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20 11:32:55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安全；皖北地区；评价；监控
1 生态安全的内涵及重要性
安全通常是指主体存在的一种不受威胁、没有危险、不出事故的状态。是人类最根本的基本需要。长期以来，人们只关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近些年来，人们开始关心经济安全，目前，在人类面临的全球各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规模不断扩大的严峻形势下，生态安全的概念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扩大，形成了包括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等在内的初步的生态安全科学体系。所谓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区域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即自然生态环境能满足人类和群落的持续生存与发展需求，而不损害自然生态环境的潜力。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影响层面的广泛性。一旦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失去生存条件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2）生态危机后果的严重性。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不可逆，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手里挽回。（3）生态效应的“代际”转移性。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但影响到目前的这一代，而且还会影响到后代人。（4）生态安全与民众联系的广泛性。环境污染会对民众身体健康造成很大不利影响，而资源短缺会妨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严重的甚至导致国家动荡。
2 城镇化进程中对生态安全评价与监控的重要性
城镇化使资源配置更合理、集约，优化空间布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化不断发展，会造成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生活废物与工业污染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还有，城镇规划会造成植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以上种种最终导致生态日益恶化，生态安全问题愈来愈严峻。因此，要使城镇化顺利推进，就要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矛盾，应把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的位置。方法之一就是做好城镇化进程中生态评估与监控。通过生态安全评估，帮助管理部门了解城镇化活动对当地生态的影响，并预测未来生态变化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有关决策的制定，因此建立生态安全评估监测体系，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保障。
3 城镇化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3.1.1 导向性原则
指标体系要体现与生态系统安全总体战略目标一致的策略，且对实现目标有导向作用。生态安全评价的目的在于其结果可为城镇化生态监控提供合理的科学依据，从而规范和引导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和方向。
3.1.2 可测性原则
确立的指标必须是能够通过观察、测试、评议等方式得出明确结论的定性或定量指标。
3.1.3 系统性原则
生态环境是一个受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系统，因此指标体系应综合地反映生态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强度和方向等各方面的内容，评价时应综合平衡各要素，考虑周全、统筹兼顾，通过多参数、多标准、多尺度分析、衡量，从整体的联系出发，注重多因素的综合性分析。
3.1.4 客观性原则
指标体系既能较客观和真实地反映生态系统安全的内涵，又能较好地量度生态系统安全主要目标实现的程度。指标体系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做出正确的评价。
3.2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就当前来说，城镇化过程主要对从以下方面对生态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3.2.1 城镇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水资源包括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对水资源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的排放。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 2012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684.8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21.6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32.3%，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462.7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67.6%；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水排放量0.5亿吨，仅占废水排放总量的0.1%。
3.2.2 城镇化对土壤资源的影响
土壤环境污染主要是指土壤中含有的有机废弃物或含毒废弃物过多，影响或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从而引起土壤正常功能的变化，最终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生活污染物等的任意堆放，都会导致土壤受到污染。据2012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中统计数据，皖北六市中，除宿州市外，其余五市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3.87%）其中，淮北：0.78%，亳州：0.15%，蚌埠：0，阜阳：0.03%，淮南：9.66%。
从全国范围来看，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不久前联合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其中，耕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3.2.3 城镇化对大气的影响
城镇化导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大幅上升严重威胁着空气质量，并且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居民采暖、建筑施工、汽车尾气等排放出的气体也在大量增加，使得近年来许多城市空气质量逐年下降。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2013年1月12日21时更新的数据，全国74个被监测城市中，PM2.5值超过300者竟达33个之多，其中首都北京PM2.5浓度高达786微克/立方米，石家庄更高达960微克/立方米。按照WHO的指标，PM2.5值低于250微克/立方米是可接受的空气质量，超过300已是重度污染，超过500则会对户外活动者的健康构成损害，由此可见，在中国最繁华的东部城市，空气质量的恶化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3.2.4 城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在城市化进程中，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如房地产开发、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供水、排水、供电、通讯、兴修水利、水电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矿企业、乡镇企业建设等。在这些建设活动中，地貌植被将遭受到大面积的毁坏，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安全及生态功能是多种多样的，一般不可能对所有的功能变化都作出定量评价，因而应根据主要功能的分析和筛选，有选择地评价。根据区域环境特点、敏感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生态安全及功能的要求、主要限制因子和主要的生态问题进行筛选，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安全评价评价指标体系应以水资源、土壤资源、大气、生物多样性等作为评价因素
4 生态安全的评价方法
当前对态安全的评价方法有很多种，例如多因素模糊综合评价法、综合指数分析法、层次分析法、GIS（地理信息系统）、主成分分析法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由于生态安全变化时空规律具有模糊性，为全面、合理地评判生态安全现状及发展趋势，采取多因素模糊综合评价更具有科学性。
模糊综合评价是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做出全面评价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多因素决策方法，其特点是评价结果不是绝对地肯定或否定，而是以一个模糊集合来表示。选取有代表性的生态因素（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生物多样性等）作为评价因素集，确立各因素的评价因子，通过综合各单因素中各因子的评价结果，得出单因素的模糊矩阵，根据模糊矩阵和各因子权重进行单生态安全因素综合评价。综合生态安全各单因素评价结果得到总体环境模糊矩阵，根据模糊矩阵和各环境因素权重进行总体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5 完善城镇化生态安全评价及监控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5.1 地方政府应重视城镇化生态安全评价
近年来，城镇化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重经济轻环境，在招商引资中降低环保门槛，违法违规审批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有的地方政府置国家环保法律法规不顾，出台土政策，阻碍正常环保执法，导致环保部门无法正常履行监管职能，更谈不上开展生态安全评价工作了。
5.2 加强监测能力建设
当前各地区环境监测能力均有了较大提高，但仍存在二级站人员编制、监测用房不足，三级站人员结构不达标，部分市（县）基本仪器配置不够的现象。根据2012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全国各级环保系统实有人数205334人，其中，各级环境监察人员不足7万人，而全国产生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己超过百万家。就安徽省来说，据2012年统计数据，安徽全省共有环保机构450个，环保人员为5816人，其中环境监测人员仅有2070人。据统计，全国只有1/3的县设有环境保护局，有近10%的县尚无环境保护机构，每个县级环境保护局不足9人，每个县级环境保护监测站不足11人，每个县级环境保护监理站不足7人，每个县环境保护仪器设备总价值不足3.3万元，特别是在广大小城镇一级基本上没有环境保护机构，很多污染严重的乡镇也没有环境保护机构，甚至相当数量污染严重的乡镇没有一个环境保护人员。
5.3 在环境监测中贯彻优先监测原则
监测项目受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将所有的监测项目都加以测定，只能是对那些优先监测污染物加以监测。所谓优先监测物主要是指以下污染物：①标准中要求控制、在环境中难以降解的污染物；②危害大、毒性大、影响范围广的污染物；③出现频率高的污染物。
5.4 加强生态承载力的预断评价
预断评价也称为影响评价或未来评价，是对计划兴建工程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并作出评价，从而对不利影响提出减免或改善措施，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由此可见，预断评价是工程规划设计阶段进行可行性论证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评估一个地区或生产部门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适应能力的重要手段。与预断相对应的是现状评价。现状评价是对在建工程或已建工程的现状进行环境质量评价，以便了解工程的环境状况，针对不利影响提出措施，保证和提高环境质量。例如有些部门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在工程施工期间进行过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找出施工噪声危害及中华鲟过坝等许多主要影响项目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途径。在城镇化进程中，各地不仅要注重现状评价，更加要重视预断评价，通过各种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威胁进行预断评价，预测当前的生态环境是否能承载人们的城镇化活动，从而实现超前预防和超前控制，并努力将这种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
摘要：维护环境安全是当今国际、国内社会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密不可分的基础。本文从分析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形式、环境安全的概念和含义及内容定义出发,结合我国的环境安全现状和国外学者提出的维护环境安全理论,论述了公众参与维护环境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公众参与维护环境安全对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众参与 维护 环境安全 重要性 现实意义
一、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形式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从社会学角度讲,是指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我国开展公众参与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相关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已越来越重视,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与环境安全有关的各种活动。公众的范围包括普通群众、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除政府的行政行为和企业的环境安全责任行为以外,其他所有环境安全行为均可认为是公众参与行为。公众参与环境安全的形式主要有2种:(1) 加强自身修养,规范自身行为,自觉地将环境安全思想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2) 影响和督促他人加强环境安全的行为和意识。
二、什么是环境安全
1.环境安全的概念和含义:国际上,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环境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见之于法律和政策文件的环境安全,主要有两种。一是 environmental safety;二是environmental security。这两者在英文中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着重介绍三种环境安全概念。
第一种安全(safety),主要是对人体健康(或卫生,health)和生产技术活动而言,主要指对人的健康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生产安全、劳动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产品、安全设施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生产技术性的安全问题。第二种安全(security),主要是对人为暴力活动、军事活动、间谍活动、外交活动等社会性、政治性活动以及社会治安与国际和平而言,主要指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社会政治性的安全问题。第三种安全,即兼顾上述两种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或广义的安全。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和危害的良好状态。事实上,技术性的安全概念和政治性的安全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环境问题的安全,都以环境资源作为介质或都直接指向地球环境和大自然,因而很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例如,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问题时,往往离不开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是基础,社会政治性的环境安全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后者是前者严重化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后者包括前者。
2.环境安全的内容定义:环境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的方式、手段和途径。是指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着眼于国家环境权益目标,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环境状况和环境利益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一种状态,能够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民的生存繁衍和富裕起到维持和促进的作用,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战争,而不产生危害和负面影响。国家环境安全具体表现为环境的各要素保持完整和完备,国家环境主权独立,国家支柱产业竞争力增强,资源、能源供应得到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经受国内外动荡的冲击。国家环境安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控制的主题是谁;②什么是关键的资源;③控制的范围和程度。按照其包括的内容可分为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环境权益安全和国家环保产业安全。其中生态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中心,环境权益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基础环节,而环保产业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经济内容。
三、我国的环境安全现状
近几年来,人类和世界各地连续遭遇了海啸、地震、飓风、暴风雪、大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同时,还遭遇了SARS、禽流感、疯牛病、艾滋病等全球大面积传染病的危害和侵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自然灾难普遍爆发时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与过度消耗正在不断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毁灭,也造成了生态灾害和灾难的不断发生。自然灾变的频临将成为今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全世界都将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解决或寻求人类面临环境危机中——求其长久生存以及寻求另外一种生存生态文明!
