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0 11:32:55
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民主党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性伙伴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性伙伴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教师双减政策实施的心得感想
双减政策的出击，对于我国的学生们来说，可谓是一个喜从天降的好消息，但是对于大部分补习机构的老师来说，这面临着“失业”的局面，而这些老师为了生计问题，只能“另寻他岗”。
我在这里再次科普一下此政策的官方定义：“双减”指要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其中，要求分类明确作业总量。
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双减“政策的要点：
1） 市场准入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不再审批，现有的机构全部转为非营利性机构，以前按照备案制登记的线上学科类教育，都要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2） 业务范畴上：线上线下在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均不允许上课，同时线上教育每节课的时间也受到了限制，不得做拍照搜题业务，禁止在境外聘请外籍人员，不允许进行学龄前培训，价格要按指导价制定。
3） 融资形式上：不允许上市，包括借壳或者境外上市，上市公司不允许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
4） 营销模式上：禁止课外培训广告，禁止夸大、虚假营销。
政策中指出“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功利化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特别是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突出”“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等，用语可谓很严厉。那咋办呢？大力整顿。于是，出现了下图各大上市教培股票一片“绿油油”的惨状。数千万教培人面临失业，哪怕你有5、6年的教学经验、有大厂的工作光环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市场不再需要他们，三十好几、四十好几，上有老下有小，顶着房贷车贷还不得不被迫转型或是转行，一切都将从零开始。
毫无疑问，由于“双减”政策。市面上将会有一大批教育机构面临“转型”，而机构的老师们也不得不接受“失业”或者“转行”的现实。那么，培训老师们该将何去何从？
政策中强调要强化教师职责。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教师要认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除此之外，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教育部门指导学校健全教学管理规程，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学校要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做到应教尽教。校外培训机构不让补课，那么提高学生成绩，升学压力自然就转移到了在校教师的身上，势必会对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些还指望考上编后可以拿些“铁饭碗”混日子的教师，美梦怕是要落空了。因此，不光是教育机构老师面临失业，在校教师也同样面临严峻局面！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 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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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县民政工作重点：落实“四个保障”，加强“五项管理”，突出“三个重点”，强化“三个建设”，争取民政资金1亿元以上。
一、落实“四个保障”，发挥民政兜底作用。一是落实防灾救灾体系保障。强化汛期值班，加强物资储备，落实灾民救助和因灾倒房恢复重建政策。进一步加强全县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防灾减灾体系，实现“两纵一横”的防灾减灾区域布局，提升全县的防灾减灾水平和抗灾减灾能力，力争归州镇万古寺社区成功申报为“全国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二是落实困难群体救助保障。认真落实《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实施细则》，加大城乡低保政策宣传力度，全面开展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工作，规范入户调查、民主评议等程序，强化公示公开，加大动态管理力度，确保符合条件的对象应保尽保。进一步研究完善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流浪乞讨救助、慈善救助和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等救助政策。三是落实特殊群体福利保障。强化城乡福利院管理，提升生活质量和服务水平，切实保障“三无”对象、“五保”、孤儿基本生活，继续深入开展“十星级”农村福利院创建活动，力争到“十二五”末，全县农村福利院3所达到全国模范福利院标准、7所达到全省模范福利院标准，其余全部达到全省标准化福利院标准。四是落实优抚安置政策保障。及时足额发放各类优待抚恤补助资金，妥善解决好优抚对象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确保优抚对象稳定。认真贯彻国务院新修订的《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切实按政策落实好退伍军人安置，对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官妥善安置好工作，定期组织退伍军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多渠道推荐就业。积极组织开展双拥活动，巩固“全省双拥模范县”创建成果。
二、加强“五项管理”，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一是加强项目的争取和建设管理。积极争取民政部门项目资金，挖掘夏明翰烈士的文物史料，筹备夏明翰烈士纪念设施项目的立项工作，积极配合发改、移民、扶贫等部门做好民政事业的项目争取工作。继续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县养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县福利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和茅坪镇第二农村福利院、两河口镇第二农村福利院项目，强化质量监督，争创优质工程，确保2014年年底竣工并投入使用。二是加强社会组织管理。深入调查研究，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探索社会组织监管办法，组建专班对全县所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整顿，规范社会组织单位等级评估，确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三是加强老龄服务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老龄工作的意见》，切实将老年优待和福利保障政策落实到位。逐步建立起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组织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基本框架。四是加强社会事务管理。推进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依法依规办理婚姻登记、收养登记，履行好民政部门计划生育工作职责；规范区划地名管理；优化殡葬服务，落实好困难群众殡葬救助制度；拓展福彩销售市场，提高福彩销售能力。五是加强社会工作人才管理。大力培养优秀社会工作人才，发展壮大社会工作者队伍，研究制订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工作人才为社会工作服务的积极性。
三、突出“三个重点”，推进基层民主自治。一是重点抓好农村“幸福村落”创建。深入调查研究“幸福村落”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和解决办法，为县委、政府当好参谋；突出重点乡镇和骨干村指导，打造“幸福村落”创建亮点；认真总结、推介、宣传典型村落的成功经验，用典型推动全县“幸福村落”建设。二是重点抓好城镇社区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指导社区开展规范服务和自治建设；积极推动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建设的意见》得到有效贯彻落实。三是重点抓好第九届村委员会换届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掌握重点、难点村情况，提前指导、提前介入，做到一村一策，确保换届选举一次成功。
四、强化“三个建设”，提升民政部门形象。一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为重点，强化监督管理。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班子成员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扎实开展第十五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加强廉政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建设，动态管理廉政风险；开展好行评“回头看”，巩固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成果；加大民政资金、财务监管力度，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二是以“五星级”党组织建设为重点，强化队伍管理。进一步完善组织体系，加强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双创五星”、双联双促、结对共建、“1119”工程帮扶活动，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是以“五型机关”建设为重点，强化内部管理。强化干部职工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业务学习，提升干部职工能力水平；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升机关效能；加强普法依法治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推进依法行政；落实好维稳、安全保密责任，确保社会稳定；规范机关运行秩序，加大对外宣传力度，提升部门形象。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规律;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0590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依赖的两大基本政策,对实现宏观经济四大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两大政策应紧密配合,避免政策作用对冲抵消,以实现优势叠加和整体效用最大化。
1 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着共通性,这为二者配合运用提供了可能性。共通性表现在:(1)实施主体上,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都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经管部门,在政府确定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和经济政策指导下,可从各自的业务领域开展工作,协助政府调控管理;(2)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上,分别通过国家财政收支规模和银行信贷规模,而两种规模的制定和实施均以货币为载体,一定时期的货币购买力又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因此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最终由这两大政策进行调控,二者都是国家的需求管理政策;(3)作用机制上,均通过政策工具变量传导,最终调整市场主体经济利益,改变居民和企业经济行为来实现调控目标;(4)终极目标一致,均应包括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各自的特点,决定了二者配合运用的必要性。二者的特点体现在:(1)作用领域上,财政通过税收、国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等手段调节社会分配,货币政策则通过信贷规模伸缩使得货币供给量变动来调节货币流通。(2)透明度上,采取何种财政政策是据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并及时了解政府预算收支表情况而定,透明度较好;而货币供应量指标只能从永久平衡的人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易掩盖经济矛盾,透明度较差。(3)调节的弹性上,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国有资产收益、公债等)调节经济较直接,弹性差;货币政策工具(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等)则具有伸缩性、灵活性特征,对经济调节作用较为间接,弹性好。(4)政策时滞上,财政政策调整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内部时滞较长,但可控性强,外部时滞较短;货币政策一般由央行据经济运行实际态势自行调整,内部时滞较短,但其政策工具操作施加的影响向市场主体传递经过的中间环节多,外部时滞较长。(5)调节重点上,财政政策重在结构,货币政策重在总量。国民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总量和结构双失调,因此,两种政策必须配合运用。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经济政策配合运用的回顾与经验启示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运用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
