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2 03:33:53
关键词：中国；管理会计；高等教育；改革思考
Abstract:ManagementaccountingwasfollowedTaylor’sscientificmanagementproductiontoproduceatthebeginningofthecentury,andalongwitheconomicaldevelopment,butobtainedthepromotedutilizationandthedevelopmentintheoverseasenterprise.Theresearchdemonstratedthat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thehighereducationfarhasnotbeenabletomeetthebusinessmanagementneed.Didthisarticlepresentsituationofanalysisthehighereducationembarkfrom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howelaboratestransformed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thehighereducation,andmadesometentativeplans.
keyword:China;Managementaccounting;Highereducation;Thereformpondered
前言
管理会计在中国的运用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兴起而展开的，其历史并不长。大部分企业对全面预算、风险分析、差量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法、企业员工业绩评价等都知之甚少，企业会计人员仍缺乏管理会计的基本观念，更谈不上应用这些方法去参与经管理会计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数企业的重视。21世纪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以迅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将使得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管理各方面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然而作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工具的管理会计落后于时代要求，为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需要，管理会计教育的创新与变革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一、中国管理会计教育落后之分析
（一）教育理念落后
美国的约翰逊和卡普兰两位教授，他们在1987年合写了一本轰动西方会计界的专著《相关性消失了——管理会计的兴衰》，对西方管理会计的知识体系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这两位美国教授在该书中认为：近年来的西方管理会计实践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目前的管理会计体系是几十年前研究成果的产物，甚至管理会计现在必须要从属于财务报告，从而对管理人员所进行的规划与控制的决策已不再具有相关性（孟焰1999）。这种与决策不相关性的现象在我国仍十分突出，调查显示，我国管理会计教育主要侧重于对管理会计基本原理、方法等的理论传授上，忽视对管理会计实务的分析，普遍缺少对本国管理会计经典实务的分析，与我国管理会计实际联系较少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会计界对实践中已有的一些典型成功案例明显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归纳总结，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案例得到了系统的研究与总结。缺乏具有示范性或样板性的典型案例研究报告，是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未能得到有效普及和推广应用的重要原因（孟焰1999）。
（二）教学方式亟待改革
我国传统会计教育将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帮助学生掌握现有的会计规则以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上，故其狭窄的内容和僵化被动的形式远远落后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这对管理会计人才培养是十分不利的。调查显示，“讲课＋讨论”是中国管理会计教学的主要方式，这是一种相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师生缺少互动，学生不仅不能主动发现和发掘问题，即使有问题，教师也未必知晓并做出回应。调查显示，在管理会计教学中，大约四分之三的课堂时间系“教师讲、学生听”，7.2%的课堂时间用于公开讨论课后作业中的习题与问题，有6.7%的课堂时间用于讨论课后作业中的案例，约4%的课堂时间用于考试（周齐武等2005）。
（三）教学内容陈旧
为了促进西方管理会计的发展，卡普兰教授（1998）对西方高级管理会计内容进行了调整，在其《高级管理会计》（第三版）一书中，强调了作业成本法和作业管理的理论与实务方法的重要意义，并将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法、目标成本法、改善成本法作为战略成本管理的主要方法；对传统的以净利润或投资报酬率为主的经营业绩衡量指标与方法进行了重大的变革，提出以经营业绩平衡表来考核企业经营业绩的四项综合指标：财务经营业绩指标、为顾客提供服务的业绩指标、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业绩指标、员工学习、产品创新与成长的业绩指标；同时为了便于理解与操作，将该书在第一版、第二版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量本利分析、线性规划模型、回归分析模型等全部删除，从而将数学方法的应用降至最低点，由此也可以看出增长数学方法的卡普兰教授在开展管理会计研究中的重大变化（孟焰1999）。实践表明卡普兰教授的改革是对的，在他与他同事的倡导下，西方管理会计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体现在对原有的管理会计知识体系进行了改造，而且还产生了管理会计的一些分支学科，如作业成本管理会计、适时制生产系统、制造资源计划、质量成本管理会计、战略管理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增值管理会计、社会责任管理会计、资本成本管理会计、国际管理会计等以及人理论、组织行为学、信息经济学等相关科学在管理会计中的应用。我们曾经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我国管理会计教材中，成本性态分析、变动成本、本量利分析法、预测分析、短期市郊决策、长期投资决策、全面预算、成本控制、标准成本和责任会计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约77.82%）（张海涛张琳李安琪2003）。实际上根据历史资料编制预算或计划、标准成本控制、存货的经济批量模型、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化决策等内容和方法都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了（黄晓波赵红娥1999）。
二、管理会计高等教育之变革
在工业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一个相对稳态结构,产品生产表现为大批量、标准化,市场需求变化周期较长、个性化特征较少,竞争主要体现在市场占有率高低方面。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经济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生产要素，经济活动契约化、产品标准化、生产规模大型化和组织结构垂直化。与此相适应，传统管理会计把目光聚集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动作上，注重通过控制产品生产成本来完成管理会计的目标，并以产品成本作为定价的基本依据，较少关注风险管理，以制订标准成本和预算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利用经济批量原理进行采购决策
（黄晓波赵红娥1999）。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以核心要素是知识，产品的非标准化，生产规模的小型化等为基本特点。因此，企业管理会计必须更新观念，加强市场变化研究，具体包括管理会计基本理论更新、培养目标更新和教学内容与方法更新：
（一）基本理论更新
管理会计视野的拓展和管理会计人员角色的转变，对管理会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管理会计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业绩评价，旨在提高企业内部效率，其立足点在企业内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管理科学的创新，管理会计有必要拓展其视野，关注和研究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和威胁，为管理决策提供多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相应地，管理会计人员的角色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现行管理会计理论一般地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市场的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在这个市场中人们取得信息是没有成本，不存在交易费用，不存在市场障碍，市场价格由低要求决定等。上述假设与客观实际已经是越来越不相等了。例如管理会计中的许多市场预测方法就建立在上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技术不变假设和边际收益递减假设等更是支持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基本假设，而基于此假设的管理会计在提供决策依据时，就难免出现决策的失误。（二）管理会计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更新
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更新，首先体现在正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将管理会计教育的重心转向学生能力的培养，其课程开发采用“整合取向”，重在考虑多元化知识和现有课程的融合、彼此间的接触、作用和相互渗透以及对现有课程的补充、拓展、加深等。我国不少高校的本科会计专业，专业课时几乎占总课时的1／4，在专科层次上，这个比重更高。根据调查显示，目前，会计专业学生缺乏的是企业经营管理、中文写作、财务管理、电子计算机、外语、生产管理等知识，会计核算知识并不缺乏。因此，管理会计的课程体系在囊括会计专业基础知识之外，还应涵盖相关专业知识，如税收、金融、管理学、法律、工程技术等。
孟教授（1999）根据自身的体验认为，总的来看，进入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管理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领域层出不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管理会计在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方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但就管理会计教学本身而言，绝大多数管理会计老师（89.7%）采用中文教科书为教材，有4位（约占10%）采用英文教科书，有3.6%的教学资料选自英文学术期刊，2.08%选自英文实务期刊。由此可推定，如果那些被选用的中文教科书能有效地掌握西方管理会计实务或制度，否则它们对于西方管理会计创新的全面介绍仍然有限。当然，本文的观点并非主张中文的管理会计教科书必须涵盖所有西方管理会计技术或制度。
（三）管理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更新
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AECC）在于1990年9月的《状况报告第1号——会计教育的目标》中提出，会计教育的目标是要使学生具备作为一名会计人员所必备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其能终生学习，并主动适应职业要求的变化，具体内容为：①技能。包括与他人沟通的能力、智力判断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②知识。包括一般性知识、经营管理知识和会计专业知识。③专业认同。指会计专业毕业生应该认同会计专业，乐于掌握作为会计专业人员所必备的学识、技能和建立相应的价值观念，熟悉会计职业道德准则，能进行价值判断，随时准备探讨与会计人员专业诚实性、客观性、适应性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可见，管理会计教育必须正视管理会计人员的这种角色转变，改进教学以使学生适应环境的变化。管理会计专业的学生要想胜任工作，除了掌握更多的信息技术外，还必须学习和发展商业管理、战略分析、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三、关于我国管理会计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
于1996年结束的美国管理会计协会(IMA)的调查表明美国的企业高层经理对管理会计师期望的变化（J布洛切爱德华,H陈康,W林托马斯2002）：经理们希望管理会计师不仅要关注短期财务成果的管理报告,而且能够整理并解释有助于企业成功的信息,包括为企业高层决策者制定和实施成功的竞争优势战略提供关键因素的信息。为了推动管理会计教育的改革,IMA提出了一项四步行动计划,以促使教育界对会计课程进行修订,使主修管理会计的学生毕业后能满足企业对他们提出的技能和素质上的要求。具体措施包括：（1）举办企业界与教育界的交流会,商榷共同的需要；（2）由IMA发起的会计教育改革小组定期会晤,以敦促会计改革项目的开发以及实施；（3）由IMA负责的“管理会计的实证分析”；（4）促进IMA研究成果的交流(任忠奇,夏鑫2003)。
当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由于我国没有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不是很多，这就为开展管理会计的典型案例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这表现在，学术界特别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很难有机会深入到企业中开展调查研究，因而对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管理会计的情况缺乏了解；而实务界对学术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论性太强，与企业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所以中国管理管理会计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办法，也不能等中国建立起管理会计师协会和开设管理会计师资格考试再动手，有据于此，本文根据前期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几点改革设想：
（一）、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发展与改进进入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学术界大力倡导实证研究方法。早期的实证会计主要是对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问题研究,后来又转向研究会计选择的动机及考虑的因素,到70年代末实证会计研究兴盛起来,80年代即已成为会计研究的主流学派。目前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方法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里既存在人们的认识问题,也受客观事物规律性暴露得不够充分的影响。积极响应中国会计学会“管理会计与应用专业委员会”在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的配合下，发起了“中国管理会计典型案例经验总结与研究”的活动。开展“中国管理会计典型案例经验总结与研究”的活动，将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开拓性尝试。
（二）、管理会计内容的调整与拓展
新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要求我们转移成本管理重心
、拓展成本控制视角。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产品的价值将更多地取决于产品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有技术上的、也有市场方面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以及对市场的掌握在企业增值中占较大的部分,生产制造则占增值中相对较少的部分。产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企业为确保长期竞争优势,不得不在信息、知识发展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产品的生产制造成本相对其开发和市场调研支出显得微乎其微。在这种情况下,成本管理的重心应当逐渐从生产制造成本转移到产品研制开发成本方面,由成本控制转移到成本计划。
参考文献：
1、周齐武,杜荣瑞,王斌,肖泽忠.中国管理会计教育现状分析[J].会计研究2005,7
2、黄晓波,赵红娥.经济形态变革与管理会计创新[J].会计研究1999,12
3、孟焰.面向21世纪的中国管理会计[J].会计研究1999,10
4、张琳,周建伟,李安琪.管理会计应用环境与中国管理会计教育[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5、张海涛,张琳,李安琪.关于我国管理会计教材质量的调查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一、选题缘由
1984年，厦门大学获得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截止到2014年恰好走过了30年的历程。学位论文是传播学科研究的理论成果和普及学科知识的重要资料，统计分析一个学科以往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勾勒出该学科发展的历程，明确该学科未来的研究方向，促进研究者更好地把握该学科的研究重点。而且，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科研水平高，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生培养的较高水平，其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对高等教育学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二、选题概况
以高等教育学实力最强的14所高校为研究对象，其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高校2所（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师范类院校8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综合类院校4所（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西南大学）。这14所高校均拥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较高水平。
选取“CNKI―《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网络检索，学科专业名称为“高等教育学”，检索时间段为“2010-2014年”，学位为“硕士学位论文”，以这14所高校为学位授予单位，经过两个论文库的比对和筛选，去除重复的论文篇数，检索出共1056篇硕士学位论文，其收录情况如表1所示。
在所选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作者最后入学时间是2011年，该年全国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16个。其中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近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数量为0，因而本研究未对这两所高校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三、选题领域分析
将所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领域分析，所借鉴和参考的理论或分类标准如下。一是李秉德先生的教学七要素说，即学生、目的、课程、方法、环境、反馈、教师等七个要素。如，高校教师和学生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高校课程教学和科研是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二是参照《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关于高等教育学杂志的分类标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体制与结构、教育经济与财政、院校研究、民办与职业高等教育、教师教育与教师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课程理论与教学改革、学生工作与学生事务、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史、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等基本栏目。三是受陈学飞分类方法的启发，并借鉴赵苁蓉有关高等教育研究主题的划分法，对1056篇高等教育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主题分析，得到如下分类结果及主题释义表。
