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1 05:06:13
有些学者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界之所以遭到人类的破坏，根源在于非人类生物没有被赋予像人那样的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非人类生物应该像人一样成为道德关怀和考虑的对象，拥有平等的道德权利，而人类则应当尊重非人类生物，遵循自然界。应该承认，非人类中心主义饱含了对非人类生物的深切同情，对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生态环境的关系，乃至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论是极其荒谬的，论证也是十分虚妄的，而且还存在着实践维度的严重偏失，导致其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各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忽视人的中心地位，单纯地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保护生态环境，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有些学者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负有主要责任。不可否认，当前的发展中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当今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过多地看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质量。但是，说当今的发展中国家是导致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有些言过其实，甚至是无稽之谈。当追究生态环境恶化的缘起时，我们发现，正是历史上那些追逐群体或个体的特殊利益、满足自身不合理需求的利益主体的不正当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进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而这些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过错的利益主体，则基本上出自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西方发达国家才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它们今天国内生态环境的整体良好，完全是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生态种族主义，转移污染，进而毒害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西方发达国家作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且“先破坏了自然的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把解决生态危机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总之，基于后现代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观点，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同样无法、也不可能建设生态文明。只有立足于当前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取向，以人类整体及其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才真正有可能建设生态文明。
二、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
通常情况下，一提到建设生态文明，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就是要实现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向强调“人—社会—自然”是有机整体的生态思维方式的转变。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普及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意义及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危害，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性，在头脑中牢固树立并在实践中自觉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建立健全以保护和建设良好生态环境为中心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规范。也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健全有助于人们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从事实践活动的生态文明制度，才能保证人们的行为方式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已是公认的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新时期，中共十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通过了包括“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内的若干重大决定，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这些足以说明，建设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然而，当人们致力于从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两个方面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一个原本缘起于生态文明建设而后又具有了相对独立性的问题———生态非正义问题，成了横亘在通向生态文明大道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生态非正义问题出现于20世纪中叶，凸显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系列生态不平等现象的总称，其实质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的非正义引起的生产关系的非正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生态非正义现象随处可见，它们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似乎只要人与人之间发生以生态资源为中介的生产关系，生态非正义就会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坚持的具有生态负效应的工业发展理念、强制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强制消费的消费方式，终究难逃自然界的报复———生态危机。为了应对生态危机，更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真正危机，即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在不限制资本嗜血增值本性的前提下，将剥削、掠夺的对象指向了内部的贫困地区和外部的落后国家，借以转嫁危机，保持也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生产关系，维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通过发动资源战争、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种族主义，西方发达国家达成了他们的预期，至少在短期看来是基本达成也貌似在一国或一地区保护了生态环境。但对于国内的其他地区和外部的发展中国家，却是毁灭性的灾难。我们慢慢发现，“生态帝国主义只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就制造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并将地球生态置于危险可怕的境地”。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俨然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和垃圾推放地。遭遇最惨的是当属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奥康纳就指出:“最糟糕的人类和生态灾难通常发生在南部国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内陆殖民地’。生态恶化的人类牺牲品往往是那些乡村的穷人———那些只有很少土地以及根本没有土地的人，生态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以及城市中的失业者和就业不充分的人，再加上北部的那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和穷人。”
生态非正义问题不仅普遍地存在于发达国家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样也普遍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那些处于贫困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和科技水平的落后，决定了他们大多只能依赖于最直接的手段即通过掠夺和破坏生态资源来获取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至于人类整体、子孙后代的利益则太遥远，甚至都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和考虑范围。因为“贫困———亦是既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也不能解决人类问题的。它对于人们是无限糟糕的事情，对自然界也是如此。一无所有的农民以砍伐和焚烧拉丁美洲深处的森林谋生过活;饥饿的牧民把他们的畜群驱赶到脆弱的非洲草原，使其变成荒漠……在绝望中，他们无计可施地滥用土地，通过损害未来而拯救现在。”而对于那些生产力发展水平已有了一定提高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又往往急于进一步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急不择路地沿袭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时期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结果是，经济发展水平确实显著提高了，但原本已经非常糟糕的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恶化;蛋糕确实做大了，但由于忽视了社会公平分配，发展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除了急于摆脱贫困或盲目求发展而忽视社会公平分配是引起发展中国家出现生态非正义问题的原因之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也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生态非正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不仅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即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强势群体和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弱势群体，而且也造成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生态方面的严重不平等。以当今世界上的两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为例。在我国，“此地经济得到发展了却把环境危机转移到了异地;此地排污异地受害;此地环境保护的成效转化为异地的经济效益……农村却由于耕地林地遭到城市扩张的侵蚀，工业企业相继在农村落户，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水向农村转移和排放等原因，导致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等等。”在印度，忍受环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危害最严重的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并非是生活品质的问题。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了解到，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非正义问题具有同根性，这种同根性集中地体现在它们的缘起上。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非正义问题是一国或一地区为了保护本国或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而牺牲他国或他地区生态环境的结果。而当生态非正义问题产生以来，它又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但不管怎样，作为生产关系的无序或失控状态，生态非正义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坚持以群体或个体及其特殊的、短期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根本价值尺度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不仅标示着人际之间生态权责分配的不公正、不合理，也标示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破坏，也意味着当代人及后来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正受到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以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人类赖以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为中心要务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内在地要求克服生态非正义，实现生态正义。
三、实现生态正义构成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
作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出路，生态文明标示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协调。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协调发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而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关键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发现，但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基本上都是由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引起的。换句话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的根源所在。关于利益这个价值性概念，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往往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给出不同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是各说各的，难以达成共识。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当中，经济利益是根本的利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根本关系，它在社会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可见，“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斗争，乃至战争的动因、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利益，首先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物质的、经济的利益是引起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起因和最终根源，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重要社会现象，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始原因。”这就决定了，要有效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正义，即经济关系正义，生态正义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有效协调，实现生态正义的努力也就意味着在试图有效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经济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生态正义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为实现生态正义，从而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根本的保障，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