(1)“双松”政策(1979-1984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起步阶段,央行体制刚建立,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中处于主导地位,总体上说实行“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搭配。
(2)“双紧”政策(1985-1997年)。1985年后,新的央行体制建立,确立了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货币政策也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具有其特定内涵和作用。该时期过度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也越来越明显,物价涨幅较高,控制通货膨胀成为主要任务。于是我国从1986年起实行紧缩开支和收紧银根的“双紧”政策,银行系统通过收回旧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使得社会总需求迅速收缩,稳定了物价总水平;财政部门通过增加税负,削减开支,增加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减少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压缩了社会总需求。
(3)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2004年)。该时期中国经济出现物质产品相对过剩和明显通缩现象,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现在的治理通货紧缩为主。此情况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着力稳定物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4)“双稳健”政策(2004-2006年)。连续七年实行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政策搭配,不仅刺激了经济增长,也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通缩阴影,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之后不久,我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苗头和结构失衡问题,社会分配差距拉大,经济粗放式增长。2004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姿态同时,财政政策逐步由“积极”转向“稳健”。
(5)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2008年上半年)。2007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物价明显攀升,平均涨幅为4.8%,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加大,为应对该局势,从该年第三季度起,货币政策开始采取紧缩态势,第四季度继续收紧。全年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货币政策及时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最终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这有效地抑制了通胀形势,CPI同比涨幅也在2008年2月达到高点后开始下行。
(6)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至今)。2008年,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发生汶川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美国次债危机加剧并于9月中旬急剧恶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美欧等国实体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外需迅速收缩。此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于2008年11月5日也迅速转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搭配,计划四年内中央财政投资4万亿,银行贷款预计2009年投放10万亿来保增长、扩内需,目前已收到经济率先复苏的效果。
2.2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运用的回顾中发现规律
(1)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趋向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走势和变化。以上每一阶段实行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式,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客观要求,都是在对社会总需求、总供给及物价水平做出现实判断基础上选择实施的,因此把握社会总供求关系状况,准确预测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对于我们选择合理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方式十分重要。
(2)“双松-双紧”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的效果具有局限性。只有前两个阶段采用了“双松”和“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方式,以后各阶段都是中性(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这也与“双松-双紧”政策对经济运行产生效果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①政策上的短视性。总体上我国在采取“双松”政策前,提出的目标和指标往往都是一年一定的短期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将经济放在循环视野中考虑,之后出台的“双紧”实际上是以另一偏激手段对“双松”政策扩张后果进行的校正,易在“经济降温”时引发下一个“经济过热”。②政策目标上的单一性。“双松”政策的目标为加速经济建设,实现较高经济指标,刺激经济增长,后果往往是欲速不达,投资过度、财政赤字、货币失控、信用膨胀和通胀并存;“双紧”政策则主要通过压缩财政支出和控制信贷投放,较短时间内迅速纠偏,较大程度缓解通胀压力。但会严重损害经营效益较好企业的发展,造成人为损失。③剧烈的政策效应。“双松”后实行“双紧”政策,会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回落,导致经济大起大跌。
(3)中性(稳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或是双稳健政策搭配方式,将会是更常见的、对经济社会运行具有长期良性效应的政策组合方式。随着以后经济形势发展,以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为主的“双松-双紧”政策因会造成较长期经济振荡,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不符合政策调控初衷,将会较少使用。而中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别与松紧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或是双稳健政策搭配这种较温和的搭配方式,能避免对经济运行产生过度影响,同时还放眼长远,注重有利于社会公平、产业结构调整等长效机制的培育,将会成为更适用的搭配模式。
3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及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趋向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可概括为:(1)政策丰富多样、措施扎实推进。(2)出现积极变化,结果好于预期。(3)基础尚不稳固,任务还很艰巨。做出此判断的原因为:一是当前经济回暖可认为是政府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出现的短期反弹。二是目前金融机构贷款持续大规模增加,为政府增加投资提供配套资金支持、缓解企业流动资金不足困难、为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提供相对宽松融资环境的同时,货币、信贷投放过快也存在一定风险。三是国际金融危机尚在蔓延,外需扩大仍需时日。四是我国经济本身正处在下行周期中,内外经济周期重叠和国内各种矛盾积累,可能会使这次经济下行的时间延长。因此,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是必要的。
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实践及规律,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可以简单预测:短期内,外需收缩的趋势不会好转,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是当前我国经济调控的重点,除全力促增长外,“保稳定”也将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石。为此,今明两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趋向将会继续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缓和抵御外部冲击造成的不利影响,着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并加大对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的保护和生活补贴,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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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几家知名的教育类上市企业，股价大幅下跌，这也表明市场对他们的前景并不是特别看好。
根据“双减”政策要求，学科类培训机构在周末、节假日以及寒暑假期这些时间段不能开展学科类培训。
然而大家也都明白，这些时间点正是他们主要的盈利时间。所以“双减”政策可谓是给不断升温的学科类培训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让培训提供方，以及培训需求方都冷静一下。
此外“双减”政策中还明确提出校外培训要坚持公益属性，同时要求现有的学科类机构均需要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而这一条可谓是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最后一丝崛起的希望给扼杀了。
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一般情况下，全国范围内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都应当及时行动起来，按照政策要求进行整改。然而依然有部分培训机构装作没看见，迟迟没有行动。
不过接下来它们的日子或许并不好过。
教育部通知，校外培训机构迎来坏消息，不符合要求将被暂停招生
近日，教育部培训监管司发布通知，要求现有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如果还没有完成完成相应的非营利性登记，那么将被暂停招生，同时不允许再继续收费。
如果某些机构不打算继续做下去，不愿意将登记类型改为非营利性机构，那么需要设定一个截止日期。等到了截至日期之后，当地的有关教育部门将会终止其办学资格，或者调整其办学内容。
所以，对于那些迟迟没有响应“双减”政策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而言，“装死”这招已经行不通了。毕竟不允许继续招生或者继续收费对培训机构而言是致命的。
如果收入断掉了，成本却在持续发生，那么这家培训机构也不可能长期运营下去，持续亏损是培训机构负责人接受不了的。
所以，这项要求无疑是给学科类培训机构敲响了警钟，提醒相关人员尽快更改登记类型， 同时坚持校外培训公益性的原则。不然就主动选择转型或者放弃校外培训这个行业。
为什么有的机构不愿意更改登记类型？
按道理说，当“双减”政策相关要求出台之后，相应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应当第一时间响应，及时按照政策要求作出改变。
但实际上依然有不少学科类培训机构并没有行动。为什么呢？
这儿就得给大家简单介绍下非营利性机构的特点。
非营利性机构顾名思义，它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营利，而是为了公众服务，机构所得不能为个人谋取私利。
然而，如今很多校外培训机构的运营者主要经营目的就是为自己赚更多的钱，所以这就与非营利性机构的初衷和定位明显不符。
非营利性机构的运作不是为了产生更多的利益，同时这类机构还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约束，盈余部分是不能分配给拥有者或者股东。
但是大家想想，当你创办的学科类培训机构赚的钱不能分配给自己，不能以赚钱为主要目的，那么你还会那么有激情地去创办这个培训机构吗？