目前,我国的环境安全现状更是令人担忧,除了上述的灾难和危害曾经出现,且有的危害还在不断发生外,在我国还存在以下影响环境安全的因素:①环境污染严重。水、大气、土壤等污染十分突出。2006年,七大水系197条河流、408个断面中,四、五类水体占28%,劣五类占26%;全国38%的城市环境空气处于中度或重度污染;城市中的居民健康不断遭受到大气污染的侵害,有些城市近几年还出现了非常恶劣的空气污染危害,一遇到大雾或沙尘暴天气城市居民就已经到了窗户不敢开、门也不敢出的地步,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污染呈现加重趋势;酸雨影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发生较重酸雨城市的比例已有所增加。土壤污染威胁农产品安全;畜禽养殖业污染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污染,造成农村环境安全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②生态破坏问题突出。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增长,但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林地流失依然严峻,生态功能不足;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每年增加退化草地200万公顷;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物种资源流失严重,有害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海洋生态破坏严重,物种急剧减少,赤潮灾害频发;以江河断流、湖泊湿地萎缩、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为主要特征的水生态失衡问题仍未解决并呈扩大趋势。③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荒漠化仍呈蔓延趋势。④环境风险居高不下。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时期。环境事件引发的重要原因,一个是安全生产事故,另外一个就是企业违法排污。这既是一个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又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些地方忽视环境安全问题,甚至急功近利,项目建设中选址不当,把一些化工、石化、冶炼等高危行业建在饮用水源地、江河沿岸、城市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地区和人群密集地区,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将会造成巨大的环境灾难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⑤群体性环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污染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近年来,群众的环境投诉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
Abstract: Ecotourism develops rapidly and has become the hot spot already.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uch as the accidents often occur in many scenic areas; many community residents have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scenic area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this paper chooses Li River Gudong Scenic Area as the study area and studies the ecotourism safety cognition of tourists, employee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based on the stakeholder theory.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生态旅游 旅游安全 安全认知
Key words:Stakeholders Ecotourism Tourism Safety Safety Cognition
作者简介:安启(1981-),男,山东日照市人,桂林理工大学党委办公室,硕士,助教,主要从事生态旅游研究;王金叶(1965-),男,甘肃民乐县人,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保护与研究工作;孙志强(1980-),男,河南商丘人,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生态旅游”的概念,短短二十几年时间,生态旅游发展迅速,成为一种重要的旅游形式。游客在追求生态,享受生态的同时,很多时候却忽视了旅游最基本的保障――安全,导致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为了更好的发展生态旅游,了解游客、景区从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对于生态旅游安全的认知状况,给景区、游客和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选择桂林漓江古东景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对生态旅游安全认知进行了研究。
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350份。其中,旅游者发放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份,有效回收率92%;从业人员发放50份,回收有效问卷48份,有效回收率96%;社区居民100份,回收有效问卷30份,回收有效率30%。为了弥补调查问卷的不足,在做调查问卷的同时,本研究同时采用了访谈的调查方法,主要是通过与工作人员沟通了解景区安全状况;特别是与居民的访谈,由于关于居民的问卷回收率过低,在对居民进行分析时,访谈记录起了主要作用,有效地弥补了单纯分析调查问卷的不足。
一、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安全认知状况
1.1旅游者安全认知状况
根据游客部分资料分析得到的实证结果,结论如下:
(1)对生态旅游安全关注程度
大部分游客对生态旅游安全较为关注,但是,更侧重于对于景区安全保障方面,自己对于安全方面知识了解不多。
(2)对旅游安全法规了解程度
大部分游客对于旅游安全法规了解不多,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责任不明确。
(3)发生安全问题原因认识
侧重于将责任归咎于景区,而非旅游者本身。
(4)安全要素认知
生态旅游者认为对自己安全程度影响最大的几个因子是:景区自然灾害、景区饮食卫生情况、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生态旅游从业人员安全意识。
旅游者把安全责任主要归于景区及其工作人员身上,另外社区居民也有两个重要的因素,而游客对于个人因素打分较低。
参加生态旅游的游客更加注重景区的安全保障措施,景区保障因素、景区自然因素和工作人员因素占了主要方面。
1.2 从业人员安全认知状况
对生态旅游从业人员部分资料分析得到的实证结果如下:
(1)对游客安全问题处理
安全事故发生较多。有82%的从业人员都曾经处理过游客安全事故。
(2)法律法规
从业人员渴望相关的安全法律法规制度能够更加完善,这样更有利于安全事故的处理。
(3)安全培训
安全培训有待加强。大多数从业人员都接受过关于安全方面的培训,但是,培训周期很长,很多只是上岗前的一次培训。
(4)游客安全意识
大部分从业人员认为,游客的安全意识不够强。
1.3社区居民安全认知状况
根据调查分析,社区居民对于生态旅游安全认知结论如下:
(1)文化冲击
生态旅游的开发对于传统文化有影响,但经济利益更重要。社区居民对于当地文化的关注程度并不高,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相反,更注重经济利益。
(2)自然环境
生态旅游的开发,对于环境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保证游客的旅游质量,景区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满足游客需要,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游客的旅游质量,也带来了旅游收益,但损害了社区居民的利益,影响到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导致了社区居民与景区之间的矛盾。
(3)旅游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不均衡。随着旅游的开发,本村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和以前相比在逐渐拉大。另外,还有一部分在景区工作的人员,他们和外来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所以,这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均衡。
1.4对环境安全的认知状况
(1)旅游者
旅游者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旅游环境,但是,有一部分游客对于环境的重视不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现象时有发生。游客对于自身旅游给环境造成的影响,关注不够。
由于自然环境原因,基于保持生态环境的完整性,某些安全措施并不是十分完善,游客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预防不够,有可能对游客安全造成威胁。
(2)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在操作过程中,更注重的是经济利益,而对环境重视不够。
(3)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对于生态环境十分重视,强调保持环境的原生态性,反对破坏环境的旅游设施、旅游活动。
二、主要利益相关者关于生态旅游安全认知方面的差异
根据调查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主要利益相关者在以下几方面存在差异:
2.1旅游者与从业人员的安全认知差异
(1)安全预防
旅游者:景区从业人员应该做好对于有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的预防,例如在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设置警示牌,设置安全消防设施等;在景区旅游过程中,主要是享受生态风光,体验生态乐趣。
从业人员:游客在来此旅游之前,应该对这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条件有所了解,并应该具备一些旅游安全基本常识;在景区旅游过程中,不能忽视安全。
(2)安全执行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容易在精神上放松了警惕,行为上放纵游玩, 这些都为旅游安全隐患变为现实,提供了温床及恣意扩大的空间。
从业人员:游客在景区旅游过程中,把精力注意力都放在了体验旅游上,不愿意听从从业人员关于安全的建议,因此,很多从业人员就干脆不再提醒旅游者。
(3)安全保障
旅游者:景区应该有比较完善的保障措施,不用担心景区的安全问题。
从业人员:安全保障是整个景区的问题,真正发生安全的事故,很多时候不是个人原因,既然景区已经设置了很多安全保障措施,就没有必要太注重旅游者的安全了。
2.2从业人员与社区居民的安全认知差异
(1)经济安全
外来从业人员:外来从业人员主要关心自己的经济安全,对于其他方面考虑较少。
本地从业人员:在注重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很重视环境和社会效益。
社区居民:更加注重环境的保护,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
(2)职位竞争
社区居民:外来从业人员对于他们获得就业岗位,构成了威胁。
外来从业人员:应该公平竞争,不应该局限于本地居民,这样有利于景区的发展。
2.3主要利益相关者安全认知差异分析
(1)旅游者
旅游者认为,景区为其提供了旅游产品,应该保障旅游安全,对旅游安全很注重,但现实旅游过程中,过分注重旅游享受,忽视旅游安全;同时,游客存在既注重环境质量,又破坏环境的矛盾。
(2)从业人员
从业人员认为,在景区提供了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安全问题就是游客应该自己注意的,没必要,也不会再去过多关注他们的安全情况。
(3)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更注重环境的保护,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够重视。
三、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安全关系分析
通过前文的调查研究及分析,本文将生态旅游者、旅游从业人员、当地社区居民和生态环境四个关键利益相关者置于系统动力学的框架中,并作为系统中的要素,构建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旅游安全方面的结构关系和认知行为模式,分析利益相关者的安全利益关系。旅游从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分别受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动,通过各种方式对旅游生态系统施加影响,影响着系统的生态质量和旅游质量,并最终影响到生态环境安全和旅游安全。
生态旅游者的利益诉求点是获得高质量的旅游经历,属于非经济利益,因此与保护区或生态旅游景区之间的和谐性较大。生态旅游者除了保证其旅游行为生态之外,还应当造福当地社区,保持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敏感,并真实地反映当地文化价值观。
社区居民既是利益主体,也是构成社会环境的一部分,甚至是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生态旅游影响的敏感者和承受者,其可能扮演着管理者、经营者以及目的地居民等角色,受益主要体现在就业和经济收入的增加,以及社区作为旅游目的地公共设施的改善,社会文化开放度提高等。因此,社区既是利益主体,也是载体,社区角色的多重性和动态性,使得社区在生态旅游中地位特殊,由于生态旅游资源较强的脆弱性,社区主动参与生态保护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事实上,相对于社区主动扮演生态保护者的角色,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的利益分配角色,而把社区参与一般旅游与参与生态旅游混为一谈,从而淡化了这一重要的角色行为。从理论上说,社区在生态旅游发展与管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可能处在不同阶段,且大多数的社区参与停留在较低级的阶段。生态旅游对当地环境和社区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著,目的地居民的主客关系也开始发生转变,甚至发生抵触和冲突。
在这种认知情况下,社区对维护文化的自然性和原生性以及保护环境的参与性表现得更为被动。社区角色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之间既是共同利益合作的过程,也是各自利益冲突的过程。因此,社区参与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
旅游企业的角色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为生态旅游社会文化环境系统注入新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以及能量;另一方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甚至是恢复的不可逆转性,影响到环境安全,进而影响到旅游质量安全,最终会影响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从安全角度建立和分析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结构关系和行为模式,揭示各利益相关者矛盾运动和安全利益冲突的焦点,规范各参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进一步研究利益获取和分配、权利义务平衡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有效规范各利益主体角色行为的管理机制,为资源的有序利用和生态旅游实践的健康发展提供策略和依据。
四、研究局限及对未来的展望
由于时间及精力限制,本研究只选取了桂林漓江古东景区作为研究样本景区,只研究了三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安全情况的认知,然后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生态旅游安全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希望本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今后,对生态旅游安全体系的研究,能够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通过更多研究途径,不断地完善生态旅游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众参与 维护 环境安全 重要性 现实意义
一、公众参与的内涵及形式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从社会学角度讲,是指社会群众、社会组织、单位或个人作为主体,在其权利义务范围内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我国开展公众参与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级相关管理部门对公众参与已越来越重视,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与环境安全有关的各种活动。公众的范围包括普通群众、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除政府的行政行为和企业的环境安全责任行为以外,其他所有环境安全行为均可认为是公众参与行为。公众参与环境安全的形式主要有2种:(1) 加强自身修养,规范自身行为,自觉地将环境安全思想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2) 影响和督促他人加强环境安全的行为和意识。
二、什么是环境安全
1.环境安全的概念和含义:国际上,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环境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见之于法律和政策文件的环境安全,主要有两种。一是 environmental safety;二是environmental security。这两者在英文中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下面着重介绍三种环境安全概念。
第一种安全(safety),主要是对人体健康(或卫生,health)和生产技术活动而言,主要指对人的健康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生产安全、劳动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产品、安全设施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生产技术性的安全问题。第二种安全(security),主要是对人为暴力活动、军事活动、间谍活动、外交活动等社会性、政治性活动以及社会治安与国际和平而言,主要指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社会政治性的安全问题。第三种安全,即兼顾上述两种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或广义的安全。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和危害的良好状态。事实上,技术性的安全概念和政治性的安全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环境问题的安全,都以环境资源作为介质或都直接指向地球环境和大自然,因而很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例如,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问题时,往往离不开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是基础,社会政治性的环境安全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后者是前者严重化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后者包括前者。
2.环境安全的内容定义:环境安全最根本的内容是国家对关键资源的支配和控制的方式、手段和途径。是指主权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着眼于国家环境权益目标,采取各种措施保障环境状况和环境利益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威胁而保持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一种状态,能够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国民的生存繁衍和富裕起到维持和促进的作用,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战争,而不产生危害和负面影响。国家环境安全具体表现为环境的各要素保持完整和完备,国家环境主权独立,国家支柱产业竞争力增强,资源、能源供应得到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经受国内外动荡的冲击。国家环境安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控制的主题是谁;②什么是关键的资源;③控制的范围和程度。按照其包括的内容可分为国家生态安全、国家环境权益安全和国家环保产业安全。其中生态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中心,环境权益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基础环节,而环保产业安全是国家环境安全的经济内容。
三、我国的环境安全现状
近几年来,人类和世界各地连续遭遇了海啸、地震、飓风、暴风雪、大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同时,还遭遇了sars、禽流感、疯牛病、艾滋病等全球大面积传染病的危害和侵蚀,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自然灾难普遍爆发时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与过度消耗正在不断造成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毁灭,也造成了生态灾害和灾难的不断发生。自然灾变的频临将成为今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全世界都将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解决或寻求人类面临环境危机中——求其长久生存以及寻求另外一种生存生态文明!
