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8 14:36:05
[关键词]政策管理 政策调节 抑商政策 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所谓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就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常常采用的在一个领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内靠抓紧一部分政策而放松另一部分政策；或对某一政策实施力度上的一抓一放、抓抓放放的办法，对国家政策实行的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有序管理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使中国古代政策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古代政府正是通过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使国家政策能够有效、灵活地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动，实现政府对中国巨大版图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一、以政策管理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与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律，比如在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完整性和作用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能够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对形成和建立社会秩序起基础作用的是作为国家正统政治文化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政府颁布的对人们行为进行强制性正式约束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谋略或规定。中国古代国家的政策就是国家为表现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措施、策略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政府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意向。它不仅仅是一种条文规定，而且包含整个实施过程。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以“抓”和“放”两种手段对政策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在政府管理中的这种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古代中国，政策的作用既是实施管理的向导和目标，也是实施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政策手段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可代替的。古代国家对财政、税赋、土地等等的行政管理，都是遵循相关政策实施的。
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强盛中看得很清楚。秦国执行的以发展农业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农战”政策，使得秦国在国内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形成强大的国力，对外靠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各诸侯国，终于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或实行这一政策不力的诸侯国都一一被打败了。然而得政策之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十几年后迅速失败，也是因为其没有将“得天下”的政策及时转变成“治天下”的政策。同样汉初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多重矛盾中生存和巩固下来，根本上来看，也是因为汉高祖把“得天下”的政策改为“治天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政策在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政策对国家生活的这种重要指导作用，是其他政府管理办法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一项好的政策，能激起亿万人民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一项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必然给社会带来苦难和悲剧。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也就是政策管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一大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诸多的矛盾需要中国古代政府去进行调节。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平衡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抓抓放放之间，中国古代政府给各种因素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并限制它们只能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
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抓放式调节机制，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文、地理和历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地域、经济、民族和风俗上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只能是一体化发展方向上的管理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性管理。
其次，从思想根源看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抓放式的调节，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翕辟成变的原理和轻重论的经济指导思想，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思想，并自然而然地习惯以一张一弛的办法，来平衡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得以避免偏颇和失衡，并在这种一张一弛之中，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政策往往会处于一对矛盾的斗争状态之中。一是保证皇帝及其官僚的租金最大化，也就是皇帝和官僚能从他们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个要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就是要应用最小的国家开支达到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可以在皇帝和官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达到国家税赋最大化和社会平衡。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就是对这一对矛盾进行及时调整的平衡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抓一放的态势并不是盲目出现的，这是中国古代政府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对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其他阻碍社会继续发展的矛盾，所自觉采取的一种以政策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以对政策的抓和放为调节机制的管理方法的表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特点。
二、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抓放式调节机制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府的政策进行分类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括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等。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规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是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几乎涉及人们的全部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古代国家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正确地处理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在古代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尽量实现了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策也是古代国家实现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方式。政府按照国强民富的经济政策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负其责的财政、生产、专卖(榷)、市场等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有序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各种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考察，经济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系。从中观上看，国家经济政策又可以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财税、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的政策。在每一项产业政策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微观政策。如农业政策，又可分为种植业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渔业政策和农副产品加工政策等等。手工业政策，下面也可分为采矿、冶炼、陶瓷、制盐、纺织、铸币、兵器、食品政策等等。
本文探讨的经济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对那些管理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属于稳态型的经济政策的调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和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执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政策，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尽管这些政策也有一个抓放式调节的问题，但它们的变化会更快一些，从而在政策调节中，有关制定新政策和革新旧政策等问题将更为明显，这与作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调节管理是不同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式领导，在制定、贯彻、监督、检查、调整各项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全国经济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效地运行着。其中，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往往用更严格或更松懈的补充政策，对前一阶段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从微观层次上看，对政策如何执行，也往往得由地方政权自行制定补充政策来贯彻中央政府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通过政策的一张一弛而进行的一种趋势管理和原则管理来保证中央对地方集权化管理的。而对于地方来说，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不执行或违反了中央政策以外，绝大多数的问题也都属于执行政策不力的。而且这种抓放式的政策管理办法，往往还打上了皇帝和重臣们个人风格的烙印。
三、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人们从商或用重税来对付从商的人们；二是加强对从商者的惩处力度。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对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实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有序化发展。其主要的调节原则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收”的政策，对商人和商品经济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态度。但是当经济活力减少，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就又会采取“放”的政策，竭力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张一弛的轨迹。
春秋之前政府不抑商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基于农业而发展起来。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非但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了劳动力的保证，而且为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早在春秋以前，出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自然十分重视农业，却并不因此抑制或轻视工商业。《周礼》把“百工饬化八材”和“商贾阜通财贿”与“三农生九谷”等农业活动并列为“任万民”选择的“九职”。《史记》曾引用《周书》，说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商先公王亥曾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经商，被有易氏杀害。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就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交给了奴隶管家和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具体负责。从这种情况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商”即官府买卖的性质了。
尤其在商朝后期，商品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六韬》上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这里的所谓市指的是官府设立的特定的交易市场。据说姜太公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还可从《尚书·酒诰》上看到，上面记载周初的统治者教育卫国的殷民，要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父辈，农事完后，要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这说明农耕和到外地去从事贸易，都是殷民经常从事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商业的特点是经商权控制在奴隶制国家各级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手中。主要的商业活动是在商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大宗商品是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商品。平民之间彼此出售一些剩余产品，在商业交换中占不了多大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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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商业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当时尚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奴隶制时代决定的。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西周贵族领地，具有内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性质，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体私人工商业，但工商业都是直接为奴隶主掌握并为他们直接服务的。直至西周末年以后，私人工商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才跟民众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君主，非但不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证明，那些商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确强盛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而且当时的许多工商业大户就是在国家重商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经济转变时期的就业失衡与出现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为了鼓励农奴的生产积极性，纷纷通过变法，加速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使得许多奴隶变成拥有自己私人土地的农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域上建立起领地制经济。这是一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围绕着地权交易，土地自由买卖已然势不可挡。地主制经济由此得到巨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
然而，从事农业劳动和商业活动所取得的不同报酬，却使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一般在领主制经济下，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不能随意迁徙，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改变职业。于是在领地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已经没有必要世代为农了，一批农民开始流向工商业领域。这批进入经商或手工业领域的农民，在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社会上也由此出现了经商、做工和务农这几种社会职业在报酬上的严重差距。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司马迁将这种共识在《史记》中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投入与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别，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弃农就商的热潮。这种就业趋势对于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这一情况非但造成社会就业结构上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由农业经济的不稳定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比如，原先那些取得了份地的农民是国家赋役的基本来源，现在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因利益驱使转向了工商业，这首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影响。另外，商人常常用其在经商中获得的利润，来吞并和购买另一些仍留在份地上务农的人们的土地，这部分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被迫沦为私家地主豪富的佃客或奴仆，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人与兵源。以往对经商毫无约束的政策已经开始危及到国家的赋役收入及其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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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仍处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古代中国，大人人口的弃农，造成了普遍的粮荒和贫穷，尤其那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更经不起战争和灾荒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流民。这时，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控制职能的国家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商业的自由发展问题了。适应这种统治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在新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以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问题。秦国改革家商鞅说道，“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里的居者是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商鞅在这里已经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明智地找到了就业结构的症结上来了。
