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1 13:54:23
［关键词］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概述
Abstract: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hasbeendevelopingrapidlyinrecentyears.Thecurrentacademicresearchaboutitisascendant.Thearticlesummarizestherecentstudieso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technologyfromthefollowingaspects:origin,disciplinelocalization,developmentprocess,disciplineboard,currentissues,tendencyaswellastheproblemsinthefuturedevelopmentofphilosophyonscienceandtechnology.
Keywords:presentstage;philosophystudyonscienceandtechnology;summary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呈现强劲势头。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发表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使得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专题得到了深入地探讨。文章就近年来有关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一、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科学技术哲学并非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和历史背景，学界从不同视角阐述了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渊源。如学者任元彪从学术渊源上指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主要来自三个方面：（1）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及其学术传统；（2）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传统；（3）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传统［1］。而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根源在“自然辩证法”，他们比较突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演变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从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演变过来的，是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继承和发展［2］。学者吴国盛则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实际上有三种构成因素、三重历史来源，即：（1）德国古典自然哲学；（2）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3）改革开放以来“大口袋”式的整合新学科［3］。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渊源，笔者认同郭贵春等人的观点。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关系密切，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在新时期的时代体现，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富有争议，学者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如学者黄顺基、黄天授和刘大椿在1991年编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科学技术哲学作出了明确的定位。他们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提出的新问题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科技革命条件下的一门新学科。学者刘大椿在2001年出版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又进一步把科学技术哲学定位为“对科技时代提出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要求和挑战的哲学回应”［4］。而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也曾指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科学群或科学部门体系，它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和色彩的诸多科学部门的总称，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学者于棋明据此认为，在自然辩证法旗帜下汇集或孕育、成长以至分化出了许多分支学科，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历史、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科学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5］，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辩证法的分支学科。学者陈其荣则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当代自然辩证法的新范式［6］，这意味着自然辩证法的范式在当生了改变。学者郑毓信则认为，要考虑科学技术哲学的定位问题，就应该认真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认真考虑对包括诸多现实问题进来的种种研究是否能被看成真正的哲学研究？（2）科学技术哲学的现代研究与科学技术活动的距离究竟是变近还是变远？（3）在强调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应当立足于国内的同时，还应当认真考虑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7］。学者吴国盛则深刻地指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实际上存在“名实冲突”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虽然定位在哲学的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实际研究内容却远远大于哲学领域［8］。学者贾北树、陈北宁认为，在定位科学技术哲学时应该强调以下四个方面：（1）继续强调必须在哲学的层面上来建设科学技术哲学；（2）强调在科学的基础上建构科学技术哲学；（3）科学技术哲学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4）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关注现实。从以上众多学者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定位的不同见解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要想对科学技术哲学进行学科定位，至少应该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否从“哲学”的范围内界定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内容，第二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第三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现实性问题。
三、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一般都趋向认同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学者张培富从历史的视角指出了中国20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四个阶段：（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开始传播；（2）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技术哲学及其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3），中国科技哲学惨遭厄运，科技哲学工作受到任意摧残和践踏；（4）结束，中国科技哲学及其教育事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9］。学者任元彪同样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1930年以前的“科学为本”阶段；（2）30到40年代的多种流派竞争阶段；（3）50至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学派成型和发展阶段；（4）8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际化开始阶段［10］。从以上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是指科学技术哲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当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的研究上争议较大，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学者吴国盛在1993年撰写《试论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明确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主张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作为自然辩证法事业大力发展的四大学科［11］。而学者陈其荣则指出，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高度分化和综合的发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科学技术化，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材料和理论思想，使它拓展成为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在内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12］，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哲学应该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几个方面。而从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撰写的《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展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主要板块［13］。学者刘大椿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再度发展时，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比较有共识的内容可归纳为下述几大块：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技术社会研究。他还指出，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演变成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相连结的桥梁。同时他又指出，近10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有了重大突破，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陆续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4］。从以上各位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较大，但是一般比较认同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知识链条的进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需要，科学技术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在工程哲学的研究上，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2007年7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人编著的《工程哲学》成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建立的标志。
