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

第1篇

【关键词】发展 以人为本

一、科学发展观将以人为本思想放在核心位置的三个重要原因

1.历史原因。我们的党来自于人民。无论党的领袖还是普通党员干部,都产生于群众当中,没有天生的领袖和干部。我们党靠人民打江山,在蒋家王朝的斗争中,人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2.政治原因。为稳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为解放运城,人民子弟兵牺牲了1500名战士。中国共产党永远维护人民利益,就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3.现实原因。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追求的重心在国民生产总值。当经济增长与人民群众生活、生产发生冲突时,被忽视的往往是群众利益。比如,某些地方的工业企业生产,已造成当地的环境污染,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但迟迟得不到治理和解决。究其原因,这些情况和当地领导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与注重GDP增长的政绩观不无关联。

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的,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来看,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任何一种理论归根到底都是为实践服务的。实践的主体是群众,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没有人民群众的掌握和身体力行,发展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其次,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讲,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文明的创造者,社会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再次,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向世人公开申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关系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精神关系三个方面。人的发展首先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相结合的全面发展。

三、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发展观

1.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所谓“自然史的过程”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一个按规律发展的客观过程。如同春夏秋冬四季变化一样,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以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为前提条件的。

第二,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它是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社会发展亦即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的上升和提高。其根源和动力在于人类实践的发展,是人类实践发展的结果。

第三,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因为:

(1)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前提和物质保征。“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安居乐业”。“民以食为天”。皆反映出这样一个道理: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工作,首先要解决好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问题。

(2)生产方式决定自然环境和人口因素的实际作用程度。人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状况决定着对自然界的开发程度和利用水平。手工劳动和机械化生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具有天壤之别。比如,收割小麦所使用的镰刀和联合收割机,其作用之差异大相径庭。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不起决定作用。

(3)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信息化社会取决于信息技术的革命。

2.思想发展观

早期同志提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就凝聚着发展的深刻内涵。人民军队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说明了发展不可阻挡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3.邓小平理论发展观

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他说的这个发展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他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改革开放国策,带领人民从贫穷走向温饱,从温饱走向小康,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如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相比的话,邓小平的发展观侧重于经济方面,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方面。邓小平理论发展观是以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为出发点的,目的在于指导中国从一个经济穷国走向一个经济强国。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

同志在十六大报告里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中国现实,以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时隔四年,又重复了这样一句话。他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执政的十三年时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战略目标“三步走”的设想提前实现,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经济文化协调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发展观的特点是全面发展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观主要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

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

1.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一个“新”字,高度概括了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新在哪里?新在以人为本为核心。

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袖风格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和深刻印象。

08年的南方冰灾、汶川大地震,当人民生活出现危机、生存出现危难之时,胡总书记、温总理不惧艰险、不顾个人安危,亲赴现场指挥救灾、慰问灾民和抗灾一线官兵,此种情怀的感召力是无比巨大的、激励作用是无法比拟的。

2.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无论发展作为第一要义,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都是围绕着“以人为本”这个核心而提出和进行的,这是关键之处。发展目的是为造福人民,如果不是这样,发展便无任何意义。

3.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发展不全面,只抓经济不顾其他,也可能把经济搞上去了,社会风气变坏了,受害的是人民;大自然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怎么生存?煤采完了,水用尽了,后人靠什么生活?人才都留在大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发展了,内地人民,还要不要发展?所以要讲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要讲统筹兼顾。改革开放的成果让全国人民共享,是科学发展观的奋斗目标和最终目的。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伤害的是人民利益,是违背科学发展观基本宗旨的。

坚持科学发展观,高举科学发展观旗帜,无论对党、还是人民都有着极其深刻和重要的意义。这个道理,应铭记不忘。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论科学发展.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2篇

关键词：规范场论理论结构数学结构

正如江天骥先生总结的，“狭义的科学哲学(即一般科学方法论)主要研究以下三大问题：(1)经验科学理论的性质与结构，(2)经验科学理论的语义学，(3)理论之间的关系与理论变化。过去往往把科学理论简单地看作一个全称陈述(或几个全称陈述的合取)，第一个问题便不需要加以专门研究……但是，要能够很好地解决理论评价问题也好，理论选择问题也好，都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以往归纳逻辑或科学方法论教科书所举的简单的科学理论的例子(例如：‘一切天鹅都是白的’或‘所有行星都按椭圆形轨道运动’)作为说明某一逻辑要点的例子是可以的，作为说明科学家如何评价，选择理论的例子，就完全失真。”[1](P1-2)可见，科学理论的结构问题是科学方法论中其它问题的基础，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研究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科学理论进行。那么，作为最能体现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规范场论[2]，对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问题一定有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一、科学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结构观

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特别是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加上现代数理逻辑的工具，在经验论的基础上，先后发展了四种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主要观点：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语义学的理论观、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和科学理论的模型。

1、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

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thereceivedview)是逻辑经验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形式化构造，正如萨普介绍的“出于对物理学进展的回应，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学哲学界已熟知，把科学理论构造成公理运算就可通过对应规则给出部分可观察的解释，这种分析通常被称为关于理论的公认观点，(‘公认观点’这个名称最初由Putnam[1962]引入)。”[3](PⅤ)事实上，坎贝尔在1920年出版的《物理学原理》一书中，为了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同日常语言中对理论一词的各种用法区别开，他指出“一个科学理论就是命题的一个连通集(aconnectedsetofpropositions)，它包括两组命题：一组由关于这个理论所持有的一类观念的陈述组成，即后来哲学家所谓的‘理论陈述’；另一组由关于这些观念和其它性质不同的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组成，就是所谓‘对应定义’(赖兴巴赫)或“符合规则”(对应规则)(卡尔纳普)。”[1](P3)坎贝尔当时把前一组命题总称为假说，把后一组命题称为“词典”，并强调“类比”在理论应用时的重要性。坎贝尔对理论结构的看法，被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内格尔和享佩尔等逻辑经验主义者授受并发展成所谓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或标准观点)。按照内格尔的区分，科学理论有三个主要部分：(1)一种抽象的演算，(2)一套规则，(3)对抽象演算的解释或模型。这套理论后来被享佩尔精致化为内在原理、桥接原理和导出原理三部分，并由于科学理论只是被部分地解释，而称之为科学理论的部分解释观。

这种“公认观点”最大的问题是，把科学理论中的名词严格地分为“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不能截然分开，并且“因为它对观察和理论区别的依赖使得它模糊了科学理论结构的一些认识论上重要并且具有启示性的特征。”[1](P108)另外，公认观点“困难的一个来源是这个可疑的假设：科学理论在其对象语言中含有一类语法对象(符合规则)，它们具有特殊的语义学的和方法论的功能(给予理论名词的解释)。”[1](P5)还有就是，“存在由汉森、库恩、费伊阿本德和其它马上起来反对‘公认观点’的人所提出的科学哲学理论替代品，以及为其它理论观和科学知识观所作的争辩。”[3](P4)而使这种观点一蹶不振。

2、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

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都可统称为语义学的理论观(thesemanticconceptionoftheories)，相比之下，“公认观点”由于主要集中于理论的语法分析，又称为语法学(语形学或句法学)的理论观。贝斯、范•弗拉森和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这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和苏佩斯，史尼德，施太格缪勒的结构主义(这也是他们对自己观点的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理论并不是演绎地相连通的语句或命题的集合，而是由数学结构(‘理论结构’)组成的，这些结构作为同实在的或物理地可能的现象处于某种表象关系而被提出来。”[1](P6)

在对“公认观点”的批判过程中，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逐渐明确“理论并不是命题或陈述集，而是可被大量不同语言形式描述或刻画的超语言实体。”[3](P77)范•弗拉森把理论结构看作构形相空间(confabulatedstatespace)，认为理论结构的语义学理论观中，重点应讨论诸模型及它们的逻辑空间，以及理论结构与世界关系。[1](P173-P187)也就是说，理论结构与经验结构之间的关系是同构关系，这是通过把理论看作一簇模型，模型又是与世界结构同构而达到的。正如萨普后来总结的，“语义学观点把理论等同于某种抽象的理论结构（比如构形相空间），这种理论结构是建立在与现象的映射关系之中，理论结构和现象的关系是理论的语言形式系统的所指。其基本思想就是理论结构与合适地连通的模型簇等同。”[4](PP:S105)

受布尔巴基数学结构主义思想的启迪，在亚当斯(E.Adams)尤其是苏佩斯(P.suppes)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集合论公理化思想的影响下，史尼德在1971年出版的《数学物理学的逻辑结构》标志着结构主义理论观的建立，后来施太格缪勒和巴泽尔(Bazler,W)等人作了很大的修改和应用，并与库恩合作用以解释科学理论之间的发展问题。这种观点试图用集合论谓词作为公理化的形式，将科学理论中多种函项，各种关系用谓词表达出来，先展示出理论的内在数学结构，由核心(core)K和期望应用(intendedapplication)I所组成的对偶(K•I)理论元素(theoryelement)，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网络(theory-nets)，理论网络又连成理论整体(theory-holon)[5](P13)。结构主义理论观和范•弗拉森、萨普的语义学理论观一样，认为理论并不等同于提出理论时的命题集，而是语言外的理论结构，不过结构主义认为理论结构是可以用一个集合论谓词来加以公理化的集合论对象，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所使用“模型”是一个集合论的谓词。

3、科学理论的模型

从逻辑经验主义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涉及到“模型”，但它们中的“模型”互相不同，与“科学理论的模型”也有差异。在逻辑经验主义中，也常为了直观起见，建立一个已被完全解释了的体系(也可称为模型)，用来说明通过对应规则而被完全解释了的形式体系，它与部分解释了的形式体系的区别在于认识论结构方面，前者是逻辑上居先的命题决定出现在它下面的层次中的术语(或命题)的意义，也正因如此而有解释作用。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中的“模型”主要是指理论的一种逻辑演算的形式，正如“范•弗拉森认为的，‘模型’一词的用法是从逻辑与元数学中派生出来的，模型一词指的是‘模型类型’”。[6](P91)事实上，逻辑经验主义时代之前的模型一直处于被漠视的地位，直到语义学理论观那里，模型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R.B.Braithwaite在《经验科学中的模型》开始认为模型具有与理论不同的认识论结构，而语义学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中的“模型”也得到重视，几乎达到与理论同等地位看待。到语义学理论观阶段，已有“理论是模型集”的口号[4](PPS111)。但是总体上来说，模型在科学哲学仍然被看作“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的传统”[7](P34)。

近年来，在科学哲学中研究科学模型是为了“评定科学事业中模型的实际作用、功能。”[7](P34)当然，人们是逐渐认识到模型在具体科学中的作用的，“功能不同的模型都能发挥出一个突出作用就是：解释(例如,Harre,1960;Hesse,1966;Achinstein,,1968)，理论模型的解释优势经常与类比的应用相联系。”[7](P348)最后，人们认识到适合描述科学理论的模型，所具有的说明能力和创造，这基本上体现在常说的“建模”活动中。而对模型的科学哲学研究，也进入到“从模型在科学中的作用到它们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的阶段，也促使对科学模型的研究转向为自然化认识论的一部分。

二、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1、对现有科学理论观的分析

从上节对已有科学理论观的介绍，我们就知道各种已有科学理论观是有其优点和缺点的。从理论结构的“公认观点”到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由于“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或陈述)集组成，对科学理论的分析也就是利用现代逻辑对其中的科学语言进行句法学(语形学)的分析，其中虽有语义方面的分析，但只表现为一种经验语义学。相反，不论是语义学的理论观还是结构主义的理论观，都否认理论是命题的集合，而认为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考察科学理论的结构重点是看这些数学结构与现象之间的一种语义关系。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则从语义学理论观中逐渐对模型的重视，试图转变为直接研究科学模型，尤其是突出科学模型的自然化认识论作用。可见，科学理论结构观的这种发展趋势，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只是一种从语形学到语义学和语用学转向的趋势(因为自然化认识论更多的要涉及到研究者。)

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从数学的观点看，“公认观点”强调科学理论是由命题集组成，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则强调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科学理论的模型最终是强调数学建模，也试图直接以数学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见，这里有一种趋势，就是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向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转向的趋势。这种转向到底正确与否，值得我们反思。虽然，萨普后来回忆道：“公认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的核心，在有一千二百多人作为听众的那个夜晚它死亡了，那是1969年3月26日——一个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的Illinois会议的第一天晚上……C.享佩尔这位‘公认观点’的主要发展人，作为会议开始发言人，人们指望他提出公认观点的最新方案，相反他却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放弃公认观点及其赖以存在的句法学公理化方法(Hempel1974)，突然我们意识到战斗胜利了，而会议变成我们现在应向何方的热烈探讨。”[4](PP.S102)这是萨普在1998年的两年一度的科学哲学联合会上的回忆，并指出“公认观点”为什么失败的主要原因的头两条是“理论不是语言实体因此是不适合个体化的”和“对应规则带来的混乱”。但是，三十年后，语义学和模型的命运又如何呢？1998年的会议上，NewtondaCosta和StevenFrench总结道，“8年后，在《科学理论的结构》（1969年Illinois会议的总结性论文集）一书出版时的后记中，萨普声称‘语义学的理论观……是作为取代分析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的唯一竞争者’(1977，709)。20年后，他坚持认为‘今天语义学的理论观可能是科学哲学家们广泛持有的关于理论性质的哲学分析’(Suppe1989,3)。30年后我们在哪里呢？大量的工作是关于科学模型的性质、它们的应用及其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8](PP.S119)并在最后总结道：“或许在科学哲学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科学实践的表征。”[8](PP.S125)这种回顾表明科学哲学家们对科学理论结构问题的探讨还是以理论和模型的关系为重点，并更看重科学实践。

因此，我们认为“公认观点”和后来的理论结构观都有偏颇。公认观点虽然由于把理论视为语言实体，进而分成理论语言和经验语言两个层次，又不得不用容易引起混乱的对应规则连接起来，其最大优点是使用了大家所熟知的以命题为要素的公理化体系，符合人们对理论结构的处理习惯，比如发现理论与观察不一致时，可适当调整某些命题；其最大缺点却是如此划分的结构有许多内在不一致性，并且不利于整体把握理论与理象之间的适宜性，而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理论观，虽然克服了公认观点的缺点，但是它对句法学的排斥也就不利于直接指导科学理论中命题的修改，也不如“公认观点”中句法学和经验语义学那么精细；其优点就是对理论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中的数学结构的凸显有利于整体评判，其中对模型的强调也弥补了理论与现象分裂的一些缺点。而科学理论的模型只是一种试图直接以科学模型为研究对象的努力。

2、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

规范场论最完备的数学基础应该是纤维丛理论，纤维丛理论是相对完备的一套数学体系，要想越过纤维丛理论，而直接对像规范场论(包括量子场论)这样的物理理论进行句法学的分析，特别是找出明确的对应规则与具体的经验名词逐条对应就会出现前述公认观点的困难。实际上对于量子场论的解释分歧也很大，比如P.Teller(1990)的谐振子解释，试图用量子化的谐振子描述量子场论，认为量子场形式地等效于谐振子的无穷集，从而我们就能想象按形式上等效于振子的量子化方法对场进行的量子化，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比量子场更好地理解量子化振子”。而另一种关于量子场论的解释是玻姆（1987）的因果性解释，这种解释认为量子场有跟经典对应物同样的本体论，虽然其动力学完全不同，那么我们能理解经典场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理解量子场到什么程度。然而，NickHuggett和RobertWeingard认为，量子场论只能在某些范围内可用谐振子的方式解释，谐振子的方式至少在某些方面是误导，相反可能有些解释会比Teller的更好，而玻姆的解释也有诸如不满足洛仑兹变换等问题。[9](PP.370-388)事实上，能从规范场论中直接推演出一些能用实验测定的参数就很不容易，比如标准模型中三代物质粒子的质量，必须通过引入所谓的汤川耦合项，使其成为标准模型中待定的参数，可见，要找到“公认观点”中的观察名词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比之下，由于语义学的理论观和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的确避免了对应规则和观察语与理论语言区分的麻烦，强调具体的有个性化的理论分析，使其更有活力。比如范•弗拉森的量子力学模态解释，结构主义对经典物理和相对论的解释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如果把它们用到规范场论上，虽然理论结构会更清晰，但是也会有其麻烦，比如用语义学的理论观分析规范场论，一定要寻找规范场论的超语言的结构，不论是抓住其中的对称性引起的群结构，还是几何属性引起的纤维丛理论这种数学结构，仍然面临当这些数学理想化条件满足时，它们与现象如何联系起来之类的问题。不论是萨普用实验检验的办法以达到一种准实在论的终点，还是范•弗拉森强调每个真实系统只是理论描述的状态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情况以强调其模态解释观，或者结构主义强调理论元素形式的网络结构以便阐明科学理论的动力学变化，都会因为仍然固守经验主义的教条，最终避免不了形式主义的特征，也就是用各自的科学哲学框架去套某一科学理论是如何与现象结合的，却达不到预期目标。这正印证了DavidPearce和Veikk.Rantala所作的评论，“首先，完全抛开句法来描述理论T等于把语言的有意义方面连同无意义方面一起抛弃了。没有语法和语汇，对理论T的逻辑分析或证明论分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不难看到，使用语言学和语义学概念所能作出的区分比集合论描述所能作出的更为精细。”[1](P329)

可见，无论是从语言哲学的层面看，关于科学理论结构的语形学(句法学)、语义学到语用学考察的转向，还是从分析工具的角度看，认为科学理论由命题集组成到科学理论是由数学结构组成的转向，都强调科学实践的作用，前者通过强调语用学维度而强调对科学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后者通过强调科学理论中的数学结构而强调了科学工作者的实际工作中对数学工具的依重。其实，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阿佩尔在论述科学主义和先验解释学的关系时就指出：“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子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10](P108)。而在具体方法上，如果说P.苏佩斯的著名口号“科学哲学的正确工具是数学，不是元数学(Metamathematics)”[1](P178)中的“数学”，还不是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是指使用数学研究科学理论而不是使用逻辑方法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也应跳出语言和经验论的范围，重新思考。

在一般哲学层面上，退一步回到科学知识的先验基础，比如在康德认为本义上的自然科学包括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即普遍必然性是可以通过数学表现出来的，康德甚至强调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中有“形而上学和数学的构想在其中交互影响”，那么对于最好地体现了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的一些物理学基础理论，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量子场论、规范场论等，其中的科学理论的结构和性质先天地和所使用的数学联系在一起。

在具体方法上，就要进一步进入到科学理论的数学基础，所以在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始终要抓住其中使用的数学，这是是完全有必要而且可行的。在科学方法论中，对科学理论结构的分析最好是直接分析其中的数学及其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分析在一般自然科学本身内部就是如此进行的，表面看来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是无意义，因为这是科学工作本身，而不是哲学研究。但是，站在现代数学的高度综合这一特征的角度看，规范场论是完全可以用纤维丛理论形式体系化的，纤维丛理论本身就是对规范场论的最好公理化体系，或者说最好的理论结构，最好的数学模型。只要我们比苏佩斯用数学分析科学理论更进一步，我们就要直接分析科学理论中的数学。而相比之下，如果说已有的科学理论观有其存在的必要的话，是因为它们能规范地研究各种不同的科学理论，找出不同科学理论的共同结构，从而好进一步研究这些科学理论的解释，不同理论的比较，相互关系以及评价等问题，但这些工作用在一般科学理论上或者对这些科学理论进行泛泛的研究是可以的，而面对象物理学中的规范场论这种基础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显然不够，也没有必要。

事实上，把纤维丛术语和规范场术语对应起来之后，人们发现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的各个分支，甚至各种时空观、物质结构观和自然界中的四种相互作用都可以从流形的观点给出一种统一的说明。而从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到规范场论等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比较，包括对同一种理论的不同理论提法也可比较研究。当然这种观点是从规范场论开始才明显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规范场论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的表现。

参考文献：

[1]江天骥主编，卡尔纳普等著，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M]，华夏出版社，1990年。

[2]李继堂、桂起权，从康德的科学哲学到规范场论——关于本义上的自然科学的纯粹部分[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6)。

[3]FrederickSuppe,TheStructureofScientificTheories,secondedition,1977,Pv。

[4]FrederickSuppe,UnderstandingScientificTheories:AnAssessmentofDevelopments1969-1998，.PhilosophyofScience,67(Proceedings).

