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7 19:58:11
关键词：数字新媒体；外部性经济；长尾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121-02
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等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内容产业、大众媒体产业等传统文化产业，形成的一个综合的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就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各个相关产业的特点。
数字新媒体产业又因其与大众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与政府职能部门重要而紧密的关系，从而深受社会文化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特征。
一、外部性经济特征
外部性经济[1]是指经济主体（包括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外部性经济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负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几个层面上都反应出了强烈的外部性经济特征。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后续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严重依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状况。如，电信产业的网络架构范围严重制约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渠道资源；信息产业的宽带技术、存储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速度等。另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一部电视剧或一部电影，甚至是网民的博客和播客中所宣扬的文化内涵和承载的道德伦理，对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长此以往，当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某一种思想形成潮流后，甚至会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影响。
当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某个外部性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之时，就会使数字新媒体产业出现企业合并或企业分离的经济现象。业界人士已经形成共识：渠道和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两条腿，缺了哪个方面，都会使该产业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渠道运营商联合内容提供商发展内容产业，内容提供商联合渠道运营商的案例层出不穷。如渠道运营商中国电信在21世纪初就看到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外部性经济特征，先后联合内容提供商在全国各地区开展互联星空业务，充分利用中国电信的用户资源、网络资源、应用支撑平台资源、营销网络、客户服务和宣传渠道等资源，营造数字新媒体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动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内容提供商中国广电集团也积极兴建广电网，构建自己的渠道网络。数字媒体产业的从业者以自己原有的核心业务为中心，不断联合数字新媒体产业的相关外部经济主体，拓展外部业务，使自己在数字新媒体产业上站稳脚跟。
以上是企业积极顺应数字新媒体产业正外部性经济特征而做出的经济行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带来的。因为很多处于数字媒体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都是由事业体制转化为企业体制的。这是由于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内容提供商生产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渠道运营商搭建的网络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用于公共事业的原因。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虽然很大一部分事业体制的机构被逐渐商业化、产业化，但这种转变还是不彻底的。两种体制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就导致了一部分属于公共领域的内容被商业化运作，使得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部分应该完全商业化的内容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商业运营，致使企业经营不善，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回报。这都是数字新媒体产业负外部性经济特征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2009年10月，上海文广集团拆分为上海广电和东方传媒的举措就在体制问题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
二、长尾经济特征
长尾理论[2]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进入市场，都会有人对其消费。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从此，企业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弃的长尾。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表现出长尾经济特征的同时，还具备了实践长尾理论的现实基础。首先，数字新媒体产业具有一次性生产投入大，再次生产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忽略的特点。其次，数字新媒体产业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渠道可以把小众化人群集合在一起，使提供相应小众化产品的企业找到他们进行针对性营销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长尾经济的现实基础。例如，一个大型书店销售的书籍一般不会超过10万本，这些书几乎都是按照畅销排名进入销售网络的。数字新媒体产业的长尾经济特征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导向层面上。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社会舆论反应的只能是精英群体的主流意见；而在数字新媒体崭露头角的年代，无数弱势群体的小众化、非主流民意也有了发声渠道（如博客、播客等）。这解决了社会舆论片面化、一面倒的社会舆论扭曲现象，使社会舆论向着多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同时也存在着对非主流舆论进行恶意炒作，混淆大众视听、左右公众价值判断的恶劣现象，这就要靠政府职能部门对各种民意进行调节，以保持社会舆论健康发展。
三、规模经济特征
规模经济[3]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加则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经济现象。 数字新媒体产业相对于传统媒体产业，呈现出了规模经济特征。首先，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不同的人群对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各种相关产品都产生了需求。这就奠定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市场基础。其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标准的制定，使得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无论是在制作过程，还是传播过程，以及播放过程中都是以“0”、“1”代码的形式存在的。形式的统一就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创造了技术条件。第三，在需求不断扩大、技术标准统一的前提下，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就集聚了不同的企业群，使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分工不断细化、标准化。这就形成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现实基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加大了从事数字新媒体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加速了数字新媒体的产业化进程。
四、范围经济特征
范围经济是指由产品生产的范围（即品种）而非规模（即数量）带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存在的经济现象被称为范围经济。如果把两种或更多品种的产品合并在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的成本要低，或者说当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利润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多个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大时，我们就可以说该产业构成了范围经济现象。那么，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产业的从业者就应该选择多种产品进行生产，从而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
数字新媒体产业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围经济特征。这是由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因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如数字音乐、电视剧等）通过集成处理后，就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选择各种形式的终端设备进行播放，并且可以为形形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业者为生产不同品种的产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内容集成这一个环节上，却能够从多种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形式各异的终端设备上、各种个性化的服务上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首先是以动画系列剧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媒体中的，由于该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牛气冲天》《喜羊羊与灰太狼虎虎生威》等影院版动画片，该剧的DVD光盘、视频点播、游戏甚至是服装、文具、家居用品等衍生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据采访，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影院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浓缩，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观众对该剧影院版的热爱。《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运营商在对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的营销，也都会提升该剧其他形式产品的价值。
可见，在范围经济的效应下，企业为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不同产品之间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共同提升每种产品的价值。企业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企业内部市场的合理配置、整合资金和人力资源，以降低管理成本。企业在采取多元化生产的方式后，就为企业构建了多条食物链，这不仅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扩大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也十分有利。
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处在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的各种角色都会主动利用范围经济效应，以达到降低成本、扩大收入的目的。但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过度地扩大经营范围，不断进军新的产品领域，形成庞大的集团企业。此时，国家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干预，以保护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维护产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3G牌照的逐步发放就是国家把握数字新媒体产业中无线移动网络竞争与垄断程度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1] 石声萍.经济外部性研究：机理及案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关键词：数字经济；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6）05―0027―04
当代全球化的经济，同时被分解为“金融经济”（Ю.М.奥西波夫认为，在没有货币金本位制和任何介质标准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附属于总债务，即实体经济的信贷能力取决于自我的财力状况。）和“技术经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电子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突破是所有产业和整个人类生活技术化的特殊现象）以及二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正变得越来越依存于货币的高科技。电子经济学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包括网络、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它们通过数字通信、信息与通信技术（ИКТ）来运行并且形成了数字空间、区域空间和全球空间。黑龙江省自然也被包括在其中。