目前,我国的环境安全现状更是令人担忧,除了上述的灾难和危害曾经出现,且有的危害还在不断发生外,在我国还存在以下影响环境安全的因素:①环境污染严重。水、大气、土壤等污染十分突出。2006年,七大水系197条河流、408个断面中,四、五类水体占28%,劣五类占26%;全国38%的城市环境空气处于中度或重度污染;城市中的居民健康不断遭受到大气污染的侵害,有些城市近几年还出现了非常恶劣的空气污染危害,一遇到大雾或沙尘暴天气城市居民就已经到了窗户不敢开、门也不敢出的地步,一些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污染呈现加重趋势;酸雨影响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发生较重酸雨城市的比例已有所增加。土壤污染威胁农产品安全;畜禽养殖业污染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污染,造成农村环境安全的问题已越来越严重。②生态破坏问题突出。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增长,但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林地流失依然严峻,生态功能不足;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每年增加退化草地200万公顷;有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物种资源流失严重,有害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1200亿元经济损失。海洋生态破坏严重,物种急剧减少,赤潮灾害频发;以江河断流、湖泊湿地萎缩、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为主要特征的水生态失衡问题仍未解决并呈扩大趋势。③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荒漠化仍呈蔓延趋势。④环境风险居高不下。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时期。环境事件引发的重要原因,一个是安全生产事故,另外一个就是企业违法排污。这既是一个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的问题,又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些地方忽视环境安全问题,甚至急功近利,项目建设中选址不当,把一些化工、石化、冶炼等高危行业建在饮用水源地、江河沿岸、城市居民区等环境敏感地区和人群密集地区,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将会造成巨大的环境灾难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⑤群体性环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污染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近年来,群众的环境投诉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严重影响社会稳定。⑥经济结构建设不合理,重要战略资源短缺。经济结构的内在缺陷可能直接导致对国家环境安全的威胁。由于我国的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较少,入水资源、耕地资源、森林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等,特别是天然气和石油供给不足,无疑会极大地影响到我国的环境安全。四、公众参与维护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为了实现和维护环境安全,国外有的学者提出了“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委托论”。“环境公共财产论”认为:空气、水、阳光等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环境要素,不能象古典经济学的观点那样,认为它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物,因而是一种“自由财产”,任何人无需支付代价即可任意占有和处置。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的环境要素,在当今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以致威胁到人类的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不应再视为“自由财产”,不能成为所有权的客体。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对人类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来说,她应该是人类的“共享资源”,是全人类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将环境的产权(所有权)赋予国家,由国家作为环境的所有权人将环境分配给各个利益主体,在利益主体之间形成有序的关系,从而克服市场失灵和“公地的悲剧”,之所以不直接将环境的产权授予各个利益主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有些环境要素如大气产权难以界定;二是让国家持有产权可以使国家保留调控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权力。另外,环境安全按照覆盖范围的大小,可以分为地方环境安全和国家环境安全,如果一种环境安全的效应外溢到到其他地方比较少,就可以将它视为地方环境安全。地方环境安全主要为当地居民提供环境利益,可以由地方政府来营造和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为全体民众提供环境利益如大的湖泊或者森林,政府就应承担保护和改善的责任。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环境安全建设中的作用。公民和社会组织所起的作用应理解为帮助和监督政府履行职责,也就是民主机制的一部分,具体表现为公民组成社会团体、公民和社会团体参与政府决策、公民和社会团体监督政府。政府应当在建设环境安全的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公民和社会团体起的是辅助的作用。但是,社会自治在国家之外扮演独立角色,在现阶段起到补充作用;同时,国家对环境的管理是受全国民众的委托行使管理权的,因而又不能滥用委托权。针对政府失灵,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来解决,而应该发挥社会和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和监督来避免。这就是公众参与维护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总之,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环境安全现状,每一位公民和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有序的参与维护我国的环境安全,这也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维护国家的环境安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履行应尽的职责,企业和相关人士履行应尽的义务,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否则,维护环境安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把自己环境安全意志上升为国家环境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可以通过公民自己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广泛积极参与,依法监督和维护国家的环境安全事务,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公民和各种社会团体有序的积极主动参与维护环境安全,还充分体现了我国民主和法治、参与和秩序、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结合,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现阶段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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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有奎,陈灌春,李永青,谯华,敖漉.环境安全概念探讨.后勤工程学院学报 ,2006,(02).
知识管理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不完全相同。通常认为，知识管理指个人、组织或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知识和知识流动的过程、知识组织机构、知识资产、知识人员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以期实现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从而促进知识的价值增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知识管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规律，运用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内、外部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潜能，建立知识库，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从而达到最佳的知识产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功效管理过程。对于生态安全来说，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映。结合狭义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生态安全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权、生存权、健康享乐权、必要资源权、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或人文）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系统工程，它是环境、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结合以上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高校的生态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社会生态系统安全三个方面，即能为师生员工生活、学习、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时高校自身运行良好，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能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科研服务的一种良好的状态。
二、高校生态安全的知识性分析
1.系统性。
高校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跟知识有关。高校自然生态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树木花草的种植，自然环境的绿化，校园整体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作为积累。而高校人文生态安全更需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探访神奇的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中体现知识系统性的魅力。高校的社会生态安全是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社会声誉的综合反映和系统的写照，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了其知识的传递、升值过程，也正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2.动态性。
高校的生态安全正如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一样，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所高校受其综合实力、科研水平、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文明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动态性，这跟知识的学习一样，常用常新。
3.艰巨性。
高校生态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后进行整治和治理，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超出了前期的投入，所以高校生态安全又具有艰巨性。知识也如是，一旦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就会产生惊人的后果。例如，携带核弹头的原子弹用在战争上，会对人类产生毁灭性后果。当然，对于知识的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更需要经过专业的熏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具有一定的艰巨性。
三、影响高校生态安全的要素分析
高校生态安全包括自然、文化、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因为自然因素出现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就会直接表现出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是间接影响因素，它们主要是通过自然因素这一中介变量对生态安全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然因素作为文化、社会这两个变量的中介变量来研究生态安全。从该模型可知：要想解决高校生态安全问题，可以从自然、文化和社会这三个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把这三个方面作为影响生态安全的3个一级指标，而自然因素又分为高校环境绿化、高校空气状况、高校植被情况、高校物种多样性、高校土地资源、师生居住情况6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分析；文化经济因素可分为高校教育教学、高校的科学研究、高校的人才培养、高校的文化传承4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社会因素分为高校的生态安全意识、高校的生态宣传力度、高校师生数量、国家对高校的政策、高校规模扩张程度、高校拥有生态技术、高校科技教育经费、高校汽车数量8个二级指标来分析。这样我们可以从18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生态安全的破坏程度，每一个指标有一个合格或良好的经验值（标准值），用管理学上的专家打分法对高校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估，邀请专家对这3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进行打分，打分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这个指标最终得分，再根据指标的相应权重，得出总的得分与相应的经验值比较，判断高校生态系统的安全程度。
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1.生态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在一些没有设立生态、环境资源等专业的高校，其生态安全教育体系尚未形成，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编写、师资配备都不完善，要真正开展非生态专业大学生的生态安全教育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开设了相关专业的一些大学，主要是进行专业课教学，非本专业的大学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相关的教育熏陶。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招收的环境类专业学生不到普通学校招生总人数的0.5%，非生态专业学生占绝大多数，而在非生态专业开设与生态相关选修课的院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没有选修或必修过生态安全教育相关课程，没有接受过生态安全教育，这势必导致大学生对生态安全和生态环境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更不能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2.生态安全教学设置不够合理。
在教学体系方面，许多高校只重视生态专业或是环境专业学生的课程设置，但是在非生态专业或环境专业的学生中，把生态安全教育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非常少。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高校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具有生态意识、懂得生态文明、有专业技术的现代人，因此在大学教育教学的培养方案中，就应该含有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伦理道德观的内容；在专业设置方面，对非生态专业的学生来说，虽然不是其专业课，但是高校的课程设置应该包括生态意识、生态的重要性、生态安全危害性及生态安全的基本技能技术等内容，并且有相应的学分。
3.缺乏长远通识生态安全意识。
生态意识是开展生态安全教育深入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就不可能对生态安全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以下三种情况都是因为生态安全意识的缺乏导致的生态安全：一是过度开采带来的生态安全；二是盲目引进外资带来的生态安全；三是忽视森林资源保护带来的生态安全。我国的高校生态环境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虽有几百所大学开设了环境专业，但在专业学生中的生态环境专业教育不能代替在非专业学生中的生态普识教育，更不能替代生态文明教育。生态安全意识，事关21世纪我国能否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远景目标。
五、实施高校生态教育的对策
1.加强高校生态环境建设。
要推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就必须把高校生态安全教育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而加强高校的生态环境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建设。高校要加强绿化，植树种花，注重校园美化，保护物种的多样性，维护高校生态平衡，让人在一个芳香宜人、绿树成荫的环境里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加强高校人文生态环境构建。如先贤感悟、节能降耗、低碳出行等的生态文明行为，这些均能激发师生践行生态文明的意识，也能自觉地内化自身素质，提升师生员工内在人文素养，表现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动。三是强化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的构建。即让师生员工树立良好生态观，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反过来，参与又提升了其主体意识，强化了责任。因此，要提升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让其主动关心生态安全建设，从而慢慢地固化为其行为，养成生态文明习惯。