他开始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必须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据此，他把是否能够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否能够把农业人口和其他职业人口的比例，限制到适当的范围内，提到了国家君主能否王天下，国家能否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商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下，因此社会上有所谓“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②的说法，可见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向社会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有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把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是富国强兵之本的思想，与后来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农学派理论的基础思想是吻合的。
那么如何调节劳动力的流向，使之保持合理的比例呢?这个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君主政权的身上。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商鞅等一批具有重农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使广大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来，以解决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问题。他们在论述重农抑商的政策时，经常有过份贬低工商的言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苛求古人了，任何时代的政策都不免会带上时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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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子》卷一《农战第三》。
② 《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从以上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济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一个社会能有多少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只有遵循这种比例关系，农业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协调发展。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开始具有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结构理论的思想萌芽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政策。
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
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汉朝政府，在政策上也继承了秦朝政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此以后，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但又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离不开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依靠工商业，因此各朝各代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总得对抑商政策的执行力度采取抓抓放放的调节措施，使得工商业不至因抓得过死而失却生命。而这种抓放式的调节机制，又严格遵循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无商不活，商过又乱的规律，一张一弛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以便使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结构能始终处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之中。
一
奴隶制工商经济源于氏族社会末期。史学界一般认为金石并用时代的开始，是手工业 行业产生的标志。埃及是最早拥有手工业行业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埃及的巴达里文化 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巴达里居民能够烧出一种质地良好的薄壁陶以及具有特色的 黑顶陶，同时，织布、缝衣、编篮等也都达到相当水平。”[1](p.52)约开始于公元前3 500-3100年的埃及格尔塞文化，也表明埃及已逐渐脱离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在生产技 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冶金术的发明。这时已不再利用天然铜，而是用经过冶炼的铜来 制造刀、钻、斧、锛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掌握了金银的加工和制作”。[1](p. 53)
在埃及手工业出现的同时，两河流域也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 ，苏美尔出现了铜制工具。公元前3100-2700年，苏美尔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反映出 两河流域手工业发展的概况，“手工业以冶金(金银铜)和制陶较为发达。这时期开始使 用轮车、木船等运输工具，并且应用了十进位与六十进位的计算制度。”[1](p.95)
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要比埃及和两河流域晚些。不少古代传说都提到夏代铸造铜器的 事，“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2](p.121)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3](p.135)这些传说反映出中国从 夏代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
古希腊稍晚于中国进入铜器时代。古希腊的青铜文化主要见于盛传着的爱琴文明、克 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等等。约在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的“青铜器已相当发达。手 工业和农业也已分离。考古发现的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以及金质和银质的碗等工艺 品，都很精美。用陶轮制造的彩绘陶器尤为著名，所谓卡玛瑞斯式的瓶(以发现地命名) 是其代表。瓶薄如蛋壳，瓶面绘有鲜丽的动植物图案，生动逼真。”[1](p.196)
金石并用是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代。青铜器、陶器和纺织手工业的出 现，起到了加速私有制程度和促进奴隶制形成的作用。虽然东西方各国手工业产生的时 间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发展趋势是完全相同的。商业的产生比手工业早。商业是随着农 牧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原始交换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原始的交换关系只限于各部落、 部族、村社之间，由首领或头人主持的物物交换。东西方古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生 产力程度和环境不同而又有所区别。
埃及的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反映了古埃及的商业和贸易的一般情况。据 文献记载了当时“商业贸易不但在国内进行，而且同国外，特别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地 区，也有了交往。”[1](p.53)两河流域的商业不够发达，但“商业交换已经发生，商 人已经出现。”[1](p.95)
中国早在传说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关系。“北用禺民之玉，南贵江海之珠。 ”“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4](p.215)舜在充当部落首领之前，也曾亲 自“贩于顿丘”。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原始的交换关系。
古希腊商业贸易产生于克里特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1200年)。据文献记载，“克里 特在这时也有繁盛的商业。贸易往返使它接触到埃及和西亚的古老文化。从王宫的高处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诺萨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蚁如织，和爱琴海诸岛、希腊大陆、埃 及、西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西地中海进行繁忙的交易”。[5](p.5)
原始交换关系的出现和手工业产品的日益增加、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氏族社会经济走 向瓦解。恩格斯指出，由于商品生产和普通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 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 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制生产者。”[6](p.661)这是商品交换关系发展所带来的 必然结果。
二
奴隶制确立后，手工业、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形成一支产业行业 ，出现了许多官营、私营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也出现了家庭手工业。商业活动已不限于 职业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农牧业生产者也直接经营和出卖自己的剩余产品。城市和水 陆交通枢纽是奴隶制工商经济和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奴隶制国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经历了奴隶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但各自 有不同的发展经历和特点。公元前2686年，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专制王朝。上下埃 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埃及工商经济的 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历史时期。约当公元前2686年，在埃及进入古王国时期，手工业主 要有石材、木材、金属(主要是铜器)纸草等材料加工业，纺织业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当 时，造船业开始兴起，法老多从黎巴嫩运来上等松木，建造许多船只。商业贸易也十分 活跃，除上下埃及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外，法老属下的官商还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并时 常派出武装的商业远征队去掠夺努比斯的黄金、塞浦路斯的铜、黎巴嫩的木材等等。这 时用作交换物的等价物还未统一，有时是某种实物，有时是铜块。手工业、商业被严格 地控制在法老和权贵之下。法老和权贵的农庄，“设有制陶、锻冶、木作、织布、珠宝 等作坊，亦各有不同工匠。”[1](p.60)
当古埃及进入中王国时期，手工业有较明显的发展。其特点是铜器制造业和纺织业发 达。这时的冶金、锻造已掌握了铜的熔点和质地技术，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制造工具。同 时，还出现了纺织用的平式亚麻织布机和烧制玻璃行业。在商业方面，城乡交换日益频 繁。造船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水上运输条件，贸易的最远点已达巴比伦。
当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手工业、商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冶金工艺采用了改革后 的皮革制脚踏风箱，提高了工效。金属制器除青铜器外，已从赫梯输入了铁。铸造作坊 也有明确分工，“某一铸造作坊有十二名工匠，制出斧、锯、锄、小刀、锤、剑、短刀 、战斧、矛、箭以及其他祭神用的器皿，并发现了‘六合金’的字样”。[1](p.72)并 且有些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也得到了明显地扩大。此外，埃及的纺织业出现了立式织布 机，比此前的平式织布机又有改进。烧制玻璃的作坊能造出彩色玻璃器皿，造船业出现 了帆船。装饰品工艺也相当精致。从法老吐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如 金线编成的项链，镶有各种宝石的金耳环等，都说明这一时期的工艺技巧已达到相当高 的水平。埃及的商业在新王国时期也出现了高涨。尼罗河上下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 繁，商业贸易活动远达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半岛。“从克里特的诺萨斯和南希腊的迈锡尼 ，都发现新王国的手工业品。包括黄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同时，在埃及也出土了当 时爱琴海诸岛的产品”。[1](P73)对外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种类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商业 的主要特点。“努比亚和彭特(红海西岸沿岸一带)的金银、象牙、香料，叙利亚的木材 ，两河流域的织物、油类、马匹以及奴隶，都是埃及人从事交换的对象。”“埃及输出 的物品还包括粮食、布匹和衣服。”[1](p.73)不过，商业的发达，并没有使埃及的货 币发展起来，交换常以金属块充作等价物。新王国时期的商业活动。掌握在国家手里， 对外贸易常伴之军事掠夺。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进入后期埃及时期，手工业、商业仍然十分兴旺。自公元前100 0年左右，铁器在埃及普遍使用，青铜锻造工艺和技巧也有明显提高。商业活动又有扩 大，“埃及的纺织品、陶瓷以及金银装饰品等，大宗输往西亚各地和爱琴海一带。希腊 和腓尼基商人争着到埃及做生意。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公元前600年左右，法老尼科曾 下令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未竣工)。据说还建造大船，环绕非洲航行。由 于商品交换需要，从第二十二王朝开始用银条充作等价物，并带有‘铸造’‘精炼’之 类的印记，这是铸币的萌芽。国内外商业的兴盛，促进了高利贷的发展。农民失去土地 ，穷人沦为债务奴隶的，大有增加”。[1](p.82)
埃及是东方奴隶制专制的国家。专制特点在工商经济中也有所体现，即它的工商经济 不是由平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以及职业商人组成，而是法老属下的官营工商业和阿蒙神庙 控制下的僧侣工商业占优势。这是古埃及工商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
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比埃及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两河流域国家的发展 历史纵横交错，便造成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复杂性。只是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手工业和 商业贸易才有所发展，白银已成为商品价值公认的尺度。工商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 国王所有，国家对粮油、羊毛等重要商品规定价格。这种情况在早期奴隶制时期是比较 少见的。这表明当时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强化的程度。
当古巴比伦王国建立后，它的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据《汉穆拉比法典》记载，当时 的手工业已经有制陶、织布、木作、皮革、造船、制砖、建筑等等。手工业作坊主要由 国王和神庙开设。“商业贸易对外对内都很发达，神庙、甚至国王本人亲自洽谈大规模 的交易。”由于国内外商业的发展，银和铜越来越成为一般交换的媒介物，但铸币仍未 出现。[1](p.109)到公元前605年，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后，手工业、商业掌 握在十分强大的祭司、商人高利贷者集团手中。他们“从事工商活动，如开设店铺和和 高利贷代办所，组织商队贸易。”并在工商业中实行了一些新的经营和剥削方式，如允 许有技能的奴隶独立经营手工业作坊及小店铺，这些奴隶可单独与自由民订立契约。但 “他们每年必须向主人缴纳一般为奴隶身价五分之一的年贡，名曰‘曼达图(Mandattu) ’。另外还要缴纳一部分收入，作为主人贷款的利息”，[1](p.121-122)这种剥削奴隶 的方式，较以前有一定进步意义。新巴比伦的手工业和商业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京 城内聚集了来自亚非各地的商人，人口多达十万余众。
中国与埃及、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比较相似。中国在夏代进入奴隶制 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起步。据文献资料记载，夏代除青铜冶炼、锻造行业外，陶制 行业也比较发达，黑陶多是轮制、种类比较多，工艺也相当精细。纺织行业也开始使用 骨梭和陶制纺轮，工效亦相当显著。在进入奴隶制的商代，手工业种类很多，而且分工 颇细。殷墟曾发现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可以制造各种兵器、礼器、骨器和其 他艺术品。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制裘、缝纫等，均 见于甲骨文。”[7](p.45)青铜铸造是商代手工业行业中的主要行业。当时的青铜铸造 已经拥有比较高的技术水平。如安阳出土的司毋戊方鼎，重达400多公斤，铸造这样的 大器，若没有丰富的冶铸经验是不能设想的[8](p.22)。由此可见商代青铜制造业是相 当发达的。商代的贸易关系以物物交换为主。在部分地区已流行货币。从二里头遗址发 现的石贝、骨贝、海贝，可以认为“贝”在交换中起到了商品交换价值的作用。殷虚后 冈出土的一个商代铜鼎嗣子鼎，就有“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甘朋”的铭文，即赏赐 二百枚贝。由于海贝数量少，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又出现了骨贝、铜贝。19 58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中，就发现仿照海贝铸成的铜贝。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 的金属货币。商代铜贝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商品交换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到了西周，工商经济在夏、商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不仅青铜器已普遍应用 ，而且制造的也更精美，造型朴实。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不论在数量上、品种上 、铭文字数上，都超出了西周前期。在制器技术方面也有显著变化，一付陶范可以连铸 数器。张家坡出土的釉陶残片，烧成温度达摄氏1200度，吸水性很弱，已接近瓷器。屯 溪出土的釉陶器，也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车的广泛应用，反映了西周木工、金工、 漆工、皮革工等组合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西周的商业，仍处于物物交换和贝币交换 的阶段，主要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和珍宝。西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特点是官营 占支配地位。自周天子以下，大小诸侯，以至当权的大家族，都拥有各自的手工业作坊 ，并设分门别类的专官。在号称“百工”的组织下，进行专业管理，驱使手工业奴隶按 规定生产成品，无偿地剥夺劳动果实。
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工商经济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 不足。手工艺产品和种类比较少，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较小，国际间的贸易极其少见。剩 余产品销路狭窄，加之官营商业的垄断，商品贸易的作用始终未能使中国奴隶制手工业 、商业和农牧业经济振作起来。转贴于 三
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东方的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 在公元前8世纪至4世纪之间，形成了奴隶制工商经济鼎盛的时代。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主要表现为城邦经济。城邦形成于荷马时代，是城市和原始村 落的结合体。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全境约有200多个城邦。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 政。雅典、米利都、科林斯等城邦是古希腊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中尤其以雅典 为最著。据记载，在公元前7-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显著的发展。其精美 的陶器，远销尼罗河口、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此外，酿酒业和榨油业，也很兴盛。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造船业也有了进步。这些经济上的连销似的变化，使雅典逐渐成 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5](p.53)雅典工商经济的发达，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奴隶制度 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新的富有工商阶层。城邦工商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奴隶制由低 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度。