原则上每篇论文只统计到一个主题中，如果研究内容涉及两个主题，则以比重较大的主题为准。
按照本研究的统计标准，对近10年刊载的1056篇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进行数量统计，并按照数量多少进行排列，刊载论文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见下表。
第一类是大于10%的主题，有高校课程、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研究，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和高校管理研究，总计比例为51%，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都在100篇以上；
第二类是大于5%而小于10%的主题，有高校学生研究、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高校德育工作研究和高等教育评价研究，总计比例为38%；
第三类主题的研究比例低于5%，分别是高校教师研究、高等教育史研究及其他方面研究，总计比例为11%。
通过对CNKI和万方论文库数据库中有关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分析，可以明晰当今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重点所在，为今后硕士研究生选题提供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及相关问题分析
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中，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等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高等学校作为公共教育机构，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但是其对受教育者进行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等的权力是国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项的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3] 下面，就将围绕学校的地位及由此产生的学生与学校的关系问题进行论述。
法国行政法上，认为学校属于公立公益机构。公立公益机构是一个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机构，它在特定的范围内提供一种或多种专门的公共服务，其有三个要求：专门服务，公共服务及人格化。[4] 而法兰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学院校、公立中学和各中高教育学校等公立教育机构则均属于国属公立公益机构。[5] 因此，它们属于公务法人的范畴，和地方团体以及国家一样，是一个行政主体。[6] 那么，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地位有什么区别呢？韦德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如果大学是依法规设立的，可以将它作为法定公共机构对待，归入行政法的范畴，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设立的，则不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学生针对这种大学的权利便取决于契约。[7] 按照公私立标准来区别大学的不同地位，从而确定学校与学生的不同权利、义务关系及相应的救济途径，这一理论也受到了一些挑战。在日本，1970年以后，认为将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对学生的法律关系加以区别，并不合理，并且与教育、研究之非权力性质发生矛盾，因此逐渐趋向于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其与学生间法律关系均属一种“在学契约关系”。[8]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将大学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来对待的，[9] 这在前述引用的判决中已有清楚的表述。[10] 更早一点是，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判决书中有相同的表述。这一判决得到二审法院的维持，而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将其选登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1] 这就实际上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判决所作出的认可和支持。不过随着今后私立大学的增加，其地位是否与公立大学有所区别，以及公立大学（或者包括私立大学）所实施的哪些行为属于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这些问题都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以期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上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标准。
与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联的一个问题是：授予学位行为的性质。《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我们注意到，法律在这里使用的是“权利”这个词，而非“权力”。但是，第3项规定的招生权，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第6项规定的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等，无论是从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强制性，还是从对相对方的拘束力和权利、义务的巨大影响力来看，都更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今后法律中应明确划分“权利”与“权力”，一方面利于保障学校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便于针对权力的行使设置相应的监督与救济机制，从而预防并减少权力的滥用，更好地维护学生、教师的合法权益。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21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22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3条规定“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第4、5、6条分别规定了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标准。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综上所述，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高等学校颁发学位证书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从这一点上来讲，高等学校的学位授予行为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应纳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当然，高等学校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亦属类似情况，在此不再赘述。
与高等学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生与高等学校的关系问题。德国行政法传统上将学生、公务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特别权力关系”，从而区别于“一般权力关系”。特别权力关系的法律后果是：无法律保留、无基本权利的适用和无权利保护。[12] 可见，如果适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此种情形之下，学生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更多考虑的是学校管理的效率。但目前，德国行政法上，关于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的划分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关系”。在教育关系、公务员关系等表现为紧密型持续法律关系的特殊设计的法律关系中，不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决定，而且还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质的决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国家与公民之间“原本的”法律关系，而只仅仅关乎机关的正常工作。因而，乌利教授从法律上将其分为基本关系与工作关系，其最重要的法律后果是：与基本权利相关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工作关系中的命令则不属于行政行为。[13] 而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52年（1977年）的“富山大学不承认学分事件”中，则提出所谓的“部分社会说”，其判决认为，大学不论是国立或私立，基于其教育学生与研究之目的，即使在法令无特别规定时，大学具有以学校规则等付诸实施之自律性、概括性机能。故使大学形成与一般市民社会不同之特殊部分社会，对于其间所发生之争端，并非全部当然得成为法院司法审查之对象。[14] 公法学者兼子仁教授则提出所谓的“教育法特有之契约关系说”。这两者都放弃了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15] 我国目前在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侧重于管理和规范，对于学生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则相对薄弱，这是不争的事实。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未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这对学生权利的保障实为不利，也不符合当今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今后立法中宜明确学校与学生之关系，既不宜定为“特别权力关系”，也不宜划入纯粹的“契约关系”，应充分考虑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特殊性和学校日常事务的复杂性，针对不同的事项确定不同的救济方式与途径，既给予学校以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又能对学生的权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二、受案范围问题及教育领域的法律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而当把这句格言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时，就如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引发的议论，人们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法院是否可以和能够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为学生提供救济？司法审查的介入是否意味着对学术自由的侵犯？当人们为司法的阳光照进大学校园而欢欣鼓舞时，是否也想到司法所带来的可能不止是阳光，还可能引发暴风雨？
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即是：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不属于第12条规定的排除性情形，但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行为与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行为是否属于同类行为呢？许可证和执照是直接赋予相对方从事某种职业或活动的资格，而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则主要涉及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证明、学术水平的评价。当然，不可否认，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取得与否与学生将来的就业、收入、社会评价等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适用第11条第1款第8项的规定对于本案更为合适。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有更为明确的规定，其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权利：……（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对于这里的“依法提起诉讼”，应当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而在《学位条例》中，有关学位授予争议的规定，主要有第16条：“非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团体对于授予学位的决议和决定持有不同意见时，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异议。学位授予单位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当对提出的异议进行研究和处理。”第17条：“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第18条：“国务院对于已经批准授予学位的单位，在确认其不能保证所授学位的学术水平时，可以停止或撤销其授予学位的资格。”而对于学位申请者的学生，却无任何声明异议、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救济规定。应当说，《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为司法救济进入教育领域提供了一条路径。这条路径则是自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之后才得以真正凸现，[16] 而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则使这条路径进一步凸现和扩展。法院认为高等学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其经授权而行使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认为拒绝颁发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行为不属于“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行为，[17] 则该行为是否又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规定的“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呢？如前所述，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实无明确规定有关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争议，学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和第2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则在目前教育领域缺乏应有法律救济的情况下，将有关颁发毕业证书、授予学位的争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的。进一步分析，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的行为属于羁束性行政行为，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如成绩合格，论文答辩通过，决议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等，就应予以颁发，在此意义上讲，法院也有权对该种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这里必须要提到的是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第1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规定没有沿袭“具体行政行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为”，应当说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利。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为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纳入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必然日趋增多，甚至从根本上取消“受案范围”这一概念。但是，就目前而言，对于司法救济在教育领域到底能够走多远，宜在法律中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学校针对学生所作出的哪些行为可以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除了“开除学籍”之外，“勒令退学”是否也应纳入？而对于学位授予这类学术性相对较强的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否合适？如果纳入，法院对此是否应当仅进行程序性审查？同时，相应地，在《国家赔偿法》中，是否也应当加入学生有权向学校求偿的规定？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及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它使人们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对学生作出的退学、开除等处分，以及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等决定，事实上与学生将来的就业机会、收入情况等有着密切关系，是有关学生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项，在目前缺乏有力的行政救济的情况下，具有中立性、公开性的司法救济的介入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当然，对于有关学生纪律惩戒的争议，是否可以考虑设置一个行政争议前置程序，而对于有关学位授予的争议，是否由有关的学术机构先行仲裁，或者由某类专门的行政裁判机构来予以裁决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问题。但关键的一点在于-教育领域中的行政救济应引入“准司法程序”，无论是复议还是仲裁，都应确保其中立性、透明性和及时有效性，以提高当事人对其公正性的信任度。而司法审查作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审查的范围，是仅限于合法性审查，还是将合理性审查也纳入其中？是仅限于程序性审查，还是包括对行为内容的实质性审查？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中加以明确规定。但司法救济介入教育领域势成必然，这极大地利于对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的权利加以保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国外的情况。在美国，美国宪法第5条、第14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受剥夺。但人们长期认为，社会对于由税收支持的教育有一种特权，因此对于公立学校的学生，政府有权对其受教育的机会加以剥夺。直到1961年狄克逊诉阿拉巴马教育委员会案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法院认为教育已经成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而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实体权利，因而要求在这一领域中适用正当程序。[18] 施瓦茨认为，在有关学生纪律的案件中，受教育利益上的财产权和名誉上的自由权都处于危险之中。[19] 自狄克逊案后，美国法院确认，正当程序条款适用于公立学校作出的开除学生的决定。1975年的戈斯诉洛伯兹案的判决则把正当程序扩大到了暂停学业的处分。该案中，法院认为，一位被暂停学业达10天的公立学校学生具有充分的财产利益和充分的自由利益要求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20] 戈斯案件中所确立的原则在后来的案件中存在例外的情况。例如，在另一个案件中，法院认为， 一位因学业及临床的糟糕表现而被学校勒令退学的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并不具有要求听证的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学业失败是一种例外，除非学校存在欺诈或不良信用。[21] 在德国，长期以来联邦行政法院在考试事件内容上不加审查，但对考试机关的考试程序有无重大违规作审查，包括：是否遵守程序性规定，是否对具体事实有误认，是否有偏离一般公认的评断标准，是否参酌与考试事件无关因素之考虑。[22] 而1991年4月17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同一天作成两项判决，改变了行政法院过去的保守见解，而主张应对考试争讼的实质内容作深入审查。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联邦行政法院态度保守，过于尊重放任考试委员的判断余地，以至在判断余地的外衣下往往评分错误，排除了法院审查权，致使判断瑕疵造成的后果须由应考人自行承担，实属不公。[23]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刘案涉及博士学位授予这种学术性极强的行为，那么，法院的介入是否会损害学术自由呢？通常认为，学术自由是指独立地进行研究、教学的权利。德国汉堡大学教授Paul Kirchhof认为学术自由有五大内涵，即：不受驾驭，严谨地对知识进行探究及传播；共通联络的自由；学者的行为可以自我决定，并且对其行为自我负责；防止国家侵害；国家提供财力及机构支援。[24] 学术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必然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对于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固然是学术自由的一个内容，但当这种评价与学位证书的授予联系在一起时，这种评价就不再仅仅限于学术自由的范围，它与学生的重大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时就必然要求考虑对学生权利的保护，必然要求设置一个公开、公正的程序来实现这种保护。而当这种公开、公正的程序未被执行抑或根本上未建立起公开、公正的程序时，则法院的介入就无可非议，而更多应该考虑的问题仅仅是-法院介入到何种程度。