2.深化高校生态教育改革。
生态学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理念。课堂教育是高等生态安全教育的主阵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高校生态课堂教育模式的改革：一是改革高校的生态课程设置。高校可以在非生态专业、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中开设生态安全教育选修课，课题内容涉及生态观、生态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生态建设的不可逆性等生态安全的特性介绍，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让大学生深刻体会到生态安全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注重生态环境师资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重点大学或研究生院培养生态教育师资力量，为生态环境教育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师资对生态安全教育定期培训，提高高校现有师资对生态安全的教学能力和生态意识。三是寓教于乐，把生态理论教育融于社会实践中。例如，可以将生态理论融于大学生毕业实践的调查和学习中，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对高校所在的地区的山川河流、厂矿企业、生态环境、物种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既让学生了解社会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又得到相应的科学锻炼，也为地方政府正确有效地规划环境治理与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案和依据。
3.加强高校生态实践教育。
高校应视生态文明素养与人格素质、学术品质和职业素养一样重要。高校学生处、团委、学生社团等组织是推进生态实践教育的重要力量，在高校团组织生活会、院校活动中将引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能给广大学生带来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作用。高校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电视台、广播站、校报等，开设生态教育专栏，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并且邀请专家作环保讲座，交流生态环保的经验和体会。
4.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库。
高校的活动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高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均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高校应该建立一个核心的生态安全知识库，集中高校的生态安全的理论知识、教学讲义、科学研究、生态历史资料、环境保护、毕业生生态论文、学术交流等知识组成的知识库。其核心知识库由校学术委员会作为最高的领导层，任命由校长和学术带头人为主的知识主管（CKO）决定其知识共享机制和范围，下设知识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由学校的科研处、教务处、校长办公室、信息中心组成，统一知识库的日常管理，保证生态安全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同时，可以建立校园生态安全知识库的知识共享机制和知识激励机制。
5.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
高等教育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开放性。生态意识的形成，生态习惯的培养既可以在高校也可以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因此，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不能拘泥于某一组织或者范围内，应该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合作，把生态安全知识的节点（高校、政府、居民社区、社会民间组织）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开放的生态安全知识链，让生态安全知识在整个知识链中流动起来，从而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共享、传播与创新。在实践上，高校可以加强与地方政府、居民社区以及敬老院、中小学等机构的合作。开放的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可以有效地运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让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高效运行。
六、结语
摘要：科学技术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证，生态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问题，但是科学技术本身“双刃剑”的特性决定了它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会产生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负面影响，造成生态危机、威胁生态安全。如何有效利用科技，通过科技手段致力于构筑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科技发展的视角回答生态安全问题，有利于从源头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树立全民生态安全意识，倡导新的生态安全观以及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
关键词 ：科技发展；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一、科技发展视阈下生态安全
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科学技术是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它能起到促进国家繁荣、维护生态安全的作用，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而增强。但我们知道，科学技术历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人们带来现代科技恩惠的享受时，也带来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产生的一些科技事故和风险威胁，其中生态安全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因此，生态安全与科技安全联系密切。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和生态危机的出现，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全球热点话题，并且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以及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安全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全球的高度重视。所以说，科技的有效利用则可以发展生态，促进安全，反之若使用不当则会败坏生态，带来物质生产、人类生存、生态秩序的危机。
那么，何谓生态安全问题以及生态安全问题产生的缘由是什么呢？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过多干预、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资源，由此造成的生态失衡、自然资源分配异化导致人类自身的异化，反过来惩罚人类的恶向反馈结果。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以科技革命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渐加剧，自然资源短缺、土壤沙化、水质污染、洪涝灾害、大气雾霾、地震等生态问题接连显现，并且由发达国家工业化引起进而蔓延全球的环境公害事件时而发生，使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重视生态保护、维护生态安全已经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从科技发展视角研究生态安全问题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科技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相互关系研究。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即科技发展对生态安全的负面影响和科技进步对解决生态安全的作用。一方面科技发展对生态安全造成了危机。这直接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恶化，使得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越来越明显。那么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的原因有哪些呢？这其中当然包含多个方面原因，有政治经济领域的、有人文社科层面的、也有人们道德价值理念等种种方面，可是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科技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首先，科技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交际的范围，提高了人们影响环境的能力。以往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范围只是在其所需资源分布的范围以内，如今人类在科技的推动下的生产活动的空间范围不断拓展，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毫无节制地开发，打破了自然的常态规律，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自然平衡。其次，现代化高端科技的急速发展超出了对它自身所能掌控的能力，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后果。例如核能的发现与利用，无性繁殖技术的发明推广等虽说是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就，但是如果使用和掌握不当的话，随即都可能危害人类自身的安全，招致灾难性的毁灭。第三，盲目地推崇科学技术，认为科技是万能的，科技永远引领文明，向来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其实任何科学技术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生产技术和工艺技术的不合规范及不符标准，把大量的资源作为废弃物排放的结果。另一方面生态安全的解决最终还要靠科技的进步。虽然说对生态安全的威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科技的负面影响造成的，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最终还得依靠科技的创新进步。首先，生产上要有效利用新兴生态工艺取代传统落后工艺，实现无害生产。在自然系统中物质的循环是封闭流变的，一些过程的终结恰好是另一过程的开始。所以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系统的物质在循环运动、转化和再生产，是规避排放有害废物的有效措施。例如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就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措施有扩大耕地面积、提高亩产量，但是耕地面积和单位产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扩大农业生产最根本的出路还得依靠发展生物技术、运用生态工艺，使用高科技的手段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是说，确保生态安全的根本举措在于发展科技，提高生态安全的整体水准。
第二，对相关理论基础内容的研究。首先，对科技伦理学的性质和相关学科加以阐述。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向来是中外伦理学家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伏尔泰曾说科学技术是一种人类支配自然的手段，我们在开发利用自然的时候，如何做到科学合理、体现人类的主体性特征，这时伦理内涵的构架与价值属性引导就成为人们现实需要面对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进步始终是推动道德进步的重要动力，它决定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甚至改变社会的道德舆论、促进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促进人们包括生态安全观在内的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也深化伦理学自身的发展，最终规范和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其次，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思考的生态伦理学视角分析。生态伦理学是一门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科学，它以确立和制定人与自然交往时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为主要任务。
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需要全球民众的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此外，保护生态安全对民众开展有关生态文明教育、生态伦理价值观引导也有重要作用，人类日趋寇待加强处理好与自身朝夕相处的自然环境间的和谐关系。再次，对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出当代的阐释。可持续发展观自20世纪70年代提出以来，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它能够较好地协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关系，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点，倡导以人为本、崇尚全面协调发展观，已逐渐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接纳和推崇，倡导环境保护的学界学者们也很赞同这一发展观，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和伦理规范。
第三，探讨当代科技使用视阈下的生态安全现状、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如今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制约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探求从源头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路径，树立全民生态安全观以及可持续的发展观，进而通过科技手段构筑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格局。首先，生态保护存在的问题分析。对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环境压力大、生态保护相关政策和法规法制及标准不完善、生态保护投入不足、生态保护的科技及信息支撑薄弱等问题展开论述。其次，生态安全建设的主要对策。例如正面引导教育、政策激励、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制约、监督完善构建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教育、奖惩结合、借鉴国外经验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最后，生态安全问题研究前景分析。加强对生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对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现实发展的实践需要。
二、国内外有关科技发展与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现状分析
1.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生态安全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被提出，当时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分析可知主要有三大客观因素：一是生态赤字膨胀，自然灾害加剧；二是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出现问题；三是西方欧美国家关于生态环境安全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涌入国内。近些年来，国内研究生态安全的学术和科研著作出版数量都有大量增加，并且从多学科、多视角的向路展开了理论上的挖掘探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有下：
（1）对于生态安全概念的定义，建立生态安全指标体系方面，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中国科学院陈星等人经过归纳指出，生态安全概念的内涵可分为两类：一类强调生态系统自身健康、完整和可持续性，另一类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类提供完善的生态服务或人类的生存安全；陈国阶进一步提出生态安全的狭义概念，认为专指人类生态系统的安全，有时空性和地域性区别，具有动态的特征，强调以人为本，并提出生态安全的衡量标准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是否处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郭中伟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认为生态安全的范畴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否遭到破坏；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在《环境保护》上连续发三篇有关生态安全的特稿，对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认为国家安全应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三个基础组成部分，并且指出国土、水、人民健康和生物是我国生态安全的四个主要方面。”此外，专门研究区域生态安全分析的学者肖宁等还指出，关键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生态系统健康与服务功能的可持续性，主要生态过程的连续性等是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科院余谋昌教授指出，“生态安全”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是国家新的安全观的重要方面。