古希腊雅典城邦工商经济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商奴隶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 于工商经济发展的政令。梭伦出任执政官。梭伦经商起家，曾以“财货唯吾愿”的诗句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鼓励外邦手艺工匠移入雅典，规定做父亲的必须教儿子学会一种 手工艺。为了保证雅典的粮食供应，梭伦还颁布法令，限制谷物出口。不仅如此，为了 使雅典城邦工商经济得以发展，他又颁布了培植林木和改善灌溉的法令。从而，一方面 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另一方面也为榨油、酿酒等手工业提供了 加工原料。与此同时，梭伦还积极进行政治改革，以巩固工商阶层的利益。梭伦改革， 打击了世袭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为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富有阶层开辟了取得政治上 统治地位的途径。继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41年，庇昔特拉图执政。庇昔特拉图大体 上沿袭了梭伦改革的方向，坚持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与 此同时，庇昔特拉图还积极发展海外商业，建立海军舰队，控制海上通道，以此来推进 海外贸易。这样，雅典的手工业品既可顺利无阻地远销到黑海沿岸，又可以把黑海地区 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雅典。所以庇昔特拉图“当政时代也就成为雅典工商业向上昂扬 的时代。”克利斯梯尼他执政后，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巩固自梭伦以来工商阶层所取得的 政治、经济利益，并把从梭伦改革以来的雅典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归结于奴隶制民 主国家的稳固形成，归结于残余氏族制度的彻底消灭。从这时起，雅典奴隶制国家跨上 一个新的阶段，使拥有大量生产奴隶的工商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雅典工商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雅典与波斯围绕爱琴海商路所有权问题产生 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希波战争。雅典战胜波斯后，控制了黑海咽喉，垄断了爱琴海上的 商务活动，并征服了雄踞东北航线中心的塞勒斯岛，解放了卡里亚和利西亚一带的希腊 城邦。雅典海上实力的增强，为工商经济的发展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希腊波斯战争之后，希腊的工商业城邦进入了繁荣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发展成二十几 种行业，并且各行业内部分工细致。从而，雅典的制陶业，建筑业、冶金业以及造船业 ，都很发达。科林斯城邦的纺织品和毛毯；米利都的纺织品和家具是十分畅销的手工业 产品。此外，古希腊采掘业、农牧产品加工业等，也都有发展。古希腊的商业呈现十分 昌盛的景象。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海外贸易更为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已成为爱琴 海上的著名商港。由于商业的发展，金属汇兑业随之出现。因各城邦间钱币不同，因而 市场上产生了银钱交换摊。后来，发展为金融业，经营借贷、抵押和汇兑等业务。抵押 借款利息为12%，商业借款利息为16-18%，海上贸易借款利息为30%。在雅典、科林斯等 工商业发达的城邦，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奴隶制经济本质上还“保持 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9](p.171)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相比较，具有 不同的特点。首先，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虽然本质上具有传统自然经济的要素，但形 式上已处于十分活跃的经济地位。土地的买卖也已兴起，并且产生了经营地产的商人。 这是自然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关系冲击后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东方的奴隶制 国家中比较少见。东方奴隶制国家在主导方面，工商经济的发展程度，还远未从根本上 冲破土地‘王有’的格局限制，土地的买卖关系只是在奴隶制行将解体时期才出现，而 且数量不多，交换形式也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经营地产的行业和阶级。因此，东方奴 隶制经济的本质和形式都是自然经济要素，工商经济只是农业经济的附着物。
其次，古希腊的商业已发展成为带有国际性的商务活动。古希腊拥有发达的国际商港 和商路，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活动远达欧、亚、 非三大洲。埃及、两河流域的商务活动，虽然也达到海外，但就是其规模、数量和发达 状况来说，都不可与古希腊相提并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商务特点是陆路型的，缺乏通 往海外的良港和商路。
第三，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阶层并且建立了民主制度。古希腊奴隶制 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基础之上的。当然，雅典奴隶制民 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但是，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 工商行业的兴起，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所作为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他们使雅典从原始的传 统、世袭贵族政治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古典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奴 隶制度是建立在不够发达的农牧业经济，和十分微弱的工商经济基础之上。工商行业多 属官办。工商奴隶主贵族虽然有机会参与国家政事，但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奴隶 主很难形成一支可与专制政治力量抗衡的政治势力。因此，东方的工商奴隶主只能服从 于专制帝王的需要，而不能根据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改弦易辙。
摘要:重农轻商为同处农耕文明世界的早期中西产业思想共同的基调和取向。熏农的合理性蕴含了轻商的合理性。可是,轻商的合理性在早期中西方之间呈现出重大分化。早期西方产业思想保持了一般轻商观的历史合理形态,在中国,一般轻商观却演化出极端的抑商主张并主导了秦以后的古代产业思想。抑商主张足否合理只能通过动态的比较研究给出判断。在思想史内来检讨,抑商主张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逸出经济思想的范畴将产业关系政治化。
关键词:重农;轻商;中国;西方;比较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73 9841(2012)04-0162-11
在工业文明诞生前的人类经验中,重农是所有农耕文明世界的不二选择。所以,重农思想的形成是一种自然而直观的存在反映,举世皆然。同样,在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绝大多数时段中,与重农思想直接而密切相关的轻商观也是中西共享的。重农轻商具有历史的普世合理性。但是,从重农轻商走向重农抑商的极端,却显然是中国古代产业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求索这种始同终异的原因并非是纯粹的经济思想理性可以胜任的。
一、普世共享的“重农”
美国的经济思想史名家韩讷(Lewis H.Haney)指出:“东西两洋之经济思想不同,学者所公认也。”无论东西方经济思想有多么不同,重农都是早期东方和西方的不二选择。遍观农耕文明世界诸国各族早期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言论,无不盛赞农业,重农思想一目了然。中国乃早期第一农业大国,也是第一重农大国,自无须赘言。东方和西方的早期经济思想无不秉持“重农”观,且西方丝毫不落东方之后。希伯来人的经济思想;上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古罗马的贾图、瓦罗、科伦麦拉、西塞罗、奥古斯丁的著述;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经济观念、基督教寺院文献、代表经院学派的阿奎那思想;直到18世纪名噪一时的重农学派的洋洋大观,无不直接或间接充满了将农业奉为首要产业的溢美之词。
论及15到17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时代,情况则较为复杂。当时的英国思想界视商人为“最利于国之民”,但绝非如重农而轻商的时代那样地重商而轻农,其法令政策中仍有“奖农律例”。重商学者蔡尔德在其《贸易论》一书中指出:“以余观之,商人,工人,与农人(注意其所言之次序)……实为一国之精华……”,这一表述诚可被确认为一种重商且尊农的产业观。被视为重商主义最后一人的斯图亚特受重农主义的影响,对农业剩余甚是重视。
韩讷总结道:“上古及中古以农业为第一,今则以商业为第一……中古之时,农业之优势甚盛;十七世纪之秋,商业之权衡日增;迨至十八世纪中叶,……农业复见重于世;及工业革命兴起,工业遂超乎各业之上矣。”即便如此,这里仍须补充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举凡禀赋农业资源条件、且工业文明的形成由农业文明转型而来的国家和地区,重农依然是天经地义而顺理正道的基本经济观念。一种产业是否受重视,主要不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中的规模大小所决定的。自工业革命开展至今,欧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均显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受重视的程度从未因一波接一波的工业化浪潮而弱化,尽管比之工商各业的强劲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和所占比例下落到了次要的地位。从原理上讲,重农思想的地位不可撼动。一方面由农业所具有的内在自然属性所决定,另一方面由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所决定。越走近远古,农业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越具有刚性;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又决定了农耕社会依赖农业的刚性。由这两方面的自然刚性相结合所决定,农业必然被视为各种经济活动中最不可或缺和最不可轻慢的部分。农业的自然刚性最容易为直观朴素的早期产业经济思想所认知和敬畏,而这正是集重农观之大成的重农学派奉自然主义为圭臬的缘由。显而易见,农业的自然刚性奠定了其“本业”的地位。早期经济思想的任何演进都不可能与农本思想背道而驰。由于农业的本位性从未受到过质疑和挑战,所以,孤立的重农主张本身不能成为一个思想命题,至少不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思想命题。
“只要是经济过程简单到不需要特别解释的时候,对于经济过程的推理便无从开始。”。当经济领域只存在原始朴素的农业部门时,就不可能存在重农或农本思想。重农思想不可能孤立地产生和延续。按产业形态来界定,农耕文明是指以耕畜业为主体而主导整个经济活动的文明。耕畜业自产生后,延续其惟一经济部门的地位至少有四千年。在耕畜业最初发展的四千余年中,考古和文献均没有留下足以证明工商活动与农畜活动分离的证据。实际上,工商活动真正从农耕业中分离出来而形成专门的行业或职业——手工业和商业,几乎是在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工商业的形成和初期发展仍然立足于农业的发展,且对农业的影响作用限于单纯而微弱的正相关范围。在“农重工商轻”的现实中,重农思想无由所生。尽管农业与工商业产生先后相去甚远,但是重农思想与轻商观却是同时降生的。重农思想一定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形成的:耕畜业失去惟一经济部门的地位;工商业独立壮大,对农业的影响作用日益复杂而强大乃至触动了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由此可以解释这样一个普遍事实:最早表达重农思想的早期文献尽出现于东西方各国上古文明的中晚期。在这个时期之前,东西方各国已分别经历了至少五千年农业发展和至少五百年工商业发展。无工商而独农畜,则无产业轻重比较之虑,从而,重农思想乃无的放矢。只有在农工商业并存、工商业日益繁兴的情况下,才存在各种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对比的可能性,才能形成比较思考,才能引出农业轻重的问题,最终形成重农思想。重农思想既然是由多种产业比较认识而产生的结果,且奉农业为首要的产业,与之对应,工商业理所当然是次要的产业。韩讷指出:“既重农矣,工商不能不为其所轻视。”。可见,重农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孤独,而是与轻工商观或轻商观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最终完全融为一体而成就了重农轻商的命题。
二、“轻商”观的共享与分化
重农无可非议,而重农轻商却备受争议。重农思想一旦与轻商观融为一体,就滋生出强盛的思想活力。如果重农必然轻商,则轻商必然与重农一样是农耕文明世界的普遍共识。那么,重农轻商与重农一样,至少在商业资本主义之前,都是中国和西方共享的产业经济思想,即:在早期历史中或在农耕文明世界的范畴中来思考,重农轻商具有普世合理性。从而,在将中西同期置于比较的视角下,重农轻商不是中国古代产业经济思想史的特点,也不是中国古代经济史所特有的问题。仅当站在工业文明的角度上观察,重农轻商才是一个思想特点或命题,而这个特点或命题是中西早期经济思想史所共享的。如此看来,在中西早期产业经济思想史中,重农轻商同样是一个缺乏弹性的产业思想命题,即:重农轻商是没有争议且无可置疑的。可是,这个“应然”推论显然与早期经济思想史呈现的“实然”图景有很大出入。
[关键词]重农抑商；发展过程；政策影响
一、引言
秦汉时期之后的中国社会，存在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封建专制制度能够存在几千年的原因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同时也深深的受到的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作为我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思想中的关键部分和重要内容，重农抑商思想为封建社会的延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确立并且飞速发展，我们再回头来研究重农抑商政策的内涵及其对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目的与发展过程
（一）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目的
1.从经济上来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统治基础，满足国家政权积累财富的需求。在过去生产力不是非常发达的实际情况下，太多的人选择从事商业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则需要更多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以及社会财富积累，更加不利于统治阶级对底层人民的控制。因此就必须要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农业的稳定发展，严格限制过多的人从事工商业。
2.从政治上来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保证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控制权。在农耕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力的限制无法生产出能够满足商人攫取的财富，统治阶级也严格禁止过多的社会财富流入到商人手中，而商人在生产力落后、社会产品本来就匮乏的情况下依旧采取各种投机倒把的手段，严重扰乱了经济和社会秩序，因此统治阶级开始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3.从思想文化来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主要是为了我国古代传统的“重义轻利”为代表的伦理思想。
（二）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过程
1.重农抑商思想萌芽
我国学术界的普遍观点认为，我国最早提出重农抑商政策的人是商鞅。在《周书》中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表明了当时认为农业、工商业、虞同样重要；到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普遍生产形式向小农经济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在城市中开始发展；此时商鞅提出“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正式阐述了重农抑商政策，该政策的实施也让当时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奠定了雄厚的经济财富基础，为后来统一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
我国的封建制度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封建规范——“王制”。在秦朝，《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到秦始皇嬴政将该政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略（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而到了汉朝，统治阶级更是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汉高祖刘邦下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明朝时期，朱元璋曾经使用强制性的规定和严厉的刑罚来打压工商业从业者，还曾下令将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发配到边疆充军，洪武二十四年更是下令凡是不从事农耕活动者一律视为游民逮捕。而清朝时期的闭关锁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重农抑商政策。
三、我国古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它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我国古代封建统治秩序的经济基础就是小农经济。在封建时代，中国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也很低，这就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实际条件，而农业发展之后更加有助于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重农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将农业作为重点发展，减轻徭役赋税。而为了让重农政策得到顺利实施，封建统治者采取强制干预的手段进行“抑商”，这样就让农业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国力。与此同时，封建地主阶级也不断实施新的剥削手段，刺激了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让农业经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2.它是封建国家机器运转的基石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国家赋税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地租，同时也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基石。由于商业经营者流动性较大，国家很难对商人的财产进行估算，也无法对其实施一种长久有效的收税方法，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剥削商人的事件，但是却始终没有一个法律化的规定。因此，封建统治者的主要税收来源只能是农业，自然就突出了农业的地位。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之下，实施重农抑商政策不仅是一种经济政策，更成为了一种整治政策，它对于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具有很大的意义。
3.它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繁荣
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很好的保护了我国传统的农业。而同时重农抑商的政策也让小农经济得到更多的发展。由于该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稳定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避免了土地兼并现象，让商业资本很难向土地渗透，从而让个体小农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稳定，这样便促进了古代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的繁荣现象。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汉唐盛世小农经济的繁荣正是重农抑商政策起到的推动作用。
（二）负面影响
1.该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国古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其中一个弊端便是会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封建时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商业经济的发展，让中国古代社会无法从经济中得到一个契机，把小农经济推向资本主义经济。过去的贱商观念让封建社会的人民普遍安于现状，不被逼迫无奈根本不会从事商业活动，这就让商人阶层的整体素质无法得到提升，他们很难跳出自身活动的限制，无法深入的体会到商业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2.让民主的价值规范缺乏历史的积淀
重农抑商政策的政治文化核心便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路，而现代的政治和封建传统政治文化根本区别在于民主的价值规范。孙中山先生曾经批判过这种制度下“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就是在说封建统治下的国家并不属于人民。在我国封建政治文化里对于人民规范存在缺失，历代的思想家虽然提出了民为国之本，但是却从未提及人民自身的政治权利。封建专制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区别就在于人民的权利是否能够受到尊重与保护。
3.让近代中国缺少精神的积淀
重农抑商政策所推行的是君权至上的观念，这无疑让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在精神上的缺失。从先秦时代法家对法和君的关系作出理论性的阐述之后，后世的大多数思想家都按照法家的基本思路，皇权是比法律更权威的东西，这也是古代人民普遍接受的观点。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几乎没有人会说君王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重农抑商政策所造成的精神的缺失，必然会出现无规则的政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思想是，要实现农业发展就必须抑制商业发展，或者说只有抑制商业的发展才能够让农业得以发展，这种思想观念在现代来说显然是不可取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常关注农业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及其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现代市场经济是农业、工商业及其它各行业相互发展的综合经济，它既关注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同时注重工商业的重要性。要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平稳有序发展，就必须要协调好农业、工商业两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各行业之间的结构，努力促进各行业共同发展，这才是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对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赵宇，张旭.浅谈重农抑商政策及对三农的影响[J].科教导刊，2012（01）：60.