在美国选举时，当时的民调以及市场中多数都认为希拉里将会在这次选举当中获胜。希拉里是职业的政客出身，她对政治充满了无限的热情，执政的经验也比较丰富，对各种的执政手法以及执政技巧十分熟练，其更加符合当选总统的要求。对于特普朗来说，他的执政经验为零，只是在商业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的当选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抗议。而对于特朗普新政的实施，对中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即将使中国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增加。
1特朗普新政的内容
在特朗普任职仅仅一个月之时，他已经签发了达到20条左右的行政令，其中主要的内容大体包括废除奥巴马医保、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移民政策、禁穆令、行政管理、基建以及对外重建贸易等一系列的政策。
11废除奥巴马医保
在特朗普正式任职的仅仅几个小时后，就签发了第一道行政令，自此对“奥巴马医保”的计划叫停了。在?选的期间，特朗普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当选之后将会使“奥巴马医保”的计划废除，当其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就签署了这一道行政令，该条行政令签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减轻财政的负担，同时在这前一个星期，国会参、众两院也通过了废除“奥巴马医保”的政策。特朗普表示，会制定一个更加合理的方案来代替此前的“奥巴马医保”。
12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在特朗普任职之后，在美国当地时间为23日的时候，正式签发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行政令。他说这件事对于美国的工人来说是一件好事，据报道，因为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以美国在贸易政策上面可能发生比较大的转变。白宫的发言人对此的看法就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即将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特朗普这样的做法表明要在全球范围构建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
13移民政策
在美国，恐怖袭击等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特朗普对非法移民的问题十分地厌恶，所以他在任职之后实行了反移民政策，在美国当地时间1月25日，特朗普签发了相关的行政令，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地区要建2000多英里的墙，并且要对庇护城市的拨款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但是在他的这个举动中，墨西哥的总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不会接受美国建墙的这一举动。在之后美国当地时间1月27日，禁穆令产生了，它其中规定所有的难民在120天之内都将被禁止进入到美国的境内，对外籍有犯罪行为的人不能容忍等一系列的规定。
14对贸易进行改革
特朗普表示，要将近些年流入到一些其他国家的美国的制造也重新找回到美国，还要让这些相关的单位来缴纳更多的税收，大力地雇用工作人员，以此来对美国的就业率有所增加，使美国的经济再次地强大起来。
上述这些政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特朗普的原则就是要让“美国优先”，这样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这对国际金融问题以及相关的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特朗普新政的最主要的几个部分就是对美国的产业、财税以及贸易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
2特朗普新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一，特朗普政策当中实行的贸易方面的改革对我国的外贸经济将会产生一定的不良的影响。特朗普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曾经提出过要对中国的关税进行高额的征收，在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的原则当中，是在之后的一百天当中，对整个世界的市场贸易关系进行重新的整理。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算是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它对于中国的贸易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如果这种贸易关系进行了重新的谈判，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一定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针对这次的谈判，我国贸易的方面将会迎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挑战。
第二，随着特朗普的任职，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可能会加速得很快，从而使人民币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非常大的贬值的压力。在特朗普提出的相关的经济政策当中，对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有着过度的关注，根据调查显示，在2017年1月份，我国全国的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总量是5053亿元，同比减少了52%。其中包含的经常项目的跨境人民币总量为3224亿元，同比减少了43%，例如货物的贸易、服务项目等一系列的方面都有着大幅度的减少。根据中国银行在2016年12月发布的跨境人民币指数（CRI）来看，其指数为229点，其中当月下降了22点，在全年下降的点是47。
第三，特朗普提出的减税计划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会使企业投资的决策发生改变，对我国的企业投资方面造成一定的不利的影响。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随着美元的升值加息，使全球的流动资金开始进入到美国的进程当中。特朗普若对企业单位实施减税的政策，那么美国的投资环境更加地具有吸引力，而中国可能将会实行减税降费的政策。
3中国对特朗普新政的应对措施
从历史以及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国如果良好地合作就能够实现双赢的结果。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良好维护，这样的方式成为美国发展自身利益的必要的选择。对于特朗普的各种新政策，我国应该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
第一，使高层的优势得到良好的发挥，对中美之间的关系起到稳定的作用。如要使中美两国的关系保持得非常稳定，那么就需要双方的高层保持非常良好的互动。我们要对现在所拥有的中美高层的良好交往进行充分合理的利用，具有一定的战略性来对中美关系进行良好的缓和。2019年是中美建交的40周年，这样的机会可以使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能够进一步地得到良好的巩固。
第二，使其分歧得到良好的化解，加强贸易的往来。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的货物进出口额第一次超越了加拿大，最终成为美国的贸易伙伴。经济贸易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共同利益相交最多方面，也是两国之间通过合作来实现互利互赢的领域。中国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可能多少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美国改革的影响，但是通过双方的经济利益能够有效地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三，对中美央行直接货币政策的协调进行加强，减轻金融市场动荡。在特朗普任职之后，美联储升值加息的速度越来越快，外汇市场以及股票市场等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动荡。所以对于中美央行来说，要对国际之间的沟通和协调进一步地加强，同时考虑到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需要，共同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存在进一步减税空间
关于“税负高”之说，国家税务总局虽然不赞同，但也表示有进一步减税的空间。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钱冠林说，中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这个税负水平在国际的横向比较中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低的，但就这20%的比重来讲，仍然是有减税空间的。
事实上，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减税的步伐，“减税”成为近年来中国税收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主基调：全面取消农业税、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等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都让企业和个人实实在在地尝到了一些甜头。而今年“结构性减税”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
有关部门对今年结构性减税作出了具体规划。据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介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是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结构性减税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带动就业和创业，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继续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四是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围，出台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五是通过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方式，鼓励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的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以及国内紧缺的重要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
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税收不是单纯地往国库里送钱，它更承担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任。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急需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就是结构性减税。比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后，更多的人收入会增加，这有利于增加消费。而降低增值税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降低商品的价格，对于降低通胀、拉动内需有直接作用。
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林勇明对记者说，目前的减税是结构性减税与优化税制，主要是减轻中低收入者和微小企业的税负，并调整税收结构，消除其中不利于结构转型的因素，因此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稳定就业并推动结构转型，有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马衍伟分析说，评价结构性减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刺激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自主有序平稳增长。
经济活跃才能拓展新税源
减税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利好。专家们指出，从长远看，对符合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标准的行业或企业减免税负，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林勇明表示，恰当的减税对国家和企业是“双赢”。减税后企业负担下降，经营更加活跃，效益更好，这样能增加政府征税的税基。
事实证明，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但这并未让财政收入减缓反而一直在增长。马衍伟说，结构性减税不等于财政减收。结构性减税短期会影响财政收入，但从长期看有利于财政增收。因为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增加企业盈利，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扩大税基，为财政增收奠定税源基础。这就是工业化国家多年来减税浪潮此起彼伏，但政府收入不断提高的秘诀之一。
