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0 13:30:38
1.1寻找贸易伙伴寻找到合适的贸易伙伴，是电子商务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利用互联网这个大众平台，能够进行良好的广告宣传，便于寻找合适的网络贸易伙伴，既节省了人力物力，还降低了电子商务的成本，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网络平台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吸引客户的浏览，另一方面也可以主动吸引客户上门咨询与业务谈拢。
1.2网络交流、洽谈电子商务进行贸易往来时，因无法与客户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因此只能借助网络的聊天方式，向客户介绍贸易业务的具体环节和内容，所以融洽、准确、高效的网络交流和洽谈就变得尤为重要，并且网络交流非面对面的交流，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某些业务尴尬，具有独特的部分优势。
1.3网上支付款额电子商务从头到尾的工作流程都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所以它的款项支付必然是进行网络支付，客户可以利用支付宝、网上银行或信用卡等支付方式，完成款项的支付，而且支付信息受到绝对的私密保护，很少会出现支付信息外泄现象。同时，网络支付方式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便利了某些人群的款项支付。
1.4网络化交易电子商务这种新兴交易形式，真正做到了无纸化、网络化，不仅使复杂繁复的经济贸易来往流程，可以简单地在互联网上便捷进行，而且使企业和用户之间仅仅通过电子回单和电子票据就可以完成贸易工作，并且也便于以后的分款支付和索赔工作的进行，大大节省了交易过程所需的时间和人力。
2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经济贸易的影响
2.1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贸易机会电子商务所面对的市场十分广阔，其所面对的客户种类也异常繁多。任何会上网的民众都有可能成为电子商务服务的对象，所以，电子商务大可以摆脱束缚去努力挖掘客户资源，提高网络交易额。同时，这种开放化的网络环境，也使得各电子商务企业之间的信息可以最大化地共享与传输，便于自己企业吸收更好的商务理念，从而可以发展自己求得更多贸易往来业务。
2.2便于企业冲破现存的市场和管理壁垒近几年来，电子商务在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发展日益频繁，国内许多大公司大企业都应用了EDI，并且对于已经应用了EDI的企业有某些优先权利，这样的措施实行之后，就侧面地提醒了部分企业，必须着手对企业管理进行创新，打破原有的管理壁垒与贸易壁垒，为企业的发展找寻更大的市场，这样的手段也相当于是对企业发展的一个催化，有利于企业的不断进步与市场开发。
2.3统一国内市场互联网目前的覆盖面几乎延伸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覆盖现状必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所以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电子商务统一市场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在经济贸易的交往过程中，发现商品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进行流动，不会固定地局限于某一范围内流动，加之电子商务的大众化地位，使得商品流动的范围可以触及国内任何市场，间接地统一了国内市场。
2.4利于经济贸易的多元化发展交易方式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面对面付款形式，而是更多地利用网上银行进行款项交易，简单的网络交易包括了资金、信息、数据的交易，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障碍，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经济贸易交流手段的便捷化，并且也挖掘出了全国电子商务的潜力，保证了经济贸易朝着高效化、便捷化、高频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3我国在经济贸易中发展电子商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3.1存在的问题
3.1.1安全机制缺陷电子商务从头到尾都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交易活动，所以换个说法，即电子商务可以看作一种虚拟的经营活动，不具有实体性，这也就使得交易双方可以随时违约，给交易的稳定性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并且网络环境不似现实环境，它没有完整细致的公安保护，难以在出现财产损失之后及时追回，给交易双方的财产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这种安全威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容易遭受互联网黑客的恶意攻击，使得企业机密数据被盗而造成损失；二是交易双方进行网络资金交易时，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交易出现隐患。
3.1.2管理制度不善这里的管理制度主要指企业的管理制度不善，多由企业自身的经营内容所决定。虽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GDP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的国家性质并未改变，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国家经济体制仍处于不成熟阶段，甚至还存在某些经济问题，加之科学技术较他国来说相对落后，所以我国的大部分企业仍以加工、劳动为主，这也就造就了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相对落后的现实情况，管理经验缺乏、信息化管理欠缺等问题频频出现，对于电子商务的引进应用有着较大妨碍。
3.1.3法律法规滞后相比美国以及欧洲的发达国家经济体来说，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不够完善，加之市场经济的运行受到法律法规的限制，一旦经济行为受到法律限制后就无法进步发展，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仍较为落后。针对此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难以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进程完好配合。同时，因为电子商务在我国登陆不久，相关的法律条例更加稀少和紧缺，更加难以支撑现行的电子商务发展，所以法律法规的滞后也是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3.1.4专业人才缺乏作为新兴产业的电子商务，随着近几年来人才需求量的不断增大，我国广大高校所培养的电子商务人才已经无法跟上人才的需求进度，造成了电子商务人才的巨大偏差，无法满足如今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进程。同时，高校培养的人才进入社会，因缺乏工作经验和工作实践经历而无法快速步入电子商务领域工作，需要较长时间的锻炼，这也是一个影响人才应用的重要问题。
3.2对策分析
国家政府努力营造适合电子商务发展的良好条件
3.2.1规范电子商务发展环境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以市场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政府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国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政府调控，保证电子商务能够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下成长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努力推进电子商务的发展水平，建立健全相应辅助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法规建设，并且实行好科学发展观与科教兴国战略，肃清网络环境中的违法行为，为电子商务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3.2.2大力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少年强则国强”这句话常常在电视节目上出现，将这句话所隐含的深意用于电子商务里，即国家需大力培养电子商务人才。那么国家来应该具体怎样培养人才呢？本文认为，国家应该加大教育投资资金和电子商务科研项目投资，在各大高校设立电子商务研究部，力求培养出大量的专业人才。同时，国家还应该多多提供某些电子商务实习工作，让在校大学生能够得到相关的电子商务实战训练，让专业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能力能够共长，保证高校学生毕业之后能够迅速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工作。
3.2.3企业积极适应电子商务环境并努力融入作为企业，应该认识到电子商务的重要性。首先，对企业自身的基础设施进行完备建设，切实提高企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其次，企业应该对自身的企业理念进行改革，以信息化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理念，保证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工作进程都能够按照信息化建设的方向发展，确保企业在与别的企业进行经济贸易竞争时，能够得心应手、占取先机。最后，企业还应该对自身管理进行改革，努力掌握最新的电子商务管理方法，将企业真正地融入到电子商务的环境之中，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活力。
4结语
关键词：贸易经济专业 学科地位 课程体系
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地位的回升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建贸易经济系，首创贸易经济专业。紧接着我国其他高校，特别是财经类院校相继设立贸易经济系或商业经济系，开设贸易经济专业。
1997年教育部进行专业结构调整。这次专业结构调整取消了贸易经济专业（被列为目录外保留专业），全国各高校进行了相应的专业调整，出现以下四种结果：一是本科教育阶段保留贸易经济专业，继续招收贸易经济专业学生；二是将贸易经济专业并入产业经济专业，原教研室的建置、人员均保留；三是将贸易专业分解为市场营销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进一步发展出电子商务专业、物流专业；四是将贸易经济专业改为商务专业。
对此，曾经开设过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纷纷表示担忧，都有恢复贸易经济专业的打算。未开设过贸易经济专业的高校也有一些做了开设这一专业的规划。以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为代表的12所高等院校，相继保留或恢复了贸易经济专业，一些高校也积极培育与引进师资，发展贸易经济专业。
1998年后，全国高校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1997版）的指导下，进行专业建设，但是为了顺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各高校根据自身办学条件也自行设立了一些新专业，以专业方向形式招生的现象比较普遍，全国高校专业设置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再之，我国经济经过14年的发展，1997版本科专业目录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培养专业人才的需求。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2010年开始，教育部组织专家着手进行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两次公示修改稿。2012年10月，教育部新的本科专业目录（2012版）正式公布，下放专业设置权力，规范专业设置。在2012版本科专业目录中，贸易经济专业被列入“基本专业”目录中，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同属于“经济学”学科门类中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重归“正式”专业，贸易经济专业必定会焕发新的生机，极大地促进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
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状况
本文以山西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和江苏师范大学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为例，分析目前贸易经济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
（一）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
公共教育通识课是基于本科生公民素质和职业道德培养要求，结合专业基础工具培养要求而设置的。表1是四所院校公共通识课的课程设置比较。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差异比较大的是大学计算机课程：山西财经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大学计算机基础、大学计算机基础实验（选修）、计算机程序设计（ACCESS）（选修）、计算机程序设计（ACCESS）实验（选修）；北京工商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文化基础和数据库应用基础；南京财经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基础、经济统计与分析软件应用基础、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江苏师范大学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包括计算机应用基础A。由于教育部对大学本科公共通识课（公共基础课）课程设置有统一规定，因此各学校公共通识课课程设置基本相似。
（二）学科共同课课程设置
从学科门类上讲，贸易经济专业属于“经济学”学科门类，因此，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共同课程，应当包含“经济学”学科所要求的最基础课程。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1998年7月确定了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共同核心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国际经济学共8门课程。表2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学科共同课”课程设置比较。由于山西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是相对成熟的财经类大学，三所学校都有相对完整的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因此，三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共同课程除基本包括经济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程外，还吸纳了管理学科的学科共同课程，成为经济管理“大学科”的共同核心课程，而且北京工商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在学科共同课程设置方面就已经分别通过“流通经济学”体现出了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特色。江苏师范大学贸易经济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是经济学院的几个经济类专业一起确定的，因此，不包含管理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