【关键词】土耳其；葡萄牙；地中海贸易
“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与15世纪后半期伟大的海上发现处于同一时期，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这两个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土耳其人切断了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有伟大而古老的商路，因而欧洲就不顾一切探索通往东方的其它商路。1498年，当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时，终于发现了这样一条道路。这个时间东方的商路转移了，‘但是在土耳其势力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的原因之间极少或根本没有联系。一系列与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无关的动机导致了像葡萄牙的亨利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样的人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当通往印度的道路打通时，便发现该道路占有商业的根本优势。’从1507年起，他们封锁红海和波斯湾以便不使任何香料沿着过去的商路经过。”
一、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衰败有着复杂的政治原因
1500年前后世界是处于从中古向近代的大变动时代，旧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了巨大冲击，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这种混乱状态对传统商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中古早期，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主要操纵在拜占庭帝国手中。拜占庭帝国由于继承了罗马帝国的半壁江山，控制了地中海周围的重要经济发达区域，而且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所以中古早期的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北部商路与君士坦丁堡关系密切。而南部商路也主要是经过拜占庭的地中海各个港口将商品进行中转。拜占庭拥有强大的海上商船队和地中海舰队，这对于控制地中海运输，打击海上行掠者，威慑沿海国家和保持商路畅通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东西方贸易的利润刺激着欧洲人。罗马教皇梦想控制东西方贸易，通过禁止基督教徒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打击通过伊斯兰世界的商路。十字军建立的拉丁国家阻碍了伊斯兰世界与地中海港口的贸易。骑士团和十字军的行动对于传统商路是一场浩劫。“十字军东侵，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战争破坏了君士坦丁堡，彻底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东方商品不再大批集中到特拉比仲德和君士坦丁堡，也很少经过突厥人占领的小亚细亚各港口，再由意大利商船转运到西方。”
中古晚期，各个商业强国都希望通过垄断贸易获得商业霸权。地中海商业强国为了这个目的发动战争和支持海盗行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利用十字军殖民行动为自己的商业利益服务，通过在拜占庭势力范围的渗透获取贸易特权，以图取代拜占庭的地中海商业霸权。“威尼斯数世纪以来几乎垄断了与埃及的贸易，在1302年，与苏丹签订了一项新条约。在亚历山大的基督教殖民地一定是相当大的，因为甚至阿拉伯的史料都提到了它。”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拜占庭帝国内部也获得了成功。意大利人在君士坦丁堡取得了居留地。“1180年，那里已有一块居住着大约60000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在十四世纪时，佩拉郊区实际上是一个热那亚人的市镇。”威尼斯人主导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进攻拜占庭帝国企图垄断地中海和黑海贸易。热那亚人支持拜占庭复国，打击威尼斯的商业垄断利益。这些战争和海盗行为破坏了地中海贸易。
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势力范围的发展对地中海西部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国王詹姆士一世征服了战略位置重要的西地中海岛屿马略卡岛，打开了通向地中海的大门。1282年的“西西里晚祷事件”使得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实现了对西西里的占领，实现了在地中海扩张的第二个步骤。1235年，阿拉贡人企图把撒丁岛的比萨人撵走。“对于比西西里更远的战场，阿拉贡也兴味不减，从1326年到1387年间，一个阿拉贡公爵控制着雅典公国。1289～1335年和1393～1398年之间，西西里占据了杰尔巴和克肯纳诸岛，并以此为据点，控制东柏柏尔。”通过这些征服战争，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人控制了从巴塞罗那到阿尔及尔的航线和从巴塞罗那到南部意大利、希腊和爱琴海的航线，成为地中海贸易的有力竞争者。
土耳其人支持过境贸易。这首先是帝国生存和军事行动的需要。其次，中东自然条件使其依赖商业。穆罕默德二世尝试着让他的首都成为帝国境内所有种族和各种宗教信仰者的世外桃源。穆罕默德二世扩大了国际贸易，结束了拜占庭统治时期拜占庭人给欧洲人的贸易特权。这样奥斯曼本国的商人就能在国际贸易中占一席之地。
土耳其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损害了欧洲垄断商业帝国的殖民利益。拜占庭帝国后期经济贸易被热那亚和威尼斯人所控制。东地中海和黑海成为了它们的经济殖民地。由于土耳其帝国的独立政策，基督教侵略势力被赶出小亚细亚陆地。“内格勒蓬岛还是在1479年被攻占；罗得岛于1522年失守；希俄斯岛1566年不费一枪一弹就被人占领；1570和1572年间，敌方轻而易举便登陆成功，并包围了尼科西亚和法马古斯塔两座城市，塞浦路斯随后终告陷落；经过一场历时25年的战争，干地亚于1669年失守。”这维护了国家利益和商路的正常贸易。
蒙古帝国消失后中亚的混乱状态威胁着传统商路的安全。各个汗国及贴木尔之间的持续战争状态，割断了经济联系。另一个威胁来自于土耳其人与葡萄牙人在红海和阿拉伯海进行的激烈争夺。中古晚期新兴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贸易垄断中表现出宗教狂热。葡萄牙人为了垄断香料贸易，控制了阿拉伯海。这沉重打击了奥斯曼帝国的过境贸易。“1502年，葡萄牙舰队封锁了红海和波斯湾，他们迫使印度和欧洲之间的所有贸易都必须使用这条由他们控制的航路。尽管葡萄牙最初的动因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但也有强化宗教方面的原因。教皇分配给葡萄牙的任务就像西班牙在新大陆里所做的那样，在中东和印度帮助重新恢复基督教信仰，从背后包围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为了保护传统商路的利益，夺取了红海的控制权，但是未能在阿拉伯海战胜葡萄牙人。
二、东西方传统贸易商路衰败还有众多的经济原因
传统商路是与中古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相联系的，是由中古时期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传统商路形成了一个为它服务的中古特征经济圈。由于中古晚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发展，传统商路远远不能满足经济交往的需要了。
中古晚期东西方交往的商路发生了变化。首先，以内陆商路为支柱的传统贸易路线的停滞。传统的商路是通过沿海航线、陆路和内河航运组成的。但是到了中古晚期，传统的水陆联运方式落伍了。由意大利经过阿尔卑斯山山隘到中欧、波罗的海和法国、佛兰德的贸易路线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交易。法国香槟集市的衰落是一个典型代表。“香槟集市的逐渐衰落一部分是由于法国国王的政策引起，但更重要的是由于意大利人在佛兰德和英格兰建立的先进通商技术。此外，集市所依赖的陆路通道，也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而受到影响。”
其次，海运也发生了变化。地中海的海洋沿岸贸易由盛转衰。地中海航行的特点是沿着海岸线的路线，仅有的外海航行也主要是在各个海岛之间的航行。中古早期由于人口规模有限和自然经济，限制了大宗日常生活用品的贸易，主要需求来自于富裕阶层，少量的贵重物品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物资。但是中古晚期，由于人口的膨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地的经济交往扩大了。
中古时期东西方传统贸易商业中心的变化。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地位衰落了。地中海贸易的传统经济中心——意大利商业城市也衰落了。这些商业城市在中古时期的贸易中起了中介贸易的作用。但是，它们的劣势在于人口较少，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经济腹地和自身需求和供给不足。相反，作为民族经济崛起的代表城市，巴黎获得了兴盛。巴黎通过内河与远洋贸易接轨，人口众多，城市发展前景广阔，经济腹地优越。
三、在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东西方传统商路并没有消失
这些传统商路是与中古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状况相适应。它是中古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产物。在近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历史和自身原因，控制商路的国家没有实现正常的转型。相反，许多国家走向了商业的反动。近代远洋商业的发展使得中古时期东西方的贸易商路处于一个次要地位。土耳其人的崛起并不是导致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新航路的原因。相反，是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传统商路的进一步衰败。葡萄牙人的商业垄断阻碍了传统商路的发展，导致了奥斯曼土耳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下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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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试卷综析】本试卷是高三历史试卷，历史部分的考查以主干知识为载体。试题重点考查：元朝的行省制度、科举制度、《齐民要术》、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徽商、郡县制、明代内阁制、雅典民主政治、罗马法、《权利法案》、两次工业革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丝绸之路、殖民扩张等主干知识;注意考查学生阅读分析材料，调动并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是份注重考查基础的好试卷。
第I卷(选择题 共44分)
1.右图为安徽蚌埠市境内的钓鱼台遗址发掘现场，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制圈足豆、鬲、爵以及砺石、石锛等生活器具，还出土了青铜镞、石镞和陶 制纺轮、网坠等，其中两枚西周时期的玉璧，给考古专家带来意外和惊喜。(据蚌埠新闻网2014年10月23日讯)蚌埠钓鱼台考古发掘印证了
A.西周时期蚌埠境内开始有人类居住 B.今蚌埠地区是西周的重要封国
C.该地区在西周时期青铜制造等手工业相当发达 D.淮河流域文明悠久丰富
【知识点】H1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发达的古代农业及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答案解析】 D 解析：从材料中“出土了大量西周时期的陶制圈足豆、鬲、爵以及砺石、石锛等生活器具，还出土了青铜镞、石镞和陶制纺轮、网坠等，其中两枚西周时期的玉璧，给考古专家带来意外和惊喜”，印证了淮河流域文明的悠久丰富。A项材料中无法体现;出土的都是手工业产品，无法体现该地区是西周的重要封国，B项排除。从出土的产品大多是陶制和石制品，可知C项说法有误。
故选： D
【思路点拨】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关键信息的准确解读。
【题文】2.据《元史·地理志》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对材料解读不符合史实的是
A.“封建”意为分封建国 B.元朝实行行省制是为了有效管辖地方
C.元代疆域比汉唐辽阔 D.中书省主要职责是统辖大都等腹里之地
【知识点】A2古代东西方的政治制度·从汉至明清政治制度的演变·元朝的行省制度
【答案解析】D 解析：材料中“自封建变为郡县”是指由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A项正确;元朝推行行省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B项正确。“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 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可知元代的疆域比汉唐辽阔，C项正确;中书省的直辖区(“腹里”)不是中书省，D项错误。
故选： D
【思路点拨】 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关键信息的准确解读，并对元朝的行省制度的相关内容准确的理解。
【题文】3.孙中山在谈到科举取士时说：“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孙中山认为
A.举荐制度在历没有进步性 B.科举考试是我国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
C.唐宋考试制度过于严厉推行难度较大 D.八股取士值得推崇
【知识点】A2古代东西方的政治制度·从汉至明清政治制度的演变·选官制度·科举制度
【答案解析】B 解析：从材料中“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可以看出作者在强调科举制的积极作用。
故选： B
【思路点拨】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关键信息的准确解读。
【题文】4.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古代农业科学著作，其内容极为广泛。从该书中可以查阅到
A.垄作法、代田法、耕耙耱等技术在北方的应用
B.水排、翻车、筒车等灌溉工具的制作工艺
C.小麦、玉米、水稻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
D.耧车、曲辕犁等农具的制作和使用技术
【知识点】H1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发达的古代农业及古代手工业的进步·古代农书·《齐民要术》
【答案解析】A 解析：《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系统的古代农业科学著作。水排是我国古代一种冶铁用的水力鼓风装置，是手工业产品，B项排除;玉米是明清时期从外国传入，曲辕犁出现在唐代，与题目中的“北魏”时间不符，C、D项排除;
故选： A
【思路点拨】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抓住时间和《齐民要术》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并对古代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工具改进的史实的准确记忆。
5.“伴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渐形成。那时的农民，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缴纳赋税。这 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二》第6页)教材此处同时使用“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两个概 念;下面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两个概念的含义完全相同 B.两个概念没有关联