[5]WolfgangBalzerandC.UlisesMoulines,StructuralistTheoryofScience:FocalIssues,NewResults,WalterdeGruyter,1996.

[6]郑祥福，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7]DanielaM.Bailer-Jones，追踪科学哲学中模型的发展，科学发现中的模型代推理[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8]NewtondaCosta,StevenFrench,Models,Theories,andStructures:ThirtyYearson,PhilosophyofScience,67(Proceedings).

第3篇

一、正统的科学实在论满途荆棘

本世纪六十年代末形成的科学实在论，是以塞拉斯和普特南等人为代表的较为正统的科学实在论，其学说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关于事物本质的说明是真的。那么事物的本质是真实地存在的。”[1]

在整个七十年代，大多数科学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却残留着素朴性质，罗杰·琼斯指出：“在前 分析 的意义上，我们都是实在论者。但是，在分析的意义上，在哲学家单方面的智力劳作中，却提供了大量反对实在论的意见。”[2]尽管科学实在论是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实际上其内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分化。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标上各种不同修饰词的实在论概念。

科学实在论的内部分化，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在当代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家在其实践活动中并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所说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经常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库恩从科学史出发，提供了大量事实，说明没有固定的基本的本体论，认为前后相继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不可通约的。库恩的观点固然有其片面性，但是，琼斯在谈到现代物 理学 家 研究 物理领域时，也认为他们没有确定的本体论承诺。他认为。本体论承诺是有条件的，离开具体的条件，谁也说不清理论的本体论承诺问题。他说：“物理学家本体论承诺的性质，似乎是随着他们集中注意于他的理论而变化的”，任何观察，也只能给含糊的本体论图景提供量上的丰富性，“当一个物理学家用一个理论从事于某一方面的研究时，或者集中于某一层次的理论之仔细说明和详尽表达时，他的言谈象一个实在论者；而在和另一层次有特别联系的本体论承诺方面，则不太象个实在论者。”[3]因此，他主张，当代物理学中的本体论承诺有大量的结构。这些结构来自于经常改变的表述、解释和理论化的范围，来自于物理学家所从事的不同种类的活动，不同水平的表述和理论的 应用 ，来自于物理学家活动的变化而改变本体论的特征。琼斯的观点与库恩相比，显得更为有力，因为他是针对当前动摇不定的物理学、量子力学的理论家们的本体论承诺而作出的分析。而库恩针对科学史所作的分析则缺乏解释力。毕竟有那么多的前后相继的理论其本体论承诺是相同的，或者是互相交叉，互相包含的。

第二，从科学发展的眼光看，理论即使有真理性，这种真理性也是有限的。科学是开放的事业，科学理论无法保证自己求真。纵观科学史，真理性是相对的、可几的、概率的，任何理论都必须经过无数次实验的检验，经过无数科学实践的评价。然而，一些反实在论者却坚持否认真理的态度。劳丹认为，不可能有真理，甚至连高度可能也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过于绝对化，但他却对真理的标准提出了质疑。范·弗拉森则认为，真理仅仅是一种信念，我们不能依赖信念来承认科学而必须根据经验的观察。但是，由于观察、理论的逻辑、理论的说明等等都与主观性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可能获得真理，只能获得理论的“经验适当性”。这种“经验的适当性”虽也可成为信念，但它是基于“拯救现象”之上的，而非通过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推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论断之真理性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是科学实在论的最基本 方法 ，它是形而上学的、非经验的。实际上，外展推理深深地依赖于理论。因此，依赖外展推理而假定理论在总体上具有真理性，这是一种赌博、一种昌险，这种赌博是必然要失败的。

第三，由于当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当代物理学已经涉及了一些非充分决定论的领域，尽管科学所要求得出的认识是决定论的，但是，量子领域的随机性现象的存在、量子测量的相互作用性质的明显化，使人们无法对量子现象作出较为客观的说明。这就无法证明量子领域粒子自身本质的实在性，任何一种对量子现象的解释都无法与量子测量中难以预料的数据相一致。在当代物理学的“任一领域中，基本方程都有可供选择的数学表达，对任一基本方程的数学表达而言，解释的多重性都存在，每种解释都不可避免地与某种表达能力相关。”[4]这就是说，当代的某些理论的理想化程度比任何以往的科学都要高，我们既无法确证其真理性，更无法确证它所指称的实体的本质是否真实存在。

鉴于此，科学实在论在理论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果正统的科学实在论不修正自己的观点，那就会象历史主义那样失去自己在当今科学哲学中的地位。

二、修正的实在论补偏救弊

八十年代开始，由于科学实在论不断遭到反实在论的批判和其内部的分化，科学实在论走上了修正自己的道路。修正的实在论的最大特点是其基础原则的弱化。大致的情形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修正的实在论是波依德对科学方法的实在论辩护。波依德认为，外展推理是个方法问题，范·弗拉森的批驳“只是从某些独特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来考虑。”他认为，我们不应当只针对孤立考虑的认识论的外展推理之合法性问题，而应该集中考虑经验主义者和实在论者捍卫的科学知识的总体论述之相对价值。经验主义的主要根据是：一切事实知识必须立足于观察，但这是一个归纳概括论证。那么，我们如何得知归纳方法的可靠性呢？难道我们不是诉诸这个方法的成功么？实际上，归纳之所以是可靠的，正是因为我们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实际上可得到的过去预言的成功，保证我们相信体现在理论中的关于可观察实体的归纳概括。”[5]他认为，“经验主义者瞄准了对科学知识的一种有选择的怀疑论说明：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知识是不可能的，但关于可观察实体的归纳概括有时在认识论上是合法的。”[6]那么，这个归纳推理与外展推理一样，也是未得到辩护的。

波依德还认为，“科学实在论者的观点并不取决于或借助于被孤立地考虑的那种外展推理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被评价的东西乃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正表现出来的 自然 主义认识论的相对优点。”[7]他认为，能证明和支持科学实在论的是自然主义的认识论。

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c.a.胡克提出来的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观点。胡克认为，“世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体”，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承认人类作为自然界中一个种类，首先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这承诺的一个重要部分即把认知作为一种自然的能力，一种由其他生物种类的更普遍的自然能力发展而来的能力。”[8]在自然主义看来，整个自然秩序是统一的，“自然主义是实在论的实质修改，是一种具有更深刻（至今尚未完全认识）含义的认识论。”[9]自然主义认识论通过人类进化的手段，充分地肯定了人类的认知能力，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一种十分乐观的认识论观点。我们且不说它有何缺陷，它毕竟是科学实在论对自己的一种新的辩护。

第二类修正的实在论是普特南与b.爱利斯的“内在的实在论”以及萨普的“准科学实在论”等。这类修正的实在论接受了范·弗拉森关于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把真理观改造成概率真理论，或承认成熟的科学其真理性概率是高的，成熟的科学是高度可能的；或者承认真理存在于理论内部，从理论本系统说是可以有真理的。例如，萨普反对科学实在论从总体上肯定成熟科学的真理性作法，也反对劳丹等人完全否认真理的作法，而是认为理论可以通过可行性评价、通过重复实验结果的比较，得出理论是否高度可能的结论，“如果观察表明许多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的情形更可能产生x，那么，下一个有y起作用的例子将比任何没有y起作用的例子更可能产生x，是十分可能的。”[10]普特南和爱利斯则提出了所谓的“内在的实在论”，认为真理存在于理论系统的内部，我们只要在理论中觉得它是适当的，就可以认为它是真的。因为，在他俩看来，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只有相对于某一理论框架才能有意义，对象不独立于概念框架而存在，我们所寻求的真理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相对于人的，这种真理没有绝对性，它只是内在于我们人类和我们人的世界的关系中。一种理论有自己的世界，多个理论有多个世界，因此也就有自己的真理。

第三类修正的实在论是对理论之本体论承诺加以修正的种种观点。本体论承诺问题是与真理问题密切相关的。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中本体论承诺的困难，所以，一些科学实在论者认为，本体论承诺的问题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它与语义学、语用学相关。由于范·弗拉森等人对理论的理解是借助于语义学方法的，他通过模型论方法，对理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作了物理解释。这种建构经验论的方法的合理性直接 影响 了科学实在论，所以，便形成了语义的实在论。同时，由于近几十年来语用学观点在科学哲学中的蔓延，语用学成了解释理论与应用者之间关系的适当方法，这种方法也影响了科学实在论者，于是就出见现了强调语用因素的“语境的实在论”。这两种修正的实在论在当今已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但由于相互间没有联系，语义的实在论只强调从文字上来理解科学理论，语用的实在论则只强调从理论使用上理解理论。倘使两者能有机地结合，无疑会比正统的科学实在论更完善。

除此外，还有一些观点，如“尝试的实在论”，夏佩尔的“历史的实在论”等等。总的特点是趋于综合化、辩证化、相对化、具体化。

三、后现代科学哲学休咎难卜

科学实在论究竟修正到何种程度？修正的实在论其生命力如何呢？这些问题 目前 似很难确定。近年来，一些科学哲学家已日益感到，不仅实在论的修正没有意义，而且连反实在论也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已日益感到这场争论是多余的。于是，便形成了一种以以往科学哲学为核心的后现代科学哲学。

后现代科学哲学一方面是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作为历史主义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产物，其表现是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消解论；而作为反实在论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结果，其表现则是法恩的“自然的本体论态度”和罗蒂的后哲学文化观。若两者加以比较，前者是相对主义的产物，后者则是后现代性的影响，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相结合的结果；前者是绝对主义走向相结主义，后者是形而上学走向科学实践研究。

然而，无论是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抑或法恩与罗蒂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感觉到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一般性或总体性说明之没有意义。之所以对科学哲学有普遍的失落感，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建构经验论者范·弗拉森有力地揭示了以往科学实在论的某些哲学主张的形而上学特征，认为以往的哲学见解与实际的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并不相符，它们解释不了科学的实际现象。所以，一些后起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与其改进这些哲学见解，亡羊补牢，不如放弃它们。第二，科学家在实践中或在理论沉思中，并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做一个实在论者。他们的观点是经常变化的，理论也是时常改变的。因此，其本体论承诺也是变化的。理论的真理性只是存在于一定的实验条件、理论框架中，或者说，在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中根本就不存在真理性。因此，人们以为，传统的认识论以追求真理为宗旨是错误的，认识论已经死了，哲学死了。第三，由于当代物理学与量子力学不存在统一的解释框架，又与传统的经典力学、相对论解释相抵触，所以，哲学无法对其加以统一的概括，任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都与之不相适应。鉴此，科学家们可以毫不考虑自己在哲学上究意正确与否，也不必按照哲学理论来思考正在从事的研究。

后 现代 科学 哲学 的基本思想可概括如下：

第一，反对基础主义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认为，任何认识都有一个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确定不移的、无法替代的，任何认识都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即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认为，事物并没有固有的本质，人们的认识决不能找到一个确定的阿基米德点，不存在待人发现的客观 规律 ，不存在能够占有的纯粹主观性，我们所具有的只是造就我们自己那种文化习惯而已。罗蒂认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必然坚持不存在诸如物是自在的这种方式，除了人类想解释它的用法之外，没有其它可描述的 方法 。”[11]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哲学是一种对基础的探求，而当代哲学则广泛地把这种探求作为一种错误来加以摒弃”，“上一代哲学的错误是缠绵于证实，总的说是囿于认识论的基础主义。”[12]范·弗拉森也认为，“现代基础主义在谈到 理论 与世界的关系时，总是用一个两难推理作为其基础主义的挡箭牌，这就是：我们在谈论理论与世界的关系时，要么是谈论一客观事实，要么就是把理论当作主观的虚构。而范则主张，这样一种关系必须使用语用学与语义学方法来解决，在理解理论本身的字面意义时使用语义方法，在理解理论与其运用者的关系时则使用语用学方法。后现代科学哲学把科学理论当作话语(discourse)，这些话语因 历史 而变化、因语境而变化，它不可能超出语言之外从某一实体那里获得它的意义，它们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科学理论并没有一个终极的基础。

第二，否认真理的存在，鼓吹认识论之死。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们一般都主张，没有真理。这是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观点所导致的基本结论之一。正如德立达所说的，文本就是一切，读者从习惯的世界中找到文本，而在文本中找到的只是他自己。后现代科学哲学从根本上否认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性，它所推崇的是一种“表象的危机”。费耶阿本德认为，“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其领域内的全部已知事实相一致。”[13]法恩则认为，类似于符合论、融贯论、民意论、实用论、指示论与相对主义的各种真理观，都是错误的，不尽人意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终止相信真理是那些与实质性事物相适合的理论、解释或图景，那么，我们就能终止基础主义。”[14]范·弗拉森也认为，真理的概念所冒的风险太大，把真理置于信念之上是不合科学活动的本质的。他主张，真的概念属于语义学，“理论的 内容 是对世界面目的表述，这种表述非真即假，在此，正如在其它场合一样，真值观念的适用性仍然是一切逻辑 分析 的基础，而当我们考虑一特定理论时，我们立即会面临一个仅仅与其内容相关的哲学 问题 ：世界怎么可能是该理论所表述的那样呢？”[15]因此，他主张用一个较不具有昌险性的或风险较小的概念──理论的“经验适当性”概念来代替真理，人们除了相信那些关于可观察的理论是适当的之外，其它方面统统括号起来。

第三，摒弃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是种文学、一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后现代科学哲学反对基础主义，就必然会导致对以往哲学的摒弃，从而形成科学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终结。众所周知，哲学是以寻求真理为目标的，要寻求真理，就必须有确定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因此，对认识基础的否定，以及对真理的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对哲学的否定。罗蒂认为，形而上学是与“实在”相联系的关于真理的观念，与镜式反映的隐喻是分不开的。他主张“超越科学哲学”与科学认识论，把哲学视为一种文学、一种对元叙事体方式的超越。而法恩则认为，我们承认科学哲学的目的是寻求真理，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争论。事实上，在科学活动中，随时都有新的证据、新的假设、新的术语出现，科学认识论是多余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否认科学 研究 的结果，我们应当相信科学家的话，相信科学家的感觉，相信科学家有能力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让科学家本人发言。他认为，科学哲学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对待科学的信任态度，科学哲学对科学的任一解释都不能成为科学家实践的指导思想，哲学所能做的就是确立一种“ 自然 的本体论态度”(“noa”)。他说，这种态度“试图让科学自身说话，它相信我们获得信息的自然能力，而无须依靠形而上学的或认识论的助听器。”[16]否则，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与当代的科学实际的图景相容。

从 目前 看来，对后现代科学哲学我们还难以评判，其 发展 如何，尚须静观。但是，后现代科学哲学否认科学认识论，这显然是片面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由于注意到不确定性、非连续性、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而否认我们以往对确定性、连续性、决定论世界的规律性认识，这也是错误的。

四、新的研究集思广益

尽管后现代科学哲学否认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但是，这并没有使哲学走向末路、彻底消解。真理概念及其标准的分析，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也不至于完全无法解决。然而，当今的科学哲学在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许多传统的哲学观与理论、范畴正在发生变革。这意味着哲学在当今面临着一场较深刻的革命，哲学的理论框架将在新的条件下被重构，这种重构的理论目标是适合于当今的科学实践。

但是，要建立适合于当今变化着的科学实践的哲学确实不易，它要求，重建的科学哲学将与变化的科学形象相一致。简言之，就是要重建一种无统一模式的哲学。当前的趋势表明：

第一，科学哲学的研究似正在以科学实践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形成了语义学理论观与语用学的科学运用观相结合的科学哲学，它仍以科学知识的本质与科学知识的成长为研究对象，在这方面，范·弗拉森、尤其是萨普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

第二，从后现代科学哲学中可以得到启发，科学哲学本身将分化为不同门类。因为，整个科学世界正以“多个世界”的面目出现。从目前来看，我们已经可以把它们区分为决定论的世界非充分决定论的世界与可能世界三大类。因此，可以预言，将来的科学哲学或许会出现有关决定论世界的哲学、有关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哲学与有关可能世界的哲学，并进一步以理解科学理论与实践、加强科学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为对象。