林勇明认为，从短期看，减税对税收收入略有影响。但从中长期看，减税带来的刺激需求、活跃经济的效应将带来政府税源的稳定、税基的扩大，因而是于国于民都有利。民富才能国富，让富于民应是未来财税政策调整的一个方向。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财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30-05
“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和金融运行的基本特点。通过以下几组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也不难看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种种迹象。从数量上分析，一是货币供给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2007年6月份广义货币供给量和狭义货币供给量同比增长幅度分别达到17.06%和20.92%，两者都有所反弹。二是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前6个月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共增2.54万亿元，已经达到全年贷款新增额调控目标的88%。三是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连创新高。2007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元，储备总额达到13326亿美元，贸易顺差也累计达1125.3亿美元，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从价格上分析，在货币市场利率低位运行，消费物价指数增幅连续4个月超过“警戒线”的同时，最明显的特征是各类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先是房价屡调不下，6月份上涨幅度达7.1%，其中深圳、北京等城市的房屋价格涨幅一直处在10%以上。再是股票市场迅速扩容，股价猛涨，截止到7月30日，沪综指和深成指分别报收于4440.77点和15060.86点，双双创出历史新高，两市总市值也达196701亿。从种种数据不难看出，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走高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1]
一、流动性过剩的综述
关于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多数经济学家将其归为我国近年来持续出现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和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都认为，导致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但中金公司在近期出炉的报告中指出，贸易顺差并非近期外汇储备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热钱有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也在“第四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2002年以后，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逐渐增强，短期非直接投资的增加成为外汇储备激增和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双顺差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认为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外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高储蓄和长期以来鼓励外资进入的优惠政策都是双顺差形成的原因。需要国内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际间的协调。同时，在流动性过剩的内部原因分析上，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将其归为公共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的较快增长：而中国银行研究员王元龙则认为是国内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以及不合理外资外贸政策的结果。
关于化解流动性过剩的措施，学者们认为应该多管齐下，内外兼治，通盘考虑金融稳定、经济安全等多种目标。郭树清指出，解决流动性问题需要标本兼治。治标就是积极进行对冲操作，治本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并努力从外汇储备的分流管理、提高间接融资比例、调整经济结构等更深层次的领域着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将抑制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战略归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改革现有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经济学家樊纲则从财税政策方面，提出国企分红、征收资源税以及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分红、收租、减税”政策。对于从内部和外部化解流动性过剩的优先性，张礼卿倾向于从外部失衡入手。认为多一些资本流入管制，削减过快增长的国际收支顺差，是缓解当前流动性增长过快的重要渠道。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管涛则不太赞同先从减少国际收支顺差角度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他认为对外经济失衡是对内经济失衡的反映，必须从恢复内部平衡入手来解决外部失衡问题。
二、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分析
1.贸易顺差。近年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呈现出连年递增的趋势，成为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推动因素。从2006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贸易顺差总额为1774.6亿美元，增长74.0%，约占我国当年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0.1%，已经超越国际公认的10%“警戒线”。2007年1-6月，我国贸易顺差累计已达1125.3亿美元，同比增长83.1%，接近2006年全年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的2/3。预计到2007年，贸易顺差将达到2500亿美元（见图1）。[2]
从特点上分析，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中，货物贸易顺差占据绝对力量。2006年货物贸易顺差达2177亿美元，增长62%，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在货物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是主要的贡献力量。在2006年的贸易顺差中，一般贸易进出口顺差仅为831亿美元，而来、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顺差则高达1889亿美元。加工贸易增长较快，成为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顺差中的最主要因素。
2.资本流入。国外资本流入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以往形成的“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格局。伴随着外贸顺差的高增长，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保持高增长。2007年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318.89亿美元，同比增长12.17%，这是与我国各级政府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较多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分不开的。长期以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普遍享有“超国民待遇”，其所得税实际税率仅为内资企业税率的一半，且全部的工资都在企业所得税的税基之外。同时，有的地方把引进外资的数量当作评价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致使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出台了各种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政策。不加选择的吸引大量外资，造成重复投资、资源浪费。但是，与资本流入相比，由于实力和政策法规的限制，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相对滞后，资本流出的步伐明显滞后于不断增长的资本流入，造成外汇储备激增，宏观经济层面流动性过剩。
另一方面，更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来源于国际热钱的涌入。利润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吸引了巨额的国外投机资本。就外商投资于房地产的情况来说。2007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速度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为102.62亿元，同比增长192.5%。而在股市一路“高歌猛进”中，更大规模的境外热钱涌入市场。根据业内有关人士估算，地下外资“入市”规模可能高达800亿美元左右，而掌控1.2万亿美元的国际对冲基金，也正在悄悄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2001年以来，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持续扩大，致使市场上外汇供给过剩，由此引发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我国经济陷入了“外汇储备增多――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外汇储备增多”的循环，成为引发流动性过剩的诱因，也积累着巨大的金融风险，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3]
3.外汇占款。在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大量的双顺差下，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避免过度升值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同时不可避免的通过外汇占款的形式增加了货币供应量，被动的推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造成资金的流动性过剩。
从每年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随着双顺差的增加，外汇占款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趋势。到2007年上半年，外汇占款余额已经激增为114449.63亿元。同时，构成基础货币的外汇占款比例不断上升。2006年，这一比例超过了100%，达到108%，而2007年一季度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已经达到140%。可见在当前双顺差的格局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推动基础货币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强力的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推动下，成倍的增加了货币供应量，使实际的货币供应量超过央行制定的货币供应量计划，造成流动性过剩。可见，由于双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增多，使得央行被迫释放基础货币，已经成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最主要因素（见表1）。
4.大量沉淀资金进入房市和股市。火爆的房市和股市，激活了大量沉淀资金。进入2007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控制，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幅度都在5%以上，6、7月份涨幅达到6%以上，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涨幅甚至超过10%。房价的增长吸引了包括外资在内的大量投机资本。同时，继2006年股市市值增长近两倍后，2007年股市继续延续走高态势。强烈的投机动机，滋生了违规“刷卡套现”、以及没有融资背景的“光票贴现”等套现投机行为，使大量沉淀资金进入市场。当资产价格趋于不断上涨的自我循环时候，这部分扩张的流动性自然又会形成一定的超量货币供给，造成流动性过剩。
三、化解流动性过剩的财税政策制度安排
贸易顺差不断增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股市和楼市激活的沉淀资金成为当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而在金融市场充分发展以前，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刺激国内投资、信贷，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要缓解流动性过剩需要各方做出不懈的努力，也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2007年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首次明确提出，要综合运用金融、财税政策等手段引导资金流动，缓解流动性过剩。可见，在强调货币政策的同时，作为一个有效的补充手段，财政政策也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
