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4 21:07:30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翻译生态体系；翻译本体理论
一、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一项从生态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综观描述的跨学科研究。胡庚申教授认为，“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视角C观翻译的研究范式，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归依，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是一项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做出符合生态理性的综观和描述。”（胡庚申，2013）
二、生态翻译学的背景、起源与发展
1、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
生态翻译学的发生与发展，与时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方向是相符合的。首先，它是经济社会转型在译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反映。其次，生态思潮又是现代思想与哲学转型的必然结果。
2、生态翻译学的起源
与其说生态翻译学的起源，倒不如说生态翻译学建基的三个前提。一是人类认知路径一“关联序链”（这是生态翻译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依据）。胡庚申教授曾图示了一条“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翻译语言文化社会/人类自然界”。二是翻译生态和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系统具有类似性和同构性（这是构成生态翻译学生存发展的客观基础和理据）。首先，生态学强调生态环境与生物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翻译生态也是这样。其次，在自然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翻译生态也是如此。由于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思维方式、教育背景、翻译理念、审美标准、实践经验等不同，又由于翻译文本类型、读者需求、接受文化、沟通渠道、规范环境等的差异，这些主客观、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和差异必然造成“翻译群体”主体的不同的适应与选择，他们必须动态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整体翻译生态环境，形成翻译生态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再次，互利共生是一种生物间互惠关系。在翻译生态中，以译者为代表的“翻译群落”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也同样可以对翻译生态环境发挥着促进、抑制、改造和重建的作用。最后，是自然生态中的竞争排斥原则和“汰弱留强”自然法。翻译过程中也存在大量“适应”、“选择”、“生存”、“淘汰”现象。翻译是一连串优化选择的决定，译文则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结果。三是翻译适应选择论是生态翻译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基础。翻译适应选择论（胡庚申，2001；2004）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研究。
3、生态翻译学的发展
生态翻译学起步探索于2001年，立论奠基于2003年，倡学整合于2006年，全面拓展“创派”于2009年，可谓是“三年一小步”、“十年一大步”，显示出它作为一个具有新世纪时代界碑而展开探索的研究历程。
三、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与视角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既具有普适的哲学理据、又符合翻译基本规律的译论范式。
1、生态翻译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其一，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的整体观为方法论而进行整体性研究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对翻译生态系统的综合性论证与整合性研究是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二，东方生态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生态智慧“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成为生态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和思想依归。其三，“适应/选择”理论：是借用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的原理，经过转意和隐喻，由探讨具体翻译问题所形成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其定义为：“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
2、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
翻译生态（“译境”）、文本生态（“译本”）和“翻译群落“生态（“译者”）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翻译生态环境是有层次的：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译学是指翻译生态体系（译学）、中观译论是指翻译本体理论（译论）、微观译本是指翻译文本转换（译本）的“三位一体”研究。
3、生态翻译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学科交叉。由于生态翻译学是翻译学和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因此以学科交叉的方法开展生态翻译学研究。第二，相似类比。此方法可行性在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类似和同构。第三，概念移植。既然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中运用“相似类比”的方法是可行的，有据的，那么“概念移植”就顺理成章了。可以是生态概念、生态原理、生态术语的移植。第四，系统综观。
四、宏观译学、中观译论、微观译本研究
1、宏观译学研究
着重探讨翻译生态体系。其包括翻译管理、翻译市场、翻译教育、翻译本体生态系统。它们“互联互动”、互为翻译生态环境之外。
2、中观译论研究
着重探讨翻译本体理论。一是关于翻译理论的认识。翻译理论通常应具备的理论元素：译论的哲学基础、能够对翻译实质、过程、策略、标准阐述和对翻译现象解释。二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何为译”。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翻译即生态平衡”的翻译观；翻译即适应与选择：就是译者在选择性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由译者自主地做出判断、并进行适应性选择。三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谁在译”。翻译适应选择论倡导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理念。四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如何译”。包括翻译过程、“多维转换”的翻译原则与“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效果评判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五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为何译”。从译者角度看，为“求生”、“弘志”、“适趣”、“移情”、“竞赛”；从文本客观功能看，为促进交流沟通、引发语言创新、激励文化渐进；催生社会变革、塑造国家形象、推动译学发展。
3、微观译本研究
着重探讨生态翻译例释。生态翻译学微观研究是通过具体的翻译案例，评析和解读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对生成文本和解释翻译现象所具有的认知、指导、解释和描述等功能。于此相伴，生态翻译操作若干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也在其中了。以下一一列举生态翻译理念和翻译方法。第一，“多维转换”在文本翻译过程中，通常表现为在对全句、全段、全文总体考虑后，改变单一/单项维度的译文处置，不但做语言转换，还要观照文化内涵、交际意图、心理暗示、美学追求等多维度，特别是关注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的平衡。第二，生态翻译中的“掏空”再现。为了适应原语生态、并为译文构建一个与原语生态相适应的译语生态，译者有时又需要“忘记”、“转移”或“掏空”这些信息。第三，生态翻译中的环境“补建”。运用“按语”、“换例”、“解释”等手段来“修补”和“重建”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以使译文能适应译Z的翻译生态环境。第四，生态翻译中的原生态“依归”。原生态即指原语生态，也指译语生态。原生态“依归”，即指高度依归于原语生态（表现为高度异化处理），也可以指高度依归于译语生态（表现为高度归化处理）。第五，生态翻译中的自然化“仿生”。一是翻译“自然的”、“生态的”内容，以及翻译关于“自然的”、“生态的”文本；二是“仿生”翻译，即模仿自然界的、自然生态的形状，对某些特定文本的特殊翻译处理，以此体现出译文的“自然化”和“生态化”的创意、意象或风格。第六，生态翻译理念的文本“干涉”。是指对形成翻译文本、译事实施和对翻译现象解读的影响与制约方面，即对翻译文本和对翻译研究的种种“干涉”。
五、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应用与研究
1、不同翻译领域的理论应用研究
具有生态翻译学性质的应用研究课题陆续在文学翻译、哲学社科翻译、应用翻译、翻译教学、翻译家、口译、网络翻译研究等不同领域展开。在以上领域中，翻译适应选择论中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被作为理论分析工具；也是基本翻译原则。
此外，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史也被有所研究。研究结论：翻译史必须采用一种整合视角。结合中西翻译史的发展历程，从译者历史、文本历史、民族翻译文学生态景观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翻译文化景观几个方面探讨翻译史研究的生态翻译学路径，并归纳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史研究的特点。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译学方法论研究，大体可分三类：一是传统、常规的（如描述性翻译研究、归纳、演绎、比较法、语料库研究方法等）；二是生态翻译学本身的方法论研究（如学科交叉、类比、移植、系统综观法等）；三是由生态理性演绎出的其他方法论研究。
从伦理学角度对生态翻译学展开研究，其研究焦点针对翻译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胡教授曾类比生态伦理，针对翻译实际，基于生态翻译学研究取向，演绎提出生态翻译学伦理道德四个基本原则：“平衡和谐”；“多维整合”；“多元共生”；“译者责任”原则。
关于译学流派研究，澳门理工学院专题研究论证和阐述了“生态翻译学派”在中国已显雏形。以“生态翻译学派”为例，提出判断翻译理论学派形成的主要标准，探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
2、若干翻译现象的生态翻译学解释
关于可译性问题：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解读，所谓可译性/不可译性，是原语生态里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与译语生态里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之间的“差异度”问题。差异度越小，其可译性越大；差异性越大，可译性越小。
关于翻译策略选择问题：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看，译者面对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的制约，他（她）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不论是异化还是归化，不论是直译还是意译，也不论是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这些翻译策略乃至翻译方法，都可看作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做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选择。
关于风格翻译问题：要使译文保持原文的风格，关键在于保持原文生态。文本移植、转换过程中“双语”生态的保持程度，决定了翻译风格的逼真程度。
关于翻译研究“转向”问题：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近年来，翻译研究的种种“转向”之说的确不少。哪一个能否被践行？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要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强者长存”的生态理性和自然规律。
六、生态翻译学的研究趋势
生态翻译研究在哲学理据、研究视域、研究范式等方面的发展演变或将成为一种趋势。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正由局部适用到普遍适用过渡；从研究视域的角度来看，正经历着由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的整合一体衍展。从研究范式转型的角度来看，翻译研究在经历了“直觉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后，目前正处于“多元主义”的发展阶段，并通过“整体主义”理念的传播与实践，最终向“多元一体”演变。
生态译学的国际化进展。2010年4月生态翻译学研究者们发起成立了“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之后，相继召开三届研讨会。国际翻译家联盟主席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序列举办的研讨会中，外国学者显示了对生态翻译研究的兴趣和参与，并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这一切表明生态翻译学的生机、活力和魅力，也预示着生态翻译学未来的国际化发展。
