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2 02:05:20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要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4％，18年间增幅达到27％，我国也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进人到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
我国学者分别从工业化、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制度与政策等角度，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基于理论分析，或简单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就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作出具体判断。
一、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城市化初期产业结构中农业占主导，工业次之，服务业比例最小；加速时期工业比重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小；高级阶段则是第三产业、工业、农业依次排列这显示出城市化各阶段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农业从业者向非农业从业者转变，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化对产业化升级起着支撑、拉动作用，其内在机制表现为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城市化也会促进金融发展。按照Patrick的金融供给领先理论，金融发展使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或降低风险的金融服务，为城市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同时，按照Patrick的金融需求追随理论，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大规模的、更为复杂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扩大、风险的规避等，从而又促进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二、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
1．城市化指标(e1)。现有文献中，城市化水平有用城市人口占城市和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也有用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本文采用了前者，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金融发展指标。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大致可分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通常用M：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但(2002)的研究结果认为，该指标已不能准确地衡量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本文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银行系统的规模远远超过金融市场的规模。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本文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GDP进行了消胀，用上年和本年名义值的平均值来表示剔除了价格影响后的银行贷款实际值。
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整个金融系统的中介效率是很多研究中的做法，本文用金融机构的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3．产业结构升级指标(CG)。产业结构就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差别较大，1978年以后的数据更能体现我国城市化的变化，故本文实证研究时间跨度为1978年一2007年。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实证研究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协整性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l可知，时间序列CI、FD、FE和CG都是阶单整序列。
虽然时间序列CI、FD、FE和CG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也即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这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使用AIC、SC最小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确定用于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阶数为3，并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协整模型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表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r≤2的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其中一个协整向量对应的协整关系为：
中国-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由(1)式可知，就长期而言，我国城市化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由于本文涉及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故需要拟合一个VAR(4)模型。每个单方程的具体Wald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检验结果看，就短期而言，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特别是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48．6％和4O．1％，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26．79％和32．3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44．94％。我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相同产业结构的世界城市化一般水平，这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及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方针是直接相关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显著，势必会对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因果促进作用。
(四)方差分解
我们应用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来分析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度，方差分解是分析每一个结构性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下图是用方差分解得到的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图。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很大，达到了70％左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仅为15％左右。这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作用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小，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理论上应该协同发展的系统在我国出现了一定的失衡现象，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于城市化的进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户籍制度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其弊端主要表现为“黑人黑户”、“常住城市里的暂住人口问题”等；前者直接损害了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功能，后者则造成社会不平等而损害了户籍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从经济法学视角考察我国户籍制度弊端产生的根源，首先是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相联系而使户口负担了过多的附加价值而成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其次是户籍管理中的户口审批模式导致“户口供需市场”的产生；这两者相结合就产生了户籍制度中的种种弊端。为适应我国城市化的需要，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时，可以考虑：一是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二是改革政府的户口管理方式，变户口审批制为户口登记注册制。论文关键词：户籍制度改革；城市化；户口管理模式正文：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定型、并一直实行至今；虽然户籍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以人口信息采集与社会控制为取向，并没有以限制社会成员的迁徙自由与社会福利为目的，但是当前户籍制度所引发或与户籍制度相伴生的种种弊端已经凸显，社会上要求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呼声高涨。近年来警察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与政府部门研究人员都开始针对户籍制度改革这一课题开展研究，推动了社会公众对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社会问题的关注，但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之路径尚未取得共识；这也证明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复杂程度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困难程度之大。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经济法学的视野来考察现行户籍制度、审视现行户籍制度所引发的弊端，能够拓宽对现行户籍制度的认识；借鉴经济法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探索现行户籍制度改革路径也不无裨益。 一、我国户籍制度形成及其实施情况的概述 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步形成，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本定型；直到今天，户籍制度仍然是我国人口管理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对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探寻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路径，不但要考察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出现的弊端，更需要了解我国户籍制度设计的目的与运行情况。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过程。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主要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与暂住人口制度成为我国户籍制度基本定型的重要标志。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基本操作规范，都可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台的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中找到渊源。 关于上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形成过程，详见表1. 1．户口管理成为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1950年公安部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奠定了现行户籍制度的雏形。虽然1958年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凭借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程序而成为现行户籍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但公安部在1950年制定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却是现行户籍制度形成开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与《居民身份证条例》（在上世纪80年代）、《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构成了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 2.户口统计成为国家掌握人口资源、分配社会福利的依据。1953年的《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以及1954年的《内政部、公安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通告》等 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户口制度开始与社会福利制度挂钩；特别是1955年的《市镇粮食供应暂行办法》的出台，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不同标识，而是成为享受不同社会福利的依据；例如，城镇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人可以凭借其户口簿办理粮油供应证、购买政府补贴的粮油。此外，城镇户口的人在招工、招干、就业等个人发展方面较农业户口的人机会更多。 3．1954年的《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的《关于城乡户口划分标准的规定》这两个文件成为户口管理中户口审批的最早依据；虽然当前户口审批成为许多弊端的根源；自此以后，公民申报户口登记必须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通过了户口审批的人，便拥有户口登记；而没有通过户口审批的人，则无法获得户口登记、并被排除在户口登记机关的户口统计之外。户口审批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而且这种行政行为的最初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政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公安机关内部制度的规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务院许多其他部门的规章也成为户口审批的依据，如新生儿进行户口登记时必须持有准生证，就是计生部门的规章在户口审批中的体现。 （二）经济法视野中的我国户籍制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户籍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今天的户口登记、户口调查与审批、不同类别户口的人享受不同的社会福利等都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 1.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户籍制度在形成之初就具有社会控制与人口统计的功能；这两种功能也正是政府制定、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国家制定、实施户籍制度，期望一方面能够通过户口管理部门日常的户口调查、一年一度的户口统计，来及时掌握其居民的家庭数量与结构、人口数量与人类学结构等资料，从而为制定其他发展规划与分配社会福利、以及其他管理制度（教育、就业等）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户口对居民进行不同分类（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重点人口与非重点人口、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并进一步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秩序稳定的目标。国家实施户籍制度的目的在《居民身份证法》、《户口登记条例》等法规中均有体现。 2.户口在户籍制度设计之初就存在着内在的定位冲突。户籍制度在制定之初就被赋予了两种功能，也即国家制定与实施户籍管理的两个目的；正是这两个目的造成了户口的内在冲突。 一方面，户籍制度被赋予人口统计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调查与统计来实现人口统计，因而户口被定位为不具备任何价值的居民身份与居民家庭证明或凭证；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又被赋予社会管理控制的职能，国家期望通过户口将居民分成不同的种类，并将户口作为分配社会福利、发展机会的依据，因而户口被定位为具有附加价值的凭证。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为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产生的种种弊端埋下了祸根。 3.户口管理中的冲突。户籍制度具有社会管理（即社会控制）的功能，而户口分类对于分类管理户口的前提，例如对社会有潜在威胁的重点人口，当然要采取严厉的管理措施；对于城镇户口，由于在五十年代历史条件下，城镇人口的文化程度通常较农村人口高，而当时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人口，因而城镇户口的人在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享有较多的机会。明确不同种类的户口，对于社会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户口进行分类，是户口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户籍制度中，为了确定户口的类别，需要户籍管理部门进行审查甄别。 前面论述过，由于不同类别的户口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机相连接，导致城镇户口 、特别是大城市的城镇户口成为一种有着巨大附加价值的资源。因此，对进入城镇户口、尤 其是大城市城镇户口的户口调查与审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如果说户口定位的内在冲突是日后户籍制度实施中种种弊端产生的根源，那么户口审批则就是户籍制度弊端显现的导火索；这一切都是户籍制度实施之初就存在的。 二、我国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弊端 我国户籍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实施以来，在降低人口统计成本、控制社会实现稳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在实施中所引发的问题与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一）“黑人黑户”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户籍制度在实施中基本上没有出现突出的弊端或问题；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实行《准生证》制度，要求对新出生人口进行户口登记时要审查其是否具有《准生证》以后，以及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出现了人员大流动以后，“黑人黑户”问题就出现了、并逐渐为广大社会公众所关注。 所谓“黑人”，就是指那些由于没有被登记在户口档案中的人。“黑人”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在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后没有获得《准生证》的超生婴儿；二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失去了户口管理档案中户籍登记的人。由“黑人”组成的家庭，就是“黑户”。 我国社会中的“黑人黑户”究竟有多少，由于缺少相关统计资料，难以提供精确数据。据《工人日报》在2005年的一则新闻披露，“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超生情况和公安机关、统计部门及人口计生部门的统计差别来看，我国大概有1000万左右没有户口的'黑人'.” “黑人黑户”现象的存在，首先是直接导致以户口登记资料为依据的人口统计数据失灵。