五、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尽管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与时代主题紧密相关，但学界关于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的研究也有所差异。例如学者赵景来对近年来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他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2）关于技术的本质；（3）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4）关于科技发展与人文关怀；（5）建构科技伦理何以可能［15］。学者安维复从科学哲学的视域指出了科学哲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科学认识的方法论、科学发现的本质、科学发展的判据、科学的社会监制等问题［16］。学者郭贵春、成素梅、邢如萍指出，就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而言，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方面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他们特别还从技术哲学的视域展现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对技术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17］。学者张明国、崔伟奇、蔡永海分别从自然哲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五个方面总结了当前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还着重指出了他们在技术哲学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在科学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在自然哲学方面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问题；在科学技术方法论方面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在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8］。可以看出，学者对现阶段科学技术哲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与他们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板块界定紧密相关。但是有一点比较明显，那就是学界一般认为“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科学与技术的价值问题”以及“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和文化问题”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热点。
六、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趋势。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学界对这个问题尤为关注，争议较大。例如学者黄瑞雄对学界近年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国内关于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研究分为5种类型：（1）以曾国屏和张明国为主要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技术学；（2）以吴国盛为代表的认为从自然辩证法走向科学哲学；（3）以吴彤为代表的认为走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4）以郭贵春和成素梅为代表的主张保持科学技术哲学的多元性研究；（5）主张继承发扬自然辩证法传统［19］。波士顿大学的华裔学者曹天予对21世纪的科学哲学的趋势作出了预测，他认为科学哲学的趋势大体上有两点：（1）分析哲学的逻辑语言方法要淡出，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兴起，科学哲学要进一步融入科学学；（2）特殊科学的哲学会有很大的发展，物理学上，特别是有关复杂性问题，在生物学上，有关还原、突现、层次等概念的探讨会大大加强。在认知科学上，计算机科学哲学和神经科学哲学都将对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产生重大影响［20］。学者赵跃红通过研究表明，科学哲学有三个方面的自我超越和三个路向，即：一是超越科学共同体这种社会建制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建制——机制视域下的元理论建构；二是超越科学(技术)文化这种文化范型的更大规模的文化范式——机制视域下的(哲学)理性建构；三是超越了语言学、修辞学、解释学的语言学路向,以至超越了整个西方(语言-逻辑的)哲学传统，对于(形式)逻辑范式予以彻底改造的“科学语言”的科学哲学。第一种路向是“科学社会学”的，第二种路向是“科学文化哲学”的，第三种路向似乎更多地承继了西方的哲学传统,并且还将是科学哲学的主流［21］。学者田鹏颖认为，“社会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新视域。他提出，确立社会技术范畴并对社会技术进行哲学反思，开拓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视域。特别是随着工程哲学初步建立，社会工程哲学大有作为，社会工程哲学将成为工程哲学关注的重要内容［22］。
七、新时期科学技术哲学发展面临的问题。21世纪科技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科技哲学的发展也面临相同的境遇。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研究认为，21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一些潜在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哲学要想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其未来发展，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科学技术哲学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学者程倩春、崔伟奇指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面临三个问题：（1）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性哲学反思；（2）对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重新反思；（3）确立知识创新的哲学基础［23］。而学者庞跃辉则认为，以现代科技变化发展规律和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技哲学，无论是从推进现代科技良性运行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是从科学技术哲学自身学科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都必须下功夫解决面临的三大前沿问题：（1）如何认识现代科技和科学伦理的内在关系；（2）如何认识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的内政关系；（3）如何认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的内政关系问题［24］。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在科学技术哲学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方面的意见基本相同，但是对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板块内容、关注热点和走向趋势方面的研究分歧较大。这也正好说明我国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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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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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和他的合作伙伴伍尔加于1979年完成的著作——《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当时，拉图尔和伍尔加深入该实验室对科学运行的过程进行实地考察。该实验室由于发现了促甲状腺释放因子的化学结构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这意味着，拉图尔对实验室的微观研究实际上是融入了该诺贝尔奖的“生产”过程。拉图尔在某种程度上把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看作是一项“描述”的工作：他“跟踪”科学家、“进入”他们的实验室、“观察”他们的工作、“理解”科学的本质。这一独特的路径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域，科学不再是专属于科学家的“神秘活动”，它从神龛上走下来，普通大众也有参与的可能。通过如此之观察，发现科学其实掺杂着许多外部因素，纯科学时代的理想破灭，知识和利益、争议、权力等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混合在一起，更多的“社会”容在科学之中。然后他们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运用人类学的经验方法得出结论：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种微观的实验室研究方法，以“事实”作为落脚点，让哲学家们真正“进入”科学实验中，成为在场的一员，从科学和技术的内部开始剖析发现，科学活动和技术发展渗透了包括社会因素以及自然因素的各种产物，它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内在逻辑，科学活动和技术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特定的社会选取的成果。拉图尔运用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严格遵循了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精髓，解开了科学技术的神秘面纱。试图通过分析科学实践的日常行为来表达普遍的形而上学命题，这种做法是把蒙昧主义提高到了普遍的方法论原则高度。个人认为拉图尔实验室研究的结论确实有些大胆，因为他仅仅依靠“门外汉”的观察和经验，来考察科学技术的全部本质。过分强调描述性的过程，而忽略了科学的实在性。尽管如此，他所做的工作成功阐释了“科学事实”是什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底科学家在做什么，将科学技术完整的还原给予我们。
二、“排除二元对立”：行动者网络理论
胡塞尔经历了一战与二战的苦难，深深感受到技术给战争带来了负面影响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对此类问题胡塞尔称之为“欧洲科学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科学自身的发展，而是欧洲人对科学的片面理解。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长期受自然主义的影响，导致对科学的理解是唯自然科学是从，将人文科学彻底驱逐，科学的范围被人为地缩小，特别是与古希腊相比，科学的丰富性大大降低。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相对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认为这些主义企图用某种学科或理论来取代哲学的地位，片面地鼓吹所谓的科学理性和普适性。胡塞尔呼吁恢复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批判近代作为目的的工具理性主义，特别是排除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现象学的任务就是通过悬搁括号的现象学还原手法，使得哲学真正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恢复真正的理性精神。拉图尔所做的工作正是要排除近代传统二元论的认知模式，行动者网络理论把制作和创造科学知识的实验室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这便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实质所在。打破原有的自然—社会、主体—客体传统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将自然—科学—社会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试图把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和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科学知识生产的自然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相结合，试图说明：在行动者网络中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活动的产生不仅仅取决于自然性因素的影响，也取决于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且取决于社会实体和自然实体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拉图尔完善行动者网络理论从三个方面入手，意图排除传统二元论的桎梏：
