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1 10:03:39
一、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为其科学性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
近代后期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给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产生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近代前期，自然科学多数处于搜集材料阶段，研究方法主要依靠分析和解剖，研究对象主要是既成的事物，还没有深入到事物的演化和发展，只有力学的发展比较完善。由于力学的较高发展，人们似乎以为力学规律是万能的，企图用“力”解释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把自然界中的各种运动形式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的运动，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逐渐形成自然科学研究中长达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18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工业革命促使整个自然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在自然科学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首先是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他用原始星云的吸引和排斥作用解释了太阳系的起源，否定了神的第一推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潮汐摩擦理论，说明了太阳系不仅有一个起源过程，而且还有一个演变灭亡的过程，在僵化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接着是英国地质学家C.赖尔用地球表面对立的力量解释了地球表面的发展变化即：水成作用和火成作用，批判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二个缺口。在物理学领域，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各种运动形式之间的普遍联系；麦克斯韦电磁理论证明了电、磁、光之间的同一性；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揭示了物理—化学过程的不可逆性等，这些理论的提出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新缺口。原子—分子学说的建立确立了化学的基础；元素周期律的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德国的F.韦勒用无机原料人工合成尿素，证明了无机界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对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生物学家M.J.施莱登和T.施旺分别发现了植物细胞和动物细胞，消除了动物界同植物界之间的壁垒；C.R.达尔文又以丰富的事实论证了生物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历程有力地批判了目的论、神创论和不变论。由此，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它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离的，物质和运动不仅有量的差别和变化，还有质的差别和变化，是多样性的统一。高级运动形式由低级运动形式转化而来，它包含低级运动形式，但不能完全还原为低级运动形式；物质是发展演化和永恒循环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这种发展演化和循环是永恒不变的，而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近代自然科学的全面发展推动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就是在这种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观为其科学性奠定了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近代自然科学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但他们最早只将其运用于对自然界的研究，后来他们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引入了人类社会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创了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以暴力的革命暴力的反革命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可见，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它最终必然被新的更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参加劳动，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人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其科学性奠定了实践基础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他们还没来得及将其付诸实践就离开了我们。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却没有连同他们离去从此静止不动，而是被继承了下来，还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1896年，贝克莱尔发现放射性；1897年，汤姆逊发现电子；这三大物理实验的新发现冲击着经典物理学。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推论；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性原理，等效原理，推论。普朗克提出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波尔的量子化原子轨道理论；德布罗意的物质波概念；海森堡的矩阵力学；薛定谔的波动力学；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的统一等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和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系统科学等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基本原则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列宁在此基础上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新发展，论证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夸大数学的作用，不懂得真正的辩证法；真理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在亚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如何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在冷战后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资本主义又发生了很多新变化的情况下如何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等问题。
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诸如资本主义开始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等手段干预国家经济，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运用很多新手段改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使其矛盾或者得到缓和或者用更隐蔽的方式掩盖了起来，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必然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构成挑战，但是由此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就被这些新情况误导了，我们要分清：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与其本质的区别，要看到它们的新变化，看到19世纪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地回答今年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如何与时俱进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其是否科学的问题。只有这样，才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科学实质，最终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摘要：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很多新变化，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眼里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的论断越来越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势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
关键词：社会主义观；科学性；哲学解析
参考文献：
[1]严书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3).
[2]李屏南.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与时俱进[J].社会主义研究,2003,(4).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思想内涵
精辟概括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深刻总结。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与有机统一,高度概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涵盖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鲜明价值导向,回答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和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是非问题,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很强的时代气息。
一、“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是对爱国主义传统美德与民族精神的本质概括,是社会主义公民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
中国传统思想中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经典名言为千秋传唱,为万代记诵。知荣辱之大者,乃是以国家之荣为荣,以国家之耻为耻。千百年来,爱国主义被中华民族始终奉为道德传统的至高原则,熔铸在中华儿女的思想深处,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并成为衡量人们是否真正爱国的道德评判标准。可以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爱国史。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内涵与主题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所不同,却始终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涵。这就是:对祖国真挚的热爱之情和耻于危害祖国的强烈愿望。在当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新时期热爱祖国的时代主题。“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荣辱观是与这一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围绕这一主题,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要积极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P3)。
二、“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问题,是对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大力弘扬。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中的最高价值,是统领社会主义道德所有准则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建党的根本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262)这就从根本上既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各种形形的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划清了界限,也与封建统治阶级所鼓吹的“民本思想”区别开来。曾经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3](P857)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3](P1094)。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服务人民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及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应当努力遵循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行为准则。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否服务人民、是否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判别不同个人、团体和政党先进与落后的根本标准,也是一切社会势力在历史潮流中荣辱进退的分水岭。”[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句话,“服务人民”,就要以人民为基本价值主体,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客观的价值标准;就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等作为制定和检验各项改革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客观尺度,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判断荣辱问题的基本标准;就要始终做到相信、信任、尊重并依靠人民群众;就要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系,情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一个政党、一个集团或个人是真心实意服务人民还是背离人民的根本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三、“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和基本要求,是每个公民都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体现了我国社会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道德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每个公民对待科学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着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盛衰与命运。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财富的重要武器,也是人们认识和改造社会,实现精神解放的重要杠杆。崇尚科学,就是要弘扬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最根本的,就是要顺应规律的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逐步摆脱盲目落后和愚昧无知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巨大杠杆。当前,树立和坚持崇尚科学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5](P25);就是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浓厚的科学氛围,尤其是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出“学科学、懂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就是要真正“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P41)“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正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四、“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观的核心精神和本质要求,回答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劳动观和荣辱观的问题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辛勤劳动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和最高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优秀民族,素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懒惰乃罪恶之根,勤劳乃幸福之源”,[7](P61-63)道出了劳动对于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真正价值。