第一，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在讨论如何构建生态社会主义之前，有两点需要明确。其一，生态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区别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看似可以保护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显然，资本主义国家极力鼓吹的可持续发展、绿色资本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实，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罢了。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从根本上变革它的所有制形式，就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生态正义，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其二，生态社会主义也有别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强调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但生态社会主义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所有制结构，而不是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当然，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特别是私有制经济存在，是由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毕竟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是直接跨越了马克思所说的“卡夫丁峡谷”，选择了社会主义。然而，“只要经济的运行由资本作为主体，那么它就必然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私有制经济的存在，特别是它还在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必然会引起生态非正义，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构建生态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既想保留私有制又奢求实现生态正义、建设生态文明，无异于痴人说梦。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是对当代人和子孙后代负责的话，就应该消灭本国的私有制，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督促他国也消灭私有制。而对于那些亟需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确实存在着两难抉择。一方面是本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迫切地需要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非公有制经济带来的诸多问题。对于这样的情况，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不同层次的需求发生矛盾时，以满足最迫切的第一层次需求为准，特别是生存的需要。如果当代人都无法生存了，哪里还会有后来人和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此为充分理由，完全不顾及社会公平正义和生态环境保护。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任何经济形式都难以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哪怕它已经取得了丰收的成果并让人民群众充满信心。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物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资本的负效应，特别是生态负效应，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第二，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前文我们已经不只一次谈到，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是导致生态非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决定，实现生态正义内在地要求在全体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从而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获得平等的尊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势在必行。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公平分配之所以会导致生态非正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占有它们即意味着获得了无上的权力，相应地可以占有更多的生态资源、获得更多的生态利益、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承担更少的生态责任。也正因此，当今的社会中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现象———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会挖空心思地维护、巩固、加大自己手中的权力，而那些原本不占有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则会想方设法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去争取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获得权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用刚性的制度强制约束权力，使权力真正成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手段，而不是奴役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即便是做到了在社会成员间重新分配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结果也无外乎是换汤不换药。之前不占有而现在获得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开始招摇过市，而那些之前占有现在丧失了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人群则慢慢销声匿迹。因此，要实现重新配置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效能，建立健全权力约束制度、将权力关进牢笼是关键。而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真正将权力关进牢笼，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生态文明观的内涵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的发展容易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由于偏重追求效率的生产模式以及粗放型增长方式，忽略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了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破坏，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生态形势非常严峻。培养青年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对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首先要明确何为“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是人类认识人、自然、社会三者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是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不能置身于自然界之外，更不能将自身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应当认清与自然的关系，把自身与自然当成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就是要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教育。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现状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具有较高知识层次和思想觉悟的群体，不少学生对环境问题较为关注，这表现出当代大学生具有较为强烈的环境危机感。然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现状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不成体系。由于生态文明教育在高校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大学生在主观上虽然有着学习生态文明观的渴望，并且有着初步的生态文明意识，但对于生态文明的认知仍是感性的，缺乏系统的全面的学习，无法形成深层次的、成体系的认识。其次，高校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育不成常态。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今天，许多高校已经开设了环境保护的相关专业和课程，然而生态文明观作为每个学生应该具备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素质，仅仅对相关专业的学生进行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其应该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覆盖到全体学生的常态化教育。再次，大学生的生态文明行为不成规模。由于大学生容易受到当下流行的“拜金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之自制力较差，且大学校园里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实践活动也不是很多，很容易导致过度消费等违背生态文明观的行为的产生，即使有学生在生态文明意识驱使下，进行环境保护活动，其影响力及持久性也较为有限，没有在大学生人群中形成规模。
三、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意义
现代工业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近年来，“雾霾”等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无不应正了这一说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富有创造性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成果的总和，它是一种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由此看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1、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今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不仅需要其掌握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求其具有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就要求大学生不仅能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求其能够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否具有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就构成了当代大学生是否全面发展的衡量尺度之一。
2、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高校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
高校是大学生的培养基地，其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反之，大学生是高校中除教职工外的主要人群，是高校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群体，大学生的言论及行为对高校的人文生态环境同样影响巨大。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可以使学生发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奢侈浪费的风气，能促进高校人文生态环境的改善。
3、树立大学生生态文明观可促进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国民生态文明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大学生是祖国的青年一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其能否拥有适应未来发展的观念，能否培养起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作者:左文东单位: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态文明；作用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60-04
生态文学是20世纪兴起的生态思潮极其重要的一个支流。我国学者王诺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P11）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以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增进读者的生态意识为目的，倡导生态系统和谐是生态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通过文明批判提倡生态责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回归自然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
生态文明建设是指在生态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人类发展，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使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问题得到解决。生态文明的终极追求是人类对快乐和幸福的追求，然而，“在即将到来的社会里，人们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安静？”[2]（P1～6）这是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以及和谐共处。所以，生态文明的建设除了科技和管理外，更需要具有大众传媒性质的文学艺术的帮助，需要文学艺术对人的灵魂的教化，达到美化心灵的作用，从而使人类的生态意识得到提升。
一、生态文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保障