（三）专业理论课课程设置
表3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必修课”课程设置比较，表4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选修课”课程设置比较。要考察专业理论课课程设置，必须将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放在一起分析，因为在制定专业教学计划时，有时因为必修课课时的限定，会把一些专业理论课放在选修课里开设。由表3和表4可知四所学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理论课课程的结构。
山西财经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产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商务谈判、商业史、商业伦理学、晋商文化、商务礼仪）；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实务、世界市场行情、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海关通关实务、外贸英文函电、外贸单证与结算）；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学、连锁经营概论、期货交易学、批发学、拍卖与典当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现代流通技术、电子商务、会展学）；物流理论课（物流学、供应链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商业经营策划、消费经济学、市场价格学、投资项目评估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经济地理、经济预测、购买者行为分析、采购学、服务管理学、商品学、商事与经济法概论、合同法、现代广告学）；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经济学、国际商务函电、国际经贸英语、国际贸易法）；流通业业态理论课（期货交易实践、零售学、连锁经营）；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盈利模式实践）；物流理论课（物流管理）。
南京财经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产业经济学、区域市场与区际贸易、贸易史）；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实务、商务英语、国际商务函电、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管理学、批发管理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网络支付与结算、POS/MIS、互联网数据库）、物流理论课（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商业规划理论课（商业规划学）。
江苏师范大学：专业理论基础课（商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管理学、经济法、管理信息系统、市场营销学、商品学、商务谈判、客户关系管理、中国商业史、品牌学、市场价格学、消费者行为学、现代服务学、市场调查与预测）；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国际金融学、商务英语）；流通业业态理论课（零售学）；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电子商务概论）；物流理论课（物流经济学、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仓储与配送管理）。
由上面四所院校的贸易经济专业的专业理论课的结构可以看出，目前贸易经济专业课程结构基本上包括专业理论基础课、对外贸易理论课、流通业业态理论课、流通业技术理论课、物流理论课和商业规划理论课6个部分。四所学校对各部分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各学校对贸易经济专业理论基础课的理解存在差异，专业理论基础课各学校开设差别也较大。尤其是目前讲授的商品流通理论对于解释现实商业问题有一定的距离。构建贸易经济专业的基础（核心）理论，丰富贸易经济专业基础理论，形成本学科基础理论与国际贸易学科基础理论的充足与充分的差异化，确立贸易经济专业在经济与贸易专业类的明确地位。流通技术理论课与流通规划理论课是近些年大家都认为要加强的课程，但由于缺乏相应师资和教材，开课都很不理想。
（四）专业实践课课程设置
表5是四所院校贸易经济专业“专业实践课”课程设置比较。由表5可以看出，传统的实践课程是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专业见习（实习）、社会实践和课程实验（实践、模拟）等课程，新兴的实践课程主要包括科研训练（科研项目、学术论文、文献综述）、学科竞赛、学术讲座、团学活动、资格认证、文学艺术欣赏、认知性实践、创新教育等。目前各院校专业实践课开设的还主要是传统实践课程，新兴实践课程的开设有待完善、深化与落实。
贸易经济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创新设想
（一）依据三个层次构建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
贸易经济专业被确定为“经济学”学科、“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贸易经济”专业，其专业链为“经济学”学科“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贸易经济”专业。因此，应根据“学科”“专业类”“专业”三个层次构建贸易经济专业的课程体系。贸易经济专业课程体系中，“学科共同课”应为“经济学”学科的学科共同课，“专业类基础课”应为“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的专业类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应包括体现贸易经济专业核心理论（思想）的课程。有些学者认为“贸易经济专业”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两个专业的共同理论大约只有20%，因此，“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类的专业类基础课，应包括这共同的20%的理论和一些相似理论，比如分工与贸易理论、贸易史理论等。
（二）构建内外贸一体化课程体系
不仅贸易经济专业要开设对外贸易理论课，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也应当开设贸易经济理论课。如果内外贸理论两张皮、内外贸活动平行进行，结果导致做内贸的做不了外贸、做外贸的更做不了内贸。因此，内贸企业不能较好地管控国外产品市场，更好地组织全球产品供应链，外贸企业当遇到国际环境恶化、产品出口困难时，也没有利用国内市场的能力。内外贸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离不开内外贸一体化理论研究与创新，目前我国内外贸一体化理论成果近乎空白，内外贸一体化提法还仅仅是一个概念，因此，亟待更多的内外贸专家学者从创新的视角与思维思考内外贸一体化的结合点。“全球供应链”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全球产业链”理论，是一些好的突破口，但还需要结合外贸与内贸理论，需要相关理论的融合。
（三）突出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
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中应突出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使贸易经济学专业成为“有骨、有肉、有血”的专业。1997年教育部专业结构调整，使得1998年以来，贸易经济专业不具备合法的地位，即使保留也仅采取了“目录外专业”的形式，教育部专业目录中仅设置国际经济与贸易一个贸易类专业，许多高校纷纷取消了贸易经济这一专业，用国际贸易取代了这一专业。这一调整使得高校贸易经济学科领域仅剩下外贸专业，许多研究贸易经济的教师纷纷转换研究方向，这对贸易经济专业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专业队伍流失严重，教师队伍出现结构性调整，许多教师转行到其他热门专业进行教学和研究。由于流通体制改革，商业领域对外开放，贸易活动的变化相对较快，而教材建设却相对滞后，内容陈旧，方法传统，不能适应变化的形势，可供教师选择的较好教材不多。因此，应挖掘贸易经济专业的内核理论，追溯流通经济理论的本原，借助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创新贸易经济理论。创新能够解释现实流通现象的理论，缩小流通理论与流通现实的背离。
（四）强化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技术能力
强化贸易经济专业人才的技术能力，就是要增加贸易经济专业的技术要素，这需要开设一些技术性课程来完成。一是要加强流通技术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电子商务、网络支付与结算、POS/MIS、互联网数据库等课程。二是加强物流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仓储管理等课程。三是加强商业规划理论课开设，主要开设商业策划学、商业规划学、商业街和商圈规划学、商业地产管理学等课程。四是要强化教学中的企业实习与社会实践。企业实习要常态化、多次化、多元化，保证足够的时间安排。要脚踏实地组织和进行实习，不流于形式，使学生能真正接触和了解流通企业的在用技术，提升学生的技术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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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品贸易结构的含义及发展脉络
蓝庆新(2001)曾将贸易结构定义为构成贸易活动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经济联系，它包括贸易活动主体之间，客体之间，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比例关系。目前，商品贸易结构的研究还未形成单独的理论体系。但我们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总可以看到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子。古典贸易理论的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理论表面看来是研究一国如何根据自身优势安排本国进出口的问题，但实际上一国进出口产品的选择恰恰反映了本国的商品贸易结构状况，因此严格来说古典新古典理论探讨的正是开放条件下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问题(胡倩,2000)。在新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将讨论从完全竞争市场扩展到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提出了产业内贸易，并指出了生产的不确定性。如果说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商品贸易结构的状态是清晰可辨的，那么不完全竞争理论则更进了一步，其指出由于生产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商品贸易结构也是不确定的(宵,2003)。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干预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一国的商品贸易结构，将分析由静态转向动态，从而关于商品贸易结构的论述也变得更全面。
2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机制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框架下，假定技术和资源不发生任何变动，贸易可以通过提高资本密集品的相对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Stiglitz,1970)，但是并未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也没有涉及贸易结构的问题。Baldwin(1992)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分析自由贸易的影响。他指出自由贸易不仅会产生传统意义上的静态效应，还会通过资本的动态积累促进经济长期的增长。他认为资本积累效应的获得只取决于贸易量而与贸易的结构和方向没有任何关系。Mazumdar(1996)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时，贸易才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未必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效应。新贸易增长理论更加强调了贸易可以通过技术溢出而产生动态效益，如研发活动的增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市场的扩大等等(Romer,1990)。Coe&Helpman(1995)进一步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内外资本品生产率存在差异，进口资本品并不一定会带来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反而会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资本品的边际产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综上所述，不管是新古典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强调了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根据贸易结构度量方法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根据产品附加值的高低将贸易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以两类产品贸易额变化为依据。这种分类方法是最传统的，国内外不少学者曾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初期的分析，如蓝庆新(2001)等等。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出口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工业制成品在发达国家获得了出口扩张。这类实证文章更多的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阐释商品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这种分类方式相对宽泛，无法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同时这种方法并不能对贸易理论进行证伪。二是根据Baldwin和Mazumdar的分析将进出口产品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两大类，以两者进出口的相对数量比来衡量贸易结构(王永齐,2006)，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反映出贸易产品技术附加值这一更为重要的技术含量属性，同时也不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贸易结构的动态变迁过程(苏振东,周玮庆,2009)。三是用显示技术附加值测度技术的方法来度量贸易结构。关志雄(2002)最先给每一个贸易品赋予一个附加值指标。樊纲等(2006)在此基础上做了修正，提出了技术显示附加值的原理，并以各国在该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作为权重。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对该指标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提出了新的假设和归类方法，认为权数应该是各国在该产品世界总产出中的份额。苏振东、周玮庆(2009)利用产品技术附加值的指标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发现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影响效应，且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显示技术附加值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有很多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投入产出法分析的不足，深入到产品内部，探讨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指标，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更好地参考意义。但是最大的困难是要找到一个成熟可靠的指标，目前这还未达成统一。
