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19 14:44:18
【摘要】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发展，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从最开始的一味热捧到冷静反思，从研究媒介融合的模式到研究媒介融合的规制，从媒介融合的现象描述到运用相关理论来作支撑，媒介融合的研究向广度深度拓展。同时，媒介融合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媒介融合研究缺乏系统多元的理论研究范式，缺乏媒介融合的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随着媒介融合研究的发展，这些问题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媒介融合综述
随着媒介融合的日益发展，特别是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将媒介融合发展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因此，国内学界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再次兴起。由此，可以预见到，在媒介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融合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一、对媒介融合概念和内涵的界定
对于媒介融合这个概念的由来，学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郭毅、于翠玲对国外的媒介融合进行研究，认为“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依梯尔·索勒·普尔于1983 年提出的，其含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①
而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学界、业界的看法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实质就是媒介形态的融合，把媒介融合的内涵聚焦在媒介形态上。如黄斐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内涵在于“建立在介质融合上的各种媒介形态的聚合”，但这种媒介形态的聚合并不是取消各媒介形态的差异。②而有些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外延应该更宏观，不能只是媒介形态的融合。在首届“中国媒体融合与发展论坛”发布的报告中，将媒体融合的概念界定为：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一切传播信息的载体相互之间在技术、产业、组织、规制等方面的融合。③
在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的理解上，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己看法。丁柏铨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在诸方面相交融的状态，包括物质层面的融合，操作层面的融合，理念层面的融合。同时，他也认为对媒介融合的理解不能只将它理解成媒介形态和媒介业务的融合，也不能太过强调媒介融合而排斥媒介的细化和细分。④
对于媒介融合的定义，学者的看法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内涵应该更宏观，包括媒介产业的融合，媒介所有权的融合，而部分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只是各媒体内部组织结构、采编流程、媒介产品、传播渠道的融合。因此，对于媒介融合的内涵、实质以及外延，学者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二、对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认识
虽然学界和业界对于媒介融合的趋势都是认同的，但对媒介融合的模式和过程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对于媒介融合的模式，陈映在充分考量媒介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后认为，媒介融合可以并且至少包括技术、经济、组织以及社会文化这四个理论分析维度。⑤她认为，技术层面的融合体现在生产融合、网络融合以及终端融合三个方面；经济层面的融合可以分为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组织层面的融合主要是公司架构、媒体运作方式和媒体成员工作方式的改变；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主要包括社会文化的融合以及法律和规制的融合两个方面。邓瑜认为，媒介融合既涵盖由技术基础的技术融合到产业高度的业务和产业融合，也可以把信息生产流通过程看作为内容加网络加终端的融合。⑥庞亮、郭之恩总结了不同国家媒介融合的策略和路径，并归为三类：服务融合、网络融合、公司融合。⑦
在媒介融合的实践中，学者都认同媒介融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对于这个过程的看法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在2010年提出，媒介融合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即跨媒体产品扩张、关系再造、信息终端变革。⑧从现阶段来看，媒介融合在近5 年的发展，不论前两个阶段的变革完成得彻不彻底，至少是走到了“信息终端变革”这一步。而栾庆明、陈一雷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过程，他们认为，就国内媒介融合的发展来看，媒介融合最初表现为媒介集中，随着融合的发展日益走向资本、技术和产业三个层面的融合。⑨
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把媒介融合分成媒体形态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合作、媒体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等几个方面，丰富了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研究。
三、对媒介融合规制和政策的探索国内目前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学者主要是肖赞军，他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媒介融合过程中的规制融合，总结了很多实践经验，对于我国媒介融合具有启发意义，并探讨了我国应该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肖赞军、李玉婷、陈子燕认为，媒介融合过程中，传统规制面临根本性挑战，主要是传统媒体、电信等产业日益聚合形成横向市场，而在融合性的横向市场实施传统纵向规制，必然导致很多问题。在最近的研究当中，肖赞军还对媒介融合引致的规制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规制的不一致性、不确定性、不合理性、不恰当性”四个方面。⑩规制不一致性主要是，相同或类似业务适用不一致的规制，造成竞争扭曲；规制不确定性主要是，同一业务可适应不同行业的规制，滋生规制套利；规制不合理主要是，已有规制政策不再适合当前新情况，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规制不恰当主要是，原有规制虽仍需要，但施行的方法需要改变，以实现规制目标。
在传统规制面临挑战的时候，肖赞军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规制，把世界上走在媒介融合前沿国家的规制变革模式概括为三种模式：美国模式，欧盟模式，日本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策略，他认为我国媒介规制融合的改革不能简单照搬国际模式，要按照我国的情况分阶段、按步骤调整规制框架，坚持“对传输实施分离规制，对内容实施分类规制”的原则。⑾
从学界开始研究媒介融合规制的问题来看，媒介融合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学者不再把精力放在对媒介融合的定义、概念等方面的探讨上，而是越来越关注媒介融合在现实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四、对媒介融合现状与问题的反思虽然大多数人对于媒介融合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也有部分学者对媒介融合进行了理性的反思，分析了当前媒介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媒介融合的理论进行重新审视。
早在媒介融合势头正猛的时候，就有不少学者对于媒介融合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忧。丁柏铨认为，媒介融合使得“新闻从业者的业务精专不被强调、个性特点趋于弱化，对传播活动的人文底蕴有所忽视”。⑿靖鸣和臧诚则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和反思媒介融合带来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媒介融合和融媒的出现，使信息进一步泛滥和超载；媒介融合的结果必然是媒介市场的垄断；媒介融合助推媒介化社会加速到来，“媒介人”和“媒介依存症”现象出现；文化帝国主义在媒介融合时代进一步扩张。⒀王亮则主要从市场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媒介融合，在他看来，媒介融合的驱动力是商业利润，新闻文化有可能被商业文化压倒，新闻报道的独立性、报道质量将受到影响；媒介融合时代全媒体记者的出现，使得记者的同一声音在不同媒体传播，媒介多元化受到威胁；媒介融合要求记者熟悉各种数字化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过于强调技术可能会削弱新闻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⒁
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业界人士在实践中也发现很多现实问题。李燕认为中国媒介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缺位，政府职能不清晰，管理机构属性不明确，技术层面融合速度与其他要素融合速度不协调。⒂这些问题制约了媒介融合的发展。
对媒介融合的反思以及再认识，也是对媒介融合理论进行了辩证思考，总结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对媒介融合的一种深入研究。
结语
近5 年来，媒介融合研究在中国成为热点和前沿问题，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媒介融合都给予高度关注，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
在媒介融合的概念和内涵研究上，国内的学者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关于媒介融合的定义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进行研究，所持的观点也不同。由于概念的不清晰，媒介融合的实践没有明确的理论作指导，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媒介融合的进程。
对于媒介融合模式和过程的研究主要是结合业界的媒介融合实践进行的，由于媒介融合实践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并且各家媒体的具体融合路径也是各有差异，这样的媒介融合实践现状也不利于媒介融合模式研究。
在媒介融合的规制研究方面，国内已经有学者开始深入了，但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国外关于媒介融合规制方面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媒介融合的规制研究需要根据国内目前媒介融合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使规制研究符合国情。
对于媒介融合的反思，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有些观点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①郭毅、于翠玲，《国外“媒介融合”概念及相关问题综述》[J]《. 现代出版》，2013（1）
②黄斐，《试论媒介融合的认知及实践误区》[J]《. 新闻记者》,2010（8）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体；融合；概述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1 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2 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3 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4 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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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新闻媒介融合
“动新闻”界定
“动新闻”事件始末。2009年11月中旬，“动新闻”横空出世。就在许多大陆受众还没完全明白“动新闻”为何物时（仅央视有过相关报道，主要通过网络传播），它已经在一向以环境宽松著称的台湾舆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民众指责“壹传媒”的“动新闻”扭曲事实、误导视听、二度伤害，岛内各界数十个社会团体行动起来抵制“动新闻”和《苹果日报》，要求当局对“壹传媒”进行惩治和约束。2009年11月25日，台北市政府以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开罚“壹传媒”50万元新台币，要求予以分级；2009年11月26日，再罚50万元。“动新闻”事件风波一直持续至同年12月。①
“动新闻”概念的界定。“动新闻”，即台湾媒体《苹果日报》于2009年11月中旬推出的标榜以全新的写实动漫方式呈现的新闻；手机可以下载，网络也可点阅，以大量模拟动画方式报道害、性骚扰、儿虐家暴等社会新闻，巨细靡遗地模拟暴力、自杀等画面②；模糊了新闻与非新闻的界限，也模糊了新闻与道德的界限。
“动新闻”成因
“动新闻”不是一朝炼成的。《苹果日报》我们并不陌生，在港台传媒界，“苹果化”往往与“大报小报化”相关联。早在《苹果日报》香港版时期，该刊记者向陈健康提供金钱利益、安排与其拍照的恶性买新闻事件，不加处理地刊登影星陈宝莲坠楼身亡的遗容照，偷拍影星阿娇更衣照等事件就多次引发了公众、业界的强烈谴责，也不乏闹上法庭之案例。一次又一次全版的道歉，似乎只是以娱乐的方式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其擅长以图片形式刊出一些并不需要刊出的，如罪案现场过程等，从它最大尺度地刊出敏感照片，走到“动新闻”这一步，也并非突发奇想，或曰空穴来风。套句的经典名言：“难道动画功力太高也错了吗？动画错了吗？”错不在动画的形式，而是从一开始这条路就错了，用图片还原真实性的幌子，撩拨的是大众的窥私欲，动的是法律和道德的球。从形式主义的角度来说，《苹果日报》倒是一直走在改革的前沿，如彩版印刷、以图片为主、率先开辟网络空间等创新手段。此次“动新闻”从功利、技术角度来说，无疑是显示了黎智英（《苹果日报》创立者，壹传媒前老板）进军视频网络、手机媒体等，进而囊括申请电视执照，进军全媒体的司马昭之心。
香港传媒自律委员会会长张圭阳教授直接处理过多次《苹果日报》涉嫌侵权的案件，他认为（如图1所示），道德的标准诚然高于法律的准绳，港台传媒业就是在道德和法律间的灰色地带追逐利益，而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是“紧紧”挨着不触犯法律的那条路径去走。③《苹果日报》就是这样走的，“紧”到先斩后奏，不断试探法律的底线。这就是苹果的经营理念。此次，台湾舆论纷纷谴责黎智英，实则正是其社会环境已经让“苹果化”走得太远了。
“动新闻”本质
“动新闻”是今天的“黄孩子”。以史为鉴，今天的“动新闻”就是21世纪的“黄孩子”，是用新的科技手段包裹着的历史的倒退。“黄孩子”的结局也就预示了“动新闻”的走向。“动新闻”从本质上来说不是新闻。更多的时候它是在臆想和导演事件，而不是还原真实。根据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中对新闻体裁的分类，“动新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杂文，或曰文艺性评论，是新闻和艺术的组合。“动新闻”动了新闻的本质，它不过是在演绎事件。从业务流程的角度说，什么时候需要配有漫画？无法获取第一手的新闻图片或须发挥漫画的反讽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新闻”是在买椟还珠。