C.前者偏重生产结构，后者偏重生产结果 D.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说明
【知识点】H1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发达的古代农业及古代手工业的进步·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
【答案解析】C 解析：从材料可以分析出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则强调的是自给自足， 主要满足个人的生产生活的需要。两个概念是不能等同的，自然经济的最本质属性是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同商品经济相对立;小农经济的最本质属性是农业经营规 模狭小，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强了与市场的联系。两者有共同之处，即生产规模小，自给自足，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A、B、D项说 法错误。
故选： C
【思路点拨】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材料关键信息，对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和联系进行准确分析。
【题文】6.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些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其中，人数最多、实力的是徽商和晋商。下面关于徽商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徽商的兴起是明清时期商业蘩荣的反映
B.徽商的活动区域仅限于今天皖南徽州地区
C.徽商的兴起与“重农抑商”政策背道而驰
D.徽商的兴起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知识点】H2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古代商业的发展及古代的经济政策·徽商
【答案解析】B 解析：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故选： B
【思路点拨】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明清时期的徽商的相关知识的准确记忆、理解。
【题文】7.“史实”“史论”“史识”是构成史学的三大要素。史实即历史事实;史论即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史识即是以科学的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下列对郡县制的叙述属于“史识”的是
A.它分郡县两级，一郡之内又分若干县
B.郡县制是中央对地方政权进行有效控制的制度
C.郡县制开中国单一制国家组织结构先河，影响深远
D.郡守和县令、县长都由皇帝直接任命
【知识点】A1古代东西方的政治制度·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及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郡县制
【答案解析】C 解析：依据材料可知，A、D项是史实，B项是史论，C项是史识。
故选： C
【思路点拨】 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中的“史实”“史论”“史识”的准确理解。
【题文】8.据《明神宗实录》载，“大学士叶向高言：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注：即六部)之职掌，终以取祸。”下面有关明朝内阁的说法，正确的是
A.阁臣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权 B.阁臣无宰相之名，行宰相之权
C.六部实为内阁的下属机构 D.阁臣参与机密事务决策，但没有法定决策权
【知识点】A2古代东西方的政治制度·从汉至明清政治制度的演变·明代内阁制
【答案解析】D 解析：从材料信息“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可知，内阁大学士的职能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助手。明朝的内阁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A、B、C项说法有误。
故选： D
【思路点拨】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关键信息的准确解读，并对明朝内阁制的特点和作用准确理解。
题文】9.苏格拉底是雅典卓越的思想家，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检察官指控，罪名是煽动青年、不尊敬城邦的神。 经过抽签选举的500名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法庭对苏格拉底进行审判，苏格拉底为自己进行了辩护，陪审法庭经过两轮投票;最后以360票对140票判处苏格 拉底死刑。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
A.程序的公正性不能确保民主的真实性 B.民意的广泛性决定了民主决策的科学性
C.公民的社会政治素养与民主无必然联系 D.古代雅典民主与现代民主有内在一致性
【知识点】A3古代东西方的政治制度·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雅典民主政治
【答 案解析】A 解析：从材料中可知，苏格拉底是雅典卓越的思想家，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却被抽签选举组成的陪审法庭通过投票最终判处死刑，说明雅典的民主政治 存在弊端，民意的广泛性不一定能决定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公民的社会政治素养影响了雅典的民主。古代雅典民主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现代民主是人民的民主。 B、C、D项说法有误。
故选： A
【思路点拨】 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的关键信息的准确解读，并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的准确理解。
【题文】10.“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确切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所指梭伦实行的“所谓政治革命”措施所代表的是
A.全体公民的利益 B.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C.新兴工商业的阶层利益 D.下层平民的利益
【知识点】A3古代东西方的政治制度·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
【答案解析】D 解析：尽管梭伦改革解除债务的政策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侵犯”，但是这种“侵犯”是执行社会公正的结果，是公正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措施，所以得到民众的支持。
故选： D
【思路点拨】 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梭伦改革的历史意义的准确理解、分析。
11.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其上阿氏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 “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有关雅典陶片放逐法的评价，正确的是
A.陶片放逐法对雅典政治家不利 B.不利于维护正常的民主秩序
C.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情绪 D.加剧了公民之间的矛盾，破坏了国家稳定
【知识点】A3古代东西方的政治制度·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雅典民主政治
【答案解析】C 解析：“陶片放逐法”体现了民主的广泛性;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仅仅因为听烦了，就投了反对票，要求放逐阿里斯提德，体现了雅典直接民主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说明陶片放逐法容易导致民主权力的滥用，并不能真正保障雅典的民主。
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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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为其文化史上极为独特的一笔。古代扬州几度繁荣，明朝时两淮盐商兴旺，富可敌国，故又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说。
关键词：扬州 盐商 历史 文化 儒 精神
中图分类号：G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2
千年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兴盛于汉代，盛于唐代，从此成为东南地区的一大都会。“扬州”作为地域称谓，始于《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为古九州之一。①光绪《江都县续志》：“东南繁
华扬州起，水路物力盛罗绮。朱橘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丈筵，客客队列成肆市。”②扬州是一座堪称经典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历经劫难的城市。她在历史上一次次毁于兵燹
，又一次次如浴火的凤凰，涅而重生。南北朝大破坏后不久，即出现隋唐大繁荣，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城市，人称“扬一益二”，时称“扬州富庶甲天下”，这样的名声足以令其在经济上傲视群雄。
清初“扬州十日”后仅数十年，扬州便成为东南重镇，盐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更兼扬州画派、扬州学派异军突起，标帜于艺林。
姜夔在《扬州慢》里把扬州城誉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并有“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等溢美之词；杜牧也有“春风十里扬州路”、“二十四桥明月夜”；中唐诗人徐凝“天下二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州”，以致“二分明月”从此成为扬州的代称。由此可见古扬州不仅经济繁荣，景色也是绝美的。
本文着重从扬州盐商的构成、亦商亦儒的特性、盐商文化形成的原因以及盐商对社会的影响这几个方面，简要分析扬州的盐商文化。
一、扬州盐商的构成
公元前2 世纪，吴王刘濞在广陵开海煮盐，开山炼铜，从而使扬州第一次走向繁荣，成为文景之治下盛世经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唐初扬州盐业亦是如此，依旧繁荣。清代扬州的盐商，是一个显赫的政治
经济集团。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是统治者特殊开支的来源；盐商的垄断利益，又靠清政府的庇护，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上至皇帝、下到臣僚和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利用和相互依存的微妙关系。③
在扬州或者说中国历史上，扬州盐商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他们以在两淮盐业营运中取得的丰厚利润为基础，积极投身社会上各种学术文化活动，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过很重要的作
用。
其实扬州盐商并非都是由扬州人组成的，他们大多是来自晋、陕、徽、浙、湘、赣等地方，其中又以徽商的数目最多，民国《歙县志》说，“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占了一半比重。陈去病《玉
石脂》谓：“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有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③他们把家乡的文化带到扬州，同扬州本地文化结合，充实了扬州文化，产生了新的审美
取向。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有物质形态的园林建筑，更有这些园林承载着的非物质形态的文化。④
二、盐商的特性――亦商亦儒
儒商，指既有儒者的道德和哲学才智，也有商者的财富成功的一类人。翻开史书，不难发现，原来，古城扬州与儒商的渊源早已经有了伏笔。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中国最早且最著名的儒商，在吴王夫差开
凿古运河的第二年，就沿着古邗沟来到了扬州。到了清朝，一群有着儒学气质的盐商群体便应运而生了。这个群体的出现给扬州的经济和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各个方面的发展水平都到达到了一
个崭新的高度，在扬州的发展史上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
盐商文化是清代文化史上极为独特的一笔。他们中有些人是“先儒后贾”，就是说他们大多在学是习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后，由于某种原因，或家族背景或生活所迫，转而开始经商；也有一部分盐商是“
先贾后儒”，他们在经商后物质财富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开始不断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转而开始从事儒学。他们大多具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有很浓厚的“儒贾”之气，而且在业盐致富后并没有放弃
儒业，而是亦商亦儒。在从商或者业儒的同时，身上的儒者气息或者商人气息贯穿于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甚至于有些盐商本身就兼具商人和文士的双重身分。
他们建造书院，收藏图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被称作“扬州二马”：马曰、马曰璐兄弟俩。他们建有“丛书楼”，前后二楼，为他的园林别业“街南书屋”（小玲珑山馆） 十二景之一。后世知道最多的便
是这“小玲珑山馆”。著名词人厉鹗，便是他们的常客――“所与游者皆当世名家，四方之士过之，适馆授餐，终身无倦色”。⑤
他们修筑园林：“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大兴土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据考察，扬州不少园林别业，都是当地盐商修筑或居住用的。扬州园林，标志着园林建筑艺术彻底走出了深宫禁苑，作为一笔
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属于东方园林建筑体系的一部分，兼具南方之秀和北方之雄，富有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⑥比如汪氏小苑，是联结扬州古代繁荣与现代崛起之间的纽带，是近代扬州不甘沉沦
顽强跋涉的驿站，是扬州盐商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的结晶。
他们交文士、行善举：两淮盐商多与文士学者产生或深或浅的关系。梁启超先生曾说：“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洁亭舍、丰馆谷以待。⑦马氏兄弟雅好诗
文歌酒，好结交文士，还资助那些崭露头角的寒门士子，暗赠银两；程晋芳与吴敬梓的莫逆之交不啻为一段文坛佳话。
盐商满足了扬州文人的低层次生存需要；另一方面，扬州文人也满足了扬州商人的高层次文化需要。
三、盐商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方面，扬州经济的繁华给盐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柱和物质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正