综合国内学者分析，他们大都把生态安全的本质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认为是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有机结合，生态系统的安全是重中之重，是生态安全的核心体现。
（2）对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生态安全典型案例的研究，国内学者也有所建树，如郭中伟、俞孔坚、谢花林等人。其中郭中伟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定义生态安全，指出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是否受到破坏,生态功能是否受到损害。目前，国内多数情况下适用国家环保总局于2003年颁布的《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中选用的指标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作为评价的标准，主要分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三个类型方面。
2.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从宏观角度分析，国外生态安全研究的视角重点围绕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民族问题、军事战略、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等问题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普遍认为科技生态安全是维持人类、社会、政权和全球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上通过了危害全球生态安全的环境相关公约。此后生态安全的概念开始逐步被国际社会认可和重视。1996年全球100多个国家的200多万人在《地球公约》的《面对全球生态安全的市民条约》中签字。条约在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责任的基础上，要求各成员国及各团体组织互相协调利益，履行责任和义务。1998年各国专家就生态安全概念、不安全的成因、影响和发展趋势等发表了《生态安全与联合国体系》，表述了各自看法，其中有悲观危机的，有中立的，也有积极乐观的认识。生态安全作为一个热点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甚至普通百姓所接受和重视。
（2）从微观角度分析，目前国外关于科技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基因工程，生物的生态环境风险与安全。如以克隆羊多莉的诞生为标志的无性生殖的基因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使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物发展规律，扰乱了自然遗传秩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二是化学药品和材料的施用对农业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如高分子化学发展，人工合成化合物的运用，以化肥、农药和杀虫剂，塑料、氟利昂和尼龙等为代表，它们的生产和使用，在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胡的化学污染，影响了地球地理结构和生态平衡。三是由信息高科技带来的对人类自身的威胁。以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为代表的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虽说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但与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电子黑客”、制造和传播电子“病毒”等道德缺位乃至犯罪的行为；此外，人们长期接触电子产品，造成了对身体的辐射危害，同时人们疏忽身边的亲朋，也造成了人类身心双层的社会伦理生态失衡。四是现代医疗发展带来对生物生存的威胁。例如无性生殖和安乐死等带来对自然系统稳定的破坏，引起了伦理上的生态失衡，同样不容小觑。
因此，推动科技科学发展下的生态安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研究，进一步加大对国内外有关科技与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现状的述析，有利于我们深化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安全困境的协同创新，从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的现实路径。
三、科技发展视阈下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及意义
第一，注重生态安全是深化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需要。生态文明是一种依靠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是对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具有整体性、反思性和过程性等特征。生态安全作为生态文明的表现形式，是对生态文明的有力阐释。生态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问题，科技水平落后或应用不当是产生生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态度认识生态安全问题，并最终通过技术进步的途径解决问题。
第二，注重生态安全是维护人类生存的基础。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现在人类面临生态破坏、环境的持续恶化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人们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有鉴于此，将生态安全问题提高到理论研究的高度并将其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及时处理生态安全领域遇到的问题，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第三，有效利用科技维护生态安全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求。构建生态安全，就是要让生态环境能够有益于经济增长，有益于改善人们健康状况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有序发展。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科技的发展也能够为人类安全提供行动的指南。
四、科技发展视阈下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的现实启示
深入研究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态安全困境，寻求科技发展视域下生态危机的有效解决路径，及时解决现实生产生活中生态安全问题，以便寻求更为理性的科技使用方式对我们具有有效的现实引导。首先，可以规避国内发展遇到的瓶颈，进而开拓科技文明进程的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科学发展之道。其次，可以有效推进经济社会深化革新，实现人的全面提升，进而研发出更加利于资源、社会持续循环的环保技术产品。再次，从科技进步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研究入手，能够为我国协调处理科技发展同生态安全的关系建言献策，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坚持与落实科技发展与生态安全并重协调的发展路径，是国家科学施政的现实必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承续发展，正是今天我们所不懈追求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以及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平衡的文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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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环境监测；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前言
对于水环境的监测与评价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现对水环境的监测，首先需要对自然环境的运动以及变化进行充分了解，找到不利于水环境发展的人类活动。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干旱、洪水以及水污染等带来的生命财产危害频有发生，对于水环境的监测，能够对自然灾害进行及时预防，并且能够为人民的生活带来安全保障。
1 水环境监测概述
水环境监测实际上是面向水环境生态安全问题的管理，其中所涉及的水环境生态安全问题内涵分为两方面：第一，水安全的自然性。第二，水安全社会属性。在水安全的自然性方面，由于自然的因素，自然环境中容易出现干旱、洪涝、河流改道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水体本身的因素以及水环境中水安全系数较低造成。并且，水环境还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森林、城市用水以及土壤等生态系统息息相关。而从水安全的社会性上进行分析，由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用水等因素，使得大自然中的水质被严重污染，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以及水资源的浪费等，都能够引起水资源的功能丧失等。由此可见，基于生态因素的水环境监测，能够及时发现影响水环境安全的因素，并制定合理的水环境保护方案[1]。
2 水环境评价体系建立以及水环境监测对策
2.1 水环境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水环境质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水环境的安全评价指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且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在实际评价指标的建立中，主要包含了水资源管理、饮水安全、用水安全、水污染事故处理等问题。水环境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1）供需矛盾。第一，水资源条件。对当地水资源量以及过境的水分配量等进行分析。对人均水资源量以及每亩水资源量进行分析；第二，可供水量。主要包含的方面为：地下水利用程度、引水功能供水比例、污水排放量、污处理率以及单方污水处理投资等；第三，需水量。主要涉及的方面为：工业节水水平、农业灌溉面积、农业节水水平、田间水利用率、人均用水量以及河道外生态需水等[2]。
（2）生态环境。第一，水环境安全。其中主要涉及农村水体内亩均氨氮含量，河流水质级别；第二，生态安全。包含内容有：草场的退化面积率、水土流失率等。
（3）饮用水安全。第一，水量安全。包含内容为：饮用水短缺风险、得不到安全饮用水的人数。第二，水质安全。包含内容为：水质污染程度、污水灌溉面积。
（4）水资源管理。第一，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包含内容为：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水资源利用规划。第二，水资源法制建设。包含内容为：水资源法律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水权分配等[3]。
2.2 建立水环境敏感监测区
水环境生态敏感监测区的建立，能够便于对水环境生态敏感区指标变化进行监测。生态敏感区的建设，一方面能够将水环境的水质监测范围进行限定，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对敏感区中的不同等级，对当地水环境的现状以及生态学特征进行合理分析。生态敏感区的划分与建立，能够有效地促进水环境生态安全基础建设，以及促使相关保护部门因地制宜地制定保护措施。水环境的生态敏感区等级的划分与建设，其实际的目的在于，专业人员能够通过水环境变化，来制定针对性的水环境保护的措施，进而实现不同阶段的水资源情况变化监测与方案制定。水环境的等级评价与监测，不仅能够实现水土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还能够将水环境评价体系中的指标进行细分，进而使得水环境指标的评价与监测，能够满足不同层面的用水需求[4]。
2.3 建立水环境监测网络系统
对于水环境监测的网络系统建立，在水环境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建立功能比较完善的监控网络系统，且系统中的信息量能够满足实际环境工作中的诸多信息需求。在实际的监测环节中，信息类型不同，其实际的监测时间段也有所差别。例如，不同季节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为了保证不同时段的信息都能够被采集到，因此监测网络建立需要具有信息完备性的特点。此外，监测网络建设还应该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对系统中的信息进行及时更新和维护。对于水环境监测的信息采集，也是为水环境评价体系建设提供重要依据。因此，在实际的水环境信息采集中，需要注意信息采集内容与实际监测内容相符，换言之，水环境信息采集需要具有一定的相同性与针对性。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文章中对水环境监测的概念进行论述，水环境监测主要涉及两方面，第一，水安全的自然性。第二，水安全的社会性。然后建立水环境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供需矛盾、生态环境以及饮用水安全等方面的的指标，最终提出促进水环境监测的对策，建立水环境监测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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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政府责任；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主要指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的十省。具体而言，除去、新疆、广西、宁夏、内蒙古五个民族自治区之外，还包括滇、黔、川、青、甘五省。该地区面积占到全国2/3，而人口数量只有全国1/4，其组成以少数民族为主。因为独特的历史、地理原因，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
（一）问题表现
从目前看来，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问题较之过去虽有减缓，但该地区生态环境系统“从结构性破坏到功能性紊乱演变的发展态势”①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生态安全是一种底线安全，被诺曼・迈尔斯称为“最终的安全”。[1]只有当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范围、程度足以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生存时，才能上升到生态安全问题。[2]
西部民族地区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1.植被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情况不容乐观。西北地区植被平均覆盖率大概只有5%左右，高原北部的植被覆盖率甚至不到1%，植被破坏导致大范围水土流失。据资料显示，西部民族地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了296.6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83.1%。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系统处于恶性循环状态。
2.西北民族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匮乏，而西南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供需平衡失调。水资源匮乏是制约西部民族地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西北民族地区本就干旱，随着近年来气候变暖，青藏高原上有30%以上的湖泊都干化为盐湖。而在西南民族地区，因为技术原因，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极低。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生态与经济发展。
3.民族地区土地沙漠化、石漠化现象严重。我国沙漠化土地主要都分布在西部民族地区，新疆、内蒙古、地区占到全国沙漠化土地总面积81.6%，[3]西南民族地区也面临着严重的石漠化问题。沙尘暴源区扩大，耕地锐减，西部民族地区土地沙漠化、石漠化呈现出了“整体扩大”的态势，极大危害社会正常发展。
4.环境污染程度的不断加重，使生态环境系统功能降低。随着经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放松了工业准入门槛，大量重工业与资源型企业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工业废水、废气的排放给地区环境带来极大污染，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系统的质量与功能被弱化。
西部民族地区多方面的生态安全问题集合在一起，使整个地区生态系统难以有效发挥调节作用，功能紊乱突出，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困扰。
（二）归因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出现严重的生态安全问题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该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西部民族地区本身自然生态环境就极为脆弱。地貌复杂，大部分地区都属于高原、山地、沙漠、戈壁。气候多样，西北干旱多风，西南坡陡多雨，青藏高原空气稀薄，寒冷干燥。受地理、气候影响，西部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