我们认为，与开除、勒令退学等针对学生的处分相比，高等学校授予学位的行为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专门针对学位授予的救济方式，在此种情况下，法院诉讼之门的开启势成必然。只有这样，学生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当然，法院对于高等学校的这类行为，是仅作合法性、程序性审查，还是包括合理性、实质性审查？针对高等学校的相关决定（是否授予学位、是否颁发毕业证书），法院可以作出哪些形式的判决？即是说，法院仅可以判决“撤销重作”，还是可以直接判决“责令颁发”？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应该说，在目前并不妨碍有关学位授予、毕业证颁发的争议进入诉讼程序，毕竟，我们不能漠视学生的权利而轻易地关闭法院的大门。
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高等教育研究起着规范和导向的作用,理论研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水平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一、高等教育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关系
对于这个问题,1993年10月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高等教育学研讨会”上已被提出。潘懋元教授1995年3月在广东汕头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发言中重新提高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者对此应有明确的认识——什么是高等教育研究?什么是高等教育学研究?二者有何种关系,如何进行各自的研究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个人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包括了高等教育各领域、各范围、各层次的研究在内,小至具体的课程安排,大至国家的高教发展战略以及高等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凡以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均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参加研究的人员具有群众性甚至全员性。而高等教育学研究则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抽象层次,其成果是离实际较远的理论状态,是构成高等教育学的构件,研究人员具有专业性和极强的学术性,是少数高等教育学研究工作者的专门研究领域。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人员不仅关注高等教育实践,而且关注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并从这丰富多彩的实践和成果中抽象出规律性的、系统的知识来构筑高等教育学大厦;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多在于解决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表现为某种具象的思维、思路、方法、策略等,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象211工程研究等)。而高等教育学研究要撇开高等教育的各种形式、形态、具体条件和特定领域,不以提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对策和某种操作方案为目的,而是把问题抽象到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来观察,目的在于揭示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和发展规律,为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提供普适性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高等教育研究可以借鉴一切对高等教育研究有价值的其他成果,尤其是方法来解决高等教育的具体问题(比如借鉴经济的、数学的、工程的等),而高等教育学研究应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方法体系。因为作为一门学科成立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体系的,这往往是衡量学科成立(熟)的标志;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强行政干预的、为教育行政服务的,与教育行政有密切关系的研究活动,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时代性、国家性、民族性、高校性等色彩。而高等教育学研究是一种强学术干预的、为科学服务的、与学科有密切关系的学术发现活动,带有极强的抽象性、普适性、学术性、国际性等,是人类用心血铸造的“科学索道”上的一个“铁环”。
我举一个例子说明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关系。3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李比特等人进行了领导方式与工作效率之关系的研究。在美国社会中以美国人为被试研究的结果表明:民主的领导方式下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感较大,专制的领导方式下二者皆较小。这一结论在师生关系与学习效率研究中也得到验证。这一研究被视为教育心理学的经典研究被广泛地引用,我国学者撰写《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的著作大都引用了这一研究,似乎已成为公理。1970年米德(Meade)以香港的中国人和美国的华人为对象的研究则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香港的中国人在专制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足感均高于民主式的领导,美国的华人在两种领导方式下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感无显著的差异。(万明钢《论教育科学研究中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96.1)我举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就是要研究“领导方式与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感之间有无差异”诸如此类的抽象问题,而高等教育研究则要具体研究在本国、本地、本校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并为制定自己的策略服务。反过来,不同研究表现出的“各种差异”,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提供了抽象研究的材料,高等教育学研究才能得出确有“差异”这种普适性的结论。这就是说高等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教育学研究是互相促进的,有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丰硕成果,高等教育学研究才有研究基础和源泉。反之,有了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逐步完善,才能更进一步指导高等教育研究向深入开展,进而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核心。我们用三角形表示高等教育研究的话,那么高等教育学研究就是三角形的内切圆。如图:
二、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与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关系
我看高等教育理论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自然有共性的东西。在近代史上由于东方民族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方面相对落后于西方。历史发展的经验使得我们(东方民族)主动改变长期闭关自守的观念,强化兼容并包的思想,自觉向西方学习,这种意识在今天尤其强烈。西方有识之士近年来也意识到强调个人主义过了头带来了个人不知自尊自控,国家意识淡薄,于是提出向东方伦理道德学习的问题。也因此,出现了国际精神文明和文化教育上的“基督教”与“佛教”对话,东西方文明正在大联合的趋势中。随着地球正在成为一个“村落”,国际间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各国高等教育都在“全球意识”和“寻根意识”的交互作用中,接受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双重洗礼。各国高等教育的个性都在于吃透并弘扬各自民族精神,共性都在于追赶现代科学文明之趋势。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有探讨本国高等教育理论和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可能与责任。潘懋元教授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前瞻》(《高等教育研究》1995.3)一文中指出:建设一个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学派是有条件的。因为¹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有盛大的高等教育阵容,并且包涵的内容丰富多彩,有丰富的研究资源。中国有一支庞大的高等教育研究队伍。尽管现在研究的水平不高,未能形成理论体系,许多论著仍是经验体系、知识体系、工作体系,但只要有信心,一定能建成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学派。在此,我对潘教授的观点进行补充,我想中国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除了研究好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外,应对国际高等教育研究做出贡献。要有推出我们的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流派这种意识,更要树立富于挑战的诺贝尔精神——“创新—求实—献身”三位一体的科学精神。
我国在高等教育理论前加上定语“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就是说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目标仅停留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相对具象的空间内,而尚未进入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抽象空间中去,这与我们中华民族高等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随着国门打开以及与外界交往的频繁,我们有能力在探讨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的同时,进行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逐步把我国建成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中心之一。这不是狂妄,而是我们应尽的一种义务和历史责任。对于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我认为应从方法上有个突破。我们既要发扬中国人善于思辩的长处,又要把我们的思辩与西方的实证结合起来。不可妄自尊大,更不可盲目的把西方的东西奉为科学,把自己的当作经验,迷信西方而厌恶自己。
赵红洲先生有一段谈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我们长期与诺贝尔奖无缘,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首先是科学知识积累不足,我国科学家“隔代智力接力”与国外相差较远,而孕育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至少要有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方能见效。第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那种“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学习,一会儿去干其它活动”的非全时科学劳动是不能保证科研时间连续性的。第三,缺乏科学家群落,诺贝尔是一种精神,如同麦当劳是一种文化。大量的事实说明,在我们民族意识中,诺贝尔精神缺乏了,或者说诺贝尔精神尚未汇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洪流之中。建国40余年来,“诺贝尔侏儒”的帽子依然无情地扣在我们的头上。这段话启发我们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要有诺贝尔精神,注意高等教育学学者的代际知识传承和积累,形成高等教育学学者群落,保证研究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足够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参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人(包括领导者、管理者、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和慎重对待的问题。
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与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职责
我国的高教研究机构很多,国家、省及各高校都有专门的高教研究所(室)。这些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是什么?其学者的职责又是什么?不甚明确或者说起码不象国家其他行政机关那样明确。因此,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其学者有时往往处于边缘地位,这对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极为不利的。
1.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职能
我在《云南高教研究》1995.4上,撰文《高等学校要加强高等教育研究》。该文指出:高校高教研究所(室)的根本任务是对教职工进行现代高等教育意识教育,增强现代人观念,树立现代高校的形象,形成有特色的高校文化。更要加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外向型的高等教育研究人才和出高水平的高教研究成果。我在《教育探索》1996.1—2上,撰文《谈地方高校的高教研究工作》。该文指出:我国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室)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教研究人才培养(训)为主的高教研究所(室)。象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等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属于此类。第二类是以高教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且具有高教研究行政管理职能的高教研究所(室)。象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高教研究所(室)属于此类。第三类是以应用研究和高教研究行政管理为主的高教研究室(所)。我们绝大多数的高校高教研究室属于这一类。国家高教研究中心与高校高教研究所的第一类相似。
各省高教研究所与高校教研究所(室)的第二类相似。综上述,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分为三类,我认为它们分别有如下基本职能和一般职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一般职能是各类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所共有的,基本职能因不同类别而各有侧重。各具体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因主办单位和人员结构、素质等具体条件制约,其职能的发挥可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2.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的职责
