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2 08:05:47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现代史；历史地位
一、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历史的发展与思想的解放一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论史学家怎样界定古代史、现代史，其总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及社会的进步存在关联。所以，历史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新与旧、前进和倒退的冲突，因此也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放眼世界现代史，西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化的起源地，大都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存在着必然联系。不难发现，思想的解放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反观中国现代史，每次进步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思想解放，从1898年，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一直到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未离开过对思想的解放。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就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全会指出了：“思想解放是当前最应重视的一个政治问题”同时还发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在十一届三中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基本精神是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制定政策从实际出发。”那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实现思想解放的呢？它又存在哪些特点；
（一）会议中提出的思想解放触及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最根本问题的解放，存在较大难度，风险和挑战，这一次思想的解放需要冲破的束缚力量是巨大的：
1、冲破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束缚；
2、冲破十年所形成的蒙昧主义与积重难返所造成的惰；
3、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
4、冲破对毛个人崇拜的束缚；
（二）这一次思想的解放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受挫折，积累了大量经验与教训情况下进行的。正如邓所指出：“我们要从根本上否定‘’，但从不同角度来看‘’也有一‘功’，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的教训，便制定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政治以及组织路线等多项政策。与此同时，全党和人民已经认识到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解放思想便是针对“两个凡是”所提出的，其重点在“纠左”。因此，可以说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的条件是非常充分。
（三）从整个会议的主体上看，解放思想是在党的引导下，从上层到基层，从中央到地方，全国人民都参与其中的一次思想解放。其规模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影响之深刻、影响之广泛也是历史上所少见的。
（四）这一次思想解放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国、强国。会议主题由以往的阶级斗争转变成了提高生产力、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已成为发展的主旋律。
总而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思想解放出现质的飞跃，进而在中国现代史上成就重大转折，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铺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进程是在曲折中行进的，期间经历两次重大的转折，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之前的向西方学习转而模仿苏联；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之前模仿苏联到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这两次转变进行比较，第二次的意义更大，也正是此次的转变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入到健康和快速的道路上发展，并取得了另全世界瞩目的成就。因此，假如没有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也就不会出现第二次的转变，因为此次会议冲破了“左倾”错误的束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同时也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的错误思想，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科学战略决策，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与组织路线。这次会议使得人们从“左倾”错误中摆脱。同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先决条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辟将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向一个高速发展的全新时期。所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开辟我国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影响奠定了其在我国现代史上的特殊地位。
二、准确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推进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其对思想的解放，实现了伟大转折，同时准确把握了现代化发展规律，寻找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生产力，这便要求从各个方面来改变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同时改进不适应的思想，活动与管理方式。”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应“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不仅新企业要引进别人先进的方法来管理，其他已经存在的企业也应采用先进的办法。”这便明确了改革发展的思路，而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规律。
（一）改革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外源型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为怎么对待国外先进经验问题；二为克服内部制度落后的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其注定要经历一个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由此便确立了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效率最高的途径为借鉴，学习和利用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因此，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
（二）我国现代化历史证明，改革开放需统一起来进行。近代，长期的中西方文化争论表明，在该怎样对待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与怎样突破旧体制的认识上，国人在思想上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要么固守传统，闭关自守反对一切革命和改良；要么就全盘否定，彻底西化，鲜有将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两者统一起来，这便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我党在近代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如建国初期，照搬苏联模式，未能及时实现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在经济上急于求成，追求单一公有制、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等方式推进现代化进程、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长期封闭，排斥资本主义。如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能实行改革开放，那么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便会陷入绝境。因此，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开放策略不仅是我国在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总结，也是上百年来我国在建设现代化的历程中经验的总结。
从党的第十一次三中全会起，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历次党代会都坚持将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如十三大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依存，统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会上制定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发展中国现代化的最好展现。这一壮举确保了我国现代化进程连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也是后人们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历史地位的最有利证据。
结语：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对我国现代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当历史指针转过三十多年后，重新审视这次会议，联系近代我国在摸索现代化道路的艰苦历程，联系如今我国发展的巨大变化不难发现，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转折点，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 李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贡献再考察[J].学术论坛，2008，（12）：36-39.
[2] 熊启珍.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62（2）：133-138.