为了解“决黑人黑户”所引发的户口统计数据不准的问题，户籍部门不得不在全国人口普查期间采取“赦免”的方式，对“黑人黑户”进行补登。其次，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个人发展等相交炽，没有被户口部门登记的黑人黑户不能办理身份证与户口簿，从而在接受教育、就业、办理保险、购车购房、结婚登记等方面受到影响，不能享受正当情况下的相关社会福利和个人发展机会，现行户籍制度成为“黑人黑户”受损的重要原因。 （二）“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问题。暂住人口，本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在非户籍所在地短暂居住的人。所谓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就是指长期在某一城市里工作、经商，却不能拥有该城市户籍的人。 根据相关资料，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都拥有大量的“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 “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主要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却没有该城市户籍的人。如果没有通过该城市户籍部门的审批，即使这些人在所居住的城市里拥有了自己购买的房子，拥有了自己的企业，生了自己的后代，居住了很多年，仍然只能算作是暂住人口。第二类就是第一类人的后代，他们由于父辈在大城市里务工、经商而长年生活在大城市，与大城市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成长，除了不拥有大城市户籍外，几乎没任何区别。 “户籍身份的界定与转变的限制，使公民的初始机会不平等，并影响人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是现行户籍制度中的户籍审批所造成的社会现象。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其他管理制度互为前提与条件，“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及其后代在入学教育、就业、个人发展方面受到限制或遇到不利条件；造成“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的平等权被剥夺、甚至滋生一种“相对剥夺”的情绪。 随着社会的发展，“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长期处于“人户分离”状态——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不但造成户口统计资料失真，而且成为城市（流入地）社会稳定的长远隐患。 3.城乡对立、分裂。“乡——城户口划分奠立了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使城市和乡村在利益格局上形成巨大反差，助长了地缘群体和地方保护意识，阻碍了社会整合和良性运行。” 在户口的分类中，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是两种基本的分类；而我国的居民也相应地归属到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大阵营。 如果说在户口分类之初这种户口分类法还有积极意义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已经成为“鸡肋”了——城乡社会的对立与分裂，在相当程度上应当归咎于这种户口分类管理模式。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为了发展工业，制定了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作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执行，在相当程度上与户籍制度实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户籍制度制定实施之初，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不是太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其中，户籍制度限制了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向城市的迁移，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 在改革开放后，虽然政策允许农村富余劳力进城务工，但由于户口分类管理与城市户口迁入的限制，导致了庞大农民工群体群体——在城里务工、却入了不了城市的户籍；一旦经济发展遭遇挫折，这个群体容易形成危及社会稳定的流民阶层。 另外， 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也是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存在不足或弊端的体现。户籍制度所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户籍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而而引发的渎职犯罪问题，二是不法人员利用人们渴望获得户籍登记心理而实施的伪造、欺诈犯罪问题。前者会损害户籍管理机构作为政府部门的廉洁性，进而提高户籍管理的行政成本；后者则可能催生伪造户籍管理证件的地下产业链，给社会造成的更大、更长远的危害。 三、经济法视野下户籍制度弊端产生原因的分析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开始实施户籍制度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就对所有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个人的出生、迁入、迁出、死亡都需要到户籍管理部门进行登记；不同类型的户口在进行户口登记时，户籍登记部门对其审批时所掌握的标准与控制尺度不一样；其中，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迁移、由普通城市向首都迁移时，控制的严厉程度也随之加大。但是，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只有在近十年来日益突出、并成为社会问题的；而且几乎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出现、并日趋严峻的。因此，在分析户籍制度之种种弊端时，应当将户籍制度置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当中。 （一）经济法学理论认为，身份管理对应于传统社会，自由、平等是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属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当时人、财、物的流动的频率与数量都比较小，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差距不大，因而当时的社会几乎是一个静态的社会；在传统社会的静态背景下，户籍制度虽然也对每个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也发生影响，但并不很显著。因此，我国户籍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前期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其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功能，同时其作为一种人口统计手段为政府其他决策提供了重要帮助。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与分配制度改革以后，人、财、物流动的频率与数量加快，我国已经由传统的静态社会转为流动的社会，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现代社会的开放背景下，自由、平等、权利等成为社会成员的主 流价值观念，要求社会控制从“从身份走向契约”。而户籍管理制度却仍然依靠那种几乎静止的户口分类来管制社会成员进而实现社会稳定，已经不合城市化发展的需要，甚至成为开放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二）根据经济法学理论，审批式的政府管制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在户籍制度中，户籍审批是一项重要 的管理制度。人们在申报户口登记过程中，都需要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例如，在出生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要在登记前要对申请人是否有出生证、准生证、父母的户籍类别等内容予以审核，通过了审核才予以登记；在迁入登记中，户籍登记部门首先要审核申请人的户籍类别与迁入理由，申请人只有通过了迁入地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才可能获得《准迁证》；申请人凭《准迁证》回原户籍地办理《迁移证》时还得再次接受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甚至居民办理死亡登记时还得接受户籍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范围并不限于户口登记，户口管理机构还审批居民的身份证明、品行证明等。在社会生活中，居民经常需要到户口管理机构办理身份证明、亲友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的品行证明等身份证明；也需要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户口管理机构对户籍登记审批的依据，主要是户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如《户口登记条例》、《居民身份证法》、《居民身份证法实施细则》等；但不限于这些法律法规。如在办理婴儿出生登记时，户口登记机构在审批中还要审查该婴儿的出生是否符合《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即是否有计划生育部门的《准生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迁入登记中的审批时，还适用当地的地方性法律法规。 当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一种依据的时候，户口管理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因而人们有理由期待其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但是，由于户口管理机构办事的模式主要是审批制；而审批制作为政府管制的一种模式，本身是有缺陷的。 根据经济法理论，审批制是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核心。“管制理论的维护者认为管制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但“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首先对其目标表示怀疑”，施蒂格勒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了管制的产生机制，即政府管制的利益机制。“施蒂格勒把政府管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管制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供给者是政府官员，需求者是某种社会阶层”；根据市场价值规律，“管制的购买者和供给者都按效用最大化目标行事、并按成本——收益比较原则进行选择”. 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与社会福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户口成为分配社会福利的主要依据，户口管理机构的审批制则是政府管制社会福利的一种主要模式。根据经济法理论中政府管制理论的基本观点，户口管理由于政府管制模式而形成了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供给者是户口管理机构，需求者是想获得户籍登记的社会阶层（或社会成员）；在这个“户口市场”里，供给者与需求者都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者——户口管理机构的权力寻租、户口需求者为获得户口登记而穷尽一切方法的现象就都产生了。 户籍制度的最初功能设计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但由于将户口分成为同的类别、并与有差别的社会福利分配制度联系在一起、加上采取了户口审批的政府管制模式，最终使得户籍制度的种种缺陷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 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路径的思考 由于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与不足，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在关于选择户籍制度改革路径方面至今仍未达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建议“取消户籍制度”。 （一）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不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首先，户籍制度的目的也即其核心功能，是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设置或保留人口统计的机构或智能，也需要基于人口管理的社会控制机构或职能。如果因为户籍制度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就取消户籍制度，那么国家还得建立其他的制度来替代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一方面导致国家原先为施行户籍制度而作的投入成为沉淀成本，另一方面国家还得为建立、施行新的人口统计制度再花费更多的成本。 其次，由于户籍制度已经实施多年，在我国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社会生态”。如果贸然取消现行的户籍制度，则可能给居民的生活与工作造成极大的不方便，甚至影响社会的和 谐与稳定。 第三，消除户籍制度在施行中暴露出来种种弊端的根源，并不是以必须以取消户籍制度为前提的。即消除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之各种问题与弊端的目标，是可以在保留现行户籍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的。 （二）在选择户籍制度改革的路径时，应当坚持“保留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与社会控制功能，消去影响户籍制度统计失灵、阻碍社会公平进而危及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原则。在改革的措施方面，可以考虑为户口减负，即去掉寄存在户口上附加价值，还户口的身份凭证之本色；就能够消除户籍制度所引发的“黑人黑户”、“常住城市的暂住人口”等不公平、不正义的现象；而为“户口减负”的措施，只需要改革现行户口管理中的政府管制模式——用注册备案制代替现行审批制。 所谓注册备案制，就是指在户口管理制度中，户口管理机构对于居民申报户口登记的，只作形式上的审查，如果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在形式上符合相关要求，即予以登记。户口注册备案制与户口审批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后者对户口登记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要求出生登记申请人提供准生证、入户登记申请人提供政府其他部门的许可证件等），要求户口管理机构在办理户口登记过程中对于需要户口登记者进行严格的审查；而前者对户口登记不再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户口登记机构对于申请户口登记的人不作严格的条件审查，只需要简单核实申请人的身份，即予登记。 采用注册备案制的户口管理模式，能够消除现行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同时，也能够促进户口与寄托在户口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分离。当然，采用注册备案制取代审批制的户口制度改革，可能在改革初期会对现行社会福利分配制度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成员平等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终将实现。 【注释】 【美】诺思著 陈郁等译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4. 转引陆益龙. 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王芳，户籍改革的思考[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1），02. 王金海，1000万黑户的荒诞[N]，工人日报，2005-03-13. 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29. 同上。 徐士英，竞争法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8页。
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格理蒙德于 2007年预言：今年之后，全世界大部分人将居住在城市里。人类的历史将进入空前的城市史。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正以日新月异的面貌成长为“城市中国”。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人口达到了6907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1.27%。这意味着，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国家，已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本身就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数与主要尺度，因而，“城市人口首次超越农业人口”，可以看作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与持续发展的重要成果与象征。但另一方面，中国城市高速和超常规的发展也进一步激化或加大了城市与乡村、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矛盾与差距，造成了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看病难、上学难、食品安全等突出问题与矛盾。特别是很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由于对新的生存环境、工具技术及游戏规则很陌生且不适应，不仅很难切实地分享到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而且付出了沉重的牺牲和巨大的代价。正是由于这个深层原因，才出现了对“国际大都市”的尖锐批评和“中国伪城市化”等极端言论，同时否定我国城市发展的舆论和社会思潮也迅速滋生并广泛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意识、心理与社会思潮，扰乱了我们对中国城市化应有的理性认识和正确判断。但究其根源，则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长期存在的“城市盲点”密切相关。一方面，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在知识谱系和价值观念上具有浓郁的“乡土中国”色彩，使人们在面对迅速的城市化进程时缺乏必要的理论资源与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受西方影响，关于大都市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环境、经济、人口与管理等方面，不仅片面而且也不适应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经验。这是在认识和描述城市时容易走向简单化、非理性和极端化的主要原因。推动关于我国城市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正面研究，是清理和消除在思想和现实中极为有害的“反大都市”或“逆城市化”舆情思潮的关键。
结合近年来国内城市研究的探索，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以“城市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具体是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整合中外在城市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打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既有学科架构，以满足城市研究多元化的知识需要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探索。如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为推动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首批资助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等，在综合研究城市发展上都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为“城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积累。
