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4 09:07:09
1.1注重“礼”和“乐”以及“仁”的教育思想
1.1.1“礼”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礼”包含了自远古以来对人的行为的各种社会性的规范。就其本质而言，“礼”不是别的东西，它就是人的存在和活动的社会性形式。因此，“礼”成为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没有“礼”就不成其为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代礼的制度“，礼”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礼制的教育中，也有丰富的体育内涵，这充分显示了孔子的体育道德观。孔子不但讲“礼”，他还极为重视“仁”。在他看来“，礼”是人的社会性的外部形式，“仁”则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根基。他在《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失去了仁的“礼”是没有意义、价值的，它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甚至是虚伪的形式。那么，如何来提高人的内在本质的修养，孔子认为应加强对人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这其中也谈到对体育道德的重视。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加强对学生道德礼仪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培养更高素质、更全面的人才。
1.1.2“乐”和“仁”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乐”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以行“仁”为个体所能有的最大的快乐，因行“仁”而体验到这种快乐，获得这种快乐，这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同时也就是个体存在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的实现。在《里仁》篇中，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孔子对“仁”与个体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实现的关系最为明确的说明。孔子认为，把这种“乐”和“仁”的思想应用于教育活动当中最能体现其价值所在。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学累了，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体育活动项目，不仅可以锻炼身心、增强体质、陶冶情操，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共同进步，培养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品质，使其充分享受体育活动的乐趣。这种“寓乐于教“”劳逸结合”的思想对我国几千年来甚至是当今社会学校体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1.3“礼”和“乐”对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孔子“六艺”教育中的礼和乐，既包含了道德礼仪的教育，也有体育和美育的成分。而礼中的礼射，乐中的乐舞，则是更接近于体育。孔子教育实践中的礼、乐、射、御诸教，往往是相互渗透、一起进行的。《礼记•学记》中说“大学之教也……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此处的艺，是指“六艺”；所谓“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是说如果不提倡含有文体娱乐活动的“六艺”，就不能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的乐趣，以致不能胜任学习而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除“藏”、“修”之外，还得“息”、“游”，即学习生活要有张有弛。《论语•述而》亦说：“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说，学习的目标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息于六艺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礼乐教化”，就是凭借礼乐对人们从思想品德到身体技能进行全面的培养和训练。它既能让人健身习武，陶冶心情，愉悦身心，又重在练习，使人在练习中掌握技能而达到休养身心的目的。这就是孔子以“六艺”为教的意义所在。总之，孔子的“礼”“乐”“仁”思想对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乃至当今社会的学校体育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培养全面人才方面，影响非常之显著。
1.2重视“成人”之教育“成人”是孔子教育实践中的一个新概念。当他的学生问起怎样才算“成人”时，孔子说：“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概况性地列举了藏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高尚品德，卞庄子的勇猛果敢和冉求之艺，认为兼备了这四个人的长处，就算得上是“成人”了。“知”“不欲”“勇”“艺”即“成人”必备的条件和素质，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成人”教育中的勇和艺，就与体育密切相关了。“文之以礼乐”是这四种素质要受礼乐的规范。孔子说的“仁”“知”“勇”，大抵相当于萌芽时期的德育、智育、体育这一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他认为准备去从政或做官的知识分子应该“君子不器”，也就是说，做人不能像有专门用途的器物，只具备某种单一的品格或技能，而应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
1.3注重“以人为本”、“有教无类”的体育教育思想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西周民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的作用。孔子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的观点，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能够客观认识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去“修身治国平天下”，担当起社会的责任。儒家思想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价值，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理念。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也就是教育的全面普及性，是指无论学生的贫富贵贱，聪明或者愚笨，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来源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教育应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受教育的权利，给予每个人成才的机会。“有教无类”的教学理念增加了受教育的群体和知识的传播，有利于更多人素质的提高。这两大思想同样在现代体育教育当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体育教学过程当中，主要以学生为主，结合他们的运动兴趣爱好进行教学。他们当中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家里比较贫困，聪明或愚钝，都应当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这样对于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素质、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具有积极的意义。
1.4儒家思想能够为学生创设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1）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培养，为学生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营造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彰显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人文化管理的核心在于尊重学生的发展要求，解放其个性，促进其人格的完善。学生在和谐的教学环境当中，能够有效地摆脱传统教学思想对其学习行为的禁锢，能够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进行有选择性的自主学习，使学生的自主思维与自我意识得到有效的发展。而这种有指定性的自主选择的学习行为，能够有效地修正与填充学生自身素质体系的建构，为实现其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净化教学环境，推进和谐校园建设的进程。在传统教学思想影响下的课堂教学氛围，凸显出强制与无奈，对于学生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损害，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下降，不仅引发了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抵触情绪，更容易导致学生不良学习行为的产生。因此，营造和谐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能够有效净化教学环境，使得传统的教学思想消极因素得以消除，为学生创设和提供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而这种净化的教学环境不仅能够提高教学的实际效果，同时，更有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与发展。（3）增进师生间的相互尊重、信任与理解，构建师生友好关系。和谐是建立在双方之间彼此相互尊重、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和谐教学的环境，能够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使之体验与感悟来自于教师真挚的情感付出，进而对教师产生尊重与信任，促进师生之间关系的改善。和谐教学环境的营造，一方面能够彰显师生地位的平等，另一方面，能够消除师生间的芥蒂，达成彼此间的心灵交融与情感互动。全新的师生间关系的建立，能够有效烘托和谐的教学氛围，为教学整体目标的实现提高保障。
2儒家思想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消极影响
2.1重文轻武的思想制约着体育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体格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仪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于人。”文人的地位很高，加上科举选士，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重权术轻武备，视武学为下品。这种固定的价值观念作为文化的深层意识积淀下来，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和思潮。体育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通过身体活动和其他一些辅手段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教育性和教学性，体育教育是以体育教学为主要途径。而体育教学则是体育教师根据社会的需要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有组织、有计划地指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学习体育知识，掌握技术和锻炼身体的双边活动。它强调的是一种“双边活动”的过程。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其思想和行动决定着教师教学质量的好坏。由于受到“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学校领导者对体育课不重视，体育教师也得不到重用，极大地削弱了体育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大大降低。
2.2男尊女卑思想制约着女学生参与体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儒家思想对女性是比较轻视的。《礼仪》中有“妇女有三仪”“三从四德”的枷锁完全束缚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女性和男性一样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被剥夺，稍有越轨，就会遭到谴责。宋明理学片面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鼓吹“三纲五常”大肆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七出”的条律，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实际的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女生这一弱势群体往往不备受教师的关注，常常被忽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女生没必要运动这是符合常规的，更不要说要采取什么教学方法去教授学生，这就极大的削减了女生对体育课的兴趣，甚至对体育课产生抵制的情绪，逃课的现象时有发生。
2.3“礼”作为行为规范约束学生的个性发展“道之道，齐之以礼”，“寓德于体，以礼行体”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把德、礼的观念植于体育伦理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体育思想历来注重人伦道德的培养，其发展无疑会相对的集中于道德的方向。如果我们从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来看，重德轻体的观念是基本准则，重视身体方面的修行往往是一种思想的潜能，只能流行于形式上的提倡。学校体育教学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充分展示自己，养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培养和促进个性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2.4“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儒家思想把“中庸”上升为方法论这样的思想不利于培养人们的敢闯敢于冒险、改革创新以及对于理论的创新。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都不是很成功，每当提出一个新的教学改革方案，总是尝试在几个点，而且实施不了一段时间就停止，这与儒家思想中庸之道思想紧密联系，它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用它来解决一切当前面临的所有困难与挫折，应是最佳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现代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学校是学生学习和受教育的良好场所，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我们应尽量为学生提供优质教学服务，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提高综合素质。
3结语
一、用数学历史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实践说明，大部分的学生对数学家的事迹是非常感兴趣的，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向学生介绍一些著名数学家的感人事迹。比如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不但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美国的生活也享有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想念着自己的祖国，经过重重困难终于回到祖国。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二弹一星”，提高我国的国防能力，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在国外的数学家中，著名数学家欧拉从19岁就开始，他依靠顽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精神，使他在双目失明以后，也没有停止对数学的研究，在失明后的17年间，他还口述了几本书和400篇左右的论文。教师通过这些数学家感人事迹的介绍，可以培养学生努力攀登，勇于探索，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将最近几年中国中学生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的一些成绩向学生介绍，激励同学们奋力拼搏的精神，树立学好数学、为国争光的思想。
二、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学生进行教育
在数学中到处充满着辩证的方法和思维，中学数学的教学大纲指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阐明教学的内容，这样学生既有利于学习基础知识，学生又有利于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数学的教学中可用以下几点来渗透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1．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的认识水平也是在不断提高的。数的扩充、代数与几何的结合，某些定理、推论的推广，发展的观点由此得到体现。
