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0 20:07:51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①既然“后现代”是“接现代之踵而来”，如果持着历史的目光，就应该深刻地理解或走进现代性，否则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后现代思想和理论。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还不能急切地“走出现代性”。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现代性”任务，另一方面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在“现代性”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的语焉不详乃至错误阐释。反对“现代性”必须“在场”，必须首先身处“现代性”历史的现场。人们曾经对激进的后现论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过这样的批判:“博德里拉的这种‘超’把戏，只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匆匆路过一个他从未莅临、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去对待的环境时，浮光掠影地瞥见的一点皮毛而已。”②中国儿童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操持后现论话语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在“现代性”历史的现场这一问题。吴其南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和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两个用后现论批判现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结语”以“走出现代性”为题，后者的第一章“反思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的一节的题目就是“发生论辩证: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对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这两部著作来说，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辨析，通过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国“环境”的历史性把握，来阐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乃是应该具有的“在场”行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部算得上运用后现论的著作，在解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观点，都出现了不“在场”的状况。下面，我们稍稍作一下具体的说明和分析。吴其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启蒙高潮。……前两次，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儿童文学尚处在草创阶段，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儿童文学中有多大的表现，……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才在儿童文学内部产生影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
③我的观点恰恰与吴其南相反，纵观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史，“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恰恰发生于“草创阶段”，它以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为代表。我在《“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问题’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的‘儿童’和‘妇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内。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①在《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撰写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其实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述的一个方面的启蒙思想，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再一次具体呈现。此后，周作人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长之文学论文集〉跋》等文章对抹杀儿童、教训儿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是吴其南所说的“专指意义上的启蒙，即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周作人的这些“思想革命”的文字，对规划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为重要。“吴其南认为‘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其阅读历史的目光显然是被蒙蔽着的。造成这种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整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念，对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全部面貌，没有进行凝视、谛视和审视，因而对于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资质不能作出辨识和体认。”②再来看看杜传坤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这部著作中对“儿童本位”论这一“发现儿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③杜传坤这样分析现代的“儿童的发现”———“儿童被认同才获得其社会身份，而其社会身份一旦确立，马上就被置于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庞大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因此，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监视实践要求为儿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儿童文学专家、教育专家、心理专家从事一门专业的监督任务，在这一监督中，一种社会无意识逐渐得以形成———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为了能够在未来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儿童必须习得成人为其规定的知识、道德与审美能力……”④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不“在场”的阐释。要“在场”就得从笼统的宏观叙事，走向具体的微观分析。在中国，“儿童的发现”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儿童的发现”具体体现为他的“儿童本位”理论。当杜传坤指出“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时，最应该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现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中发现“监视”儿童的证据，发现周作人认为“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证据。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撑杜传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语，反而随处遇到的是她的指控的观点。我们信手拈来两例。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周作人的这样的言论不恰恰是对杜传坤所说的“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这一观念的批判吗?“昨天我看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②在这样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与“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这一观念相反的儿童观。如果按照杜传坤的观点，即将“监视”儿童视为“现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就是反现代性的;如果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现代性的，那么杜传坤所判定的现代的“监视”儿童，就不是现代性的。我本人是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为杰出的代表。我在《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一文中指出:“绝对真理已经遭到怀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说历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儿童本位’论就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对于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都是端正的、具有实践效用的儿童文学理论。它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却是中国本土实践产生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理论。它不仅从前解决了，而且目前还在解决着儿童文学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当‘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发挥效用，就不该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现实语境里，‘儿童本位’论依然是一种真理性理论，依然值得我们以此为工具去进行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的实践。”③钱淑英在《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④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围绕着“儿童本位论”的学术分歧。从钱淑英的“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读出关于“儿童本位论”的认识、评价上的分歧，似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这一信息。可是，我却想说，在本质上，我与吴其南、杜传坤的分歧不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现代性”历史的现场，准确、客观地把握了“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的真实内涵的分歧。我对于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抱有深切同感。现代性思想的相当大部分，依然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这个正在建构“现代”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时代里，我们只能、只有先成为现代性的实践者。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这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们也得在自己的内部，使“现代”已经成为一种个人传统之后，才可能对其进行超越，才有可能与“后现代”对话、融合。这体现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规律。
二、必须“走进”的后现论
我虽然批评了杜传坤、吴其南的后现代话语中的某些观点，但是对两位学者积极汲取后现论资源的姿态却怀着尊重，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能够把对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发展方面，现代思想和理论依然富含着建设性的价值，可以在当下继续发挥功能，而后现论也可以照出现代性视野的“盲点”，提供新的建构方法，开辟广阔的理论空间。现代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后现代思想理论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反应。后现论关注、阐释的问题，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者，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来看，后现论是揭示以现代性方式呈现的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局限和盲点的理论。与这一理论“对话”，有助于我们看清既有理论(包括自身的理论)的局限性。因此，“走进”后现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不可绕过的一段进程。后现论中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后现论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论资源。不过，如同“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吉登斯语)一样，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悖论。我的基本立场，与写作《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的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断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去解释的后现代假设。不过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
同样，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论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性。”①“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②我所说的“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指的就是来自吴其南、杜传坤等学者的后现论话语式的批判(尽管没有指名)。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操持“后现代”话语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质论”与“本质主义”的区别。吴其南在批判现代性时说:“关键就在于人们持一种本质论的世界观，现实、历史后面有一个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在那儿，人们的任务只是去探索它、发现它。”③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认为:“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走出本质论的樊笼亦属必要。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儿童性’与‘文学性’抑或‘儿童本位’似乎成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启蒙的辩证法，启蒙以理性颠覆神话，最后却使自身成为一种超历史的神话，五四文学的启蒙由反对‘文以载道’最终走向‘载新道’。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同样走入了这样一个本质论的封闭话语空间。”①我的立场很明确，“本质论”与“本质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我赞成批判、告别“本质主义”，但是不赞成放弃“本质论”，为此，我特别撰写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一文，以事实为据，指出了以吴其南为代表的“反本质论”研究的学术失范、学术失据的问题。我在文中说道:“犯这样的错误，与他们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现论中激进的‘解构’理论，进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质论的学术态度直接相关。从吴其南等学者的研究的负面学术效果来看，他们的‘反本质论’已经陷入了误区，目前还不是一个值得‘赞同的语汇’，‘反本质论’作为一项工具，使用起来效果不彰，与本质论研究相比，远远没有做到‘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在论文的结尾，我作了这样的倡议:“我想郑重倡议，不管是‘反本质论’研究，还是‘本质论’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学术语言里，把‘世界’与‘真理’、‘事实’与‘观念’区分清楚，进而都不要放弃凝视、谛视、审视研究对象这三重学术目光。我深信，拥有这三重目光的学术研究，才会持续不断地给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学术的增值。”②近年来，我本人也在努力理解后现论，希望借鉴后现论，解决自己的现代性话语所难以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尽管我依然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立场，但是，面对研究者们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的批判，我还是反思到自己的相关研究的确存在着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没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将世界与对世界的“描述”严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意味的是，我的这一反思，同样是得益于后现论，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借鉴后现论的过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质论研究的局限性，明确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项运用后现论的学术工作，是运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方法，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