随着生态翻译学的不断发展，需要开展研究问题的广度、深度、和精度都会有更高要求。首先，“应用性”的拓展：目前集中在文学、应用翻译、翻译教学、口译研究、译者研究等方面；逐步拓展翻译史/译论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译学方法论研究、翻译伦理、译学流派研究。其次，内部的“精细化”深入：以“关联序链”为线索、以学科视角为重点、以综观整合为目标的进一步发展研究。语言学视角的研究、文化学视角、人类学视角、生态学视角、翻译学视角的研究。
关键词：译者中心;翻译行为阶段;生态翻译环境;译者制约机制;译者责任
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理念研究的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译者中心”，是“从‘翻译链’的角度看，是‘译事中’的翻译行为阶段”。本文将从“译者中心”所涉及的翻译阶段、译者制约机制、平衡与解构功能、译者责任等方面对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做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一、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的首创者胡庚申教授在探究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发挥的作用及所处地位的过程中并未沿用传统译者主体性的术语，而使用了“译者中心”这一新的表述，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所侧重的翻译行为阶段与译者主体性中探究的翻译行为阶段有很大不同。
译者中心是指在翻译行为过程中，译者占据中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而译者主体性会涉及翻译前的准备阶段和翻译后的效果阶段，即会涉及主体间性的问题。译者中心只会涉及“‘译事中’的翻译行为问题”。此外，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主体性，但是译者主体性并不代表译者就能处于中心地位，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存在很多差异。提到“译者中心”，往往还会有两个小的误区：
一是人们还往往会联想到人类中心主义，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与生态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两码事，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涵和背景”;二是会误认为“译者中心”论会导致只重视译者而不重视文本，生态翻译学认为，重视译者本身，就是重视文本，译作质量的高低与译者能力的大小和责任感的高低紧密相连，译者的中心地位是以高质量的译作文本质量为前提的。
二、译者制约机制
译者是翻译行为或活动的主体、中心， 但译者的中心地位确立后，若译者过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会造成诸多译者胡译乱译现象，针对这一担心和质疑，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中心”不会造成译者失控或越权的现象，因为生态翻译学下有一种系统的译者制约机制在发挥作用。译者的生存境遇与译者的翻译行为、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译者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提高自身翻译能力，产出好的译品，翻译的好坏由翻译生态环境检验，若译作不适合翻译生态环境，那么就会被淘汰，译者也就无法生存发展下去，“适者生存”的法则在无形中制约着译者的翻译行为。翻译生态环境下的译者制约机制在约束译者自控、自律的同时，也有效地激励译者不断提高自身翻译能力和水平，以求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长存和发展。
三、“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
“译者中心”和“译者责任”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也意味着译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无比之重。“译者责任”是指译者要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负起“全责”。翻译的本质在于交流，交流的目的在于相互了解，只有了解才有可能相互理解，而后才能达到和谐相处共生的效果，整个过程都需要译者来执行和操作，只有通过译者践行才能实现。译者能力的大小和责任感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翻译目的的实现程度。不管是译者翻译的译作要传递信息、交流情感，还是传播文化，抑或是为实现商业目的，若译者有义务却不去践行、有能力但却不负责的话，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生态翻译环境下的译者要“在其位，谋其政”，不能译无所为，否则不管是译者还是其译作，都会被整个生态翻译环境所淘汰。
四、“译者中心”的平衡与解构作用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的侧重点要么以原文为中心，要么以译文为中心，这种两极分化的格局使得翻译理论研究处于失衡状态，生态翻译学下“译者中心”的提出，打破了原文中心或译文中心两极不平衡的局面，对传统译论的不均衡现象有一定的平衡和解构作用。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王宁教授指出“生态翻译学对传统译论有一定的解构作用，即以译者中心主义解构传统的原文中心主义”。生态视角下的“译者中心”把原文、译文和译者结合起来，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三者在一个系统内互补共存，这样的局面有利于维护翻译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有利于翻译研究的稳定和持久发展。
五、结语
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与传统译论中译者主体性，虽同对译者问题的探究，虽同是对译者重要地位及其作用的认可，但两者间有着很大差异，切不可混为一谈。翻译生态环境下的“译者中心”是在翻译行为过程中，译者才占据主导地位，这里并不涉及翻译前的准备阶段和翻译后的评估阶段。译者的中心地位并不代表只重译者而不重文本，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翻译能力及其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译文质量的高低，重视译者本身就是重视文本。译者的地位越高，作用越大，那么译者担负的责任也越大，在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都要负起全责，译者不仅要考虑原文、译文、翻译目的等，还要全盘考虑整个翻译生态环境，如果译者一意孤行，最终会被淘汰掉，因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制约机制会有效地控制译者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度发挥，“适者生存”的法则在无形中约束着译者的翻译行为，也激励着译者不断提高自身翻译能力以求在翻译生态环境的长存和发展。生态翻译学下的“译者中心”理念打破了以往以原文或译文为中心的失衡的翻译研究格局，也拓宽了关于译者问题翻译研究的视角和层次，为翻译理论研究的生态平衡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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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生态学；译者；主体性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加大，翻译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翻译人员也受到国家的重视，对于译者的主体性研究更引起学者的关注。翻译生态学的出现，为译者的主体性探讨与分析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在翻译生态学的新视角下，译者以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为依据，面对外界与内部的大环境，克服主观与客观条件的制约，实现在翻译^程的主体作用发挥。
一、研究译者主体性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意义
翻译生态学是将翻译过程与生态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并在其相互作用下进行研究，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对翻译的探讨与分析，应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状况，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翻译对作品的完美诠释。
1.将译者的主体性放在翻译过程中的首要位置
在传统的翻译学中，译者的主体性往往被学者忽视掉，甚至被认为严重影响作品内容以及精神的诠释，被当成一种消极因素看待。然而，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中，完全颠覆了这些看法，认为译者具备的文化背景以及观点对翻译有积极的作用，提倡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并在翻译过程中将其置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西方还是我国，一些理论观点都诠释了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例如，茅盾指出“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卡特福德提出“对等语”“级无限”与“级受限”等翻译思想。
2.以人为本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不仅注重译者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还以译者为整个过程核心，注重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这也是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研究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意义所在，更对今后译者主体性的挖掘起到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考查主体性，必须将译者放置于一个整体的环境中进行研究。这一整体环境不仅包含外界的客观环境，还包含内在的主观因素，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整体。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正是在这些环境与因素相互转换中实现的，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研究译者的主体性并非单纯的考察，而是让译者在各种环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作品精神的完美传达。
二、翻译生态学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制约
1.翻译生态学视角下发挥译者的主体性
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发挥主要体现在生态学理论的启示上。翻译生态学的理论是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上的，译者的主体性也是基于这个背景进行实践研究的。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应将作者的思想通过这一理论表达出来，将作品的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将文化背景转化成为另一种易于接受的文化。可见，在整个翻译生态系统中，译者是最为灵活并具备创造性的重要参与者。
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霍桑的作品《红字》在出版100多年后，仍然有广泛的读者群，与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是分不开的，是不同时代的译者，进行不同“选择”的结果。直至2013 年，这部长篇小说仍有新的版本问世。不同的译者根据自身的理解程度、文化特质，特别是对于现代读者的定位和接受能力的判断，对作品进行了再创造工作。由此可见，适应文本的内容并加以创造来符合本地的文化需求，是典型翻译生态学中适宜性与选择性的主要表现，更突出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创新。
2.翻译生态学视角下制约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在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生态环境的制约成为阻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主要原因。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以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语言理论知识为根本，去理解作品以及了解作者的写作思想，这就产生了一定的地域局限性，翻译出来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差异性。虽然在翻译生态学的视角下，译者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但必须是在一定的前提下进行，这样才能实现翻译的准确性。
三、结束语
总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使其作品能够在新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保持其存在价值与意义，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需要，是译者在翻译生态学新视角下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指导教师：高卫红）
参考文献：
[1]李晓婕.翻译生态学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发挥以及制约分析[J].英语广场，2016（3）：19-20.
[2]陈凯军.翻译生态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制约[J].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71-73.
