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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一、成本概念的研究现状及评述
中西方关于成本理论的研究中，有关成本概念的探讨一直不曾中断。西方(主要指美国)对成本概念的研究集中在20－70年代，以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委员会以及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名词委员会的报告成果为代表；我国对成本相关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自50年代至今有关成本概念的讨论也一直存在。本文拟将与成本概念研究现状相关的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成本”的定义一是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委员会关于成本的定义。1951年，美国会计学会(AAA)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在《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的报告》第二部分“成本概念”(Cost Concepts)中，将成本定义为：“成本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而付出(或可能要付出的)、用货币测定的价值牺牲”。该定义强调对“多年来成本会计人员在其工作中所使用的多种成本概念进行总结”，从而使成本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笔者认为，报告中对成本定义所作的解释和限定，对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更为重要。报告在定义之后进一步解释：“成本”是一个一般性(generic)的概念，在具体使用成本时，必须将其与成本对象(costobject)相联系。同时，成本概念在使用中也蕴涵着这样的事实，成本总是特定成本主体所发生的成本。从该报告对成本概念的解释中可以看到，成本概念进行研究必须要限定成本的主体和成本的对象，否则成本研究将没有意义。1955年，成本概念委员会又了《基于管理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暂行报告》，该报告中提出了服务于管理的计划和控制目的的基本成本概念，在第三部分“企业成本的本质”中，将成本定义为：“成本通常是指为了取得或创造有形或无形资源而有意放弃或将予放弃的一定量的价值”。其后的“基本框架”(Basic Framework)的报告中指出，理解成本的本质需要理解以下三个问题：成本概念的目的性；企业风险与成本的关系；计量所放弃价值的方法。对于成本概念的目的性，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作为一项成本，为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取得或创造的经济资源的成本应该只包括那些为了实现这一特定的管理目标所必须放弃的价值。但由于管理目标的多层次性以及管理行为的多样性，成本报告中所列示的放弃价值(成本)会因企业和特定管理目标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从广义上来讲，任何事物的成本都取决于决定成本的目的。 二是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等关于成本的定义。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的《第4号会计名词公报》对成本的定义为：“成本系指为获取财货或劳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移其他资产、发行股票、提供劳物、或发生负债，而以货币衡量的数额。成本可以分为未耗和已耗，未耗成本可由未来的收入负担；已耗成本不能由未来的收入负担，应列为当期收入的减项，或借记保留盈余。70年代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会计原则委员会将成本定义为经济活动中所蒙受的牺牲、放弃或抛弃。80年代，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FB)《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成本的定义为：“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价值牺牲，即为了消费、储蓄、交换、生产等所作的放弃”。三是我国关于成本的定义。我国《企业会计制度》(2001)将成本定义为“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种耗费”。除引用西方关于成本的定义之外，从我国学者对成本概念的研究成果来考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企业)成本是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耗费的本钱。……成者，完成、实现之意；本者，资本之本，本钱之本”(中国会计学会核工业专业委员会，1996)；成本是“特定的会计主体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发生的可以用货币计量的代价”(葛家澍等，1999)；“成本是为实现特定经济目的(不包括偿还债务、退还投资)而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其中，支出是一个主体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流出的时间既可能是现在，也可能在过去，还可能在未来；流出的形式既可能是支付现金，也可能是消耗或转让除现金以外的资产，还可能是提供劳务、承担债务，甚至是发行股票等，其结果既可能导致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也可导致负债的增加”(张敦力，2004)。四是对中、西方成本定义的评述。中西方对成本定义的不同表述，体现出中西方在基本概念规范化上的差异。西方对成本的定义，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定义和使用目的，其概念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西方关于成本概念定义的落脚点多为价值的牺牲或放弃，作为货币计量结果和表现的“价值”在成本定义中居于核心地位，“价值牺牲”作为成本本质内涵的表述也是相当抽象的；而我国对成本的理解长期以来受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成本价格论述的影响，对成本本质内涵的理解倾向于具体化。尽管如此，中西方在成本概念的认识上，还是共识居多的，如对成本目的性的认识、对成本主体的认识、对货币计量的认识等。
(二)成本的本质对成本所下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隐含着对成本本质的理解。中西方在关于成本本质的研究中，也体现出“放弃”和“耗费”的不同倾向。一是西方关于成本本质的价值放弃论。Norton M.Bedford在成本概念与标准委员会1955年的暂行报告之后对企业成本的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等研究文献中出现的多种成本概念(如沉没成本、付现成本、真实成本、机会成本、可控成本、可变成本等)统归至企业成本的概念之下，并试图寻找各个概念背后所共有的相同因素，即企业成本的本质。Noaon M.Bedford对企业成本本质的分析思路为：现金支出_÷现金牺牲一现金放弃一价值放弃。将企业成本的本质最终归结为价值放弃，是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的广义性，使得成本计量的多种方法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不同计量方法下成本概念的准确性。以价值放弃作为企业成本的核心本质，允许以多种货币金额来计量不同的成本，企业成本的全部本质就更清晰地体现在对成本计量方法的考察中。企业成本概念的多样性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企业成本因企业所履行功能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成本因其被使用的特定目的不同而
不同；企业成本因其预期被计量的范围的不同而不同；企业成本因为取得或创造经济资源而有目的放弃的价值所包含内容的不同而不同。西方关于成本本质的研究方法是抽象式的，类似于数学中的交集，使成本本质包含于所有可能出现的企业成本内容之中，与此同时，又不限制不同企业成本各自的计量需要。而我国理论界对成本本质的理解则在对西方吸收借鉴的同时，也赋予了自己的解释。
二是我国关于成本本质的耗费论。成本本质的“价值放弃”论在西方是较有代表性的，它高度抽象出了不同领域、多种成本概念中所包含的共同因素，我国理论界也对此观点多数持赞成意见，所不同的是，我国学者认为，价值计量的事物(对象)才是成本的本质，从而将成本本质具体化为资源的耗费(戴新民，2003)，或资本、本金的耗费(中国会计学会核工业委员会，1996)。还有观点认为成本本质上表现为资源配置的效率(阳昌云，2000)。随着成本概念的发展，成本本质的“资源”观逐渐建立起来，如米切尔，马赫在《成本会计一为管理创造价值》一书中提出：“成本是资源的一种损失”；霍恩格伦在《成本会计学一以管理为重心》中指出：“成本是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目标所失去或放弃的一项资源”。
三是对中、西方成本本质的评述。无论是西方的放弃论还是我国的耗费论，在成本所放弃或耗费的内容即价值的表现对象上，即资源，中、西方的认识是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西方认为成本是资源的放弃，而我国认为成本是资源的耗费，放弃和耗费有何不同，该点在明确了下一个问题“关于成本与费用”之后会变得较为明晰。放弃(melease)中包含牺牲(forgone)和支出(outlay)两种含义，也就是说放弃既表明资源的转化，又表明资源的使用，而耗费则表示资源的使用和消退。在西方的概念中，定义费用时使用耗用，而定义成本时多使用牺牲。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成本和费用的不同。本文认为，对于成本的本质，西方的放弃论较我国的耗费论更为科学、全面、合理。
