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8 23:18:10
（一）区位特征分析1．地缘特点分析本文所阐述的东北地区是指包括我国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三个省份，土地面积7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8．2％。从自然地理区位来看，东北地区处于东北亚的中心地带，东邻朝鲜、北接俄罗斯，西连蒙古，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具有参与国际经济发展的地理优势［3］。但就我国国内版图来看，东北三省是远离沿海的内陆省份，交通相对闭塞，无论在地理、气候、文化、历史等方面都与我国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一定的割裂性。东北地区远离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繁荣发展地区，受其经济辐射效应几乎为零，为其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局限性。2．自然资源特点分析东北地区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不仅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同时拥有大量的石油资源、煤炭资源。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钢铁、纯碱、烧碱、变压器、原煤、原油、电力和水泥等产量居全国重要位置。伴随经济的发展，东北地区凭借丰富的资源优势，多年来始终采取粗放型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资源的消耗和枯竭，经济发展面临停滞和不可持续性。由于长期的粗放型资源开采，东北地区资源开发的高峰期已过，自然资源严重枯竭，生态环境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正面临资源枯竭带来的一系列的后续问题。2002年国务院确定的44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中，东北地区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有16个，占总数的36．4％。3．思想观念特点分析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进入计划经济体制，最晚退出的地区，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导致东北地区居民观念仍具有较强的计划经济思想惯性。人们在思想上偏重于国有经济，计划经济思想强烈，特有的“黑土地思想”导致东北地区百姓开放意识、商品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较差。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认识不足，对民营企业重视和支持不够，服务意识较差，政府官员的官本位意识较深，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民营经济发展。
（二）所有制结构特点分析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基地”，国家不断地将一系列的重点项目建设在东北地区，“一五”“二五”期间建成大批大型国有企业，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地区之一［4］246－271。60多年来，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东北地区的体制性、结构性、阶段性矛盾日益显现，内生增长力量受到抑制，东北地区国有企业逐步走向衰退，但自始至终国有经济比重过大，严重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直至今日东北地区市场机制尚未充分得到发挥，延缓了市场化进程，严重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空间。2005年东北三省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7171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673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5．57％，创造工业产值11911．8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63．23％。受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特点影响，国有企业控制较多产业，民营经济必然会受到排挤。因此，东北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无论是政府扶持力度、人力资源投放还是金融投资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制约。
（三）产业结构特点分析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工业基地，“一五”、“二五”期间在国家倾斜政策和大规模投资下，形成了以汽车制造、化工、冶金为支柱的三大产业，重工业发展突出，第一、三产业发展薄弱，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东北重工业基地的第二产业已经呈现出衰退态势，但由于东北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远超过第三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多数为投入大，产出慢的行业，进入的门槛较高，因此民营经济很难进入，经济衰退态势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尤其是国有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占比中明显偏大，国有企业多数集中在第二产业，挤出效应导致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只能集中在附加值较低、技术和资金门槛较低的第三产业。
二、发展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优势因素分析
（一）具备优良的基础设施东北地区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前是我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具有完整的重化工业生产和配套体系，当年国家大量投入的基础设施，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5］。与其他地区比，东北地区拥有完善和高密集的铁路网，沈阳铁路枢纽更是在铁路客、货运量上名列前茅。东北南部拥有海岸线2178公里，已经逐步形成东北亚航运中心，不仅有大连港，还有新的亿吨级大港营口港，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锦州龙栖湾港、丹东海洋红港和葫芦岛石河港，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二）具有优秀的人力资源东北地区具有大规模的国有企业，这些发展成熟的国企中具备大量优秀的产业工人，这些工人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较高，是技术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当面临国有企业改革，工人下岗，这些劳动工人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另外，东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高，集中了大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目前拥有普通高校154所，占全国普通高校的11．3％，本科院校78所，占全国本科院校12．4％；专业技术人才210万，占全国技术人才10％［4］246－271。教育综合水平和科技力量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三）国有企业改革机遇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国家曾大力扶持东北地区建设，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国有企业拥有巨大的资本存量，并培养和聚集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市场化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发生改变，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转变较慢，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资产呆滞、效率低下。当这些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退出后，所形成的产业空间、国有资产和大量的下岗人员，都必须而且只能由民营企业来承接。通过民营企业将这些生产要素重新整合，不仅为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提供保障，也为民营经济的资本扩张和行业拓展提供条件［6］。
三、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一）采取外向型发展，突破区位限制东北地区的地理区位虽然远离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受到辐射效应几乎为零。但其东临俄罗斯、韩国、日本，是东北亚中枢地带，是我国参加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的前沿阵地，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区位优势，加强与俄、韩、日的合作与交流，开展多边贸易合作、参与东北亚国际经济开发，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吸引外资，加强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当前由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各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垂直型经济合作与分工提供可能。因此我国东北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即可发挥优厚的加工工业基础，承接日本和韩国的产业转移，也可利用俄、蒙、朝的资源优势，加强产业加工发展［7］。1．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改变粗放生产方式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多年以来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以丰富的资源为依托，采取粗放型生产模式，生产技术落后，产业链条短，加工度低。因此，充分利用毗邻俄、日、韩三国的地理优势，以提升生产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为出发点，通过从俄、日、韩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方式，建立新型精细化生产模式，将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之后，再将产成品出口到国外，最终达到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市场的目的。由于民营企业机制灵活，能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根据需要有效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大大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引进外资，增强与外企合资合作东北地区大型国有企业主要从事重型机械制造和化工业，行业准入门槛高，因此一般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即使想为大型国企生产配套产品也会受到技术制约而很难完成。东北地区利用区域内生产要素和优势产业，以及为大型国企生产配套产品的契机，大力吸引外资进入，采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合资合作的形式，提升企业综合能力，在生产和管理方面达到为大型企业配套要求，与此同时可以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
（二）积极参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东北地区是国有经济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些国有企业大多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国家对其大量的资产投入使得这些国有企业拥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企业管理构架。因此积极参与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发展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缓慢、部分设备和技术老化，竞争力下降，迫使国有经济面临新的挑战，国企改革势在必行。民营企业积极把握改革机遇，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控股、收购、租赁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借助国企改革红利，以低成本吸纳资本，迅速扩张并壮大，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切入点，国有企业改革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有机结合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目前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具有规模小，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等发展劣势，注定民营经济很难取代国有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根据不同行业中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比重确定主导企业，实现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套生产和协作，充分利用东北地区国有大型企业的优势和机遇，发展产业链和中小企业配套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一、从企业理论角度理解的民营经济
我首先认为，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被正式提出并被大家所认可，一定存在着一种与客观相对应的独特的经济物质形态，因此，它一定能够被理论所解释。民营经济的概念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是很难找到的。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民营经济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西方经济学的一切前提都是以民营的经济为基础。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民营经济就是按照商业原则和市场规则运作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从产权和企业理论的角度看，民营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民营经济一定是以赢利为唯一目标的。即它完全是依市场原则来运作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这同国有企业有时需要承担一定的非赢利性任务相区别；第二，民营经济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建立在纯粹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不管民营经济的产权结构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其产权关系一定是比较清楚的。在这种产权关系和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治理结构，基本能够代表各方出资人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会形成较为合理的约束和监督制度，这同国有企业建立在产权关系不明晰基础上的政府化、家族化倾向的治理结构形成鲜明对比，也同一些纯私营企业单一的产权结构以及家族化治理结构不竟相同；第三，民营经济拥有较为灵活的内部用人和分配激励机制。由于民营经济必须时刻面对市场的检验，只有持续不断地实现赢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民营经济会在人员的使用和配置上尽量做到人尽其才，拒绝冗员，并通过激励、监督等有效的控制手段挖掘其最大潜力。而国有企业的内部用人和激励机制，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仍然无法按照经济原则实现有效配置。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私营经济，也并不完全不包括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不同，它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与市场机制自然和谐，在追逐利润最大化动力的驱使下，会导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不断的技术创新。
依据以上的理论和现实情况，我认为，目前我国的民营经济大致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1.私营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工商户和私营企业；2.外商独资企业；3.合资企业中外资控股的企业；4.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5.非国有控股企业；5.非国有控制的企业，如被租赁、托管出去的国有企业等等。这些经济形态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民营经济的某些特点，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民营经济体系。不难看出，我所划分的民营经济其范围是比较广的，并不仅仅限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外资，而是包括了相当一部分民营化了的原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把这部分经济包括近来，不仅有助于揭示我国民营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发展动向。同时，如果将其统计在民营经济的范围内，就会使民营经济的实有规模大大增加，我想，至少应在现有数目的基础上扩大10个百分点左右。
二、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截止2001年末，我国的民营企业已发展到3000万家，年产值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仅就私营企业而言，已达202.85万户，比2000年增长15.14％。注册资本18212.24亿元，比上年增加4904.55亿元，增长36.86％。从业人员2713.86万人比上年增加307.37万人，增长12.77％。在过去10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达到20％以上，平均每年提高近2个百分点。极具竞争活力和创新能力的民营科技企业已达到20多万家，据科技部2000年对计入统计的86000多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企业长期员工已达560万人，技工贸总收入14639亿元，实现利润1005亿元，上交税金780亿元。这些指标近几年来的年增长幅度都超过30％。现在总收入超过亿元的民营科技企业已有2214家，其中超过10亿元的187家，超过20亿元的76家，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截止2001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9万多个，合同外资金额745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954.69亿元。2001年全国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26139家，比上年增长16.01％，合同外资金额691.91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达到468.46亿美元。可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又是何等曲折。即使发展到现在，民营经济仍然困难重重。概括地讲，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营经济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非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1.市场准入方面的非国民待遇。据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钧的介绍，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即便是一些已经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产业领域，民间投资也很难进入。在广东东莞当地的80个行业中，允许外商进入的有62各，占75％（外商也属民营经济），而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只有42个，不到50％。据悉，某些主管国有企业的部门曾在内部指示，要求所属企业不许同私营企业打交道。2.银行贷款方面的非国民待遇。保育钧指出，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身积累和借贷，甚至有不少来自地下钱庄。目前，民营资本70％是自筹，从国有银行获取的贷款不足30％。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年下半年对贷款满足率的调查，企业反映为68.5％，金融机构反映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私营企业反映最低，虽然私营企业贷款满足率反映仅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属于最难获得贷款的弱势群体。民营经济实现的产值已超过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其他经济创造价值的总和，但银行却对它们在贷款上施以种种歧视性限制。3.税赋和法律发面的非国民待遇。在税赋点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严重的所得税重复计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营企业在各类产权和产权关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往往在事件的裁判上更多地被歧视。4.观念上的非国民待遇。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民营经济的各种偏见，最根本的在于民营经济很难与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相容，民营经济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基础，只能是一种“边缘性经济”。等等。
第二，某些产业领域内的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落后，过度和不当竞争严重。有资料显示，民营经济产业分布变化的特点如下表所示（以私营企业为例），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二产业。
全国私营企业产业分布概况单位：％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第三产业28.229.734.744.445.848.550.853.5
第二产业71.870.365.355.653.550.447.944.8
第一产业0.71.11.31.7
资料来源：《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由于民营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加之国有经济逐步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广大竞争性行业的主力军，但是，由于这些行业的进入壁垒多数比较低，因此，造成大量小型民营经济的进入，并形成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局面。适度的竞争对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淘汰落后肯定是必要的，但无限度的恶性竞争则会使本来就弱小的民营资本遭受致命打击。这种情况在某些地区和行业表现的最为明显。前几年煤炭行业中出现的私营小煤窑遍地开花，造成煤炭行业因恶性竞争的全行业亏损，以及引发后来的一系列小煤窑伤亡等安全事故频发的现象。所以，如何组织民营经济的生产经营，形成合理规模和有序生产，已成为解决这些产业领域或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第三，民营经济的信誉度差。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经济处于萌芽阶段，规范市场和竞争秩序的法规不成熟、不完善，民营企业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十分突出。一些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进行商业贿赂、商业欺诈、低价倾销，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财物等等，一方面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大大地毁坏了自身的信誉。从深层次上看，民营经济遇到的上述各种歧视和非国民待遇，多少同其较差的声誉有一定关系。那么，民营经济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解决其声誉问题就不可回避。
第四，一些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不尽合理。民营经济的治理结构理论上讲能够做到合理，但是，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一些民营企业采取了家族式治理模式，而一些民营企业则采取了两权分理式的现代企业制度模式。事实证明，家族式治理不见得没有效率，两权分理式也不见得没有问题。问题是一些企业应当采取分离制衡的模式，而它却仍然是家族式的。不过民营企业采取现代企业制度已成为一种趋势和基本取向。据统计，截止2001年底，全国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到137.99万户，比2000年底增长26.95％，净增加4个百分点；占私营企业总数的68.03％，比上年增加了6个百分点。
三、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
无疑，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论研究和决策者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缩短这个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发展路径。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确立以发展民营经济为基点，联带其他经济（包括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发展的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民营经济的战略性定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也在不断地调整。体制改革的早期，民营经济被定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后来，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经济由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肯定了民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体制框架内的合法地位。但是，现在看来，对民营经济的这种定位已经不能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既然民营经济注定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且，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并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那么，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考虑民营经济的定位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集中力量改革旧有的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以图实现原有体制的逐渐蜕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对于我国早期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我国微观经济已经转换到基本依据市场原则运转的今天，改革和发展的重点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没有实质性调整，就是一个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我的观点是：以发展民营经济为战略和政策基点，以市场化为基本原则，把重点转移到加速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的建设上来，旧体制的改革要在新体制的塑造过程中逐一解决，但新体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一模式能够被确认，那么，民营经济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战略环境。首先，可以确立人们对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识，逐步消除民营经济只是边缘经济的错误看法；其次，从法律和政策制定上会针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一些歧视性政策也会得以纠正。再次，民营企业家也会安心、大胆地发展事业。果真如此，民营经济遇到的问题就会逐步化解，民营经济的更快增长就会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尽早完善起来。
第二，发展民营经济的路径选择。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民营经济生产与发展的历史。且不论民营经济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个体工商户和私营经济的重新出现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再生。后来外商合资企业、独资企业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民营经济的阵容。随着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改革的深化，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逐步实现了民营化，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也迅速完成了民营化的改造，据调查，乡镇企业中有83％至86％已成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如江苏省到2000年底，已有93．2％的乡镇企业实现了改制，其中大中型乡镇企业的改制面也达92．5％。改制后全省乡镇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非集体资本所占比例已经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4．5％。这两股力量的加盟，使我国民营经济的实力大大增强了。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崛起，给民营经济输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活力。我想，以后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离不开对以前发展路径的依赖。以前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独资、合资企业、民营化了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民营经济进一步拓展的基础和发展原动力，它们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逐步强大起来。另外，在全球一体化和国有企业进一步从竞争性乃至一些垄断性行业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国设立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特别是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并购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国有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在增量上扩大民营经济的规模，提高民营经济的档次，将是一条十分重要的路径。
第三，促使民营经济自身的制度改进，实行现代化管理模式。目前许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多数是由出资人实行家族式管理。这种方式在起步阶段具有凝聚力强等优点，但它的局限性，如家长个人决策，接班人世袭，任人唯亲，产权封闭等弊端，已经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虽然说现代企业制度并不排斥家庭企业，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那种落后的家族式管理方式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根据世界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法律的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也会走向现代化（ManselG.Blackford,1998）。也就是说，企业新制度的采用与企业的规模大致成正比。我们已经看到，近几年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依照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制的倾向。当然，私营经济选择什么样的企业体制和管理方式，要由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定。不过，对那些具有一定规模且产权多样化的民营企业，要帮助它们在企业内部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促使其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改善、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和决策效率。
第四，民营企业要重视自身信誉的塑造。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只有注重声誉，诚实守信的企业，才能在市场交易的多次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曾有过不守信用的短期行为，败坏了民营企业的声誉。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要求民营企业家们在重新塑造自身信誉上作更多的努力。从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契约履行等方面着手，逐步取信于客户、取信于消费者。
第五，为民营经济筹资和投资的社会化创造条件，鼓励民营经济积极开展资本运营。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系统，过去，民营经济封闭的产权模式显然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也不便于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在投融资方面的好处。随着民营经济产权模式的转换，政府应当在民营经济同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进行联合、参股、改组，组建企业集团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同时，也要为优秀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便利条件，逐步消除民营企业在上市方面的非国民待遇。特别是在配合消化庞大的非流通性国有股、实现国有股减持方面，鼓励民营经济的参与，使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国有股而进入资本市场，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第六，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家、职业经理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我国民营经济过去的高速发展，与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及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力资本分不开的。鼓励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当然应当重视民营企业家乃至职业经理的人力资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为发挥企业家潜能方面创造条件，比如在贷款、投资及用人等相关政策上给予优待。
第七，通过行业协会方式，强化对民营经济的引导和管理。民营经济主导的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不存在部门管理，但不能没有行业管理。在施行行业管理上，也不能采用过去那种命令式的管理模式，只有通过行业协会的方式加以引导和自律。政府通过行业协会传达国家的方针政策，表达政府的意图，行业协会通过对本行业内企业的督导、督察，规范其行为，促进其进步和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1.ManselG.Blackford:"TheRiseModernBusinessinGreatBritain,TheUnitedStates,andJapan",TheUniversityofCarolinaPress,1998.