二是以“都市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与升级。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性系统为核心，无法从容应对以多元性与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都市社会，由此产生的大量知识与观念，不仅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理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城市的。当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反大都市”舆情，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温床上繁殖的。都市文化学根据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对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文史哲和在工业背景下形成的现性文化如何融入都市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
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积累，如重点研究都市化进程与城市文化发展的上海交通大学都市文化与传播研究院，重点研究海派文学、古代城市文化与文学等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在都市化进程中，随着文化资源直接构成城市经济系统中重要的新生产要素，文化生产力成为城市社会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以及文化发展成为城市和谐与全面发展的更高理想，都市文化在文化城市建设中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时代背景下，强调以“都市文化”为核心推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
无论如何，中国城市化进程已兵临城下，破除人们思想观念中对城市的蒙昧和错误认识，通过正面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中国城市提供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系统，在当下具有越来越紧迫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简要的回顾”、“城市改造的提出：三个角度的探讨”、“城市改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城市改造、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必要的澄清”为题依次展开论述。这种结构安排是符合历史和逻辑顺序的。因为有了城市的历史发展才会有城市化，城市化发展过程存在不足才会产生城市问题，而城市问题的存在才使城市改造问题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城市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城市问题不断产生并得以解决的过程，而城市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城市的改造。根据产生层面的不同，城市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城市化而带来问题，如“过度城市化”、“滞后城市化”带来的问题以及我们通常所说的“城市病”等，这很大程度属于宏观层面的问题；另一种是由于单个城市的衰退而引出的问题，典型的如城市的物质老化、结构衰退或功能衰退导致的问题，这类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入微观层面。针对这两种城市问题，笔者把城市改造定义为两种，即广义的城市改造和狭义的城市改造，前者涵盖宏观性与微观性的城市问题的解决，后者主要针对微观性的城市问题。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为了理论研究的方便，现实中的城市问题显然是浑然一体而不分彼此的。 城市问题因其复杂性和长期性（动态地看的确如此）引起理论研究的极大兴趣，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城市某一或多个问题的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长期的积累形成了有关城市研究的多个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生态学等等。本文试图从城市改造角度把不同学科有关城市问题产生和解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这项工作并不指望能够建立起什么理论框架，只是希望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较为丰富和较有条理的资料准备，这且算作是此项研究的理论意义。我国的工业化路程还没有走完，城市化发展也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要接受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并且要极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这就决定了我国城市问题的解决要比发达国家当年复杂的多，困难的多，本文将在总结国内外城市改造实践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是此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在总结有关城市改造的国际实践和相关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希图对有关城市改造的一些一般性的规律进行初步性的总结，进而运用这些一般性的东西去分析和考察我国的城市改造实践，看是否能够发现些什么问题，从而为我国的城市改造和发展提供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导 论 导论包括四部分内容，分别以“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简要的回顾”、“城市改造的提出：三个角度的探讨”、“城市改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城市改造、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必要的澄清”为题依次展开论述。这种结构安排是符合历史和逻辑顺序的。因为有了城市的历史发展才会有城市化，城市化发展过程存在不足才会产生城市问题，而城市问题的存在才使城市改造问题的研究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1．1 城市发展与城市化：简要的回顾 在这一节笔者首先回顾了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总结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城市发展特点，以便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其次，对有关城市化的基本理论认识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这种梳理包括区分了广义的城市化涵义与狭义的城市化涵义的不同；围绕诺瑟姆发现的S型曲线介绍了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强调指出城市化发展过程不仅可以分为三阶段，还可以分为二阶段、四阶段等；城市化不仅在时间上有其阶段性的表现形式，而且在空间上也有其相应的表现形式，如结合城市化方式来考察表现为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和就地型城市化，结合时间过程来考察表现为都市区、都市连绵区和城市化地区。再次，从单个城市角度分析了城市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指出单个城市发展演变具有两种内在调节机制，即结构内自发调节机制和结构——功能相适调节机制，在这两种调节机制的基础上城市的发展是由结构性调适和功能性调适这两种调适方式来协调和平衡的。 1．2 城市改造的提出：三个角度的探讨 这一部分分析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目的是为城市改造的提出奠定问题基础。这部分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角度总结，指出由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可能导致一系列城市问题产生，如“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初城市化”。其次，从单个城市角度来总结城市问题的产
关键词：物化；阶级意识；农民工市民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9-0038-02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
iousness）一书中提出了“物化”（Reification）①理论，表达了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生存困境的文化批判。“这种由商品拜物教所表现出来的物的关系取代和支配人的关系的物化现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结果或人的造物变成某种自律的、并反过来统治人和支配人的力量。”[1]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随着物化的日益普遍化和深入，这种物化结构在人的思维结构和生存结构中的内化，即产生了物化意识，即“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1]在这种意识下人丧失了批判和超越的主体性维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到克服和消解物化，就应该唤起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通过思辨转向实践，实现主客体统一下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针对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这一进程中凸显出来的农民工阶层在生存模式和思维结构上的物化现象，要通过总体性理论对其进行思维方式变革，重构其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确证主体性的彰显对市民化进程起到支持和保证作用，亦能促进农民工阶层的全面发展。
一、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思想的核心是独创性地强调无产阶级认识现实世界的主体性问题，通过唤起阶级意识觉醒，克服物化现象，实现人的主客体的统一，最终落脚在实现人的自我解放。
1.物化概念
卢卡奇从对商品问题的分析入手形成对物化现象的初步认识，“这种由商品拜物教所表现出来的物的关系取代和支配人的关系的物化现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活动的结果或人的造物变成某种自律的、并反过来统治人和支配人的力量。”他认为，物化是西方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物化在主观方面是指人的非人化和客体化、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即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人的数字化即人的符号化和抽象化，在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人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成为解放人、确立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人的主体性的失落和人在机械体系中的抽象化。卢卡奇认为，这是一种物化导致的现代人的一种文化困境。
2.物化意识
卢卡奇认为，随着物化的日益普遍化和深入，这种物化结构在人的思维结构和生存结构中的内化，即产生了物化意识，即“人自觉地或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认同的意识状态”。具体来说是物化的结构逐步积淀到人们的思想结构之中，人从意识上缺乏超越这种物化结构的倾向，从而将这种物化结构当做外在的规律和人的本来命运加以遵循和服从，由此，人丧失了超越和批判的维度。
3.物化的扬弃
卢卡奇认为当人丧失了超越物化和批判的维度，将会形成与物化结构认同的物化意识，这种文化困境将成为人解放自我的枷锁，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缺失，人无法得到终极解放。他认为克服和消除物化只能依靠无产阶级本身，使物化中自我客体化的阶级意识上升为主客体统一的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挖掘自身发展过程的主体性。
4.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所谓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就是指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他呼吁阶级意识的觉醒，旨在建构一种实践性的自觉的革命理论。卢卡奇断言：只有无产阶级具备成熟的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并将之升华为清晰的物化意识，才能实现对物化的超越，以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二、物化意识影响下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
以超越和批判的维度克服和消解物化意识，确证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地位，是卢卡奇思想的核心和旨趣所在，这一理论对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农民工市民化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刘传江学者指出：“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城乡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命题。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逐渐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和现象。”[2]在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在推进市民化的过程中一系列宏观政策举措如城乡劳动力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市民化的进程。
2.市民化的现状
我国目前有九亿农民，加快城市化建设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课题。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义。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镇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用地城市化趋势已势不可当，但“现有研究普遍表明，城市农民工并没有顺利实现市民化，他们的城市适应水平较低，在城市处于边缘化或底层地位，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或空间里“沉淀”为“外来边缘人口”，绝大多数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甚至是一种“虚城市化”的状态，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瓶颈”[3]。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政策不断放宽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市民身份无法得以确证，无法实现真正的市民化。
3.从物化角度看非市民化文化认同
当前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中由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历史因素，使农民工的生存模式、生存外观和思维模式异于城市化的预期价值目标，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阶层作为推进城市化和助推市民化进程的主体性角色和力量，在现实中却是一个消极和直观的旁观者，缺少主体的参与意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非市民化的情感和文化认同主要表现在该群体对市民化工程认同的盲区，对自身群体市民化身份的不自信，对城市市民的一种高贵身份的标签定位，对培养市民素质和文化提升的漠视等等，所有这些导致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空间，即便业已成为城市人口，但在内心情感纽带上仍存在孤独情感和城市生活排他性的非市民身份的文化认同。从卢卡奇的物化意识角度来看，农民工的非市民化这种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将上升为一种屈从和惯性遵循的物化意识，在这种物化意识的影响下其在推进市民化的进程中缺失主体性的参与，更甚者这种物化意识长期支配和统治着该群体使其难以认识到自身对于市民化进程的主体力量和推动作用，他们仅仅认为城市生活给他们提供了谋生的机会和出路，为了这个目标而貌似甘愿沦为所谓的“外来群体”，甚至破坏市民文化体系和抵制某些政策。从政府城市建设和原有城市市民来看，基于历史遗留的城乡二元格局，在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以及在市民化建设的政策制定上或多或少烙下身份等级的印记。尤其是城市管理服务部门在执行事务和处理某些事件中表现出的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和偏见，殊不知，农民工群体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这种潜在的情感和文化认同扭曲无疑是导致农民工非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三、超越物化实现主客体统一是实现真正市民化的必然逻辑
农民工阶层是推进市民化进程的主体力量，但在物化意识的支配下其市民化身份存在与预期的相悖，其非市民情感和文化认同无疑成为当前推进城市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内隐性阻力。按照卢卡奇物化理论，对物化的扬弃必须呼唤一种意识的觉醒，产生一种文化自觉，从而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1.从思辨到实践的转换
物化结构和物化意识导致城市农民工的世界和社会历史地位的支离破碎，物化的扬弃取决于总体性的生成，使该群体真正成为推进市民化进程的自觉的和统一的主体和客体。这无疑有赖于其对自身作为“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行动。这一自觉和生成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轻而易举和短暂的，而是需要现实历史进程的推演和农民工以及政府和现存城市市民的理性的自觉投入。
2.呼唤自觉的群体意识
其一，呼吁农民工群体要在现实的城市生活中自觉地批判地认清支配和统治自身的物化意识，通过积极参与城市生活，遵守城市规章，维护城市形象，共享城市资源，不断地学习先进理念，放开视野，积极主动地融入市民化浪潮，肯定自身群体在推动城市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地位，摒弃自身作为所谓城市的“外来人口”的偏见观念，维护自身权益，争做城市主人。通过这种市民文化认同的革命性的自觉的意识来推动自身的解放，使其真正融入市民空间。其二，政府城市建设和城市市民应转变城乡二元对立的固有情感惯性，政策和服务应更加人本化，主动接纳和包容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建设的参与意识，摒弃偏见，消除情感壁垒，推进整体市民化进程。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刘传江.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J].理论月刊，2006，（10）.
对象越复杂，人们越需要清晰的认识原则和研究方法。把现实世界知识化，把复杂对象概念化，以符号和概念的方式将对象世界进行“解码”，是人们应对复杂对象世界、特别是复杂现代性的一种需要和策略。随着城市化的拓展，人类日益栖居于城市之中，复杂现代性日益表现为复杂城市性。建构城市哲学，寻找能够反映和把握复杂城市社会的概念系统、话语系统，日益成为人们在城市社会语境下的一种理论诉求。努力把握城市问题、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遗传密码，对城市与城市发展进行DNA基因测序，形成能够反映城市本质与城市变迁规律的一般城市化理论，帮助人们形成应对城市问题、建构城市生活的一般方法、原则和态度，是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总体方向。但反思目前的城市研究、理论研究，不同学科和取向的研究者对城市与城市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不仅没有形成获得普遍共识的一般城市方法、城市态度，甚至还没有找到为大家所基本认可的能够反映城市问题、城市本质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如何寻找、建构、形成能够反映城市问题、揭示城市本质的核心概念、概念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具有一般性的城市理论、城市理论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不同的学者往往用不同的范畴来定位城市。列斐伏尔用空间生产、政治性、日常性、城市权利等概念定位城市、城市化。他认为，在实然与问题意义上，作为空间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城市与城市化具有政治性，城市往往成为少数精英占有与再生产权力的工具与场域;而在应然与理想意义上，城市是人们进行日常生活的空间与场域，城市发展应该尊重与保障广大的日常生活主体的全面城市权利。所谓城市权利，也就是所有的社会主体都“不被排斥于城市中心和城市运行之外”。