我国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很多,在这里我们只研究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尽那些职责。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所从事的理论研究工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建构人类(国际)高等教育理论大厦。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学者要尽到如下职责:参与高等教育实践,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总结高等教育经验,寻求高等教育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恢复了生机和活力。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许多新任务和新要求。相应地,我国高等教育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高等教育改革大潮随之到来。高等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牵动全局的重大的改革,如实施“211工程”、改革办学体制、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实施素质教育等等。但是同时高等教育系统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涌现。这些问题和矛盾与我国社会转型期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高等教育公平问题、质量问题、毕业生就业问题、贫困生资助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正在拷问我国高等教育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进入了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学学科规范问题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关于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概念体系、研究范式、学科体例等诸多方面尚在探讨之中,时至今日尚没有见到突破性的理论成果的问世。高等教育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仍然是高等教育研究努力的目标。总之,无论是高等教育实践还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都期待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研究有创新性的发展。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所言:“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高等教育都有很大的发展,高等教育中的很多问题需要从哲学上进行理论的探讨,做出正确的回答。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西方高等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中的许多问题作了分析。该书自1987年被翻译成中文,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又由该社发行第3版。这本高等教育哲学著作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界被奉为经典著作,甚至被指定为中国高校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必读专著之一,正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以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对理论基础的迫切需求。然而,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基于西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而作,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离不开扎根于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指导。布鲁贝克在讨论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时指出:“美国在形成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步伐是缓慢的。”[2]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哲学的自觉追求,其步伐也是相当缓慢的。从以一门学科的身份诞生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日益显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著作却迟迟没有出现,直到2004年湖南师范大学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问世,才打破了这一局面。因此我们说,“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需要。
二、高等教育研究中哲学的贫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我国有自觉的高等教育研究以来所持的哲学基础进行回顾与反思。尽管在形成“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高等教育哲学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步伐是缓慢的。然而,纵观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们所持的主要哲学基础——工具理性的政治论哲学和知识理性的认识论哲学。
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虽然研究者们没有直接提及自身所持的哲学基础,但“大体上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以社会为逻辑起点的,以此作为一条主线来阐述高等教育学的许多基本论题”[3]。如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包括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关系)的研究中,“适应论”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的一种主流思想,无论是在高等教育学教科书、著作还是有关研究论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适应论”的基本观点主要有:“高等教育的本性就在它的适应性,其目的就是去适应,其任务就是培养会适应的人才,其方法亦围绕着适应去设计。”从客观现实来看,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确不是在服务于政治中丢失了自我,就是在适应经济发展中沦为经济的奴仆。这种现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者的思想。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总结的两条基本规律之——“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甚至被当作高等教育的基本原理而被广泛应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不能只是“适应”社会,还应导引社会,也有学者提出高等教育要“超越”现实的规定性,于是才产生了“超越论”与“适应论”之争。上述“适应论”、“超越论”者的观点,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本位的表现。而关于高等教育本质的讨论,在张楚廷先生看来,也是社会本位的一种表现,因为“喜欢本质论者实质上是喜欢本位论,特别喜欢社会本位论,把一切归结于社会本质,而且这个本位成了最高本质”[4]。这种将高等教育视为社会(尤其是政治)服务工具的工具理性的政治论哲学之所以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其社会根源上来看,是我国传统的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直接浸染的结果,高等教育研究者们身处其中,难免受其影响。
晚近一些时期,随着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对国外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不断引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哲学基础也有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是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显现。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深入,为构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寻找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我国理论界对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说法有很多,其中主要是以认识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到目前为止,关于逻辑起点的观点主要有:“知识起点”说、“高深学问”说、“学习高深专门知识”说等等[5]。这些观点显然深受认识论哲学思想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政治论哲学思想长期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显现无疑是对已有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一种突破,这种新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努力。然而,这种认识论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受外来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启发的痕迹。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以“高深的学问”作为基点展开相互关联的八个方面的论述,就是为我们提供的一种可资借鉴的范例。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贫乏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该书对研究者们的影响尤其深刻。
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主要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6]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可能是偶然与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相遇,基本一致而并非完全一致。但是,是否就只有这两种“有序化”的工作呢?张楚廷先生对这一问题提出也质疑:“把高等教育哲学植于认识论基础之上,显然是偏向于用理性主义解释了高等教育的本性。……事实上,认识是属于人的,然而,若人只被视为认识论意义下的人,那是把人看扁了,把生命看扁了。如果高等教育哲学立足于认识论,也就是把高等教育看扁了。……政治论有时是本,有时是末,因而它并非根本。”[7]的确,无论是认识论基础还是政治论基础,追根溯源,均未走出近性主义哲学的藩篱,只是坚持认识论者把理智看作治学生涯的目的,坚持政治论者把理性作为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二者其实都远离甚至遗忘了人的存在。总之,高等教育研究需要高等教育哲学这个高层面的理论指导,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缺乏对高等教育哲学自觉追求的浓郁氛围,致使出现研究创新性成果有限以及对实践指导作用不足的现状。因此哲学的贫乏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
三、以人为本的生命论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昭示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新契机
如果说上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政治论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以政治为主导的社会直接浸染的结果,认识论哲学基础是外来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启发下的产物,那么,以人为本的生命论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则多少包含了一部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的”追求。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的问世就是这种自觉追求的结果。
生命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19世纪末反对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物,到20世纪则更加兴旺起来。它将哲学关注的主题由外(自然物质世界)转向内(人自身),核心是人的生命以及与人的生命不可分的人的生活、人的心理状况和人的历史文化。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基本对象是人,高等教育研究因此难免会与它相遇并受其影响。
张应强所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本质的遮蔽和实践的偏狭提出质疑,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较早地指出其根本问题在于对人的忽视[8]。后来也有一些学者以整个教育领域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涂又光先生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多年来为博士生讲授教育哲学课程,他的哲学思想也有着深刻的人本色彩。而张楚廷先生的《高等教育哲学》的问世,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生命论高等教育哲学。该书立足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高举生命论哲学的大旗,是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它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本主义;高等教育;改革;问题
人本主义的理论来源于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古希腊文化也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早在千年以前，崇尚教育的古希腊人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育制度，并且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改革，因此也就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为近现代以来西方教育乃至世界教育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从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开始，雅典开始实施全面的“文科”教育，这种“文科”教育所崇尚的就是追寻自由以及强调以人为中心。这种最初的人文主义思想成为后期人本主义理论的主要内涵，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本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内涵就在于“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作用。
一、人本主义思想下的教育理论
(一)人本主义思想与人本主义教育理论
人本主义思想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上世纪中后期，人本主义心理学随着马斯洛等人的推动下兴起，这也就是人本主义教育逐步形成一种教育思想的最根本原因所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把人的价值和尊严，以及人的自由、潜能等放在首位，而不注重具体知识的教学。在人本主义思想下的教育理论，核心是“人性为本”。在这一理论的要求下，教育的最主要目的就在于如何实现“完整”的人。“自我”是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本主义教育理论所要追寻的。在教育思想中具体表现为追求人性之美，因此在现代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中，教育需要发展学生个性，激发学生潜能，以此使其成为全面发展的个体。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个体必然会产生发展差异，所以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也十分强调学生的个别差异，以及学生的个人价值观。不同的学生受到学习能力、兴趣爱好，以及接受知识等多方面能力的不同，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也就十分显著。因此在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之下，要求教育改革应当逐步发展学生的个性，展现学生的自我能力，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一模一样的学习机器。在学习知识与发展能力上，现代人本主义教育理论更加注意学生能力的培养，认为传统教育中过分强调学科知识的教授，只会不断压制学生能力的发展，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开展，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对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作用
新时期以来，不仅仅是我国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工作，纵观全球各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着不同的高等教育改革。我国的高等教育随着国情和国际社会的变化而进行一定的改革，而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所贯彻的人本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的来说，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有重要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尤其对我国当前发展的创新教育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尤其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创新教育要求学生要具有个性特征，符合人本主义中主张发展学生个性的需求。创新人才基本都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个性鲜明。因此实施创新教育，就是要贯彻发展学生个性，是将传统教育观念转向“以人为本”的彻底转变，将发展创新与学生个性作为教育首要目标。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的创新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相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转变，学生可以更加充分的展现自己的能力，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有利于我国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目标的实现。
二、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
人本主义思想来源于西方，但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论并没有冲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一直以来也是我国教育理念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二十一世纪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人们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国高校纷纷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主要目标，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高校的扩张、合并，以及学科的增加等等。很多原有的单科性质的“学院”都在努力朝建设“综合性大学”方向而努力，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面临的问题，全球很多国家的高校都在面临这一困境。高等教育改革后，我国高校的发展特征可以总结为“跨越式发展”。这种“跨越式发展”模式实际上已经和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背离，一方面，在盲目追求效率的理念下，高等教育发展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在不断扩张，各地对于高校数量、入学率等都形成一种攀比行为。其次，在实现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式上，政府仍旧是直接干预为主，从高校的扩张到合并调整等，其中都体现出鲜明的行政导向趋势。同时设置各种专项经费，令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工程模式”，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和教育的目的。在这种特征之下的高等教育改革，其方向已经偏离了人本主义教育理念之下的“以人为本”，而由此的教育质量也令人担忧。一些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在谈到教育改革时，也会说到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并没有从教育的本质上去探究如何改革，没有真正的从“人”的需要和“人”的培养出发。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高校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扩招，这种扩招具有很强的经济倾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育产业化”的产物。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扩招仍旧是一种主流的做法。大规模的扩招后，高校的定位和培养模式出现了同一性的发展趋势，一些本来具有学科特色的高校，为了追求成为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丧失学科优越性。在这种背景之下，师生比例就会出现失调，对学生的培养和关注也会下降。其次，对于高校科研的管理模式中，过度追求等科研指标，使很多高校中的教师将教书育人为指导转变为以科研为主导，这也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相去甚远。除此之外，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教育的功利化倾向逐年严重，忽视对人文学科的关注度。从整个社会的教育氛围来看，我国教育发展似乎陷入了一个困境。从很多高校的校长，到普通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不少人逐步走入了教育工具论的误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教育的目的被认为就是为社会发展培养不同方面的人才，而从个人来看，教育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整个教育环境都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学生在进入高校选择专业时，往往都希望去一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因此人文学科往往就被忽视。而在一些高校中，人文学科的发展经费远远不如理工科。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高校在专业设置和培养目标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调整，学生无法真正的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很多时候只能为了找工作而学习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专业，成为被动学习者。高校本应该是塑造人格和培养兴趣，激发学生创造力的重要平台，如今却往往沦为了职业培训机构，这是我们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急需要注重的。