在新经济和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ЭПШП）对接框架下，不仅是俄罗斯与中国，还有更广泛的跨国合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合作的最新合作模式，都要求俄罗斯和其他欧亚经济共同体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社会、文化、经济、货币金融、创新基础设施和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中国也该如此。在当展新范式和独创模式――“新常态”基础上，为实现国际合作和完成相关任务，全世界都在进行充分的准备，中国也制定了超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合作的实施不仅是中国到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和实践活动的复兴，而且也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完成对巨大经济空间和数字空间的控制任务，以及借助于基础设施、物流、货币金融及其他项目的落实来完成区域生产管理、基础设施、软硬环境、货币金融机构的改革，其中包括在区域经济范围内的数字化、创新化和制度化改革。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框架下统一数字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今后俄中、整体上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安全合作历程已经开始了。
一、作为新经济的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及其范围
在当代经济最高形式新经济背景下，什么是数字经济？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它代表着什么？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经济哲学学院院长Ю.М.奥西波夫写道：“计算机与信息非常发达并普及，不仅改变了信息本身的性质（信息被编号卖到网上），更无限地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征服的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确保了高速运算的兼容性，它们还改变了所有的经济生活：从生产、交易、消费到工艺、研发、通讯，囊括了所有的经济。”更确切地说，改变了所有的成本和价值。
信息化和技术化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引起新产业和生产、经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新模式的出现。它实现了“对空间和时间的真正征服”，使“经济变得轻盈、灵活、飞速发展”。云计算技术出现了。Ю.М.奥西波夫指出，经济及其背后所有价值的获得都归功于覆盖全球的电子信息网络的出现（是独特的集体的电脑）……经济突然从自由中间商集团变为强制性“情报网”，还从竞争一协调大中心区分出结构和可操纵的层次。网络突然成为网络“苍蝇”，或者网络“蜘蛛”，包括在更大甚至巨大的“蜘蛛网群”中。这个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网络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所致。
新经济经过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技术革命世界上成立了数字重新调整中心，数字自动化中心，虚拟环境设计中心，创建了快速还原系统。数字经济最鲜明的例子是欧洲阿姆斯特丹桥梁的施工借助于3D技术和机器人的帮助。技术革命被定位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有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就是所谓的“数字化”。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施瓦布教授已经论证了区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依据：一是世界经济发生变化的速度；二是其影响的范围；三是后果的系统性。数字革命创造了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这一术语是其创造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1995年提出的。其实质在于技术融合，以及消除物理、数字、生物系统之间的界限。这个概念与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相关，是基于纳米电子学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后来还出现基于量子技术的第七代技术规范。И.М.图什卡诺夫认为，数字技术不是终点，量子技术将出现来解决主要的“源泉”问题。数学仪器已经为采用叠加原理和产生真正随机性的量子计算机的制造做好实际准备。
数字经济已成为电子信息革命和数字化的产物。经济的数字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根据И.М.图什卡诺夫的建设性意见，数字化只是一个工具，它有助于解决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任务（科学发展、教育、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政府调控和经济规划等等），并实现一系列过渡性目标。数字化的宗旨是成为国家工业、农业等行业发展、预算支出透明、经济商反馈等的平台。对于个人而言，数字化应用的便捷性在于，在经济活动中规避中介机构直接获取资源，项目实现集约化（采购、施工）。
在经济生活中，电子信息革命对经济转型的显著影响已有四十余年，导致在生产关系和制度层面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变革。在数字经济中，当增加一些算法时，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得复杂化。生产或经济关系变革的特点反映出，在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使用）过程中，信息相较于其他商业和经济活动显得更重要，并会对其产生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电子信息革命导致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化，全球机构间的因特网（网络互联）正式联网，严格规定了电信网络的布局和信息的传播。一般来说，第一代和第二代信息化和计算机化的进程是卫星通信。技术经济使从世界上任何没有有线通讯设施的地方传输信息成为可能，形成了云计算基础架构。事实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开放和发展使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目前，已经有近4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联网，而中国这一数据为60%。每天互联网上都会出现新用户。甚至在占全世界20%的贫困家庭中每十个人中就有七个人有手机。
伴随着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出现，当代经济日益虚拟化。事实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理财学以及技术经济不是极限，电子信息革命及其产物――电子和数字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领域组织和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最终试图在机器与机器的关系中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全球的经济部门，如金融、贸易以及工程、农业、建筑、交通、通讯、医疗、教育等都被卷入电子数字经济之中。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2010年互联网经济达到2.3万亿美元。牛津经济报告显示，2013年数字经济的规模走低，为204亿美元。
在现代技术的第六代技术规范形式上，信息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借助于以下方法和因素给出了经济量化增长的极大可能性：
第一，网上商务平台、电子商务发展、网上商品交易、金融（股票和外汇）市场的无限无界性；
第二，为了获得市场竞争的成功，企业规模缩小，横向管理系统得到开发并出现了虚拟企业（公司）和机构，也被称为“智能企业”；
第三，重复使用同一物质、劳动等资源，在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态系统的专业区域集群和企业云基础框架下提供各种服务；
第四，互联网覆盖范围限制经营活动的规模；
第五，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客户端转变为某种“神”，即数字化拜物教信徒；
第六，数字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全面提高，包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第七，最重要的是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数字谷”（在垂直整合系统内大学的基础上）。
但应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的范围。这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理财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它的基础和应用方面被开发，也就是В.Ю.卡塔索诺夫所说的“货币文明”。Т.Н.尤吉娜认为依据亚里士多德经济学原理其并非是对社会有用的和谐（处于灵魂与自然的和谐之中）的道德经济。
第一，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忽视了伦理和精神道德原则。从这个角度无法评估机器人制造项目。
第二，众所周知，由于无法控制流通和涉嫌洗钱的极大可能性，俄罗斯禁止虚拟货币（比特币）。
第三，产生和加宽数字鸿沟问题。信息垄断权是获取知识租金和高额利润的要素。
第四，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失去个性，增加了经济犯罪的可能性。
因此，数字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科学研究，只能运用跨学科研究法，特别是经济哲学、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应用数学的相互交叉。经济数字化――是区域和全球数字空间形成的客观过程。
二、欧亚经济联盟和俄数字空间的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经济数字化的新问题
2016年3月17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将提案筹备工作制度化，在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委员（部长）К.米纳相领导下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
2016年3月25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成员工作会议在莫斯科举行。К.米纳相和俄罗斯通信与大众传媒部部长Н.尼基福罗夫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EAOC）数字空间的建立问题。
上述两位部长评价了一体化进程中的数字现代化进程，数字化市场、数字化平台和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制度法规。此外，他们还讨论了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信息系统的持续运行问题、建立可靠的跨国空间问题，以及一些经济部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标准化问题。
K.米纳相强调：“我们必须在选定的公共自动化进程中加快发起协同动作，在试点项目框架内解决技术和监管问题。这将创造出新的一体化效应，欧亚经济联盟的数字空间将迎来新的发展前景。”
俄方强调本国的企业界和科研中心参与对欧亚经济联盟数字空间建立提案的进一步审查研究的必要性。
在俄联邦经济中，新技术旨在推进生产多样化、重新重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世界银行的专家指出新经济获得成功。所以，А.霍瓦特给俄联邦的新经济如下评价：“俄罗斯第一大搜索引擎（Яндекс）、卡斯佩尔斯基在线出租车服务（Т.Н.尤吉娜补充：如优步打车软件等）只是国内信息技术发展的几个例子。此外，俄罗斯是手机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重要的是政府层面的工作：‘创新技术被运用到公共服务中，公开的数据系统得到发展，创建了电子政务系统。”’A.霍瓦特指出：“利用信息技术，产权登记期限缩短为10天”，这个成功的例子使俄罗斯在“做生意”（Do-ing Business）指标排名中被评定为第八位。
三、在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背景下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统一的数字空间建立与发展的制度进程
2015年5月18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上，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新现实、新机遇、意向性合作和财务机制”，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信息化及信息通讯技术理事会部长K.米纳相定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方式，以及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数字化和对接问题。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政府、俄罗斯工商会和巴基斯坦工商会以及俄罗斯商会派代表参加了此次上海合作组织工商论坛。
K.米纳相强调，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地理上相连，更是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周边国家建立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组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同时都是两个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而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则在寻求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K.米纳相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前景广阔。更何况成为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将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伙伴讨论商业经营规程，联盟平台还会考虑到欧亚经济联盟条约框架内的责任义务。因此，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谈判的参与者。而且这与联盟的许多目标是相吻合的：修建更有效的基础设施、发展交通运输业、投资合作、贸易和服务便利化、简化海关程序、协调技术监管规程等。”
K.米纳相强调：“在上合组织乌法峰会框架内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两大项目对接的相关问题，显然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考虑与两大倡议对接进程的协同动作。因此，应该形成总体方针。”事实上，合作的全新方向是将开辟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数字空间，即所谓的数字经济。