一直以来，以王泉根、方卫平、吴其南、涂明求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而我则反对这种文学史观，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没有“古代”，只有“现代”。但是，在论证各自的观点时，双方采用的都是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这种思维，而这种思维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所谓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就是认为儿童文学可以像一块石头一样，不证自明———如果一个文本是儿童文学，那么就应该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儿童文学。在我眼里是儿童文学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错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讨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不说清楚，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就没有坚实的立足点。是借鉴自后现论的建构主义本质论帮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认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文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在哪个时代被建构出来的。于是，我撰写了《“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得出了“儿童文学”这个观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结论。在《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①一文和《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②一书中，我进一步考证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
三、未来指向:融合“现代”与“后现代”
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大都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根据马力的统计，在1948—1962年间，任溶溶翻译了40部作品，其中35部都是译自前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显然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及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50年代，由于中国奉行‘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儿童文学蜂涌而入，大量翻译俄苏作品几乎成了一种浩大的运动。”1952年，新中国第一家少儿读物专业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任溶溶任译文科科长，该社成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介的中心。此时的任溶溶，集译者与“赞助人”于一身，又构成了其译介儿童文学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此期间，任溶溶翻译了大量苏联的儿童诗，他选取的原文作者都是声名显赫的诗人，如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阿•托尔斯泰、盖达尔等。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占主导地位，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用“勇敢”“无私”“奉献”等精神来提高中国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修养，因此翻译的作品主要也是以革命励志类为主。例如，1953年时代出版社出版了任溶溶翻译的《古丽雅的道路》，立刻成了一本畅销书，7个月后印数就接近50万册。苏联的道路，青春和理想，为祖国奉献的精神，这一切让小英雄古丽雅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致使译者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与主流意识相靠拢，当这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时，译者的翻译活动就如鱼得水，既顺应了时代潮流，又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此时译者的身份地位也得以凸显，译者的声音亦更响亮。当时的“古丽雅热”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了任溶溶，他翻译的其他作品也因此进入了更多读者的视野。然而，当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骤变的时候，处于该系统中的文学系统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一点在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的选材方面有着很明显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外国文学译介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状况出现了极大的逆转，苏联儿童文学作品随后被禁止出版。而此时，任溶溶翻译的《马尔夏克儿童诗选》虽已全部校订好，但也只能压下来。”
从马力列出的任溶溶译事年表也可以看出，在随后的17年间，任溶溶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呈现零产出的情况。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汉斯•弗米尔(Hans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交际行为，他强调当译者在被赋予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译者的“无作为”或者“零作为”也要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任溶溶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活动的沉寂，也正是因为受到社会政治因素和赞助人，即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而不得不顺应的一种行为。当时陷于“”期间的中国急需了解世界，每个出版社在干校都有自己的连队，有关部门特地抽调翻译人员组成“翻译连”，开始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书籍，其间任溶溶就担起了翻译《北非史》的任务。任溶溶的翻译从儿童文学的偏离，也正是与当时社会不重视儿童，儿童文学的边缘化地位紧密相关的。1978年10月，陈伯吹、严文井、叶君健、柯岩、金波、任溶溶等一批儿童文学工作者来到庐山，出席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这一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儿童文学界从长达十年的政治噩梦中开始复苏。儿童文学的重点转向儿童读者本身，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逐渐确立。而任溶溶正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这一时期任溶溶翻译了大量北欧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为中国几代小读者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进入新世纪以后，年过花甲的任溶溶仍然能够紧跟时代大潮，翻译了大量英美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如美国作家怀特的《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以及英国作家伍德尔的《飞翔的鸟拒绝忧伤》等。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新时代的气息，书中“成长型”明星角色如蜘蛛夏洛、哑天鹅等教会新时代的儿童如何面对竞争、挫折、失败、压力，让他们学会与人交往、团结合作、勇敢坚强，向小读者注入的都是这个时代儿童所急需的“正能量”。因此，可以看出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其典型的时代特征，这是译者和翻译文本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的明显体现，也是译者的角色在翻译活动中的“被动显形”。
二、被动显形:文学系统内的操控因素———主流诗学
上文提到，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内因是由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他们关注的是诗学。安德烈•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文学家及其诗学观念)是在外因(赞助人及其意识形态)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的。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这里所说的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学手法、体裁、主题、象征、典型性人物及情景;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在任溶溶长达六七十年的翻译活动中，诗学这只无形的手也无时无刻不在操控着译者的选择。比如任溶溶早期翻译的前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便是顺应当时主流诗学的做法。那些作品中的“小英雄”们，如古丽雅、铁木儿等与当时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张嘎、潘冬子、小英雄雨来等形象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作为声名显赫的儿童文学译者，任溶溶同时又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有时候他也会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因此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人风格相互作用，这一点在任溶溶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显著的体现。80年代初，任溶溶将瑞典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的《小飞人》三部曲和《长袜子皮皮》三部曲译介到中国来。书中的小飞人卡尔松和皮皮这两个调皮捣蛋而又叛逆的“问题儿童”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学中英雄榜样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对中国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以至于连原文的作者都不得不“显形”来协助译者，以帮助译文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林格伦为“皮皮”的中译本写了序言，提到“皮皮没受过多少教育，所以你们不要学她的样。”勒菲弗尔也曾指出:“有些作家会因他们早期的某些少数作品而对主流诗学产生一些显著的，甚至有可能令人不安的影响，但随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逐渐成为了主流，因为他们为主流诗学引入了新元素，或因为他们将文学赋予了一个新颖的功能，或两者兼而有之。”
任溶溶便是这样一位“译家”。刘绪源先生针对任溶溶新时期的译介评论说:“中国读者开始用惊异的眼光打量这些全新的作品。当时人们的思想刚开始解放，出版社很是为难，一方面知道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方面又怕它们被定为‘坏书’而挨批。……好在那时的时代气氛总体是积极开放的，在孩子们的一片叫好声中，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和理论界也开始正视林格伦的这些奇书了。”如果说之前的儿童文学以教化功能为主，那么可以说任溶溶翻译作品中的游戏精神和热闹风格赋予了儿童文学一个新功能，即娱乐功能。任溶溶本人也说，他翻译儿童文学“无非想让小朋友读到有意思又好玩的书，同时向我国儿童文学作者介绍世界儿童文学的精品，让大家开开眼界。”的确，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令中国儿童文学界大开眼界。由此而掀起的“热闹派”童话创作，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百花齐放的局面。主流诗学通过专业人士主要是评论家们操控着文学创作和翻译，但是作家和译者也可以向主流诗学提出挑战，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诗学观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逐渐成为“主流”。这跟作家或译者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主体性是分不开的。
三、主动显形:译者的儿童观与个人情操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译作以其题材的轻松幽默和语言的通俗易懂著称。这与译者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他的个人经历、审美情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翻译选材的倾向与译者的个人特征和生活经历息息相关。译者通常会选择那些与自身的秉性气质、审美情趣、文化取向等相契合的作品进行译介。例如在任溶溶早期的译介活动中，他在大的方向上顺应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翻译的是苏联以教化功能为主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译者本人幽默爱玩的性格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却左右了他对翻译作品的具体选择。比如任溶溶翻译了大量马尔夏克的儿童诗，是因为马尔夏克“善于在自己的诗里讲述有关重大社会内容的那些最复杂的概念……他的讲述往往采用游戏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那么生动活泼，那么迷人心窍并且是那么易于被娃娃所理解”。上文所说的任溶溶对林格伦的译介也恰恰是因为这位作家的作品符合译者的审美情趣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仅翻译如此，任溶溶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活动的影响，任溶溶创作的儿童诗通常是站在儿童的立场来观察生活，新奇幽默，充满童趣。其次，在翻译策略上，任溶溶也做到了时时刻刻心中有读者。他曾说:“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来。原作者的书既然是写给不同年龄的孩子看的，自然要让他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我们译者也就应该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小读者看得懂，看得有兴趣。”［9］大多数情况下，任溶溶采取的是以“忠实”为主的翻译方法，但他并不是盲目地忠于原作，他始终本着儿童本位的思想，采取以儿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方法。如当涉及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时，任溶溶便能将其深厚的英汉双语功底发挥到极致，使译作与原作在功能上达到“对等”。例如，一些英美儿童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文字游戏，读者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因为英汉语言的差异，这些文字游戏如果直译的话就会变得趣味全无，甚至晦涩难懂。又不能像那样采用加注解的方法，任溶溶觉得:“不得已时，偶尔加个注解还可以，多了可就不行，孩子受不了，干脆不看了。”
所以他采用的方法就是“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再次，任溶溶的儿童文学作品朗朗上口，文字通俗易懂，这既与他的个性，他的“儿童本位”意识密切相关，也得益于他长期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任溶溶曾撰文提出:“儿童文学除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并使他们获得艺术享受之外，还要向他们进行语文教育。”因此，任溶溶的译作偏爱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并注重语言的音韵美。任溶溶最关心的是他的作品要让孩子们读起来顺口，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尤其是在儿童诗中，任溶溶都十分忠实于这一原则。仅举一例，便可感知到译者的良苦用心。以下是米尔恩的儿童诗“Ted-dyBear”的开篇部分以及任溶溶的译文。这是一本低幼儿童诗集当中的一首，任溶溶用其极大的创造力，既保持了语言的通俗直白，又精心设计了尾韵，使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节奏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低幼读物不同于，很多时候它们不是用来“看”的，而是用来“听”的。低龄的孩子不会阅读，只能从家长、老师那里“听”书，所以流畅且有节奏感的语言就显得尤其重要了。任溶溶深知儿童文学的这一特点，他的译作极好地传递了原作的精髓。而这样的译作正是译者深厚的母语功底和童心本位的儿童观相结合的产物，是译者主动操控原文，主动“显形”的结果。
四、结语