1.利用税收杠杆调节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资本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因素。从财税政策角度看，调整贸易顺差主要以占绝对比重的货物顺差为出发点，从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将出口退税和进出口关税作为调整渠道，通过“税收杠杆”改变各种产品的进出口成本，影响产品在国内国外的供给量，实现对贸易顺差以及贸易结构的调整，从源头上抑制流动性过剩。
（1）从进口的角度看。以往征收进口关税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进口，保护国内企业，但是在当前外汇储备激增、外汇占款冲消压力不断增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一些国内急需产品的进口关税应当做出适当的下调甚至完全取消。面对流动性过剩，中央在确定2007年经济工作任务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积极扩大进口的政策倾向。2006年11月，财政部对58个税目做出调整，下调了许多资源类产品的进口税率。2007年6月1日，财政部继续对209项涉及生活用品、零部件以及资源类进口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在倡导贸易自由化的后WTO时代，尤其是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进口关税还有下调的空间和要求。同时，对进口关税的调整也应当根据商品的特点，采用灵活和易操作的进口暂定税率。对于那些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能源和资源，在国内经济增长强劲，对资源需求非常旺盛的情况下，应当实行鼓励性的低关税政策，甚至实行零关税，以保证对工业发展的充分供给。对于那些有助于提高国计民生的轻工业产品，其进口关税的降低，不但能够减少贸易顺差，还可以使这些产品价格有较大的下降空间，以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4]
（2）从出口的角度看。作为财税政策的重要环节，出口退税和出口税对减缓贸易顺差、抑制流动性过剩的作用不容小视。财政部也在这两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政策调整，继2006年9月和2007年4月相继调低钢材等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后，2007年7月，财政部进一步取消了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财政部调整出口退税的同时，也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更有力的措施：征收出口暂定税率。2006年11月，对部分资源类产品加征出口暂定税；2007年6月1日，又继续提高“两高一资”类产品的出口关税，对142项资源消耗类商品调高或开征出口关税，充分显示了其调整出口、解决内外不平衡问题的政策导向。
利用财税政策从出口方面调整贸易顺差需要从两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应当有针对性的选择施行出口退税优惠的产品，使享受退税优惠的产品覆盖面进一步减少，同时，部分“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产品的税率也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税率降低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改善贸易结构，不仅积极调整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退税，对于那些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也应当有步骤的减少其退税，以减缓贸易顺差。其次，对于“两高一资”产品以及低附加值和低科技含量的产品，不但没有退税，还应该征收出口税。如果因为短期利益而大量出口优势资源，不仅导致矿产资源的后备严重不足，还通过贸易顺差的扩大积累流动性风险。通过扩大出口资源税的范围，对于国内急需但仍大量出口的资源类产品如稀土、焦炭、成品油等，采取逐渐加收出口税的方式，不仅能够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还能够引导企业调整投资方向，抑制企业盲目投资造成的流动性过剩。
（3）从加工贸易的角度看。不断增长的加工贸易是促成大量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因素，也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所谓加工贸易，是中国企业进口半制成品和原材料，然后再把生产的制成品出口到国外，从而形成了顺差。不可否认的是，加工贸易推动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体现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但是，很多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主要是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完成简单的装配，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产品附加值低，不能通过品牌效应和高科技获得高利润，而且消耗了大量的能源、资源。而加工贸易的盲目增长，有很大的原因是我国对加工贸易相对较高的出口退税。我国不仅对加工贸易进口料件实行免税政策，在出口时，其退税也一直优于一般贸易。对于加工贸易的财税政策调控，主要是降低加工贸易的出口退税，逐步缩减加工贸易相对于一般贸易在出口退税上的不合理优惠，对于那些附加值低、严重浪费资源、能源的产品应当征收出口关税，以限制加工贸易出口，达到资源合理利用，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过剩。
通过财税杠杆对进出口产品税率的调整，增加我国工业发展急需的能源、资源类产品、关键零部件和所需生活用品的进口，同时着眼于控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用“一疏一堵”缓解紧张的贸易环境。进退有序、疏堵并行，有助于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减少贸易顺差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促进贸易平衡，遏制当前的流动性过剩。
2.通过两税合一抑制外资流入。大量资本流入也是外汇占款增多、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而中资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差异是造成资本流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些资本中，不乏中资企业资本外逃后，又重新回到中国投资的“假外资”。据了解，这些假外资甚至占到我国目前吸引的外资总量的20%。不公平的税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也带来了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两税合并已经提上日程，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前缓解资本顺差，治理流动性过剩的有力的财税政策。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提高，会给那些以获得税收优惠为目的假外资以强烈打击，影响其进入中国的速度。因为假外资对税率有极大的敏感性，一旦税率上升，这些资本的一部分会撤离。再有，以往“普惠制”的外资税收优惠，“吸引”了一批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资项目，两税合并的同时，要变“普惠制”为“特惠制”，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行业，采取不同的优惠政策，将外资导向急需资金的地区和需要外资技术支持的行业，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
3.发行财政部特别国债对冲外汇占款。在由双顺差造成的外汇占款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对冲操作回收货币。但是，央行的对冲空间正变的狭小。若采取调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润，政策对经济冲击太大，不是长久之计。而在公开市场操作渠道下，持续的正回购使央行持有的债券数量不断减少。作为最主要的冲消渠道，央行票据也随着其数量的不断扩大产生大量的发行成本，从2003年我国推出央行票据以来，我国已累计支付利息460亿元。可以看出，在目前外汇占款激增的情况下，仅凭央行的力量不足以完全化解流动性风险，需要财政政策及时跟上并对货币政策加以配合。而此时，财政部特别国债的意义就凸显出来。财政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减少外汇储备，拓展外汇经营渠道，提高外汇收益水平；另一方面可以从货币市场回笼货币，减少央行对冲流动性的压力，从而对当前货币市场流动性过剩格局产生影响。同时，特别国债通过央行的买入卖出，能够起到灵活调整流动性的作用。且与央行票据相比，对于冻结流动性更有刚性。当流动性偏多时，央行可卖出国债回笼货币，当流动性不足时，央行则可以买入国债投放货币。近日，拟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将目标瞄准于购买2000亿美元外汇，并打算以此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相信只是特别国债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和开端，由于外汇储备在今后几年可能会继续增长，央行压力犹存。特别国债的发行将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使得经济更加健康平稳发展，外汇市场收益率提高，不失为一个有益的选择。[5]
4.取消利息税。8年前征收利息税的目的是为刺激消费和投资。而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经济的主题，而且我国也处在一个低利率时代，即使经过7月21日的第三次加息，一年期居民存款利率也不过3.33%，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我国实际利率其实是负值。低利率的政策还没有改变，造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投资过热，股市、房市价格虚高，各类资源被过度开采，很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可见利息税在当前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因此，从财税政策来看，取消利息税是化解流动性过剩的有力措施之一，利息税将由20%下调为5%，降低利息税的政策效应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流动性过剩仍然得不到抑制，财政部则应该考虑将利息税完全取消。从股市和房市看，它通过增加存款利息的方式提高投资者的机会成本，有利于积压市场泡沫，抑制非理性繁荣。更重要的是对于改变市场预期的效果，当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料到可能的政策风险，投资的谨慎性就会增加，从而有助于调控宏观经济，减缓流动性过剩。考虑到开放经济，如果说取消利息税可能会间接的使人民币与美元的利差缩小，从而使资本与金融账户中投机资金增加而促进人民币的升值，相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的巨大利益驱动，采取低利率抑制热钱的效果远不如取消利息税从而间接提高存款利率以抑制资产泡沫，减少投机资金流入。从取消利息税的必要性来看，降低利息税直至其完全取消，有助于化解当前的流动性过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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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06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资料来源：金融时报-金时网
[4]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小组.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分析及应对之策[J].中国经贸导刊，2007，（9）.
[5] 陈年，田素乐.关于央行调高存款准备金的效应分析[J].上海投资，2007，（6）.
Research on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for Solving Liquidity Surplus
ZHANG Chuan-liang