生态文学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落脚点在人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上。[1]（P9）在目前法制和财力都不强大和雄厚的现实状况下，生态义务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便以良知为后盾。[3]（P107）而生态良知的唤醒，则是人文学者的责任：通过笔墨批判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歌颂鸟语花香的自然和谐美景以修正人类生存方式，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作为工业文明所引发的严重生态危机背景下产生的生态文学，它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分支，主要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和审美鉴赏力的选择对现实生活和现象加工后的“产品”，渗透着作者对人类行为的评价，寄寓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人们通过阅读欣赏生态文学作品，对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情景及寓意等产生思想感情上的相应反响，引起真善美或假丑恶的情感体验，让人静思人类贪欲与对自然的掠夺行为的严重后果，以改变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因此，“作为人学的文学，在强调文艺美学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就不能排除其政治内涵。这一点是文学价值取向中必须给予足够认识的”。[4]（P164～172）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是因为人类正在失去“家园”。一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穷掠夺而正在失去可以栖居的物质家园；二是无法满足的贪欲使人类正失去可以慰藉灵魂的精神家园。为了挽救这种“无根无源”和“无家可归”，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就是“人心的建设”，即挽救人心改造人性，消除人类贪得无厌的欲望、重回沦丧的公共道德和生态意识。在此，生态文学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生态文学通过残酷事实的描写以唤起人类对生态危机深重的忧患意识，激发自觉的生态意识以走出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误区，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思想基础；生态文学致力于反思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环境、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好的外在条件；生态文学挖掘现实生活的诗意美，讴歌美好的生态形象，展示理想的生态社会，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态氛围。所以生态文学可以运用形象的、感性的思维方式弥补理性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从而滋润感化人心。
作为生态文学批评的一种理论，生态批评也试图从伦理及社会文明进化的角度来塑造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将自然置于文学中，目的是要挖掘批判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本身的思想和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模式。所以生态批评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天赋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作用就是以生态理论为指导思想，引导读者以正确的态度重读经典作品，改变思想观念，规范人类行为，美化生态环境。[5]（P63～64）通过生态批评，读者可以从传统的视角转向生态视角来欣赏和思考文学文本。例如对小说《白鲸》的研究中，从生态视角看，作者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讴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暗示人类无视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最终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所以，生态批评理论可以帮助读者从生态的视角欣赏和品评经典，吸收精神营养，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以及生活和行为习惯。这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生态批评的研究还将文学与生命科学联系在一起。根据进化论以及生态学理论，生态批评学者们认为人类心灵与宇宙万物紧密相连，自然生物的变迁会影响人类的思维。反之，人类思维和心灵也必将会改变宇宙万物的生存状态。具有进化论生物学背景的美国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米克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文学在人的行为及自然环境中的影响，探索文学在人类与其他生物以及自然世界的联系中起到的启迪人类思想的作用，从而证明文学是不能与自然及整个生态环境分离的。他强调文学应在人类的生存喜剧中发挥作用。[6]（P87～89） “在《纳尼亚传奇》中，路易斯借助能言动物，批驳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人类自认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进行了讽刺。纳尼亚王国居民中除了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更多的是具有心智的能言动物。在这些能言动物身上读者看到的是与人类同样的理性、智慧和对理想的追求。动物们在国家的事务安排和社会地位上与人类是完全平等的，甚至老鼠也可以出任将军，他们与人类一样拥有公民的权力。”[7]（P224～228）
揭示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是生态批评的重要目的之一。要解决地球生态困境，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借助文学艺术从人类自身的救治作用开始，目的在于解决思想文化的根源，以及完善道德。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指出，道德可以帮助人类这个最有可能打乱生态系统的物种进行自我调节。面对愈来愈严峻的生态危机，人文学者应承担起这一伟大的时代使命，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和认识生态危机的恶果，从而对人类自身进行生态思想启蒙，重启生态良知和生态道德，并积极有效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和构想解决生态危机对策。[8]（P353）
二、生态文学净化灵魂的功能
今天，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文学艺术对人的精神理疗作用更是不可忽视，尤其是生态文学，它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整个生命系统中存在困境的生命进行审美关照和道德关怀，呼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融洽和谐。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中谈到，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人们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心”的意向，严重的生态危机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为此，戈尔呼吁“需要培养一种崭新的精神上的环保主义。”[9]（P191）中国有句成语“欲壑难填”。
生态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生活情感活动、思想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寄寓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和追求，表现了作者的世界观、他者意识、政治立场和生活态度，给人以美的享受。因此它能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高尚品德、艺术情味和审美观，提高人正确对待自然的能力。所以，生态文学具有认识、教育和感化的作用。让生态文学为营造人的精神家园而发挥作用，以其呼唤和塑造人的良知，最终使人类获得精神上的温馨家园以找回失落的人文理想和精神是生态文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在当今生态破坏极其严重的情形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限度内，提倡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促使人类思考和寻求工业和科技发展的正确道路，以及试图开创一场全新的绿色工业革命和绿色科技是生态文艺工作者应该思考的。
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进步，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10]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真善美的统一，能使读者沉浸于真、善、美的境界，从而得到精神和道德上的陶冶；优秀的文学作品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通过生动的文字描述，客观批判性地反映社会生活，激励读者去改造现实、推动社会进步发展，进而追求更加美好的人类理想。美国自然文学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他与自然万物为伴，思考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最后写成了只有把心静下来才能理解的生态读本《瓦尔登湖》。在书中，他反复呼吁“简单，简单，简单吧！……简单些吧，再简单些吧！”“根据信仰和经验我确信，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得简单而明智，那么，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就非但不是苦事而是一种乐事。”[11]（P170）虽然历史不能倒退，我们不可能回到他的那个年代简单地生活，但我们总可以节俭些而不要只顾从自然索取吧。
从历史上看，文学艺术繁荣的朝代和国家都是长治久安的。中国历史上，殷商时期的人们追求财富，重物质享受，殷商很快就灭亡了。而流传至今闻名于世的中国最早的诗歌《诗经》很大部分就是周朝的最高领导者鼓励官员和文人创作的。周朝是中国历史上较长且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朝代，主要原因就在于百姓具有那种“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的思想境界。周朝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周公汲取前车之鉴而倡导德治，即“殷鉴不远”。这是周公治人、治国之道，也是他名垂千古的原因。爱斯基摩人有这样一个创世神话：由于人类的增长，他们只好杀死更多的动物来满足生活需要。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就有可能把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都毁掉。这激怒了人类的创造者“渡鸦”。因此，“渡鸦”决定把人们杀死。于是，他把太阳从天空中拿下来放到一个皮袋里，然后带到天上一个很远的地方，这时大地就变黑了，人类的灾难来了。初民们领悟到了这一神话传说的教诲，自觉地限制物欲需求，甚至心甘情愿地为保持生态平衡、为防止更为严酷的自然惩罚而控制人口增长。
20世纪中期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人们都可以从生态的视角去阅读，从而让人们思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它们不愧为具有影响力的生态文学作品。奥斯丁的《少雨的土地》（Land of Little Rain， 1902）、谬尔的《约塞米提山》（The Yosemite， 1912）、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 1949）等作品分别从作者在沙漠、山脉、海岸以及被沙漠化的土地上的亲身体验，描述了随着现代化的进展而逐渐远离我们的壮美的荒野，提醒人类关注土地；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1962）描述了滥用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所造成的威胁，促成了第一个地球日的建立；艾比的《大漠孤行》（Desert Solitary， 1968）以犹他州的沙漠为背景，传达出躁动不安的现代人对宁静的追求，以及他对荒野和现代文明的思索。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在美国成立，之后又分别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建立了分会，同时世界各国有关自然与人类关系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品纷纷出现。利奥波德在威斯康星州一个被遗弃的农场里提出“土地伦理”的概念，呼吁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The ecological conscience）；艾比在西部沙漠中提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模式：对立——妥协——平衡；威廉斯在盐湖边呼吁人们视荒野为一种感情，像热爱一个人那样去热爱荒野。在当代大多数生态文学家的心中，人与自然已不再是“我和它”的关系，而是“我和你”的关系。这些作品一方面描绘了美丽的自然以及人与自然情同手足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通过艺术手段在感化人，引领人们去品味自然的魅力以及自然对人类的恩惠，进而重新思考对待自然的态度，自觉地肩负起拯救地球的责任。
生态文学作为以一个大众容易接触且容易接受的艺术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在塑造人类灵魂和感化心灵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让生态文学普及是人文学者的时代使命。2006年6月，厦门大学王诺教授与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斯各特·斯洛维克的对话中谈道：“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进而普及生态意识，创造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和生存发展模式，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12]（P116）阅读生态文学作品，稍有良知的人会不自觉地反思我们现在的环境和处境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和人类的未来。“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自然的分子，每个人也有相应的自然责任或生态责任”。[1]（P197）所以，“文学艺术，尤其是生态文学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是什么？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的问题已经一目了然了：通过生态文学作品以及生态批评，发挥文艺的净化灵魂的功能，让人类充分认识到目前的生态危机是我们一手造成的，人类必须对此承担责任，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恢复和重建生态平衡，确保地球所有物种持续健康地生存和发展，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可能长久地生存在大地上，才可能“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13]（P245）“诗意栖居”、“和谐共处”是多美浪漫美好的人类物质、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1]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刘建军. 奥古斯丁《忏悔录》的文化意蕴分析[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
[3]韦清琦. 绿袖子舞起来：对生态批评的阐发研究[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4]胡铁生，周光辉.论文学与政治的意蕴交映——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感思[J]. 社会科学，2011，（8）.
[5]胡天赋. 生态文学批评与生态文明建设[J]. 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1，（1）.
[6]W. Joseph Meeker. The Comedy of Survival [M]. Tucson： Arizo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7]胡铁生，韩松. 后现代文学非人类他者形象的塑造及其意义——《纳尼亚传奇》与《哈利·波特》对比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2011，（4）.
[8]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9]阿尔·戈尔. 濒临失衡的地球[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0]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EB/OL].http：///content /2006-11/10/content _506025.htm.