二是经济发展模式影响。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多是仍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由于底子薄，民族地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自然资源被盲目开发，造成生态破坏。东部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大量高耗能、重污染产业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却没有相应的意识与能力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导致区域环境质量日益下降。
三是制度政策不完善。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没有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生态环保法规。生态市场准入机制、生态安全预防制度体系和生态治理补偿机制的不完善，导致西部民族地区的人类活动不重视生态环保作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处于混乱状态。
四是民族地区政府未承担起生态安全责任。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使西部民族地区处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两难境地。在西部民族地区，多方面矛盾突出，政府实际作为难以满足其所承担的责任要求，生态责任处于被搁置状态，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二、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构成
在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突出地位的背景下，政府对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西部民族地区亦是如此。从管理过程论的角度来说，可以将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的生态安全责任划分为生态规划责任、生态建设责任、生态补偿责任以及生态监管责任。
（一）生态规划责任
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由人为活动引起。市场具有“外部性”，②对于生态安全问题，市场自身往往难以驱动其健康运行。正如恩格斯所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4]385在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生态安全责任。生态规划是政府生态安全作为的起始点，生态规划责任是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必须承担起来的生态安全责任。政府在从事生态治理之前，必先进行科学的生态规划，保障生态治理科学展开。对于西部民族地区来说，政府必须承担的生态规划责任主要在于依据本地区实际状况，参考资源优势及生态空间状况，合理进行自然资源配置，制定经济与生态发展战略，严格市场准入标准，科学探寻产业转移方向，积极发展生态产业，保障经济进步与生态安全和谐发展。
（二）生态建设责任
社会中的人具有“经济人”③倾向，把这种假设放置于私营部门，其行为也必定受到自身利益的制约，同时，与政府部门相比，私营部门在大局的认识与掌控上有着先天的劣势，经济社会存在特殊性的西部民族地区更是如此。生态建设，是私营部门不愿做、做不好的事情。因此，生态建设责任是政府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近些年来，随着第三部门兴起，政府也把许多公共事务交给第三部门管理，但不可否认政府在生态建设上发挥的作用是第三部门无法替代的。政府承担起生态建设责任，就是要关注生态规划的整个实施过程，以实际行动促进生态环境好转，保障生态安全。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的生态建设责任要求地区政府适当承担起生态建设的资金、人才投入，建立起生态保护宣传机制，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发展的眼光规范自身生态建设行为，确保生态建设行之有效，促进生态安全发展。
（三）生态补偿责任
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基本都位于西部民族地区，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实现。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是，西部民族地区相比于东、中部发达区经济较为落后，相当比例的贫困人口为改善生活条件，不得不对环境资源进行过度开发。面对这个难题，要寄希望于地区人民增强生态保护意识，迫使其接受环境限制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行的。因此，要加强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恢复、建设，地区政府必须承担起生态补偿责任，基于地区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与建设所做出的牺牲和支出的考量，对生态保护地区及保护者给予合理经济补偿。西部民族地区政府承担生态补偿责任，要求依照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拓宽补偿资金收入来源，实现生态补偿方式实现多样化，从而保障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治理的协调进行。
（四）生态监管责任
生态环境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面向所有人提供供给，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在经济学理论中，美国教授加勒特・哈丁曾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指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有限的公共资源与无限的经济人欲望之间矛盾必然导致资源滥用与破坏，最后造成集体利益损失。避免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的“公地悲剧”，要求地区政府承担起相应的生态监管责任。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很大程度由人为造成，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可长期以来“乱招商、乱开发、乱排放”的现象存在加上生态监管缺失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监管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在解决西部民族地区安全问题过程中不可缺失的环节，地区政府承担起生态监管责任，就应树立危机意识，严格依照法规政策，在市场准入环节从严考察，拒绝重污染企业进入本地。在生态建设过程中，对保护生态安全的行为给予鼓励与宣传，对破坏生态安全的行为现象加以重视及解决。政府承担起生态监管责任，才能保障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治理依照计划进行。
三、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运行机制
要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的生态安全责任运行机制，就要统筹兼顾，建立起地方生态法律与约束机制、政府计划与决策机制、生态教育与宣传机制、行政组织与调控机制以及政府评价与监督机制，使五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进入一种自发的良性运行模式（如图1）。
（一）生态法律与约束机制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5]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运行机制必须以建立地区生态法律与约束机制为首要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环保法体系，但不可否认，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空白。在依法治国的大局势下，西部民族地区应该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发挥地方立法权优势，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完善生态立法，制定环保法规，确立生态环境所有权区分制度和生态投入补偿制度等。同时，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保法还面临着“操作性弱”，“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还有“体制、机制障碍”[6]的问题，西部民族地区政府有必要完善执法体制，加重处罚力度，强化生态职能，真正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运行机制以生态法律与约束机制为统领，用法律来规范地区生态安全管理活动。
（二）政府计划与决策机制
建立与完善政府计划与决策机制，是西部民族地区构建合理的政府生态安全责任运行机制的关键因素。计划与决策是实践活动的指向标，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的生态安全计划科学与否，决策正确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后续整个生态安全治理行动的成败。一方面，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要严格紧跟中央政府思路，尊重纲领式目标，树立全局生态安全意识，制定符合要求的生态安全计划。另一方面，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把握地区生态资源承受能力，明确生态安全目标，制定合理的、适合本地区生态安全发展的计划方案。为保证计划与决策的合法性与科学性，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计划决策应当注重法律顾问的作用，建立完善合法性审查程序，引进公众参与与专家论证，要对拟定计划进行风险评估与集体讨论，确保可行性。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7]414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还应当在生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主动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审查决策是否失误，进行追踪决策乃至二次决策，对不合理的计划与决策进行修正与补救。
（三）生态教育与宣传机制
良性运行的生态教育与宣传机制，是西部民族地区构建合理的政府生态安全责任运行机制的必要元素。公众在生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解决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只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才能使政府负起责任而不敢消极懈怠；只有公民参与才能使政府更有回应性和有效性”。[8]要引导西部民族地区公民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就必须培育民众的生态安全责任意识。十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建设美丽中国与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紧密联系，平安中国也应当包含生态安全的内容。必须加强西部地区民众的生态教育，提升其环保意识，树立正确生态价值观，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人与生态的关系。同时，还要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使西部民族地区民众了解、熟悉生态法规，不仅自觉遵守政策，还可以参与到政府生态安全治理中来，发挥能动性，对政府、企业及个人的生态行为进行监督。除此之外，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应当鼓励合法的生态环保组织发展，树立“榜样”，提高民众对生态安全保护的认同感、责任感，为构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运行机制提供文化支持。
（四）行政组织与调控机制
无论制度、计划，还是其他，最终都要具体到实际的行动中来。科学的行政组织与调控机制，是西部民族地区是否能构建合理的政府生态安全责任运行机制的决定因素。政府的生态行政组织与调控机制运行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制度，反映地区生态文化建设，配套以良好的反馈系统，能动的依照生态规划进行。在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职能发挥相对不够理想，这与当地行政组织组织与调控机制建设有着极大的关系。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的生态行政组织与调控机制有着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在制度上要保证行政组织与调控的科学性。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是生态行政高效的保障，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应当完善生态职能部门建设，加快行政改革，明确分工，促进其高效运行。还要针对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应制度，为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态建设行为提供指导。其次，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在实际生态行政的过程中，应当受到激励机制的影响，政府要以一定奖惩措施强化行政人员生态行为，防止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发生。发挥地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合理配置资源，引进现代化管理方法，保证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的生态建设行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
（五）政府评价与监督机制
科学的政府评价与监督机制是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机制得以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这里的政府评价包括对生态环境质量、政府生态行政工作以及对工作人员行为绩效的评估，而政府的监督机制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激励与约束，政府依据一整套的监督制度，对生态建设主体行为进行规范与奖惩，发挥强化作用。反过来，政府的评价与监督机制又能提供反馈信息，为生态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提供现实依据。建立科学的政府评价与监督机制，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建设意义重大。在西部民族地区，急于摆脱贫穷的观念深入人心，对生态安全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即使有制度出台，却难以保证生态安全建设工作的有效性。针对这些情况，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应当建立起科学的生态评价指标体系，针对生态安全建设中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考察评估，衡量工作效度，还要使内外部监督共同运行，规范政府生态建设行为，根据生态工作人员实际绩效施以奖惩措施，以利益引导行为，保障地区政府的生态安全责任机制良性运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发展。
注释：
①2001年12月29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报告》，
该报告指出，西部地区的生态破坏极为严重，生态系统呈现由结构性破坏到功
能性紊乱演变的恶性发展态势。
②“外部性”主要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了“外
部性”理论，该理论是指一个经济主体自身行为必然会对他人利益产生影响，
而这种影响并不由该经济主体承担。自该理论提出以来，引发了巨大关注。
③“经济人假设”最早由亚当・斯密提出，常用于经济学与心理学分析。是指人
是一种“经济动物”，追求私利，其行为动机都根源于经济诱因，希望以最少
的付出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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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法庭：
生态“保护伞”
10月29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协调会在毕节市金沙县人民法院展开。当事双方分别是金沙县人民检察院和金沙县环保局，而主持协调会的却是仁怀市人民法院副院长、环保法庭庭长陈铭，备受外界关注。
据介绍，由于金沙县环保局怠于履行对辖区内四川省泸州市佳乐建筑安装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责，金沙县人民检察院便向仁怀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协调会召开之后，金沙县环保局对佳乐建筑安装公司作出行政处罚，金沙县人民检察院随即递交了撤诉申请，仁怀市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准予撤诉。
“这是仁怀市人民法院自今年6月跨区域集中管辖赤水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民事、行政案件以来，受理的首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陈铭说，这既是巡回审理、就地办案、方便当事人诉讼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今后审理跨区域环保诉讼案件进行的有益探索。
4月24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正式挂牌成立，同时指定在贵阳、遵义、黔南、黔西南4家中院设环境保护审判法庭，在清镇市、仁怀市、遵义县、福泉市、普安县5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环境保护法庭，率先在全国构建起生态环保案件集中审判的“145”格局，运用司法手段保护绿水青山。
“由于环境资源固有的整体性，往往和行政区划人为的分割性存在着冲突，一旦发生区域性、流域性的污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程序，首先面临的将是管辖权冲突的问题。”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卫认为，贵州根据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区划分，在全国率先实行分区域对环保行政、民事案件集中专属管辖，是对跨行政区域环境诉讼的专属管辖问题作出的一个尝试性回应。
事实上，从2007年11月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正式成立起，贵州就开始谱写拿起法律武器、强化环保执法司法体系建设的新篇。