一、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改革开放的火车头
思想是行动的先声,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
的先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首先归功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威力。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能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重大转折,两次思想大解放,两次转危为安: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每次转折都是解放思想开路,实事求是,从错误路线指导转到正确路线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挫折走向成功,从低谷走向高潮。
遵义会议是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际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人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左”倾错误路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挽救了党和军队,挽救了革命。遵义会议与运动,是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挽救社会主义于存亡之时的又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国共产党人从“左”的理论和路线的束缚中再次解放出来,挽救了党和国家,挽救了社会主义,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3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着带领中国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任。要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做两件大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要推进改革开放,首要的任务就是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人们被束缚已久的思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理论上、路线上和实际工作上的拨乱反正,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路线,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拨正了航向、开辟了道路。
二、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改革开放离不开解放思想
30年来,解放思想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前进一步都是靠改革开放取得的,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就是改革开放的过程,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谋求发展的历史。
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思想解放,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发展。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仅推动了全面拨乱反正,还进一步引发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从而开启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乃至全面改革,从封闭到开放,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每走一步,都涉及到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都涉及到衡量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问题。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突出强调“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并做了深刻阐述。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中,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标准。树立实践标准主要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僵化观点,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界限,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是针对“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种判断姓“资”姓“社”的固定僵化的思维模式,恢复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是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
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改革开放,需要继续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思想的大解放,带来改革开放大发展,带来中国持色社会主义大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应成为今天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着力点。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一方面,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经济社会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另一方面,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出来,经济社会发展又处于矛盾的凸显期。如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传统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难点和社会问题凸显,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依然存在。处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十分艰巨的改革攻坚任务,面对诸多新矛盾、新问题,迫切要求通过解放思想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前30年和后30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应当承认,前30年并非铁板一块,或只有一种声音;后30年同样如此。历史是在反复、曲折中前进的,仔细探究每一时期、每一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发展力量,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确发展取向与错误发展取向的交错反复
1949～1956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比较好的时期。这期间,确立了一系列基本制度,农民阶层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
但接下来的三年连续发生了三大事件: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运动影响了知识分子此后很长时期内的精神状况,使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受到很大伤害,但归根结底,伤害的是整个中华民族。接下来的“”对国民经济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三年“”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是一段痛史。庐山会议狠批党内不同意见,结果是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
1950年代后期的挫折使各方开始反思,全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央开始调整政策。1961年提出“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解决“”带来的困局。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过去犯了“左的错误”,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发扬民主集中制,再次强调马列主义与中国思想、实际的结合。所以,1960年代初,国家的发展方向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整体上开始向上发展,经济逐步好转;对于如何搞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一定的经验教训积累。
“好景不长”。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周边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苏论战、中印关系紧张、的“反攻”叫嚣等让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反包围”上,“反修防修”被提到战略高度,并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就这样,正确的发展取向与错误的发展取向,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总是交错进行。到了1966年,“左”的思想越来越极端,占据主导地位,终于引爆了10年“”浩劫。
但即使在“”中,代表正确思想的力量并未停止发展。1967年发生的“”,就是一群老帅试图抵制“”。“九一三”事件之后,大力纠“左”,试图扭转困局,1972年他曾指出:“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思想。”1975年初邓小平复出,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整顿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无奈这三次抗争都遭到破坏。就来说,他的思想中也一直存在两个方面的“冲突”:正确思想占主导地位时就支持恢复建设,错误思想占主导地位时就支持极左思潮。
“不折腾”:60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1976年以、等为首的中央领导人一举粉碎“”,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一页打开了。(应该指出的是,1976年至1978年的时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准备,提供了政治前提)
波澜起伏、反反复复、大搞政治运动的一段历史结束了,平稳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开始了。但这并不等于说1978年以来没有“起伏”,没有曲折――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近31年来,思想较量、局部起伏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争论,总的政治路线没有像之前那样受到干扰。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受压多年,放开之后一下子反弹,顿时显得“没有边际”。可“游戏规则”总还是要的,于是1979年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此作为底线。但对“四项基本原则”如何运用,在某段时期、某些部门,又出现了“过头”情况,甚至有质疑改革的声音。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它对统一全党、全国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6月,邓小平再次阐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和创立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条件,明确了改革的方向。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有变,这也导致了一些“起伏”。经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再次作出重大调整。至此,改革的起步阶段完成了,接下来将是标志性的飞速发展。2000年之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决定了党的建设成为改革的新焦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能力必须跟得上时代的变化。
如此梳理历史线路,可以明显地看出,1978年之后的发展是平稳的递进关系;而1978年之前的几十年,是反反复复的关系,在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之间不停地折腾。所以,邓小平说:以后只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的路线,就这么平平稳稳地走下去,不要搞什么新花样,到了建国100周年,我们就能够实现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目标。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总书记郑重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可见,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注意到了“不折腾”的重要性。“不折腾”不只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总结,而且是对新中国成立60年、中共建党9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回望历史,领导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容易的。
1921年――2016年，95年！
95年披荆斩棘，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历经挫折与胜利、苦难与辉煌，成为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时代先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在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中，有数次会议，因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被称作“红色转折点”。《小康》杂志梳理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七次会议，从它们的召开背景、经过、历史评价等方面，力图通过让每一个中国人重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共同为复兴圆梦写下恢弘篇章。