[11]Henry， D. Thoreau. Walden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一、采撷的可能性
采撷的可能性在于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境血缘”。对其采撷尊重了民族文化与人类生产生活间的客观联系，回应了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破解思想资源贫缺与实践乏力的需要。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含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态智慧，衍生于人们在长时段生产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积淀于生命环境在时空中的变化，诠释了“人”对于生态系统之中“他者”的尊重与理解。1．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共生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共生观念。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攫取型经济。各族人民在“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与农耕”等经济活动中，他们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他对生命的情境。他对自己的观点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际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们并未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独特和优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态都具有亲缘关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区域的壮族为例。壮族先民通过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信仰的精神路径，嫁接了同处生态系统中万物与人的亲缘关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中“稻谷、鱼、猪、牛、马”等都各有“灵魂”。在共生状态中，诸物皆灵魂与肉体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一旦因人不当干预，将生境诸物的魂吓跑(驱赶)出肉体，将导致人面临生存危机。《布洛陀经诗•造火》中就有因人不当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记载。共生平衡失调，“河鱼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银钱妖怪，首饰妖怪”④等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必会出现，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点下，当事人通过仪式展开忏悔，并收敛起干预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环境中的诸神、祖先、诸物恢复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乐业。同样，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广泛存在蕴含共生观的现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万物崇拜、布依族的图腾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数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诸多禀赋共生智慧的文化内涵中，我们虽无法运用现代逻辑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无论禁忌是否符合现代人观念的“情”与“理”，它作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控手段确实存在。“他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与对待，都体现了一种共生道德情感，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活动”⑥，并以此维系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共生秩序，为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适度开发的发展观适度开发观阐述了人对大自然的“干预尺度”，它解决了人如何调和自身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智慧。为适应区域地理条件与生产力状况，“靠山吃山，靠林养林”成为生存于该时空中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思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如:为不伤害土壤中植物根系，尽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术;为顺应不同植被的生态状况，对土地进行功能区划，实施差异化的耕作技术;为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多时段土地轮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资源为例，“我国长江流域(26.69%)、黑龙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资源占据了全国森林蓄积面积的51.51%”②，两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资源的大储量，除自然涵养外还同居住于该地的少数民族所秉承的适度开发理念分不开。例如:侗族有“爱护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传统，至今还有很多侗寨仍旧保留着“儿孙林”③的习俗;云南富民彝族，认为竹林的生长兴衰象征民族的兴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树、紫柚木等植物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对所需保护的树种、草原有明确的要求，不许砍伐的种类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可见，正因民族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们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和谐。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二)有益于贡献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现实环境问题并未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而消失，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发生如此状况的归因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追求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同一生态系统之中，生态保护在执行依据上出现了‘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剥离”⑤。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的沟壑，无疑会导致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无力，致使生态环境状况恶化。事实上，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沟壑产生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代化”背景。“现代法律体系，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于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文本法与实践法分离的重要原因”⑥。其一，因自然历史而形成的中国传统社区，社区内的规则往往是根据具体情景做出行动判断，其情境规则不以效率为协调指南，而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和谐为目标。如此的“情景化法规意识”(行为规范意识)，距离依据西方文明法律制度设计而成的政策系统还有相当的距离;其二，当下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由外力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同样也是借以“现代化”的力量，将民族文化排除出去，继而选择了一条不顾区域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预防与消解上述症结，需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从认识与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入手，促成社会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实现衔接，并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法律制度建设困境提供解题路径。也因此，富含生态制度智慧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关照了特定时空下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对其采撷于文本法与实践法沟壑的弥合是大有裨益的。
(三)有利于贡献生态文明本土理论建设一种理论建构的价值与其普世力密切相关，那些越是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往往也被认为是越有价值。就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来说，诸如生态现代化等理论显然脱离不了其“源于西方、说明西方和未来西方”的印记，其理论关切的是西方“现代化”能否可以在生态环境危机背景下获得推进。然而，“影响社会科学理论普适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理论是否具有超越特定意识形态的属性以及理论研究所囊括的经验范围等，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①“西方生态保护等理论在现代化取向、实证分析单位、路径分析、结果分析、对社会公正议题以及对于环境的定义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局限性。”②具有地域生态关怀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作为一种信念，是中华民族对本土发展方向的坚持，作为一种展望，是对外来文化体系兼容的乐观，作为一种路径，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可为我国本土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输送智慧营养。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具有非常解释力的禀赋自我文化性格的理论作为支撑，也惟有如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方可顺利实现。
作者：姚霖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1.1生态文明矿区评价理论依据
以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企业绩效为主要内容的SCP分析，认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14］。平衡记分卡建立的衡量体系包括财务、业务管理、客户、人员培养和开发四个方面，其考核指标包括对过去和未来业绩的考核［15］。循环经济的3R原则体现了系统性、预防性和长远战略性。清洁生产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依据SCP分析框架、平衡计分卡的思想和循环经济3R原则。本文认为，矿区管理制度等影响矿区行为，矿区行为又影响矿区环境等绩效;生态文明矿区不仅要关注绩效的衡量，也要关注影响绩效的行为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评价;生态文明评价应体现系统性、预防性和长远战略性。
1.2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框架
本文以生态文明矿区概念为基础，以上述理论为依据，构建生态文明矿区的评价体系。该体系既要包括对过去绩效的考核指标，也要包括对影响未来绩效的企业行为和环境的考核。因此，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包括“驱动力—行为—绩效”3个环节。驱动力指标表现的是生态文明矿区发展的动力源泉;行为指标表现的是生态文明矿区在生态保护等方面所做出的行为;绩效指标表现的是生态文明矿区在经济、资源和环境方面的输出结果。“驱动力—行为—绩效”3个环节评价指标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从产品全生命周期来考虑生态文明矿区指标评价体系设计。绩效主要包括经济绩效、资源绩效、生态绩效和环境绩效等4个方面;行为主要包括开采加工、综合利用和设施运行等3个方面;驱动力指标主要包括管理和技术2个方面。经济绩效方面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两个指标来衡量;资源绩效方面采用“采区回采率”、“吨原煤生产综合能耗”、“吨原煤生产水耗”、“选煤电力单耗”、“选煤补水量”等指标来衡量;环境绩效方面采用“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噪声”等指标来衡量;生态绩效采用“采煤塌陷地治理率”、“工业广场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来衡量;煤炭开采与加工采用“综合机械化采煤比例”、“原煤入洗率”、“贮煤设备工艺及装备”等指标来衡量;煤炭资源综合利用采用“矿井水重复利用率”、“煤矸石利用率”、“抽采瓦斯利用率”等方面来衡量;环保设施运行采用“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放射源和辐射装置使用”等指标来衡量;管理方面采用“环保管理机构和制度”、“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环保培训和宣传”等指标来衡量;技术方面采用“环保项目占科研投资比重”、“大专及以上人员比重”等指标来衡量。这些指数如表1所示。