第三，科学认识论将进一步变得有生气，而非死亡。因为，“多个世界”理论的出现，实质上是科学认识的不同结果，决定论世界与非充分决定论世界的分化，究竟是否是真实世界的两部分？这必须由科学认识来解决；科学理论究竟是不是实在世界的图景，或是人的虚构等问题，仍将活跃于科学哲学界，仍将求助于科学认识。但是，科学认识论必须废除原来一个模式、一个标准的基础主义观点，而应建立“多个世界”的多个标准，不仅使用形式分析、语义分析的方法，而且使用非形式的语用分析方法。总之，它应当是一种变化的科学认识论，一种辩证的、全面的科学认识论。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当前科学哲学发展的特点看，分类学的科学哲学研究似正处于萌芽时期，但尚限于方法的分类，各个科学哲学家只是通过改变分析方法来重新解释科学知识的本质与成长问题。然而，随着科学实践的深化，某些对象的分类问题将自然形成。这种情形的发展，必将导致分类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以解决以往科学哲学的统一模式与科学实践的“多个世界”之间的对立。

与以往相比，今后的科学哲学研究将不是融合过去科学哲学的理论，正反合的三段式将不适合于解释当今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因为，今后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将依赖思维视角的转变，在于我们如何合理地摆脱过去的统一模式。

[1][2][3][4]　roger jones：“realism about what?：”philosophy of　science58(1991)，p185、186、197、196。

第4篇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第5篇

关键词：心理学理论研究；后实证主义；范式转换

心理学的先驱者布伦塔诺曾说：“心理学好像是人类进步的基本条件，更是关于人类真理的试金石”。［1］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便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与经济学和法律齐名的热门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心理学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以“脑的十年”研究和“认知科学计划”为核心的科学发展战略，又将心理学推向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时代。目前，美国科学基金会已经把心理科学单列为七大部类之一。我国也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18门学科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基础学科。这无疑为新世纪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外部环境。从学科发展的内部格局而言，心理学的知识更新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实证心理学独揽天下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形成了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双峰对峙的并行发展格局。不仅像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步入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以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主义、文化心理学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范式，也不断展现出了心理学理论研究本身的内在学术魅力与文化自信。新世纪的心理学研究范式走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新时代。探讨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转向的规范基础和前沿主题，对于改善国内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长期滞后及错位状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

一、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后实证主义的崛起

近1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度过了一个困难的发展时期，进入了后实证主义范式的新阶段。正如车文博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2］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为具有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心理学”学科分支已经得到确立；许多传统问题像身心关系问题、意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等，在当代新的科学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当今自然科学和社会时代的发展也为心理学理论提出了很多全新的课题。许多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交织在一起，迫使心理学进一步加强了对一些具有探本求源属性学科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经过20多年的持续创新积累，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成型的后实证主义的新视角或新范式。

“范式”是指特定时期从事某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公认的理论框架或研究纲领。根据库恩的观点，范式的基本含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学科共同体所持有的共同态度和信念；具有公认的研究框架和理论模型。理论范式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斯腾伯格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总是会受到两种互为联系的内生性资源的推动：一种是“思想驱动”（ideadriven），另一种是“数据驱动”(datadriven)。［3］理论范式无疑属于“思想驱动”的范畴。随着当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一些学者提出，许多科学发展问题在技术上困难并不大，而关键需要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变革，即需要进一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换，以新的思路和视角来摆脱发展中的困局。

后实证主义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思想资源。这一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以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解释学为理论框架，试图以新的维度来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新的研究形态。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支配和垄断了整个心理学界。“科学”的实证心理学多年来成为“主流心理学”中不可动摇的基本硬核地带，使许多人得出了一个貌似正确的观点：凡是心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实证研究，其余的即是非科学方法，或者说是科学水准不够。“心理学有别于其他观点的地方，就是采纳了实证的科学方法”。［4］国内不少学者还特别强调指出，在实证科学精神发展不够的国度里，当务之急更应强调实证性。但是这种对实证研究的崇尚，虽然为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化、技术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学科发展危机。人类博大精深的心理世界被研究肢解的相当贫乏和简单。实证主义“已经对心理学产生了非常巨大而且极恶劣的影响……知识主张的正确与否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这一范式内是正确的，运用到另一个范式就可能是错误的。用库恩的观点来解释，所谓客观、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相对于一定的理论模式的”［5］。

以格根等人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崛起于19世纪末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不过“是对许多伟大科学家的传统的简单继承”。近代实验科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把宇宙和自然视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提出只有通过实验和测量并使用数学方法，才能认识理解宇宙这一完美的机器。牛顿也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任何说法都应该称之为假说，而这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或者是物理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6］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更是提倡采取实证观察的方法探讨自然和社会现象。然而，20世纪初期微观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基础。以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为代表的新物理学充分反映了对科学作逻辑分析的可能性，即科学研究可以在少量实验事实的启发下，通过逻辑分析为主要手段建构“思想实验”。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传统的实证主义观点便逐渐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取代。罗素认为，只有逻辑意义上的可实证性才能拯救实证主义。因为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以为对科学的评价只有一个标准，即与经验一致的证据，但问题在于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实证数据，都声称自己是正确的。而实证的研究只有在精心选择的狭小的范围内才有效。在实际中也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了的命题才有意义。即使现象能够被经验观察到，但产生现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无法观察的，像我们能够观察到化学反应，而解释化学反应的分子作用过程则是看不到的。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只是需要经验，更需要能够超越经验的新思维和预测能力。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明显违背了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波普也强调，科学研究需要“逻辑＋经验”这样的双重标准。逻辑经验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语词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取消了与可观察物的联系，而解释和预测具有相同的逻辑意义。拉卡托斯更是提出，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单个的命题或理论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而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纲领之中。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实验绝不能简单地推翻理论，科学理论也不能简单地被经验所否证。科学进步的合理性在于接近真理的符合程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学术合法性地位。

在心理学界，随着极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行为主义学派的衰落，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复兴与重振的势头，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定型、兼容并包的具有边际型结构特征的“后实证主义”思想倾向。后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范式在强调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固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却并没有考虑与之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它们的普遍程度和深度如何？第二是科学知识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意义是如何确立的？实证主义范式并没有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而只是一味地拒斥理论陈述而赋予观察事实以特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优先地位，进而从反形而上学道路出发走上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道路。为了摆脱实证主义自然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困扰，进一步确立及重建一种更适合于心理和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现代科学实在论、科学解释学和现象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工具。

所谓科学实在论是倡导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要保证其正确性的一种学说。科学实在论所讲的“实在”意味着“存在着的东西”，它强调客观世界存在着三种意义的“实在”内容：一是指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其本质特征是超验性；二是指经验实在，即人的经验可触及的实在；三是功能、关系性存在及观念性实在。“不只是存在我们能感知的东西，也存在理论科学方法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能想象的东西。我们拥有关于事物、结构、过程等我们不能感知的可靠知识”。［7］后实证主义者强调真理与实在的一致性。而传统的实证主义则以因果论和还原论来解释事物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其意义。对于无法实证解释的问题，要么抛弃，要么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后实证主义者提出，心理学的理论评价标准可以在不同层次、类型和水平上进行，概念与逻辑标准也是实验评价的一种重要方法。

科学解释学是当前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法论武器。解释学是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学说体系，其“作为后实证主义的智力世界的基础——现象学和解释学传统的延续”。［8］狄尔泰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初期，当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纷纷走向实证化的同时，狄尔泰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类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上均极不相同的科学。狄尔泰并不否认人文科学作为一类科学而存在，而反对将人文科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类型的科学来建设。他曾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展开过论战，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精神科学基础上的“描述心理学”，以反对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说明心理学”，认为后者是模仿物理学建立的“原子心理学”。狄尔泰的解释学有力地维护了作为精神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支的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当代科学解释学在继承狄尔泰精神遗产的同时也强调研究方法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对意义的理解具有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提出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揭示隐蔽意义。科学研究的本体性规定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且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意义。另外，科学解释学还从“移情”的角度提出，研究者或诠释者必须进入文本者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理解”。在后实证主义者看来，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尽管没有达到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密化陈述水准，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必要像自然科学一样实现精确化，通过日益运用条理化的结构模式，增强自身的科学和严密性。

后实证主义者认为，理论范式也有比较明确的研究纲领和程序。许多人批评这种范式的研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方法、程序和一整套共识的专家意见；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抽象，往往不够具体和精确；对研究结果没有充分的信心和信念……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研究“怎么都行，怎么说都可以，或者没有任何标准”。相反，理论研究恰恰由于缺乏诸如有实验的方法这样的东西来依靠，就迫使自己必须“以概念分析为首要步骤、以框架问题为主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9］，寻求甚至是更大程度的清晰性、严密性和精确性。理论研究范式把原创性、富于想象的感受性和纯粹理智逻辑的严密性三者结合了起来，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建构知识系统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例如，“近几年来，理论心理学的最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如何取得统一的规划和评价标准”。［10］在心理学的发展战略规划方面，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将心理学领域统一规划为两种本体论：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和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且不可从一个还原到另一个。心理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心理学领域应该被限制到思想、感觉和有意义行为上；物质主义则应该将心理学限制到身体的物质状态、特别是脑和神经系统上。这两种本体论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的繁荣和进步。在科学研究评价标准问题上，受当代科学解释学和科学修辞学发展转向的影响，倡导后实证主义的学者提出，可以从3个层面上建立新的科学评价标准：1概念与逻辑标准；2科学解释学的标准即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通过分析理论的价值和社会应用功能，判断理论的优劣；3科学修辞学的标准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而与实证数据的一致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11］理论研究范式允许区域内扩张。

二、前沿主题：心理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

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不仅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性前提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在探索新的心理学知识理论形态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以元理论研究、文化心理学、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研究范式初现端倪，汇成了当前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前沿主题。

（一）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

理论创新是现代科学研究的灵魂。现代科学研究创新的显著特点在于，当今科学技术的变革是整体性的知识框架的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和事务性的变化。有关理论本身及其社会意义、技术、方法、策略手段、选择和评价的，是最重要的一类知识，这就是“元理论”和“元技术”。元理论和元技术是一种在整体意义上更多更好的理论或技术。因此，重新思考传统基础理论的价值和重建科学的元理论基础便成为当代心理学的重要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心理学在努力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方面常常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寻求心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努力还一直在继续。尽管在新的千年里，心理学的分化与分裂还在加剧，但致力于澄清基础理论秩序的元理论研究的兴起，也标示着当代的心理学者已经有勇气来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都是必须面对却又有可能无法做出圆满回答的问题。瓦格纳指出，20世纪末期的社会科学各种问题虽然相互纠结，但是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致力于澄清理论，二是致力于为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确立坚实的基础，即“以多种理论模式作为建立秩序的根据”［12］。心理学的发展也证明，研究人的行为活动离不开对基础理论的系统评价和反思活动。当前后实证主义者将心理学的基础理论划分为两部分内容：一类是元理论；另一类是实体理论。元理论是指以学科自身以及学科的研究状态及其发展规律为对象的研究取向，其研究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作为获得对理论更深刻的理解手段的元理论，努力发展现存学科理论的潜在结构；二是作为理论发展之前奏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是为了产生更新的理论；三是作为中心观点之来源的元理论，即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成为部分或者全部心理学理论之中心的观点。［13］一般来讲，元理论的研究价值在以下两种情境中最具有学术意义：一是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转变，从而要求修改目前该学科中所通行的研究范式和纲领；二是由于学科很久没有进展，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者越来越困惑，于是便对某一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寻找“心理学理论应该是什么”的潜在结构问题是目前元理论研究的重心内容。元心理学的基本学术领域是“致力于理解心理学的本质和潜力”［14］。

(二)多元方法论问题

方法论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新科学的理论基础必然要求重建科学方法论，以便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和视角。所谓方法论，是指讨论研究方法如何符合科学原理的理论，其包括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选择方法的依据、理论评价的标准、科学哲学对心理学的影响、方法与对象的关系、研究方法的利弊得失、心理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等。心理学方法论重点探讨诸多变量之因果关系的准确性问题，明确一些作为研究前提的基本观点。多年来心理学对理论研究排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难以找到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黑格尔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观点结论的正确性必须通过方法来支撑，因而，近年来后实证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心理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他们提出要确立一种多元方法论标准评价体系来解决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困境。长期以来，心理学界盛行着“方法中心论”观点，造成了现代心理学陷入一种理论上缺乏中心、而在方法论上试图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后实证主义者反对以定量方法评价一切的做法，提倡多元化的方法论模式，认为方法的丰富性、多元性是学科成熟的标志。成熟学科的理论范式是相对稳定的，而方法是多元的，通过多样的方法可以揭示科学的丰富内涵。多元成分之间是互补的、和谐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相容的。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排斥实验和测量，而是强调要防止对实证方法的绝对盲从和迷信。主张实证研究应该成为多元心理学研究范式中的一元，而不应再享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因此，后实证主义所强调的多元化方法取向，既尊重传统的科学方法如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成果，也重视质的研究方法、叙事的方法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倡导理论与方法的契合性和多样性。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能选择任何一种而排斥其他方法，应该根据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心理学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适用于所有研究的方法；2适用于定量研究的方法；3适用于质性研究的方法；4适用于社区心理学的特殊方法。［15］其中第1和第3种更具有理论范式的研究特征。后实证主义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批评、质疑和反思的层面上，也必须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方法去阻止心理学的解体。近10年来，心理学理论研究在方法领域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元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行动研究、模型方法、解释学、叙事心理学和质性研究技术的兴起，为理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工具。

（三）文化反思与心理学的理论建设

从文化视角探讨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加强心理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切入点。文化与心理学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在文化中寻求意义是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格根指出，作为文化资源的心理学理论研究需要从实证主义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潜在的理论结构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布鲁纳晚年对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失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性批判。他认为，将冯特开创的另一个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解为“民族心理学”是不正确的，而应该是“文化心理学”。因为冯特曾说，心理学应该看作是文化科学的代表(Geistewissenschaften)，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代表(Naturwissenschaften)。布鲁纳和奈瑟明确指出，文化取向的心理学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大失误是在开始阶段从“意义”转向了“信息”，意义概念被替换成了计算能力。目前“要还心理学以原貌”，要使认知革命复归于“意义建构”，必须使“心理学植根于文化，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组织”科学理论。［16］在布鲁纳等人看来，心理学的理论建设包括软文化约束与硬文化约束两个方面。因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既涉及对文化心理学的深入研究，同时也探讨心理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另外还需要重视学科文化制度建设和职业制度建设等要素。仅从制度文化建设层面上而言，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功能便非常突出。心理学的文化内涵不仅涉及科学观、方法技术方面的规范，同时还包含一系列社会规则、制度、政策文化的引导。国家的科学政策、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历来是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心理学发展的一项重要变量。作为文化制度建设的心理学理论研究，在科学建制设计、职业标准制定、专业人力资源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规范建设等领域，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许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心理学的人力资源建设与职业培训起到了制度性的推广作用。例如，目前美国心理学有30多万专业工作者，日本是5万，以色列为1万，而我国只有不足5千人。美国心理学的繁荣得益于联邦政府所给予的许多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测验和评估在军队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美国军方对心理学的积极支持。而《国防教育法》、《中等教育法》等政策法规更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心理学在国家核心部门和国民教育制度中扎下了根基。现代西方的医疗卫生制度又使全体公民的身体健康具有医疗与心理治疗这样两套保护系统。近年来联合国科文组织也要求，在每6000—7500名中小学生中，至少需要1位心理学专业工作者（以此标准我国仅中小学便需要3万名专业服务者）。目前后实证主义者提出，要以更广泛的文化视野重建心理学的学科制度与职业制度。在我国，文化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对心理学的制度建设研究探讨的不够，我们特别需要加强宏观制度层面的心理学文化建设力度。

（四）社会建构主义与修辞心理学

后经验主义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强调理论的社会建构特性。社会建构主义主要有三个派别：后现代的社会建构论、实在论的社会建构论和修辞反应的社会建构论。以格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17］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精神形式、文化样式和心理学样式。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是暂时的、可以修正的。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完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心理学研究并不是知识的客观积累过程。心理学理论存在于学科共同体之间的语言沟通、协商之中，学科专业术语是对话、沟通和协商的结果，语言习惯的使用来自于语言前结构被普遍化为“科学事实”。以肖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者则在科学修辞学的影响下，发展起了一种修辞心理学，这也为反思实证主义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一直受经验实证科学的排斥。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中性的语言，以逻辑的、客观的方式表现自身，与叙事和修辞手段没有任何联系，科学必须以“理”服人。但肖特等人强调，修辞和叙事并不是文学的独有产物，实际上科学也在运用这种手段，以增加理论的魅力。修辞和叙事具有方法论意义，科学陈述其实都建立在修辞的操作上。通过修辞和叙事手段，理论可获得语言系统的形式化和公理化表述，为判断理论陈述的一致性和完美性提供了形式化的标准。同时，“修辞和叙事作为一种方法论也是一个发明、创造和批判的过程，是一个理论意义的重建过程。修辞和叙事也具有认识论的意义”［18］。修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许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发现潜在的理论结构。

(五)辩证法心理学

社会建构主义和修辞心理学的崛起，也为重新反思辩证法和重建辩证思维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机遇。辩证一词具有多种含义，古希腊哲学中早期的辩证法包含有“对话”、“话语”、“修辞”、“劝导”等多种含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里格尔的辩证法心理学的出现，到80年代以来皮亚杰和新皮亚杰主义思潮的兴盛，再到当前哈夫曼的拓朴辩证法心理学的兴起，标志着“思想或事实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以正题、反题、合题的方式发生的逻辑发展”［19］。辩证法对科学理论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辩证法不仅为人们理解当代生活和社会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而且对心理学科学观重建的理解将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视野和更为深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的心理世界具有辩证的同一性，而非机械的同一性。有的西方学者提出，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人的精神、意识是最高的辩证法”［18］。辩证法超越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抽象的两极对立，实现了绝对与相对、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的和解。这种思想智慧对于克服当代心理学的深层困境，推动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心理学理论在行动