已有关于留守儿童学习状况的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成绩没有显著影响。［1］［2］另一种观点是父母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容易导致“留守儿童”学业不良。［3］［4］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式，对被调查学校74名父母均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与分析，调查结论与上述第二种观点相一致，认为留守状态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有明显的负面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习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留守儿童的学习态度不容乐观，许多留守儿童学习态度消极、被动，这种对待学习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其学习效果；二是留守儿童的学习习惯不良问题普遍存在；三是留守儿童课外学习无人辅导的问题比较突出；四是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普遍较低，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二、农村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成因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所反映的情况，以及研究过程中对留守儿童的观察和了解，分析造成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亲情饥渴”的困扰，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学习调查发现，父母的外出给留守儿童的心理上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和担忧。由于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生活在缺乏温暖和安全感的环境中，许014年第9期学术瞭望课程教学研究•JournalofCurriculumandInstrution多孩子性格上表现出冷漠、内向、孤独，情绪消极、波动大。调查显示，47.3%的留守儿童“在遇到烦恼和困难时总是闷在心里”，33.8%的留守儿童认为“父母外出，自己在家中感到孤单寂寞或不如别人”，13.5%的留守儿童“担心父母在外会发生意外，以至影响到正常的学习”，10.8%的留守儿童认为自己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是因为“思念父母，无心学习”。在访谈中，留守儿童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普遍反映，这些孩子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思念父母和亲情缺失而产生的孤独感和消极情绪，对他们的学习影响很大，常常表现为无心学习和学习缺失主动性，因此这些孩子在学习上也普遍存在问题。由此可见，父母不在身边，产生“亲情饥渴”，这极易给孩子造成自卑、孤僻的情绪，这种心理状态也间接地影响着孩子的正常学习。（二）学校和教师对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调查中了解到，为了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并达到某些硬指标，学校仍然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学校把衡量教师工作成绩的标准定为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教学任务繁重，一天下来往往感到身心疲惫，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关注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因材施教往往成为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学校和教师对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采取专门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改善。（三）临时监护人监管不力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与其临时监护人的监管能力不高有直接的关系。首先，临时监护人的文化程度低，使孩子学习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和辅导，致使学习成绩下降。调查显示，临时监护人中，文盲占临时监护人总数的2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52.7%，初中文化程度的占17.6%，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6.8%。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这些临时监护人中，从不辅导或不会辅导孩子学习的占到86.5%，这部分留守儿童的学习得不到必要的帮助，导致其家庭作业完成困难。其次，临时监护人责任意识不强，导致孩子学习无人监管，学习成绩明显下降。临时监护人的责任意识不强，这主要在由亲戚朋友照顾的留守儿童中比较明显，他们不像爷爷奶奶照顾的留守儿童，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的心理忌讳。亲戚朋友照顾的留守儿童，有时候儿童犯了错误，或学习上出现问题，亲戚朋友碍于儿童父母的面子，不做严格的要求或引导督促。这就导致这部分留守儿童心理上与亲戚长辈有隔阂，心理得不到慰藉，学习无人监管，学习成绩明显低于其他儿童。最后，临时监护人缺乏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调查中发现，临时监护人在教育留守儿童时，普遍缺乏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大多采用溺爱或粗暴两种不合理的教育方式。对留守儿童的学习表现，或处处骄纵，导致孩子的学习自控能力差；或采取简单粗暴的打骂方式，挫伤孩子的学习自信心，这两种方式都对留守儿童的学习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留守儿童的诸多学习问题的出现。（四）家长补偿方式的偏差调查发现，家长不合理的补偿方式，造成留守儿童价值观的改变，染上不良习气，导致学习成绩下降。调查结果显示，41%的留守儿童父母经常给自己的孩子金钱和物质补偿，有不合理的物质补偿心理。这些家长通常长期在外打工，不能与孩子在一起，就感觉对孩子亏欠太多，于是用金钱和物质的方式补偿，每个月给孩子很多的零花钱，以弥补孩子心灵情感的缺失。这样做的后果是孩子拿着钱去买零食，和同伴一起去网吧上网打游戏，学习习惯越来越差，时间更多地用在了网吧玩游戏，没有时间和心思学习，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综上，造成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临时监护人的监管不力、学习无人辅导等直接因素的影响，也有由于正常家庭教育缺失而引起的留守儿童的特殊的心理特征，如孤独、自卑等不良心理品质的间接影响。对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改善，应从多方面入手加以改进，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三、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对策
（一）政府有责任为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创设良好的条件
政府有责任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和生活创造良好环境。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帮扶教育政策，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及教育部门可以考虑抽出一部分经费，资助和支持生活困难的留守儿童，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安心学习。此外，政府部门可以考虑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等项目中，增加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对进城打工的农村家长进行引导和教育，强化他们的家庭教育观念，增强家长作为第一监护人的责任意识。同时，政府应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改善留守儿童学习和成长环境，解决留守儿童放学后无人照看和学习无人指导的问题。
（二）学校建立留守儿童教育监护体系，为留守儿童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在家庭功能不健全的情况下，学校成为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场所。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问题，关键还在于学校和老师要行动起来，为留守儿童创设良好的环境，为其学习提供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家庭教育的缺失。1.建立留守儿童档案袋制度。学校应该为每个留守儿童建立档案袋，详细记录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临时监护人的基本情况、外出打工父母的基本情况。当留守儿童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困难或问题时，教师可以根据档案袋中家长和临时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相互配合，有效教育留守儿童。2.学校与留守儿童家长及临时监护人之间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机制。家校的密切配合能更准确地了解与掌握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能更有效地增进留守儿童的转化效果，尤其对一部分由于监护人监管不力或家庭教育方法不当而导致学业不良的留守儿童来说，这项措施十分有效。学校要主动加强与留守儿童家长的沟通，加强与留守儿童家长和临时监护人的联系。一是学校与留守儿童的家长或临时监护人通过电话、书信等形式保持联系；二是利用节假日等留守儿童父母返乡探亲的时机，召开留守儿童家长会，与家长沟通，使留守儿童受到更多的监督和照顾；三是定期组织留守儿童临时监护人培训班，提高临时监护人的监管能力。3.教师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和照顾。学校和老师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和照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儿童因父母外出而产生的孤独感，并成为留守儿童独自在家时的感情寄托，从而避免留守儿童产生不良心理和情感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学习成绩下降等现象。4.农村学校开设心理辅导室或增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农村留守儿童学习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心理和情感等方面的问题间接影响的。农村学校应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通过开设心理辅导室或在课程中增设心理健康教育，帮助留守儿童排解不良的心理和情感障碍，引导留守儿童正确认识社会、他人和自己，学会自我调节情绪的方法，以积极健康的心态面对学习和生活。5.开展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活动，建立留守儿童课外学习的伙伴群体。教师可以因势利导，鼓励品学兼优的学生自愿和留守儿童坐同桌，同村近邻中的好学生自愿跟留守儿童结对，组成“互帮互学”小组。一方面解决了留守儿童课外学习无人辅导的问题，并能有效地监督和约束留守儿童的学习行为；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留守儿童与同伴群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有利于帮助留守儿童排除一些不良情绪，积极面对生活和学习。6.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性格孤僻、内向，他们很难融入到班集体中，并与其他同学融洽交往，在学习遇到困难时，也不能主动地向教师或同伴求助，这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方式和学习效果，导致其学业不良。对于这部分留守儿童，学校应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如文艺活动、兴趣活动小组等形式，鼓励留守儿童参与其中，改善其孤僻、内向的性格，学会主动与人交流，在学习遇到困难时，能主动向他人求助，进而增强其学习的信心，提高学习兴趣。
（三）重视留守儿童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特别是年幼的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父母的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他们通过亲子关系、家庭互动以及所营造的家庭文化氛围，影响子女的行为与价值观，通过教育期望影响子女的学习成就感，通过教养方式使孩子形成许多良好的生活习惯。［5］因此应该采取措施并创造条件，加强亲子间的联系和沟通，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从而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首先，留守儿童父母要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留守儿童父母应该认识到当前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并从思想上和行为上切实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如果条件允许，父母应尽量考虑不要同时外出打工，而是留下一方在家教育子女。即使都外出打工，也要增加回家的频率，或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与留守儿童尽可能多的交流，使留守儿童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暖。同时，留守儿童父母应该经常与老师和临时监护人联系，了解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配合学校，为留守儿童创设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造成的消极影响。其次，临时监护人应提高监护质量。隔代监护容易出现溺爱和简单粗暴两种不恰当的教育方式，且大多比较重视孩子的生活照顾，而对孩子精神层面的支持不足。亲友监护则容易出现监护流于形式，监护责任心不强的问题。因此，临时监护人应了解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加强监护责任，尽可能为留守儿童创设有利的学习空间和氛围，并关注和了解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及身心状况，与学校保持联系，随时关注留守儿童各方面的情况，提高监护效果。
（四）发挥社会力量，为留守儿童学习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
幼儿的一日生活离不开家庭与幼儿园.这是他们学习与生活的基本场所.家庭的基本结构，父母的关系，家长的教育观念无一不影响着幼儿自身的心理变化.对学前儿童社会性适应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幼儿在家里依赖父母，在幼儿园依赖老师.因此，如果幼儿所处的环境是不融洽的.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的良好发展.父母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关心爱护孩子，使孩子得到足够的母爱和父爱的温暖.有些家长因为工作忙造成和幼儿的交流时间过少，不够关注幼儿等问题.并且很少真正从孩子兴趣出发考虑，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从而致使幼儿产生攻击和反抗.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要帮助其通过合理的方法宣泄出来，减轻幼儿的心理负担，使其获得平衡的心态，不至于在心理上或身体发育上形成障碍.在幼儿园里，教师的行为容易引起幼儿的模仿.教师教育幼儿时的言行举止非常重要，教师可能觉得是无意的一次训斥幼儿，动机是好的，但也有可能导致幼儿形成自卑、孤僻的心理.幼儿园的各项活动的规划是否符合幼儿成长的需要，也会影响幼儿心理健康的形成.教师的病态人格将严重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在情绪不稳定的教师所教的班级里，出现人格障碍的学生人数也较多.这些细微的过程贯穿幼儿成长阶段的始终.并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2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2.1在幼儿一日活动中的渗透
幼儿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内容,因此,是心理健康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应充分利用一日常规生活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游戏是贯穿始终的.幼儿园教育倡导玩中学：“活动游戏是独立性培养和合群性养成的极好手段.”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教育,维护心理健康.并从中学习到如何与同伴和谐相处.通过这种具体且形象的活动方式,幼儿的心理不断地得到成长与发展.作为教师也应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活动当中，并要预防幼儿抵触情绪的产生.教师也应该多表扬幼儿，幼儿往往渴望获得老师的赞扬和喜爱.并从中获得信心“.在有些具有较强规则的游戏里，孩子们还能够学会如何对待挫折，面对挑战，这些游戏都有助于孩子们品质和意志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并不是一门独立的教育活动，教师要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渗透于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幼儿每天都在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教师要牢牢把握住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发展特点，有的放矢的进行渗透性教育.将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从原始的在书本上的教育，延伸至其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利用幼儿园的进餐、午睡等生活活动进行随机教育.设立生活角区域角，开展角色游戏.通过做游戏，唱儿歌，讲故事等多种多种多样的形式，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幼儿通过与同伴在游戏中协助、分工、合作、谦让等,锻炼了幼儿的交往能力,对幼儿形成良好的性格有很大促进作用.让每个幼儿养成健康的心理，不放弃任何一个幼儿.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是我们幼教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工作.
2.2良好心理环境的建构
生态学指出，要把幼儿的心理发展放在多个心理系统中并加以整合.而幼儿发展的环境并不是在一个家庭中，一个幼儿园中.而是特指那些以人际文化为主要元素的人文环境.除了必须保障幼儿人身安全的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对幼儿心理环境安全的保护.教师、家长要学会换位思考，不要过多的厉声责备幼儿.尽管他们的心理年龄尚且还小，但是他们对这种安全的心理氛围的要求也就尤其重要.我们作为幼儿最依赖的人，更应该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考虑问题.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觉得幼儿年龄尚且比较小，不懂事.就可以不顾他们的心理想法，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而是应该多鼓励、表扬幼儿，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对于问题突出的孩子还要和家长联系，咨询专家，进行心理治疗.
2.3幼教工作者的整体素质
据笔者了解，现今我国幼儿教师的基本素质还不是很高.很多学前教育缺乏新的师资力量，原有的教育理论还在比较低的水平.幼儿教师一般而言，基本是一些高职专科院校毕业的.相对别的国家来说，还存在十分大的差距.她们对于儿童表现的心理特征不能很好的进行分析与矫正.也更没有能力来预见和干预了.一些幼儿园教师在解决幼儿特有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时,则是把有关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用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中.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不仅没有对症下药,还有可能恶化幼儿的心理问题.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专业化水平要求相当高的职业,因此需要专业化的师资培养.进行心理学知识的培训是解决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专门师资缺乏的重要途径.可以把这种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培训作为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通过专业化的教育,无论是在基础的理论知识方面还是在实际的操作技能方面,都能使幼儿教师得到很好的职后训练，从而保证其能胜任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顺利开展.然而，心理问题对于幼儿在该阶段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这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要壮大幼儿教育群体的师资力量尤为重要.我们要重视幼儿教师的职后培训工作的开展，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自身的心理水平.这也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提高认识.加强理论知识，学习系统的教育的途径和教育的方法等.