“红船”启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晚上，等13 位代表齐聚到属于法国租界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和108号召开会议。后因密探的闯入，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这次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一个改变中国社会的政党，在一条小船上起锚远航了。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秘密举行了有20多人参加的会议。“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出席会议的说，过去我们只注意群众运动，而不注意军队，要知道，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句话，后来被发展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
古田会议。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指出应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倾向，同时在组织上必须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决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坚持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
生死关头的抉择――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了等人的报告和意见，重新肯定了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会议将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又成立了由、、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建造思想大厦――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这一开，就是50天，是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开得最长的一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筑成自己独创的第一座理论大厦――思想。“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程》里，第一次写入了思想的内容。在会议结束时对“七大”有个评价，他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来评价党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形成。
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指出：二中全会，可以说是城市工作会议。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二中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围绕这个中心，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放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及时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解决了我党从1957年以来未能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⑥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
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⑦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
③敢为天下先 ⑧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④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 ⑨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⑤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⑩来了，就是深圳人
观念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表现，对社会实践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深圳经济特区30年的发展实践证明：观念更新推动了深圳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体化、时代化，使这座改革开放之城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在去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活动中，我们组织开展了有几百万人参与的“深圳十大观念”的评选活动，评选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来了，就是深圳人”等十大观念。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之际，这些观念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
深圳十大观念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集中反映了深圳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的精神风貌，是对深圳的观念变革历程和改革发展道路的审视和梳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圳实践。
新观念引领深圳的跨越发展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巨大的思想观念。在被称为“轴心时代”的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三世纪，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无论是东方古中国的“百家争鸣”，还是西方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广场”，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也是观念迭出、思想解放的文明繁盛时期。在轴心时代里，东西方的先哲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提出的许多思想原则和观念意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逐步走出了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
新观念是社会变革的号角。新观念所引起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当时社会思想体系的核心部位和深层部位发动的根本变革。在西方，以人文主义新观念为引领的文艺复兴运动，为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道路；正是由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启蒙运动先驱孕育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思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先导，开启了近代人类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在中国，先秦的“百家争鸣”推动了新思想新观念的繁荣，奠定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学术文化基础，其所推动形成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儒家正统思想，引领着强大统一的的崛起；而新文化运动的发动重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解放新局，的爆发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打破传统僵化封建的儒家文化束缚，唤起了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觉醒，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真理标准大讨论、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等，都推动我们党成功跨越了历史关口、走上了历史发展的新道路。
新观念对发展和巩固社会变革成果、完善社会组织形态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例如，深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主要是针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不重视物质利益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应运而生的。它的振聋发聩的意义并没有在这个口号提出时显现，而是由于深圳的践行引发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进而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过程中，这个观念对社会变革所发挥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完善功能，也逐步显现出来。
深圳是解放思想的产儿，又是思想解放的闯将。30多年来，深圳正是以大无畏的气概，想常人所不敢想，行常人所未敢行，“闯”入一个个传统观念的雷区，孕育并产生了一系列新观念，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移民来到深圳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发创业，开辟了特区改革发展的新路径，使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进入了一个新境界，推动了深圳经济的超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正是观念引领的历史跨越。
十大观念是“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
看到深圳十大观念，我们也会引发这样的思考：为什么反映当代中国时代潮流的新观念会较早地诞生于深圳？从根本上来说，深圳观念其实是党中央战略新思想的具体实践，是“国家立场”的“深圳表达”。
观念与深圳存在着天然的内在关联。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有一类非常特殊而稀少的城市，是应名而生的，或者说是被“设计”出来的。这类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承担某种特殊的政治使命、实现某种特殊的功能，城市建设都在某种既定观念设计主导下启动和发展。在灌木荒地中建造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固然是美国南北双方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但更是美国社会的象征；同样是在荒野上建成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充满了现念的城市格局、构思新颖别致的建筑以及寓意丰富的艺术雕塑，它是发展主义思想观念的力作。而我国的深圳经济特区正是这类城市的典型。在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之前，其特殊使命及功能定位就已经确定，其“观念”也如日当头。“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试验田”、“窗口”、“排头兵”、“示范区”作为深圳的特有名分，肩负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使命，在矢志不渝的伟大实践中贯注着“深圳观念”，演绎出一曲渔村荒滩上的惊天巨变，展示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机、活力和梦想。
新观念的产生不是任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同时，新观念的产生也不是机械的。恩格斯后来也专门强调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问题，说明观念产生具有规律性。
新观念的产生是历史的、现实的。所谓历史的，指新观念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历史的转折越深刻，观念创新的程度也就越深刻。深圳观念就是中国历史转折的产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飞跃。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精神是欧洲历史转折的产物，由佛罗伦萨产生并进一步扩展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成为欧洲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所谓现实的，指新观念是在现实条件下产生的。在历史转折中，新生力量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但是要找到一个现实的突破口，却并非易事。各种新生力量只有聚合在一起，集中形成强大的突破力，在一定时空中占据相对的优势，才能激发出新的观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观念变革通常会在传统束缚相对薄弱的地域产生，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碰撞融合会促进观念变革。
具体来说，深圳具有孕育新观念产生的各种现实条件：
一是新经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深圳作为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路先锋。在这里，经济开放最早得以实行，市场经济因素最早得到培育和发展，外资企业最早得以大规模引进。这是深圳产生新观念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是“试验权”的确立和保障。邓小平同志和此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都对特区建设给予热切关怀和全力支持，鼓励特区开拓创新、敢闯敢试，这是深圳观念得以产生的最大政治保障。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支持，就不可能得到舆论上的广泛宣传。
三是深圳主流城市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形成。深圳的文化有自己的主流特色，这就是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深圳文化是创新型文化，开拓创新是深圳的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普遍存在于机关、企业、社区乃至市民的思维习惯和寻常日用之中，汇集形成了城市的品牌形象和文化标志；深圳文化是智慧型文化，这里一直是国内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是文化创意发展的先锋城市，是我国首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设计之都”，对知识、技术、智慧的崇尚是城市发展的主旋律；深圳文化是力量型文化，“杀出一条血路”“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成为深圳的精神写照，胆力和血气始终是深圳人文精神的最大亮点。