后实证主义者提出，理论研究的社会实践应用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除了“需要奋力组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理论研究也涉及了实践应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后实证主义的理论研究范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其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应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认为心理学要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在市场决策、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实践中包含着前理论的成分。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的保证是无法估量的，同时对人的实际生活也发挥着隐性的、实在的支配性作用。根格指出，关于心理学的理论如何行动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即理论评价模式和合作反思模式。理论评价的行动模式是首先通过现象分析，确定有意义的行动方案，其次进行理论评价。在理论评价过程中，要求建立模型框架，做出合理的解释，制定实践行动计划。而合作反思理论的行动模式是，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持有一种假设并设立研究目标，然后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收集有用的数据信息，开展实践评估与校正活动，在实践中重新认识并发现新的可能方向。当然，“新的社会现实会导致新的研究模式再次产生”［20］。

三、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当代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中许多关键领域在性质上的变化，无疑对于国内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持续创新是心理学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

心理学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土地上成长壮大起来的一门学科，西方学者仍然在反思与修正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心理学。推动西方现代心理学持续进步的根本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思想的心理学；另一是作为科学的心理学。科学的心理学与思想的心理学并行不悖。后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式更多地属于思想的心理学。同其他研究相似的是，西方当代的研究进展一直是中国学者认识和理解同类型问题的参照。与西方研究相比，国内研究经常处于理论滞后及错位的状态。我们往往只重视对西方“科学的心理学”资源的引进和转借，而对“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学习借鉴得十分不够。寻求中国心理学的进一步繁荣，需要从理论思想范式、学科制度、职业建设以及新型人力资源培养等方面持续创新，不断缩小与西方差距，努力把我国的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科。

(二)后实证主义的心理学研究标示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问世

确立一种适合于人的心理、行为研究的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实现科学观、方法论的转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追求。长期盛行的实证主义范式的科学观，基本上不适合描述及解释人类复杂多样的心理世界。那么，目前所需要的“新的科学观”或科学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形态呢？应该说，当前西方后实证主义对此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社会建构主义、科学解释学、科学修辞学和辩证法心理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充和完善实证科学范式研究的局限性。只有选择具有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统一的“多元范式”，才能超越当前实证心理学研究中的简单主义与还原主义困境。

第6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第7篇

一、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等方面现象与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具体可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人类诞生以来，社会科学就发展起来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科学数目越来越多，发展得越来越详细，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有着很广泛的领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人们在不断地发现、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科学研究，恰恰就是发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途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人们通过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运用一系列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为人类社会发展掌握规律，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们不断认识和创新自己、不断进步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的根基，在中国近一百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更是一整套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行动指南，还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能正确地指导人们去认识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要有三大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理论本身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理论在实践中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的创新，另一方面，其又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前一辈的基础上，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从到，经历了四位党的领导人继承与创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又是新阶段发展的起点。每一次的创新，都是认识的强化和理论的升华。

二、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领域，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通过哲学提供的方法，去认识、理解与解释本身，这是哲学的功能和价值。虽然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学科，但是从它的研究对象与功能上来说，它又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抽象概括，其指导其他各学科的发展。从哲学到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唯物论到辩证法，从认识论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完备的方法论体系，从自然、社会、人的思维角度，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指导。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两者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还要求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做是“万能的教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其进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宏观的方法、把握大的方向或确立一定的立场。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时时处处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流于形式，盲目追求形式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还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与把握其内涵，活学活用，将其作为工具，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与被指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就能把握社会科学发展正确的方向，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如果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在确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验工具和科学依据，社会科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毕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与实践中，具有抽象性，是“弱于具体操作”的。

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起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处理社会矛盾，促进人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性作用，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个人在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时，没有必要或者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升到国家那样的高度。然而，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社会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提供宏观的方法、提供大的方向和确立个人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正确把握这些，从而让社会研究工作更具有正确的方向和丰富的成果与强大的动力。个人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与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关系必须就从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点点滴滴开始。首先，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是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物质决定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先决问题。承不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决定着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其次，深刻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果不能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就谈不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正确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谈不上其指导意义了。最后，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大特点，即理论本身是处于不断地变化的，对于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物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总是变化与发展的。不能将思维模式，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固化为教条，要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时间段，活学活用。此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之间的关系，注重以实践创新理论，注重将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应用理论，在实践中创新理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用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充分发挥其基本与核心作用，让社会科学研究保证正确的方向和取得最有效的结果，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社会科学发展真正发挥它的服务功能。

作者：苗兴成 臧净 单位：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8篇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 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 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 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 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 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 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 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 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 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 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 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 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转贴于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 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 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 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 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 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 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 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 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 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 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 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 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 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 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2] [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 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 [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 Laudan，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11.

[10]　L. Laudan， Science and Valu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P.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295.

[12] [13] [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第9篇

关键词：社会科学方法论；康德；新康德主义；韦伯

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探求真理的“辩证法”方法以来，方法论就一直是哲学认识论的重大问题，不过，近代以前的哲学家大都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类无论研究自然、研究人、还是研究社会，其研究方法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他们无法想象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会有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研究方法。近代以后，一元论受到挑战，这种挑战源自两个背景，一个是科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源自哲学。从科学方面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崛起和胜利，使得科学方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对这种科学方法的反弹，特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也日益凸现；从哲学方面看，近代认识论的特有论说，特别是其有关事实与价值的观点从哲学层面催生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说的产生。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本文撇开了科学方面，仅从哲学方面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从哲学方面说，始于莱布尼茨、休谟等人的知识分类说以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观点是为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源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源起

哲学家们很早就对各门科学知识进行过分类，比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各门科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制造的三大类，但它并未促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主要是因为，（1）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分类说大都是基于研究对象的；（2）这种分类并未触及价值判断的特殊性问题；（3）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都是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者，即都认为各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宏观上和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自莱布尼茨以来，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代的独特的知识分类说，正是这种知识分类说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成为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成立的前提。

与古代的知识分类说不同，近代的知识分类说不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是基于一种判断、一种知识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不同，莱布尼茨率先提出了这种知识论，他说：“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①莱布尼茨的“两种真理论”意味着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真理，一种是推理的、必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只需要依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即可证明为真，而且必然为真，另一种是事实的、偶然的知识，这种知识则需要借助外在的经验观察才能确定真假，而且这种真只具有或然性。

休谟则提出了与莱布尼茨几乎完全一致的知识分类理论，休谟说，科学知识或者是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如数学和逻辑等形式科学。但与莱布尼茨不同的是，休谟知识分类说的本义是要明确科学知识的定义和范围，以表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从而把一切非科学的东西从科学领域中清除出去。为此，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将“是”与“应当”、“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作出严格区分的观点，即人们不可能从“是”推出“应当”来，“是”的判断（事实判断）与“应当”的判断（价值判断）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判断，因此，必须严格区分作为科学研究的事实领域与作为道德研究的价值领域（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这样，休谟不仅进一步确定了基于判断之真理性的知识分类说，而且凸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价值问题。

莱布尼茨和休谟的上述观点在康德哲学中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康德将知识分为先天分析知识、后天综合知识以及康德所独创的先天综合知识三大类，前两种知识分别对应于莱布尼茨和休谟的观念关系的必然知识和事实关系的或然知识，由于康德认识论的原意是如何证成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因此在这三种知识中，康德本人更重视第三种知识即先天综合知识，整部《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都是对先天综合知识的论证，然而出乎康德意料的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前两种知识，先天分析知识和后天综合知识却得到了后世哲学家更多的认同和研究。

另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有一个与休谟相同的目的，即为科学定性和划界，他是通过对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分析来进行论证的，康德一方面论证了科学（康德把它叫做“理论理性”）的价值和意义，在经验的范围内，科学真理（理论理性）具有普遍必然性，但若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则科学（理论理性）必然陷入二律背反，成为一种先验幻象，这说明科学（理论理性）及科学真理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在科学的范围之外还有一片广阔的领域，这就是价值世界（康德把它叫做“实践理性”），康德与休谟一样，敏锐地触及到了科学的有限性和价值问题，但与休谟排拒价值世界不同，康德认为正是因为科学（理论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价值（实践理性）成为必要和可能，此所谓“扬弃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②在康德哲学中，在科学（理论理性）的范围之外是广阔的价值（实践理性）的领域，而且与科学（理论理性）的经验性、必然性相对应，人类的价值（实践理性）领域则是超验的、自由的王国，其重要性甚至在科学（理论理性）之上。因之，康德不只是区分了科学和价值，而且从哲学上对这两大领域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此举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在康德之前，人们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区别虽然早有认识，但这种区别 “并没有从基础上以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人们一般认为，一切知识都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由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特别是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确定性，这些科学的规范、原则和哲学基础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切科学知识的准则。就认识论而言，康德并没有超出这样一种观念。但是，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为人的行为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块自由的畛域。哲学所要证明的，不仅包括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的普遍必然的认识的可能性，而且还包括人们意志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独立于自然法则的自由法则的可能性。康德的这一观点虽然尚未涉及文化科学的各种具体学科，也未涉及文化科学一般方法论问题，但是为一切主张文化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哲学根据，这就是人的行为的自由本性，人的行为以及由这种行为构成的社会的历史性。”③

综上所述，莱布尼茨以来的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观点，1，基于知识的形式特征（与经验有关还是无关）和真理性（必然真理还是或然真理）的近代特有的知识分类说，这种知识分类说将知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验无关的、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数学知识，另一类是与经验有关的、只有或然性的经验知识；2，与这种知识分类说密切相关的“价值论”，休谟和康德都区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科学领域之外划出了一片价值的领域，“价值论”特别强调了与逻辑和事实判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同，价值判断是主体的和主观的领域。近代认识论的第一个观点将包含了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排除在自然科学之外，不管作出这种分类的哲学家的主观意图如何，它在客观上确认了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研究，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独立存在。第二个观点以“价值”统摄社会科学，这不仅点出了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而且对“价值判断”的分析讨论日后也成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命题，因此近代认识论的这两个观点事实上构筑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

康德等人区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观点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得以建立的起点，也是一个获得今日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但进一步而言，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之分？特别是应该如何看待包含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则又是一个引发了广泛争议的问题，由是而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潮，因而康德之后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是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路径发展的，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科学化的实证主义，另一种是主张社会科学特殊性的历史主义，两种思潮都建基于休谟和康德的理论之上。

广义的实证主义包括圣西门、孔德、密尔、斯宾塞、马赫及逻辑实证主义等一系列人物和思潮，作为一种具有强烈科学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和康德哲学中有关只有逻辑和经验研究（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价值判断并非科学的著名观点，从这一基本理念出发，实证主义认为，价值判断和社会科学或者根本就不是科学，或者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整合和分析。而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除了研究对象上的原因以外，研究方法上的优越性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优越性使得自然科学的原则、规范和方法应该而且事实上是一切知识的准则，因此，社会科学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统一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实证主义与古代哲学家一样是方法论上的统一论者，认为只要是真正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既可以认识自然，也可以认识人和社会。实证主义并未承认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特殊性，但实证主义仍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有以下几项贡献：1、实证主义专门探讨了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2、实证主义强烈主张社会科学应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经验性和科学性；3、具备了科学性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应该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

对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新康德主义，这主要建基于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事实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社会事实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相对于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事实而言，社会事实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意向性，因为社会事实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人类行为的主观性、能动性、选择性和价值性都是客观的自然事实所不具备的。而且由于这种区别，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实验法等实际上也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加以运用。所以，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一些方法以外，也应该存在不同于自然研究的、社会研究的特定方法，也即有一种所谓“社会科学的逻辑”，新康德主义正是从这里出发，肇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

首先是狄尔泰，狄尔泰一生的伟大抱负是完成所谓“历史理性批判”，他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独到见解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建构。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狄尔泰看来，以历史事物和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与以自然事物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有着原则区别，自然科学以外在的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而人文科学则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精神世界为研究对象，自然的物理世界本身没有意义，或者其意义需要人去赋予，而人类生活则是有意义的，由于这种区别，因此，从研究方法上说，“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对规律性的认识只有通过可计量的东西才有可能，……在精神科学中，每一抽象原理归根到底都是通过与精神生活的联系获得自己的论证，而这种联系是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的。”④这就是说自然科学通过感觉、思维等外在的认识方式来进行，它是用因果关系描述和解释的科学，而人文科学则应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内在地去领会，它是用将心比心式的心灵交互来体验的理解的科学。“社会事实是被人们从内部理解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我们自己状态的观察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在我们之中再现。我们理解它们，就可以通过爱和憎，通过我们激情的变换，而使历史世界再现。”⑤

与狄尔泰从存在论角度研究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不同，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文德尔班认为，由于自然“规律”是始终存在、反复出现、不断起作用的东西，因而自然科学使用普遍化的方法，目的在于寻找自然界的“规律”、“齐一性”、“共相”、“不变的形式”， 它是“制定规律”的科学。而历史“事件”则只有一次性、个别性和独特性，因而社会历史科学则使用个别化的方法，目的在于把某一过去的事件栩栩如生地再现于当前的观念之中， 它是“描述特征”的科学。

李凯尔特进一步从质料和形式两个方面区分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所谓“质料的分类原则”即从研究对象上来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的目的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价值是区分自然和文化的标准，而所谓价值就是独特性，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普遍的、重复的，因而没有价值，都不能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反之，一切文化产物之所以具有价值，在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一次性发生过程。⑥

与“质料的分类原则”相比，李凯尔特更强调“形式的分类原则”， 即从研究方法上来对科学进行分类。从研究方法上说，自然科学是试图从事物的普遍因素中形成普遍概念，因此，它必须采取“普遍化的方法”。文化科学所面对的是特殊的、一次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它就只能采用“个别化的方法”。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和文化。

新康德主义从康德关于自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相区别的观念出发，论证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之相互区别在存在论（狄尔泰）和方法论（李凯尔特）上的内在根据，指出了历史事实和文化现象与自然事实相比所具有的诸多特殊性，如价值性、个别性等，第一次明确地从学科类型上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科学）区分开来。同时，新康德主义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比如：狄尔泰对“意义”的分析、对神入型理解的阐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价值”的强调、对个别化方法的探讨等等，这些成就一方面正式开启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其中的许多观点后来都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原则。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立

如果说新康德主义开启了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韦伯则把这种研究向纵深推进，并最终确立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框架和研究原则。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异常丰富，涉及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如何界定社会科学，划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在这一点上，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应从存在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加以界定，社会科学既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更由于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有其独特性。

其次，如何看待价值问题。自休谟、康德以来，“价值”乃是不同于“事实”的另一种判断和另一个领域，是社会科学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新康德主义更是以价值论为中心来建构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韦伯时代还是在现代，价值问题都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韦伯在价值问题上的观点是一方面强调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反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反对用寻找“规律”等来取代社会科学在对象和方法上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坚持社会科学也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不赞成用直觉等含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具体而言，韦伯的基本主张是试图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在方法论上统一起来。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首先是“价值关联”的，这表现为价值是社会科学形成的先决条件，也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所在，同时，“价值关联”也表明社会科学家必定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去从事研究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目标的确定与研究者的信仰、利益和偏见等密切相关。因此，价值关联既是建立社会科学的前提，又是解释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兴趣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分析则是价值关联的具体化，它具体地揭示了文化意义之所在，它们是经验分析必不可少的前提，但还不是经验科学本身。

如果说“价值关联”是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价值中立”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客观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要求是一致的。区分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从科学认识中剔除出去，这个由休谟率先提出的原则在韦伯手上得到了明确而系统地阐述。

韦伯认为，前述价值关联的有效性只限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所作的科学分析。韦伯一方面通过一些具体事例，如对当时流行的工团主义理论和信念的分析阐述了科学与价值的分野，另一方面，在《“价值中立”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的意义》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等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证明“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这种观点是正确的。”⑦因之，“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表达了三种规范，（1）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2）价值判断无法取代科学认识，（3）科学知识也无法得出有关价值的结论。“价值中立”表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必须追求真理，必须满足客观性要求，学者不是先知，教师不是宣传家，讲台不是布道所，韦伯反复强调的这个原则如今已成为社会科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韦伯“价值中立”说的另一个意蕴是社会科学的价值论域没有事实领域那样的客观真理，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真理，无法在终极的意义上比较高下，价值论域是“诸神彼此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⑧真、善、美是无法统一的，正所谓“一事物之所以为神圣，不但不因其为不美所妨碍，而且唯其不美，方成其为神圣……一事物之所以为美，不但不因其有不善之处所妨碍，而且唯其有不善之处，方成其为美……一事物之可以为真，不但不因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所妨碍，而且唯其为不美、不神圣、不善，方可成其为真……”⑨因此，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终极信仰都是平等的，哪一个都无权宣称具有绝对的正确性和优先性，禀持不同价值信念的人均应相互理解和宽容。

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个贡献是提出了“理解”和“理想类型”两个研究范式。韦伯认为，“理解”或是合理性的，即逻辑的或数学的理解；或是神入的，即对他人心理和行为的重新体验。韦伯着重分析了神入性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价值观念、终极目标、激情行为及所有的非理都很难用逻辑的方法来解释，而只能作神入式的理解。神入性理解的可能性在于在大致相同的环境下，人们会产生大致相同的内心活动，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分析在被理解者所处的情景中将会出现的内心活动来类推他人的内心活动。当然，由于这种神入性理解不具备合理性理解的逻辑明晰、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正确性和有效性始终是有争议的，不过，正如安德列斯基所说，尽管神入性理解有种种局限，但若无神入性理解，社会秩序在几秒钟内就会崩溃，因而它是无法从社会科学中排除出去的。⑩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范式，韦伯认为，由于研究者面对的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要做出接近真实的研究颇为不易，因此需要建构一套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概念系统，它是从历史事件中抽取和归纳出来的一种概念构架，是为了透视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构造的非实在的因果关系，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论以及韦伯在他自己的研究中提出的几种“理想类型”：如新教伦理、科层制、三种统治形式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显示了巨大的力量，成为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休谟和康德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野而肇其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到韦伯时代已完成了初步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已经建立起来，并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比如，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在今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经济学据此就有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分。又如，根据价值中立的研究原则，现代社会科学家都力求避免用价值判断来代替科学的实证研究，以求得研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外，价值与事实的不同还表现在价值判断并没有事实判断那样的客观性，各种价值具有不可公度性，而社会科学研究又无法回避价值判断，因此在价值问题上，社会科学家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唯我独尊的沙文主义，坚持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平等对话的原则。

总括本文，从休谟到康德、从新康德主义到韦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由是得以建立。

引文注释

①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商务印书馆，1975：488.