3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机制
3.1商品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述评黄晓玲(1990)指出，商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相互影响。产业结构提供了商品贸易结构的物质内容和活动范围，而商品贸易结构的优化又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黄庆波、范厚明(2010)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对外贸易可以从三个途径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是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信息和方向；二是解决产品结构性短缺和过剩问题；三是根据不同产业作用的不同来调整产业结构。两者的实证关系也得到了发展。根据度量产业结构指标的不同，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按照三大产业的比重来度量产业结构。二是从生产要素密集程度来划分和研究产业结构，发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负相关，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正相关(李耀新,1995;李磊,2000)。三是以制造业为突破口用技术附加值来度量产业结构。Lall等(2005)指出，可以通过考察一国的出口商品构成便可得到该国所处价值链位置的间接证据。Wang&Wei(2008)设立了衡量价值链的出口商品结构不相似度指数指标，指数值越低，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借鉴这一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开展商品贸易对提升价值链的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3.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述评
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周振华(1995)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产业结构的有机结合会产生巨大收益，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是优化合理的产业结构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使某一部门的技术创新作用不断扩散，并使技术创新的中心不断转移，从而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刘伟(1995)认为经济增长的实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工业化，进而理解为结构演进。郭克莎(2001)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以中国为例，指出产业结构的瓶颈制约及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都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从另一个角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刘伟(2002)对全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会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14%、0.33%、0.54%。刘云峰(2004)、郭文(2007)等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另外就某一地区来说，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实证检验，如徐捷锦等(2008)对重庆，虞斌(2010)对浙江，牛鸿蕾(2010)对江苏等等，产业结构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得到了验证。由此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拥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
3.3商品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改善商品贸易结构可以通过提升产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间接影响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从理论上拓宽了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加深了对商品贸易结构的认识，更突出强调了改善商品贸易结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在实践中，由于商品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测度指标难以统一，目前有关间接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十分有限，但是在后危机时代，加深商品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多种影响途径的重视仍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有效途径。
4总结和研究方向展望
在回顾评述了相关文献以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1)商品贸易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基本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只是在具体衡量过程中由于指标选取的不同而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2)商品贸易结构的衡量指标经过发展已经从表面的产品分类衡量深入到要素层面技术含量的衡量。
关键词：贸易；理论内核；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6-0015-07
一、引言
贸易经济学（或商业经济学、流通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贸易领域的各种经济关系和运行规律的学科，由于一直没有明确统领学科发展的理论核心，贸易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摇摆不定，其科学共同体中存在“宽派”和“窄派”之分。在研究方法上，未能充分应用现代经济学定量和经验实证分析方法，从而削弱其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解释力。近年来，很多学者通过借鉴产业组织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成果来重建贸易经济学（夏春玉、丁涛，2011；冉净斐、文启湘，2004；石明明、张小军，2009），并取得较大进展。但受制于理论内核界定的模糊，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缺乏科学研究纲领标准的评价，理论创新路径也不够明晰。因此，与其他蓬勃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相比，贸易经济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
从主流经济学对贸易理论研究看，经济学说史上解释贸易产生和发展的贸易理论与分工深化的历史演进逻辑是相一致的。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的是产业间贸易，这主要是基于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的国际产业间分工。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与国之间同一产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产业内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逐步上升。这种国际分工现象是难以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论来解释，而新贸易理论运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在贸易发生的原因、贸易的商品模式、贸易和流通方面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20世纪60年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大幅度上升，一些学者研究产品生产阶段或工序在不同国家间分配，如Dixit和Grossman（1982），这属于早期的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随着分工深化，服务不仅成为产品内分工的重要贸易标的，而且通过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推动产品生产流程的优化。进入90年代，随着全球外包、海外外包、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现象的出现，以Grossman和Helpman（2005）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引入产业组织和不完全契约的分析范式，进一步丰富产品内分工的理论内容和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动因主要来源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如Dixit和Grossman（1982）认为生产分割为不同阶段上的比较优势是创造产品内贸易利益的基础b 3592，而卢锋（2004）则认为不同生产阶段对应的有效规模存在差异。
随着分工深化，一些学者考虑分工机制的内生演进，并在这样的条件下解释贸易的产生。如Stiglitz和Dixit（1977）、克鲁格曼（1979）等从产品种类数的内生性分析贸易对生产规模和参与贸易国家的福利影响，而Roser（1983）、Becker和Murphy（1992）考虑专业化水平的内生性。杨小凯（1992）等对分工的内生性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劳动分工演进过程的特点是内生均衡的移动而不是静态的均衡，在此基础上比较利益会内生地创造，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市场容量的扩大，国内贸易自然会延伸到国际贸易。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贸易经济学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并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按照拉卡托斯的界定，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科学研究纲领应有一个公有的理论“内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本文以分工深化为主线探索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基于科学研究纲领标准分析贸易经济学的“保护带”和“启示法”，并试图从内核、保护带、启示法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构建贸易经济学严整的知识体系，最后提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二、分工深化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基础
自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业成为独立经济部门后，分工深化不断促进贸易发展，不仅促进交易量和商品交易品种增长，而且使交换范围从区域扩展到国际市场。交换是最微观和最基础的活动，贸易是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分工深化不仅扩大市场规模，而且提升生产和交易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交易制度的完善，降低交易费用，增进交易效率，从而形成报酬递增的源泉。以分工深化为主线，不仅可以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而且可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为贸易经济学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内核。
（一）分工深化扩大市场规模
首先，按照斯密定理，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水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其次，市场规模与分工是相互作用并自我演进的。杨格（1928）提出著名的杨格定理：迂回方法的经济，或其它形式的劳动分工经济更多取决于市场的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杨格论证市场的大小不仅由人口规模，而且由有效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又依赖分工水平，市场规模与分工程度相互依赖并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交易对象、品种和规模，最终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实现报酬递增。
（二）分工深化提升专业化收益
按照杨格的论述，分工可用三个概念来描述，第一个是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专业化水平随每人的活动范围缩小而提高。第二个是间接生产链条的长度，第三个是此链条上每个环节中的产品种类数。通过分工深化，在生产中不断引入迂回或间接生产方式使用劳动可增进专业化水平和收益。对个人而言，Roser（1983）指出，分工收益由人们关于专业化决策内生决定，对专业化水平的选择来自于人力资本报酬递增。