(三)成本与费用费用概念以及成本与费用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成本概念研究过程中必不可免的话题。事实证明，理论界对成本与费用概念的规范和使用并未达成共识。西方关于费用的研究资料中，对费用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例如，费用有时被作为成本的同义词使用，认为如果没有其他词语的限定，费用就是一个没有技术含义的一般概念；而多数情况下，费用指服务成本(与有形的产品成本概念相对立)或者专指与销售、管理、财务等活动有关的服务成本；Paton，Littleton，Greer，Porter及多数权益派学者将费用作为是总收入的减项，利润的决定因素，总体看来，西方围绕费用概念而产生的争议并不少见。在我国，对成本与费用概念及其关系的讨论，其观点也不尽相同：有观点认为，成本与费用是两个并行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其间有本质的区别。成本与企业特定资产或劳务相关，而费用则与特定期间相关；成本是企业为取得某种资产或劳务所付出代价的量度，而费用则是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资源耗费金额；成本不能抵减收入，只能以资产的形式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而费用则必须冲减当期的收入，反映在利润表中；类似的观点还有，“成本”和“费用”概念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大区别的概念。从概念体系的科学性上讲，需要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用来说明企业资产形态变化过程中的计量标准；一个用来说明经济资源的消退；有学者将成本和费用的关系图示为：成本性费用资产成本损益性费用；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成本与费用本质上是相同的，均是指某主体为一定目的而发生的耗费。成本适用于“主体目的已达成”的场合，费用适用于“主体目的执行中”的场合。 笔者认为，成本与费用关系的研究适宜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即财务会计层面的成本与费用以及管理会计层面的成本与费用。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财务会计领域的财务成本与费用的关系研究，因而得出将成本与费用概念严格区分使用的结论，这是合理的与必要的。在财务会计层面上可以使用小成本、小费用的观念，严格区分成本和费用，从而规范概念的定义和使用。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对费用的定义中，可以看到费用概念的狭义化趋势。与此相对应，本文认为对成本的定义适宜采用1957年美国会计师协会(AICPA)的定义，即：“成本系指为获取财货或财务而支付的现金或转移其他资产、发行股票、提供劳物、或发生负债，而以货币衡量的数额”。狭义的成本(小成本)表示资源的转化，狭义的费用(小费用)表示资源的耗用。如此界定、规范之后，财务会计层面成本与费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在管理会计层面，可以使用大成本、大费用观念，即将成本和费用均视作主体为实现某一特定的目的而放弃或耗费的资源，将成本和费用作为本质上相同的两个概念而不加以严格的区分，这将有利于在大成本观下不断和完善成本管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二、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
有观点认为，会计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方面，而成本概念在会计学及经济学中均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会计学应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何种方式与经济学家的理论相关联，佩顿(W.A.Paton)认为：“在某一领域中完全有效的概念或术语无法移植到另一领域”。他指出，“至少，在没有严格限定的情况下，会计人员必须意识到，会计则和概念从计量的角度上来与经济理论中的概念明显不同。只有对基本原理的深入训练才是对会计人员真正有益的，而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或者只是对经济学家所陈列概念的表面理解可能会使会计人员陷入迷惑，而不是有助于其在合理的理论基础之上展开会计程序”。经济学中的短期成本、长期成本、边际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概念本身的含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清经济学与会计学对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并由此对经济学和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进行正确认识。为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会计学与经济学中成本概念研究的不同视角进行阐述。
(一)研究基本范式不同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阐释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所谓范式，就是指科学家之间围绕假设、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以及最终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体系。范式是作为一种学科探讨基础的思想、技术和方法论的“模子”，其实质是一种语言方式。经济学与会计学的基本研究范式是不同的。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会计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则是会计的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在经济学中，从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到新古典经济学对范式的发展，再到新制度经济学对范式的革命，成本收益分析都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它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
要方面，根据对成本收益工具的运用程度以及成本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成本理论可分为传统成本理论和现代成本理论。其中，传统成本理论中的代表概念为：短期成本、长期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现代成本理论中的典型概念为：交易成本、成本、信息成本。这些不同的成本都是经济学用以进行效率分析的工具。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讲，成本是会计计量的一种重要属性(基础)，它决定着会计报告的结果。虽然成本在经济学和会计学各自的领域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作为“成本效率”分析工具的成本，与作为“计量属性”的成本，其内在含义是不同的，这也决定了对成本定义的方式和内容存在差异。
(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经济学家将成本称为经济成本(economic costs)，根据C.E.Cox的定义，“经济成本是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因努力和节约所遭受的痛苦”(C.E.Cox，1930)，这种痛苦成本是主观的。经济学家对成本问题的研究采纳的是社会的观点，其出发点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单个的生产者，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全社会的生产结构而不是单个生产者的具体问题。与经济成本不同，会计人员关注企业成本(business costs)，即企业将其产品投入市场所必须作出的支付。会计学对成本研究的出发点是单个的企业或个体，关注个体所有者的回报(盈利)能力。因此，概括来看，会计学中的成本是微观的、具体的、方法层面的；而经济学研究的成本则是社会的、抽象的、本质的。经济学家将生产者看作一类人，而会计工作者必须从个体(业主或企业)的角度计量现实成本的发生。
(三)研究目的不同经济学有时被定义为一门基于价格研究现象的科学。因此，经济学家对成本的关注源于价格，其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成本如何影响价格、以何种方式决定价格、以及成本对价格的决定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对经济学成本的理解如图2所示。会计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在复杂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对成本进行追溯(反映职能)。在会计学的分析中，基于会计假设(会计主体、会计分期、持续经营、货币计量)尤其是“会计分期”假设而将全部支出区分为“成本”与“费用”的分析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更科学地确定每期的收益及资产价值。由此看来，经济学与会计学对成本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决定的研究方法均存在差异，经济学家的研究关心企业如何作出生产和定价决策，因此，他们在衡量成本时就包含了所有机会成本。与此相比，会计学家的工作是研究如何记录流入和流出企业的货币。他们衡量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但忽略了部分机会成本(曼昆,1999)。因此，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是无法直接应用于会计学领域的，研究视角的不同，使经济学和会计学对同一客体进行研究时所限定的范围，所使用的方法，所关心的结论均有所不同。在成本研究方面，经济学成本理论为会计学成本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而会计学的成本理论则是经济学成本理论的具体运用。
三、成本概念的解释性框架构建
作为一般性概念的“成本”，在其核心本质的约束下，其内涵和外延日益呈现出广义化的趋势。对于成本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要想在特定的条件下正确理解和使用不同的成本概念，从而提供或获取确当的成本信息，双方都需要对与一般性成本概念相关的必要因素进行明确和限定。本文提供了一种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方法，即构建成本概念的解释性框架。将这一框架的构建在两个层面上进行：首先进行关系构建，即构建成本概念中所体现的成本主体、成本客体以及成本对象之间的关系；其次针对各种关系要素的具体化，进行特定条件下理解和使用成本概念的内容和程序构建，称之为解释性构建。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由来及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发布。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发布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发布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 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发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发布，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但会计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近1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提会计要素不谈会计对象，即会计对象不明确，要素的设置就会失去客观的依据，则难以保证其合理性。(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