【关键词】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267-02
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英公示语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汉英双语翻译研究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公示语翻译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语言学界对公示语翻译的研究始于法国翻译学者维内和达波内特（Jean Paul Vinay & Jean Darbelnet，1959），后来的研究热点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为公示语功能特点与翻译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主张采用多元翻译标准，为公示语翻译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而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1981）则根据语言功能学理论，提出了文本类型理论，指出公示语为召唤功能性文本。其次为公示语翻译方法及策略研究。彼得・纽马克提出了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提倡公示语翻译的交际翻译方法。
虽然国外语言学界对公示语翻译研究起步较早，且相关翻译理论比较深入和权威，但受英美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而且英语一直被视为国际通用语言，国外的公示语相关研究多为翻译理论研究，实证研究较少，有关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的实证研究则更少，只能为我国翻译学界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国内语言学界对公示语的汉英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1世纪才受到关注，其关注主题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示语功能特点与翻译研究。吕和发（2004）提出英语公示语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和强制性等四种突出的语用功能；其他众多学者也从功能翻译理论进行公示语研究。第二，文本类型理论与公示语翻译研究。张美芳（2006）和牛新生（2008）分别运用莱斯和纽马克的文本类型理论来研究公示语英译，强调文本类型对公示语翻译的指导作用。第三，文化与公示语翻译研究。曾如刚（2012）和凌斌（2014）从跨文化视阈分别探讨了公示语翻译的“伪对应”翻译和跨文化意识的缺失。第四，公示语翻译现状、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及策略研究。吕和发对公示语翻译进行了现状调查与失误分析；贺学耘（2006）对公示语的交际翻译策略进行了研究；王银泉（2010））提倡公示语翻译的“约定俗成”翻译原则，并于2013年制定了国家标准公示语汉英翻译规范；肖乐（2014）试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公示语英译策略；田歌（2011）、燕玉芝（2013）、蒋翠（2013）、刘梅丽（2013）、杨永刚（2014）、闵小梅（2014）等学者们针对所在地的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英译的现状，分别从翻译目的论、“看易写”原则、功能对等视角、文本类型学视角、功能语境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进行了公示语翻译研究。
国内之前的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首先，从研究领域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地方公示语、旅游休闲公示语，而医疗卫生公示语翻译研究较少，且尚未发现对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的相关研究。其次，多数研究为运用翻译理论来指导公示语翻译的实证研究，缺乏前瞻性理论指导。第三，目前从生态文化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较少。
二、公示语汉英双语翻译研究趋势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实证研究日趋增多。一方面，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世界各地的一些公共场所涌现出越来越多的h语公示语，汉语成为继英语之后最受欢迎的语言，这也激发了更多国外学者对公示语翻译的研究兴趣，也意味着公示语汉译实证研究开始起步；另一方面，在国内，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其次，公示语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地方公示语、旅游休闲公示语翻译研究等，拓展到其他领域的公示语翻译研究；生态文化语境对营造良好的医疗生态环境，构建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至关重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研究逐渐成为学界探索的新领域之一。再次，公示语翻译研究方向渐显人文关怀。在“共生互补”的生态文化语境下，研究方向从关注基本信息服务转向人文环境建设。第四，公示语翻译研究视角多元化。
关于生态翻译学，国内翻译学者胡庚申教授在2004年提出了“生态翻译学”，这为公示语翻译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该理论的核心是适应选择论，它引入了生态环境、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概念，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文化环境的选择活动，最佳翻译应该是整合适应选择最高的翻译（胡庚申，2004）。生态文化建设下，该理论为提高公示语英译质量、维护国外受众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弘扬中华文明、维持世界语言生态平衡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
国内外公示语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其研究现状及研究趋势来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目前相关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深度和系统性，翻译实践缺乏前瞻性理论指导。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对医疗卫生公示语翻译研究较少，而生态文化语境下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研究则更少，虽有几项相关研究，但理论和文本的渗透不够深入。第二，目前的医疗卫生机构中公示语英译仍存在一定的文化缺位或错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医疗卫生领域世界语言的生态平衡，进而造成某些英译既不能完全被受众接受，又无法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第三，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滞后缺位，使得省内相关翻译实践缺乏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本省医疗卫生领域的生态文化平衡，影响本省国际化形象。
三、山东省医院公示语汉英翻译研究意义
随着“共生互补”的生态文化时代的到恚有必要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研究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的汉英翻译，以维护外籍受众的自身文化认同，方便外籍人士在国内就医，同时使公示语英译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公示语翻译的人文关怀，让外籍人士更深刻地体验中华文明，领略多元生态文化，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创建和谐生态文化环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目前，山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翻译的生态文化失衡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医疗生态环境，以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因此，本研究迫在眉睫，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本研究将有助于深化目前的公示语翻译研究，积极推动公示语翻译研究的系统化进展。本研究拟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发展趋势，深化已有的研究；以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为研究对象，力求丰富公示语研究领域，使相关研究更加系统化。
其次，本研究将有助于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汉英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补偿，改善医疗卫生领域公示语英译的现状，维持世界语言的生态平衡。本研究将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将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汉英翻译放在生态文化语境中去考察，使其英译尽可能被受众接受，彰显中华文明的魅力，从而维持医疗卫生领域语言文化交流的生态平衡。
第三，本研究将有助于弥补山东省相关研究的滞后，为本省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从而营造省内良好的国际医疗生态环境，构建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树立良好国际形象。
第四，首先，本研究不仅为我国的汉语公示语英译实践提供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西方英语国家的英语公示语汉译工作也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其次，医疗卫生机构汉英公示语的英译研究成果不仅能为其他类型的公示语翻译实践提供参考，而且还能为语言翻译与教学实践提供启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公示语翻译及公示语汉英翻译的研究，分析了山东省医院公示语汉英双语翻译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其研究针对性强，专门针对医疗卫生领域公示语进行研究，有利于拓展公示语研究领域；此外，本研究时代气息浓厚，公示语与国家形象建设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本研究为之后的翻译对策研究，尤其为构建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汉英平行语料库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目前的公示语翻译理论及实践。
本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后拟以山东省内几所三甲医院的公示语英译为抽样调查对象，对其英译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并结合中美国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进行对比研究，将汉英平行语料一一标注出来，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然后，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支撑，引入翻译策略，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对医疗卫生机构公示语进行汉英翻译，建设公示语汉英平行资源库；最后，访谈省内相关部门，制定医疗卫生机构汉英公示语建设的管理策略，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机构汉英公示语的规范化建设。
参考文献：
[1]韩竹林.黑龙江省医院公示语翻译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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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歌.郑州地区医院英语公示语调查分析[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3）.
作者简介：
关键词： 生态翻译 世界文化遗产 公示语
一、引言
公示语是给公众在公众场合看的文字语言，是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实用语言，是一种公开和面对公众的，达到某种交际目的的特殊文体。由于公示语在公众和旅游者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对公示语的任何歧义、误解、滥用都会导致不良后果。然而，很多旅游景区的公示语翻译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错误的翻译会影响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形象和对外交流，也给外国游客带来诸多不便。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是河南省的世界文化遗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景区。
本文从生态翻译的视角出发，通过以河南省世界文化遗产殷墟的公示语的英译现状为例，就旅游公示语的英译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了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公示语翻译错误的种类及错译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公示语翻译在生态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应该遵循的原则。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并不是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而是翻译研究的生态学视角。生态翻译理论（Eco-translatology）是近年来由中国学者胡庚申学者等提出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将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引入到翻译研究中，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过程”（胡庚申，2004：39）。译者不仅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还要实施对译文的选择。按照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观点，翻译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下，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4：133）。根据不同的语篇类型，“三维”转换的优先顺序也不尽相同。公示语所隶属的祈使类语篇的优先顺序为交际、文化和语言。
三、生态翻译学在安阳殷墟公示语翻译的应用
1.公示语翻译的交际维
公示语文本最直接的目的是在引起读者注意的前提下，将信息传达给读者，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继而让其采取行动――按照公示语的指示去做。公示语翻译的成功与否主要是看其交际目的能否达到。因此，公示语的译者需要首先关注交际层面的选择转换，以译文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达到交际、文化、语言等多维适应性选择。例如“无障碍通道”的英文译文为“Accessible Passage”，单从这个译文上看，其含义只是表示该通道可以通过，与残疾人特殊设施毫无关系，因此译文无法达到提示性的交际目的，应改为“Wheelchair accessible”或“Barrier-free path”。