另外，随着产品工序和间接链条迂回生产方式的不断引入，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知识高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导致企业间生产效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效率的异质性来源于企业内生地选择不同技术水平和雇佣不同类型员工，从而提升企业专业化水平和收益。Helpman（2006）认为企业异质性会内生行业新的比较优势，产业链链条得到延伸，最近几十年跨国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充分证实这一点。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分工深化都提升交易主体的专业化水平，发挥知识等高级要素的边际贡献，减少重复学习时间和费用，并通过更高的专业化水平提升生产和交易效率，形成报酬递增的经济利益。
（三）分工深化推动技术进步
分工深化还推动技术进步。马歇尔认为机械的改良与分工的日益精细是同时并进的，机械改良使得进一步分工的工作价钱便宜和更为精密。技术进步不仅包括新自然资源及其应用的发现、科学知识的增加，而且包括交易方式、交易制度、商业习惯、流通组织的变革。
技术进步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加强报酬递增的力量，从而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基础。以近几十年来流通创新为例，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极大地扩展市场范围，增进人类交易能力。而以光纤通信和数字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提高信息交流的准确性，而且降低通信损耗，这极大降低了由于信息传输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企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信息交流，监督和协调其分散的贸易活动，并对相关业务信息快速进行存贮、分析和处理，为其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支持。信息网络的普及使得全球范围的生产者、消费者、供应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贸易组织的创新，催生供应链战略联盟、价值链集成商、品牌运营商等新的贸易组织方式的出现。而这些买方驱动的价值链创新形式极大地降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搜寻的成本和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断提升交易效率和贸易量。分工深化还不断推动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减少交易中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交易费用。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交易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产品适合引入迂回生产方式，也使产品生产工序、环节乃至投入要素可分性得以增强，并降低协调价值链各环节的交易费用，不断提升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按照科学研究纲领的标准，围绕分工提出的“劳动分工的客观存在”、“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流通的本质”是贸易经济学不可证伪的公理，构成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商人、商业、商品、交换这些重要的贸易经济学概念也是以分工为思想内核的。交换是使用价值的互换，交易是价值角度的互换，交换是最微观的经济活动，交换发展为交易（贸易），贸易和交换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深化不断增进交易效率，为贸易得利的普遍性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分工为理论内核也不断推动贸易理论研究纲领的发展。
三、以分工为理论内核的贸易经济学“保护带”和“启示法”
（一）贸易经济学中的“反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根据拉卡托斯界定的科学研究纲领，纲领由一些方法规则构成，主要包括正面启示法和反面启示法，反面启示法告诉研究者需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正面启示法则告诉研究者寻求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因而硬化的硬核。
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贸易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同样拥有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应用反面启示法，保卫贸易经济学分工的理论“内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如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内生专业化与分工、贸易产生的原因、流通渠道的演化、零售业态变迁等等，这些关于贸易经济过程、组织存在的一些重要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反面启示法禁止否定后件式对准分工这一内核。通过独创性声明来阐明“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分工内核形成“保护带”，将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辅助假说保护带可以通过检验，调整替换，以保护理论硬核。在这个过程中，以经验事实不断证实和增加辅助假说保护带内容，这就保护理论内核不受谬误的攻击，从而推动贸易经济学进步的理论问题转换。
（二）贸易经济学中的“正面启示法"与“保护带”
同时，应用“正面启示法”可改进和发展贸易经济科学中的“可反驳”部分，通过调整和完善“保护带”来发展贸易经济学。正面启示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比如对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在不同交易环境下，引起分工深化的主导动力机制发生变化，或是提高报酬收益，或是降低交易费用，这样就产生新的潜在获利机会，推动分工深化。分工动力机制有资源决定的比较优势，也有市场规模和内生比较优势。具体分工环境中新的潜在获利机会为交易的形成奠定利益基础，也就催生新的贸易运行方式，影响贸易主体行为。“正面启示法”通过界定具体分工环境中交易条件，对某一种分工形式产生的报酬增进和交易费用节约进行阐释，从而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保护带”贸易产生原因，而分工内核则不可否定和反驳。
正面启示法比反面启示法灵活，当一个纲领进入到退化阶段，正面启示法一个小小的革命或创造性的转换会再次推动纲领的前进。例如，针对“批发无用论”，其解释主要在于，在报酬不变的前提下，市场需求发生根本改变导致定制化程度提高后，市场内生出降低产品技术信息甄别费用的需求，企业自创品牌与自建营销网络将导致专业市场的瓦解。采用正面启示法，一些学者以规模报酬递增替换规模报酬递增不变的假设，考虑批发市场拓展对分工交易可靠性影响，从而构筑以批发市场为基础的区域内生报酬递增机制和区际分工协作网络，并寻求经验事实的支持，有力地对“批发无用论”进行反驳，推动贸易经济学批发商业理论的发展。
因此，贸易经济学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纲领，以分工作为理论内核，同时存在一组保护分工内核的“保护带”和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由理论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四个部分构成贸易经济学严整有机的理论体系（见表1）。
（三）贸易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
在分工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的基础上，贸易经济学还提出了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和研究主题（见表2），并通过具体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形成本学科的理论结论，从而不断丰富和拓展贸易经济学的研究纲领。
四、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
依循分工的理论内核、保护带和启示法的划分，按照分工一交换一（贸易、流通、商业）的商品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贸易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贸易成因与发展、贸易实现以及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三个方面内容（见图1）。贸易成因与发展是贸易经济学核心和理论根基，贸易实现是贸易经济学基本理论在总体和宏观领域（流通）的拓展和外延，贸易活动人格化和专业化是贸易资本活动规律的生动体现。
（一）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
贸易是商品交换活动的总和，以分工深化为主线，围绕贸易互利性、普遍性和均衡性，贸易成因与发展理论包括：（1）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主要从两个视角分析贸易的互利性，一是趋异视角，从价格、成本、劳动生产率、技术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以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二是趋同视角，从规模经济、技术外溢、干中学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为代表。（2）贸易互利的普遍性。贸易运行效率的综合评价方法；提高贸易效率的途径，主要解释分工与专业化如何增进贸易（流通）效率，侧重于解决专业化和交易费用冲突下贸易效率的发展问题。（3）贸易互利的均衡性。贸易利益的分配；宏观贸易政策体系（贸易促进政策、国际化政策、现代化政策、贸易安全政策）；贸易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创新。主要涉及产业链的产销衔接、国内区域市场与区际贸易发展、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协同。
（二）贸易实现理论
贸易实现理论具体包括贸易时间实现、空间实现、利益实现和实现形式四个方面内容：（1）贸易时间实现，即不同产业背景下贸易时间实现方式问题。包括贸易时间价值、现货交易和期货交易、贸易实现中的时间差异与套利行为、流通运行速度等内容。（2）贸易空间实现。贸易空间的分工基础与运行条件；贸易空间效应（点：聚集效应；线：伸缩效应；面：网络效应）；零售商圈与城市商业空间布局。（3）贸易利益实现。流通效率的综合评价；流通费用、成本、利润构成与核算方法。（4）贸易实现的形式。即供求形式、价格形式、支持与补贴；商流、物流和信息流运行过程、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三）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
贸易活动的人格化研究贸易资本微观活动的基本内容和规律，贸易活动的专业化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商业的产业地位和作用，从社会角度考察商业的分工体系，并在宏观管理体制上对商业主体和行为进行监督与规范。贸易活动的人格化和专业化的核心问题包括：（1）贸易活动人格化。贸易主体的投资、经营；商业企业的购、运、存、销；商业企业的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商业盈利模式。（2）贸易组织。主要从贸易组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强调组织功能是流通或贸易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本功能。包括贸易企业的规模扩张与复制；贸易企业的经济联系方式；商业企业与非专业化商业企业的融合等方面内容。（3）商业产业。包含商业市场结构；零售、批发商业的分工。（4）商业产业管理体制，其核心是促进商业领域规模经济与有效竞争。包括：商业管理体制环境、商业管理体制的理论基础、管制目标、管制工具选择（经济性和社会性规制手段）。
五、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路径
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纲领，它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外界现实随着时间不断发展、变化，贸易经济学必须不断发展完善，对新的贸易现象予以科学的解释，对贸易现象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随着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和要素内分工深化及其与国际化、信息化的交互作用，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围极度扩张，以致使一切可以用于交换或交易的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都纳入了贸易的范畴。为此，贸易经济学理论发展应当遵循科学的理论创新路径，推动研究纲领的不断进步。
（一）坚持分工的理论内核
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首先应明确和坚持分工作为贸易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应用启示法，构建辅助假说和保护带，将针对分工内核的反驳转向保护带。例如，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演进，对于分工基础变化而出现的新贸易现象，可以通过修改和替换保护带（贸易产生的原因）予以解释，而无论是产业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分工的理论内核是不容动摇，贸易是基于分工基础的交换也是不容反驳的。
（二）不断发展替换退化的保护带
近年来，贸易经济学的退化主要原因在于贸易经济学学者没有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调整替换保护带，一定程度上导致退化的问题转换，受到一些反例甚至受到支持反例的观察现象的反对。如“无流通论”、“批发无用论”等等，贸易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需要通过“反例”的观察现象，将反证据变成证认的证据，而这些反常必须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保护分工内核不受到反例的攻击。