2.4加强家园共育
幼儿是在周围环境中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在幼儿期，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辨别力差，对成人依赖性强，教育的作用体现在生活中的人、事、物对幼儿的影响，幼儿生活直接作用于幼儿发展.家园犹如一车两轮，只有同向运转，才能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幼儿良好心理环境的创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利用时间等方式与家长进行交流，随时了解幼儿在家情况，并向家长反馈幼儿在园表现，以取得家园一致性教育.同时转变家长的教育观.重视对幼儿的个别辅导.对于某些内向的幼儿来说，也许会有一些问题不愿意与老师和家长进行沟通.就憋在心里.这时，我们可以采取个案法，给予特别的关注，及时矫正不良的心理行为.必须十分关注个体幼儿的心理健康，实施个别教育.根据不同，制定出不一样的教育方案，因材施教.然而，正因为缺乏有效的交流，才会引起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很多问题，我们通过老师、和家长可以对幼儿进行适当的沟通.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幼儿在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能及时、积极的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家长应多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作为教师，也应常常与家长联系、沟通.加强家园共育.教师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是离不开家长的配合的.只有在学校与家长的双方共同努力的条件下开展教育，才能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其次，多倾听幼儿的心声.倾听并不是简单的听，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专注的倾听儿童诉说的态度、方式及内容，是儿童对辅导者建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当儿童与教师诉说一个他所遇到的问题时，教师必须积极倾听，并不时给予反馈，让儿童知道你在专心倾听，以促进良好的沟通.只要教师做个有心人，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能及时发现幼儿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引导，才能引导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因为学前教育是对于幼儿的一种启蒙性教育，它又在幼儿教育中起着导向的作用.理论研究表明：幼儿身上表现出的问题，往往源自家庭教育.由此可得，教师要引导家长使用正确的教育手段，确保家园共育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统一，应该使双方达到统一的认识高度，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进一步加强了家长与幼儿园的双方的主动和创造,使教育一致性原则得到了真正落实.幼儿园多于家长沟通，力求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幼儿实施有效的影响和教育，让家长从培养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入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来，在观念上和行动上真正尊重孩子.对于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深感任重而道远.随着我国幼儿教育事业不断蓬勃发展，陆续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
3结语
一、普及儿童文学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师范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引路人，首先必须具备崇高的思想道德品质。每年在新生入学第一堂课，笔者都会问新生一个问题：“排除各种客观原因，真正想当老师的同学有多少？”遗憾的是，每次都是举手者寥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物质越来越富足，而精神却愈发贫瘠。许多学生直言不讳，他们选择读师范当老师的初衷更多的是遵从父母的意愿，或者仅因为家庭经济窘迫，而读师范专业价格便宜或者免费。试想如此不情不愿的师范生届时走上教师岗位，带给孩子们的又是怎样一个消极的局面？可以这么说，教师最重要的素养就是有爱心，保有爱心，才能坚定他们为教育事业奉献自我的决心，才能真正融入孩子们的世界，成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儿童文学是文学中最基础、最快乐的文学，儿时的记忆总是那么美好，大学生已经远离了他们的儿童时代，快乐简单的儿童文学能够架起儿童与成人心灵的桥梁，拂去心灵的尘埃,唤醒心中的美好回忆，培养他们热爱儿童的思想感情。当他们重拾儿时的童话故事书，重温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儿童文学经典，当他们重新翻开《皮皮鲁外传》、《木偶奇遇记》等轻松有趣的故事，他们的心灵一定会重新沐浴上一层童真的色彩，他们的童心也会在这样活泼欢乐的气氛里被唤醒。当他们重读《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充满爱意的童话，他们的心灵会重新被真善美染渡。通过儿童文学的浸染，我们的师范生可以重新唤回童心，或者建立起对童心的向往，可以培养他们的职业情操，坚定职业理想，培养热爱教师职业、热爱学生的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为他们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提供根本的源动力。
二、普及儿童文学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师范生的业务水平素质
以往大家都觉得只有毕业后从事语文教学的师范生才应该学习儿童文学，事实并非如此，各类专业的师范生都应该学习儿童文学。基础教育的接受对象是中小学生，年龄处在0-18岁之间，而儿童文学的主要接收对象恰好就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从事语文教学的师范生自不必说，从教材来看，儿童文学作品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占80%以上，而到了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为50%，因此，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生，必须海量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掌握系统、专业的儿童文学理论，摸清古今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脉络，为今后的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必须能够在教学中举一反三地插入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因此，对于从事语文教师的师范生来说，儿童文学的学习不仅必然，而且必须深入其中，具备基本的研究能力。对于非中文专业的师范生来说，普及儿童文学的学习同样必不可少。中小学教师所面对的学生是一群成长中的孩子，每一个阶段的孩子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特点，如果教师不了解他们的特点和情感，不能够融入他们，只是对他们进行抽象的说教或板起面孔训斥，相信孩子们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势必会给自己的教学和工作带来困扰。异彩纷呈的儿童文学作品，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开启了一扇聆听儿童内心情感的窗户。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简单鲜明，情感细腻纯真，充满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极好地展示了儿童的内心世界，反映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儿童独特的个性和心理。如果教师在教学中以形象生动的儿童文学作品为例对他们进行教育，效果肯定比简单的说教要好得多。因此，普及儿童文学的学习有利于提高师范生的业务水平素质，让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学生的特点和情感，便于他们在各科教学中因材施教，使他们的教学与工作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普及儿童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培养师范生健康的身心素质
今天的教育更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是教育改革和实践的出发点。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生，光有丰富的知识不够，还得有健康的身心素质，这样才能将美好健康的品质通过言传身教教给孩子们。丰子恺说过：“圆满的人格就像一只鼎，真、善、美好比一鼎之三足，缺了任意一足，鼎都立不成。”日本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曾经说过：“儿童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在身体、精神、社会方面均未成熟的儿童培养成为健全的人”。因此，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生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如何培养身心健康的学生，教师自身必须具备积极向上、健康美好的身心。教育学、心理学的知识固然专业，但他们无法取代儿童文学在研究儿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儿童文学展示的不仅仅是故事中几个人物的悲欢离合，更多的是作者用真善美精心筑就的彩虹。儿童文学焕发着美丽的人性的光辉，展示着纯洁的童心，引导师范生重读林格伦作品、贝洛童话等世界经典，品味对人生、对世界的美丽幻想，可以帮助师范生重铸健康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过去因为年纪小未能领悟参透的意境，而今回头品读，更能引发共鸣。普及儿童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师范生培养正面向上的身心素质，这样，等到他们走上教学岗位，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孩子们，传给孩子们正能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师范生必须具备一定的儿童文学素养。学习儿童文学有助于提高师范生各方面的素质，使其拥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水平素质、健康积极的身心素质。具备一定儿童文学鉴赏和指导创作能力的师范生，不但能够用儿童文学独有的美学特质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还可以对他们进行语言、人性、审美情感等方面的熏陶，使他们能在轻松愉快的故事听授中识文断字，受到美的熏陶，养成美好的品格。总之，学习儿童文学是教育教学对各级各类师范生提出的要求,儿童文学素质对培养下一代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师范生必备的基本素质。
作者：邓铝 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关键词】儿童文学 外语学习 视点采择 行为主义
说到儿童文学，人们常常将其与图画书或是讲故事等相提并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指出，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而儿童文学，其定义却不像儿童的定义这样简单清晰。
一、儿童文学的定义与划分
虽然儿童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者热衷的话题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针对儿童文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Nancy Anderson认为儿童文学指“所有为儿童而创作的书籍，但不包括漫画书、笑话书、卡通漫画书，以及一些非小说类参考读物，如字典、百科全书等”（wikipedia）。
广义上讲，儿童文学指一切适用于儿童的读物。其划分主要有两大依据：著作类型和读者。但《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全书》明确指出，儿童文学著作类型的界定并不固定，存在很多争议。比如由英国女作家J. K. Rowling创作的《哈利波特》，尽管作品本身起初是为儿童量身定做的，但在市场上却赢得了很多成年人的欢迎。由此可见，不论是儿童文学的定义还是划分，都没有统一的、具体的结论。但是，儿童文学在生活和教学环境中被广泛运用，且承载着多种文化、教育和社会意义。本篇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儿童文学的社会意义，即：外语教学和承载视点采择、行为主义的儿童文学。
二、外语教学中的儿童文学
使用文学原著有利于外语学习者有效地掌握外语，提高其语言能力。多位学者也在他们的科研中多次证实真实文学作品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Chen， 2012）。然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文学本身相对较复杂。通常情况下，藏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距离语言学习者所处的时期较遥远，且多数作品篇幅较长。因此在实际学习中，教师经常从作品中节选出一部分或者一些片段，或是对原著中的词汇、风格以及形式进行简化后再在课堂上使用。这样一来，节选的或是简化后的文学作品只能片面地构成一个缺乏真实性的语境，打破了原著中语言的表现形式，对学生语言的掌握带来消极的影响。
多项科研结果证明：儿童文学具有语言简单明了、话题大众广泛、形式易于掌握，以及信息情景化和插图精彩丰富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使得儿童文学成为一种形式丰富且有效的学习工具，尤其是对于初级和中级的成年英语学习者。理论上讲，儿童文学是一种有效的外语学习材料是因为儿童文学作品以简单易懂的信息向读者传递语言的内容和形式。Chen （2012） 也曾明确指出：想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学习者需要在有效的、有意义的语言环境中了解并掌握语法形式。同时，研究也证明对于任何一个年龄阶层的学习者，儿童文学都是有效的学习材料。对于那些成年学习者，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或是第一外语，使用儿童文学作为他们的学习材料可以极大的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在英语阅读教学中使用儿童文学作品，使得阅读不再枯燥无味，学生对于阅读树立一种积极的态度，学生可以在愉悦的环境中、真实的语境中接触、了解、掌握英语最地道的表达方法。Khodabakhshi 和 Lagos （1993）的科研结果证明“对教师和学生双方而言，让学生大声朗读儿童文学作品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同时还兼顾学习乐趣的学习材料”。
三、承载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儿童文学
上文对外语教学中儿童文学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实践证明，儿童文学可以积极地鼓励学生，为学生营造一种真实的、完整的语境，提高学习结果。然而语言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交流工具或符号，其本身就是一个集合概念。语言承载着一个国家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语言传递着多种社会意义。
儿童文学与视点采择。视点择选指的是在持有自身视点的同时也能接纳他人不同的观点。在人际相互理解中，在跨文化交流中，视点采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一个具有多种语言、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社会里，视点采择就显得尤为重要（Gaskell，2006）。先前教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Bhavnagri & Samuels，1996），采用儿童文学及其相关的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认知，其中包括视点采择。采用儿童文学让学生能够很好的融入故事情节，从故事主人公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的为人物思考，感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抉择，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不同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搭配一些活动，比如角色扮演、角色互换等，这样学生会以一种更理性、更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和自己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文化。在作品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观察插图中人物的表情和手势。在角色扮演中，学生可以跟老师及同伴进行语言和社会的交流。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社会能力，增强学生的包容和接纳，有利于学生具备更好的视点采择。
儿童文学与行为主义。儿童文学的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传递有效的信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将抽象的故事具体化的一件工艺品。而故事本身是一个行为主义，是一种文化向导，故事通常对政治和个人层面上的人性有鼓励、吸引、创造和改变的作用（Bruner， 2004）。因此，我们可以说儿童文学从多个方面阐明、体现了行为主义。很多儿童文学作品就像结缔组织一样，连接着个人与团体、人与社会。儿童文学通常也被认定为行为主义者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读懂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更需要读懂它的世界”。儿童文学“既是一扇窗户又是一面镜子”（Bishop，1990），让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也看清自己的世界。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见，儿童文学不再是单纯的为儿童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儿童文学本身在社会中活跃地扮演着多种角色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不同年龄阶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参考文献：
[1]Bhavnagri，N.P. & Samuels， B. G.（1996）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activities promoting social cognition or peer relationships in preschooler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11（3）.
