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6 05:32:49
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策科学必须充分考虑公共部门管理研究（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把它放在公共管理的大视野中加以考虑，这有助于把握政策科学发展的未来取向，拓宽政策科学的研究主题，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加快政策科学的知识创新。 一、公共政策学的缘起 政策科学又称政策分析、公共政策（学）和政策研究，是二战后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思想库和大学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被视为“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重要的发展”、当代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变化。政策科学的迅速成长以及它对各国政府政策制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它成为各国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学科。现在政策科学已构成当代公共管理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而富有活力的部分。 一般认为，“政策科学”概念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首先提出的。早在1943年的一个备忘录中，他就提到了“政策科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的首次出现则是他与卡普兰在1950年合著的《权力和社会：政治研究的框架》一书。1951年，拉斯韦尔在与拉纳合编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一书特别是拉斯韦尔本人所写的“政策方向”一文中，首次对社会科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即政策科学的对象、性质和发展方向作出规定，奠定了政策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政策科学诞生的标志，拉斯韦尔因此成为“现代政策科学的奠基人”；政策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成，则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事，它以德洛尔的政策科学“三部曲”——《公共政策制定检讨》（1968）、《政策科学构想》（1971）和《政策科学进展》（1971）的出版为代表，这些著作构成政策科学发展的第二里程碑。“政策分析”一词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首先提出的。他在1958年发表了“政策分析”一文，用“政策分析”表示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在西方文献中，“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两个概念的关系颇为复杂，有的学者将两者当作同义词使用；有的学者将它们加以区别，用“政治科学 ”作为一个总的学科领域名称，强调它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而将“政策分析”看作政策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政策分析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应用性学科的特征。 二、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背景、特征及对政策学的影响 尽管拉斯韦尔和德洛尔等人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综合性的学问，是一种“统一的社会科学”（元社会科学），但是政策科学既然主要以公共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主要是关于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学问。70年代以来，政策科学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政治学以及公共行政学等学科日益相互融合，最终导致公共部门管理领域新范式或新途径的出现，即“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因此，要认识和把握政策科学，就不能离开公共部门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发展的背景与趋势。 政府及公共部门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分支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该学科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转变，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三次重大突破。政策科学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 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等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有六大信条：（1 ）非政治化的文官制度以及将政治与行政分开的假定；（2）强调层级制和规章制度（即采用官僚体制模式）；（3）公务员的终身受雇和政府组织的稳定性；（4 ）以文官制度作为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5）对文官的控制（外部规制）；（6）要求结果的公平。 早期公共行政学采取了一种形式主义或静态的研究方法，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政府组织机构）的分析，忽视了对行政行为及行政管理过程的研究；它将政治与行政（即政策的制定与政策的执行）绝然分开，忽视了政策制定以及政治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它将丰富多彩的行政管理现象及过程仅仅抽象为若干原理或原则；效率的标准则被不恰当地过分推崇（价值因素以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被忽
一、中外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对比
不可否认，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中不乏诸多优秀理论为各国学者借鉴，如较为流行的政策过程理论、制度理性选择理论、政策扩散框架、大数量比较研究方法等，其中政策过程理论又衍生出了三种新模型：多源流分析、倡导联盟框架、以及中断性均衡理论，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实际具备一个较为完整的构建范式，如拉斯韦尔的分析型科学理论构建范式、德洛尔“总体政策”型的学科理论构建范式等等，对于公共政策研究假设、检验、证实都有一个明晰的分析框架。
相较于西方，中国公共政策理论更多的着眼于公共政策过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看到不妥的地方要赶紧改。这一思想后来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摸着石子过河”，这是一种适合中国改革开放实际情况的决策模式，另一个带有改革开放时代印记和中国特色的政策推行方式即“试点先行-典型示范-全面推广”，另外还有由央地关系现实问题造成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特有政策执行现象。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西方公共政策理论更为多元化、多样化，同时也更加带有理论化、抽象化气息，比较可贵的是一种理论探讨的逻辑和精神，一个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究过程。而中国的公共政策理论主要源于经验和实践，而且学界焦点随着政府的关注点和领导的讲话、想法转移，立足于实践的确是必要的，然而随着政策环境越加复杂化，理论的升华和创新则显得极为重要。
二、中外公共政策学科价值研究对比
中外公共政策学科的研究焦点存在较大差异。在西方，公共政策学科的价值研究和伦理取向已成为其学科发展的主导性课题之一，并且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中国侧重于研究政策过程等实际性问题。
西方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引入价值维度，是公共政策本质属性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言： 人的全部活动都是在追求着某种价值目标，价值目标越大，人们所激发的潜能也就越大。倘若公共政策失去价值导向，它就会立即失去存在的理由而仅仅停留于文本的形式。自十九世纪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关于价值问题的争论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学者曾凡军在其《西方公共政策价值变迁研究》中分析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新公共行政学时期的公共政策价值论，前者主要倡导价值中立和效率至上等价值观，致使工具理性牢牢把握着行政决策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决策价值理性和伦理因素被长久忽视；后期的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则倡导价值涉入、事实与价值统合、社会公平、政策伦理和价值等价值观。
中国关于公共政策价值问题、伦理问题的研究成果比较匮乏，仅有的一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公共政策过程这一主轴进行的。中国学者有关公共政策学科的论著，大多围绕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督展开，对政策终结的研究也比较少，学者专注于研究政策过程中所使用工具、参与主体、政策面向对象等，相对较少地涉足影响政策参与主体具体行为和利益倾向的价值问题。
三、中外公共政策学科价值取向对比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研究总结，良好的价值导向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标准：一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原则，即主体需求的尺度与客观世界的尺度相契合，而非偏离甚至冲突；二是实现社会统一与个人选择相统一的原则，避免片面追求个体需求价值或公共政策价值，实现价值追求的调适与融合；三是实现兼顾与急需相统一的原则，基于阶层差异贫富差异地区差异等诸多差异，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出现轻重缓急，从而确定重点、兼顾一般成为必须。
西方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历经了以效率为取向向以公平、效率协调统一为取向的演变，而观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亦是出现了侧重公平、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确立以来，公共政策的人本价值取向成为核心。然而，观之中西方的公共政策实践，学术界追求的所谓主流价值并未完全实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益作用的机制，西方“铁三角”、“议题网络”概念都意在突出利益集团、政府、国会（议会）等利益团体用其自身建立的利益网络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整体而言是一种精英集团的利益取向。相较之下，中国更加倾向于人民利益取向，但其中不乏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冲突，即人的私欲与人民利益的冲突。
四、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建议
中国公共政策学科经过3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使公共政策学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复兴战略，本文对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后续发展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增强学科发展的自觉性、自主性。中国学者应在公共政策学科理论构建上具有担当精神，主动研究中国公共政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破除对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的过度迷恋，须知中国公共政策学科发展需要自立自强。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科；教学改革；实践教学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6-0216-02
一、公共政策学及其教学现状
公共政策由于具有权威性、公共性，对国家的经济管理、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公共政策这一学科的教学显得尤其重要。但现行培养模式较为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忽略社会实践的应用；较为重视课程内容的传授，忽视学生个性的培养；较为倾向僵化的师生关系，忽视和谐的师生互动，仍旧停留在以老师为中心，以理论传授为重点的单一模式上。这些弊病主要体现在以下诸个环节：
1.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当今的公共政策教学仍旧停留在理论普及阶段，由老师枯燥的讲述关于公共政策的各种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接受，其接受理解程度则主要看学生自我主动意识，这就形成了老师“只为教学而教学”，学生“只为听课而听课”的局面，其讲授的知识枯燥，学生未必会形成兴趣，自然无法与老师进行思想碰撞，导致课堂氛围压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弱，无法完成公共政策的教学目标。而且由于公共政策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的学科，往往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知识，这就对教师的知识储备提出了要求，并且国家的公共政策都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所形成的，这就需要教师的知识储备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再教育[1]。
2.实践性教学资源还不够丰富。我们曾经尝试主要把实践教学的活动放在学校范围内，因为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与学校的相关部门关系较大，如校园安全问题、贫困生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正好可以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希望学校各部门也对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够提供便利。其次，校外缺乏固定、制度化的合作单位，学生社会实践还缺乏充足的条件。
3.课程的阅读参考文献比较丰富，而且一些参考文献是英文的，学生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还存在一定难度。
4.网络硬件和软件条件有待提高。实验室计算机还未安装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系统。公共政策课程需要实验室各个计算机安装上常用的办公软件系统，用于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还没有实现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的政策过程。计算机模拟可以让学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和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效果波及效应实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
二、公共政策学科教育引入“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的可行性
公共政策学科“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在本科生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是提升公共政策教学效果的关键，其重要性与必要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公共政策学科教育引入“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在教学目标上，可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重点，建立公共政策课程新的教学体系，力求课程质量和教学质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要求建设优化的网络教学环境，完成教学视频上网；参考题目、作业、常见问题上网，建立网上答疑平台，视频互动平台。“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能够帮助建设完整、科学的课程评价考核体系。
2.“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可以帮助建设本课程的实践教学课堂，保证实践课堂固定、规范化。公共政策学科的本科生通过知识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来提升公共责任意识、个人服务能力，从而提升社会整体素质、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公共政策学科本科生教育要培养出“以人为本”，具有工作责任感、社会道德感、公共服务意识的高级决策人才[2]。
3.“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能够充分彰显本课程的教育特色。专业学位本科生学科知识相对薄弱、实践经验相对丰富，若采用的培养模式割舍了这两类学生的整体特征和个性差异，不能有效地调动两类学生的协调与互动，都很难取得较好的培养效果。前者囿于公共政策学科的特性，很难找到一种实践的平台；后者中有些高层次学生在单位是领导者“一把手”，在学校则是学生的身份，心理上难以适应身份的迅速转变；而导师也是一个尴尬的群体，他们授课的对象、指导的学生可能是年龄相仿的群体、也可能是职位、级别更高的领导，如何充分履行教师的职责，又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保持适当的上下级关系，也是导师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科学生教育迫切需要桥梁、中介来承担这种沟通职能。
三、公共政策学科本科生“实践型”教学培养模式的构建
“实践型”教学模式主要根据课程内容安排引导学生完整的经历一次政策过程，从发现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提出政策建议、到实施政策建议、评估政策效果和提出改进意见，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知识去分析解决、政策问题，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进一步加深对基本分析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力求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模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及政策影响的波及性，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公共政策学科“实践型”教学改革模式在本科生教育教学中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社会实践、考试制度与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
1.课堂教学。在教学方法方面，除了传统方式，我们开始运用案例权变式教学、情景教学、决策者课堂现场说法、团队合作社会实践模式等多样的教学方法及手段以增强教学效果。（1）案例教学方法。授课老师积累丰富的案例，在授课过程中，引导学生从真实的案例入手，从中提炼出一些共性的理论思考，逐步过渡到成熟的公共政策理论讲解。从案例到理论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对决策理论的理解不是停留在文字上，而是贯通到实践中，充分体现决策科学的实践性特色。补充公共政策的案例和音像资料，如关于废除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拘押政策的建议，全球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深圳的行政三分政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等。做到了教材配套齐全和满足教学的需要。（2）情景教学方法。通过场景模拟，角色扮演，为学生发挥公众影响力、阐释决策理念、分析解决问题提供外部激发[3]。例如，让学生扮演“市长”、“总经理”等角色，现场就问题进行决策。由于游戏是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场景的模仿，因此也是一种体验法；同时游戏还有揭示道理的作用，即通常说的寓教于乐[4]。（3）政府决策者课堂现场说法。授课老师计划请优秀决策者到课堂现场说法，把决策者在实践中的切身体验，传输给学生。（4）团队学习模式。小组合作，妙趣横生。授课老师把学生分成若干研究小组，并给每个小组布置阅读材料，采用团队结构，使学生充分发挥团队优势，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每个小组根据阅读材料，做成PPT，在课堂上依次做PRESENTASTION。
2.实践课程设计方法。（1）实践性教学环境建设。我们把实践教学的一部分活动放在学校范围内。因为学生关心的很多问题与学校的相关部门关系较大，有些问题本身就是学校相关部门关心和头疼的问题，如校园安全问题、贫困生心理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正好可以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希望学校各部门也对学生的教学实践提供便利。同时，我院已建立起淄博市城管执法局、张店区政府两个实践教学基地，与一些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为公共政策学的实践性教学及课题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2）小组课程实践活动。主要引导学生应用公共政策研究方法，去了解政策问题、分析和描述政策问题、提出建议、游说相关部门实施建议、监控和评价效果、提出改进建议。可以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合作精神，而且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和公益心。学生的实践活动主要在课外进行，课堂上安排学生就实践活动成果进行汇报。同时鼓励学生在汇报课题研究成果和小组讨论成果时运用多媒体。根据课程内容安排，引导学生完整的经历一次政策过程，从发现政策问题、分析政策问题、与相关部门联系提出政策建议，到实施政策建议、评估政策效果，提出改进意见[5]。学生就我校同学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到学校相关部门了解情况，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帮助相关部门实施落实。内容包括校园安全、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宿舍安全问题、食堂卫生、饭菜质量、服务质量、课程设置、困难补助的发放、校园周边环境整治问题、学生素质课程开设、网络收费及安全问题、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图书馆服务问题等等，希望相关部门能提供便利。
3.建设网络教学环境。安装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突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为学生学习提供更方便、灵活的服务，实验室各个计算机安装上常用的办公软件系统，用于政策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的SAS系统以及快速网络通道。通过计算机模拟现实的政策过程。让学生通过计算机模拟了解政策后果的不可逆性和现实政策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政策效果波及效应实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6]。
4.改革考试制度。成绩评定由试卷考试转变变为“读书笔记+小组讨论+课程实践报告”，发表文章和参与科研项目可以加分。这样的制度，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学生在公开刊物发表论文，积极参与科研实践项目。
5.论文写作。以往的论文写作，往往是由学生提出相应的选题，然后由导师进行相应的甄选，这种的模式囿于学生所学知识、视野的局限，论文选题往往是陈陈相因，毫无新意，而采用“实践型”模式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工作性质与个性特征，从科学学位学生中选取合适的人选协助专业学位学生筛选论文选题，确定既来源于本职工作，又体现导师研究方向的选题。
参考文献：
[1]肖军飞.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分析[J].河池学院学报，2008（2）.