“动新闻”动了谁的权利。港台境外媒体往往以新闻自由标榜自居，然而新闻自由不是自由地“做”新闻，那是侮辱了“新闻”。如果满足其所谓的受众的知情权（实则是窥私欲），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被报道对象）的权利（隐私权、名誉权）为代价，那么这种“知情权”和媒介使用权先天就是不正当的，是一种越权。媒介集团拥有着占据广泛社会资源的权利，因而先天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责任――通过议题设置引导舆论主题，通过沉默的螺旋作用社会言论，通过涵化培养社会文化氛围――这种责任不仅是以受众“想知道的”为出发点，而更是应以其“需要知道的”为归宿点。仅仅认为我们的受众的兴奋点在于膻、性、腥，那是低估了受众智商，也是侵犯了受众正当的媒介使用权。
媒介融合视阈下的“动新闻”形式
然而，孩子不该和洗澡水一同被倒掉。诚然，“动新闻”的低俗化倾向直逼公众的承受底线，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每次技术手段的创新都由该类媒体来担当，是否严肃大报在重视内容生产的同时，在形式上一定要故步自封，因循守旧？辩证地看，利益驱动的媒体往往有经济实力和动力去革新、创新，传媒大亨默多克就自认是用《太阳报》赚的钱去办一份严肃报纸《泰晤士报》。然而，利益增长点难道仅仅就是膻、性、腥吗？这是一个悖论。正如黎智英所设想的那样，“动新闻”只是个幌子。如前所述，从学理上说，“动新闻”不是新闻；从市场经营角度说，“动新闻”是台湾《苹果日报》通过视频进而进军电视媒体的探路石，探的正是一条集团化经营下的媒介融合之路。
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综述。“媒介融合”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热门研究范式。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媒介融合”与“媒体融合”为题目可以搜到的相关文章最早可追溯至1998年。笔者就以近10年为时间跨度，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现象的研究上，研究发现：
①数量的变化
表1：近10年相关数量一览（截至2009年12月CNKI数据）
从表1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媒介融合”早在10年前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注意，但研究成果较少。2001年到2005年，相关数量有所增加，自2006年开始呈现爆发态势，截至2009年12月，数量以年为单位成倍数增长。这种变化和近年来我国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是紧密吻合的。2006年被称作“新媒体年”，各种“媒介融合”现象纷至沓来，极大地丰富了研究者们的对象范畴。对于“媒介融合”的研究也逃脱了原来感性思考的桎梏，获得了经验上和数据上的支持和凭借。
②主要研究领域的偏移
图2：各类研究所占比例
根据图2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于媒介融合研究的重点偏向较为微观和内部的技术融合（44%）和具体操作层面，包括新闻业务（10%）、媒介经营（6%）和新闻教育（7%），总计达58%；对于外部环境和宏观层面上的媒介组织结构融合（4%）和传媒规制问题（4%）研究较少，相关研究始于2009年，起步较晚，借鉴国外经验居多；不包括专门对于海外相关理论、案例的研究（3%）；较为深层次的媒介文化融合（6%）以及社会影响等跨学科研究较少；其他主要是指一般观点性文章和微观应用、业界实践心得等（12%），所占比例不小，但缺乏具有创新意义的操作形态，一方面既显示出媒介融合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研究的理论程度还不够深；相关会议、学术论坛、研究综述等（4%）于近两年陆续出现，标志着国内媒介融合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
③涉及媒体比较
表2：涉及媒体类型
大多数论文没有涉及具体的媒体类型，而在“媒介融合”大课题下论及的具体媒体类型中，对于媒介融合反应最为迅速、迄今为止研究最多的媒体类型主要是纸质媒体（33%），这与技术革命条件下“报纸消亡论”的压力不得不说是有一定关联的；2008年以来，以技术融合催生的媒介新形态，如IPTV、互动多媒体报、手机电视、Brightcove等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广泛出现（13%），涉及两种以上媒介的融合，包括全媒体化运作的个案分析（24%）所占比例不小，均显示出国内正进行着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传统的媒体类型概念日益模糊。
“媒介融合”研究的缺口。在技术融合层面，报网互动是该领域内研究最早、所占比重最大的。但境内研究成果往往创新不足，手段趋同，局限于新旧媒体的融合，如报网、电视―网络、广播―网络，或衍生出的新形态，即手机动视等。涉及“全媒体”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以个案为例，如奥运报道、“十七大”报道的全媒体化运作，这种层面的所谓全媒更像是一个媒介盛宴，各路媒体各显神通，全之全矣，却未见融合；再者即关于“融合新闻”的概念、业务、行业标准等研究。尽管从2009年开始，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视角转向较为宏观和深层的传媒规制问题，但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转向。在新媒体冲击下所掀起的媒介融合，理应从技术角度入手，基于现有媒介形态去探索融合途径。
“动新闻”在技术融合上的突破口。“动新闻”，从最基本的报网互动，再以动画的形式打开视频市场，辅以手机动视载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手段的全媒体化。从“投入―产出”来看，既省去了设置网络直播室等设备、采编人员聘请和实地采访的成本投入，又暂缓了电视行业准入过高的门槛，还避开了技术条件下，视频流媒体flv格式还原真实人像不够清晰的弊端，从而找准了动画这一形式。同时也符合了娱乐化和后现代的网络文化，即以反讽、娱乐化视角看待社会事件，并且同步适用于第五媒体的推广。
具体借鉴途径。除去“动新闻”的不良导向问题不谈，还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呢？这一形式又适用于何种情形呢？笔者认为，从媒介平台角度来看，“动新闻”（下文所用的“动新闻”概念泛指其形式，不特指《苹果日报》“动新闻”）正是适用于已具备较为成型的报―网―手机报互动平台的报业集团。成员上，可以现有的平媒采编人员为内容生产主体，以现有的网络技术人员为技术加工载体；受众层面，习惯使用报网或手机报的用户，对于真实人像和声音的视听效果要求并不高，“动新闻”既可以让受众耳目一新，也规避了与广电媒体的同质化竞争。同理，电视媒体并无必要进行“动新闻”的尝试。
从内容生产角度来说，曾经昙花一现的“虚拟主持人”其实也是一次与“动新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尝试，但是由于其本身噱头不大，没有可以挖掘的诉求点，也就无法找准受众的关注点。笔者认为，关于“动新闻”的有益尝试至少可以找准以下两个突破口。首先，重现、戏说“新闻”，变新闻为调侃式评论，主要以奇闻逸事等民生新闻为内容主体，是对软新闻的再次“软化”。其次，开发品牌，使相关的动画系列变为一种专栏或曰游戏，正如“黄孩子”也曾披着外衣针砭时弊一样，以动画形式出现的“信息”与其说是传播新闻，更多的是共享一种共同情感体验，而通过一种虚拟的、软化的形式呈现，共享的如果已然可以是原始的膻、性、腥，当然更可以是更为和谐的大众文化。
注释：
①笔者于2010年1月6日再次进行百度搜索，相关报道最近更新时间为2009年12月10日，即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NCC）驳回台湾壹电视新闻台及资讯综合台两张执照申请的报道，
③引自香港大学张圭阳教授于2009年在南京师范大学所作题为“香港媒体现状及报刊自律机制”讲座。
摘要 在新的社会形势下，数字网络技术不断得到推广，推动了媒介时代的来临。媒介时代的来临丰富了视听的领域，使得视听逐步转型，原有的单一的广播影视传播形式的视听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使得视听的内涵以及表现形式得到丰富与发展。在新的发展形势下，“视听媒介”这个新的概念逐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本文就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视听转型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出新的媒介背景下的视听转型的意义。
关键词 媒介融合 视听转型 背景
媒介融合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媒介融合是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而出现的，是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的推动而得以发展的。各种媒体的功能逐步得到统一，将各种传统的媒介的功能融合在一起，是一种媒介之间的联合发展，通过这种媒介之间的融合介入可以使得资源得到整合，媒介功能得到加强。当代媒介所依靠的技术手段日益趋同，使得各种媒介的功能可以在同样的平台上进行整合。当代新的媒介融合背景下，视听媒介的新概念出现并逐步得到推广，媒介融合改变了传统的媒介布局，通过这种新旧媒介之间的不断融合逐步实现媒介功能的一体化，给人们带来更好的视听盛宴。本文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讲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视听转型，通过对于概念的转型、价值的转型、产业模式转型的分析，阐明媒介融合背景下视听转型带来的影响。
一、概念的转型
事物的变化是一种由外至内，再由内到外的过程，受到新技术、新科技的推动，使得视听转型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要想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视听转型进行分析了解，就必须首先对内在的视听转型进行了解，了解其内在的本质、特点，这就我们常说的概念的界定。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视听转型首先是概念的转型，视听概念的转型是人们对于其认识不断的加深。新的社会形势下，我们可以从信息、文化、媒介这三个方面来了解概念的转型。1.信息。信息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动画、视频以及图像对于信息进行表现，将一些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的东西消除。而信息技术则是指通过借助现代新型科技将信息进行传播并对于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信息技术的实现主要是依赖于对于其他先进技术的综合运用，通过各种现代技术的综合手段来实现信息的传递以及相应的处理。
信息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最开始的语言的产生，再到后来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产生，逐步发展到无线电的使用，实现了文字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后来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各种新型媒介的出现，为信息的传递与处理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保障，将通信、信息业、大众传媒相结合，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信息的传递由最开始的听说时代逐步发展为阅读时代，再到现在的视听时代，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过程。在听说时代，人们通过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来实现信息的传递，这种信息的传递还可以通过歌唱的形式得以实现。发展到后来的阅读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文字交流，以及通过文字创作出无数的文学作品，使得信息可以利用文字这个媒介进行流传，通过这种文字的交流来实现相互之间的社会交流。当电子介质兴起之后，视听时代逐步到来，最为原始的视听就是广播电影以及电视。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新的媒介的不断出现，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这些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视听时代的发展逐步加快，逐步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文字、信息的传播均可以通过视听得以实现，这就是新时期下视听转型的重大改变。
2.文化。文化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劳动获得的物质财富以及收获的精神财富都可以称之为文化，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而对于文化的狭义的分类，则只是侧重于对于人的精神文化的探求。在新的时期下，文化的范围不断得到延伸与发展，能够为社会民众提供相应的文化服务以及享受的都可以称之为文化，这是新时期的文化所显现出来的包容性。
3.媒介。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视听媒介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媒介的概念与内涵也得到了延伸与发展。媒介融合的趋势不断加强，视听媒介这一概念也逐步为人们所接受，视听媒介作为媒介融合下的一种新的概念，既可以作为信息的载体，又可以作为媒介，对于信息进行传播与处理。而视听也逐步走向正规化，并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与监管。
当今，视听媒介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的主流趋势，同时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媒介结构得到了重组，各个组织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所以在新形势下，企业要不断加强文化品牌建设，坚持科学发展理念，不断挖掘自身优势，合理定位，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价值转型
1.经济价值。当今世界，视听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经济力量，逐步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广播影视作为视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经济主体可以通过相应的视听文化的传播来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通过视听媒体获得相应的经济价值是视听文化发展的基础。只有在一定经济保障的基础上才能够带动相应的产业发展。广播影视是视听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价值。美国的广播影视世界闻名，虽然其每年的电影产量只占据世界总电影产量的10%不到，但是其电影的票房却占据世界总票房的70%，美国每年可以通过广播影视获得巨大的经济利润。在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下，视听媒体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在我国的GDP 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只是视听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巨大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新形势下，社会媒介融合趋势的不断加强，媒介功能的不断完善，能够有效地带动视听文化的发展，给予人们高质量的视听享受，这是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对于促进社会发展，优化社会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2.文化价值。视听已经逐步转化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形式，各个社会主体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视听媒介来进行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这种新的表现形式能够扩大文化的受众面，使得更多的人来接受这种文化，有利于国家文化的传承。同时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视听成为了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通过这种通用的语言，可以实现世界各地之间相互的文化交流。同时视听的转型使得文化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改革，改变了原有的传统的文化传播以及接受方式，视听媒介已经成为了当今文化传承的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人们接受文化以及参与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通过对于视听媒介的利用，使得文化的变现更具活力，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促进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文化的革新，使得中国文化更加具有活力，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