[2]Bishop， R.S.（1990）. Mirrors， windows， and sliding glass doors， Perspective： Choosing and using books for the classroom，6（3）， ix-xi.
[3]Bruner， J.（2004）.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7l（3）.
关键词：顺应论；儿童文学；翻译
1.引言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自发生开始，始终伴随着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译介而发展。“儿童文学产生以后，儿童观也在制约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决定着儿童文学的方向”。长久以来，儿童文学翻译一直处于文学翻译系统的边缘地位。要做到“为儿童而译”，成人译者必须放下成人的姿态，承认儿童的独立人格，重视儿童的独特需求，以儿童理解与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儿童文学翻译。这事实上正是顺应论在翻译中的具体应用。因此，顺应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作用日益体现出来。维索尔伦的语用观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连续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出于语言内部原因还是语言外部原因。但是，这种连续的语言选择正是由于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对象不断的顺应而造成的。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文试图分析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如何动态地顺应语境和语言结构，以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
2.顺应论在翻译中的体现
2.1语言结构层面
从顺应论的视角分析，译者应站在儿童立场上，怀着一颗童心去理解、鉴赏原文，从童真、童趣上体会文章主旨，选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语言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以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同时，儿童文学作品的译者通过规范的译文，潜移默化地培养少年儿童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能力。儿童文学是适应儿童这类特殊读者群体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这一特殊的形式要求这一方面的文学创作要特别注意语言与表达，要符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特点，不能在文字表达上太过深奥难懂，语言也要符合儿童的表达特点，需要有一些儿童语言才能吸引儿童读者，并且使作品达到它最初想要达到的效果，起到教育意义。这些要求在翻译时也必须遵从。所以在做儿童文学翻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些特定的翻译策略，在选词，句子结构、长短上都要特别不同于其他类型文本的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中多用一些长句、复合句，但汉语中长句却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将一些长句、复合句化短，给儿童读者以喘息的时间，从而使他们不会因为文章冗长而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与此同时，较短的句式有助于儿童将文字朗读出来。因为儿童期是语言能力逐步完善的阶段，儿童不像成人那样先对内容感兴趣，其次才是韵律和节奏，相反，韵律和节奏首先给予儿童以审美愉悦，激发他们的情绪。例1以《绿野仙踪》的两个翻译版本为例：例1:HeretheydroppedthepoorWoodman,whofellagreatdistancetotherocks,wherehelaysobat-teredanddentedthathecouldneithermovenorgroan.刘娟译:它们就在这里把可怜的铁皮人扔了下去，他从高空落到那些锋利的岩石上，被摔得破烂不堪，几乎都散了架，躺在那里再也动弹不得，连哼都哼不出来。罗密译:它们在那儿把这个可怜的铁皮人扔了下去。他跌落在很深的石谷里，跌得浑身都是伤痕，他既没法动弹，也无法呻吟出声。从例1的两个不同译本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对原文句式都进行了梳理和调整，以顺应汉语句式特点，即拆解原文的复合句，改写为简单句，充分考虑到了儿童简单的思维和接受能力。例1中的刘译版本句式简短明快；此外，“破烂不堪”、“散了架”、“都哼不出来”等语言的运用既形象化又口语化，极具童趣性和感染力;而罗译“呻吟”一词过于正式，对儿童来说陌生而抽象，无法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2.2语境层面
对话众多是儿童文学作品的一个特色，而对话恰恰对人物性格的表现起到关键作用。要想达到语境层面的顺应，就需注意不同人物间的对话。语境层面的顺应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选择时要充分关注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语言语境是指联系上下文，交际语境不单指语言使用者，还指和语言使用者相联系的人与物。戈玲玲认为，译者在理解和选择语言时，不仅要了解不同人物的语言特征和性格特点，而且要关注时下的交际氛围。根据顺应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注意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和社交世界，并且充分注意到对话双方的关系，儿童之间、父母与儿童之间、老师与儿童之间在对话上的微妙差别都应在翻译过程中予以关注，以示区分。在顺应论指导下，译者在翻译中对原文的交际意图进行判断，对译语做出恰当的选择和顺应，再现原作的真实意图，使译文达到最佳语境效果。例2选自《魔法巧克力店》：例2:"Itlookstinyinthisbigkitchen,"Mumsaid."We'llhavetogetabiggerone.""No!"Lilyblurtedout."Iwantthisone-thistableisabitofhome!"Herparentslookedateachotherwearily."Youhaven'tlostyourhome,"Mumsaid."You'veonlymovedtoanewone."“Itsmellsallwrong.”"Comeon,Nutella,"saidDad."Yourwallpaperwillsoonstopplottingagainstyou.”译文:“在这么大的厨房里，它看起来有点儿小里，”妈妈说:“我们应该买一个更大一点儿的。”“就不!”莉莉喊到。“我就想要这个一这张桌子是家的一部分!”她的父母不耐烦地看着彼此。“你并没有失去你的家呀，”妈妈说:“你只是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哦。”在例2的翻译中，译者了解到家长与孩子的真实意图:爸爸妈妈对搬到的新家感到开心，而莉莉却更喜欢之前的那个家。翻译时译者对交际意图进行判断，爸爸妈妈是在试图安慰莉莉，因而在翻译家长的话时增加了“吧”、“呀”、“哦”等词语试图缓和当时的气氛。同时为了体现莉莉对新家的抵触情绪，在翻译时加了“就”和“似乎”等词。译文正是做出了恰当的顺应和选择，充分符合父母和孩子之间对话的特点。此外，莉莉的回答“就不”，这个“就”字则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儿童说话的特点，一个女孩子的执拗形象被勾勒出，画面感扑面而来。
2.3词汇层面
顺应论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运用还体现在具体的词汇选择上，特别是根据文学作品的类型，以及目标阅读对象的不同，在对专有名词的翻译上译者需进行顺应的选择。C.S.刘易斯的《纳尼亚传奇》是一套具有魔幻色彩的儿童文学读物。魔幻世界中的人名、怪物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在翻译时的处理不仅应该保持其神秘性，也需兼顾儿童的接受度。具体分析见例3。例3：“Butyouare---for-giveme---youarewhattheycallagirl?”saidthefaun.译林版译：“但你是---请原谅---你是所谓的小姑娘吧？”羊怪问道。Faun本意指“农牧神”，但在全书中该形象是一个半人半兽，如果译为农牧神，儿童读者在理解时反而会产生误解。对于这一形象，译者考虑到他在整个故事中的角色和作用，将其译为“羊怪”，对小读者来说，更加形象好，也更符合这一人物的性格特点。
关键词：英语儿童文学；翻译目的论；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8-0133-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3.034
1 . 引言
儿童文学是儿童了解世界的早期启蒙食粮，对儿童的成长有着深远意义和重要影响。翻译好一部儿童文学，需要译者对源语文字有深刻的见解，对原作风格的精确把握，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儿童的心理世界和生理世界，并且能用一颗童心去体会，用小读者喜闻乐见、浅显易懂的儿童语言来翻译。鉴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性，译者需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和接受能力，以儿童的需求为中心。
“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理论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大师尤金・奈达提出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功能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词汇对等；（2）句法对等；（3）篇章对等；（4）文体对等。功能对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将文化以及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纳入到翻译研究的领域。功能对等理论以意义和风格对等为基础，强调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基本一致。将读者客观反映作为衡量译品好坏的标准。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在德国兴起。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由此产生。根据这种理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功能”二
字把翻译视为一种交际形式，着重于翻译的内容和结果，在“目的论”中，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以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为儿童文学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译者要考虑儿童在心理生理发育水平、知识经验、文化修养、人生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点。
2 . 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译作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有其特殊性，译者为了更好地符合儿童读者的知识水平和审美经验，在词汇选择、修辞的应用上应采用相应的策略，从而使译作充满童趣，更贴近儿童读者。本文通过对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不同译本的分析对比，研究儿童文学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揭示本文的主题――儿童文学翻译应在目的论的指导下以儿童为中心。具体分析了《小王子》《柳林风声》《绿野仙踪》《冠军的童年》等著作几个译本在语言、修辞、文化差异上的不同译法，明确了好的译文常常考虑了以儿童为中心的事实。根据儿童的特点和需要，译者应遵循以下几点：（1）选用口语化色彩强的词汇，化抽象为具体，少用晦涩难懂的词语；（2）注重语言的幽默性、趣味性、音乐性和节奏感；（3）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双关、排比等以吸引儿童的注意力；（4）在文化层面的翻译中，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儿童文学的翻译者要更加了解儿童、关注儿童的特点，以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提高译作的可接受性。
2 . 1 语言层面
2.1.1 简洁可读
译者在翻译时，必须时刻记得具体目的是为了孩子，译本必须易于理解，符合儿童语言特点，同时必须生动，充满原文的童趣和快乐。
例1（选自《小王子》）
―“Were they not satisfied with where they were？” asked the little prince.