2.杨叔进：《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0）》，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关键词:民营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
政府的制度容纳与行政体制创新,意味着政府必须放松或取消诸多制度条款中的部分或全部,重构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规范与行政体制。它不仅指制度内容和制度手段的废除,也泛指一切容纳民营经济活动自由度的制度内容的修订及制度手段的改变。这种制度可以通过设置某种利益诱导,来激发民营企业在努力地、有秩序地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客观的结果,实现了社会公益的增长,满足社会需求。当前,政府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容纳与行政体制创新的基本思路是:重构政府制度,要体现市场规律、与市场机制相融合的趋势以及优势互补的原则,要体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政府的公正性,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管制。
一、营造保护民营经济产权的制度环境
1.健全产权主体地位平等的制度。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标志了我国在消除经济中的产权歧视方面的重大突破,为我国在法治方面确立各经济主体产权的平等地位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然而,从产权保护的力度和平等方面看,法治体系对公民个人合法财产的保护仍需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民有恒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发展的源泉。面对庞大的个人财产存量及其仍将不断增长的趋势,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保护,已经是一个关乎社会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①。如果制度仍受制于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不明确对公民个人合法财产提供与公有财产同等切实有效的保护,势必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构成障碍。
2.完善民营经济产权保护的制度体系。完备而规范的产权保护制度体系,是现代市场经济成功的精髓。(1)政府在贯彻执行宪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要突出强调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维护各市场主体的平等、合法权利。在立法原则上应由过于偏重管制转向注重权利与责任、义务对称,重视权利的授予和保护,重视产权保护对于构造现代市场经济信用关系的基础作用。只有保证各类性质的不同产权在市场交易中的平等权利,良好的信用关系才能得以确立,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才能真正形成。(2)细化有关产权保护的法律。有效的产权保护,必须有一系列相关法律对财产权利、责任以及遭受侵害后的诉讼、法律适用等内容的明确和具体规定。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过于简单、原则,很难实现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因此,应针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化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有重点、有步骤地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使产权保护切实得到贯彻和实施。(3)清理有关法律法规。对于与宪法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该废止的要废止,该修改完善的要修改完善。有些需要“新法”与“旧法”并存法律法规,应对法律的适用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②。在当前大量经济法与民法单项法律规范已经出台的情况下,应尽快理顺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逐步形成较为完备的民法典,使其成为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
3.强化法治行政和法律监督的制度行为。我国政府的制度建设正在经历着从“法制”到“法治”的质的飞跃。强化依法行政和法律监督,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产权保护的根本保障。(1)要明确和界定政府的立法权限。没有对行政立法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就没有公正的执法基础,产权乃至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我国行政执法中的许多侵权行为从根本上说源于立法主体缺乏明确和有效的权力限制,以致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效力和制约关系常常本末倒置,一些所谓的“依法行政”往往演变为“以法谋权”之类的“设租”、“寻租”行为。因此,为了确保依法行政的公正性,确保公民基本权利和市场主体权利免受侵害,必须对政府行政立法主体的权力进行相应限制和约束③。(2)要规范政府的执法行为。在执法主体资格的确立方面,执法机构的设置和执法内容的安排,应严格按《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要求,不得随意设置和安排。在执法方式上,应强调执法程序的规范性,尽可能避免以往习惯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当然,在经济转轨和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执法主体行为的规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实际情况的制约,但总体上看,目前存在的执法行为不规范主要还不是源于这种制约,更主要的原因是执法主体缺乏明确与足够的权力限制。因此,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制度,从根本上确保执法机关正确执法,防止其滥用权力。(3)加强司法监督。不仅要加强权力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专门机关的职能监督,而且要形成包括群众组织、新闻媒体以及公民个人监督在内的广泛社会监督机制。行政机关要贯彻行政公开原则,建立公开办事制度,使其活动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对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要坚决纠正,强化对徇私枉法行为的法律制裁。强化对各经济主体和公民个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识,重视对执法机关侵权行为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加强对直接干预经济主体行为的监督。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尽快消除司法管辖和执行方面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弊端。
二、完善市场竞争的制度体系
1.健全公平竞争的对内开放规则。市场竞争规则是保证市场主体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充分竞争的行为准则。平等,首先是市场准入方面的平等。就民营经济发展而言,改善竞争的体制环境首先必须清除市场准入方面的障碍④。(1)加快推进“对内开放”,取消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和限制。除极少数经过充分论证,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所有行业都应一视同仁地向各类民营经济开放。(2)市场准入政策思路应由“允许”向“禁入”转变。也就是说,凡是法律、法规不明确“禁入”的领域,都可以“进入”的,并且不能被“事后”追究。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产业、产品涵盖极为广泛,何况新领域不断被拓展,任何“允许”性的规定都可能挂一漏万,而且操作起来繁琐复杂;二是有利于鼓励创新。目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的大量存在,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制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管制理念的原则是:只有政府认定、许可、批准了可以做的事,才是企业和个人应该做的事;凡是没有规定或没有批准是可以做的事,企业和个人要么不能做、无法做,要么做了却时刻有被“事后”宣判为非法的可能与危险。显然,这种治理原则制约了企业与个人的创新行为,同时,由于政府对权力资源的垄断,势必成为滋生腐败行为的制度基础。而“禁入”性规定的核心是鼓励创新,为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当然,对于政府规定的“禁入”领域,不能像过去那样由一个政府部门或官员决定,而应当有一整套民主和法律程序。
2.废除行政垄断性制度,打破市场的“条块”分割局面。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医疗、民航、通信、住房、水电、煤气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产品或服务质低价高的问题相当突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供给的相对不足(不排除垄断提价因素)。而这些领域恰恰几乎都是政府制度过去排斥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都是行政性垄断极强的部门,通过新的“进入者”增加供给或通过竞争机制来抑制垄断高价的“通道”基本被阻塞了。由此,整个社会都在为行政性垄断的存在无奈地支付着过高的“成本”,内需不足、过度竞争、供给短缺、结构升级等一系列经济表象问题莫不与此相联系。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和市场化进程的主要障碍,抑制行政性垄断已经成为现实经济中十分紧迫的问题。(1)行政性垄断的根本消除在于政府的制度创新。我国的行政性垄断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体制的延续,它不仅包括纵向的行业垄断,还包括横向的地区垄断或地方保护主义。与长期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寡头垄断”不同,行政性垄断普遍与“规模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它在抑制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在不断制造着非市场竞争或行政性竞争⑤。因此在行政性垄断大量存在的条件下,不仅公平的市场竞争普遍不充分,而且所谓“寡头”垄断也难以形成。由于我国行政性垄断部门大都具有制定部门规章的权力,完全有可能以“规范市场秩序”、反“恶性竞争”或“不正当竞争”等名义,强化自身的垄断地位。因此,反行政性垄断最根本的途径是废除行政垄断性制度,加强对行政性垄断部门权力的限制与监督,并通过政府改革的深化和职能转变来实现。(2)放松民营经济的“进入”制度,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坚冰”。在“引入”民营经济方面,应突破以往那种所谓“战略性”、“重要性”、“公益性”等笼统的产业划分的局限。政府应当介入的领域并不等于“只有政府才能介入”,重要的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让市场去解决”。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技术进步、社会筹融资体系发达以及成本收益的变化,许多传统上只有政府才介入的领域都在转由民间资本介入。而且,引入民营经济,对于提高经营效率,缓解财政压力具有积极作用。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对于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扫除了制度障碍。但是,我国大部分传统基础领域依然维持着较强的行政性垄断,对民营企业的进入障碍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因此,要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的《意见》精神,继续推动在基础领域引入民营经济的实践,不仅要逐步扩大电讯、航空、公路、铁路、电力、水利等基础领域民营经济的介入范围,而且在传统上被视为必须国家垄断的某些行业,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对垄断的层次、范围和环节做出充分论证,将能够市场化经营的部分进行必要的分解或剥离。
三、拓宽融资制度的容纳范围
1.允许存在多元信贷服务体系。我国现有信贷体系缺乏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层次性和多元性。对于民营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大量融资需求来说,现有的信贷服务体系不仅存在体制上的不兼容性,而且在结构层次上也难以满足。因此,在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的前提下,放松政府制度的容纳范围,发展民营信贷服务机构,形成多层次、多元化信贷服务体系,是根本改善民营经济融资环境的重要措施,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放松市场准入制度,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发展民营银行,重点应发展非政府直接控制或控股的民营银行或民间银行。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控制和监管体系。我国民营金融机构发展中之所以出现较多问题,并非因其民营的形式或性质,主要在于没有或缺乏有效的监管。从银行商业化经营的角度看,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客观存在。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商业银行因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的事件也时有发生⑥。因此,发展民营银行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风险防范和监管体系。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应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进程要求,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民营银行发展与监管体系完善之间的互动,才能增强开放条件下金融监管能力。2.允许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我国融资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过于依赖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又过于依赖银行融资。因此,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应该是今后我国拓宽融资渠道乃至根本改善现有融资格局的重要内容。(1)进一步完善全国性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我国股票市场进入了成长期,开始进入数量与功能并重的阶段。如何推进上市公司真正的“改制”,逐步解决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放宽市场收购限制以及发展民营经济投资机构,当是股票市场进一步完善的重点。(2)拓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融资体系的普遍特征,也是建立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由于这种需求的现实性和紧迫性,我国一度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产权交易中心或市场。当然,这类地方性资本市场相当部分极不规范,对其清理整顿也是必要和正确的,但完全不允许存在和发展显然有悖于客观现实。因此,应实事求是地总结成功的探索和实践,形成一些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的基本原则。在加强监管和风险控制的前提下,可考虑在经济发达和市场条件较好的地区进行试验,为大量的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创造必要的条件。(3)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资本市场作为高风险市场,一般不适合公共资本直接介入。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创业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等机构,主要是政府及其部门组建的“官营”色彩较浓,市场化或商业化运作不足,很难真正承担起为民营企业资本运作服务的作用。在市场发育初期,政府的适当介入有合理的一面,但这种介入应以促进而非替代民间投资机构的发展为目的,市场发展的进程应该是民间投资特别是民间机构投资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方面,应明确以民营机构为主的思路。没有大量的和有实力的民营间机构投资者,市场经济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就难以出现和充分发挥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与资本市场发展密切相关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以及各类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必将大量出现。政府在培育和发展这类机构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重点应放在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市场监管方面,即使直接“出面”组织还不能完全避免,也应在功能上有所侧重、数量上有所控制。
四、健全制度性的社会服务支持系统
随着民营经济成长和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确立,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要求越来越迫切。政府的间接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方式。虽然这种间接宏观调控与计划体制下的直接行政性管理都属于“干预市场”,但其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弥补市场的缺陷,后者属于“代替市场”。政府职能转变,关键是解决职能上“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因此,建立广泛覆盖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是政府管理能否适应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是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
1.政府制度应淡化所有制因素,逐步改变以往过分倾向国有企业的习惯。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经济越是市场化,这种作用将越是突出。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全局中考虑,是关系到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措施。在改革方面,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不仅不应排斥民营企业的参与,而且还应鼓励民营企业通过参与重组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升级,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法律配套服务,如产权保护、股权纠纷调节、股票发行与上市等。在发展方面,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优势企业,可以是实力强大国有企业,也可以是与国有企业水平不相上下的民营企业,并在税收、要素配置、跨国经营等方面各类企业应享有平等的政策鼓励和扶持权利。
2.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要尽可能使民营经济能够及时、充足地掌握其经济计划、宏观政策意图、产业政策导向等有关信息,提高民营经济的自主决策能力。政府出资建立的服务机构原则上应为非盈利性机构,其服务性质属于政府职能的延伸,其提供服务也应是无偿的。政府可通过建立和完善自身信息管理制度,确定与其职能相关的公共服务机构及相应的资金渠道,禁止这类机构利用职权垄断行政信息,搞所谓“创收”性的延伸服务和“强制性”服务;对于营利性机构要进行“剥离”,最终彻底杜绝某些机构以公共服务名义行营利之实;政府信息服务应无偿地面向全社会,并努力消除目前实际存在的所有制歧视以及部门、地区之间的信息封锁,使社会各经济主体真正能够享受与其平等纳税人地位相称的公共服务。只有这样,政府信息化才能真正起到降低而不是增加社会成本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3.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以及覆盖城镇全部职工的失业救济与再就业相结合的失业保险制度,发展和规范商业保险、社会福利事业,初步形成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⑦。在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计划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职业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分离,逐步形成符合农村工业化、城市化方向的市场化竞争就业制度和非歧视性劳动力市场。
4.健全政府服务于民营企业的信用制度。世界各国一般都有专门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府制度,并且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提供相应的服务。我国由于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不仅信用制度基础薄弱,而且绝大部分企业的民营性质缺乏与现有金融体制“接轨”的条件,因而政府的扶持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政府设立了面向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专门机构,并出台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有关措施,大部分省区和一些城市也相继成立了信用担保机构。这无疑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直接信用担保与间接支持民间担保的界定与联系,政府担保体系的稳定资金来源以及切实消除担保中的所有制歧视,政府担保运作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不引起重视,将妨碍政府担保对民间担保的示范和引导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致“寻租”和“再生”旧体制的弊端。因此,在政府担保方面,应在不断总结探索的基础上,突出其政策性和服务性,既要适应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要求,又要防止其自身商业化倾向。
5.规范市场中介组织的服务制度。就发展民营经济而言,政府的体制支持至关重要,但相对于民营企业经济活动的广泛性和所需服务的多样性来说远远不够。只有在政府提供的体制框架基础上,通过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广泛而多样化的服务功能,最终形成和完善社会化服务的支持系统,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社会化服务短缺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一方面,市场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本应发展成反映业内所有企业的普遍利益要求、为业内企业提供各种所需服务以及业内企业利益协调和自律性组织,但实际上一些行业协会却办成了“准政府机关”,不仅在服务上与原来主管部门的“上情下达”无大的差别,而且基本局限于国有企业,有些甚至还承担了一定的“审批”职能。这种政府职能与市场中介组织的角色定位混淆的状况,既不利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也对形成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构成障碍。另一方面,市场中介服务本质上是信息服务,提供真实、准确、公正、充分的信息是市场中介服务的基本要求。然而,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经济关系,客观上形成了信息阻隔,这是社会越来越需要多层次中介信息服务的根本原因。惟其如此,中介组织行为是否规范,是否诚信,不仅对于信息需求主体至关重要,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信用的基础乃至市场秩序的形成。在中介服务领域大量存在弄虚作假、欺骗客户的情况下,社会的信用基础必然遭到破坏,市场秩序也必然混乱无序。信息欺骗与一般商品的制假、售假行为相比,其潜在的社会危害更大。因此,在培育和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同时,应重视其行为的规范。应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有效约束和规范中介组织行为,确保中介组织严格自律,恪守诚信原则;明确各类市场中介的法律地位和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中介服务中提供虚假信息、诈骗客户的行为应严惩不怠。
注释:
①⑤《加快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前沿问题研究》,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
②“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制度的障碍与供给——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问题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543页。
③袁曙宏:《建构法治政府》,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④谢地:《政府规制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
[关键词]经济增加值 民营企业 文化特征
“经济增加值” (Economic Value Added,简称EVA)在经济学中又定义为经济利润,是由美国斯特恩•斯图尔特管理咨询公司于 1989年首创的,民营企业起步晚、规模小、管理基础工作薄弱、公司治理不完善,其企业文化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不足。经济增加值”这一绩效评价方法可以在影响与改善民营企业文化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一、“经济增加值”的作用