关键词：财政赤字 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VAR模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热议的话题。部分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Uribe（2002）发现不可持续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有很多学者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显著关系。Stanley Fisher和William Easterly（1990）证明，工业化国家赤字规模在GDP1%、发展中国家赤字GDP2.5%以下，则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将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间的关系同样引发很大的讨论。干霖、董智勇（2011）发现GDP、CPI对各自贡献率和交叉贡献率均为近似余弦曲线。很多学者还对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究。戴蕾、王叙果（2011）发现虽然2008年政府财政赤字是可持续的，但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以及汇率的变动会对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成果多数是采用理论分析论证法，缺乏实证分析。多基于凯恩斯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剖析。针对已有研究缺陷，本文拟运用VAR计量分析模型，并辅助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对财政赤字、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的内在关系做一系列的实证分析检验、评价和预测。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是从1980年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dpr）、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defb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cpir）三个指标所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从中国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取。经单位根检验，三个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过程，由于序列趋势平稳或随机平稳，所以可以继续进行后续VAR模型构建和脉冲响应分析。
1.模型构建
用gdpr、cpir、defbg三变量构造VAR模型，再借助AIC、HQ、SC、FPE准则为方程确定合适的阶数，四个标准结果为：3，3，2，3，因此，将阶数定为3。
通过参数估计，具体的VAR模型如图：
2.模型评价
通过对模型残差的正态性检验、相关性检验以及条件异方差检验，证明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无相关性和异方差性。表明模型拟合的很好。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value 结论
gdpr不是cpi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2.9841 0.01324 拒绝
cpir不是gdpr和defbg的格兰杰原因 1.8077 0.1138 接受
defbg不是cpir和gdpr的格兰杰原因 0.5401 0.7755 接受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出，gdpr是cpir的格兰杰原因，而cpir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说明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是单向的。gdpr是defbg的格兰杰原因，而defbg不是gdpr的格兰杰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对赤字的传导效应也是单向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削减财政赤字水平，但财政赤字也并非导致经济增长或谁退的显著原因。cpir与defbg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通过膨胀对财政赤字无显著的因果影响，反之亦然。证明通胀和赤字间的相互影响是不明显的，存在间接的影响，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每个变量扰动的脉冲响应关系如下：
由图1-1得出：gdpr对cpir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验证了经济增长推动通货膨胀的增长。gdpr对defbg当期及未来的影响都是负向的，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但并不显著。由图1-2得出：cpir对gdpr当期有负向的影响，表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抑制作用。cpir对defbg当期有较小正向影响，而后影响由正转向负并不断减弱，表明通货膨胀使得财政赤字在短期内小幅波动。通货膨胀一方面增加通货膨胀税、所得税、商品税提高财政收入、降低赤字，另一方面由于抑制经济会迫使政府增大财政支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发行国债来抑制通胀并增加转移支付，增大财政赤字，政府作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通货膨胀对财政赤字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作用。由图1-3得出：defbg对gdpr短期有较显著正向影响，而后转为负向影响，表明赤字对在短期拉动经济增长，长期由于财政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增长。可见积极地财政政策在短期有效但不宜长期施行。defbg使cpir在短期内上下震荡，从第3期后转为负向影响并于第4起达到最大并最终减小为零。短期内对通货膨胀的正向作用可以由于财政政策的货币化，政府被迫采用增大货币供应量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从而增大通货膨胀率。长期财政赤字抑制经济增长，继而带来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并最终随着赤字对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而减弱至相对稳定水平。此外，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第二期是达到最大。综合图1-4，defdg对gdpr及cpir的脉冲响应高度一致，可以得出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存在一期的时滞现象。因此，如果政府进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三年后适当地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将对通货膨胀起到更好的抑制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和财经赤字具有单向传导作用。财政赤字短期促进、长期抑制经济，因此财政政策不宜长期使用。通货膨胀短期、长期皆抑制经济，中国国情与菲利普斯曲线不符，因此稳定物价作为首要宏观政策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皆非中性，货币政策更显著，财政政策更独立。财政赤字从影响经济增长到影响通货膨胀的存在一期时滞，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三年后配合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更好。
参考文献：
[1]Uribe. A fiscal theor y of sovereign risk[R].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002
[2]Stanley Fisher， William Easterly. The economics o f government budget co nstraint[J] .The World Bank Observer.2005（02）
关键词：数字城市；实施策略；模式研究；思考
前言：据了解，我国的数字城市的实施计划还不全面，实施技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要加强对数字城市的实施策略，强化实施手段，对数字城市的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数字城市的建设。通过计算机等技术对城市的信息全面化，从而实现数字城市的建设，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1数字城市的内涵
数字城市相对而言就是信息化的城市发展，随着信息化的不断进步，对城市建设也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要通过计算机技术以及多媒体技术等对城市进行规划，通过网络的传播速度从而实现城市的三维立体化发展。数字城市的发展实现了人与地理的和谐统一，与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的建设理念共同实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城市就是对城市的货币流通速度、人们的交流方式、物品的流通方式进行信息化的管理，实现了城市信息化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因此，通过信息化的城市发展从而提高城市的管理效率，节约城市的资源[1]。
1.1数字城市的发展特点
数字城市实现了居住与工作环境相融合的功能，数字城市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职业实现了在家办公的目标，同时，由于数字城市的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使网络得到了普及，在进行召开会议的时候可以进行网络会议，也可以利用远程来强化信息化城市的发展，同时，数字城市的发展为城市的交通也带来了便利，如：当今社会中各种交通软件的开发，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
1.2数字城市的发展历程
数字城市的发展标志着我国的城市建设由工业化转变为信息化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因此，在信息化的城市建设中，信息技术将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我国的城市建设由最初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工业社会，从工业化的城市建设转变为当今的信息化的城市，这期间转变的是对城市经济的主导方式的转变，在农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注重的是农业的经济，而在工业化的城市建设中重视的是对工业化的历程，然而，在当今的数字城市的建设中，信息将成为数字城市发展中最主要的建设。因此，要努力缩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从城市信息化的建设带动国家网络技术的发展。
2数字城市的理论基础
数字城市的理论基础涉及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包含了许多的学科理论知识，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信息管理学等等学科，因此，对于数字城市的建设要要依据多方面的理论知识进行论证，经过系统的、权威的理论进行检验，从而加强对数字城市的建设。数字城市的建设不仅仅受信息化发展的制约，还受着科技、网络、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因此，限制了数字城市的发展。
数字城市的发展是将城市系统工程理论、流动空间理论、信息化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城市循环理论相结合为一体的理论建设，从而构造出了数字城市理论的基础。
2.1城市系统工程理论的建设
城市系统工程理论是对城市工程方面的建设，在城市的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理论，因此，工程方面的理论知识就是对城市结构的掌握。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化的规模也不断地扩大，因此，就加大了城市系统工程理论的复杂性，为实现数字城市的发展，要将工程理论的建设落实到每一处城市建设当中，从而促进城市的信息化的进步。
2.2信息化理论
数字城市的实施就是对信息化的发展的肯定，因此，在对数字城市进行实施的过程中，要努力提高城市的信息化的发展，将城市发展包含的信息完整的展现在网络化的平台中，为数字城市的发展构建一个新的平台。同时，由于数字城市的建设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建设过程，需要城市的各个方面积极的配合，从而才能促进数字城市的和谐发展[2]。
3数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要满足人们当前生活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从而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数字城市的实施指的是实现城市的信息化的管理，因此，数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在实现信息化的过程中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对未来的生活加以保证，从而实现数字城市的发展。
3.1数字城市的实施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数字城市的实施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便利，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城市的发展，因此，通过数字城市的信息化将城市包含的所有的信息都展现了电脑上，方便了人们进行管理，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通过城市的信息化，将城市的气候、土壤成分、环境变化进行深刻的分析，从而加强可持续发展的手段。经过系统的分析，预防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3]。
3.2数字城市实施的重要性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离不开对数字城市的建设，因此，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的发展，就要积极的实施信息化的城市管理。努力发展数字城市的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城市的经济建设，还有助于转变城市的发展模式，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字城市的建设对城市的资源实现了可持续利用，方便了对城市的人员流通、资金流通的管理，为实现一体化的管理带来了便利，因此，在城市的建设中实施数字城市的建设，将有助于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结语：数字城市的实施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实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为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要积极的发挥数字城市的作用，强化数字城市的发展手段，从而促进城市的信息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琦，刘纯波，承继成等.数字城市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19（1）：32-36.
数字阅读消极影响产生根源出版文化
周斌，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编辑出版系副教授。
北京印刷学院院选一般项目“数字出版个性化服务与读者阅读状况的相互影响与控制研究”阶段性成果（23190113034）。
数字阅读即阅读的数字化，不仅包括阅读内容的数字化，如网络小说、电子书、电子地图、博客、数码照片、网页等；还包括阅读终端或阅读载体的数字化，如MP3、MP4、阅读器、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数字阅读环境随着数字出版所经历的3个发展阶段而发生变化。无论是最初基于语言标记技术的超文本、非线性的链接与搜索功能开发的技术为王阶段，或海量优质内容的数字化生产与加工的内容为王阶段，还是目前满足读者个性化、多样化阅读消费的读者为王阶段， [1]都给数字阅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影响。