―“No one is ever satisfied where he is，” said the switchman.（林珍妮，2011：195）
―“他们对他们的居住地不满意？”“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扳道工说。（林珍妮，2011：83）
―“他们不满意所待的地方吗？”“人们从来不满意自己所待的地方。”扳道工说。（郑克鲁，2014：90）
林译用了中文的一句俗语，使得对话更流畅生动，避免了郑译的重复唆。翻译的时候运用小读者非常熟悉的成语来翻译近似的意思，可以起到言简意赅的作用。
例2（选自《冠军的童年》）
What was certain was that Grandpa Chook and I wer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urgent escape plans.（青闰、王晓平，2013：82）
值得肯定的是，我和楚克爷要苟延残喘了，因此需要做出一些紧急逃跑的计划。（青闰、王晓平，2013：83）
“苟延残喘”描写了小主人公和一只鸡陷入绝境后无法逃跑、无限忍耐的情形。青闰、王晓平在译注中用到大量的四字成语，“诚惶诚恐”“形影不离”“了如指掌”“按部就班”“举棋不定”“一本正经”等，恰如其分地简化了英文原著中的修饰、描写成分，熟悉成语文化的小读者一看就懂。
2.1.2 口语化
口语化指日常对话而非正式场合的，易于接受的词、短语和发音方式。儿童文学著作应该采用以清澈透明的语言来吸引孩子，易于理解。
例3（选自《柳林风声》）
―“I’m looking，” said the Mole， “at a streak of bubbles that I see travelling along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That is a thing that strikes me as funny.”
―“Bubbles？ Oho！” said the Rat， and chirruped cheerily in an inviting sort of way. （Grahame， 2010： 10）
―“你看，那水面上有一串泡泡正在漂动，蛮有趣的！”鼹鼠说道。
―“哦？泡沫？哈哈！”水鼠兴奋地叫了起来，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李智、杨晶，2014：22）
―“我在看一串气泡，”鼹鼠莫尔说，“我看见他们在水面上移动，觉得挺好玩儿。”
―“水泡？啊哈！”话音刚落，水鼠兰特就开始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张炽恒，2014：14）
李译“像是遇到了熟人，并发出邀请一样”显得平淡无奇。张译“好玩儿”的“儿”化音是北方中国人经常在日常对话中所使用的，特别是当他们和孩子说话时，它成功地选择了孩子熟悉的语言，比“蛮有趣”翻译得好。“啊哈”“快活地叭叽嘴，那样子像是在馋什么人”，运用了象声词，语言有声有色，形象地描绘出水鼠看到水獭来分享食物时的神情，高兴至极，津津有味。语言亲切而富有感染力，使得小读者非常享受这种氛围。张译将文中的人物翻译为“獾子”“鼠仔”“蛤蟆仔”“鼹仔”，比李译的“灰獾”“水鼠”“蟾蜍”“鼹鼠”更富有情趣，充满了孩子气，适合小孩子的审美水平。
2.1.3 音乐性
如果原著中的表达听起来很有乐感，就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和兴趣。此外，美好的旋律可以使孩子快乐和放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永远不能忽略原作的音乐性，而应该尽力在目标文章中改写。韵脚、重复、排比、对偶和头韵是在儿童文学中产生音乐性的一些常见方式，所以他们的译本也应如此。
例4（选自《柳林风声》）
Ducks’ Ditty
All along the backwater，
Through the rushes tall，
Ducks are a-dabbling，
Up tails tall！
Ducks’ tails， drakes’ tails，
Yellow feet a-quiver，
Yellow bills all out of sight Busy in the river！
… （Grahame， 2010： 16）
野鸭谣
静静河湾碧水流，
长长水草舞纤腰，
河里野鸭做倒立，
只见尾巴高高翘。
公鸭尾，母鸭尾，
抖抖两只黄色脚，
一张大嘴不见了，
原来正在水中泡。
……（李智、杨晶，2014：30-31）
鸭谣
沿着回水河汊，
在高高的灯芯草中间，
看那戏水群鸭，
全都尾巴朝天！
母鸭公鸭尾巴，
还抖动着黄黄的脚丫，
黄黄鸭嘴皆不见，
全都忙活在水下！
……（张炽恒，2014：23）
张译和李译都有一些押韵的音节，张译的“汊”“鸭”“巴”“丫”“下”；李译“腰”“翘”“脚”“了”“泡”，与原作有相似的效果，朗朗上口，基本满足了原文诗歌押韵的特征。但张译明显比李译要口语化，容易被小读者理解。
2.1.4 充满童趣
翻译儿童文学意味着为孩子重新创造童趣和快乐，不能将充满天真乐趣的儿童文学著作翻译为严肃的本或教学元素的儿童著作。具体来说，译者需考虑到儿童读者的心理特点、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使用幽默的风格和孩子化的语言，使孩子产生亲密感，刺激他们的兴趣和共鸣，使他们看得懂，看得有兴趣，并能充分感受原作的魅力。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是给儿童看的，文字自然浅显，不过也有它的难译之处，就是作者为吸引或者逗小朋友，常常玩些花样，最多的就是玩文字游戏。我们只好把外文的文字游戏设法按原意变成中文的文字游戏，使我们的孩子从译文中得到外国孩子从原作中得到的同样的乐趣 。
例5（选自《绿野仙踪》）
当多萝茜带上金冠念咒语时：
“Hil-lo， hol-lo， hello！” Dorothy went on， standing this time on her right foot.
“Hello！” replied the Tin Woodman calmly.（青闰，2013：192）
“希-罗，霍-罗，哈-罗！”多萝茜这次右脚站立着继续说道。
“哈罗！”铁皮樵夫平静地回答说。（青闰，2013：193）
“黑-罗，霍-罗，哈-罗！”多萝茜接着念道，这一回她单用右脚立地。
“哈罗！”铁皮伐木人平静地应答道。（张炽恒，2014：140）
在张译中，加了一个注解“咒语中的这一小节发音与英语中的hello相同，铁皮伐木人误以为多萝茜跟他打招呼，所以这样应了一声。”通过加注的方式，使读者理解了原文中的童趣，否则读者很可能把铁皮人的回答这一细节错误理解。
2 . 2 句法层面
就英语儿童文学而言，描绘和叙述的长句并不少见，但是在中文的儿童文学作品很不同，因为一方面，中国孩子无论听说读写都习惯于短句或短语，另一方面，简洁的句子更适合孩子的短暂注意力。因此，译者将长句分解为有逻辑的短句，可以简化和重组句子结构或增加标点符号。
例6（选自《小王子》）
There before me， facing the little prince， was one of those yellow snakes that take just thirty seconds to bring your life to an end.（林珍妮，2011：208）
黄蛇正仰头朝向小王子。这种蛇最毒了，三十秒钟内就能要你的命。（林珍妮，2011：94）
那儿，有一条能在三十秒钟内致人死命的黄色的蛇朝小王子树立起来。（郑克鲁，2014：105）
郑译将原文的定语从句一长串地放在“蛇”这个中心词前面，显得累赘，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林译将这个定语从句单独翻为一个句子，表意简单清晰，小朋友易于接受。
2 . 3 修辞层面
例7（选自《柳林风声》）
I’ve only broken out of the strongest prison in England， that’s all！ And captured a railway train and escaped on it， that’s all！ And disguised myself and gone about the country humbugging everybody， that’s all！ Oh， no！ I’m a stupid ass， I am！ （Grahame， 2010： 161）
我不过是成功地从监狱里逃出来而已；不过是搭乘了一列火车逃避警察的追捕，并从车上跳下来而已；不过是乔装打扮了一番，骗过了想要抓住我的人而已！（李智、杨晶，2014：166）
我只是从英国最牢固的监狱里逃脱了，仅此而已！俘获了一列火车，乘着它逃亡，仅此而已！乔装打扮，在乡间到处跑，骗过了每一个人，仅此而已！（张炽恒，2014：218）
原文中的“that’s all”排比句被张译为“仅此而已”，被李译为“不过……而已……”，也都是排比句式，但张译听起来更简单易懂，而“不过……而已……”句式对小孩子来说插入成分太长，因此难于理解，排比效果不是很好。
2 . 4 文化层面
采用归化或异化的方法来处理两种不同语言文化差异的翻译。归化就是翻译尽量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近，异化即译文尽量向源语言文化靠近。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考虑到儿童读者的文化背景，适当地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方法，使译文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又能展现异域文化的风采，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4.1 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8（选自《绿野仙踪》）
They all bowed so low to the little Queen that they almost stood upon their heads.（青闰，2013：104）
它们都向小皇后深鞠一躬，头都快着地了。（青闰，2013：105）
他们都深深地向小小女王鞠躬，差一点就变成拿大顶了。（张炽恒，2014：78）
鞠躬只是单纯的弯腰这个动作，并不形象！拿大顶技巧运动，指头朝下脚向上，双手贴地，身体或倚墙或不靠任何物体，这一译法符合儿童的理解力，译文画面更形象，更具有夸张感！贴近了儿童的理解力，使读者感到亲切有乐趣。
完全采用归化会使译文缺乏情调，读者感觉不到外国文化的新鲜感，使作品缺乏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儿童读者喜欢了解外部世界，因此在翻译时还需要适当的异化法。
2.4.2 采用异化的译法
例9（选自《柳林风声》）
A long half-hour passed， and every minute of it saw Toad getting crosser and crosser…Nothing that he could do to the things seemed to please them or do them good. He tried coaxing， he tried slapping， he tried punching； they smiled back at him out of the tub unconverted， happy in their original sin.（Grahame， 2010： 138）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短短半个钟头的时间，在蟾蜍看来却是那样的难熬。无论蟾蜍怎样努力地揉搓，那些脏衣服都丝毫不领他的情，没有一点变干净的趋势，这使得蟾蜍大为恼火。（李智、杨晶，2014：140-141）
长长的半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每过去的一分钟，托德的火气就大一分。似乎无论他怎么弄，都无法讨那些衣物的欢心，把他们弄好。他哄它们，拍它们，用拳头砸他们，他们却以嘻皮笑脸来回报他，在盆中快乐地坚持着他们的原罪，毫不悔改。（张炽恒，2014：187-188）
李译没有逐字按原文翻译，只是简单地意译了一下，漏译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内涵“原罪”，而张译则逐字进行了翻译，因此非常生动，把原文的拟人色彩也翻译出来了，使得衣物也具有人的思想情感，动作形态，很有情趣，而且张译将“sin”做了一个异化处理，在脚注处给出一个文化注解：“作者用基督教的原罪之说来比喻脏衣服洗不干净。原罪是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而衣服是可以洗干净的。这种比喻中显然有调侃的意味，表明作者的宗教思想比较积极。”张译保留了异域文化的特征，使译文充满异国情调，激发了小读者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为中国小读者提供了一次与世界儿童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
3 . 结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强调儿童文学译作作者要考虑目标读者儿童的特殊性，提升译语读者的地位，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具体实践中，译文需简单明了、口语化，利于儿童阅读、有乐感、充满童趣、保持原作的风格和儿童情趣，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意境，使小读者通过阅读译文能得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感受、启发和教育。
参考文献
Kenneth G. The Wind in the Willows[M].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李智、杨晶编译.柳林风声[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林珍妮译.小王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青闰、王晓平译.冠军的童年[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
青闰译.绿野仙踪[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13.