据统计，2013年全省涉及环保、森林、生态方面的案件有1500多件，其中刑事案件700件，占了将近一半。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在生态文明保护中，我们还要在建立机构方面加以探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建说，比如乌江、草海、盘江等涉及贵州生态环境的流域，都要探索设立流域环保法庭、生态法庭。只要涉及这个流域的环保案子，环保法庭不仅要管好，而且要加大案件的审理力度。
“六个一律”：
利剑斩黑手
4月25日，江口县环保局根据群众举报线索，联合江口县公安局对怒溪镇地楼村偏岩山红砖厂和梵星村黄泥沟两窝点进行突击检查，现场捣毁土法炼汞灶台23个、蒸馏罐33个、简易冷凝设施23套;清理出汞触媒原材料16640公斤，蒸煮汞触媒半成品26260公斤，汞渣81.76公斤，毛汞18.3公斤。
根据《刑法》第33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5号），该案可能构成污染环境刑事案件，省环境监察局、江口县环保局于是同步将该案向公安部门进行移交。
5月13日，贵州省“六个一律”环保“利剑”执法专项行动正式启动，省环保厅、省公安厅迅速衔接，展开联合执法办案行动，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土法炼汞窝点破坏生态环境案件成功告破。
“多彩贵州”拒绝污染，“六个一律”环保“利剑”以最强硬的手段和最严厉的措施向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宣战。
各级环保部门深入一线，跟踪问题、查找问题、督办解决，对全省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采取最严格的监管手段，重拳打击各种环境违法行为。
为加大打击力度，省环保厅将此项工作列入今年对各级环保部门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加强对排污单位的日常巡查，对今后凡是省领导发现而环保部门没有事先发现的环境污染问题，按照失职行为追究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六个一律”环保“利剑”执法专项行动的开展，使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不具备生产条件的企业、生产加工点被关停、取缔，一批环境违法行为被挂牌督办、限期整治，一批环境犯罪案件被刑法处置。
据统计，在历时半年多的专项执法行动中，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出动执法人员6759人次，查处环境违法案件510起，检查企业2662家，下达执法通知书1677份，执行处罚金额1898.46万元。
按照“三不放过”原则，全省关停128家厂矿、企业和生产作坊以及高速公路沿线环境污染源，取缔非法炼汞点、砂石厂19家、非法水晶加工设备3360台（套），挂牌督办违法企业47家，限期治理148家。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贵州主要江河水体及流域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空气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工业企业守法意识逐步增强，非法生产和排污行为有效遏制，全省经济发展环境得到有力保障。
联合执法：
合力出重拳
近年来，由于都柳江流域沿岸锑开采、浮选、冶炼企业的无序生产和当地部分村民私挖滥采，矿井水未经处理直排，造成了都柳江流域的严重污染。
2013年9月，贵州、广西联合监测发现贵州出境断面锑浓度猛增，超标最高达4.90倍，严重威胁了下游柳州市人民的饮用水安全。
今年4月，省环保厅联合省公安厅、省检察院、林业厅、国土厅开展了都柳江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对长期以探代采，无环保手续、环保设施，矿井废水锑严重超标的湖南曾洪源矿业开发公司进行查处，关闭了企业生产线，刑拘了违法当事人，并以非法采矿罪、污染环境罪移送检察院提起公诉。
也就是在同一个月，省公安厅生态环境安全保卫总队、省人民检察院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处、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保护审判庭同时挂牌成立，贵州构建起省级公、检、法配套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司法大格局。
目前，省环保厅与省公安厅建立起七个联动机制和制度，成立了“省环境监察局、省生态环境保卫总队联动执法办公室”;省环保厅会同省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制定工作制度，使环保部门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衔接配合机制逐步形成。
“环保执法司法体系建设，为贵州的环保监督工作布下了天罗地网。”省环保厅副厅长徐毓贤说。
截至9月底，环保部门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案件15起，涉案37人，检察院批捕4人，刑拘10人，行政拘留1人，通缉6人;另有2个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正在取证、侦破中，有力地打击了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得到了环保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
一、设定草原生态保护红线是实现牧区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包含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生态保护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又一条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上的“生命线”。设定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对我区提升生态安全水平、维护边疆稳定、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客观需求
内蒙古草原自大兴安岭两麓到阿拉善荒漠，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北”地区，占全国草原面积的22%，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目前，我区草地生态系统退化现象较为严重并且仍在持续，湿地仍在萎缩，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持续下降。按照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和主体功能区定位，设定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理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改善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构建结构完整、功能稳定的草原生态安全格局，从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二）实现牧区新型工业化的基本保障
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开展大规模草原生态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强社会发展，使全区牧区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内蒙古面对较为突出的能源、重化工业发展与草原生态保护的矛盾，如何创新牧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牧区发展与其他地区工业化文明的有序对接是新牧区建设进程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设定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可以明确草原开发利用的警戒线，控制草原开发利用强度，避免盲目和过度开发利用，推进牧区工业化可持续发展。
（三）促进民族团结与边疆安宁的内在要求
内蒙古外连俄罗斯和蒙古，内接国内八省区，边境线全长4200多公里，处在国家向北开放的前沿。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多，除了蒙古族外，还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其他少数民族，多集中分布在草原牧区，牧区的稳定事关边疆安宁的大局。草原是牧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必须尽早设定并严格坚守草原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牧民生存和发展需要，加强内蒙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四）传承草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途径
“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和主要组成部分。草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物质载体，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如果草原生态环境被破坏，草原文化也就会随之消失，草原牧区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力也将失去源泉。草原生态保护红线是确保草原基本生态功能、传承草原文化等所必需恪守的草原面积，是内蒙古草原牧区发挥生态功能、产业功能、草原文化传承功能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基本保障。
二、设定草原生态保护红线，需要在投入机制、用途管制和负债表制度等方面实现新突破
草原生态红线指对于草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关键草原生态保护区域的边界线，不仅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也是重要物种资源生存与发展的最小面积，严格管理与维护生态红线区，是确保人居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生态红线划定的主体对象是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生态红线划定的主要功能可归纳为重要生态服务功能保护、人居环境保障和生物多样性保育，划定生态红线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对人类持续繁衍发展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划定生态红线旨在保护重要生态功能区，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而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脆弱区/敏感区，减缓与控制生态灾害，从而保障人居环境安全;保护关键物种与生态系统，维持生物多样性，从而确保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质是草原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构建草原生态保护红线的制度体系，目的是建立最为严格的制度，对生态功能保障、环境质量安全和自然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
（一）建立差异性生态红线划分制度
在国家和内蒙古“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生态功能区划”中，确定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单位面积都很大，一般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有的包括多个地市和旗县，单一红线标准难以实施。建议在以上生态功能区的基础上，根据区域内部人口、经济密度和不同的土地用途类型，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居住区、工业区、草牧场等不同的功能区，划分差异性生态保护红线。并且在不同的功能区内部划分核心区、缓冲区、过渡区等，相应设定不同的生态保护“红线”。在确定草原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范围以后，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通过生态重要性评估识别出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空间区域。在系统调研国内外生态功能评价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划定区域分别建立差异性划分方法，以保证生态功能红线划定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首先，对于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划定，主要开展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包括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防风固沙、洪水调蓄等评价内容。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等级分为3级，分别为极重要、中等重要、较重要。将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等级高且人类干扰和胁迫相对较小或易于管控的区域划为重要（点） 生态功能区的保护红线。
其次，对于生态敏感区、脆弱区的划定，主要开展不同类型生态敏感性评价，包括水土流失敏感性、土地沙化敏感性等评价内容。根据生态脆弱区/敏感区的空间分布差异，生态红线划定对象包括水陆过渡区、农牧生态交错区、沙漠化扩展区等。省级以下行政区可根据生态脆弱区/敏感区的内涵，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确定生态红线划定区域。
再次，对于禁止开发区，考虑到各类保护区分布分散，空间交叉重叠程度高，主管部门多、管理严格程度不一等现实情况，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纳入生态功能红线范畴，体现其管理严格性。
最后，为便于对生态功能红线实行严格保护与长效管理，规范化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成果形式与内容，建立图件、数据库、文字报告为一体的生态功能红线成果库。其中，图件包括生态功能红线划定过程中的各类基础图件、不同类型生态功能红线分布图与汇总图;数据库是生态功能红线的基础信息集成，包括地理位置与范围、自然与社会经济概况、保护目标、主导生态功能、主要人类活动影响及存在的问题、管控措施等;文字报告主要说明生态功能红线划定的技术环节、工作过程及结论。
（二）完善基于草原生态红线的产业环境准入机制
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是生态保护中面临的主要难题。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中国第四次绿色GDP测算结果，2010年，全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由2004年的5118.2亿元提高到15389.5亿元，增长了200%，比同期GDP增长高50个百分点，占GDP的比例由2004年的3.2%提高到3.8%，我国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越来越高。内蒙古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单位GDP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逐步控制或降低单位GDP生态环境退化成本是内蒙古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将来即使能够实现单位GDP生态环境退化成本降低，但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总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还会增多，并且因退化的生态环境短期难以恢复而生态环境退化成本会逐年累计。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类型草原生态红线的保护目标与管理要求，详细系统制定差别化的产业准入环境标准，实施严格的项目环评、环境准入和有效的奖惩激励，通过倒逼和引导企业不断加快循环低碳绿色发展，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污染性项目，形成草原合理有序开发的产业准入机制。
（三）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用途管制和负债表制度
贯彻落实在内蒙古考察时提出的“不仅要增加经济资产、减少财政负债，也要增加生态资产、减少环境负债，两个方面都要搞离任审计、搞责任终身追究，也要研究建立相应的财税制度”的要求，需要在明晰草原产权框架下，把草原生态环境纳入自然资产，对整个资产负债的体系进行量化评价。逐步建立草原自然资源资产用途管制制度，保障草原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的合理用途，确保主体功能区和生态环境功能区制度的顺利实施。在全国率先推进领导干部自然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统计、衡量与核算指标体系，摸清草原牧区自然资源底数，包括规模、结构、分布以及变化趋势等，准确把握自然资源的存量、增量和减量以及对工业化的支撑能力等，为设定草原生态保护红线，以及未来绩效评估提供基础性支撑。
（四）完善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补偿和交易机制
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偿制度，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的长期补偿机制，明确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渠道、资金来源，保障补偿区域的生态保护质量。生态补偿与红线面积挂钩，多划多补、少划少补。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生态产品生产方和受益方明确的区域，建立不同地区间横向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模式。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健全牧区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使用制度，发展排污权交易市场。尽快制定符合市场规律和体现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和交易规则，推进和提高环境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
（五）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测预警体系和考核问责制度
关键词 土地生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利用安全
作者简介 郑银锋(1971－)，男，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理系讲师；马广钦(1954－)，男，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理与环境科学系副教授。(河南郑州 450044)