读者能够通过网络、手机、电子阅读器、数据库出版、在线教育、按需出版、电子书等方式进行多媒体阅读、交互式阅读、移动式阅读的体验与享受；能够进行纵深信息的查询和海量信息的阅读；能够享受个性化阅读内容定制服务；可成为创作者参与数字内容创作、互动交流；能够在兴趣相投的网络人际社区快乐地进行信息交流，找到价值认同和精神归宿；可在娱乐和学习过程中高效、便捷地享受舒适、美妙的视听效果；残障人士等特殊读者群因听书阅读器的研发与服务逐步开始受益；在任何地方进行最新文本内容的即时阅读――“泛在阅读”（Ubiquitous Reading）的时期即将到来。总之，海量丰富的阅读内容、高效便捷的获取方式、及时准确的个，空前地影响着广大读者的阅读生活。
一、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
1. 影响平等权利――高信息成本产生信息鸿沟
由于地域差异、产品价格、使用费用和操作技术等因素的影响，读者平等地享受数字阅读的机会大打折扣。
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地区、行业、企业和社区之间，由于对网络信息和技术的拥有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信息落差”和“贫富分化”，形成了数字信息鸿沟。无论是亚马逊的Kindle手持式电子阅读器，还是苹果的平板电脑iPad，或汉王科技的电子书阅读器，尽管宣称阅读和下载其数字内容比纸质内容要便宜许多，但昂贵的阅读器终端设备、上网和下载费用，对于许多经济不宽裕的读者来说，这些好处依然不能平等地享受。而混乱的格式标准也让本来不会使用数字媒介阅读的读者更加望而却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定时期内，由于商业利益的原因，网络的开放、民主、平等精神并未随着数字技术水平的迅猛发展而得以相应体现。
2. 影响注意力――碎片化的数字内容分散读者阅读注意力与思考力
由于网民在自由开放、进入门槛低的网络中以立方倍数的增长速度生产信息，且喜欢在虚拟世界自由宣泄丑恶性情，加之所谓吸引眼球的注意力经济和超文本超链接的数字技术等原因，网络中充斥着大量重复、冗余、老化、虚假的信息和猎奇、搞怪、恶作剧的信息。读者以一种非线性的、跳跃式的阅读方式阅读数字媒介中海量而无序的信息，很难集中注意力和思考力，常常陷入一种阅读迷航状态，在阅读过程中极易改变最初阅读旨趣，甚至误入“歧途”。
尽管对注意力与思考力的影响客观存在，但有专家将这种负面影响归结于数字阅读的浅阅读效果，并夸大其后果的严重性，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因阅读层次的深浅受阅读态度、阅读能力和阅读指导的制约，而与阅读方式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
3. 影响身心健康――大量垃圾信息和错位信息伤害读者健康
（1）错误、低俗和的信息伤害读者。网络信息自由主义和网络信息的滥用、误用，造成了网络信息的污染，破坏数字阅读环境，而网络的全球性、全面性、超意识形态性的特点，导致网络信息污染危机扩大化。诚如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彼特所言：“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社会里不再构成资源，相反构成网络信息污染和成为网络信息工作者的敌人。”据统计，目前全球的色情网页多达数亿个, 且每天约有两万张色情照片在陆续进入互联网。暴力、色情、迷信等网络信息垃圾严重腐蚀数字读者的灵魂，污染着数字内容的生态文明。
（2）正确、健康文明的信息传达给不合适的读者同样伤害读者。其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全民共享的全天候开放的公共服务信息缺乏有效技术措施进行选择屏蔽，直接在不适合的读者面前，严重误伤了相应的读者。这就是社会人类学家马康纳“前台后台”理论想要告诉我们的，数字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没有技术屏蔽就如同舞台没有幕布、家庭卧室或浴室没有隔墙，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看到了后台、卧室里不该看到的东西，后果可想而知。另一种情形是，在按需出版、个性定制过程中，那些可满足读者个性需求而超出读者阅读范围的数字内容，如果只求经济效益不加甄别地定制给读者，如同军火商只顾盈利将枪支卖给了不能卖的对象一样，危害非常严重。
（3）数字阅读在生理方面给读者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长时间在屏幕前阅读势必会影响视力，数字阅读终端没有传统纸质阅读轻松自然，极易使阅读者的颈、背、腰等部位产生疾病。事实上，许多人即将或正在遭受因不良数字阅读习惯与方式给自己带来的颈椎病等病痛的折磨。
4. 影响精神风貌――沉迷数字阅读容易产生信息幻象
数字阅读的特殊环境对读者的心理情绪、为人处世等方面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情绪方面，许多读者患上了不同程度的信息综合征，或表现为信息饥渴，一失去信息就感到精神匮乏, 身心不适；或表现为信息恐惧，如看到每天大量死亡数字和相关场景报道，会产生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世态炎凉的悲观情绪。
性格方面，读者惯于长时间独自主宰着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的立体阅读环境所构建的一个类像世界，甘心接受数字媒介的影响，而对外部客观世界的信息侵入采取不认同的态度，这种与现实社会缺乏互动的数字阅读环境，使得不少读者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数字阅读环境如同透明的罐状容器，读者如同容器中的人，外面的人能轻松地看到他们，但要想让他们接受外界的影响绝非易事。数字媒介本来是让人们走出传统闭塞的社会环境，开创一个自由平等、人人彰显个性的多彩世界，却不小心又将大家变成一个个固执、自我的“容器人”或准“容器人”，这与网络精神相悖。日本传播学者中野牧多年前对数字环境产生“容器人”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
5. 影响是非观念――媒介仿真信息容易影响读者阅读是非判断力
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学家W.李普曼“两个环境”理论所阐述的那样，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对客观真实环境的现场接触来进行，而是通过对传播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感知来进行的。媒介拟态环境叙述的是一种不同于客观现实的媒介现实，媒介现实源于客观现实，同时又不同于客观现实，它是经过语言加以修饰化了的“想象现实”。媒介仿真不可能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它反映的客观现实可能会是主观片面的。[2]
传统媒介环境下的情况尚且如此，数字时代读者通过长期接触数字媒介传达的无限自由开放的信息，脑海中想象的现实会与客观现实相距更远。对于那些缺乏社会阅历、对某些问题本来存在偏见、缺乏基本媒介素养的数字读者而言，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判断将会更加糟糕。如让文学网站赚得盆满钵满的《撒旦的条件》《VIP情人》《青莲记事》等网络小说正是目前许多涉世不深的青少年读者的最爱，然而，小说以“多”“分离”“性享受、无责任”“崇尚同性恋”为主题思想，是极其不健康的，所构建的拟态环境显然不是真实世界的反映，会对那些思想单纯、比较自我的数字读者造成持久、严重的危害。这显然不是耸人听闻。
6. 影响文化心理――强大的技术和商业因素形成读者去主流化心理
强大的数字技术，推进了互联网开放、自由精神的实现，也推动了社会的开放与进步。对于数字读者而言，一方面前所未有地享受着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商业因素、工具或技术因素的过于强大，放大了阅读的消费意义，而淡漠了阅读的文化意义，甚至淡漠真理，蔑视权威。
然而，每一个数字阅读主体并非绝对的“自然人”，不是虚拟主体，而是一定意识形态之下一定国度的现实读者。所以，数字技术在满足读者自由、开放权利要求的同时，又抑制了读者文化身份的彰显，使读者迷失在信息洪流之中。早在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就担心“技术理性”会取代“价值理性”成为统治理性，占据人们精神领域的统治地位，造成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认同危机，并将演化成文化价值危机。显然，这种情况正在我们身边发生，要引起足够重视。数字读者的泛中心化、去主流化文化心理，与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相悖。
二、数字阅读消极影响产生的根源
1. 观照读者理念先天缺失
人们对数字出版的认识经历了技术中心、内容中心、读者中心3个阶段的演进。“三个中心论”符合历史的认识规律，指导与推动了数字出版各阶段的发展。然而，即便是“读者中心论”，其实质是力图通过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以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属于产业经济学意义范畴，最大问题在于先天缺失对于读者主体的观照。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是否合乎文化生态环境，提供给读者的数字内容是否适时、适地，会不会给读者带来伤害等问题，都没有成为基于经济学意义的“读者中心论”要阐释的重点议题。所以，主导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体系必须是高于经济学意义、观照阅读主体和文化整体效果的大理论体系。当下，我们过于倚重缺少观照阅读主体、阅读文化的经济学理论，读者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链末端的消费群体，是经济上被搜刮的中心，而非真正被关心的中心，这是数字阅读给读者带来诸多消极影响的根源。
2. 关心读者有心无力
过去传统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落实，虽然离预期目标尚有差距，但毕竟在体制内得到了一定管控。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出版企业的社会责任，数字内容的社会效益，要想加以科学评估与有效管束，变得更加困难。困难表现有三：一是数字时代出版主体弱化。仅靠传统出版单位转型不可能完成数字出版，于是包括电脑公司、网络运营商在内的一些技术型企业借机参与到数字出版的开发制作、平台服务中来（如我国三大电信巨头分别在杭州、长沙等地建立了手机阅读基地），其热衷于市场炒作、迎合用户，注重经济利益，追求低投入高产出，技术氛围优于文化氛围，无心无力像传统出版单位一样严谨地去考量数字出版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效果。二是企业化、数字化转型的出版单位正忙于求生存与发展。随着全国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进一步深化落实，大量向企业化、数字化转型的出版单位在较长时期内将主要精力放在市场博弈、求生存与发展上面，能否真正落实好数字内容的社会效益，着实令人担忧。三是把关数字内容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原来，纠结于内容严格管控与崇尚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处理，大有主观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之意；而现在，数字出版业务向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发展，客观上让数字出版监管变得更加困难，数字内容的监管技术无法跟上数字出版新业务、新模式的发展速度。
因此，原本在传统出版阶段遗留下来的以编辑为中心、忽视阅读主体观照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又新添数字时代新环境、新体制下对于阅读主体的诸多不利影响，让人们对读者身心健康的关心和阅读文化的关注，变得更加力不从心，甚至是有心无力。
3. 读者成为赚钱道具
近年来，资本扩张、娱乐至死的注意力经济模式，成为企业规模发展、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确实推进了文化传媒企业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发展。如新型文化传媒企业――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一方面将起点中文、榕树下、红袖添香和潇湘书院等多家著名网络文学网站收编于旗下，扩张资本；一方面迎合读者的后现代阅读方式和需求，用玄幻、仙侠、灵异、惊悚、悬疑、魔法等题材内容吸引读者眼球，企业得以以立方倍数超高速增长，膨胀速度令人瞠目。传媒集团的资本扩张和注意力经济模式的大力推进，出现了正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董事长陈昕所担心的后果：这些大型传媒集团像经营娱乐业一样经营出版业，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出版成了单纯盈利的工具。[3] 这些变化，无疑会冲击作为精神生活基本活动的阅读行为，改变着社会的阅读风貌和价值指向。新闻集团所属的《世界新闻报》因“窃听门”丑闻而被迫关闭，正是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而忽视社会和文化责任、把读者视作赚钱道具的一个典型案例。
4. 读者自身免疫力缺乏
数字时代出版形态的变化导致人们的阅读方式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孕育出来的后现代阅读文化包含一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的精神状态、思维模式。[4] 数字阅读主体表现出一种对崇高而庄重的传统文化的淡忘和疏远、对现有文化的价值与作用的混乱和迷茫的状态，他们惯于娱乐消费、消费，拒绝整体性、确定性和权威性的东西，喜于接纳异质性、无序化和平面化的东西；他们欣赏木子美《遗情书》、卫慧《上海宝贝》等用“下半身写作”、[5] 追求感官享受的作品，喜欢《把梳子卖给和尚》《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李宇春，真帅》等无厘头的、颠覆传统的作品，迷恋《鬼屋惊魂》《耶稣裹尸布之谜》等惊悚、悬疑、魔法等表现群魔乱舞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内容，欣赏芙蓉姐姐丰乳肥臀上绽放着的率性、自恋、我行我素，喜欢纵横穿越、史海钩沉、翻箱倒柜，导演“杜甫很忙，经典很受伤”等的一曲曲闹剧等等，以之消解正统、舒解心绪。
显然，新生代数字阅读主体对于后现代阅读方式的需求本来就有一种内驱力，对抗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先天就缺乏免疫力，再加上数字技术、数字内容毫无节制的推波助澜，数字出版之于读者阅读的消极影响将会日益突出，其后果着实堪忧！
结语
高度重视数字出版给读者、阅读文化生态带来的消极影响，充分认识这些消极影响产生的根源，有利于引导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观念，引导大家关注并积极构建超越经济学意义的、观照阅读主体和文化整体效果的数字出版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体系。同时，可从媒介生态构建和出版文化建设角度研究举措，控制数字阅读的负面影响，保障权威、文明和有效的信息传播，维护数字出版文化生态。我们不能不顾一切地、“多快好省”地推进数字出版经济的发展，重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经历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努力提升理念、强化实践，积极推进数字出版产业经济与文化生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生共赢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乔东亮. 数字出版时代“读者中心论”[J]. 中国出版，2010（10）下：61-63.
[2] [美]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52-352.
[3] 陈昕. 出版与阅读的春天在哪里[M]//郝振省，陈威. 中国阅读――2010～2011全民阅读蓝皮书.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75-76.
[4] 高宣扬. 后现代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4.