2．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在数学当中，面可以看成点线运动的轨迹，旋转体也是平面图形运动的结果，直线是向两边无限延伸的，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强调这些，使同学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辩证法中运动的观点。
3．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正数与负数、有理数与无理数、实数与虚数等，这些不同的概念是对立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加与减的转化，乘与除的统一，乘方与开方的互逆，在教学中强调这些数学规律，让学生从中接受到矛盾与对立统一及相互转化观点。
4．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渗透于教学中，数学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与实践，同时在数学教学中，也要加强对学生数学精神的培养，加强德育的渗透，让学生领悟到数学中的辩证关系，从而初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三、运用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同学们进行思想教育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学生的群体中，教师的示范效应，对学生的思想和心理产生影响是最大的。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有模仿教师行为的倾向，从教师的具体、抽象的形为中，选择理想的行为准则。由此可见，教师的言行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示范。学生的学习内容都是教师向学生讲授的，教师在每一次向学生传授知识时，都应重视自己的言行，这样才能引起学生对数学学科的热爱，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加强思想教育还应注意，要将思想教育和数学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切忌牵强附会，要落到实处，不要流于形式。另外，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应培养学生勤奋、自强、开拓创新、宽容、谦恭等良好的品质，需要注意的是，思想教育要结合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因材施教，切忌形式主义，牵强附会，要根据数学课的特点，适时、适当、适量地有机渗透，使教师的数学教学不局限于知识、技能技巧所构成的智力因素系统内，而应将世界观、品格、修养等因素纳入课堂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受到更完备的教育，形成良好的思想品质，收到更良好的数学教学效果。
作者：张广海 单位：江苏省建湖县草堰初级中学
西周时期宫廷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雅乐盛行于祭祀与典礼等各种活动中。这时期的音乐高度发达，有确切文献可考的乐器就多达70多种，此外还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乐器分类法——“八音”。周平王东迁以后，雅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而造就了我国音乐发展的第一次繁荣。但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和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的地位逐渐衰微，新乐逐渐兴盛起来，音乐由官方向民间转变趋势的日益明显。例如，当时社会下层流行的地方音乐地位逐渐上升，并出现了《诗经》这样的歌诗总集，其中的“国风”记载了北方15个地区的民歌。由于音乐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乐器、音乐理论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同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乐器更加精美，音律更为准确，诞生了筝、笛、筑等一些新的乐器。在众多乐器当中，尤以琴的运用最为广泛，著名的演奏家有师旷、师文、伯牙等。器乐演奏的形式也不再只是局限于独奏，而是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合奏，其中以编钟和鼓为主的“钟鼓之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
歌唱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进行歌舞表演的歌人。随着俗乐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出色的民间歌唱家，如：韩娥、王豹、绵驹，以及歌唱教师秦青等。
音乐理论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最早的乐律计算方法——“三分损益法”。战国时代的文献也明确提出了旋宫的理论，《礼记·礼运》篇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也。”①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中记载：“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拘，累累乎端如贯珠。”②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取得了重大成就，对后世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其内容正逐步由礼乐教育转为适应于娱乐需求的技艺传教。从形式上看，当时的音乐教育具有官学和私学两种。
1.官学衰退
最初的礼乐教育都属于官学。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其原因在于王权的散失，使社会上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即便如此，官学还是存在的，且由于文化中心的转移，官学中所传授的知识和技能逐渐向民间传播，这在客观上扩大了官学中音乐教育的范围。东周以后，官学中音乐教育的内容已经随着文化学术的转移传到了民间，民间有了更多的通晓官乐的人。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乐文化没有消失，反而传播更加广泛。
西周可谓官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完全垄断了学校教育。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官学中，礼乐教育虽仍是主要内容，但与西周的礼教相比就没有那么系统严格了。随着礼乐制度的衰落，官学中乐师、乐工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改变。由他们的音乐传习构成的那一部分音乐教育，在艺术形式方面更加丰富，其音乐技能也更加高超。这一时期的师旷是乐师的代表，师旷在琴的演奏方面有着精湛的演奏技巧，民间流传着很多描述他高超琴技的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中的音乐教育已向技能型方向发展，音乐教育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就连宫廷中的音乐教育也有了一些私学的性质。乐师教授的对象不再只是贵族子弟，且乐师有的也是来自于民间，这样官私两者便融合在了一起。
2.私学兴起
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陈旧的“礼乐”制度逐渐失去了控制力。各诸侯国以强欺弱，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此背景下，各国需求的是适应新形式发展的管理人才，奴隶制教育已不合时宜。新兴地主阶级需要提高自己的地位，培养出本阶级的人才，所以他们要改革，私学承担了这一方面的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士”成了促使私学快速发展的主力军。他们聚徒讲学，进一步扩大了私学的规模，为私学的盛行拓宽了道路。相对于官学来说，私学的音乐教育更加适合社会的发展，教学方式也更加灵活，音乐教育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私学的兴起对于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更多阶层的人们有机会接受到音乐教育。在西周，官学受教的对象只是王孙贵族，而私学受教的对象则很广泛，既有服务于宫廷中的专业乐人，又有文士阶层的人员，还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民间的艺人。由于私学具有专门的教学场所，因此教育形式上更多样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春秋战国时期私学中的音乐教育主要是指在民间存在的音乐活动，传教的方式则是设学教徒，其目的是传授技艺和提高文化素养。
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下，一元文化被多元文化所代替，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蓬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少音乐教育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其中对当时的音乐教育和后世音乐的发展起到深刻影响的便是两位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荀子。
1.孔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孔子把音乐作为“六艺”中的一部分加以传授，他认为“乐”是生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整体素质的体现。孔子所说的“乐”不仅仅指单纯的音乐，还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音乐体系。所谓“乐”不仅仅指声音的和谐，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愉悦，它所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规范即“礼”的发自内心的认可，正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在《礼记·仲尼燕居》中，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利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方针中便可以看出他崇尚礼乐、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他认为音乐应和“礼”积极配合，共同来规范人的行为。孔子礼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③孔子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制度。在孔子看来，音乐作为陶冶人、感染人的艺术，其内容与形式一定要统一，外在的艺术形式应服从于音乐思想内容本身。孔子评价音乐的标准是“尽善尽美”，他认为韶乐才符合这一标准，所以他极力推崇韶乐。
孔子把这些音乐思想融入到教学中去，使音乐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他重视“乐”，但不是为“乐”而“乐”，而是通过乐对人们思想教育起到感化、调节的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观念，是教化人民的工具。这种音乐思想，促使他提出了新的“乐教”的主张。他把音乐有意识地贯彻到诗、礼中去，把乐教与诗教、礼教结合起来，甚至把乐教看成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手段。我们从他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观点。孔子认为人们都要接受音乐教育，只有进一步实施乐教人们的修养才能得到提高。他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方针打破了贵族垄断音乐的局面，使更多的人接受到音乐的教育，培养出了如公孙尼子这样的音乐家。公孙尼子继承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写下了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乐记》。在这本书中公孙尼子提出，对人们进行音乐教育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为了教育人们“平好恶”，使人们成为统治阶级所需求的人才。这一音乐思想的提出在客观上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2.荀子的音乐教育思想
荀子是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儒家学派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同时兼收百家，最终形成自己的音乐思想体系。荀子的音乐理论是最系统的，其音乐思想在《乐论》中有详细记载。荀子肯定了人们的日常音乐活动，认为音乐是人类感情所需要的，因为音乐可以使人向上。荀子看到了音乐的巨大社会功能，认为音乐能够教化人的内心，还能教化政治，从而达到“和”的目的，这一点在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荀子主张用音乐引导人，使人的心灵变得纯洁，他发现音乐能起到感动人心，陶冶性情，使社会关系和睦的作用。所以荀子十分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他实施音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移风易俗，所论教的内容也是“雅颂之声”。在音乐教学内容上，荀子主张学习雅乐，因为“中和”为礼乐的基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中”而“不淫”就是“平和”，这就是他的“中和”音乐思想。荀子和孔子一样，也主张礼、乐配合治人治国。
荀子对音乐很重视，但并非一味强调娱乐，他认为推崇音乐的前提是“重己轻物”，也就是说要把个人的修养放在首位，不要被感官享乐所左右，否则将适得其反。他在音乐教学中所论教的内容是“雅颂之声”，而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音乐教育思想，使当时音乐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为后世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四、儒家音乐教育思想的当代意义
当代音乐教育在世界各国都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势头。音乐通过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向学生进行道德品质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观及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教育的研究，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意识到音乐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现阶段，更是要“以中华文化为母语”，充分发挥音乐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音乐教育受重视不够的问题始终存在，对于音乐教育者而言可谓是任重道远。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是与德育紧密结合的，儒家学派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到了现代社会，这种以规范教育与审美教育为一体的音乐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教学实践中，儒家的音乐教育思想强调对音乐尽善尽美的追求，注重音乐对审美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思想对于进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品质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后世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我们在当代音乐教育发展中绝不能忽视古代音乐教育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
注释：
①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37.
②孙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9.
③吴晓明.浅谈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1）.
参考文献：
专著：
［1］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
［2］陈四海.中国古代音乐史.国际文化出版社，1995.
［3］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4］扬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5］李福顺，刘晓路.中国春秋战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
［6］朱启新.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83.
［7］蔡仲德.论中国音乐美学史及其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8］刘继南，周柱栓.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
［9］毛礼锐，翟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论文：
［1］陈艳.略谈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审美观.郑州大学学报，2003.
［2］朱志德.孔子的音乐思想.武陵学刊，1995.
［3］金尚理.先秦音乐与儒家的礼乐理想.孔子研究，2003.
［4］吴晓明.浅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的音乐思想.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
［5］薛雷.先秦时期的宫廷音乐探微.艺术百家，2001.