在发展贸易经济理论过程中，应围绕理论内核，采用反面启示法保护内核不受对立现象的攻击。同时，采用正面启示法不断修改替换退化的保护带，解释发展、动态的贸易现象。贸易经济学理论发展必须克服研究内容的部门色彩，并努力走出“政策解释学”的学术传统。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对学科建设的影响，我国在贸易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内曾经分别创建了商业经济学、物资经济学、粮食经济学、供销合作经济学、国际贸易等部门经济学科，这种部门分割的特征影响了贸易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也使退化的“保护带”未得到及时替换，进而使贸易经济学面对新的贸易现象不能做出科学系统的解释。近年来，贸易经济学界努力克服研究内容的部门色彩，在学科重建上取得积极的进展，一些退化的“保护带”得到替换。但内外贸分立的贸易经济学研究尚未得到统一的整合，还需要进一步根据正面启示法不断提炼研究主题，以替换退化的保护带，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贸易经济学研究纲领的进步。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Skinner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总结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经济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现代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分析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影响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内容。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参考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时代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科技、企业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赌博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赌博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工业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oftheOldChinaTrade:acasestudyofManhop''''sFailure,1828"一文中，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发展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哲学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见下文"（六）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政治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影响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社会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时代"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8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中国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目前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2（1995.9）：53-75：《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分析》，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可参考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时代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研究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内容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经济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科技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科学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分析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影响。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工业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应用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影响。（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理论"（Export-LeadGrowthTheory），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金融，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分析，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参考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of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科学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009-04
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专门地、分门别类地、有针对性地研究，特别是在宗教、艺术、文化和产品流通等方面，通过与考古学的结合，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解决了许多长久困扰世人的历史问题。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丝绸之路作全方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这也使我国在对古代主要文明的传输通道的研究中有了缺陷和理论不完善、理论结合度不够的遗憾。随着党中央有关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出台，新丝绸之路理论的提出，要求在经济研究与实践中，多运用古代丝绸之路经济思维，打造新丝绸之路宏伟蓝图。
一、丝绸之路的产生与“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理论认为，一国的财富来自对外贸易，主张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国家干预经济。在一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家确实需要拓展贸易空间，由国家政权（政治）提供可实施的权力和法规，并最终在政治的引导和辅助下产生。而丝绸之路初期贸易仅具备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国家确实需要拓展贸易空间的条件，不具备政治的引导和辅助这一关键因素。因此，即便丝绸之路的产生带动了经济贸易的交流，那也只能称其为“自发性的重商主义”，而不是“政治的重商主义”。
西欧重商主义者主张财富直接来源于流通领域，流通是利润的源泉，利润只是一种让度利润，即商品贱买贵卖的结果。而只有进行对外贸易，追求贸易顺差，才能为一个国家带来真正的利润。因为国内的贱买贵卖只会使“你之所得成为我之所失”，并不能增加国内的货币量。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通过制定法令以保护国内的工商业，大力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关于丝绸之路的产生问题，历史学界有所争论，但根据目前的学术成果看，更多的历史依据偏重于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并最终打通中国同西域的贸易通道，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丝绸贸易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它与“重商主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首先，丝绸之路的产生，其主要目的不是服务经济贸易，而是政治军事任务。随着政治军事交流的加强，为其服务的经济贸易也逐渐占据一定历史地位。这一点和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关于交流路径探索的“重商主义”理论有所区别。丝绸之路产生初期，更多地承载了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僧人的游历。僧人对丝绸之路艰苦的外部环境的亲身体验和经验传递，使军队、商人、民众将丝绸之路选作交往要道。同时，强大的国家武力也给丝绸之路创造出了相对安全的空间，这一点的实现，更加促进了宗教、艺术、商业在丝绸之路的交流。即东方的交流路径是“先政治后经济”，是一个由上而下的成长模式；而西欧国家的交流路径，则与东方刚好相反。这也就为之后两种交流路径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起了先期作用。丝绸之路产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战争、遣使、通婚、朝贡，然后才是贸易。客观上，尽管当时政治对经济有压制倾向，但是面对已产生的交流通道和人类发展对经济的要求，贸易往来在丝绸之路上必然要走向前台，并形成规模。政府对商业交往的逐步通融和支持也使得大量官商、民商参与到丝绸之路贸易中去，而政府则能收获到由这些商业交流创造的部分财富。不难看出，当时政治对经济贸易的态度即使具有一定排斥性，但仍然具有松散、自由的指导性。虽然这些特性没有阻碍经济贸易的发展，却不能使贸易趋于合理。这也表明，丝绸之路开通的最初期，在政治交流的前提下，人们对经济贸易的要求是在膨胀着，即政治排斥了经济贸易，人民实施了经济贸易。而这一点，又正好从实际上表明了，“重商主义”已经在形式上融入了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繁盛与“要素禀赋”理论
20世纪初，瑞典著名的经济学家俄林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诞生一个世纪以后系统阐发了“生产要素禀赋学说”，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动因说”遭遇到严重的理论挑战。他认为，地区是进行贸易的最初基本单位，地区间的贸易发展才能演化成国际贸易。而划分地区的标准是生产要素的天然禀赋。所谓生产要素禀赋，指的是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例如有的地区劳动力充裕，有的地区资本量雄厚，有的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同样是自然资源丰富或自然条件良好，矿藏、水源、气温、湿度、日照、降雨等方面又会有众多差别。总之，不同地区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或者说生产要素比例有着明显的差别，地区间贸易就在这种基础上展开。继而提出，由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导致不同国家在获取不同的生产要素时所支付的要素报酬也不同，造成生产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成本差异，因之引起的商品价格在国家之间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当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里用同种货币表示的价格不同时，商品从价格低的国家输往价格高的国家，只要价格差额大于运输成本等费用，这种贸易对双方都有利。进而得出结论，在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出口本国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既决定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和贸易格局，又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
“要素禀赋理论”已在盛唐甚至之前的丝绸之路经济贸易中产生并得以应用。在落后的经济环境中，丝绸之路经济已经全面地遵循“要素禀赋理论”而进行。随着最初交流的完成，新的物种和珠宝、香料被源源不断地带回，异域稀有产物催生了一部分商人的贸易动机，巨大的财富动力驱使商人不顾旅途艰险而踏上这条漫长的贸易之路。我国的丝绸从中原流向西域，远至欧洲及非洲。这说明了禀赋生产要素过程中，中原传统“农桑之事”和先进纺织业的兴起直接将丝绸放在一个必须要面对出口的地位；而西域、欧洲及非洲没有形成规模的“农桑”，也没有合理的丝纺织生产技术，在面对华丽的丝绸时，必然处于进口地位。相反，中原所需的各种宝石及金属制品恰是西域、欧洲、非洲的要素禀赋优势产业，从而使这些地区的要素优势产物顺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流入中原。这种由一条贸易通道连接的双方及多方贸易活动，从客观上遵循了贸易交往的客观规律，也是在要素禀赋的作用下完成贸易交流的。正是这种对要素禀赋的遵守，丝绸之路形成了完整的进出口贸易，也促使丝绸之路进入了繁荣阶段。在丝绸之路上，于阗是一个在经济交往中起到特殊作用的国家，它成功地扮演了丝绸之路贸易“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的角色。首先，该地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是商业、宗教和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如果缺少了它的存在，北丝绸之路将会中断在茫茫沙漠中。其次，此地所产物品无一不被中原或西欧看重并视为珍宝。如中原所需玉石、金属制品，欧洲、非洲所需丝绸，都能在于阗生产和销售。这样的双重身份和丰富物产使于阗取得了古丝绸之路上近乎神话的贸易核心地位。这也表明了具有优势要素禀赋是任何时代贸易产生的最基础条件和优势贸易的主导因素。
三、丝绸之路的衰落与“经济周期理论”
丝绸之路贸易的衰落，是丝绸之路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有人将其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海路贸易扩大产生的限制，也有人认为是战乱阻隔造成的后果。2000年的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必然存在经济周期，丝绸之路贸易史，本身就包含了几个经济周期。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国家所推行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限制和束缚，使包括丝绸之路贸易在内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形成了比较特殊的规律，在其运行过程中就必然限制并在一定时期遏止对外贸易的正常开展，这是丝绸之路贸易衰落的根本原因。
通过历史资料及对丝绸之路贸易的分析，发现整个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的发展壮大与衰落同我国封建时期政治、经济周期是一致的。即时代趋于和平时，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出现；统治强盛时，贸易繁荣；统治没落时，贸易消亡。正是由于顺应了封建社会的兴衰大流，丝绸之路也处于经济周期中。同时，由于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在大的发展趋势下也存在小的经济周期。如南宋末年江南水灾，物产资源匮乏，必然造成一定时期内江南包括丝绸在内的物产出品量锐减，从而影响经济贸易。结合现代经济学理论，外生经济周期理论更适合于解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这一特殊经济贸易结构。