2.公示语翻译的文化维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中西方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各自有着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其文化底蕴大相径庭。比如在殷墟的景区，有这样一个公示语“除游客外，闲杂人员不得在大厅内逗留休息。”，对应的英文为“Except visitors，other miscellaneous personals are not allowed to stay rest inside the hall.”，译文在形式和意义上貌似与原文对应。然而，实际上，这里涉及中西方思维方式和文化上的差异。一般来讲，西方文化表达禁止概念时会尽量采用柔和的语气，或者从正面角度表达某种反面的含义。因此，遇到汉语公示语中出现“禁止”、“切勿”、“不要”等强硬口吻的词汇时，往往需要考虑西方人的文化习惯和心理预期。
3.公示语翻译的语言维
语言维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在创作过程中首先是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者，其次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对译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产出殷墟内的旅游公示语基本完成应有的功能，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洗手间”的翻译就有四种不同的译法： “Toilet”，“Lavatory”，“Public Lavatory”和“Rest Rooms”；“入口”和“出口”分别有两种译法：“Entrance”，“Way In”和“Exit”，“Way Out”。就连“殷墟”的名称也不统一，有“Yin xu”，“Yinxu”，“Yin Ruins”和“Yin remains”四种翻译方式，实际上，殷墟申报世界遗产的文件上使用的是“Yin Xu”字样，这些不统一反映了殷墟保护区内规范、统一的公示语标准的缺失。
四、结语
在翻译景区公示语时，我们应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对词汇和句法进行选择调整，对语言形式进行转换。译者不妨采用生态翻译学中提出的“三维”原则指导公示语翻译，在转换过程中考虑具体的生态环境，采取有效的翻译手段和策略， 提高整合适应度，达到最佳翻译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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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的学者，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作译并举的作家之一。作为作家，他以“极其美妙，令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的娴熟的英语创作了四十多部英文著作；作为翻译家，他翻译和编译了大量作品，如《中国和印度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浮生六记》及《杜十娘》等，通过汉英译介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基于自己的翻译经验、思考和研究，林语堂在1933年发表了“论翻译”一文，系统地介绍了他独到的翻译观，从多个角度阐释了他对翻译的认识和态度，他的翻译思想具有明显的独创价值和超前意识，为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值得挖掘的话题。近年来，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作为翻译家的林语堂，研究其翻译作品，但是大部分成果都局限于翻译策略与方法及译本的赏析与评价。［1］鉴于此，本文以林语堂先生最见功力的译作《浮生六记》为切入点，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从生态翻译视角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进行探讨和解读。 所谓生态翻译学，是指从翻译生态的角度出发运用生态理性翻译进行纵观的整体性研究。［2］该理论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详尽阐述了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翻译评价标准等翻译本体研究问题，并探讨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强调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过程就是译者不断适应和选择的循环过程，而制约该循环过程的则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机制。［3］生态翻译学还提出了“整合适应选择度”的概念，指出翻译活动应该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进行“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4］本文拟结合翻译适应选择论及翻译生态学的核心理念，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作些探讨。 一、“忠实、通顺、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个整体和谐的系统，认为和谐统一是在翻译各个环节都适用的理念。林语堂在“论翻译”一文中第一句话就说“谈翻译的人首先要觉悟的事件，就是翻译是一种艺术”，［5］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出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5］ 也就是说，翻译是在透彻了解源语的前提下，采用正确翻译方法用顺畅的语言译为目的语的过程，从这三条中我们也能看到技艺和科学的影子，反映出翻译是技艺、艺术和科学三者的有机统一。之后，林语堂先生谈了翻译标准问题。他这样写道：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方面。我们可依三方面的次序讨论。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我们并须记得这所包括的就是：第一、译者对原文方面的问题，第二、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第三、是翻译与艺术文的问题。以译者所负的责任言，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全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5］在“忠实”的问题上，他提议用“字译”和“句译”，他反对“字译”，认为“句译”才是正确的翻译方法和标准，忠实并非字字对译，译者对原文有字字了解而无字字译出之责任，这是忠实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指译文要忠实于原文之字神句气和言外之意，译者不仅要达意，而且要传神；此外，忠实的第三义即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5］在通顺的问题上，他首先考虑到译语读者的因素，提出译者对读者的责任，认为译者应忠实于译语文化的阅读习惯，按照译语的“行文心理”，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先有总意义而后分裂为一句之各部，这体现出他翻译过程的总体观。在“美”的问题上，他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的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翻译艺术文最重要的是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 总体来讲，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体现了达意与传神、整体与局部、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以及各翻译主体间的和谐共处。这些都是翻译标准在翻译生态系统中和谐统一的体现，而且他对译者三种责任的论述，突出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这与生态翻译学“译者中心”的翻译理念也是一致的。 二、《浮生六记》的选择———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的实质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这个定义表明了翻译活动中无论是“选择性适应”还是“适应性选择”都是由“译者”完成的，包括译者对“需要”、“能力”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与选择，翻译生态环境是多种因素的组合，包括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翻译动机和目的，个人的道德观、文学观、审美观、翻译观等诸多客观和主观因素，这些都会影响译者在文本选择上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又能反映出译者的思想观念。［6］换言之，在翻译生态环境制约选择译者的同时，译者也能选择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从而主导自己的翻译活动。［7］而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从文本的选择到翻译操作过程中具体策略的选择都是他对外部生态环境及自身心理需要的选择与适应的结果，体现了生态翻译学倡导的“译者为中心”的理念，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p#分页标题#e# 《浮生六记》是清朝文学爱好者沈复所写的体裁较为广泛的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以清新生动的文笔，描述了他的婚姻爱情生活、家庭变故及闲情异趣和山水游记。作者和他的妻子志趣投合，在简朴的生活中，虽然穷困潦倒，饱受生活的折磨，但“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反映了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人生磨难仍然热爱自然追求真美的精神境界。该小说写作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处处表现出自然天性和本真心灵，即“性灵”之风。 林语堂先生选择《浮生六记》首先是出于对自我需要的适应与选择。在生活态度上林语堂追求自然闲适，崇尚本真，淡泊名利，追求自由与心理自适；在文艺观上，林语堂由于深受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推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论主张，认为应该在寻常的事物中谈出天趣、物趣、世情、人情来。《浮生六记》反映出来的中国文人的知足常乐、恬淡自适的天性以及沈复夫妇不求功名利禄但求精神自由的处世态度与林语堂的生活哲学和文艺观正好契合，精神情感上的共鸣，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上的认同，使林语堂发愿将它译成英文。林语堂认为中国译论应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翻译主体双语能力，学识修养的要求之外，还强调翻译作品要与译者的个性气质相一致。林语堂根据自己的人生态度、性格气质和审美情趣，选择翻译这部作品，不仅找到了文学上的知音，更是满足了他内心对那种淳朴自甘生活的向往，反映出林语堂在张扬无拘无束的生命状态的同时，努力抵制当时文学日益政治化的倾向，体现出他对译本的适应性选择及主体性。 林语堂选择这部作品翻译还反映出他对译语世界的适应与选择。他于1935年开始翻译《浮生六记》，当时的西方世界一方面政治经济发展异常迅速，文学作为反映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手段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学者为了摆脱传统的束缚，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开始转向他们所熟悉的文化传统之外的东方世界去寻找出路。［8］林语堂通过这部作品的译介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以及天然质朴的“性灵文学”主张和闲适自由的生活态度，而这也正是当时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在精神上的一种期待和需求，与工业时代被异化的人们自然产生的回归人类本性的方向相一致。 三、翻译过程的适应与选择及译者的“译有所为”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方法概括为以“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这三维为主的多维度转换，即译者要在这三个层面上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而制约适应与选择的机制是“汰弱留强”。［9］在《浮生六记》的翻译过程中，林语堂先生一方面为了维护并向西方传递本民族语言文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译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和文学鉴赏能力，因此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种翻译策略，时而归化，时而异化，有时在处理同一个文化现象时归化异化并用，翻译方法也是兼有直译、意译、音译、注释、省略等，来传递原文的语言、文化及交际信息。但是这种灵活多变并非任意而为。这是林语堂基于自己精纯娴熟的英语水平的基础上，在考虑了译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能力的前提下，以传播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和闲淡自适的处事态度等传统文化为目的，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个层面上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而且林语堂自称“前后易稿不下十次”。由此可见，他在翻译期间总是反复琢磨，可谓倾心倾力，兢兢业业。这个译文的不断修改过程便是一次又一次的“去粗取精”的过程，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汰弱留强”的过程。［10］ 生态翻译学提出的“译有所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于客观效果；二是指运用翻译可以做事情，侧重于主观效果。也就是说译者通过翻译这种创造性活动，可以自觉能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译有所为”或为语言创新，或为交际沟通，或为文化渐进，或为社会变革，或为文明积淀，或为译学发展。［11］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都体现出了这种译有所为。就其翻译思想而言，他提出的“通顺”、“忠实”、“美”的标准以及译者对原作者、读者和艺术的责任的论述，涉及到了“可译”与“不可译”、归化与异化以及读者接受的问题，此外他还从心理学角度指出“其实翻译的问题，仍不外乎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的两样的关系，所以翻译问题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5］林语堂从语言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的角度论述了翻译的标准和本质，把翻译研究从纯语言学研究提升到了文艺心理研究的高度，他提到的译者的三种责任从理论上强调了译者的主体地位，而且把读者反映纳入到翻译理论研究，揭示了翻译主体除了译者和原作者，还应包括读者。林语堂地翻译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很大的突破和发展，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角，更科学地揭示了翻译的本质，为我国译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此外，林语堂依托他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及他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通过译介活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为促进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架起了桥梁。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旨在介绍异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从而在西方世界的读者心里建立一种中国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正是他这种“译有所为”才让我们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价值。而《浮生六记》英译本备受西方读者喜爱，它能够长期流传、经久不衰的事实本身也印证了生态翻译学“适者生存”、“适者长存”的法则。 四、结语 本文一方面运用翻译生态学诠释了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与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对林语堂先生翻译思想与实践的探讨，反观了生态翻译学的解释力。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体现了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及各翻译主体的“和谐共处”；《浮生六记》译本的选择反映了翻译主体的“译者中心”；在具体翻译操作过程中归化异化策略的交替与并行反映了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个层面上的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林语堂为译论研究及中西文化融合的贡献反映了译者的“译有所为”；英译《浮生六记》十多次的易稿及该译作的长期流传反映出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及译本的“适者长存”。作者期望本文能为林语堂翻译思想及实践的研究有所启发。#p#分页标题#e#