劳动是实现崇高理想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语)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手段,也是获取和享有财富的前提,劳动者是最光荣的,剥削者是最可耻的。树立和坚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勤劳精神的弘扬,也是对好逸恶劳思想的有力鞭挞。它要求人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劳动和从事劳动,发挥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为社会多作贡献;要尊重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不断激活和增强全社会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以造福于社会和人民。正如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8](P2278-2279);要通过制度和体制约束,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支持、鼓励和保护人人干事业、人人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五、“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应遵循的集体主义思想的揭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古人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敬业乐群”,强调社会的团结与和谐。团结互助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高度概括,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可靠保障,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力量源泉。崇尚集体主义,褒奖团结互助,贬斥损人利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法则。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应该大力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讲究邻里团结,注重和衷共济,相互之间应讲究相互关爱、和睦相处。“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旗帜鲜明地倡导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观念,批判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不道德行为,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团结互助的良好道德风尚,规范和约束那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的思想和行为,抵制并减少损人利己的言行,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美好的社会关系,有利于13亿中国人民的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形成中华民族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凝聚力。
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是对社会主义诚信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概括与总结
诚实乃为人之本,守信乃行事之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诚实守信被珍视为“立身之本”、“处事之道”、“齐家之要”、“治国之宝”。孔子倡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9](P36);“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9](P42)“民无信不立”[9](P106)。自古以来,那种见利忘义、言而无信、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种种不道德行为均为世人深恶痛绝。在当代中国,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撑,是维系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关系的道德基石。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利益驱动的消极影响,诚信失范、见利忘义的现象和行为明显增多。“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对于在新时期弘扬社会正气,整肃和打击失信毁约和见利忘义的不道德行为,构建现代诚信体系和道德支撑,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的集中概括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民树立良好的守法意识和健全的法制观念对于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再加上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行为模式等正处于不断变化和调整之中,迫切需要建立起统一协调的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以使人们有所遵循。“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从社会主义荣辱观和道德观高度增强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从荣辱的自我评判上划清荣与耻的界限,自觉扬荣抑耻,进而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有利于培育和养成公民的现代法制观念和守法意识,从而保证国家法律和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八、“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概括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是强国固基所不可限量的强大道德力量
艰苦奋斗是人类克服一切困难,创造辉煌业绩的宝贵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险著称于世。我国古人就留有“艰难困苦,玉钕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优良传统美德。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民族的兴衰存亡、国家的长治久安乃至政党的兴旺发达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靠着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种种消极负面影响,特别强调“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提倡高尚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艰苦奋斗、勤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10](P245)“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有利于动员和鼓励我们在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面前更加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拼搏开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有利于驱除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骄奢淫逸不良作风所产生的不谐之虞,冲破一切人间障碍,创造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辉煌;有利于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而共同奋斗。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赵存生,宇文利.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内涵与时代要求[J].高校理论战线,2006,(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
[7]崔自铎.生活哲学——思想语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8].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A].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党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科学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深入研究我国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深化了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研究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全面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即发展目的、本质、要求、模式、路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
1、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的有了更清醒的把握。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价值目的的明确回答。
2、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意义和本质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离开了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发展不快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好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硬道理”。对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明确的回答：“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此后不久，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这表明我们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质量和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个词序的变化，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认识的深化，是对新阶段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是对科学发展观本质要求认识的深化。
3、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内涵和基本要求作了更全面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就是实施“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把“社会更加和谐”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目标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指导思想、目标、原则以及主要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些科学论述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要求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要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举措。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它既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又可以体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举措。只有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安居乐业，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才得以充分体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才得以巩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三、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系统回答了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怎样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重大问题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对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探索，特别是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阐述，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1、关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先进性是党的生命，先进性建设是执政党最根本的建设。不仅在理论上论述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性和基本要求，总结了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建设的经验，而且对新形势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提出了六条具体要求。在实践上，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了一次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对于能否长期执政至关重要。为提高全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总结了党的执政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要不断提高我们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五种能力。《决定》提出的“五大执政能力”建设，不仅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是我国建国以来领导思维和执政路径的一次飞跃。
四、深化了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科学回答了我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农村、怎样建设新农村的重大问题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和谐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和战略举措。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要求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对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概括为五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即农村生产力要得到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要得到提高；农村基础设施要得到改善；农村社会事业要得到发展；基层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推向前进。这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体现了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五位一体的建设思路，涵盖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生动地展现了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图景。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
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
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 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 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 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 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 )。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Latour)、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S. Woolgar)和卡龙(M. 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 & 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 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 )(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 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关键词】 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理论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认同、自觉信仰和坚定信念