[2]刘雪明.王显军.公共政策课程教学改革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J].教育评论，2009（6）.
[3]李玮.情景模拟教学法对管理学教学的启示[J].教育探索，2008（7）.
[4]刘雪明.情景模拟法在公共政策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教育评论，2011（1）.
[5]季丽新.孙守春.政治学学科本科实践教学建设与改革路径探索[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9（5）.
[6]李桂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与传统讲授式教学的区别探讨[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5（5）.
一、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意义
包括公共政策学在内的任何社会科学的产生都是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尽管具有不可否认的客观性和通用性，但必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性，因此在引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本土化的过程。而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首先需要学科教育的本土化，学科教育的本土化则直接依赖于教材的本土化，因为本土化教材是提供本土化教学内容的直接载体。如果将视角从公共政策学扩展到整个公共(行政)管理学，纵观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教材的本土化是西方国家发展本土化社会科学的历史经验。众所周知，现代公共行政学是以美国公共行政学为蓝本的，而美国公共行政学是借鉴了欧洲公共行政的思想。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WoodrowWilson)在公共行政学的开山之作《行政学研究》中直接表明“它是一门外来的科学”。
［1］但是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学科。［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公共行政学诞生之后在大学教材的编写上坚持“美国化”的原则，几乎所有美国的公共行政学教材都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例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怀特(LeonardD．White)撰写的公认为第一本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的教科书《行政学导论》(1926)，在由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协调、人事行政、行政伦理、行政法规和行政监督等内容构成的框架体系中，全部贯穿美国背景，理论的分析和讲述均以美国的现实问题为基础。除此之外，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者最为熟悉的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学经典教材，诸如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1989)、罗森布洛姆(DavidH．Rosenbloom)和克拉夫丘克(RobertS．Kravchuk)的《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2002)更是如此，所有的理论分析全部基于美国的政治架构和现实问题。公共行政学教材的本土化策略不仅助推美国公共行政学执西方公共行政学之牛耳，而且还孕育创造了完全美国式的公共政策学。无论是公共政策学创始人拉斯韦尔(HaroldDwightLasswell)的《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新近发展》(1951)，还是以色列人德洛尔(YehezkelDror)的政策科学“三部曲”(1968—1971)，其内容都有着浓厚的美国色彩。这一点更为鲜明地体现在西方经典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上，这里列举两本我们熟悉的代表性教材:安德森(JamesE．Anderson)的《公共政策制定》(1975)，在讲述政策方案选择、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公共政策过程的主要环节时，分析的依据全部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策事件;邓恩(Wil-liamN．Dunn)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1994/2002)讲述的每一种方法分析的都是美国公共政策问题。由此，美国公共政策学成为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典范。
从上述美国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发展的经验来看，教材的本土化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上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教材的本土化能起到3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引导学生关注本土问题，如果讲述的都是国外的问题，无异于是学习“屠龙术”，只有本土化的教材才能诱导学生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其次是引导学生训练本土思维，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在分析问题时考虑的角度不同，教材的本土化能够引导学生用本土化的语言和逻辑去解读现实问题;再次是引导学生提出本土化的方案理路，基于本土化教材的教学能够让学生逐渐养成从回应现实问题需要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大而化之地在外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若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建议。基于这3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积累，关注本土问题、回应本土现实就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从而推动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立。
二、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现状
由于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大量引进和翻译了国外的经典教材。2000前后，华夏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由赵宝煦主编的“21世纪高校教材译丛•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列教材，其中包括卡尔•帕顿(CarlV．Patton)和大卫•沙维奇(DavidS．Sawick)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等公共政策学经典教材。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张成福主编的“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其中包括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等公共政策学经典教材;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由陈振明和张成福主编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包括弗兰克•费希尔(FrankFischer)的《公共政策评估》等经典教材。2004年开始，三联书店出版由薛澜主编的“公共政策经典译丛”系列教材，包括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Howlett)和M•拉米什(M．Ramesh)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等经典教材。除了翻译的教材之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开始出版了“公共管理英文版教材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开始出版了“公共管理学经典教材原版影印丛书”，其中就包括金登(JohnW．Kingdon)的《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等西方公共政策学的权威教材。这些西方教材的引进和翻译，为推动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是，从教材本土化的角度看，是直接“照搬”西方的教材内容，不存在任何本土化的成分，很多内容对于本科生而言是难以理解和消化的，即使是任课教师，也是难以完全把握的，甚至还营造了公共政策学课堂言必谈“西方学者、西方教材、西方理论”和“无西方不上公共政策学”风气。除上述西方公共政策学教材之外，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使用得更多的是国内学者自己出版的教材。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学者尝试出版公共政策学的教材，［3］到2003年前后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已经有30多部;［4］之后，公共政策学的教材迅速增加，到2011年达到106部。［5］尽管教材的数量不少，但其内容构成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这些教材的内容全部围绕4个部分展开，除作为导论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历史”外，核心部分是“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分析”3个板块。如果将这些教材与国外的经典教材对照，就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有明显的西方“蓝本”。因此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都没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蓝本”的3大板块。例如，2014年刚刚修订的MPA核心课程《公共政策分析》教学指导纲要中设定的主要教学内容章节仍然是按上述框架安排的。
［6］只不过不同的教材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因而教材也就存在《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学》或《公共政策分析》等不同的命名。称为《政策科学》或《公共政策学》的教材更注重“公共政策系统”和“公共政策过程”2个板块理论的讲述，而称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则更注重对政策分析方法和技术的讲述。不仅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整体框架是西方理论体系，而且在具体章节里面讲述的内容依然是西方的理论，例如“政策执行”部分。在这个部分，国内教材的做法是列举式地介绍政策执行的原则、程序、手段和影响因素后，重点介绍政策执行的模式。但只要讲述政策执行的模式，不外乎史密斯(T．B．Smith)的过程执行模式、麦克拉夫林(M．Mclaughlin)的互动执行模式、马丁•雷恩(M．Rein)和弗朗希•F•拉宾诺维茨(F．F．Rabinovtiz)的循环执行模式、范•霍恩(C．E．VanHorn)和范•米特(D．S．VanMeter)的系统执行模式、高金(M．L．Goggin)的沟通执行模式、梅兹曼尼安(D．Mazmanian)和萨巴蒂尔(Sabatier)的综合执行模式等。只有极个别教材能讲述到“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模式。［4］为了弥补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不足，部分编著者尝试在教材中加入案例或单独配套编写公共政策案例教材。但除了清华大学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开发出了一批规范的本土案例，并于2005、2006、2014年分别出版了三辑《中国公共管理案例》外(其中绝大部分还不是公共政策的案例)，其它的数量本来就不多的命名为《公共政策案例》的教材，编入的案例基本都是从网络上搜集的小“故事”，缺乏教学案例的基本要素，往往是有“例”无“案”。而大多数任课教师个人在课堂上所使用的“案例”更是谈不上质量要求，很多都是“举例说明”，而不是严格的案例教学，而且举出来的例子本身都很牵强，将一个“方形”的“例子”强行塞进一个“圆形”的理论，典型的削“本土案例”适“西方理论”的教学方式。
三、公共政策学教材本土化的路径
公共政策学教材的本土化并不仅仅是教材语言表达和体例安排的本土化，这些只是本土化的外在形式，最核心的是教材内容的本土化。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阶段来看，教材内容的本土化尽管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但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1．讲解公认的本土化政策现象。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传统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这也就决定我国公共政策的运行与西方国家有极大的差异。这些不同之处尽管有很多都是学界所熟悉的现象，但进入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却很少。例如我国政策运行的政治周期现象。我国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方针路线以及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决定，它们构成了国家层面政策的核心部分。党的重要方针路线是在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作出的，全国人大的重要法律和决定都是在历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期间产生的。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5年1届;而在每1届期间，党的中央全会大约1年1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1年1次。自从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重大会议的换届和每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基本固定，因而党和国家出台重大公共政策的政治时机也就很规律。这与西方国家以选举政治为基础的政策运行机制是不同的。再例如，我国独特的“政策试验”现象。其“先行先试”和“边试点，边推广”的过程完全颠覆了教科书中介绍的西方理论中政策问题产生、政策议程设置、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决策制定、政策实施执行和政策效果评估的逻辑划分。这些都是显著的公认的本土化政策现象，将这些内容编入教材，不仅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我国政策运行的实际过程，而且还可以影响现行教材的编写体系，使其跳出西方“蓝本”的窠臼。
2．吸纳优秀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尽管我国公共政策学是在引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发展比较缓慢，但近年来仍然有不少公共政策学研究者发表或出版了很好的本土化研究成果。这些本土化研究成果的基本特点是以中国的政策实践为基础，尝试修正西方的公共政策理论，甚至是提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理论。但由于研究与教学的脱节，这些本土化研究成果没有及时吸纳进公共政策学教材之中。例如，王绍光和樊鹏基于2009年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为标志的中国“新医改”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7］这种决策模式由“开门”型参与结构和“磨合”型互动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开门”型参与结构是指我国的决策体制中，不仅是最高决策者和政策制定部门才能参与决策，而且利益团体、政策研究群体甚至普通群众都有参与决策的机会;“磨合”型互动机制是指由多主体、多层次、多阶段的决策过程中通过下层协商、上层协调和顶层协议以达成“共识”。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渠道协商沟通形成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过程。这种理论很好地批判了西方国家流行的分权制衡决策理论。将这些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及时吸纳进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可以保持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与研究进展的密切关联，从而很好地推动其本土化。
关键词：《公共政策学》；教学改革；互动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109-03
《公共政策学》是公共管理类的主干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必修课。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都较强的学科。《公共政策学》的价值在于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能运用政策理论解决政策问题。《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是公共政策理念和理论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政策问题意识，以及运用公共政策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政策问题的能力。然而，目前《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在实践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制约了学生能力的培养，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探索。