【关键词】翻译生态；公示语；适应与选择
翻译生态学把翻译学纳入生态的范畴，以生态的视角，分析翻译的实质，给翻译学注入新的活力。胡庚申在《适应与选择：翻译过程新解》一文中把翻译过程界定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首先，翻译活动的主体。在翻译过程的三元关系中――“原文”、“译者”、“译文”，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原文和译文是翻译过程的客体。因此，翻译过程中的适应与选择是译者的适应和译者的选择。
其次，“翻译生态环境”，是指由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胡庚申，2011）。
再者，“适应”与“选择”是翻译过程的实质，译者的本能活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与选择同时进行，互相渗透，交替循环，即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具体来说：一方面是“适应”――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前）；二是“选择”――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译中）。翻译可描述为译者适应和选择的过程。
1 翻译生态化优化过程实质
根据译文产生的过程，翻译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在第一个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阶段里，重点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即译者适应，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选择；在第二个“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的阶段里，重点是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产生了译文。简单来说，翻译过程=译者的适应（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也是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选择”）+译者的选择（与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详见图1）。
图1 译文的产生过程
如图所示，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翻译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二者的内涵有所不同，在第一个阶段里翻译生态环境不包含译者，此时的译者是独立于翻译生态环境的个体，一个泛指的角色，可以是任何译者。在第二阶段里翻译生态环境包含译者，而且译者是已经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的译者，此时的译者是翻译生态环境内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指的角色，只能是某个具体的译者。在第二阶段里，译者将代表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进行选择。译文将成为翻译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进入下一个翻译过程。因此，在译文产生的过程中，翻译生态环境与译者都是动态的；从原文――译者――译文发展关系中可以看出，翻译生态环境遵循的是能量平衡，即原文的能量信息不断地通过译者的适应和选择丰富新的翻译生态环境。
现举例说明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操作情形：
（1）译者适应阶段的操作
假若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文是一首诗词，那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要选中的，应当是古诗词译者，或者是对古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换句话说，只有古诗词译者，或者是对古诗词有一定造诣的译者才能适应以诗词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
（2）译者选择阶段的操作
翻译生态环境中因素众多，译者在选择译文的阶段，关键是区分翻译生态环境里的典型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翻译生态环境里的典型因素也是不同的。在公示语的翻译过程中，如果是一般的指示性公示语和提示性公示语，翻译生态环境里的典型因素是公示语的简洁性，可采用归化或意译的方法；如果是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文化景点介绍或宣传广告，翻译生态环境里的典型因素是原语的文化特色，可采用异化或直译的手段，保留原文的文化蕴意和语言特点。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译者代表翻译生态环境做出恰当的判断和适应性选择，这是“译者对周围世界的意义的一种选择”（刘云虹，2002：28）。
2 翻译生态化优化原则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04：106-117），译者如何“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如何“选择”译文就成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关键。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要求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全部和“所有因素”，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能够体现翻译适应选择论基本思想的翻译原则只能是多维度的“适应”，即“多维度适应”。同时，译者要在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选择，即“适应性选择”。因此，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本翻译原则可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指的是译者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力求多维度地适应并做出适应性的选择转换。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就要抓住突出的翻译生态环境因素，做出相应的适应与选择。就公示语翻译的具体情况而言，突出的翻译生态环境因素又各不相同。
语言层面：
1）兼顾语言类型特点
以指示性公示语为例，其目的是向行人或游客指明方向或路线，翻译过程中，简洁、明了将语言特点层面翻译生态环境的一个突出要素。
例如：
祭城路ZHACHENG LU
祭城路ZHACHENG ROAD
这是郑州市东大学城的一条要道，路段较长，在一条道路的不同路段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这样的翻译忽略了翻译生态环境是包括译语的类型以及特点，未充分考虑译语的读者以及译语的交际目的。这样的翻译本来是为了方便英语使用者而为的，英语体系中没有“LU”这一词汇，英语使用者看了更加困惑，不明白所指为何物，失去交际的目的，这种翻译也就失去了意义。
2）兼顾交际目的的传达
指示性公示语要能易于向行人或游客的理解，达到交际目的的传达。翻译过程中，易懂将是交际目的层面翻译生态环境的一个突出要素。
例如，各种公共场合，不乏以下用语：
进口 ENTER
出口 Way Out
收银台 CASHIER DESK
这样的翻译忽略了翻译生态环境是包括交际因素在内的整体，忽略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增加了读者对信息加工的负担，增加了译语传达的信息内涵，实为公示语翻译的大忌。“进站口”、“出口”、“收银台”在英语体系中已经有固定的译法，分别译为“ENTERANCE”、“EXIT”、“CASHIER”，前种译法使读者看来费解，甚至怀疑其所指是否有新意，本来便于交际的翻译又成了交际的障碍。
3）兼顾文化信息的传递
公示语中关于旅游景点的介绍，具有浓厚文化信息的内容，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的渐入是文化层面翻译生态环境的一个突出要素。忽略文化信息的传递，将是这类译文索然无味。例如：欧阳修亭，在中国姓氏里，欧阳为复姓，“欧阳修亭”是以人名命名的场所，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表明这一场所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欧阳修，可翻译为“Ouyang Xiu Pavilion”。
又如：平桥观鱼：Fish Pond ，ENJOY THE SIGHT OF COLORFUL FISH AT BRIDGE（此为清明上河园两处不同的译法）。第一种翻译使其原有的消遣、享受之美意抹杀殆尽，而第二种翻译太过于直白，全然没有回味的余地，综合二者，不如翻译成“ENJOY THE FISH POND AT BRIDGE”。
3 结论
翻译生态学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面临的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环境，包含的因素是多维度、多层面的，译者不可能兼顾并适应所有的因素，所以，译者如何抓住具体翻译生态环境的突出要素，高度适应并在适应的基础上对译出选择，就成了遵循“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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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意识形态 西方翻译活动 影响
一、介绍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时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翻译活动不是纯客观的语言转换,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解码和编码过程,而是涉及源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尤其是涉及译者和译入语文化语境中诸多复杂因素的交往行为。比如说,译入语文化语境里的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翻译赞助人以及诗学观念,等等。笔者从意识形态这一领域简析西方翻译活动的发展。
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从词源上即英文ideology,源自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os(逻各斯),亦即观念的学说。作为对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描述,“意识形态”是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8世纪末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被用来表征以概念为研究对象的元科学。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的唯一的科学;或者,关于社会的科学只能是意识形态”。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是指阶级社会中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系,即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它包括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思想以及伦理道德等,是特定的社会集团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表达。
三、意识形态与翻译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西方翻译家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美国翻译学家勒菲弗尔(Lefevere)认为,翻译必定要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的支配,必定不能真确的反映原文的面貌,因此他把翻译、编辑、文集编纂、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一律称为重写,而重写就是操纵,是为权力服务的有效手段。法国翻译学者贝尔曼(Berman)指出,翻译策略是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做出选择的。
四、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西方翻译活动
西方翻译活动经历了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近现代和当代五个历史时期,受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操纵及影响。
1.古代翻译
据记载,早在公元前约3000年,东方古国亚述帝国就出现了正式的文字翻译,国王下令通晓多种文字的“书吏”用帝国的各种语言,把国王的丰功伟绩公诸于世。
2.中世纪翻译
中世纪初期,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教会继续组织力量翻译宗教文献,以加强其宗教统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则提倡翻译介绍古希腊哲学著作,试图从中汲取有益于新兴封建阶级的政治哲学养分。最早组织官方翻译机构的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英国早期的一位有学问的君主阿尔弗烈德国王组织大批人,把大量的拉丁语作品翻译成英语。
中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向外扩张,征服了希腊世界,大批叙利亚学者把希腊原作翻译成阿拉伯语。
中世纪末期,民族语翻译盛行。在法国,王室专门雇用译员为朝廷翻译各种拉丁语、希腊语作品。而教廷大肆谴责异教徒的民族语翻译。
3.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翻译活动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翻译活动深入到思想、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大批接触的翻译家和一系列优秀的翻译作品。
马丁路德是这一时期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和翻译家,他用德语翻译了圣经。法国的阿米欧在翻译《名人传》的过程中,始终得到国王的大力支持,翻译了《名人传》。
4.近现代翻译