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文化在深圳不同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表现特点。“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观念，反映了当下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时代要求。因此，也可以说，深圳观念实际上是深圳城市主流文化的经典表达。
十大观念蕴含着推动深圳科学发展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深圳十大观念内涵丰富，从纵的方面涵盖了深圳的精神发展史和改革开放进程史；从横的方面涵盖了深圳的文化价值观。
城市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文化为灵魂的。纵观深圳城市的发展，经历了拼经济、拼管理和拼文化三个发展阶段。
拼经济要求深圳勇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大力发展生产力，打牢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拼管理要求深圳加强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实现公平正义和城市的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拼文化要求深圳把握世界城市发展最新趋势，大力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占领文化发展制高点，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深圳观念既是这三个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成为引领三个阶段发展的风向标。在拼经济阶段，深圳人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等观念，这些观念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壳的标志。在拼管理阶段，深圳人先后提出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观念，体现了深圳的开放品格和包容精神，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空间。在拼文化阶段，深圳人提出了“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等观念，体现了深圳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为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文化动力。这些内涵丰富、意蕴深刻的观念，正是深圳改革开放诸多观念的精彩浓缩。
［关键词］ 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 法宝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历程证明，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欣欣向荣。
一、解放思想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1］P143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又要看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P14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但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弃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党冲破“左”的思想的禁锢，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在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也把解放思想提上了重要的地位，并把它融入到党的思想路线中来，从而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解放思想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也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历程的经验总结。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伟大导师列宁之所以能领导全国人民在一个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的新阶段，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带领全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开创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取得革命的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是因为做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然而，伴随时代的发展，世界的主题和基本特征发生根本变化。为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路线，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因此，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并把它与实事求是结合，共同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解放思想使中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转折
1976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的“”结束了，在纠正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的同时，国家也面临向何处去的方向性的重大选择。在这紧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巨大的政治魄力和非凡的理论勇气，一方面带领全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高举和坚持马列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同时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和思想。在卓有成效地纠正晚年发动“”错误的同时，大力倡导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理论上批评了“两个凡是”，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在全国进行的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到处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火”，使党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进程中冲破“左”的思想、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束缚和禁锢，进而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行改革开放，勇敢探索和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使全党全国人民认识到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从而促进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觉醒，把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了正确健康的发展道路。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
三、解放思想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结束后，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要实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带全局性的根本的理论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闯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从而实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进程中，必须反对“左”的思想，以解放思想为契机，打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僵化陈旧的思想观念的禁锢，立足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在拨乱反正还是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都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此澄清理论上的是非，统一全党的认识，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和我党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在理论上取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正是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才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党的一代又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不断推动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和与时俱进。
四、解放思想使党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推进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表明，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只要我们党做到了解放思想，就能够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克服主观上的障碍做到实事求是，就能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取得一个个成功和胜利。
新世纪新阶段，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带领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局面，抓好和促进党的自身建设是关键所在。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走向成熟的又一法宝，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要完成这项历史性、系统性的伟大工程，我们同样必须解放思想。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0年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给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也使党的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考验。要适应新变化、经受新考验、解决新课题，就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制度、机制和工作方式创新，就必须继续不断地解放思想。只有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坚持解放思想，才能充分发挥改革创新精神抓好党的建设，从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是波澜壮阔、成就辉煌的30年，也是党和人民思想不断解放思想的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关系重大，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产生新思路、提出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当前，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真正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卓有成效地解决我国在今后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从而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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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徘徊；拨乱反正；历史转折
中图分类号：D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2-104-04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称之为“徘徊时期”。对于这个定位是否科学，社会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鉴于这两年在党的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时间虽短，但因其处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势变化剧烈，其历史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在党史研究中应当给予科学的定位。
一、定位为“两年徘徊”的根据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指出：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是两年“徘徊时期”的最早的正式说法，后来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在谈话中提到“两年徘徊”。当年称“两年徘徊”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月，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肯定党内存在“走资派”、提出“”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的进程。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过去纯属反对“”而被拘捕的人，应予以释放；已立案的，应予以销案；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对于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以撤销；凡不是纯属反对“”而有反对、反对党中央、反对和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限制了进行冤假错案工作并制造了一些新的错案。