（YingdaInternationalTrust &Invest Mentco.，LTD．，Jinan 250001，China）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论点是：(1)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2)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自身福利。但是，真实的经济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无摩擦平面，纯经济学模型显然忽视了国家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因素。以多种形态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未消失。即便是在wto诞生后，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赢的局面也没有出现，相反，国际贸易摩擦却频繁发生。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重塑国际收支平衡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长久稳定的基础，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现实政经问题。2009年后，各国政府对贸易保护的谴责不断加强；对我国汇率机制导致的“贸易保护”形式更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事实上，各国在反对贸易保护的同时，却又采取着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国家间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似乎无法形成。
为此，笔者将通过多阶段博弈决策的分析，解释贸易保护政策将成为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我国在汇率方面最有可能采取的选择。
一、文献述评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产生于国家内生的政治过程。早至20世纪初，schattschneider(1930)便强调了产业利益集团在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的修订及引发贸易战的“smoot-haw-ley”法案的诞生中所产生的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分析逐步发展完善。WWW.133229.cOm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产业利益集团能通过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政策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5)提出了正式的贸易战模型以研究大国间的贸易争端。该模型通过非合作的关税博弈过程，模拟了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环境如何导致了政府间的贸易争端。但是，基于美国政治体制得出的模型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以利益集团和选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显然不符合我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我国学者盛斌针对我国的政经体制，将贸易政策视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以不同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修正了grossman对我国贸易保护研究的结论，建立基于我国民主集中制度的实证模型，奠定了研究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础。综上，现今学术界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是政府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双重博弈的结果。
笔者认为以静态效用最大化模型求解出的博弈均衡不能很好地刻画政府真实的决策过程，原因如：(1)国际与国内层面均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获得先验的有效数据；(2)决策者“有限理性”的选择与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模型产生矛盾；(3)“隐性”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影响难以度量且影响巨大；(4)未考虑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相机选择”的非理性决策。笔者希望通过对贸易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的探讨，以真实地还原贸易保护政策制定的过程，并解释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国际贸易保护发展趋势。
二、决策模型
(一)界定博弈主体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各国对贸易保护的探讨也日渐增多，且矛盾集中于欧美对中国贸易保护的谴责与制裁。g20匹兹堡峰会以宣言的形式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意在给出口大国施压促其贸易调整。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l起特保调查，频度与数量均为历史高值。中国欧盟商会报告称，到2010年下半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针对中国的倾销案将明显增多。
中国、美国、欧盟作为贸易摩擦的核心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紧密的贸易往来关系，且中国对欧美都处于净出口的贸易地位；(2)排除邻国间的地域性贸易关系，三方之间的贸易总量最大；(3)2008年gdp排名，欧、美、中分列第一、二、四位；(4)美元、欧元为世界的结算货币；而人民币估值问题则是此次贸易摩擦的争论核心。
综上，本文选取中国、美国、欧盟作为研究对象；并首先以中美两国作为博弈主体进行分析，继而加入欧盟讨论更为复杂的决策过程。
(二)中美作为决策主体的博弈过程
1.中美对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
美方认为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为：(1)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巨大成本优势；(2)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的大量显性或隐形补贴：包括各种收入税的减免、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率贷款、企业债务的减免等，违背了wto原则；(3)核心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美方指出人民币币值低估范围介于15％-40％，虽然中国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2.1％，但人民币仍远远低于其应有价值。美方指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方长期的经济政治安全问题。
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的角逐推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升温，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施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国际贸易失衡的局面。
虽然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的产生解释不同，但所采用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1)“出口策略”：国内低利率贷款，对特定行业补贴，出口退税等贸易保护政策；(2)“进口策略”：反倾销、反补贴与特保等特定调查，对特定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3)“第三方诉求”：向wto提出诉求，希望对出现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做出干预；(4)“人民币汇率政策”：我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此次贸易保护所讨论的核心。以上四点中的前三项为中美双方均可采用并已经采用，可归结为“常规对策”；对于只有中方能够主动施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可归为“非常规对策”，我们对此分别进行博弈分析。
2.“常规对策”下的贸易博弈
以单次博弈模型来解释两国之间形成贸易保护的研究很多，黄晓凤(2006)指出在两国之间不存在激励相容机制的情况下，两国博弈的纳什均衡必然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结果完全一致。中美双方最终选择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政策。
中美双方长期的贸易往来显然不是单次的博弈过程。有研究指出，中美双方都意识到长期合作可以克服谋取短期利益的动机，故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双方在博弈开始都会树立合作的形象。当博弈无限重复进行时，两国中的一国(以中国为例)，可以采取“激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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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机制对博弈进行干预。博弈的结果是，只要中美双方有足够的耐性，{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将是无限次囚徒困境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为帕累托最优解。wto作为这样一种“激励相容”机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美双方向“自由贸易”的选择偏移。
但是，即便中美双方存在长期往来的贸易关系，但是其却不满足“激励相容”机制所要求的长期合作条件。(1)由于双方政府有限任期的限制，且不同内阁所施行的政策有显著差别，政策的一致性与有效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长期的贸易合作被割裂为独立的贸易阶段。此时，我们难以判断合作的始端，继而将无限次的博弈转变成为有限次的博弈，“激励相容”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2)wto作为凌驾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监管机构，受以下两方面的限制，其所建立的“激励相容”机制的可靠性有限。首先，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允许其成员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在现实的囤际贸易运行中，某些贸易保护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和可操作性。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漫长，步骤繁多，这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也就难以限制主权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
此外，我们还需看到，外在条件的变化将显著改变博弈双方的选择，从而使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失效。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中美政府倾向于遵守“激励相容”机制，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背景下，更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政策，走向“囚徒困境”。eichengreen，irwin(2009)近期研究表明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便证明了外在条件的改变也将改变博弈的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为恶劣的背景下，当中美双方均只采用“常规对策”进行博弈时，结果倾向双边贸易保护的“囚徒困境”。
3.“非常规政策”下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币值低估是美欧认为中国所施行的最明显且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保护政策。krugman(2009)指出以严重低估的价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欧洲央行也在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报告中针对人民币估值问题进行了讨论。
人民币如何升值的问题又分为两种观点：(1)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升值；(2)对人民币进行缓慢的爬行升值。2005年在国际经济运行良好的大背景下，我国尝试使人民币进入了缓慢升值的通道。但效果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减缓出口的速度，反而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快了“热钱”的流入，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涌人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泡沫”。
汇率机制在我国仍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变量，可以视为政府博弈选择中的重要一环。笔者选择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5％作为讨论对象，探讨这样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博弈过程。
(1)中国政府的政策预期