从18世纪下半叶起,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翻译在各民族语言中开始大量涌现。
1604年,国王詹姆斯一世赞许并批准了英国教会对现存的圣经英译本进行修改的建议,54名学者担任翻译,这是西方自古代72人译希腊语圣经以来,第二次由官方支持的大规模集体翻译。
18世纪是俄国翻译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彼得大帝推崇西欧文明,鼓励翻译介绍西欧著作;翻译工作出现了一定的组织性,据载,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支持下,1768年,俄国成立了俄国翻译史上最早的专业组织――“翻译外文书籍协会”。
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前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西方各国的现代翻译事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然而这一时期的翻译受时代影响也自有其特色:翻译家们把译文必须朴素、通顺、准确当作衡量古典作品译作的标准;翻译的重点很明显的突出对近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北欧各国作品的译介;出现汉学热潮;前苏联的翻译独树一帜。
5.当代翻译
二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翻译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新时期的翻译从范围规模作用到形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西方各国之间的交际活动往往都是通过翻译进行的。
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变化和进步,随着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的不断发展,北欧较小的国家愈来愈重视各类外语与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的实践和理论工作自然得到长足发展。
五、结论
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翻译,影响着翻译的方方面面,西方翻译活动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而发展变化,为世界翻译做出了贡献。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研究翻译活动,使我们看到了文本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但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控有其相对性,翻译活动仍然要以内部语言转换规律即本体研究为主。
结构主义翻译家韦努蒂认为,这些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表现方式带有意识形态的力量,为特定团体的利益服务,而且总是在产生译文的社会机构之内,为文化及政治目的服务,每个参与者在其所处时代及地方的主导文化与政治目标中都有特定的地位,扮演着特定的角色。译者是这一文化的一部分,可以接受这一文化,也可以反抗之。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4]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景区名称；生态翻译学；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
[中图分类号]H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4）04-0088-03
[作者简介]刘爱萍（1977―），女，山东平度人，硕士，广西旅游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导游系副主任，研究方向：旅游翻译理论与实践，跨文化交际。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桂林正在建设“国际旅游胜地”，这就要求旅游基础设施、景区管理以及服务质量等方面要与世界接轨。作为旅游景区景点特征形象概括的景区景点名称，对景区景点的宣传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同时也是桂林城市形象的一张名片。桂林旅游景区景点名称翻译的水平，不仅直接反映译者能力的高低，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桂林这座城市的国际化水平。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桂林旅游景区景点名称翻译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名称翻译不统一。如“象鼻山”就出现了三种翻译文本，“Elephant Hill”“the Elephant Hill”和“Elephant Trunk Hill”，让国外游客摸不着头脑。二是名称翻译不贴切。如把“世外桃源景区”翻译为“Shangri-La”，没有体现出桂林“世外桃源”的特色。三是名称翻译不规范。如把“漓江”翻译为“Li River”，就违背了“通名专名化”翻译规则。
旅游景区景点不同于一般行政区划地名，它不仅具有提示性、指示性等功能，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因此，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景区景点名称的翻译充分传达源语语义和文化色彩，以达到增进文化交流，促进涉外旅游发展，增强外国游客对桂林的了解和认识，将桂林打造成国际旅游胜地，是积极树立富有影响力的国际旅游品牌城市形象的迫切需要。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桂林旅游景区景点名称的翻译进行探讨。
二、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由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胡庚申提出的全新翻译理论，它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1]这一理论具体阐述了“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文本的解释功能，一是翻译过程――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二是翻译原则――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三是翻译方法――“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四是评价标准――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2]
目前，该理论共涉及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即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事后追惩。在本文中，主要运用其中的三大理论对桂林景区景点名称翻译实践进行指导。
（一）翻译生态环境
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比语境更宽泛的概念。语境仅仅是以使用语言为参照，不包含语言本身或语言使用。而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的总体环境，范围极其广泛。它是由所涉文本、文化语境与“翻译群落”及精神和物质构成的集合体。可以说，译者以外的一切都可以看作翻译的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1]
（二）适应选择
生态翻译学认为，“适应”与“选择”是译者的本能，是翻译过程的实质。译者不仅要适应生态环境，而且要以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适应的目的是求存、生效，适应的手段是优化选择；而选择的法则是“优胜劣汰”。从这个角度说，翻译可以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1]
（三）“三维”转换
“三维”转换就是指语言维转换、文化维转换和交际维转换。语言维转换就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选择转换。这种转换可以发生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文化维转换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它关注的是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交际维转换就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选择转换。它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外，把翻译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三维转换”是发生在翻译操作层面的，具体指导译者应如何进行翻译。
三、生态翻译学在桂林景区景点名称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旅游翻译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所进行的翻译实践，属于专业翻译。概括地说，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的交际活动。[3]而旅游景区景点名称翻译是旅游翻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翻译实践。在旅游景区景点名称翻译中，需要翻译成英文的汉语专有名词可谓包罗万象，很多是独具中国特色、富含诗情画意、寓意深刻的汉语景名。因此，翻译者在生态翻译环境中，不能只从一个维度进行考量，而是要灵活运用“三维”转换，将“三维”有机结合，综合考虑。
（一）关于“世外桃源”的译法
“世外桃源景区”是根据晋代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中描绘的意境，结合当地的田园山水风光开发建设的首批国家AAAA级景区。目前，对于该景区名称的翻译共有两种，一是将其翻译为“Shangri-La”；二是将其翻译为“Peach Blossom Land”。
将“世外桃源”译为“Shangri-La”，就只是运用了文化维转换，而没有考虑到交际维转换，因此，此种翻译值得商榷。《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把“世外桃源”定义为“晋代陶潜在《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战乱、安乐而美好的地方。后借指不受外界影响的地方或幻想中的美好世界”。“Shangri-La”是指美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en）里所虚构的与世隔绝的乐园。美国《韦氏大词典》将其解释为“乌托邦”式的幻想乐园。正是由于两者在文化内涵上具有相通之处，因此，译者就直接将“世外桃源”译为“Shangri-La”了。但是这种译法在交际维转换层面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Shangri-La”有两大所指，一是指在我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一个著名旅游胜地――香格里拉县，该地是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的创作原型；二是指酒店，香格里拉（Shangri-La）是国际连锁酒店的知名品牌。因此，一提到香格里拉，人们首先想起的是香格里拉大酒店（Shangri-La）和香格里拉县，而不是“世外桃源”的意思。
将“世外桃源”译为Peach Blossom Land，就是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综合来考虑。此种译法较为贴切，较为妥当。从语言维和交际维转换角度看，在英语中，旅游景区名称也经常用Land这个词来表达“乐园”“乐土”的意思，如美国迪斯尼乐园，就是用Disneyland。因此，用Peach Blossom Land更容易让外国人接受和理解。从文化维角度看，用Peach Blossom Land也能体现出“世外桃源”的文化内涵，能让人联想到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落英缤纷、安静祥和的情境。
（二）关于“两江四湖”的译法
“两江四湖”景区是指漓江、桃花江、榕湖、杉湖、桂湖、木龙湖构成的环城风景带，属于国家AAAA级景区。目前，笔者发现有关“两江四湖”的译法有“Two Rivers Four Lakes”“Dreams On Water”“Water System in Guilin”以及“Guilin Water System”四种。
“Two Rivers Four Lakes”的译法直接采用了语言维转换，没有表达出“两江四湖”的“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环城水系内涵。“Dreams On Water”则想表达在游览两江四湖时的一种心理感受，作为景区名称不太适合。“Water System in Guilin”虽然表达出来了“两江四湖”的内在本质，但是违背了在景区名称翻译时应避免使用冠词和介词的要求。因此“Guilin Water System”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译法，既表达了“两江四湖”的文化内涵，又符合景区名称翻译的规范要求。同时，还便于冠名“桂林环城水系”或“两江四湖”的复合名词的英译，如桂林环城水系游――Guilin Water System Tour、桂林环城水系图――Guilin Water System Map、两江四湖问讯处――Guilin Water System Inquiry Office等，既简洁，又达意。
（三）关于“伏波山”的译法
“伏波山”景区是桂林市区的经典景区之一。关于“伏波山”的译法共有两种，一是把“伏波”的意译出来，于是就把“伏波山”翻译为“Wave-Subduing Hill”（制服波涛的山）或“Wave-Restraining Hill”（抑制波涛的山）。二是把“伏波”直接音译过来，将“伏波山”译为“Fubo Hill”。两种译法均来自伏波山的传说。
伏波山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此山因有一崖角突出江面，每当春夏涨水时，遏阻了汹涌的波涛，好像驯服了波涛似的，因此取名“伏波山”；另一种说法是，东汉时有一位伏波将军马援，受光武帝的派遣出征交趾，途径桂林屯兵，与敌使谈判于山下，试剑劈石，吓退敌人。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山上建了一座新息侯祠。新息侯是伏波将军的爵号，新息侯祠也叫伏波庙，山因庙而得名。[4]因此，这两种译法都能体现“伏波山”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是，根据外国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翻译为“Wave-Subduing Hill”更妥当一些。
关于桂林景区景点名称不妥当的翻译还有很多，如把漓江翻译为“Li River”，把“叠彩山”翻译为“Diecai Hill”，把“穿山”翻译为“Tunnel Hill”，把“乐满地度假世界”翻译为“Lemandi Amusement World”等，本文就不再一一分析和论证。只是想通过上述三个例子表明，在翻译景区景点名称时，译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翻译生态环境中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通过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综合运用，翻译出最为贴切的景区景点名称。
四、结论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译者在不同的生态翻译环境中，应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最大程度的多维度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旅游景区景点名称可谓包罗万象，很多是独具中国特色、富含诗情画意、寓意深刻的汉语景名，其翻译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外宣形象，意义和作用不可忽视。然而，景区景点名称翻译由于错误层出不穷，历来被专家所诟病，其翻译市场的规范和整顿任重而道远。在此，我们建议，译者不妨采用生态翻译学中提出的“三维”转换法来指导旅游景区景点翻译，翻译过程中考虑具体的生态环境，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和手段，提高整合适应度，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8.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3]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0：59.