1.3生态文明矿区指数等级界定
查阅各类文献中关于综合指数的最终评判原则，本文以生态文明指数来表征生态文明矿区发展水平，并设计出生态文明矿区指数的分级标准［16］，见表2。
2生态文明矿区评价方法选择
总结生态文明评价主要研究成果，其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价、熵权法等。层次分析法把定性和定量分析有机结合，用于解决层次多、目标多的复杂系统评价。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中，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有的指标通过标准计算即可得到分值，有的指标需要专家根据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得到分值。另外，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不仅可用于对多个矿区进行相对评价，也可对一个矿区若干年的指标进行评价。本文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中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将指标权重与无量纲化的指标值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生态文明矿区的各级指标得分。用公式表示如下:S=∑i∑j∑l(αijl×Cijl)(1)式中:S表示目标层(即生态文明矿区评价指数);i表示准则层;j表示指标层;l表示策略层;αijl表示策略层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Cijl表示策略层的具体分值。αijl权重数值由层次分析法获取，Cijl数值分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本文采用专家打分法取得定性指标得分，即邀请环境保护、生产技术等专业不少于5位专家进行打分，取平均分为该指标最终得分;通过监测或者核实后的企业有关数据直接计算获得定量指标得分。为了使各因素之间进行两两比较得到量化判断矩阵，可引入1～9级标度。根据心理学家提出的人们区分信息等级的极限能力为7±2，因此，判断矩阵A的元素aij一般用Santy的1～9标度方法给出。但对精度要求较高的多准则下的排序问题，建议使用指数标度e0/5～e8/5或e0/4～e8/4［17］。本研究使用YAAHP软件进行计算，因此使用指数标度e0/5～e8/5。对于重要性判断不一致的判断矩阵A，对应于判断矩阵A最大特征根λmax的特征向量记为w。w的元素为同一层次因素对于上一层次因素某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这一过程称为层次单排序。层次单排序是否有效通过一致性检验来判断。一致性检验是为了检验同一层次各因素之间相对重要性是否合理，避免因个人判断失误导致甲比乙重要，乙比丙重要，而丙又比甲重要的矛盾情况。当λmax=n，CI=0，为完全一致;CI值越大，判断矩阵的完全一致性越差。一般只要CI＜0.1，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可以接受，否则需重新进行因素的两两比较判断，重新构建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维数n越大，判断的一致性将越差，因此应放宽对高维判断矩阵一致性的要求。于是引入修正值RI，并选更为合理的一致性比率CR为衡量判断矩阵一致性的指标。当一致性比例CR＜0.1时，认为A不一致程度可以接受，检验通过。可用其归一化特征向量作为权向量。在构造出判断矩阵并求出层次的单排序后，我们还需要进行从最高层向最低层逐渐进行的层次总排序，计算出同一层所有的元素相对于最高层重要性的排序权重。
3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3.1传统的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正向指标表示该指标值越大越好，负向指标表示该指标值越小越好。采用极值化方法对变量数据无量纲化是通过利用变量取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将原始数据转换为介于某一特定范围内(如“0～1”)的数据，从而消除量纲和数量级影响。折线型和曲线型无量纲化方法是考虑指标值和评价值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而选择的方法。当然，无量纲化方法在使用时，应尽可能选择适合于讨论对象性质的方法。本文构建的指标值与评价值之间不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可选用简单、直观的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考虑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的最好与最坏有一定的阈值，而且能用于各矿区之间的比较，因此选用直线型无量纲化方法中的阈值法。
3.2本研究设定的指标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本文的生态文明矿区评价指标经过处理后，得分均为0～100分。为了能够更准确表示矿区是否达到生态文明的基本要求和满意标准，本文设定了视同为100分的满意值和视同为60分的标准值，依据正向和负向的不同指标类型，设定双限型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4生态文明矿区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运用AHP法确定权重。邀请20位专家(每个单位各5位)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的相对重要性打分。使用YAAHP软件，在专家群决策结果中，判断矩阵用加权几何平均法得出权重，并通过了一致性检验。表3列出了三级指标相对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二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权重、一级指标相对目标层权重。从表3可以看出，一级指标层的绩效(A1)、行为(A2)和驱动力(A3)相对于目标层S的权重分别为0.27、0.29和0.44。表明生态文明矿区建设不能只注重结果，要从驱动力源头抓起，并注重行为控制。二级指标层中，在绩效类、行为类、驱动力类三类指标中，各自权重最高的指标分别是生态绩效(B4)、设施运行(B7)、技术(B9)。三级指标相对于目标层来讲，大专及以上人员比重(C24)权重最高，为0.1480。各级指标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均小于0.1，表明判断矩阵可以接受。
5生态文明矿区评价体系应用研究
采集某矿区2009－2012年数据，研究生态文明矿区指数的动态变化。各指标的数据采用二手资料调研和企业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由于某矿区属于低瓦斯矿井，因此需要对抽采瓦斯利用率指标进行取舍。取舍后，对隶属于综合利用(B6)的其余指标权重进行再分配。依据各指标的权重和指标的无量纲化数值，运用加权算术平均方法得到某矿区2009－2012年间的三级指标表现和生态文明矿区指数水平。表5和表6分别列出了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动态表现结果。表6说明，驱动力和行为在该矿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彰显的潜力持续向好，表明该矿的生态文明矿区建设前景较好。绩效指标在2010年达到最大值后出现下滑，主要是受国际国内大经济环境影响和能源企业面临的危机所致。表7数据显示，某矿区在生态文明矿区建设方面总体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尤其是2010年比2009年有较大改善。依据本文设定的生态文明矿区分级标准，该矿区在2009年至2011年间属于先进生态文明矿区等级，2012年达到了近卓越生态文明矿区等级。
6结语
本文作者：田媛工作单位：山东建筑大学
生态文明下绿色消费模式的倡导
在生态文明的指导下，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念，对于构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改变以往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意义的消费主义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新型消费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物质生产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水平，是既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绿色消费顺应了人与自然、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趋势，是人类理性选择和道德自律的结果，是人类发展绿色文明的必然要求。倡导绿色消费，克制不合理的消费欲望，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将人类与自然融为一体，有利于人类形成可持续发展意识，有利于维护和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制度，最终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种消费模式是对传统消费方式的生态考察和哲学反思，具有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在当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由于大学生的冲动消费、过度消费带来了能源消耗问题，大学生的消费已不是一个个人或家庭的问题，绿色消费教育是通过分析各种消费心理与行为，针对当前消费观念的变化与冲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在校的大学生们，他们的绿色消费知识和绿色消费能力仍然相对缺乏，因此有必要将绿色消费观教育融入大学教育中去，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和整体性的教育理念，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在高校中进一步加强绿色消费观教育
这就需要教育者们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教育大学生树立生态伦理观意识，明确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和责任，提倡有计划的、合理适度的消费观。需要通过社会各界全方位的努力，推动高校生态伦理观教育、绿色消费观教育，营造绿色消费、环保的氛围，为构建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开展生态伦理观教育绿色消费观是现代生态伦理观的基本内容之一，要有效地解决消费观念的异化，首先应该从源头和本质上对学生的道德观念进行变革。生态伦理观作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强调人际平等、代际公平的同时，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念体现在当下的高校学生教育中，是让他们更多地开始转变自己对自然、对动物、对他人的看法，从而增强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灵魂深处建立起维护生态和谐的情感意识和世界观，并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改变过去与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新生活。高校应该引进生态伦理教育作为培养正确消费观的辅助内容，在学生中加强博爱万物、简约生活的观念，鼓励他们对自然万物的爱心和对自然的责任，在满足自我生存的同时兼顾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开展绿色消费观念引导只有让大学生充分认识绿色消费的涵义和绿色消费所能带来的好处，才能使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绿色消费模式才能得以实现。因此，高校首先应在日常教育中大力提倡绿色教育，普及绿色消费的基础理论知识教育，了解我们国家对鼓励和提倡绿色消费所出台的政策和举办的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并配合，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于循环经济概念的了解，通过这些措施促使学生对于我国资源与能源利用的基本状况及面临的危机有所掌握，从而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懂得节约资源与能源的重要意义及具体措施，这是大学生认同绿色消费并付诸行动的基础。此外，还要将绿色消费作为学生道德品质的提升教育纳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中去，加强对大学生的消费道德教育。
