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3 20:25:54
关键词： 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 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一)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
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
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认真看待民族风俗习惯，涉及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重视和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秩序向着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摘要：在不同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都渗透着风俗习惯，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在民族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对民族风俗习惯进行了概述，阐明了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理性思考了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民族风俗习惯概述
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
（一）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认真看待民族风俗习惯，涉及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重视和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秩序向着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只有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小康社会才能真正得以实现。(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 宋才发、王红曼、熊坤新、彭谦著，《中国民族法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 文化传统 刑事司法 影响
Abstract： The current norms of criminal law and activities of criminal justice have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minorities' custom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on criminal justice. Moreover， viewed from the present judicial situation， ethnic minorities' custom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have exerted an actual influence on criminal justice by influencing judicial personnel，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environment of criminal justice in areas inhabi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This kind of influence is negative as well as positive， so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all be made to modify its negative aspect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 custom； cultural tradition； criminal justice； influence
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自身独有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在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文化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来，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必须予以关注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就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影响的基础
（一）实证的基础
法律规范一旦制定出来，就仅仅成为一部抽象的规范，必须通过刑事司法活动才能将其内容与精神体现出来，刑事司法活动是一种将刑事法律规范适用于现实生活的诉讼活动，其核心内容是用刑事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价值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从而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因而，它要求司法人员将法律规范的内容全面的体现出来，尤为重要的是，应当体现法律规范的精神。由于司法活动必须由司法工作者来完成，而司法人员自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产物，他自身判断事物的标准就是多种文化的综合反映，而且，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他的判断标准还不断发生细微的改变。因此，司法人员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事实，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对刑事司法产生影响。
（二）法律的基础
法律规范具有抽象性，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所有有害于社会的行为都进行明确而详尽的规定，易言之，它只是提供了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这就为特定地区的文化影响司法活动提供了法律的基础。对于刑事法律法律而言，也不例外，而且，对于特定地区的文化影响刑事司法，现行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也提供了现实的法律规定。
1、刑法规定提供的基础
我国现行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同时，现行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另外，刑法总则与分则中还有许多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内容作为特定法律规范适用的前提。显然，这些规定都要求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考察具体的对象。此时，在具体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对于具体对象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可罚性的判断，刑事司法人员自身的文化修养与文化背景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就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而言，就要求刑事司法人员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先进文化的调和状态下来适用刑法的规定，从而对特定判断对象的性质、社会危害性、刑事可罚性作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2、刑事诉讼法规定提供的基础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62条分别规定了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作出判决的条件，其核心内容在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则进入下一个诉讼环节或者作出有罪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则不能进入下一个诉讼环节或者作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不构成犯罪的，则应当终止诉讼或者作出无罪判决。对事实的判断所依据的是刑法，而对证据的判断则是刑事诉讼法的内容，由于推定与司法认知在事实与证据的判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而推定与司法认知则是与由司法人员的文化修养所决定的，同时，其文化修养又取决于他的生活经历、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司法人员依据刑事诉讼法对事实与证据所作的判断，从实质上而言，是刑事诉讼法的应有之义。从而，刑事诉讼法也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影响刑事司法提供了基础。
二、影响的途径
刑事司法是一个由司法人员对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运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它总是表现为一定的时间特征与地域特征，而且，也是刑事司法人员自身文化修养的全面体现。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一）影响刑事司法环境
本文所指的刑事司法环境主要是指刑事法律规范适用的地域与时间，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通过以下因素影响刑事司法环境：
1、通过影响当地民族群众的总体民族意识，形成了具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特征占统治地位的地域性犯罪观与刑罚观，它的主要内容为：认为符合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或者刑事可罚性较小；认为不符合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行为对社会有较大危害，或者刑事可罚性较大；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持“重刑”的思想观念。这种在特定少数民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地域性法律文化，成为当地公民判断是非依据的核心，在面对具体的刑事司法活动时，少数民族公民认为，符合该法律文化要求的刑事司法活动才体现了公平与正义；如果刑事司法活动未能体现该法律文化的要求，则，当地的公民会对刑事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产生怀疑与不信任。这一因素迫使刑事司法活动考虑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因为，完全脱离当地传统文化的刑事司法活动可能会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产生剧烈冲突，这不仅不能实现刑事法律规范意欲实现的价值取向，而且，还可能导致剧烈的民族冲突①。
2、通过对人民代表的意见来影响刑事司法。应当指出，目前的司法机构设置体制，决定了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必须对相应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而且，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裁判享有监督的权力；同时，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司法人员都需要由相应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任命。因此，刑事司法活动当然应当考虑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意见。
在少数民族地区，相当一部分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是少数民族公民，他们深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影响。在人民代表大会对刑事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时，人民代表往往立足于自身的思想意识来看待刑事司法，而他的思想意识是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熏陶下形成的。因此，当刑事司法活动悖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传统文化时，人民代表就会提出质询，甚至会要求公开纠正。基于功利的原因，在从事具体的刑事司法活动时，为了避免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代表提出异议，司法人员会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对案件作出能被人民代表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接受的处理。
3、通过特定时期的民族关系要求来影响刑事司法。各民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否和睦，不仅对某一个民族有影响，而且对所有的民族都有影响，同时，这种影响还会漫延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因此，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与进步，是各种社会活动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刑事司法活动也不例外。在少数民族聚居以及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司法人员从事刑事司法活动时，当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状况，就成为司法人员研究司法机关必须考虑的因素。在民族关系和睦的时期，刑事司法活动可以重点考虑如何实现刑事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而在民族关系需要进一步缓和的时期，则应当重点考虑该地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它给刑事司法活动提出了考虑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传统文化的现实要求。
（二）影响刑事司法人员
在任何一个国家，法律规范都需要由司法人员来实施，司法人员所受的文化熏陶决定了他应具有的思维方式及思想内容。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司法人员长期生活在这里，在文化修养方面，他们必然会受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在刑事司法方面，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影响了司法人员的犯罪观与刑罚观。
1、罪观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司法人员形成了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思想观念，它支配着司法人员对特定行为社会危害性是否存在、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判断。一般而言，在对特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判断时，司法人员的判断标准是由其文化修养与生活经历共同锻造的，因而，其判断标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的特征，相应地，对于那些悖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危害行为，司法人员往往认为它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其为犯罪的可能性较高；反之，对于那些符合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危害行为，司法人员往往认为它具有较弱的社会危害性，认定其为犯罪的可能性较低。对于不同民族公民之间发生的冲突，当其他民族公民侵犯本民族公民的权利时，司法人员往往认为它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认定其为犯罪的可能性较高；当本民族公民侵犯本其他民族公民的权利时，司法人员往往认为它具有较弱的社会危害性，认定其为犯罪的可能性较低。
2、罚观的影响