哈维则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资本来揭示当代城市的本质。在哈维看来，当代城市的深层本质是资本性，当代城市与城市化是资本维护自身生产、增值的高领域、新工具，当代城市问题的深层本质也就是资本的问题，城市问题不过是资本问题的一种新形式。芒福德则用文化这个范畴来揭示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容器。“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这大约就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凯文•林奇则立足城市的主体，对城市本质进行揭示，认为活力、感觉、控制、效率、公正等是把握城市本质的重要概念。应该说，针对具体研究目标，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范畴来揭示、定位城市，对把握城市本质，建构作为一般城市理论的城市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目前的城市理论与城市研究，由于仍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还没有对其自身的方法论策略进行十分自觉、系统的反思。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研究的深层化。笔者认为，城市理论、城市研究的深化，离不开对自身方法论的反思与确认。城市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处理对象与概念、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如何从感性的城市现象出发，生成、建构反映城市本质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资本论》的认识论策略，概念形成的原则和方法，对确认城市哲学建构的基本方法论，具有示范意义。面对巨大的商品堆积、复杂的资本世界，马克思运用商品—货币—资本，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资本—流通资本—消费资本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概念群，对资本社会进行了解码。
正是通过这些紧密相关的概念与概念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知识化、概念化，使资本社会从抽象的感性存在，成为具体的理论存在，实现了资本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飞跃。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理论飞跃，马克思究竟以什么原则和方法为支撑，实现了对作为感性存在的资本社会的符号化、概念化、理论化。笔者认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到一般，是马克思对资本社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抽象”也就是感性的具体，“一般”也就是理论的具体，抽象之所以抽象是因为它只反映了对象的某一个侧重、某一个特点。具体之所以具体，是因为它由不同的抽象组成，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了对象多个特点、多个侧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也就是从感性出发，尽可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所有特点、根本特点，并形成反映对象本质的概念与理论的过程。“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发展的场合”。这种方法在本质上也就是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也就是从历史出发建构逻辑，并对历史进行逻辑与本质把握的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资本论》所运用的这种处理对象与概念关系的方法论策略，对城市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是建构城市哲学的根本基础。在任何一个时代与时期，都会形成反映这个时期与时代的概念与理论。
而社会生活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样，从真实的感性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和概念出发，就成为形成能够反映已经变化了的对象与生活的概念与理论的重要基础。城市化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综合变迁过程，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注重从现实、感性的城市生活出发。其二，直面与解答城市问题，是建构城市哲学的重要任务。从问题出发，从资本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出发，是马克思《资本论》能够形成其独特概念群的重要方法。对城市哲学而言，真实地面对、切入城市问题，是建构与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与动力。其三，回归城市历史，正确处理城市逻辑与城市发展史的关系，是深化城市哲学研究的重要路径。面对日益复杂而严重的城市问题，诸多学科的学者已经建构起不同向度与形态的城市知识。梳理、鉴别这些城市知识的合理性、价值与意义，是城市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面对日益丰富甚至互相对立的城市知识，尤其需要回到城市发展史本身。比如，雅各布斯提出了一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认为，城市在公元前8500年就产生，城市的诞生早于农业文明，正是在城市的推动下，农业等生产方式才得以生产。那么，究竟是农业文明先于城市文明，还是城市先于农业?显然，在概念史这个层面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反思社会实践史，可以发现，雅各布斯在建构起城市观与文明观的时候，没有看到或者说忽视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雅各布斯所设想的城市，其运行需要有运输工业、存储工具以及文字。但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8500年，轮子运输工具、制陶技术以及文字都还没有出现。这个例子说明，只有回到历史本身，从城市发展史出发，才能解决城市知识层面存在的诸多分歧，才能建构起真正合理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理论。
二、时间与空间:《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与城市哲学
城市哲学的兴起和当代社会发展、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密切相关。20世纪中后叶以来，伴随现代性的复杂化，在福柯、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学者的推动下，当代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空间转向可以从社会实在与社会知识两个层面来认识。从社会实在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现代社会的人文环境、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与文化等的存在形态日益多样，人们日益遭遇同时性存在的文明与文化等的多样性、差异性问题。从社会知识看，所谓空间转向，是指人们日益关注社会生活的当下性，日益关注同时性存在的多样、差异的文明与文化，甚至把空间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本体性范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空间本体论”等观念和方法。笔者认为，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当代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问题的一面。这种转向反映了当代现代性的重要新特征，也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一元性、强制性历史观的反思。时间与空间、历史性与空间性，是世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如果只侧重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空间性、共时性，可能有利于解释某些阶段性、局部性的现象，但并不能根本性地解释和说明研究对象的深层本质与变迁趋势。在历史观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城市哲学研究也遭遇了空间与时间问题。
一是如何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空间性。在当代语境下，空间性也就是同时并存意义上的多样性。对城市而言，这种多样性、空间性表现在利益、文化、建筑形态、资源条件等方面。那么，这些复杂的关系有无一个相对统一的交汇点，是否存在把握复杂多样性的相对统一的切入点、关节点?这实质上涉及对城市本质与城市秩序的理解，如果城市只是各种要素的杂多性聚集，那么，城市可能也就没有本质与秩序可言。一是如何理解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如何在历史、现实、未来的统一中，认识城市问题与城市性。面对城市化的复杂结果，有的研究者以一种停滞、乡愁甚至倒退式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城市发展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破坏了传统的美好生活;有的研究者以一种激进、技术的思路看待城市化，认为人类可以以技术为支撑无限制地向前推进城市化。那么，对城市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时间性与空间性?马克思《资本论》对时间与空间关系问题的处理，对历史性与空间性关系的处理，对厘清当代社会理论的历史观问题，对从方法论层面自觉确认城市哲学的历史观基础具有重要启发。
应该说，马克思深刻地遭遇了其所处时代的空间性问题:资本形态与资本问题的多样性并存。比如:多样堆积的商品，多样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价格等多样形式存在的价值与剩余价值。可以说，促使马克思进行理论思考的正是这些复杂的空间性问题。如何把这些空间并存的资本问题揭示清楚，正是《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目标。《资本论》中，马克思从两个层面揭示了资本空间化、多样性的深层本质。其一，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定位。在马克思看来，再复杂的价值关系、资本关系，最终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具体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不管资本是以利润、利息、地租、工资，还是以其他形式存在，不管资本再生产自己的具体形式与链条多么复杂，最后都是一种社会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二，对已经深刻空间化、多样化的资本进行历史透视，通过揭示资本自身生成的历史逻辑，呈现其逻辑一贯的深层本质。
《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成经历了物的交换、一般等价物的产生、货币的产生、资本的产生，再到资本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等过程，而贯穿这个过程的核心与红线，正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追求。在马克思对空间化、多样性的资本进行社会与历史本质揭示的背后，是马克思独特的历史观策略、方法论策略。其一，马克思强调从已经充分展开、复杂化的现实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思考”，把握其变迁的总体逻辑、总体趋势。“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也就是说，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固然是一个问题，但也为人们研究认识对象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二，马克思注重从历史、现实、未来相统一的视角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的变迁逻辑、未来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以资本形式存在的社会关系，具有阶段性、暂时性，既不是历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也就是说，人类可以立足社会实践，把握社会规律，创造新的生活。
《资本论》的历史观策略、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空间性与历史性的辩证处理，为我们理解城市的本质、建构城市哲学具有重要启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如何理解不断空间化、多样化的城市。虽然城市是一个日益复杂的现象，其重要特征就是多样文明要素的空间化并存，但在深层本质上，城市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创造物。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线索。把握了社会关系的变迁、结构与趋势，也就把握了复杂城市现象的深层特点。城市问题不管多么复杂，其深层本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义关系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合理可持续的城市秩序。社会关系是把握城市本质、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切入点。其二，关于如何理解城市发展的时间性、历史性。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社会是工业社会之后的一种普遍社会状态，与意识形态无关。
雅各布斯认为人类社会一直都是城市社会，索亚也赞同这种“首先是城市”的观点。这种城市观其实否认了城市的历史性、时间性，否定了城市发展的可能。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历史方法论视域中，城市是人类生产力、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该区别社会性与城市性，区别以同质文明为基础的小群落式的空间聚集与以多样异质文明聚集为基础的空间聚集。前者是村落，后者是城镇或城市。而城镇与城市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仍将继续。只有从时间性与空间性相统一的角度，才能深层次地把握城市的具体、历史本质。其三，关于城市哲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自觉。《资本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进行社会与理论研究时，要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具有全局性，对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相统一的城市化，建构城市哲学尤其需要具有自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意识。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现实问题出发对研究对象进行“从后反思”，把握其历史本质与历史趋势的方法，对深化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世俗与神圣:《资本论》的主体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客观地反映、研究社会生活，是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但追求客观性，不等于没有价值立场。从知识归属看，价值立场问题是理论与知识的主体性归属问题，即一种社会理论为谁代言的问题;从社会实在看，价值立场问题其实深刻涉及历史本身的主体性问题，即谁是历史与社会的主体这个问题。在当代复杂现代性、“碎化”现代性语境下，历史被分化为不同的具体领域，历史的主体性问题被具体地分化为不同社会领域的主体性问题，比如，谁是经济领域的主体、政治领域的主体、文化领域的主体等。对城市发展而言，追问谁是城市与城市发展的主体，也就是对历史主体的一种具体追问。城市的主体问题又具体化为“城市权”的归属问题，包括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主体归属问题，即谁在城市与城市发展中拥有城市权力、享有城市权利。正如韦伯等所揭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专业化分工。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专业化，使人们只能在某个领域内获得发展、获得范围与内容有限的权力与权利。但这种有限的权力与权利，在现实中的配置却往往并不平等。不同领域的权力与权利往往被少数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对“城市权”而言也是如此，城市发展与运行的权力，城市发展的成果及相应权利，往往被少数的政治与技术精英所占有，这些精英在城市发展中日益享有神圣的主体地位，而广大的民众作为世俗主体，往往只能成为不受自身左右的城市发展结果的接受者甚至城市发展工具，而不能作为城市发展与运行的主体。精英与世俗的关系，是历史与城市主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虽然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进行过研究，以社会学的方法触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虽然福柯、哈维、索亚等对城市权力、城市权利、城市公正等问题进行过不同形式的探索，以政治学、地理学的方式涉及了城市主体性问题，但反思已有的城市研究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往往相对忽视从主体性及其历史变迁角度进行城市研究，没有对城市主体的神圣与世俗等结构性问题进行专门的历史与逻辑探索，尤其缺乏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研究方法的深层反思、理论自觉。《资本论》对经济与社会发展主体的历史反思、对世俗主体地位的历史与价值确认，对推动城市哲学主体性研究、价值原则研究的自觉化具有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所面对的现代性是一个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的社会。权力与资本所有者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财富，产业工人则挣扎在生存线上，甚至走向绝对贫困。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剩余价值论为视域，对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进行了深刻揭示。他认为，生产劳动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生产劳动的核心主体是工人、普通的劳动者。但在资本现代性的制度语境下，作为财富主体创造者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历史真正主体的世俗主体，不仅没有获得应该的权力和权利，反而成为资本无限增值自身的工具。《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行逻辑与运行过程，揭示了资本家在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方法、策略。反思《资本论》，可以发现，在科学客观逻辑的背后，有一条非常鲜明的主体价值逻辑，就是确认世俗主体、普通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可以说，对谁是历史的主体这个问题的追问是《资本论》的真正主题。当然，《资本论》的价值不在于简单地指认这个事实，而在于通过详细地研究资本主义诞生、发展、运行的历史与逻辑，具体证明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具体证明了世俗主体的历史主体地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来进行主体性研究、历史主体确认的。让历史过程本身确认历史的主体，用事实本身来揭露事实，是马克思进行主体性研究、主体性确认的根本方法论策略。正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历史与机理研究，马克思把对苦难者、世俗主体的同情转化或者说升华为对其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确认、价值确认。《资本论》的这种主体性研究进路对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特别是城市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城市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城市主体的自觉反思与确认，当下的城市哲学研究尤其需要拓展从微观、具体出发的主体问题研究思路。城市主体性是历史主体性这个问题在城市发展领域的具体化。对历史主体这个问题进行哲学高度、宏观尺度的反思与反省，对把握城市主体性问题具有基础意义。但对城市主体性问题的真正深入把握，尤其需要结合具体、微观领域的城市权力、城市权利问题进行。城市是一个由诸多具体领域、环节构成的复杂机体，没有诸多构成环节与领域的合理化，没有诸多微观领域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对整体意义上的城市主体性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从微观出发，从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具体构成出发，具体确认世俗主体的“城市权”，是深化城市主体性研究、推进城市研究走出主体性迷失的一个基础路径。其二，对城市本身进行历史研究，用城市发展史本身的内在逻辑确认城市主体，是厘清城市主体性问题的根本基础。目前的城市史研究往往以城市空间、城市地理、城市形态、城市建筑等为线索进行，而没有以城市主体性问题为线索展开城市发展史研究，更没有对城市主体与城市发展史关系进行深层把握的城市史研究。这导致了城市研究、城市哲学研究的浮躁化与浅层化。城市哲学研究的深层化，离不开对城市权利史、城市权力史的进程反思与逻辑把握，也离不开对生产方式变迁史、社会关系变迁史及城市主体变迁史的具体研究，也离不开对主体性、城市性、社会性、现代性等问题的逻辑与历史把握。城市发展史研究的深化，将“自然”呈现世俗主体在城市发展中的历史主体与价值主体地位。其三，直面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当代特征，具体探索符合时代条件的解决城市主体性问题的制度路径。当代城市现代性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现代性，有延续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资本现代性是城市现代性的重要特点，马克思对资本关系、阶级关系等的批判性把握，对分析当代城市及其主体性问题仍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当下现代性、城市现代性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后福利社会、消费社会、知识社会、虚拟经济与社会等的推进，使城市现代性语境下的社会关系、阶级与阶层关系等表现出高复杂性。这就需要城市与城市哲学研究者不断跟踪、把握当代现代性的新变化、新特征，对城市主体性的变迁趋势进行动态性的研究，探索面向未来的调整城市主体关系、实现世俗主体历史主体性的可行制度、可行策略。