一、《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公共政策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分支，是一门新兴学科。广西大学从2002年开始设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政策学》作为专业必修课，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生成绩评价和考核方式等方面仍面临一些难题，需不断改革与完善。
1.从教学内容来看。部分政策理论过于“西化”，不适应中国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是“在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的模式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建立方式，缩短了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摸索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色彩有余、中国特色不足’等问题。”目前教材中的《公共政策学》理论多是来源于西方国家政策实践的研究，以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为背景，这些理论也许对西方国家公共政策与管理有指导意义，但不少理论却难以解释我国面临的政策现实，也不能指导具体的政策实践。为此，应在对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成果的消化、借鉴与创新的基础上，加强对《公共政策学》理论体系的本土化研究，建立以我国政策实证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系统公共政策理论。
2.从教学模式来看。以教师为中心，忽视学生的主体性。传统的《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模式，一般是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过于关注知识的单向传授，学生多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主动参与的机会少，制约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力。不少学校教师探索实践了以案例教学方法和研讨式教学法为主的互动式教学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但对互动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多是侧重于教学形式的互动，且存在着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处理不当、缺乏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等方面的问题，缺少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评体系在内的多元化的《公共政策学》课程互动式教学体系。
3.从实践教学来看：缺乏课程实践基地和有中国和广西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学》教学效果的提高。《公共政策学》离不开政策实践。著名政策学家叶海卡·德罗尔曾说：“我们应尽可能地寻求科学的标准、利用科学的方法。但从根本上说，政策分析是一项‘实践的’而不是‘科学的’工作。”然而，在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学》教学中，大多数本科生缺乏社会实践的经验，对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作更缺乏感性认识，学习《公共政策学》理论对许多理论感到茫然。而让在校本科生进行大量的政策实践是不可行的，建立有中国和广西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库、与相关部门建立课程实践基地成为现实的选择。
二、《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典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课程，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公共政策学》教学目的的实现。因此，我们在广西教育厅和广西大学的支持下，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进行了《公共政策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1.理论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优化课程教学内容。《公共政策学》教学内容包括理论和案例两方面。针对目前一些教学理论和内容难以解释中国现实的情况，将结合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进行专题研究，尽力弥补一些《公共政策学》理论与我国政策现实相脱离的不足。一是在阐述《公共政策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从《公共政策学》理论前沿、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政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监控、政策变迁、公共危机与公共政策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二是结合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重点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人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此外，开设《公共政策学》延伸课程，包括区域公共政策、科技政策与管理、区域公共管理等相关题研究课程。
2.灵活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开展了以课堂讲授法、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法（Seminar教学法）为主要内容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互动”，把所学知识转化为能力；充分借助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力量，为学生开设讲座或实验课，密切课堂教学与实际工作，教学质量得以不断提高。为了加深对本课程原理和政策精神的理解，重点进行了案例教学。一方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实际问题的解剖，能够既加深学生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又锻炼学生应用公共政策知识分析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我们通过跟踪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编辑成教学资料，应用到课堂教学和教学指导中。同时，开展专题兴趣小组活动，进行研讨式学习。结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开设“区域公共政策”专题兴趣小组项目，吸收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和研究兴趣的本科学生参与。项目活动内容包括专家讲座、经典著作阅读、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方面的内容。通过项目活动，加强师生沟通与互动，促使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和思考，锻炼理论分析、科学研究和文字表达能力。
3.尝试构建互动式教学体系。互动式教学体系应包括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考评机制的互动。目前许多高校实施的互动式教学，多是侧重于教学形式的互动，制约了教学效果的发挥。因此，我们在教学改革中，尝试构建师生双主体式的，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考评体系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学》课程互动式教学体系，以充分发挥互动式教学模式的优势，提高教学效果。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互动：①课程内容互动。师生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因此，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中，在第一次上课时由教师主持，通过班级学习委员，根据学生的兴趣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从教师推荐及学生自选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中选择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问题、贵州瓮安、运用渐进模式分析美国FDA（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关于3号红色素禁令中等，同时结合广西的实际选择一些案例，例如运用SWOT方法分析广西大面积推广速生桉树的利弊、南宁市国内首创的城市应急联动系统的经验及启示等案例。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为问题生僻、学生不熟悉而难以开展互动。在《公共政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主要通过专题探讨和精选案例分析进行互动，并将部分专题与案例相结合。如在《公共政策学》理论前沿专题中，对政策网络治理、多源流框架等理论，要求结合武汉“禁麻”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等案例进行分析。专题研究式互动是教师把现有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分成若干专题与学生探讨，让学生加以评析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案例分析互动首先由教师与学生通过互动共同精选个案，在每次课堂讨论前，教师先进行理论铺垫、把本学科前沿知识引入教学之中，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自觉地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课后自主阅读与思考，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并提出问题，然后组织讨论，请学生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教师再进行评价和总结，并对其中的一些重点、热点作深入分析，加深学生的理解，使学生的理论水平相应提高。②课堂教学方式互动。互动式教学的形成和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教师和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经由教师的能动机制和学生的求知内在机制共同形成。因此，在本课程改革中，注重改变传统的教师单一主体的观念，努力营造生动活泼的民主气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确立学生的问题意识，突出师生、生生之间的多边互动。一方面，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在各种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实行“启发式”教育，引导学生质疑和探究，在问与答中展开教与学的互动。
4.加强课程实践教学。《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目前，案例教学法成为学生了解政策理论和政策实践的桥梁。建立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包括案例的选题、搜集、撰写、应用等方面在内的案例选编系统，建成有中国和区域特色的公共政策案例库，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政策问题意识和应对政策问题的实际能力。针对学生缺乏对公共部门的感性认识和社会实践的经验等问题，加强学生的政策实践环节，建设《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让学生能结合现行的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实习活动，努力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政策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008年，在广西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和广西大学的相关政策与经费支持下，已与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的重要地方政府——钦州市钦南区龙门港镇、广西文化事业单位——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签订合作协议，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学习兴趣小组形式积极开展了社会调查活动。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已有显著成效。
5.构建以能力考查为主体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测评相结合的学生成绩评判和考核机制。按照学校原来的相关文件规定，必修考试课程的期末考试必须采取闭卷方式，其成绩占总成绩的70%。由于受考试时间、题型和参考答案等方面的限制，成绩评判和考核应通过标准答案来量化考核指标，因此考查内容多以知识性题目为主，学生往往过度关注答案的唯一性而不利于思维能力的开发，难以对学生能力进行综合考察。为此，我们探讨对学生评价与成绩考核机制进行改革，期末闭卷考试在总成绩中的比重由70%降为50%，注重过程管理，加强对学生平时学习过程中的能力考查。将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研究和课程实践等结合起来，采用课堂考试与实践环节相结合、小组讨论与代表发言相结合、闭卷考试与口试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同学评价相结合等方式，尝试构建以能力考查为主体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测评相结合的学生评价体系。期末总评成绩由“平时”（50分）与“平时成绩”（50分）共同构成。其中公共政策案例选编占10%，小组讨论占10%，案例分析实训占10%，课堂综合表现和课堂考勤占10%，测验占10%，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提升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
三、教学改革效果
1.通过教学方法和考核机制的改革，学生学习兴趣和成绩明显提升。由于教学方式方法灵活，评价与考核机制激励作用明显，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考试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实施教学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优秀率为仅为1.69%。从公管2008级开始实施教学改革后，公管2008级优秀率为13.56%，提升了11.87个百分点；公管2009级优秀率为15.1%，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提升为13.41个百分点。实施教学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的不及格率为8.47%，从公管2008级开始实施教学改革后，公管2008级的不及格率为6.78%，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不及格率下降了1.69个百分点，公管2009级的不及格率为3.77%，比改革前的公管2007级的不及格率下降了4.7个百分点。（详情见下表）。
2.通过《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和兴趣小组专题研究的建设，提升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公共政策学》课程实习基地的建设，组织学生去相关部门进行教学实习，让学生能结合现行的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实习活动，增强了学生对公共政策实践的了解和公共政策管理操作层面的经验积累，与课堂教学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较好地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结合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培养目标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进行“区域公共政策”兴趣小组专题研究项目，开展了包括专家讲座、经典著作阅读、实地调研、撰写调研报告等方面活动，学生进行研讨式学习、思考和写作，加强了师生沟通与互动，促使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和思考，锻炼学生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理论分析和科学研究能力。
3.增强了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成果初步显现。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互动式教学体系，实现了从部分课程案例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方式与课程考核评价方式的互动，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提高了学生的综合能力。部分学生能够运用《公共政策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就某个公共政策理论或实践中面临的热点或难点问题撰写论文或政策建议，如就校园交通安全、“限塑令”政策事实效果评估、博物馆免费开政策执行的困境与对策等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部分学生能够结合某个典型的公共政策案例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案例分析报告包括案例摘要、案例介绍、案例分析、观点争鸣、案例启示（或核心提示）等部分，已形成了由老师与学生共同完成的《公共政策学精选案例评析》，准备公开出版，并将在网络教学平台展示，供不同年级和专业学生交流与学习。
总之，通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践教学、学生成绩评判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成绩和能力等方面都获得了明显提高。
参考文献：
[1]石火学.公共政策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7，（1）.