关键词 “位育” 人格 品格 通识教育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潘光旦的名字是不应当被人们遗忘的。他曾经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长达18年，不仅担任社会学系教授，而且还担任过清华、西南联大的教务长、秘书长、系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务；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优生学家，同时，还是教育学家，在他一生所涉猎广博的诸多学术领域中，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他以坚实的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站在现代生物学理论的独特视角，融汇中西文化的人文精神，深刻阐发了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思想。其中，关于社会“位育”的教育观、全人格教育的思想、“通识”教育的观点和方法构成了他整体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下面，仅就此略加评述。
一、基于“社会位育”观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达到“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理想
所谓“社会位育”（Social adjustment），是潘光旦从现代生物学理论中引申出的一个教育理念，以此奠定了它在整体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深受西方社会生物学派的影响。1926年回国后，受英国遗传学家贝特森（Bateson）观点的启发，提出“言生物演化者，动辄论生物位育（Organic adjustment）,晚近治社会生物学与社会学者，亦竟相发探社会位育之说。”(1)1932年，他主编《华年》杂志期间，比较明确地阐述了这个观点。他借鉴中国传统典籍《中庸》中“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结合西方社会生物学的观点，论述道：“位者”，是“安其所也”；“育者”，是“遂其生也”，即所谓“安所遂生”，这是“位育”观的基本涵义。(2)按生物遗传学的理论解释，在生物演化的进程中，物种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反映在“静”与“动”两个方面，所谓“静”者，是指生物在“环境里所处的地位”；所谓“动”者，是指生物“自身的发展”，因此，潘光旦认为，“这种生物现象和人类亦有相通之处”。那么，这种相通性和互动性是怎样的呢？他解释道：“社会位育”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位”，即社会秩序，这是保障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方面是“育”，即社会进步，这是促进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这对社会成员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同异”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位”，是社会秩序，“秩序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相当的‘同’”；“育”，是指社会进步，“进步的根据是社会分子间适量的‘异’”，（3）潘光旦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同而过量”，那么，“社会生活便日趋保守，甚至于腐朽以死”，如果“异而过量，社会生活的主心不定，甚至消失，演成一种无政府的状况。”(4)所以，过分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相宜的，作为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来讲，既要重视社会的人文环境，又要根据社会的自然环境，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成员充分的发展机会，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找到自身展示才能的地方，这是潘光旦“社会位育”思想的主要涵义。
他认为，“位育”就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促成这种位育的功能”，“从每一个人的位育做起，而终于达到全人类的位育”。(5)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类本身，它涉及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而“位育”正是“一切生命的目的”，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所发见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所以，用“教育的努力而人各得其位育，人类全部的位育是不求而自致的”。他指出“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与夫共得其相位相育之道，或相方相苞之道”。（6）
那么，如何达到“位育”的教育目标呢？他又提出了“调适”的观点，他阐述到：“人是群居的动物，人也是变异最多的动物，人也是有相当自由选择能力的动物，惟其群居，而此其所以为群，又和蜂蚁之所以不同，其分子之间，在智能、兴趣、与意向上，有极复杂的差别，”(7)因此，人类有了其特殊的“调适”功能，主要作用于三个方面，即自然、社会、人类，其结果，也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人要和自然环境调适，于是就有自然科学。要和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调适，于是就有了社会科学。又要和历史经验调适，于是就有人文科学”，这种反复调适的结果，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的演化，“终于教会人类在环境中更进一步的安所遂生的程度，安所遂生，就是调适，也就是我希望到的‘位育’”。(8)如果我们站在“社会位育”观的角度去理解教育，就会发现潘光旦所赋予的更深一层次的涵义：即教育完全不是仅仅教会人们识几个字、教会演算、甚至也不是教会人某种生活的技能，而是蕴含着另外一层意义，这就是使人在所生存的环境之中，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合适场所、一种人生依托，使人与自然、社会、文化这几个方面能够和谐相处。所谓“社会位育”的全部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潘光旦提出“位育”观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化和丰富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内涵，使人们对教育观念的理解提高了一步。
二、“全人格”教育思想之精髓涵义
潘光旦提出的“位育”观，实际上是涵盖了整个的教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又提出了更为关键的问题，这就是教育目的和教育宗旨究竟是什么？他指出“学校教育的目的不端在灌输智识，而在培养一个囫囵的人”，(9)“我们要承认每一个人是一个本体，是囫囵的，而不是零碎的；教育的对象是一个囫囵的人。”(10)教育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11)经过陶冶而形成的人格，是一个不可分割整体，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体现。
人格教育问题之所以引起他的高度关注，是他针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弊端，由感而发。他主要列举了二点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是忽视通性与性别，而过分强调个性；二是漠视人的意志与情感的培养，过分强调智识，甚至变为“唯一的宠儿”，其结果，造成“个人全都成为畸形之人，零星片断之人,而于社会，则分工愈细，合作愈见困难”。(12)潘光旦认为“一个学生原是一个不能分割的人格，现代的学校教育却硬把这个人格凌迟处决了”，“此种教育却单单把理智的部分隔离开来，而把其余的部分，或则根本舍弃，不加存问”，这是“举一而废百”的教育。(13)
潘光旦提出的全人格教育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他提出了“全人格”的基本内涵，即智识、情感、意志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这既是实施人格培养的主要内容，又是整个教育过程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关于智识的教育，他认为绝非单纯的知识灌输，应以“推十合一”的科学方法加以传授，避免“泛滥无归”或“执一不化”的现象；值得强调的是，他特别重视人的情绪与意志的培养，认为这种精神力量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培养“君子”及“士”的思想元素，例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君子任重而道远”、“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见危受命”等等，潘光旦对此给予首肯，并赋予新意。他指出“所谓弘，指的就是情绪的培植，”“所谓毅，指的是意志的训练，持志有方法”，(14)注重这二个方面的培养，对学生人格的塑造、身心的健康益处很大。看似无形却是 “桃李无言、下自成溪”。对此，潘光旦的论述是准确的，他说“治学之精神与思想之方法，貌若完全属于理智一方面之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之坚强与情绪之稳定均有极密切之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贵不偏不蔽，要非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分寸之人不办。”(15)
其二，他提出“品格的陶冶”即是人格教育的基本过程。在人格培养中，除了需重视人的心理诸因素的协调之外，还应重视个性与社会性的和谐、人与文化传统的继承，这都是教育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潘光旦认为，品格教育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通性与个性的辨识”；“二是明与恕两个标准的重申”；“三是个人的修养”与“意志与制裁能力的培植”。这三者之间，既有相互递进的关系，又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诠释。在他看来，实施品格教育的首要前提，是认识人性的本质特征。他认为，人格是基于人性的，而人性不是一种单纯的东西，它包括通性（人与人之间相同的部分；社会的秩序、文化的继承都与此有关）、个性（因人而异之处，潘认为：对卓越的个性如果保护周到或培植得当，“往往是文化生活跃进一大步的因缘”）、性别（男女之分，与家庭、婚姻问题关系密切）。(16)只有充分认识人的基本特性，才会对人格教育产生深刻的理解。既然“人人既有此三部分的人性”，所以“人人即不能无一种要求”，因此，教育的过程就是使“此三部分的并重与协调的发展”，教育的目标是使“每一个人的共同中的有其别异的人格”，最终，达到人与社会“以群则和，以独则足”的理想境界。
三、“通识教育”的大学教育理念
在潘光旦的教育思想中，“通识教育”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其思想的来源，显然是吸收和借鉴了中西方学术思想，融汇中西，阐发新知。一方面，他受到英美“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iton）和“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iton)的影响，并直接将它们译成“通达教育”一词。1946年，他还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著作《自由教育论》。但是，另一方面，他不是全盘接受西洋的学说，而是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汲取丰厚的营养，给古老的观念赋予时代之新意。他对《论语》、《大学》、《学记》等中国儒家经典古籍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一个现代学者的眼光注入全新的理解和阐发。在比较中西思想的“异同”的基础上，他说道“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于此种教育之目的，虽未有明白之揭橥，然试一探究，则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为‘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是已。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分毫之差别？”(17)在他看来，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古之学者为己”、“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止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等观念，都道出了教育的真谛。而且，和近代教育理论之间（主要源于西方），并不是完全相抵捂，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的。他的“通识”观直接吸收了《学记》的思想营养：“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潘光旦的“通识教育”观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中无疑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他认为，就大学教育而言，“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是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18）“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中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19）他认为是“专的过度”，造成的结果是“人格的畸形化”。“一个专家，如果没有充分的通识做承托，其实就等于一匠人，至多不过比普通的匠人细腻一些罢了。”他指出，“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20）
“通识教育”的内容是哪些呢？潘光旦作了如下阐述：
首先，“通识”是指“一般生活之准备”，“专识”是指“特种事业之准备”，二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人的一生而言，前者的作用显然大于后者。“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有通于人也”，所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从社会需要而言，“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21）因为，生命的范围大于事业的范围，做人之道应大于做事之道，“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作用是为人生这一大目标服务的，“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经过如此的分析，孰重孰轻，自然清楚。
其次，“通识”的内容应涵盖自然、社会、人文三大方面的知识。即“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所谓“通识教育”，就是“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物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22）从中可以看出，“通”者，不是让学生埋头书海中，盲目的泛观博览，也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打破人为的限制，将宇宙、自然、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客观地思考人生与世界。“通”的重点在于“识其会通之所在”、“一以贯之之道”、“因缘与依倚之理”，其实，这是指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而言的，即融汇贯通是谓也。
再次，他又提出了实施“通识教育”的具体措施。例如：大学不要过早划分院系和专业，至少延缓到第三学年；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类的课程，如“自然科学通论”、“社会科学通论”、“文化概论”、“宇宙与人生”。他还提出中国工业化应培养通识型的技术人才的主张。在《大学一解》中，他将工业人才分为二类，一是技术人才，二是组织人才，据此，他认为中国工科院校也应该相应地划分为二类。专科学校重点培养应用型的工业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主要培养工业组织人才，这种组织人才的最大特点是“通才”，应该对工程与工程之间，理论与技术之间，人与之间，有充分的了解。因此，在培养的过程中 “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他强调，对工业组织人才而言，开设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致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 （23）方面的课程是大有裨益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展，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步入室微，中国学术界正逐步建立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学术体系，形成了新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这个背景下，一部分现代学者站在时代思潮的前面，不断从传统中挖掘出可资立新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西方之间、古今之间进行着融汇贯通的艰辛探索，以期达到“会通中西”的目标，潘光旦无疑是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独具匠心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对后人的启发将会继续下去。
2001年8月8日
参考文献
①(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潘光旦选集》第三集，潘乃谷、潘乃和选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49页、第49页、第372页、第435页、第232页、第233页、第366页、第483页、第475页、第484页、第369页、第359页、第483页、第125－133页、第435页、第174页、第443页、第443页、第443页、第444页、第175页；
［关键词］张楚廷；教育哲学；思想
一、哲学寻思：“学问”的过程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二、教育反思：原点的叩问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08.