[5] 沈浩波. 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EB/OL]./bbs/ShowAnnounce.asp?boardID=1&RootID=4132&ID=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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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 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 目前 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 社会 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 企业 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 政治 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 发展 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 现代 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 理论 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 自然 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 方法 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 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 影响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 影响 。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 企业 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 经济 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 分析 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 中国 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 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 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 理论 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 发展 规律 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 研究 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 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 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 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 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 2004年达到39. 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 总 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 文献 :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 金融 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林毅夫. 现代 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关键词：数字图书馆；Geske模型；复合实物期权
1.引言
数字图书馆就是对有高度价值的图象、文本、语音、音响、影像、影视、软件和科学数据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进行规范性的加工，进行高质量保存和管理，实施知识增值，并提供在广域网上高速横向跨库连接的电子存取服务[1]。同时，数字图书馆应该是超大规模的、分布的可以跨库检索的海量数字化信息资源库[2]。
数字图书馆的建设涉及管理、技术、质量和经济等四个方面问题。目前为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三个问题上，唐晓玲等利用QFD和Kano模型对数字图书馆质量进行了评估研究[3]；钱力等研究了基于ECDL的数字图书馆技术结构及其演化[4]；尹达等研究了数字图书馆管理机制的构建[5]。而对第四个问题的研究较少，其中有关数字图书馆的经济评价研究没见报道。实际上，数字图书馆是一类投资较高的项目，对其进行经济评价不仅是建设阶段管理决策的需要，也是运营阶段效益分析的要求。
2.投资项目评估方法
对于资本投资项目的评估，传统的贴现现金流（DCF）方法，例如标准的（NPV）法则，往往忽略了管理方面的灵活性。[6]
现实市场中，管理者完全可以拥有宝贵的灵活性，在项目的不同周期，可以根据市场情况推迟，放弃，扩张，收缩甚至更改项目。这种经营的灵活性类似于金融期权。当我们引入期权的概念后，投资项目的价值就有两个部分组成，即：扩展的NPV=标准的NPV+期权溢价。
实物期权的概念来自于金融期权，因此实物期权的量化方法也是以金融期权的理论和概念为基础的。最早来自于Black和Scholes（1973）以及Merton（1973）关于金融期权定价的学术论文，即经典的B-S-M期权定价模型[7]；Cox，Ross和Rubinstein（1979）用一种比较浅显的方法设计出了期权的定价模型，即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Margrable（1978）评估了风险性资产交换的期权；Geske（1979）对简单复合式期权进行了评估，等等。通过引入实物期权的概念，为数字图书馆项目的建设提供了柔性的投资策略，也为项目的经济评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3.实物期权模型在数字图书馆经济评价中的应用
3.1 基于实物期权的数字图书馆经济评价的步骤
⑴项目建设是否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⑵分析项目的生命周期，识别项目中所蕴含的期权；⑶选择合适的期权定价模型；⑷定义变量和变量取得的方法；⑸计算项目的投资价值，根据结果做出投资决策。
⑷项目价值的波动率σ在期权理论中，项目价值的波动率反映了项目的潜在价值，也即项目价值变动的标准差。波动率越大，项目价值上升的潜力越大，而由于期权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性，下降的潜力则被限制住。实物期权的标的物往往具有不可交易的特点，或者交易量很少，所以很难像金融期权那样通过大量的历史交易记录估算出波动率。
4.结束语
数字图书项目馆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进行经济评价非常有必要。本文利用Geske简单复合实物期权模型，对数字图书馆所蕴含的期权价值进行了初步分析，为数字图书馆项目的经济评价提供了一种思路。（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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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产业；网络技术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031-02
自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网络技术传入我国，经历了不到三十年的发展时间，却在根本上改变了人民日常生活。由于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普及，铺天盖地的新媒体、自媒体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不但给当前传统媒体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而且也逼迫着新媒体自身要不断发展、不断进化，以迎合市场不断发展的客户需求。笔者通过自身从业经验及理解，根据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条件下新媒体的发展现状、赢利模式，对如何通过与传统模式进行强强联合寻求共同的出路等进行解析，并就当前新媒体如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信息泛滥，同质化现象严重
随着信息技术的全面快速发展，我国“跑步”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其信息数量多、传播渠道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也开始逐u进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各种新媒体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了迎合不同消费者的兴趣需求，各种微博、公众号、营销号甚至网络自媒体都充斥着整个行业。从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上来看，新媒体确实正在以令人惊讶的成长速度在前进，但是当前新媒体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其中，同质化现象严重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尽管新媒体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中比比皆是，但是我们将同个类型的新媒体放在一起横向对比就会发现，由于新媒体的发展过于迅速，缺乏本质创新，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同质化问题，甚至很多人都会感觉同一个新闻在不同的媒体中看到十几遍甚至几十遍。也就是说，媒体变多了，内容却增加得很少，这是当前同质化严重的一个重要的表现。这也是当前新媒体的发展对于媒体的本质认识不清晰，盲目扩张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二）缺乏合理的监督管理机制，盈利模式尚不成熟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往往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由于一些新媒体仅仅依靠概念就进行融资发展，没有做好长远的发展规划，更是缺乏监督管理机制的约束，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价值以及知名度，往往会选择一些较为低俗但是能够吸引人眼球的新闻作为其营销的策略，其中甚至还包含着一些色情以及暴力、不道德的成分。类似事件的发生除了缺乏合理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以外，更多的是社会责任的缺失，这些新媒体为了自身的发展以及经济效益，没有考虑社会综合影响就进行低俗信息传播，对于社会大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外，由于一些新媒体的主要目标是青少年，而这些不良的视频、图片以及文字信息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青年的健康发育，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
（三）媒体技术应用水平低，成熟度较差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新媒体发展起步晚，发展时间也较短，特别是在一些发展理念上与当前社会具体需要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除此之外，新媒体的发展在技术成熟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根据笔者的调查了解，当前我国新媒体大部分都分布于传统互联网上，而互联网的发展就限制了新媒体的发展。尽管我国的互联网覆盖面积越来越大，但是依然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新媒体发展速度，所以这样资源与媒体发展不匹配的技术性问题还尽快解决。
二、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产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困境及相应对策
（一）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发展面临困境的外部原因及相应对策
数字经济时代条件下，我国新媒体的发展主要面临着内部困境以及外部困境，其中，外部困境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各种新媒体面临同台竞技的场面，增加了我国新媒体建设的压力，再加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处于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状态，这也会制约我国新媒体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发展。
其二，国家政策调控的影响。工信部、广电总局以及文化部门等共同对新媒体的发展进行了严格的限定，目的是为了控制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阴暗面的宣扬与影响。但是，由于控制过程中存在一些矛盾，而新媒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又不得不破坏这些矛盾，从而造成新媒体进入了发展的两难境地。
（二）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发展面临困境的内部原因及相应对策
数字经济时代新媒体发展面临困境的内部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其一，宽带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影响由于新媒体的发展依赖于网络，所以离开网络的建设水平就谈不上新媒体建设水平。
其二，消费习惯问题。由于中国消费者已经习惯了低成本获取媒体资讯的习惯，所以如何转变国民的消费习惯，提高新媒体收入也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
其三，商业模式问题。尽管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我国的新媒体发展迅速，无论是从规模还是数量上发展速度都十分惊人，但是经过调查笔者发现，只有很少的新媒体能够顺利实现商业模式的正常运转，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全球的新媒体都是以竞争为导向而缺乏合作，这也是当前新媒体内部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其四，内容问题。无论作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最终还是要落脚于媒体的实际内容。然而当前许多新媒体为了自身发展，只会使用简单低俗的内容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却缺乏原创性以及丰富性，这样的商业模式是不会走太远的。
结语
总的来说，我国的新媒体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条件下发展规模很大、速度很快，但是面临的问题也十分严峻。为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通过我们的新媒体人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加强创新意识，转变商业模式，从而创造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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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保存 经济属性 数字保存价值 数字资源 长期保存
属性是指对象的特征或性质。数字保存的经济属性是指作为一种产品，数字保存应该具有的经济特征，包括数字保存所属的经济产品的归类(公共产品?还是私有产品?)以及影响该类经济产品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因素。对数字保存的经济属性进行解析，旨在从经济学视角系统地、多维度地研究数字保存的基本性质，有助于实现数字保存的经济可持续性，进而为实现数字资源长期保存提供科学的经济支撑理论与方法。
1 数字保存的基本经济属性：供给与需求
从图书情报学角度，没有对数字资源的保存就不可有用户的访问。但从经济学角度，没有对数字资源使用的需求，就不可能有保存服务的供给。
多年来，从理论上，数字保存服务的供给直是一个研究热点，但对数字保存的需求探讨甚少。从实践上，对数字保存的供给投入甚多，数字保存的基础设施(包括技术、组织以及相关政策等层面)建设迅速发展，各类数字保存项目纷纷上马，信息资源数字化如火如荼，但与此同时，对数字保存的需求因素(尤其是K期需求因素)涉猎较少，众多保存项目人都集中在短期效应。
影响数字保存的供给与需求的凶素有三：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保存决策者的保存动机、数字保存利益相关方承担的保存职责。
1.1 保存价值
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难以用货币衡量。经济学上，价值被定义为受益，数字资源的保村价值是用户对其访问和使用所获得的受益，比如增加知识、获得娱乐、帮助解决问题等。
用户需求决定保存价值。每个用户群体对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学术界比较认川学术论文电子版的长期保存价值，但对学术交流的新型式(如博客、无印刷版的预印本等)的长期保存价值缺乏认可。从保存者角度，需求也可能来自对未来的预测，比如保存因特网上网站以备未来之用。从用户角度，需求具有发散性，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会有所差别，甚至迥然不同。需求的发散性导致不太可能存在一个广泛认同的数字资源保存的选择标准，对数字资源的保存选择是数字资源保存价值的一种体现，选择标准的制定意味着在有限的保存资源内区别对待不同的数字资源。用户需求的差异性、预测性和发散性构成了数字保存的挑战之一，需求的清晰界定应该是构建可持续数字保存系统的基础和前提。
保存价值的计量来自于用户使用数字资源的受益。由于用户的受益会随着时间的延伸有所变化，所以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也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基于这种影响，数字保存的时限一般设置两种：其一是局限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周期(一般5―10年)，该周期之后，保存的数字资源被遗弃，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准确的数字资源，这种情况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较多；其二是不设时限，在音乐、文学、濒临灭绝的语言素材、考古发现、地震记录以及历史资料等数字资源的保存中应用较多。
在有些情况下，数字资源的保存价值可以用负面受益来表示。这里的负面受益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指如果数字资源没有保存，未来需求时就需重新生产，这会产生生产成本；其二是指如果无法再次生产出这些数字资源的话，将导致永久性无法使用，此时的保存价值可以用减少无法接受的损失风险来衡量。
1.2 保存动机