3.人文价值。当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通过不同的视听媒介的推广，可以有效地推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满足人们在新形势下对于文化的需求。同时视听媒介的发展是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通过各种视听媒介的融合可以有效地扩大视听文化的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这种新的视听媒介是一种较为便利的社交媒体，公民可以通过这种社交媒体来实现个人的人际交往，各种视频传播活动可以让公民在社交活动中使得自身素养得到提高，人格得到完善，人际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随着新型媒介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不断升级，逐步变化为人和物、物和物，物人融合的交流网，这种依靠互联网作为支撑的人际交往实现了线上的人际聚合。
三、产业模式转型
1.中国传统的广播电视盈利模式。对于盈利模式的探讨，一般是以经济管理的角度去进行的。借鉴相应的行业发展案例去对相应的盈利模式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中国传统的广播电视盈利模式是通过收取广告费以及网络收费来获取收益。盈利模式较为单一，已经不能够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广播电视行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新媒体的连接尤为紧密，所以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广播电视的盈利模式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对于广播电视的盈利模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中国的传统广播电视盈利模式是通过广告与网络收费来获取收益，虽然近年来，比例略有下降，但是依旧占据了主体地位，是整个电视广播行业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随着新媒体的介入，传统的广播电视盈利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了，急需对盈利模式进行改革，支撑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单一的盈利模式成为了阻碍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对于广播电视的盈利模式进行改革，通过不断的研究与改革，新的广播电视盈利模式逐步出现并适用于行业的发展。
2.视听媒体形式下的多元盈利模式。媒介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行业的盈利模式逐渐由传统的单一的盈利模式开始向多元盈利模式发展，除了从广告、网络收费获取收益之外，更多的新的收入渠道的出现，使得广播电视的盈利模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线视频广告收入不断增加，同时利用新技术手段建立起完备的广告体系，建立起定向的、智能广告的新模式，对于市场做出细致分析，了解群众需求，从而做出准确的市场定位，通过这种市场细分、通过智能化的操作手段，带来了新的广告时代。利用在线视频的付费模式实现了媒体的完美转变，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除此之外，APP 模式的广泛运用也为广播电视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前景，利用苹果公司所开发的APP平台进行客户端以及应用程序的设置，是当今世界广播电视行业的主流趋势，通过APP平台可以为全球的用户提供服务同时收取费用。而智能终端消费也成为了电视广播行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拉动了电视广播行业的发展。
四、结束语
媒介融合背景下，视听媒介概念的出现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改革，本文对媒介融合背景下视听的概念转型、价值转型以及广播电视行业的盈利模式转型进行分析与探讨，阐述当今社会媒介融合背景下视听转型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1]庞井君.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视听转型[J]；东岳论丛，2012，(10).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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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是当前新闻业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如果说媒体融合以前只是一个理论设想或是国外媒体的初步尝试的话,现在则已在中国开始成为现实。不久前,新华社的英语电视新闻线路开始试运行,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示范网启动,与此同时,央视网积极筹备成立 “国家网络电视台”,上海文广旗下的东方宽频公司也抢先了运行在公共互联网上的“上海网络电视台”,先限制在上海地区,进一步向全国开放。业界先锋动作频频,媒介融合的浪潮已不可阻挡。
目前国内现有的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大多偏重概念的梳理或技术化的操作,本文拟从技术、管制与受众三个角度,审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意在提供一种整合性的探讨思路。
技术融合:媒介内容与渠道创新的动力来源
“媒介融合”的概念首先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的。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1983年他在《自由的科技》(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the convergence of modes)。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媒介融合的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媒介融合的核心思想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近几年,不断有西方学者尝试对“媒介融合”做出界定,如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将其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我们知道,传统的媒介形态各有其优长,比如,报刊让读者思考,提出新闻主题的发展背景和可能前景,重在理解;广播主要是对新闻主题进行综述和解释,使人能够想象和理解;电视展示事件,推波助澜,让新闻主题向戏剧化发展,重在感情冲击。而在媒介技术融合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多媒体手段的支撑下,综合不同媒介形态优长的“融合新闻”成为必要和可能。简言之,“融合新闻”即指不同的媒体例如报纸、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及手机等,集中在一个信息操作平台上,统一策划、相互协调、取长补短,根据各自媒体和受众特点对信息进行分类加工,发挥各自的传播优势,有针对性地传播给特定受众。
融合新闻的理念最早由芝加哥论坛公司和媒体综合集团两家媒体公司率先进行实践,这两家媒体为融合新闻的发展探索出不同的发展模式。而在国内,佛山传媒集团是全国较早真正实现跨媒体的传媒文化集团。该集团2008年10月曾派6名记者赴美采访美国总统大选。这些记者分别来自旗下佛山广播电台、佛山电视台、佛山日报、珠江时报和一家期刊。这次联合采访并不像以往那样各打各的,而是互相合作,将“采购”的稿件、视频、音频内容放在一个平台上,供后方媒体各取所需。2009年8月,佛山传媒集团与密苏里新闻学院联手举办 “媒体融合战略战术高级研讨班”。美国的迈克尔•麦金教授认为,佛山传媒集团是中国较早认识到媒体融合重要性的媒体;从物理形式上来看,佛山传媒集团属下的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站都在同一栋大楼工作办公,已经跨出了媒体融合的第一步。接下来,希望在利用不同的媒体技术平台进行媒体融合报道方面,有更多的探索和实践。此外,广州日报集团、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等在报网融合、台网融合等方面的探索,均值得关注。
管制融合:传播产业的利益协调与公益诉求
在传播学研究中,技术与制度是理解当代世界传媒变迁的核心概念。理论上,“媒介技术决定论”与“新制度主义”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视角;实践上,新闻传播业与新闻传播研究不能不兼顾技术与制度的两个方面,“媒介融合”的探讨亦是如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外就有学者指出,科技打破媒介的界限后,相关的媒介管制必须及早相应地做出调整,然而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跨媒介与跨业经营的管制问题仍未完全获得解决。
在技术融合之前,媒体因使用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特色,在管制上也有不同的规范。如在美国,自1996年电信法实施之后,随着媒介所有权管制的放松,美国信息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进入交叉竞争阶段。整个产业融合过程经历了十余载的分分合合,在竞争基础之上又形成了新的垄断格局,媒介管制的探究与实践亦随之而演进。总而言之,世界各国的媒介管制考虑的基本问题是:媒介融合后的媒体及是否采取平衡一致的管制方式?是否对提供同样服务的媒体或平台采取一样的管制?如果语音、数据与视讯是由同一种媒体或平台提供,其管制方式是否一样?如何支持大型媒体的国际竞争与保存文化传播的多样化?等等。
在我国,“三网( 电信网、计算机网和有线电视网)融合”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阻碍,但是从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间相继出台相关的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广电和电信业务之间的界限正在一步步放宽,积极推进“三网融合”。2008年11月14日,国家发改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09年数字电视研究开发及产业化专项的通知》,就2009年数字电视发展做出方向性指导和规划,并计划为部分项目提供不低于500万元的投资补助资金。2009年5月25日,中央政府网了《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26号),文件中提到:“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从政策的逐渐放宽到直接的财政补贴均显示出政策上的阻碍似乎不再是问题的主要矛盾,而今广电和电信之间的部门利益障碍成为当前的主要矛盾。
三网融合的实质是三业融合,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最后是要打破垄断,形成高度竞争,横向分层,纵向整合的格局。据专家分析,目前我国信息传播领域的这三大产业的总体特点是:电信业因忙于自身的战略转型和行业重组,有劲使不出;而传媒业则由于自身严格管制的限制,有劲使得慢;至于互联网业则活力勃发,恣肆蔓延,亟待疏导和规范。由于管制的滞后和发展的迅猛,互联网发展中的问题层出不穷,管制体系力不从心,而电信业和传媒业的力量无法真正渗透到这个产业之中成为中坚力量。但从长远趋势来看,随着技术的发展、行业内的重组、政策法规走向成熟,我国信息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和制度整合是大势所趋。并且,从媒体的公共属性出发,融合时代的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应当是:保证传播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维持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在这些方面,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媒体管制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受众本位:满足用户的个性化与多样化需求
“受众”是信息传播过程的接收端,亦是传播学分析的重要视角。从受众本位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趋势与web2.0的传播格局密切相关。过去,“受众”是被动的接收者,信息传播只是单向的点对面方式,媒介经营重视收视率、收听率或覆盖率。在web2.0时代,“受众”成为积极参与的用户,媒介消费者通过媒介平台与运营商、内容商充分互动,实现点对点的传播。这些新的服务无疑需要海量的内容作支持,媒介经营必须重视用户价值的深度挖掘,媒介融合趋势下的内容整合与产业渗透正满足了受众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需求。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媒介融合与融合新闻可以根据不同受众对新闻内容和形式的偏好,制成不同类型的产品供他们选择,以满足受众对新闻个性化的需求。如同一新闻事件,可以先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简洁的语言从互联网或无线短信中发出,以满足那部分生活节奏快而只需了解事实梗概的年轻人和上班族;然后将载有对新闻事件及相关背景详细介绍的报道见诸报端,这也许是时间较为充裕而对事件的经过有浓厚兴趣的中老年读者的最好选择;而制成生动直观的电视节目向观众娓娓道来,可能是家庭妇女和孩子们的所爱。另外,受众的交叉覆盖也是媒介融合的一个特色。以广播电视读报节目为例,目前影响较大的有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南京电视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中的“孟非读报”、东方卫视“看东方”节目中的“早报早知道”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们不仅吸引了报刊的读者,而且对潜在的电视受众产生了吸引力。大众传媒要赢得受众,就要加强被传播的内容本身和受众现实之间的联系,如关注各种各类的人的命运,关注人的内心的不同感受以及他们的深层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媒介融合正为满足这种多样化的心理需求创造了条件。
总之,融合新闻的创新,要求媒体以平视的眼光把受众放在平等、互动的地位上,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和终端实现与受众之间的信息分享和思想交流,实现选择权、参与权和媒介接近权的共享。正如总书记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对新闻界提出的要求:“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与媒介规制的保障下,充分了解市场细分与交叉的受众需求和传播习惯,才有可能在产业竞争中占据优势,实现传播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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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宣传思想 意识形态 元媒介 媒介间性