营造绿色文化氛围良好的学风、校风是校园的主流文化，良好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高校应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充分重视并积极营造绿色校园文化，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科技知识、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反对铺张浪费，培养学生的绿色消费意识，使生态道德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爱护环境的良好校风。因此，高校应该鼓励和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之余，积极建立和参加与倡导绿色环保、绿色消费、生态道德相关的社团文化，可以通过举办相关的辩论赛、知识讲座、校园消费调查、填写节约倡议书等形式，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学校还应该以举办论坛、聘请客座教授等形式，向广大师生宣传生态环保、绿色消费等理念，积极邀请社会知名环保倡议者等人士为学生们介绍国家的政策以及开展的相关活动，让绿色文化深入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开展绿色实践活动人们只有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才能对各种道德观念去伪存真，提高道德认知度，检验自身道德状况，从而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除了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以外，高校还应充分利用课外时间，在大学生中间开展勤工俭学和科技创业活动，树立自强、自立、自助的消费观念，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实践这一重要的形式，组织学生深入乡村和基层。例如开展对学生的家乡、相关企业进行生态资源现状调查等形式，通过这些课外科技与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接触社会，亲身体验，通过观察社会生态问题，培养他们的资源危机意识，对自身的消费行为进行反思，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展示他们的个性和特长，提高他们参与社会的主动性。从深层意义上说，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即人类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解除生态危机的途径是从生态伦理层次上转变人们的消费道德观念。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大学生是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对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大学生自身生活质量的提高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充分了解他们的消费心理，把握他们的消费特点，开展大学生的消费教育，培养大学生科学的消费观，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分别围绕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评价问题开展了研究，主要研究进展及特点有：
（1)一些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对环境、经济关注较多，而对制度、文化方面关注较少，比较接近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文化内涵体现相对不足。
（2)有些研究的指标体系较好地涵盖了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指标，但对于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不足，而使得指标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理清。
（3)对区域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评价而言，其与区域外部的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评价的重要内容，但当前研究较少触及，从搜索文献来看，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评价栺标体系研究的理论成果还很有限，同时，这领域的研究又具有很强的前沿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本项目的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必要性。
1.1是客观反映绿色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需要
评价指标是统计工作研究客观现象总体数量及特征所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评价指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全面、系统地研究某-复杂现象的总体情况。因此，按照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正向性与逆向性相结合.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控制性与引导性相结合的原则，选取可操作可比较的评价指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对绿色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进行评价的重要内容。
1.2是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现代林业建设成果的痛要
林业生态文化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先进文化，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是现代林业生态.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基本构成。加强林业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是强化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主要途径。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髙级文明形态，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建设现代林业.促进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
1.3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传统需要过渡到现代需要和更髙层次的需要，人们由对木材等林产品的直接需求提升到对森林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空气质量改善、生态疗养，健康休闲等方面的间接需求。传统的绿色经济和生态文化评价指标，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大众对林业关注和感受的需要，必须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要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广泛宣传倡导，提髙公众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化的认识和关注，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双赢，促进经济发展，造福子孙后代。
2评价指标的选取方法
2.1选取评价指标遵循的原则
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可确定许多条，但最主要有3条:第一是指标的代表性原则，第二是指标体系的简明性原则，第三是指标易于量化且易于获取的原则，为更好的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现政策引导的目的.对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的评价应坚持目标导向的思路。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分解为可量化评价的具体方面，然后选取能表现各考察领域不同侧面的建设水平，具有显示度和权威数据支撑的具体指标，构建包括“总指标-考察领域-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具体指标的选取设置，应坚持如下原则：权威性，选择客观权威的数据.是客观评价的基础。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所有数据应来自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权威数据，根据统计法以及相应统计规则，没有经任何处理而直接引用。为了确保最终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对于学理性的研究和分析得出的数据，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定量化。评价指标体系要对绿色经济和生态文化发展状况进行客观评价，所选用的指标必需具有权威数据基础，且数据便统1H卜算.最终得出客观的分数，以用于对绿色经济和生态文化发展水平进行考核、分析。科学性。各评价指标的设立需要充分的理论依据作为基础，具有显示度，且应当具备统计学上的科学性。统计学原理显示，所占分值比《在5%以下的指标，其分值变动对总体指标的结果釤响不大，显示度也无法保证，因此设立的指标不宜太少，也不宜太多，以：十个左右为宜，还要考虑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尽量避免交叉及相互关眹现象。导向性。具体指标应该反映政府的政策承诺.这样既可以保证的权威性和及时性，也能够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导向性，
2.2评价指标的建立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一)生态文明建设为低碳经济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传统工业文明的特点主要是掠夺和征服自然，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人类对人地关系的反馈感知，并积极寻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此外，建设生态文明可以促进整个社会更多地关注环境质量，为共同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奠定思想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升低碳经济资本效率
发展生态文明不仅反映人们关注环境建设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主张多样化资源的发展性存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对于一种资源，低碳经济资本投资也应该是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有关部门和企业加强节约意识，最终促进低碳经济的资本利用效率增长。
(三)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低碳经济的竞争力
通过发展生态文明综合战略，注重技术创新将转型为关注绿色因子。一直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导致积极有效的竞争力减弱和环境保护趋于不利。结合中央政府的自主创新战略，目前我们需要大力开展低碳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只有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增大低碳经济竞争力的潜力。
(四)建设生态文明可以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是企业，金融机构也应遵循市场规律，它的职责同样应当是建设生态文明。除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外，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它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实现一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增加在低碳经济上的投资，显然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二、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建议
发展中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整合资源，协调工作，如共同制定开发计划，宣传教育的政策措施和系统安全方案等。此外，积极协调软件和硬件的建设对实现生态文明的快速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编制《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生态水平对中国的文明建设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规划和更详细的实施方案的实施是加强巩固生态文明的根本。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二)充分利用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加强生态文明观宣传
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媒体需要把普及生态知识、推广生态文化为己任，成为传播生态文明观的主流平台。首先，媒体需要与环保部门合作，他们可以成立通信联合会议。第二，媒体应当积极宣传生态文明建设意义，主要思路和实施步骤，以及达到生态文明基本要求的多种途径。第三，媒体需要扮演生态文明建设信息交换媒介的角色。媒体应该传达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和部署，并同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馈广大人民的建议。
(三)充分利用社会科学学术组织探讨和研发的能力
生态文明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应该开展生态文明研究。我们建议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量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讨，并和相关的学术机构积极组织生态文明问题的学术研究。当实施生态文明获得一定成就后，要逐步推广生态文明的成果，鼓励相关机构———学校，企业和社区能够采纳这些成果，这样他们可以起到引导各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培养大众生态意识的作用。