一是提出广义对称性原则。拉图尔认为,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对称性原则并不是所说的那样“对称”，而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自然与社会完全处于认识的两极，只能形成一种“单向度”的认识，缺乏联系和互动的作用。“而拉图尔所认为是相对的相对主义，因为在行动者网络中真正克服了强纲领对称性原则的‘不对称’，对称性地看待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和转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以经验的方法描述科学活动中自然和社会的作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拉图尔试图超越相对主义与实在论的绝对对立，将各个要素都纳入到行动者网络之中。这种排除二元对立的模式，是一种‘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混合状态’。”
二是对行动者网路理论中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一一进行深化分析。行动者（agency）包含一切人与非人的存在和力量。指人类行动者时用（actor），指非人类行动者时用（actant），agency=actor+object+actant行动者必须是有行动的，因而要到行动的过程中去寻找。转义者(mediator)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事件，它创造了它所转译的东西，同时也创造了实体并在实体之上实现了其转义者的角色。转义者会改变、转送、修正它们本应该表达的意思或因素。网络(network)是一种行为工作场，它强调过程、互动、流变。使用“网络”这个概念的主要目的是将人类行动者、非人类行动者、转义者等相关要素以同等的地位和身份纳入科学知识的实践这个大环境中，就好比如同网络一般的工作network而不是工作的网worknet。
三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的实际案例：《法国的巴斯德化》。该书成功展示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如何建立成功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得以实践的最好例证，书中揭示了的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室的发展与法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之间的共变关系。个人更愿意把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解为一个DNA生物模型，在基因遗传复制和转录的过程中，携带生命信息的DNA主链打开，RNA则扮演着一个邮递员的身份，在蔓延的过程当中不断地从模板链上游离出来，直至模板DNA又恢复到双螺旋结构，完成基因复制和转录。那么行动者的角色相当于DNA，转义者的角色相当于RNA，发生复制和转录的空间则是网络。这种具象的比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涵，行动者自身没有所谓的“个性”，位于同样位置的行动者将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承载特定的使命履行既定的功能。转义者则与行动者有着区别它发挥着邮递员的功能作用，自身携带的信息也是根据行动者的流变而变化的。网络事实上是让自然—社会、主—客对立得以消解，达到广义的对称性，相互嵌入，共同建构。
三、“意向性分析”：实践建构论
“意向性”是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现象学里，意向（in-tending）是指我们所拥有的与对象的意识关系。意向性是关注于意识行为所指向的某种对象，意向性分析是关注于过程在意识内部，即内在地是什么？这种分析不仅关注所意向的对象，而且关注对象内部之间的关系和外在的相互作用。胡塞尔试图用意向性分析将传统认识论中主客二分的割裂局面相统一，在他看来，我们的意识不仅是对外界事物的记录和复制，而且是能主动认识和改造外界事物的，让意向性来还原所接受到的外界事物的性质，从而把这些性质组成统一的意识对象。行动者网络理论充分体现了拉图尔的实践建构论即寻找新的途经把哲学理念与社会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解决了传统科学知识活动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的状况，真正认清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建构真正行之有效的科学技术。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科学实践的考察来理解和解释科学，代替了传统的预设概念理论来理解和解释科学；用人类学方法代替逻辑实证方法；用描述性语言代替分析性语言。科学是科学的动态的实践过程。这实质上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论转向，即以考察科学活动的动态过程取代对分析科学的静态概念，用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相互建构取代单向度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走出了其的理论上“二元对立”的困境，排除了传统社会建构论主张中不恰当的部分。
四、小结
随着电脑在家庭的普及，大部分学生都已基本掌握了机的基本操作，如果信息技术学科还是仅仅教授学生计算机的操作，已不能满足学生对信息技术这门学科的欲望了。对于已掌握Word、FrontPage、Flash等基本应用软件操作的同学，我们信息技术学科的教学更多的是通过让学生具体创作一幅作品来组织进行。这样教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学生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能力，体现“在做中学，在做中用”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要创作出一幅好的作品，不但需要多种软件共同使用，同时还需要与其它学科进行很好地有机地整合。这样的教学，不论是作品的上（学生可以自命题），还是形式上（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表现方式），都给学生以自由选择的空间，尊重学生的感受，尊重学生的选择，更能体现因材施教的本质，充分发挥每位学生不同的特长，体现学生的个性，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
一、信息技术学科与班会课的整合：
玩游戏．上网聊天是中学生较喜欢的一种娱乐方式，特别是电脑进入教室后，除了教学需要外，也为学生玩游戏聊天提供了方便。如何把学生对电脑的兴趣引导到学习上来呢？为此，我们让学生在校园网论坛上就“游戏的利与弊”谈谈各自的看法，结果很多同学都发表自己的观点：“有的认为有益的游戏可以益智，有的认为玩游戏浪费时间，还有的认为只要处理好时间的等……”总之，通过这次班会课，一方面以学生喜欢的聊天方式让学生自由讨论，自己思考，最后在老师的引导下，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不可沉溺于攻击性的游戏。从而让电脑既成为学习娱乐的好帮手，同时也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自我控制，知道如何正确处理好学习和娱乐的关系。
在教学管理中，作为学校和教师，应该积极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学会协作学习，合作学习，并学会在合作中懂得同学间如何相互尊重，相互欣赏。例如在指导学生作品自评、互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多看别人的闪光点，每一幅作品不可能都是十全十美的，但总有一两点闪光之处值得借鉴，相互启发，结合自己的作品扬长避短，或者多位同学共同合作，技术交流、创意交流、既体现了互帮互助的精神，又能让每一位学生都能不断进步，不论作品还是人品都能越来越接近完美。这样，在学生间就形成积极、愉悦、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又用学生的优秀作品美化机房，让学生体验学习的成功感。
二、信息技术学科与德育教育的整合：
“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而中小学德育任务主要就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人的精神内核。只有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美好的理想，学生才可能有健康、自觉的价值生活，才能有真正合乎道德的行为，也才能做一个符合道德要求的人。在创作作品过程中，学生感到如何确定好的主题是最难的。其实有好多好的主题就在我们身边，例如教室的墙上就贴着“工作着、学习着是美丽的”、“人人都要做好人”等。在教学中我还利用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具体的事例，例如我碰到的一位交警，平时在烈日雨中指挥繁忙的，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还专门抓获一些偷车贼，让失去自行车的失主又能找回自己的马儿的故事，启发学生用作品把生活中美好的人和事表达出来，宣扬人世间美好的道德情操,培养学生要多做好事、善事，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树立健康、向上、积极、乐观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美好的理想。
三、信息技术学科与语文、美术、学科的整合
现在的教育越来越重视美育教育，要培养学生审美、立美的能力，从而促使他们追求人生的健康情趣和理想的境界。而美育又分美育、美育、文化美育等。在信息技术学科教学中又将如何体现美育教育呢？在这方面我作了一些尝试。
杭州的四月是最美丽的季节，大自然是学生审美情感体验的最丰富的源泉。通过自然美的欣赏，开阔学生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性情，增强学生热爱自然环境、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美好河山的情感。市政府又花了大量的投资把杭州西湖装点得越来越漂亮了：南线开通，白堤、苏堤、西湖边都建了很多有教育意义和典故的雕塑、为学校的教育创造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环境，让每一个人在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里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体现了“环境人”的教育思想。
学校组织春游，这一周的信息技术课我就结合春游让学生把春游的感受通过你喜欢的形式表达出来。有的学生用绘画描绘了春天的景致和春游的场景，还有的学生描绘的是心中的春天，让学生在创作作品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对学生进行自然美的熏陶。
现在学生特别感兴趣的还有欣赏和制作flash作品，在指导学生制作flash作品时，我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根据主题配上一些好的名画、优美诗词、和经典音乐，使学生对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优美的文学诗词、名画艺术、以及著名的经典音乐有所了解，有所感悟，让学生在整个制作作品的过程中，既学会flash技术，又接受了艺术美和文化美的熏陶。
美育教育的主要任务还有就是要培养和提高学生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教学中要求学生将自己对美的感悟用不同的形式表现来，自然而然就形成立美创造活动。我们让学生美化修饰文章，作报刊，制作网页、flas等，这些活动本身就是艺术美的创造，而且在创造美的过程中也培养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
四、信息技术学科与情感教育的整合：
教育是门艺术，如果离开情感的因素，没有感染力的教育，根本谈不上让学生愉快地接受知识，内化知识。这也是多媒体教学课件依旧不能代替教师教育的原故。
在教学中，我注意用情感的因素感染学生，创设一种师生平等、民主交流的教学气氛，同时也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教育离不开生活，学生在学校中的学习活动，不再是仅仅接受教师传递的知识和服从教育要求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自主地探索世界、感受社会的过程。在教学生作电子报刊和网页时，我就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以“我最喜欢的＊＊”为题自由创作，结果很多学生写了“我最喜欢的老师”“我最快乐的童年”“我最喜欢的书”等，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还有的学生表达了热爱人生，热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渴望人世间充满爱，追求真善美的情怀。
五、信息技术学科与心的渗透：
瑞士的学家裴斯特洛齐对教育就提出了“使人类教育心理化、人性化”的口号。在作品的选题中，我一般都让学生自命题。法国的教育家卢梭就提出了“教育”的思想，就是要从学生的自然本性出发。他认为儿童的自然本性是向善的，因此只要尊重学生的本性，他的个性，就能培养出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感受。况且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感受的愿望，让学生在宽松的环境里自由地表达自己心中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给学生以自由发挥的空间。通过这些作品，让我们了解学生真实的心声，也让我们教师真诚地与学生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结果很多学生写了《感恩的心》、《放飞心灵》．《我的世界我喜欢》等。当然也有的同学写了《扭曲的心》．《人生好苦》等，这都该引起我们教师的关注，及时给予关注，积极引导，让我们的学生都能有一颗健康快乐正直善良的心。总之，作为教师，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每位学生都有充分展现才华的机会，满足学生正当的合理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就能激发学生自主，乐于学习、这也是学生积极学习的原动力,也才能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力。