2?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及名称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应由同一机构来制定及发布，这一点似乎已为我国会计界所普遍认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任务大多由民间团体来承担，但按照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则应由政府部门即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及发布。原因是：(1)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且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是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会计准则，则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需要最为直接的手段。(2)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不具备协调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能力。?废止《企业会计准则》，而由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还要涉及到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名称表达问题。西方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称谓不尽相同，如美国称之为“财务会计概念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称之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考虑到既要为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还要反映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本质，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或“会计理论框架”的名称来表达。??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由来及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 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 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 掳牍Ρ兜男ЧH欢敝两袢眨孀盼夜酶母锏牟欢仙罨坏峒苹肪撤⑸颂旆馗驳谋浠?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
，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 峄峒埔夭惶富峒贫韵螅椿峒贫韵蟛幻魅罚氐纳柚镁突崾タ凸鄣囊谰荩蚰岩员Vて浜侠硇浴?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2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及名称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应由同一机构来制定及，这一点似乎已为我国会计界所普遍认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任务大多由民间团体来承担，但按照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则应由政府部门即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及。原因是：(1)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且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是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会计准则，则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需要最为直接的手段。(2)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不具备协调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能力。废止《企业会计准则》，而由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还要涉及到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名称表达问题。西方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称谓不尽相同，如美国称之为“财务会计概念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称之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考虑到既要为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还要反映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本质，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或“会计理论框架”的名称来表达。
参考文献：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掳牍Ρ兜男ЧH欢敝两袢眨孀盼夜酶母锏牟欢仙罨坏峒苹肪撤⑸颂旆馗驳谋浠?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峄峒埔夭惶富峒贫韵螅椿峒贫韵蟛幻魅罚氐纳柚镁突崾タ凸鄣囊谰荩蚰岩员Vて浜侠硇浴?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
关键词：会计理论；宏观经济；微观经济
一、理论的困惑
1.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于20世纪30年代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与提供者的分离。为了保证信息的可靠与公正，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必须对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进行规范，由此形成了规范会计理论。在规范会计理论的指导下，各国相应制定了规范会计实务操作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包括基本假设、历史成本计价原则、收入实现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等。但是，客观经济环境对这些假设和原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然而，这些原则和假设是现代财务会计的基石，它们的动摇势必影响到财务会计这门学科的存在。
2.财务会计概念结构
财务会计概念结构一般不直接规范会计实务，因此，它作为普遍运用的理论框架似应高于会计准则。但是，其概念结构不够具体，在可操作方面不如会计准则。它所描绘的是一组概念，这些概念必须贯穿到并统驭着所有的准则，从而对财务会计的程序与方法起着普遍的规范作用。所以，在概念结构的文件中要有一致的看法，不能等同于学术著作，反映不同的观点或体现百家争鸣。我们可以看出，财务会计的局限性与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约束有关，如资产要素的定义，美国FASB的定义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这个定义没有指出对未来经济利益如何计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这个定义虽指出货币计量，但并未回答如何计量，是对资产形成过程的计量，还是对资产未来潜能的计量？又如，两个重要的信息质量特征――相关性和可靠性，理想的情况是二者都要保证，但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哪个更为重要？因此，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最终的会计信息。
3.会计基本理论
再深入一步，我们会发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研究是受制于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会计基本理论的内容是会计学科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它构成会计学科最基本的框架，会计的本质、对象、职能、属性等，这些基本问题和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内容有着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是一一对应的，从另一方面来讲，概念结构是会计基本理论内容的具体化。如，会计本质和社会环境的研究确定了会计基本前提；会计职能对应会计的目标；会计对象规定了会计要素等。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将财务会计实践中碰到的问题，用“脱衣法”层层追溯到会计基本理论问题。透过现象，我们注意到我们忽视了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会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或者存在很大差异，用含糊不清或者有争议的概念去指导会计实践，难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
二、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
中国会计学会提出的我国会计理论建设的目标模式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介绍和引进大量西方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会计理论，目的是为了消化和吸收其精华，结合我国会计实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我认为，这种理论应在研究方法、研究风格和理论内容三个方面体现中国特色。
1.研究方法
和其它经济学科一样，会计理论的研究方法也包括三个层次：方法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基石，这与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哲学背景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会计理论家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倡导有用即真理的务实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物质的运动性、矛盾性和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据实践第一的观点，中国会计理论的特色应来自于中国会计实践的特殊性。中国会计实践是中国经济实践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微观经济（管理）理论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基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是微观经济（管理）理论的指导。会计学属微观经济（管理）学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当前会计学研究向经济学（管理学）寻求指导的重要原因。
对于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西方会计理论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尝试了许多方法来研究会计问题，总括起来有逻辑的研究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历史的研究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数学的研究方法、经济的研究方法、“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研究方法等。西方会计学界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走过了一条由“归纳法―演绎法―实证法”的道路，目前，实证法正方兴未艾。西方在基本方法的使用上往往走极端，采用一种方法而否认另一种方法，没有看到各种方法都有优点和局限性，它们之间存在互补性。因此，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应强调各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和互补。