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摘自新华网关于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报道
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
电视媒体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适应新媒体技术，为党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带来机遇，是作为媒体工作者的专业职责和本分，也是媒体工作者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主动姿态的体现。因此，在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格局中，电视如何占领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如何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做到守土尽责，成为各级电视媒体在今后的舆论宣传工作中的重要议题。本文从跨媒体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电视如何应对新媒体技术点燃的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如何跨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文化障碍，形成强大的新旧媒介文化融合驱动力，重建电视的媒介意见领袖的地位，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
一、看不见的硝烟：新媒体时代的媒介意识形态战争
尼尔・波斯曼认为，新技术和旧技术的竞争，是为争夺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的竞争。一旦认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意识形态偏向，我们就知道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样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这是意识形态竞争特有的激烈的竞争。他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新技术竞争点燃的是全面的战争，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
现今，以数字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媒体技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现有的媒介生态环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不仅在市场经济中处于白热化状态，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也即将打响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战役。
本文关注的重点正是新媒体技术点燃的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需要解释的是，本文所指的意识形态并非是一个政治术语，而是指作为整体的一种媒介文化、一种媒介世界观。媒介环境学派的前辈、现代传播学始祖哈罗德・伊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的出现往往会造成新的知识垄断，将知识赋予的权力从一群人手里转移到另一群人手里。尼尔・波斯曼的思想和伊尼斯一脉相承。他认为，新媒介并非像它的发明者宣称的那样惠及所有人的生活，当新技术闯入一种文化，其结果将是在短期内难以预料的，而最难以预料的后果是技术引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建构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器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波斯曼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认识论，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他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在手握榔头者眼中，一切都是钉子”。借用他的比方，我们同样可以认识到：在新媒体的领域里，一切都是被解构和重构的对象。此时，曾经作为“元媒介”和“认识论中心”的电视媒介面临严重挑战。
而新媒体点燃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改变了整个媒介传播环境，影响到了每一种媒介的生存方式。在行业观察者眼中，媒介行业竞争格局在市场层面的输赢或许能够被简单判断，但从长远来看，其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态势则未必明晰可见。尤其是作为传统媒介重要形态的电视，在这场战争中的命运可谓复杂难料。电视出现之初也曾被看作是一种新媒介，并因其在技术融合方面的创新而被赋予“元媒介”的地位。那么，在现今的时代，电视是否还能维持其“元媒介”的地位呢？毋庸置疑，电视面临的最强劲挑战来自于新媒体，尤其在作为意识形态高地的新闻传播领域，和自媒体相比，电视似乎失去了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技术优势。以微博自媒体为例，微博的信息具有即时、生动的特点，时效性强。例如，2013年8月22日，新浪微博@济南中院将案进行庭审直播，微博成为众多传统媒体记者获取消息的第一渠道。在上述案例中，电视失去了“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的地位，难免沦为微博自媒体的“二道贩子”。
然而，个别案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电视即将失去在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领袖地位，而将意见市场的优势拱手让予新媒体。
二、看不见的沟壑：媒介文化差异所建构的意识形态传播之障
如上文所言，在新媒体时代，若单论及技术层面的媒介竞争，电视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部分优势，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传播中，技术竞争一时的输赢并非为最致命的地方，对于传统媒体阵营来说，最具威胁力的现象是：传统媒体文化在新媒体阵地中频频被解构、被消解、甚至被重新建构。
值得一提的例子是，2012年，中央电视台在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播出的系列电视节目《你幸福吗？》。从电视传播的角度来看，节目原本的意义应该在于：通过追问普通百姓的幸福观，在整个社会层面建构超越个体生存方式的中国式幸福观。然而，该节目通过电视播出后，却在自媒体上引发了一场意义解构的集体狂欢：在网民的帖子中，掺杂着调侃、质疑、嘲笑和自嘲等各种嘈杂的声音。节目播出一个月后，《你幸福吗？》节目创作人员在新浪微博举办的“微访谈”中，试图解答网民质疑、达成意见和解，然而，在网民们非理性解构式的狂欢中，节目组主动通过自媒体发出的声音太过于微弱。这个案例可以看作是电视试图在新媒体阵营中夺回话语权的一次尝试。很显然，对于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公众议题，这样的应对方式非常被动。笔者的理解是，网民对于主流电视所传递的意识形态进行狂欢式的解构并非纯粹出于恶意，最根本的原因是，互联网文化本身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它通过对权威、中心和主流文化的消解，形成了自身话语体系和文化特征。而在网民的眼中，中央电视台正是主流媒介权威性的象征，且不论其节目内容，其特殊的媒介身份本身就容易成为互联网文化消解的对象。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之间形成的话语对峙与文化裂痕，是当前意识形态传播领域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跨越这道看不见的文化裂痕，为公众传递真实的社会图景、建构意义完整的话语体系，是电视作为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媒介使命。因此，在当前的媒介竞争环境中，弥合由于媒介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话语裂痕、建立具有强大融合力的媒介文化，是电视媒介占领意识形态传播制高点、重新赢得“元媒介”地位的关键。而下文谨慎引入的媒介间性概念，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进入电视媒介的意识形态传播研究。
三、媒介间性：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助电视占领意识形态传播制高点
“媒介间性”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人学学科和艺术理论。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最近一些学者主张，媒介间性如果被作为一种各种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克里斯托弗・巴姆提出对“媒介间性”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涉及到一个创作的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第二种是认为媒介间性是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三种是在另一不同的媒介中，对一种媒介的特殊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而施勒特提出四种媒介间性的讨论，其中第三种是可转换的媒介间性，涉及到了对于一种媒介在另外一种媒介中的表征。而可转换的表征常常有本体论的暗示，因为它假设一种媒体的本体意识的觉醒。可转换的媒介间性的反面就是本体媒介间性，本体论的媒介间性意味着：一种媒介在与其他媒介相关联时界定自身的本体，也就是说，单独对一个特别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与其他媒介相比较。芬兰学者海尔克曼将“媒介间性”确定为检验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各类媒体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这种关系包括不同媒介技术之间经济、社会、文化方式之间的关系。“媒介间性”提供了一种方法，用来评估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力、技术发展为媒介带来的后果，更侧重于媒介形式的衔接、以及持续改变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下媒介与媒介之间的接合与再接合。媒介间性侧重于媒介之间跨媒体关系的衔接和改变。作为一种经验研究，它侧重于媒介在历史背景下的跨媒介关系。国内学者杨霜认为，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突出这样一个焦点：即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
从媒介间性的角度来看，新媒介与传统媒介之间并非替代关系，媒介与媒介之间的文化关系也并非不可调和，因此，如果将“媒介间性”概念引入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研究，其概念的核心可以简单表述为：一种融合的媒介文化。如上文所述，新媒体点燃的全面的媒介战争已经使得媒介内容生产与传播进入间性时代，单个媒介（电视、报纸、广播、杂志、互联网、自媒体等等）生产出来的内容再也不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预见的是，媒介在重新界定各自的角色和社会属性的过程中，多种媒介话语体系将相互杂糅、相互渗透，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最终会形成融合的媒介文化。在新媒体时代，谁能率先跨越媒介与媒介之间的文化障碍，谁就将占据媒介意识形态领域竞争格局中的“元媒体”地位。
那么，在这个媒介间性的视角下，电视媒介如何发挥优势，成为媒介文化融合的强劲驱动力呢？
（一）重建新媒体时代的电视媒介概念，是提高意识形态传播力的前提
以媒介间性的概念观之，在新媒体时代，电视媒介的概念已经悄然发生变化。长期以来，电视被认为是一种家庭媒介，然而，户外电视、手机电视、互动电视等媒体技术的出现颠覆了电视作为传统家庭媒介的概念，电视也可以被看作是个人媒介、公共媒介、互动媒介。技术发展带给电视媒介的种种可能，意味着业界亟需重建电视媒介的概念和媒介文化体系。
媒介研究学者奥斯兰德认为，电视是媒介融合的典范，将戏剧和电影的表现技巧融合在一起，电视在童年时期更接近戏剧，在成年时期则学习了电影的技巧。“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电视本身。”奥斯兰德的观点到现在仍然具有借鉴性。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视的表现形式和话语体系一直在发生进化式的改变。在电视作为家庭媒介的时代，电视新闻、电视剧、电视娱乐节目是电视生产的主要内容，但是，随着家庭不再是观看电视的唯一环境，电视的收视环境日益复杂，其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也将发生巨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往哪里走，将直接影响到电视的内容生产与意识形态传播机制。因此，新媒体时代的电视媒介新概念将会更加宽泛和具有包容性，电视的媒介表现形式和话语体系也将更加贴近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步伐。
（二）掌握媒介文化融合主动权，是电视赢得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地位的关键
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驱动的产业融合，也包括话语融合与文化融合。以媒介间性视角来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电视和社交媒介之间的文化关系并非是不可调和的。而在媒介融合的态势下，电视媒介话语并不一定处于被动地位。以往，由于新闻采访权归属于传统媒体机构，传统媒体一直占领着意识形态传播高地，然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时代的传播权力格局，社会化媒体赋予公众传播权，信息在公众领域空间自由流动，分割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市场，挑战传统媒体新闻生产主导地位。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出现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两个生产领域，网民自由表达和记者采访权之间的话语相互博弈，倒逼电视媒体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发生改革。
因此，主动掌握媒介话语博弈与文化融合的趋势，赢得媒介融合的主动权，是电视赢得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地位的关键。在未来的意识形态传播竞争中，电视主动吸收社会化媒体的话语特征，掌握媒介话语融合的主动权，首先在内容生产机制中实现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和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之间的整合是第一步。内容生产的整合将带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话语互动，形成和谐的话语互动性。媒介间性意味着媒介边界的消失，不同话语体系的融合有利于电视实现跨越媒介边界的传播、建立理想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
（三）建立具有包容性的话语体系，是电视占领意识形态传播高地的保障
在新媒体时代，媒介话语体系与文化价值观往往是多元的，面对多面向的文化和内在价值观，许多传统媒体在处理争议性公众议题时往往适得其反。有学者认为，在市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大众媒介向巨大的媒介市场灌输意见，取代了包含多样性的交流与传播，讨论的范围分散和缩小，臆造信源，意见趋于集中化。在一定意义上，致使大众媒介在报道和传播争议的过程中，自身也陷入争议。因此，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媒介文化和价值体系，是电视做好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