［2］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3］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6］刘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
摘要：“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假若一个名字没有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谓“名正言顺”，也就是“名正”了，事情才会说得清楚。因此，孔子“正名”主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事物的“名”与“实”相符合。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
“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
1939年2月20日在《致》的信中对孔子的“正名”思想作过评价，其中说道，孔子的“正名”思想，“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孔子的“正名”思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说，孔子的“正名”主张，“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意思差不多”’。还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在看来，“正名”主张，从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说，也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建设，明辨是非真假，坚持理论之“名”与实际之“实”相符合，以真正切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指导现实的实践。他晚年尤其重视“名”(理论)的指导意义。他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虽然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左”的偏差，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实际上也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如果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他曾以苏联的赫鲁晓夫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言论为例，在肯定的意义上引用了《论语》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话。他说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的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讲无产阶级，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事实证明，的这些话确实是寓意深远。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没有正确的是非标准、曲解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因此，孔子的“正名”思想对于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积极的启示意义。首先，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基础和核心部分是政治教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旨在突出以“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教育。因而政治观教育是一个重要方面。相应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教育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民进行思想观念的教育。就是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当成马克思主义来宣传。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名不正而言不顺”，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混乱。譬如，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关系呢?这本来是一个老问题了。西方“马克思学”把人说成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性的抽象主体。指责马克思主义是所谓的“入学空白”。于是，在近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思潮中，一些哲学人本主义学派，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就把自己的理论抹上马克思主义的油彩，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趋向十分明显，出现了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仅西方，在东方也出现了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哲学人类学派”、捷克的“存在人类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等等，这些理论虽然名称各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以抽象人道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它们都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来谈论“人”。这种人学观念，尽管语词华美，却往往会漠视现实社会中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但它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不可能相互包含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会承认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些人对“以人为本”含义的理解，也误人了“人本主义”泥坑。例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最高体现，把我们社会生活中人道主义原则的实践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目的的实现。似乎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在宣传“以人为本”的政策，实际上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之目的相去甚远。因为如果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界限，或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也就等于否定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那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性和主体地位，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多样性里面，也有个主次问题。坚持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能只要多样性，而没有了主导性和主体性；否则，就会带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后果。譬如，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以资实现之用，那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应该大力提倡的。但是，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的时候，却不能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和合”思想说成是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因为这样以来，事实上是以“和合”哲学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指导作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实践。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只是和谐思想的一个文化渊源，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上，其地位是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论相提并论的。再如，我们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既要讲矛盾的同一性，又要讲矛盾的斗争性。但在矛盾的二重性里面，也有一个主次问题，那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始终是第一位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是第二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能随意的。但在实践中，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却忘记了这一点，讲对立统一规律，只讲“同一”，不讲“斗争”；只讲“和谐”，不讲“矛盾”，把同一性说成是矛盾的绝对的、主要的方面，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和合”运动的结果。这在实际上就等于更改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观上就会导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这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相违背的。还有一些人在宣传和谐社会思想时，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譬如，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把和谐社会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论证和谐社会的建构思想，而是借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的几个所谓盛世王朝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来比附“和谐社会”，描述“和谐”盛况，而完全没有了“社会主义”的观念。这样一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似乎是在向古人复归或是在向西方社会形态靠拢等等。如果这样来诠释“和谐社会”思想，不也就是“觚不觚。觚哉!觚哉!”了吗?这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果，就是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所以，我们在宣传和解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时，一定要注意做到“名符其实”。这个“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在评点孔子的“正名”思想时，曾经指出“实不明则名不正”。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就会带来“名不正”的后果，以不正之名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把社会主义实践带入迷途，以致扰乱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内容；另一方面，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及时地对人民群众进行“名符其实”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指导新的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数学思想方法是前人探索数学真理过程中的精髓。而数学思想,是指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反映到人的意识之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它是对数学事实与数学理论的本质认识,是知识中奠基性的成分。首先,数学思想比一般说的数学概念具有更高的抽象和概括水平。其次,数学思想、数学观点、数学方法三者密不可分。如果人们站在某个位置、从某个角度运用数学方法去观察和思考问题,那么数学思想也就成了一种观点、一种认识。数学思想是对数学理论和方法在更高层次上的提炼和概括,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数学思想具有概括性和普通性,而数学方法它具有操作性和具体性。作为数学思想,它不仅比数学方法处于更高层次,而且是数学知识、数学方法的精髓和灵魂,其运用和发展有助于知识得到优化,有助于理性认识迅速构建,有助于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数学思想与数学方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数学思想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性,数学方法具有操作性和具体性。数学思想是数学方法的理论基础和精神实质。数学思想都是通过某种方法来体现,而任何一种数学方法都反映了一定的数学思想。高职数学中的基本数学思想有:(1)符号化与变元表示思想。包括符号化思想、换元思想、方程思想、参数思想。(2)集合思想。包括分类思想、交集思想、补集思想、包含排除思想。(3)对应思想。包括映射思想、函数思想、变换思想、数形结合思想。(4)公理化与结构思想。包括基元与母结构思想、演绎推理思想、数学模式思想。(5)数学系统思想。包括整体思想、分解与组合思想、状态运动变化思想、最优化思想。(6)统计思想。包括随机思想、抽样统计思想。(7)辩证的数学思想。包括数学范畴的对立统一、普遍联系相互制约、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数学化归、极限思想。(8)整体与局部思想。高职数学中所蕴含的这些丰富的数学思想,它们与其基础知识、基本方法一起构成了高等数学的主要内容。同时,又由于这些思想往往隐含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里,也就伴随着数学思想产出、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数学思想其内涵也是会更丰富的,内容也是会不断的延展的。
2数学思想对高职数学教学的启示
2.1数学思想在数学教材内容体系中的呈现
高等职业院校的数学教学是以应用为重点,必需够用为度,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因此,使学生掌握日常生活、生产中必备的数学知识,能以数学为工具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应作为高职数学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数学方法是指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包括数学内部问题和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方式、手段、途径等,其中包括交换数学形式。但数学教材并不是这种探索过程的真实记录。恰恰相反,教材对完美演绎形式的追求往往掩盖了内在的思想方法,颠倒了数学真理的发现过程。整个高等数学其主要思想观点就是运动与变化的观点,以运动与变化的观点去考察问题,从运动与变化中去认识事物,这是唯物辩证法在数学中的反映。例如,高等数学就是从圆的内接正多边形面积的变化中去认识圆的面积,从割线运动中去认识切线,从平均速度的变化中去认识瞬时速度等等。而初等数学基本上不涉及运动与变化,只是在几个相对固定量的关系中从已知求未知。研究对象从初等数学主要研究常量的运算和固定不变图形的性质,反映运动与变化的数学概念是变量与函数,到高等数学是以变量及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函数作为研究对象。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是极限,这是因为在数学和科学技术应用发展中,所带来出现的问题表现出的矛盾,如“曲”与“直”、“均匀”与“非均匀”等等,虽然各自的具体意义千差万别,但表现在数量关系上都归结成“近似”与“精确”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就是极限方法,借助于这实质上深刻的辩证法,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定不变的事物是过程、运动的结果。高职数学内容全面,结构严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初步获得从数和形两个方面洞察现实世界、用数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它能提高学生的科学和文化素质。找到他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调动和激发学生在教和学中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能,为学生后续课程学习的奠定必需的数学基础。使学生明白高等数学这门课程正在渗透到许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当中。高职数学既是工具,又是文化,学生自身也要加强对高等数学应用能力的培养。才能获得掌握和认识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强有力的工具。教师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应使数学思想的精神得以完整的体现。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一个较为完整的数学知识体系。
2.2数学思想是课堂教学实施的精髓,是学生能力培养的核心指导思想