2.研究风格
研究风格主要指理论的研究起点和研究路径，这与研究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理论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有本质起点论、对象起点论、环境起点论、目标起点论等，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美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从假设―原则―准则模式转向目标―质量特征―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模式的原因何在？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否应和理论表述的起点相一致？这些问题需要我国会计界作进一步探讨。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途径，中西会计理论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西方的会计研究往往从具体开始，强调表面上的“实”，而我国的会计研究往往从一般开始，强调“本”。然而，具体与一般不是对立的，而是辨证统一。由具体到一般，再由一般上升到理论上的具体，才是完整地把握事物的正确思路，也应是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特色。
【摘要】通过详细剖析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概念，分析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细微差异，为推动湖南衡阳市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发挥地方高职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职能，促进湖南科技经贸职业学院适应衡阳现代服务业发展而展开的相关专业群的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服务业 第三产业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步入后工业时代，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服务业在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到21世纪初，全球服务业增长值占GDP比重63%，主要发达国家占到71%，多数国家服务业就业人数已经超过第一、二产业的总和。我国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业结构转换特征，认为这个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之后我国的服务业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步入快速了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湖南衡阳市成为全省唯一入榜城市。本文拟综述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理论研究成果，为正确指导衡阳服务业的建设和高职院校的现代服务业的相关专业建设提供借鉴。
一、第三产业的概念
服务业概念的提出和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第三产业密切相关。因此要准确理解服务业，必须充分理解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在17世纪末（1690），威廉・配第就阐述了有关第三产业的思想。此后，萨伊、西斯蒙第、李斯特、西尼尔以及马克思等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第三产业进行了分析，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第三产业经济范畴所涉及的经济规律。直到1935年，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埃伦・费希尔在其所著的《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最先提出了“第三产业”概念，并用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划分，从而形成三次产业的分类法。按照费希尔的观点，“第三产业”泛指旅游、娱乐、文化、艺术、教育、科学和政府活动等以提供非物质性产品为主的部门。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丰富了费希尔第三产业概念的内涵，在其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三版中，把国民经济结构分为三大部门，即：第一大部门以农业为主，包括畜牧业等；第二大部门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等；第三大部门是服务业，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通讯业、商业、金融业、专业化服务和个人生活服务、政府行政、律师事务和服务军队等。我国依据《三次产业及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把第三产业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共十五类。
二、服务业的概念
服务业概念在理论界尚有争议。由于服务活动由来已久，凡是不以有形产品生产和经营为主的经济活动都是服务活动。但是在大量提供服务活动的企业中，只有那些服务活动本身具有可交易特征，并且在整个企业的业务活动中占有相当比例的企业，我们才认为其属于服务业。美国经济学界提出了广义服务业和狭义服务业的概念。狭义服务业是指排除了流通部门即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商业、饮食业等的非实物生产部门，广义服务业是指所有生产和销售服务产品而非实物产品的生产部门和企业的集合。而服务产品与其他产业产品相比，具有非实物性、不可储存性和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征。
三、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区别
尽管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十分相近，但是服务业与第三产业又有细微的区别，二者侧重点不同。①第三产业是与第一、二产业相对应的概念，而服务业是与农业、工业相对应的概念；②服务业更多地反映产业政策，是提供非实物劳动成果各业的总称。作为统计口径，第三产业概念更强调稳定性，要求各业必须有明确的、不重复的归类；而服务业概念更突出前瞻性，强调及时总结苗头趋势，引导产业发展。因此，当涉及定量目标内容时，服务业使用第三产业统计数据；当涉及产业发展时，服务业的内容要宽泛一些，要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③服务业所包括的行业比第三产业要少一些；④第三产业的概念隐含着传统经济思想的逻辑，而服务业的概念则是现代经济思想的体现；⑤第三产业主要是相对于国内经济的。而服务业是面向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
1、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
会计学的成本是根据实际成本原则和权责发生制的要求，按照成本计算对象受益的情况汇集和分配所发生的生产费用，所计算出的一定数量产品或劳务的个别劳动耗费的补偿价值。它可以用来计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耗费、计算企业损益、考核企业耗费水平、限定生产经营性耗费补偿的范围和数量等等。会计学上的成本具有以下特点：
（1）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重点研究生产成本。不涉及企业与外界和企业内部组织之间的费用。
（2）是对历史的反映。只关心实际发生的成本，不关心未来的产出。
（3）能够以货币加以计量。只核算企业成本中可以在货币支出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部分，不包括应计入而不能在货币形态上直接反映出来的成本。
（4）只计量实物资本成本，不计量人力资本成本。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作了透彻剖析，揭示了成本概念的经济内涵。他指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商品的价值W，用公式表示是W＝c＋v＋m，公式中（c＋V）这个部分即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用的劳动价格的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
马克思从耗费和补偿两方面对成本进行论述。成本从耗费的角度看，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中必要的劳动价值，即（c＋v）部分，它是成本最基本的经济内涵；成本从补偿的角度看，是指补偿商品生产中资本消耗的价值尺度，即成本价格，它是成本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即成本是已耗费又必须在价值和实物上得以补偿的支出。马克思的企业成本理论揭示了成本的经济内涵。
（1）从成本的经济性质上看，其是生产经营活动中劳动耗费的价值度量，体现了成本的可计量性。
（2）从成本经济内容上看，成本是商品价值（c＋v＋m）中的前两部分。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成本是生产该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体现了成本的个别性。
（3）从成本经济本质上看，成本是为生产一定数量和质量劳动成果发生劳动耗费的价值补偿，体现了成本的可补偿性。
3、西方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一）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概念
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成本理论主要是从厂商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生产经营中如何通过比较各种成本支出方案，最终做出生产决策，即以最小成本支出获得一定利润或以一定成本支出获得最大利润。也就是说，传统成本理论是以企业的生产经营为出发点，主要研究生产成本问题。传统经济理论中主要包括生产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几个概念及核算方法。
1.生产成本。由于生产过程本身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所投入和使用生产要素的价格就是生产成本，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生产成本的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基本内容：