(四)建立政府企业合作平台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企业合作，还要由政府部门引导。其他社会力量缺乏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而政府部门则具备这个独特的优势，因此政府部门必然需肩负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结构，企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一分子，尽管要追求利润，但在社会责任的驱动下，企业要与政府部门联合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我们提出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使其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杠杆的作用。
(五)建立生态文明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绿色技术着重介绍环境因素，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环境保护，实现企业价值。没有绿色技术的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下的生态文明，如绿色科技人才系统，投资体系，研发体系，市场体系和资本制度等等。
(六)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资本的支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然而，虽然绿色金融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中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要达到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相应的金融服务力度仍旧严重不足。为了提高生态文明的资金支持，要建立绿色金融服务系统，包括绿色信贷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估系统，分散、发行证券和绿色技术支持的制导系统;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则主要针对绿色节能产业等。
(七)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我们建议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绩效评估系统，根据政府部门的特点，评价他们对生态文明的贡献。评估体系包括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经济，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果等等。要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建立实施惩罚政府部门的严重失职行为的制度，并要奖励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部门。总之，建立生态文明指标性能评价系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八)加强生态文明的立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生态文明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2010年达到306亿吨，是目前第一大环境问题。最普遍的大气污染是燃煤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造成的，目前我国燃煤量约1.5亿吨/年，大约有2／3的工厂能源还是主要依靠燃煤。现代都市中的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夹带大量化学物质，在阳光作用下，形成一种刺激性的烟雾，雾霾越来越严重。近20多年我国企业大多采取传统的粗犷性生产方式，在能源、资源方面造成了严重浪费，有些资源已趋近枯竭状态。煤矿资源是不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和消费结构中占70%左右，由于开采技术有限，造成大量煤矿开采的浪费。我国虽然地大物博，资源种类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多年来，我国排放的废水总量年均值约为500亿吨，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据统计，只有5%的生活污水和17%的工业污水在排放前经过了处理，其它都直接排入江河湖泊。迄今为止，我国已有90%以上的城市河段、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城市的水源、水质达不到标准，水资源的污染程度在逐年增加。总之，虽然我国人均GDP逐年增长，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要想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能走西方先浪费再节约，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因此，如何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二、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新思路
生态文明教育是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全民教育。对全民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使其树立科学的生态观。这种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更主要的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使生态文明意识真正成为每位公民的自觉行动。
（一）从孩子抓起，建立起全覆盖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建立从幼儿、中学到大学的生态教育体系。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生态意识的培养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幼儿是祖国的未来，21世纪的主人，体现环保的言行习惯首先应从娃娃抓起。萌发幼儿环保意识，喜爱优美的环境和动植物，厌恶破坏环境的行为。使幼儿的自我意识逐渐转化为自觉的行为，良好的习惯会伴随孩子的成长，对自身、家庭和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环保意识在中小学中仍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小学生每星期应该有一堂生动有趣的环保课，如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垃圾分类，观看垃圾回收工厂电视，领略垃圾变废为宝的神奇。中学更要注重感受和参与，如在花园制作农肥，培育植物，到农村体验，通过课程教育和亲身体验使环保真正渗透进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将生态文明教育扩展至全社会。借助各种媒介、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培训活动，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来形成普及生态知识、保护生态环境、崇尚生态文明的意识和氛围，建构起社会全覆盖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二）培养全社会生态危机的忧患意识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个人的欲求、意志和计划之上的，自诞生之日起，就走入了对增长无限制追求的困境，市场经济一方面在推动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虽然找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模式，但它却带来了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在技术层面、政策层面、文化层面和人格层面培养全社会的忧患意识。如营造社会氛围、完善相关的生态法律、倡导生态消费和低碳生活等。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从全面和协调发展角度去考察发展的问题，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满足人和自然的和谐。
（三）以大学为中心形成生态科研、教育辐射网格
现代的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是知识传授，还是科研和社会文明传承的中心，其外部效应越来越明显，大学已经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首先大学应该成为传播生态文明知识，培养生态文明观念，弘扬生态文化的重要阵地。高校知识信息传播面广，可以迅速传播生态文明的知识观念并将其渗透到全社会，使人们普遍树立适应时展的生态文明观。其次，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具有最前沿的知识和应用技术，能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发挥科研的优势，其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企业和社会解决生态环保的问题和难题。如研究大气污染、污水处理、风沙防治、水土流失等。最后，大学里拥有具备社会生态文明思想的先锋群体，他们对人类和社会的关注是最前卫的，富有热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创造力，会用敏感的眼光去发现损害生态环境的现象，应用自己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去参与和解决环保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大学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生态文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能使人们在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与文明的协调发展，虽然市场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是相互矛盾和制约的，但从本质上分析，只有生态文明达到了较高水平，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才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作者：陈永青
关键词：生态学；大生态学；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化；执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N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1007004
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首现于中共十七大的政治报告，该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1]；经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2]；最终在中共十政治报告中，将之列为“五位一体”建设目标，实现了由一般概念向中共意志的转化，并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认识高度[3]。为增进共识，作者拟在过去10余年对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学科背景和科学内涵进行简要论述，供学习研究参考。
一、生态研究溯源
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动物学家Ernst Haeckel（1834～1919）给出了生态学定义：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从此，生态学作为一门学问被研究，140多年特别是近50年来，生态学得到了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边缘学科，形成了庞大的生态学学科体系。经典生态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描述、实验、物质定量3个阶段，除利用野外观测和室内实验等实用技术开展应用生态学研究外，利用数学模型进行模拟研究是理论生态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两者促使多种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形成，包括试验设计、抽样技术、种群动态、系统分析、3S技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多方面内容。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被引入生态研究之后，更是促进了包括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和生态系统生态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在我国，生态学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初被引进和使用，但没能开展有目的的研究，这门学科一直没有受到重视。1979年12月1日，中国生态学学会在昆明正式成立后，生态学和生态研究才逐步得到重视和发展：围绕国家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和应用生态学的发展需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性生态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在青藏高原对中国植被作用、中国气候与植被相互作用等方面也开展了基础性生态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国际生态学经典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而且为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科学决策依据。进入21世纪以来，在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国特色生态学研究的同时，现代生态学研究开始借助统计分析、模型拟合等手段探索经物质、能量、信息转化引导生物个体发育、群体动态、物种变异、种群进化和生态系统演替的作用规律。如通过水稻群体数量研究所提出的用于描述生物单种群数量消长的生态学模型――ABC模型[4，5]，就是对物种种群动态变化规律的探索；而通过水稻品种质量研究所提出的物种种性漂移及生物信息论，就是对物种种群进化演替规律的探索[6～8]；等等。