是由于扬州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依靠在两淮盐业营运中取得的丰厚利润为基础，大部分盐商有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精神层次的的升华，积极投身各种学术文化活动，
另一方面，扬州盐商中有一大部分本身就是儒者，他们在成为盐商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儒学信仰，他们热爱儒学，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盐商文化中的尚儒之气。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有少数盐商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想借其与士大夫的关系获得社会名声。但这些却也是人之常情，士大夫也能从商人得到物质的帮助，促进自身的发展。扬州盐商延揽、集聚了一大
批国内著名的学者和文人，营造了一个浓郁的人文环境，孕育了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郑板桥、汪士慎等为代表的扬州八怪。⑧
四、盐商对社会的影响
（一）、扬州园林多姓“盐”
扬州盐商在扬州兴建了大量的园林，大小盐商们在城内外筑有六十二座第宅或别墅园林。盐商园林的规模涌现，一方面，是盐商迫求物质层面的满足、以园馆士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以此谋求
社会显达的政治地位。也正因此，扬州盐商的园林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情调，在遵循低调淡雅、雅朴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有其矛盾或者纠结的一面，他们也会为了夸侈斗糜，使其园林又多了“京味”、和“
宫廷味”，有时甚至会慕求西方异域情调，显露出浓郁的富贵气息。
这些园林诸如个园、何园，给后世扬州子孙乃至全国园林艺术的爱好者或者旅游爱好者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盛宴，带动了扬州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虽然早已过去几百年，但现在当人们走进何园时，还是能
领略到盐商们的匠心独运和盐商建筑的绰约风姿，充分体味和感受到盐商文化的气息和扬州文化的独特魅力，何家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至于个园风景区早已被纳入花局里项目，古典园林的周边环境
得到大大改善，建成了八千多平方米的仿古建筑群，形成闻名的个园风景区。
（二）、兴建书院
明清时期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上重农轻商的气息逐步衰退。商人们迫切摆脱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阶级排序，他们开始希望得到朝廷官员的政治庇护，使其辛苦创下的基业得以世
世代代流传下去。于是便凭借着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兴建大量的书院，以此来缩短自己和在汉代开始被尊为“国学”的“儒学”之间的距离，从而能更好地攀附到朝廷官员。
《扬州画舫录》记载从明朝以来，古扬州在书院方面的便从来没有停止过，如资政书院、维扬书院、虹桥书院等。这些书院的修筑大多由两淮商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咱们盐商出资筹建的，建成之后盐商
们广泛邀请当时社会上出名的儒者前来讲授儒家经典，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百家讲坛》。书院的大量修筑，当然主观上是这些商人想拉近与儒者的距离，让自己在商人的外表的同时能有一个更儒雅的身
份，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得不承认这在客观上确实是为商人子弟求学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也为古扬州的教育提供了稳定的师资力量和源源不断的生源，以致后来出现了姚鼐、段玉裁等著名学者。
盐业自隋唐以来，便是我国东南的支柱产业，也直接影响政府的税收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扬州的繁华与发展，主要依赖盐业。到明清时代，扬州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明清时期也是两淮
和扬州盐业的大发展时期。这两者相互作用，交相辉映，使得扬州这样一个水陆交会之地，激发出了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文化格局。
她是淮左名都，她在竹西佳处，她是诗人们笔下最美的月亮城。她人杰地灵，她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的历史名城，她就是扬州。在扬州经济和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扬州盐商
，正是他们为扬州带来了丰厚而又独特宝贵的人文遗产，保护和开发好扬州盐商的文化遗产是时代交给我们的责任。
注释
①慕平.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②王逢源.江都县续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朱福.扬州史述.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陈去病.陈去病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⑤黄成.从扬州盐商文化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途径.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
⑥王伟康.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
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⑧朱宗宙.盐商在扬州扮演的社会角色.扬州大学学报，2011年
参考文献
[1]慕平.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王逢源.江都县续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3]朱福.扬州史述.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
[4]陈去病.陈去病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5]黄成.从扬州盐商文化看文化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途径.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
[6]王伟康.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扬州大学学报.扬州大学学报 2001年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8]朱宗宙.盐商在扬州扮演的社会角色.扬州大学学报，2011年
明代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是财赋重地，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发展十分迅速。正德《姑苏志》记载，苏州府所属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仓7个县州，有74个市镇。到了清代，江南五府的市镇仍然呈蓬勃发展之势。乾隆年间的市镇，几乎比正德年间增加了一倍。拥有居民万户以上的镇有南浔、盛泽、乌青、王江泾、唯亭、硖石等；拥有千户以上的镇有黎里、章练塘、朱泾、同里、周庄、璜泾、震泽等，呈现一派“太平翔洽，聚庐而居，人烟稠密，比屋万家”的情景。这些镇，今天仍风采各异。
江南古镇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要成为联结城乡的枢纽，成为物资流通的集散地。许多古镇的兴盛史，大多可以追溯到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这一事件。南宋与金南北分治时，南宋王朝的经济依然得到一定的发展。皇帝、贵族、文官、武将、地主、商人很快发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一个大地主收租十万石，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这，显然为集镇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比如古镇周庄，由于跟随宋高宗南渡的金二十相公一行没有前往临安，而是迷恋水乡的清淳幽静，居住下来。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金银细软，将异乡做故乡，促使周庄镇的人烟稠密起来。古镇锦溪，又名陈墓。宋孝宗的宠妃陈妃，喜爱锦溪水乡美景，病殁后水葬于五保湖中。陈妃水冢成为锦溪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陈墓也因此衍成苏州远郊的大镇。嘉善西塘的八进大宅种福堂，是王渊子孙的宅院。王渊曾任宋御营司都统制，宋高宗赵构南渡时，他护驾随行来到江南。元朝末年，王渊的子孙为了躲避战乱定居嘉兴，后来又移居到西塘镇。
不难看出，江南古镇的兴盛和衰落，政治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我们也不能低估商品经济的作用。几乎每一个镇都是因为集散着乡村的物资而形成的。因为多余和短缺，人们开始有了交易，有了朝聚井汲，也就有了市井，有了街道。人们生产的物品超越了日常需求，互相交换而产生自发的集市，便逐步由朝聚夕散，变得固定起来。人烟逐渐稠密以后，街道就不断地延伸。经过多年的积聚，古镇仅有街市一条是不够了，就向四周延伸，有了东西南北之分，俗称东栅、西栅、南栅、北栅。栅，原本是指在水巷里设置的栅栏。这恰恰体现了水乡古镇的格局。
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江南古镇从各自的特点出发，逐步形成了专业分工。以丝业为主的南浔、乌镇、震泽等镇，以绸业为主的盛泽、双林、濮院等镇，以棉布业为主的罗店、七宝、朱家角等镇，以刺绣业为主的光福、镇湖、东渚等镇，以砖瓦窑业为主的锦溪、千家窑、陆慕等镇，以花果生产为主的东山、西山等镇，以制笔为主的善琏镇，等等。直到现在，这些古镇仍然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寻求更深层次的发展。还有不少古镇例如周庄、同里、西塘、锦溪、角直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形成休闲游览区的特色，求得错位发展。
文化，是古镇的灵魂。随着时光的流逝，政治、经济等积淀成文化形态，渗透于建筑、交通、习俗、方言、服饰、饮食等方面。古镇的街道上开设菜馆、茶馆和各种各样的商店，店铺招幌林立，酒香四溢，不时还有进香的人们前往庙宇叩拜，热闹非凡。游走码头的艺人们，也纷纷前来唱曲，古镇的文化风情也就浓郁起来。与大都市的繁华、喧腾和快节奏相比，古镇的人们始终享受着一种恒定、安逸的生活，不奢华，却舒适，不匆忙，却惬意。人们在狭小而又熟悉的街巷里，完成商品买卖、亲邻交往、休闲娱乐，甚至终老一生。旖旎的水乡风光、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往往吸引许多文人雅士来这里居住。他们在江南古镇留下了无数历史遗迹，也促使古镇形成了稻米莲歌、耕桑读律、科名相继的传统。这种崇文重教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未衰落。那些在官场或商场混了大半辈子，口袋里有了许多银子，心里却感到很失意的人们，离开都市，来到水乡古镇修筑宅院和花园。他们觉得莳草弄花，吟诗作画，是寄托清高，寻求安逸的最佳选择。所有这些，让古镇积聚了丰厚而稳定的文化底蕴。
人们喜欢把古镇比喻成世外桃源。事实上，千百年间，星罗棋布的江南古镇，无不经历了兴衰的过程。与大城市相比，古镇兴盛与衰落的轨迹更加清晰，更能给我们提供考察研究的范本。
昆山与苏州交界处，有一个古镇正仪。地方志记载，南朝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分吴郡置信义郡，分娄地置信义县”。信义，后来衍化为正仪，是郡、县治所，可想它的地位与规模。隋以后虽然不再是州、县治所，但它一直是沪宁沿线的一个集镇。由于地处阳澄湖畔，水产品集散中心的名声在江浙沪一带很响亮。进入21世纪后，正仪在乡镇合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下降为巴城镇的一个街道。值得夸耀的，似乎只剩下文魁斋的青团子以及几座古桥。
淀山湖畔有一个古镇商榻，与周庄紧密相连，却属于上海市青浦区。商榻，从前也叫双塔，有两座气势雄伟的宝塔，任一池荷花映衬。据说湖畔还有过一座香火鼎盛的石神庙。明代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这里渐渐形成了太湖与黄浦江之间来往客商的下榻之地，所以更名“商榻”。它锁钥淀山湖口，吴越文化在这里交汇，风土人情纯朴如古。这里还始终沿袭的民间习俗——阿婆茶，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今天商榻古镇已不复存在。记忆中的粉墙黛瓦蠡壳窗，被脚步磨得溜光的花岗石，躬身而卧的拱桥，还有分布在小街两侧的茶馆店、绸布店、药材店，均已荡然无存。任泰昌，曾是一家不小的槽坊，晚清建筑，前店后坊。如今木门内只剩下一个凋零冷寂的院落。
商榻古镇失去了作为客商下榻之地的特色，有商而无榻，有镇而不古，被毫无特色的建筑占领，衰落是一种必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导致行政级别下降，最终被金泽镇兼并。据说连商榻中学都要被撤销。很多人为孩子着想，纷纷去青浦城里买房子，哪怕价格贵上一倍。这里有两万多本地人，拥入的外地人也有两万多。新镇区转移到了公路边上，没有任何个性特征。
“明朝归路下塘栖，不见莺啼花落处”，这是诗人苏轼对杭州远郊京杭大运河畔的古镇塘栖的描绘。清乾隆《杭州府志》载：“此镇宋时所无，而今为市镇之甲，亦以运道改移日益繁盛。”水陆交通便利，商贾云集，使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花果之地、丝绸之府。《塘栖志》载，古镇明代曾有进士15名、举人40名、贡生14名，清代有进士23名、举人64名、贡生43名。人才辈出，在江南水乡古镇中是罕见的。而樾馆、传经堂、丹铅精舍、结一庐、冯园、鉴止水斋、思茗斋、水一方等众多藏书楼，则是古镇学风兴盛的标志。
然而，处于高铁时代的塘栖，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兴起和京杭大运河功能的消退，古镇的明清风貌很快被崭新的建筑所冲淡。“七十二条半弄堂”的格局，只存在于百姓们的记忆里。靠一座通济长桥、一通乾隆御碑，怎么能开发文化旅游？
与人的生命相仿，古镇也有兴盛与衰落，也有靓丽与灰暗，也有它们的寿期。从正仪、商榻、塘栖的变迁我们不难看出，古镇的兴盛自有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古镇的衰落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原因。行政中心的转移和区划的变更，改变了古镇原有的功能，必然影响其集聚效应；随着快速交通网的形成，集镇的马路越修越宽，街市不再临水而筑，前店后坊的格局被连锁超市所打破，商业模式随之改变；随着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大量非本地人口移入，冲决了原有的生活方式，无疑也严重影响古镇绵延千年的文化传统。
事实上，太湖流域的水乡古镇，像正仪、商榻、塘栖这样萎缩乃至消逝的，已难以计数。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汹涌浪潮，毫不吝啬地冲击着古镇，假如有哪处文化古迹没有被损毁，反而成了稀罕之事。而近年来工业化、城市化运动的迅速演进，更使不少古镇的老街遭受建设性破坏，彻底失去了原有风貌。
周庄、同里、角直、南浔、乌镇、西塘以及近年来声名渐起的朱家角、锦溪、千灯、七宝、木渎等古镇，之所以能硕果仅存，是因为它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保护和延伸文脉，开发旅游，使古镇成为游客寻求历史记忆的精神家园，成为人们寄托乡情的文化符号。许多有经济价值的传统文化，通过陈列品、纪念品、印刷品和艺术表演等形式向游客展示，获得了掌声与利润，古镇也因此适应了生存环境。
同济大学教授、被誉为古城镇保护“拼命三郎”的阮仪三教授，把抵御商业化洪流的侵蚀，保护古城镇，称作是“与人性贪婪的较量”。他坚信，历史建筑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具体、最能诠释历史文化的载体”。建筑作为一种物化的感情，不仅仅记录过去的痕迹，更能让我们找到今天的自我与生活。在传统断裂、文化失落的今天，我们不仅仅要守护古城镇和古建筑，更要守护我们民族的记忆与情感。
许多古镇正是因为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重新获得了生命活力。