[2]刘雪明.公共政策学发展的路径选择[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3]叶海卡·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全，尹宝虎，张萍，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关键词】网络；公共政策；政策议程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18-02
网络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它在作为公民生活、休闲的方式的同时，由于其自身的自由度高、交互性强、匿名性和快捷性特征，使之越来越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媒介之一，其民意表达及政策传播媒介的角色逐渐受到重视。
一、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状况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对于大众传媒的研究从起初基于传播学角度逐渐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它作为“第四权力”部门，正在对政府等公共部门进行干预与监督，媒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备受关注。拉雷？N？格斯顿在《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原理》中将大众传媒看做议程建构者之一。他认为“大众传媒在政府政策行为中的影响体现为：它能够把一度是私人的问题通过公开霸道而转化为公共问题，使之成为政策议程的一部分”。①托马斯？戴伊把大众传媒的影响概括为：“第一、为决策者发现问题并设定议程；第二、围绕政策问题，影响别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第三、改变投票者和决策者的行为。”②他特别强调大众传媒作“为决策者设定议程，即决定那些事情将被关注，而那些事情将被忽略”。国外学者在对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研究上，多集中在政策问题的发现和政策议程的形成环节，但对大众传媒对于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上很少涉及，特别是大众传媒对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是否产生影响。
（二）国内研究状况
相对国外而言，国内的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学学者对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活动中的影响起步较晚。陈振明在《公共政策分析》一书中将大众传媒作为社会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途径之一。陈庆云在其主编的《公共政策分析》中，在分析影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是，提到了大众传媒的作用，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触发机制。
国内的研究大多侧重于网络舆论在重大公共事件中产生何种作用的探讨，而在网络对于公共政策问题产生及政策制定、执行中的媒介作用缺少有涉及，从媒介的视角研究公共政策，尤其是仅从网络的角度关注公共政策议程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点，从网络对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的影响及产生影响的内部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找出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的规律。
二、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的具体分析
（一）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的正面影响
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内容的影响：相比较传统的表达民意的方式来说，网络的广泛民众参与性、公开透明性、意见反馈的直观性，都彰显着任何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民意代表性更广，手段更加灵活自由，大部分社会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都会受到网络的过滤。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特征，使得公共政策的参与主体扩大，政府与公众的距离大大缩小，公众与政府更加接近，也更利于政府了解公众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加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网络舆论的及时性及透明度使政府更直接有效地掌握与公共政策相关联的信息，对公共政策过程提供更多更科学的建议。
网络对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序的影响：快速反应问题，加速政策议程。网络的运用大大缩短了政府建立公共政策议程的时间，让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社会问题的发生和发展，认识事情真相，以便政府更快出台一些解决办法。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网络扩大决策参照的信息源，帮助决策科学化。
网络舆论的监督也让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大大提升，和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
（二）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的负面影响
网络民意与现实社会民意是有差别的，网络民意具有非理性特征，使网络舆论具有放大效应，致使网络存在“泡沫”民意，对民意的扩大夸张。网络为公民提供了一个自由表达言论的平台的时候，网络出现了一些非理性、非规范化的言论和思想。由于网络的普及和相对不受限制，公众在网络上的言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倾向，会对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可能给政府对于社会问题的决策产生误导。对于决策者来说，网络中的信息泛滥，使得网络信息的真伪难辨，大量的信息汇集，导致决策者疲于应对，往往出现盲目决策的情况。这样的话，社会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时间会被延迟，或者错误地将某些社会问题纳入公共政策议程。
同时由于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及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具备网络发表舆论的能力，这导致了信息的分化，网络舆论的覆盖面相对狭隘，从而网络民意的代表性也相对较为狭隘。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突破5亿，达到5.13亿，其中北京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70.3%，而互联网普及程度较低的云南、江西、贵州等地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不到25%。因此，我们要正视我们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互联网普及现状，防止互联网单单成为发达地区的代言人。
三、网络对公共政策议程影响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的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分析看到，无论是公共政策的内容还是公共政策议程的程序方面，网络的影响不容忽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产生如此多且重要的影响呢？本文将从公民自身、网络等大众传媒、政府及社会等方面逐一进行分析，寻找归纳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产生影响的原因。
（一）公民自身方面
网络普及，信息对称；物质生活丰富，公民参政意识增强。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高速传播，公民在网络面前得到的信息量极大，信息对称让网民参政议政有了较好的客观基础。在工作休闲之余，公民开始寻求更多的精神追求，了解更多的国家大事和社会事件。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发展，使得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参政议政的意愿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让公民的素质有了普遍明显的提升，为全民参政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良好的主体条件。
（二）网络等大众传媒方面
网络民主的构建，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多样化；大众传媒的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逐渐增强，引导公众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网络民主备受关注。同时，网络作为新兴媒体，正逐渐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网民通过互联网参政议政，政府机构领导通过网络与公众交流，促进了上下互动机制的形成，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也让我们看到，网络这种新的信息传播和交换媒介，其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不断增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网络问政、参政议政新的载体和平台，积极有效引导公民参政议政。
（三）政府方面
政治民主逐步完善，鼓励公民参政；公共政策对于网络民意的回应度加大，网民参政议政情绪高涨。网络参政议政的开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其对公民参政议政的鼓励，凸现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理念及对民声、民意的重视。网络参政议政模式，充分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正在走向一个民众的广泛参与性、社会的广泛关注性、诉求渠道的更加开放性、社会监督的更加透明性的民主政治文明的新时代。
（四）社会方面
社会集体的相互影响，形成规模效应。在网络社会，社会问题能否引起政府关注，从而提上公共政策议程，关键在于社会问题的受关注度。庞大的网民群体分布在各个地方各个社会阶层，当一个社会问题受到网民的关注之后，网络造成的舆论压力就会迫使政府建立公共政策议程，以寻求解决办法。可见，这种网络舆论高度聚集形成的规模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给与政府施压，加快政策议程的建立。
四、网络对公共政策议程影响的启示
我们了解到了网络对于公共政策议程的正面及负面影响，通过分析找出产生这些影响的原因，给我们现阶段的公共政策议程的制定以诸多启示：
第一，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增强网络基础建设，借助网络传达政策信息，保障其与公民之间的信息相对对称，真正使得网络成为民意表达的有效途径。增强网络的基础建设，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网络建设，减少信息分化带来的影响，让更多、更广泛的，民意通过网络得到表达。政府应该加大网络民主建设力度、完善网络民主建设机制，做到政府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及时向公众传达政策信息，及时高效科学地处理来自网络的民意表达和社会舆论动向，使网络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平台。
第二，相关政府部门应完善公共政策制定程序，让更多民众关心的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并与网络监管部门携手做好网络监管与管制，为网络民意的表达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与正确的舆论导向。讨论并完善政策议程，使民众的真实诉求和意愿通过网络向政府表达，探索公民政治参与新途径，善于学会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加强与公民的交流与沟通。立法部门应着手建立和完善网络立法，明确网络舆论的责任，真正地保护网络舆论的自由以及公众发言的权利。同时，政府应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和管制，净化引导网络舆论，规范网络舆论，使网络舆论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社会问题，增强社会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第三，公民应增强自律性，在通过网络表达利益诉求时应做到理性表达，提出合理诉求，注重自身诉求的质量，而不是一哄而上人云亦云。针对现在网络舆论表达不可避免的非理性、非规范化的问题，公民应增强自身对社会问题的判断力，选择适当的方式和言论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是热衷于炒作社会事件、制造网络焦点，更不要利用网络事件的夸大谋取不法利益，争取做一个合格的、高素质的网民。
注释：
关键词：政策工具；发展历史；内涵；分类
1 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1.1 国外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对于政策工具研究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达尔和林德布洛姆撰写的文章《论现代国家采取的政治——经济技术》中提出来的。但政策工具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荷兰的吉尔霍德委员会便得出了以下结论：政策工具知识的缺乏和不足是导致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和发展一门政策工具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这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要数1983年胡德的《政府的工具》。到了20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政策工具的研究得到了迅速地发展。目前，它已成为了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学和政策科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主题，同时也正在成长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无非要数以下两本了：一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盖伊·彼得斯和冯·尼斯潘主编的《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二是莱斯特·m·萨拉蒙主编的《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其中笔者尤其要指出《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一书，该书是1992年春在荷兰鹿特丹大学举行的政策工具研讨会上的论文集，在众多教材中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政策工具研究的状况，是一本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工具并做进一步研究的很好的参考书。
根据上文知道西方政策工具的真正兴起与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那么其原因有哪些呢?笔者借鉴了陈振民等学者的著作，将原因概述为以下四点：一是政府的管理和政策的执行是很复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政策执行工具的反思；二是此时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相继失败，政府的工作效率低下，政策时常失灵，人们产生了了解政策失灵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的强烈要求，而不少解决方案就存在于政策工具的理论之中；三是现代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导致他们对工具性知识的更多地追求；四是政策工具是政策科学研究领域的问题之一，政策科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将政策工具纳入研究重点之一。
1.2 国内政策工具的发展历史及成果
在我国关于政策工具的研究是在本世纪初才慢慢被国内学者所重视的，所以说它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属于新兴研究领域，自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限的。据我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献进行检索发现，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策工具专著，只有一本中文版译著，是由顾建光翻译《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一书所得，于2007年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余的成果主要是教材和论文。对公共政策研究进行介绍的教材笔者所知道的主要有：张金马主编的《政策科学导论》(1992年版)；张国庆主偏的《现代公共政策导论》(1997版)；陈振民主编的《政策科学》(1998年版)；陈振民编著的《公共政策分析》(包括2002、2003年两版)；陈庆云主编的《公共政策分析》(2006)；陶学荣主编的《公共政策学》(2006)；郭红玲主编的《公共政策学导论》(2007)；陈潭主编的《公共政策学原理》(2008)；严强主编的《公共政策学》(2008)等等。其中还有一本是2006年出版的由庞诗所译的豪特利和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一书，其内容也有关于政策工具的介绍。至于论文也有数篇：2003年的主要是张成福的《论政府治理工具及其选择》；2004年的主要有陈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与政府管理方式》；2005年的主要有卢霞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徐程的《政府工具视角：一种审视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王伟昌的《新“治理”范式与政府工具研究》，储亚萍的《论作为政府管理工具的合同》；2006年的主要有陈振民的《政府工具研究的新进展》，吕志奎的《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周奋进等的《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与行政行政制约》，余瑶的《当代中国政府工具选择刍议》，朱喜群的《论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2007年主要有杨卫玲的《公共信息；政府治理工具箱中最有效的“软工具”》；2008年姜国兵的《对公共政策工具五大主题的理论反思》，等等。
2 政策工具的内涵
政策工具又称为治理工具，政府工具，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不同的定义，表述各异。国外主要有以下一些定义：尼德汉认为工具是“公共机构可以合法获得的统治可能性”。霍格威尔夫认为“工具是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标的事物”。林格林将工具定义为：“致力于影响和治理社会过程的具有相似特征的一系列政策活动”。美国学者莱斯特和斯图尔特认为政策工具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澳大利亚学者欧文·e·休斯把政府工具定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另一个美国学者萨拉蒙则认为工具是“一个行动者能够使用或潜在地加以使用，以便达成一个或更多目的的任何事物”。而豪利特和拉米什则指出，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是政府在部署和贯彻政策时拥有的实际方法和手段。
国内知名学者陈振民、张成福、陶学荣、严强等等都对政策工具的内涵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的认为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或结果的手段；有的认为政策工具指的是政府将其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和机制，是政府治理的核心，没有政策工具，便无法实现政府的目标{有的则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部门或社会组织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或达成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用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的总称”等等。
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学者对政策工具的定义千差万别，但这些定义都体现了共同的基本属性一一公共政策主体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在达成政策目标中所采取的手段、方法和途径。结合这些定义，笔者认为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部门选择的并具体加以运用以执行公共政策，达成政策目标，从而解决政策问题的途径和手段。