美国经济学家 W·米契尔和 A·伯恩斯《衡量经济周期》中给经济周期下了一个定义：经济周期是一种基于按商业企业来组织活动的一国总体经济活动的波动。一个周期包括许多经济活动的同时扩张，然后同时衰退、收缩和复苏，复苏是下一轮周期扩张阶段的前奏，这一变化次序是重复发生的，但并不是阶段性的。对于经济周期过程中阶段的划分，不同的经济学家基于不同的出发点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没有完全的统一标准。但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倾向于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济活动的扩张阶段，简称繁荣阶段；由繁荣转向温和的收缩阶段，简称衰退阶段；经济活动的全面紧缩阶段，简称萧条阶段；由紧缩转为新的扩张的过渡阶段，简称复苏阶段。
（一）丝绸之路经济与“创新经济周期性理论”有着跨越历史的完美结合
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经济周期性理论”，他将“创新”看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并用创新理论来说明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认为只有实现了“创新”和“新组合”，才能打破经济的低层次均衡状态，而跃进到较高层次的均衡水平，使经济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所以，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现象，在一个动态的社会里是无法避免的。一方面，“创新”既给创新者带来了盈利的机会，也为其他企业开辟了发展的道路。一旦“创新”出现，必然会有其他企业进行模仿，使整个行业形成一个“创新”浪潮，从而使这一个行业获得普遍发展。一个行业的发展又会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以致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一个行业的“创新”浪潮形成，必然会引起投资活动的大量增加，造成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大，引起经济活动的普遍高涨，经济必然走向繁荣。另一方面，一旦“创新”扩展到较多的企业后，由“创新”带来的盈利机会就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这样企业对银行信用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就会随之减少，假如此时没有另一项“创新”，必然会引起经济紧缩，形成衰退。对于丝绸之路贸易而言，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先进的丝纺织技术有了创新突破，直接导致新的贸易交流对象和数量，而新的贸易对象和数量又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入一个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周期之中。
（二）政治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因素
“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是与封建社会联系最紧密、影响较大的经济周期理论，它所表述的是以政治为手段和方法，推动经济进入下一个周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选举成为达到政治统治地位的最常见手段，而经济则由上层建筑——政治所指导。每一次选举，都会有明确的经济建设发展思路出台，而这些思路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导致经济周期的形成。政治的导向性让丝绸之路经济嵌入进了若干经济周期内。首先，经历改朝换代，便经历相应的经济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引导着各个时期的经济变更。另外，战争的爆发和结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史中各朝代所存在的经济周期。还有诸如遣使、通婚等政治手段，也会使各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被包含于一个或多个经济周期内。
（三）“太阳黑子理论”作为一个与农业有直接关系的经济周期原理，能够将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所导致的丝绸之路经济解释得最贴近社会本质
H·S·杰文斯提出的“太阳黑子理论”从分析气候变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周期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造成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在于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出现。他认为，太阳黑子周期性地出现会造成恶劣气候，使农业收成不好，从而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而工业产品的价格波动影响实际工资水平，影响不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影响农民的购买力以及投资，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活动。当气候正常、农业丰收时，农产品的丰富造成价格下跌，致使以农产品为原料及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的利润增加，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也增加，使得工业品价格上涨，促进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反之，太阳黑子的出现使农业欠收，就会导致经济进入萧条阶段。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代，丝绸之路经济承载的多是与农业有关的产物的交流，农业生产受到不良影响，必将使丝绸之路经济陷入贸易对象缺陷导致的瘫痪之中。
（四）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模型周期论”表明乘数在政府原作用下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经济体本身，是其内在的一种机制的作用结果。它的波动是由经济的内生变量引起的，外生变量则是通过其内在机制来影响经济的。这种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形成了经济波动，因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而且是有规律的。这正好与丝绸之路贸易一样，普通的经济贸易交流会因无形的乘数产生不可知的效应。如一个普通的商队，因为是从唐朝而来，它所具有的意义和所创造的价值，就远不同于元末战乱中的商队所具有的意义和创造的价值。正由于这些小方面因素的影响，整个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时代有了自己若干的经济周期。
四、丝绸之路消费者的选择与“要素分配的帕累托最优”
作为被西方接受并受到欢迎的丝绸，在中原地区也属贵重物品，其以华美、精致的特性，迅速占领了西方高档消费市场甚至促使西方宫廷大量购买。如此，对丝绸的需求量和需求价格便得到不断上升的空间。作为稀缺商品，当时的丝绸创造了“价格神话”。在价格菲然的同时，需求量也随之猛增，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看不到回落的任何迹象。这一现象，便符合了后来经济学中关于“高档物品价格与销量为正比”的著名理论。也就是说，由于丝绸自身品质的优异，产量微小，其价格的上升必然会引起西方客商更高的购买欲望，从而使代表中原高档出口物品的丝绸价格与需求量的上升成正比。其他非高档产物，如普通纺织品、民用陶瓷制品、农作生产工具等也迅速成为西方客商的抢手货，而占领西欧市场。特别是普通纺织品、陶瓷制品的贸易交流，更好地揭示了经济学中关于“互为替代品”和“互补商品”的原理。针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购买使用中国的丝绸，在进口地形成中国物品优势的贸易基调，而更多贫民选择使用的纺织品也会产生从中国进口的需求。这就是普通纺织品和丝绸在贫民与贵族之间相互替代的作用，从而刺激了中国普通纺织品的生产和出口。此外，由于丝绸的艺术作用使西方贵族对中国艺术品的需求甚大，包括瓷器等奢侈艺术品，也随丝绸所掀起的中国商品浪潮，大量进入西方高档市场，而这也体现了“互补商品”的经济学理论。
尽管所有参与到交流当中的官员、商人会在丝绸之路上有新的支路探索，但对丝绸之路的整体选择是完全的、没有争议的。由于特定时代对地理、环境等认识上的限制，这样的选择具有绝对局限性和相对合理性。实际上在贸易交流通道的选择上已经形成了特定时期的“帕累托最优”选择，而对其他路径的选择，都可以用丝绸之路所具有的优势进行改进。我们姑且暂时把这种帕累托最优选择称为“条件局限性繁荣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的定义是在某种状态下对要素分配作出任意改变，都无法使其中至少任何一个方面变得更好，也不能变得更差。联系到丝绸之路经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人力资源分配、地域环境资源分配、贸易双方产物资源分配和贸易通道沿途各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已达到最优状态。即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已经无法通过改变任何一项资源分配使丝绸之路更加合理，或者以资源分配分析贸易通道，再选择出一条可以替代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
首先，在人力资源分配条件下，作为古代文明最发达地区，中国对新的贸易通道的探索与开发具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例如，大量探险、开发人员的投入，在历史特殊条件下，只有中原地区能够做到这样巨大的投入，而中原地区也无法通过增加投入再发现新的贸易通道。
其次，作为地大物博的典型地区，古代中原地区拥有足以交换的产物。再加上人口众多，对外需求量大，进口量也达到一定高度。这就表明了对地域物产资源分配已经达到相对和谐的程度。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在资源分配中达到如此的合理。这也就表明，丝绸之路关于资源的分配达到最优状态。
另外，贸易通道沿途的资源分配在最大程度上协调了丝绸之路经济的不断合理化并促使其快速发展。例如，茶叶的外贸运输为何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通过丝绸之路？因为丝绸之路沿途的气候、需求量都是适应茶叶外贸的。如果我们的祖先在防水防潮技术不成熟的时候仓促使用航运，特别是远程航运，那么，茶叶的质量将会得不到保证。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研究往往把重点放在艺术、宗教、政治往来及物产等方面，而将最能代表生产力及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经济放于附带研究地位，这就导致了目前尚无系统关于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理论研究的建立，也造成了在研究借鉴上存在信息资源匮乏的不利局面。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从古代社会经济中演变而来的，并且在某些理论的初步论述中有很多地方与中国封建时期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本文只将具体事件提炼为社会共同的整体活动，从点到线，再由线交织成面，从宏观上揭示古代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规律，让大家以最直接的眼光看待茫茫沙漠中的贸易古道——中国古代西北丝绸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1.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2.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马克思虽然没有一部关于国际经济贸易的理论著作，但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国际价值、对外贸易政策等重要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国际分工；世界市场
中图分类号：A811；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32－03
收稿日期：2015-02-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股权安排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及政策研究”（12BGJ039）；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08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周经（1982-），安徽舒城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与对外投资研究；李勇刚（1980-），广西桂林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散见在他的多部著作中，他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对外开放, 特别是对国际价值、对外贸易政策等重要思想深刻、全面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体系，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非常重视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研究，他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散见于他的多部著作当中，主要由国际价值理论，对外贸易政策等理论构成。
（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与国际价值理论
1.国际贸易。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首先，国际贸易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丰富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海外市场。“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P448)当然，国际贸易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其次，国际贸易使对外贸易交换国能够获取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比较利益。发达国家由于生产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较高，其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会高于该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从而取得自己的比较利益。而发展中国家虽然劳动生产率低和生产技术落后，但如果进口自己资源匮乏和生产成本高的产品，生产和出口自己具有一定优势的产品，也可以取得自己的比较利益。第三，国际贸易可以使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比例协调起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国际化的趋向不断进入新的阶段，各国的资源通过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世界各国都可以通过商品及服务的对外贸易来调节本国国内市场的商品及服务的供求，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的需求，改善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2.国际分工。马克思对国际分工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马克思认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然条件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科学技术水平是产生商品生产和消费的国际分工的原因，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正是从自然条件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形成的原因。国际分工能节约社会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给参加的双方都带来好处，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扩大。在旧的国际分工模式下，商品流向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等商品，发展中国家则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产品和服务，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使自己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取得更多的利益。