六、教学与诚信教育的整合：
网络，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多媒体机和网络通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我们的教学方式。但很多人认为网络是虚幻的。在教学中，我们一方面教育学生不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网络学习中都要做一个诚信的人。另一方面，很多学校都开通了校园网，并在校园网上开通网上论坛，师生在线交流等。一次我在网上碰到一位怀疑一切的学生，他问：“什么是诚信？现在上到处都在宣扬虚幻这个概念，现实生活中都没有诚信，何况虚幻的网络？”我告诉他：“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以为说谎可以保护自己，熟不知，一个谎言的开始，就意味着将要用很多谎言来掩盖。况且一个人老说谎会很累的。如果你给别人诚信，别人就会给你诚信。说谎者在诚信者面前也只能诚信，何况谁又愿意和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交朋友呢？所以只有诚信才是对付虚假、虚伪、虚幻的最好的办法。”后来他告诉我他改掉了说谎的习惯，还在网上交了不少的好朋友。教师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学生在网上平等对话，对学生进行引导，学生更能接受。总之,网络作为一个工具，具有双重性，我们不能因为惧怕网上的不良信息就拒绝网络。况且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化的时代，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与网络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任何事情，只要正确引导，培养和增强学生的鉴别能力，不要盲目地陷入无聊的聊天和所谓的网恋之中，网络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将产生很大的帮助。如果人人都能在网上作个诚信的人，遵守网络道德，真正的网络教育就会成为现实。
存在的及解决的策略
信息技术学科与其他学科整合在实施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网络的发展，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其它学科与信息技术学科整合后，在教学活动中，不论教师还是学生，很多时候都需要在网上查找资料和素材，有的时候学生上网查资料很盲目，要么看看图片、听听、看看flash等，所要的资料还没找到，一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又担心学生上一些不健康的网站等。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提出如下解决的思路：（1）教师机上Internet,教师备课时根据教学要求，先下载一些与教学有关的资料存放在教师机上，上课时让学生在指定的文件夹内、校园网的资源库内查找资料，这样既满足了教学要求，又节约了时间，教学目标明确。同时，由于教学具有灵活性，教师教学有时也需要查找一些资料，这样教师就可以随时根据教学要求，查找资料后用大屏幕投影给学生看,大大提高课堂效率。
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用“科技”一词来涵盖科学与技术两个方面，包括在国务院下属部门中专管科学与技术的“科技部”以及许多单位中的“科技处”等等。毫无疑问，自然科学与技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指出科学与技术虽然关系密切却又区别明显，在许多问题上还真不能混为一谈。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使用“科技”一词把科学和技术合二为一，也许是我国的创造。邹承鲁在1999年应《Science》编辑部邀请而写的“ScienceinChina”一文中，谈到了我国当前有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的倾向，而“科技”一词就是混同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专用术语。李醒民同志在“科学无”一文中（见《科学时报》2002年7月19日B3版）提到，这个词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同意李醒民同志的意见，在我们多年国际科学活动中，也许除前苏联外，还很少见过别的国家有类似的提法。
科学与技术密切相关
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科学和技术同样以自然界为对象，但严格的说，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然，包括认识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现象，剖析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物质，揭示主宰自然现象的内在规律和相互联系。大至宇宙中的日月星辰，小至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粒子，都是科学认识的对象。不仅要认识其宏观和外观，还要认识其内部各个层次上的精细结构，运动特点及运动规律。而技术侧重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去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标准的生活的需要。李醒民同志指出：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比科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某些技术即使在今天也完全可以脱离科学自主发展。但是时至今日，技术上的进步，总体来说基于科学的发展，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不仅都将在一定时间内导致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的出现，还必定极大地丰富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技术手段；新技术的发展又促使我们认识自然的实验手段不断增加、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中，原子核结构和DNA结构的阐明无疑都是名列前茅的。19世纪末放射性元素的发现，表明元素是可变的。20世纪初，用重粒子轰击破碎原子核弄清了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构成的。这些方面的突破，影响了整个物理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生物学不仅研究自然界里所有的生物体，还要研究生命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生物体的所有物质，以及这些物质在生命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揭示出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构成生物体的物质，最重要的是蛋白质和核酸。生命活动主要由蛋白质承担，而生物体的遗传则以核酸为基础，或者说遗传信息的世代相传是依靠DNA分子的自我复制。1953年DNA分子双股螺旋结构的发现和阐明从根本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构成DNA分子的四种核苷酸之间有严格的两两配对关系，根据双股螺旋DNA分子的一个单股为模板合成另一个单股必然形成另一个和原来的DNA分子完全相同的双股DNA分子，生物体的遗传就是这样实现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整个生物学的面貌，使生物学进入了崭新的分子生物学时代。
无论是原子核结构还是DNA分子的双股螺旋结构的阐明，都是科学家研究自然所得到的重大认识，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而且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并没有与技术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两件在科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突破作用的发现，很快激发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正因为对于原子内部结构有了深入的科学认识，才有可能利用原子核分裂所释放的巨大能量为人类活动服务，发展成为今天的核能工业。而根据对DNA作为遗传物质基础的认识，在农牧业上培育和改良物种，在医学上有效地预防和治疗大量疑难疾病，在工业上建立全新的基因工程产业。以上这些在技术上的发展，已经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所有重要技术成果，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来源于科学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如果把技术分为实验技术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上面说的是科学发展对生产技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实验技术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加速器的技术，就不能进行许多重要核物理研究的实验。没有X－射线衍射技术，就无法测得DNA的双股螺旋结构。这两项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就无法实现。如果我们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奖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以实验技术上的成果而得奖的，特别是在物理奖和化学奖方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2002年得奖的在质谱和核磁共振方面的贡献。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差异
虽然科学和技术如此密切相关，但二者毕竟有所不同，而且有本质的差异。科学以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为目的。虽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却有它的不可预见性。具体的发展途径，哪一项突破在什么时间在哪个实验室出现，一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科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突破，以百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获奖者从本人的兴趣出发而进行工作的，有的甚至是工作中偶然的发现，是原先完全没有预料的事情。而按照预定的计划，组织安排而最终获得突破的反而只是极少数。好像还没有哪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通过有目的的预先组织，精心安排、刻意培养而产生的。而技术是以对自然界的认识为根据，利用得到的认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由于它有了科学的根据，就可以树立目标，因此总体来说是可预见的，也是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包括人力、资金和技术条件进行规划的。
建国初期所进行的“科学规划”（实际上是否应该说是“技术规划”）得到了巨大的成功。原子弹爆炸了，火箭上天了，半导体工业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技术成就，毕竟都是国际上已经实现了的，因此也是可以规划的，可以指日实现的。然而当时在科学方面的学科规划呢，由于不像技术方面那样有硬指标可供检查，就有些说不清楚了。当然我国的科学在解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国际上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原地踏步，与建国初期相比，我们现在和国际上科学先进国家的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这一事实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科学是难以进行规划的。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规划只不过是规划了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工作。回想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现实，有许多重要发展是当时没有预见到的，例如这几十年来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新发展而完全按照当时的学科规划进行工作，我们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1978年DNA双螺旋结构建立25周年之际，英国《自然》杂志记者采访克里克教授，要他预测到20世纪末生物学可能取得的成就。克里克回答说科学发展是不可预测的，过去的预言家大多是以失败而告终。他只是说，“我们现在见到的生物学问题，到20世纪末都可以解决，但是那时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现在看来他的预言也没有完全实现，例如癌症问题，当时在美国还是属于有一定程度组织安排并限期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克里克教授也是一位失败的预言家。