刑罚观是关于刑罚设置与运用的思想观念，在刑事司法实务中，它决定了刑事司法人员对具体行为是否适用刑罚、适用何种刑罚。由于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因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基于刑事司法人员判断特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受到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司法人员判断特定犯罪行为的刑事可罚性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风俗习惯的影响。对于那些悖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犯罪行为，在确定其是否应当遭受刑事处罚时，决定对其适用刑事处罚的可能性较高，同时，在决定对该类危害行为适用刑事处罚时，给予它的刑罚也往往较重；反之，对于那些能够被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给予适度同情的犯罪行为，在确定其是否应当遭受刑事处罚时，决定对其适用刑事处罚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在决定对该类危害行为适用刑事处罚时，给予它的刑罚也往往较轻。
三、影响的后果
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通过刑事司法人员的刑事司法活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对于界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符合（悖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通常不被（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价值取向的引导，本类司法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符合（悖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危害行为，被确定不给予（给予）刑事处罚的可能性较大。
（三）悖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犯罪行为，被确定的刑事处罚较重。
（四）符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某些陋习，但被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受到的刑事处罚较轻。
（五）从总体上来看，在少数民族地区，对刑事犯罪的量刑偏重。
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在实践的刑事司法中，产生了以下后果：
（一）积极作用
1、有助于抚慰特定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刑事司法中，由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一方面，它使特定少数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得到满足，从而更有利于其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这样，有利于多民族的共存，进一步促使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特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同时，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全国的政治、经济的稳步发展提供条件。
2、有利于刑事裁判迅速被特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公众接受。司法人员立足于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参考特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作出的刑事裁判，由于其比较符合当地公众的心理特征，一方面，较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另一方面，由于刑事裁判包含了多种文化因素，在当地公众接受它的同时，也必然会促进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文化要求之间的融合，从而推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不断改良，既保留其优秀的文化内涵，又对其中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因素予以适当改良。
3、增强了刑事法律规范的生命力。刑事法律规范一旦制定出来，在形式意义上，其内容就相对确定下来，在社会生活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刑事法律规范形式意义上的内容予以适用，既不一定能体现其公平、公正的精神，又可能使刑事法律规范逐步僵化，从而丧失其生命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刑事司法中既考虑了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又考虑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使刑事法律规范的精神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保证其在社会生活中能够较长时期地适用。
（二）消极作用
1、导致刑事司法的地区不均衡性。
从少数民族地区刑事司法的特点可见，与其他区域相比较，这些区域的司法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使刑事法律规范的实施在地域上呈现出较明显的不均衡性。这将导致两方面的负作用：1）使刑事法律规范的统一性受到破坏，统一性是刑事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与特征，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而言，它是促使刑事法律规范精神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刑事法律规范的实施，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的影响，从而使统一的刑事法律规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相应地，统一的刑事法律规范表现出了较强的地域性，这使刑事法律规范面临被曲解的危险，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2）阻碍少数民族地区公民形成符合法律规范价值导向的法律意识，因为，对法律现象的感知是公民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在刑事司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人们的法律意识中也必然包含了这一方面的因素，当他们用这种法律意识去评价法律事件与行为时，就难于得出准确的结论，也难以保障他不实施自以为合法而实质上违法的行为。
2、不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这一宪法原则的贯彻。在少数民族区域，特定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得到了刑事司法的充分重视，这一现状也表达了对其他民族的内俗习惯与文化传统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的意味，它将使各民族之间产生隔阂，不利于民族平等、团结原则的贯彻。
四、修正措施
鉴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体现在刑事司法中时，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为此，在刑事司法中，应当将尊重、吸收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依照刑事法律规范司法、体现法律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弱化其消极作用，强化其积极作用。为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提出如下修正原则：
（一）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吸收，应以体现刑事法律规范的公平、公正、平等精神为前提，如果吸收某一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会妨碍法律精神的发挥，则不应对之加以考虑。为满足这一原则的要求，应对司法人员加强法理学的培训，使他们能迅速掌握法律精神。
（二）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吸收，应立足于民族平等、团结原则的要求，对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加以综合考虑，避免因只采用某一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导致其他民族心理不平衡的情况发生。
（三）刑事司法中加以吸收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应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对于那些落后、愚昧的风俗习惯，应加以摒弃，更不能将之作为刑事司法中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
参考文献：
［1］ 罗康隆著《族际关系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2］ 邱兴隆著《刑罚理性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3］ 邱兴隆、许章润著《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
［4］ 曲新久著《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1、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认真学习贯彻《包头市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3、守望相助适应新常态，团结奋斗谋求新发展。
4、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和谐。
5、民族团结手牵手，和谐发展心连心。
6、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少数民族。
7、认真开展我市第八个民族政策宣传月活动。
8、中华同源，你我同心。
9、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0、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
11、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发展。
12、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共同迈向小康社会。
13、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14、民族团结始于心，和谐包头践于行。
15、保障各民族的平等，维护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17、认真推进民族法治建设，共建民族和谐包头。
18、群策群力宣传民族政策，同心同德维护民族团结。
19、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20、努力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1、中华民族是一家，民族团结靠大家。
22、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民族大团结，促进全市大发展。
23、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24、团结凝聚力量，奋斗成就梦想。
25、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8337"发展战略，维护民族团结、
26、维护民族团结人人有责，共享繁荣稳定人人受益。
27、和谐家园源于一点一滴，民族团结始于一言一行。
28、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
29、深刻领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八个坚持"的科学内涵。
30、草原百草根连根，各族人民心连心。
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
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
第二，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年节习惯。
第三，尊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
第四，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是指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民族平等。我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民族平等是宪法平等原则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体现，有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一是各民族权利平等，即各个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平等，这是较浅层次上的民族平等；二是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即各个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上的一致，这是深层次的民族平等。现阶段，我们说各个民族平等即是第一层次上的，具体指各个民族在我国都是祖国统一大家庭中的一员，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具他合法权益。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所侵犯的民族平等权利也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平等权利。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煽动，是指以语言、文字等形式公然宣传。所谓民族仇恨，是指基于种族、肤色、世俗的原因而产生的强烈憎恨。所谓民族歧视，是指基于种族、肤色、世俗的理由而对人们进行区别、排斥、限制，意图损害其他民族平等地位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本罪的行为方式一般有：散发、公开陈列、张贴、放映或以其他方式使他人获得文书，鼓吹暴力或种族仇恨的行为。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一般是指具有以下几种情形：（1）动机十分卑劣的，如为了掩盖自己的违法、犯罪行径而煽动民族仇恨、歧视的；（2）煽动手段恶劣的，如使用侮辱、造谣等方式的；（3）多次进行煽动的；（4）煽动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影响恶劣的；（5）煽动群众人数较多，煽动性大的。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以激起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为目的。
二、认定
（一）本罪与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界限
两罪都是破坏我国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的犯罪，其主观特征都为故意犯罪，但两罪的区别表现在：
1、主体要件不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主体要件为特殊主体，即只有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自然人才能构成此罪，非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其侵犯少数比族风俗习惯的行为不构成此罪。当然，倘其行为符合其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构成要件的，应以他罪定罪处罚，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主体要件为一般主体，凡所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可能构成本罪。
2、客体要件不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有时，本罪的客体还可能是复杂客体，即行为人实施的煽动行为不仅构成对其一民族平等权利的侵犯，有时还可能直接侵害有关民族公民的人身、名誉、人格等权利；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客体则是我国少数民族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