张炽恒译.柳林风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关键词：“三化论”；儿童文学翻译；应用
在孩子们成长阶段，儿童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和教育功能，是促进他们心理健康成长的精神食粮。儿童文学是指符合儿童年龄特征、适于儿童阅览、对儿童健康成长有益的文学作品。[1]（P43）儿童文学属于文学范畴，具备文学的普遍特征，又有别于其它文学。儿童文学作品面向小朋友，必须考虑小朋友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由于儿童的认知能力和阅读水平不及成人，儿童文学总是语言浅显易懂，形象具体生动，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儿童文学译作也是面向小朋友，必须满足译文小读者的要求。由于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加之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应采用恰当的方法，使译文既忠实原文，又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本文将通过谢琳薇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分析“三化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指导作用。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所著《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一部英国经典儿童文学名著，自1865年出版以来，一直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历经百年而不衰，被译成120多种语言在多国出版。小说讲述小姑娘爱丽丝在梦境中偶然进入一个奇幻之地，遇见了许多光怪陆离的事物。在神奇的探险之旅中，她逐渐发现自我，不断地成长。故事寓深刻哲理于怪诞离奇情节之中，而且充满童趣。
一、“三化论”
许渊冲在长期的文学翻译生涯中，既借鉴前辈译论成果，又总结自己翻译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即“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一译论承继并发展了前辈的理论成果，堪称当今世界最进步的文学译论。[4]（P466）这一译论中的“化”即指“三化”翻译方法论，是许渊冲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运用的重要手段。许渊冲指出，翻译乃至能被称作“化学”，是把原语转化成目的语的艺术，方法至少有三种，一是“等化”，二是“浅化”，三是“深化”，都能施展目标语的长处。[5]（P11）等化，是一个通过转换表达角度或方式使译文与原文形成意思对等的过程。当原文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一致时，才能促成等化。浅化，是一个对原语信息进行概括化、抽象化处理的过程。当原文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原文表层意义提供的信息会使译文读者产生理解障碍而又不宜采用加注解释时，可运用浅化，化难为易，化繁为简，使译文既能被目的语读者理解，又能忠实传达原文信息。深化，是一个对原文信息进行特殊化、具体化处理的过程。当原文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而且需要进一步发掘潜在信息，把表层结构虽无但深层结构却有的意义表达出来时，可运用深化。运用“三化”方法，必须化成原语所包含但形式上不存在的信息，不可化成原语没有的信息。“三化论”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翻译的“忠实”标准，又不同于西方语言学派强调的翻译“对等”原则，[2]（P108―109）是一种更加灵活实用的译论。
二、“三化论”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译本中的应用
（一）深化
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当原文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需要提供更多信息使译文小读者能够充分透彻理解原文时，译者应根据具体语境，运用特殊化、具体化的深化方法，发掘出潜在的深层含义，并用简单易懂、具体形象的语言传达给译文小读者。
例1：Why， I would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even if I fell off the top of the house！ （Which was very likely true.）[3]（P152）
译文：嘿，就算我以后从房顶上掉下来，也不会哼一声的！――这倒是实话，谁从房顶上摔下来还说得出话呢？[3]（P3）
对照原文与译文，不难看出，译者在译文最后进行了加注解释，这属于深化。对于成人读者来说，不采用加注解释也能明白其中的言外之意。译者考虑到小朋友的认知能力和阅读水平不如成人，采用加注解释进一步说明，将原文作者“欲言又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在信息透露给译文小读者。译者在进行深化解释时并未深化到底，注释中没有出现“摔死”等直白忌讳字眼，既留给小朋友想象的空间，又确保小朋友能够充分体会个中趣味。译者采用疑问句方式进行加注，使译文口语化，更具可读性，充满童趣，符合小朋友心理需求。
例2：There was a dispute going on between the executioner， the King， the Queen， who were all talking at once， while all the rest were quite silent， and looked very uncomfortable. [3]（P219）
译文：刽子手、国王、王后正在激烈地争辩，三人同时叽里呱啦地说着，根本不听对方的话，其余人只好怀着不安的情绪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等候。[3]（P96）
对照原文与译文，可以发现，译者采用深化，在译文中增加了“叽里呱啦”、“根本不听对方的话”、“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等候”等词。译者增加这些词语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根据原文具体语境发掘出的潜在信息。译者从儿童审美视角出发，发挥想象，增补适量信息，并以生动形象、惟妙惟肖的语言表达出来，使译文血肉丰满，传神地再现了当时混乱而又荒唐的争吵场面，使小朋友既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原文信息，又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二）等化
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当原文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一致时，译者应充分考虑译文小读者的思维能力和阅读水平，运用不同表达方式，采用多样化的手法，既将原文信息完整准确地传达给译文小读者，又使内容直白明了，简单易懂。
例1： “Sure， it’s an arm， yer honour！” （He pronounced it “arrum.”）[3]（P 177）
译文：“一条胳膊，老爷！”（帕特把“胳膊”说成了“胳莫”。）[3]（P37）
爱丽丝喝了神奇的饮料后，身形不断变大，最后连屋子都容不下，她只得将一条胳膊伸出窗外。当帕特看见这条巨大的胳膊时，由于惊吓过度，将“arm”说成了“arrum”，即在“a：”与“m”之间多加了一个音节，“r?”。如果直译，将其译为“帕特把‘胳膊’说成了‘arrum’”，成人读者并不难理解，但由于儿童对英语知识了解不多，很难明白个中缘由。译者从儿童视角出发，将其译为“胳莫”， 跨越两种语言差异，贴近儿童心理，易于儿童理解。汉语拼音对小朋友来说都比较熟悉，“膊”与“莫”韵母相同，声母分别是“b”与“m”，同为双唇音。发“b”音时，如果过于仓促，还未完成发音过程就与后面的韵母相碰，很容易发成“m”。译者将“胳莫”与“arrum”相对应，属于等化，恰到好处地为译文小读者展现了帕特惊慌时出现的口误，有异曲同工之妙。
例2：“That's the reason they're called lessons，” =the Gryphon remarked： “because they lessen from day to day.”[3]（P228）
译文：“所以人们常说‘功课有多少’啊！因为功课总是先‘多’后‘少’嘛！”狮鹫解释道。[3]（P110）
素甲鱼向爱丽丝讲起它上课的时间，头天上十个小时，接着每天依次减少一个小时。爱丽丝觉得很奇怪，不知缘由，狮鹫于是作出上述解释。原文中“lesson”与“lessen”同音，形成双关。如果采用直译，不能将原文意义忠实传达给译文小读者，更无法传达原文的神韵。在译文中，译者运用等化，采用小读者也能理解的一词多义双关“多少”，使译文与原文形成意思动态对等，而且恰如其分地再现了原文的神韵。
例3：He was an old crab， HE was. [3]（P228）
译文：它是一只老螃蟹，货真价实的老螃蟹。[3]（P110）
狮鹫谈起教它古典文学的老师老螃蟹时，特意强调老螃蟹它确实老迈。原文英语中采用了字母大写方式“HE”进行强调。与其它强调方式相比，采用词语大写方式进行强调具有直观简洁的特点，而汉语中并无此类强调方式。如果按照原文直译为“它是一只老螃蟹，它是”，虽忠实表达了原文意思，却不能传达原文的神韵。译者采用汉语中增加修饰语的强调方式，在老螃蟹前增加简单易懂且小朋友十分熟悉的成语修饰语“货真价实的”，切合汉语表达习惯，贴近小朋友心理，易于他们理解。译者运用等化方法，在译文中采用与原文不同的表达方式，巧妙地把原文意义与神韵传达给了小朋友。
（三）浅化
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当原文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不一致，原文表层意义提供的信息不易为译文小读者理解且不宜采用加注解释时，译者应采用概括化、一般化的方法，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取其意而去其神，将简易而明朗的深层意义传达给译文小读者，以确保他们能够正确理解和欣赏。
例1：It was all ridges and furrows. [3]（P215）
译文：球场的地面高低不平。[3]（P92）
原文中“ridge”指“隆起；脊；垄”，“furrow”指“犁沟；车辙”。由于小朋友人生阅历和认知能力不及成人，缺乏实践经验，对许多具体事物不甚了解，且好奇心和求知欲强。如果采用直译，会使他们感到纳闷，进而费神思索与原文无关的事情，打断他们的思路，干扰他们的阅读欣赏。译者从小朋友视角出发，想他们之所想，采用浅化方法，将“ridges and furrows” 概括化、一般化为“高低不平”，化繁为简，直白明了，浅显易懂，既将原文信息忠实传达给了小朋友，又使他们能无障碍地阅读，确保他们的思路始终不偏离故事情节的发展轨道。
三、结语
在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应根据原文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深化，等化或浅化。运用深化，可以发掘原语潜在信息；运用等化，可以变换表达角度或方式；运用浅化，可以去除外表，保留本质。三种方法不但可以使译文忠实传达原文意义，而且容易为目的语小读者理解和接受。“三化论”以其独特的善于变通的风格，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具有广阔的发挥空间，是实现儿童文学翻译的理想途径和手段。
参考文献：
[1]陈子典.新编儿童文学教程[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姜丹丹.诗歌翻译中“三化”理论的应用――以《江城子・悼亡妻》两种英译文为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3]刘易斯・卡罗尔著.爱丽丝漫游奇境记[M].谢琳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5.