经济增加值应用于企业日常管理时,除了可以科学合理地考核企业各责任单位的经营绩效外,还具有如下普遍的作用。
1.促使企业克服盲目投资,树立权益资本不是“免费资本”的理念,节约使用权益资本,合理安排资本结构,从而有助于促进资本运作效率的提高。经营者会像企业的所有者一样思考,权益资本不再被考虑为“免费资本”,他们不再追求企业的短期利润,而开始注重企业的长期目标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注重资本的有效利用以及现金流量的增加,以此来改善企业的EVA业绩和企业文化质量。
2.有助于提升与改善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经济增加值发展到今天不仅仅是一种绩效评价的指标,更是一种促进企业有效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与提升的手段。与传统的财务指标相比,它有两个优势:一是考虑了资金成本,把业绩与占用资源的成本联系起来,从产出与成本两个方面综合评价决策的效果,扩大了绩效评价的范围,使部门与整体的利益一致,激励管理人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不断努力;二是对跨期费用项目进行适当调整,使长期和短期利益更好地协调起来,克服决策中的短期效应,符合股东权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EVA被《财富》杂志称为“当今最为炙手可热的财务理念”。
二、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文化的特征
1.民营企业文化是老板意志文化。这种文化与民营企业经营者的经历有关,许多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具有独到的成功绝招,比如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特别强,或善于抓住市场的空隙,或技术创新能力强,或有很强的融资能力,或善于带动一群人打天下等等。这些独到的能力,使他们形成了掘金后无往而不胜的自信,同时又容易有心浮气躁的心态。民营企业产权归老板自己所有,虽设有许多管理部门,聘请了优秀人才,但老板常常越俎代庖,往往养成基层喜欢越级报告、职能部门有事不敢决断、老板一人说了算的作风。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老板意志就是企业的绝对意志,几乎没有人能对他的决定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了企业经营的“巨人症”、“霸王症”等,这种惟老板意志导致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难以提升,导致 (投资)决策与行为的不科学性,对经营者业绩的考核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以至于老板的意志一旦出现问题,企业随即失去前进的方向。
2.民营企业文化是奋勇拼搏文化。民营企业大多是草根出生,因此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就是民营企业奋勇拼搏文化的体现。在浙江温州的民营企业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既能穿皮鞋,又能穿草鞋”。为了企业在夹缝中生存,他们不辞辛劳;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全力拚打。
3.民营企业文化是抢抓机遇文化。许多民营企业老板,就是通过抓住机遇,骤然发家的。老板疯狂的工作,能很快聚合资源,使企业的目标变得简单而易于操作,员工形成吃苦耐劳、快干多干的作风,企业的原始积累迅速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确出现了许多发展的机会,谁抓住了谁就能取胜。这时,广大民营企业利用自己的体制与机制的优势,一次次抓住企业发展的大好时机,使企业站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列。这种文化体现在企业发展中,往往就表现为一有“好”项目就上,不管自己是否具备投资发展的能力与实力,不管是否进行了严密科学的可行性论证(特别是财务可行性研究 )。
4.民营企业文化是重视感情文化。许多民营企业文化用亲情代替规则,其经营管理层由复杂的血缘关系构成,这就违背了管理大师杜拉克所言的,家庭企业要想生存和保持有效运作,在高层管理人员中,无论有多少家庭成员,也无论他们多么出色,也至少需要一位非家族成员。民营企业内注重乡亲、熟人、朋友,使管理具有非理性和落后性,阻碍经营管理的问题长期存在,企业管理制度形同虚设。这种文化体现在日常管理中,就表现为以感情代替制度,以关系亲密与信任度代替指标考核,不能做到制度的有效执行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我国民营企业文化的这些特点,曾经在短时期内适应了市场环境,但却和变化越来越快的经济和市场环境拉开了差距。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的重要力量,更需要寻找有关途径尽快培育出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企业文化。
三、“经济增加值”的应用对改善、提升民营企业文化的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最新研究指出:“全球一场新的经济竞赛已经展开,未来会脱颖而出的赢家,将是能够抢先窥视并领悟新游戏规则的个人、企业或国家。”这对我们是一种提醒。有效应用“经济增加值”方法,可对民营企业文化的改善和提升产生如下影响:
1.有助于树立集约经营的意识,节约使用资本金。资本金是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并依股份金额对企业实施控制的重要经济资源。以往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都将这些资本金无偿使用,头脑中根本没有资本成本的概念,因此,在有的民营企业中,出现了任意提高资本金数额的限度,或者一再追加股本金。大家知道,股本金也是资金,而资金这种资源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有限、稀缺的。用于投资的股本金来源于自有资本,也要考虑资本的机会成本,要使用“经济增加值(EVA)”的理念与方法。经济增加值这一指标,是客观评价企业资本收益超过资本 (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 )成本后的差额大小的标准,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得到广泛运用。我们也要树立起这种观念并使用这种方法,不能认为自有资本投资是无本买卖,不需要任何代价。
2.有助于激励经营者不懈追求扣除资本成本后的“增加值”,认真履行经管责任。目前,企业的经营价值观念许多是在长期经营过程中自发地、无意识形成的,带有经验色彩,单调零碎。有的企业虽提出了文字性的经营理念、企业精神、经营价值观等,但往往带有雷同化、模仿性,缺乏独特个性和适应性,很难实行。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主要研究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率的内生因素及其增长机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因对员工开展教育、培训等活动形成了人力资本，因研究与开发、创新等活动形成了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基于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主要源自于内生因素。PaulRomer（1986）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知识和技术研发，提出了以知识生产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2]RobertLucas（1988）提出将人力资本积累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及技术水平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3]在此基础上，Romer（1990）提出了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增长需要投入包括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在内的四种内生因素，同时，分析了研究与开发（R&D）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理论家开始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主要包括：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从而为内生增长理论打开了新的篇章。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的方向上，HuwLloyd-EllisandJoanneRoberts（2002）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的双引擎增长模型。[5]他们把知识分为3种不同的形式：技术部门的前沿知识（frontierknowledge）、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取的内化于个人的知识（knowledgeem-bodiedinhuman），以及教育系统中的公共知识（disembodiedknowledge）。StephenKosempel（2004）提出了类似的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的模型，人力资本积累都是内生决定的。[6]在技术变化方向上，DaronAcemoglu（2002）在PaulRomer（1990）和GrossmanandHelpman（1991）的产品多样化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的研究与开发部门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7]Acemoglu（2007）进一步讨论了技术进步的方向。[8]综上所述，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这些内生因素包括：第一，获取新“知识”（包括创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第二，将新知识运用于生产（市场条件、产权、政治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提供运用新知识的资源（人力、资本等等）。
二、安徽民营经济内生增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最主要源自于创新、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内生要素，而安徽民营经济的发展在这些内生因素上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
（一）内生增长中的人力资本匮乏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安徽省许多民营企业缺乏战略眼光，专注于短期策略而忽视了长期规划，不重视对员工个人发展需求的重视，缺少专门的业务技术培训，缺乏稳定长效的人才机制。总体来看，难以吸引到高级管理人才和尖端的技术创新人才，使得企业的发展一直处于低层次领域中，无法抓住适当的时机进行转型。1.民营企业“用工难”、“人才缺”。安徽省政府2013年重大研究课题《构建安徽中小企业发展扶持体系研究经研究》课题组调查表明，安徽中小企业中用工有困难的企业占57.26%，困难很大的企业占21.47%。38.74%的企业认为获得劳动力非常难或比较难，50.7%的企业认为管理人才获得非常难或比较难，61.27%的中小企业认为技术人才获得非常难或比较难。2013年上半年，安徽统计部门曾对469户民营中小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其中205户企业很难招到工人，185户企业近年来一直缺工。同时，民营企业中尤其是中小企业，人才学历层次、专业技术等级和专业技能等级较低，高技能、高素质人才缺乏，难以满足企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需要。安徽省委组织部与安徽省统计局联合调查显示，安徽省非公有制企业（单位）从业人员中，研究生仅占0.3%，大学本科占3.2%，大学专科占10%，中专及高中的占32.7%，初中及以下的占53.9%。同时，经营管理人员仅占从业人员14.7%，专业技术人员仅占从业人员的8.7%，高、中级技能人员仅占10.7%，高级管理人才、高层次人才、复合型人才和生产一线的高技能人才短缺。吴宗华（2012）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安徽民营企业中最短缺人才为高级管理人才，占人才缺口总量的47.6%；其次是研发人才与技能型人才，占人才缺口总量的42.8%。[9]2.民营企业人才流失、闲置现象严重。首先，人才流失快，而且流失的往往是高素质人才，一些不胜任工作岗位的人员反而难以淘汰。调查显示，安徽省中小企业普通员工年度流动率已高达50%，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约有20%的流动率。许多非公企业还存在较为严重的隐性流失现象，即员工不愿或难以发挥其能力和潜力。企业人员流动频度的不断加快，使得民营企业招聘和培训成本增加，许多企业家反映企业承担了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培训成本。其次，缺乏轮岗、培训、绩效考核、激励等有效人才管理措施，安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做到“人岗匹配”和“人尽其才”，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淤积、浪费现象。同时，家族式企业及管理方式导致不适合企业快速发展的“皇亲国戚”占据企业重要部门和岗位，与岗位相匹配的优秀人才无法进入。以上因素都使得安徽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陷入了招聘—流失—再招聘—再流失的恶性循环之中。3.人才开发缺乏组织机构和制度保障。安徽民营企业营销部门、技术部门甚至包括财务部门都配备精兵强将，并得到充分重视和有效激励。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则存在编制少、职能不全、从业人员缺乏知识和经验、激励不足等现象。调查显示，安徽民营企业中，45%的企业没有独立的人力资源部门，36%的企业将人力资源工作放在企业的行政部或办公室。在许多企业中，人力资源部门处于从属地位，不到5%的非公企业设立副总级人力资源部门，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经常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只有23%。另外，5.8%的企业没有任何书面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流程，76.5%的企业表示人力资源制度和流程不全面、不完善或不能很好执行。
（二）内生增长中的技术创新不强人才匮乏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安徽民营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低、缺少核心竞争力、产业转型困难取代等一系列问题。尽管近年来，安徽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提升。2013年，全省民营经济总量中，结构调整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增加值为3271.7亿元，增长11.3%。同时，我省民企百强日益注重技术创新、改造、品牌建设，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市场竞争力。数据显示，77.4%的企业开展自主开发与研制，51.4%的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超过45%的企业引进人才、引进技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营收百强中56家企业填报了研发费用36.77亿元，比2012年增长20.4%。广东美的集团芜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位居研发投入首位。省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2013年底，在全省1618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了297个产学研经济实体和725个产学研合作研发机构。[10]在安徽民营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创始阶段，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供给的不足，在产业选择上从门槛较低的、技术含量低进入，也符合民营经济最初发展的客观条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竞争激烈等外部因素促使安徽民营各类企业都在谋求转型。安徽省的民营企业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业、采掘业、建筑业、餐饮住宿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仅占8%，总体上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弱，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安徽省中小企业协会调研发现，当问及企业是否有转型升级意愿时，所有被调查企业都希望通过转型升级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发展。多家企业高管人员对目前企业仍然存在“粗放经营、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创新不足”等现象比较担忧，对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比较认同。但安徽省中小企业协会调研同时发现，54.55%的企业没有经历过转型升级，只有11.32%企业已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企业家害怕承担风险，存在观望态度，比如经营成本会上升、风险会增加等问题。民营企业家中流传的一句话“不转型是等死，转型是找死”很耐人寻味。24%的企业认为“转型升级风险太大，企业难于承受。”二是缺乏转型升级资金。30%的企业认为“转型升级所需投资规模大，企业难于筹措”。三是缺乏人才支持。中小民营企业规模小，很难承受高级研发人员的雇佣成本，一线高级技术工人紧缺且流动性大，企业想对工人进行培训，但又怕培训完，高级技工又跳槽了，人财两空。
三、安徽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增长路径选择
（一）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内生增长理论表理，获得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之一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从安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上看，重视经济主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能为其带来新的跨越式的发展。在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民营企业与政府两大主体的共同作用。首先，民营企业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应从企业内部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包括营造良好环境，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完善并落实企业内部的招聘、培训、考核、激励等人力资源政策，积极探索引进、留住人才机制。其次，政府应利用政策杠杆在民营企业外部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氛围，提供人才服务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人才信息服务，推动人力资源的供求平衡。同时，针对安徽省制造大省的产业特点，一方面加大各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调整力度，按需培养高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倡议民营企业内部创建安徽中小企业大学，组织开展全员培训。
（二）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技术创新提升路径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因素，既包括了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入，也包括了科研技术人员的投入。安徽民营经济从整体来看，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还较薄弱，科技投入不足阻碍了生产技术的提高，从而造成了要素质量和要素使用效率不高。借鉴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应利用财税政策对实现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给予相应的奖励与扶持。一是引导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申报技术创新项目、专利、驰名（著名）商标等。二是组织实施一批中小微企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项目，引导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三是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企业（工程）技术中心、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等组成网络化服务体系，对中小企业开放科技资源并提供技术支持。四是建设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积极推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技术研发战略联盟。
作者：戴春倪良新单位：安徽经济管理学院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民营经济论》是单东教授（单东系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民营经济促进会会长、浙江财经学院教授――编者注）自1989年以来执著地倡导民营化的一系列论文、调查报告的汇编，其中贯串的一根主线就是坚持中国企业制度在产权关系上的民营化改革。
单东教授一直是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多年来固执于为中国的民营经济鼓与呼。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单东教授就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像一个过河卒，始终不渝地坚持民营化的主张，鞭辟入里地阐明民营化的主张，毫不畏惧地捍卫民营化的主张。书中第一、二部分的文章反映了单东教授为民营经济正名的不懈努力。90年代初期主张民营经济是很不容易的，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今天，历史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正确的主张，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甚至是常识了。这里也有单东教授的一份功劳。
单东教授不仅大声疾呼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而且进一步跟踪民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热点和难点问题，思考解决之道。如民营企业如何摘去“红帽子”，如何解决融资难问题，如何实现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如何培育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保持和发挥民营企业的创新精神，如何提高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等等。书中第三、四、五、六、七、八部分的文章反映了单东教授对发展民营经济所进行的出谋划策。书中第九部分的文章反映了单东教授对浙江民营经济所进行的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为民营经济鼓与呼的同时，单东教授并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发表议论，更重视为民营经济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依据，书中第十一部分的几篇论文代表了他在这方面的深入思考。
单东教授治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坚持信念，锲而不舍。《民营经济论》的出版，是他多年艰辛探索的辉煌结晶。我深为他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固然与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但同时也是与有一大批像单东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的。我衷心祝愿单东教授在今后的研究道路上再接再厉，围绕新形势下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问题，取得更大的成就。
关键词：政权；国民营分野；经济现代化理论
O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the State-run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Early Reflections for the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lan of China’ economy, which put forward by Sun Yat-sen in his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not only stirred up the controversies run through the Kuomintang regime over th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the state-run econom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economy, but also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Chinese ideological circle to reflect the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bring forward some valuabl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is kind of modernization’s patterns, missions, ways and so on. But Kuomintang government’ delay in summarizing these ideological fruits and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the policy-making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of its post-wa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apid collapse of its political governance.