笔者认为，电视生产与传播的机制改革首先应关注的是电视的个人化倾向：电视节目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手机APP终端收看，这意味着电视面对的是相对私密的收视环境和相对开放的网络文化。作为主流媒体话语生产的代表，电视应主动融入这种相对私密的文化环境，大而空的、权威式的、单向度的文化传播姿态，往往会引起个人收视心理的抵触和网络文化的反弹，进而引起新媒体文化对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意义解构与消解。当然，意识形态传播领域的挑战远不止于此，除了个人化，公共化、碎片化、互动化等新的传播环境，都期待电视媒介能够重建更加具有包容力和文化活力的话语体系。
四、小结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采编；创新；策略
1 媒介融合下新闻采编相关理论概述
1.1 媒介融合相关理论概述
孙东霞（2013）认为媒介融合，就是指媒介由传统的单一形式转变成多元化形式，也就是媒介的功能多样化。例如报纸，广播是单一的媒介，而媒介融合就是让它俩结合为一体，如电脑。刘玉红（2014）则认为，媒介融合是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手段，经过一定的传播媒介，将数据，文字，图形三者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从而达到信息的一体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媒介融合是媒体技术发展的一种整体发展趋势，其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内容的融合，媒介的整合，从而促进整个多媒体的发展。
1.2 新闻采编相关理论概述
新闻采编，即为从事新闻信息处理的相关工作人员。包括对新闻系统进行指挥的总编辑，还包括对新闻信息进行提取，修改，删除，编辑，设计等等一系列流程的编辑人员，最后还包括对加工好的新闻进行播报的播音人员及场景控制人员。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从新闻信息的设定，还是新闻信息的处理，再到最后的新闻信息的播放，新闻采编工作贯穿于新闻工作的整个过程。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采编的变化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采编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媒介的变化。与传统的报纸，广播不同，媒介单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广泛，如电脑，手机。媒介的变化，导致了新闻采编工作不在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第二，信息资源的变化。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新闻采编的信息资源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杂。这就要求新闻采编人员在收集信息资源的时候一定要对其真实性，价值性进行把关。
3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采编特点
3.1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模式多元化
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彻底瓦解了传统单一化的传播模式，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实时共享。这就导致了传统的新闻采编工作，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渠道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要求新闻采编工作更多的运用网络技术，把新闻的内涵性和真实性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与传统枯燥，局限的传播模式相比，媒介融合时代的传播模式更加生动，更注重全局视角，能够使旁观者更清楚的了解事情的全过程，认清事实情况，以达到新闻传播的真正目的。
3.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主体扩大化
媒介融合背景下，社会大众也变成了新闻传播的主体。传统媒体下，只有专业的新闻工作人员，才可以进行新闻的传播，但是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微信，微博等各种传播平台的兴起，每个社会大众都可以进行新闻的传播，而这些社会大众由于没有受到专业的新闻采编培训，在的信息中难免会出现不真实的情况。在海量的新闻信息中，筛选有价值的信息，这就加重了新闻采编工作的难度。
3.3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采编工作全能化
媒介融合背景下，对于新闻采编工作的要求更高，新闻采编工作人员的工作不在只是局限于单一的采集，而是对声音，图片，文字等的整合，以实现信息的最佳，最快共享。因此需要综合素质高，业务流程强的全能性工作人员。
4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采编工作创新的策略
4.1 完善新闻采集采编共享平台
新闻采编工作是多方面沟通的工作，一旦沟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不同渠道，内容雷同化的现状。因此，将新闻采编工作进行资源共享，有利于新闻采编工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从而有利于采编的双向互动，不但可以增强员工间的凝聚力，还能实现资源的实时共享。
4.2 创新信息处理机制
为了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新闻采编工作无论是在信息的采集上，处理的的程序上，内容的制作上，还是受众的关系上，以及最后的技术保障上都要突破传统模式进行创新。首先在信息的采集上，要进行特色信息的采集与开发，以打破传统的排版，多利用多媒体技术创造全新版面。其次在处理程序上，要合理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的组合，根据当天采集的情况，合理制作方案，以突出新闻想要表达的重点。在新闻选择的内容上，一定要具有针对性，避免雷同，这就要求对采集内容进行合理归类，差异化处理。对于受众的反馈，要做到及时的处理总结，可以设立信息及时回复机制，这样有利于新闻信息的及时跟进，从而确保新闻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最后，技术保障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不但可以加强新闻信息的生动性，还能满足广大群众的不同需求。
4.3 加强新闻采集人才队伍的建设
媒介融合时代，要求新闻采编人员应该具备更高的素质。这就要求新闻采编部门要加强对人才队伍的建设。首先，要定期对现有新闻采编人员进行培训，以适应新媒介融合时代的发展。首先要对新闻采编人员的思想意识进行提高，在保证新闻信息特色的前提下，一定要确保其真实性，而不是随意编写。可以定期组织一些讲座，通过互相间的交流，提问丰富自己的阅历。还可以针对某些案例，组织现场提问的活动，以提高新闻采编工作者的应变能力。其次，要注重新人员的引进，这样才能打破队伍传统的思维模式，给队伍注入新鲜的血液。
关键词：电视包装；新媒体；电视媒体
一、电视包装的概念与发展过程
电视包装目前是电视台、各电视制作公司经常用到的概念。什么是电视包装？电视包装的全称可以为电视媒体品牌形象包装。根据形象设计论的理解，按照国际广播设计者联合会和国际电视宣传与营销联合会的定义，电视包装是指关于电视频道、栏目、节目的全面包装设计，包括“在播包装”和“离播包装”两个方面。在播包装是指除了节目内容和插播广告之外的电视播出内容的包装设计与应用，其要素涉及频道标识(id)、频道颜色、频道声音、广告标语、形象宣传片、片头、导视系统、演播室等诸多方面。离播包装是指在非电视媒体以及社会公共环境中的形象设计与应用，涉及报纸、杂志、户外、广播、网络、推广活动等。电视包装有其自身的特性，主要为统一性、发展性、独特性。
电视包装行业在中国发生与发展约17年，其发展历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995年到2000年，是电视包装的1.0时代，这是电视包装的起步阶段，大家都还没有包装，各电视台的竞争很小。www.133229.cOm在内容上只是一种简单的节目包装，没有频道整包的定位，也没有品牌形象的概念，主要是以独立的视觉设计为主；在制作上处于简单的模仿状态，那时电视台的要求也不高，往往只要片子做的大气好看就行。但当越来越多的电视台开始做起电视包装的时候，各种要求和压力就相继而来，电视包装的1.0时代也就很快过去了。
2001年-2006年，是电视包装的1.5时代，此时第一波蓝海已经过去，而逐渐转变成红海。那时，整体包装设计概念被引入，品牌的定位开始在电视包装中应用。电视包装的内容更全面，从策划到制作到维护，包括在播包装和离播包装设计；制作上开始走原创路线，并融合了二维、三维、实拍等多种技术。
2007年以来到现今,是电视包装的后1.5时代，现在我国大部分电视包装正处在后1.5时代。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存在很多精彩纷呈的电视频道，尤其是在播包装这一块，设计已经很到位，使得接下去可以定位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现在的电视包装已不能只是在做片子而是在做结构，如果把一个个节目栏目看作产品，那整个频道就可视作品牌，电视包装要通盘考虑在播包装和离播包装，需要具备电视整体包装策划制作、品牌形象宣传管理等综合全方位服务的能力。在后1.5时代要寻找新的蓝海出口，离播包装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尤其是在新媒体出现后。
二、新媒体的出现和对电视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使我国电视包装即将步入新的时代，也就是2.0时代。
所谓新媒体，通常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体系上出现的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的类型很多，但其基本类型可以分为基于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平台的新媒体。
较之于传统电视媒体，新媒体有着它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互动性、整合性、及时性、细众性。新媒体的这些特点使受众的选择度、交流度、参与度大大加强，并可以自由的选择媒体接收的时间、地点和形式。
新媒体的这些优势和特点决定了新媒体的继承发展和强大的生命力，也给作为被迫收视的传统电视媒体带来影响和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电视受众急剧下降。新媒体较之传统电视的鲜明优势，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分流了传统电视的受众人群。从年龄结构来看，目前电视的主要受众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年轻一代主要的信息和娱乐通道转向新媒体，庞大的年轻群体涌向新媒体，这必然会导致电视受众的流失和收视率的明显下滑。
电视广告遭遇瓶颈。电视广告长期以来一直是电视收入的支柱，目前由于电视收视率的下滑，广告投放也开始由电视向新媒体分流，而新媒体的广告收入则处于不断上升的成长期。
传统电视媒体将面临新媒体带来的危机，然而“危机”一词分开看，既是危险、又是机会。新媒体虽然一方面给传统电视带来影响并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使电视迎来了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将会是未来传统电视的一大出路，也是趋势所在。
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体现在优势互补和融合共赢上。虽然新媒体有着传统电视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势。然而电视，经过多年的发展后，虽然已经处于相对饱和期，但是也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特质与优势，使其有着独立的生存空间。电视内容主流化、制作高端化和操作简易化是传统电视之所以不会被新媒体完全取代的重要原因。传统电视和新媒体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两者融合发展，才能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达到双赢的成果。
三、电视包装的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
电视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时不我待。而这其中，电视包装，作为电视媒体品牌形象塑造与发展构架下的重要行业，将是实现电视与新媒体融合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过程中，电视包装行业传统的那套内容不能放弃，包括在播包装要素的视觉设计、离播包装在传统媒体的宣传应用，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融合新兴媒体形式，拓展新的业务渠道、寻找新的宣传平台、丰富和完善电视包装整个服务体系。这也是电视包装在新媒体浪潮下的发展趋势。
（一）电视在播包装的发展趋势。
其实早在1.5时代，电视在播包装这一块无论在制作技术还是制作内容上就已经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发展。面对新媒体2.0时代的挑战，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在播视觉要素的设计趋于简约。21世纪崇尚简单的生活，简单明了的东西也更让人容易接受，于是我们在在播要素的视觉设计上也应该体现出简约化的特点，通过仅可能少的包装符号将频道理念、宗旨表现出来。例如可以在概念内涵上多下功夫而非一味地追求复杂的画面效果，让设计在简约的同时又耐人寻味；也可以巧妙地从基本几何形或基本色的构成中去挖掘灵感、去抽离元素。
其次，融入新媒体风格的设计理念。例如，节目导航可以设计成游览器的样式，通过输入搜索框带出画面，字幕出现的方式可以犹如鼠标点击一样，也可以配上网络中常用的点击、消息等背景声音，这种仿佛正在点击上网浏览的在播包装设计，融入了目前新媒体互动风格样式，从外观形式上拉近了电视与新媒体的距离。
视觉设计上的简约化和新媒体化可以说是在播包装在新媒体时代合适的发展选择方向，值得从中进一步探索新意。
（二）电视离播包装的应对策略。
在电视包装的发展历程中，相比成熟的在播包装，离播包装还是相对不够完善的。电视离播包装这一块将是新媒体时代的重点发展空间，以往较多地是在报纸、杂志、户外、广播等传统媒体上的宣传应用，但是新媒体出现后，已经无法满足新媒体时代的发展需求，如何拓宽新媒体业务，以提升电视频道的品牌形象，将是电视包装行业未来发展的蓝海出口，这里有很多内容可以发展探索：
1.互联网新媒体拓展。
电视和互联网合作，其空间很大。包括频道网站、主持人博客、观众博客、网络电视等。
频道网站。包括节目介绍和预告、主持人资料、频道资讯、论坛社区等。供观众在电视屏幕之余了解频道信息、查阅节目菜单等。频道网站是电视频道在互联网新媒体中的形象展示窗口，使电视频道通过互联网这一新媒体形式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主持人博客。以前观众往往只是看到主持人荧屏前的一个形象，很难去了解一个主持人并且和主持人沟通，但是通过博客，观众可以跟主持人产生对话和联系，进而激发观众对节目的关注。
观众播客。现在很多突发新闻事件，都是由市民首先在第一时间将第一现场的照片或视频在网络上发布的。于是，电视频道可以建立观众播客平台，播放一些由观众自己拍的东西，还可以把作者请到演播室同大家分享交流，想必这种互动形式会对频道的宣传很有利。
2.手机新媒体拓展。
如今手机的普及率已近很高，可以说近乎人手一台，借助手机平台开辟新的渠道，也会给传统电视带去良机。
短信互动平台。近年来很多电视节目已经在使用短信互动平台，例如在一些选秀节目中，观众可以通过发送短信投票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也可以通过手机参与短信抽奖、短信留言等。
手机电视。是利用具有操作系统和流媒体视频功能的智能手机观看电视的业务。手机电视既具有电视媒体的直观性，又具有手机的便携性，虽然手机电视前景是美好的，但是目前在国内无论是技术、内容、政策等诸多方面都还有待提高。手机电视业务也将会逐步纳入电视离播包装未来的服务清单中。
3.其它新媒体拓展。
无论是基于数字信号的数字电视，还是依靠无线信号的移动电视，也都是电视与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可取的重要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新的电视播出渠道，以其技术优势使观众可以实现点播、回看、定制收看节目。
电视离播包装在新媒体业务的拓展应用，将会极大地帮助电视媒体提升品牌形象，将成为电视包装在新媒体时代的重点发展趋势。
四、结语与展望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我国电视包装正在或将要面临新的挑战，虽然在某些方面已经迈出了步伐，但是有着更广阔的蓝海出口等着我们去探索。相信在未来，随着电视包装走向更加完善的机制体系，会让电视荧屏精彩纷呈，同样也在屏幕下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郭蔓蔓.电视频道品牌包装艺术.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05.