理论自信，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理论的一种积极认同、坚定信奉和执着追求。理论自信一般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充满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其二，对理论自身的实践效果充满信心。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同时这一理论形成后又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
其三，对理论自身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由此看来，我们党所讲的理论自信，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定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远ㄗ孕牛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自信。
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坚强信心。
那么，理论自信在“四个自信”整体框架中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发挥什么作用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简略分析一下“四个自信”的内在逻辑结构。
道路自信是根本。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道路自信为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离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理论自信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制度自信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制度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体制依托和制度保障。
文化自信是支撑。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支撑。
在“四个自信”整体框架体系内，理论自信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首先，理论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但是这种理论一旦形成就成为指导实践的“伟大工具”，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走弯路、走偏路、走邪路。其次，理论自信为制度自信提供思想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科学运行和不断完善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和思想支撑。再次，理论自信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内核，它为先进文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精神引领。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就会失去精神灵魂、迷失前进方向。
坚持理论自信的关键环节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需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和思想引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需要正确把握好以下几个关键环节。
第一，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解决好真懂真信的问题。“自信”是以“真懂真信”为基础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各个领域，涉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是难以掌握真谛、融会贯通的。”对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牢牢把握，自觉践行。
第二，坚持理论自信必须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来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我们党继续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自觉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实践，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第三，坚持理论自信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为此，我们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结合新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最后，坚持理论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自觉同形形的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科学理论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就必须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思潮，自觉抵制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抵制国内各种、文化复古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袭，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旋律，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北京交通大学）重大培育项目“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关键词]科研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水平
一、关于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专业训练、普通教育和科学研究一直是大学的三项基本职能，其中科学研究是现代大学所承担的重要的社会责任。高校科研工作是教育决策及办学的科学保证，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动力和必要手段，是提高教师、管理和技术人员素质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强调，高校科研的内容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1977年，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党的十六大强调：“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2004年3月党中央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再次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理工科解决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而社会科学则创造精神财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的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也及其重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承担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当代大学生，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证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历史使命，以科学研究促进教学，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尤为重要。
二、关于科学研究的探讨
高校科学研究一般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教育科学研究三方面。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我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着重进行了基础理论研究和教育教学研究，提升了教学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基础理论研究
1.撰写科研论文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探索、努力遵循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更好地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服务。我遵循以上原则，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从理论本身、理论与实践之间矛盾的透彻分析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论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途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矛盾及其正确处理》、《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农村教育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农村成人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农民教育负担问题研究》、《大学生艰苦奋斗精神淡化问题及其教育途径》、《试论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等理论文章。
2.研究理论课题
强调：“要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不断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3]“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4]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5]。为此，我先后主持研究了多项省市级课题《弘扬泰山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弘扬泰山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山东农村教育发展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基于泰山文化》、《山东省农民科学素质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等。
（二）教育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和问题为对象，以探索教育规律为目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以教师为主的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研究主要是以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研究为主。教师进行教育科学研究，一方面要尽量结合专业培养目标把自己所执教的学科领域内发展的新内容传授给学生；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
1.撰写教研论文
没有高水平的教育科学研究支撑的高等教育，很难是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我坚持不懈的进行教育科学研究，用教育理论去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探索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规律及有效教育方法和手段，以解决新问题、新情况，增强教学的实效性，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
先后发表《论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原因及对策分析》、《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践教学研究》、《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问题导向式”教学研究、《思想政治课教学要与时俱进》、《一种理解教学的新框架：现象学的视角》等教研论文，总结了经验，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
2.研究教改课题
一、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变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研究等构成的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领域。STS领域的研究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将科学技术理解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事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图景，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各领域研究者的不同路径。在这幅研究图景中，建构主义进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整个STS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主张间的沟通，而且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和STS研究的合流做出重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反映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更应该进行整体性研究，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门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由原来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重要学理根据之一，就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的整体性。拙文拟就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逻辑结构、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范畴则是关于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提升。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时，就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来把握，反对脱离社会整体孤立地观察、理解和解释个别社会现象。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1](P143)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经典的语言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整体结构的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P32-33)从这段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人类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有机体”这一概念，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旨在用这一术语形象地描述人类社会的最一般特征，即社会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有机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P102)列宁在批评那种把社会关系视为只是这些或那些现象的简单的机械的联结的形而上学观点时，也曾经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3](P785)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4](P785)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强调社会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有机性，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年代，正好是近代自然科学由分析走向辩证综合的发展阶段。虽然当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还没有诞生，但是19世纪30年代之后的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及其发展的整体性，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细胞学说揭示了生命有机体的产生、成长、构造的秘密及其转化的机理，揭示了生命世界的普遍联系。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了物质形态的相互转化及其能量的整体均衡。而进化论则揭示了生命世界不断进化的整体链条。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颠覆了孤立、片面的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整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重要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列宁虽然主张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并且写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名篇著作，但是，列宁同时又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严整的科学体系。他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5](P52)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彻底的革命性和理论的完整性，“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3](P309)并且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6](P32)“辩证方法要我们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6](P55)