3、客观要件不同。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客观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人故意实施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行为。煽动，就是蛊惑人心，以鼓动、劝诱或者其他方法，促使某一民族群众对其它民族产生仇恨、歧视等情绪或心理，或者采取一定的敌视行动。其危害性就在于可能使被煽动者产生某种破坏民族团结的违法犯罪的意图和行动。行为人进行煽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如书写、张贴、散发标语、传单、印刷、散发非法刊物；录制、播放录音、录像；发表演讲、呼喊口号等，从而制造民族矛盾，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为敌或相互歧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的客观特征则表现为非法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所 谓非法侵犯，是指违反宪法和有关的法律规定，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破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或者强制少数民族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从司法实践来看，非法侵犯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强迫少数民族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例如，强迫少数民族改变自己的饮食禁忌，禁止少数民族公民身着民族服饰等；其二，破坏少数民族的风俗活动，例如扰乱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阻挠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仪式等；其三，阻止少数民族对自己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二）本罪与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界限
1、侵犯的客体不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既包括信仰某种宗教的权利，也包括不信仰某种宗教的权利；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则是各民族的平等权，即宪法和法律所规定和保护的全国各民族之间团结、平等、互助的关系。
2、客观要件不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具有非法剥夺公民正当的宗教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行为。所谓非法剥夺，是指违反法律规定，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禁止和干涉他人的宗教信仰。如阻挠公民或教徒参加正当的宗教活动，捣毁或封闭宗教活动场所及必要设备，强迫公民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等。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客观方面则表现为行为人以鼓动、劝诱或者其他方法对某一或某些民族进行蛊惑，以期在不同民族之间制造相互仇恨、相互歧视的状态或心理，甚至引起民族之间的直接纠纷和冲突。其煽动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书写、张贴、散发标语、传单、印刷、散发非法刊物；录制、播放录音、录像；发表演讲、呼喊口号等。至于被煽动者是否受煽动而从事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则对它罪没有影响，只是在量刑时应予以考虑。
3、主体不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可能构成本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主体则为一般主体，即只要是年满16周岁的具有刑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施了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行为的，都有可能构成本罪。
4、主观不同。虽然两罪在主观方面都是出于故意，但两罪行为人的具体认识则不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行为人明知他人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己的剥夺行为是非法的而故意实施；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行为人明知自己的煽动行为可能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为敌或相互歧视而积极为之。
关键词：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价值
一、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早期历程
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主要是指汉族或少数民族美术家，将少数民族元素作为题材的作品。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在我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对我国美术史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题材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不过当时的民族人物画通常采用西方绘画形式，体现出西方艺术潮流对民族特色的追求。而随着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人文景观为美术家带来了全新的灵感，并将我国美术发展提高到全新的成就。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早期历程抛弃了传统中国画中的留白，着力表现现实生活，极大的加速了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拓展了中国美术的表现对象和空间，还充分发展了美术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特征
美术创作中所表达的内容及含义都各具特色，呈现出鲜明的色彩，内容及含义则体现出一个时展，一个时代所具有的文明风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所具有的特征主要包括地域性、生动性、时代性等。
1）地域性。
从地理位置角度看，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及地域风貌，代表着不同层次的文化内容，因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特征还包括其独特的地域性。各民族间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历史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因此，在美术创作中，艺术家往往从地域方面上选择题材，使作品具有形象性、典型性的艺术形态。艺术家多数是根据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来表达出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世界，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通过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美术创作，进而艺术家充分感受到少数民族人们的内心世界，因其受到强烈的情感触动，由内心的感动升华为理解，使整个艺术作品充满灵动的情感色彩。独特的地域性使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达到视觉艺术与内心情感充分结合，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别具一格的风俗文化。
2）生动性。
从视觉角度分析，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特征具有视觉的生动性。根据少数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特征及历史条件，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艺术家美术创作时，会将少数民族人民的衣着服饰作为题材重点。少数民族美术作品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视觉生动性，是由于其丰富的表现手法，符合视觉审美准则，通过直观、形象的图像表达方式，着重体现人物形象，将人物描绘的活灵活现，增强了视觉效果，使整个艺术作品充满灵动的视觉效果。通过增强客观的视觉生动性，将视觉放在主导地位上，突出其视觉效果，加强视觉美感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视觉美感的需求，增强其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视觉效果，可以激发艺术家对于作品的创作热情。
3）时代性。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受到新政策的影响，各民族平等，因此得到迅速发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策的实施，极大的帮助了少数民族的发展，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画家对于少数民族美术创作的题材选择上，比较倾向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因而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便成为题材选择的重点。少数民族题材是我国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表现出的文化特色则成为美术创作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所表现给出强烈的时代性，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三、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价值
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物，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属性，反映出作品中所存在的一定的文化价值。通过美术作品这一载体，表达出少数民族地域特色，同时承载着民族文化。
1）表达地域特色。
人类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与不断的演变，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已经渐渐被现代生活所取缔，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不断缺失，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则可以很好的表达出地域特色，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用直观的图像形式表达出地域特色，展示出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地域环境、奇异风光，无不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少数民族人民的服饰、建筑、文化、语言、习俗等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构成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这不仅是历史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对整个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承载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美术作品作为重要的载体，承载少数民族艺术作品的情感思想、内容、内涵等。通过美术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时代的民族文化，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等。由此可以看出，美术作品，不仅是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们带来美的感受，另一方面，美术作品作为文化的代表，必将承载着文化传统、人类文化。美术作品中承载的民族文化还包含着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所产生的信仰、价值观、思想、审美等。在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中，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需要与自然环境想结合，通过独特的地域环境，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社会生活进行形象的描绘。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对民族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对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集力、价值观、审美情趣等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
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表现手法的模式化，作品内涵的表面化，与现代绘画艺术的冲突这三个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数量很大，但是质量却不能保证最佳，作品逐渐趋向表现手法的模式化，缺少一些视觉冲击力较强的作品。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大多模式相同，这就是表现手法的模式化。作品内涵是要表达出少数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精神品质，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作品内涵过于表面化。一个优秀的作品不仅是在表面上给人以视觉冲击，还要表达出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以及艺术价值。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受到现代绘画手法的影响，与现代绘画艺术发生冲突，即便是坚持本土文化的画家，也希望作品能够融入到现代绘画艺术的浪潮中。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方向是要坚持保持本土文化，坚持作品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习俗/法律冲突/刑法变通/少数民族法制Custom/Conflicts of Law/Accommodation of Criminal Law/Legal System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正 文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08（2001）02-031-05
1999年底，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是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在西部的10个省、区、市中，包括3个少数民族自治区、27个自治州、68个自治县，世代居住着38个少数民族近5000万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必将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创造空前的机遇。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风俗习惯及文化传统等仍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社会生活中仍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中，有一些与我国刑法存在着差别甚至矛盾，即某种行为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应受严厉制裁，但少数民族的习惯认为该行为不是犯罪或者罪轻。国法与习俗的矛盾，常常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机关左右为难。随着西部开发的深入，西部与东部交流的日益增多，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况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如何平衡市场经济统一法制的要求与各民族保持自己风俗习惯的宪法权利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即着眼于从刑法学角度探讨我国刑法如何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协调的问题。