三是沿习了个人崇拜的作法，制造新的个人崇拜。1976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宣传工作的第一个要点是突出宣传。此后出现了大规模歌颂的活动。
四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压制讨论的进行。
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所以邓小平强调：粉碎“”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1]81
二、两年内党的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家建设各领域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事实上开始了拔乱反正。
首先，开展了揭批“”的群众运动。从1976年12月起，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全国普遍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逐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并采取断然措施平息了个别地区的武斗，从政治上结束了大动乱的局面。
其次，经济工作的混乱局面得到初步治理，正常的生产活动得到恢复。1977年4月，经过整顿，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量和运量都超过了建国以来最好水平。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1977年分别增长123%和12%。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注重提高职工收入，改善群众生活。1977年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从10月1日其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有60%的低工资职工（约3 000多万人），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收入，生活有所改善。1978年2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劳动总局发出《关于企业职工加班工资支付问题的通知》。要求对必须在节假日加班的职工和必须随同工人加班的其他职工（不包括科长以上领导干部），可按本人标准工资的200%发给加班工资。
第三，一大批在“”中受迫害受排挤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恢复了领导职务。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这对拨乱反正的进程和历史转折的实现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而1977年3月和12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和中组部部长，他在这两个位置上为历史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十一大后，老一辈革命家成为中央政治局的主体，许多尚未在政治上的老干部实际上已参加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这就为实现历史转折准备了组织条件。
第四，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不断推进。1976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1975年在邓小平主持下根据56年讲话纪录整理的《论十大关系》。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为邓小平1975年主持制定的，被“”说成“三株大毒草”的《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恢复了名誉。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同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纷纷呼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推进思想解放产生了很大影响。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第一次提出了干部的冤假错案问题。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在一个月内收到一万多封表示支持和拥护的群众来信和电报。12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提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启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最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奠定思想理论基础。
第五，开始了冤假错案工作。1977年6月21日，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大将并恢复名誉。11月15日，清华大学为“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中受迫害的同志昭雪。就任中组部部长后，大力推动冤假错案工作，打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解放干部、冤假错案的局面。以四川省为例，到1978年4月，四川“”前的省管干部恢复原职或提拔使用的占到此类干部的99%。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为尚未摘除分子帽子的10多万人摘除了帽子。中央组织部还对“六十一案件”等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了复查，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规模冤假错案做了准备。
第六，教育科技文化领域拨乱反正成效显著。从1977年初开始，一批被禁演、查封的电影、戏剧，包括一些外国电影，陆续上演。开放了一批时期的“禁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中被迫停止活动的文化团体恢复了活动。1977年8～9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9月，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召开，制定了六大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发展规划。10月以后开始恢复技术职称制度。同月，根据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央党校正式复校，随后全国各级党校相继复校。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论断。4～5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通过《1978年至1985年全国教育事业规划纲要（草案）》和普通高校、全日制中学和全日制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第七，启动了改革开放步伐。1978年2月和6月，《人民日报》分别报道了安徽和四川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经验。两省率先突破“左”的束缚，进行了大胆探索。5～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国政府经济考察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联邦德国等欧洲5国。同时还派出了赴港澳考察组。中央领导在听取考察团汇报后充分肯定考察团的报告，在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报告上批示：总的同意，说办就办起来，争取办好。1978年9、10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第一次确定了经济上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即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和技术革命上来；从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和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
三、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
工作的基本原则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但同时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综合起来讲就是指导思想和实际行动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矛盾，怎样评价问题和成就呢？
一是要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339建国后，“左”倾思想一直占主导，到时期发展到了极端，这个过程又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结合在一起。结束后，要在揭批“”的同时，立即否定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需要领导人有非凡的胆略和雄厚的资源。作为主要领导人的，以其理论水平、资历和决策能力，要想做到既高举的旗帜，又纠正晚年的错误，特别是解决既坚持思想，又纠正的错误理论，确实是勉为其难。但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他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一起在实际工作中致力于纠正中的诸多错误。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当思想认识没统一前先做起来，在实践中形成共识是条重要经验。而当时对两年工作的评价与中央主要领导人职务调整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在《对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到：“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同志的工作。”[3]309因此，在《决议》中突出强调了的缺点和错误，对他的功绩肯定不够，客观上也造成了对全党的努力成果认识不足的问题。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344邓小平1975年在没有（当然也不能）触动“极左”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治理整顿，被评价为改革开放的“序幕”和“试验”，但“治理整顿”夭折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唱反调，触怒了‘’，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4]320“”结束后的前两年，虽然指导思想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实际行动上完成了“治理整顿”，并在许多具体方面开始了拨乱反正。这一成就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二是要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是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实现的。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4]320“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4]322“”后的前两年，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无疑是“左”的传统影响与要求纠“左”、否定“”的斗争。在这个矛盾中究竟是纠“左”、否定“”的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还“左”的传统起了主导作用？如果说是 “在徘徊中前进”，徘徊就成了当时的主要特征。徘徊，是指在一个地方来回行走，比喻事物在某个范围内来回浮动、起伏，即使有所前进，也未能突破原有框子。而当年的实际情况是，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在不断地突破“左”的束缚。特别是当年邓小平同志果断决策恢复高考那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和魄力，当时党内摈弃了“家长制”“一言堂”的民主风气，直到今天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的任务》的讲话中指出：“粉碎‘’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3]242这个论断，无疑比后来所用的“在徘徊中前进”更符合实际。
三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只所以到今天我们一直沿用“在徘徊中前进”这个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历史决议》的结论。那么是不是没有新的《决议》就不能改变了呢？不能，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向来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提到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时讲到：“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5]296《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已经30年了，现在有些问题我们应该比当年看得更清楚了，对一些结论进行修正、补充是必要的。2008年新华社发表的《同志生平》中指出：“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同志在领导揭批‘’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现在我们对“”结束后两年的历史定位应参照中央对的这个评价。
通过回顾当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际，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党和国家的发展大业在克服阻力和障碍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进步，最终发展到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这两年的历史定位为“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更为科学。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史 分期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现状及不足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现状