二、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逻辑结构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及其历史发展来看，在经典作家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7](P52)马克思为了揭示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首先是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前提和理论基础，寻找“过河”的“桥”和“船”，所以，马克思首先创立了唯物史观，找到了观察、分析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然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观察、分析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所以，列宁说：“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5](P62)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与封建主义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社会进步性，但是与未来社会、与共产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既没有效率（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破坏生产力），又不公平正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的剥削逻辑而不是劳动的人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是异化劳动），因此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和最终结论。因此，无论从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还是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
另外，在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体系那里，唯物史观也只是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马克思并不是首先提供哲学（唯物史观）的文本，然后再去提供政治经济学的文本，最后提供科学社会主义的文本。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理论文本是同时提供出来的。从经典作家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来看，马克思的许多最重要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等，我们很难说它们到底是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或者说，它们应该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著作的整体性，马克思自己曾经有明确的表述和说明，他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他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8](P135)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脉相承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所谓一脉相承性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本质上的一致性包括它们都具有共同尊奉的文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本，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的价值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同的信仰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社会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性，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具体观点和具体结论完全相同，而是指其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内在精神和思维方法的完全一致。就内在精神和思维方法而言，主要是唯物辩证的方法、深层的历史感和历史主义方法、科学的批判精神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基本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从整体上谋划和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整体上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的。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它们都从整体上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尽管由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特征、突出矛盾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在解答这些基本问题时也有所侧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并不是说邓小平理论只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而没有回答党的建设问题和发展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而没有回答社会主义问题和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只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而没有回答社会主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相反，由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和“发展”四个关键词之间逻辑的和历史的相关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大组成部分都是从整体上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对这四大基本问题的回答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是回答其他三个基本问题的前提；“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探索和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的基础、核心；“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探索和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主题的逻辑与历史的展开和深化。
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各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曾经作过深刻的论述。他指出：“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9]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谋划和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有机配合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和结构框架。其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它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物质保证。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相互联系，发挥着各自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政治建设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规定着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政治方向。文化建设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先导、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社会建设则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社群支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框架就是社会整体的和谐。正如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深刻而简明地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10]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富强是经济建设目标，民主是政治建设目标，文明是文化建设目标，和谐是社会建设目标。从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个文明”建设目标，到江泽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发展出“三大文明”的目标框架，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提出“四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认识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体系，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实际和中国特色”、“时代潮流和时代特征”三者的有机统一和辩证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其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也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一脉相承性、整体性具体体现在：第一，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第二，它们都有相同的理论主题和基本问题，都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三，它们都有共同的理论品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第四，它们都有共同的实践基础，都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第五，它们都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整体性，江泽民曾经作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我们在学习和运用中，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不能搞片面性，否则是学不好和用不好这一理论的。”[11](P14)
三、整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理论体系。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比较注重按照“三大组成部分”分门别类的方式进行，而不太注重整体性的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了反映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整体性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三大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一块整钢。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实有重点地分别研究和发展了这三大组成部分中的某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按照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进入苏联大学教育教学体系（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长期受到苏联的影响），为了适应客观存在的学科分类体系，马克思主义被分别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独立的学科，这种分类在有力地推动了各个学科深度分化和深入发展的同时，却硬化了各个学科之间的边界，使得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或者只懂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只懂政治经济学而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只懂科学社会主义而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毕业的教师教不了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的教师又教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适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教育”、“通识教育”的要求，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为了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的困难，中共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由原来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且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级学科，强调马克思主义既应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更应该进行整体性研究，以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作为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和首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整体性方向，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色体现为“注重基础、彰显整体、立足当代、着眼教育”。
“注重基础”，即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研究。在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总体上、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精神实质，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整体的、内在的逻辑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发展。
“彰显整体”，即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研究。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内在构成的整体性、理论内容的整体性、逻辑结构的整体性，并且特别注重研究方法上的整体性。
“立足当代”，即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域切入，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展研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发展 社会主义科学 空想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7-0190-0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巨著，从总体上看是一部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它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理论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导致社会主义的必然出现。这些认识对于今天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新变化，对于我们在当代背景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发展到科学这一核心问题。通过集中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对19世纪初期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积极成果和历史局限性的辩证分析，阐述了社会主义要从空想变为科学，必须摆脱唯心主义，把它置于现实基础之上。通过分析人类认识史上的辩证法发展的历程，证明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过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历史规律，同时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变革力量和途径，并且科学地预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 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什么是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起源存在以下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从早期现代的各种观念运动来探讨社会主义论题；第二种说法主要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而且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