3 政策工具的分类
3.1 政策工具的分类简介
关于政策工具的分类，学者们也是由于角度不同众说纷芸，表述各异。综合起来有以下一些分类结果：荷兰经济学家科臣(另一表述为德国经济学家基尔申)最早试图对政策工具加以分类。他关注的是一系列执行经济政策从而获得最优化结果的工具。他整理出了64种工具，但是只是列举，并未作系统化的分类。美国政治学家罗威、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等人对这些工具进行了宽泛的分类，认为可以分为规制性工具和非规制性工具两大类。萨拉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加上了开支性工具和非开支性工具两种类型。胡德相比较前几位学者来说提出了稍显系统化的分类框架，他认为所有的政策工具无一例外的都会使用到以下四种资源中的任一种或几种。这四种资源是信息、权威、财力和可利用的正式组织。麦克唐纳和艾莫尔则根据工具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将之分为四类：命令型工具、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和系统变迁型工具。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等人的分类与之有些类似，他们认为政策工具可分为激励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符号与规劝型工具和学习型工具四类。著名政策分析家狄龙将政策工具分为法律工具、经济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这种分类方法在西方比较受推崇。另一种更新近的三分法是管制性工具、财政激励工具和信息转移工具。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此种分类方法在众多方法中更具解释力、更合理，在下文，笔者将对之进行详细介绍。加拿大政策科学布鲁斯.德林和理查德.菲德也是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将政府工具分为自律型政策工具和全民所有型政策工具，前者强制程度最低，而后者强制程度最高。这种分类为政策工具分类体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了基础性的贡献。欧文.e.休斯认为政府的干预都可以通过供应、补贴、生产和管制这四方面的经济手段得以实现。林德和彼得斯则认为政策工具是多元化的，它们可以包括命令条款、财政补助、管制规定、征税、劝戒、权威和契约。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政策工具比作是“政府箭袋里的箭”，并将之分为以下三类：传统类工具、创新类工具和先锋类工具。e·s·萨瓦斯认为政策工具有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契约、特许经营、补助、市场、用户付费、志愿服务等等。
以上是西方对政策工具的大致分类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内主要的分类情况。国内学者的分类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张成福在《公共管理学》中的分类，他政府介入的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政府部门直接提供财货与服务、政府部门委托其他部门提供、签约外包、补助或补贴、抵用券、经营特许权、政府贩售特定服务、自我协助、志愿服务和市场运作。第二种是陈振民的分类，他认为政策工具可分为三大类：市场化工具、工商管理技术和社会化手段。最后一种是陶学荣的分类，他将政策工具则分为：经济性工具、行政性工具、管理性工具、政治性工具和社会性工具五类。
3.2 政策工具分类的不足和困难
(1)不足。
虽然很多学者对在政策工具分类上做出了尝试，关于这方面的成果也不少，正如上文所述的那样。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政策工具的分类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分类太过于宽泛不够具体，从而不便操作。比如说林德布洛姆等人作出的分类。有的分类选用的是列举法，太过于具体。最大的弊端是难以穷尽，不科学严谨。有的分类没有相互区别、相互排斥。有的分类又太注重借鉴企业的分类了，从而有忽视“公共性”的嫌疑。有的分类对诸如谈判、说服等非正式工具没有加以重视。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过程;木桶原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3-0200-02
一、公共政策内涵及其过程阶段
对于“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的具体含义,国内外学术界没有一致的定论。结合国内外学者S.泰勒 [1]、陈庆云 [2] 等人的研究,笔者认为,公共政策的内涵本质是对公共利益进行整合的集中反映,在形成过程中,实际上是各利益群体把自身的利益要求置之到政策制定系统中,由政策主体依据自身的利益的需求,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过程。
公共政策分析的产生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平台,帮助决策者改进公共政策的质量。正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S.那格尔 [3] 所言,“政策分析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创造和应用知识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公共政策分析是要经过多个过程,反复推敲、筛选而得出优化方案。结合国内外著名学者斯托基(Stokey,E.)、泽柯豪塞(Zeckhauser,R.) [4],魏墨(Weimer,D.L.)、维宁(Vining,A.R.) [5],奎德(Quade,E.S.)[6],帕顿(Patton,C.V.)、沙维奇(Sawicki,D.S.) [7],邓恩(Dunn,W.N.) [8],陈振明 [9] 等人对公共政策分析过程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公共政策过程分为:政策问题界定、政策方案制定、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效果评估。
二、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木桶原理
木桶原理是指木桶的价值在于盛水量的多少,但决定木桶盛水量多少的关键因素不是最长的木板,而是最短的。随着木桶原理在现实中的发展,学者专家从不同研究领域给予最初木桶原理以新的演变。笔者将结合木桶原理及其演变理论,进一步分析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模型(如下图所示):
笔者将公共政策构建的五个过程比作木桶的木板;公共政策中的民主参与比作桶箍;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正确的价值取向比作桶底。下面将从不同角度,阐述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现状问题,进而提出最大化木桶储水量的建议。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木桶原理模型图
1.桶底的支撑程度。没有坚实的桶底,任何木桶的“绩效”只能是“一场空”。公共政策的实践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正确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规范性地发展政策科学和指导政策实践活动。在这方面,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中国公共政策起步较晚,加之重视不够,致使在公共政策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方面表现滞后。具体表现 [10] 在:对公共政策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总结分析多、预测研究少;公共政策分析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少;缺乏公共政策分析领域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等。(2)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发生偏移。公共政策以全体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准则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准则,出现寻租情况。如在建筑行业,由于众多政府公共项目中暗箱操作的存在,导致投标异化,进而出现豆腐渣工程。
2.桶板长度及紧密程度。如果某块板桶板较其他短,或之间缝隙过大,木桶的水就会流出,盛水量就会降低甚至全部流失。成功制定一项公共政策,五个步骤缺一不可,且都必须严谨进行,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全盘皆输。
当前,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五块桶板”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环节中,错误解读问题实质,草率定位引发问题的原因并提出方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即管理学中定位的“第三类错误”(Type Ⅲ Error);没有多种有效的备选方案进行分析比较,容易产生“一锤定音”、“领导拍板”的做法,严重影响了政策的质量,执行的可能是“低效”的策略;政策合法化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具体体现,主要包括内容合法化和程序合法化,但当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不透明、不科学等现象,导致内容上也会出现问题;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运行的重要阶段,但由于中国公共政策评估刚刚起步,还不规范、不完善,且受到较多人为因素的影响,问题重重,如评估者缺乏对政策评估的科学认识和认真态度,评估标准以价值判断为主,缺乏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以及公众未能广泛参与政策评估等。
除以上问题外,公共政策构建过程中存在的关键“短板”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执行过程中公共政策异化和执行过程中方式的异化,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曲解政策,为我所用”、“暴力执行”、“机械执行”等问题,严重的影响到了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使得原本科学合理的政策执行到最后变成“空皮囊”。
3.木桶桶箍的约束力度。桶箍的作用是将桶板紧紧束缚在一起,形成强有力的合力,从而能够保证桶板不至于散架。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一项公共政策的时候,认为政策是政府的“职责”,跟大众没关系,导致政策缺乏民主性,这也就使政策结果脱离公共利益成为必然。如海南省某县面临的耗巨资改道还是砍伐红树林,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果在政策分析制定的初期,能够充分的调查民意、征求意见,就不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
公共政策民主化,是为了让政策分析者能广泛吸纳和积极思考公民的观点。这既可使分析者掌握更全面、更真实的情况,又可以使得改良后的政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民主参与的实质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在民主参与机制的作用下,桶板之间有机地连接在一起,可以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的执行效果是比较好的。
三、完善公共政策过程,最大化“储水量”
1.树立正确价值观,学习先进分析方法。发达国家公共政策的成功实践表明,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的运用,是公共政策过程顺利进行的科学保障。在大胆地、有选择性地引进、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思路的同时,要充分发掘和利用自身丰富的政策资源,结合中国现实政策问题,建立适合中国公共政策实践的基础理论体系。
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价值取向,为社会不同群体的实践活动提供了行动导向,离开了导向,也就失去了政策存在的意义 [11] 。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理论研究,树立起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转变政府职能及工作作风,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加大对政府“寻租”现象的制止和监督预防。坚持走群众路线,切实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
2.加强政策执行监控,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代表广大公民的利益。因此,广大公民有权对公共政策进行监督、问责,当政策出现偏差或执行不当时,就必须进行责任追究。这就要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将执行主体的责任明晰化、公示化,促使执行主体认真完成本职任务,而且在问题出现时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责任追究。最根本的衡量标准是广大群众的利益,正如库珀 [12] 所说,“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都要以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是否是负责任的行为”。
3.提升政策民主参与度,强化政策公正、公开性。公共政策主体应该鼓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在公共政策全过程的政治参与,充分尊重他们的民利,以咨询、听证、政务公开等形式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对于公共政策对象的合理化建议和意见,应及时采纳,并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行为[13]。同时还要建立公众沟通机构,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实情,使其获得及时、真实的信息,从而能够减少政策失误,得到群众的理解或支持,保障政策的顺利实施,也能更好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原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公共政策主体务必加强“桶箍”的建设,确保每个环节都得到公众认可,充分体现民主性,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保障政策的可行性及政策的成功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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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理论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必然会在有关公共政策的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在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学科研究路径，即政治学路径、经济学路径、管理学路径等。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管理主义理论等。
功能过程理论
功能过程理论（FunctionalCourseTheory）是由公共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D.Lasswell）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要点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行动，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进行阶段性或程序化的研究。
拉斯韦尔认为，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七项重要环节或功能：（1）情报。它包括与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决策者是怎样收集和处理该方面的信息的？（2）建议。处理某一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建议或那些解决政策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怎样形成和提出的？（3）规定。是谁制订和颁布了那些对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他们是怎样制定和颁布这些规则的？（4）援引。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决定特定的行为是否违法，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则？（5）实施。规则和法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怎样运用和实施的？（6）评估。怎样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怎样去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失败？（7）终止。最初的规则和法则是怎样被终止的？或者这些规则和法则是怎样从被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1]
功能过程理论按照公共政策的动态过程，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概括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问题。尽管一项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并非一定要把每一个环节或每一种功能包含无遗，但这一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各种行为的把握，有利于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较好的概念框架。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的反映。一些政治学家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加以界定，于是公共政策过程被视为由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所构成。然而，必然注意这一理论蕴涵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变化必定引起公共政策内容的变化。实际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政治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约束对政策内容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有时政策过程对政策内容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不能片面夸大过程因素，而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制度理论
政治制度理论（PoliticalInstitutionTheory）是将公共政策看作政府机构或体制的产出。这种理论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中，政府都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决定者和实施者，一项公共政策若不被政府所采纳和执行，就不能成为政策。
制度或体制是个人或组织的结构化行为方式，或者说，一个制度是一整套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的规范化模式。正是各机构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同，才能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广义政府机关区别开来。政府机构赋予公共政策合法性、普遍性和强制性［2］，这是公共政策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或个人决策的根本之点。那些规定了政府行为模式的各种政府制度如政府机构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不同政府部门拥有的合法权力，政府机构的活动程序等，都影响着政府机构决策的方式，影响着政策的内容，影响着政府的实施政策的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们经常对一部分团体有利，对另一部分团体不利；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不利；对某些政策结果有利，而对另一些结果不利。总之，不同的政府制度结构或体制产生非常不同的政策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研究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和公共政策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放到可以比较的系统的规范中加以调查研究。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传统阶段研究的内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制度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的延伸。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能够从总体上规定政策的基本过程。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公共政策学科就体现出了国际化（规范化）与本土化（个性化）的双重特点。反过来，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反映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