【Keywords】 Kuomintang regim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state-run and private economy,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1921年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的中文版发表，该计划指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务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1](第六卷，P253)这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首次对国营民营范围问题进行的政策性规范，也肇始了有关国民营事业分野问题的论争。随着的执政尤其是抗战胜利前后国家资本的高度膨胀，论争日趋激烈，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与参与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持续到政权的。该项论争，以国民营分野的标准与方法为中心，探讨了经济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早期发展。惜者因政权更替而中断的论争及其贡献，久为学术界所淡忘。本文即以此为中心，做一初步的概括与分析，谨以为引玉之砖。
一、模式：自由、统制与计划
国民营分野标准问题的论争，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问题的争论。
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划分为两大类即“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许纪霖等学者据此将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后发外生型”。[2]这一界定既可视为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特点的概括，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寻中国现代化理论尤其是经济现代化理论建构过程的最佳视角之一。换言之，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构建过程既是自身传统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的重塑过程，更重要的还是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借鉴过程，而这种借鉴首先是从理论（或文本）的解读与不断修正开始的。
前述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中国实业开发模式，即是此种解读与修正的结果。他的两路开发中国实业的方案，蕴涵了多种发展理念。一方面，他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并强调保护和奖励其发展，认为“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又说：“盖凡百事业，公办不如私办之省时省费。私人之经营，往往并日兼程，冕之不足，继之以夜；官之经营，则往往刻时计日，六时办事，至七时则以为劳，一日可完，分作两日，而犹不足。故往往一种事业，有官办之十年不成，私办之五年可就者” [3](转引，p414)，还说：“对于各种矿业之经营，有为政府不能自办，当留为私人办之。譬如农业，私人经营者利益常丰，矿业亦如是也”[1](第六卷，p393)。这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精神的一种肯定，也可视之为对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部分继承。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避开自由竞争理念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强调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经济，这是其划分国民营范围的基本指导思想。寓于其中的则是对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吸取，如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一次大战前后各国的国有化思潮等。他曾说：“国家社会主义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之中”，“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 [1](第二卷，p508-509)；中国“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运输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1]（第九卷，p391）。也就是说，要重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宏观调控作用。当然，设计出这样一种方案，还考虑到了中国现代经济起步的迟缓与民间资本的普遍贫乏。应该说这是在批判吸收先进国家发展经验并结合本土国情提出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种理想模式。但鉴于各种原因，孙中山并没有看到他的计划付诸实施，因而也未能在实践基础上进行修正完善，其国民营分野的标准也只是一个原则性的阐述，究竟何者宜国营，何者宜民营，以谁为主，他也没有进行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1927年执政后，随着其政治统治的日趋稳固，国家对经济事业的投资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此种大大增加。据统计，到1942年政府企业实缴资本额占国统区工业实缴资本总额的69.6%，以此为基础，政府在一些传统的被视为国营领域的行业建立起垄断性地位，如水电业中政府投资占89.0%，冶金业占90.9%，机器制造业占73%，电器制造业87.6%，化学工业占75.1%；即使那些向来被视为民营范围的行业如食品、纺织、服装、文化等领域也渗透进大量国家资本，其中纺织业中国家资本占据了整个纺织业资本总额的48.3%。[4](战时建设（三），p676-678)此外，政府还在交通、通讯、金融、贸易等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投资经营。
此种趋势的出现，固然与政府采取的贯彻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理论、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政策有关，但也不能忽视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三十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影响。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如美国参照凯恩斯主义大力推行新政，德日两国则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实行统制经济，苏联则根据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并陆续脱离危机，获得恢复或发展。尤其是苏、德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迅速崛起，为同样处于发展困境的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资借镜的版本。
早政权成立之初，中国经济学界既己关注到法西斯主义问题。一位名叫吴声的学者曾经以《意大利的新经济建设》为题，以赞赏的口气介绍了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经济状况，并断言“它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成绩及计划很可以做我们的借镜，供我们的参考，而且它在以党治国的政府制度之下，处处表现着它的新创精神，和革命建设的力量。” [5]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后，与法西斯主义紧密相关的统制经济理论更是备受中国各界推崇，学者名流们“都是提倡这种制度的”[6]，如巫宝三指出：欲使中国工业加速发展，及避免英美等国工业发达后的流弊，势非“实行以民族生存为单位的合理化的统制经济不可”[7](p86)；政府中坚分子们所撰写的经济著作中，“大都充满了‘统制经济’的名称”，如时任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不无炫耀的说：“我是现政府负责人的一员，而且是主张统制经济的”[9](陈序，p1)。至于苏联，自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10]，经过近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较1928年增加7.5倍，就中煤增加6倍，金属4倍，电力20倍，化学制品15倍；其工业产量增长率相当于英、德、法、美等传统工业强国最高增长纪录的四到五倍[11]，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12](p412)，以致世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经济建设的唯一途径”[13]。受此影响，中国朝野人士也对“计划经济”思想“心向往之”，对此，黄陵峻曾有较为深入地研究。[14]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1927年后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延续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理论的同时，大量地吸收了苏德经济模式的理念。这也是国营事业范围不断扩大的潜意识之一。
国营事业无止境的扩张大量吞噬着民营事业发展资源，“抑制了私人投资”[15]，尤其是官僚资本借机而入，恶性膨胀，招致了一片反对声。例如抗战时期，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参政会即不断地批评政府任意扩张国营事业范围，其一届一次大会指出：“国营事业宜确定标准，不宜漫无限制与民争利”[4](战时建设（三），p536)；二次大会要求政府不要直接经营轻工业与农村副业，以“为内地商贾保留活动余地”，对已具规模之各种民营事业，“应极力避免收归国有，以免有与民争利之嫌”[4]（战时建设（一），p361）；三次大会决议指出：“国营民营工矿范围之分划，政府虽早有原则及法令公布，但界限不明，解释因人而异，势必引起疑虑，而阻碍民间企业者之热心，甚至惹起思想上无谓之分歧”[4]（战时建设（一），p531）；五次大会建议政府：“国营之有利计者，似应分让民营，一则可以消政府与民争利之嫌，二则可旺盛企业家之愿念”[4](战时建设（一），p830-831)。
由此，国民营事业分野标准的争论逐渐公开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后建设问题的浮出，使争论进一步升温：“工业的国营与民营，或是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是当前论坛上论争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贯彻战时工业和战后工业建设的中心问题之一”[16]。从中可以看出，上述讨论已从简单的国民营分野问题上升到战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此种争论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乃至于败退前夕，其中，“有主张采用苏俄式者，有主张采用英美式者，亦有主张采用德国式者；理论分歧，莫衷一是”[17]。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争论的延续，单向思维、两极对立、简单模仿的主张逐渐减少，强调因地制宜、攫取众长的方案逐渐增多。例如，翁文灏提出“计划建设与计划经营”、“国营、民营及中外合营之并进与协调”[18](p121-122)；马寅初在1941年即著文提出：“今后中国经济政策似应采取俄、德、英美三式之长处，再参以己意，而成一新的机构”，此种折衷方案“最适合于中国目前需要，将来必能勇往迈进，大同世界不难达到”[12](p419) 1947年他再次著文，在“取三式之精而舍其渣”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有计划的自由经济”理论。[17]诸如此类的论述，见诸于各种报章之中。虽在国民营分野的具体标准上各有侧重，然大都糅合了英、美、德、苏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表现了其在选择中国发展道路上自主性的增长，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之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的渐趋成型。
二、任务：国防与民生
国民营分野之争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之争，即国家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国防与民生以何为重的争论。
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决定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府不得不把国防建设放在一个突出位置，换言之，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实现国防经济的现代化。于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延续传统的官营形式基础上，中国第一批应用近代技术的国防企业产生，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并逐渐延伸到工矿、交通运输等领域。中国早期所谓的现代企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国防企业为核心的官办企业。因此有学者说，上述企业“开我国现代工业之端”，“为我国国营事业的肇始”，“亦为尔后之发展初奠丕基”[19](p541、568)，是很有道理的。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以传统官办体制经营现代经济包括国防建设的失败。因而，战争结束后，政府在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现代经济领域中同时，不断调整减少国家投资，国营事业的范围也随之而不断萎缩。从形式上来看，这不过是经营方式的一种调整，但其反映的深层问题则是价值理念的一种转变趋势，即从国强思想到富民理念的转进。这种转变过程的初步完成及富民思想的体系化与文本化，则是以孙中山提出民生主义思想并进行系统地阐述为标志。例如，他说：“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目的的，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的”[1]（第九卷，p410），还说：“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中国要避免重蹈西方覆辙，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当“既求国利，更应求民福”[1](第二卷，p339-340)。以此为基础，孙中山设计出两路开发中国实业的方案，并将具有独占性质或不宜民营者划入国营范围。此种安排，固然考虑到了国营事业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性，但孙中山所看重的更多的是其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独特作用。
执政之初，基本上延续着孙中山方案，强调发展国营事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指陈，进行经济建设之原则，“以国民急切之需要而言之，必须首谋开发社会经济所赖以为发动之基本工业。故铁道之增筑，水道之疏浚，公路之开辟为不可缓。”[19](p39) 同年11月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由孙科起草并经胡汉民、戴季陶、、张静江等人审查的《建设大纲草案》也指出，“中华民国之物质建设，当根据总理所著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为原则”，并特别指出“国有产业经营的成败，非但为民生主义实施成败之所关，实亦全国经济技能之生死所系”。[20](第22辑，p376、379)
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情势为之一变，“一时建设国防经济，发达国营工矿事业的呼声，遍于全国上下”。作为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也发生很大变化，“新式战争日趋机械化，奋勇肉搏乃旧时代之往事。而战备之机械化，乃社会工业化之结果，故为民族争生存计，非发展工业不足以救中国之危亡”[21]。由此，他对孙中山的发展国营经济的思想进行了新解释，如他在1935年所著《国父遗教概要第一讲》一文中说，实业计划“就是一个伟大的国防计划。如那里要开辟河道海港，那里要构成铁路网的中心，又应如何开采煤铁矿产，兴办士敏土厂，炼钢厂，机械制造厂，造船厂，造车厂，以及如何发展食、衣、住、行等工业，怎样移民于西北，怎样发展农业于水利，都是着眼于国防上的需要，为国家民族策长治久安之图。名目上虽说有什么东方大港、北方大港、南方大港、渔业港，其实都是军港。所有铁路中心和终点，其实都是国防战略上军队集中的地点。实业计划中一切的节目，无不有重大的国防意义”[22]；同年，他在所著《中国经济学说》一书中说：“经济学即致国家于富强之学”，孙中山之教义为“养民计划经济与国防合一”[20](第59辑，p72)。到1937年初，他更明确的认为：“中国经济建设之目标有二：一为充实国防需要，一为提高民众生活”[20](第30辑，p915)。抗战爆发后，他继续强调此种国防至上的思想，并要求以此作为战后建设的指导思想。如1941年3月，他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上致词时说：“必须趁此战时树立国防经济的基础，而根据国防需要迅速完成经济建设的工作。此种战时经济设施，不仅行于现在抗战时期，且必须延长至战后已达绝对安全的守势国防之日为止”[4](战时建设（一），p960)；1943年4月他在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开幕式上致词时说，实施孙中山实业计划“需斟酌建设时间，国防环境与国家经济条件如何而定”，“目前吾国工业建设，应适合下列之二条件：（一）必须适合国防计划，（二）必须适合于经济条件”，“能适合国防计划，各种工业方能供应国家之需要”[4](战时建设（三），p116-117)。这表明，在看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第一任务是解决国防问题而不是民生问题。
据此，政府在建设国防经济的名义下，一方面扩大对兵工企业的直接投资，同时，多方面采取措施，将重化工业纳入国营事业的范围。第一，成立资源委员会（其前身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等专职机构，开展国防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及动员工作，特别是以国营的方式创办重工业：凡国防或经济上有统筹必要、特种产品在国际上近乎独占可以左右国际市场、精密制品为自给所必需等企业，均由国家经营。[23]第二，在“充实国防原料”的方针下，统制钨锑生产，实行公卖政策；限制铁砂出口，严格取缔省有铁矿出租，俾“尽量储存，留备国防之需”[20](第75辑，p363)；并将大批储量丰富而暂时无力开发的矿产划为国营矿区或国家保留区，到1934年中，共在苏、皖、热、鄂、川、浙、冀、鲁、赣等省划出石油、钨、烟煤、钨矿、铜等国营矿区34处，总面积达2900万余亩，此外还有规模可观的国家保留区。[24]第三，制定并推行一系列国防建设为目标的发展计划，除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出台“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国防军备十年计划”、“国防航空五年计划”、“重工业建设三年计划”等直接有关国防发展的计划外，其他经济建设方案也大多以国防为依归，例如1931年11月四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国家建设初期方案》提出，一切建设“必以国防为中心，方切实际”，“经济建设即所以供给国防上物质上之需要”，并据此将铁路、重工业、煤铁石油等重要矿产资源及其他可供国防上使用的经济事业作为其重点建设项目；1932年实业部在陈公博主持下制定的四年实业计划以“注重国防工业之发展，形成近代式的国家”[9](第一章，p1)为指导思想，计划在四年内以国营方式建设成钢铁、机械、炼铜、汽车、电机电器电料、硫酸亚、酒精、造纸、制瓷、制糖及制砂等企业各1所；1937年中央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建设方案》则在“充实国防需要”的口号下，在五年之内由政府立即举办钢、铁、机器、电料、电力、制酸、制碱、酒精、染料、造纸、人造丝及炼油等重工业与基本化学工业，举办炼焦烟煤、石油、铁、钨、锰、锑、锡、铜、铝、锌等基本矿业。[20](第30辑，p917)在此背景下，“国营工业又复抬头”。[25]
抗战爆发后，政府又从维系国防基础出发，首先组织沿海工厂内迁运动。据统计，在内迁的7万余吨机器材料中，属于国防工业范围者，达占60%以上。[4](战时建设（三），p585)随后，它又提出“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的基本纲领[20](第76辑，p352)，确定战时工矿建设的首要任务为“增加军需原料和制品的生产，以提高国防能力”[26]。于是，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在抗战的名义下，大规模扩充及增设国营事业，工业、农业、交通、金融、贸易等“统制化或直接国营或省营的机构，几乎月有设立”[25]。
不可否认，此种趋势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客观形势所需，对支持抗战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也在思想界获得大量呼应。如孙科提出，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以“将战后的头五年用于国防工业建设”；[27]吴景超认为，“我们以后的经济建设，应当先图强而后言致富，我们应当把国防工业，看得比民生工业更为重要。我们的财力人力，应当大部分放在国防工业上面”，“实为经济建设最合理的途径”；[28]李紫翔也主张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防与民生合一’中侧重国防经济，在工业部门中侧重基本工业及关键工业，在国营民营同时并进之政策中侧重国营事业的扩张”。[29]尤其是1939年成立、由来自金融、制造、国企、学术等领域代表组成的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在战时发表的《中国经济建设纲领》认为，列强入侵将是战后中国长期面临的威胁，因此战后建设目标“首要为国防，次要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准”，为此，应以国防有关工业为最高优先，尽速发展国家企业。
在遭遇了接连不断的外来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并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后，国人对国家安全给予高度关怀而把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心置于国防上，强调发展国营事业，甚至在关键时刻要不惜牺牲民生利益，以达此目的。此种主张并不难为人所接受。但如果因此而轻视或漠视民生问题，则未免失之偏颇；而如果政府官僚借国防之名肆意扩大国营范围而实现一人或一党之目的，则显系蓄意残害民生了。招致前述“与民争利”之类的批评，也系意料之中的了。