关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党史为线索,根据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分期来划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如邱伟光、黄小惠、许启贤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21.7―1949.9),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49.10―1976.1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1976.10以来)等三个大的时期。二是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属性、自身发展特点及其规律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发展阶段,并以党史的历史分期来命名。如张耀灿、刘建军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应分为初创与形成时期、成熟时期、发展时期、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等。三是依据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台时间划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如毛锡学、李其然将其划分为:(1)形成时期,以1929年12月28日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为标志;(2)逐步成熟时期,以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为标志;(3)发展时期,从1944年4月起到1954年4月《中国人民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颁布为止。(4)曲折进行并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从1954年起到1976年粉碎反革命集团止。(5)创新时期,从1976年10月到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止。
(二)上述分期存在的不足
重新审视这三种历史分期不难看出,它忽视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不是党史的“缩影”,不应以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期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分期进行命名,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混为一谈。另外,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还未形成统一的划分标准。不论是以党史为线索进行划分,还是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发展特点和规律进行划分或是以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出台划分,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缺乏统一的标准。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把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曾有精辟的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科学的对象。”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理论和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实际思想认识水平之间存在的矛盾(差异)以及如何解决矛盾,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和历史经验,有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解决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领域特殊矛盾的客观规律,②这一学科特殊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决定了其学科的独立性。我们不可否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学科独立性是相对的,它与中国共产党史、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两门学科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既是中共党史的分支学科,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一门分支学科,“而且主要是在中共党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这两门学科的交叉点、结合点上生长、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③因此,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独立性的前提下、在与党史分期不相矛盾的大背景下、结合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本身的发展特点进行的分期,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结论。
(二)把握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分期的标准
笔者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正确分期的标准能否确立,主要是看分期是否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否有助于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适应事物发展的规律,将会促进事物的发展,反之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同样,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无论是横向划分还是纵向划分,都要遵循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就是对其进行的分期首先是是否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时空上的变迁规律,这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其次是是能否总结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的经验教训,使理论成果与时俱进。因此,笔者认为,以此为依据确立的分期标准,就不会偏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大的方向,更不会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分期标准与党史的分期混为一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分期的科学性强,它能不断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良性发展。
(三)把握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实效性评价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实效性问题意即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能否被教育对象接受内化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是一个曲折变迁的过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目标任务的改变,已经成熟的理论不一定适合后续实践的发展。“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④因而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实效性的评价、找到在当时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契合点,这才是对其进行历史分期的着力点所在。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正确分期
依据上述需要把握的问题,笔者尝试将党的的思想政治教育史分为三个时期:
(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化思想政治教育时期(1921年-1949年)
1.思想政治教育探索时期(1921-1927)。这一时期主要是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理论和制度,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化和制度化探索时期。
2.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时期(1927-1935)。从1927年10月的“三湾改编”的把“支部建在连上”尝试建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体系开始,经过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系统总结我军工作经验、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的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生命线”地位的确立,表明党对思想政治工作及其规律的基本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因此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形成时期。
3.思想政治教育成熟发展时期(1935-1949)。这一时期从针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我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实事求是工作作风,这是党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的一次伟大创举。在理论上,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高度总结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1944年谭政代表留守兵团政治部作的《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阐明党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性质、方向、任务、地位和方法,完整地概括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围绕争取和平和统治的政治任务,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和优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形成了最广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建设时期的革命化思想政治教育(1949年―1978年)
1.思想政治教育非革命式正向转变时期(1949―1957)。这一时期,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三反”、“五反”以及抗美援朝系列实践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实践活动表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有针对敌对势力的传统的革命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又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是新时期指导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非革命化转变实践的反映和总结,体现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方式转变在认识上的深化,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标志性成果。
2.思想政治教育革命式反向转变时期(1957-1978)。这时期,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期甚至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出项革命式的反向转变,片面扩大社会主义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以政治斗争化的革命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受严重挫折。
(三)建设新时期的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时期(1978年至今)
1.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转变时期(1978-1992)。这一时期,围绕后出现的“两个凡是”的僵化指导思想,以“真理问题标准”大讨论为起点,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仁穷在有关会议上提出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随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表现在国家开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专门培养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残留着革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痕迹,比如运动式的教育口号、方式等等)
2.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确立及发展时期(1992至今)。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提出进一步改革开放,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围绕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开展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以及国外资本主义思潮等带来的错误思想和认识的影响,党不断深化、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同时,在90年代末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1世纪初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是党和国家工作根本指导思想,也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的科学内涵。
注 释:
①选集(第一卷),1966,第284页.
②王树荫.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学科建设论[J].思想教育研究,2006,(3).
③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参考文献:
[1]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史[M].陕西:陕西师大学报,1988.