[关键词]儿童文学 动漫 改编
儿童文学以其独有的魅力，使得动漫改编成为潮流，并和原作一起，共同影响儿童的观赏及其成长。动漫作品运用儿童文学的形式是改编，改编的原因从艺术上看，儿童文学已经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从商业上看，儿童文学形成了大批的潜在观众。但动漫作品的文学性缺乏重视，“你们的影片形式都很好，就是文学性不强”1980年代初的问题，在当前的动漫实践中仍未解决。在电影界，电影文学也被认为是“国产大片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动漫作品有着良好的关注少年儿童的传统，其自由表现的艺术本质，比其他文艺样式更加符合儿童的审美需要。
以下讨论儿童文学在动漫作品的运用问题，着重于儿童文学为动漫作品提供的文学性。熟悉于此，有利于国产儿童动漫的发展，还将对动漫专业学生儿童文学素养的提高有所裨益。
一、追求美好理想及教育性的主题
现代儿童文学定义的要素在于为儿童创作的、适宜儿童观看两大方面。而前现代阶段的一些文学虽然不是专门为儿童创作，但因其在书面或口头的改编后适宜于儿童观看，如《西游记》也被归为儿童文学的范围。在这些儿童文学中，主题表达总是积极而健康向上，为实现美好理想而服务的。“从此，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童话故事常用的结束语，观众百读不厌。在人类美好的爱情模式及人生理想模式上，儿童文学及相关动漫作品都做了生动的再现。
二元对立的主题模式，是哲学上矛盾的对立统一在叙事作品中的表现，也是生活中对事件是非、人性善恶的抽象归纳。诸多童话和寓言都侧重善恶矛盾的建构，如童话里的白雪公主、灰姑娘及其反方继母和王后，寓言里的狡猾狐狸及其相对立的善良的动物们。动漫作品在商业环境中生存，总是偏爱戏剧性矛盾即有正反双方戏剧性冲突强烈的文学素材。这一类的儿童文学首批和持续地进入动漫领域。剪纸动画长片《阿基米德王子历险记》取材于《一千零一夜》设置了王子、阿拉丁等正面角色，大反派是亚洲男巫师，结局是王子和阿拉丁依靠女巫的帮助，打败了男巫师，分别获得女王和公主的爱情。《白雪公主》、《花木兰》《宝莲灯》等，都把反对敌人作为故事的动力。二元对立的主题模式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演绎着追求美好、自由、爱情、保家卫国等思想，把生活中的不公化作邪恶，让正义和善良的代表获得拯救。动漫作品继续发挥着来自儿童文学古老的梦想。
儿童文学及动漫作品中的教育性备受关注，甚至是评论其成功的一个标尺，这是和儿童特有的成长发育相关联的。对儿童而言，教育性侧重在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环境教育等方面。在儿童成长上，提示儿童遵从长辈的有益建议，以便远离不测《小红帽》就传达了这样的思想。
儿童文学的主题在动漫作品中出现了解构和颠覆的现象，它们以成人观众为主，以搞笑甚至表现为能事，如《白雪公主续集》等，属于非主流作品，接受面较为局限。
二、幻想故事情节与叙事语法
从远古到当代，从婴儿到老年，人们无不沉浸在故事之中。在故事之中，人们获得生活的知识、抒发人生的情感，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国。
1、幻想世界的创造
动漫作品因其创作方式的特殊性，本质要求注重幻想世界的创造。这一点在动漫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被认知和运用。童话、寓言、民间故事和神话等类型的儿童文学都是动漫作品重要的改编对象，支持了动漫创作，推动了动漫作品的形成和发展。仅就动漫长片而言，包括《白蛇传》《大闹天宫》《辛巴达七海传奇》《红孩儿大战火焰山》等。神奇的故事给动漫作品带来了最大的生命力。
儿童文学在动漫的细节设计方面也贡献巨大，扫把、仙杖、水晶球、魔镜、神灯、飞毯、装水的月亮《有求必应》、秋千似的月亮(鼹鼠的故事》)等，都以其绮丽的幻想，丰富了动漫作品的魅力。
2、叙事语法的贡献
法国格雷马斯让叙事作品的叙事，如同语言中具有普遍语法结构的句子一样，成为语义分析的对象。他把行动划分为4个：即产生欲望、具备能力、实现目标、得到奖赏。从而建立了叙事语法。如《灰姑娘》童话及改编的动画电影
a灰姑娘失去父亲，在继母家里受冷遇；b仙女的出现；c灰姑娘参加舞会，并与王子一见钟情；d灰姑娘匆忙离开舞会，遗失了一只水晶鞋e灰姑娘试穿鞋成功与王子喜结良缘。
上面是《灰姑娘》的主要故事情节，a是“产生欲望”，灰姑娘需要改变被冷遇的现状。b是“具备能力”，仙女出现，给灰姑娘带来华丽的穿着和出行的马车。c是“实现目标”，灰姑娘参加了舞会，赢得了王子的青睐，目标实现。d是铺垫，把故事转向美好的结局。e是“得到奖赏”，灰姑娘和王子喜结良缘。
在一些动漫短篇作品中，儿童文学单线索叙事的简洁性特点、多次重复的特点，被很好地继承着。这当然有利于保存原作的古老信息，并符合儿童的接受心理。
三、角色的道德意义和形象设计
儿童文学以自由的想象，虚构出众多有别于现实的角色。儿童文学以间接的想象来复活角色，动漫作品则直接地展示角色。在角色的道德意义和形象设计上，儿童文学为动漫作品提供较多的启示。
1、角色的道德意义
角色的道德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艺术典型性的体现。通过正反角色的设置，也就传达着教育性的需求。如代表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教育儿童刻苦学习技能，拥有真才实学。儿童文学以及动漫作品里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必定获得美好的结局为他人(亲人)、集体、国家、人类造福献出生命的，必定受到颂扬。这里有体现的是人际之间的道德。
生命之间、生命与生存的环境之间也存在着伦理道德，万物有灵、众生有性的观念让万物具备言说权利的机会，幻想的扩张让宇宙进入观者的视线，外星人和地球人的关系，也需要道德的约束。传统的儒佛道及新生的生态伦理学，为此类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
动漫角色承继着远古流传的信息，众生平等、万物胞与、天人合一。被世俗利欲掩盖了的现代人，经由儿童文学及动漫作品角色道德意义的提示，将会逐渐重现最初美好的记忆。
2、角色的形象设计
儿童文学为读者提供了各类角色的描述，激发我们的联想。动漫作品的优点之一就是让文学形象变成具有生命的直观形象，但有时存在与原作不符的问题。如孙悟空在小说《西游 记》中有学仙的形象、美猴王及齐天大圣形象，以及取经路上的和尚形象。而在各种《西游记》动漫改编作品中，孙悟空形象众多。或者僵化，或者肆意发挥，与原著相去较远。《铁扇公主》的孙悟空头大眼大身小腿长，受到了米老鼠的影响。《大闹天宫》奠定了观众眼中的孙悟空形象，头带金箍、穿虎皮裙、拿金箍棒；受京剧脸谱影响，脸部两个圆，宽额头，显示出勇敢和智慧。《红孩儿大话火焰山》的孙悟空去掉虎皮裙，儿童化明显，顽皮、说大话、流行口语多。《最游记》师徒四人的形象颠覆了以前造型，改造成了现代式青年。
经典童话女主角存在定势写作的现象，宣扬女主角必须拥有受苦受难的经历，以美貌为幸福的前提，以赢得婚姻为最后结局。动漫作品对此并没有总体上的改观。经典童话大多产生于前现代时期，女主角的身上体现了当时女性地位。“童话也是历史文献。”而历史往往又是当代史，今天的我们在进行动漫创作时，需要推陈出新。
四、童话色彩的场景
儿童文学对于场景的描绘经常让位于故事情节，在著名的童话、寓言，甚至是小说中，都是如此。法国童话《美妞与野兽》里野兽王子的宫殿场景的描述是：“他看到丛林中一条狭长小道的尽头闪耀着亮光。他朝亮光走去，终于看清它是从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进出来的。”迪斯尼据此改编的动画《美女与野兽》没有让宫殿一开始就“金碧辉煌”，而是暴风雨之阴暗的蓝色调，借此符合商人失意的心理，配合遇险的情节。
儿童文学以故事和角色为中心以情节取胜，符合儿童的欣赏心理。因此，动漫作品的场景描绘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在动漫中，经常出现森林、城堡、宫殿、巫女的工作室等童话色彩较浓的场景。哥特式的城堡场景自《白雪公主》创造以来，影响深远。
城堡、森林等经典儿童文学和动漫场景，不仅是公主王子等表演的舞台，而且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原型理论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城堡之中，角色往往处于困境之中。如等待救援的公主、没有婚姻自由的公主、嫉妒心可杀人的王后、被施以魔法的公主王子等。森林隐喻人类的心灵存在的场所，森林意象都被儿童文学和动漫作品所重视。如凶杀(《白雪公主》)、私合(《睡美人》)、诱骗《小红帽》、栖息《小熊温尼》、善恶交集所在《小红帽》等设计。
[关键词] 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
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
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
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
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
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
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
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泉根.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2] 吕媛.文学作品改编与电影内容生产[J].当代电影，20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