数学既有一般科学的特征,又具有横向移植的特点,因而在整个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应用。数学方法是指用数学语言表述事物的状态、关系和过程,并加以推导、演算和分析,以形成对问题的解释、判断和预言。数学思想以解决问题为根本,指导人们从数学概念、命题、规律、方法和技巧的本质认识中获取解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或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问题的具体途径、策略和手段。数学是集严密性、逻辑性、精确性和创造性与想象力与一身的学科。它的这些特点决定着高职数学教学培养目标是使受教育者不仅具有一定的数学素质和应用数学知识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要使学生通过学习数学,更具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能力,将抽象性的逻辑思维和创造性的发散思维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应用数学知识去解决现代科学技术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进入高职学习的学生,他们在面临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形式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目前对于入学的高职学生群体中体现入学起点较低,中学数学基础知识的能力水平参差不齐,由于高职数学要求的是“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须够用为度”教学原则,教学时间和教学内容上都进行了压缩和调整,对教师要求备课中要深入钻研教材和参阅有关参考材料,要善于从具体的数学知识中挖掘和提炼出数学思想方法,要预先把全书、每单元章节所蕴涵的数学思想方法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搞明确具体,然后统筹安排,有目的、有计划和有要求地进行数学思想方法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首先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要注重运用启发式教学原则,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备课充分、规范,教学态度端正,治学严谨,关心学生,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教师在教学应教育学生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调动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深刻去体会数学思想的作用和意义,逐步形成良好的学习能力,锻造学生的辨证观。例如,导数概念在工程技术上更多的是被称为在一点的变化率,在数学课上强调这一点,可使学生迅速地接受专业概念的数学描述;另一方面还要对数学概念的实质分析透彻,以使学生能够意识到哪类专业问题可以使用相应的数学概念去表述,应用相应的数学知识去解决。对于习题课的教学中,要尽可能注意避免陷入模式化的算式形式,着重要以应用为中心,生动活泼地突出应用,引导和启发学生运用数学思想和方法去思维,而去解决实际问题作用,也还要能使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意识到数学的意义,从中领略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2.3数学知识背景学习能深化学生对数学思想的认识
学生在数学教学过程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教材是按知识的体系编写的,是逻辑的,严谨的。对于知识产生的背景和解决的过程介绍的甚少。适当地给学生介绍有关数学发展史,适时开展一些数学讲座如“数学热门话题”,“数学史上的三次危机”等,开阔学生眼界。在高职数学教学中适时去介绍和挖掘教学内容与所学专业和实际生活中实例的联系,也会对学生学习数学知识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他们也能够形成良好思维和学习兴趣也有帮助。这样既能突出高职的培养目标,学生充分了解数学的发展、数学的价值,培养学生战胜困难的决心,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2.4数学思想对教师素质的要求
数学知识在当今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也在不断的知识扩充和延展。对于我们教师来说,自己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从来都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同时,数学教师还应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人格魅力,以增强数学教学的实效性。这样的高职数学教学中,自然也会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会更高。面对高职学生的能力培养,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让教师和学生都要意识到数学知识的传授和学习,不单单仅是各自单方面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对学生的数学素质、科学的思维能力建立与培养的过程。这样才能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出基础知识扎实,应用能力好,具有良好品格的高等技能型适用人才。
墨子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墨家文化的创立者和践行者。墨子不遗余力地宣传墨家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使得墨家与儒家在战国时期并显于世，“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成为独尊，而墨家逐渐式微，甚至一度成为“绝学”。墨家文化与儒家文化不同，它是中国劳动大众的智慧结晶，它虽不为古代统治阶层所赏识，但其兼爱利民的思想和行侠仗义的典故却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劳动大众的国民性养成。梁启超在其《墨子学案》中指出：“今日之匹夫匹妇，曷尝诵墨子书，曷尝知有墨子其人者，然而不知不识之中，其精神乃与墨子深相悬契……乃墨翟、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诸圣哲，溅百余年之心力以莳其种于我先民之心识中，积久而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继继绳绳于天长地久，未始不赖是也。”“我国人两千年来言军旅之事，其对于开边黩武，皆轻贱而厌恶之；对于守土捍难，则最所尊崇。若关羽、张巡、岳飞之流，千百年后妇人孺子犹仰之如天神者，皆损躯于所职以卫国土御外难者也。此种观念，皆出于墨子之非攻而尊守。故吾国之豪杰童话，与他国多异其撰。故吾国史迹中，对外虽无雄略，且往往受他族蹂躏；然始终能全其祖宗疆守勿失坠，虽百经挫挠而必光复旧物者；则亦墨子之怯于攻而勇于守，其教入人深也。而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而我族所当发挥其特性以易天下者也。”
二、墨家的艺术教育思想
墨子是与孔子齐名的著名教育家，墨家弟子众多，《吕氏春秋•有度》云：“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云：“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墨子在长期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墨家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墨子在艺术教育的功能、意义、作用、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也有独到见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墨家艺术教育思想，成为墨家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艺术特别是民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中国艺术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一）关于艺术教育的功能
艺术教育的功能是指艺术教育活动的结果和作用。墨子认为，艺术教育的功能是教人“为义”（《墨子•尚贤上》，以下只注明篇名），即通过艺术修养和教育，培养和塑造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有用人才。“义”，就是“爱人利人”（《法仪》），就是“爱利天下”（《尚同下》），“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下》），“相爱相利”（《法仪》），“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为义”，就是做“爱人利人”的事，不做“恶人贼人”（《法仪》）的事。其中，墨子所谓的“利”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互利互惠的实利，它以互助互爱的“兼爱”为基础，即“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中》），“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另一种是指天下之利，即“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经说下》），“利，所得而喜也”（《经上》），“害，所得而恶也”（《经上》），“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总之，在墨子看来，利以爱为基础，爱以利为条件，爱在利之中，利也在爱之中，义与利是统一的，爱与利也是统一的。墨子在劝人学习时指出，教育和学习都是“为义”，“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公孟》）。教师和学生是艺术教学过程中的主客体，双方都是从事“为义”的共同体，而且，“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亦进哉”（《鲁问》）。艺术教育的教师既是“为义”之人，也是教人“为义”的人，是对社会有大贡献的人。
（二）关于艺术教育的目的
艺术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艺术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墨子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影响人和发展人，陶冶情操，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贤良之士”（《尚贤》），为服务和改造社会“献贤而进士”（《亲士》）。“贤良之士”又叫“兼士”（《兼爱下》），就是“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天志中》）的人，这种人被墨子称为“国宝”（《亲士》）。通过艺术教育，可以健全身心、陶冶情操，使其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和国家服务，为构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三）关于艺术教育的基本观念
1.墨家倡导艺术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竞为义”（《尚贤上》）。明确艺术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墨家艺术教育的首要内容。墨子认为，人们通过艺术修养可以成为“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修身》）的人，但他明确指出，艺术教育的最终目标不是比谁的艺术技能高，而是“竞为义”，是比谁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大，谁能为集体争光、为社会造福，这与现代艺术教育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墨家积极倡导“以爱人利人为荣、以恶人贼人为耻”的荣辱观，努力培养团结互助、“相爱相利”的团队精神，坚决反对自私自利、“相恶相贼”（《法仪》）的卑劣行径，这与现代艺术教育提倡团队合作精神、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也是相一致的。
2.墨家倡导“主动施教”的艺术教学观。墨子在其一生上说下教的教育活动中，一贯坚持“有道相教”，强调“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公孟》）。墨子还以撞钟为例，强调主动施教对影响他人和改造社会的重要意义，明确反对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公孟》）的被动施教行为。墨子认为，被动施教与“隐匿良道不相教”（《尚同上》）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施教者的失职和耻辱，也是造成教育缺失、引发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艺术教育作为教育之一种，同样以升华人性、健全人格为目标，如果坚持被动施教或者“隐匿良道不相教”，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上》）。
3.墨家倡导能够改善民生、提高生活水平的艺术活动，提倡勤俭节约的艺术消费观。《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墨子的观点很明确，凡是有利于人的艺术和技能，就是巧妙的、有益的；凡是不利于人的艺术和技能，就是笨拙的、无用的。墨子认为，在战争连绵、生灵涂炭的大环境下，摆弄飞鸟玩具既解决不了“民之巨患”，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而且“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是雪上加霜，而非雪中送炭，所以要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节用上》）。墨家这种“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艺术消费观，与现代艺术界所提倡的普及低碳型艺术项目、节约办大型艺术活动的理念是相一致的。
4.墨家倡导“贵义”（《贵义》）的竞技观。“贵义”就是以义为贵，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贵义》），而且，“义，利也”（《经上》），义就是利，是天下之大利。军事艺术竞技是古代艺术竞技的一种形态，在《墨子•鲁问》中有这样一个典故：公输子为楚国制造了大量先进军事器械和装备，并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公输般以自己精工善作，对墨子说：“我的战船有钩镶，不知道你的义有没有钩镶呢？”墨子说：“我行义用的钩镶，要比你在战船上用的钩镶好得多。我的钩镶是用爱和恭敬制成的，不用仁爱作钩镶，人们不会和你亲近，不用恭敬作钩镶，人们就会傲慢无礼。互相亲爱、互相恭敬，才可以达到相互受益。现在，你用钩镶去钩住别人，别人也能用钩镶来对付你；互相钩，互相镶，就是互相残害。所以，我行义的钩镶，比你在战的钩镶要好得多。”公输子在墨子面前炫耀自己的技艺，却被墨子用“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的“贵义”观所驳倒。公输子在与墨子面对面模拟攻城守城的竞技（参见《墨子•公输》中“墨子止楚攻宋”的典故）中失败之后，就不再制作军备竞赛的器械，而是专门从事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技术发明和艺术创作，造福社会。
（四）关于艺术教育的方法
1.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学生自身特点加以培养和塑造。在《墨子•耕柱》中记载的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个道理：“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注意从施教对象的实际出发，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主张艺术教育要与学生的个人实际水平相适应。
2.提倡专心致志、量力而行，反对三心二意、自不量力。在《墨子•公孟》中记载的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个道理：“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墨子弟子在求学时，又向墨子请求学射，墨子说：“不可以，凡是有学识者都必须量力而行。战士在战场上都做不到既要打仗，又要救护伤员，而你们又不同于战士，怎么能同时做到既要完成学业，又要学习射箭呢？”墨子认为，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要专心致志、量力而行，做力所能及之事，一心不能二用，不要自不量力、盲目行事。
3.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统一。墨子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修身》），既强调艺术理论教学的重要性，又重视艺术实践教学的实效性。同时，墨子要求弟子们严格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即“合其志功而观”（《修身》），把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统一起来。墨子强调“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上》）的做人原则，注重培养和锻炼弟子们的意志，要求弟子要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故墨子门下多侠士和勇士，“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成就了一大批甘于“为义”而牺牲的社会精英。
4.把科学思想和科技内容融入到艺术教育中。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富有科学精神、最注重科学方法的一家，墨家主要科技著作《墨经》是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集合，所涉及的学科门类有辩学、哲学、光学、力学、数理学、几何学、心理学等诸多方面。墨家把科技知识（包括生产和军事科技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融入到了艺术教育中，目的是使“兼士”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健全身心、陶冶情操，同时真正掌握“各从事其所能”（《节用中》）的实际本领。这种方法既是对中国传统主流艺术教育的补充，也与现代艺术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大趋势遥相呼应。
5.要求学生勤于思考，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在《墨子•公孟》中记载的一段对话，说明了这个道理：“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墨子问儒家学者为什么要作乐？答复是作乐是为了作乐，这好像问为什么要盖房子？答复是盖房子是为了盖房子一样。这种答法是不能使受教育者得到“知其所以然”的知识的。由此可见，墨家这种勤于思考的严谨学习法，是高于一般儒家学者的。
三、总结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以人为本
当前，国际形势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趋势，国内进入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刻。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出现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变化剧烈，生活质量差距过大，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出现。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个与传统环境大为迥异的新环境。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增强实效性，保持和发扬其优势作用，就必须要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引入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发展诉求