四、智慧与知识:《资本论》的知识论策略与城市哲学
任何一个对象，包括客观性的世界和主观性的理论，都是一种对象性存在。对理论而言，对象性存在有两层含义。一是任何理论都最终同实在对象、感性对象有关，都是对世界与实在的一种直接或间接反映，不和真实、感性、外在对象相关联的理论往往是抽象的;二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都以知识群、理论群的方式存在，只有在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共存与对话中，一种理论才能得以生成、发展。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发展中都需要同时性地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同外在对象的关系问题，二是同其他理论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城市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城市问题的突现，是城市理论、城市知识产生的根本动因，正是在感性的城市问题的推进下，城市理论、城市哲学才得以产生，离开了对现实生活、城市问题的关注，所谓的城市理论、城市哲学将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城市理论、城市哲学需要以知识群和理论群的形式存在，任何一种城市研究都不可能以单独或独占的形式存在，正是在同多样形态、范式的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共存、对话与碰撞中，城市研究才得以繁荣、不断发展。这样，对城市哲学而言，如何处理好同已有的多样、多学科城市理论的关系，能否形成与其他城市理论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城市知识群、理论群的良性发展，就成为城市哲学研究能否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的城市理论群、城市知识群，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不同向度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不同专业学科的研究者们建构起不同样态的城市理论，比如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等。二是这些不同向度与范式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仍处于相对离散的状态，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各异。虽然有了一些跨学科的对话，但城市知识仍主要分属于不同的专业学科，往往缺少真正的深层对话，尤其缺少不同城市理论之间的多元对话，甚至没有进行多元对话的机制和平台。三是城市问题本身的复合性、复杂性，客观上要求不同学科城市知识、知识理论的跨界对话，这种对话将为城市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新的可能。城市哲学正是这种对话趋势的一种产物，城市哲学的推进将为不同学科城市理论、城市知识的深层对话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基础甚至一种新的机制。这样，如何探索、确认同多样的城市知识、城市理论进行多元对话的原则和机制，就成为城市哲学建构与发展中需要自觉反思的一个方法论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知识论策略，其处理知识与理论对话问题的原则与方法，对城市哲学处理知识对话、理论对话问题具有重要启发。反思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同已有的相关研究、相关知识、相关理论进行深层和系统的对话，不仅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推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机制。正是在同不同思想的对话与碰撞中，马克思自身的理论不断形成、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在《资本论》中，尤其是《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与其同时代的诸多思想、理论进行了对话，对其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重要著作进行了系统反思，并在这种反思与对话中形成、证明了自己的知识论立场、原则与方法。
《资本论》的思想与理论对话，体现出三个特点。其一，是一种有深度和明确目标的对话，一种有强烈问题意识的批判性对话。马克思梳理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撰写教科书式的理论概览，不是为了梳理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为了在对话中揭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揭示已有的国民经济学等研究在剩余价值这个问题理解上的可能价值与主要问题。也就是说，《资本论》中的理论对话，是紧紧围绕探索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运行规律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对话，而不是无目的的漫游式对话。其二，是一种有广度、直面问题本身、没有学科边界的哲学性对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诸多流派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反思了李嘉图、斯密等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论》也就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政治学思想批评史。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的反思与批评，始终保持着哲学的高度与深度，始终没有游离于对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深层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这样，《资本论》又同时是一部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著作。哲学性是《资本论》的重要特点，也是《资本论》能够走进当代的重要原因。其三，是一种有智慧的对话，是以探索具体规律、可行的实践策略为目标的对话。揭示资本的剩余价值本质，揭示资本主义的生成、发展、灭亡的规律，是马克思同不同范式经济学思想进行对话的重要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服从于更为高远的目标:具体探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建构新世界的可行策略、实践智慧。也就是说，在《资本论》的大尺度思想对话中，始终有一个明确的实践目标，就是为解决资本问题，为建构更合理的新世界、新社会进行原则、路径等探索。这样，马克思《资本论》就不仅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思想批评史著作，不仅是一部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著作，更是一部以实践智慧为导向的实践哲学著作。智慧性是《资本论》的根本价值所在，是《资本论》具有跨时空意义的根本原因。对城市哲学而言，在知识建构这个层面，《资本论》的独特知识论策略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其一，多学科对话是深化城市理论与城市哲学研究的必要路径。一方面，建构城市哲学是不同形态城市理论深层对话的一个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城市哲学的自觉建构，也将为城市理论的多学科对话提供一个更具一般的对话基础与对话平台。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哲学也就是城市批评史研究，其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内容是对不同范式的城市知识、知识理论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反思、梳理、把握。思想只有在激荡中才能深化。离开了同已有城市规则、城市建筑、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城市政治、城市文化等城市知识、城市理论的对话，城市哲学研究将失去思想资源，也将失去走进现实的知识路径。其二，把握城市本质、呈现城市发展的历史与趋势，是城市哲学研究进行跨界与多学科对话的重要目标，而与不同向度的城市研究、城市知识的跨界性对话，是保持城市哲学活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不断建构、验证城市哲学知识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路径。但城市哲学不能止步于此。城市哲学、城市批评史的重要基础是城市发展史，只有不断地回归城市发展史本身，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研究才会具有真正的基础。其三，在知识对话中，城市哲学建构尤其需要具有现实意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实践意识。“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关键词：城市化；政府干预；经济学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历史
（一）第一个阶段――起步阶段
我国城市化进程从1949年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亟待振兴。因此，国家开始了对于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在这一阶段，政府采取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政策方针，鼓励城市的发展以及合理的城市规模扩张，在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进入到起步阶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7年，在这个过程之中，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因此，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涌进，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在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64%增长到1957年的15.39%短短几年时间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之上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第二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
1958年到1960年是城市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之中，由于政府政策的放开，允许农民进城，以及中国经过一五计划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军特别是重工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快速增加，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之中重要的一环。
（三）第三个阶段――调整阶段
从1961年到1965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调整阶段，在这个阶段之中，由于1959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我国人口减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得限制，同时政府采取了禁止农民进城的政策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之上限制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在这一期间受到压制，开始向调整阶段发展，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活动促使更多的农民留在家乡，所以，这种政策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在这一个阶段之中呈现出徘徊趋势发展。
（四）第四个阶段――停滞阶段
1966年到1977年是中国十年浩浩荡荡的，在这个阶段之中，由于政治因素，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失，各行各业发展缓慢，经济停滞，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同时，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的开展，大量城市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向农村涌进，导致了中国城市化不进反退，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加之一些自然原因和政治因素，人口向城市涌进的很少，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降低，城市规模随着动乱的影响而不断缩小。
（五）第五个阶段――飞速发展阶段
1978年，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策略，对于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放宽了个体经济，同时在80年代，我国实施了允许农民进城建立作坊的政策，而且，对外开放政策导致大量外国先进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农民开始大量向城市涌进，在这里寻找发展机会，同时由于经济的复苏，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成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几座千万级的大城市，还有很多百万级大城市以及众多的二三线城市在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程度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差距比较大。
二、城市规模扩张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原理
（一）蛛网理论
根据“蛛网理论”，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一种商品的供求能否趋向均衡，取决于该种商品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弹性。当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时，价格调节使供求逐步趋于均衡；而当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价格调节使供求数量远离均衡点（发散型）。城市规模扩张说到底是对于城市土地的使用，又蛛网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城市土地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弹性，影响弹性的因素就是城市土地的价格，当一定时期内土地的供应量增加时，所带来的必然是需要较高的土地成本，土地价格增加，对于土地使用者不利。因此，政府必然会收取较高的税收进行干预，这样一来，就促进了市场土地价格的均衡。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之中，对于土地的投资有相关的替代品可以进行替代，例如股票、债券等，这些替代品导致土地的需求弹性变大。因此，土地在市场和政府的干预下达到均衡，城市规模获得有机扩张。
（二）城市规模和集聚效应
城市在发展过程之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增加城市的规模，同时这些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在很大程度之上产生集聚效应，城市规模化所带来的城市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计量经济学之中，通过对于城市规模的考察以及城市规模大小的研究来最终确定城市资源的分配，建立相关的函数模型，对于城市资源结构以及人群分配进行合理的解释，目前我国政府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政府干预城市建设，通过计量经济学来取证和研究大城市发展的合理化，同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通过经济发展程度、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地理环境等因素建立一种考核的经济模型来不断反映城市集中度，通过这种集中度来指导政府进行城市规模的规划。
（三）城市功能划分和资源配置
城市规模的扩展必然导致城市资源分配的出现，对于资源的分配出现城市区域的划分，包括中心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等等。城市功能划分与计量经济学以及相关的运筹学和统计学紧密相关，政府干预城市发展规划通过对于城市经济水平，城市人口，交通等因素，通过这些因素来建立相关的回归系数，对于各个区域优势，交通优势进行相关的回归系数分析，通过分析，政府可以确定城市区域结构，确定合理的功能区域进行城市建设的审批和规划，政府干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学相关理论息息相关。
三、结论
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城市朝着不断扩张的形势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得主流趋势，但是，城市扩张与政府的相关政策相关，政府通过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各地区政府的计量经济学统计来进行合理的城市规模化发展和城市功能区域划分，通过这些蛛网理论以及规模集聚理论等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制定城市发展的规划策略这对于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策略来说是一种改进，能够充分体现经济学原理以及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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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城市化；传统建筑文化；关系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urbanization also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emerging graduall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really profound, modern art and rapi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how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content, the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culture protection status, and explor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ity development city of the relationship.