政治制度理论突出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重视制度或体制对公共政策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显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只分析制度结构，而忽视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只注重静态研究，而忽视动态研究；片面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倾向。
政治系统理论
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SystemTheory）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政治系统按照动力学的术语进行分析，把政治过程阐释为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形成系统的流（flow），并建构了动力反应模式［3］。
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是由社会大系统中除政治系统之外的各种状况和条件所构成的其他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内部环境（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系统）。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叫输入，主要指环境的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持。干扰（disturbances）用来特指一个系统总体环境作用于该系统，在作出刺激之后，改变该系统本身，有些干扰是有益的，另一些干扰可能造成压力；要求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向政治系统提出的采取行动的主张；支持是指个人或团体接受选举结果、遵守法则、纳税并赞同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要求过多或支持这少都会给政治系统造成压力。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公共政策。随着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这一个概念则意味着公共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提出的要求，以及改变政治系统的自身特点。政策输出可能会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将进一步导致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在政治系统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公共政策源源不断地产生。
政治系统理论对政策科学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仅因为伊斯顿本人对公共政策科学进行了大力倡导，也由于系统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现代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方法。政治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过程，这有助于我们探求公共政策的形成，提醒我们注意公共政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政治系统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系统本身所有的价值观念和系统理念的重要性，难以说明公共政策是如何在政治系统这一“暗箱”（blackbox）中操作并作具体权威性分配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创建的。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特点和政府的行为特点；研究非市场决策的集体决策；并以人的自利作为出发点，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4］。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市场上的集体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核心问题是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该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选择包括公共政策的产生多在“政治市场”中完成的。与一般经济市场不同，政治市场具有三个特点，即选择结果有间断性、政治选择是一次性和不完全的、政治消费者不完全清楚自己选择的最终结果的特点。集体决策也不同于市场决策，它包含三层涵义，即集体性、规则性和非市场性。在政治领域，重要的命题并不是政府、党派、社会团体自己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过程，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的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出于某个政治领袖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或组织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政治市场也是由供求双方组成的。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负责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物品，选民和纳税人获得公共物品并支付一定的税收款项，至于具体的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税收额等内容的确定，则是通过选举过程“讨价还价”完成的。每一个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如同“经济人”一样，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集体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否则，就不支持甚至反对。但政治市场也存在不完全性，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公共物品组合的不完全性、选民权力的不平衡性、投票的“短见效应”，由此在政治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是理性的自利者，投票人是理性的、短视的甚至无知的，这种选择机制预先造就了政府的优先地位。政府行为缺乏内在刺激与约束机制，依据自身利益偏好行事，以“预算最大化”为工作目标，最终机构膨胀、“寻租”(RentSeeking)泛滥，政策失败，最终“政府失效”。
公共选择理论明确提出，在一个体制下产生了不好的政策或不好的结果，原因要么是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规则产生了错误的领导人，要么是在政治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率的制约机制。因此，唯一的决定因素是规则——产生领导人与约束领导人的规则。其中产生领导人的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投票规则，具体有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等。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公共政策产生的原由、规则和运行及其结果，采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的决策，详尽地告诉我们政策系统的“暗箱”运作过程，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公共选择的过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同样，它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学的不断发展。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并非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并非人人都是“经济人”；而且集体决策也并非全都公正，多数人决策有可能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多数人暴政”的后果；此外改变不好的公共政策，也并非仅仅改变产生领导人和约束领导人的规则所能做到的，它还包含许多自然的、社会的复杂因素。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5］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告诉我们，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协调组织行为，走向公正、秩序和安全，使我们从另一处角度去了解公共政策的特征性及其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分析学派，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成本”或“制度”概念，往往也使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怀疑。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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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关键词：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公共政策；案例库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50-0223-02
案例教学作为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一种重要方法，已被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应用于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之中。公共政策是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一门核心课程和重要内容，公共政策分析能力是公共管理人才必备的核心能力。在公共管理人才中应用案例教学方法已有较长的历史，尤其国外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及案例库建设，并以此作为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近年来，国内一些高等院校也在开始建立公共政策案例库，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来培养更多的、创新能力强的公共管理人才。但是由于我国开展案例教学的时间不长，编写案例及建设案例库的经验不够，因此公共政策的案例库建设及案例教学的开展还远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所以，加强对公共政策案例库建设及其功能的研究，对于培养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人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公共政策及其案例教学
公共政策有着多种层面的解读，既可以是指一个学科，也可以是一门课程，还可以是现实中的某一具体政策。作为一个学科，“公共政策学既是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也是公共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1]作为一门课程，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提出的所有公共管理本科专业需要开设的四大平台课程之一，也是公共管理硕士（MPA）必须开设的核心课程，还是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必不可少的学位课程。作为一项现实政策，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为解决一定的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而确定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方向，其本质是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对社会价值的分配，按其领域又可分为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等多个方面，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强制性、公共性、偏好性、稳定性和变动性等多项特征。
公共政策案例是“基于教学或研究的需要，以不同媒介形成存在的，对具有典型意义的某项具体的、真实的公共政策现象或者实践的客观而准确的记叙”。[2]案例教学是一种启发式、引导式和参与式的教学方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各学科教学中被广泛使用。具体来说，案例教学方法就是包括教师在内的各类培训者、教育者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教育或培训对象理解教学内容、解读教学难点、实现教学目标的一整套教学方式方法。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强的公共管理核心课程，在其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方法已日益普遍，它有助于加深对公共政策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体系的不断创新，有助于发现和了解当前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助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公共政策分析人才和公共管理人才。
二、公共政策案例库的建设
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开展需要以案例库为依托，建设一个内容充实、使用方便的公共政策案例库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但是案例库建设又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范围广，影响因素多，它由一系列紧密衔接的工作环节组成。公共政策案例库，我们作为高等院校讨论的公共政策案例库主要是教学案例库，其建设包括制定计划、汇总分类、实践运用及建库维护等四个环节。
1.制定计划，做好分工。凡事必先制定计划，公共政策案例库建设也不例外，制定一个全面、完善的建设计划，是公共政策案例库建设的第一步。该计划包括：（1）案例库建设的长远目标、阶段性目标；（2）案例库建设的总体思路、基本宗旨、主要原则；（3）案例库建设团队的负责人、成员、分工与职责，以及激励制度；（4）预算与经费保障措施；（5）成本控制、进度控制和质量控制方法；（6）案例覆盖的范围等。[3]规划做好后，接着要组织好人员，进行分工，开展案例的选择与编写。一要精心筛选案例素材。既要收集素材，掌握丰富的资料，更要对资料进行选择，选择最合适的案例。二要严密进行写作构思。所选案例是用来说明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还是用来理解公共政策的运行过程，将按照哪种逻辑结构来进行编辑，需要有一个系统而严密的构思。三要认真撰写案例稿件。案例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字形式表现处理，撰写案例稿件是案例编写及案例库建设中的最为重要的一环，案例编写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案例库建设的质量以及案例库的使用。
2.汇集整理，合理分类。作为一个方便实用的资源库，公共政策案例库在大家将案例按照分工、编写出来后，就要按照一定的形式或逻辑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以便更加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为此，一要进行案例的分类。案例的分类可以按照多种形式进行，例如按照用途，案例可以用于不同的教学环节，有的用于教师讲解，有的用于学生自学，有的用于课堂讨论，还有的用于课程考查。另外公共政策案例还可以按政策运行过程分类，分别用于不同阶段的教学实践。二要做好案例的存放。案例的存放应与数据库和网络技术相结合，打造出一个便于使用和交流的案例库。案例库平台上除了存放案例库外，还要设置案例讨论区，让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更好的交流和沟通。[4]
3.实践运用，不断完善。公共政策案例库建设的价值在于应用，所以在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边建设、边运用的原则。当汇编有一定数量的案例后，要入课堂进行实践运用，教师要记录每一次的课堂案例教学情况，学生提出了什么问题，案例有哪些方面没有编好，案例库的编排是否合理等，以便及时对案例和案例库进行修改和完善。在案例初步编成、案例库可以运用阶段，教师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同时案例教学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工作态度及教学责任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教师必须不断地从政策实际中搜集、积累适宜教学的案例、编写案例材料，并对即将在课堂上采用的案例进行充分的思索和把握。[5]案例库的实践应用以及案例教学的开展不但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而且有利于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还有利于案例库建设的不断完善。
4.建库维护，提高效率。案例库维护是公共政策能否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主要包括案例的修改和更新。案例的修改主要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例取得了新的发展或产生了新的变化，需要对案例相关内容做出修正，以保证案例的有效性。案例的更新在于及时了解案例库中相关主体的发展与变化情况，如同类事件的典型性发生了变化，或在实践中出现新的问题，每隔一学期需要补充一定数量新案例入库，剔除价值不大的老案例，以体现案例的新鲜度和时效性。[6]在建设好、维护好案例库的同时，更要重视案例库的应用，提高使用效率，目前为建库而建库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案例库的使用率不高是当前我国案例教学和案例库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案例库建好后，一定要提高使用效率，使用率越高，往往也维护得越好。
三、公共政策案例库的功能
公共政策案例库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中运用公共政策案例库，可以给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已在公共政策课程教学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如何选择合适的案例常常是任课教师的头痛问题，需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广泛收集资料，多方进行取舍，整理编辑加工，尤其公共政策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案例内容涉及教育、交通、体育、建设、税收、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多个公共政策领域，分析内容涉及公共政策的观念、理论、过程、方法”。[7]公共政策案例库的建立，使得教师能够节省大量的收集资料的时间，完全可以运用库中现成的案例，给学生进行讲授与分析，把精力集中放在案例分析的设计上，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案例库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公共政策既是一个实践性的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型的课程，在长期的政策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生动案例，这些案例是帮助学生理解政策理论，了解政策实践的重要资料。[8]公共政策案例库作为培养公共管理人才重要的教学资源，是一个向学生开放的系统，学生可以随时进入案例库，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学习，真正实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利用案例库，学生可以自行对课堂教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通过具体的相关案例加深理解；可以选择合适的案例，围绕公共政策的某些理论或知识点组织讨论，学生们自由陈述观点，展开辩论。总之，公共政策案例库是推动学生自主学习的有效平台，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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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章雁.《管理会计》研究生学位课程案例库建设的思考[J].新会计，2013，（7）：79-62.