（1）短期成本。是指在生产者来不及调整某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一定的产出数量所花费的成本。短期成本（TC）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TVC）两部分，前者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后者可随产量变化而变化，呈现递减、不变、递增的态势。短期成本有两个重要概念：平均成本（AC）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又可分为平均固定成本（AFC）、平均可变成本（AVC）和平均总成本（AC）。平均固定成本（AFC）随产量增加而递减：平均可变成本（AVC）、平均总成本（AC）、边际成本（MC）随产量的增加而经历递减、最小、递增三个阶段。
（2）长期成本。是生产者在可以调整所有的生产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进行生产所花费的成本。长期成本只包括可变成本，它是短期成本从长期角度看由那些最低值的成本所组成。长期总成本曲线（LC）、平均成本（LAC）曲线分别是短期总成本曲线（SC）、平均成本线（SAC）的包络线。企业可根据长期成本曲线来做出生产规划。
2.边际成本。它是成本计量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指由于厂商产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成本费用。它可以通过总成本增量和总产量增量之比表示出来：MC＝dTC／dQ.
由于边际成本即厂商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完全是可变成本增加所引起的，而单位可变成本又存在着先减后增的变化规律，因此作为它变动的结果，边际成本（MC）也必然是一条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边际成本作为一个动态成本的概念，对平均成本（AC）的水平及其变动趋势有着重要影响，表现为：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当MC＞AC时，AC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当MC＝AC时，AC为最低。
另外，边际成本分析，也可用于长期所有生产要素同比例变动时，规模报酬递减的情况。同机会成本一样，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家系统地考虑各种可替选择成本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其重要性甚至高于机会成本。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经济学》中所言，我们最难以做出的决策不是做某事还是不做某事，而是多做还是少做些。
3.机会成本。经济学一般着眼于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故机会成本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从事某种选择所必须放弃的最有价值的其他选择。”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支出，而是对资源配置的一种度量，表达了稀缺与选择之间的基本选择。其具有以下特征：不是实际的支出，不关心已经发生的成本，而关心未来的产出，是对未来活动结果的预见。
把机会成本作为现实的重要因素，其意义在于：
1）有助于决策者全面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法，以便为有限的资源寻求最为有利的使用途径；
2）有助于人们理解货币成本和真实经济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也就解决了资源的使用在会计上是盈利，在经济学上是否有效的问题。
二）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几个重要的成本概念
现代成本理论突破了传统成本理论仅仅围绕企业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局限，更注重研究企业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细胞与外界以及企业内部组织之间发生的成本费用。
1.社会成本。所谓社会成本是指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的进行生产的代价，它既包括各项私人成本，又包括各种各样的外在成本，后者是指由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利益的损失。比如厂商生产经营中排放废气或污水，会引起空气和水资源的被污染，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引起社会环境治理投资或费用的增加。这一部分投资或费用尽管是由于厂商的生产行为引起的，但它并不或不完全直接由排污厂商承担，而是社会来承担。这种成本就叫外在成本。外在成本和“私人成本”的总和构成社会成本。
2.交易成本。又称交易费用。西方学者对交易成本定义众多，但并无质的差别，只是其侧重点或范围不同而已。科恩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签约的交易费用；二是签约后的事后费用。最后交易费用概念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等等。阿罗使交易费用的概念，更具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成本、信息成本、政治成本都属于交易成本的范畴。
二、类比求趋
1、从直观到微观，从单元到多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本概念分析，其主要的优势是能在宏观上做出方向上的引导，是为经济工作提供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会计学的成本就是从系统化数字化的方向去解释经济现象中的局部问题。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专注于研究经济关系中的各种客观联系。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的经济系统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影响经济的元素连动特性会不断加强。客观联系的纵横交错对会计学的成本核算提出了更高的条理要求，因此在数学方面，会计学的计量方式会更加复杂化和综合公式化，综合公式就相当于股票市场的各种分析指数。因此，会计学的成本分析将会向更多元更微观化的方向发展。
2、从计算到预测，从短期到时时。西方经济学是宏观搏弈，而会计学也是寻求最大利益的方法。他们的目的都是给决策者关于经济规律的信息，使决策者更能把握事态的发展趋势。由于商场的风云变幻越来越呈现不确定性质，那么数字化的成本分析往往能抓住很多经济工作的细节，能以小见大。同时，决策者们对未来目标的实现也提出了需要更多科学数据支持的原始愿望，因此，成本会计学必定从核算为主向预测为主转移。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成败往往是一线间，会计学的计算方式也势必从固定数据的总结走向动态的数据的统筹。
三、对比求势
1、会计学中的成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两个概念的区别。会计学中的成本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成本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会计学属于应用学科，政治经济学是理论学科，对同一个成本概念自然有不同的与其学科相适应的表述。会计学中的成本概念，是同会计本身的应用相联系的，把会计核算中应该计入成本的各种消耗概括以后加以表述，因此有单位成本,总成本等许多成本概念。研究的目的是直接为会计工作服务，为经济工作服务。政治经济学则从理论上对成本加以概括，把生产商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即(C+V)表述为成本，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括，或叫理论成本。研究的目的是从理论高度指导经济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以减少或避免盲目性。
2、会计学同西方经济学在机会成本上的对比
会计学同西方经济学在机会成本上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经济学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个经济事件的动机是否值得付出，也就是投入与产出是否成正比从而做出决策的一种博弈理论；而会计学上的机会成本则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一个企业或部门在短期效益或长期效益是否能够实现企业利润增殖的一种预测方法。
3、对比求势
（一）会计学的成本将成为影响经济工作的重要指标。
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论据。会计学是依靠数学运算实实在在得到的精确数据，而理论科学依靠的是经验分析。既然是追求精确数据，那么仅仅局限在狭小的空间里做“井底之蛙”在时代化信息化的今天是很难有所作为的。现代会计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与企业相关的所有成本都应该进入最后的系统。因此，会计学的成本核算将遍布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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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 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 转贴于论文联盟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 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 转贴于论文联盟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 转贴于论文联盟
一、中西方学者对发展的不同阐释
发展伦理学是对发展的哲学思考和伦理反思。在阐述中西方学者对发展伦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之前，笔者拟先对中西方学者对发展基本内涵的观点进行大体的梳理。由于人们对“发展”的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由之形成不同的发展伦理观，并指导实践循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但是，现实中发展伦理思维表现出较大的自由发散空间和各种各样的思维向度，每个人关注的发展伦理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下面，就国内外学者的发展观作一介绍，可以从他们的论述中分析发展的基本内涵。
(一）国外学者对发展的论述其一，发展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德尼古莱是从广义的价值维度来阐释的，在他看来，发展的视域和意蕴绝不仅仅局限于增长，更不是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因此，他“把发展视为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Wo在古莱那里,发展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既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既是管理问题，又是文明问题。因而,其内容是复杂的，是多方面、多领域的。