关键词：媒介融合；报网融合；“新型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7-0118-02
一、媒介融合的历史渊源
在2003年，AOL时代华纳董事局主席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曾在演说中提到，每个十年都有与之相系的词。“20世纪80年代，这个词是个人电脑。90年代，这个词是互联网，而接下来的10年，关键词将是融合”[1]。媒介融合正是接下来的10年中新媒体研究的焦点之一。
“媒介融合”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索拉?普尔提出的。他提出“传播形态融合”这一概念，来描述各种媒介呈现出得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2]。广义的媒介融合，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结合。近几年，西方学者对于“媒介融合”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应是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 Nachison的定义，即：“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3]。
近几年，“媒介融合”在数字化，受众订制化、细分化，众多产业甚至是跨产业不同层次融合的背景下，其发展势头良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1996年颁布的《电信法》，其放宽了对广播电台、电视台所有制的限定，允许电话公司参与有线电视市场的节目竞争。“这开了所有传播通信服务业自由竞争之先河，开创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继而引发了大汇流。立法者认为，这个新的法案向人们展示了21世纪的传播蓝图”。在这场融合大流中，比较典型的事件就是2000年1月10日，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公司美国在线和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宣布合并。这成为国际媒介产业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也是“媒介融合”在实践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而我国在媒介融合实践方面，发展较早、成果最显著的形式就是报网融合。
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闻行业被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体瓜分。这一时期，传媒业还处于一个“有报无网”的阶段。此时期是我国报网并存期，中国报纸电子版的标志性事件是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推出网络版。此后，《中国日报》网站也于年底开通。1997年元旦，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推出电子版，当年底全国上网报刊达60家。这一时期，网络上的电子内容大多是报纸内容的翻版，“报网同质化”现象严重。而在网络原创内容上有所探索的几家西方报纸，也基本出现在90年代末期。2000-2005年是报网互动时期，在中国，这一时期是以2000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网络版改为“人民网”为标志，也即报纸网络版被综合性的新闻网站所取代。随后，人民网、中国日报网、中青网等网站成为获得登载新闻许可的重点新闻网站。其间，报纸的“网络版”依然存在，以图形版或PDF版形式存在，且只占整个网站内容的一小部分。虽然报纸的内容与网站的其他新闻“动静分区”，但报纸与网络实现了良好的互动。主要表现在每条报纸新闻的下面都会用超链接形式组合相关的网络稿件，一方面，网上点击较多或者反馈热烈的热点事件，都会成为报纸上的新闻，而报纸上的重点稿件，又会被搬到网上做突出处理。另一方面，充分挖掘热点事件，利用媒体优势，最有效报道。到2005年，中国网民突破1亿。以博客为代表的Web2.0概念，推动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入了互动的新阶段，我国报业也进入了一个“报网融合”时期。较之“报网互动”阶段，这一时期报网摆脱了彼此独立的状态，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期。这一阶段模糊了各媒体与媒体从业者之间的界限，形成了新闻采集方式和新闻信息的汇流与分享。
西南民族大学新闻系吴闻莺提出，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业的冲击有三个方面：1.新闻信源和传播主体的变化；2.新闻传播方式的变化，由单向传播向双向传播，有媒介组织对大众的传播，转向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3.传播载体发生变化和传播方式变化带来的传播组织结构和信息管理方式发生变化[5]。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信源和传播主体发生了变化。
普通网民既是信源的提供者，又是简单信息的者。主要以视频、音频和文字等手段将感兴趣或是他们认为牵涉公共权益，有普遍社会影响的信息到互联网上。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具备专业的新闻理论素养，所以提供的信息是否具有新闻价值还有待探讨。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报网融合下形成的一批专业记者，笔者称之为“新型记者”，其具备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深厚的新闻学、传播学知识和各科知识的底蕴、高超的新闻采写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熟练的网络传播技术及操作能力等。这类记者所采集和传播的新闻，一般能在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上，运用与新闻内容相符的体裁和简练的语言，将信息灵活的在报网间传播[6]。
二、新型记者是传统纸媒记者的转型
“新型记者”的两大天职，一是正确引导舆论，特别是在报网融合的背景下，网络使新闻信息的传播和舆论的扩散成几何倍的增长，媒体舆论导向的作用空前加大。其次，“新型记者”要维护报纸权威性，在报纸权威性依托网络得到延伸的时代，更应该关注对新闻进行深入报道和解释。不难看出，“新型记者”其实质就是传统报纸媒体记者的三个转型。
（一）主持型记者
报网融合使网络成为记者搜集素材的一个有效平台，并在记者日常新闻采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传统记者搜集素材多是实地考察或是在图书馆、档案室进行资料查阅，这样不但耗费时间，而且资料、人力有限，程序繁冗，影响新闻时效。相反，网络信息的海量性、互动性、查阅的便捷性，为现代报网记者进行信息检索提供了方便。但问题也随之产生，因为现在网络信息浩如烟海，而真假信息也鱼龙混杂，如何有效的筛选和过滤真实有效的信息，排除虚假信息，这就要考验报网记者的鉴别力和判断力。关于这个问题，Stephen Quinn认为随着新闻来源和信息渠道的剧增，在多种媒体融合的新闻编辑部中，记者编辑的主要职能已经不是采集新闻，而是对浩如烟海的新闻和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使这些杂乱的信息呈现出相互联系和深刻意义，并使其转化为知识。新闻从业者的工作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知识生产与管理的工作[7]。这就要求“新型记者”一方面要善于识别错误言论、确立正确的舆论方向；另一方面要发挥报媒记者信息网广、知识积淀丰富、实践经验丰富、识别能力强和实地采访能力强等优势，及时对虚假或不确定信源进行判断或实地核实，以维护报网新闻信息的社会公信力。
（三）专家型记者
报网融合下，受众变得多元化，除传统报纸的读者外，也出现了网络新闻受众，而且网络受众的比重在不断增加。相当多网络受众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及专业水平，他们在网上的阅读带有专业需要，面对这一群“专业受众”，就要求新闻从业者有更高的文化修养和专业知识水平。而传统报媒记者在向网络记者过渡时，更应该发挥自身专业性强的优势。
（三）技能型记者
在报网融合下，传统报社记者除掌握基本的采写技巧外，还要依托网络这个高科技平台，熟练操作和运用数字化采访工具。由于网络新闻传播的物理基础是高科技，其功能的开发运用也要依靠高科技。网络新闻的表现方式是由静态的“图片”向动态的“视频”发展，由简单的“文字+图片”向集视频、音频、文字以及大量的相关信息链接的立体式报道发展，而且今后还要运用视频实现远距离“面对面采访”。所以这就要求报网融合下的“新型记者”，能熟练地使用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写新闻、摄影、摄像、操作数字录音机和摄像机，以及制作网页等，做到快速编稿，及时，以及网络新闻的创新应用。一方面，充分利用新闻源；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网络新闻传播迅速、数量丰富、链接简便、更新及时的优势，与报纸形成平面和立体的互动，在深度和广度上互相补充，使报道效果更佳。
三、“新型记者”应具备的主要素质
1.报网融合下的“新型记者”应具备强烈的竞争意识。随着近几年我国媒体发展的步伐加快，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作为报纸媒体补充的网络媒体，其竞争的焦点既包括信息量，时效性，特别是权威性、可信度的竞争，又包括人员素质的竞争。这就要求报纸媒体记者不但要学习计算机、网络知识，增强网络观念，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利用好网络资源和硬件设备有所创新，同时作为报网融合下的记者，发挥其在深度报道上的优势。
2.报网融合下的“新型记者”应具备更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报网融合下的记者除了保持传统职业道德外，还要保持强烈的道德感，要对自己发出的每条新闻负责，特别是在网络新闻报道中，更要去伪存真，不虚报、假报，以免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误导受众，降低报网媒体的公信力。同时，“新型记者”还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形象，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受众本位”意识。
3.报网融合下的“新型记者”应更崇尚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新型记者”更应该保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有客观之态度，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全面报道新闻事件，充分利用网络海量信息和远程采访的优势，为采访对象提供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同时，强调“新型记者”在运用网络传播信息时，更应合理运用报道权利，树立为受众服务的理念。
四、结 语
媒介融合时代，记者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在报网融合下产生的“新型记者”要不断提高自身整体素质，培养多媒体传播能力、批判性思维、选择与整合信息能力、增强竞争意识、保持新闻专业主义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品质。这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是壮大新型人才队伍、增强媒体实力的需要；同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新型记者”媒介素养的提高也能够使新闻报道更好地引导舆论、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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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艺术；高中美术；课程与教学
随着一个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和意义追寻为核心的“概念时代”的到来，未来属于具有“高概念（HighConcept）”和“高感性（HighTouch）”双重品质的人。我们的课程也应随时代脚步而更新，将新媒体艺术融入高中美术课程与教学，更多地将多媒体、新技术将融入创新教学，既能激发学生右脑思维，开拓学生多元智能、增强学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培养创造性思维，又能为培养具有美感、情感、懂得交往和寻求意义的优质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1新媒体艺术与高中美术课程
未来的世界是多元的、未来的世界是虚拟的、未来的世界是充满创意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渗透着“视讯科技—新媒体”的符号，需要我们去用心发现、体验。新媒体艺术融入高中美术课程与教学以“新媒体艺术”为轴线，贯穿新媒体艺术与科技、新媒体艺术与生活、新媒体艺术与文化等课程大模块，采用理论学习和项目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结合我们身边的各种资源一同审视、探讨、分析、创造、重构属于学生自己的新媒体艺术课程。新媒体艺术是指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将影像与其他美术媒材相结合，艺术性地选择、利用、改造、组合，延异出新的展示个体或群体丰富的精神文化意蕴的艺术形式。这让摄影、摄像、录像以及投影等元素也融入了新媒体艺术的创作中来。将新媒体艺术引入中小学美术课程中，与以下几点特质有关：强调观众介入和参与，能使观众置身其中的，在展示效果上具有异质性、互动性、融合性、非重复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以非线性的叙事逻辑将美术、音乐、戏剧、诗文、计算机、影像、劳技、光学等跨学科内容融入多维空间中，是一种开放的可变艺术。以夸张、异化的形象激活观众的感官，着重强调艺术思维和肢体介入。强调在自我与环境间的思辨，给予社会场域以人文情怀的美育关照。随着艺术观念的不断嬗变，艺术的外延和内涵也络续转变，本研究将新媒体艺术与高中美术相结合开展创意美术课程也十分契合新媒体时代下的视觉潮流与人文理念。