人性化表示的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向合乎人性要求的性质或状态的转变，就是以人为中心，依据人性发展的需要，以人性的和谐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人的发展需求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与一般动物相同的求生本能和生理欲望，同时人又具有超越物欲的精神追求。现实中的人的需求是前者和后者不同比例的组合，也就是说人既有物性，又有人性。人的物性包括了人的生理、身体属性，而人的人性则在于其精神层面的存在。正是由于人性的复杂从而导致了育人的复杂，而作为育人之核心的育德自然远比制器、造物要复杂得多。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道德规范，对人们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教育影响，使人们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应当“以人为本”，是指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注重从人的本性出发，以促进人的人格完善和全面发展为特定目标，体现对人的尊重和信任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归宿。
其一，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人类知识的激增，通讯与传播技术的发达使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路径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受教育者来说，在吸收知识的同时，需要增强选择和判断能力；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趋势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信息量的增大使得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都存在局限性，教育者传授给被教育者的知识也必然具有有限性，并且面临被淘汰、更新的局面。如果教育者仍然以所谓的条条框框为指导，一味地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灌输，将使得受教育者既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又会对现行的教育产生抵触。
人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积极向上的，其动力来源于自身的内在需求。人在社会活动中通过行为不断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作为教育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关注和关心受教育者的内在需求，进而调动其积极性，使其主动开展学习，成为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当前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教育者在受教育者面前始终扮演着权威的角色，受教育者大多缺乏挑战权威的意识和勇气，缺乏探索精神，有的甚至只是接受灌输甚至唯唯诺诺。而作为社会发展所需求的创新性人才恰恰需要探索精神，敢于质疑权威，敢于对旧的框框提出疑问，才有可能激发新的知识的创造，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因此，要使受教育者具备此种基本素质，就应该摒弃以往那种总是以固定的标准来简单地判断受教育者行为正确与否的陈旧教育方式，必须从他们的内在需求出发，实施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发挥出自身的积极性。
其二，人自身发展的呼唤。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充分发挥出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启发引导，促使他们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把握住自身发展的主动权。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不屈从于其它任何活动和条件，能为个人驾驭。人对自身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自觉遵循，人对自身发展的主动权的获得，是人的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人的自身发展呼唤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他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不难发现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往往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绝对地对立起来，强调将群体利益高于个体、自我利益，忽视了个体的存在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缺位与定位
（一）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缺位
人的存在价值不在于接受和适应已有的一切，而在于为“改造”、“超越”的目的而善于利用已有的一切。[3]长期以来，在片面的价值论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重教育的主体、轻教育的客体，强调教育者的权威和受教育对象的绝对服从。观念的说教、规范的灌输、行为的约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表征，作为受教育对象的人被异化成为消极被动接受社会规范的工具。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普遍缺位，给学生的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对受教育对象物质需要的忽视违背了人的自然性。物质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人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离开衣、食、住、行、用等物质资料，人就无法生存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和欲望受到激发，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得社会物质财富大量被生产出来，人的物质欲望的满足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重精神，轻物质”的倡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导致人们的思想抵触。
2．对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的忽视违背了人的社会性。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家庭教育的作用，轻视社会影响的后果，仅仅片面的强调学校的教育功能，将学校与家庭、与社会隔离开来，用一元的价值观念和规范标准试图去封闭受教育对象的思想。不可否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于学校内外教育理念、内容的趋同，这种教育方式是有效的。但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受教育者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思潮的冲击。西方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消极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果在社会负面影响冲击下，会逐步地被消解甚至被背弃。
3．对受教育对象主观能动作用的忽视违背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世界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构成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使人具有了理性需要，从而具有了为自身发展而努力的可能性。人不是一种由外部条件盲目支配和随机支配的存在物，他始终具有一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指向性，现实存在的一切永远不能满足人，人永远要去改变它。
（二）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定位
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以维护人的权利为准则，以人性的要求为尺度，以服务于人为价值，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人性结构的优化、人性培育的全面为目的，尊重人的独立人格，发挥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注重发挥人的潜能。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从人性出发，关注人性，尊重人的需要，激发人的潜能。人首先是一种实然的存在，具有一定结构的高于动物的潜能。创造性、自发性、个性、真诚、关心别人、爱的能力、向往真理等，都是人类自身具有的胚胎形式的潜能。但是这些潜能仅仅是人类体内一种类似本能的微弱冲动，如若要将之转换为现实，则需要在教育过程中不断对其进行引导、发展、完善和巩固。要发挥这些潜能，一要营造相适宜的发展环境，包括学校，社会以及家庭环境，还包括我们的网络环境；二要有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受教育者因材施教，使每个人的潜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三要有科学的教育内容，必须是在人类整体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精心挑选出来，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精神与经验。
2．注重引导、完善人性的建构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文化与情感的传递、内化、融合和创新使作为个体的人社会化，使个体拥有社会所要求具备的知识、能力、道德品质、行为规范等的过程，其根本目标是引导个体完善人性的建构与发展，是把主体价值的培养放在根本位置。强调主体价值并不是要排斥知识，而是把知识结合于价值意义关照之中。由此，对受教育者情感、意志等品德的培养也必然得到关注，这样才能培养出相对完整意义上的人性丰满的人。
3．注重发现自我价值和全人类的价值。每个人生在世界上存在都有一定的价值。人本主义者从人的本体出发，认为人的终极价值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高度发达，世界实现大同，人是自己与世界的主宰。前者重视人的内在价值，后者则在肯定人的内在价值的同时，强调人的外在价值，认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内在价值是外在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外在价值是内在价值的实然表现。但是，上述人的价值不是短期内能全部得到发现和认识的。要全部发现和发挥人的价值，必须借助于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不仅让人实现知识的获取，同时教会人如何生存，如何适应环境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其次，引导人们更好地发挥创造性、主动性，从而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体作用。这样，人就能逐步发现自己所应有的内在和外在价值。
三、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单一封闭的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大众传媒的悄然兴起，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受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方式，能充分展示思想政治的合目的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生动性，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学生主体性日益增强，个性日趋丰富，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塑造人性的本质。要达到人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必须从多方面努力。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以人为本是贯穿于人的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以人为本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是具有独立人格、有需要、能动的、有创造性的人。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注重社会价值，忽视个体价值；在教育的过程中，受教育者被物化并按一定标准来打造。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则承认教育对象的人性，相信受教育者是具有积极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完整生命体，如布伯所说的，受教育者“具有潜在性和现实性的特定人格”。[4]只有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把人性本身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才能以人性化的方式对待受教育者，与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从根本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化。
同时，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肯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其核心就在于对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的肯定，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活动，人的成长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使人的自我价值不断升值或增值的过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性不再是管理、控制、约束，而是对人性的唤醒和对人性的尊重。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赋予受教育者的精神素养、心理素养和创造能力，即通过提高人自身的素质而体现出自身价值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更多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信任人，培养人的独立个性和创造精神，通过提高人的自身素质，去促进人的发展。（二）培育人性化的育人环境
育人环境的人性化是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助外界环境（自然条件，社会条件），促成人的良好品格的形成。儒家正是依据这一认识，提倡教育者应该主动创造优越、良好的外部的环境，使受教育者从中受益。如荀子认为“捧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5]认为好的环境，对人产生好的影响，久而久之，可以塑造良好品格。
我们现在强调的育人环境，主要是要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尤其是在学校，特别要注重加强校风建设。校风是学校长期育人实践所积淀的共同心理定势、心理特征、行为规范和精神追求，对学生起着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只有置身于健康向上的校风中，通过耳濡目染和内心体验，学生才能得到心灵的感染、情操的陶冶、真理的启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同时，在育人环境中要注意营造人性化的氛围，以人性化管理的实施为龙头，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带动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的营造，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三）优化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
1．要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机制。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机制主要是指教育者遵循人的思想、行为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按照社会和组织的要求，通过各种有益的方法，满足受教育者不同层次的需要，从而激发、鼓励人们在学习、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理想的激励模式应该是受激励者经过努力后所达到的绩效正好符合激励者预先设置的目标要求，同时又正好满足受教育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促进社会需求和个人需求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摒弃“空洞的说教”，重视对人的实际需求，关心受教育对象的切身利益。我们只有通过保证受教育者的正当利益，把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激发其工作热情，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目标。当然，在考虑受教育对象的正当利益时，应当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满足个人的持续性需要。
2．改良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既是教育者按照社会要求积极组织、实施教育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基于自身的内在需要，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动地选择教育影响，同时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应是运用理由充分的道理、话语，通过信息符号的传递去影响他人使之信服的教育实践过程。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说服人们的过程，要以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为原则。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充分尊重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不以势凌人，不以理压人，不以教育者自居俯视受教育者，要与受教育者在同一平面上，并且给受教育者说话的机会，逐步引导受教育者提高认识。