一、实践中的解决途径及评价
在刑法与少数民族习俗的协调方面，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变通司法和直接以政策为依据办案。所谓变通司法，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司法机关在贯彻执行刑法的过程中，依据当地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作出适当的变通处理，如对于一些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司法实践中一般不采用法律措施进行处理，对于一些应当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一般从宽处理[1]（P.56）[2]（P.26）。在司法实践中对刑法进行变通适用的作法，由于社会效果好，因此在民族自治地方比较普遍[3]（P.183）。支持这种作法的人认为，这种作法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体现，可以很好、也更及时的解决法律冲突问题[3]（P.180），有利于保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所谓以政策为依据办案，是指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依据1984年党中央提出的对犯罪的少数民族公民，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简称“两少从宽”）的刑事政策，认为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处理，同罪行和认罪态度最相类似的汉族犯罪分子的处理相比较，一般要适当从宽，并要坚持少捕少杀[1]（P.20）。
那么，应如何评价上述解决方法呢？无论是变通司法还是依政策办案，都是在刑法实施阶段对刑法的变通适用，不能否认这种变通对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的积极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种作法于法无据，实质上是在刑法所确立的严格罪刑标准之外由司法人员另外树立了一套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其出发点虽是好的，但违反了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导致本应由立法机关行使的确立罪刑标准的权力转到司法官员个人手中，是司法权对立法权领域的不适当侵入，而且这种做法只停留在经验阶段，尚缺乏统一的尺度，难以正确把握，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官员素质参差不一的现实情况下，难免会出现量刑畸重畸轻的现象。再则，在司法实践中对刑法的变通实施并非是行使民族自治权的体现，而是滥用权力。根据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其中包括变通实施刑法的权力。然而，应当明确的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司法机关并不属于自治机关，因而并不享有变通实施法律方面的自治权，其在司法过程中对刑法所做变通是违法的。
笔者认为，目前在实践中通行的变通司法、直接依据政策办案，都与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相悖，不应提倡。
二、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立法变通权
刑法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的矛盾，应通过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立法变通权的方式，即由自治区或辖有自治州、县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的特殊情况，结合党和国家的民族刑事政策并吸收司法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对刑法作出变通规定，将依据民族习俗或者生产、生活方式不应作为犯罪或者应给予较轻处罚的行为，以法律形式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以立法变通的形式解决民族刑事习俗与刑法间的冲突，将原则化的民族刑事政策上升为操作性更强的具体法律规定，更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一）立法变通权的依据
1.法律依据。我国宪法第116条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9条均承认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单行条例，刑法第90条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刑法典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刑法典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解决民族习俗与刑法的冲突时，应当将基本着眼点放在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立法变通上，以法律的形式而非直接依据民族习俗、生产生活方式来解决冲突，以避免执法上的混乱。
2.事实依据。法律是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而社会关系是复杂多样的，法律规范不可能将其全部包容，所以法律所提供的行为规则是一般、普遍的，而非绝对的。对于不同地域或者不同的人，因为具体情况不同，这一行为规则就存在变通的可能。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一般汉族地区相比，大多生产方式落后、自然地理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居住地偏僻、分散、教育文化水平低，这种状况导致少数民族群众中文盲半文盲率高、法盲多，国家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以及国家司法权力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有限，法律运行机制不畅，而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淀的风俗习惯及宗教对群众生活、思维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这种经济基础及社会状况迫切要求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民族变通刑法的相关规定。
3.刑法理论依据。在我国，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什么行为是犯罪及应处以何等刑罚均应由法律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要求对少数民族的哪些行为不作为犯罪或给予较轻处罚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这里的“法律”当然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的刑事法律部分。对涉及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的一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处罚轻重，由变通后的法律予以明确，而不是交由司法人员以法外的标准进行衡量，可以避免司法人员随意出入人罪，有利于在民族地区统一司法，更符合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精神。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要与犯罪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适应。少数民族群众长期生活在本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社会秩序中，各种风俗习惯、直接约束、影响着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模式，少数民族群众的行为不可能超出其所生活的社会的生活常规和思想观念所允许的范围，其沿袭所生活的特定社会中的既定习俗及思想观念所实施的一些与现行刑法相悖的行为，动机多较为单纯，主观上并不存在蓄意危害社会的主观恶性或者主观恶性较小。客观上，这些行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对社会秩序的影响比较小，不会引起群众的不安和社会的混乱，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少数民族公民基于民族习俗实施的行为的客观危害及主观恶性的评价上的差别，要求对少数民族公民刑事责任的评价亦应有所差别，要求对少数民族公民犯罪的案件予以区别对待，作出相应的变通规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在照顾差别前提下的平等，即平等首先要求照顾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域的特殊情况和特殊利益，对少数民族基于其习俗实施的行为，鉴于其犯罪原因的特殊性及主观可责性较弱，应给予区别对待，这是实质平等的体现。
（三）立法变通的原则
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立法水平等方面的限制，没有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变通刑法的权力，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法制建设仍很不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对刑法的立法变通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若立法变通不当，将会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及民族团结造成很大的危害。笔者认为，在对刑法进行立法变通时，应当以下列基本原则为指导：
1.刑事法制统一原则。这是制定民族刑事法规的前提条件。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立法变通，必须受国家的领导和监督并符合宪法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能脱离国家整个法制的轨道，这一点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条以及刑法第90条均有明确的要求。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基本制度、指导思想、任务等在少数民族的刑事变通立法中必须得到体现，以使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立法与现行法制的基本方向相符，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前提下，民族刑事法规方可对刑法总则、分则予以变通和补充。而且变通后的法规不能脱离统一的刑法自成体系，不可采用法典形式，而只能针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现象作出规定并作为刑法典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这种有限度、有分寸的变通，是对原有法律秩序在民族自治地方所做的一种因地制宜的调整，有利于促进国家法制的统一。
2.充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原则。我国刑法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上，主要是根据汉族地区和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并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先进的立法理论及经验制定的，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发展程度、习俗则无法一一详尽考虑，因此它的某些内容可能不适应或不大适应少数民族特点。我国刑法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是授权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特点自行变通立法，以使刑法在民族地区能更顺利地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传统习俗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群众管理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习俗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融化在各民族的思想意识及行为规范之中，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风俗习惯在今天仍约束着少数民族群众。不顾民族习俗的影响、甚至企图通过立法来改造、摧毁民族习俗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立法必须在原有的民德中寻找立足点。立法为了自强必须与民德相一致”[4]（P.21）。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中，应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不能不加区别地强用法律手段全部予以废弃，要改变这些在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旧习俗和旧意识，只能靠说服教育的办法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而不可能通过几项法律就圆满解决。只有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变通后的立法才易于被当地少数民族公民接受和认可，在少数民族地区赢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有利于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贯彻实施，并增加少数民族的法制观念。
3.将多年的刑事司法经验及“两少从宽”的民族刑事政策纳入刑事变通立法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少民族自治地方的司法机关在多年的民族刑事司法工作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学会了不仅仅依靠政策办案，而是因俗、因地、因民族制宜，比如处理案件过程中切实贯彻各民族平等原则，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及，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参与案件处理等，民族自治地方在变通刑法立法中，应注意总结、吸收这些在民族地区行之有效的宝贵的经验。“两少从宽”的民族刑事政策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检验，证明“既有效地打击了犯罪，维护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和国家与人民利益，又增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国家的统一”[5].但是这一行之有效的政策，却一直未被法律化，其适用一直缺少足够的法律依据，随意性很大，影响了执行刑法的准确性，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应当把这一政策上升为法律，为少数民族地区适用刑法提供法律武器。
4.确实必要原则。我国现行刑法在总体上、原则上、本质上能适应我国各民族共同需要，并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少数民族的习俗或生产、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只是某些具体规定。因此，民族自治地方变通刑法，应限于全国性的刑法确实不符合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特点，无法实施，而有变通必要的具体条文、具体规定。除此之外，对于能为民族传统文化所接受的刑法规定，应直接适用刑法的规定，不得随意变通、修改。在法规形式上，应避免“大而全”、“小而全”，应仅就必须变通的地方进行规定，以免使从本民族特殊情况出发制定的条文淹没在一般性条款中，失掉自己应有的特点。另外，变通立法的适用范围应限于长期聚居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传统、教育水平等方面具有不同于汉族特点的少数民族公民出于民族特点实施的行为。只有对符合这一情况的少数民族，才有必要通过对刑法的特别变通来给予特别的照顾，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公民，或者虽具有少数民族身份，但受过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或具有法律知识的政府官员、上层人士实施的刑法典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公民在民族自治地方外实施的刑法典认为是犯罪、而民族自治地方的刑事变通立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罪轻的行为，实际上并非由于本民族的特点影响所致，而是出于与本民族特点无关的动机和目的，对这样的少数民族公民确已失去了适用本民族刑事法规的前提，故应当与一般地区的公民一样依刑法典处理。