短期之内，人民币升值政策将给我国东南沿海以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大量中小企业带来严重打击。升值意味着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很多企业边际利润率已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该政策无疑将导致占我国经济总量6成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同时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次，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自2002年开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有明显增长趋势。2007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5％，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当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同比下降30％的时候，政府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所指定的年均gdp7.5％的增长目标，不得不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在国际外需萎缩背景下的出口减少量，以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再次，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有超过70％为美元资产，人民币的升值将使美元对人民币、美元对国际大宗商品贬值预期增加，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大量缩水，造成损失。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升值政策在短期内也有其有利的方面。我国政府在国际层面所受的舆论压力将大大减弱；中国的消费者因人民币的升值而变得更加富有；国内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企业也将受惠于人民币升值的政策。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无疑是重塑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一环。但该政策是否能够建构新的国家间政经合作模型，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中国汇率调整作为新的国际合作的契机是“不可置信”的政策基础。pettis(2009)指出，由于中国、欧洲和美国对全球危机根源的理解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各国首脑面临着不同国内政治困境，全面协调的解决方案无法实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给我国中小企业造成的打击，是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开端。feldstein(2009)认为，中国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把需求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并防止通胀。人民币升值既能够缓解中国国内的失衡情况，也有助于减轻全球失衡。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实施该政策，将在长期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信用风险。中国在国际层面“就范合作”的政治姿态，将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再次出现危机时埋下中国政府“妥协”的伏笔。如果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中国将承担着再次调整汇率的压力。正如我们在2005年选择了人民币爬行升值后盯住美元的策略，现在同样受到来自西方的谴责。如果中国政府在受到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便会施行人民币升值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策略的预期一旦形成，那么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大大削弱；在国内层面，政府也会形成以牺牲本国利益来为他国政府决策的失误买单的形象。
综上，本文通过三个维度来刻画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我国政府的预期。政府的预期包括但不仅限于表中所列的情况。
(2)我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及政策选择
我国的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其决定了政府在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特点——政府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和集体目标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其服从于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整等国民经济管理的传统思想。
实证研究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
综上，我国以保持经济增长率的政策日标，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些都限定了政府不可能采取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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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解决政策。决策者在可预见的短期诸多确定风险因素与长期不确定的好处的选择中，显然倾向于保持稳定、保守的汇率政策，以满足政府的既定政治经济目标。同时，政府也甘愿在国际层面承受舆论压力，而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主体的博弈过程
以上的分析基本适用于中美欧三方中任意两方的贸易决策博弈过程。当我们将三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时，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只分析在此框架下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当欧盟加人中美博弈的过程后，将从两个方面改变我国政府制定汇率政策的决策函数：(1)美元兑欧元的贬值预期。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增加本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了对欧元贬值的外汇政策以增大对欧洲地区的出口，缓解本国的高失业率、低出口的困境。这种可预见的美元对欧元的贬值等同于人民币对欧元同时贬值，我国对欧洲的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享受来自美元贬值的正外部性。这也解释了作为中美汇率机制的最大受害者的欧盟，同时谴责中美双方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共谋”的现象。(2)部分转嫁国际舆论压力。我国并非主动采取行动对欧元贬值。且当美元反弹，人民币也会走上对欧元的升值通道。在国际政经合作谈判中，政府有可能将关键决策者的角色转移给美国，把矛盾转嫁给欧美双方，从而减少自身的舆论压力。
综上，当我们将博弈参与主体涵盖中美欧三方或更多时，我国更倾向于采用既有的盯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
四、结 论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双轨制;统1;税收优惠措施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即是1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的内资企业适用的是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适用的却是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核心是给予外资企业以诸多税收优惠。如职工工资和福利费、交际应酬费、公益救济性捐赠、坏帐损失等方面的扣除标准,内外资企业不1,造成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因扣除较多而税基缩小,税负减轻的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8%,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28%,2者之间差别高达20%.[1]
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也成了大势所趋。我们认为,应当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1、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之正当性分析
(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该统1
1.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公平竞争。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目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上所得税科率都保持在33%(其中外资企业含地方所得税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重于外资企业,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1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诸多内资企业严重亏损,国内许多产业被外资企业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应该说是与这种税收优惠有联系的。
2.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国民待遇,是WTO的1项基本要求,是指缔约国1方在缔约国另1方享有与其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因此,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不同缔约国的企业在税收和法律方面要享有无差别待遇。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税收,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1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1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法在保障聚集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应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2]按照这个原则,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扩张性的和不合适的。对外国投资者应既不歧视也不特别优待。
3.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层次过多,优惠方法单1,对国家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1度被滥用,致使1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这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外资企业的特别优惠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这种单1的税收优惠方法对1些从事高新技术的企业并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度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1些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低的行业。
(2)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1种较为普遍的担心是:虽然理论上所得税法应该统1,但若实际执行后,外商会大量减少和撤回对我国的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大幅震荡,因而企业所得税法目前还不能统1。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实现统1。
就1般而言,税轻利厚,税重利薄,税负是影响投资者利率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尽管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优惠的税收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税负的轻重并不是投资者投资决策中的唯1因素。