三、如何在高等教育改革中真正落实人本主义思想
让人本主义思想重新回到校园之中，让大学成为真正的以人为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本教育内涵很难真正在各种教学评估中体现出来，但是却可以在课程设置、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校园文化等多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教师。课程学习是教育的最直接实施过程，在课程设置上，我国高校可以以此为突破点，促进师生互动，在这一方面，我国不少高校已经做出了转变。在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中，课程可以分为学术性、情感以及体验课程。学术性课程是我国目前高校最常见的课程模式，注重对于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对于学生走入社会有很好的帮助。而情感课程与体验课程则是倡导学生探寻自己的人生意义，探讨如何实现自己的人格。但这一类课程在目前我国高校中基本涉及较少，少数学校虽然有相关课程，但并没有真正的贯彻落实到位。也许从目前来看，清晰的在我国高校中设置这三类课程有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将情感以及体验课程贯穿到学术性课程的教学之中。对于教师来说，可以转变原有固定的教学模式，尽量采用情景式教学，根据课程来营造不同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自主探究。教师的情感影响着自己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因此会对学生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会对学生的思维方式、记忆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教师可以在学术性课程的教学中，引导学生探寻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方向，树立正确的自我实现目标。人本教育理论最基本的就是要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树立健全的人格，让人勇于追寻自由，实现自我价值。当今社会竞争激励，学生压力也越来越大，对于学生人格成长的关注尤为重要。高压式的教学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高校应当倡导启发式的教学，建立师生交流与互动机制，真正的实现“以学生发展为本”。除此之外，对于高等教育改革中，如何真正的贯彻人本主义思想，还需要注重的就是校园的行政文化问题。我国大部分高校中行政气息尤为严重，桎梏了学术思想和学生创新的发展。高等院校应当尽量弱化学校中的行政气息，关注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努力塑造一个自由而开放，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氛围。
四、结语
我国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为了适应不同阶段的国情和国际背景，高等教育制度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高等教育改革的脚步仍在不断前景，从目前来看，世界形势瞬息万变，人本主义思想很好的符合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将人本主义思想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如何更好地联系起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找出问题所在，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推行高等教育改革工作。
作者:陈清森 单位:常熟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袁亚敏．“以人为本”理念渗透到高校教育管理的实践［J］．职业教育，2014(5)．
［2］张应强．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对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改革［J］．中国高教研究，2014(10)．
[关键词]高职教育 高职院校 国际化
[作者简介]李伟（1978- ），男，河南邓州人，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与人力资源管理、高等职业教育。（北京 100102）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北京市教委科研基地建设―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北京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PXM2013_014208_000030）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6-0165-03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都呈现出高度的国际化。因此，国际化成为高等教育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和战略方向，国际化的程度在一定层面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教育的交流状况及参与水平。
高职院校数量占整个高等院校总量的46.5%，在校生人数已达1000万，占整个高等教育规模的30%，在校学生规模已经成为高校学生总人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国际化或高职院校国际化研究最早始于2008年，研究历史较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探讨。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概念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在高级技术应用性教育方面相互交流和借鉴的过程，实现高职教育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利用。
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特色是以技术应用为手段，结合自身实际，合理制定国际化策略，培养国际化的高技能人才，在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全面推动国际化。同时，有学者认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具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特点，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把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无论从学校内部的变化，还是学校外部，从管理者、教师、学生，还是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都发生着变化。这种观点从含义、范围、条件等方面定义了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有逻辑理论性，也有分层次的可操作性。因此可以这样界定高职教育国际化：高职教育国际化是以技术和应用为特色，以培养国际化中高技能人才为目标，以融合国界和文化差异为手段，创建不同观点并存的和谐氛围环境，实现高职教育的管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
二、研究方法
文章围绕研究目标，有针对性地对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全面的检索、收集和整理。文献检索主要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首先，采用“高职教育国际化”“高职院校国际化”“高职国际化”“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作为关键词进行查询，获得相关文献155篇。其次，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筛选，排除与本文研究主题没有关系的文献，最后获得文献152篇。筛选的具体标准如下：（1）文献中剔除非学术的文章;（2）文献中剔除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相关文献;（3）文献中剔除一文多发的文章;（4）剔除由于不同关键词搜索到的重复文献。最后，对所选取的文献内容进行阅读、整理、分析和归纳，利用SPSS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三、研究发展趋势
（一）研究的时间分析
1.研究成果的时间趋势。随时间发展论文篇数总体上处于递增状态。其中2012年发表篇数34篇，达到峰值。数量总体上可以按照时间分为两个阶段：（1）2002年至2009年，该阶段论文数量出现过上下波动，但变化不是很大，总体呈现出稳定态势。（2）2010年至今，论文数量迅速递增，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阶段，论文数量占近二十年总数的63%。这标志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从中外合作办学的探索阶段，“引进来”国外教材、培养模式、外籍教师等，发展到目前的“引进来，走出去”阶段，即中外留学生及教师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这与目前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开展状况基本一致。由于2013年还没有完全录入数据库中，篇数略低于2012年的篇数，但是可以预测该阶段论文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
2.时间的差异性。比较两个发表时间阶段的篇数差异性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将两个阶段分为两组1和2，对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如表1和166页表2所示。
对表分析结果如下：（1）表1给出的是对篇数的统计描述，可见第一阶段年均篇数均值为7篇，第二阶段年均篇数为24篇，两阶段具有一定的差异，但不能说明其差异程度。（2）方差F检验和样本T检验。表2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为F=3.589，P=0.087，由于P值大于检验水准0.05，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两个样本总体方差齐性，选择方差齐性时的T检验结果，此时P值显示为0.000小于0.05，从而最终得到的统计结论为按0.05检验水准。可以认为，两个阶段篇数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说明近四年来数量较之前有明显的差异。
（二）研究方向和领域
1.文献的归类整理。采用分类归纳的方法对近12年的152篇文章进行归类整理、按照篇数排序统计如表3所示。
通过归类整理，可以把研究内容归为八个主要研究方向，按照篇数比例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分别是：（1）高职国际化教学管理研究为38篇，比例为25%，包含内容为师资培训、教学方法改革、培养模式研究、专业课程设计、质量管理保障体系、外方师资管理等;（2）高职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为30篇，比例为19.7%，论述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策略;（3）院校案例分析研究为23篇，比例为15.1%，论述了各地区和高职院校国际化的现状、遇到的问题及如何解决等;（4）实现方法及途径为20篇，比例为13.2%，论述了国际化的方式、海外实习基地的建立、专业课程教学方法等;（5）国际化过程问题研究为19篇，比例为12.5%，总结和分析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6）高职教育国际化论述为15篇，比例为9.7%，从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内容、标准及综述等方面做论述;（7）西方发达国家经验为5篇，比例为3.3%，介绍了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开展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及经验介绍等;（8）国际化研讨会综述为2篇，比例为1.3%，论述了高职院校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和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工作等。
对研究方向进行再整理归类可以分为三个大类：第一，高职教育国际化操作手段和方法，包含上述的实现方法及途径、国际化研讨会综述、高职国际化教学管理，共有60篇，所占比例39.4%，论述了高职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第二，高职国际化发展策略研究，包含西方发达国家经验、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论述、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策略，共有50篇，所占比例32.9%，论述了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方向和具体方法。第三，高职教育国际化问题分析与研究，包含院校案例分析研究、国际化过程问题研究，共有42篇，所占比例27.7%，通过案例和问题的分析进行经验的解决，服务于操作手段和方法。具体分布见167页表4。
结合表3和表4可以看出，近十二年来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三大领域的八个研究方向。
2.研究特点及存在的不足。表3和表4归类表明研究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研究方向中关于教学管理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最高，为38篇，占总数的25.0%。涉及的内容有教学日常管理、师资管理、专业课程管理、留学生管理、培养目标及质量标准体系等。无论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探索阶段还是快速发展阶段，教学管理都处于重要的地位，保障了国际化过程的顺利进行。
第二，学术研讨会综述虽然只有2篇，但是分别发表在2010年和2012年，说明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发展到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第三，教学管理、发展策略、案例研究、实现方法及途径、问题研究等共有130篇，占整个比例的85.5%。这些体现了当今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学者们不断探讨国际化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如何发展等，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同时，结合具体的高职教育国际化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提出国际化进程的实现方法和途径，如“双语教学”“国际交流”等。
第四，研究方向中既有高职教育国际化含义的分析、体系和模式的建立等理论研究，又通过案例的研究、经验的介绍等举例说明，实现操作方法的落地和途径的建立。因此，表4将研究方向归为三大领域，即问题分析与研究、应对策略研究、操作手段和方法。
第五，研究中有理论研究、案例分析及经验介绍、具体操作手段和方法，但是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定性研究仅仅局限于概念的定义、理论的分析及保障体系建设等，论述也只是对于现有理论的总结，深度不够，缺乏理论创新;学者们结合自身所在院校国际化实践对过往经验进行总结，研究的方法也仅仅局限于定性研究，最常见的是个案对比研究、地区等因素研究，多停留在抽象的认识和思辨上，主要进行逻辑分析、文献梳理与案例描述。有关操作手段和方法的论述过于单一，比如国际交流、双语教学、海外实习等，对于具体的实施步骤涉及不多，可行性有待进一步商榷。
四、高职教育国际化未来研究方向
（一）全面认识国际化人才培养观念
文献的分析表明，有关国际化人才培养观念的研究虽然已经涉及，但仅仅是对概念的解析和作用的一般论述。国际化教育的首要问题是行政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应该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观念，无论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如何将这一观念深入到管理体系和操作领域显然缺乏研究，未来研究可以把这一主题作为研究方向。
（二）加强留学生研究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学生、教师、资源等教学资源“引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两者是同时相互作用的过程，相辅相成，互为主客体。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加强外国留学生市场营销的研究。建立有效的市场推广渠道成为扩大留学生规模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要想对留学生具有吸引力必须具有市场经济的观念，通过各种营销手段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进行宣传和推广。如何推广，如何为留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如何使得更多的留学生了解中国的高职教育成为诸多学者必须研究的课题。
2.关注留学生在校的生活研究。设计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留学生在校生活，有利于宣传中国文化，加深与国外文化交流，减少中外文化冲突;有利于文化的融合，实现中外学生的交流，形成和谐的氛围。这些都有待于学者们进行摸索和研究。
3.关注中方师资、学生海外学习研究。海外学习先进经验由来已久，但是针对高职层面的对象如何去学习与交流，以什么形式和操作方法进行尚有待商榷。
（三）加强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研究
文献分析表明，有关国际化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的研究不是很多，职业资格认证的国际化是体现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标志。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高职课程的国际化，我们有必要围绕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进行高职课程的设计、开发、建设、实施和管理，高职教育国际化不仅仅要学历教育国际化，还要职业资格认证国际化等多元化的教育。我国已有高职院校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探索，对于引进什么标准的资格认证、如何引进、如何与国际认证机构进行合作等仍需学者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海外实训基地研究
海外实训基地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很少建立海外实训基地，学者们的关注也不是很多。但是，随着国际化的开展，拥有海外实训基地是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标志之一，也是发展的需要。对于如何与国外高校和企业进行实训基地的建立、使用、交流等势必成为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
（五）丰富研究方法