2高中新媒体艺术课程与教学设计概述
《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高中美术课程要面向学生的生活和发展，引导学生逐步形成敏锐的洞察力和乐于探究的精神，鼓励想象、创造和勇于实践，用美术及其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方法表达与交流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美术和其他学科的学习。”［1］新媒体艺术课程在高中阶段的开设，能积极帮助学生进行高层次艺术思维能力的学习。因此，笔者开设的新媒体艺术课程力求让学生学会以个人或集体合作的方式参与学习活动，激发创意，敢于大胆质疑，了解媒体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原理与思想，掌握利用相关知识合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促进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学生可以在多元的情境中密切新媒体艺术与自我、生活、艺术、文化、科技、社会、未来的联系，获得积极审美体验和生活经验；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探究能力、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的个性品质和学习习惯；此外，本课程还能让学生对媒体文化产生感悟与内化，养成利用新技术促进学习和改善生活的意识和态度；掌握利用新技术主动获取与加工、感知与欣赏、表现与创造、交流与评价知识的能力，发展信息素养、科技素养、媒体素养。具体说来，新媒体艺术融入高中美术课程与教学设计如下：
2．1课程目标
（1）明晰“新媒体艺术”的基本概念。引导学生结合周围的视觉文化现象，深入探索、鉴赏与批评不同形态的新媒体艺术。（2）感知新媒体艺术的特质、美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思辨新媒体艺术作品与人文情境、生活环境、社会生态间共相互生的美学关系。（3）通过多元媒材的体验与尝试，培养学生的影像感知能力、创意表达能力以及空间转换能力。
2．2课程设计思路：
通过艺术鉴赏、创意园区新媒体艺术考察、新媒体艺术创作等一系列主题性教学活动，采用串线性、共享式的统整模式进行课程整合，利用计算机、PPT及相关影像资料、互联网、艺术思维导图、绘图纸笔、美术档案袋等教学资源，力求建构多维、立体的课程，引导学生理解美术与其他学科间的有机联系。
2．3课程模块设计
模块一：新媒体艺术与自我活动目的：师生围绕“咱们学什么？为什么学？咱们如何学？与谁一起学？”四个议题进行讨论，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与教师一同选择、探讨、建构、编创属于自己的课程。活动项目：头脑风暴、课程会、议题讨论、新媒体宣传会等以供选择。学习要点：组建“学习共同体”，师生共同了解新媒体课程的由来与概念，一同商议课程的学习目的、学习方式、学习内容、活动安排、学习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构建和谐民主学习气氛，强调从学生的已有生活经验、学习经验、社会经验出发，结合学生兴趣点和关注点，使课程成为师生共同创生意义的资源；师生可以围绕“我看新媒体”、“我与新媒体”等相关议题展开辩论演讲，或围绕“新媒体艺术”“数字化时代”等关键词展开头脑风暴活动。模块二：新媒体艺术与科技活动目的：掌握利用网络工具进行信息检索、搜集资料的方法；以批判的眼光宏观当今社会的变化，明确新媒体时代下视讯科技发展的诸多表象及其特征。活动项目：网络虚拟考察、知识竞赛、主题调研会、视频媒体艺术展等以供选择。学习要点：学会运用常见的信息检索工具进行学习，包括“网络学习资源基础、网络学习资源获取方法、网络交流的沟通桥梁、基于Internet的资源学习”四个任务；通过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视频，既学习到新媒体技术的运用，更应体会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博大精深和综合实力的强大，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项目实践，申请博客，协同完成以“新媒体艺术与XX”、为议题的网络检索报告。模块三：新媒体艺术与生活活动目的：结合自身生活环境和经验阅历，从思维开拓、创意设计和调查实践等方面理解新媒体与生活的联系，锻炼用新媒体手段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活动项目：创意思维墙、校园设计工作室、模拟项目签订会、新媒体手工坊、家校参与户外采风、言语写作等以供选择。学习要点：建议从身边校园文化入手，利用电子数位板、CAD等绘图软件设计草图，师生共同创设兼具意趣性、交互性、主题性、文创性、时代性的学校环境，以求传达学校的教育哲学和文化精神；运用原型启发、希望点列举、逆向思考等方法进行互动，锻炼学生多向思维、放射思维、换元思维，为新媒体创意制作打下良好思维基础；项目实践，尝试各种手段建设我们的数字化校园（方案、模型、实体改造等）；小组完成田野调查报告，并尝试设计新媒体解决方案；模块四：新媒体艺术与文化活动目的：通过跨文化体验，力求培养学生世界公民意识，参与国际交往的态度和志向，以及多元视角所带来的宽容心态。活动项目：文化主题日、虚拟漂流瓶、多元文化旅、中国动漫游等以供选择。活动要点：站在世界文明与民族文明互动发展的原点，结合社会生活事件，理解地域、亚文化、伦理、种族、性别等问题，展示影像、交流评析，培养国际理解能力；帮助学生从新媒体的角度理解多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冲突与融合、积累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自觉建构具有时代性的文化精神；项目实践：举办多元文化综合媒介展，力求跨越过去和未来、现实和虚拟的界限，把社会评论、大众审美融入新媒体作品中。
3研究的结论与建议
新媒体图像文化在极大地丰富、提高了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技术手段和效率的同时，也以冰冷的数字技术标准造成了人的感知方式与审美经验的“同质化”。将新媒体艺术融入高中美术课程与教学，不仅能给予全球化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当代艺术的人文关怀，而且对继承、保护、创新本土文化，构建21世纪的创造力等方面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据此，笔者为新媒体时代下的高中美术课程与教学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通过动态的发展观，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中的视觉文化现象密切联系，精选设计多层次的、具有弹性的、符合学生审美建构水平的教学内容。从审美内涵和形式上来建构高层次的教学。第二，教师应积极建构以学生学习经验为中心的、结合社会性议题的视觉艺术课程，注重传统文化与学生的经验统整、知识统整，视觉文化资源与社会公共资源的统整，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课程发展。第三，改变思维，以学校美术教育在当今社会和未来社会中的力量为动力。［2］应改革师范学校教学课程、加强职后教师培训计划，提高美术教育者的新媒体艺术素养。总之，美术教师应充分认知新媒体艺术教学与跨学科美术教学对学生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独特功能，助人学渔，引导学生构建未来中国的宏伟蓝图做好思维方面的准备。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
［2］钱初熹．文化创意产业与当代学校美术教育的研究［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2．
关键词：新媒体高峰论坛；大数据；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1-0137-05
2014年10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传播学会2014国际新媒体高峰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著名专家，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世新大学等港台著名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及新华社、凤凰网等新闻媒体的300名专家学者与会。
本次论坛围绕“大传播 大融合：新媒体传播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重点探讨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产业的融合发展。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大数据与技术创新”、“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传播理论与媒介融合”、“社会转型与网络舆情”、“影视传播与创意产业”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
一、大数据与技术创新
当今时代是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新媒体研究与发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这是出席本届论坛的专家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国际传播学会现任主席Peter Anton Vorderer教授高度强调了大数据对于媒介研究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Peter Anton Vorderer指出，新媒体正在改变世界，我们处在一个随时连接、随时沟通的时代，时代的变革促使研究者适应新的环境，采用新的方法不断推进新媒体的融合，大数据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研究来源，是未来各类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数据就是未来。
凤凰网内容总监王建新教授从技术层面对IT引发的媒介变化进行了分析。王建新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程，是耕地资产价值变低、工业资产价值变高的过程；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过程，则是固定资产价值变低、信息资产价值变高的过程。在生产力层面，工业社会是机器加手工劳动，而信息社会是数据加大脑。在价值层面，工业时代是产品与消费者，而在信息时代是应用与使用者。虽然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都是使用者导向，但在工业时代却不知使用者在哪儿，而在信息时代，使用者就在眼前。在组织内部，工业时代是编辑服务导向，是领导者决定，是固定资产；而在信息时代是使用者服务导向，是产品管理者决定，是信息资产；在组织外部，工业时代是报纸、电报、电视等传统媒体；而在信息时代，是大数据、大脑和因特网等信息，是生产、消费和反馈之间的转化。
上海交通大学“大数据与传播创新实验室”主任禹卫华团队对微信用户阅读行为进行了眼动仪实验。该团队筛选不同类型的45张微信图片，经过细致分类后进行测量，通过对眼球滚动的路线与距离测量微信阅读过程中的被试用户的认知行为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微信订阅号的“小红点”并不能吸引被试用户关注，真正引起用户注意的是标题。
上海交通大学朱金玉副教授对大数据时代传统媒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探讨。他以对受众的认识和对受众研究的变迁为论述依据，从想象中的受众到看得见的受众来分析传统媒体内容的移动应用和大数据如何帮助传统媒体实现新的发展。朱金玉认为，大数据可以帮助传统媒体获取详尽的受众资料，并且从这些资料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在迎合中引导受众。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何睿以新浪微博为对象，探讨了“大数据”及其相关概念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是如何被理解和传播的，构建了“大数据”及其子群的微博社会语义网图谱，探讨了“大数据”在社交网络中的认知现状及存在问题。
重庆大学汤天甜副教授通过分析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其驱动下传媒业的变革，将数据挖掘课程与学习分析系统引入新闻传播教学，从教育理念、课程设置与教学格局、教学实践应用、师资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探索了大数据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路径。
复旦大学博士生田新玲对“公共数据开放”与“个人隐私保护”的悖论进行了反思。田新玲认为，“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人类开源精神的弘扬，却在各种目的驱使、各种算法运用的数据挖掘中侵犯了个人隐私。这种数据隐私权的侵害，既与大数据技术上的原因有关，也与结构上的因素相连：纵的公共领域与内心领域的融合趋向、技术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公众网络社会的抗争、不同文化价值的冲突。田新玲认为，在现实中我们还应还原开源精神，尊重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数据存在方式，尽快出台隐私保护政策，制定大数据产业的行业自律条例，更新公众数据开放观念，提高公众的大数据技术素养。
南京大学的党明辉采用文献计量学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大数据研究学术进展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成为大数据研究的主要阵地，云计算是与大数据研究最密切的数据处理方法，物联网是大数据研究中最主要的数据来源，通过数据库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进行数据挖掘是实现大数据价值的最主要手段。
二、新媒体与传播发展