关键词：翻译适应选择论 中医术语 英译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述
翻译适应选择论是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与选择，在以原文、原语和译语所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首先要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并在此基础上对译出选择。按照达尔文“适应/选择”理论，生命体只有适应自然环境才能生存与繁衍，同样在翻译中，译者必须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共同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翻译选择适应论能够避免“原文为中心论”和以“译文为中心论”对译作解读时所产生的偏颇。在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因此翻译必须从交际维、文化维、语言维三个维度做出适应性选择。
二、中医术语的翻译及其生态环境
中医术语的英译标准可以说是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中医术语英译的不统一将很难将中医文化发扬光大， 西方人便不能深刻领悟中医文化内涵。 但中医语言本身深奥难懂， 一些用语自身的规范化程度不高， 存在概念交叉等现象外， 更重要是由于中医是一门中国特有的医学体系， 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加之中医中大多数概念和最常用的词语在英语及其它欧洲各国语言中一般都缺乏现成的对应语，中医文献精深庞杂，中医术语晦涩难懂等使得中医术语翻译似乎不可为。 因此，中医术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不仅关乎语言本身，还涉及到中国医学体系和中医深层的文化体系。
事实上，翻译中医英语的人不少，但译文大多参差不齐，很难有个标准考量。而在具体医学领域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利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分析词条翻译，译者对于原语的“适应”，寻求限定、制约译者的障碍，而最终“选择”适合的策略完成翻译不失为一个全新的翻译视角。
三、中医术语翻译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
要达到跟原语同样的效果，中医翻译颇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要利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中医术语的英译过程。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能改进译文质量、让译文呈现出整体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翻译策略的选择必须依赖译员的主导地位及翻译的生态环境，那么中医术语的翻译应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察。
（1）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而任何交际活动都有一定的交际目的。中医翻译应以目标语语言风格为主，从而达到传播中医的最终目的。如中医学中的脏腑， 不仅指内脏， 还是对人体生理功能的概括。比如“心”， 中医所指的心并不等于西医学里的心脏。因此， 我们在汉译英时， 若将其译成“heart”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中医和英语不可能完全对等。而随着国际间的交往的日益频繁， 接触别国语言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有些外来语会被本国语所吸收， 进而推广开来，所以音译特定术语是其在交际维度适应性选择的结果。
（2）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在翻译过程中，每位译者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所生活的特定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会介入译者的审美判断和语言选择。原语和目的语在文化信息的转换上，应根据译语习惯作适当的调整，以确保实现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准确得以传达。比如，中医中的“气”包含“自然之气，呼吸之气，精微物质”， 它有功能、物质、先天和后天之气的说法。如果把它简单地译为“vital energy”， 无法传递出其内涵，后直接音译为 “qi”来代替。再如“阴阳”，“五行”，“三焦”等概念，它们均是中医特有的文化概念，经过不断的适应选择和翻译的历史变迁，最终确定音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来传递其文化内涵。
（3）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翻译源语时，一般要遵从符合译入语的习惯原则，对源语进行调整，旨在拉近译入语文本和译入语读者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 例如，中医概念“鹅掌风”，它是手掌面的癣菌感染性皮肤病，在翻译这一概念时，不同时期的译者采用不用的翻译策略，如李照国先生借用西方医学术语，将其翻译为“tinea manuum”，手癣，对于目标读者而言，这一译入语自然直白、浅显易懂；相反，美国译者Nigel Wiseman将其译为“goose-foot wind”，虽保留了原汁原味，但会给目标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扰，不利于传播开来，因此在语言维度上没有做到很好的适应性选择，相反，借用西方医学术语来翻译不失为一种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的办法。
综上所述，翻译适应选择论为我们研究中医术语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很好的策略指导理论。中医文本作为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 应遵循汉语语法结构，分析译语的特点，对其中医术语翻译做定性分析和翻译技巧总结，接着从出版的不同时代背景分析译者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译本的多维度适应程度—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来对译语进行质量评估， 再现译语文化。因此，中医术语翻译不管使用何种策略，均是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选择活动，应放到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去解读，不能孤立的看待，更不能磨灭译者主体性地位。
参考文献
[1]陈红薇.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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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亚舒，黄忠廉.别开生面的理论建构[J].外语教学
安康地处陕西省南端，与四川、重庆、湖北毗邻，地理位置优越，气候资源独特，秦巴汉水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安康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安康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将安康定位为“具有通道型、集散型和休闲观光型旅游目的地特征的休闲型健康养生旅游目的地和深度游憩目的地”。根据这一定位，从翻译研究领域探讨安康特色旅游文化的翻译，如，旅游文本中的生态翻译学、旅游文本语言交流的有效性、旅游文化产品的译介、旅游文化翻译中的修辞问题等等。还可以跨学科交叉研究，它的实际意义不仅在于对安康旅游产业化的指导与促进，同时对旅游翻译理论也是一种研究甚至补充。传统翻译研究将翻译活动视为语言的转换，然而文本的理解及阐释离不开文化的限制。（常景宇，1995）语言文字体现着文化，同时也受文化制约。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开始从文本时代跨入了文化领域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突破了传统语言学和美学模式的束缚。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安德烈?勒弗菲尔、苏珊?巴斯奈特、韦努蒂等著名翻译理论家都是这一转向的见证者及推动者。国内有些学者也提出了对建构翻译文化学的思考。
本次项目的理论意义在于着重研究翻译出现文化转向对特定区域经济文化下的旅游翻译有何影响和启示，进而可以探讨旅游文化与翻译及文化与旅游翻译的相互作用及关系等方面问题。作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旅游翻译，本质上是依托语言实现旅游文化信息的转化、阐释与传播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王建国，2009）这意味着旅游翻译不仅仅是意义的传达，更是文化层面的诠释和弘扬。所以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旅游翻译实践如何打破源语的语言规则以顺应目的语的语言文化规约和文化融合的趋势，找到平衡翻译可接受性与宣扬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翻译策略正是本次研究的内容。（师谦友，2006）秦巴山区已有紫阳富硒茶、紫阳蓝黑板石、平利绞股蓝、岚皋魔芋、白河木瓜、汉阴葛根等众多产品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些生态资源的综合开发蕴含十分广阔的前景。因而，这是一个有巨大潜在优势的生态价值洼地。目前，安康地区旅游生态文化资源的汉英翻译缺少原文同等的表现力和吸引力，只注意了语言文字的表面形式，而忽略了语言的文化因素。安康生态旅游文化资源含有丰富的民族特色，涉及大量的文化信息。因此，把握好旅游资源中的文化因素，是旅游资源翻译的关键。只求语言形式上的对等而忽视汉英在文化深层次上的差异，是无法实现旅游资源的功能。如果能够提供规范而又免费的生态旅游资源英文翻译标准指引，那么对于该地区旅游业的兴旺尤其是涉外旅游的迅速发展将大有裨益。
2研究的方法与过程
本项目主要涉及区域生态旅游资源汉英翻译问题，整个课题以旅游翻译为核心。必须从学科实际出发，开展调查研究，在分析、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生态旅游资源翻译思路。具体要求：按照旅游翻译的性质和原则，采取理论—实践—理论的研究思路，经过理论分析，提出实践方案，该研究具有综合性、活动性、实践性、应用性等方面的特点，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方法，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理论分析中提出实践方案，在实践中提升理论结果。具体做法：
（1）主要采用实际调查法、文献比较法、理论探索等方法，并且做到“实践—理论—实践”，从实践中找准“安康地区生态旅游文化资源汉英翻译”的有效性研究思路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理论上完善研究思路，并给出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该研究必须进行前期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活动，方可找到平衡翻译可接受性与宣扬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翻译策略。这样才能形成具有指导性的建议。
（2）利用已有的前期研究成果，开展课题研究。地厅级课题《秦巴生态资源小型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及其应用》、《安康市旅游公共标识语料库建设》以及校级课题《安康生态旅游资源汉英翻译研究》《二类本科院校中英语专业翻译课教学改革与实践》都与申报的课题密切相关，为课题创新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充分利用已有课题研究成果，是课题研究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3）重视理论研究，构建课题理论成果。对所收集的语料进行语料预处理及整合。消除语料的杂乱格式和乱码，形成文本文档，对所收集的汉语语篇语料和英语翻译语料进行分类整理，对英汉文本的语体、文体特征进行对比分析，藉此总结出相应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最终形成安康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翻译的指导性意见，这就要求必须加强课题的理论研究，为最终构建课题理论研究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3研究结果