如何解决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防与民生问题？批评中，人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概而言之：（一）民生第一，国防与民生兼顾。不少人认识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即使国防问题最终也是为民生问题而存在，不能因前者突出而忽视后者，至少亦应两者兼顾。如顾毓泉认为，全部工业可分为基本工业（原料、工具、动力）与民生工业（衣、食、住、行、教育、文化），“民生工业是国防工业的基础”，国家应拟出全盘计划，“充分鼓励民营”；[30]谷春帆认为，不管采用统制经济还是采用计划经济，战后中国经济建设应以“提高人民生活为最后目标”；[31]（p21）曹立瀛认为战后经济建设之目标为“民生与国防之共同发展。丰裕民生，应提高人民的生活标准，并增加人民实际所得；充实国防，应增加军需用品之供给，并强化资源作战之能力”[32]；叶方恬则主张战后中国经建工作首先“应该着重工业建设，庶能制造‘制造机器的机器’，以利农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其次“对国防和民生都不应该忽视”[33]。（二）轻重工业需均衡发展。一方面，整个工业本身是一个内容复杂而关联密切的有机体，其中的轻重工业之分很大程度上是以功能差异为基础所做的理论设定，而事实上“很难得一清楚之分野”，也很难据此而对国民营生产进行分界；[30]另一方面，轻重工业彼此之间依赖深厚，畸轻畸重的建设，既不利于各自的成长，也有碍于国计民生。[34]只有互相结连，紧密配合，中国的工业化才能获得健康、快速发展。（三）国民营同时发展国防重工业。国防重工业向来被视为国有国营的领域，其主要理由是此类工业有独占性，且技术水平要求高、资金投入大、私人无力也不宜承担。争论中，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谷春帆就认为：“现代工业，在若干部门内，国防与民生不可分别。例如汽油、橡胶、钢铁之类，民生需用，国防亦需用。乃至棉花、皮革、丝、煤之类，平时固为民生必需，战时亦为国防要品”，“要严格区分什么是国防工业，什么是民生工业，以为国防工业由国家计划自做，民生工业由人民放任去做，非但事实不可能，亦无此必要。”[31](p18-19)言外之意，民营资本参与国防重工业建设亦未尝不可。尚有更进一步者认为，充实国防能力，“端在运用民间财力”，“发展民营重工业”，[20](第76辑，p264)除了直接关系国防秘密者外，国防及军用物资亦可由民营企业制造之。[35]
诸如此类的建议，显示了中国思想界在界定中国经济现代化任务时，试图以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结合的方式处理民生与国防之间的关系。
三、方向：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
国民营分野之争，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方向之争，即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以何为先的争论。
如前所述，孙中山主张发展国营事业以发达国家资本，除了促进生产、巩固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外，还有预防分配不均及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西方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精神的激励下，在短时间即完成工业化，实现了民富国强，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资本垄断、社会贫富对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革命和社会动荡。质言之，西方经济现代化是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鉴于此，孙中山提出：“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社会之阶级，贫富不均耳。防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实业陆续发达，收益日多，则教育、养老、救灾、治病，及夫改良社会，历进文明，皆有实业发达之利益兴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1](第五卷，p135)试图以此种国民营分野的方式，实现扬长避短，既可快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又能使社会公正得到有效保障。
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孙中山的方案是不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中国民族资本普遍弱小。棉纺业是当时中国现代工业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部门，据统计晚至192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华商纺织企业荣氏申新集团资本总额不过银元600万及银37万两；面粉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部门之一，但华商工厂“大都资本薄弱，其在数百万元者仅占极少数，普通在三五十万之间”。[36]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不可同日而语。因而中国资本问题的关键不是大与小，而是有和无，不是节制而是发展。（二）孙中山所寄予厚望的国营企业，业绩向来糟糕。中国有悠久的官办企业的传统，从理论上说这些企业也具有抑制豪强防止贫富不均即实现社会公正的使命，[37]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们成为政府及官僚“与民争利”的工具，并因其衙门化的管理而最终走向失败。鸦片战争后新创立的官办工业虽大量使用了近代技术，但经营此项工业之人，“类多无工业智识而又贪污成性之官僚，将此类事业当作优缺，任意搜刮”[38]，故大多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因此，孙中山计划提出不久，即受到梁启超不点名地批评：“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它（指社会主义——引者）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在产业幼稚之国推行生产国营，“本为合宜”，但须“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否则徒为蠹国之徒所利用。[39]
1927年后，随着意识形态的国家化，官民营问题的争论也逐渐公开化、扩大化。赞成官营实业者，“多因鉴于联合及独占的误用和公用事业所发生的问题而起”，他们企图以官营方式“免除私人企业的不公的竞争以及差别的待遇”，将那些一度为私人企业所榨取的高额利息及利润，以官营服务的方式“普及与全体人民”，“公家企业的服务，能比私人企业更为周到”，“公家企业的唯一目的，即在服务，而并不在乎利润”，因而也就不能以私有企业的标准、以财务上的盈亏来考量并决定其存废问题。[7]（p850-851）反对者则认为，官营弊端太多，其用人都要受政治的影响，“人材之去留，常不以能力为取舍，而是受政局的牵连”，故“常不如私人企业之自由清白”，新式改革难也以推行，“效率及进步都受牺牲了”。[7](p852)同时，官营企业的商业动机也不如私营企业强，私营企业主及其雇用人员的地位与生活都与企业之成败紧密相连，这刺激着其不断提高经营效率；而官营实业中，经营人员“不是用自己的资本去冒险；如果赚了钱，不是他的；如果赔了本，也用不着他自己掏。其地位之继续与升迁，也没有股东在后面监视，其经营之成绩，而大半要看政治的影响如何”，故“他常示好与其长官，而不顾经营的效率。”[7](p852-853)但从总体上看，1930年代该项争论还处于两极对立的僵持状态。巫宝三说：“官营与私营的问题，仍旧不能得一解决，我们无法得一总括的结论，指出官营及私营的优劣”[7](p853)。此言真切地反映了思想界面对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这一矛盾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处境。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僵持的局面。扩大政府干预与直接投资范围，是建立战时经济体制进而争取战争胜利的必需工作，此点几无人怀疑，国营事业因而有空前发展。当然，亦如前述，随着国营事业的持续扩张，人们所担心的各种问题如、官僚资本泛滥、经济衰退、民生凋敝等日益严重，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与此相关，有关官办民办孰优孰劣以及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益关系问题再度引起思想界的关注与争论。不过，与三十年代相比，抗战中后期的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要深刻的多了。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经济效率为先，淡化国民营分野问题。
章乃器在1944年著文说：“目前我国的资本，不管国营民营，都不是限制的时候，如今需要的节制资本，是保护、鼓励、奖赏、领导。”[40]言外之意，发展是第一位的。从发展的角度，许多著名的经济学者主张以经营效率来选择经营方式，强调国民营的合作而不是分野。例如，吴景超认为，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中，“何者应当先办，何者应当缓办，何者不应办，乃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计划中的事业，国营固可，民营亦无妨”，“计划中所不列的事业，国营固不可，民营亦不许”，盲目地划清国民营界限，将阻碍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28]吴承洛虽同意国营民营要有划分标准，但不赞成制定硬性的划分标准，而主张“弹性划分”[35]；周茂柏认为国营及民营事业“均为全民资本之一部分”，今后问题关键是如何利用全民资本以发展中国实业，“而非国营民营之争”，所谓范围划分问题，“不宜坚持各趋极端之主张”；石志仁主张除兵工绝对国营外，其余工矿业“暂不以法律划分国营民营界限”，“加速工业化一以‘速’与‘效率’为依归”；[41]吴大业提出，国营事业范围的广狭“应以效率为先决条件”；[42]等等。受此影响，在此时期，思想界所提出的一些对处理国民营分野标准的具体建议，也大多体现了此种发展第一、效率第一的观念。例如，陈伯庄提出“产力比额制”就主张，在国家规定的计划产额内，国民营企业可以根据各自的设备生产能力划定承担的任务比额，对于不足部分“人民随时可以依法立案建厂”，即使法定国营范围的产业，如有关部门不能按期举办，“亦可以行政命令，拨其比额一部分转给民营，以求计划产额，如期实现”。[43]他的这一建议获得了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大部分会员的赞同。
同时，对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的保障社会公正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传统上，大多人都把扩大国营事业的投资经营范围，作为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而对其它措施重视不够。新形势下，思想界更重视税收机制的健全及其杠杆作用的发挥，认为“拿累进的所得税来节制资本便可”，而不是简单地以限定国民营范围的方式来完成。[44]此后，有人更进一步提出，实现社会公正必须构筑一种多维的立体保障机制，如李紫翔在《经济建设季刊》上著文说，防止私人资本垄断的发生，固然要将主要银行、交通以及最大规模的基本工业收归国家经营或国民合营，同时也要订定“反托拉斯法”，实行所得税、遗产税的累进征课。[45]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建立多种经营方式共存并公平竞争的机制。
与此前的国民营二分法不同，本时期的理论家在对传统的经营方式进行概括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经济发展中的经营方式提出了更多设想。曹立瀛主张，战后中国经济的经营方式基本上可设定为三种，即国营、公私合营及民营；其中国营又可分为本国政府经营（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县市政府）及中外政府合营两种，公私合营可分为政府与国人合营及政府与外资合营两种，民营企业可分为私人企业（独资、合伙及股份）合作事业两种，而私人企业还可以从资本来源上区分为本国私企、中外合资私企及外资私企三类。[32]翁文灏在其设计的《中国工业政策纲要》（1943年8月）中也提出了三种基本的经营方式，即国营（政府经营）、民营（人民经营）和中外合营（政府或人民与外人合营），并把其中的国营事业进一步类分为国营独资企业、国营民有公司及特许民营企业。[18](p122-123)曾养甫也在194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经济建设事业，无论交通或工业，其经营方法有民有民营、国有国营、民有国营、国有民营四种，国有与国营不同，国有事业有交人民经营者，民营事业亦有由国家经营者。”[46]
不断出现的此种多样化思维，表明国人对不同经营方式的优劣长短有了较为清醒地认识。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追求民族经济整体效率的角度讲，维持经营方式的多元化，并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吴大业说：“国营民营并存，有很多好处”，后者对前者的竞争可以有效的促使其改进效率，降低成本，进而嘉惠社会，同时政府亦可利用国营事业与民争利的方法有效地限制私人垄断；[42]周茂柏在讨论中国经济建设协会拟定的《中国经济建设纲领初稿》时指出，战后经济建设最重要之点“端在政府与人民须有谅解”，国营事业要采用普通经济事业的管理制度，民营事业也应享受公允之税法，政府对国民营事业的管理“概须划一”，而后才能有公平竞争，才能有全盘事业的顺利推进，“此为不容争议之事实”；[41]李紫翔也坚定地认为，中国工业化内部的关键条件在于撤除一切经济的超经济的特殊条件，将国营企业民营企业放在平等基础上，使能在技术上效率上作合理的自由竞争，“则优胜劣败的结果，必将促进工业化的一日千里的发展”。[45]此类观点同样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三）以制度建设促进公私营经济的共同发展。
自洋务运动以迄抗战中期，国人在发展新经济方面从未放弃努力，然从总体上看此种努力是失败的，民贫国弱、列强欺凌的现实即为证例。此种结局，除了资本短缺、知识技术落后、列强不平等条约钳制等方面因素外，也与“经营不当，管理无方，技术人员与组织能力之缺乏”即企业制度的落后紧密相关。[47]就官办企业来说，虽然也不乏效率可观的企业，但它们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官僚化、衙门化的管理体系。一方面，企业人事“常视政局之变动以为转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企业无从尽量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负责人大多以中古时代的教育文化为背景，以做官的态度来经营企业，纯洁一点的人因“不娴熟企业，不针对客观需要，而任意提出办法”，“使厂中的工作人员，疲于奔命而无所成”，黑暗一点的人则利用企业为一己发财的捷径，贪赃枉法，舞弊营私，排除异己，盗名欺世，“无微不入”。[25]民营企业情况略好，但管理落后问题也十分明显。1938年方显廷批评民营企业“形同衙门，董事经理，俨然官吏，对业务不求改进，遇事则因循敷衍，重要位置，多委于亲信，即缺乏专门技术，又无办事能力，舞弊迭出，虚耗丛生”，企业由此“而日趋衰落者”；[47]郭子勋在1945年撰文指出，在中国近百年的私人企业发展史上，许多事业中道崩殂或早年夭折，主要原因之一即经营不得其人或不得其道，导致企业风气败坏，效率低下，“这两点是我国公私企业常有的通病”，是中国工业化途中“绝大的障碍；[48]直到败退前夕，还有人在严厉批评私营企业：“光就效率而言，我们的国营工业固然很差，就是我们的所谓‘民族工业’也不见得高明。今日的所谓‘民族工商业家’有几人不自认为在社会上有特殊身份，又有几人没有政治的瓜葛？会见他们不比见中央要员容易，柜台里的面孔不是和衙门门官的脸色一样难看？”[49]如何推动公私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成为思想界思考的又一大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建议。如吴景超主张在公私营企业中普遍推行公司组织，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经营制度；[28]霍宝树则认为“重人而不重制度”是中国公私企业共有的陋习，必须改变这种状况，重视制度建议以巩固企业基础。[50]
尤其是对于肩负厚望而又问题多多的国营企业，更是给予了特别关注。一方面，认为国营事业成败的关键，“乃在经营的效率”[42]，必先改进其制度，增加其效率，而后方可担负起建国的使命[51]。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国企制度的建议，概括说：（一）改革政企关系，采取独立化与法人化的公司制度。中国经济建设协会认为，国营事业的建设与经营与普通行政迥异，“其预算、会计、审计、人事、业务等制度，应另订专法，俾其制度适合于于事业之需要”；[51] 陶桓?苯ㄒ椤笆乱祷?赜胄姓??赝耆?掷搿保?/SPAN>[41]吴大业也指出“经济事业的管理与经营，必须处于相当独立的地位，不受政治的影响。”[42]力图以此来革除企业内的及酬庸幸进分赃舞弊等积习。（二）调整经营理念，确保均衡健全发展。既要强调国营事业“以增加国富服务人民为主旨”，不“以牟利为目的”；同时又不能盲目排斥盈利思想，要加强各种考核监督制度，强化成本观念与效率意识，以奖励投资，促进发展。[52]（三）改革完善企业人事管理制度。全面推行董事会制，赋予其企业内的最高决策权；制订完备的人事考铨制度，做到甄拔、考试、分发、任用、分级、叙薪、考绩、考勤、升迁、惩戒、抚恤、退休、养老、保险、储蓄、疗养以及食宿游乐皆有章可循，使得人尽其才，人人得能享受福利，人人能安定工作。[52]（四）积极培育人才队伍。前述影响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诸因素如知识技术落后、管理无方、组织能力缺乏等，说到底就是专业人才的缺乏，包括工程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因而，推动企业发展，人才培育是最基本的工作之一。本期讨论中，理论界对此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并提出了很多卓有见地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伯庄所谓的“新士人阶级”。他主张在工业化过程中，首先要培育出一个廉能智识的新士人阶级，做为稳定社会及领导国营事业的中心力量；为此，政府既要重视其专业技术的教育训练，也要培养其对国家的忠诚意识，同时还要为其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以解除其后顾之忧。[53]陈氏的这一主张被视为“得其要领”之言而获得了理论界的积极呼应。
结语
有关国民营分野之争所引起的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尚不止上述三个方面，但这足以使我们感觉到理论界在该问题上所作的努力及其进步。事实上，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已经开始影响到政府的决策系统，1943年4月在工业建设计划会议致词时说，战后工业何者宜于国营，何者宜于民营，“皆必斟酌于经济条件然后决定”，“要当求其进行之迅速而成效之普遍，初不必拘于国营之一途”，[4]（战时建设（三），p116-117）这与当时思想界的主张基本一致；分析抗战胜利前夕六大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案》，也可以明显地感到其中有翁文灏、陈伯庄等人思想成分。[20](第76辑，p424-436)惜者：一、对专制权力的渴望最终还是使政权弃之于不顾，抗战胜利后其经济政策的大转变即为证明，其经济的溃败与政治的也因此而起；二、随着一个政治时代的被否定，这个时代的理论与学术进步也逐渐为人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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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民营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7-0031-07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力日益凸显。在经济全球化和环境复杂化的营商环境下，打好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和内部控制三张组合牌，是民营企业提升文化“软实力”、获取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我国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文化整合能力，企业文化中的社会责任底蕴淡薄，内部控制建设水平也亟待增强。在国际上正在形成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浪潮中，民营企业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民营企业的价值观、共信度、凝聚力和生命力正接受着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验[1]。社会责任为企业文化注入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两者借助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制度规范抓手发力，三者的融合能够实现1+1+1>3的效应，从而提升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是中小微型企业，只有少部分民营企业发展成为大型企业集团甚至跨国公司。衡量一个地方民营经济是否发达最直观的标尺是看中小企业是否兴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创新层出不穷，产品或服务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议价能力，其生存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更敏感和激烈。与此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治理结构简易，沟通快捷，中小企业的市场触觉非常敏锐，对客户的中低端需求能够更加准确及时地加以满足，同时根据市场变化来迅速调整自己的资金、供应、生产、销售等价值链条，发挥“船小好调头”的战术优势。
即便如此，做大做强依然是许多中小企业的理想目标，而这离不开发展战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执行。中小企业的发展早已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看其是否构建了一种与环境相适应的、面向客户终端的、可持续的商业协同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构建，以国家政策制度为背景，将资源投放到自己所擅长的少部分的价值链条上，通过这部分价值活动来满足市场需求，创造社会价值，促进自身发展。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企业文化成为新形式下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三块短板，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难以持续经营，都和这三个要素存在缺陷有关。王海兵、黎明（2014）年以汽车行业为例，认为由于科学的社会责任控制理念、控制文化和控制方法尚未建立，以及缺乏系统规范的社会责任报告和社会责任监管平台，致使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实践难以有效展开和持续推进[2]。基于此，我们提出面向中小企业的一种全新资源整合计划――构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使之成为民营企业最重要的“软资源”集合，并在此基础上增强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是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能够沉淀并凝聚成企业的组织结构资本和社会声誉，而这些无疑将是投资回报率相当高的新型投资模式。本文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产生动因、内容构成、构建路径等做出了分析，以期加快推进我国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产生动因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发展框架下，我国民营企业经济取得了蓬勃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一些民营企业在片面追求利润的同时，忽视了应尽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文化空洞、商业伦理缺失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蒙上了阴影。政府加强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及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社会责任构建体系和落实方面实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3]，学术界也开始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控制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企业文化是对企业的生命过程的解释系统，是企业对生存困境的努力超越进而提升了企业的本质力量[4]，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三者的有机耦合，将极大地提升内部控制系统的柔活性，充分发挥社会责任高位、前瞻的战略助推作用，引导民营企业扎实自身基础，为后续参与更高层次、更大规模的竞争奠定坚实基础，以及文化作为一种核心软资源和控制环境构成要素的基础性控制作用，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由此应运而生，其动因主要包括经济动因（基于古典经济学）、制度动因（基于制度经济学）和伦理动因（基于人本经济学）。