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方法从最初的理论探索到目前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但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落实。诸多学者针对高职教育国际化问题选择了西方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虽具有国际视野，为中国的理论界提供参考和帮助，却没有对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环境做出详细的跟进和说明。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提高定性研究方法的应用深度，定性研究过程不仅局限于理论的分析、经验的总结，更应该扎根到中国高职院校当中去，分析其具体应用的效果。同时，增加定量研究方法，这对丰富中外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资料、吸取西方先进教育内容和理念是十分有利的。
五、小结
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从起步探索阶段到快速发展，无论在研究的范围、方法、数量和质量、对象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相对于国外高职教育国际化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不仅仅与我国实际开展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现状有关，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政府政策的制定、企业或组织的参与有关，更与从事高职教育的一线教师及研究者有关。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宏观政策、逻辑论述的研究偏多，基于数据的分析和探讨不足。对于所提出的建议往往是通过文献的分析对比所得，操作性不强。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不足，观点和方法的提出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撑。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良好运转，高职教育国际化势必得到迅猛发展，届时将会有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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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强国；排行榜；比较研究；21世纪大学协会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5-0069-05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既定目标。但是，何谓“高等教育强国”，学界众说纷纭，尚未有定论。虽然近二三十年国际上出现了若干世界大学排行榜，但这些排行的评估对象是具体的大学，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整体。近年来开始有机构关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评估，21世纪大学协会funiversitas 2l，简称u21）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5月，该协会推出了《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简称u21排行榜），2013年5月又发布了新一年度的排名。这为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参照。
一、u21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的基本框架
u21成立于1997年，由欧洲、北美、东亚和大洋洲的21所研究型重点大学组成，旨在协助成员学校实现全球化教育与科研。u21发布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排行榜的目的，是通过设置与其他国家比较的国家系统基准，来改善高等教育的表现。2012年，u21总共对48个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排名。这些国家和地区分布于欧洲、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北美、非洲以及中东地区。2013年，u21评估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0个，同时，在评估指标中增强了网络测量的变量，并注意改善数据的质量，以保证方法的一致性。u21排行榜的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u21指出，鉴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的指标，以用来评估该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质量和价值。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是资源充足，且在有利的监管环境下运行。另外，国内外的联系也是十分重要。这一系统的成功与否是由输出变量来测量的，例如科研成果、入学率与就业率等。u21使用资源、环境、连接性和输出这四个指标测算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排行榜。
二、u21排行榜中的中国高等教育
（一）资源
这一项指标主要是比较高等教育的投入。测量的指标包括政府支出比例、总支出比例、生均支出、研发支出比例和研发的人均支出。充足的资源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由于研发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了测量高等教育对一国研究工作的贡献，u21排名纳入了对高等教育的研发支出指标。资源的另一个重要测量指标是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因为缺乏同家、地区间教学质量测量的可比性指标，u21用生均资源这一指标作为替代。
高等教育投入往往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图1比较了参评的50个国家的人均gdp排名（各国、地区人均gdp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3年4月16日所发布的报告）与u21排名的关系。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在u21排名比较靠前的国家人均gdp也较高。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巨大资金投入的事业，高等教育连年扩招、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加需要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量。高等教育在我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然而相对短缺的高等教育经费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给国家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极大挑战。根据《2011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目前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0.63%，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0.99%），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74%）。这说明，我国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仍有待加强。
（二）环境
对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来说，资源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而环境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充分条件。这项指标中的政策和监管环境的定性测量有三个组件，即机构的多样性，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高等教育和培训指数，以及基于在u21成员学校调查所得的一个指数。该调查包括三个问题：高等教育机构监管及其透明度、教师就业自由度和学校ce0的选任，旨在测量高等教育自治情况。u21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理想特征应为：存在国家监管机构，尤其是那些公开他们研究结果的监管机构；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且能在机构间自由移动；校长由大学挑选；以及有完全的灵活性来委任外国学者。
高等教育的监管环境对于确保资
使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对雇佣条件的过度监管会限制学者的贡献和吸引留住具有全球竞争力人才的能力；对竞争的限制可能会阻碍教学方法的创新；高等教育替代形式的狭窄选择可能使参与率降低。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一国高等教育发展有利；妇女或来自低社会阶层机会的缺乏意味着人才没有充分利用。”学历代表了人口及劳动力的技能，常被视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替代指标。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成员，广大女性群体拥有便利的高等教育参与机会，能够最大限度使用社会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便得到充分开发。“表现最好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是政府设置主要参数和监视绩效制度，但允许机构独立操作不受政府直接干预。”
这一指标指向高等教育制度与其运行环境。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主任ellenhazelkom曾在“高等教育排名与政策选择”论坛上指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应该具备开放和竞争的教育，为最广泛的学生提供最广泛的机会，培养公民获得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吸引国际人才；高等教育机构应该实行有效治理，获得有利秩序下的自治。
从表2可以看出，与美、英、日、韩等国比较，我国在数据可获得性（e3）以及政策和监管环境（e4）方面得分较低，而在女性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e1、e2）方面得分比较靠前，说明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人力资源相对来说得到了较好利用。
（三）连接性 如u21排名榜中所言，“如果一国能与该国社会的其他部分紧密联系，且在教育和研究方面与国际社会也有好的合作，那么该国高等教育体系价值会提升。”嗍连接性既是教学和研究质量的评估指标，同时也是吸收新发现和新想法的评估指标。
在强调知识创新的时代，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吸引世界一流学生并挽留人才方面的能力，是一个高等教育强国的国际竞争力特征的核心表现。与外国合作者共同发表论文的数量，可以反映一国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程度。学术无国界，良好的合作能够促进本国学术水平的提高，也能够提升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国际上的位置。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不仅仅指出了学生的国际流动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科研人员跨国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外界了解自身情况以及自我宣传的窗口。
西班牙世界大学网络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wrwu”）基于各个大学在全球互联网上的资讯表现，衡量网页数量和链接数量等指标，旨在促进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学术知识与资料在互联网上的开放存取和公开出版。wrwu的最大特色在于其衡量的是“学术成果及其传播的网络表现”。这一排名与二级指标c3、c4相关联，测量网络可获取文本数量和第三方网页中高等教育机构网页的外部反向链接数量。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在网络上的活跃性与可见性尚属良好。但在整个连接性指标中，中国的得分最低，各项得分也均靠后。尤其是在国际学生比例、国际合作文章比例和网络可获取全文文本数量上，得分极低。这说明，中国的开放性以及与外界的连接性还远远不够。与英美国家相比，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国际学生比例（c1）。图2是由oecd公布的在目的国注册的高等教育国际学生的百分比。排名前六的均是欧美发达国家。
根据《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2012》的数据，2012年共计有32.8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以上数据均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比2011年增长了12.21%。但来华留学生的生源地分布不合理，留学生大多来自亚洲国家，来自欧美的留学生所占比例较小。按学生类别统计，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总计133509人，占来华生总人数的40.66%，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36060人，硕士研究生27757人，博士研究生8303人。而根据oecd公布的《教育概览2011》，中国留学生占据oecd地区全部国际学生的18.2%（不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1.3%），总人数达到33.97万。与巨大的流出相比，我国的同际学生比例就显得微不足道。
（四）输出
为了捕捉高等教育的输出，u21排行榜使用了研究成果和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和获得率、一国研究人员的存量、优秀大学的数量和毕业生就业能力等指标。其中，指标04使用的是2011年上海交大排行榜上前500名机构的数量除以国家总人口的均值，这项指标粗略测量了一国人均就读世界前500强大学的概率。指标05也是使用2011年上海交大指数并对每国三所最好
大学取均值，没有列入前500强的机构权重为零。
高产高质的研究成果是高等教育最为直观的贡献，也是适合国别比较的量化指标。世界一流大学的存在是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水平的代表，同时也是该国国际影响力与吸引力的彰显。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潜在的人力资源，最终它将转化成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因此具备一定规模的参与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方面。一个好的高等教育系统应该给国家提供一支训练有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给人们提供一系列满足不同兴趣和技能需要的受教育机会，不仅能够满足国家的发展需要，而且有助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播。高等教育学历人员与中等教育学历人员失业率的比较，突出了高等教育的价值与适切性。
首先，从科研的最为直观的输出——论文（见表501、02、03）来看，后被引用的情况，可以反映论文的影响。2002年至2012年（截至2012年11月1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102.26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论文共被引用665.34万次，排在世界第6位。但是，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6.51次，世界平均值则为10.60次。我国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与世界平均值还有不小的差距。
在2002-2012年间发表科技论文累计超过20万篇的国家共有17个，按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序，我国排在第14位（见表6）。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大于10次的国家有10个。瑞士、美国、荷兰的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达到16次左右。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论文在总量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并没有体现在论文的影响力上，依然存在重量轻质的问题。
其次，从一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卓越表现——进入学术前五百强的数量（04、05）来说，进入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数为零，进入前500名的中国大学有88所（见表7）。美国在这一指标上占据绝对优势。在亚洲地区，日本虽然进入前500名的大学数量大概只有我国的一半，但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却多于我国，而且拥有几所前100名的大学。
总体来说，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学术表现卓越的大学较少，处于世界前200名的大学数量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高水平大学的存在，代表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实力的突出象征。拥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大学，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题中之意。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努力方向
与美、英、日、韩等国比较，中国在五国中处于末位。即使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在得分上与日韩也有不小的差距（见表8）。
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够发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任重道远。要加快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一）加大资源投入，增强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国用有限的教育经费支撑了大规模的教育。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达2.2万亿元人民币，如期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4%”的目标。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3781亿元，比2011年增长15.7%。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综合多位研究者对于教育财政投入的研究结果后指出，“2020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至少应达到4.5%”，因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5%-5%的目标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在国家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要继续加大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支持力度。
在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经费投入的同时，要促进资源投入多元化，拓宽资源投入途径，多吸引社会资源；还要合理利用、管理好高等教育资源，加强经费管理；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管理和控制，组建专门监管机构对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定期评估。
（二）改进大学治理，为高等教育发展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发展的环境涉及高校治理环境和社会宏观环境。从大学治理的角度看，特别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必须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结构，着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在保证政府对大学必要的监管的前提下，给予大学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拥有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三）促进国际化办学，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