（1）在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之间寻找结合点，规范和健全安康地区生态旅游资源汉英翻译，从服务地方经济角度来讲，该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类相关商业活动，例如，产品进出口贸易中产品信息的英文介绍、安康各县风土人情的英文介绍、安康特色小吃的英文介绍等等，这些旅游景点项目等文化产品的翻译介绍也会为开发安康旅游资源，带动当地及周边地方经济作相应贡献，使该研究结果服务于地方经济。
（2）本项目也将针对安康旅游资源及特色景区对外宣传的缺失，调查了解该地区生态旅游资源汉英翻译现状，探索安康生态旅游资源翻译及其在旅游资源宣传推介。从就业前景来看，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容量大，就业门槛低，可广泛吸纳不同层次人群的就业，同时从文化角度讲，这样研究型的翻译工作将安康本地特色旅游产品大力推广，这本身就宣传了安康特有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为宣传旅游产品提升安康城市形象及知名度做出了贡献。
（3）探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后安康生态旅游资源翻译活动现况，找到平衡翻译可接受性与宣扬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有效翻译策略；其次期望研究结论能够补充完善安康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的翻译工作，简单举例而言，特色食品药品等英文介绍说明或者贸易公司网站产品信息的补充或者纠正，这些都是其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提条件。本文针对安康市旅游资源及特色景区对外宣传的缺失，简述了生态旅游资源英汉翻译现状，说明了建设安康生态旅游资源外宣汉英翻译双语平行语料库的重要性及其在旅游资源宣传推介、旅游翻译研究及教学中的应用前景。
（4）成功构建安康生态旅游资源汉英翻译语料库，以服务于安康生态旅游资源外宣，推动安康旅游产业发展。该语料库的建设在旅游翻译研究及翻译教学等方面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从翻译研究来说，可以研究不同类型旅游资源（景区）汉英语篇的文体风格、语言特征、修辞特点、翻译规律、翻译策略与方法及其内在成因。从翻译教学来讲，该研究可以为地方高校开发和建设基于地方特色的英语翻译课程提供必要的教学内容素材，用于旅游行业导游人员外语培训的课堂教学及翻译能力的培养，也有利于开发出基于该语料库的旅游指南、导游手册、教材及练习等教学辅助材料。
4研究思考
近年来，生态旅游明显改变了国际旅游客源的构成和流向，越来越多的人们渴望回归大自然，享受良好的生态旅游环境，使得原来涌向发达城市为主的客流改变流向于追求自然与返璞归真。而安康地区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天蓝、山青、水秀和丰富旅游资源，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是生态旅游绝佳之地。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安康与关中距离的缩短，安康将以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成为西安的“后花园”，也必然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资源独具、特色显明、环境良好的生态旅游地区。目前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评建要求，生态旅游资源汉英翻译规范化建设是其中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汉英翻译也是最主要的一种旅游外语翻译形式，它肩负着向大多数外国游客宣传介绍旅游景区景点及生态旅游资源的重要职责，地区旅游业的兴旺尤其是涉外旅游的迅速发展，对生态旅游英译提出了新的要求。
安康市旅游局和安康市双创办也多次发出倡议，要求全市相关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生态旅游资源汉英翻译的规范化。《安康市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大力推动宣传富硒茶、绞股蓝和安康丝绸等本地生态旅游资源的市场推广与品牌建设。然而，根据课题组对于这些特色生态旅游资源的市场调研发现，其相关产品的中英文表述用语，词不达意，欠缺统一，甚至大多数产品的品牌商标采用的都是汉语拼音音译的方式。因此，规范和健全该地区生态旅游资源汉英翻译刻不容缓，本项目预期成果是首次针对安康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的汉英翻译，不仅使其在语言上符合国际贸易标准，也应该让这些生态旅游资源的相关说明迎合目标销售地区的语言、文化及生活习惯，使目标地区的消费者更加容易理解和接纳。这些地域性的生态旅游资源翻译不仅提升了当地的旅游品牌和知名度，扩大了地方特色生态旅游资源的外宣力度，还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模式的转型升级。（陈刚，2004）从服务地方经济角度来讲，该研究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各类相关商业活动，生态旅游资源的翻译介绍也会为开发安康旅游资源，带动当地及周边地方经济作出相应贡献。
【P键词】生态翻译 文化负载词 汉英翻译
大学英语四、六级和英语专业八级翻译题型的改革对学生汉英翻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语言综合能力，还要求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有一定的理解。鉴于此，本文将以生态翻译学为指导，针对翻译中常见的文化负载词进行研究。
一、生态翻译理论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最早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提出了生态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是以译者为中心、译者适应与选择二者交替进行的过程。生态翻译学提出了“三维转换”方法，也就是将语言、交际、文化三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
文化负载词是指标志某种文化有事物的词、词组和习语，这些词汇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廖七一，2000） 在跨文化沟通过程中，译者应尽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的精髓准确地传递出来，使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
根据奈达的理论，可以将文化负载词分为五大类进行研究，包括物质文化类，生态文化类，社会文化类，宗教文化类，语言文化类。近几年来，专家和学者们主要以释意论、功能目的论、文化图式理论、模因论为理论依据，探索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还有的学者探索了翻译过程中归化和异化的选择。研究主要关注经典作品例如《皇帝内经》、《伤寒论》，诗词、莫言作品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
三、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本文中研究的文化负载词主要是英语专业学生笔译和口译课程中出现的常见文化负载词，以及古典著作中出现的名言。以下将从三个维度对汉英翻译中经常出现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具体研究。
1.语言维。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源语语言形式和译语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转换。在汉英翻译过程中从政治、经贸、旅游、人文自然景观、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会出现大量的文化负载词。例如汉语中有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直译为brush，ink，paper and ink stone。但是不难发现墨和砚都和ink相关，所以将译文转换为brush，ink，ink stone and paper，读起来朗朗上口。此外，汉语中习惯用“板块式”或“浪花式”的表达，英文则多为“多枝共干式”结构，在翻译时也需相应进行转换。例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增译出stand for，译为“The commander stands for the virtues of wisdom，sincerity，benevolence，courage and strictness”.
2.交际维度。由于地理、历史原因以及思维差异，中西方交际手段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忽略这些差异，就难以实现理想的交际效果。译者除了要做到尽量在目标语中找到对等的翻译外，还要注重区分英语中的“假朋友”现象，恰到好处地译出中国英语的中国特色，最终实现成功的交际。例如“房奴”如果仅直译为home slave，就会引起困惑，所以应该调整译为 “home mortgage slave”。同样，侠客闯荡江湖被很多同学直译为rivers and lakes，但真正的“江湖”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所以最好将其意译为“the swordsman wander the world and make a living by their wits”。
3.文化维度。在文化维度上译者首先要了解和熟知中国的文化，包括传统节日、民俗、饮食、手工艺品等，其次才能准确把其中的意思传达给目标受众体，在较高层面上才能实现对中国文化的弘扬。例如2017年按照中国传统是“鸡年”，译为“the year of rooster”。为了使目标语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需要进行适当地加注进行解释说明，例如，月光族 moonlight clan （young men who run out of their income each month）；毕婚族 university students choose to get married right after graduating。这样就可以减少理解上的失误。
四、如何培养学生翻译文化负载词的能力
首先，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文化。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阅读或以讲座的形式了解和深入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学，传承中国特色文化。
其次，比较不同的译本，取长补短。通过对比分析比较中外作家对同一著作的翻译，尤其关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技巧和方法。
然后，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翻译能力。例如汉语流行语“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有的同学译为With the whole world around，I would like to tour around.就很好地注重了语言维的转换，不失为成功的翻译。
综上所述，译者应充分了解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在生态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遵循适当的省略或增补原则。同时，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该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翻译文化负载词的能力，从而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实现成功地交际，并且传播和弘扬中国的文化。
参考文献：
[1]贾f.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汉语文化负载词的外宣英译[J].探索带，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