台湾世新大学副校长陈清河教授对台湾新媒体的发展与趋势进行了探析。陈清河教授在简要回顾台湾媒体发展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上，将台湾新媒体的发展轨迹概括为三个过程：从无线到有线、从有线到网络、从网络到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的李武、张隐玉通过对国内外社会化媒体的研究进展的比较研究发现，国内外传播学者对社会化媒体的研究存在显著差异：在研究主体方面，通过合作方式发表的国际论文显著多于国内论文，而受资助的国内论文显著多于国际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国际论文更多采用实证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实验法和观察法；在研究内容方面，国内论文更多集中在研究社会化媒体自身层面，而国际论文更多集中于社会化媒体的受众分析和传播效果研究方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超副教授基于整合型科技接受与使用模型，以豆瓣网为研究对象，对网络社群的参与行为进行了实证考察。考察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信息化需求、娱乐性需求、社交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意愿；促成因素、使用意愿正向影响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行为；四种需求因素对用户的网络社群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研究发现，刘超向豆瓣网内容服务商提出了四项管理建议：优化信息组织模式、优化系统界面设置、增强用户交互体验、加大对用户的授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生贾哲敏以内容分析法和框架理论为分析工具，对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在议题建构中所使用的六项通用框架（事实认定、冲突、责任归因、对策建议、道德判断与人情味）与三项主题框架（政治行为、政治评价、政治发展）进行量化分析，发现两大场域存在多层次的差异性。贾哲敏认为，公众场域往往能够在事实层面影响官方场域，具有向官方场域输入议程的能力，而在行动层面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周洋同样以戈夫曼的“框架理论”为分析工具，对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媒体在社会运动集体认同建构中主要起到范畴化、唤醒并生产集体记忆、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和提供不同类型话语间充分竞争可能性的作用，这些作用在认同形成的“聚合”、“融合”和“磨合”三个环节中均有体现。周洋认为，新媒体的作用均是依附于既有的现实展开的，对这一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应该对阶级、个人利益、文化等因素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司格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对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产品评价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司格通过研究发现，用户对产品的评价取决于用户对产品的使用经验、产品对用户需求的满足、在线社交影响等。此外，产品已售时间的长短、用户发表评论的时间及用户所在地区等也对用户评价有着显著影响。而且，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在不同产品类型中表现不同，对于“搜索型产品”，其他用户的评论对用户产品评价无影响；而对于“体验型产品”，社交因素则显著影响产品评价。中国人民大学的熊壮同样以“使用与满足理论”为研究框架，实证分析了使用者的动机及其对使用时长和更新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使用社交网站主要基于五种动机：自我展示、社会互动、信息寻求、娱乐和消磨时间。在这五种动机中，社会互动和消磨时间能很好地预测使用时长。
厦门大学的张鸿对社会化媒体在国内外政府中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梳理，对社会化媒体的积极效应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用好社会化媒体新工具的政府对策：搭好“门” 与“窗”、培育合适的把关人。
三、传播理论与媒介融合
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峰副教授对计算新闻学和数据新闻学两者在概念、理论与实践中的异同进行了对比分析。闫峰通过社会影响、技术特征、参与者的分析发现，两者虽然在概念、内涵上有所区别，但并不明显，它们所描述的工作内容、流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在现实的大学所开设的相关学位骨干课程也彼此有很大相似性。
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崔迪对新闻媒介的“致知效果”进行了文献综述。崔迪细致梳理了英文文献中关于媒介“致知效果”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列举相关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研究的拓展和可能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张玲玲通过梳理媒介间性的概念历史及其在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中形成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媒介间性在传播学中进行理论建构的可能。张玲玲认为，随着媒介进入深度融合阶段，媒介间性将成为理解新旧媒介之间动态融合关系的独特视角，媒介间性理论将每种媒介视为主体，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以及两者互相合作共建主流价值体系的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刘展通过对东北J村的实地研究后发现，在媒介化社会环境的现实下，外出生活工作的村民“主体”，经由媒介的连接，实现了新形式的“离土不离乡”和相对村子而言的“主体”在场。刘展主张，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研究应跳出“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
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李耘耕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生活方式、满足获取、媒介现状满意度及社交媒体使用作为关键变量，构建了两个分别针对时事思想类和兴趣分享类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结构模型，以探寻影响受众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两个结构模型虽然更好地预测了兴趣分享类网络独立媒体的使用，但对时事思想类网络独立媒体使用的预测力较弱。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郑保卫教授对媒介融合提出了独到见解。郑教授认为，媒介融合战略决策的出台，是政府期待、社会需求、媒体需要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推进媒介融合过程中，必须树立互联网思维和新常态思维。此外，郑教授还对传统媒体实现媒介融合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剖析。
华东师范大学媒介融合研究团队分别从如何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内容、渠道、产业融合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集群发展、平台发展，如何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主流媒体，如何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如何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等方面对媒介融合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的滕浩、王传宝，以媒介融合为宏观背景，着眼于新媒体的功能特征，分析了众包新闻的三重角色：弄潮儿、解构者、领跑员，探讨了众包新闻报道的优势和劣势，并对众包新闻的发展前景作出了展望。
四、社会转型与网络舆情
华中师范大学的喻发胜教授对传媒预警进行了探讨。喻教授认为，传媒预警是大众媒体的重要社会责任，在大数据时代，传媒应通过突发事件数据库建构的路径，对各类突发事件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其多维的相关关系和风险演化规律，以及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影响作用机制，从而实现突发事件的“随机预警”和“趋势预警”相结合、“应急管理”和“远谋管理”相结合。
重庆邮电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博士后郑兴刚从网络政治参与的表现、成因及危害三个方面，对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进行了论析。郑兴刚认为，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主要表现为参与极端和参与盲从两种形式；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主要缘于网络技术特点、网民结构失衡、群体极化效应、现实中负面情绪在网上的折射等；网络政治参与非理性化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戕害政治民主、侵蚀政治稳定、危害社会和谐三个方面。
清华大学的博士生游淳惠以共识动员理论为理论基础，以台湾反贸服学运为例，探讨了在网络社会中，受众如何利用新媒体来吸引大众关注话题、如何提高追随者的人数和效忠度、不同的新媒体在学运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网络动员的影响力。暨南大学的陈韵博博士以深圳“小小草”遭遇逼迁事件为例，对劳工NGO的微博赋权进行了分析。陈韵博通过研究发现，微博起到了直播事态发展、与传统媒体互动、利用“话题”功能进行深入探讨和社会动员等作用，同时在个体、人际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赋权。此外，陈韵博还探讨了微博在劳工NGO维权过程中得以赋权的原因以及存在的局限等。此外，上海交通大学的季丹还对NGO组织形象传播价值、新媒体在NGO形象中的优势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NGO组织形象的塑造、巩固、日常维护、修复等四种传播策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洪婧茹通过对社交媒体在上海大学生的环保参与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性使用和环境行为之间，个人的环境意识发挥着中介作用，而表达性媒介使用则主要与公众的公共环保参与有直接正向关联。
中国人民大学的何梦炜以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为对象，从公共危机产生和谣言的新闻生产伦理两个方面，探讨了新疆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中的谣言传播现象，揭示了事件背后谣言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和国际影响因素，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提出了管控谣言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虹等从媒介使用时长、信息获得媒介依赖两个维度，对大学生政府信任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公共事件中，相信新媒体平台的高校学生对政府信息的信任度相对较低；高校学生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广播媒介的使用时长、对所在地政府官方网站、政务微博的关注度等显著影响高校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陈虹等建议，应从人员配置、不同新媒体平台互动、新旧媒体联动等方面加强地方政务新平台建设；在公共事件发生时，应采取政府联合专家的积极主动话语策略以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五、影视传播与创意产业
西北师范大学的陈积银副教授对便携式移动3D电影的运营策略进行了研究。陈积银认为，3D电影的发展之路在于生产、传输、播放全民化、微型化、私人化、多平台化、移动化、跨国化和互动化。在此基础上，陈积银提出了便携式3D电影的概念，并从其运营终端、传输网络、内容运营与评估等方面提出了便携式移动3D电影的运营策略。
北京联合大学的崔亚娟副教授对新媒体语境概念进行了新阐释，分析了新媒体语境下电视媒体的生态环境、发展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电视媒体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发展路径：品牌引领、练就内功，回归根本、创新发展，改变思路、占领先机。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张洋通过对性别差异之于叙事型视频广告情感共鸣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差异会对叙事型视频广告情感共鸣产生影响，且女性比男性的情感共鸣更强。在使用意愿方面，性别、情感认知、感情移入三个变量均会对使用意愿产生影响。在购买意愿方面，除情感认知外，性别、感情移入、使用意愿三个变量均会对购买意愿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