其二，发展是自由拓展的。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马蒂亚森对发展问题提出一个以“自由”来概括的新视角，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发展观:发展就是扩展自由，发展的首要目的是自由，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在森看来，发展就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目的的一个过程，而发展目标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1由此可见，他倡导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的自由、和谐发展，又是人际间的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其三，“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以人为中心”,是弗朗索瓦佩鲁对发展问题的新观念。佩鲁认为，“以人为中心”意示着人类社会只有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念，才是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核心价值趋向。因而，他的“新发展观”特别指出，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佩鲁“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以及一系列的新思维、新理念，为人类发展史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
(二）国内学者对发展的观点刘福森教授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发展概念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发展是现代社会的最时髦的概念之一，也是现代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林春逸教授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反性发展，或者说“发展也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加修饰词的概念，是在反思过程中内涵得以不断丰富的概念，。在林春逸教授看来，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的发展概念是单纯的经济学的，并把发展理解为、等同于增长,所以我们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关注“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也没有对“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发展”进行反思。在这一理念下，也就不会涉及“怎样才能更好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是谁在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就使我们的发展陷人了困境。目前迫切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发展,这样，发展伦理学就自然地成为了解决发展问题的一门理论。这就自然引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二、中西方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对于发展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中西方学者也有着明显的差异:西方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主要是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和“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而我国学者主要是以“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笔者分别介绍如下。
(一）西方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西方发展伦理的研究起步早于国内，理论上相对比较成熟，研究学者比较多。这些学者对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各有侧重。
其一，侧重于发展伦理学的应用研究。西方学者克拉克是“应用型”发展伦理学的代表，他侧重的是发展伦理学的应用研究，其代表作是与史蒂芬司切维合作的、于2005年提交给“美国国际发展局”的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克拉克对其以“西方民主制度”、“标准伦理行动”为重要内容的发展伦理观进行了系统阐释。克拉克认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不仅应该关心“为什么行动”和“如何行动”的问题,更应该关心“能否实现”的问题。
其二，侧重于发展伦理的理论建构。发展伦理学研究的先驱者德尼古莱认为，随着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等领域出现的全面异化，“以物为中心”使发展成为脱离人性、人道的“伪发展”。“对伪发展有效的纠正办法是通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运用伦理，但这最好称为‘整体真正发展’而发展伦理学追求的是一种“合理的发展”，其解决的是“为了什么发展”和“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一价值论的问题。在古莱看来，“发展伦理学的真正任务在于取消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技术的一切异化。”在古莱那里，构建了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古莱所谓的“整体真正发展”，其实就是他倡导的发展伦理。
其三，发展是经济与伦理的整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阿马蒂亚森侧重于对具体的发展伦理问题的剖析与揭露，在此基础上试图为人类幸福和发展理念构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架构。在阿马蒂亚森那里，发展伦理是以“自由”为价值取向的，“自由”发展价值观是森的发展理论的三大特点之一。在森看来，发展价值观是以一种聚焦于人类自己的发展价值观，这与狭隘的传统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马蒂亚森在批评功利主义单一经济发展观的同时，论述了发展是经济与伦理的整合，主张人类发展指数超越经济方面的国民生产总值，由此成为当今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伦理观。
由上不难看出，西方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主要是以“整体真正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和“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发展伦理。当然有的西方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以前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概念贫乏、空洞，不能提供一套整体的价值定向，不能适应平等、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发展伦理的研究应该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应该关注全人类整体的发展。
(二）国内学者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国内发展伦理学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是以“类”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为价值取向，研究“人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对发展伦理的成果研究还是比较丰富的，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对发展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
其一，研究发展的终极价值。在刘福森教授那里，发展伦理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发展的终极价值，“是以当代人类的发展实践整体提出的伦理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发展的终极价值不是经济的单方面增长,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张登巧教授亦认为，“发展伦理学的人学实质是人的发展,其价值取向和道德关怀是为人的,人是发展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轴心他认为，发展伦理学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传统经济伦理发展观到生态伦理发展观，再到人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依次递进演变的过程，人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是发展伦理的当代形态。
其二，以“善”为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邱耕田教授把发展伦理作为发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认为发展伦理学是关于发展善的学说,是以发展善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是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应用性伦理学学科。以发展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发展伦理学，反映了社会为何发展之类的“应当性”的问题，它要回答的是社会发展的价值性、目的性和道德制约性等问题。
其三，以人的发展自由和发展秩序为研究对象。林春逸教授认为，如果说伦理学是关于人的自由和秩序的科学，那么，“发展伦理学就是关于人的发展自由和发展秩序的科学，是关于人的发展自由及其限度的学说”胃。因此，它研究发展伦理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研究发展伦理的功能和使命,并通过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以实现人类合理发展、社会和谐发展以及个人全面发展。而上海财经大学的周文文则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伦理的实践形态”，发展伦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面向行动”的应用伦理。
三、中西方学者发展伦理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中西方发展伦理学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区别，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时应拓宽研究的视角。目前国内缺少从多角度对发展伦理的研究，我们不能仅仅从经济、环境和生态的视角来考察发展的问题，也应该从政治、文化等多种研究视角来考虑，视角应该是多角度的、多层面的、多方向的。