2.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起源
在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定义之后，要首先从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来了解社会主义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又是现代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建立理想的意识形态社会，并为之不懈努力奋斗。这种学说最早见于16世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盛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
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定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以及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率先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维形式，在批判历代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和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的这两个规律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3.社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发展到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马克思完成的。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和发现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及剩余价值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必然性。简言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目的并非为了创立一个历史学派，也非仅仅为了合理地解释历史，而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为了变革现实，为了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因此，唯物史观的落脚点在于，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他的前提观点是唯物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唯物的辨证的，它是区别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剩余价值理论，表面看来是在研究经济问题，其实是在研究人，研究经济关系背后隐藏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其实质是关于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从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资本论》这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剩余价值学说，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内容。
因此，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决定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二 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
历史的发展已证明，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科学、正确的，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但是，任何思想理论都要受到时代条件的制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也不例外。马克思虽以毕生精力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途径，但他毕竟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更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因此，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个别论断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有的想法还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因此，他给我们提供的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思想方法，而不是一套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方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理论体系，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认识和发展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
三 正确认识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形式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进一步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是我国当前形势下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如果按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的构想来实践，一是要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二是要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三是要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四是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五是要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那么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实施，而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看似是偏离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实际上并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由共产党人奋斗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实际就是生产力不发达。因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借鉴资本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手段，大力发展生产力。20世纪俄国建立社会主义以后，列宁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明确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某些形式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尝试将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其基本思想就是要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和商品市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点要求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依据。
四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党的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顺应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把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过程来看，经过不断的社会实践、不断前进的思想认识，以及不断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科学的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所以说，科学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科学发展观之树”结出的必然之果。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发展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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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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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启念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周叔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不断发展的过程[J].南方经济，2000（3）
十年前，我追随张舜徽先生攻读中国史学的博士学位，尔后博士论文《周秦势论研究》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书，我一直主讲中国社会思想史以及中国民俗学诸课。我心下已将自己定位于中学研究，以为此生或与西学无缘了。
去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访学，该系张德胜教授将他从社会学角度诠释中学的大著《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赠送予我学习。张教授并且善意提醒我在学习时不妨多看些西方知识社会学的文献，正与我刚刚产生的一种感觉不谋而合。时下坊间讨论中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作品汗牛充栋，但囿于纯思想史的视阈，已很难有所创新和突破。社会学视角的引入是近来研习中学者颇为时尚的新尝试，但要真正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及其演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及变迁联系起来，就不得不首先了解知识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
也就是在这次为期四个月的访学期间，受同一个项目资助、来自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赵万里教授被安排住在我的隔壁，我们遂得以朝夕相处，享受交流人生和切磋学术的乐趣。赵博士比我年轻，长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些，但他进入社会学领域却略早于我。尤令我高兴不已的是，赵博士多年来专注西学，特别是知识社会学。未经数日，我们已成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把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拿来与我讨论，这便是现在由佛光人文社会学院付梓的《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简体字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我开始学习知识社会学不久，这部书稿正好直接将我带到西方知识社会学的前沿。
知识社会学即使在西方社会学中也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分支，中国社会学界多年来对之更是敬鬼神而远之。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的知识论话题长期为哲学所垄断，社会学家失去了话语权，更主要的是，社会学自20年前在中国内地恢复以来，学术范式深受英美功能主义尤其是美国科学主义社会学模式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浸透相对主义和人文主义旨趣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不是没有人去研究，而是根本就不可能提出来。赵万里教授不畏艰辛地介入西方知识社会学理论，且以其最新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研究对象，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纵论知识、科学与文化、社会的关系，其良苦用心或在于此。因为，用赵博士的话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吁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了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这里所谓“习以为常”的科学观，其核心便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
在西方思想史上，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始终处于对立状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冲突更是现代性的紧张之源。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试图把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原则扩展到人类一切知识领域。此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日益加强的影响，则是人文主义从边缘向中心的一次文化反动。
一定意义上说，以自然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也是这种文化反动的一部分。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不是直接去弘扬人文主义文化，而是沿着库恩的道路，致力于解构科学文化惟我独尊的地位，以及昔日关于两种文化的本质主义划界原则。因为按照库恩的知识现象学思想，科学知识也具有与人文知识类似的解释学性质。循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便为我们塑造了一种大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形象，使“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令人生畏”的科学，变成“平凡世俗、平常可近、司空见惯”的科学；或者说，把大写的“科学”和神圣化的“科学家”，重新恢复为小写的“手艺活儿”和平凡的“手艺人”。通过对知识之实践性质的重构，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试图消除“科学”与“人文”、“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避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人为制造的文化紧张。在这个方面，他们无疑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
近年来，作为库恩后学之一种，建构论及其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在哲学、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宗旨和成就与其说是以人文主义替代科学主义，不如说是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平等对话开拓了新的空间。这就使我们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引入和评介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与实践具有了重要意义。因为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同样深受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徉谬之累，而今日西方之“科学论战”实无异于昔日中国之“科玄之争”。只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科学所处的文化地位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科学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是一种新生事物，在“科玄之争”时期尚处于弱小状态，亟须取得合法地位。而在今日西方，科学不仅已成为主流文化，而且成了威胁其他文化之生存的霸权力量。换言之，“科玄之争”中是科学向玄学争取话语权，而“科学论战”中的情况正好相反。那么在今日中国，科学与人文的消长之“势”又如何呢?是像昔日中国那样科学弱小而人文强大，还是像今日西方那样科学强大而人文式徽?我们是要继续给科学主义呐与喊，还是回头为人文主义鼓与呼?这里的选择恐怕已不是非此即彼那样简单了。今日中国科学文化若与一百年前相比已可谓强，但若与西方相比却仍显弱。且今日科学之强不同于昔日人文之强，强而非寡；今日人文之弱也不同于昔日科学之弱，虽弱不贫。“强”和“弱”是相对而言的，所差往往在毫厘之间。因此，说当今中国科学与人文并举，或不为过。
老子日：“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论今日科学与人文之势，以我愚见，其理一也。既然科学与人文皆有必然，不能厚此薄彼，“均势”就是“天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成赵万里教授的对话伦理，以及通过对话建立两种文化之信任结构的主张。毕竟历史又前行了一百年，人类的智慧在科学实践和人文实践中得到了极大增长，对科学和人文之一体两面性也认识得更充分了。眼下赵万里教授大作的问世，以及两岸三地中国学人为融合科学人文所做的不懈努力，不正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么?