技术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也完全是可以规划的。特别是国际上已经实现的技术，我们做一个具体的规划，安排一定的力量，经过努力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是可以做到的。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制定的科学规划中有关技术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况。80年代在四位院士倡议下制定的发展高技术规划，也属于同样性质，在总体上也同样顺利实现了。但是要实现国际上还从未实现过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包含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技术，就很难预见何时可以实现了，例如核聚变能量利用问题。虽然时见全世界媒体的炒作，迄今也无法断言何时可以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发展难以预见，因此也难以规划。我们可以做的也无非是和半个世纪以前一样，勾划出各个学科中的主攻方向而已。但是如前所说，科学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我们现在看见的主攻方向是根据当前的科学发展态势所认定的重要方向，若干年后整个科学发生变化，重要方向也会随之变化。如果我们硬性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就必然失去机会。我们认定的主攻方向也必须随时修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试想20世纪90年代初，人类基因组全序列的测定还没有提上日程时，我们如果在当时制定规划，在生物学领域内我们能够预见到蛋白质组学，能够预见到生物信息学吗？
以认识自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探索性强，结果一般难以事先预见，原创性强的技术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除可以明确总体研究方向外，常常难以事先设定具体的研究目标，难以事先规定进度，或强求完成的日期。毋庸置疑，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电的发现和电学基本定律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孟得尔遗传定律的建立等，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都已经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巨大影响。类似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内所有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自由探索而获奖的。20世纪一百项重大事件中名列前茅的，像青霉素、半导体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曾分别获1945年、1956年和1962年诺贝尔奖，这些也都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它们在实际应用上的巨大影响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近年来获诺贝尔奖的基础研究成果，如超导现象和新高温超导体的发现，胆固醇代谢调节，癌基因的发现等，仍然是少数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这些发现必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产生巨大影响。
科学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
我们不是完全否定规划的重要性，而只是指出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始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我们在制定规划时务必充分认识这一特征，规划可以一方面指出方向，而在另一方面也必须同时鼓励自由探索，不要在科学上设立，并且在规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在形势发展时可以随时修订。
当前在我国科学界流行的追赶国际科学发展热点，体现在对设定项目的高强度支持，这对我国科学努力追踪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是重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设定热点项目的多数已经是全世界科学家辛勤工作了多年，有的项目年数已在万篇以上，超过我国全年发表全部SCI论文总数，要在这些国际上已经充分开放的领域中有所突破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进入热点领域，热点领域的研究往往对科学发展有重要作用，进入热点领域，在热点领域内进行工作以积蓄力量，对发展我国科学还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只是想强调在热点领域内取得突破的艰巨性可能更大一些。我还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因此既要重视热点领域，又要鼓励在那些目前虽还不是热点却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中去进行自由探索，对自由探索中已经取得有意义进展的项目，不仅不能予以限制，还要给以鼓励和支持。二者的关键都在于有自己创新的学术思想，这样才能在根本上有所创新和取得重大突破。没有自己原创性的学术思想，不仅进行自由探索寸步难行，进入热点领域也只能永远模仿或重复前人的工作，最多也不过为前人成果锦上添花而已。
科学和原创性技术的发展需要长期积累。自然科学的发展经常是波浪式前进的。在一段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一件重大突破性贡献而给有关领域带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引起大量在有关领域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并涌入这一领域工作，造成一哄而起的局面，形成科学中的热点，这在国际上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一些热点领域对于科学长远发展有其内在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而言，从全面布局考虑，安排适当力量去追踪热点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在一件突破性贡献发表之后，一些较为重要的后继性工作，往往已经在同一研究集体，或有密切关系的研究集体中酝酿已久或者已经在积极进行，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就会陆续发表。外来者，即使急起紧跟，也已经落后了一个位相，在多数情况下，只能拾取一些残羹剩饭而已。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突破性进展常常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大量工作积累的结果。不用说佩鲁兹和肯特鲁关于蛋白质晶体结构分析的工作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开花结果的，就是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重大突破，看似突然，实际上如果没有剑桥关于X－射线衍射研究几十年的积累和威尔金森等人长期关于DNA衍射数据的收集，这一突破也不可能从天而降。
1现状
医学院校与其他类型高校相比，课程繁多，时间较紧，本科阶段医学生不仅要学习公共基础课程医学和医学基础课程以及医学临床课程，其中还有至少一年半的时间在医院进行见习和实习。因此，在本科教育阶段学校更为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和实践能力，科研和创新则推迟到研究生阶段，这种观念直接导致了对本科生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培养规划的薄弱。随着现代医学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医学院校也开始重视本科阶段本科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训练他们在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和对已知领域的怀疑态度，学会独立思考，善于辨别真伪，能够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问题，方可适应急剧变革的信息社会；培养学生通过参与科研活动，涉猎学科前沿，经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获得分析，整理信息的能力和获取知识的方法，进而促使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
2教学为基础
学生必须在学好本科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进行实践和创新。教学过程是对知识的再现过程，而科学研究则是新知识的产生过程。也就是说，科研以教学为其基础，教学以应用和科研为其目标。在培养创新能力过程中，不应忽视教学，应结合教学实际，积极主动地开展教学研究或实践操作。医学检验专业目的在于培养应用型人才，对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要求更高，因此，在我校课程设置中实验课时占了总课时的一半以上。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中，验证性实验是主要内容，学生在实验老师的指导下，按照实验教材，教条式的按部就班的完成操作，对于试验中会碰到的问题老师都会在试验前或是实验进行中加以提醒，并说明解决方案及解决要点，实验所用的材料和仪器也是由老师提前准备。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使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压抑，同时也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不利于创新思维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为满足教学需要，注重教学的基础地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学校加强教学设备建设，不断更新教学条件和设施，实验室建设也加大投入。结合现代教育技术，遵循“以学生为中心”，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例如：据不同教学内容需要，积极采用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交互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等教学方法，着力提高学生们学习的兴趣与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实验室开设设计性实验、探究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等指导学生进行专业实践，从而提升专业能力和水平。
3重视创新能力培养
在学生掌握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确立明确的目标，制定详细的指标和培养计划。通过一系列选题来完成培养的目标，早期注重基本能力和素质的培养，课题实践过程中注重发挥学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争出创新成果。具体过程包括选题、面试、开题、立项、中期检查、分配导师、开展实验、结题等几部分。遵循以学生为中心、教师适当引导的原则，从文献的查找，实验方案的设计，到问题的处理，结论的分析，要求学生自己大量查阅文献，复习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在这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积极思考是基础，注重细节是关键，从而增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创新思维能力，提高综合素质能力。
4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医学人才需求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临床和科研动手能力，以及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内核，在因材施教、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教学设施陈旧，师资不足，教学方法、手段落后等，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如何真正做到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教书育人、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是值得继续深入的课题。
作者：郭丹 陈同强 单位：赣南医学院组织学与胚胎学教研室
一、实验过程
根据小学生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的心理特点，科技小论文作文教学应从实验人手。我着重从科技小论文的“小”字着手，它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实验场地。乡农科站依山傍水，这里有葱郁的果树、诱人的果实、品种繁多的蔬菜、先进的设备、知识丰富的技术人员，是一个天然大课堂。经过我的积极联系，班级与该站签订了协议，在该站正式开辟了学生实验基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二是时间安排。每个学期我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到这里观察、实验、学习。三是购置科技读物。
(一)准备阶段
1 制定完善的计划(包括时间、研究方法、人员安排、安全措施)。
2 教师先到实验基地观察了解，拿到第一手资料，制成图片、课件备用。
3 上一堂大课，先通过图片、课件展示农科站的概况，再设计一些悬念。如：无籽西瓜的种子哪里来?哈蜜瓜种植需要土吗?仙人掌能吃吗?等等。这样可激发学生到农科站探索的兴趣。
4 可搞一次“民意调查——关于农科站你知道些什么?还想知道些什么?”