保存动机并不意味着数字资源的保存者必须拥有必要的保存资源才能实施长期保存，相反，保存动机可以激发保存者寻求所需的保存资源以实施保存项目，并致力于长期保存过程的经济可持续性。当数字保存涉及保存者自身利益时，就会产生强烈的保存动机。当数字资源的创建者同时又是主要用户群体和数字资源拥有者时，数字资源的拥有者既有保存动机，又有保存权力，此时的保存动机处于最佳状态。
保存动机的缺失通常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保存动机缺乏，比如以营利为目的的保存者在保存成本高于保存收入时；其二是保存动机的错位，比如出现在数字保存的受益群体(因此他们有保存动机)与处于保存位置(因为拥有或控制数字资源)但缺乏保存动机的团体之间的错位。
保存动机可能会出现动态现象。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当出现新的数字资源时，对原先数字资源的保存动机就会降低甚至消失。再比如，数字电影或数字音乐在特定时间段中提供理想的娱乐价值，所获收入至少可以支撑对这些数字资源的保存，但当收入不能支付保存成本时，对这些数字资源的保存动机就可能会变化。当上述情况出现时，图书馆(未来需求的代表者)从公共利益出发可能具有保存动机，但没有权力实施保存，这时就需要将数字资源从没有保存动机者手中拯救出来。
保存动机常常依赖于数字资源产权的清晰界定，而这种界定在数字资源领域中常受产权法的困扰。目前的产权法针对传统信息资源而设计，对数字资源的应用非常有限，针对数字资源的产权法还需一个制定和发展过程。没有责任机构愿意保存缺少产权或未得到产权许可的数字资源。图书馆作为未来用户的代表，可以保存传统文献，产权法赋予其复制的权力，但对于数字资源(常常以许可方式获得使用权)则没有该项权力。
1.3 保存职责
数字保存的有效实施不仅受保存动机的影响，而且还取决于数字保存利益相关方(包括数字资源的生产者、拥有者、保存者、用户等)承担职责的清晰界定。有很多方法可用来分派保存职责，而且分派方式很自然，比如，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支持学者从事研究，同时也支持图书馆保存这些研究成果，供后人访问。保存职责有时受保存意愿(比如，来自于保存资金捐助者的保存意愿)的影响，对于那些有保存意愿的接收者，其所承担的保存职责可能要受保存意愿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保存职责可能不再是自然分派了，保存资金的获得者不得不遵循捐助者的保存意愿，否则将有失去保存资金的风险。
保存职责受保存资源配置影响。有时即使具备保存动机和保存资金，保存者也可能会缺乏必需的保存能力来对有价值的数字资源实施长期保存，此时委托给专业的数字保存系统(如荷兰国家图书馆的e-dep-ot)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这些系统具备较强的保存能力、丰富的保存经验、专业化的保存人力资源以及成熟的保存组织，甚至较低的保存费用，数字保存的资源配置可能更加合理，在此种情况下，数字保存参与者的职责必将做出相应调整。
2 数字保存的核心经济属性
2.1 数字保存的派生需求属性
派生需求(1erived demand)是指对一种产品(常常
是中间产品)的需求是从对另一种产品(常常是最终产品)的需求派生来的，如对轮胎的需求派生自对汽车运输的需求。针对数字资源，社会关心的是未来对其访问和利用的可能性，长期保存则产生这种可能。数字资源反映的足过去的历史状态，数字资源的丢失意味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将丧失对其再利用的可能性。所以，对数字保存的需求派生自用户对数字资源的未来访问和利用的需求。
不同的派生需求表现出的市场机制可能不同。根据经济学原理，有的派生需求可以通过市场来获得很好的供给，但有的则很困难。数字保存这种派生需求属于第二种情况，非赢利机构和公共机构在提供这种派牛需求中扮演重要角色。主要原因在于对数字资源的访问和利用需求只有到未来方能充分呈现，而数字保存必须现在实施，否则未来将不可能为数子访问与利用的需求提供供给，这样就导致了对数字保存这个不可知价值的投资回报缺乏市场动机。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市场无法为社会利益的需求提供供给时，公共机构的介入成为必然，尤其是公共产品。针对数字保存这・派生需求，当市场失灵时，常用的做法是图书馆等公共机构承担起提供这一需求的社会职责。
因为数字保存是一种派生需求，所以数字保存决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数字资源的现实价值以及未来的预期价值。
2.2 数字保存对象的价值递减属性
一般来讲，数字保存的对象可视为数字资源。在长期保存过程中，如果不对数字资源进行有效维护，其质量会降低，数量也会减少。因此，任何保存的数字资源可以视为随着时间推移，其价值呈递减状态。数字资源的价值递减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简单的物理贬值，表现为存贮介质的退化，导致数字对象的改变；其二是知识和逻辑方面，影响物理上完整的数字对象的用户可理解性，常表现在文件格式的过时和不兼容。
软硬件的退化导致的技术过时对数字保存对象的价值是一种永恒的威胁。应用于同一软件的不同版本的文件格式的不兼容性会影响数字保存对象的可阅读性，文件格式的详细记录对数字保存对象未来的可理解性至关重要，格式记录文档应该是数字保存对象完整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文件格式越复杂，数字对象的生产成本、在数字保存系统中的存档成本以及长期保存的保存成本都会增加。
数字资源保存技术的选择与其保存价值紧密相关。数字资源价值的关键特征识别以及保存这些关键特征的技术选择对数字资源的保存至关重要。对一些数字资源，采用数字迁移比较合适，但对于外观对其使用价值非常重要的数字资源，数字仿真应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减少数字资源存储介质的物理退化以及数字对象可理解性的损失会增加保存成本，但是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用户未来对数字资源的有效访问和使用将面临挑战。
因为数字保存对象具有价值递减性，为了减缓这个递减进程以及最大限度地维持其长期保存的价值，就必须对其进行持续性投资。
2.3 数字保存对象的非排斥性消费属性
作为一种经济产品，用户对数字保存对象的消费是一种非排斥性消费(non-rival in consunption)。一旦到web服务器上，如果不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数字保存对象可同时供众多用户并发消费，并且相互之间对同一数字保存对象的并发消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从经济学角度，数字资源的非排斥性消费具有上述三个基本特征。
・边际成本微乎其微。在数字保存系统中，用户数量的增加几乎不会导致系统运营成本的上升，这与传统信息资源保存系统有着本质区别。传统信息资源的消费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用户阅读传统介质图书就否定了其他用户同时阅读同一本网书的可能性。对于数字资源保存系统而言，并发用户太多也有可能会导致访问阻塞或系统性能下降，同时也会出现些许的边际成本(如管理成本的上升)；为了满足更多用户的访问，有时也会要求系统容量增加、硬件更新、软件或算法的完善与改变等，这些会导致固定成本的上升，但从一般意义上讲，数字资源访问使用的边际成本共少。由于非排斥性消费的产品难以通过市场杠杆有效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所以，从生产者和保存者角度，数字资源容易被复制的特征就要求任何生产和保存的市场模型必须提供防止非授权复制的机制。
・“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在经济学中，“搭便车”问题(也即“免费享受”问题)是指一些人需要某种产品(一般是公共产品)，但事先宜称自己并无需要，在别人付出代价去取得后，他们就可不劳而获地享受成果。数字资源作为一种经济产品，其他非排斥性消费特征对用户产生巨大受益性，对一个用户有用的数字资源可能会使很多用户都受益，科学研究的成果以数字资源方式传播和共享会更具效率。在非排斥性消费模式下，很多用户(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也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会感兴趣于有价值的数字资源，但必须有人投资对其进行长期保存，而用户最理想的消费模式则是别人付出了所需的费用，自己采取“拿来主义”，由此产生了“搭便车”问题。
・对数字资源访问的收费模式从经济角度是缺乏效率的(inemcient)。这里的效率是指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ciency)，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做了能带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程度的利用。在数字保存系统中，解决“搭便车”问题的常用方法是设计一个可持续的经济模型用来收取数字资源的访问费用，但这种方法的运行结果从经济角度是缺乏效率的。对于收取访问费用的数字保存系统(基于系统构建运行的固定成本和长期保存的可变成本)，那些期望从访问数字资源获益的用户，由于支付不起或不想支付所要求的访问费用，尽管数字保存系统为其提供访问的边际成本可能为零，但该用户还是被拒绝。因此，对于非排斥性消费的数字资源来说，任何排除消费者的访问行为都是缺乏效率的，这是因为，用户对数字资源的访问所获得的受益和价值可能远远超过允许用户访问的成本(因为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2.4 数字保存的路径依赖属性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反映了历史对现在和将来发展的影响。路径依赖意味着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而现在的选择又将影响未来的选择。
在整个数字资源的生命周期中，数字保存是一个基于时间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字资源的当前保存活动将直接影响对其未来的利用能力、成本和质量。这种当前保存与未来利用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过去的保存活动能够改变这种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也常常会对未来的数字保存行为产生影响。在经济学中，基于上述关系的数字保存决策是一种路径依赖性决策。
数字保存的路径依赖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数字保存的关键节点。数字资源生命周期中一般都存在一些关键节点，在这些节点上，数字保存的脆弱性最大，也最易出问题，其保存活动的选择对未来
的保存路径影响最大。这些节点主要有：①数字资源生产阶段。在该节点上，要对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价值进行评估，从而在实施数字转换与放弃数字转换之间做出决定。②数字保存系统的运营成本大于受益时。在该节点上，要决定是完善和转变运营方式，继续运营，还是将数字资源移交给其他数字保存系统而自己停止运营。③数字资源的所有权发生变化时。在该节点上，要决定与数字资源的新的所有者达成协议从而继续保存，还是放弃数字资源的保存。④数字保存相关方的利益发生变化时，无论什么保存环境，数字保存均涉及三个关键利益相关方，即用户(数字资源的需求者，也是受益者)、数字资源的拥有者和数字资源的保存者。在一个数字保存系统运营的经济模型中，当这三个相关方的利益分配合理，各得其所时，他们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职责方可达到最好的协调，此时系统运营状态最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利益可能发生变化，导致利益分配的分歧，系统运营就会产生麻烦甚至困难。数字保存关键节点的时间表达一般应基于一个概念框架，比如数字资源生命周期模型，并且应以模糊形式来表示，比如现在与将来，或生命周期的阶段等。
・数字保存的不可逆转性。不可逆转性是数字保存面临的最具挑战性问题之一，其基本表现有二：一是在保存过程中，一旦数字资源丢失，可能会导致永远丢失，无法重新恢复；二是当元数据的内容和描述元数据方案的文档丢失时，可能会导致即使保存再好的数字资源也丧失了可用性。
2014年10月吉林自学考试科目表（专科及基础课段）已公布，具体内容请各位考生查看如下：
专科及基础课段(40个专业) 国际贸易020109 基础英语00088 国际金融00076 国际贸易实务(一)00090 中国对外贸易00092 中英合作金融管理02011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大学语文04729 会计020203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成本会计00156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市场营销020207 企业定价00180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广告学(一)00181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中英合作商务管理020214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大学语文04729 物流管理020228 物流经济地理03995 物流英语05362 国际物流导论05372 劳动和社会保障020231 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03312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劳动和社会保险统计与计算机应用03320 劳动和社会保险业务案例分析03321 电算会计020242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成本会计00156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采购与供应管理020265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物流英语05362 酒店管理与导游020290 旅游学概论06011 旅游政策与法规03959导游实务01525 旅游职业道德01527 旅游礼节礼仪01520旅行社业务01526 法律030112 民法学00242 中国法制史00223行政法学00261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经济法概论00244 社会工作与管理030202 社会政策与法规00274人类成长与环境00276 社会问题00275 公共关系学00182 社会工作概论00272 机关管理及办公自动化030307 管理心理学00163秘书学概论00345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二)03204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00346公共关系学00182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心理健康教育040109 心理咨询与辅导(一)05619团体心理辅导03372 心理测量与评估0561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心理学史05952 秘书050102 秘书学概论00345管理心理学00163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00346公共关系学00182 外国秘书工作概况00514机关管理00509 汉语言文学050114 文学概论(一)00529心理学00031 古代汉语00536教育学(一)00429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00531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4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00533 朝鲜语言文学050119 中国古代文学00559外国文学00598 中国现代文学00546 朝鲜文学00588 朝鲜语翻译00630 俄语050209 现代俄语05019 外事外贸俄语01142 基础俄语(二)00614 俄语阅读(一)00846 朝鲜语050211 朝鲜语语法00631 朝鲜语国家概况00632 朝鲜语基础(一)00627 朝鲜语基础(二)00628 视觉传达设计050406 设计概论(一)03521 美术教育050409 心理学00031 教育学(一)00429 数字媒体艺术050420 数字影视三维动画07889 数字媒体视频编辑07891 艺术设计（特教）05043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聋哑试卷） 视觉传达设计概论0554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聋哑试卷） 服装设计与工程050442 应用文写作02126 服装设计05334服装画技法03903 服装品质管理03906 服装市场与营销00683 游戏艺术设计05045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大学语文04729 地铁电动客车技术080312 机械知识05464 电子电路07439 客车工程05465 车辆修造工艺与装备05466 数控加工与模具设计080326 机械制造02230 电气传动与可编程控制器(PLC)02207 计算机在模具设计中的应用05517 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04080 汽车车身数字化设计080331 车身二维数字化设计技术01880 汽车设计形态美术基础01882 工业设计美学基础01883 车身构造01885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080619 发动机原理02577 汽车电器基础06923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基础06931 汽车制造基础06919 数控技术应用080744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04070 数控机床操作05789 机械设计基础(一)07743 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040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748 电子商务技术04614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00898电子技术基础（三）04730 数字逻辑06626 物流信息技术（一）11180 地铁运输与管理081721 电子电路07439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05774 客运市场营销05775 汽车服务工程082229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05877汽车保险与理赔05873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05875汽车营销案例分析05872汽车应用英语05869 汽车营销技术05871汽车诊断与维修05881 职业道德与礼仪05868汽车售后服务管理05870 兽医公共卫生090415 有机化学及动物生物化学04786 食用动物寄生虫病学01413动物性食品理化检验学01417 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检验学01416动物生理学06663 兽医诊断学及内科学01411 眼视光技术100310 角膜接触镜03766 物理光学03753 眼视光器械学03764 低视力康复学03768 康复治疗技术100313 运动治疗技术12510 作业治疗技术12512 言语治疗技术12518 护理学100701 病理学02901 药理学(一)02903护理伦理学02996 医学心理学02113内科护理学(一)02998 外科护理学(一)03001妇产科护理学(一)03002 社区护理学100704 病理学02901 药理学(一)02903社区常见健康问题03624 社区特殊人群保健03623 社区护理技术03625 中药学100803 中药学(一)02974 中医基础理论(一)02972中药鉴定学03040 医古文(一)02976 方剂学(一)02975 生物制药100906 生物制药设备原理及操作01400 口服药品制剂学01408 药用微生物01402生物制药工艺学01396 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01394生物药品分析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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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当局干预宏观经济备选工具箱中的最重要选项，财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在众多力求规范刻画政府政策当局财政货币政策行为、科学合理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经济绩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货币政策泰勒规则颇为引人注目。泰勒规则研究的常见结论是：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边际反应大于1的“积极”货币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Taylor）。遵循泰勒原则，包含汇率反应、前瞻和滞后等惯性的模型仍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Woodford；Ball；Svensson，1998；Rotemberg和Woodford；Schmitt-Grohe和Uribe，2003）；相反，违背泰勒规则会使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ment Expectation），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不断波动（Clarida等，2000）。