Keywords: urbanization; The tradition building culture; 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国具有悠久的城市建设历史，从古代起随着朝代的更迭城市建筑的规模和风格也在不断变化，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中国建筑的独有文化。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其丰厚的历史积淀使得城市建筑呈现出别样的风格。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文化的交融影响也更加激烈，西方建筑的风格和方式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的城市建筑，比如上海就是一大典型，其部分建筑具有西欧国家建筑的特点。回顾我国近几十年的城市建筑历史，有想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向西方国家学习，而没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建筑。
一、城市建筑文化的保护
城市建筑的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作为城市的一种特殊符号在城市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建筑文化的保护是当前必须去做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部分是现代建筑无法取代的，比如我国古代的排水设计是采用向下渗水的方式进行的，从地表大范围的向下渗透排水。现代的下水道技术是引进西方技术之后发展而来的，一旦有一个地方的下水道堵住了其他地方就会出现积水。许多类似这样花费较大精力设计的现代化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考虑中国实际城市环境，最终制造出新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存在许多闪光的地方，在长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应该被抛弃在时间的尘埃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体系和方式都被西方的建筑思想所取代。只在少部分偏远的农村地区还保存着传统建筑的营造体系，城市的魅力和风格并不在与马路有多高，建筑有多么宏伟。而在于其独特的文化独特性。每一座城市都有其各自历史发展的痕迹和记忆，或是战争或是古代帝王的都城，或是某个名家的故，这些都赋予了城市建筑历史文化内涵。我们在一味高楼大厦的建设中往往会忽视城市的文化背景，为了追求城市建筑规划的整齐划一，拆除具有城市特征和文化底蕴的传统建筑，破坏我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与这些与大众生活构成的文化根基紧密联系的，保护城市传统建筑文化是城市化建设中的必然内容。
二、城市建设现代化发展的必然
随着经济进步，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是适应时展趋势与世界接轨的必然，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城市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设施包装城市，尽可能的为市民提供健康、安全、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当前正面临着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过度的过程，城市人口压力急增，因此不得不开拓更多的空间来适应日渐庞大的城市人口。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建筑立体空间的开拓以及对城市外延的扩展延伸。
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是时代使然，是社会发展的的需求、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从房屋建设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再到交通建设都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的建筑都有其不同的特征，城市建筑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现代化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建筑文化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腾飞的中国为了追求城市建设规划的完整性和彰显现代化特色，许多城市在建设过程中把原有历史建筑推倒重建，造成原有的城市文化断层，文化丢失。现代化进一步加快可是城市建筑的差异性越来越少，不可否认的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保护传统建筑文化必然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艰难困境。
三、在矛盾中寻求平衡
保护传统建筑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保护城市独特性和人文气息的关键，同时实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发展接轨也是新时代对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但并非完全对立。要实现城市建设的和谐健康发展，即要在二者中力求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且这样的平衡是动态发展的不断适应不同地区的具体环境和不同时间的时代背景。传统建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是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灿烂部分，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着城市独有的气息和底蕴，它是连接历史与现代社会的重要纽带。城市传统建筑文化的保护不仅只是为了留住过去，而是因为现在的发展而尊重过去。
旧的建筑中存在着诸多资源在现代化城市发展中可以综合运用，城市建筑文化中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基础建设的成本。将现代化城市建设与传统建筑相融合在原有建筑特色的基础上开创一种新的城市结构，既符合了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又保护了传统建筑文化，彰显了城市独具一格的魅力。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保护传统建筑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实现二者的平衡，并且结合城市的特点，实现城市发展的延续性和科学性，与当前弘扬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历史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传统建筑文化是静止的，但现实生活却是动态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维持动静的有效结合便是实现发展的重要途径。传统建筑文化在城市建设中担任着营造人文气息的作用，对传统建筑文化的保护不仅仅需要留住城市发展历史上的灿烂文化，更重要的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延续。现代化城市建设是时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要求，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却相融合的关系，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点，最终使得现代化与历史性完美结合，推动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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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 发展回顾 现状分析 存在问题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1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回顾
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开始于1950年代，至今经过了60年左右的发展时间。前30年，如大家所知，基本上是模仿和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规划设计。苏联和中国在那个时期的规划设计确实就是一个“设计”，城市规划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就是做好城市建设的空间落位和设计。后30年里，我们在规划理论上或者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上，比较多地引进和借鉴了西方。我们引进的理论虽然很多，但联系中国实际的研究还是很欠缺。
但总体上，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在理论研究上还是有成就的。我国的城市规划和西方的理论并不完全一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由于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的不同，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没有办法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例如，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化编制程序与方法，我们有自己法定的《城乡规划法》和城乡规划编制程序。我国的城市规划重视对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市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当前对城市科学的研究不可低估，它涉及到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管理、区域等方方面面。
此外，我国有自己的城市科学研究会，并开展了大量科研工作，其中很多研究是结合城市规划的编制进行的，涉及大量最真实、最前沿的中国城市问题。2001年，吴良镛先生出版了《人居科学发展导论》。他把建筑和城市规划结合在一起构建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这个学科群综合了建筑、园林和城市规划等多方面内容。当然，人居环境理论怎么更好地和我们的规划实践结合还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大问题。
2城镇规划的现状
全国城镇规划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设计到综合规划，从孤立城镇到区域整体系统的过程，并进行了多次修编；同时规划体系不断完善，规划管理逐步法制化，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城市景观、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普遍得到改善，市民的居住水平、生活服务配套、文化教育体育设施有了大幅度提高；城市化水平迅速增长，至2003年城市化水平达30.4%，城市经济发挥了积极的效应，仅用全国土地的3%创造了70%以上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80%以上的国家财政收人；相应城市规划学科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近20年来经历了从恢复到大发展的过程，全国目前已约有130所大学开设了城市规划专业，以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为生长点，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逐步形成完整体系，迈向一级学科。
3城镇规划若干问题的思考
3.1理论缺乏本土化，忽视城市发展阶段
缺少理论的本土化、建立虚假前提、脱离国情，忽视了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阶段，混淆了现在和将来的时态。考察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每一个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提出都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背景的演变密切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绝非数理式的纯理论可以脱离社会历史自成系统运行。超越当前社会现实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前提是对未来问题的预设。这种预设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因此绝不能作为发展规律简单地应用于实践。例如我国城市化阶段论的研究，逆城市化新城建设等的提出就为贪大求洋的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又如，战略规划在中国到底如何编制和规范还刚刚起步，认为应学国外取代总体规划的呼声就不断还有规划年不落后建成国际化都市等等的提法。
3.2城市规划过多以市场为导向
随着“市场”这一概念的引入，规划理论的阐述中出现部分学者仅以市场为导向的倾向，并将其应用到从新区建设、新城建设到风景区开发的广泛领域。在住宅建设领域更是出现仅以市场效益为导向的模式，名城保护、遗产申报也成为一项商业行为，并被不恰当地冠以“城市经营”的帽子，这不禁让我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新右翼理论，也让我们想起在市场环境下“凯恩斯主义”和经济界经常谈论的“市场失效”等问题，其实即使是新右翼的代表弗里德曼也还是将规划定义为是理性的、社会决策的艺术。显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规划领域，仅以市场这个变量为参照是不可取的。
3.3理论实践失效
近年来，规划失效频繁地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上。所谓规划失效是指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进行的引导和调控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导致规划失效的原因很多，表现在规划理论、方法、过程、实施等方面。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城市规划行为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框架进行。虽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但仍存在很多的问题，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始终困扰着规划行业的发展与完善，并严重制约着规划有效性的提高。
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规划
由于城市规划是一门游走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因此，其理论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新的理论一旦产生旧的理论就被淘汰，而更多的是具有社会科学理论的特性，即多种表述同时存在。所以，其理论系统是不同理论、不同程度的叠加，并在具体的实践中灵活地加以运用。理性主义在当今中国的规划实践中仍有其合理的一面，用“过时”去评价并不准确，当然也要避免走向工具理性主义。中国二十多年的规划实践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已有学者提出了“科学理性”与制度安排的关系，以及城市规划是一种“社会契约”的观点。下面分别从两个层面对中国规划理论的研究与建设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摘要】本文以自组织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贵州特色城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及其依据。认为贵州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具有其特定的自组织特征——自然地理环境的生态屏障性、地理区域范围的广阔性、人居水资源的缺乏性、民族及其居住地的多样性、区域内地质地形的多样性和城市地理的特殊自组织性。因此，贵州的城镇化建设就应该走特色城镇化建设道路——以自组织为基础、他组织为促进，走生态城镇化建设道路。
【关键词】贵州特色；自组织；生态城镇化；小城镇；建设路径
资源严重浪费、环境破坏、水资源匮乏、文化遗产濒危、交通堵塞、通货膨胀等等，这些严重影响着我们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生态与经济社会问题，就是近年来在西部大开发中不顾实情而盲目追求或照搬外国和东部经验，进行城镇化“”的结果。贵州亦如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已是迫在眉睫了。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反思其主要原因——城镇化“”，探求合乎宇宙世界本然规律的贵州特色城镇化建设路径。
一、自组织及自组织理论
自组织是自组织理论的核心概念，而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建立并逐渐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其主要研究自然、生命和社会等复杂自组织系统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与机制问题，亦即在一定条件下，系统是如何自动地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的。它主要包括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混沌理论、超循环理论、分形理论、元胞理论（也称细胞理论）、自组织临界理论（亦即沙堆理论）等。