1. 经济动因
经济价值创造、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社会责任承担是依次递进的三个企业道德发展阶段，从只重视股东利益，到利益相关者利益，到社会利益，范围是扩大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受到经济动因的强刺激，经济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建设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内在诉求。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加之民营企业受到的诸多法制约束和政策藩篱，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承载的经济维度的权重较大，获利成为显性的经营目标。古典经济学重视经济利益的获得，并通过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自动实现社会福利增加。但是完全市场化并不能克服自身面临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日益阻碍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物质资本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及相关的“软实力”逐步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源，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由此应运而生。正如前面提及的现今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发展不平衡，中国企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受到严重阻碍，民营企业不得不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培育，通过运用内部控制手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来营造健康和谐的营商环境。普遍认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要保障员工福利、待遇和尊严，提高人力资本，同时会提高人力成本，降低企业的当期盈利性。但实际情况是，社会责任投资（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简称SRI）能够提升企业商誉，以及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来增加企业的未来经营绩效，民营企业更应该以此战略思维来推动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来获取更为长远的、可持续的经济利益。从民营企业外部分析，民营企业必须在社会环境中发挥良好作用，服务社会，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优质的物质产品或服务，改善员工生产生活水平，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等，这些外部效应理应建立在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基础之上，使其在全球化经济的今天保持竞争优势，使其地位更加稳固。
2. 制度动因
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实现古典经济学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了制度工具，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设立为民营企业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制度框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受到的外部环境约束增强，企业发展目标必须由单一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可持续发展。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植入社会责任文化的基因，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体系的颁布实施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重要事件，其中，《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5号――企业文化》为企业构建社会责任控制和企业文化控制提供了制度范本，也为民营企业建立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奠定了基础。“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都是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的重要章节和关键内容，社会责任风险构成内部控制的对象，企业文化构成内部控制的内部环境之一。因此，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和内部控制三者之间具有融合的基础。在内部控制中，管理制度的制定是复杂的，制度是否完善是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当前，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制度体系不健全、企业制度构建缺乏文化支持的现象广泛存在，内部控制制度的约束性、激励性和可操作性不能全面发挥作用。制度设计缺陷严重影响制度目标的实现，所以，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必须与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提升制度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否则制度容易在执行过程中跑偏，沦为形式，或利益操纵的工具。
3. 伦理动因
企业是由人组成，人的思想、动机、心灵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营思想，建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实质是建立人本内部控制。人本内部控制不同于物本内部控制，它有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优秀的企业人本内部控制文化可以塑造企业良好的形象，使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凝聚力，树立信誉和扩大影响。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人本内部控制文化直接与民营企业的兴衰与发展有关，它是民营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必须产生于人，依靠于人，作用于人，服务于人，是人作为控制手段和控制目的的统一。伦理思想在推动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任何商业模式，如果忽视伦理因素的嵌入，必然难以长久，制度终将崩塌，甚至遭受道德的拷问和法律的严惩。从当前世界企业文化发展来看，它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信息技术不断更新，企业环境瞬息万变，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不健全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建立完善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难以适应全球的经济市场。但万变不离其宗，文化的伦理特质始终存在并有加强的诉求。正如Kathy S.Fogel等在《Corporate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Review》中讲到，如果公司在治理中忽视企业文化，即使经济效益很大也会对市场造成巨大破坏[5]。所以植入基于商业伦理和社会道德的人本内部控制文化是构建内部控制长效机制的前提和基础。
三、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内容构成
战略导向是未来民营企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而民营企业进行战略变革会受到多种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企业自身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影响因素[6]，而构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是提升民营企业战略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能力的重要条件。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分为内部控制精神文化、内部控制制度文化、内部控制行为文化和内部控制物质文化。
1.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包括内部控制诚信文化、廉洁文化、风险文化、创新文化、责任文化、奉献文化和人本文化等，文化境界依次提升，具体结构和层次如图1所示。①诚信文化是内部控制精神文化的根基，诚信经营、依法纳税、不做假账、不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等都是内部控制诚信文化的体现。相应地，企业就必须建立会计控制、税务控制、质量控制等。②廉洁文化要求民营企业构建防腐反腐的内控机制和反舞弊机制，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对贪污、腐败、商业贿赂、权力寻租等不良行为进行控制。③风险文化要求民营企业充分认识到民营企业所处风险环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构建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控制系统，将战略风险、法律风险、政策风险、社会责任风险、人力资源风险、科技风险、灾害风险等纳入内部控制框架。④创新文化要求民营企业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在技术研发、管理制度、市场开拓等诸多方面勇于创新，内部控制系统应与时俱进做出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此外，内部控制设计思路上还应有助于激励创新，让企业在控制之下仍然保持生机和活力。⑤责任文化是民营企业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题中之义，包括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民营企业可以借鉴QHSE管理系统的经验，建立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⑥奉献文化不仅要求民营企业尽责，而且要具有奉献精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用自身资源去主动承担法律要求之外的各种责任，例如社会捐助、员工培训等。⑦人本文化是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的最高境界，能够全面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内涵。人本文化要求民营企业实施人本内部控制，即内部控制依靠人、为了人，平衡和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人本内部控制机制是内部控制建设的基础，建立人本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7]。
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精神文化可以激发员工工作动机和约束职工行为的功能，对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精神文化的发挥具有强大功效，主导内控制度的制定和控制模式的形成。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强调在精神文化领域建立内部控制，实质是建立人本内部控制，将控制窗口从物质控制、行为控制、制度控制前移到精神控制。监督的最高境界是自我监督，因此，民营企业培育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是实现内部控制“自控”功能的前提，能够极大提升民营企业应对各种风险的“免疫力”。人本内部控制不同于物本内部控制，它有思想基础，理论基础，现实条件。比如，三鹿奶粉造假，内控缺陷暴露，缺乏精神文化，忽视社会责任，对社会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现代民营企业，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有效管理的先决条件，民营企业发展内部控制精神文化，适应了信息化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也满足了民营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民营企业管理方式随着所处环境、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而变化，各种风险层出不穷，但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能够相对稳定地指导民营企业的制度建设和员工行为。民营企业可以培育与知识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人本内部控制精神文化，提高组织的柔性和活性，激发民营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的凝聚力与创造力，提高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可度和支持度。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的缺失，将会对我国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带来掣肘。
2.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文化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文化包括民营企业的领导机制文化、组织机构文化和管理制度文化。这些文化形式，分布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章以及企业制度文本中，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部门及岗位设置、管理制度、商业模式、经营流程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内部控制制度文化是内部控制管理的基础，是落实和强化内部控制精神文化的根本保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文化将人与人、物、企业运营管理有机结合，是人的意识形态与观念形态的反映，通过权利与义务来约束民营企业和员工行为的规范性文化。民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文化是精神和物质的中介，起着信息传递和行为塑造的功能，先进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文化是组织的结构资本。在内部控制制度层方面，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行为约束”方式抑制内部控制缺陷的发生，或者在发生内部控制缺陷时能够发现、披露和及时补救；同时在内部控制执行方面，制定高管激励计划、增强内部控制制度动机的“意识诱导”方式来激发内部控制目标的有效实现[8]。
3.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行为文化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行为文化包括领导行为文化、集体（团队）行为文化和模范人物行为文化。民营企业内部控制行为文化是一种自发性、自觉性的行为文化，是民营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风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运行关系到民营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成效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运行的标尺就在于员工是否遵循了既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标准。民营企业家思想文化意识的觉醒，直接影响并决定企业文化的形成[9]，辛杰（2014）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领导风格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的作用，能够作为企业文化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10]。企业活动是企业员工行为的集合，民营企业家、高管团队和模范员工的行为具有广泛的示范效应，是民营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显现，他们的言行对员工产生感召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民营企业需挖掘各个岗位的模范人物并加以宣传和褒奖，使民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得以外显。培养积极健康的内部控制行为文化氛围，激励员工的思想，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使员工能够完成从“心的一致”到“行的一致”转变。但是，在建设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行为文化中须注意，个人违反，内部控制的牵制功能可能发挥作用；但若领导带头违反，或者集体违反，则内部控制整体失效。因此，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行为文化建设，应统筹去抓，并且从领导开始抓，自上而下，顺次推进。
4.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物质文化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物质层，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以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的物质形态来反映出民营企业的精神面貌。“器物”是物质文化最简单的形态，各种有机器物组成了原来没有存在的物质，由物质、时间、空间组成的一个动态立体组合，可以通过人的视觉、触觉、味觉等来传递特定信息，这就是物质文化的本质。例如，通过对一些出土的古代器物和简牍的考证，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的内部控制设置情况。与内部控制行为文化的动态性特征相比，内部控制物质文化是一种静态文化，能够持续作用于人的心理，比如民营企业员工在正式场合的统一着装，能够带来庄重、严肃和职业感。在危险作业环境下要求员工佩戴安全帽和携带防护设施，能够体现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物质文化。民营企业的建筑、工作环境、生活设施、员工着装等都能够折射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物质文化，它是民营企业内部控制核心价值观的外在体现，是有效控制社会责任风险、实现民营企业发展目标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处于最内层，具有无形、稳定的特性，对其他内部控制文化的形成和有效性起着重要影响；内部控制物质文化处于最表层，是其他形式内部控制文化的物质载体；内部控制精神文化指导内部控制制度文化建设，并影响内部控制制度文化的执行效率，内部控制制度文化直接指导内部控制行为文化，内部控制行为文化衍生出内部控制物质文化。制度对行为予以规范，在制度缺失或不被遵守时，内部控制精神文化直接指导个体和组织的行为，形成我们常说的“潜规则”。因此，四种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之中，内部控制精神文化处于核心位置，最稳定、持久，但也最不可观测到；内部控制物质文化最活跃、易变，最容易被观测到。四种内部控制文化密切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内部控制精神文化（灵魂，内在动力之源）内部控制制度文化（骨架，支撑作用）内部控制行为文化（肉和软组织）内部控制物质文化（皮肤，可视化的表层）。
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构建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少民营企业在扩展业务时为了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容易忽视社会责任，从而导致职工工作环境恶化、福利变差、产品质量低劣、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等问题，这些都跟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管理有关，政府也在21世纪初颁布了一系列关于社会责任的规范性文件，但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落实到内部控制的微观基础薄弱，民营企业内部控制在设置和运行方面存在缺陷，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研究也非常欠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和企业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动态演化是非常复杂的，本文提出三者的交互作用静态模型（见图2），用于刻画三者的关系，以期为构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提供理论指导。分别用A、B、C三阈表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和“企业文化”，A∩B代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A∩C代表“企业社会责任文化”，B∩C代表“内部控制文化”，A∩B∩C即三阈重叠部分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相交的部分面积越大，则三者的融合度就越高，就越有助于推进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建设。
1. 打造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将社会责任文化嵌入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系统