②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人民出版社，2001：59.

③ 韩水法.韦伯.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37-38.

④ 转引自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00：125.

⑤ 转引自韩水法.韦伯[M].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40.

⑥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M].商务印书馆，1986：20.

⑦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100.

⑧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28.

⑨ 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55.

第10篇

心理学的研究是否科学，方法是否可靠？这直接与科学观有关。科学观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分界，就是在科学与非科学间做出区分并且规定划界标准。[4]科学分界的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各阶段对于心理学是科学抑或非科学这一问题，都有不同答案。

（一）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心理学要想获得科学的认定，就不得不截短、毁伤历史以使其屈就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这使心理学好像被撕成碎片；在逻辑证伪主义那里，科学发展的动态过程观点对心理学获得“科学”的名义创造了一点条件，但他们把经验看作可以不需要再检验的绝对观点却把心理学的人文科学特点抹杀了。狄尔泰认为“所有的科学都是经验的，但所有的经验都必须与产生它的语境和条件———也就是我们全部的本性———相联系”，[6]这表明在波谱尔那里无需检验的经验并非坚不可摧。所以，心理学在逻辑主义那里获得的地位就必然是非科学、软科学。

（二）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

这类标准代表人物库恩和拉卡托斯。库恩反对简单的超越历史的分界标准，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科学共同体认为合理的东西就是科学的；[7]（P99-104）而拉卡托斯反对库恩的过于强调科学家个人的心理特点，认为过于强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特点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倾向，从而把划界问题软化为“评估”问题，提出了用“研究纲领”来评估是否是科学的问题。库恩认为，心理学至今仍然没有学科共同体都接受的“科学范式”，也就是说心理学还没达到“规范科学”阶段，正处于流派纷争、组织分裂的“前规范科学”阶段。[8]（P106-109）在拉卡托斯所说的研究纲领中，目前的心理学更是难以企及。所以，心理学在相对主义那里获得了前规范科学地位，较之逻辑主义划界时期已是不易，有一定积极意义，这可能正是心理学界对库恩的范式论比较关注的原因。

（三）无政府主义及后现代哲学的“怎么都行”标准

代表人物费耶阿本德根本不承认科学与非科学间有明确分界线，完全取消了分界问题，抛出“怎么都行”标准。[9]他提出只要不阻碍科学进步，怎么都行。显然，在“怎么都行”标准下，心理学不但得不到被确认所谓“科学”的东西，反而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但是，这种分界标准起码给了心理学一个希望，那就是：传统所谓的“科学”的标定是值得怀疑的，心理学已经有可能成为或被标定为一门科学。（四）新的实在论重建“多元”标准[10]M.邦格（M.Bunge）认为，消解科学分界问题不利于文化的健康。“伪科学和反科学是任何科学哲学加以检验的典型问题，科学分界仍有意义，只是抛弃简单的一元霸权的逻辑主义的传统标准才是我们真正的需要。”我们相信，新的实在论重建的多元标准将更接近科学的本质，将有更大包容性和建设性。依据任何一个尚处于争论之中的科学分界标准，武断心理学是或不是科学都是毫无道理的，现存划界标准无法解释心理学学科科学性的问题，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一般科学方法论分析的科学整合

一般科学方法论是具体学科研究方法和哲学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是现代科学的普适方法论，属横断科学范畴。[11]（P6-7）一般科学方法论也叫系统科学，研究广义复杂系统组成和发展规律。系统论的创立者贝塔朗菲认为，“无论系统的种类和性质有何不同，存在着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性原则”[12]在系统科学的视野里，任何现象都可以看作不同复杂程度的系统，简单和复杂系统的区别在于构成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程度，人的心理系统无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巨型系统。本文就是运用“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性原则”，对心理学学科问题进行探讨。系统科学研究证明：探索世界“构成”和“生成”是科学发展的两条道路，关于这两条道路的学说分别被称为构成论和生成论。[13]构成论前提是“精神和自然的二分法”，而生成论前提为“过程”。生成论认为系统诞生和整体重建可以与系统的物质无关。这意味系统科学开始由传统构成论走向生成论。人的心理不服从线形决定论，心理学处于构成维度和生成维度、纵跨微观和宏观维度两个区域。这更符合心理现象的本质属性———心理系统既与大脑系统的物质构成有关，又与心理系统的诞生和发展有关。新的构成论的观点可能更加有利于心理学学科问题的解决。目前，传统一般科学方法论体系正在向新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转化，系统科学的旧三论———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正在走向系统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也被称为新三论），着重研究系统从无序到统一有序的发展规律。这一方法论的确立将无疑有利于心理学科体系及科学性等问题的解决。克拉威克论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将还是重点经常转移，观点、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14]

三、哲学方法论分析的发展对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哲学方法论是最高层次的普适方法论，是各个心理学派的哲学基础。[15]心理学派别林立从根本上是哲学基础对立的具体表现：

（一）传统本体论对心理学学科科学性的消极性影响

根据哲学方法论基础，冯特之后的心理学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实证主义阵营，包括内容心理学、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日内瓦学派和认知心理学；二是现象主义阵营，包括意动心理学、完形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等。[16]不难看出，心理学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实证主义的、量性的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和现象主义的质性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这两大阵营的对峙。艾森克在反对精神分析时说：“科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同骗术有着剧烈的争斗。心理学中也有科学与骗术之战，非科学的一方是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释义学方法，特别是精神分析”。而另一阵营却指责实证主义把心理撕成碎片进行研究，结果只是冷冰冰的可笑结果。时至今日，两大阵营的对峙并没有消失。构造主义和机能主义盛行时，精神分析茁壮成长；行为主义兴起，格式塔心理学继续发展；认知心理学兴起，后现代主义又登台。[17]追溯两大阵营的分歧来自于两种思想渊源———“说明”和“理解”，对应于两种哲学本体论———自然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德罗依森首次将“理解”和“说明”加以区分，之后，狄尔泰在他的解释学名作《人文科学导论》中说“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18，19]把“说明”与“理解”分别指向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二分方法论。本体论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自然与精神的对立存在是二分思想的主要观点，“说明”与“理解”二分方法论的本质是传统实体本体论关于自然本体和精神本体的二元思想。实证主义运用“量”的严格控制的方法追求客观地“说明”主体外的客体，认为这才是真正科学，归属于自然本体论哲学范畴；现象主义运用“质”的方法主观地“理解”现象本身，归属精神本体论的哲学范畴。心理学学科科学性问题和体系难以统一，问题的根本是心理现象存在本身同时具有自然和精神两种属性，并不遵从自然与精神对立的二分观点。在一种分裂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实证主义与现象主义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科学性进行较量，这种较量一方面导致两大派别的心理学茁壮成长。另一方面，思想的对立导致组织的分裂，心理学的科学性难以确定，学科体系难以统一。因此，传统哲学本体论影响了心理的科学性与体系的统一。

（二）实践本体论使心理学学科科学化更具真实性

辨正唯物主义哲学揭示了世界存在的一般本质———实践本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对象化”的思想，“人是靠了对象而存在的，人的对象对人来说才是对象”。[20]（P79-82）认为社会存在从本质上看是实践的。这肯定了自然存在的真实性，以及精神世界在自然物质世界基础上的派生而存在的真实性，而且肯定了社会存在的真实性———自然和精神这两种真实存在统一于社会实践之中。实践本体论超越了传统自然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为建立统一的心理学体系提供了哲学基础上的可能性，然而，这并不能代替和跨越具体科学本身。实证主义框架下的心理学支离破碎，缺乏整体意义上的统一性；现象主义框架下的心理学过于主观，缺乏分析意义上的确定性。笔者认为，目前的心理学研究已经注意到两种派别的不可分割性，但大部分研究只是笼统地作一些所谓“交叉”或“结合”的文章。这实际上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外在生硬的“结合”，虽冠辩证之名，难逃折中之嫌。心理学的统一要首先依靠心理学本身的长期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探索，统一的大心理学观的建立仍要依靠心理学科本身的长足发展。

四、心理学学科问题的再思考

（一）心理学学科问题的理论与现实的回答

心理学是科学吗？学科体系能否统一？狄尔泰回答是：研究对象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获得某个东西一定程度的客观性，这个东西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主题。研究方法方面，有人认为，如果某个东西不能量化，就不适合于科学研究。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运用任何可能的手段“说明”世界有什么就是科学。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对事物本体进行最小实物粒子或最小功能粒子化的实物本体论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对心理现象涉及的生理成分、心理成分以及心理功能单元的不断分析和剥离，必然有助于探索心理系统的组成成分以及成分间稳定的静态关系。实践的回答是：如果世界有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它们不是实物粒子，不能量化或客观化，它必然落入解释学的领域。那么，否定其客观实在性才是真正的不科学。心理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自生成、自组织的复杂系统，这决定了人的心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相对独立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遵循虚体本体方法论的指导，必然有助于心理学应用领域的研究。现实的考虑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极度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心理系统的极度复杂性的事实，最终决定心理学的研究将极其多样繁复。短时期内渴望心理学学科体系统一、学科性质确定是不现实的。然而，当我们可以理解和接受实证主义的零碎、刻板和严谨，现象主义的模糊、丰富和想象力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立体的动态的活生生的人的心理。

（二）心理学学科的方法论问题的讨论

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的一般哲学方法论，为心理学的学科提供坚实可靠的实践原则。实践本体论的观点坚持从“人”与“物”的矛盾实践关系中把握心理的本质，我们只有在不断揭示“人”与“物”的矛盾实践关系，才能最终达到对心理现象的科学认识。提出任何心理学假设都必须具备人类实践的原型，验证假设的范式必须是现实心理实践的简化模型等等，一个没有现实原型的心理学假设更多只是毫无意义的玄想。因而，在心理学研究中，强调现实现象和具有实践意义的课题研究，可能是一条防止迷失于主观建模的玄幻的科学研究境地。本体论层次上的分歧并不必然导致心理学学科科研实践的矛盾。实践本体论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然经历三个阶段：感性认识、研究探索、理性认识。实在本体论的科学哲学家———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也提出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物质世界；第二世界———精神世界；第三世界———知识世界。而在实在本体论思想的影响下，罗姆•哈瑞（HarréRom）借用生物学“环境”这个术语把物质世界分为感知世界、仪器世界和想象世界。较之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罗姆•哈瑞的划分由于紧扣“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接近了“人”与“物”实践关系的本质。心理学研究能够紧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能不脱离其研究的本质。以生成论为基础的动态系统生成方法，把握了形式逻辑与发展逻辑的统一性，为研究“人”的心理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一般系统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有关于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存在的伟大论断。波普尔也认为三个世界相互作用；罗姆•哈瑞承认他所认为的三个世界的边界是历史的、可变的。总之，只有在发展中，只有在三个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真正把握“人”的动态生成心理系统的本质。只有以多元代替一元的具体方法体系，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相结合，各种方法在各自体系内充分发展，才能正确把握了感性、科学研究和理性之间，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知识世界之间，感知世界、仪器世界和想象世界之间的通达关系。而哈瑞在《认知科学哲学导论》中主张的科学研究方法：描述分类方法和模型解释方法，至少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实证主义阵营而言，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

第11篇

投出石头,但是,当人们问儿童做了什么时,儿童却以为是在面对盒子时投出抛射物的:因此,有一种根据解释的可观察事实的变形,这种错误解释认为只有当运动物体被垂直投出时才能到达目标。在心理发生方面,能援引许多别的例子,但每个人都承认能在科学史上找到一种类似的态度。[5]瓦德西(J.H.Wandersee)的研究也表明,学生关于光合作用的迷思概念,历史上着名的科学家也产生过,学生对光合作用理解的过程,与科学史上光合作用概念的演变有密切的关系。[6] 从这样的观点看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的建构,可以认为:(1)以教师讲解或教科书写明的方式,权威地认为某事是真实的,尤其在以“定义”的方式呈现科学理论时,导致学生学习科学理论如同学习语言一般,只是记忆与复述。并且误认为只要能用公式解答问题,就是能理解甚至运用科学理论了。因此,要说明科学家是如何发现一个科学理论的,科学家是如何思考问题的,或说明某个科学理论(知识)之所以产生的情境。科学理论的理解不是以记诵为目的,更不是解题战术的落实。而是在一定的情境中,遵照科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和规律,在儿童自己的科学世界中,经由学习共同体建构而成的。知识一旦剥离了产生它的过程,思考被记忆替代,理解被背诵置换。(2)强调必须让学生了解科学学习是新旧范式的转变,包括概念及方法学的转变,惟有让学生了解这种转变,才能真正了解科学知识的建构本质。从科学哲学的意义上讲知识的建构,学生在学习科学概念时,可能发生的情形是:如果学生已经具有正确的概念框架,但是并不充分,此时的教学应强调“弱重建”;如果学生的概念框架是不对的,或是与科学理论不兼容,此时的教学应强调如何引发学生的“根本重建”。然而,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表明,了解和改变学生的前概念是不容易的。而引入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前概念,以提供与之相矛盾的新概念学习的情境,也可以为我们科学概念的学习顺序提供参照,以助于更适当的教学设计。基于当代建构主义理论的概念转变(con2ceptualchange)学习,就是一种具体的实施方式。科学史表明,科学的发展表示着范式的转变。如物理学,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需要在概念上有实质性的改变,例如力、重力、质量、行星、波和粒子等等概念。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显示,物体若质量很巨大、很小、或速度很快,则牛顿理论会不适用。新的物理学理论都比它所取代的更具有解释的协调性。[7](3)从认知历史分析法看,这种分析法是结合实际科学实践的案例研究,以认知科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去创造一个新的、范围广泛的理论,说明在科学中的概念结构如何建构和改变。认知历史分析法在认知方面也反映出我们所理解的科学知识必须是心理上实际可行的,显示出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不仅是极有天赋的人类,其实他们也像所有人一样,是具有生理和社会特质的人类。就某种重要意义而言,科学是人类心智与这世界,以及人与人交互作用的一种产物,科学理论并不是先验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找出人类如何以认知能力形成科学理论。以认知历史分析法探勘科学史所蕴藏的丰富认知内涵,正是用来启发学生思考的最佳科学史教材,由此,根据科学概念的历史根源,以根本重建立场的方式,让学生可以在一个身置其中的情境来学习科学课程,透过新的科学表征的建构和传达,使学生能够深刻体会科学家如何从事研究工作,进而让学生了解科学家在认知过程中所运用的思考模式和认知能力。[8] 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儿童又如何习得知识,学习的本质是什么,科学教学的本质是什么等等问题,都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和认识。当然,并非要一概摒弃传统的科学哲学观点和学习理论,但基于建构主义的理念,充分利用科学史的丰富材料,用更宽广、更开放的心态,做更深入的探讨和展望是必需的。 三、了解科学过程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历史和儿童对事物的认知过程具有相似处。科学史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的认知规律和儿童认知科学世界的过程、儿童如何构建他们心目中的科学图像提供了依据。皮亚杰的研究也表明,儿童知识的增长与科学知识的增长遵循相同的机制,并以此探寻儿童思维的心理发生和科学概念的历史发展之间的连续性。 德国教育学家戚勒(J.Ziller)受到生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的“生物重演律”的影响,即“个体发生就是种系发生的短暂而迅速的重演”,提出教育的重演理论。从科学史看,经典物理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渐进期、高原期、突变期。学生物理概念形成过程中心理发展的进程和走向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探究经典物理学的进程与学生物理概念的学习进程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学习者在学习新的物理概念、规律过程中,随着学习活动的逐步开展,掌握物理概念、规律的水平也在提高(渐进期);但是学习到某一阶段,总感觉无法进步,物理概念、规律的掌握水平停滞不前(高原期);随着学习活动的进一步深入,“顿悟”、“融会贯通”的现象迟早会出现(突变期),从而准确掌握物理概念、规律。可以说学习者物理概念学习的进程是人类研究物理学进程的“复演”,是作为学习者的人在学习物理学的过程中“重演”着人类探索物理学的历史过程。 一些科学教科书往往把科学研究的历程过于简化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过程,有的描写成是牛顿看到苹果落地后联想出来的;有的只是把开普勒(J.Kepler)第三定律和牛顿第三定律代入圆周运动向心力公式推演出来的。学生误认为万有引力定律就是这样冥思苦想或公式推演的结果,既误解了科学研究的过程,也误解了科学家。门捷列夫(D.Mendeleev)的元素周期律,认为只要根据元素的原子量,按照大小顺序排列就可以得到。这其中的科学思想,艰辛的探索过程和巧妙的方法,全都荡然无存,生动的、丰富多彩的科学发展过程变成了元素符号的排列组合,留下的只是枯燥乏味的机械记忆。科学史引入科学教育正是可以改变概念化地讲授科学,使干巴巴的叙述变得生动,并使学生“科学地”和“直觉地”思考,而不是与枯燥的最终结果打交道。 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学生的学习应经历过程,在体验、参与中学习。各种科学课程标准都要求让学习者通过探究去获取知识,就是要让学习者经历科学家研究科学的过程,了解科学知识形成的历史,从而达到真正理解科学知识。不但知道作为结果和结论形态的知识,而且懂得这样的结论是怎么来的,这正是提高科学素养,理解科学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内容。 四、掌握科学方法 在科学家举不胜举的创造性工作中显示出来的种种绝妙的方法,对学生都会有极其深刻的思维上的启示。在一般的教学中,教师讲授的是已得到的成果和经过纯化了的推理步骤,而对于研究方法却提到不多。而且,大多数科学教科书和科学教学中所强调的往往是研究中理性的、逻辑的方法,而实际研究中,科学家们却常常使用带有浓厚的非理性、非逻辑色彩的方法,如科学想像、理想实验、试探猜测、大胆假设、直觉与灵感等等。 科学方法在科学教学中是一种渗透和融合,不是贴标签或强行说教,科学方法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科学哲学的研究也将使我们重新认识科学方法的功能和科学方法的合理运用。科学史上的案例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理解科学家在建构科学理论时,在特定的技术背景、概念架构中所选择或创立的研究方法。 布拉什(S.G.Brush)在《Science》上发表 论文,曾对科学方法有一段精妙的论述:今天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极大地瓦解了传统的科学形象,科学不再被仅仅看成是对客观事实的发现,“客观性”不再是科学发展中的唯一主题,传统教科书给出的“假说—演绎”方法论(理论应该与实验事实相符合),也被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亲口否认。爱因斯坦拒绝让实验“事实”动摇他的相对论的基本假设,而是以洛仑兹(H.A.Lorentz)的理论作支持。狄拉克(P.Dirac)则说:“一个理论家宁可要一个美的方程,也不要一个丑的但结果与实验数据更一致的方程。”普朗克更有一个在科学界所传诵的“普朗克原理”:“科学的重大革新很少通过说服反对者并使他们转变立场来实现,索耳是难以变成保耳的。事实上倒是,反对者逐渐死去,新生的一代一开始就熟悉新思想。”[9] 五、认识科学价值 我国传统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在于:强调经典的学科科学体系,重现学科系统知识的习得,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概念和符号系统,能运用这些知识解释和解决一些学科的问题,特别是运用于解题。突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基础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培养学科专业人才和科学家,着眼于少数精英学生,对全体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比较忽视。科学教育呈学科化、精英化的倾向,忽视全体学生科学素质的提高。基础科学教育中应试教育比较严重,题海战术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不少科学教师甚至认为,科学教学就是学科知识的教学,而且是传递—接受式的灌输教学。学生发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思想受到严重限制。 新课改三维目标的提出,是对目前基础科学教育存在弊端的拨乱反正。在基础科学教育中运用科学史,对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具有特别的意义:(1)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很多科学家认为好奇心是科学家的重要素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劳夫林(R.B.Laughlin)在回答清华学子的提问时,对好奇心特别关注,他认为“每个人从小孩起就有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到成年后就减少了,要注意这种变化。如果把儿童时的好奇心全丢了,成年后就没有创造力了。所以保持儿童时的好奇心非常重要。”没有好奇心,就没有热情。没有好奇心,就没有正确的科学态度。[10]学生只有具有对科学的好奇心,才会产生科学学习的求知欲和内在动机,才可能对科学学习产生兴趣,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勤奋地学习科学。科学史中大量的科学世界的奇妙、科学发现的奇妙、科学家创造活动的伟大,将激起学生探索自然的热情,科学家献身科学,孜孜不倦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为学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将激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2)科学态度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是从事任何工作的基本条件。从基础科学教育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有:严谨求实、实事求是、尊重事实、勇于实践,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敢于求真,谦虚宽容、善于合作、独立思考、追求自由,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勇于批判、大胆创新,关心环境、关心社会等。科学史中有大量的范例,丰富的内容,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浸染,并内化为学生的科学精神。(3)如何认识科学的价值,科学史揭示了科学技术被滥用或恶用的情况下,对社会、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既要认识到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复杂的相依关系(STS研究),也要正确地看待科学技术广泛应用后出现的负面效应,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后现代科学史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还影响到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重新认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尤其在科学大战(ScienceWar)以后,争论显得十分激烈,但科学史是连通两者之间的桥梁这一点,却是众所公认的。 六、结论 运用当代科学哲学的观点,在新课改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科学史在基础科学教育中的角色和功能。力求改变原来思维的定势,冲破固有的束缚,使这一研究变得柳暗花明,出现一片新的天地。而且,得到的研究成果,又可反作用于科学教育改革,更深刻地理解基础科学教育改革。 科学史应用于基础科学教育,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危险。前国际物理教育委员会(ICPE)主席,国际知名的物理学教育家弗伦奇(A.P.French)指出,把历史和科学结合在一起是棘手的事情。他引证了马丁·克莱因(M.Klein)的话:在试图借助于物理学史或至少是利用物理学史来教物理学时,我们都冒着使物理学或物理学史或两者受委屈的风险。[11]科亨(I.B.Cohen)也指出,许多科学教师喜欢讲一些趣闻,如科学史中最着名的轶事,即牛顿和苹果与伽利略和比萨斜塔的故事,而不会去考证这种说法的历史依据。科学教师所需要和感兴趣的常常是科学的辉格史。[12]毫无疑问,科学教科书的编写,是要照顾到学科本身的知识逻辑的,也要根据儿童的认知规律,教科书的顺序是经过纯化和处理了的知识体系。但是,学生学习科学,以为科学就是按照教科书的顺序严格依照逻辑规律发展的,这样获得的科学发展过程只会是一种被歪曲了的历史和错觉。而科学自身的发展,却是十分复杂和无确定方向的,就像大海中航行的一叶扁舟,即使最终到达了目的地,航行的轨迹也是完全无序的。科学教育是不能以这种真实的历史过程来进行的,甚至定律和公式的推演过程和表达方式也常常与历史不符,因为那样会让学生漫无头绪、莫衷一是,或冗长繁复、无法理解,找不到基本的知识内在的线索。科学教学中应用的科学史和科学史家研究的科学史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科学史。 科学教育中,在科学与科学史两极之间,极需保持适当的张力,在将科学史应用于科学教学之中时,必须谨慎从事。因此,要力戒科学史在基础科学教育应用中的庸俗化、技巧化的倾向。要避免引发学生对科学和科学史产生不应有的误解,不要只是在枝节上下功夫,而忘掉科学史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应有的功能和承担的正当角色。目前,我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大多数教师,科学史的修养还较低,对科学史的教育功能认识不足,科学史应用于基础科学教育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些都是亟待引起重视的。 参考文献:

[1]MatthewsMR.ScienceTeaching:TheRoleofHistoryandPhi2losophyofScience[M].NewYork:Routledge,1994:50.

[2]McComasWF,AlmazroaH&CloughMP.TheNatureofSci2enceinScienceEducation:AnIntroduction[J].Science&Edu2cation,1998,7(4):511-532.

[3]MatthewsM.R.History,Philosophy,andScienceTeaching:ThePresentRapprochement.Science&Education,1992,1(11):11-47.

[4]刘兵,江洋着.科学史与教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32-35.

[5]PiagetJ.,GarciaR1心理发生和科学史.姜志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12.

[6]Wandersee.H.CantheHistoryofScienceHelpScienceEduca2torsAnticipateStudents’Misconceptions?JournalofResearchinScienceTeaching,1985,23(7):581-597.

[7]ThagardP.Conceptual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2sityPress,1992:223-224.

[8]肖碧茹,洪振方.以认知历史分析法探究科学史及其在科学教育的意蕴.科学教育月刊,2000,(235):2-13.

[9]Brush.G.ShouldtheHistoryofScienceBeRatedX?Science,1974,183(18):1164-1172.

[10]江世亮.与科学大师对话[J].新华月报,2002(8):88-90.

第12篇

即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玄学)之争和北伐成功之后关于“人权”的论争以及九一八之后

的民主与独裁之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两次争论可以说是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五

四基本理念的反思；而且这一反思基本是在尊西趋新派阵营中进行(较少受西方文化影响

的真正“保守”派或正脱除西方影响的章太炎等人便几乎不曾关注这些争论)，其中包括

不少新文化运动领衔人物，较能反映同一批人在时代转变后对原有基本理念的重新检讨。

[45]

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过去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海峡两岸的少壮学人对此相当重视，

新论不少。[46] 但除三十年代的著述外，从思想界自身反省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似不多见

。[47] 同时，近几十年为多数人常规使用的“科学主义”概念是否准确表述了五四新文

化人心目中“科学”的真义，即其是否是一个有效的诠释工具，也还有讨论的余地。

尽管有众多研究在前，论战本身的史实重建似仍不够充分，有时一些看似细微的具体

过程其实提示着这一论战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意义。就目前我已接触到的材料看，稍全面的

史实重建决非一文的常规篇幅所能涵盖，故对有些既存研究论述较少的面相，如从清季起

中国士人已在关注的科学与“文学”(其义略近于今日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大家都

认为如此严肃重要的论战为何以相当轻率随意的方式表述(此最足揭示五四人心态中一些

隐伏但相当关键的因素)、五四后“赛先生”实际落实到整理国故和史学(而非数理化和工

业技术)之上、以及这次论战是在怎样的语境中进行和这一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及怎样影响

了论战本身等，均只能另文探讨。

我特别希望了解的是:张君劢一次带偶然性的讲话究竟在何处以及怎样挑战了五四人

的基本观念(从而引起后者不得不拔剑而起)? 同时，本文也拟从考察“科学”观念在后五

四时期的演变这一视角来反观五四人心目中的“赛先生”究竟何义，希望能使我们对这次

论战的理解和认识略有寸进，并进而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科学”这一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的基本观念。

1、论战双方的动机

从论战的当时起，思想界和学术界对这次论战意义的评价都相当高。但这次被时人和

后之学者赋予相当历史意义的思想论战有一个特点，即表述方式超乎寻常的不严肃，许多

文字均以恢谐甚至攻击的口吻出之。最典型的概括即胡适所说“文虽近于游戏，而意则甚

庄”。梁启超对此甚为不满，他认为“这回这论战题目太重大了，行文更要格外勤恳郑重

。否则令人看作游戏文章，便会把原来精神失掉大半。”[48] 为什么许多当事人认为如

此重要的思想问题却以“游戏”文字表述之? 深入分析这一诡论现象只能俟诸另文，但有

一点可以考虑，即这次论战虽触及时人关注的重大问题，但其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

，故许多人的表述呈现出相当的随意性。

正如梁启超所说，张君劢最初“不过在学校里随便讲演，未曾把‘人生观’和‘科学

’给他一个定义。在君也不过拈起来就驳”。[49] 双方的思虑或者都较深远，但一开始

并未特别注重其所讨论的具体概念。由于是针对特定对象的即席演说，而不是对全国学界

发宣言，张君劢的演讲内容并非精雕细刻，自相抵牾之处确不少见。他后来回忆时却强调

他其实有很高远的大目标，即“一个人对于社会提出一种思想，是对于青年、对于学术有

重大影响；换句话说，提出一种思想方向是有重大的责任”。他当初即希望这“可以使我

们的思想界有一种大目标，大家可以向前进行；或者我们的思想史上，可以开一个新局面

”。[50]

这样的大目标恐怕是后来逐渐“层累堆积”出来的，因为张第一次讲话的内容实在不

足以承担这么大的抱负(当然他后几次文章越来越体现出关怀的深切)。[51] 梁启超也声

称“这回论战原是想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令青年学子对于这问题得正确深造的了解”

。[52] 这是否是预定的目标同样很值得怀疑，因为最初讲话的张君劢并不知道丁文江要

反驳。但张、梁均提及的“青年”却的确是论战者(特别是丁文江)针对的对象。

张君劢的谈话对象是平日所学皆科学而“不久即至美洲”的清华学生，正因为“方今

国中竞言新文化”，而这些学生又肩负着“将来沟通文化之责”，故张希望他们能将他之

所论“时时放在心头”。张或担忧这些青年会将西方文化不加区别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

所以先给他们打一剂防疫针。其讲话的要点似即在最后一段，而最核心者大约即“吾有吾

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一句。不过，张接下来并未明确为中国文化张目，而是提出

“西洋之有益者如何采之、有害者如何革除之”这一取舍问题皆决之于人生观。所以，当

他说人生观是“文化转移之枢纽”时，其实也不过是指引进西方文化时应有所取舍而已。

这对饱受新文化运动冲击而即将留学美国的清华学生，当然有直接的针对性。[53]

新文化运动的早期研究者伍启元认为，张君劢的“直觉主义不过是一种玄学的思想”

，其代表的是早已没落的封建残余，已无社会基础，故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其实

不用实验主义者的全体动员，它也必不打而自倒了”。[54] 但这一点丁文江显然不同意

，他从张君劢的言论中看出了非常严重的潜在“错误”影响，并不止一次表示他对张的讲

话“决计不能轻易放过”、“势不能不”出来批驳，可知其感觉到一种非常明显的压力；

而张在清华的讲话其实相当随意，在学理层面似不足以构成这样强烈的压力。

所以，是否可说丁文江等更为关注的是张君劢(以及更早的梁启超)的言论可能造成的

影响，即对“科学”在中国的推进造成阻碍，特别是对青年可能产生误导作用。丁文江曾

告诉胡适,“前天君劢找我去谈天，与他辩论了一个钟头，几乎把我气死！”他在列举了

两人对话的要点后说,“我想我们决计不能轻易放过他这种主张”，故决定做一文驳之。

[55] 丁氏当时的心态在其给章鸿钊的信中说得很明白:他对“张君劢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

，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56]

胡适在五十年代回顾这一论战时说:当日“君劢所要提倡的和在君引为隐忧的”问题

，表面是科学是否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但这问题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即张君劢认

为“科学及其结果——物质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问’的东西，并且是在欧洲已被‘

厌恶’的东西”，青年人应该回归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的理学传

统。因此，丁文江视此为“与科学为敌”，必须出来“提醒”青年学生。[57]

丁文江认为,“科学是欧洲人的精华,‘形而上’学是他们的糟粕”。若依张君劢所说

“人生观真正是主观者，单一的、直觉的，而甚么‘专制婚姻、自由婚姻，社会主义、国

家主义，男女平等、尊男轻女……’都是人生观，然则世界上还有甚么讨论，还有甚么是

非?”[58] 这正是一个丁不能放过张的关键，世界上无是非，特别是新文化人所关注推动

的那些方面没有了是非，中国的改良也就没有了明确的方向；若青年受此影响，则中国改

良的希望就渺茫了。

故丁氏明确指出:“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

劢的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不过,“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

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丁文江强调，玄学家如果自己

研讨其本体论，可以不必反对,“但是一班的青年上了他的当，对于宗教、社会、政治、

道德一切问题真以为不受论理方法支配，真正没有是非真伪；只须拿他所谓主观的、综合

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来解决他。果然如此，我们的社会是要成一种甚么社会?”[59] 可

知其目的与张一样，都在针对学生而试图影响学生(或可说是在争夺学生)。

这样，论战诸公所欲针对的都是青年学生，应是无疑的。而胡适、丁文江等更加看重

这一点，或因为当时青年本多站在他们一边。熊十力注意到:“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

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

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60] 一向乐观的胡适看到

了趋新大势的社会影响，他发现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这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

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

侮的态度。”[61]

略带讽刺意味的是，在科学的“话语权势”之下，真正能对科学提出质疑的或者只有

从西方回国的留学生。由于当时的“科学”其实是西来的，留学生大概因其略知西学而具

有某种对“不科学”指责的“免疫”身份。如留学美日两国的杨荫杭就敢指斥时人“略闻

一二粗浅之科学，即肆口痛诋宗教为迷信，此今日中国之通病”。其实“无论孔教、佛教

、基督教，择其一而信之，皆足以检束身心，裨补社会；而独不可屏弃一切，以虚无鸣”

。而胡适在一次与王宠惠等吃饭时，也听到王“大骂西洋的野蛮，事事不如中国”，只有

请客吃饭的规矩比中国好。[62] 在当时的语境下，为“迷信”伸张或骂西洋的野蛮，似

乎也只有留学生才能说得比较理直气壮。

正因为科学已处于一种“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的地位，但实际上

又没有多少人“懂”(故其威权实不巩固)，曾经是趋新先锋的梁启超站出来说科学“未必

万能”就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了。胡适当时解释这次论战“发生的动机”说:“欧洲的科学

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但中国的情形则不同，此时“正苦科学的

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

，却有名流学者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不管其本意如何,“梁先

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63] 但由于丁文江与梁启超关系

非同一般，他自己即曾追随梁同游战后的欧洲，且两人的辈分也有差异，丁恐不便直接向

梁挑战。张君劢的演讲恰给丁以发动的机会。

吴稚晖当时已指出:“张先生的玄学鬼，首先是托梁先生的《欧游心影录》带回的”

。[64] 胡适复注意到张君劢实际也比梁启超走得更远，梁到底还声明本不欲“菲薄科学

”，而张“原是一位讲究‘精神之自足’的中国理学家，新近得到德国理学家倭伊铿先生

的印证，就更自信了；就公开的反对物质文明，公开的‘菲薄科学’，公开的劝告青年学

生: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决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公开的宣传他的见解:‘自孔孟以至宋

元明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65]

张君劢既然已突破清季以来不敢公开轻视科学的常规，其对新文化人所推动之事业的

威胁就凸显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家”张君劢的“自信”其实是西来的，在尊西的

民初，柏格森、倭伊铿等人的名字本身便具有相当的“话语权势”，张氏打着他们的“旗

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实具有更大的威慑性。在胡适看来,“新文化运动的根本

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化”。他们要引

进的“新文化”，正以来自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表征。梁启超等人在欧战后对“科学”的

质疑，实即向五四人最基本的观念挑战，当然要引起新文化人的激烈反弹；再加上梁、张

等言论出处多自西来，更强化了挑战的冲击性，故“信仰科学的人”便不能不“大声疾呼

出来替科学辩护”了。[66]

同时，许多新文化人仍像当年发动文学革命时一样感受到来自旧势力(即今人常说的

“传统”)的强大压力，这在陈独秀对当时社会成分的观察中有充分的体现。他认为中国

当时尚属孔德所说的“宗教迷信时代:你看全国最大多数的人，还是迷信巫鬼符咒算命卜

卦等超物质以上的神秘；次多数像张君劢这样相信玄学的人，旧的士的阶级全体、新的士

的阶级一大部分皆是；像丁在君这样相信科学的人，其数目几乎不能列入统计。”[67]

纯粹从总人数上看，陈的话似不能算不对。但就后五四时期构成所谓“舆论”的社会

成分而言，他恐怕太低估了“新的士的阶级”中“相信科学”的人数(张君劢其实也只是

想说科学还是有所不能而已)。叶其忠注意到,“所有支持张君劢的参战者有许多保留”，

且几乎为间接的；而“支持丁文江看法的参战者比较少保留”，且均直接支持。[68] 此

最可见科学这一“话语权势”之预存，无人能公开与之对立。其实“旧的士的阶级”也不

少趋从于科学的威力，几年前武昌高师的史地部主任姚明辉就在该校的《数理杂志》发表

《三从义》和《妇顺说》，以数学原理证明“三从”和“妇顺”实天经地义，曾引起《新

青年》的反弹。[69] 姚氏所论是否有理是一回事，但维护“三从”和“妇顺”也必须诉

诸科学，并发表在《数理杂志》之上，却最能体现时代的转变和科学的威权。更重要的是

，西化精英的社会影响实远超过其人数，他们的广大青年追随者(即论战双方所真正注目

者)这一社会力量相当强大，陈对此估计明显不足。[70]