(二)现场观察
观察可分为定向观察和机遇观察两种，我组织学生到农科站实验基地观察，主要采取定向观察。农科站把基地划分为六大块：瓜棚基地、水果基地、蔬菜基地、养殖基地、办公管理基地、实验基地。他们安排专门的技术讲解员，负责指导解答。我先让学生自由观察，然后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重点观察、重点思考、重点研究，提出不懂的问题，做好观察记录。如何解决学生不懂的问题呢?我鼓励学生，一是向科技人员请教，二是查阅资料(上书店，跑科技馆查阅等)，三是上网查询，四是访问，还可以选择其他方式。
二、撰写科技小论文
人文的核心是寓于“文”中的人，既然在科学研究中，每个人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思维特点、表达风格迥然有异，我们的科技小论文的结构和语言，应该在不影响其学术性的前提下，迈出个性化的步子。
学生观察实验回来，手头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怎样运用这些资料撰写小论文呢?农科站这个大课堂处处都有问题，我告诉学生抓住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去思考，形成自己的想法，把它写下来就是你的研究成果。写小论文的基本思路：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告诉学生写科技小论文的法宝，即怎样好写就怎样写。例：一个同学在“怎样思维”的小论文中这样写道：“为什么会有无籽西瓜呢?我又是怎样发现这个奥秘的呢?活动中，叔叔切西瓜为我们解渴，我接过西瓜，忽然发现鲜红的瓜瓤中没有瓜籽，于是一个问题在头脑中闪现：没有瓜籽?这西瓜苗又是哪来的呢?奇怪的现象引起了我的好奇。问农科站的叔叔才知道，原来无籽西瓜的种子是一种配制出来的新品种。”
为了让学生写好科技小论文，我常组织学生搞一些小制作、小发明、小实验、小考察，并有意识地让学生把内容有条理地写出来，使读者知道其中的奥秘或科学道理，以夯实学生写科技小论文的基本功。
为了使自己的科技小论文教学实验顺利进行，我还组织了形式多样的成果展示活动，举办了“科技小论文展”、“科普小抄报展”、“农科站一行摄影作品展”等活动。为了把这些作品展示活动搞得活泼生动，我还发放小选票，让学生家长、教师都来参与评选，由他们评出获奖作品。
三、初见成效
1 提高了学生的写作水平。
我班现有学生60人，在调查中，对课本作文感兴趣的只有15人，占25%，对科普作文感兴趣的45人，占75%，科技小作文的优秀率达60%以上，远远高出课本作文成绩。
2 拓宽了写作题材。
科技小论文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新生事物，打破了以往司空见惯的“好人好事”的陈旧话题，使作文充满了活力和灵气。论文题材也十分丰富，有调查报告、科学幻想故事、科普诗、三字歌、论文等，不但学生爱看，老师爱看，家长也爱看。
3 点燃了创新的火花。
“学贵有疑”，科技小论文让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据统计，在这段时间中，学生到实验基地观察，共提出215个问题，学生为探求这些为什么，问技术员、跑书店、上图书馆查资料、上网查询找答案，忙个不停，乐在其中。学生在探求的过程中，逐步养成敢于质疑、敢于批判、敢于创造的创新思维品质。
4 培育了科学精神。
科技小论文的教学实验和探究，让学生在农科站这块实验基地上看到了课本上看不到的东西，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亲自经历感受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应用上带来的神奇，为培养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高职院校；文献资源；图书馆；定位
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定位关系到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方向和建设质量，事关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成败和高职院校图书馆发展前景，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定位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定位是一个科学的体系，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必须准确而详细的从多个方面对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进行科学定位，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定位应该是基于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定位基础上，保证学科性、专业性文献资源，凸现技能性文献资源定位，具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目标定位
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目标，应根据高职院校的目标、性质和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性质、任务、目标来确定。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是高职院校图书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高职院校图书馆又是高职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目标应与高职院校的目标相一致。
高职院校是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培养学术型人才和注重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培养，高职院校培养的是一线所需要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特别强调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二、学科结构定位
文献资源的学科结构是指图书馆文献资源中各学科间的比率结构。
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学科结构应与高职院校的学科专业设置、重点学科专业、重点建设项目（省级示范专业、市级示范专业和院级重点建设专业）及各专业学生文献需求结构相一致，并根据高职院校各专业发展的规划和相关学科的未来发展趋势，在保持文献资源体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适时进行调整，尽力确保各专业核心文献的收全率，同时根据学校的特色专业、特色教学，确定应重点建设的特色文献资源，确保特色资源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三、学科层次结构定位
高职教育以全日制专科教育为主，其它各种教育层次、教育类型为补充，培养面向一线的技能性、技术性人才，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学科层次定位在以大学专科级层次、技能性、技术性、实用性为主。
四、文献资源等级结构定位
等级结构是指馆藏文献资源所反映的用户需求的学术文化水平。不同层次用户的需求水平就要求收藏相应级别的文献。根据图书馆文献资源的五个级别，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等级结构定位在大学级或略低于大学级是合适的，大学级馆藏文献资源是以满足大学生和个人自修大学课程的需要为目标。重点收藏与学习和教学密切相关的理论、实践教学教材及教学参考书，有选择地收藏各类课外读物，兼顾素质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以满足高职院校读者自我学习的需要。
五、时间结构定位
文献资源的时间结构是按文献资源的产生时间来划分的，图书馆收藏的各类文献资源，产生的时间有先有后。对于文献资源的利用者来说，最新的文献资源在提供知识情报方面，一般总是更积极更有活力。由于高职教育直接面向经济建设，这就要求师生及时了解各类科技成果，以便能迅速产业化。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在时间构成上，必须求新、求快，努力扩大新文献资源的入藏比率，保证文献利用的活力。
六、文种结构定位
文献资源的文种结构是指文献资源中各类语种的文献资源的构成状况，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都是由多种语种的文献资源构成的，例如中文和英文语种的文献是最常见的，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在文种结构上，除了以语言学习为目的的相关英文文献外，其它文献应以中文为主，适当考虑部分读者的特殊需求，满足读者对其他语种文献的需求。
七、文献资源类型结构定位
文献资源的类型结构是指文献资源中各种不同出版形式、不同知识载体文献资源的构成状况。《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明确指出：“在文献采集中应兼顾纸质文献、电子文献和其它载体文献，兼顾文献载体和使用权的购买”。不同类型的文献在传递、交流知识情报方面各有其特点和作用，同时读者对文献资源的需要也是多样化的，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只有建立多样化的文献资源类型，坚持印刷型文献资源、电子文献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等各种类型的文献资源协调建设，满足读者多方面多样化的文献资源类型需求。