3.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为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本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延伸。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国内市场已无法满足其扩张的需要，迫切要求突破国界，加强与各个国家的经济联系与交往，开拓了广阔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集结在一起，先进的交换工具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市场包括的范围很广，不只是单一的商品市场，也已经形成了货币资本、服务市场。世界市场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具有巨大的作用，世界市场加强了各国之间经济、科学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将世界各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因而推动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4.国际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商品的个别价值成为国别价值，该国商品的社会价值成为国际价值。国际价值是各国是在世界市场的商品交换中形成的，不是由某个国家的平均劳动时间决定，而是如马克思所说，国际价值量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2](P614)决定的。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劳动生产率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因而各个国家生产同种单位商品具有不同的国别价值量。国际价值实质上就是世界市场内商品进行交换的市场价值。在世界市场中，商品交换同样遵循价值规律，国际价值的实现同样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时，表面上看来是公平的，双方都能得到好处，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得到的利益更多一些。
（二）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与国际经济贸易政策
1.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国家之间必须积极对外开放，才可能充分利用全球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享有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利益。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必然会推动各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正如邓小平所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在实行对外开放中，要注意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要对投资方向加强引导，使外商的投资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更好地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2.国际经济贸易政策。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包括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理论。在世界市场中，每个国家只有采取符合国情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才能迅速推进该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19世纪初的德国，通过实行适时的保护贸易政策，迅速赶上了英、法等发达国家。后起的新加坡等国都是通过用符合国情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使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贸易保护政策在给一国带来经济社会利益的同时，也会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失。一国的贸易政策必须同该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以后，以保护贸易政策为主就应适时的转向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主。自由贸易政策在本质上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能发挥出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功能，如马克思所说，“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3](P451-452)马克思指出一国实行哪一种贸易政策，不能脱离本国的国情，必须以自己国家的情况作为客观依据，要根据形势及时调整和改变对外贸易政策。
二、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
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仅要学会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也要学会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掌握马克思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的科学体系，对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国际分工理论。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的理论，启示我们要利用国际分工大发展的契机，加快企业改制和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在扩大出口的基础上，加快对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引进力度，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马克思认为，要改变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交换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对中国的产业分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中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来统筹产品内不同工序间的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从根本上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分工地位。
2.国际价值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国际价值理论显示着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强的现实意义。 首先，国际价值理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武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商品(包括服务)交换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世界市场的交换秩序。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发挥着调节、刺激、分配和分化等诸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世界市场没有国界的限制，价值规律起作用也没有国界的限制，世界市场上交换双方要按照国际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在国际价值规律基础上的正常的国际商品等价交换秩序。[4]其次，国际价值理论是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指路明灯。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仍然不是贸易强国。我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关键是基于科技之上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迅速提高。第三，国际价值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创新的重要指针，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为指导的理论创新。目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应为：（1）区域价值问题。世界市场中的区域集团化可能使国际价值形成区域价值。（2）价值的国际间转移问题。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国际间的价值转移上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3）高科技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二战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新的劳动形式不断涌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值得重新研究的重要问题。
3.对外开放与外资利用。马克思关于对外开放与利用外资的思想，启发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状况和中国的国情，在新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的对外开放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党的十八届三种全会明确提出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核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台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当然利用外资的思路也要及时转变，要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应对，既要吸引外资又要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集聚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新能量。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5]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的问题，多次论述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认为，在实行对外开放中，必须利用好外国资金，处理好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之间的关系，利用外资可以扩大我国同各国之间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要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重点是农业综合开发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的重点建设项目。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国际经济贸易理论。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是一个科学、开放的体系，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经济贸易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是因为它对于现实的深刻揭示和对未来道路的明确启示。马克思认为，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国家可通过自身俱有的比较优势在对外贸易中获取利益。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是充分利用本国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力图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这种对外贸易战略，使我国避免了单纯实行进口代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恶果，外汇收入增加，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这种对外贸易模式很难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扩大的出口使我们对外打开了国际市场，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我们必须改变对外贸易战略，从“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在对外贸易中，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价格、技术和服务等方面获取竞争优势。具备充分竞争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由此可以获取更多的垄断利润。“竞争优势”既可能依赖于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也可以凭借科技水平来创造，即使整体生产能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以凭借技术创新在某些方面获取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 胡静．江苏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2).