我们不妨来看看周庄。从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周迪功郎将庄田捐赠给全福寺，老百姓把这里称作周庄算起，古镇已经超过了900岁。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胼手胝足，以农耕蚕桑为生。上世纪50年代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这个地处昆山、吴江、青浦三县交界处的古镇，只能供应本地居民和农民的物资，日趋冷清。加上四面环水，只靠一班轮船与外界沟通，交通闭塞，很多人把周庄视为畏途，周庄本地人也难以在小镇上留下来，千方百计外出谋生。
规模很大的全福寺，被人们在“”年代改建成了粮库。七进古宅沈厅，曾经作为工厂的车间，整天机声隆隆，油污满地。街巷里冒出了崭新的红瓦洋楼，与古镇风貌极不相称。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势不可当。周庄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发展小化工和皮鞋制造业。年产远足牌、大象牌、飞菱牌皮鞋200多万双，成了“皮鞋之乡”。然而，老百姓依然没有走出贫困的阴影。
真正使周庄在经济与文化的结合点上准确定位的，是旅游。究竟怎么搞旅游，发展旅游业应该具备什么要素？一开始周庄人根本不懂，只能边学习，边探索。急于求成的人们在镇区乱搭乱建。画家吴冠中教授来到周庄写生，发现市河上有一座很不协调的水泥平桥，桥上盖了一间铁皮房子，当夜就向镇里的领导提意见。回到北京后，又给《中国旅游报》写文章，以“拔掉眼中钉”为题。他对周庄的评价很高：“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但批评也是闻所未闻的。从此，与古镇保护规划不相符的建筑，都成了大家的眼中钉。
在缺乏资金、缺乏经验、缺乏人才的状态下，周庄人想尽一切办法修缮名人故居，恢复名胜古迹，重建桥楼寺院。热爱古镇的人们，几乎谁都可以对古镇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侃侃而谈。当苏州忍痛开辟干将路时，周庄人抓住机会，去大量收购明清建筑材料，让古镇的许多老房子修旧如旧，原汁原味。
回过头来看，与其说周庄古镇是在无数专家的帮助下，被保护下来，还不如说它张扬自己的文化个性，赢得“中国第一水乡”的称号，进入了新一轮生命周期。今天的周庄，并非明清时期的周庄、唐宋时期的贞丰里、春秋时期的摇城，它的细胞始终在新陈代谢。假如泥古不化，早就僵死了。
周庄的成功，给了我们太多启示。梳理历史脉络，清点建筑遗存，聚集名人资源，使文化旅游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古镇得以在更新中保护，在保护中更新。九百多岁的古镇进入了新一轮繁盛期，功莫大焉！
然而，不是每个古镇都值得保护，也不是每个古镇都能够保护。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汹涌的时代潮流无法阻挡。消逝也是一种嬗变。
旅游业是一个带有文化印记的资源依托型产业。通俗一点地说，旅游出售的是文化。所以，对于古镇来说，保护文化资源的意义永远大于开发。当某些地方提出将古镇“建成国际化的高级商务旅游目的地，文化盛事的举办地，高端人群聚集的理想场所”等高调口号的时候，一向宁静散淡的古镇也变得躁动不安。此刻，古镇如何坚持以文化为灵魂、以文化显个性、以文化拓市场、以文化建品牌，就显得十分重要。
怎样将文化特色与经济发展完美结合？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每个古镇都应该注重挖掘文化个性，确立文化定位，这是促使古镇中兴，提升旅游层次的关键。许多古镇的旅游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实践，进入了扩大再生产的阶段，希望通过景区调整吸引来消费力较强的游客，也希望通过改善硬件和软件条件吸引会展和公务游览。然而理想与现实始终是矛盾的。在新一轮开发中，水乡古镇必须抓住机会，探寻历史文化底蕴，开发多样化、具有独特价值、与文化个性相融合的功能载体。某些古镇对商业的逐利性不加控制，急于求成，盲目投入，恰恰破坏水乡古镇的文化根基，只能是事倍功半。
事实上，发展旅游并非古镇的唯一出路。许多古镇在招商引资中，注重文化引领，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生活环境，不是同样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古镇发展犹如行至十字街头，痛定思痛，该走向何方？阮仪三教授曾以《十字街头的踯躅》为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诘问：“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各项体制尚未完善的转型时期，江南水乡古镇的发展实践虽然开创了一种保护与发展兼顾、经济与文化并重的城镇发展建设道路，但其过程中所暴露出的旅游资源同质化、空间承载超负荷、商业化发展失控、居民社会结构变异、周边土地资源过度开发、城镇生活景观消逝等问题远非在一两个古镇发展中偶然暴露的个别现象，而几乎成为水乡古镇发展到现阶段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内蒙古在人们的想象中往往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雄浑景象，与草长莺飞的江南水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但是却有一群江苏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广阔的内蒙古开拓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2009年10月29日下午，内蒙古江苏商会在呼和浩特市成立，200余名江苏籍商人从内蒙古的四面八方走到了一起，从此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民间团体。此后的时间里，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苏商秉承“贾道儒行，厚德载物”的苏商精神，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绩，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诚实守信，结伙经营
江苏商人在内蒙古的事业源远流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苏商传承“贾道儒行，厚德载物”的精神，以房地产业、建筑业和科技行业为代表的几十家企业先后来内蒙古开辟市场，取得了辉煌业绩。
苏商自古就有“诚实守信，结伙经营”的传统，伴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成立内蒙古江苏商会成了在内蒙的苏商和苏籍各界人士多年期盼的大事。众心所向，众志成城，因而商会的筹建工作在两地主管部门领导的关心下，进展神速，非常顺利。据商会副会长张培亮介绍，2009年3月，由内蒙古良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其他7家公司正式发起，6月1日正式成立了以良元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王先良为组长和金士顿大酒店程增坦总经理等7名成员参加的筹备组，经过广泛联络、提出申请、确定章程细则、研究组织机构及分工等一系列事项，从发起到成立，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首任会长王先良，徐州眭宁人，他于1986年以一家集体企业销售科长的身份来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9年后，成立了良元装饰建筑安装公司，精心运作11年，积累起事业的第一桶金。2007年成立了内蒙古良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在呼和浩特市的成吉思汗大街拿地100余亩，开发高档住宅小区。王先良所从事的行业，在内蒙古的苏商精英中非常典型。据他介绍，活跃在内蒙古工商企业界的苏籍创业者，以建筑业、装修业居多，占到了70%以上。江苏建筑铁军的美名传扬内蒙古各个地区。以王先良为代表，有约5万眭宁人在内蒙古投资兴业，而在内蒙古的江苏籍各界人士超过50万人。
2009年的10月秋高气爽，在内蒙古的200多名苏籍企业家发起成立并自愿加入了内蒙古江苏商会，两地政府领导以及十多家来自全国省市的兄弟商会代表，一起见证了这一历史的一幕。
桥梁与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素有“南粮北牧、东林西铁、遍地乌金”的美誉，更重要的是，那里一直是民族团结、安宁稳定的模范自治区。近来年内蒙古各级政府全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取得了明显成效，城市和农牧区各项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丽富饶的内蒙古，现已成为国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和巨大的开发市场。内蒙古当地也形成了一批依托本地资源发展起来的冶金、机械、毛纺、建材、食品等支柱产业。因而也是一片创业的热土。
谈起在内蒙古的发展，王先良表示，商会的成立，实现了在内蒙的苏商多年夙愿，为大家加强联系、互通信息、团结协作、共谋发展提供了桥梁和平台。商会的宗旨是“勇拼搏、守诚信、谋双赢、促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在“今后，要以乡情和友谊为基础，发挥组织优势和整体活力，团结会员单位，整合各方资源，加强联系交流，汇聚信息技术，塑造整体形象，促进企业全面发展”。
王先良表示，商会成立后，会员企业将发挥商会的平台作用，抱团进行一些大型项目的运作。在手头的开发项目完成后，将着手整合资源，兴建一座江苏大厦，打造一个以餐饮、购物、休闲为一体的大型商业地产项目，将淮扬菜、昆曲等代表江苏特色的品牌，向内蒙古输出，进一步打响苏商及江苏人在内蒙古的声威。
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主席田震在商会成立时，对广大苏商在内蒙的作为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广大苏商传承“贾道儒行，厚德载物”的精神，用智慧和奋斗创造财富，取得了事业辉煌。特别是房地产业、建筑业和科技行业为代表的数百家企业先后来到内蒙古开辟市场，数万企业大军在各地创业拼搏。苏商的到来，“搭建了江苏和内蒙古两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桥梁，沟通了信息、拓宽了渠道。他进一步总结，在蒙江苏工商业者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气质：精明睿智的理念，守法诚信的品质，钻研苦干的卖劲，以及团结互助的氛围。
时任江苏省工商联巡视员丛建国则强调，内蒙古江苏商会成立，是为企业提供平台，“搭建好两个桥梁，即政府和企业家间的桥梁，江苏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之间的地域桥梁，提供好各项服务”。
继往开来
2012年12月15日，内蒙古江苏商会举行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对内蒙古江苏商会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内蒙古江苏商会成立以来，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会员企业加快发展，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面向未来，内蒙古江苏商会领导班子将进一步团结带领广大会员企业，围绕中心大局，按照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构筑“两个屏障”、实现“两个达到”的要求，从各自实际出发，加快转型升级，推动科学发展、富民强区，为内蒙古在西部地区率先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内蒙古江苏商会也将以改革创新精神，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身素质，积极献计出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的健康成长。率领在内蒙古的众多江苏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义利兼顾，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龙头企业集萃
内蒙古良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良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是一家四级资质企业，在内蒙古自治区多个城市开发过多个楼盘、酒店等项目，其中包括在呼和浩特市的成吉思汗大街开发了占地100余亩的高档住宅小区。该公司不仅资金实力足，而且配有一支经验丰富的高素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开发项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质量第一求生存，以超前理念求发展，坚持用自己的服务去打动客户。
包头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包头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包头市友谊大街285号，是一家以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物业为核心的新型综合性企业。2010年3月1日，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开发建设的龙城新区房地产项目，将以高品质和周到服务受到好评。公司董事长为夏建华，秉承“务实、创新、规范、卓越”的经营理念，坚持“和谐、自然、舒适”的开发理念与产品特色，致力于为包头人民创造出和谐、自然的居家生活，为包头地产业树立新的标杆。
内蒙古小尾羊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小尾羊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内蒙古小尾羊餐饮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份；2008年7月改制为内蒙古小尾羊餐饮连锁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1月更名为内蒙古小尾羊牧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包头市，业务由原来的餐饮连锁转型为集肉羊养殖、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物流配送、市场销售于一体，利用内蒙古畜牧业的资源优势，丰富产品线、铸造产业链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从“中国驰名商标”到“中国十大火锅企业”“国家级肉羊养殖示范基地”、“中国畜牧百强企业”，公司用了十年的时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余佳荣为包头市江苏商会会长。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公司
内蒙古汉森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西部乌海市，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产业集群，涵盖葡萄酒、白酒制酒业，建筑、房地产业，投融资、典当金融服务业和煤矿、铁矿等矿业。葡萄酒产业是集团公司的主导产业，葡萄酒业公司创建于2001年3月，注册资金2.3亿元，总资产约5.3亿元。以顶级葡萄酒生产为核心，逐步形成酿酒葡萄苗木培育和种植、葡萄酒文化推广、葡萄酒文化交流、葡萄酒主题休闲旅游、高效设施农业等复合型产业。依托沙地有机葡萄的原料优势，公司的目标是建立国内第一优质健康品牌，并最终走向国际市场，成为国际知名品牌。
打造蒙商品牌
做商会不仅仅是促进企业在经济方面获得利益，树立一个良好的商帮形象也同样重要。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副秘书长赵俊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联合内蒙古在京企业和个人以及内蒙古驻京企业和个人，整合各方资源、汇聚信息技术、共同打造“新蒙商”在北京乃至全国的品牌影响力，是北京内蒙古商会的一个重要使命。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成立一年来，企业和个人会员已经发展到130余家。
2008年6月底，“新蒙商”联合会在内蒙古成立，其宗旨是联合各地蒙商，整合各方资源，弘扬蒙商文化，打造蒙商品牌，促进自治区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与北京内蒙古商会的目标不谋而合。
北京内蒙古商会设有秘书处、会员服务部、维权部、商务项目部、对外联络部。商会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合作、服务的职能作用，创造和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致力于密切京蒙两地经贸合作和社会交往。商会立足首都、辐射内蒙，以商会为平台和纽带，实现资源、人才、技术、信息、市场、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全力推进首都和内蒙古经济社会长足健康发展。
