损失和田间灌水过程的深层渗漏损失，提高灌溉效率，节约了大量的水资源。例如在节水灌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以色列其80％的灌溉全部用滴灌，而且普遍推行了自动化控制系统。[7]除此以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将计算机模拟技术、自控技术、先进的制造成模工艺技术相结合，开发出高水力性能的微灌系列新产品等。在材料科学、制造技术的推动下，光降解地膜覆盖材料、液态地膜的多种无污染覆盖材料得以成功的开发和应用。 同时与覆盖技术相配套的有多功能覆盖机、免耕覆盖播种作业机具和秸秆覆盖机具等多种实用性保护性机具的成功研制，使农艺性节水技术在农业节水中产生了显著的效益。[8]生物节水主要通过提高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来实现，也与植物的抗旱性密切相关。[9]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可以进行遗传改良，培育新的高水分利用效率和抗旱型的作物品种，也可以通过植物生理等相关技术对植物的生长过程进行调控。如美国和以色列的棉花品种、加拿大的牧草品种等，不仅有优良的节水抗旱性能，而且具有稳定的产量性状。在传统的节水农业技术中融入了生物、计算机模拟、电子信息、高分子材料，3S 技术等的现代节水技术，促进了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社会的进步。
水污染问题的解决除了取决于社会公众的参与，还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深入，污水处理技术也逐步得到更新和完善。各种组合技术工艺以及膜技术的发展，使得污水处理技术得以广泛应用，如膜生物反应器(MBR) 技术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得到广泛推广。截至1990 年日本已建成1369 座“中水”工程，东京江东区、城北区污水回用量的80%回用于工业用水，大大缓解了该地区的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矛盾。[10]
此外，现代科技革命中“三论”的提出，使人们对水资源系统的认识和解决水资源问题的思维方法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认识到水资源是一个复杂的自然―人工复合系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水资源问题的解决都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等诸多因素。[11]
3现代科技革命及其相关产业带来的负面效应――水污染
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广泛应用于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及回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也给水资源带来了众多的负面效应。
科技进步带来了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但其产生的大量废水排放到河流，这些废水中有的含有大量的重金属铅、镉、汞、铬等使得水体污染日益严重，新型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层出不穷，它们对于病虫害防治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各种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却导致了地上水和地下水的严重污染。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带来生态系统恶化并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在发展中国家，80%～90% 的疾病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死因都与受细菌感染或受化学污染的水有关。在我国有82% 的人饮用的浅井和江河水水质有不同程度的污染。细菌污染超过卫生标准的75%，饮用受有机物污染的饮水人口约1.6 亿。由于污染，水质达不到饮用标准的城市占城市总数的四分之一。[4]
尽管引起水污染问题的原因有多种，但我们不能否认水污染的产生也确实是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引起的产业革命的后果之一。
4现代科技革命和水资源利用关系的再认识及相关建议
由上文我们可以发现水资源的缺乏和污染限制了工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逐渐成为制约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也看到水资源问题的出现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无可否认的关系。如果没有现代科技革命，也可能就不会存在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水资源问题的出现和尖锐化就是现代科技革命的必然结果，或者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是水资源恶化的充分条件。如果我们通过其负面影响的背后去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要么是人们在应用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产生了预料不到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要么就是一部分人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和其他利益而不适当应用而产生的后果，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12,13]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些负面影响而否定科技进步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说，我们看到作为人类改造自然强有力手段的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而广泛的积极变化。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规模宏大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抗旱节水的作物品种、海水淡化技术、污水处理的膜生物反应器等等将永远不可能实现，这些变化要远远大于其间接带来的负面效应。
当然，尽管科学技术在日新月异，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水资源问题仍作为全球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但这也绝非科技本身的无能为力，问题的解决更多的还取决于人类在水资源利用中的道德和环境意识，政府部门的重视、资金投入、监督管理以及国际间的相互合作等等。要更好的促进水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社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关键还是加大科学研究的力度，增进成果转化和技术研发，并有效的给以推广。
4.2加强公民的道德和环境意识水污染问题的产生很多是由于人为因素。所以要通过宣传、教育加强公民的环境意识，通过法律法规的约束，降低在科学技术应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4.3加大政府部门的监管和国际合作水资源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必须要得到各国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给以广泛的政策、法律法规的调节，加大科技的资金投入，合理进行水价调节，加强水资源管理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开展国际合作等等方面。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现代科技进步在解决水资源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如果能更
好地处理认识、实践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现代科技革命也必将更大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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