三、具体变通规定
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少数民族犯罪案件如何进行变通处理，虽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有益的探索，但多局限于对适用刑法从宽原则的解释及适用范围的原则划定上，对于应变通刑法哪些条款以及具体如何变通则一直均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司法实践中也一直缺乏系统的总结。笔者认为，根据上述原则，并考虑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文明程度、等特点，民族自治地方需要进行变通的主要有以下刑法条文：
1.刑法第236条关于罪、奸淫罪的规定。有的少数民族在性关系上与汉族不同，有些带有强制性的行为是习俗所允许的，比如在云南省屏边苗族自治县，苗族有在每年3月的对歌中抢婚的习俗；又如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男女双方一旦有了婚约，男主有时不管女方是否同意就硬行抢亲，强行同居；一些少数民族普遍存有早婚的习俗，女孩子到了13岁时便被视为成年人并举行成人礼（如藏族地区的“戴天头”习俗），此后男子与其发生或者结婚都是习俗（甚至包括受害人）所允许的，并不会受社会的谴责或干预[3]（P.183）[6 ]（P.23）。对于这类出于民族习俗的行为，除手段残忍恶劣、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外，不宜作为罪、奸淫罪处理。
2.刑法第258条关于重婚罪的规定。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传统思想观念及风俗习惯影响较为严重，婚姻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兄弟共妻、姐妹共夫、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重婚现象较为普遍[3]（P.183），少数民族群众中结婚、离婚只按宗教程序或习俗进行而不履行法定程序的状况，在实际生活中也极易导致重婚。对这一类案件在变通立法时可作为自诉案件，采取不告不理原则，国家司法权不宜直接、主动介入。而且只有对多次重婚、出于腐化的动机而重婚以及造成严重后果的重婚行为，才追究刑事责任，主要仍应通过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的方式调解解决。
3.刑法第125条关于非法制造、买卖枪支罪的规定。我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省从江、黎平、榕江等苗族、侗族聚居县的苗族、侗族男青年几乎都佩带土枪作为一种装饰品，北方一些边远牧区的少数民族为狩猎、畜牧的需要，也有佩带土枪的传统习惯，因而制造土枪收取加工费及买卖用于装饰、狩猎的土枪的情况较多[6]（P.23），这些行为，因与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在变通立法时，可规定制造、买卖土枪用于装饰、狩猎或者畜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只有情节严重，如以营利为目的为犯罪分子制造土枪或者向汉族群众销售数量较多的枪支、造成严重后果等，才作为犯罪处理。
4.刑法第345条关于滥伐林木罪的规定。一些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如云南省的景颇族、布朗族、哈尼族、基诺族、独龙族等10余个民族[7]，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活水平低，至今仍沿袭“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的原始耕作方法，他们的生产活动常常会对国家的森林资源造成破坏。这些行为，因与少数民族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生存条件有关，在变通立法时，应当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适当放宽定罪量刑标准，一般不以犯罪处理，只有危害情节严重的，如毁林数量巨大，才作为犯罪，但也应把从宽处理作为法律原则。
5.刑法第225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我国法律规定，黄金、白银属国家统一管理，不允许个人私自买卖，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妇女，尤其是青年女子，都有穿金戴银的习惯，因而买卖黄金、白银的现象较为普遍，带有一定的群众性，对于这种情况一般不宜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只有以营利为目的，贩卖金银数量较大，严重扰乱金银市场秩序的，才作为犯罪处理。
6.刑法第230条、第234条关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科技文化落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由此引起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较为多见。一些少数民族如贵州榕江县的苗族、云南景洪县的傣族相信有“蛊”，有“枇杷鬼”、“酿鬼”、“龙脉”等迷信说法，放“蛊”、身有“枇杷鬼”、“酿鬼”以及破坏“龙脉”的人，会受到整个村寨人的冷落甚至被伤害、杀害；再则，在多民族杂居地，因封建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歧视政策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山林、草场、水源、坟地等纠纷而导致的故意杀人、伤害案件也较为多发，鉴于这类案件杀人、伤害的动机有的有别于其他地方，主观恶性较小，因此在变通刑法时，应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区分为若干类，如因封建迷信杀人伤害、因民族积怨杀人伤害、情节特别严重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并规定不同的刑罚，即对于因迷信、民族积怨引发的杀人伤害案件，可规定相对较轻的法定刑，而对于因贪利卑鄙动机实施杀人伤害行为、杀害伤害多人以及伤害杀人手段极为残忍等情节特别严重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性都极为严重，应保留刑法第230条和第234条的法定刑，不能从宽处理。同时，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多存有赔命价、赔血价等习俗，还可以规定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应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法，责成被告人赔偿受害人及家属的损失，如医疗费、丧葬费、抚养费等。
7.刑法第237条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规定。一些少数民族在唱山歌、“风流岭”等少数民族节日或者传统社交活动中，有的男青年未得到女青年的同意就摸弄、搂抱女青年，甚至在女青年深夜回房睡觉之后，在女青年不同意的情况下，用刀子撬门进房，追逐、摸弄女青年。这些行为出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尽管带有一定的不文明、不健康成分，但并不危害社会秩序，不会引起群众的不安，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于这类行为，在变通立法时，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总之，笔者认为，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明程度和历史形成的独特风俗习惯，应以立法方式对民族自治地方内少数民族公民实施的某些危害行为作出特殊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刑事司法工作方面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刑事法制的完善，并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法制观念。
「参考文献
[1]吴大华。论我国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A].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2]姚本模。办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案件要特别注重社会效果[J].人民检察，1987，（8）。
[3]张晓辉。中国法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4]［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5]罗季常、胡启忠。我国刑法对少数民族的适用问题初探[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2）。
在苗族地区“留寿用地”、“依祖坟而葬”的习俗从古至今延续了数千年，一直被当地少数民族所遵守。但是在法治社会的今天，这类习俗却出现了与现代国家法律不相适应的地方。正如前述第一个案例表现出的问题，村民沿用古老习俗看风水或自由选择“寿用地”，存在着侵犯他人已经在该土地上享有的权利的隐患；同时，以依祖坟而葬旁的习惯又促使了坟地的无限扩张，这一矛盾更加凸显。最直接的就是国家实行土地承包制度后，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这些现象的威胁。
第一，与承包经营权的冲突。《土地管理法》第16条第1款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对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第53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苗族“留禁寿用地”的习俗允许当地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选择墓地，这是来源于苗族的信仰中关于墓地风水的讲究和对逝者的敬重，这种风俗习惯在有的苗族聚居区根深蒂固于群众的思想中，不容置疑。如果打破，则会造成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引起民族事件。正如前述两起案例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也的确侵害了承包人对承包地的权利，给承包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利益遭受损失。
第二，与承包经营地用途的冲击。《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承包经营的土地和依法确定给个人使用的自留地、自留山，应当依照用途，不得擅自建房、建窑、建坟……。”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一）耕地、林地；……”。国务院2008年出台的《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禁止占用耕地（包括个人耕地和自留地）作墓地的规定。然而在实行“留禁寿用地”这一风俗的地区，“寿用地”往往位于承包的耕地、林地中，在这些承包土地上建造坟地，明显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耕地、林地造成破坏。第三，与承包人权利的冲突。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所以说，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仍然属于农村集体所有，承包人享有的只是对承包地占有、经营、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4条规定，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一）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二）违反本法规定收回、调整承包地；（三）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四）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八）其他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承包方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发包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本案中，根据当地村规民约和风俗习惯，村民有义务让别人埋葬于自己承包地下，有人不履行这一义务，村委会就可以出来主持公道。然而，台江县排羊乡岩寨村村委会不顾承包人许仕云夫妇的反对，同意蒋家占用许仕云家的承包地埋葬蒋光烈，这一行为已经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定，对承包方造成了损害。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视角下的“坟地纠纷”
文化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资源，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设，谋求增强自身思想文化影响力。比如，美国小布什政府先后成立“公共关系办公室”、“全球交流办公室”，奥巴马政府提出运用“巧实力”重塑美国形象；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成立专门负责改善俄国家形象的委员会；韩国设立国家形象委员会。前述情况表明，加强国际宣传、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对于维护国家长远利益，提高国际地位，增强综合国力，使我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中占据有利形势，实现当前和长远的发展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4]我国是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独特而绚丽的文化，这是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文化宝藏，因此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在贵州省T县法院所处理的这起坟地纠纷中，当地法官基本也都是苗族，他们与纠纷的双方当事人都生活在习惯法的氛围之中，他们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在依法办案的同时，适当考虑当地苗族习惯法对圆满解决纠纷是非常必要的。相比较而言，前述的云南省L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有欠妥当的，甚至会引起新的纠纷。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指法律规定的少数民族对其文化所享有的权利的总称。法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例如中国传统的法律“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等级有序、家族本位、重视调解、无讼是求”的原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表现。因此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文化权利的保护，同时，国家法对习惯法的批判性保留也应该参考其是否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标准。世界上许多国家将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写入法律。在韩国，由于历史和传统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存在浓厚的祖先崇拜之精神。这种韩国民众的传统意识衍生了对自己乃至他人的坟墓予以尊重的观念，这种传统衍生出韩国习惯法上被称为坟墓基地权的物权，即在他人享有所有权的土地上设置坟墓的人所享有的使用坟墓基地附近土地的类似地上权的习惯法上的物权。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水平。这些法律规定都表明，包括丧葬习俗在内的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其文化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民众的相关丧葬纠纷时要慎重考虑其习惯法中的合理因素。