北京内蒙古企业商会成立时间较短，就像所有刚刚起步的商会一样，都存在一些问题。如会员的某些意识不太正确，偏向于从商会获得利益，而较少考虑企业能为商会以及其他会员贡献什么；商会活动表层化，达不到预期的为会员服务的目的。
但是，商会正积极吸取其他商会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商会部门设置和服务功能。商会向会员提供项目以及人力资源、资金、产品、技术、市场、法律等各种信息和咨询服务工作；组织会员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会员间的合作，增进相互间了解，增强凝聚力；加强同各国和各地区商会、经济贸易协会和其他经贸界的联系联络，邀请和接待各国和各地区经济贸易、技术界人士和代表团来访，组织相关经济、贸易、技术、法律代表团出国访问、考察、培训、交流及开展经贸洽谈展览等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组织会员进行学习、培训以及与外界的交流、考察和学习，不断拓宽会员视野，提高会员整体素质；沟通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向企业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并用好用活这些政策，同时代表企业的利益向政府反映情况和提出建议；此外，商会建立自己的网站，并不定期编印商会刊物，介绍商会运行情况，沟通企业会员信息。目前，商会正创造条件，逐步创办为会员服务的会所和服务于本商会的经济实体。
凸显商会作用
北京这样的城市，机会多，但同时竞争也很激烈。赵俊良2001年到北京创业，几年间深深体会到单打独斗的艰难，个人经历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做商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商会将单独的企业聚集到一起，大家互通有无、信息和资源共享，其中就有商机。此外，商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话语分量自然比单个企业要重，这样企业与政府间的沟通也就变得容易了。
北京内蒙古商会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其主要做的项目对接服务已经初见成效。诸如煤间接液化制油、利用油母页岩炼油、50万千瓦风力发电场、100万千瓦风力发电设备、泵及真空设备、粉煤灰综合利用生产设备制造、大型风力发电机叶片、超细煅烧高岭土项目、5万吨金属镁项目、煤层气开发利用、煤矸石综合利用、煤矸石砌块项目、永磁式风力发电机组产业化项目、年产2.5万吨马铃薯速冻薯条、肉食品加工及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矿泉水加工项目、高档皮革加工项目、梅花鹿养殖项目、羊胎素系列产品生产加工项目等多种业态的项目，已经在商会有信息备案。通过商会这个中间环节，各企业就可以及时获得信息进行商洽。
商会讲堂涵盖了公关礼仪、经营策略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如“二三星品牌重塑之道”、“好利来经验：连锁企业最怕盲目扩张”、“400多万投入化为泡影，涉足餐饮要三思”、“价值观：领导力的种子”等实用的经验、理念都是企业会员非常需要的。
北京市成立了外省市自治区投资绿色通道和外省市自治区在京企业投诉中心两个政府机构，旨在协调在京外籍企业的相关事务。赵俊良认为，商会作为一个团体，广泛征集企业会员的意见，代表会员企业与政府进行对话，既能反映企业的普遍要求，又能给政府与企业间搭建沟通的快捷通道，商会存在的积极意义更加凸显。
【摘要】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建立FDI 与服务业灰色关联系统，对内蒙古地区FDI 与各类服务业的关联关系进行分析，利用分析结果对服务业各行业进行了分类，提出各类服务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要有合理的比例结构，以促进内蒙古各类服务业又快又好发展。
关键词 FDI；服务业；灰色关联分析
【作者简介】张树山，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管理学；姜天座，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物流工程；李婷，内蒙古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 流入服务业。以服务业为核心的FDI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占比已由50 年代的20%增长到90 年代后期的50%以上，并且还在持续增长，成为FDI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11 年我国FDI 流入量增加值达到1240亿美元，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同期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552. 43亿美元，占总量的47.62%，超过了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44.91%的比重。2015年上半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FDI） 684.1 亿美元，同比增长8.3%，高出去年同期增速6.1 个百分点。服务业成为拉动FDI 增长的引擎，占比创出新高。内蒙古作为西部相对落后的地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服务业占比相对较低。探究FDI与内蒙古服务业的关系，提高外商直接投资额度、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进而推动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二、内蒙古FDI 与服务业灰色关联分析
（一） 灰色关联度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首先指定参考序列为X0 ={x0(1),x0(2),?,x0(n)} ， x0(k) 指第k 时刻的值；然后记被比较序列为Xi ={xi(1),xi(2),?,xi(n)}, i = 1,2,?,m ； 定义Xi 对X0 在k 时刻（或位置） 的关联系数。
其中， ξi(k) 表示在第k时刻被比较序列Xi 与参考序列X0 的相对差值， ξ 是分辨系数，通常取0.5。minimink|x0(k) - xi(k)| 指相对于参考对象，所有被评价对象在所有指标（时刻的或位置） 上的最小差值。maximaxk|x0(k) - xi(k)| 指相对于参考对象，所有被评价对象在所有指标（时刻或位置）上的最大差值。
Xi 对X0 的绝对关联度的表达式为
（二） 数据选择
由于行业分类标准在2003年有所调整，所以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 核算。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14类。2012年，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再次对服务业分类进行了修订，服务业调整为15个门类和3 个大类。为了保证数据指标的一致性，文章最终选取的数据为内蒙古2004～2012年的各类服务业增加值。
（三） 内蒙古FDI与服务业灰色关联分析
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的关联度。本文选取外商直接投资额X0作为参考序列， 以各类服务行业年度增加值（X1，X2…X14） 作为比较序列。其中为了明确2004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蒙古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的关联趋势，将数据以2008 年为节点划分，计算2004～2008年、2008～2012年、2004～2012年三个时间段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蒙古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的灰色关联度。
根据表1中的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度计算方法，可得出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内蒙古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的关联度（表2）。
三、结果分析与建议
运用表2的关联分析结果绘制灰色关联趋势图，如图1所示。
从图1分析结果可知，2004年以来，内蒙古服务业各行业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较大的关联度，均在0.6以上。比较三个时间段的灰色关联度可知，2004～2008年的灰色关联度基本在0.6～0.8之间，2008～2012年的灰色关联度大部分在0.8以上，整体明显高于2004～2008年时间段。而2004～2012年灰色关联度整体上介于两者之间，说明2004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蒙古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的关联度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也就是说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蒙古服务业整体的影响越来越大。
为了区分三个时间段关联度的变化趋势，并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可以将服务业分为以下三类：A 类，关联度一直高且稳定；B 类，关联度由低到高且增长明显；C类，关联度一直较低甚至有下降趋势。以下分别对这三类服务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 A类服务业
结合表3中2004～2012年和2008～2012年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可以看出，A类服务行业增加值与FDI的灰色关联度很高，基本维持在0.9左右，说明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些行业的影响很大并且影响一直很稳定。A 类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X1）；批发和零售业（X3）；住宿和餐饮业（X4）；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X8）；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X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X14）。
A类服务业大部分属于基础行业，是公共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内蒙古作为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基础行业的发展还较为落后，市场空间相对金融业、租赁服务以及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来说要大，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大，所以外资偏向基础行业。早期中国的基础服务行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行业结构、运作模式，技术水平也相对落后，而外资的进入有助于中国相关服务业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技术，基础服务行业也因此迅速成长，充分开发了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同时增加了国内产品出口的机会，从而再次带动基础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也是在中国基础行业发展这个大环境下，内蒙古A类服务业一直稳定发展的原因，也是A类服务业与外商直接投资关联度一直较高且稳定的原因。但目前中国已进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交通运输、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基础行业发展相对成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小，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些行业的影响也会减弱，所以，A类服务业增加值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度必然会有所下降。
（二） B类服务业
对比表3 中三个时间段可以看出，B 类服务业增加值与FDI 的灰色关联度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说明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些行业的影响有增大的趋势，对这4个行业的发展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B类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X2）； 房地产业（X6）； 教育（X11）；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X12）。
在内蒙古地区，随着基础行业的发展逐渐稳定，新兴产业必将成为新的增长点，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内蒙古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度也越来越大。
（三） C类服务业
对比表3 中三个时间段可以看出，C 类服务业增加值一直以来都与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的灰色关联度较小，甚至近年来关联度有下降的趋势，说明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些行业的发展作用不明显。C类服务业包括金融业（X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X7）、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X10）、文化体育和娱乐业（X13）。
相对落后的内蒙地区还未能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居民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金融业作为利用外资的主题和亮点，关联度较小。但外商直接投资与上述行业关联度较低，并不等于这些行业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蒙古服务业整体发展的影响低，相反，其潜力无限。按照我国2002年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商务服务业主要包括企业管理服务、法律服务、咨询和调查服务、广告及会展服务等。这些服务行业是未来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对其他行业的发展有很强的拉动效应。
综合以上三类服务业的比较分析，内蒙古要在保证A类基础服务行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适当减少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加大B类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度以及比例，促进信息软件行业、房地产业、教育行业等服务行业快速发展；在保证A类服务业和B类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适当将外商直接投资转向C类现代新兴服务业，带动未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总之，三类服务业要保持适当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结构，以尽最大可能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效应，利用外商投资促进内蒙古服务行业又快又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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