1般而言,外国投资者看好1国的投资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面考虑。1个典型的例证是韩国的成功经验。有资料显示:韩国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约为54%,高于我国33%的名义税率,是中国经济特区15%税率的3.6倍,但韩国仍然成功引进大量外资。[3]可见,关键因素不是税负轻重,而是看1国投资市场是否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外资不会因为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造成的税负加重而大量撤出中国。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政局稳定。与绝大多数发展水平相当于甚至超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稳定局势的能力是被肯定的,这就解除了外商对投资安全性的担忧。政策合理而稳定。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国策,我国政府实行了对引进外资有利的1系列政策,并且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是相当稳定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加合理。此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并在不断加以完善;经过几10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能够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力和管理科技人才。市场潜力巨大。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度增长,无论是日用消费品还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在外国投资者眼中已不再是仅仅可以观望的潜在的未来市场,而是1个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是对 境外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1个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统1企业所得税法,不会引起外资的大量回撤,也不会引起经济大幅震荡,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2、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澄清的1个基本问题
统1企业所得税法,即要求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而平等的纳税主体,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的税率,但有1个看似矛盾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需要澄清: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功能已从单纯的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1。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在统1税制的基础上,实施特定的差异性税收政策。税收差异性政策具有因地、因事、因时制宜的特点,有利于协调税收制度的规范性、1般性同额外负担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税收差异性政策,不仅是对统1税制的补充,而且是税收调控经济的重要形式。除此之外,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这1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要通过特定税收差异性政策的实施,来吸引资金,发展经济。因此,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但这种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同原来“双轨制”企业所得税法下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根本不同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1种选择性优惠,而不是原来的普遍性优惠。在如何对外资进行选择性优惠的确定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1.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
在正确、科学的产业政策确定后,税收优惠措施的合理运用可以起到引导作用,促进1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目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应选择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予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2.体现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原则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收优惠体系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形成了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格局。目前完全取消这种地区性优惠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我国对外资企业地区性税收优惠倾斜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地区,区分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优惠措施,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合理布局。
3.体现鼓励科技开发,促进环境保护原则
在确定对外资企业施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将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的方向之1,对从事科研开发、技术改造以及采用高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应规定1定的优惠措施,促进外资企业利用节能设施,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可以给环保型企业1定的税收优惠,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等,以税收优惠的形式鼓励企业保护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艺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和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财政与税务,1999,(6)。
伴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和预算方法的变化，地方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债务资金用于其他急需支出、重点民生支出事项。
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围绕“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发力。
虽然2015年赤字率将提高到2.3%，但从财政赤字的国际经验、国债负担率，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手段、实施效果来看，我国的财政风险是可控的。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放缓的态势，步入了一个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在实际经济增长率由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4年的7.4%，特别是2015年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运行变得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要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此背景下，《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实现“既扩大市场需求，又增加有效供给，努力做到结构调优而不失速”的目标。
财政赤字率是衡量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自2010年以来，我国一直在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赤字率在2012年为1.5%，2013年和2014年均保持在2.1%，2015年赤字率将进一步提高到2.3%。当然，现实赤字率由于包含了经济波动的影响，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反映出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而结构性赤字率――剔除了经济周期影响的赤字率是更为科学的反映财政政策态势的指标。根据测算，自2010年以来，我国结构性赤字率也一直保持着不断增加的趋势：结构性赤字率由2010年的1.27%持续提高到2014年的2.03%，2015年预计将达到2.24%。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相对较大，而且体现出渐进增强的特点。
2015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不仅体现在赤字率特别是结构性赤字率的提高上，而且还体现在支出强度的进一步加大上。根据2015年财政预算报告和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公布的预算信息，在今年的支出安排中，还额外安排了符合新预算法规定的、不计入赤字的两项支出：一是中央财政动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1124亿元，以扩大支出规模；二是增加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000亿元并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主要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支出。
此外，在我国地方政府承担较多支出责任且又是经济增长重要推手的情况下，加大地方支出力度或减轻地方支出压力，无疑是增强积极财政政策支出强度、稳定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今年，伴随着新预算法的实施和预算方法的变化，地方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债务资金用于其他急需支出、重点民生支出事项。比如，地方一般债务也可实行余额管理，从而使地方政府可用债务资金增加1714亿元；又如，“财政部已下达地方存量债务1万亿元置换债券额度，允许地方把一部分到期的高成本债务转换成地方政府债券”，而政府债券利率一般较低，可使地方政府一年减少利息支出400亿至500亿元，这些节省出来的资金可用于加大其他支出。
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围绕“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发力。为了“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擎，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进一步减轻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为了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在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的同时，2015年安排中央基建投资4776亿元，不仅比上年增加200亿元，而且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主要用于国家重大工程、跨地区和跨流域的投资项目以及外部性强的重点项目；同时，进一步加大了政府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方面的投入。
虽然2015年赤字率将提高到2.3%，但从财政赤字的国际经验、国债负担率，以及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手段、实施效果来看，我国的财政风险是可控的。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特别是考虑到当前和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我国的主要战略任务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财政政策应保持适度的扩张性，决不能忽视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首先，我国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过快，财政安全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这决定了财政政策的扩张空间较为有限。其次，我国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业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因此，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载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大打折扣；虽然今后一段时期政府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尚需保持一定规模的投资，但“政府不唱‘独角戏’，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否则，积极的财政政策虽“加力”了，但无法“增效”，财政风险也会加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