关键词：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偏差；校正策略；制度法规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8-0023-05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研究”（10ZD&049）；山东省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新时期山东省公共管理硕士（mpa）的课程体系研究”（sdyc111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和静（1984-），女，山东临沭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方向：医学伦理与行政伦理；邵腾（1988-），男，山东肥城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近30年来，学界已就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做了大量研究，但对于公共卫生政策这一具体政策部门的研究尚显薄弱。尽管在2003年“非典”时期，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正如公共卫生政策研究者刘继同所言：“SARS疫情爆发、流行首次将公共卫生政策议题以‘血的形式’呈现在社会各界面前，公共卫生政策成为国家公共政策议程的优先、核心议题”，[1]但之后的相关研究进程又因某些因素而陷入僵滞状态。显而易见的是，公共卫生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国家议题，应该得到持续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社会结构、体制环境、卫生状况、政策框架、利益格局正经历着深刻调整，公共卫生政策的地位日渐凸显，尤其是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效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卫生政策能力与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公共卫生政策研究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主要从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存在执行偏差的现状入手，剖析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诸因素，然后探究并提出重构现代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逻辑框架。
一、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偏差与现实梗阻
公共卫生是一个国家公共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从理论层面来讲，19世纪初美国学者查尔斯・温斯洛（Charles E. Winslow）教授就曾提出：“公共卫生是一门通过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来改善环境、预防疾病、延长生命及促进身心健康，并能发挥个人更大潜能的科学和艺术。”[2]国内有学者认为，“公共卫生是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通过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预防保健与必要的医疗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创建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3]2003年7月，国务院前副总理吴仪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将公共卫生明确定义为，“组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环境卫生条件，预防控制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流行，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和文明生活方式，提供医疗服务，达到预防疾病，促进人民健康的目的。”[4]结合其他有关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简单地用“3P”来直接定义公共卫生，即Promotion（健康促进），Prevention（疾病预防）和Protection（健康保护）。而所谓的公共卫生政策是指国家、政府与社会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为改善社会卫生状况，预防社会疾病流行，保护人民健康而提出的系列行动方案与方针策略，“是一个国家对卫生资源的社会使用进行合理控制、最优化地配置，从而使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最大的功用，起到真正维护人类健康利益的一个战略决策。”[5]由此可见，实现和维护公共卫生的主要渠道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与社会集体行动。
纵观中国现代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公共卫生政策的演进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政策调整转变。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公共卫生政策框架均依据体制环境、价值观念、制度体系、机制目标、服务范围、经济状况和管理模式等不同发展情势而进行着不断调整与变革。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0年中，我国用占世界2%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占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健康问题，在短期内建立了一个低水平、全覆盖、福利型的公共卫生体系，保证了全体公众享受到最基本、最公平的医疗服务，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6]总体成就令人瞩目。
但从现实情境来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历史性变迁，特别是转型社会的结构特点对公共卫生政策框架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是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双重启动与巧妙结合，城市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市化双向运动，转型进程的非均衡、发展非平衡与经济非均衡相互交织。”[7]这一结构特点正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发展范式要求，因为“社会结构转型与现代化结果和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反映在价值观念、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上”，[8]而公共卫生政策正是中国系列政策模式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对中国公共卫生政策模式的检验过程中，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是2003年“非典”事件的发生。清华大学吴彤教授曾指出：“SARS疫情的预防、监测、治疗、康复和回归社会迫切需要多学科的视野，迫切需要从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角度重新认识传染性疾病问题。”[9]在“非典”期间，我国公共卫生政策本身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家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能力与绩效更是面临突如其来的考验，其整个过程充分暴露了传统公共卫生政策体系的结构失衡与执行力弱化等弊病。众多严峻问题的“浮出水面”，重新“唤起”社会对于公共卫生意识的觉醒，重新“审视”政府应如何发挥更好作用，重新“考虑”公共卫生事业的现实处境与未来发展走向，特别是深刻“反思”公共卫生政策模式及其执行效力问题，激发人们对于未来公共卫生政策的角色期待。然而自此十年以后，当我们再次审视目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状况，发现其依然不尽如人意，仍然存在诸多执行偏差与现实梗阻。特别是2013年4月H7N9危机来临之时，公共卫生机制面临着新的考验，公共卫生政策运行面临新的拷问。
综合理论与实践两重考量，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运行的问题集中体现为执行偏差问题，也即公共卫生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梗阻与不畅。在政策科学中，执行是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所谓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应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督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10]执行效果有优劣之分。若从政策科学的视野观之，执行偏差是指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局部利益而罔顾公共利益，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偏离公共政策预期目标和既定路径的现象。执行偏差在现实中普遍存在，表现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或职能部门采取“选择性执行”或者“象征性合作”策略，从而导致政策执行的表面、扩大、异化或停滞。荷兰学者H・布雷塞斯与M・霍尼赫曾以“象征性合作”这一术语来描述执行偏差：“地方政府假装合作，而实际上并未合作。在实际执行中，这种情况包括口头上支持中央政策，或以书面形式表态，但没有按照中央政府的期望做任何事情”，而“如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合作限制地方政府的政策空间，而中央政府又无法检查时，地方政府多会采取象征性合作的方式。因为地方政府不愿意公开拒绝与中央政府合作”。[11]所以，公共卫生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政策目标偏离、政策内容失真、政策行为更加隐蔽等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导致政策实施的“变形”和“走样”，进而妨碍公共卫生政策职能的发挥，并危及公共卫生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美国著名政策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 Alison）也曾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2]执行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因而是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点。接下来，本文着重分析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要素。
二、造成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偏差的诸因素分析
公共卫生的服务功能需要公共卫生政策来具体落实，理想的执行状态正如史密斯（T.B.Smith）所说：“政策一旦制定，政策即被执行，而政策结果将与政策制定者所预期的相差无几。”[13]但是现实中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往往并不理想，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为“政策的执行并不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的软弱无能和非回应性会削弱政治系统本身。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不稳定，而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将政府的决策和项目加以执行”。[14]影响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因素是多元的，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层面：
1.公共卫生政策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设定的偏差。刘继同教授讲：“不言而喻，卫生公平比教育公正、司法公正、机会均等和其他社会公正获得更广泛的关注。”[15]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在公共卫生的管理与政策执行领域，很多关键性决策得不到有力执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共卫生政策决定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科学性与操作性受到质疑。政策决定是指经由完整的法定程序，由法定的公共权力主体用自然语言表述出来并昭示公众的、关于某一特定政策问题的具有社会公共权威性的规定。[16]科学合理的政策决定极为重要，而一旦政策决定缺乏严格的执行界限、操作程序和评价体系，就容易导致政策变形。特别是在政出多门、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模棱两可的政策环境中，政策执行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的缺乏，更是为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存在空间，从而严重损害了政策的权威性与可信度。所以，政策执行偏差的首要因素往往在于政策本身存在缺陷或漏洞，设置情形无法覆盖或者反映客观实情，并未遵循公共卫生发展的现实规律，从而导致公共卫生政策的行为规范与客观情形出现脱节，甚至产生强烈冲突，并最终失去了政策执行的正当性根基。英国的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偏差可以看作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克拉潘认为自1848年公共卫生法通过以来，国家就以一整套杂乱无章的条例对疾病展开了毫无组织的战争。因为国家既不信任又过分信任作为它战术代表的地方当局，以致战略受到阻挫。总之，公共卫生政策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内在要素，否则就会产生政策体系的结构紊乱与执行系统的无序运行。
2.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资源配置偏差。公共卫生政策执行除了需要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以外，还需要系统的环境资源支持，以协助公共卫生政策的顺利运行。组织学派认为政策能否得到忠实的执行，关键在于执行机构在主观上是否充分理解政策的含义，是否愿意毫无保留地支持政策决定，在客观上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如权力、权威、人员、资金、设备等以有效执行政策。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过程中，良好的环境支持与充足的资源支撑甚至可以有效弥补卫生政策本身的欠缺和不足。比如强有力的政策权威，相互团结的目标群体，高素质的政策执行队伍，充足的财政经费支持，丰富的政策信息来源，畅通的政策宣传与监督渠道，高效的政策运行机制，合理的政策执行评价标准等，都可以更好的减少政策失误和执行困难。然而就当前实践来看，我国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生态环境并不理想，也没有形成整体的有效合力，而且缺乏科学系统的执行机制与监督体系来保障政策执行环境的平衡有利。
3.基层单位的执行能力建设偏差。政府制订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归根结底需要落实到一定的地方场域当中。因此，基层单位的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在整个卫生政策运行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层单位对于政策观念的落实转化与政策目标的真正实现直接相关，唯有基层单位真正贯彻政策精神与基本政策方略，才能实现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畅通。公共卫生政策的目的就在于调整和规范卫生利益结构，它所代表和维护的应该是整体社会利益。然而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过程中，基层单位或者组织往往从部门利益出发，偏离公共政策既有的执行轨道，由此产生政策歪曲和政策失灵，违背了“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原则。所谓政策失灵指的是“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其行为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并产生了不良后果的政策现象。”[17]政策失灵本质上表现为偏离政策目标与违背政策精神，具体表现在政策虚化、政策歪曲、政策替换和政策附加四个方面。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地方机构的政策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执行偏差、执行失真、执行缓慢、执行乏力、执行呆板的情况依然存在，从而导致政策“变形”和“走样”，甚至出现政策执行的异化或停滞，带来政策权威的亵渎与政策资源的不断流失和浪费。究其原因，不论纵向结果还是横向组织之间，都存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权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从而导致基层单位政策执行中的政策替代、政策利用、政策照搬和政策抵制等情况。
4.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规制偏差。制度界定并限制着人们的选择集合。所以，公共卫生政策的系统落实最终需要建立在丰富完善、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制度法规和条款规定上，并且任何执行标准都不能与现行的法律法规相违背，必须有相关的法律评估与监督体系与之相配套，始终以“法”的原则和精神作为基本保障，否则公共政策执行终究是不畅通的。从现有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公共卫生政策执行情况来看，导致公共卫生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出现政策阻滞与失灵的原因还在于权力界限不明，责任划分不规范，相关法律制度建设不够，缺乏制约权力严格法律依据和基本制度保障。当前我国公共卫生政策领域尚无专门法律，现有法律体系主要是以公共卫生和医政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制度法规构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各基层单位的权限界定过于抽象和笼统，无法为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供法理保障，容易引发执行实践中的政策阻滞。而提高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制度化程度，在公共卫生政策设计、规则认定、程序议程、监督评估等不同阶段都给予合法化的制度保障，可以有效避免卫生政策的盲目性或者非规范性，保证政策本身的公正性与合法性，提升政策本身的威信与效力。
三、校正机制重构：从政策价值到政策环境的系统优化
当前，公共卫生政策问题作为常态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国家和政府的议程设置视野，政府也在积极采取行动以推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于公共卫生政策执行问题，政府的认识和行动同样在增强。我们必须建立起公共卫生政策执行机制和框架，以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要求保障公共卫生政策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并不断深化完善。“如果人们接受卫生保健服务的局势恶化或苦乐不均，那么‘我们就面临着一种难以接受的谬论所带来的风险：卫生保健服务不是作为一种平等的工具，而是起到了增加社会不平等的作用’，其结果是大多数人的健康恶化，仅有少数人能够受益。”[18]方针明确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原则明确的政策是最实际的政策。[19]为了增强公共卫生政策的服务性与公平性，笔者认为应该从方针和原则层面来完善我国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调整机制与框架。
1.造就公共卫生政策理论根基与民意支持。如上文所述，公共卫生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深刻影响政策执行后果，为此必须增强公共卫生政策本身的合法权威。按照西蒙的说法，“权威作为协调群体活动的一种工具，其广泛运用，反映了这一工具的重要作用。我们特别要注意权威的三种功能：（1）它加强了行驶权威的那些人的个人责任。（2）它保证了决策制定工作中的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的利用。（3）它有助于活动的协调。”[20]树立公共卫生政策的合法权威，有助于实现令行禁止，以减轻或者遏制“诸侯势力”的膨胀，减少基层执行机构或者目标群体之间的紧张或对抗。笔者认为政策的合法权威需要建立在理论根基与民意支持两个方面，反之，公共卫生政策将很难有效贯彻。首先是应建立在政策自身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合理合法的公共卫生政策需要建立在理论论证、调查研究和科学判断之上，也就是增强政策自身的科学性，建构一套具有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行性的公共卫生政策。在社会瞬息万变的当下，缺乏理论根基的公共卫生政策，其适应性和科学性极易遭到质疑甚至否定。具体而言，理论根基表现在：政策设定的理论假设前提、政策执行的理论模型选择，以及执行后果的成本效益分析等，都需要理性的分析判断以及理论的支持认可。法国行政学家夏尔・德巴什（Charles Debbasch）指出，对于行政机构来说：“如果决策与它所希望的东西不相符合或在它看来是无法实施时，它将反对这种毫无活力的东西或者试图改变既定措施的内容。”[21]其次，政策的合法权威还需要获取民意支撑。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意愿与价值倾向可以根本决定社会价值导向与社会真正需求。唯有获得民意支持与社会认可，夯实群众基础，才能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这是公共卫生政策合法性的重要表现。