其次，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时应注意学科间的交叉因素。发展伦理学包括多种学科，兼有理论和实践的成分。综合借鉴各科的研究成果，从伦理分析及其批判中获益’正是我们国内目前所缺少的。发展伦理应该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以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
再次，应该更多地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实践是理论不断发展的源泉，当然也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因此，发展伦理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要把目光放在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上，否则理论的发展是不会走的更深远的。
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概念。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把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准之一。过去一段时间里，对我们国人来说，对“市场经济”确实是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
邓小平同志认真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规律，坚持用事实来说话，果断地否定了这种看法。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后来他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不存在必然联系；二是要从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看待市场和计划手段的选择；三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下，全党形成了共识，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此为引领，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果断使用“市场经济”概念范畴，我们绝不会在世界经济讲台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其次是“人权”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动乱，西方敌对势力总是用人权问题来打压我们，对我国进行攻击和诽谤。面对这种一边倒的国际舆论，我们有必要揭露他们所说的“人权”的虚伪性，认清他们谈人权问题只是个借口，真实目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这种基于“你谈我不谈，你谈尽恶意”的认识而单纯防御的做法毕竟不是长久之策，必须化被动为主动，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理解。
为此，同志提出我国的人权思想，主要是三点：一是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中国尊重参加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赞成国际间就人权问题进行平等对话。二是基于国情的不同，人们对人权有不同的理解。对中国来说，确保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也是最大的人权保障。三是明确党和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我国的宪法从根本方面保障了人民的各种权利。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紧密结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道路。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每年都发表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人权事业的白皮书，并就美国以“人权卫士”自居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根本上扭转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被动局面，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再次是“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但是国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也容易产生歧义。因为“科学”一词虽然有合乎科学精神、合理的意思，但毕竟其基本词义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发展观容易被理解为关于科学事业发展的观点。
注意到这种情况后，同志借用国际社会的一个通用概念“包容性增长”来表达科学发展的确切含义。 “包容性增长”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向亚洲开发银行提交的一份关于未来发展规划的建议中首先提出来的，但也是国际组织在10年间逐渐完善的一个概念。同志首先是在2009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使用这一概念，接着在2010年9月16日APEC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然后在2010年11月14日APEC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上进行了详细阐述。同志接连三次倡导“包容性增长”，旨在表明包容性增长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同志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是对世界文明发展最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对于表述中国主张、阐明中国立场，意义重大。
用好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需要历史的眼光、辩证的观点、学术的视野
今天在争取国际话语权问题上，我们仍然存在着概念范畴的使用问题。用一套抽象晦涩只有自己能够理解而别的国家难以懂得的概念范畴，还是用那些在国际社会已经普遍使用起来并且能够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呢？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敏感词汇上。
不可否认，这些概念来源于西方，西方国家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有特定的理解和解释，甚至把这些概念变为打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一根棍子。但这些概念是不是就不能使用呢？如果我们不使用，就会把这些概念的使用拱手让给别人，任其垄断这些解释权，从而造成话语权上的被动局面。可行的做法是，你讲我也讲、你用我也用，而且比你讲得更好、用得更妥，这才是真正争取到了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为什么可以使用这些能够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怎样才能用好这些概念范畴？概括起来说，就是要有历史的眼光、辩证的观点、学术的视野。
首先，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普世价值”。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他们的那套价值观念推崇为“普世价值”，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但我们又不能一般地反对“普世价值”，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不存在只有普遍性而没有特殊性或者只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性的东西。价值也是这样，没有只具有普遍性而无特殊性的价值，也没有只有特殊性而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普世价值”作为价值普遍性的表达，本身无可厚非。我们要防止的是把某种具体的、历史的价值观念说成是“普世价值”，但也不可否认任何为一个国家或社会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具有“普世价值”的颗粒或因素。
着眼于争取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可行的思路是所指出的，“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大力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普世价值”上占领制高点，形成新优势。
其次，用学术的视野来看待“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借用黑格尔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 “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蕴含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的基本范畴之一。通常而言，它主要是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 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在西方国家，在公民社会理论影响下，出现了以捍卫私域和私人公共领域自主发展的合法权利不受经济系统和国家的侵犯为目标的单一主题的抗议运动，如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民权运动等，总体上看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些在我国并不是突出问题，但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为此，有必要加强公民社会的研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
（摘自《人民论坛》）
（一）宏观经济学中概念抽象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运作情况，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不是微观经济的简单加总，研究宏观经济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出发研究，这也就产生立一系列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比较抽象，多数学生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惑。
（二）教学内容体系难懂