土地生态安全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新主题。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我国出现了一系列土地资源生态问题，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并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保障土地生态系统安全，既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
土地生态安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来源于近年来所兴起的“生态安全”的研究。关于“生态安全”一词，一般认为，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状况能持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不受或少受来自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威胁的状态。具体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安全，即其自身结构未受破坏；二是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即生态系统的功能不受损害，其提供的服务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是生态安全的一个显性特征，也就是当一个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出现异常时，表明该系统的生态处于“不安全”状态，反之，则认为它处于“安全”状态。
关于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学术界目前尚未有统一的界定。一般认为，土地生态安全是指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使土地资源生态状况能持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土地资源的利用同社会经济发展能保持相互协调的关系，土地资源处于一种不受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威胁的健康、平衡的安全状态。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即土地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性和土地生态系统是否能保证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二、我国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的表现
1 数量安全问题。数量安全问题是指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在数量上不能持续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主要问题有：
(1)耕地数量锐减。根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亿亩，2004年减少为18.37亿亩。耕地减少的原因主要有：建设用地尤其是城市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占用、灾毁和农业结构调整。
(2)林地面积小，覆盖率低，人均占有量更少。我国森林覆盖率16.55％，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0.128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人均森林蓄积9.048m3，只有世界人均蓄积的1／8。对森林资源的过度砍伐和破坏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3)草场严重退化，数量急剧减少。我国草地面积有43.44亿亩，面积虽大但生产力低、退化严重，数量呈急剧下降的趋势。由于超载过牧，又缺乏对草场的抚育，导致草场严重退化，数量急剧减少。
(4)人均土地少，人均生态用地更少。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导致土地的人均问题比较突出，人均生态用地则更少。人口压力导致土地负荷过重，土地资源承载力接近极限。
2 质量安全问题。质量安全问题是指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在质量上不能持续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主要问题有：
(1)水土流失。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全国水蚀和风蚀面积达356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7％，每年流失的土壤约50亿t。水土流失引起耕地破坏、泥沙淤积、灾害加剧、生态恶化，造成土地资源枯竭，导致土地质量下降。
(2)土壤污染。我国的土壤受重金属、农业化学品、酸雨、放射性物质、矿物油和致病微生物等因素所污染的面积达3亿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并且受污染面积还存在着扩大的趋势。
(3)土地沙漠化。目前我国北方约有沙漠化土地面积20万km2，潜在的沙漠化土地面积16万km2，近年来以年平均2460km2的速度扩大，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土地沙漠化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4)土地盐碱化。土地盐碱化是指土地盐化或碱化，以及由于灌溉不良引起的次进盐渍化。我国盐碱地总面积有2700万公顷，其中次生盐渍化耕地约670万公顷，占我国耕地面积的7％左右。此外，估计我国尚有1733.3万公顷潜在盐渍化威胁的土壤。
(5)土地破坏。我国各地在生产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土地因挖损、塌陷、沉降、压占的情况比较严重，致使土地原有用途丧失和土地环境效能受损。
(6)其他。如土地沼泽化、土壤侵蚀化、土壤养分贫瘠化、土壤潜育化等。
3 利用安全问题
(1)土地浪费。土地浪费是指由于土地的粗放经营、闲置、抛荒等造成的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由于我国土地利用经营规模偏小，比较效益低下，造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
(2)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我国工业用地比重偏高，农用地的下降速率不断加快，生活用地、道路、绿地和公园比重偏低。以美国为例，工业用地仅占城市面积的20％，最大不过25％，我国则为33％。生态用地的不足导致对环境污染的净化能力减弱，土地生态安全性降低。
(3)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土地利用重用地而轻养地，忽视了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耕地掠夺式经营现象严重。
三、我国土地生态安全机制构建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模糊不清，也有实践上的局限，还有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因此，要保障我国的土地生态安全，必须从认识层面、实践(操作或技术)层面和制度法律等层面多管齐下。
1 认识层面
(1)重新审视土地的价值与功能。土地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它自然物一样，既具有“工具性价值”，即土地直接对人的实践具有的意义(包括生产对象和生产场所)；更具有“生态价值”，即土地直接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所具有的意义。但在生产实践中，人们往往只注重其“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其“生态价值”，因而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的产生。这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要对土地资源的生态环境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即只有包括物质性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的价值量，才是完整的土地资源价值量。
同样，在涉及土地的功能时，不仅要关注它的养育功能、承载功能和仓储功能等，更要重视土地的生态功能，树立“生态土地”的观念。
(2)牢固树立土地生态伦理观。所谓土地生态伦理，是将伦理道德的对象、主体推演到土地，赋予土地以伦理价值，提示人与土地关系的世界观。应从生态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并为人地系统健康协同发展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持。公平利用、生态利用和节约利用是土地伦理利用的核心思想。因此，在土地利用中，从伦理道德上进一步规范人们的土地利用行为，不失为一种保障土地持续利用的新的理念。
2 操作层面
(1)严格土地生态规划。长期以来，我国制定的土地利用规划，由于缺乏生态学规律的指导，侧重于强调土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而忽视土地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最终影响到土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在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的同时，应有相应的土地生态规划，确定土地生态系统的合理利用类型及其结构，调整区域社会、经济与自然亚系统及其各组分的生态关系，从而稳定提高土地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能力，促成土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求达到最佳生态效益。具体在土地利用中，要合理确定土地开发利用与建设的规模与强度，精心选择适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方法，注重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尤其在生态脆弱和敏感地区，必须进行土地生态专项规划。
(2)加强土地生态管理。土地生态管理作为对现行土地管理内容的完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生态理论的指导以实现土地生态化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生态资产管理、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管理、土地生态健康状态管理以及复合生态关系的综合管理等。在具体管理中，要充分利用土地生态学和管理学知识，从自然、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对现有土地管理系统进行全面整合。土地生态管理要有法律、法规的保障，设置土地生态安全的标准，建立土地生态安全的监控和评估体系，制定应急响应和恢复措施，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防止土地资源恶化，保护土地生态系统。
(3)构建土地生态利用安全体系。根据对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生态足迹的测算，这里的生态足迹赤字达到162.5万km2，相当于一个新疆自治区的国土面积，其中，除、云南2个省(区)人均生态足迹为盈余外，其余10个省(区、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均为赤字。东部和中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严峻的生态形势和当前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中国土地生态安全体系。通过运用社会燃烧等理论和方法，按时给出土地生态系统运行总体水平态势，以多重反馈的方式，实行超前模拟和多方案演示，从而对重大生态失衡地区提供有针对性的危机处理对策。达到这种目的的途径就是要尽快建立起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土地生态预警系统。
3 制度与法律层面
一、安徽省生态与经济发展现状
1、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从GDP总量来看。2012年，合肥、芜湖、安庆和马鞍山四市GDP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省会城市合肥以4164.32亿元位列第一，芜湖、安庆分别以1873.63和1359.7紧随其后。亳州、铜陵、淮北、黄山、池州GDP总量均处于安徽省末段。其中，合肥的GDP总量更是池州GDP总量的近十倍。由相关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依然存在，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仍相对滞后。
从GDP增速来看。2013年一季度，GDP增幅最高的芜湖与最低的铜陵相差4.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扩大0.4个百分点。低于全省GDP增速的7市中有4市为个位数增长，分别是黄山（9.7%）、淮南（9.2%）、六安（8.8%）和铜陵（8.1%）。在皖北地区，淮南（9.2%）、淮北（10.2%）、宿州（10.5%）和亳州（10.7%）4市GDP增速较低，比全省分别低2个、1个、0.7个和0.5个百分点。4市GDP增速低缓对皖北地区经济发展步伐产生一定影响。
2、生态环境等级差异
经济的快速增长，庞大的人口总量，给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与此相应，安徽省各城市的生态环境也不尽相同。2010年，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对省内各市（巢湖市划分之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优"、"良"和"一般"3 个级别的划分。具体来看，等级为"优"的市有3 个，为黄山市、池州市和宣城市，这些地区植被覆盖度高，生物多样性好，生态系统稳定；等级为"良"的市有9个，为安庆市、六安市、铜陵市、芜湖市、巢湖市、马鞍山市、滁州市、合肥市和淮南市，这些地区植被覆盖度较高，生物多样性较好；等级为"一般"的市有5 个，为蚌埠市、阜阳市、亳州市、宿州市和淮北市，这些地区植被覆盖度处于中等水平，生物多样性一般，较适合人类生存。
二、安徽省生态与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由上述现状可知：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市经济发展较快，但其生态环境等级仅为良好；黄山、池州、宣城等市生态环境较优，但其经济总量及增速远落后全省平均水平；亳州、宿州、淮北等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等级均处于落后水平。那么，安徽省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出现失衡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过于重视GDP考核。对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让安徽省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是，正是这种过分注重GDP的政府考核方式，才导致了不少地方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只顾经济数字的高升，却忽略了生态和谐的问题。因此，在衡量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时，必须要强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效益意识，树立经济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全面发展的政绩意识。
二是环境的外部性。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时不注意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造成的环境成本不计入产品和交易的成本中去。这是导致环境污染问题产生的主要动因，也是发展与环境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长期以来， 对环境外部性认识的不足， 是产生环境严重透支的重要原因。在环境保护领域， 对促使人们无偿享受福利或收益的行为应予补偿， 使行为人对其行为产生的环境正外部性内部化， 对使人们受损害行为应采取措施进行规制， 以防其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蔓延。
三、促进安徽省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1、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针对安徽省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应尽量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
近年来，安徽积极探索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率先在全国开展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建立省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此外，安徽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启动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这也是"生态安徽"建设的重中之重。试点中，安徽省采用生态保护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集中投入，一方面，支持关闭了流域内造纸、印刷、水泥等污染严重的企业，将其它污染企业搬迁至循环经济园区。另一方面，大力促进现代服务业和特色生态农业发展。
2、加强主体功能区建设
主体功能区是为规划和优化空间开发秩序，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发潜力等指标划定的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的地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因此，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一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想，对促进安徽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安徽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结构和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有利于促进安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逐步形成科学的空间开发结构；有利于政府对各地区分类指导与调控，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避免过去宏观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一刀切"现象；有利于实现安徽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各地群众都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