2.追求政策设计与执行的公平正义。正如胡鞍钢教授在“非典”时期所言，我们“不能盲目迷信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数量，注意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提高民众在知识、健康方面的能力，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才是社会协调发展的真正意义”。[22]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诉求。英国社会政策大师理查德・蒂特姆斯（Richard M. Titmuss）说：“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内，人们无法逃避各种价值选择。”[23]如果把公共政策视为价值之分配，那么公共卫生政策就是对社会公共卫生资源与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因而必须强调政策的公共性，坚持公正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因为“进入社会政策视野的卫生政策，是一种由政府的目标及背后的意识形态、伦理价值观念所决定的制度化的安排”。[24]我们应坚持正确的伦理理念与公正原则，以保证政策设计与执行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一项卫生政策如果朝令夕改，随意变动，势必带来政策脱节，容易导致相同政策目标群体在参与利益分配时的不同规则和标准，而这种结构性短期行为自然会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同，从而带来利益分配的不公与民意的反抗，甚至演化为政策变形，远离政策设计的初衷，带来政策体系的结构性紊乱。政策设计与执行的不公极容易导致政府与民众信任关系的破裂，政策权威严重流失。所以，政府应秉持公正理念，合理分配公共卫生资源，“首先，要确保资源分配受益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护最多人的生命和健康，将群体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其次，要给予符合优先分配（弱势群体/无医疗保险）的群体相同的待遇，对待患者应该做到为善仁爱，避免社会对他们产生歧视。”[2]西方学者也曾提出6条分配公平原则：给每一个人平等的利益；按每个人的需要进行分配；按照每个人在自由市场上的获得来分配；按照每个人自己的努力来分配；按照每个人的社会贡献来分配；按照每个人的价值来分配。[25]除此之外，为了保障公共卫生政策的公正合理性，还应该拓宽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公众参与渠道，让广大民众了解政策设计的缘由与实施过程，知晓政策内容和执行目标，以增加政策透明度、信任度以及认同度，降低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难度和风险。
3.强化政策执行的法律规制与监管评估。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卫生政策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是一种针对社会性卫生问题的集体行动。正是经过制度化的安排再到集体行动，卫生政策才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工具。”[24]完整的制度安排是公共卫生政策运行的重点，良好的政策执行效果需要稳定性、机制化与常态化的制度监督、规范评估和结果认定。对于公共卫生政策执行考核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监督评估制度等系列法规制度都应该清晰明确、有理有据，决不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这是保障政策执行的关键所在，也是政策执行监管评估和控制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对于政策调节的“盲区”以及政策界限模糊的灰色区域，更应该加强法律法规的确立与完善。对于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状况应给予正确的考核和评估，既包括价值的判断，也涵括事实的分析，既包括定量的分析，也包括定性的考量。一般来说，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通常应遵循SMART原则，即具体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可实现的（Attainable）、结果导向的（Resultfocused）和有时限的（Timebounded）。[26]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考核与评估离不开社会的监督，因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体和组织单位遍布社会各个领域与不同角落，对于政策执行效果具有最直接、最全面、最敏锐的感受和认知，更能揭示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现状，有他们参与政策评估可以增强监管的真实性与有效性。可以说“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高质量的政策为基本前提的，而高质量的政策则需要有科学的民主决策制度作保障”。[27]因此，在完善制度的同时，还应不断健全政策执行中的信息沟通、信息反馈与监督机制，以增强政策执行的正当性。
4.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的职业操守。公共卫生政策执行人员是政策执行的主体，直接实施政策执行，他们对于政策的认同度、理解度以及专业负责态度和道德素质水平是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加强公共卫生政策执行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是落实公共卫生政策执行的必要环节。现实中的诸多公共卫生政策执行偏差和走样，正是由于政策执行队伍中部分人员的专业素养有限和伦理品质欠缺所导致的。如果执行主体过度强调个体的自利性，而无视公共利益，会逐渐偏离公共政策的预期目标，并会弱化政策执行力。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有了行为规范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机会主义行为。”[28]因此，我们必须首先重视提高政策执行人员的专业素质。公共卫生政策执行人员必须具备综合协调执行能力，包括了解政策的来龙去脉、深层次地理解政策缘由、把握其精神实质，从而避免或减少政策宣传和执行中的失真、失当以及失误；其次，大力提升政策执行人员的伦理素质与道德品质。努力锻造一支认真负责、忠于职守、严于律己的政策执行队伍，减少源于思想轻浮、道德低下的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全力防范为了个人潜在收益而“钻政策空子”，依据个人偏好而采取行动，故意对政策进行歪曲、篡改甚至破坏等违背公共卫生政策执行人员最基本职业操守的行为。
5.优化基层政策执行的客观环境。地方政府与基层单位的政策执行效果是公共卫生政策链条上的终端环节，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保障和监督。如果基层政策执行最开始在客观环境的组合配置上就存在明显漏洞或者难以弥补的缺陷，那么后续再多主观努力也无法阻止客观情势发展，最终导致政策无效和失真。所以，上级政府应合理配置基层单位的政策执行权，不论是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一组织部门之间的公共卫生政策执行权都应该得到合理完善的分配，制止执行权过于集中的问题，调动不同级别单位的积极性，杜绝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地方主义，避免长期存在的基层单位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替代、政策附加、政策敷衍和政策照搬等情况。由于地方利益的实际存在，倘若没有良好的客观环境保障，地方很容易“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29]因此，应该加强基层政策执行的环境保障机制，建立基层政策运行的信息子系统，包括人员、资金、设备、体制机制等不同层次的环境支持，“信息子系统作为现代政策系统的基础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沟通领导者和执行者、政策主体和政策客体或政策执行系统和社会的关系”，[30]以实现基层政策执行权的合理使用与地方执行力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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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舆论；政策制定；影响
近年来，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迅速崛起，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共政策制定除借助于传统的信息收集外，越来越受网络的影响，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一、网络舆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如：选举、决策听证、公众咨询、政治结社、、协商对话等方式，同时，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等，对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扩大政策议题来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经传统途径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然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致使有些严肃的、重大的、反映社会主流思想的内容往往没有机会成为议题，阻碍了政府对民意的了解。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信息化的大力推动，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逐年递增，“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也是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聚集地。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成为民众表达情绪、发表观点的重要平台，逐渐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网络舆论，网络舆论使得民众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公共政策的话语权，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民通过BBS、新闻跟贴、网上签名、网上论坛、专题讨论、网上征询意见、网上民意调查、网上议政等多种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网民与政府官员进行在线交流，通过网络投票、网上建议征集参与政策制定。今年两会前夕，总理走进中国政府网、新华网直接问政于民，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民意的直通车。网络舆论与传统途径相比有很多优势，比如网络信息一经便能得到快速的传播，增强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有利于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网络的交互性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从而使政府透过网络舆论更加准确地了解民意。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个新途径。
二、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双重影响。
自2003年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后，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受到关注。
近年来发生的与网络舆论有关的事件，说明了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方面。
1.打开“政策窗口”，推动公共政策议程。
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首要环节，而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方面社会公共问题要反映公众的普遍诉求并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政府认识到此社会公共问题有解决的必要并列入政府议事日程。政策议程的建立是社会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关键一步，政策议程分为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两个阶段，网络的发展使得公众关心的问题能够更快的传达到政策制定者，同时政府也可能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把某一社会问题提上政府议事日程，这就缩短了公众议程到达政府议程的时间，使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成为可能，同时也增加了政府了解社会问题的来源，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社会信息，使社会问题尽快进入政府议程。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事件发生后，《南方都市报》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此后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同时在网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文章被各大网站转载，网络舆论对于“孙志刚事件”的高度关注和有力报道，让人们了解到事件的发生，许多专家学者纷纷上书中央政府，把“孙志刚事件”推入了决策者面前，使这一社会公共问题很快进入了政府议程。
2.拓宽政策方案的选择空间，使政策制定更科学。
公共政策制定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最优化，政府部门只有了解公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从各种政策方案中选择出一个最优的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与知识量是任何媒体都无法代替的，政府部门可以从中选择解决社会问题最有利的信息来制定公共政策。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2007年11月9日，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草案）在新华网、人民网、国家发改委等网站上公布，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引起了强烈反响，最终在综合网络舆论与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对原有三大“黄金周”进行调整，减少了“五一”假期，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这说明网络舆论有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抉择，同时节假日调整向网名征求意见也说明了政府注重运用网络信息对政策方案进行抉择。
3.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政府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要经过理论的评估和实践的检验，如果发现某项公共政策已经不适合社会的需要，不宜继续执行，或者此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太大，就需要对此作出必要的调整。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宣布废除实行二十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两天后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意味着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两种政策最大的不同就是由前者的社会救济和治安管理职能转变为后者的在自愿基础上的社会救助，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进步，新办法更加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孙志刚事件”中，网络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有利于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二）不利方面。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新途径，但网络舆论在影响公共政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表现在：
第一，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与制定政策的非代表性。网络是民意表达的平台，但网络民意与网络舆论则是既密切联系又不完全等同的概念。网络民意可分为“原生态民意”和“真实民意”，“原生态民意”的存在可能造成“假民意”的流行。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网名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因缺乏起码的信息技术能力而被排除在网络参与之外。比如农民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并不能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甚至买不起电脑，这使得农民不能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农民在网络参与中丧失了“话语权”。这种不均衡的政治参与使政策的制定无法完全代表真实的公众意愿，造成政策制定的非代表性。
第二，网络上的虚假信息可能会造成决策者的决策失误。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网络舆论的参与实行匿名制，一些情绪性的宣泄只要不触及法律法规，就可以免受责任的约束，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缺乏自律的网民就有可能不加证实随意信息，甚至有意制造假消息，决策者可能会因网络上的虚假信息造成决策失误。
第三，过量的信息提供会引起决策者的“盲目决策”。科学决策需要适量、适时的信息支持，网络条件一方面改变了信息量过少的弊端，但另一方面信息量过多也会产生盲目决策。信息量过多导致方案决择困难，在过量信息的条件下，多种方案的利弊难以权衡，使得决策者无所适从，只能闭着眼睛“跟着感觉走”，从而使方案选择带有较多的随意色彩，即产生所谓的“布里丹效应”。
而且，公众在网络上的信息常带有个人倾向，带着个人情感倾向的过量信息，使决策者疲于应付，贸然决策。
三、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的对策建议。
网络舆论拓宽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增强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性，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科学、更合理、更能真实反应民意，但网络舆论存在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要完善网络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培养高素质的网民，提高其网络参与能力。
没有网络素质过硬的网民和干部队伍，网络参政就会失范，就有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因而，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鼓励、支持提高网民的网络素质，加强网络教育，造就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网络素质的网民，是适应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也是提高公民网络参与能力的途径之一。加强网络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其网络道德教育，网络以其自由、开放的特性给网民提供了一个能使个性尽情释放的空间，但也正是由于缺乏现实道德规范的约束，使得网络上普遍存在一些不道德、不健康的言行，所以必须普遍开展网络道德教育，规范网络政治参与言行。
2.对网络进行管理，规范网络舆论。
虚假的网络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会打击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对网络舆论的信任度，对社会公共秩序产生一定的影响。要避免虚假舆论操纵公共政策制定，应让民众认识到网络舆论不是“宣泄不满”的空间，更不是随意虚假信息甚至网络犯罪的平台，而是公民向政策制定者“表达民意”的途径。一方面要完善网络管理的相应法律法规，同时要对网络犯罪进行严厉惩罚，另一方面可考虑建立和推行网民身份认证制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网民实名登陆，规范网络舆论，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3.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
掌握全面、准确的信息，是各级政府决策避免失误的基础。
信息情报量的大小、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决策质量，政府要想在决策上不失误，必须有丰富可靠的情报来源、迅速的情报传递、准确的情报研究，因此，要建立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现代化的政策信息网络系统应包括：（1）专门化的信息机构和信息队伍，以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充分发挥信息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职能作用；（2）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即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化通讯设备相结合，形成网络系统和电子计算机系统；（3）网络化的信息传输渠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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