探求文化权利保障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良性互动之路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少数民族特有的对其自身文化的享有的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权的基本人权之一。但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落后，人们缺乏权利意识，往往不能正确行使其权利，滥用文化权利的现象层出不穷。很多少数民族习惯法产生于乡土社会中，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包含着浓厚的道德观念倾向，如苗族认为通奸是比更为严重的罪行，其背后体现的道德观念是通奸者比者得到更多利益。而我国的法律仅将定罪，而认为通奸是由道德或其他社会规范调整。为了严格规范调整对象的行为，习惯法往往使用重刑对犯罪进行惩罚，这些习惯与现代意义上的刑法相比，缺少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往往是“多数人的狂欢”。当犯罪行为发生时，“罪犯”往往要先接受习惯法的处罚，再接受国家机关的处理，这无疑加重了对“罪犯”的惩罚；同时，许多习惯法上的“私刑”是对“罪犯”的一种侵权，甚至对受害人构成再次伤害，如“连坐”、“亲缘复仇”等。这种过于随意、不够精细的处罚程序，极有可能演变成“以暴制暴”，严重侵害到“罪犯”的权利。[5]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需要依靠国家的强制保护、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社会成员的努力，建立全方位保护体系。
（一）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立法。充分考虑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明确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内容及具体保护措施。建立起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协调一致的法律制度。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批判的继承，将那些有益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习惯法给予肯定。各级政府应该充分行使其职能，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行使提供便利，让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真正得到发扬，让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里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为根本，任何法律、政策的制定都要遵循这一原则，注重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家的强制保护，也需要社会各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加强社会成员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法制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行使权力和履行相应义务，在行使自身文化权利的同时尊重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
论文关键词 民族区域自治法 藏族习惯法 融合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于2001年修改后并在2005年出台了实施规定，但目前与之配套的具体措施还不完善，民族法制建设已经成为民族区域自治法发挥最大效用的当务之急。但是，民族法制不可能包罗万象和十全十美，而且所有法制的关键在于执行。藏族习惯法的内容广泛，一般涉及到宗教与世俗法及各种社会规范和村规民约等方面，它与藏族同胞的生活紧密相连，在藏族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现实的影响。倘若藏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能够进行有机融合，则可能对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出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民族区域自治与藏族习惯法的内涵
按照规定，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主要指的是在中国统一的主权范围内，在中央政府统一有效的领导下，在中国宪法的总体要求和指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区域，设立少数民族自治机关，行使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少数民族人民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的事务。我国的民族自治区域主要特征大致体现在以下四点：一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紧密结合，是一种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作为基础的民族自治形态，国家既要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又要照顾少数民族特点与自身的民族习惯。WWw.133229.cOm二是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行政区域，自治机关是立法授予的一级地方政府。三是核心是聚居在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独立行使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主要包括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享有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变通执行的权力等。四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自治机关。
藏族习惯法内涵目前尚有争议，一般认为藏族习惯法应该基于对习惯法的理性认识之上。笔者认为，习惯法是与国家明文施行的制定法相对应，其源起于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权威，用来规范一定社会组织及其一定区域的全体成员，被这些组织及成员严格遵守，它们与国家制定法存在严格的界限甚至于互相对立。所谓藏族习惯法，一般而言指的是藏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自身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经藏民族世代相传，在历史时空中不断发展成为藏民族民众所信守的价值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体生活模式与习惯模式的系列规范。流传至今的藏族习惯法并非国家（官方）依照程序制定而成，体现一种明显的“非国家的法”形态。现存的藏族习惯法的内容相当广泛，一般能够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与刑事及民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外在特征表现为混合性、简约性、地区性与任意性等等。
二、藏族习惯法历史表现与现实影响
我国藏族习惯法在以农牧经济为基础的历史长河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同时还带有深刻的宗教背景，不可否认的是，藏族习惯法曾经在其古代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仅以赔偿制度和赔命价就可窥见一斑。赔偿制度是藏族传统习惯法中用来惩罚犯罪与制裁社会越轨行为的一种独特具备的制度，它盛行于吐蕃王朝时期，其中的盗赃要成倍赔偿就是惩罚性赔偿的典型之一，在当时对于稳定藏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曾经发挥着重要历史作用。赔命价指的是在发生杀人与伤害等侵权事件以后，其中的受害人家属可以向致害人或家属索赔命价以及血价的一种不成文习惯法。一般主持裁决这种索赔仪式的，往往是部落的头人或者宗教上层人士。死命价主要指藏民之间相互发生争斗或因骚乱而杀人，那么杀人者应该交付给死者家属足够的赔偿金，其中包括赔偿死者的祭祀和墓葬所需费用以及赔偿亡人之命的相应费用；活命价主要指的是在争斗或骚乱中，其中的致伤者应该交付给受伤人相当的医疗费用，这种形式又被称为赔血价等。这种做法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演变成为藏民族处理案件的一种习俗和一种非常重要的习惯法。
伴随着藏区的解放，新生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藏区得以建立，农奴真正做到了当家作主，各藏区发生翻天覆地的系列变化，与此同时，文明的现代法逐步取代了部分过去的野蛮法。但是，法律本身需要法律文化作为生长的根基，只有充分考虑到藏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本质并尽量追求达到一致，该法律才会成为当地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被藏民族所认同和接纳并遵守，否则将难以真正地得以贯彻执行。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法不能漠视藏族习惯法，更不能简单的对它进行否定。这是因为在藏族民众的现实生活中，不管藏区习惯法以何种形态延续存在，只要它作为藏族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就必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近几年以来，藏族的习惯法开始大面积回潮甚至于扩张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在藏区越来越多的各种案件私下正在接受着习惯法的调整与处理。其回潮与扩张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同种藏民族文化具有认同心理；另一方面，藏民族对现行法的表现出不完全信任与相对陌生的心理状态；另外，也有一些图谋不轨的民族问题的不法分子，蓄意挑起事端来破坏民族团结与国家大局的稳定。在藏区的基本情况而言，没有被国家立法机关认可的藏族习惯法数量还很多，大多数如果经过适当改革的习惯法可能会在精神上和现实功能上与现行法保持一致，必然能够弥补国家现行法的不足。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融合难导致的弊端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具备的突出特点在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充分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最大限度地行使自治权，并照顾到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与自身需要等。但是在实际贯彻实施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法也同样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法律文化与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融合困难。
第一，自治权在藏区的行使遭遇藏族习惯法的诸多不适应导致自身缺位问题。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目前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表现为是民族自治与地方自治的有机紧密结合，一般在我国这种民族＋区域的自治制度架构内，哪怕是在同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只要其所属的部分成员没有生活在实行自治的自然区域内，则享受不到同聚居区内的同一民族所享有相应的自治权。而且，同一聚居区内的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各不相同，差别很大，融合起来相当困难，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涵盖面不可能是全面而必然是有限不完整的。
第二，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存在部分冲突导致配套管用的立法效率不够高。藏族自治区域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开展地方立法的实践中，对如何协调好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协调关系，如何协调藏族习惯法与上述法规的关系，并发挥好它们融合及各自的优势，在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现实的立法技术层面的问题。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的原则规定性与具体操作性未能很好融合导致相应的民族法规不管用。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的法规及条例在立法技术上不够高，法规语言文字不够规范，内部结构不够严谨；相应的法律规范不够完备，相关的民族地方法规特定的立法权限不够统一，有关变通的补充规定相应的授权性规定杂乱。在加上最重要的忽视藏族习惯法，导致不管用，必然就缺乏法律的科学性、权威性与强制性。有的藏区没能考虑到藏族习惯法及地方实情，其颁布的民族地方自治法规的条文过多地甚至照抄照搬国家与藏族自治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它有关政策性的条文和规定。与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其针对性不强并且可操作性差，严重脱离实际，导致不能鲜明地体现本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难以提供有力管用的法律保障。
第四，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融合难导致自治法规调整的内容还不够全面，有效调整的范围较狭窄。目前大多数藏区的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基本上都集中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继承、选举、森林、土地等方面，其涉及的范围远不及藏族习惯法广泛，更缺乏有效适应自治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配套法规与举措。
四、民族区域自治法与藏族习惯法的融合途径
首先，理论界与实务界要高度重视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和借鉴与运用。藏族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与风俗，这些特殊的调整规范在各方面构成了藏族的内部规定性，全体藏族经世代流传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藏族习惯法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对自身经验的总结，在本质上是藏族成员间共同认可与遵守的行为准则与规章规约。藏族习惯法不但具有乡土社会的藏区的地方性，还必然具有极强的藏区的民族性，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强的地域约束力，在很多方面制约和影响着藏民族全体成员的各种活动。
其次，藏族区域自治法及其配套法规与条例等要尊重并吸纳藏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根据藏族自治区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特点来确定管用的立法项目。比如，要尊重藏民族不同的禁忌，可以在饮食方面就制定管用的单行条例；尊重藏民族医药的特点，可以制定诸如藏民族医药保护发展条例；根据藏族地区的地貌名胜与文物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来科学确定立法项目，并可以对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申报与保护等。
[摘 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习惯法主要在少数民族的婚姻、继承等方面发挥社会调节作用。柯尔克孜族历史悠久，曾受多种文化影响但又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丰富的独特习惯规则，特别是在家庭、婚姻、亲属、继承等民事制度方面颇具特色。研究柯尔克孜族民事习惯法的历史及现状，能够为中国习惯法的研究贡献力量，为新疆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执法以及司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照和借鉴。
[关键词]柯尔克孜族；习惯法；婚姻继承
一、民族习惯法概述