构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第一条路径，是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文化相结合，构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文化，提升文化的生命力和张力，并将社会责任文化嵌入企业内部控制系统（见图3）。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活力之根，企业文化中应当包含社会责任内容，李连华（2012）探讨了企业文化对内部控制设计、执行和控制效率的影响，专制型文化与民主型文化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路径、执行方式均有显著影响；而在效率差异上，专制型文化具有内部控制设计健全性上的效率优势，民主型文化则更加有助于内部控制制度的贯彻执行[11]。潘小梅（2013）论证了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认为“企业文化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内部控制有利于企业文化的优化”[12]。以上研究为社会责任文化嵌入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奠定了理论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实现，是企业的“软实力”和战略资源。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包涵两个层次特征，一是法律和制度要求；二是道德和价值观念要求，前者是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的利益可能与民营企业直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差很大，但是持续性短，因为一个理智的决策者必然能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文化的后续效应，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与内部控制系统结合之后，就会将社会责任文化的效能充分释放和外化，进而提高各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民营企业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就要评估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形成时机是否成熟，显然公司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监督者们会加速缩短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距离，促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与内部控制的全面、深度融合。
2. 构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强化文化在内部控制系统中的基础环境性作用
内部控制应该为企业二元目标提供合理保证（企业的二元目标是企业价值目标和企业社会责任目标），但大部分内部控制基本是偏向企业价值目标，从而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13]。所以民营企业须建立要素、层面、主体和目标的四位一体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石油石化行业的HSE管理系统、汽车行业的QHSE管理系统、全面质量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等，都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典范，但缺乏整合，都不能全面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全貌。民营企业应建立、健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并强化文化在内部控制系统中的基础环境性作用，用企业文化建设推进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建设。
3. 实施企业文化控制，并将其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相结合
20世纪80年代，文化管理成为企业实施人本管理模式的主要手段，从文化管理到文化控制，是文化资源在企业深度开发和利用的表现。王竹泉、隋敏（ 2010） 将企业文化和控制结构作为内部控制要素的新二元论，从而为建立新型内部控制提供支持，该内部控制具有经济控制和文化控制并重、制度主义和人本主义并举、刚性控制和柔性控制兼备、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用、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兼容等特征[14]。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进一步提出人本内部控制文化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内部控制要素，或者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控制方式，内部控制文化一方面影响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及执行，另一方面与内部控制制度并列存在，共同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产生影响[15]。因此，企业文化控制，不仅是一种内部控制理论创新，更将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实践产生重要影响。民营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战略，积极履行战略性社会责任，是未来民营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民营企业文化控制和社会责任战略结合，不仅运用文化控制手段助推其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同时对于“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这一内部控制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有三条路径可以选择。无论采取何种路径，都必须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对民营企业建设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重要性进行充分认识，作为民营企业的“一把手”工程来抓； 二是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的发展思路要清晰，根据自身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来选择合适的构建路径；三是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不能和企业内部控制管理部门脱节，一定要相互结合、促进和发展。应充分认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的困境和险境，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建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就一定会改善当代中国企业的发展面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立一个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强国。
五、结束语
民营企业文化既不是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也不是单纯的群体心理，是民营企业成员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的统一[16]。正如约翰・科特等在《企业文化与经营绩效》中大胆预言：民营企业文化在下一个十年内将可能成为决定民营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制度和伦理三大动因推动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对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产生巨大作用。因此，民营企业必须构建一套与自身条件及外部环境相适应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体系，感悟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精神文化，遵循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文化，体验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行为文化，创造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物质文化。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部控制文化是民营企业文化多层次的分支，对于丰富和拓展企业文化研究、推进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需要传播、交流、强化和发展，并通过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发挥风险控制和价值创造的作用。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是，基于民营企业战略的框架，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和内部控制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和动态演化路径，将民营企业战略与其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加以整合，形成民营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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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干意见》是在青岛会议、浙江调查的基础上酝酿而成的。
2004年7月底，国务院在山东青岛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开始由国家发改委酝酿《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意见》，会议旨在集中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如融资难，审批难、用地难等等。会议重点是细化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允许民营营资本进入国家未禁止进入的基础领域或其他产业领域的内容。2004年8月，国务院总理到浙江省考察，8月28日在温州景山宾馆召开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九位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参加了会议。会上民营企业家阅读和讨论了一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文件草稿，并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文件草稿上的内容落实，将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二、民营企业和民蕾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若干章见》顺应潮流、领导潮流而出台。
2004年，全国私营企业已经发展到375万家，民营经济在主要依靠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承担了超过70％的城镇就业，超过60％的工业总产值，超过50％的社会零售颧，超过40％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超过60％的出口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我国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有一个规范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国务院文件，明确有关的政策规定，使这支高速成长的重要经济力量的发展更趋理性，宏观环境更好，继续保持快速和协调发展的态势。
三、《若干意见》具备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早在党的十五大上，就提出了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志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在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讲话中，同志就已经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的广大从业人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又前进了一大步。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要求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这个《决定》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决定》要求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决定》还要求，支持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同时要求，非公有制企业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从以上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国务垸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庄我们党一系列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是非公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若干意见》必将极大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
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出的，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在当前，加强对《若干意见》的宣传，为非公
［关键词］民营银行;路径选择;市场定位
学术论文发表
1 民营银行的理论内涵
在国外,私人银行(Private Bank)一方面是指银行向高端客户提供的包括存贷款、个人信托和资产转移等服务,另一方面是指向上述客户提供这些服务的机构。在我国,央行于2002年12月2日声明不允许发展私人银行。徐滇庆也否认民营银行等同于“私人或家族式的银行”,强调民营银行是“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型股份制银行,而绝不是任何一种私人银行或家族钱庄,也不是低档次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对于民营银行的理论内涵,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产权结构、资产结构以及公司治理三个方面加以界定：学术论文发表
(1) 产权结构论,即强调产权结构,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国外多数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认为民营银行就是与国有银行(state-owned bank)相对的银行,也就是私人(除国有资产以外的资产所有者)控股的银行。霍德明、李纪珍(2002)结合台湾地区的经验,认为“民营银行的标准在于公股数量低于50%”。
(2) 资产结构论,即强调银行的资产结构,认为以民营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部分学者将民营银行视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专业银行,认为中国民营银行目前较合适走“社区银行”之路。沙虎居提出了“区域性民营银行”的概念,即只有区域内自然人和民营企业参股、向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按市场化机制运营的银行。邓薇(2010)认为在民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要发展民营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输血。
(3) 公司治理结构论,即强调民营银行的治理以及市场化机制经营特点,认为民营银行应该是以良好的治理为基础,采用市场化经营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巴曙松(2001)认为“民营银行是指在银行内部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大部分学者则主张从资本结构、银行业务、经营原则、治理结构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民营银行的性质。如张杰(2003)提出判断民营金融的三大标准,即“归谁所有、由谁经营、由谁来监管”。熊继洲(2003)认为民营银行应该是“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运行的拥有合理产权和市场化公司治理的商业银行”。李健(2005)在分析了三种界定原则之后,给出了较为全面的定义,即“向民营企业和城乡居民定向募集资本而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银行业务，依靠银行自身的信用，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法人组织”。
2 发展民营银行的理论基础
(1) 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理论分为传统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传统金融中介理论主要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两方面加以分析,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克服与金融资产交易相关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以及由金融交易中的不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交易成本。Benston和Smith（1976）认为在没有任何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不可分割性等摩擦的市场上，也就不会有金融中介存在。L-eland和Pyle（1977）通过模型证明拥有私人信息的企业可以通过将自有资金投资于该项目，使外部投资者相信他确实拥有私人信息。现代金融中介理论强调金融机构是资金流动性中介,具有管理风险、节省参与成本的功能。Diamond和Dy bvig（1983)在其著名的DD模型中从流动性转换功能的角度证明了金融中介（主要是存款类金融中介）存在的理由。Allen 和Santomero（1998)认为由于存在管理者的自我利益、税收的非线性、财务困境成本和资本市场的非完美性四个原因,企业需要金融中介为他们规避风险提供相应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国内学者冯斌星、何炼成、窦尔翔(2005)将效率观作为分析出发点,解释在不同经济形态下各种金融中介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真实原因,区别于以前研究采用的结构观和功能观。
(2)金融结构理论。早期的金融结构理论研究主要把金融活动和金融现象作为一种结构即金融结构来研究。Goldsmith(1969)将各种金融现象归结为三个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他同时认为金融理论的主要职责是“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述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近期的很多金融结构研究则主要关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相关性。如King和Levine(1993)、 Levine和Zervos(1998）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关金融体系发展水平的数据与有关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数据密切相关。他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更快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积累、经济效率提高总是高度正相关的。Rajan和Zingales(199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在金融发达的国家,融资依赖度高的产业其发展速度也较快。国内学者则主要借鉴国外的分析指标分析我国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存在的问题,如王广谦(2002)和杨再平(2002)。
(3)金融深化理论。Machinnon(1973)和Shaw(1973)指出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存在着利率管制、金融结构严格管理和金融效率低下等问题,金融效率的低下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Machinnon 提出经济货币化率指标M?2/GN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中介体的总体规模。早期国外学者提出金融深化理论都是基于同一信念,即在金融领域和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于市场机制的力量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所以应当减少对金融的干预。我国学者也结合国内实证研究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一定的发展。金纯(2006)通过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程度和经济货币化程度及金融相关率的线性分析,证明融资渠道的拓宽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提高将极大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陈凌佳、顾雪娟、杨剑波(2008)则认为“中国金融深化的数量化指标达到较高的水平,而其发展的内在质量不高,金融资产发展的规范化程度较低”。
3 发展民营银行的路径选择
(1)存量改革,即通过对现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形成民营银行。王自力(2002)强调“把加快存量改革作为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重点”。邱兆祥(2003)认为,对于我国银行业来说,引进民间资本,发展非国有民营银行的路径,既可以新设,也可以通过存量改造。但鉴于我国中小银行已有一定存量,通过引进民间资本,对现有的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进行重组和股份制改造,使之走上市场化经营轨道是最佳选择。白钦先(2004)认为民营化是中国金融业的趋势,在具体步骤上,应先改造农村和城市信用社、地方商业银行,然后才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张曙光(2002)和张汉亚(2008)都提议将现有的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公开化和合法化,可以填补我国县域金融不足或真空。