从文化自觉自信到理论自觉自信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 汪玉奇
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取向，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雄心壮志。这个讲话对我们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提出全党同志要牢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并且指出这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性条件。在长春同志的这个讲话中，提出了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这一政治命题，新风扑面，令人震撼。
一、这一命题总结了我们党在理论建设方面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我们党从建党之初只有几十个党员，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并且成功地领导这个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理想境界和宏伟目标，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有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这就是我们党是一个充满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的党。在理论自觉方面，我们党自觉接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在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中，我们党寻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指南，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找到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走向民族独立、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道路。同时，我们党又是充满理论自信的党。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习者、继承者和坚持者。但中国共产党人拒绝教条主义，充满理论自信，敢于并且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始终坚定不移，一往无前。所以，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是我们党在理论建设方面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党已经建党91年了，我们党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总结、提炼和概括这一经验，号召全党同志增强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这一命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
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长春同志在讲话中有一段话让人非常感动，耐人寻味，他说我们党是科学理论催生滋养的党，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长。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必然是一个敢于并且善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必然的政治品格。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以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的政治品格，顶住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错误的干预，建立了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论十大关系》吹响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号角。尽管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了很多弯路，甚至走出了“”这样的弯路，付出了极其重大的代价，但保持了我们党独立自主的品格。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更是彰显了我们党这一品格，以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创造了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经过和的坚持和丰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证明，这种政治品格是我们党的立身之本，是我们党过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也必将是我们党将来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法宝。所以，用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来概括我们党的政治品格，充满了科学性，恰如其分，十分精准。
三、这一命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
党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理论创新？如何才能在理论上成熟起来，并以理论的成熟带来政治的成熟，以理论的清醒带来政治的清醒？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就是党要有高度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苏联、东欧的经济体制全面接受采纳了西方国家开出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药方，这就是“休克式疗法”，以严重的通货膨胀、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代价换取体制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导致苏联共产党。我们党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充满理论自信，用中国的话语体系，以中国的思维方法、中国的理论主张，实行中国的改革。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陈云提出“不怕慢，就怕弯”，用渐进式的办法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我们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这种自信是和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自觉地与时俱进，自觉地对外开放，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党自觉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自信与自觉相融合，形成了一个执政党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基本规律。
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积极推进社会科学理论创新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纪检组长、研究员 姜玮
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自觉和坚定信念，充分表明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理论创新的自觉。当前，面对风云变幻的世情，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国情，迫切需要我们用更高的理论自觉、更坚定的理论自信，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的灵魂，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自觉和自信，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际、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在推动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中，为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一、理论创新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
我们党是科学理论催生滋养的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法宝，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权威性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决不意味就要完全照搬照抄，而是应在继承中创新和发展。没有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而没有继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走向歧途。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反思和寻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途径，提出要打破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提出既不丢老祖宗又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不能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提出既要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毫不含糊，也要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毫不含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理论创新要始终顺应时展的新要求
任何一种反映时代性质和特征的理论都有其时代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自觉调整和创新。理论创新要有时代元素，体现时代精神。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根据不同的时代特质，针对不同的时代问题和时代要求进行理论创新。90多年来，我们党自觉地把握时代主题，洞察时展趋势，针对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以指引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秉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找到了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党建理论创新；进入新世纪，求真务实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新要求。这些理论创新的成果都是在精细考察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深刻洞察时代趋势的基础上，自觉升华的时代精华。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紧跟时展步伐，不断把符合时代精神的鲜活内容充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中去，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出贡献。
三、理论创新要始终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真正做到理论创新与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国际形势风起云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各自的发展困境，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迫切地需要放下“西洋镜”和“东洋镜”，戴上中国眼镜，以充分的理论自信，以中国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来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走向胜利，走向辉煌。
四、理论创新要始终顺应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愿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理论创新应该具有以人为本的人民性，这是我党永葆生机、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理论创新，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无不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主动选择，需要不断激发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智慧来完成，人民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只有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这个实践主体，我们就有破解难题的不竭力量。因此，我们的理论创新最基本的价值导向就是要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紧紧抓住群众所热心、所关心的普遍问题，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愿，用朴实的道理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式语言和方法来表达党的理论和观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从而使理论创新越来越贴近群众，越来越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广大群众所认同。目前社会结构的多样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带来了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党的理论与实践不断为人民利益实现创造条件，使人们有生活与工作的安逸，有精神上的享受，激发人们热情投身于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实践中。
五、理论创新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理论创新要脚踏实地，在文化的传承和变迁中把握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要站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传承与未来，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过程中来创新。增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加强理论自觉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只有自身的理论丰富了、成熟了，话语权才能不断增强，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多平等对话的权利，改变外强我弱的局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那天开始，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问题就备受关注，要不要中国化，能不能中国化，怎样中国化，都存在着很多的讨论。今天，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与可以中国化已经被实践证明。但是，时代的发展仍然要求我们的理论创新要结合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在把中国现状作为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的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中汲取营养，正确处理好中国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不动摇，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为推动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作出新贡献。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科研部主任、教授 陈小林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在部署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过程中，鲜明地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下简称“三化”）的重大命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利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有利于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要着力探寻以下4条基本路径。
一、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获得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实际”，可从纵横两方面加以展开，在横向上，要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和党情，即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本党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在纵向上，要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充分看到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来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的重大变化，充分看到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充分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干部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系列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既给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带来良好的机遇，又带来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