（四）丰富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人性化，就应该根据不同年龄段教育对象的心理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内容，促进教育对象身心健康发展。为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调整的需要，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结构优化，层次合理，重点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实际，多做释疑解惑工作；多用事实来说明处于深刻变动中的当代社会现实，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对于不同地区、人群、阶层、职业、收入等背景的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应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使内容体现层次性与循序渐进性，体现时代性与实践性。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与深入，国际间思想文化交流必将日益增多，必然带来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思想政治教育要促进各种文明的和谐共存，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要加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教育，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激发起全体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尤其要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培养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始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对人的民主法治观念的要求越来越高。思想政治教育要顺应这一历史趋势，把对社会主义公民的民主法治教育列入重要内容，把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公平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诚信意识的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把激励我国公民勇敢走向世界的平等意识和开放意识的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从而促进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思想品德课“回归生活”是针对传统德育“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封闭性弊端提出来的。传统德育以“理想化”的培养目标、单调的课程结构、僵化的教育过程、消极的评价体系，导致思想品德课教学与生活缺乏联系，不能满足学生生动活泼发展的内在需要，影响了教学目标的达成。
目前，思想品德课教学效益低下，最终应归结为知与行的严重脱节。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先行德育的“理想化”，过于注重“未来”，而忽视了“现在”（即现实生活），从而使思想品德课脱离了生活实际，进入困境。笔者认为让思想品德教育回归生活，才会有知行和谐统一的可呢，才会使思想品德课成为学生喜欢的一门生活课程。
那如何使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回归生活呢？
一、思想品德课要与学生的生活密切关联，使生活成为重要的教育素材。
传统的思想品德课注重服务于未来生活，远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它不仅使学习活动与学生的生活实际隔离，也与学生本来的
发展相去甚远。为了改变传统的“说教”，就应当使课程和学生的生活实际相关联，缩小与学生的距离，为学生的知行合有搭起一座桥梁，使它们得以沟通。
1、发挥时间上的近距离效应。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品德课的最大特点，当今世界的社会现象千变万化，学生生活在充满各种信息的社会里，适当引入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会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助于目标的有效达成。如《让世界充满爱》一课，就可以利用国际红十字会对我国特大洪水援助，或北约轰炸南联盟引起世界各国的公愤等材料。这比材料中的朝鲜战场上罗盛教的事迹和抗日战争时期白求恩的故事内容更贴近学生。选取学生听得到、摸得到的例子，学生不会产生一种“虚幻”的感觉，有利于提高学生课堂教学的“真实性”。
2、空间上舍远求近。由于思想品德课教材选的例子都是些“常识性”的例子，不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发挥，因此我们不妨举一些身边的例子。如《神州巨变》可以用家乡农村生活的改善、乡镇企业的腾飞、学校面貌变化，让学习走一走、看一看、算一算，真真切切地去体会神州巨变，这毫无疑问的比课文中数据要更有说服力。
3、思想上避虚求实。信息时代的学生见多识广，思维活跃，开放社会里的各种社会现象，如腐败问题，拜金主义，分配不公等问题尽收眼底。学生希望老师给予解答，但又不希望老师讲大话、空话、套话。如《做一个诚实的人》教学，在学生的头脑中已存在“老实人吃亏”“说真话倒霉”等消极观念，课堂上就要允
许学生暴露真实的思想。先让学生说出阴暗的一面（占了小便宜，产生危害）；再让学生例举光明的一面（老实人吃亏是暂时的，社会上诚实的人是主流）。在这种真实的心灵撞击中树立正确的观念，激起学生对弄虚作假的憎恶。
二、学科的系统教学与生活的随机教育相结合。
按照有的学者理解，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历史进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或“节点”：一是在人类社会早期，所有的学科都是以一种混沌不分的形态包含在哲学范畴之内；二是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始，若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别开始逐步从哲学概念中分离出来；三是自20世纪上半叶始，各种属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若干学科已经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并在大学中得以最终确立；四是自20世纪后半叶始，为了能够解决各种更加复杂的问题，学科发展又再次表现出某种新的融合发展趋势，即许多在历史上产生的一些传统学科之间又被不断地打破界限，其中一些新型的交叉学科和跨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开始大量出现，并且也日益在大学中确立了学科的合法性地位。也就是说，从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它的发展是大致从所谓的“合”到不断的“分”，现在又正在走向新一轮的“合”。当然，这其中的两个“合”的含义应当明显不同，前者是一种混沌不分的“合”，后者是指在承认学科分界的基础上又能够不断打破学科边界的学科融合意义上的“合”。后一种意义上的学科融合应当是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当然也是科学创新和学术创新的重要路径和重大方式。同时，在这种学科融合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能够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目标导向，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应该承认，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日益出现的这种高度交叉、渗透和融合的发展趋势，不仅是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具有更多的需要与更高的要求，而且是因为越来越明显的人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全球经济、科技发展大潮下的必然产物。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依托的学科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应当不仅仅是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而且是党中央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需要；也不仅仅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而且是服务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最终教育目标的需要。
然而，在学科发展的历史视野中，这一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新型学科的生成也应当是多学科融合发展的需要和产物。其中，应当主要是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不同独立学科、专业或研究方向等融合发展，进而诞生出来的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特征的学科，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注重整体性，即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精神实质与理论体系，并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先进成果及时地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学科。故此，我国已有学者发出了“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协同创新”的呼声，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是要注重学科上的集群作用，就是要能够善于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学科本身局部性和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就是要克服单独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试图解决整体性社会问题的困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是要探索与实现多种不同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和路径，就是要推动不同学科的实质性整合和融合。事实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不能仅仅依赖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特别是同这一学科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以及中共党史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也显然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因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需要涉猎广泛而深刻的思想理论内容，它需要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与大量有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知识紧密有机地联系起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依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一门具有显著人文社会科学特性的科学，其本身需要具有广度、深度和水平都比较高的知识内容，即它本身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密不可分和互相渗透的。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生成和进步必须依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必须紧紧跟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轨迹，并不断从中汲取新信息新营养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自然也应该不断增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与素养，即需要通过深入掌握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人文社会科学中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仅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能有效地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进步。此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也是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重要知识基础。因此，在学科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主体应当既需要专任思政课教师努力扩大知识面，也需要其他学科的专业教师或有其他学科知识背景的教职工兼任与参与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之中来。同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内容应当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知识内容，也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内容；既需要相关理论知识，也需要相关实践知识。这些也都是“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的内在要求和本质规定。
二、特殊背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双重功能的诉求
毋庸置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具有双重功能：既有意识形态功能也有非意识形态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所谓意识形态功能是指它的政治性、阶级，即它一定是明确地为实现某个特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其根本作用就是在于能够维护一个社会特定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而所谓非意识形态功能，则是指它的非阶级性、全民性、普遍，也就是说，它可以满足为所有类型的社会和特定社会中所有的人服务，其根本作用实质上就是有效地维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和进化。同样，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就在于代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定性质和主要方向，并处于教育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其非意识形态功能则在教育教学中处于某种从属地位，即它不能超越或背离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必须能够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需要。当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双重功能最终表现为服务于“全人”教育的根本目标，服务于“个性全面和谐发展”即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即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不同于一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它既有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意识形态性方面的功能，也有学术性、知识性、社会性、人文性方面的功能，并努力将前者融于后者之中，并以后者的呈现作为促进与确保前者的实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根本目标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的思想，就是能够正确引导和切实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高尚的信仰和正确的政治价值观的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就是通过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树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引导与帮助大学生掌握社会规律和人生规律，预测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满足大学生求真求发展的需要；就是通过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教育人和培养人，通过解决人的思想问题，使大学生从各种思想困惑中解放出来，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接近真理和认识真理，转变错误和改正错误，引导和帮助他们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共处；学会打开视野，实现丰富知识和增长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目标，从而满足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需要与生存需要。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充分体现在目前各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具体内容与目标之中。然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非意识形态功能也需要体现在各门课程中的具体内容与目标中，体现在我们不仅需要培养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也需要培养大学生心理素质、人文素质、科学素质与社会交往素质等内在目标要求。