[2]黄小惠.思想政治工作70年[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
[3]许启贤.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陈登才、董京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5]张耀灿.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建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同志们：
大家好！根据全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部署和本办具体安排，今天很高兴来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2月20日，党中央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的重大意义、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对这次学习教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概括来讲，就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也就是四个学。要达到的目的是四句话12个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我们学习党史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要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统一全党的思想、意志、行动，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磅礴的力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下面，围绕党史学习，结合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悟，跟大家作一个学习交流。
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入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深刻阐明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重大历史时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认真组织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正确方向，对于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建设更加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全面把握党的百年历史丰富内容，坚定党的历史自信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段历史28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标识是革命。第二个历史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段历史29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标识是建设。第三个历史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段历史34年，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标识是改革。第四个历史时期：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段历史到目前只有9年。这个时期如果划下限的话，可以划到本世纪中叶。这段历史大约38年左右，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和显著标识是复兴。
从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来看，可以用“一”“二”“三”“四”作高度概括。“一”就是取得了一个最根本成就：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就是领导了两场伟大革命：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社会革命和领导全党进行了伟大自我革命；“三”就是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四”就是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开天辟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改天换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翻天覆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惊天动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和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其中，前两件大事已经完成，第三件大事和第四件大事正在接续推进之中。救国、兴国、富国、强国四件大事属于纵向维度。从横向维度看，我们党百年来为国家、人民、民族、世界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我们党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就是把一个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日益走向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人民的伟大贡献，就是使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对民族的伟大贡献，就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世界的伟大贡献，就是实现了中国从落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从近代以来对人类进步事业贡献较小到贡献较大的历史性转变。
三、党的百年历史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曾遭受过挫折。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我们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100%，苏区的革命力量损失90%。当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除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其余的全部丢失，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发生了湘江战役，付出了极大牺牲，人数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多人，到达陕北时只有7000余人。1958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黑非洲青年代表团时指出：“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灵活机动，大踏步前进，大纵深迂回，像变成了另一支部队，处处赢得主动。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好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历史的中间点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的历史以遵义会议为界标，可以分为前14年和后14年。前14年我们党不成熟；后14年，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从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先后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比如，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党的历史上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线，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我们党正确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处理好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实行改革开放，大踏步地追赶时代潮流，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四、历史启示我们，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我们党历史上实现的自我革命中，我们得到很多深刻的历史启示。
第一，必须坚持在学习党史中领悟。对党史学习教育学什么、怎么学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动员大会上进行了系统部署，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也提出了目标要求和具体步骤。从总要求来讲，就是“努力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党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从时间来讲，贯穿2021年全年。从对象来讲，面向全体党员，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我们要在自学为主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分专题开展学习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党史学习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指定学习材料，同时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二卷)》《中国共产党玉林历史(第一、二卷)》等重要参考材料，深入了解党的百年奋斗史，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第二，必须坚持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这里需要搞清楚为什么近代中国会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二者缺一不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我们党的性质。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表述，其理论根据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其他阶级都将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最终消亡，工人阶级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它是最后一个要被消灭的阶级。它的使命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没有自己的利益，更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代表的利益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我们要始终坚守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敢于、善于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群众愁难急盼的实际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方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实事求是。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出自班固的《汉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记载，汉景帝刘启的第三个儿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进行了革命的改造，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进行过经典阐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实际上涉及一个什么是真理，怎样获得真理的问题。真理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认识，它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受实践检验、又在实践中发展。人类不可能穷尽真理。真理永远是相对的，真理永远处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历史过程之中。毛泽东对此特别强调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必须善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1930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1年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教导我们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关于总结经验，1941年8月22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写道：“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我们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我们才能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在实践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四，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还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个制度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集中的结合和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矛盾统一体。民主强调的是集中全党的智慧，集中强调的是凝聚全党的力量。关键是要把握好度的结合点，如果把握不好，偏向民主，就会出现“大民主”“极端民主化”“一盘散沙”；偏向集中，就会出现个人专断、一言堂、家长制。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提出了反对“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民主集中制在党勇于自我革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民主集中制起了保障作用。试想，当年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争论和思想交锋非常激烈，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起规范和约束作用，那么，搞不好会使党、红军、国家发生分裂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我们必须坚持好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信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千万不要搞“一言堂”、家长制，违背集体决定自作主张、自行其等行为，否则党的生命力就会被削弱、战斗力就会被瓦解。