整个论战中科学派对来自“传统”那潜在的威胁或冲击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大致传承

了新文化人对传统压力的想象倾向。[71] 但同为中国传统，还有上层主流文化与相对边

缘的基层文化(即西人所谓大小传统)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大小两传统其实本是一直处于竞

争之中的[72]，五四人大约因有西方这一参照系在，从中西文化竞争的角度着眼，反多看

见其关联和相互支持的一面。胡适在科学的影响力方面虽比陈独秀更乐观，但他看见的中

国实与陈之所见略同，仍是一片“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他那时要大家“试睁开眼看看

: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我们只有求神问卜的人生观、只有《安

士全书》的人生观、只有《太上感应篇》的人生观”。[73]

当丁文江表示自己对宇宙间不知的成分宁取“存疑”态度时，陈独秀和胡适都认为丁

太消极,等于间接承认了有神论；应采取一种相对“武断”的态度，明白宣称其无神论信

仰(他们都认为无神论的证据已充足，要到有神论者拿出证据时才能放弃其信仰)。[74]

其实承认宇宙有不可知成分并不一定意味着神或上帝的有无，尤其玄学派完全没有这方面

的暗示；但陈、胡二人却看到了潜在的威胁，即给玄学以地位就可能导致有神论，故胡适

将吴稚晖否认上帝的言论誉为“真正的挑战”。其实吴所挑战的并非实际参战的玄学派，

而是没有参与论战的“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

这正是吴稚晖眼里中国当时的情形:一方面象征西方经济入侵的“新新公司又将开幕

”，而另一方面“同善社、道德社、大同教、吴鉴光、小糊涂、金刚眼，皆猖獗得远超过

于戊戌以前”。[75] 吴的观察提示了在戊戌以前儒家主流文化尚未崩散时,“子不语”的

怪力乱神在中国并无太多市场;西潮冲击使中国主流文化退居二线后，便先有义和拳的出

现，后有二十年代各种“怪力乱神”的猖獗，再次提示了作为异端进入中国的西潮无形中

对昔日中国边缘文化的支持。[76] 所以新文化人眼中旧文化“妖焰”的复炽，其实恰是

传统崩散的表征。特别具有诡论意味的是，一方面，新文化人将“怪力乱神”的猖獗看作

传统的余威不绝；另一方面这些孔教的反对者又实带儒家特别是“僧道无缘”的理学家气

味，他们把道教(部分也包括道家)明确视为异端。

不仅胡适和吴稚晖的攻击范围均涉及道教，丁文江在声讨张君劢的“玄学”是“西洋

的玄学鬼”联合了宋明理学“一班朋友的魂灵”时，也特别指出张的人生观“玄而又玄”

。[77] 这里“玄而又玄”显系有意使用，正欲使读者产生联想。张君劢已注意及此，他

指责丁文江虽“号为求证之科学家”，其为文之“字里行间，惟见谩骂之词”。张认为他

自己对精神科学和物质科学的界限甚清，而丁“伪为不知，乃欲以‘阴阳五行’之徽号加

入，以为藉此四字可以乱人观听”。丁以玄学称谓张的人生观，正是“明知今之青年闻玄

学之名而恶之，故取此名以投合时好”。[78]

张君劢的思想资源本来更偏向于西方，所以他认为“国人所以闻玄学之名而恶之者，

盖惑于孔德氏人智进化三时期之说也”。但罗家伦却能理解到玄字在中国“向有的意义”

才是关键所在,他认为“玄学(metaphysics)的名词，在中文带着有历史背景的‘玄’字，

是很不幸的。因为涉及‘玄之又玄’、‘方士谈玄’……种种意义，引起许多无聊的误解

。”[79]

在晚清诸子学兴起特别是在新文化人“打倒孔家店”之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玄学其

实已变成一个相对正面的词汇。从国粹学派到新文化人中的鲁迅等人(甚至五四学生辈的

朱谦之等)，大致都对“魏晋文章”持欣赏态度。非儒家的梁漱溟先已非常正面地使用玄

学一词，他以为玄学与科学正体现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区别。[80] 只有在正统儒家眼中

,“玄学”才是一个负面名词。丁文江对此词的贬义使用，提示了儒家正统观念在西化的

新文化人潜意识中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深厚，稍一不慎即会表露。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

:“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

是传统的中国人。”[81] 其实他们岂止是一般“传统的中国人”，而且是儒家味道甚重

的传统中国人。

新文化人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起而反击张君劢的人生观言论。由于“科学”作为西方

文明(优越或不足)的象征更胜过其实际内容，论战表述的随意性之另一典型体现即各方在

学理方面准备都不充分。时人已对论战的表述水平感到失望，陈独秀即说辩论双方未能将

讨论集中在“科学与人生观”之上，他认为张君劢的文字固然更加枝蔓，但科学派的文章

也“大半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令人看了好象是‘科学概论讲义’”。[82] 其实丁

文江等本意正不在此而在彼，丁氏对此说得很明白:玄学家如果自己研讨其本体论，可以

不必反对；他所顾虑的是青年上了玄学家的当。

当时惟吴稚晖是解人，他根本认为“学问的法宝”谈得太多才是把官司“打到别处去

了”。胡适在论战当年也与陈独秀有同感，以为论战者多未弄清楚科学的人生观究竟何义

；但他到晚年更具后见之明的优势时，则转同意吴的看法，指出丁文江本清楚这次讨论“

最重要的问题”是“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不是科学的责任”；但他

不幸提出了“科学的知识论”问题，结果“把本题岔到别的问题上去了”。[83] 我们今

日研究这一论战，恐怕也应该回到当事人更关注的“本题”吧。

不少后之研究者之所以也有类似陈、胡当年的失望感，或者即因为他/她们在心中预

设了一个理想的(有时甚至是超越于论战者时代的)论战标准，然后再以此标准来衡量论战

本身。[84] 其实论战的当事人之所欲言(当然各有侧重)与这些失望者之所欲观本未必一

致，前者真正关怀和关注的,并不一定在于“科学”和“人生观”本身究竟应如何界定，

以及两者是否或怎样冲突等问题。后之研究者若仅将注意力集中于双方言论的概念层面(

这是迄今为止研究得最多的)，或不易把捉到论战诸人的真实心态。如果返其旧心，以“

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考察时人立论时的心态和意愿,也许所得便会不同。当然，论战者

虽有其特定的关怀，但其各种表述仍围绕着“科学”这一核心观念进行，故五四人心目中

的“科学”究竟何义，的确是应该澄清的问题。

2、进化论与作为五四基本理念的“科学”

过去对新文化运动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研究都倾向于使用“科学主义”的概念来诠

释五四新文化人心目中的“科学”。“科学主义”在西方是个含义不甚确定的术语，较早

将其用于中国研究的郭颖颐对其定义是“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

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85] 这

一定义如果较宽泛地使用，应有助于认识和解释许多新文化人的科学观，因为许多人或多

或少都有相近的倾向。但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很可能对具体的每一个人都未必合适。特别

是时人对于“科学”以及作为这一主义最基础的“科学方法”本身，其实有着相当不同甚

至带本质区别的理解；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带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对发生在中国

的一次具体争论有多大的史学诠释能力，恐怕是要存疑的。[86]

且后之使用科学主义者常有进一步的发挥，如严搏非便认为，科学是带着伦理色彩作

为一种价值体系进入中国，到五四时代成为具有“新权威”性质的价值信仰，与其在近代

西方反权威的本质恰好相反。[87] 这样的观念，至少在这次论战之中“科学派”一边得

不到充分反映。丁文江曾面告张君劢,“科学的通例是一种事实因果关系的缩写，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有了新事实，就可以推翻”。张的反应是“真正出乎意料之外”！他原“不

知道科学是如此一文不值”，因此还增强了反对科学的信心。[88] 胡适晚年回忆说:丁文

江这一观念实在“太谦虚了、太不武断了，所以许多人感觉失望，许多人不认得在君说的

是‘科学’！”[89] “科学”在丁氏那里“谦虚”到使“许多人不认得”，则不仅其“

权威”性有限，更颇说明时人观念的不一致。

如前所述，科学概念本身未必是当时论战诸人关注的重心。胡适所说的“懂与不懂的

人”均推崇科学一语很值得注意，在论战之中已有许多人指出许多参战者其实不怎么“懂

”一般或具体某一科的“科学”，后之研究者也每每提到这一点。“不懂”者也要表示尊

敬，非常能体现科学在那时的“话语权势”；而许多“不懂”者又都敢于在此方面立言而

不觉有自我检束的必要，复体现出这一“权势”那虚悬的象征性，即其威权或无形的“控

制”更多表现为一个大家必须尊重的社会象征，在具体的“话语”层面反而“懂与不懂的

”各种人都可振振有词(实际历史画面呈现出的正是“言人人殊”的现象)。[90]

“科学”的概念本身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我们今日提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

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而且这些“精神

”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

[91])，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特别与理化等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有距离。

这大概即是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许多人下意识中那不言的“科学”，其与“格致”一线之

科学发展的关联反而是相对松散的。

五四人多认为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两大分支，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

观论战前后曾主张这两种方法应该合作成一条联合战线。胡适后来反驳说:“辩证法出于

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

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92] 值得

注意的是胡适用以判断或区分是否“科学”的标准正是进化论，他眼中的“科学”也是他

爱说的“历史主义的”。[93]

进化论在当时及此后的西方已引起较大的争议，但今日意义的“科学”在十九世纪确

立威望时，生物学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胡适等在中国受过严复版的“天演论”

熏陶而在二十世纪初受学于西方者，有这样的科学观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可知五四时人意

识中的“科学”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其确立或晚到二战前后，近年又在转变)恐怕

有相当距离。如果“科学”不同，所谓“科学主义”也就需要界定其在特定时空语境中的

含义了。

正因为科学在中国与天演论的关联，欧战的残酷及战后西人的反思才对中国人触动极

大，因为严复版的进化论(相对更轻视后天伦理的作用)本身受到了挑战。引进天演论的始

作俑者严复本人在欧战后的观感很值得注意，他晚年在何遂的《观欧战纪念册》上题绝句

五首(今录其前三首):“一、太息春秋无义战，群雄何苦自相残。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

驱禽食肉看。二、汰弱存强亦不能，可怜黄草尽飞腾。十年生聚谈何易，遍选丁男作射弸

。三、洄漩螺艇指潜渊，突兀奇肱上九天。长炮扶摇三百里，更看绿气坠飞鸢。”[94]

同样有意思的是严复的自注:一、“战时公法，徒虚语耳。甲寅欧战以来，利器极杀

人之能事，皆所得于科学者也。孟子曰:‘率鸟兽以食人’，非是谓欤?”二、“德之言兵

者，以战为进化之大具，谓可汰弱存强，顾于事适得其反。”三、“自有潜艇，而海战之

术一变。又以飞车，而陆战之术亦一变。炮之远者及三百里外，而绿气火气诸毒机，其杀

剧于火器，益进弥厉，况夫其未有艾耶！”

“公法”在戊戌维新期间曾是许多与严复同时代人寄予厚望的国际新秩序的代名词，

而“科学”则是更持久的西方文明象征；前者对其创始人已成“虚语”，后者在西人手中

造成如此剧烈的破坏，两者均导致“西方”这一整体形象的破坏。在这样失望的心态下过

去本拟“束诸高阁”的孟子言论由隐复显,“夷狄”与当年的“泰西”之间的关联似乎又

被唤醒了。其第二首的注语更已直接论及“汰弱存强”的“适得其反”，则严复到晚年实

已稍悔其引述西方的“进化”学说(严自己已不用“天演”而改云“进化”，也值得注意

)。特别有意思的是，时人对“科学”在中国与西方间的认知实有区别:科学在中国虽然更

多体现为“精神”并落实在整理国故和史学的“方法”之上(详另文)，在欧洲却像传教士

所引导的那样仍与“物质”相连而落实在“技术”上。

严复虽然不像梁启超和梁漱溟那样公开检讨中西文化问题，但他对西方文化的观感实

与二梁相近。有类似看法的老新派尚不少见，被认为吸收西人方法于中国学术最成功的王

国维那时即告诉胡适:“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王国维举

美国耗巨资拍电影例，以为“这种办法不能持久”。胡适在这里又看见了“科学精神”，

他认为“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

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他虽然对西方“不悲观”，但也以

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可知

胡适其实也已看出西方文化不尽美好，不过他主张“我们在今日势不能不跟西洋人向这条

路上走去”，王国维“也以为然”。[95]

正是读到西人在战后对自己文化的反省，张君劢才(有信心)成为少数跳出了严复版进

化论的学者，他明确将“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论”列在科学所力不能及的“人生观”范围之

中。仍在进化论中的丁文江立刻就注意到这一点，并将其点出，提请与他思想相近的“读

者注意”。[96] 另一位在美国学科学的任鸿隽与丁文江的观念接近，他说:诚如张君劢所

言，达尔文的学说已经有后人的若干修正和改良，但“进化论的原理，却是无人能反对的

”。任氏认为“近世的人生观，比中古时代的固定的消极的人生观进步多了”，而这一进

步正得自于进化论。他主张“把因果观念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事事都要求一个合理的。这

种合理的人生观，也是研究科学的结果”。因为“只有由证据推出的结论”才是合理的。

[97]

任鸿隽对“进步”与“合理”等观念的运用明显体现出他在进化论武装下的“现代”

心态，在美国学文科的罗家伦指出:斯宾塞(近代中国人另一重要思想资源)的进化论“用

最机械的解说，先认定近代什么都是好的，是最高的发展之标准，所以强分多少时代，而

以他们所认为‘不好的’都加在以前的或初民的社会身上。现在经真正科学的考察，知道

他们的论据充满偏见。进化(evolution)只是现象的变动，是一种事实，但是进化不见得

就是进步(progress)。”[98] 以今日后现代主义眼光看,“进步”也不见得就更“好”。

惟罗氏当时对进化论如此认识，似已比那些学科学的人要更全面些。

多数中国人大致仍在进化论笼罩之下，他们不仅以进化论立论，在驳论时有意无意也

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就是张君劢自己也不例外。张氏在十年后回顾当年的论战时认为“

最能代表中国这个时代的思想”的是吴稚晖的文章和胡适与陈独秀两人为论文集所写的序

文(有意思的是三人均非学自然科学者)，但三者在张的眼中当然都不够高明，吴的思想近

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朴素自然主义；胡适的文章则说明“他不是一个杜威的学生了，乃是十

六十七世纪时之自然主义者”，其立意与文风，又类伏尔泰；而陈独秀不过“借科学与玄

学的讨论来提倡唯物史观”。[99]

在进化论风行的近代中国，二十世纪之前的思想意味着什么，已不言自明。但张仍进

一步提醒说,“我们现在生在二十世纪，我们是不是应该拿欧洲十七世纪的思路，再重复

一下，又从十六十七世纪向前到二十世纪呢?”他特别指出:“自然主义、唯物主义是各国

思想界中必有的阶段”，唯物主义也只是在十九世纪风行于欧洲，后来在英国和德国分别

被经验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所取代。只不过“在我们今日之中国，正是崇拜西洋科学，又是

大家想望社会革命的时候，所以唯物主观[主义?史观?]的学说，在中国能如此的流行。”

他并预言,“恐怕不到几年后”，唯物主义“这种思想也就要过去了”。张的推理虽说“

学术、宗教、政治问题决不是物质二字所能解决”，其实他的基本思路仍是以唯物主义在

西方已过时这一进化论观念为基础。

而张君劢的“同时代人”其实不少，稍后唯物史观派攻击胡适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同

样说其是“中世纪”的和“违反科学”的。彭述之说:“实验主义，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来

，是一种变相的中世纪式的‘烦琐哲学’”；其“表面上带着民主主义和似是而非的激进

的科学的面具，然而实际上却是十分保守的、专断的、反动的、违反科学精神的”。

[100] 彭氏言论最能表现当时的世风:第一要说对方旧，第二要说对方不科学；而其所用

词汇也最能体现当时的价值判断——“激进”正确而“保守”错误。在这方面，一般被认

为是“守旧”的张君劢其实非常趋新。

在与丁文江争论时，张君劢多次强调他比丁文江更新，更能追随欧洲思潮。他认为“

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但欧洲玄学

思潮从十九世纪末已开始兴起，故他以“新玄学时代”来称谓近“二三十年之欧洲思潮”

，并声明这样的新玄学是与此前旧玄学(注意仍是欧洲的)有区别的。张君劢先说，科学能

否支配人生这一问题,“自十九世纪之末，欧美人始有怀疑之者，今尚为一种新说”，故

丁文江不知。后又说,“以人生观为可以理智剖解、可以论理方法支配，数十年前或有如

在君之所深信者，今则已无一人矣。”正由于欧美思潮的转变，今日“欲以机械主义支配

吾国之思想界，此必不可得者矣”。[101]

张氏不久再申:“科学自产生到现在，其于人生的利害究竟如何呢?在吾国人或不觉此

是问题，因为科学一定是有益的；在欧洲则成为问题，已有数十年之久了”。欧洲人“自

十九世纪下半期后，对于科学，渐由信仰而趋于怀疑，尤其是法国人怀疑最烈”。而且“

方今欧美先知先觉，在精神方面提倡内生活，在政治方面提倡国际联盟，这种人已经不在

少数；只看我国人如何响应，必可以达到一种新境界。”故他“敢告诸君，我所说的并非

梦话，欧美知识界之新学者，都已趋向我所说的新路上来了”。[102] 以欧美“新”学者

走的“新”路来强化自己取向的吸引力，张氏用心相当良苦，而其尊西趋新的态度也表现

得很充分了。

由于张君劢自身在科学和人生观两方面都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学理研究，又负有士人