二、生态学科发展
学术界通常将研究生物的成果归位于生物学，研究环境的成果归于环境学，研究生物和环境间的成果归于生态学。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科大融合将是必然趋势。为此，提出了大生态学（Eecology）――广义生态学的概念[9，10]：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含生物因素）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意识流等运行规律的科学。其中物质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起源、构造和发育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能量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生存、进攻和避害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信息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遗传、变异和进化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源泉；意识流主要体现为生境因素对物种反馈、控制和人为作用等方面的影响关系，是大生态学系统存在和发展的灵魂。生境因素对生物物种上述12个方面的影响规律简称大生态学的十二生态法则。
借助一维时间量、二维生境因素量、二维生物量和三维空间量，可以构建出大生态学的八维构象，此八维构象共计形成四点、六棱、四面和一个立体，可以对大生态学所展开的多学科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描述[10]。依据时间、生境因素、生物和空间等4个参比点，遵循大生态学根植于普通生态学之本源，可将大生态学作以下系统的生态学科分类[10]：T分类，即以时间（Tim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起源生态学、古生态学、进化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未来（虚拟）生态学；F分类，即以生境因素（Factor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普通生态学、极限生态学和超限生态学；O分类，即以生物（Organisms）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和普通生态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S分类，即以空间（Space）为参比点的分类，可将大生态学分为微观生态学、普通生态学和宏观生态学。以上述2个及2个以上参比点为依据，还可以将大生态学做更细致的分类。
自生态学有历史记载以来，生态科学经历了一个逐步的、间歇的发展过程。经典生态学已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1]：自1869年Ernst Haeckel提出并定义生态学（Ecology）一词到1900年，为生态学创立阶段；大致从1900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生态学成为一门公认的、独立的科学领域，但通常仍被认为是生物学的子学科，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长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生态学依然根植于生物学，但它已经开始从生物学中跃出而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学科，连接物理学和生物学过程，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这个阶段是生态学成熟阶段。随着各类学科大融合、获取生态学研究数据之技术越来越便捷和有效处理海量数据逐步成为现实，生态学将迎来它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即：大生态学必将统领包括人类在内的庞大的生物科学体系，经过人类的共同努力，就可能逐步实现自然生态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对和谐。
三、生态文明内涵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和标志。文明的发展形态，既是现实化的历史运动，也是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12]。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类必须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与渔猎，历时上百万年；铁器的出现使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人类由此走入了农业文明，历时约一万年；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人们逐步开始了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
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达到极致。工业社会在创造辉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使人类陷入了空前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泥沼之中，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回归到生态文明来延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换言之，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积淀到一定阶段必然显露的结果，尽管在以往的文明阶段，生态文明并未获得显性表现，但它早已默默地托起其他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从大生态学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一切文明之本源。
从人类文明的实践来看，伴随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到了20世纪60年代，全球关于生态与环境的话语表达愈益活跃，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运动。在我国[12]，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成为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实践运动；1983年，保护环境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了中共十七大报告，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继中共十七大报告与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之后，中共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
四、生态文明建设
地球自形成始，便与具有还原型或惰型的太阳及太阳系其他星球不同，它是氧化型星球，这是生物起源的初始条件[13]。生物的起源、进化、演替有其自身规律，历经沧桑，并经历了5次种群大灭绝，现在正进入第六次种群大灭绝。所不同的是，前5次都是由于天体灾难或自然灾害导致的客观灭绝，而第六次却是人类的不文明掠夺导致的主观灭绝，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以抑制和逆转，大灭绝必将波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全人类要充分利用生态研究的成果，发挥生态科学的力量，逐步实现延缓、抑制和逆转正在恶化的全球生态。
中国作为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尤应重视生态建设。中共十报告提出[3]：“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从战略角度提出了4个方面的部署：（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二）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
从技术角度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着眼于4个层面的战术性安排：第一，恪守科学开发。人类要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质、能源等，但必须恪守在资源互补、生态保值的基础之上取其利，杜绝无节制开发使用。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至关重要，我国粮食生产、储存、消费要符合中国国情[14]，特别是在生产环节上要统筹安排，实现生产、生态互补[15]。第二，坚持合理保护。要采取使生态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各种措施，对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使之免遭掠夺性破坏。建立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保护区等是保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最重要、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必须坚持和发扬。第三，强化治理恢复。对于人工破坏、自然退化造成的生态灾害，要运用生态学原理，依据法律、制度规定，通过人工措施，对有害生物与环境资源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按照自然规律恢复其天然的生态系统。当前，沙漠化是我国面临的最大生态灾难，国家要大力支持和推广内蒙古沙柳治沙、开发利用沙漠资源的成功经验[16]。第四，酿造生态文化。为顺利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创新生态文化必不可少，其关键是增强全民族生态文化的创造活力。要将科学开发、合理保护、治理恢复等生态实践所形成的优秀成果和先进事迹有效地酿造成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和文化强国的重要支撑，用先进的生态文化教育和鼓舞民众，促使生态文明建设由执政党的意志尽快转化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中共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执政党的意志，既是顺应历史发展及时代进步的担当，也是对全体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福祉的呼应。同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与高度，更是要求执政者必须长期坚持科学发展观，把握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和目标，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共十报告要求全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让生态文明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导向，用生态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一切发展实践，促进早日把我国建设得更加富强、更加美丽。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共执政理念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意义深远，必将对建设美丽中国、造福亿万人民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2007年10月15日.
[2]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R].2009年9月18日.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2012年11月8日.
[4]王夫玉，黄丕生.水稻群体茎蘖消长模型及群体分类研究[J].中国农业科学.1997，30（1）：5865.
[5]王夫玉，黄丕生.生物单种群数量消长的基本动力学模型[J].甘肃科学学报.1996，8（1）：3742.
[6]王夫玉.论水稻种性漂移及对策[J].中国稻米，2001，7（3）：3940.
[7]王夫玉.物种种性漂移研究[J].甘肃科学学报，2002，14（3）：6269.
[8]王夫玉.物种种性漂移的生物信息论基础[J].甘肃科学学报，2003，15（1）：4348.
[9]王夫玉.生态观新说[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10]王夫玉，王从.大生态学[J].甘肃科学学报，2010，22（1）：7274
[11]E.P.Odum，G.W.Barrett.生态学基础（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刘湘溶，罗常军.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N].光明日报，2012年12月1日.
[13]王夫玉.生物信息起源假说[J].甘肃科学学报，2003，15（4）：3439.
[14]王夫玉.中国粮食问题[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