民族习惯法是各民族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本民族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社会权威而确立的,具有强制性和习惯性的普遍行为规范总和。民族习惯法在各民族发展中存在较为普遍，其中尤以民事习惯法最为丰富和典型。
关于习惯法的研究，国外诸多学者从法人类学、法社会学以及法律文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在现代、当代的法人类学者看来，习惯法属于“非国家的法”、“活的法”、“身边的法”（马林诺夫斯基，1926）。奥地利学者埃利希（1901）认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是最有生命力的。马克思?韦伯（1922）认为“习惯法的出现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生了具有规范性的习惯,二是这种习惯被众人认可,三是获得强制机构的保障。其中第三点是习惯转化为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与一般习惯相区别。”英国学者沃克（1980）指出:“当一些习惯、惯例的做法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己经确定，被人们所公认并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像建立在成文的立法规则之上一样时，它们就理所当然可称为习惯法。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习惯法的作用大大减弱了，除了在非洲一些国家习惯法仍然在实际上起着比较大的作用外，在其他主要法律体系，习惯法已经不是主要渊源。但是，习惯法仍然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我国，最早提出并使用“习惯法”这一概念是在1950 年代的民族大调查。但对这一概念,没有形成共识。传统法理学多将习惯法视为：“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法的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鲜有深入的探讨。习惯法从历史角度看反映着一个民族法律文化和行为规范的传承；而在现实角度其作为活的秩序规范，确确实实在生活中调节着人们的行为和选择。在民事领域习惯法的现实作用则更为明显，一方面因其私法性质而使得这一领域的习惯法相对受制定法及国家法的冲击较弱；另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民事领域内也有许多新的民事习惯法规范被创制出来。民事习惯法作为解决当代现实问题的鲜活创造也在近来获得了司法实践中的关注与应用。所以说，民事习惯法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习惯法研究的最主要的内容。综合国内研究情况来看，当前我国习惯法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西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对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的新疆地区的习惯法研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而对于同样具有丰富习惯法资源的柯尔克孜族，仅在极少数论文中有所涉及，如何星亮的《柯尔克孜族的制度文化述论》（1995）、阿依努尔·谢坎的《新疆柯尔克孜族传统社会民间习惯法调查》（2009），尚无以著作形式出现的研究成果，较为深入的研究仍有待进行。
二、现行国内立法中关于习惯法的规定
现行宪法第4条第4款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上述规定为确立习惯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在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习惯法受到了尊重。《人民警察法》第20条要求警察“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监狱法》第52条规定“对少数民族罪犯的特殊生活习惯，应当予以照顾”。《法》第29条规定执勤人员“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民法通则》第15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规定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特点，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单行条例或者规定”。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婚姻法》第50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继承法》第35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财产继承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第14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物权法》第85条规定，“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第116条第2款规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而《合同法》中共有9处提到适用交易习惯，或根据交易习惯确立，或存在交易习惯的则排除合同法一般条款的适用而优先适用交易习惯等内容。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习惯法主要少数民族的婚姻、继承等方面发挥社会调节作用。
三、柯尔克孜族的民族习惯法
“柯尔克孜”是民族的自称，也是其他民族对该民族的称呼，国外同源民族被汉译称作“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含义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一说是四十的复数，可解释为“四十‘百户’”，也就是四十个部落；一说是“山里的游牧人”，还有“山中的乌古斯人”、“依山傍河之人”、“草原人”的说法；也有说“柯尔克”是四十，“克孜”是“姑娘”，“柯尔克孜”就是四十个姑娘。柯尔克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绝大部分柯尔克孜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柯尔克孜族人口数为160823人，主要从事畜牧业，兼营农业。柯尔克孜族历史悠久，曾受多种文化影响但又保持了较强的独立性，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丰富的独特习惯规则，特别是在家庭、婚姻、亲属、继承等民事制度方面颇具特色。
随着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和人才培养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不少内地高校都有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就读，人数多的达数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内地高校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某内地高校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中“信仰宗教”的近90%，认为“宗教很重要”的近80% ，宗教作为显性和隐性的思想意识，影响着这些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做好他们的宗教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更关系到高校的稳定，也关系到来内地高校求学的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能否顺利完成学业，成为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1]这既对全党、全国宗教工作提出了新的明确的要求，也为内地高校做好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高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讲话，并在工作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
针对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在宗教与迷信、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界限和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模糊性，在宗教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认识上存在片面性的现象，内地高校党委应高度重视，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导”为目标要求和基本方法的工作思路，做好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的宗教工作，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一、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无神论、科学精神之间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受成长环境和家庭的影响，内地高校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很大。绝大多数学生信仰伊斯兰教并认为“宗教很重要”，部分学生对宗教活动比较热衷。[2]如何对他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论教育，是内地高校和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遇到的新情况、新课题。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因顾及信教学生而弱化、淡化、简化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教育，这一态度和观点不容置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每一位大学生都应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这是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也不例外，理应同样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教育，并以之启迪感悟、习得知识、确立信念、引导行动。在教育过程中，要针对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精心设计教育方案，用大量具体生动的事例特别是新疆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各族人民生活的实质性提高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切忌空洞说教和生搬硬套。
(二)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宗教信仰应予尊重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作为正在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21世纪的大学生，宗教信仰不能也不应成为主流。宗教信仰具有鲜明的个体性，并不具有普遍性，表现为信仰者个人的意志、决心和生活态度，因此，高校应严格执行国家关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高校进行宗教活动的规定。高校对新疆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信仰应予尊重，但尊重不代表鼓励，更不意味着放任，而是基于现状的一种理解和宽容。同时，必须明确不论是否信仰宗教，都不能扰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生活秩序，不能影响其他师生的学习、生活，不能违规进行宗教活动。
(三)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宗教信仰的引导
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信仰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表现为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高校既要尊重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的宗教信仰，更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全面认识、理解党的宗教政策，学会区分合法宗教活动与非法宗教活动的界限，区分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邪教的不同。通过国情教育、法制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增强他们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法律观念，自觉杜绝宗教极端主义和境外势力的影响与引诱，更不能良莠不分甚至主动与之联系，做出损害国家利益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违法之事。
二、正确处理民族风俗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近代以来，新疆地区确立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总体格局，信教群众占全疆总人口的56%以上。[3]其中，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等七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比例较高，宗教几乎渗透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为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习俗的复杂交织。内地高校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具体问题时，往往难以辨别哪些是民族风俗习惯，哪些是宗教习俗，给有效开展教育管理工作造成了疑难和困惑。
(一)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民族文化能够流传至今，具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和历史积淀，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大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绚烂花朵。创造知识和传播文化是高校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尤其是在内地高校，各民族文化应和谐共处、互相包容，共同构建靓丽的民族文化风景线。
(二)扭转民族风俗等同于宗教习俗的错误认识
民族风俗是指一个民族在某一方面的独特生活习性或社会习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节庆、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是各民族的独特文化名片。同一民族可以信仰不同宗教，同一宗教也可由多民族信仰，因而宗教并不能作为民族的特征之一。民族风俗和宗教习俗两者具有本质区别，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严格区分民族风俗和宗教习俗，尊重并保护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防止宗教习俗借各种理由以民族风俗的面貌出现。如清真饮食就属于民族饮食习惯，其最初具有的宗教色彩已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消退，基本不具有宗教意涵，办好清真餐厅是高校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内地高校应从政治任务和保障少数民族学生权益的高度办好清真民族餐厅。
(三)纠正高校校园中出现的宗教习俗泛化现象
由于认识不统一，在部分内地高校，尤其是在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宗教习俗泛化现象。如“穆斯林”是对伊斯兰教信仰者的通称，有的高校将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称为“穆斯林学生”，以宗教信仰作为区分学生的标准显然十分不妥。再如部分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封斋、作乃玛孜(礼拜)，少数男生留大胡子，女生穿戴蒙面罩袍、黑色长袍等，这些都是宗教仪式或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具体表现，与民族风俗习惯无关，必须予以坚决纠正。2015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在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的，由公安机关依据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内地高校亦应参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加强管理，杜绝宗教极端思想披着民族风俗的外衣在高校校园出现，混淆视听，造成不良后果。