u21排行榜“连接性”指标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以及在国际上的吸引力与影响力，更体现出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系统之间的
联系。在这方面，我国的高等教育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是需要强化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促进知识与生产力之间的转化。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知识创新的摇篮，应该走出象牙塔，承担起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积极促进知识技术的转化率和应用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二是要“走出去”，进一步加大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要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包括跨国科研课题的共同探讨、邀请国外同行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协作研究等，加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合作。三是要“引进来”，要创造条件，吸收更多的国际留学生，提升国际学生的比例。具体说来，就是要提升学科专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学术水平，要做到学科专业设置多元化，课程设置与国外大学课程接轨，与国外大学实行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等等。
[关键词]高校；外语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第四，如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方面的论述来研究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浅析外语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与对策》（四川外国语大学学者张庆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研究》（闫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张家政）、《涉外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略》（笔者）、《浅析在外语专业学生中开展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田雨）、《思想政治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杜琳娜），这些文章大体分析了目前中国外语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宏观层面提出一些相应对策路径。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外语专业课的两种课程教学角度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外语专业学生特点进行外语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互渗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改进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对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的对策和路径不够全面具体，同时实际操作性不强。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以上相关研究成果还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语专业背景下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是缺乏权威性著作和系统性论述，经验问题研究多于学理性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理论研究多于中微观理论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简单罗列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泛泛分析导致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从宏观层面给出相应对策和路径。因此，结合时代特征、社会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对其内涵做出准确解读、对其理论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对其困境及其产生根源做出详尽论述、对其调适路径和对策方法进行合理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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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冯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注释：
（1）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目标；有效实现
1998年12月，我国教育部公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扩大招生。由于政府的强力推动和全国高校的积极努力,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2004年为19%,截止到2006年,我国普通高校计划本专科年招生增至530万人,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提高到两千多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2% 左右。按照国际公认的马丁・特罗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研究生院教育社会学家）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标准来衡量（即根据适龄青年入学率指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15%时属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小于50%时为大众化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50%时为普及教育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步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
大众化高等教育是以保证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以促进社会民主平等为目的，针对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以培养实用型、职业型的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普及性的高等教育活动。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大幅增加，高等教育的目标多层次化，本科教育的目标相应调整，教育的重心从塑造人格转向传授更为具体的技能。教育大众化并不意味着教育质量的下降，而是教育质量标准变得多样化。因此，大众化教育阶段并不排斥精英教育。从一般概念来讲,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和类型上的区别是：前者以学术价值追求为主,以培养研究型、学术型创新人才为目标,而后者以职业价值追求为主,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目标。因此，根据我国目前情况，可以简单地认为，精英教育基本以研究生教育为主，而本科教育更加符合大众化教育的内涵。本文所讨论的会计本科教育正是在以上界定基础上展开的。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会计本科教育目标
教育目标是由特定的社会领域和特定的社会层次的需要所决定的，会计教育也不例外。它与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科技及会计本身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相一致，并取决于社会发展对会计人才的需求。由于社会对会计专业人才的需求是有层次和差异的, 因此，会计教育目标应有一定的层次性。我国高等会计教育主要有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四个层次,不同层次应该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同时，会计教育目标与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相联系，因此，它又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发展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多年来, 我国会计理论界和教育界, 围绕着会计教育目标的问题不断进行讨论, 在会计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上也不断有新的发展，我国不少会计教育界人士( 张为国,1993；朱小平,1995；葛家澍等,1998；李心合,1998)先后对高等学校的会计教育目标进行过一些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对其时的会计教育给予了一定指引。
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高等院校类型与规模、入学与选拔、课程组织、学术标准与教育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变革,以及教育文化、观念、功能、教学形式与师生关系、制度变革、教育结构、领导与决策方式、教育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必然要求高等会计教育改变以前的教育模式，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会计本科教育目标。
目前，我国大部分经济院校的会计专业培养目标定位过高、范围过广，强调以会计实务工作、教学和科研人才为培养方向。但随着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大幅增加，高校的入学门槛大大降低了，生源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以上海市为例，2006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142900余人（含集中阶段录取、保送生、非通用语种、春季招生和“三校生”高考），共计录取新生112495人。其中录取本科生59800余人，占53.20%；录取高职（专科）生52600余人，占46.80%。全年本科录取比例已超过50%。同时，研究生教育也在不断扩张，这使得原来的高等教育是培养少数精英的传统理念发生转变。社会、企业对会计本科毕业生的定位及岗位要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会计本科教育的目标必然应做出相应调整。
结合前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目标（即以培养实用型、职业型的专门技术人才为目标），会计本科教育目标的定位应以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为主，重心转向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而研究型、学术型人才的培养,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应是研究生教育的重心。
这里所说的实际技能，包括专业技能和综合技能。专业技能是指要有较强的会计业务操作能力，包括对会计知识的理解、运用能力、会计核算能力、企业会计信息分析、管理能力、职业品行等等。专业技能是会计人员将理论知识成功地运用到具体工作实践的基础。综合技能包括创造性思维及其运作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表达与交流能力、信息处理与决策能力、人际协作与管理组织能力、职业判断能力、领导才能、应变能力、企业家精神、终身学习能力、外语能力等各项综合能力。
上述定位与会计教育较发达的英美国家的定位基本一致。如，英国作为现代会计理论和实务较为发达的国家，其会计教育就非常注重学生素质和能力的培养，整个会计教学过程十分强调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注重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为学生提供各种展示自身能力的机会。美国会计教育的目标是：“学校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训练学生在毕业时即成为一个专业人员，而在于培养他们未来成为一个专业人员应有的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使其终身学习。”从美国会计教育的目标看，能力培养也是其核心内容。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根据林志军等针对中国的本科会计教育改革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随着大众化教育的发展，会计本科学生应具备的最重要的十项技能分别是：职业品行、计算机技能、外语水平、人际关系、决策能力、批判性思维、写作水平、团队合作、领导才能和语言交流能力。技能的培养在过去被长期忽视，但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加强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应当成为会计本科教育的目标，是今后会计教育改革的重点。
二、会计本科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大力开展实践教学
会计教育目标是会计教育工作遵循的总方向，对专业的课程设置和课程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明确了会计本科教育目标，才能有效地实施会计本科教学改革。
综合上述论证，会计本科教育目标的重心已转向学生实际技能的培养，而对这些技能的培养，靠传统的理论教学方式显然是无法有效实现的。大力开展实践教学是对上述各项技能培养最为有效的途径。
（一）加强实践教学符合当前高校教育改革要求
2007年教育部在其颁布的1号文《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及2号文《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都对加强高等教育实践教学方面作了重要规定，对高等教育实践教学给予了高度重视。如，1号文规定：“大力加强实验、实践教学改革，重点建设500个左右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推进高校实验教学内容、方法、手段、队伍、管理及实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要大力加强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特别要加强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等重要环节。” 2号文还明确规定了各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占总学分（学时）的比例，并进一步指出要“推进实验内容和实验模式改革和创新，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要加强产学研密切合作，拓宽大学生校外实践渠道，与社会、行业以及企事业单位共同建设实习、实践教学基地。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确保学生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时间和质量，推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 教育部，或者说国家开始特别关注高等教育中的实践教学环节是有其理论背景和实践意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会计本科教育中，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二）大力开展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实际技能最为有效的途径
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应用性经济管理学科，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不将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 仅通过课堂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要想全面透彻地掌握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会计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强化会计实践教学体系是突出会计专业特色的需要, 是培养学生各项实际技能的需要,同时也是本科教学理论联系实际、突出应用性的需要。
在培养会计本科学生技能的系统工程中, 实践教学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实践教学包括多种形式：会计模拟实践、同步实训、社会调查、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公司实习等。
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实践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会计专业课程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实践教学，学生与会计凭证、账簿、报表直接接触，为学习会计理论提供感性认识，并通过分析、概括、想象、推理等思维活动，对一些概念获得较完整、较深刻的理解；同时，在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中（如，角色扮演、公司实习、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等）可以切实提高会计本科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决策能力、独立分析能力、随机应变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体协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各项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竞争力、提升其发展潜能。通过实践教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从实际中发现问题，再回到理论中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十分优化的教学组织形式会缩小会计理论教学与会计实践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其在实践中更好地领会会计思想，将专业知识真正融入到自己的知识构架当中。这对完成会计本科教育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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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陶行知；乡村教育；高等教育改革；现实意义
为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和未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我国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必须重视农村教育和教育的公平性。首先，随着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农村经济与教育也不断的发展，然而城乡差异依旧很大。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但我国城乡差距，东西中部差距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诸如入学不公平，起点不一致，校内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因此，为了促进教育尤其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农村；其次，我国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重视农村教育也是适应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农村建设的需要。而陶行知先生所提出的平民教育、大众教育思想给予我国关于教育公平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陶行知乡村教育运动的内涵和评价