二、以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
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必须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解决实践提出的、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坚持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同推动当代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同指导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努力使理论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转化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思路。当前，特别要紧密联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这个工作大局，深入研究加强社会管理的历史背景、现实要求，深入研究加强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工作思路，深入研究加强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从而为加强社会管理工作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三、以强化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为重点
中共建党90多年，执政60多年，有8000多万党员，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党、老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必须以强化8000多万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为重点。一是增强政治坚定性，教育引导党员着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二是增强政治意识，要教育引导党员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三是锤炼政治作风。共产党员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四、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取得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的双重成就。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四大基本问题的认识，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等。在实践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重大创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与此相对照，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还落后于这一伟大实践。因此，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和语言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理论界面临的重大而又紧迫的时代课题，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落脚点。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必然选择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叶青
李长春同志近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对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理论建构与学术创新的明确任务和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的重要意义，以宽阔的理论视野和创造性的学术建构，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打造、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作出贡献。
一、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增强话语权、提高我国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所谓“学术话语体系”一般指理论体系的结构与表达形式。长春同志在论述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学术创新时着重强调“学术话语体系”的打造，绝不仅着眼于“形式”，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着眼于“话语权”这个重要范畴，包含了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深刻认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日益强大，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对其价值理念、制度模式的挑战，对我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而从总体上看，尽管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日益提升，但我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还相对较弱。理论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重视“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不仅要重视理论内涵的创新，更要重视“中国声音”的表达与传播。因此，努力打造全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包含了对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提高我国软实力的深刻思考，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眼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应以解读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为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应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正确解读中国丰富的发展实践，富于穿透力地阐释中国道路的轨迹特点和未来走向。
当代中国的制度进步、社会转型、观念变革、经济成就，为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首先要放弃对西方概念、范畴和理论的盲目搬用，绝不能“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当代中国学者要致力于对中国实践的研究，及时对中国经验加以总结升华，在改革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全新建构。
三、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应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观与政治伦理主张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以全面引进、移植西方理论及研究方法起步，从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到与西方学术规范、学科体系的全面接轨，在这一全盘“拷贝”的过程中忽视了“中国风格”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
深刻而丰厚的人文学术思想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中国风格”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品格、思维特性和话语风格。因此，我们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作出实事求是、客观公允的评价，在学术传统与当代实践的深厚土壤中，建构体现中华民族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伦理主张的学术话语体系。
四、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应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应有地位，拥有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尊严
所谓“中国气派”，即我们对于自己的学术应有足够的自信，使我们的学术在国际上拥有学术尊严。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是全球化这一逻辑原点的产物，因而必将融入全球学术发展格局中。“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应该不仅能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而且能够为世界提供独特的理论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应站在世界当代学术至高点上进行深邃的理论提炼和话语体系建构，为人类贡献出丰富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只有具有“中国气派”、凝聚着学术个性的光辉、自成一体的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才能参与世界社会科学的实质性的对话，才能在世界学术舞台上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深远影响力。
总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就是要实现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就是要形成对世界学术具有广泛影响，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学术追求，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学术研究的不断创新。
以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提升国家软实力与世界话语权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陈始发
一、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是大国崛起与民族强盛的鲜明标志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与其理论自信与自觉密切相关。强大的国家、兴盛的民族必然拥有与之相匹配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中国文明为何成为唯一没有断裂的四大古文明，并且影响力愈加彰显？这主要得益于我们的先人一直以充分的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坚持以我为主体，广纳百川，泱泱大气，终于造就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灿烂的中华文化。试看恢宏的大唐盛世，既有玄奘披荆斩棘西天取经，又有鉴真历尽艰辛东渡传道，都城长安吸引着世界上无数求知者渴望的目光。
纵观近代欧美强国的兴起，无不伴随着高度的理论自信与自觉。文艺复兴运动就是欧洲社会理论自信与自觉的里程碑。通过提倡人性，反对神权，欧洲人从神灵那里讨回了人的尊严和自觉，从古希腊文明中吸取营养后获得了自信心，进而开始大规模创建近代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立培养近论人才的新型大学，确立新的学术交流规范，掀起科学革命的风暴。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个个欧美强国先后崛起，其理论自信与理论自觉达到空前的程度，哲学社会科学空前繁荣，学派林立，对外文化传播霸气十足，掌控着当下世界学术的话语体系，成为其综合国力的鲜明标志。
二、理论自信是提升国家软实力与世界话语权的根本前提
理论自信指的就是对于自身理论体系的尊重、认同与信念。理论自信的重要所指就是理论界在对外学术交流中要充满信心，理直气壮地把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化。这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世界话语权的根本前提。
当前，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度地强调与国际学术接轨，盲目地引进西方生涩的话语体系，用西方的范式来削足适履地裁剪活生生的中国实践，导致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脱节，缺乏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根本的原因就是始终抱着紧跟别人的心态，亦步亦趋，不敢言超越。拾人牙慧，谈何话语权。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中国的故事，谁讲谁听？国家的软实力与话语权，怎样提高？
作为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从容淡定、不卑不亢是我们展示给世界的基本风貌。中国文化如磁铁般吸引着四方的朝圣者，也像指南针一样远播世界各地，以至于在封建文明的末期，还被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称赞为“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近代的百年屈辱，使得中国人的理论自信遭受强烈打击，甚至荡然无存。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在多次世界性危机中风景独好的表现，中国的理论界有理由充分地自信起来。中国的成功绝对不是靠着华盛顿共识的药方，也不是依靠传统的社会主义秘方，而是靠着中国人的智慧，通过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努力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和研究课题。理论工作者要昂起头来，大胆阐述、建构与传播中国的故事。
三、理论自觉是提升国家软实力与世界话语权的关键
理论自觉指的是一种充分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贯穿着创立、运用、宣传、革新理论的全过程。要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软实力，我们的理论就必须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着中国的独特实践、独特经验、独特智慧。前耶鲁大学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嘲讽中国教育：“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该话对于我们思索中国的理论职责不无警醒。
理论自觉要求推动理论的本土化工作和特色化工作。理论研究必须着眼于中国的实际，要想获得生命力就必须连接中国实践的地气。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即是发端于倡导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要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并由此成功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思想虽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却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论自觉还要求我们的理论必须是充分体现中国历史、语言与人文智慧，在世界上有感召力、赋予独特内涵与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新体系。
总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已引起世界的瞩目。“经济巨人，思想侏儒”的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是却发人深省。毋庸置疑，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理论界尚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要么固守陈规陋见、干巴教条，严重脱离鲜活的实践；要么视巨大的成功与原创贡献而不见，依然用西方的范式来裁量中国的现实，用西方的标准来苛求中国，用西方的今天来规范中国的明天。因而，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创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和世界话语权，已成为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
努力探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之路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校长、教授 郭杰忠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改善人类自身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成熟的程度和对世界探索的深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成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崛起中的民族和国家，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繁荣。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关键是要“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一、如何概括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关键是把握两条：一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二是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