三、正确处理校园生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校园生活涵盖了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文化娱乐活动等方方面面，是大学生活的主要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而宗教信仰作为人的一种价值意识的定向形式，常常被用来指导和规范自己在世俗社会中的行为，身处高校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其校园生活无疑会受到宗教信仰这样或那样的影响，造成思想上、心理上和行为上的不适与矛盾。
(一)校园生活应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校园生活提倡多样化，但绝不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高等学校的一切工作均应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校园生活同样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导向，任何与党的教育方针和法律规章相悖的思想和行为都应予以禁止，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宗教文化不属于校园文化范畴
校园文化在大学的育人活动中具有其他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大学改善人才培养环境的必须选择。[5]校园文化建设一直是各级党委和高校领导班子的关注点之一和重要工作内容，校园文化的本质是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内涵的是校园风气和校园精神，核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宗教文化是宗教信仰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同。[6]相对于校园文化而言，宗教文化更多展现的是其社会文化的属性，宗教文化和校园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彼此不存在交叉重叠，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校园文化中不应有宗教文化的成分、内容和概念，也不应有宗教文化的表现形式。
(三)合理发挥宗教文化的有益作用
凡是正统的宗教都提倡真、善、美，强调治恶扬善、劝人向善。[7]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文化对广大信教群众有着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高校求学之前的成长环境中宗教氛围和神学意识较为浓厚，高校要加强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发现和正确认识宗教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相通、契合的有益内容，树立正确的宗教观，提高警惕性和鉴别力，筑牢对“三股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和境外敌对势力的防线，引导他们坚持正信正行，反对偏执狂热，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想和歪理邪说，为健康成长成才打下长远而坚实的基础。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做好内地高校新疆籍民族学生宗教工作，要紧密围绕育人这一中心，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依法依规开展各项教育管理工作。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8]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指导学生加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加强思想理论修养，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民族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法制的认识，努力唤起新疆籍少数民族学生担负民族振兴以及改变家乡面貌的历史使命和认同感，鼓励教育他们努力成才，成为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家乡，服务于祖国边疆的建设者。
第一条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法律和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居住的由国家正式认定的除汉族以外的各民族。
本市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遵守、执行本条例。
第三条少数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得侵犯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适应本市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新闻出版、文艺创作、影视广播等宣传部门应当做好民族宣传工作，宣传民族法律、法规和政策。
各宣传单位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严禁在各类出版物、广播、影视、音像、戏曲和其它活动中出现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伤害民族感情的语言、文字和图像。
第六条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是本市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区、县民族事务部门是所在地区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
市和区、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对本市和所辖地区贯彻、执行有关民族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负有指导、协调、督促和检查的职责。
第二章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第七条市和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中应当有少数民族代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应当有少数民族成员。其他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可以有少数民族成员。
第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人事部门应当制定计划，并落实具体措施，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
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和街道，以及直接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服务的部门或者单位，在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少数民族公民。
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公民。
第九条依法成立的少数民族社会团体的财产和正当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少数民族公民受到歧视、侮辱，有权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或者控告，有关国家机关必须依法调查处理。
少数民族公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司法机关应当对不通晓汉语、汉文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第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录用少数民族公民。
国家机关录用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录用职工时，不得以生活习俗等理由拒绝录用少数民族公民。
有关部门和单位对确定需要下岗待业的少数民族职工，有再就业条件的，应当优先安排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创造条件。
区、县、乡、镇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采取措施，切实保障丧失劳动能力和无经济来源的少数民族公民的基本生活。
第三章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教育
第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对于发展少数民族需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应当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合理增配民族事业专项资金。
各级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合理使用专项资金，不得扣减、挪用、截留。区、县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经市有关部门批准，可以设立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基金。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和财税、信贷等有关部门对以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饮食服务业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采取以下扶持措施：（一）在贷款额度、还款期限、自有资金比例等方面给予优惠；
（二）根据实际需要和条件，给予贴息贷款；
（三）依照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减税或者免税；
（四）对其经营场地的租金和各种费用，给予照顾。
第十四条民族贸易企业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少数民族社会团体兴办的各类经济实体，应当给予扶持。
第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和推动本市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以及各项协作活动。各级民族事务部门应当鼓励少数民族社会团体、民族贸易企业、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和少数民族经济实体参与上述活动。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工作，加强对民族学校的领导，制定扶持政策，提高教师待遇，增强师资力量，增加办学经费，优化教学设施，提高教学质量。
各类学校应当进行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的宣传教育，并列入计划。
第十八条各类学校招生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义务教育以后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放宽录取标准。
各类学校应当全面关心民族班和散读的少数民族学生，适当提高其助学金、奖学金、生活补助的比例。第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少数民族开展具有民族特点的、健康的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
第四章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第二十条少数民族公民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对于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少数民族公民，应当予以尊重。
第二十一条各级商业主管部门应当重视清真食品（含清真饮食、副食，下同）供应网点的合理布局，保证市场清真食品货源和少数民族其它生活必需的食品供应．在火车站、主要客运码头、机场、商业中心地段和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住宅小区应当设置清真食品商业网点。
第二十二条凡需在本市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市或者区、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程序申报。凡经营清真食品的厂、店（摊），必须在招牌上标明“清真”字样。
清真食品的主辅原料，必须符合少数民族的习惯。清真食品的运输车辆、计量器具、储藏容器和加工、销售场地应当保证专用。
清真食品单位不得随意改变其服务方向，确实需要改变服务方向的，必须事先征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意。
第二十三条清真食品单位的领导成员和职工中，应当保持适当比例的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公民，清真单位的职工应当自觉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
清真食品单位实行承包或者租赁时的承包人或者租赁者、个体清真食品经营者，一般应当是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公民。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其承包人、租赁者、经营者，必须事先接受清真食品行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第二十四条拆迁清真食品供应点，应当坚持同等条件“拆一还一”、就近安置的原则。因市政建设需要而拆迁的，应当事先征求市或者区、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统筹安排；因非市政建设需要而拆迁的，应当征得市或者区、县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在拆迁过渡期间应当设立临时清真食品供应点，并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
第二十五条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公民所在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立清真食堂或者提供清真伙食。对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应当按照规定发给少数民族公民清真伙食补贴。
市级医院和区、县中心医院等应当为有清真饮食习惯的病人提供清真伙食。
第二十六条对因城市建设等原因需要拆迁少数民族公民住房的，有关部门应当尊重其风俗习惯，给予适当照顾，妥善安置。
第二十七条宾馆、旅社、招待所和公共场所等不得以生活习俗和语言不同为理由拒绝接待少数民族公民。
第二十八条少数民族公民参加本民族的重大节日活动，其假期和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对因婚嫁来到本市的少数民族公民，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给予妥善安置，优先报入户口，并在生活、就业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
因婚嫁由外地到本市乡镇企业工作的少数民族职工的探亲待遇，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应当受到尊重。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做好少数民族的殡葬服务。
回民基地应当予以保护，不得随意侵占。
各级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公民自愿实行丧葬改革的，应当给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少数民族公民有自由，其合法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少数民族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公民。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第五章奖励、处罚
第三十二条对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集体、个人，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