陶行知先生（1891-1946）毕生致力于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造，并力图通过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乡村社会，在30年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说“乡村教育的生路是：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我们深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1]他主张教育与生活联系起来，加强农村教育可以丰富农村生活，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陶行知先生提倡平民教育、大众教育思想（现代大教育观思想），而他的教育公平思想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就是教育平等。首先，他提到了和谐教育，在学校的资源配置、师资安排、入学考试等都应有相应的保障公平措施，也是对所有大众而言，不论年龄大小，身体好坏都应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其次，陶行知先生认为受教育的机会一定要均等，不仅是对农民和城市平民而言，也是对所有大众而言。再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公平思想所关注的是全民教育及普及教育。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平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侧重于如何普及教育的问题，一旦教育普及了，那么人人受到教育的想法就可以实现。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伴随着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形成发展起来的，并且也收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在不同的实践时期，他对教育问题的思考，都与相应的教育运动紧密结合，形成特定的教育思想，并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乡村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一个结合产物，对它的研究不但对于深刻理解生活教育理论是有益的，而且有助于推动乡村教育理论的发展进而推动当前的乡村教育。
二、陶行知乡村教育运动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在科教兴国战略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提出了要统筹城乡之间的发展，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和奉献精神对我国如何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陶行知从近代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发展特点出发，提出乡村教育要面向中国的现代化，乡村教育的使命，是在农业文明上建筑工业文明[2]。现代化需要建筑在农业的基础上，在农业上安根[3]。他的乡村教育运动思想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加快农村的现代化，从而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很多的积极效果。
（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教育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陶行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展乡村教育实践和创建的乡村教育理论，对我国当今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乡村教育适合乡村实际生活，这体现了陶行知先生乡村教育价值观的首要特征为农性。
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崭新的时代命题，为我们勾勒出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宏伟蓝图。有学者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困难和症结，从长远看，最重要的是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太差、农村教育太落后[4]。陶行知先生早期的农村教育实践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总之，要以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要以农村教育繁荣农村文化，新农村建设尽管突出农村经济发展，但不再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同时也包括农村的文化建设、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农村的社会组织建设；以农村教育建设农村道德，从而响应同志所指出的“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培育造就新型农民。”[5]以农村教育丰富农村生活，从而响应同志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所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内容相吻合。从而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陶行知的乡村教育思想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育与农村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经济建设、社会生活等方面。第一，以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着眼点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第二，以农村教育繁荣农村文化。新农村建设尽管突出农村经济发展，但不再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同时也包括农村的文化建设、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农村的社会组织建设[6]。第三，以农村教育建设农村道德。同志指出：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教育文化事业，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培育造就新型农民[7]。传承以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是乃教育的题中之义，中国教育也向来有为人重于为学的传统。第四，以农村教育来丰富农村生活。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他认为生活的性质、内容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内容。因此，在农村要建立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培养学生爱农、务农的思觉悟。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教育公平
1、我国农村教育现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革，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农村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虽然我国十分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基础薄弱，人均教育资源依旧很少。而且，不同地区、群体之间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很不平衡，教育整合资源也不够，使得我国的农村教育仍存在不少问题，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1990-2005 年城乡教育差距和城乡居民教育投入差距[8]（单位：元/年）
2、陶行知教育公平思想理念的促进作用。在晓庄，陶行知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统筹兼顾的乡村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其“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的教育诉求[9]。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我国农村教育体系单一，以普通教育为主，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缺失。这不仅违背了教育公平与公正的基本原则，也使农村教育在改造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难以真正发挥。为此，我们应该借鉴陶行知先生统筹发展乡村教育的做法，根据不同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和不同需求，建立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均衡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三教统筹，使农村教育惠及所有农村人民和儿童。
3、陶行知现代大教育观的促进作用。1946年，陶行知把生活教育的方针总结为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他的生活理论大众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理论。上世纪30年代，陶行知就指出，办农村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能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范围的联合，才能希望成功”，“教育要与农业携手，也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10]。现代大教育观认为，教育应是一个综合的、开放的大系统，应与经济、政治相适应，协调发展。而“村级大教育”是陶行知乡村教育思想当代的继承与发展，是现代大教育观在中国农村最基层的自治单位――村落的实践。这一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教育观有利于落实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的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重视农村教育，加大农村地区教学资源投入，为农民子女入学提供一定保障，减少农村学生辍学率。总之，“村级大教育”理论的提出和践行，使农村学生受教育权利受到保障，从而缩小与城镇学生的差距，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教育公平的发展。
三、结论
首先，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陶行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构建了乡村教育理念。新农村建设是时代的需求，农村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其改革迫在眉睫。时代需要我们继承、创新，对陶行知关于乡村教育的有益探索进行批判性的继承，从而更好的完成农村教育的预期目标。
其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不公平现象非常明显，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学生入学机会不公平，毕业生就业机会不公平等问题依然很严重。从教育公平角度，政府应及时调整学校的布局，重视贫困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多设立综合型大学，为贫困地区的教育、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最后，他的平民教育和普及教育对于我国高校改革具有借鉴性意义。我国高校的入学不公平，各类学生得不到同等的高等教育，应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多元化的高考考核方式和多元化的分数录取制度，使高考考核和录取制度尽可能的公平，并且进一步的关注平民教育。
参考文献：
[1]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2）[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729，2，5，711-712.
[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1卷）[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
[3] 董宝良.陶行知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 这是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所表达的观点，参见曹钰、王慧.建设新农村：中国式道路该如何走[J].人民论坛，2006，（1B）.
[5] [7] 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2006-2-15.
[6] 赵雪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J].中国金融，2005.
[8] 刘云忠，徐映梅.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教育投入差距的协整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7年第4期.
【关键词】中国；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中国和美国在文化方面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国在传统文化、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基础、目标、内容和方法途径等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坚持辩证的否定观，理性地借鉴美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1、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比较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资产阶级学说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基础主要有政治社会化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等。比较重视实验探索和实证分析，注重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2、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目标的比较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本质的不同。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开放，呈现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49年提出的“教育要面向民主、面向国际、面向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立意高，目标远大，肩负培养社会主义祖国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对人的政治要求高。
3、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内容的比较
（1）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从相同点来看：
首先，道德教育都是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道的重要内容。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有直接的影响，高校大学生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良好道德修养。
其次，中美高校都高度重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级性，使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意识和国家价值观的灌输。
（2）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也有许多不同
首先，宗教教育在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其次，美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抽象、纯理论的概念比较少，重视社会需要与学生个体的需要的紧密联系。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注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建构。
4、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方法途径的比较
中美两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和途径上的不同点。
（1）从美国高校来看。首先，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联系实际，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模糊认识和他们所关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时事方面的敏感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其次，美国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自主化和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在学生的生活、学习、择业和交友等各个方面的过程中，突显了美国高校渗透式教育的特色。
（2）从中国的高校来看。首先，我国高校主要集中在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这两个方面，而且指导理论和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高校比较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理论内容的系统性。其次，教育主管部门给高校设置了统一规范的思想政治课程体系，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各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美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应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
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贯穿实用主义哲学思想非常彻底， 而且其教育理论研究也卓有成效。我国高校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所以效益不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存在着脱离实际、缺少实验依据、理论过于抽象以及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缺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运用。
2、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人的价值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常常过度地强调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借鉴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人本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重从关注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了解人、理解人，正确地对待教育客体，尊重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切实把工作做到人的心坎上。
3、注重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也应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重视教育目标的高远性和全局性，又要从扎实的基本实践入手，切实把责任感教育纳入日程，使公民勇于承担宪法确定的权力和义务，勇于担起责任。
4、以法制教育内容为重点，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法律教育内容相对薄弱。因此，应当注重公民的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教育，切实提高公民知法、懂法、遵法、守法的自觉性，能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参考文献：
[1]刘耀京，高书文. 试比较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J]. 社科纵横，2010（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