第五，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也会充满矛盾。正像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和办法，就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延安整风是我们党开展的一次成功的全党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进行了整党和一系列专题集中教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应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已经成为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是“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我们要将这个武器磨利擦亮，将这个武器经常用、反复用，用好、用活、用足、用够。按照党史学习教育安排，我们要在今年6月份召开严肃认真、形式多样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党性分析，交流学习体会，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优良作风，积极参加学习讨论、交流心得、接受思想教育，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五、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我们党成立以来，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思想教育、理论武装都贯穿其中，都带来了党的聚力、战斗力的大提升，都引领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条件下创立并不断发展的。也正是由于这一思想实践伟力的充分彰显，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新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大跨越。今天，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好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必须靠科学的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所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始终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切实筑牢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西柏坡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彪炳史册的名字，原本只是河北省平山县境内一个只有百十来户的小山村。其位于太行山下，滹沱河畔，距离华北重镇石家庄90公里。随着中共中央由延安进驻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大决战的序幕。随着这一历史重大决策的进行，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大战役的全面胜利、的顺利实行，七届二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等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同时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所形成西柏坡精神，更是党和人民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选择西柏坡的原因
她地处平山县的中部，正好位于华北平原与太行山的交汇之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东临冀中平原，西扼太行山麓，正好处在一片向阳的马蹄形的山坳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这里不仅交通方便，而且西柏坡未靠在大路边上，汽车却又上下通、能进能出，便于防空，易守难攻，因为她不仅可以在危急时刻退守山间，更可以在进攻之时挺进城市。另外，不仅如此，西柏坡还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革命根据地所环抱，群众的革命基础过硬，是当时的革命模范村，而且她地肥水美，物阜粮丰，具有十分良好的自然经济条件。当时聂荣臻元帅曾经这样评价：“平山县可称得上是我们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较发达的农业经济，有利于保障军民的经济供给，为党中央驻地提供物质基础。由此可见，选择这样一个地势、地形和交通有利、供给充足、人民革命基础良好的地方，足见中共中央当时的深谋远虑，睿智明思。
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西柏坡之所以被称为“红色圣地‘，是由于她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意义所决定的。她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和总部的所在地，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惠及全国劳苦大众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全国土地法大纲》；成功地胜利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这三大解放战役，取得了全中国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圆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描绘出了美好蓝图。这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都是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完成，她是值得我们纪念和崇敬的。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小山村“西柏坡”与中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如今，她已经成为红色旅游的必到之处，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更成为了国人心中的那片灵魂圣地。
（一）声势猛烈、气势浩大的全国
1947年的7月初，刘少奇、等人来到西柏坡，在西柏坡恶石沟边上的一个小的打谷场上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此，中国共产党这个简陋得没有会议桌椅的会议使全国劳苦大众翻身做了主人，这场在解放区引导的轰轰烈烈的，让中国老百姓的日月换了新篇，其如山崩海啸，使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从此，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拥有了生活的根本，这一解决全国人民根本问题的土地运动，以坚定的事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打天下的目的是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被消灭；农民翻身做了主人。这使人民政权更加巩固，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民生产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三大战役和胜利和以后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准备了条件。
（二）“中国命运定于此村”，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中央工委进驻到西柏坡之后，曾帮助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四次较大的胜仗，其中解放石家庄战役尤为突出。因为它的胜利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打下了统一华北解放区的坚实基础，给党中央顺利进驻华北开通了道路。1948年4月、、任弼时等率领党中央机关由陕北根据地来到西柏坡，党中央与中央工委胜利会合，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也在西柏坡胜利会面，这一会合标志着党中央实现了战略性转移。也正是从那时起，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此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转折的重要时期，人民解放战争也正面临着决定性的决战。为了革命与战争的胜利，9月党中央在中央大院的两间中灶食堂召开了著名的“九月会议”，为决战奠定了思想、组织与物质上的基础。正是在这里，共产党员人运筹于山坳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与敌军主力的战略决战。人民共计歼敌182万人。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殆尽，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三）意义重大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圆满召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的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这次会议。它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特有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确定了推进革命引领胜利的各项方针，讨论了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制定了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和“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因此，这次处于革命转折点的会议，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为党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做了政治、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等多方面的充分准备，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使全党在新的形势下，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
（四）离开西柏坡，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赴京建国
在这个小小的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在此创造了革命时期的辉煌阶段，将革命推上了事业的巅峰。短短的10个月时间里，胜利完成了土地革命、三大战役，七届二中全会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转折，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通途，确保了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3月23日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总部，由西柏坡出发，挺进北平。临行前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
三、西柏坡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我党民主革命过程中最成功、最辉煌的时期，她为新中国描绘出了宏伟的蓝图，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这就是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为民创业；艰苦奋斗，不断革命为主要内涵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这一精神的主题，是鞭策共产党人面向未来，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两个务必”是成功实现新的历史转折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精神柱石；是党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理性长城；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保持优良作风，中国人民永远保持优秀品质的党魂、民魂。党中央在西柏坡时期的辉煌成就所凝聚而成的伟大精神，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发展的新阶段，更是继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之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座革命精神丰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创举，是党和人民、国家和民族发展建设的宝贵财富，是伟大时代的产物，更是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
敬爱的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最高纲领，我们党又依据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任务制定了相应的最低纲领，这就是我们党的党纲。根据这个纲领，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每个入党积极分子都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代的大学生普遍出现了重功利轻信念、重实际轻理想的思想倾向，他们质疑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认为学习政治理论课只是为了应付考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用处。苏联东欧演变、社会主义阵营遭受重大挫折、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实施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理论素养水平不够才是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党纲”这一节课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素养水平是非常有帮助的。通过对这一节课的学习，我认为我们大学生应该辩证地把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进而坚定这个信念。
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
共产党同志说过：“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慢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不可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快发展，显示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说明资本主义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却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变化，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个根本前提下进行的，没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西方国家搞国有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资产阶级搞改良，并没有改变无产者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不会改变。
2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然而，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和曲折的过程，这符合事物发展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在肯定新事物不可战胜的同时，也指出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会遭受到很多挫折。一是由于新事物最初都比较弱小，难以与旧事物抗衡;二是新事物的发展要受到旧事物的抵抗和打击，使之难以顺利发展;三是新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自身经验不足，方法不当等多方面的缺陷。就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任何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都要经过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反复斗争。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用了上千年的时间，这其间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复和斗争。同样，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在曲折中前进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人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即在曲折中前进，又在前进中经受曲折。事物发展的曲折性表现为前进道路上暂时的倒退或者逆转，因为在新事物成长的过程中必然受到旧事物的抵抗和打击，这在新事物处于弱小或者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很可能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出现逆转。共产主义是新生事物，共产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必然遭受很多挫折和曲折。共产党同志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的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使得社会主义中国一枝独秀，在世界舞台上崛起，社会主义事业繁荣预示社会主义高潮总有一天会来临。
4、着力解决好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突出问题很重要
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还必须着力解决好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大学生中出现的突出问题，例如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业岗位与大学生期望值差距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