显然，这些内容与目标显然是不能仅仅依靠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所提供的知识来实现，还必然需要联系更加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乃至自然科学知识。我们认为，只有在“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至自然科学知识融合起来，才能把人类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与科学知识辩证地联系起来，把人的精神世界生活升华与健全人格的塑造真正地统一起来，把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只有在“大思政”教育教学模式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能有效地引导和帮助大学生培养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真正地助推大学生敢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真正地激励大学生为了坚持真理而不懈奋斗和不惜牺牲；也才能切实培养大学生既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具有解放思想的头脑，既具有踏踏实实的作风也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和创造精神等等。这些目标内容在实质上也是培养大学生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追求“求真、求善、求美”的统一。在这里，“求真”理应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责任和共同目标，因为，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弘扬“求真”，“求真”就是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就是不欺骗任何人。“求真”离不开人文精神，因为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和科学成果运用等诸多环节都需要一定的人文精神，即需要以人为本，需要尊重人、理解人，创造宽松、和谐、民主的人文环境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精神本身也是一种求真的人文精神。当然，人文精神还体现为“求善”的精神，即它反映了世界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它指导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沿着合人道、合理想的目标发展。通过“求真”与“求善”的有机结合，人类又才能达到“求美”的境界。显然，实现这些目标仅仅依靠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也是难以胜任的，还必须依靠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支持与支撑。显然，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以及不同阶段或环节来看，如果出现上述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分裂、相互离散甚至相互排斥、相互对抗，那么就可能无法高效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双重功能与最终目标。
三、直接背景：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困境现状
近些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高校都比较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其效果也有明显提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现状还存在着困境，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和被动学习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产生这些困境的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以及不同阶段的教育教学环节之间缺乏合作、整合与衔接也显然存在着诸多关联。
1．教育教学机构之间的脱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一般主要涉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与日常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部门。前者一般主要承担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任务，比较偏重于理论教育和知识教学，主要受专门思想政治教学机构和学校教务部门管理；后者主要担当大学生的各种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比较侧重于行为教育，主要由学生处、团委等机构管理。由于这些部门在行政上隶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如果在学校层面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途径或有力的协调机制，就很难互通学生实际情况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也必然很难通过相互交流来形成最大化和最优化的教育合力。事实上，在一些高校，有时不同的领导机构之间、教学组织管理机构之间还存在着互相推诿责任的问题，甚至具体实施教学的教学单位之间也会存在着互相转嫁困难问题的现象。比如，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实施大多依托课程组建教研单位，而这些课程之间的内容存在着诸多相互重叠或相互交叉的部分，这就很容易导致具体教学单位和具体教学人员可能出于或是缺乏沟通，或是为了个人便利最大化之目的，也会在不同课程之间经常“转嫁”一些困难问题，即把不太好讲清的课程内容“遗留”给其他课程或者“预留”给研究生阶段。在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教学内容的组织实施方面、在课程网站的设计以及维护使用过程中，各门课程、各个教研组以及各个任课教师往往也会倾向于“各自为政”。
2．教育教学人员之间的分离。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往往具有教学经验方面的优势，而学校的党务人员、团委人员、辅导员等学生工作者往往有了解学生情况多的优势，但前者难以深入了解学生，后者又往往不能直接参与教学，双方优势不经过整合就难以形成互补。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与其他专业教师或管理人员、服务人员之间也存在着分离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任教师的知识面和知识深度是有限的，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所要求的知识广度与深度肯定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些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很难胜任解答学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其他专业背景或承担其他课程的教师往往不会主动积极介入。甚至还存在个别的专业教师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存在着轻视与非难问题，比如，有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苦口婆心教育的结果，会在其他专业教师或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的一句不屑的话语或轻慢的表态中被击得粉碎。
3．教育教学平台之间的断裂。目前，我国高校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基本上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和学校团委、校系有关学生工作部门分头进行，经常出现活动内容重复和浪费资源问题。有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主要依赖学校团委或有关的学生工作机构来组织，但这些机构也往往只是象征性地安排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关的实践活动，他们一般都还要负责组织其他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因而也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实践教育教学资源之间的分离使用，还会造成类似浪费资源问题。此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组织的实践教育教学与校园文化实践教育教学、传统的校外社会实践教育教学与网络实践教育教学、学校开展的实践教育教学与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各界提供的实践教育教学之间也存在着诸多衔接不足甚至相互排斥的问题。如网络传播对于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心理发展、价值观念和政治倾向等方面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表达的特殊性以及网络信息的多元化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传统的实践教育教学难以代替的，它们不仅在效率和功能上存在着明显不同，而且在传播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上也必然会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产生种种的挑战。
4．教育教学内容之间的重复。目前，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中，不同课程之间、中小学的政治理论课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高校不同学历层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社会平台提供的有关思想政治学习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等不同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都存在着内容上的一定重复甚至是明显的矛盾。虽然，原则上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逐步深化，要求中学时期重在明理知事，大学时期重在求是求道，然而，这种所谓“步步高、步步深”的诉求，如果缺乏教学内容有机整合和教学课程之间的充分沟通和协调，教育教学也就往往沦落为“似曾相识的简单重复”，变为使学生没有新鲜感的“炒冷饭”。
一、注重德育内容的内化过程
思想政治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心理学研究认为：在认知与行为之间，个体需要一个漫长的内化过程。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彰显德育教育的主体性，让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与过去相比，现行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可读性较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不妨采用精讲多练的教学方法，多给学生学习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在具体的体验过程中通过动脑思考、动口表达、动手操作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从而把德育过程内化。例如：在学习“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时，设计这样的问题让学生讨论：（1）为什么说不了解过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当前？（2）高中阶段在人生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3）怎样让每个学生在中学阶段得到更好的发展？怎样在激烈竞争的社会发挥一个人的才能？这几个问题，利用学生原有的思想认识很难解决，从而引起学生的共鸣，积极地探究问题的实质，最终成为德育内化的动力。
二、开展形式多样的德育教育活动
新课程标准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在价值冲突中识别观点，在比较鉴别中确认观点，进而有效提高学生理解、认同、确定正确价值标准的能力。所以，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应当较多地采用讨论课、辩论课、演讲课等形式，让学生自由地表达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观点。学生经过自我体验，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大大提升。例如：在教学“传统文化的继承”时，设计一场精彩的辩论赛，主题是“传统文化是财富还是包袱”。教学前要求学生收集有关资料，在辩论中理论指导辩论，事实说明理论。学生带着问题自觉钻研理论、收集事例，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辩论过程中，学生每讲到精彩之处，都会产生思想的强烈共鸣。在这样的辩论过程中，学生学会了如何辩证地看待我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强化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德育教育。
三、德育内容要贴近学生实际
新课改理念下的高中德育教学，要实现从理想型到实事求是型教育的转变。在德育过程中，我们不应该高谈阔论，而应如实地告诉学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思想文化激荡，既有“真、善、美”，又有“假、恶、丑”。要教育他们明辨是非，培养道德选择能力，并且把一些新观念纳入德育范畴，尽量贴近学生。如现代人大多无法拒绝网络的诱惑，那么，如何在信息时代利用好信息的强大功能是德育教育的重大课题。通过课堂教学，学生认识到客观条件虽然是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但是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要注意知行合一，把德育落到实处。德育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过程。让德育的形式相对“隐形”，然后才能事半功倍。情感是德育教育的载体，是感化心灵的无形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情感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德育。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对学生晓之以理，还要对学生动之以情，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品德教育，提高思想认识。
四、通过社会实践进行德育渗透
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思想政治教学不仅是要传授课程内容，而且要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德育教育，如演讲、调查、竞赛等实践形式，更要紧紧围绕思想政治课的有关内容或在思想政治课程的理论教学中，适时、适当地开展活动，通过专题讲座、交流讨论、社会调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例如：在学习“企业经营者的素质”一课时，组织学生讨论曾经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让学生说说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大家认为，诚信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如果牺牲诚信骗取消费者利益获得非法利润，这个企业最终必然走向灭亡。在教学“市场交易原则”时，要求学生观察生活实际现象，讨论菜市场看到的真实情景，甚至编排成小品，由学生扮演角色，使学生通过角色的扮演深深体会到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都应该遵循平等原则。通过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课堂教学结构得到完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得到调动，德育教育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得到有力的落实，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五、在德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高中学生学习压力大，时刻受家长、老师的“监督”，自尊心容易受到打击，心灵容易受创。有的学生因为成绩不太理想，便自信心不足，对前途感到悲观迷惘，常引发自卑、自闭等心理，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容易达到德育教育目的。因此，结合学生的实际，通过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显得特别重要。首先要鼓励学生，让他们充满自信，这是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与自信心相抵触的是自卑感，它是自我意识中的消极因索，处理不当，会挫伤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有害身心健康。因此，要帮助学生克服与防止自卑感的产生，培养与树立自信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主动、仔细地发现他们的闪光点，这样他们才会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其次，要引导学生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培养良好性格，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态度、坚强的意志、积极的情绪，有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学习生活态度与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形成健全人格。总之，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注意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和教学素质，不断探索教学规律，创新教学方法，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的原则，大胆实践，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德育有效性。
本文作者：陈玉工作单位：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