赫尔曼·哈肯指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里‘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是外界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1]我们认为，自组织是区别于“他组织”的一个哲学概念，是通过事物自动地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地走向组织的过程与构型，是没有外力特定干涉的自然过程与构型。
事实上，宇宙世界的本然就是自组织的，其演化规律也就是自组织规律，人类改造自然的任何活动绝不能违背这一规律，否则就会再次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已经正再次饱尝“”的苦果了，继续下去，就将是“自掘坟墓”。现在我们应该痛定思痛，要根据各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进行具有当地本然特色的城镇化建设。贵州更应如此。
二、贵州特色城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及其依据
1、贵州特色生态城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贵州处于云贵高原的东部，境内没有平原，大都处于山区，并且全省61.9%的国土面积是喀斯特地形，不利于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不便利，起点低、经济基础薄弱、文化教育水平低，因而其城镇化建设也就应依据这些客观情况而确定科学可持续的建设路径：以自组织为基础，他组织为促进，进行特色生态城镇化建设。
2、贵州特色生态城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主要依据
（1）理论依据及其适用性。其一，自组织理论与自组织城市理论。自组织及其理论前文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自组织城市理论（Selforganizing-Cities theiory）是由自组织理论与方法同城市科学相结合而正在逐渐形成的科学理论，现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城市系统的自组织理论是当今城市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自组织城市理论认为，城市是自组织的，其形成过程就是城市系统内各要素按照某种规则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地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小到大、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组织过程，它具有耗散、分形、协同、突变、涨落等特征与过程。自组织城市思想和理论自始至终沿着科学演进的前沿方向逐步成长，而有关成果在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向传统的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思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如邓德里诺（D.S.Dendrinos）等将混沌思想引入城市研究，提出城市就是混沌吸引子（chaotic attrictor）的思想。波图戈里（J.Portugali）于2000年发表名为《自组织与城市》的理论专著，系统地论述了自组织城市理论。还有我国在自组织城市方面研究较多的陈彦光教授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种自组织过程，无论东方城市抑或西方城市概莫例外。自组织是城市演化背后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城市具有自组织系统的演化特征，这对我们今后的城市规划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
根据中外学者关于自组织城市理论可知，从客观上说，贵州的城镇化过程也应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建设也就应该以自组织理论为指导，遵循自组织规律，而不能违背这一规律，盲目地不顾贵州实情地进行大城市或城市群（圈）建设。
其二，他组织与他组织城市理论。他组织，是相对于自组织而言的，是指外部组织者根据其特定目的通过施加组织力促使系统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组织过程及其构型。这里的“组织力”是指促成某一组织或组织过程的主要动力。
他组织城市理论就是自组织城市理论开始逐步形成以前的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理论，如古希腊希波丹姆的“希波丹姆斯”城市模式、我国西周的“轴线对称都城”模式，近现代的霍华德“花园城市”理论、伊里尔·沙里宁“体形环境城市”理论等，再如现当代的生态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与新城市主义理论等也属于他组织城市理论，城市经营与城市服务等是城市他组织。
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任何城市既是自组织城市，也是他组织城市，都应是以自组织为基础，他组织为促进而形成的。在城市化建设中，要遵循自组织规律，以自组织为基础，当然，城市规划中的他组织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力量的作用在于因势利导地组织城市中的各个组成要素，在仔细研究它们自身发展趋势的前提下通过外力强化其中有利的发展趋势，规避不利的发展动向。Abercrombie早在1933年就指出：“城乡规划是在仔细研究对象本身以及外部关系的基础上，按其自然发展趋势加以引导。规划并不只是熟练的工程学、令人满意的卫生学和成功的经济学，而且是一种社会组织学和一项艺术工作。”[3]
其三，生态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认为，生态城市（Ecological City）是按照生态学原理进行城市规划设计，根据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都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效的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态城市应满足八项标准：一是广泛应用生态学原理规划建设城市，城市结构合理、功能协调；二是保护并高效利用一切自然资源与能源，产业结构合理，实现清洁生产；三是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发展模式，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率高；四是有完善的社会设施和基础设施，生活质量高；五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环境质量高；六是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尊重居民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性；七是居民的身心健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道德观念；八是建立完善的、动态的生态调控管理与决策系统。该理论还认为，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系统内部的和谐三方面内容。我们认为，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应包括城市与自然、城市与社会的和谐，亦即不能因为发展城市而破坏自然平衡、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也不能因为发展本城市而与农村、与他城市以及与社会失去协调，失去和谐。
事实上，贵州的城镇化建设应走适合贵州特色的生态城镇化建设道路，科学合理地进行城镇化建设路径的选择，不能再搞“先破坏再修补”的“后悔型”老路子，而要进行各方面都和谐的生态型城镇化。
其四，新城镇理论。新城镇理论来源于1940年的巴罗报告，发起于英国，此后的卫星城规划、新镇法给予了其明确的界定。该理论趋向于小型化的城镇建设运动。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发达和人们对生活追求的变化，越来越多久居大城市、遭受现代“城市病”的城里人渴望到环境宜人的小城镇生活、工作。新城镇的规划思想和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规划建设了一大批环境优美、生活舒适的新型城镇，为小城镇的规划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和理论观点。
迄今为止，新城镇理论是西方最新的符合宇宙世界客观发展规律——自组织规律的城镇化理论之一，也是当今能够体现宇宙世界客观规律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理论之一。对于贵州的城镇化建设，完全可以借鉴新城镇理论，进行具有贵州特色的生态城镇化建设，这样就可走“跨越式”的城镇化建设之路，即跨越“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的原始的逐步型城镇化建设路径，直接建设最新的符合宇宙客观规律的自组织生态型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
3、客观事实依据
（1）贵州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自组织特征及其城市辐射功能的极其有限性。贵州具有西部民族地区具备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自组织特性：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的生态屏障性；二是地理区域范围的广阔性；三是人居水资源的缺乏性；四是民族及其居住地的多样性；五是区域内地质地形的多样性；六是城市地理的特殊自组织性。[4]特别是贵州没有平原支撑，山多平地少；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境内没有大的江河湖泊；城市发展受到土地、水资源等的严重制约等等。这些客观情况限制了贵州不适宜大城市或城市群建设，只适合以小城镇建设为主体，适当发展中等城市，保持原有的贵阳特大城市和遵义的大城市规模。
换而言之，贵州最关键的是自身存在着其它诸多客观制约因素：地广人稀，人口聚集度低，城镇化基础薄弱；环境限制，物流不便，工业化基础薄弱；民营经济不活跃；节能减排和环保的压力大，无法简单承接产业转移；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很难接轨国际先进产业；地方财政收入不足，难以普遍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等。尤其是原有城市之间的“大间距性”客观上限制了大城市或城市群的辐射功能，即贵州现有的各中等城市之间的距离都比较大，除了安顺和贵阳的间距相对小一点，也有96公里外，其他的至少有144.2公里（贵阳-遵义），就是小城镇之间的间距也较大。还有，全省17.62万平方公里尽管有697个规划建制镇，但分布不平衡，城市竞争力小，像这种情况要形成大城市或中等城市的辐射功能及相应效果，都是极为有限的。
（2）贵州近年来城镇化建设出现的问题。西部大开发以来，贵州城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第一，城镇化效果不大，缺乏特色，民族文化传承缺失。进行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减少农村人口、增加非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但贵州的城镇化进程对全省农民收入的增加仍然没有发挥明显的作用。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突出，人均收入差距拉大。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人之比，在2000年是3.73：l，2011年是4.63：l（根据2000年和2011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所得）。城镇与周围农村的经济联系较小，城镇与城镇之间的相互封闭性较强，发达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二元结构明显。如贵阳、六盘水、遵义等城市的发展起因于国家的投资拉动，为这些城市输入了发达的技术与文化，外部迁入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40-50%，但周围乡村地区仍然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城市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当地农民并没有从城镇化建设中得到应有的实惠。二是城镇化质量差。这主要表现在：城镇经济的总体水平低，综合效益差，城镇的集聚与辐射作用不强，能够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中心城镇极少；城市发展各自为政，结构趋同，缺乏特色；城镇基础设施水平低；环境质量差；城镇管理水平尚低，等等。
第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贵州的荒漠化主要是石漠化，其面积达3.3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1.53%，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危害最重的地区。虽然至2010年贵州的人口密度不很大，只比全国的平均数高92.14人/每平方公里，但相对于贵州土地资源的质量，已大大超过了土地的合理承载力，人口大为过剩，导致毁林开荒、坡地耕植、过度放牧，从而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荒漠化主要是石漠化加剧，生物多样性降低等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后果。
目前，脆弱的生态环境和日益加速的石漠化进程已成为贵州城镇化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植被的破坏，城镇化建设期的土壤侵蚀率是农田的10-350倍（平均180倍），是森林的1500倍。[5]在这样恶劣的生态环境下进行城镇化尤其是大城市群建设是一件很冒险也很困难的事，稍有不慎就会使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第三，城镇化加重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首先，煤炭等能源的消耗及生活污废水的排放，导致城市化严重污染了城市本身及其所在区域的环境。其次，城市化使人们拥有的汽车数量急剧增加所排放的尾气，以及煤炭燃烧产生的烟气一起对城市上空的空气造成很大的污染。例如贵阳市、安顺等，由于多年来工业发展中废气以及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导致该地区的城市空气质量极差，如2011年贵阳的空气质量在全球排名第965名。再次，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发展导致了大量的废弃物，严重污染了环境。如近年来工业企业的迅速发展，大量消耗能源，并有严重污染环境的中小型企业，即氯化铝、电解铝、铁合金、砖窑、造纸等任意排放“三废”，再加上化肥、农药以及塑料薄膜的大量使用，造成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的严重污染。
第四，城镇化加重了水资源危机。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工业和人口的大量集中，水的消耗量极其巨大。贵州尤其是黔中地区严重缺水，河流稀少且流量小，地下水不丰富，水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平衡，不仅仅是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使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系统失衡的主要因素。水资源在贵州产业发展中的脆弱性，必然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瓶颈”，更是大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的最大“瓶颈”。
上述主要问题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尤其是大城市或城市群（圈）建设的策略是否真正适合贵州当地和当前的客观实际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三、结语
总之，对于贵州来说，一是属于西部地区省份，具有与西部地区共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特征，尤其是贵州的山地和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2.5%，其中喀斯特地形10.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1.9%；[6]二是属于西部地区发展最慢、经济基础最薄弱的省份；三是其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是最差的省份之一，如2010年贵州省城市用水普及率92.1%、道路面积6.3平方米，比全国平均分别低4个百分点、6.6平方米；四是属于城镇化建设最慢的省份之一，并且其城市竞争力极小，在2010年全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省会贵阳市排名第90位，地级市遵义、六盘水、安顺分别排名第183位、第196位和第273位。因而贵州城镇化建设必须要根据这些实情来确定其路径与对策。
经过自组织理论、自组织城市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新城镇理论等基础理论的应用考量，以及对贵州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与客观自组织性的分析，以及对贵州近年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与反思，我们认为，以自组织为基础，他组织为促进，进行特色生态城镇化建设是贵州特色城镇化建设的最佳路径，而不能不切实际地走大城市建设的道路，更不能盲目地走城市群（圈）建设的弯路。
【参考文献】
[1]H.Haken.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 Springer-Verlag，1988.11.
[2]陈彦光.中国城市发展的自组织特征与判据——为什么说所有城市都是自组织的[J].城市规划，2006（8） 24.
[3]Hall P. Bring abercrombie back from the shades.Twon Planning Review， 1995，66（3）.
[4]袁承蔚，袁名松.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环境特性探析[J].中国城市经济，2011（5）.