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鲜明的特色。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首先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作中，能否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事关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方向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根本大计。如果偏离方向，就不可能概括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中国当代学术领域，许多大家熟知的大师大家，如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任继愈、胡绳、孙冶方、薛暮桥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无一不是找到了指导研究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钥匙，在学术史上留下不朽篇章的。学术大师们的治学成就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意义，证明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道路必须有正确的导向。
（二）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高度创造性的科学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发挥，概括出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
首先，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由是统一的。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要打破框框、敢于担当。学术自由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个前提条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仍然是今天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追求。其次，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治是统一的。哲学社会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和独立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国家和政府统筹安排的课题任务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出发，结合自己的优势和专长来具体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何时研究。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二、如何概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鲜活的实践，有着大量的案例可供研究，大量的现象有待解读，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大量的实践经验需要提炼和概括。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学术发展的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条件。因此，从国际国内的宽广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创造体现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益成果；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创新，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等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
三、如何概括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这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途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概括出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就是要通过开放、合作、动态管理的运行模式，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协同创新、综合创新。一是要以需求为导向，紧密围绕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通过协同创新，重点研究和解决国家急需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二要形成多元、开放、动态的组织运行模式。不限定范围，不固化单位，面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际创新力量等开放，形成多元、开放、动态的组织运行模式；三要深度融合。引导和支持不同研究主体与各类创新力量开展深度合作，探索创新要素有机融合的新机制，促进优质资源的充分共享，加快学科交叉融合，推动教育、科技、经济、文化互动，实现科学研究和创新能力的同步提升；四要创新引领。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同创新，以协同创新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学术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源远流长的中国优秀学术传统，放眼世界、有容乃大的学术胸怀，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个需要巨人而又不断产生巨人的时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将创造新的气象、新的格局、新的前景。
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余品华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初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基本建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正在发展之中，如何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而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更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它集中回答了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关注的两个中心问题：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社会主义是否已“历史的终结”问题；二是人类现代化的道路、模式，即除了以美国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道路外，是否还可能有现代化的另种道路或模式？这两大问题不限于亚非拉地区，而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经过90多年奋斗不仅提供了一个新型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而且在苏联解体后，还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理想，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一种崭新的选择。
金融危机和2011年开始的欧盟及美国债务危机，引发了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波及欧洲各国。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世界人民心目中已成为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某种不自觉参照系。目前西方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弊端、前途与改革方向的讨论，也隐含着与中国道路的成就相比较的潜台词。
二、如何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已成为世界性热门话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全新的事业，国外必然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存在种种不同解读。例如对中国道路的内涵特征和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多党制选举制不同的中国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及其强大执政能力之根源、与西方价值观念迥异的中国核心价值观念以及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关系等等，都存在各种理解与解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超速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伟大成就，使西方学者瞠目结舌，认为是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理论无法解释和说明的“奇迹”。他们从“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西方话语体系出发，把中国的发展前景或冠以“中国”，或称之为“中国崩溃论”；把中国政治体制称为“”和“威权主义”；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称作“国家资本主义”或“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如此等等。当然，西方也有有识之士如英国的马丁-雅克已认识到：“完全照搬或者主要按照西方的历史词汇来解释和评估中国是有问题的。”“由于按照自身标准审视中国，西方拒绝承认中国自身的独创性。”因此，他认为，对西方而言，“理解中国将是21世纪的巨大挑战之一”。
国内一些人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也有各种错误解读，这是目前思想多元化和各种思想文化冲撞、影响的结果。这对引导干部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是非常不利的。
三、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是中国人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的重要表现
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才最有资格、最有能力也最有必要阐释清楚自己的伟大实践。我们不但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而且要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阐释中国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即理论体系。这也就是所提倡的：既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要把中国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化。为此，我们应当：
（一）端正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应紧跟和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排除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方式，特别是要防止以照抄照搬西方话语为荣、以西方话语体系解读中国道路的研究方式。要坚持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重点选择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项目，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二）努力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能力
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注重调查研究，掌握信息资料，科学分析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课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研究，这样才称得上进行真正的“中国的理论研究”。
（三）在理论创新上下工夫
建立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殊非易事，这是一个创造性工程。不仅要勇于提出有概括性的符合实际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还要能提出一以贯之的新理念、新理论，形成系统化的自组织的新范畴体系。要加强新的实践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重要思想资源，建设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
全球化语境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胡伯项
一、全球化已不可避免，主流意识形态角力加剧
任何社会都有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社会精神文化的中枢与灵魂。在我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占有主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决定着中国话语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打造中国的话语体系，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指标进入了国家视阈。全球化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制度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不断干涉、渗透和控制其他弱小国家，这就把维护国家和强化凝聚的任务尖锐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随着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困境，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责难。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全球范围内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一时间似乎人人都变成“新自由主义者”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成为优势话语权。在“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有的人甚至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歪曲党的历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实际上，西方学者宣称的意识形态终结，并不是指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借此推行其现代“殖民”意识的一种“合法”方式。
二、国际社会发展的两大趋向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当下世界发展，有两大趋向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进程中，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又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在中国的大地上，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典范，成为同期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奇迹，使中国以其他国家所不可望其项背的速度转向现代文明，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二是资本主义世界这几年发生了的严重的金融危机及社会不公正的加深，至今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充分显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的现实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为中国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讲话提供了现实的支撑。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宝贵经验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三、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至关重要
理论形态的演进，是思想精髓的升华，取决于实践的发展和对理论彻底性的要求，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性。1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坚持、发展、创新中前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成功和辉煌，也经历了徘徊和曲折。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发展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答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大力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
话语体系建设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至关重要。体现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的话语体系则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效传播，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带来了新的实践资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同时也要求尽快建立一套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合老百姓理解力和接受力、具有理论亲和力的话语体系，以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权。
四、大力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基础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