但应注意到，因为基于强有力的限制性前置条件，泰勒规则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其一，出于便利，泰勒规则坚持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的理论范式，完全集中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考虑不充分。其理由则在于，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因此就更能成功地实现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的主要目标①。但其忽略了适当刻画货币政策规则需要匹配以财政政策规则的适当刻画。Leeper（1991）、Woodford（1996）和Benhabib等（2001）强调必须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其二，假定财政政策体制的潜在稳定性，并被表示为Leeper（1991）意义上的消极的，也即财政赤字（和/或税收）充分有力地对真实债务变化反应，或更苛刻地假定政府预算总是平衡②。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假定，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该假设屡受质疑。继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1984）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因此，Sala（2003）、Favero等（2003）认为必须构建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理论。马尔可夫体制转换（Markov Regime Switching）模型方法（Hamilton，1989）则解决了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建模的技术难题。
与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因为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而且，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也存在巨大困难③。其一，难以获取财政政策指标数据，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可靠的财政变量季度度量（Perotti，2004）；其二，财政政策中存在自动稳定器，使财政规则识别中刻画财政政策对产出的相机抉择反应变得复杂④；其三，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或称财政政策意外），因为财政政策预期的变化通常要早于财政政策实施⑨（Mountford和Uhlig，2004）。
尽管如此，作为泰勒规则研究缺陷的回应，遵循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主题，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对政治偏好多样性随时间推移的摇摆更敏感，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体制转换模型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分析，至少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挑战。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存在持续的体制转换，应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绩效评价中重视体制转换因素，并因此谨慎地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度量和解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绩效；其次，政策体制转换背景下，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范围扩大，不仅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以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能够得到解释，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双积极和双消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Woodford（1998）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合适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而消极财政政策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Davig等（2004）研究发现，美国战后财政体制在被描述为符合预算平衡逻辑的财政政策规则和仅以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而忽视政府债务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之间交替。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为基本赤字（Primary Deficit）对产出缺口（Output Gap）和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 Deficit）反应，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识别财政体制变化，根据1960-2002年美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得出不同于美国战后财政政策体制一直都是消极的结论，并发现，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基本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
在我国，政策规则研究明显呈现出货币规则比财政规则获得更深入研究的不对称性趋势。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中国数据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并进行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赵进文和高辉，2004；王胜和邹恒甫，2006；卞志村，2006；张小宇和刘金全，2010）。作为在我国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中考察体制转换因素研究的代表，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特征，并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特点划分出“惰性”和“活性”两个区域。相对地，我国财政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国债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1995；史永东，1999；夏杰长，1999；周波，2009；龙成学，2008）、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炜和娄依兴，2005；郭庆旺，2004；闫坤和孟艳，2008；张建平等，2005），而关于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研究仍相对较少。
基于此，遵循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作用时间差异引发财政政策参数潜在地取决于马尔可夫状态变量，从而存在经济系统未知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本文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内在识别这些体 制变化；提出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其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财政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值，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捕捉自动稳定器机制）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其本质类似近期用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估计和分析（Clarida等，2000），并使用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进行实证估计。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以及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简单说，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则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予以确定界定。遵循Leeper（1991），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l，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类似地，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⑥。
一、我国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构建和实证估计
总体而言，无论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都不曾关于财政当局的政策工具达成广泛认同的一致意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常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税收（Alesina和Perotti，1995、1997；Perotti，2002；Blanchard和Perotti，2002），McDermott和Wescott（1996）、Alesina和Ardagna（1998）进一步集中于公共工资和转移支出，Arcangelis和Lamartina（2003）将财政支出细化分解为工资和转移支出、剩余支出⑦。就财政政策规则研究而言，常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债务（Bohn，1998；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或同时考虑政府债务和税收（Davig和Leeper，2005；Davig等，2004）。本文采用的政府财政政策工具，与Favero和Monacelli（2005）一致，即政府财政赤字，并使其与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目标联系起来。实质上，作为实施政府活动对应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政府财政赤字度量实际上不仅是政府财政政策取向的更全面刻画，而且规避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公共财政体制日渐完善进程中税制不断改革完善、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占全部财政收入较高比例等问题导致的财政收入指标选取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搜集难题。
因此，给出本文构建的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历史表现，由此给出本文构建财政政策规则的直观合理性。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首先考虑我国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行为的历史时间序列证据。如图1，我国政府债务/GDP比率行为揭示出，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2季度，除2003年第3季度的简短反转外，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一个政府债务积累的持续长期向上趋势，经历2004年第2季度～2007年第2季度渐进下降后，在2007年第2季度～2008年第1季度急剧上升，后在2008年第2季度～2009年第1季度下降，并在2009年第2季度后发生温和反转。
如图2所示，GDP增长率和作为中国国债名义利息成本的国债利率比较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3年第3季度和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3季度，国债利率高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正，由此，上述期间我国经济动态有效。而在2003年第4季度～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0年第4季度以后时期，国债利率低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负，看起来，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是动态非无效的。国债利率和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的显著变动性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实证识别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
2.识别和估计
刻画财政政策执行滞后，并充分考虑财政政策预期（内生）组成因素的重要性，本部分给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识别。假定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财政赤字。财政当局的反应规则识别刻画实际政府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水平，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被视为捕捉经济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反应。
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识别是本变的核心变量。假定财政赤字目标刻画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反应：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关于财政赤字目标的弹性能反应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规则的差别。因而，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考虑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而非政府债务本身，具有能够控制利率和GDP增长率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债务偿付压力随时间变化效应的优势。这也是考虑如图2所示的我国动态效率转换到动态非效率这段被观测历史转换的主要动机。
为刻画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将定义为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真实政府赤字，亦即与政府债务稳定一致的政府财政赤字。名义流量政府债务方程如下：
之所以在财政赤字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包括产出缺口，是为了控制财政政策的周期因素。注意到与Gali和Perotti（2003）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使用经周期调整的赤字（或盈余）度量（Cyclically Adjusted Measure）不同，本文财政政策工具度量是政府真实财政赤字。试图分解财政政策的真正相机抉择部分并藉此控制财政当局直接控制之外的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变化的因素时，该区别尤其重要⑧。本文暗含假定，产出缺口是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指标，并因而可很好地包括来自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反应⑨。
3.数据
模型包括政府赤字、政府债务、产出缺口、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GDP增长率等经济变量。模型经济变量季度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1）GDP增长率和产出缺口。GDP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季度GDP为当季发生额，以本季的当年累计额减去上季的当年累计额。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将名义季度GDP转化为真实季度GDP（记为RGDP）：RGDP=名义季度GDP/当季CPI。为估计产出缺口，采取如下策略潜在产出水平估计：以HP滤波得到季度真实产出长期趋势值（记为HPRGDP），根据真实产 出对数关于HPRGDP和三个季度虚拟变量（11）的回归方程计算潜在产出季度估计值（记为UGDP）。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季度潜在GDP增长率可计算为g=，时间序列行为如图2。对应地，我国季度产出缺口数据计算为，时间序列行为如图4。