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各学科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城市做了相应的定义和研究，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议之中：地理学家将城市定义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为主集聚形成的较大的居民点，侧重于其空间和景观属性；人口学家把城市看做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把人口规模和密度作为判断城市的标准；经济学家认为城市是生产要素集约化和业态多样化的社会有机体，更侧重于其商品、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等经济属性；社会家则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认为城市本质特征是其特有的生活方式（urbanism）。虽然各学科对城市的定义不同，但城市之所以为城市，而不同于乡村等其他概念，是由其空间特征、人口密度、经济结构、生活方式等本质特征综合决定的。各学科对城市的不同定义衍生出了对城市化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重点。地理学除关注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与经济的转换与集中外，还特别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地域空间过程；人口学所说的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即城市人口的聚集和增长所形成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增长过程；经济学则更重视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方式的转变，研究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而社会学则把城市化作为新的生活方式产生、集聚、扩散的过程，强调文化、价值观、等社会演化过程。城市化并不是简单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复杂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城市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等要素的集中，农村则分散而孤立，强调的是两者生产要素集聚程度的区别；周一星先生认为城市不同于乡村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人口规模、经济结构、设施水平和文化观念四个方面[1]。前人对城市、城市化的定义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城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其要素构成和特征与乡村是截然不同的。
二、城市化的构成要素及其协调性
（一）城市化的构成要素从城市和乡村截然不同的构成要素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城市化的本质便是乡村要素向城市要素转变的过程，城市化水平虽由各个要素的城市化速度决定，但城市化的质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性。无论是三十余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城市扩张、户籍壁垒、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保障等问题，还是潜心于城市化问题研究的众多学者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我们都能从中抽象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空间上的城市化是其他要素城市化的载体，是随着经济、人口等要素城市化所伴生的反映在载体上的现象，即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变和城市地域的升级。从建筑学或景观学角度说是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的转变；从土地利用角度来说就是以农村居民点和农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乡村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向以城市、建制镇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为代表的带有城市特征的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过程；从土地产权角度说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其外在表现包括城市数量增加、城市地域扩大、原有城市用地的再组织和再开发等，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人口城市化是早期城市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地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口城市化现在只是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本身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许多人口学家将其定义为具有城市居民特征的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还包括所有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过程。经济城市化主要指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由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以第二、三产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转移与聚集。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关系的学者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甚至互为因果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中的刘易斯模型、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乔根森模型都从不同角度验证了这一结果，结构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演进理论也认为经济结构的演进体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适应，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密切。无论是从劳动力供需的角度，还是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都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居住、就业、游憩带动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生活方式的变化也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化。社会城市化也是城市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来源于城市的社会属性，城市社会学中便将城市化作为其学科的一个核心概念，认为城市化就是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本文在这里把社会城市化中的“社会”定义为广义的社会概念，包括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内涵，认为社会的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等全方位的城市化。
（二）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为解释和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展了城市化质量研究，强调城市化过程中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城乡发展与人口的协调性，这是相对以前将人口作为唯一指标研究城市化的进步，但这些研究或仅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或是仅研究其他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协调，缺少各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的深入分析。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协调性分为内部协调性和外部协调性。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城市化由空间、人口、经济、社会若干子系统构成，他们之间城市化速度的耦合问题就是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若将城市化看成一个整体，而研究其与外部要素（如工业化、耕地保护、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就是其外部协调性。目前学者们对城市化的外在协调问题关注较多，如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同步，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关系等，因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将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化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上。健康的城市化应当是经济、人口、空间、社会各要素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经济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它为城市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商品和各种服务，通过相对乡村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品质吸引人口向城市迁徙；它还为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提供了资金、材料和人力资源，是城市扩张的重要推动力；此外，它还为城市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游憩等社会要素城市化提供资金，促使城市能为居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更舒适的生活品质。人口的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能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对城市生产、生活等空间的需求，促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人口还是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游憩等服务的主要消费者。社会的城市化代表着城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休闲游憩服务水平的提高，通过这些不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素质、劳动或管理技能，还会使他们无后顾之忧，更放心的将财富用于消费，促进经济的增长。空间的城市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则为上述经济、人口、社会要素提供了空间载体。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等地租收入，而这些财政收入又有相当一部分用来提高城市的社会服务水平，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城市社会要素的城市化得到了来自空间要素城市化过程的资金支持。
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四要素都是城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个要素都在其中担负着一定的机能，城市化的顺利推动有赖于各要素城市化的健康运行以及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协调。在城市化各要素的组织结构上，本文借鉴了“四维时空坐标”的概念，在四维时空中，横、纵、高度和时间坐标共同确定物体在时空中的位置，缺少任意一维都会使物体的位置不准确。在城市化研究中，过去仅研究人口要素的城市化，是一维的城市化，不能代表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后来许多学者又综合考虑了空间、经济等，开展了二维、三维的城市化研究，而且这些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定，而不是各要素之间的协调性，这些研究得到了城市化的水平，却忽视了各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所导致的问题。通过空间、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四维分析，不仅能更准确、全面的确定城市化水平，还能根据各要素之间城市化速度的差异，发现其中存在的协调性问题。
三、要素协调视角的城市化问题分析
很多城市化实践中的问题根源都是城市化中空间、人口、经济、社会各要素的缺位或速度不协调。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是人口城市化速度与其他要素城市化速度不协调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原因，拉美国家的农地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大庄园主手里，大量农民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极端贫困，加之对城市更多就业机会的预期，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使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应对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人口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城市化速度，导致城市无法为进城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造成城市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巴西的失业率自1998年来一直维持在10%左右，虽然非正规部门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但非正规就业由于其本身极不稳定的劳动关系、较差的工作环境和偏低的薪资水平等特点，使得这些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水平就业状态；此外，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城市空间城市化的速度，大量农民进城后无力购置正规住宅，于是大量移民非法侵入无主或闲置土地，建成简易住房，这些住房危险系数较高，加上没有纳入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差，脏乱成为其代名词，一些成规模的新进城农民的聚居区逐渐演变为贫民窟；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恶劣的空间和经济环境阻碍了拉美进城农民的社会城市化，无法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品质，加之由于预算有限，政府无力负担起广大贫民的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拉美国家60%的城市人口缺少适当的卫生服务和干净饮用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为广大学者所热议的“半城市化”现象，农民工以及部分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鬼城”现象等。本文从上文提出的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加以抽象，尝试分析上述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原因。
农民工的“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种特殊现象，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具体表现在农民进入城市后，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从城市化四要素协调的角度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受城市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收入期望的吸引向城市迁移，通过雇佣关系实现从乡村向城市的空间转换，在城市工作、消费，实现了人口和经济的城市化。但他们却没有实现空间和社会的城市化，具体表现是：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租住城市的社区住宅，而大量蜗居在租金较低的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往往是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没有改造的农村居民点，村内基础设施较差，没有城市的空间特征；此外，农民工进城后，尤其是进入大城市后难以获得城市户口，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待遇，以上这些又直接或间接导致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无法城市化。“鬼城”原本指因资源枯竭而被废弃的城市，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各地出现了很多高标准建设的城市新区因为空置率过高，鲜有人居住，也被形象的称为“鬼城”。被《时代》周刊称为“鬼城”的康巴什就是空间城市化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城市化的代表。始建于2004年的康巴什新区迄今为止建成区面积已达32平方公里，按照高标准规划建设，实现了空间的城市化。然而，到2009年仅有2.86万人入住康巴什新区，人口密度仅893.75人/平方公里，仅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12%，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落后于空间城市化速度。
四、结论与讨论
正当人类张开双臂迎接千禧之年，世界欢呼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在原《城市经济》的基础上创刊了。
《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在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不仅具有独特的背景和环境，而且赋予了它光荣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领导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精髓，明确规定了《中国城市经济》的任务内容，确立了正确的办刊方针。
德高望重、才识卓异的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汪道涵同志亲自题写刊名和撰写发刊词。他指出“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我们正站在新的伟大历史的起点。中国进入一个城市迅猛发展的崭新阶段。”在21世纪，中国要实现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中国城市经济》应当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城市及城市经济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对《中国城市经济》，寄予厚望。他期望《中国城市经济》要面向城市经济实际，多登实际的东西，要抓重大课题，要登重要研究成果……,要有信息性、参考性、实证性，对城市经济工作真正起到咨询指导作用。
《中国城市经济》创刊已经整整的五周年了。
五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成长中，发生并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件，是奋发向前，光辉灿烂的五年。2001年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为此2000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和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任务；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总书记在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了“三个代表”的思想；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议。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的文件。
五年，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社会发展，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稳步地走向现代化。
五年，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科研和教育中心的城市，成为现代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和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全面步入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新的征程。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和建设规模是过去任何一个五年所不能比拟的。
五年，城市的发展和进步推进了城市理论的创新和建设，城市理论队伍正在不断的壮大和成熟。
二
五年，《中国城市经济》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1、坚定不移地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按照创刊《中国城市经济》所确定的方针，坚持以宣传贯彻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办刊的首要任务和指导思想，密切配合党的重大的方针政策，紧跟国家前进的步伐。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六大一闭幕，2002年第12期《中国城市经济》，结合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集中宣传贯彻十六大的精神，发表了汪道涵、王茂林等同志和刘淇、等大城市领导学习十六大、贯彻十六大、宣传十六大的重要文章。
本刊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十六届三中全会等都大力宣传贯彻。态度积极、反映敏锐、行动迅速。
2、积极及时地反映重大战略问题。加速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城市发展与建设的首要问题。《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配合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组织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并且发表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李铁映同志“关于加速我国城市化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文章。文章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城市化重要问题，明确提出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处理好地区关系”，“确立协调的城乡关系”，“充分重视城市的内涵发展与环境生态建设”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明确指出，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要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科学办事”。李铁映的文章在当时产生积极的影响，对指导城市化的推进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地组织城市化搞得好的浙江等有关省市的领导和管理部门的文章，介绍其经验和作法，产生了典型和示范效应，对推进中国城市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3、一以贯之地学习和理解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需要建设有特色的城市，因为城市是核心。《中国城市经济》面对一些城市发展中“千城一面”照抄照搬西方城市的偏向和弊病，组织有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文章，刊登阐述重视城市特色的理论文章，这有利于克服这方面的问题。
4、脚踏实地地为城市、为实践服务。开发西部是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重要战略，在我们的杂志中刊发了许多来自西部地区或研究西部问题专家的文章，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指出，开发大西部要充分重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更要充分发挥城市，特别是西部大城市的中心作用，同时探索西部城市建设与发展，推进西部城市化的对策和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5、一心一意地坚持服务于城市的方针。《中国城市经济》始终坚持服务于城市的方针，根据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新经验、新问题和新课题，组织相关的文章，介绍有关的经验。我们发表了不少城市、部门、企业的典型经验。而且通过杂志社联系面广等特点，加强与城市的广泛联系，想城市居民之所想，急城市领导之所急，组织专家为城市服务。
6、始终如一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城市经济是极其广泛的领域，涉及各行各业，《中国城市经济》在牢牢把握大的政策方针的前提下，发表了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的文章，如城市步行街、城市社区、城市企业、城市教育等，题材非常广泛，文章十分活泼，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等，但又不失专业性刊物的特点。同时，《中国城市经济》作为城市领导的园地；城市专家的平台、城市企业家的俱乐部，发表了来自各方面及不同观点的文章，展开有意义的讨论，作者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7、积极推进和支持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五年来《中国城市经济》发表了从事城市经济研究的学者和专家的研究成果。许多文章具有明显的理论深度，富有创新性和探索性，产生了不少理论闪光点，对推动理论前进和实践的发展有明显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11、12期合刊“城市金融”专栏特华财经研究所撰写的《首都金融业发展战略报告》是既有深刻理论，又有丰富实际，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突出专业的好文章。有利于城市金融的学科建设。同时，《中国城市经济》有选择地发表城市经济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习作，得到了社会的好评。
8、不断探索和前进。《中国城市经济》在办刊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曲折，特别是经费的困难，也出现过一些波折，但是，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具体领导下，不断的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总结经验教训，使《中国城市经济》杂志不断前进，特别是2003年调整领导班子，充实编辑力量，改进版面，由黑白版改成彩色版以来，出现了新的面貌和气象，发行量也随之有所增加。
三
杂志面临三个新的环境，一是城市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面临许多重大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课题。杂志不仅要予以及时的反映，而且要作出科学的理论阐述，提出正确的建议和方案。对杂志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是面临杂志如林，竞争激烈的情况，如果杂志不能创新和改革，办出自己的特色，杂志不仅不能发展，甚至连生存都很难，或者被淘汰；三是杂志的作者和读者的队伍越来越宠大，构成和层次发生了变化，赏读兴趣和审美观念都越来越多样化，这对刊物的内容安排及版式设计、发行样式等都提出了挑战，当然，也为杂志的发展变革提供了新的广阔的空间。
1、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在推进城市和城市建设发展中同样出现了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中国城市经济》作为一份科学杂志、专业杂志，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尊重科学、宣传科学，推崇科学，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唯科学为大，唯科学为上，唯科学为高。发表具有真知灼见、内容丰富、科学性强的文章，使《中国城市经济》成为坚持科学、捍卫真理的卫士，支持科学发展的斗士。
坚持科学的世界观首先要有科学的态度，先进的道德对待科学。坚持正确的学风。
2、发扬科学创新精神。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前沿，是中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竞争首先是城市间的竞争，创新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城市生命力之所在。任何城市都必须具备持续的创新能力，不断的创新精神。《中国城市经济》要把发现、发扬和支持城市的创新放在首位。特别要鼓励城市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建设创新。为此，研究城市发展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动向，增加对新生事物的洞察力，提高政治的敏感性和经济的前瞻性、预见性。使《中国城市经济》从内容到版面，从作者到编者面目一新，富有创新精神。
3、坚持创导先进的理论。在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理论也是五花八门，对许多事物、问题和事件都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有的是正确的理论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及广大群众的利益。但是也有的是反映了陈旧的观念和思想，只有先进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因此对一个杂志来说，不仅要有政治上的敏感性，而且要有理论上的高度鉴别能力。发表坚持“三个代表”原则，特别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文章。永远站在理论的前沿。
4、坚持正确内容定位。目前杂志如林，竞争激烈，形式各异。有的杂志用高质量的纸张、精美的印刷、美女图片、荒诞不经的奇谈怪论等吸引读者的眼球，甚至用不健康的、低级的、黄色的不堪入目的画面期望博得读者的欢心。《中国城市经济》作为专业性、学术性、高层次的刊物必须摒弃世俗的、低级的观点和做法，坚持正确的内容定位，形成自己独特的、健康的风格，同时注重内容的可读性、广泛性和形式的活泼性和文字的生动性和规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