(2)增量改革,即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本全新创设民营银行。林毅夫(2001)认为,必须放松银行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实现银行业的完全竞争。徐滇庆、巴曙松(2002)认为改造一栋危楼要比重建大厦难得多,强调创建新的民营银行。赵守国(2004）提出以发展民营银行为重点,推进中国银行业“体制外”发展的增量模式,才能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适度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孙大午(2006)认为“拆大、放小、民营化”是发展民间金融的主要路径选择。
(3)无论存量改造还是增量发展,不仅取决于我国现阶段金融的总体现状,更取决于改革、发展的趋势。杨云斌(1999)提出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的情况下将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改组改造为独立的专门性银行,或者新建一批中小企业银行,执行国家优惠政策,主要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孙世重(2003)认为“既要为民间资本参股原有的正规金融体系开辟合法渠道，也要为设立新的民营银行创造制度空间”,同时把孰轻孰重、谁先谁后的问题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巴曙松(2002)、晏陆蓉和林晓甫(2003)、杨仕晋(2003)、朱思爽(2005)、王修华和彭建刚(2007)、王剑灵(2008)、张淑芳(2010)等都强调发展面向中小企业、农业和社区内居民金融需求的社区银行的必要性,路径选择可以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采用存量改造或增量发展。
也有的学者认为民营银行市场准入的路径可以有四种：一是全新设立,即增量改革模式；二是通过收购兼并地区性商业银行或城乡信用社进入市场,可称为收购模式；三是对基层金融体系中产权结构中已经包含非国有成分的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民营化改制,可称为准存量改革模式；四是对现有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民营化转制,也即存量改革模式。
4 民营银行的市场定位
(1)成立区域性的中小银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林毅夫(2003)认为发展民营银行的主要目的是“补课”,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占绝对优势,推动中小银行发展目的是设立合适的金融机构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樊纲(2003)指出民营银行就应该定位成区域性、民营性、地方化的中小银行,在业务上补大银行的缺漏,而不应该立足于和大银行竞争。许小平、杨晓艳(2005)提出在改善中心企业融资困难上,民营银行具有信息、组织和机制方面的优势。李健(2006)认为民营银行在客户群的选择上应将地方中小企业作为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理由是国有银行主要服务国有大中型企业,较少顾及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或者其调研资费较高、审批程序较长而导致贷款成本比较高,使中小企业难以接受。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户多面广形式多样,对信贷的需求具有要得急、数额小、频率高的特点,要求民营银行为其提供高度灵活的专业化服务”。王元京(2010)认为民营银行应发展适合中小企业和个人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使民营银行在其他银行开展的同类业务上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不断创新其他银行尚未开展的业务和服务,强化民营银行的弥补优势和创新优势。
(2)通过政策引导,实行业务多元化,改善金融结构,应对外资冲击。樊纲(2005)建议中国应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的发展既需要全国性的大商业银行，同样也不能缺少地方性的小型民营银行。刘卫红(2002)、韦衡(2003)、傅白水(2005)、钱方明(2008)探讨了我国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后,传统的商业银行市场定位战略受到的挑战,指出民营银行必须借鉴外资银行混业经营、风险管理等模式,确定新的市场定位战略。龙海明、李莎(2004)则支持民营银行业务多元化,认为民营银行业务发展的着重点不是在储蓄上与国有银行竞争，或在规模、技术手段、中间业务方面与外资银行较劲，因为若靠这种金融战略，民营银行最终只能狭隘地停留在社区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或信用社的层面上。因此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民族银行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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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转型时期我国经历着制度的重大变迁,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其实力、规模和影响今非昔比,但民营企业家及其成长理论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发展、企业改革等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并且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进程。虽然影响民营企业家成长的因素有许多,但在制度变迁中制度环境问题是根本所在。笔者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民营企业家成长中的制度环境,提出了创建优良制度环境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制度变迁 民营企业家 制度环境
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2005年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2010年“两会”期间,总书记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强调中央方针政策没有变。5月又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非公经济36条”。
伴随这一系列政策的相继出台,在后危机时代,新旧体制交替出现了许多制度不完善的地方,民营企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民营企业家在转型中承担着制度创新实施者角色,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因此民营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就是关于保护企业家权益,促使企业家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法律等规范制度的总和,是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营企业家成长的关键所在。
西方企业家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
(一)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阐述企业家是“创新”的承担者,是站在生产要素之外,能动地对生产要素进行组合,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以实现利润目标的人,包括五个方面:新产品、新市场、新原料、新组织、新生产方法,从而打破均衡状态。其作用是创造性破坏市场均衡而不是推动市场均衡的实现,其工作动机是要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
(二)利本斯坦(Leibenstein)的企业家理论
利本斯坦(Leibenstein)在《企业家精神与发展》中阐述企业家“X效率理论”,其相对于市场价格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效率,是指一个组织内部或个人动机方面的效率。X代表造成非配置效率的一切因素。他将企业家看成是“缺口填补者和“投入实现者”,避免容易出现组织的低效率。
(三)新制度主义者理论
科斯(R.Coase)在《企业的性质》中阐述企业理论,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其理论基础是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委托―理论。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运用到社会制度的分析,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把社会制度看作是理性的个人通过成本收益的计算相互缔结的契约。
此外,科斯的企业理论关注生产的制度结构,也就是说科斯严格把握了企业的生产特征。对于企业家,科斯指出:“在企业之外,价格的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
诺斯(D.C.North)在研究制度创新问题时赋予企业家以制度创新主体的角色,他认为:“企业家和他们的组织会对(可观察的)价格比率的变化直接做出反应,通过将资源用于新的获利机会或(在现有规则内变化无法实现时)间接地通过估计成本和收益以将资源用于改变规则或规则的实施”。
因此把企业家视为能预见到制度创新的潜在利益的决策者和首创人――“第一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诺斯称社会制度为:“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并且会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由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则)、非正式规则(习惯、道德、行为规则)及其实施效果构成”,因此,新制度经济主义者对于制度的本质及变迁的认识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基础。
由于人总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总是处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的环境中,所以,在交易中会经常发生欺诈、搭便车等现象,增加了交易费用和一些不确定性,损害了双方的利益,而制度就是人们为防止一些弊端而缔结的契约。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力,就是行为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
(四)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为中心,其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制度的本质、基本结构、变迁规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同时,马克思批评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制度起源的个人主义的解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缺乏想象力的虚构” 。马克思还从劳动或生产过程出发分析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演进。
总之,在解释制度的起源时,马克思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从社会生产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在内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把社会的制度结构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则包括政治和精神生活。
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是许多个人意志相互冲突的合力,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的。但马克思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科学” 。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第一性的。也就是说,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经济基础适应上层建筑时,制度结构是稳定合理的;反之社会制度的形态、结构的稳定性、合理性就遭到破坏,就要按照生产力的要求发生变化。
制度变迁中民营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障碍
在经济全球化、企业家主导经济的时代里,我国企业家的发展不容乐观,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在成长中遇到诸多问题,政府管理体制滞后和传统观念、文化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对民营企业家成长形成了一系列制度。
(一)政治制度对民营企业家成长的障碍
由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政治制度环境不断完善,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肃清,以所有制划线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因此,在贯彻落实政府政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体制性的障碍。首先,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应当是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主体,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可如今地方政府成为“老板娘”,成为建设主人,将经济建设中心理解为其成当“老板娘”,四处引资,四处招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政府对民营企业经济的认识错位,观念滞后,工作力度不够,从自身利益出发,使国家的优惠政策“缩水”,打着招商引资的牌子,承诺不兑现,审批程序繁琐,一旦民营企业出现问题,即刻抓住民营企业家不放,提出各种要求,片面渲染一些消极因素,片面宣扬“原罪论”。这些极大地束缚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导致民营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与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极不相称,政策无连贯性,不利于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和企业的经济发展。
(二)信用制度对民营企业家成长的障碍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几年前在法院审理的所有经济纠纷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92%,企业间签订的合同能够以不同程度履行的不到70%,有些地区不到20%,近年来每年订立合同约40亿份,履约的只有50%多一点。由于企业间不讲信誉,互相拖欠货款,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占20%。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信用信誉监控及评价机构,这使一些企业因为信用不高或失信,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5000亿元人民币。这是因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多重规则引致了多重秩序和制度冲突,这导致了信用制度的扭曲。另外,产权的多元化、政府的政策多变也造成民营企业家成长的信用缺失,造成民营企业交易成本的增加,影响了民营企业家的成长。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三)政府管理体制的障碍
首先,我国目前政府管理体制尚未从“人治”到“法治”,集权体制造成各级领导掌握着许多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利,有些地区“乱收费、乱收款、乱摊派”费用相当于税收的几倍。这加重了民营企业家负担,影响了生产经济活动,制约了民营企业家成长,政府官员“寻租”现象严重,增加了交易成本,不利于企业快速发展。其次,对民营企业管理涉及的部门多。缺乏一个有效的政策协调部门,使民营企业家无所适从。第三,现行的政策体制存在着对民营企业不公平待遇,歧视现象非常严重,公共服务不到位,没有真正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影响民营企业家的成长。
(四)“家文化”传统习俗的障碍
据美国《幸福》杂志统计美500强企业,有173家企业是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中有42%是家族企业;英国有90%是家族企业;我国台湾500家民营企业中,几乎全是家族企业;我国大陆民营企业70%是家族企业。众所周知,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家族、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在民营企业中传统的建构方式是更注重“五缘文化”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是指宗族亲属、邻里乡党、、同乡同学、物质媒介等五条纽带结合成的人际关系。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亲合力,同时具有排斥力,外人无法涉足高级管理层,企业内部制度往往实行“双轨制”,这必定导致优秀人才的流失,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的成长。
民营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的完善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环境实际上就相当于“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一国的基本制度规定的总和。我国在转型期已认识到民营经济是经济增长的主力,民营企业家是经济发展力量源泉,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培育民营企业家成长的优良的制度环境,对于我国最终实现向市场经济新体制平稳过渡具有战略的实践意义。
(一)加强民营企业家决策能力的培养
制度的不确定性给民营企业家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带来机遇,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利润理论阐明,利润的存在是因为有不确定性,利润被那些敢于承担风险并拥有信息,可以依靠这些信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正确决策的人所获得。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民营企业家具有把握机遇的能力,需要其能充分了解信息,因为企业的决策过程就是一个信息的了解、挖掘、加工和利用的过程,这就要求民营企业家具备综合应变能力。制度的不确定性给民营企业家掌握当前信息和未来预期带来困难,但高风险并不能隐藏其中的利润,只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才使企业家难以获得利润。因此,只有民营企业家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观念、管理和技术上创新,不断学习,正确定位企业,将战略目标和策略排列组合好,敢于决策,敢于承担风险和责任,提出科学方案并能对与预期不符的现象做出正确的反映,对决策的实施过程加以控制,就会将不确定性变确定性,消除信息不对称,打败竞争对手,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民营企业家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
据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占我国GDP的接近70%,税收贡献率为72%,社会投资占45%,就业人口占88%。其中的民企427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9%,为我国提供了80%左右的就业职位,完成了我国67%的专利发明以及80%以上的研发新产品,是我国自主创新不可忽视的主力军。
虽然民企有所发展,但笔者认为仍需要清晰地认识自我,首先借鉴西方的文化体系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因子,譬如优秀的企业文化、完善的民众市场理性、坚定不移的制度化理念等。
其次,培育民营企业家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基础,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营造四个尊重的制度环境,会促进民营企业家的茁壮成长。
第三,引导企业家树立先进的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社会奉献的价值观,正确处理个人与企业、国家、政府、社会关系,有利于企业家健康成长,营造一个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和谐社会的优秀氛围。
(三)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经济政策支持和引导
实践证明,任何国家选择的经济体制和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于各类企业能否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出台的所有政策不能有偏见。在政策设计上,实现对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平等待遇,建立适用于各种性质企业的法律、法规;在政策内容上,为民营企业家创造均等的机会,例如在投资等经济活动中要提供便利;在市场准入、生产、经营方面降低门槛,便于民间资本的进入。
另外,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引导,使企业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增强品牌意识,增加高精端产品出口,使企业在国内国外两大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笔者认为从应对危机转向复苏管理制度,是最关键的结构转型变换时期,民企经济GDP的增加,必须及时跟进经济增长的脉搏,才可以接过政府带动的增长惯性的“接力棒”,推入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
(四)民营企业家要勇于参政议政
在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政府,由其颁布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定政策,用以调控市场运行和约束交易者的行为。然而,当前经历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嬗变,必定出现不确定因素,如果民营企业家与政府没有良好的协调关系,民营企业家将无从了解政府要做出的制度安排,因此民营企业家要参政议政。
我国民营企业家参与决策情况见表1。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有利于了解政府的动态信息,准确把握政府制度的调整,更好的规避政治风险,把握经济机遇。同时,加强自主创新在企业未来发展过程中是不能忽略的决定因素,是实现民企产业升级及换代,增强国际竞争力实力的最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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