八、服务定位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图书馆应以读者第一，服务育人为宗旨，健全服务体系，做好服务工作。”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服务宗旨也应该是读者第一，服务育人。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服务宗旨和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服务宗旨是一致的。
服务对象的定位：高职院校师生，与普通高等学校师生相比，高职院校教师读者具有双重身份，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学生读者层次不一，除了录取普通高中毕业生外，还招收职业高中、中专和技校应届毕业生；有的还招录初中毕业的五年制大专生。高职院校图书馆应该针对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开张针对。
服务内容的定位：提供多样化的文献资源服务，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等印刷型文献资源，视听资料、数据库等电子文献资源，学科资源导航、学科资源导航库等网络信息资源，提供文献传递，用户教育和用户培训等多种内容的服务。
参考文献：
[1]李君之,王俊国.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初探[J].工会论坛,2008,5:115-116
[2]李莉.浅论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52-54
[3]张赞梅.21世纪高职院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合理定位[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4,5:41-42
1.1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各高校大多都开设了本课程，但重视程度普遍不够，几乎都将其定位为选修课，课时数偏少，多为24-32个课时左右，使得老师讲授时无法向学生进行深入、详尽的讲解和演示，造成理论课讲不深，实践课又太少，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同时，现在的学生往往很早就接触网络，对网络上的Google、百度等公共搜索引擎并不陌生，很多人认为现在查找资料通过搜索引擎即可实现，没有必要专门安排这门课程来学习检索技巧和知识。
1.2教材内容不尽合理
目前各高校选用的教材尽管版本繁多，但编排内容却基本雷同，多为通识性内容，缺乏明确专业属性。如数据库部分，主要介绍国内的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超星电子图书馆和国外的施普林格（Springerlink）、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化学文摘（CA）等通用数据库，缺乏专业数据库的相关内容和检索方法，专业性不突出，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性和实用性不强，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吸引力不够。
1.3教学硬件设施不完善
由于各院校条件不同，教学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学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如图书馆是本门课程必须的实习场所，但部分院校目前往往缺乏专用于进行科技文献检索课程的实习室，检索实习一般都安排在开放阅览室进行，因此，为不影响其他正在查阅资料和学习的老师或学生，授课老师往往无法随时向学生进行讲解；其次，由于数据库版权费用高昂，部分院校受经费所限往往只能购买较少的检索资源，无法有效地支撑课程的学习及实践，老师只能是纸上谈兵；更有甚者，有些高校尽管购买了为数不少的数据库资源，但校园网却不对学生开放，学生即使自备电脑也无法连接校内网，更不能有效利用校内数据库资源。
1.4实践课时占比过低
目前各院校在实践课的安排上普遍存在着课时数少、占总课时比较低等现象，洛阳理工学院目前开设的该门课程总课时数仅有24学时，其中实践学时8个，占比不足40%，这样的课时分配既难以让学生通过上机消化理解所学的大量理论知识并掌握检索技能，也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强调的实践性、可操作性明显脱节。
2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及建议
2.1提高重视程度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院校在本科阶段对本课程重视程度较低，学生也对课程在毕业学位论文撰写及今后的工作和科研中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应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加强对本课程重要性的宣传普及，以引起学校职能部门及教学单位的重视，使学生了解信息意识和信息素质的高低将会对每个人的工作就业及成才发挥长期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2优化教材内容，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
为突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在总结多年教学成果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课程教学改革：
2．2．1教材及授课内容的选择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结合自身人才培养目标，遵循“实用”原则，结合不同专业的特色和学生的专业方向及实际需求，选择难易程度相当、专业特色鲜明、内容新颖、能反映最新学科前沿动态及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或专题，增强课程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必要时，可根据专业设置情况和特色自行组织力量编写相应的教材和配套习题集、实习指导书等资料，实现本门课程与专业课的紧密结合。此外，在科技文献检索与利用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等前沿问题，而学生们往往对该领域不甚了了，因此，授课时应结合具体案例向学生灌输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内容，培养学生知识产权意识，做到既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又具备必要的维权意识。
2．2．2教学方式及教学方法的改进和优化本门课程以课堂讲授和上机实践为主要形式。在理论授课过程中，既要以学生为主体，灵活安排授课内容，发挥多媒体教学图形、图像、声音、文字形式多样、快捷、直观的优势，将教学内容生动地呈现给学生，还要注意利用小组讨论、案例教学等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
2.3加强实践部分的教学
科技文献检索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在完成一个专题的理论授课后，应及时和图书馆或计算中心提前约好实习实践的时间、地点，并编写内容相适应的上机实习（践）指导书，让学生按照指导书的要求进行上机实践练习，锻炼学生检索能力，熟练掌握相关检索方法与技巧。在条件适宜时，可向学校建议调整该课程的实践学时数及校园网开放，增加学生上机实践和使用校内资源的机会。
2.4完善考核方式
本文作者：谭会生 朱晓青 易吉良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核心能力
本专业重点培养学生如下的核心专业能力。使用集成电路的能力，是指以微处理器/控制器为中心，构建各种实际应用系统，并能够编程指挥系统根据实际应用要求进行工作的能力。设计集成电路的能力，是指能够以FPGA/CPLD为设计载体，进行各种实际应用系统的结构设计，并能够编程成为根据应用要求进行工作的硬件系统的能力。优化系统结构的能力，是能够采用各种系统结构变换技术，对于使用或设计的集成电路系统进行优化设计，以求得最高性价比的能力。
主要建设措施