（2）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计算真实政府债务/GDP比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债期末余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国债余额季度度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名义季度国债余额除以当季CPI转化为真实季度国债余额。在此基础上，真实季度国债余额除以R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国债余额/GDP比率。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本文实证识别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国债期末余额数据统计可以获得的最早来源是1999年第1季度，这也是本文研究局限于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政府财政赤字季度度量。采取与计算类似地剔除通货膨胀影响、除以真实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财政赤字／GDP比率。依据式(3)并结合计算完成的序列，可计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对应的时间序列行为如图3。
（3）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CPI。理论上，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应该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额与政府债务偿付额比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都不存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数据统计，本文依据财政部公布的历次国债发行公告进行计算，作为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统计自1999年1月起每月到期国债需支付的国债利率水平，因为国债动态连续滚动发行，同一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多个批次。比如，1999年1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7年发行的2年、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发行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第一次增发的5年期国债，第二次增发的3年、5年期国债，第三次增发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共11个批次。考虑到每批次国债都可能发生持有者提前兑付的可能性，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国债计息规定进行统计。比如，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1月～1999年4月期间满3年而不足4年，故该时期国债利率统计为10.26%，而1999年5月～2000年6月、2000年7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6月3个期间，国债利率分别统计为11.34%、11.88%和13.06%。自1999年1月始，分别计算每批次国债发行在每个月份偿付国债的利率，然后计算每个月份所有到期国债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就是该月份到期国债利率月度数据；计算每季度3个月份国债利率平均值得到国债利率季度平均值，如图2所示。
就用于各真实变量转换的通货膨胀率变量而言，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标，原因在于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相比，CPI不仅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程度，而且具有与GDP关系更密切、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最终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是，CPI倒数衡量货币购买力指数，能反映价格上涨后国债持有主体可能面临的资产收益损失，直接形成对财政当局调整财政政策的公众压力。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通货膨胀率=（季度CPI-1）×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来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数据，每季度3个月度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可得到季度数据。
4.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
使用RATS 7软件估计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式（4）。本文尝试允许任意数量的财政政策体制，但总体上，被刻画为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的两个体制情形稳定地实现收敛，并给出最好的统计刻画，估计结果见表1。
同时，注意到作为财政当局工具的政府赤字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也随着财政体制转变发生变化。消极财政体制下，政府赤字变量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53，并不显著异于0。而积极财政体制下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1，统计显著。
二、财政体制转换模型评价：基于与不变财政体制估计的比较
1.不变财政体制估计
为评价财政体制转换因素对于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行为随时间变化特征的重要性，本部分将基于财政体制转换模型的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与不变财政体制条件下的财政规则估计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不变财政体制假设意味着，对所有t有=s。由此，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由具有取决于特定时刻t体制的时变参数非线性模型系统转变为固定参数线性模型系统。对应地，用于估计的方程系统如下：
然而，基于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识别的结论与经由式（6）估计得到的结论显著不同。若财政政策规则式（4）正确，则财政政策始终处于消极财政体制状态的刻画与历史数据严重不符。如图6积极财政体制概率估计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0年第l季度、2001年第4季度～2002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2008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2季度～2010年度3季度四个样本区间被识别为积极财政体制状态。
2.体制转换与体制不变模型的财政赤字拟合比较
基于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和固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比较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赤字行为拟合效果。
为更好地衡量体制转换特征相较于固定体制因素关于财政政策规则估计拟合的显著改进程度，引入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概念。
政府财政赤字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下的实际政府财政赤字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显然比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具有更大的持续性。两种体制情形下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下的政府财政赤字估计贴近真实政府财政赤字平均趋势路径、存在较多异常值的原因，而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能揭示真实政府财政赤字的动态趋势。
三、政策意涵：结合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的分析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 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999）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 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若真实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关于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和产出缺口的边际反应规模的比较，能揭示出财政当局关于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的相对权重，则我国财政当局将在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缺口稳定和政府债务稳定之间相互交替：积极财政体制下，财政当局更注重追求产出稳定，而消极财政体制下更看重政府债务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决定，自1994年起不再允许通过向银行系统透支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消除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相对货币政策更直接的判断，我国在1998年之后采取注重货币政策的同时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12）。因此，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匹配，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尝试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和财政支出规模，推出增发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约580亿元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多亿元。但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面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配合增加1000亿元的贷款，用于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用房建设等六个建设重点。1999年财政部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各种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03年，我国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正式由积极转型为稳健。
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为实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而考虑到改善民生、重点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会比较大，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果断实施“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对应地，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9500亿元和10500亿元水平，财政赤字率一度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9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财政赤字率回落至2%左右的安全地带。但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可以预见，我国将在未来某一时点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对照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并根据图5和图6我国同期消极和积极财政体制两类区间划分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行为主要考虑政府债务稳定目标。这实际上引发应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因为以扩大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固然能阻止经济颓势、实现产出稳定，但财政扩张之后政府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期履行政府债务偿付义务。有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鉴于体制转换特征在宏观经济现象和数据解释中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应用的非对称性，本文给出了将财政政策体制随机变化的思想融入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的实证框架。分析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财政体制变化，财政政策操作呈现显著的体制不稳定性。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都是显著的。与不变参数财政政策规则规则识别相比，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支持Schmitt-Grohe和Uribe（2003）、Sala（2003）、Dayig（2004）、Davig等（2004）将财政体制不稳定性考虑在内来识别宏观经济最优模型的贡献。
财政体制随机变化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我国从事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VAR实证研究都应慎重。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典型做法是假定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泰勒原则）与不变消极财政政策规则（典型的平衡预算规则形式）匹配，而VAR实证研究试图在不变财政体制框架度量财政政策冲击的高频率效应（13），并通常忽略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以及财政政策中的债务稳定动机问题。当然，就体制转换模型识别和估计而言，国外相关研究通常使用比本文规模更大的样本数据，而本文可用数据相对较少，由此可能影响识别、估计和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或随时间推移增加数据予以验证。
注释：
①该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核心，集中于泰勒原则。见广泛引证的Woodford（2003）和Clarida等（1999，2000）。
②贯穿全文都坚持Leeper的消极和积极概念。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③早期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包括，Taylor（1996，2000a，2000b）将财政立场（Fiscal Stance）度量与产出缺口联系起来（未考虑对政府债务变化反应）识别美国财政规则，Bohn（1998）基于美国百年数据揭示出政府盈余/GDP比率与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采用不变参数法估计包括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的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规则。
④采用固定结构VAR事件研究法，Blanchard和Perotti（2002）使用税收和转移体制的制度信息以及税收征缴时机来识别财政政策行为的自动税收和支出反应，其基本逻辑是，政策制定者收集经济状态信息、考虑财政政策反应并最终 实施财政政策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滞后意味着，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用于估计模型的周期内，比如一个季度）不可能有对未预期经济活动的相机抉择反应。Fatas和Mihov（2001）假定政府支出不对一个季度内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区分开来。
⑤幸运的是，若分析重点是政策冲击，则财政政策意外识别就至关重要，但就本文关注的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而言，该问题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⑥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当然，由于本文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与既有研究不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界定稍有不同，下文将结合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详细说明。
⑦主要是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因其在某些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因此成为重要的预算项目。
⑧例如源于周期性条件和/或失业率的税基变化触发失业利益规模的摇摆。
⑨参见Fatas和Mihov（2003）的类似做法。
⑩理论上，该相关的符号是模糊的。实际上，政府支出外生增长影响真实产出（很可能经由就业的财富效应）和自然产出水平。冲击符号将典型地取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冲击的持续性程度（Baxter和King，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