的立言之责，在立说时便不能避免随西人之波而逐西方之流。虽然张君劢自称其治学与奔

走政治皆有原则，既“不以时俗之好而为之”，也“不以时俗之不好而不为”；这针对他

在中国的情形或不错，但并未能改变他的思想资源基本是西来、而且正是在随西方之波逐

西方之流这一事实。张自己说，他与倭伊铿“一见倾心”，于是将正在读的“国际政治学

书束之高阁”。此后更“潜心于西方学术之源流，惟日叹学海之汪洋，吾力之不逮”。

[103]

最后一句的确是实话，张君劢所看的基本是国际政治和哲学书籍，对西方近代史所知

实浅。他一则曰“十九世纪之初，科学的信仰[在欧洲]如日中天”；再则曰“今日欧美之

迷信科学者，已不如十九世纪初年之甚”。[104] 这真不知是从何处得来的知识，与历史

事实全不符合。[105] 如果不是想当然的话，即很可能是据进化论以中国情形反推欧洲，

认为欧洲当比中国提前若干时间，由此得出这样的推论。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不治史学的张

君劢不犯此类错误(但他敢于随便立说的勇气也太足)，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拿欧洲之问

题来说中国人及与丁文江比赛更新更西的明显倾向。

正是在比丁更新更西的自信上，张君劢敢于指责丁文江“连‘心’同‘物’的分别都

不知道，哪里还懂得哲学！”过去的研究者或受张君劢的影响，说丁文江是什么心物二元

论者，其实丁本人就自认是唯心论者。丁氏本认为“所谓事实，包括精神物质而言；因为

我以为物质是mind content[精神内容]，此外并无独立的物质可言。”[106] 他又说:“

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

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有甚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

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107] 今日受唯物主义影响较深的国人或难理解

自然科学家何以能够是唯心论者，其实两者间未必有根本的矛盾，近年西方根据新发现的

手稿研究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之一的牛顿，就发现占星术不仅影响了他的思维，而且根本就

是他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牵涉太宽，只能由内行的专家来解释了。

对丁文江自己而言，只要将科学限制在“方法”或“知识论”的范围内，便不受什么

唯心唯物的影响了。所以他认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

料，在他的方法”。故是否“科学”也只看其方法而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詹姆士的心

理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以及“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

学的方法”，均是科学。而西方科学之所以不屑同玄学争论，即因为其“知道在知识界内

，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108] 这样强调科学万能，似乎很像许多研

究者所说的“科学主义”，但丁氏口中的“科学方法”却并非时人的共识。

今日学者好争论人文学是否社会科学[109]，其实对五四人而言，这不是问题；那时

许多人认为所有学问都是(或应该是)科学，问题在于什么样的人文学才科学或人文学怎样

研究才科学。五四人的前辈梁启超讲科学就注重的是其“精神”，且落实在方法之上，即

“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

[110] 胡适晚年回忆说:丁文江和他自己都“最爱读赫胥黎讲科学方法的论文”，而赫氏

恰将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天文学都归入“历史的科学”一类，其适用

的方法正与中国的“考据”相类。[111]

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是否科学方法只是这次论战中的一个支题，却有着远更广泛的意

义；因为五四人讲“科学”时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一定要提

高到“文明”层次)，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完全合起来讲迥然不同。若落到实践层面，

则“赛先生”真正落实的恰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之上。对此许多胡适的支持者其实

都或明或暗地反对(各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老一辈的吴稚晖干脆主张将国故“丢在毛厕

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

。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胡适学生辈的追随者傅斯年也对整理国故

很有保留，只是不曾正面挑战胡适而已。[112]

这里的根本大分歧正在于什么是“科学”，胡适和丁文江都认为考据方法即是科学方

法，张东荪则反对说:“汉学家的考据方法不能即算就是科学方法。我承认汉学家有点儿

科学精神，但不能以一点的相同，即谓完全相同。本来考古学[按非今日所谓考古学]只是

历史地理的一个分支，自有其地位。若把考古学的方法推广而用于其他地方，科学家即承

认这个就是科学方法，似乎未免太自贬了。”因为“科学注重在实验，考据不过在故纸堆

中寻生活”而已。[113] 问题在于，如果以是否“实验”为判断依据，则大部分所谓“社

会科学”都非科学，这恐怕连张君劢都不能同意。

实际上张东荪本认为“科学当然是science的译语”，所以中国汉学家的方法自然不

可能是西来的科学方法。但对胡适来说，这里正意味着中西间是否平等的问题，他针对另

一个北大学生毛子水提出的“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

有许多”的观点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

功绩。”[114] 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

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既然同是科学发明，则整理国故即进行“科学”事业，这或者即是

胡适终其身都在进行考据的一个原因吧。

在科学方法的运用或其能力上，当时人也相当不一致。任鸿隽认为,“科学方法虽是

无所不能，但是他应用起来，却有一定的限度”，比如张君劢那种“浑沌囫囵”的人生观

便用不上。[115] 但更多的人则对科学期望甚高，蒋百里即注意到人类对科学的期望和要

求过多:“面包问题，也请赛先生来管；男女问题，也请赛先生来管”。其实科学真正涉

及的不必是这类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事物，而多半是人类耳目所不能及的学理;“赛先生

的声学，是人类耳朵所听不见的占大部分；赛先生的光学，是人类眼睛所看不见的占大部

分”。他以玩笑口吻指出:“科学万能”与“科学破产”其实都是“人类寻着赛先生时一

种高兴”以及“高兴的情调一时低下去”的不同反应，与科学本身恐怕无关。[116]

主张科学万能的丁文江其实是面向未来，他认为当时科学的力量还相当有限。因此,

“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

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

他指出英国教育界从中学到大学，仍基本控制在教士手里，欧洲大陆和美国亦然(这意味

着他说在欧洲混不下去的玄学鬼其实混得不错)；并以“欧美做国务员、总理、总统的从

来没有学过科学的人”为例，证明“科学的影响，始终没有直接侵入政治”。故“欧美的

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如今“欧洲的国

家果然都因为战争破了产”，该负责的是“不科学”的政治家同教育家。[117] 换言之，

欧洲破产的是尚未“科学”的“国家”，却不是“科学”的欧洲“文化”。

这提示着当时人所思考和讨论的，其实不必是研究学理的科学本身，而是人们认知中

科学(实际和可能)的社会功能。正如许华茨指出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站在“科学”一

边的人其实对科学的看法相当不一致，故这次论战“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

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118] 同样，前述张君劢和张东荪观念的歧异说明

,“玄学”一边的人对科学概念的认知也是相当不同的。

那时人们的科学观不仅歧异颇多，而且有的人变更极快。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的

梁启超大致与胡、丁观念接近，但在该书出版的1922年当年即已有新的看法。他回顾说，

由于“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学者多欲证明自己所治学科也有因果可寻，以成为科

学。“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

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

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现在读了西人著作，再加上自己的研

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119] 梁固以“与昨日之我战”而著称，但这样短的

时间里有这样截然相反的根本转变，仍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时人科学观的不稳定性。

梁启超自供的想为史学“取得科学资格”的心态，又揭示出科学作为社会象征的魅力

。在五四人提出“赛先生”口号时，对“科学”的概念并无一个大家认可的共识，但作为

一个正面象征还能为各方所接受。科学与人生观这次论战再次表明，在时人的心目中科学

概念的歧异恐怕还超过其共性，且这一歧异已延伸到象征层面。西来的“科学”在象征层

面也已不再一致，正是一战后“西方”分裂的明显表征。[120] 对这样歧异波动的科学观

是否能以“科学主义”来作概括性的诠释，我以为是要打个问号的。

时人对科学缺乏共识直接影响到究竟应当怎样在中国提倡和推进科学的问题。偏于玄

学一边的林宰平提出，五四后的中国已与前不同,“真科学家固然不多，但是知道科学是

重要的，这几年似乎很不在少数。现在提倡科学，正要为他显出真正的价值，筑了坚实的

基础”。林氏认为“科学的”不一定就是“科学”，即“科学和科学的方法”两者并非一

事。若两者不分即可能导致“天地间无一不是科学”这样一种泛科学化。若“把科学极力

的普遍化，烧酒对水卖，分量越多，价值越少”。他观察到，当时学术界的毛病在于,“

一个范围很严谨的名词，应用又应用，后来渐渐失其本意，甚至有与原意义完全相反的”

。故“科学一语，恐怕不久也要变成滥套了。这是糟蹋科学，不是提倡科学”。[121]

马克思就曾否认过他是时人认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林氏所见的确是当时尚未引

起足够注意的现象。古代中国曾有将政治泛道德化的现象，对外和战常提到道德的高度，

致使一些相对切实的政策主张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122] 近代中国也曾有明显的泛政治

化倾向，如女性的缠足便常被提到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结果女性本身“人的解放”这一

更根本的目标反被忽视。[123] 思想学术的泛科学化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其

结果是“科学”变为象征和“口头禅”，在一定程度上反与具体学理上的科学研究疏离，

这样的异化现象在最提倡科学的五四时期已有明显的反映。一般都认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

战是以“科学”一方的胜利结束的，但科学的“成功”或“胜利”其实也多是象征性的。

五四运动八十年后强调“科教兴国”的今天,“尊重知识”(这里知识与科学的关系不言自

明)仍是个尚未达到却心向往之的努力目标，最足说明问题。

注释：

[45] 可以说，除“科学”外的大部分五四基本理念在后五四时期似乎都有从量到质较大

的转化甚至基本转到对立面，参见罗厚立《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新文化研究》,《读书

》1999年5期。

[46] 较早的研究大约当属两位左派学者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

1934年版)和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人文书店1936年版，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年横排新版)两书中关于此次论战的专章；美国汉学著作中将此事列为专门章节讨论

的有: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译本

); 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出版中译本)；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湖南科技出版社

1987年出版中译本); 此外，林毓生于八十年代写有两篇专文《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涵

义——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和《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之史的涵义——

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例》，均收入其《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联经出版公司

1989年版；近年较详细的研究包括汪晖《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科学谱系的现代分化

与东西文化问题》、《科学世界观的分化与现代性的纲领——张君劢与“人生观之论战”

的再研究》，分别载《学人》第9、11辑；叶其忠《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人生观〉

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与扩展》、《1923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分

别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26期。

[47] 这些研究也包括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版，有香港中文

大学1973年影印本)，该书有专章讨论德、赛二先生的发展和演化，不过其论证从材料到

叙述基本都取自伍启元书。

[48] 胡适致张君劢，附在其《孙行者与张君劢》；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

国际公法”》，均收《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横排新版(用亚东图书馆

本)，第125、122页。[49] 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138页。

[50] 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东方杂志》31卷13期(1934年7月1日)，第7、10页

。

[51] 后来张君劢等“新儒家”那种沉重的责任心和救世的道德负担在这里已有所显露，

而其实际上提不出什么具体可行的方策这一特点也已稍露端倪。

[52] 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科学与人生观》，第121页。

[53] 张君劢:《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第33-40页。

[54]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177页。

[55] 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3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

第188-190页。

[56] 参章演存(鸿钊):《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科学与人生观》，

第146页。[57] 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横排新版，第63-64页。

[58] 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3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90页。

[59]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41-42、52页。

[60] 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

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30页。

[61]《科学与人生观胡序》，第10页。

[62] 1920年6月7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

11页;《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远流出版公司1989-90年版，1922年3月31日(原书无页)

。

[63] 《科学与人生观胡序》，第12-13页。胡适认为“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

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所以不能允许玄学鬼的进攻。他实际上并未完全否认科

学可能带来“灾难”，也不否认科学在中国普及后或应讨论科学可能带来的灾难;他只是

认为时机不合适，即这样的问题不适宜在当时的中国讨论。

[64]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第308页。按吴文之所以甚得胡

适欣赏，很可能正因其将矛头多指向梁启超和梁漱溟而非张君劢，不过胡适要到晚年才明

确认识到这一点。

[65] 胡适:《丁文江传》，第64-65页。

[66]《科学与人生观胡序》，第12-13页；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

卷第6-7号(1929年9月10日,非实际出版时间)，第5页。张君劢后来说，中国人接受西洋科

学至少已数十年,“我们应该拿一种思索(reflective thinking)的精神和批评的精神来想

一想科学是什么”。这里他对“思索”所下的英文界定说明他的观念的确是反思性的，张

当时或者真在思索“我们接受科学”之后的整体，而新文化人恐怕有意无意中视其为对五

四新文化基本概念的反思。参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东方杂志》，第6页。

[67]《科学与人生观陈序》，第3页。

[68] 叶其忠:《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人生观〉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的爆发与

扩展》,第239页。

[69]《新青年》6卷6期(1919年11月1日)“通信”栏《请看姚明辉的三从义和妇顺说》，

第654-657页。

[70] 说详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开放时代》, 1999年4期。

[71] 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3期。

[72] 这里所谓的大传统小传统，是套用西人对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分法。如果从追随

者的众寡看，下层文化这个传统当然要“大”得多。

[73]《科学与人生观胡序》，第13页。这样看问题的时人尚不少，差不多十年以后，王造

时发现“以前张君劢先生说了几句关于人生观的话，便有丁文江先生等一大群人去打玄学

鬼；今年由考试院长戴季陶先生等所发起的时轮金刚法会在北京举行，在丁文江胡适之先

生等脚下大演法宝，闹得轰轰烈烈，文化城中倒没有人去喇嘛庙里打鬼。”王造时:《复

兴新文化运动》,《主张与批评》，第3期，转引自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第

344页。

[74]《科学与人生观陈序、胡序》，第7、17页。

[75]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第404页。

[76] 关于这一点，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

。

[77]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51页。

[78]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62、64、98页。

[79]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99页；罗家伦:《

科学与玄学》，《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国史馆、国民党党史会1976年版，第3册，第

279-280页。

[80] 丁文江使用“玄学”一词或亦因梁漱溟先已论及玄学，提示着这次论战与稍前开始

的“东西文化论战”的接续(其中“东方文化派”以二梁为代表)。参见汪晖《从文化论战

到科玄论战——科学谱系的现代分化与东西文化问题》，《学人》第9辑。

[81] 傅之言转引自《胡适的日记》，1929年4月27日。

[82] 《科学与人生观陈序》，第2页。

[83]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第305页；胡适:《丁文江传》

，第68页。

[84] 不少研究者都根据几十年后西人对“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来反观时人的观

念，他们在研究时无意中实际上参与或介入了这场争论，既成为争论之一方同时又兼充“

裁判”之职，从而“发现”当时论者的种种疏漏和“不足”。林毓生先生前引两文便是最

明显的例子。

[85]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

17页(这里“唯科学主义”即scientism的中译)。

[86] 当时尚在美国读书并自称为此而参阅了四百多种书籍的罗家伦便发现，辩论双方对

科学与玄学的理解都与当时的西方颇不相同。参罗家伦:《科学与玄学》，第215-220、

381-384页。

[87] 严搏非:《论“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收林毓生等编《五四:

多元的反思》，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8-214页。

[88] 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3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90页。

[89] 胡适:《丁文江传》，第75页。

[90] 若对参战者做一社会史分析，便会发现以科学为专业者实不甚多；且不仅他们的言

说常常未能体现其专业训练，他们在论战中的影响通常也不及那些非专业而谈“科学”者

，详另文。

[91] 丁文江即说:“要知道达尔文的学说，最好是看他自己的书。我不知道在中国批评他

学说的人，有几个从头至尾看过(《物种起源》)这部名著的”。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的

讨论的余兴》,《科学与人生观》，第259页。

[92]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横排新版

，第496页。

[93] 至少在左派看来，胡适在这一点上确有“历史”方面的失误，伍启元即说他是半对

半错:“辩证法的唯心论没有错是玄学方法，但唯物辩证法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后的科学

方法，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参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72页。

[94] 此诗由何遂示陈衍，黄濬录之，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版,第97-98页。

[95]《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

[96] 张君劢:《人生观》；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35、51页。

[97] 任叔永(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第128-130页

。

[98] 罗家伦:《科学与玄学》,第244页。

[99] 本段与下段参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东方杂志》，第8-10页。

[100] 彭述之:《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原载《读书杂志》卷二，转引自伍

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第75页。

[101]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99-101、61、

81、110页。

[102] 张君劢:《科学之评价》,《科学与人生观》，第221-226页。

[103]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9页。劳干已

指出张君劢在论战时缺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样一种“哲学”应有的高远思虑，

却去追逐一战后欧洲的时流(随着世局的演变，这一当时的“显学”终成西洋哲学的“旁

枝”，愈发显出逐流者的低浅)。劳干:《记张君劢先生并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影响》,

《传记文学》29卷3期(1976年9月)，第82页。

[104] 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06、110页。

[105] 关于科学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地位，参见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32-235；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6期。

[106] 丁文江致胡适，1923年3月26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89-190页。

[107]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46页。

[108]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46页、53、51、57页。

[109] 这是受英文著作的影响，法文对“科学”和“社会科学”便无英文那样明确的分界

，参见williams, keywords, p. 235.

[110]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版,第3页。

[111] 胡适:《丁文江传》，第74页。

[112] 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科学与人生观》，第310页；傅斯年:《历史语言

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9页。

[113] 参见张东荪为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所写的按语及其自著的《劳而无功——评丁

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收《科学与人生观》，第144-145、238页。胡适的另一学生辈追

随者罗家伦与张氏观点相近，他公开指出“国内许多人认为科学方法就是那种‘整理国故

’方法可以代表”，其实后者只是前者“很小的部分”，实不足“代表科学方法”。罗家

伦:《科学与玄学》，第243页。

[114] 张东荪为孙伏园《玄学科学论战杂话》所写的按语,《科学与人生观》，第135页；

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卷二，第286页。

[115] 任叔永(鸿隽):《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第127页。

[116] (蒋)百里:《赛先生与人类》,《改造》,第4卷第5号(1922年1月),此为该册册首之

《一得录》,无页。

[117]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54-57页。

[118] 许华茨:《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史》，第12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中译本，第494页。

[119]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2页。

[120]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

》1999年3期。

[121] 林宰平:《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第158-161、

180页。

[122] cf. arthur n.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