为了重点培养三种核心专业能力，体现鲜明的专业特色，我们采取了如下主要建设措施。主动培育专业特色对于专业建设，系主任不但要组织制定和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组织专业教学方案的实施，同时更应注意多层次、多途径进行专业精神的培养，注意系风的培养，要主动凝练、引导和培育专业特色。加强教学内容改革和教材建设对于教学内容的改革，不但要注意不同课程之间的内容衔接，还要避免不同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同时要积极将新理论和新技术引入教学，更新陈旧内容，大胆开设新课程。加强核心专业能力的培养充分利用和开发各种实践教学资源，提出了学校教学实验室+学校实训基地+学生宿舍实验室+校外产学研基地的实践教学体系。我们逐步建立以综合性、设计性、应用性和研究探讨性为培养目标，以算法—设计—实现为实践教学思路，以兴趣小组、课题研究和电子设计竞赛为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以现代电子设计技术的多种实现平台:FPGA/CPLD、EMCU、EDSP、SoC为电子系统实现手段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创新实践教学体系，以加强核心专业能力的培养。实行差异化教学注意优才优教为了提高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才要求，按一般水平完成大学基本教育的同时，应根据学生和社会的需要，对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学生，根据这些学生的兴趣爱好及特长，进行针对性的加深与扩展，实现优才优教。加强职业规划全程教育与引导一个专业的健康良性发展，不但要注意专业的建设与管理，同时更要注重已有建设成果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特别是新专业的建设。我们高度关注学生的考研与就业，注意人才培养的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以促进专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主要建设成果
经过七年的专业建设，我校共招生七届并毕业四届本科生，已有如下主要成果。以社会需求和分类培养为导向，以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为主线，逐步形成了基本素质+核心能力+专业特色的专业应用人才培养新模式，以培养基于EDA技术的FPGA系统设计与开发、基于ARM+Linux的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开发的专业特色鲜明。加强教学内容改革和教材建设，开设了电子系统特色课程或创新型课程，加强EDA技术系列教材的建设。至今我们已出版了包括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EDA技术及应用》(第三版)在内的著作8种。充分利用和开发各种实践教学资源，提出了“学校教学实验室+学校实训基地+学生宿舍实验室+校外产学研基地”的新型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了兴趣小组—课题研究—毕业设计的三期三段递进式毕业设计新模式。以研究性课外兴趣学习与科研活动为主要形式，构建学生综合应用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的新平台，经过兴趣小组和课题研究的学生，毕业设计质量较高，从用人单位反馈的情况表明，这些毕业生工作适应性非常强，很快成长为单位的技术骨干。以职业成长路线图为导向，加强职业规划的全程教育与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和学风。
结语
本文阐述了侧重于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方向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经验，包括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专业课程体系的建立，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以及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实践结果表明，紧扣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学校教学优势，主动树立专业特色，以器件—算法—设计—实现为课程设置主线，重点培养使用集成电路的能力、设计集成电路的能力和优化系统结构的能力这三种专业核心能力，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的设计、实现及应用高级人才的培养为特色，是培养一般本科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高级应用型人才的一种有效的新思路。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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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粹凝练的真实美
三线表所表达的内容是科技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在实验室仪器旁的守候，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研究结果的高度凝炼。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符号都是科学研究的真实表达。三线表占据了研究过程的全部数据资源，科技工作者把最精华的部分，以最简洁的方式奉献给了社会及需要这些信息的读者，他们的科学态度体现了至真、至善、至美。
科学性的描述。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客观世界的本质。从某种意义来说科学即真、科学即美。科学美既有经验形态的，又有思辨形态的，它与两种意义的“真”皆有密切关系。不管哪种形态的科学美“真”都是它的灵魂，它的内容，美可以说是真的形式。三线表的科学性表现在他的真实，无论是对事物分类的描述，还是数据的记录、统计的处理都是应用科学的方法，体现着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素养和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作者以可靠的实验数据和研究成果作为理论的基础，真实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解释科学的本质。
辛勤劳动的结晶。劳动创造了美，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科学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选题立项到实验设计、实验方法的完善，从实验过程的坚守，到每一个数字的等待及分析。没有挥汗如雨的壮烈，却有绞尽脑汁的积虑和茅塞顿开的醒悟。辛勤的劳动、艰苦的创造凝结成数字、符号，驻足于三绂之间，劳动者的美尽显其中。
简洁自明的形式美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在于事物的形式和比例”。形式美是指美的对象在形式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某些具有共同性的美的要素和规律。她是从无数具体的感性的美事物形式中所抽象概括出来的，包括构成事物外形的自然物质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物质组合原则。三线表具备了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简洁朴实的形式美。
线条。线条美是最基本的美学要素，具有独立的审美意味，是对人们所感知的形状最直接和最具体的再现。科技论文的三线表亦即三条线组成的表格，特殊情况下可增加一条或两条辅线，但仍称其为三线表。三条水平线横亘于文中，昭示着科研人员勇往直前、永远追求的信念，给人以稳定、安宁的踏实感，应合了表内数据的真实可靠和研究过程的严谨。
整齐一律。整齐一律能体现一种统一有序的洁净美和严肃美，给人以单纯感、庄重感和规整感，还能表现出一定的气势。科技论文中的三线表在大多数科技期刊表达形式都是一致的，即均由表序与表题，标目栏、表身及表注元素组成，可谓重复一致，整齐划一。一个清晰、明确的三线表可有暂时撇开正文内容而通过表格系统本身就能反映其所包含正文内容的功能，体现出简洁白明的特点。表题是表格的名称，能确切反映表格的特定内容。标目栏反映了表身中该栏信息的特征和属性。三线表标目的设置均有明确的规定和含义，从形式上看，每张表都有横标目和纵标目，从内容上看都有主语和谓语。主语指被研究的事物，通常列在表的左侧，谓语指说明主语的各项指标，通常列在表的右侧。标目设置合理的三线表主谓分明，左侧标目(主语)与右侧标目(谓语)具有严格的语言逻辑关系，主语和谓语连贯起来能读成一个完整而通顺的句子。表身是表格的主体，容纳了部分或大部分科研信息，表身的内容整齐划一，阡陌有序，令读者凝视、思索。表注将表中不能表达或表达不完全的内容进行注释、补充，或对表格进行总体说明。三线表中各要素的有机结合，使表格表达完整、全面。
比较。三线表科学价值的核心体现就是比较，通过比较得出有科学意义的结果。比较是把有对比关系的因素统一起来，相互映衬，从而更加突出各自的特征，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科研设计中多采用分组实验，以探讨不同环境、不同时间、不同方法对达到预期结果的影响，其分组的目的就在于比较。三线表中比较及比较结果的表达，无需过多的文字叙述，只用符号和标注便能自明。表格中一组组数据罗列是沉闷和乏味的，但经过“”或“＊”的点缀便有了灵性和意义，这是一个比较的标记，她的美在于“点睛”，在于将研究的成果轻松而自然地昭示于读者。
局部与整体的和谐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