宏观经济理论是一门有争议的理论经济学，流派颇多，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国流行的本科教材多以西方萨米尔森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主编的经济学教材为依据。为了体现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完整性，我国教材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上，吸收西方其他宏观经济流派的理论内容，希望能够把西方其他宏观经济流派的理论融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形成一套能够全面反映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教科书。但是这也增加了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难度。宏观经济学体系庞杂，争论颇多，虽然在本科生教学中教师主要讲解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为了让学生全面了解宏观经济学，还是会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派，由于学派之间的学术排斥和对立，造成学生的疑惑与费解。
（三）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
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主动性较差，主要因为：（1）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国家宏观经济问题，与自己以后的工作和学习相关性不强，学好宏观经济学对就业和生活关系不大，学习积极性不高。（2）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深入理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该学科对以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基础作用不大，认为应付考试过关即可，故没有下一番苦工奠定一个良好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决心，学习过程草草了事。（3）由于宏观经济学理论概念抽象、体系庞杂、争论颇多，学生对宏观经济理论理解混乱，更无法运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浓。（4）本科生宏观经济学一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很多学生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还停留在中学时代的上，不会自我学习。学习方法单一，仅限于课堂上听教师讲解。因为上述原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为学习不努力，课前不预习，上课不思考，课后不复习和进一步阅读相关书籍，被动地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
二、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对策
1.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较好的掌握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对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教师在教授宏观经济学时，第一堂课应该把学好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介绍给同学，以提高学生们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首先，宏观经济学是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它提供了人们了解、研究和分析宏观经济的基础工具，学好宏观经济学为以后学习财政理论、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等理论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学生们宏观经济学基础没有打好，以后在学习涉及宏观经济的许多理论时会出现对这些理论认识不清、理解不了、难以进行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的情况。所以一定要让学生们认识到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地位和作用。其次，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宏观经济问题，仿佛对一般个人的经济生活现实指导意义不大，学生们意识不到学习宏观经济理论对他们显示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所以学习积极性不高；同时宏观经济理论较为抽象，学生们对宏观经济理论理解不到位，更谈不上应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所以学习兴趣不浓。要想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应该把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简要介绍给学生。告诉学生们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宏观经济范围内，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和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宏观经济是繁荣期还是衰退期将大大影响着学生就业情况，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影响每一个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物价水平高低影响着每一个居民的生活等等。如果学生们能够运用自己学习到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对学生们的毕业后的就业、买房、结婚和理财等一系列经济生活问题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通过介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价值让学生们了解宏观经济学，提高学生们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2.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比较抽象，教师在开始讲授宏观经济学时应该把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要应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和抽象概念表达的具体经济现实介绍给学生。
要介绍给学生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运作情况，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不是微观经济的简单加总，研究宏观经济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出发研究，但是宏观经济总量是无法直接在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这就要求定义一些宏观经济总量的概念和指标，并通过宏观经济统计来求得这些指标，用以反映宏观经济总量。宏观经济学第一章国民收入核算讲授的正是宏观经济理论中与产出水平有关的宏观概念和指标，但本人在教学过程中认为这一章仅仅讲授与产出水平有关的国民收入核算概念和指标是不够的。本章的目的是为学生在接下来的理论学习中提供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基础，应该把宏观经济中的其他概念和指标也放到这一章讲授。教材如此安排是因为秉承了国外凯恩斯主义学者编写教材的习惯，因为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时只讨论产出问题，不讨论物价等问题。他们的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只研究一个国家产出和国民收入如何决定，故没有讨论物价等问题，给出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概念即可，没必要给出与物价水平等宏观总量有关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讲授的宏观经济学包括讨论物价水平和失业等问题，应该在讲授宏观理论之前，把这些概念都介绍该学生，并且这样也有利于介绍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具体做法如下：首先介绍给学生微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价格和产量问题，宏观经济学同样也讨论产量和价格问题。但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是某一具体产品的价格和产量，价格和产量在市场中可以直接观察到，但宏观经济讨论的是总产量，它在现实经济中无法直接观测到，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反映的是该国一定时生产产品的总和，但是由于产品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在数量上加总，例如不能一个鸡蛋加一斤猪肉，这样就要求创造一个概念来反应一个国家的总产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一个国家产出的产品虽然在数量上无法加总，但是可以在价值上加总，于是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核算概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价格也是一个问题，微观经济学中价格反映的是某一个产品的价格，可以在经济中直接观测到，但宏观经济讨论价格是所有产品的价格，这就要求创造一系列反应价格水平的概念和指标，于是有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GDP折算指数等概念和指标。与失业有关的概念也应该在这一章介绍，并且应该介绍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是相联系的，因为一个国家在资本和技术短期内一定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有就业来决定，失业率高则国内生产总值小，失业率低则国内生产总值大。如果处于充分就业水平，则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处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同时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处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该国也就处于充分就业水平。那么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也就等于研究失业问题，即如果该国经济决定的国民收入小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该国必然存在失业问题，解决国民收入向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收敛的经济政策也同样解决失业。
3.宏观经济教学内容体系繁杂，学生学习起来晦涩难懂，其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涉及的内容不是出自一个理论体系。
宏观经理学流派颇多，各自有各自的理论体系。本人认为教师在讲授宏观经济学理论内容时应该按照个宏观经济流派的各个体系来分开讲解。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