内容摘要：商贸流通是促进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则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如何充分运用商贸流通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并借助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商贸流通业，是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区域发展为视角，分析了商贸流通业发展现状及发展方式，介绍了商贸流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而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对商贸流通的保障机理，提出了商贸流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对策，以期为区域经济和商贸流通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商贸流通 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
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现状及方式
（一）区域流通业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各地区商贸流通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主体呈现多元发展状态，对提升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和社会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部分地区流通业发展理念、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思想观念落后。目前，制约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依然是思想问题。长时间以来，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加上有些地区工业经济比重大，长时间一直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并未树立投资有限、消费无限的意识，也未认识只有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才能确保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显然，这种传统的思想严重阻碍区域流通业的发展，阻碍流通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因此构建适合本地区发展需求进而才能自觉发展的现代商贸流通业，成为将本地区建设为中心城市的切入点。
农村市场发育缓慢。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流通业发展进程缓慢。农村地区市场化程度依然處于较低水平，缺乏健全的商品售后体系和配套的市场设施，加之农村市场秩序紊乱，有待形成安全、方便的消费环境。
部分地区企业经营规模偏小。我国部分地区不仅市场整体规模小，而且流通企业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其经济效益并不明显。有些地区多数流通产业为独立性较强的中小企业，缺少全国性大型流通企业，更不具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这对新时期开展无国界商贸活动非常不利。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差异不明显、流通企业管理水平落后、缺乏充足的物流设施等，上述因素严重制约部分地区流通产业扩大规模，进而影响其区域经济的发展。
物流技术和基础设施不达标。有些地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体规模较小、运输设施布局不合理，同时缺少完善的路网布局，导致商贸流通不畅。因不具备干线间的联络线，直接影响路网运输效率，不但无法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运输距离和时间。同时，各种运输方式、各干线等运输设施之间，存在相互脱节的情况。部分地区现代化物流集散和储运设施不足，加之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不同运输装备与物流器具之间缺乏统一的标准，直接影响各物流功能与要素间的协调发展，进而影响商贸流通效率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一个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二）商贸流通发展方式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由过去主要依托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投资与出口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改革传统依靠第二产业转向依靠第三产业继而带动全部产业发展。当前，我国由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转变，进而达到可持续发展要求。商贸流通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性产业，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速度、规模等发生了巨大改变，商贸流通业已迈入全新发展状态。但传统的发展方法并未被克服，表现为商贸流通环节过多，成本较大。在商贸流通业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也要考虑其社会效益，必须注意以下方面：第一，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国商贸流通业一直沿用粗放式发展模式，这是发展过程中过度注重总量忽视平均产出，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商品流通速度缓慢、成本高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情况，商贸流通业发展必须转变传统依靠外延式增长方法，重视运用科技进行创新，由重视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人本式集约化发展模式，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第二，商贸流通业传统流通方式已过渡至现代流通方式，其主要表现如下：依据商业发展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促进商贸流通业更好地发展；对供应链管理模式进行创新，促使商贸流通产业链不断延伸，为发展区域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对物流方式进行创新，采用现代化物流体系提升配送中心的商品配送、流通能力。
商贸流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商品与资金流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 经济增长；FDI；进出口贸易；协整检验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9. 030
[中图分类号] F127；F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9- 0052- 03
1 引 言
我国自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外商直接投资（FDI）额快速增长，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保证。辽宁省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省份，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1978年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38万美元，出口贸易额为43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0.7亿美元；2011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2 426 739.00万美元，出口贸易额为510.40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为449.20亿美元。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与FDI、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姚树洁 等（2006）利用面板数据，研究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对生产具有显著性影响。刘双明（2007）利用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研究了经济增长与FDI协调程度，研究发现FDI与经济增长协调程度不高。马岩（2006）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考察了FDI与人力资本的联合效应，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逐步减弱。朱华斌（2007）利用我国1983-2005年GDP、FDI及国际贸易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可促进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陈一鸣（2011）通过对山东省FDI、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利用辽宁省1982-2011年数据，定量研究辽宁省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的动态变化关系，从而为辽宁省的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为经济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
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FDI为实际利用外资额指标，EX为出口贸易额指标，IM为进口贸易额指标。为消除价格水平因素以及汇率影响，本文以1982年为基期，对名义GDP及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换算。由于对变量取对数之后并不影响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且可以消除模型中存在异方差的影响，对实际GDP、FDI、IM、EX进行取对数处理，相应变量分别记为LGDP、LFDI、LIM与LEX。
本文所选取的GDP、FDI、IM、EX数据均来自于历年《辽宁省统计年鉴》。
3 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3.1 变量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在分析时间序列数据之前，需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 7.0软件分别对LGDP、LFDI、LIM、LEX的原始序列及差分序列，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滞后期选择基于AIC准则，所得结果见表1所示。
由表1检验结果可知，LGDP、LFDI、LIM与LEX不显著，说明序列为不平稳序列。ΔLGDP、ΔLFDI、ΔLIM与ΔLEX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经过一次差分之后，LGDP、LFDI、LIM与LEX平稳。LGDP、LFDI、LIM与LEX均为一阶单整，即LGDP～I（1）、LFDI～I（1）、LIM～I（1）、LEX～I（1）。
3.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为了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利用Eviews 7.0软件对LGDP、LFDI、LIM、LEX进行JJ协整检验。
在5%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额与出口贸易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相应协整方程为：
LGDPt=0.690 0 LFDIt+0.601 8 LEXt-2.036 9 LIMt-3.706 5（2）
在长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GDP增加0.690 0个百分点，出口增加1个百分点， GDP增加0.601 8个百分点，但是进口增加1个百分点，却会使GDP下降2.036 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必须重视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发展。
3.3 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 Engle 定理，若一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则协整回归方程总是可以转化成误差修正模型。将误差修正模型滞后阶数定为1，得到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在短期内，当外商直接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时，经济增长将会增加0.019 2个百分点，上期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时，本期经济将会增加0.655 0个百分点，可见上期经济对本期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当上期经济增加1个百分点时，本期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增加1.269 3个百分点。上期经济增加会吸引外国投资者，从而会导致本期外商直接投资额增加。此外，经济持续增长会大幅度增加进口，当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时，进口将会增加2.908 4个百分点，可见经济发展会促进国际贸易兴旺，进出口贸易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发展。
3.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也是彼此影响，但是并没有说明影响方向。下面对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AIC准则确定各变量滞后阶数为2。
由表3可以看出，在短期内进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也是进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进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但是进口贸易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存在从外商直接投资到出口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可见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出口贸易的发展也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3.5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率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项的相对重要性信息。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析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差分解详细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GDP预测误差主要来自于自身以及出口贸易，自身的贡献程度达到了60%以上。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均会导致GDP的增加，但是二者的贡献程度不同。出口贸易的增长约占经济增长总波动的36%，并且保持相对稳定的快速增长趋势；相对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增长则比较缓慢，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比较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微弱，这与脉冲响应函数的结论相一致。
4 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协整理论为基础，对辽宁省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辽宁省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着一定的反向制约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使得大量资本从资本收益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开始流向资本收益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的积累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弥补企业发展资本不足的缺陷，从而促进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2）经济增长与进口贸易存在着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之间存在着从外商直接投资到进出口贸易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直接影响到国内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同时影响了进出口贸易增长。
（3）通过方差分解可知，进出口贸易增长会导致经济增长，但是二者贡献程度不同，出口贸易贡献程度明显要大于进口贸易贡献程度。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贡献则很微弱，且处于负方向，这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效率不高所致。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要加快发展辽宁的出口贸易，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加强本地企业与外商企业之间在技术与产品创新方面的合作。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不能忽视国内市场地位，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合理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在保持出口贸易发展的同时，改善产业之间的结构，合理利用地区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提高进口产品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实现经济的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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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关系国际贸易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102-01
国际关系主要指各国之间的实际行为。在21世纪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局势，也有了进一步的挑战。国际商贸关系的紧密性使得各国的联系增强。从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来讲，主要包括国际制度、行为规范、认知背景等等。这些因素也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
一、国际关系与国际商贸战略研究
（一）良好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商贸战略发展
从目前的国际关系上来讲，各国之间逐渐趋于稳定的状态，并都以“合作”为前提，致力于经济贸易的提升。因此，各国也在发展中意识到，只有良好国际关系的存在，才能够促进商贸战略的多样化。一般来讲，国际商贸的核心都分布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它具有引领商务贸易发展的功能，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广州为例，它临近香港，并且是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便利性非常强。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性会议也多在广州、上海、深圳等地举行。在此现状下，我国的国际商贸中心也由此形成。我国将广州作为具有优越性的国际商贸圈。主要以电子科研型产品的交易为主，进行零售与批发的综合性调整。另外，以良好的国际关系作为基础，定期举行一些国际化的商务会展，各国人民积极参与，实现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第二，扩充产业链条。在国际商贸展示的基础上，各国之间也可以进行新型产品的研发。我国可以通过各国产品的关联性进行产品衍生与融合，促进国际商贸的发展。第三，从“内核形”产业出发，带动外部经济的发展。利用良好的国际关系，我国还可以将总体经营业务进行扩展，实现销售与运营的一体化。从科技信息与金融贸易等核心经济收益为标准，形成新型的国际贸易集群，进而推动旅游业、休闲业等产业链条的形成。[1]
（二）良好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贸易层次的形成
良好的国际关系也有利于我国国际商贸层次化的组建。以上海为例，它是我国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2]近几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与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尤其是“世博会”的开展令世界看到了我国的发展，给世人带来了震撼。在世博会成功举办后，上海也致力于国际商贸的发展，将贸易功能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以批发零售为主，对一些新型产品进行展览，促进国际商贸会的举行，形成企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商贸中心内核的形成。第二，以上海的主要商业圈为准，将先进的制造业、科研产业、信息服务业、金融经济行业作为国际贸易的支柱，促进新技术之间的交流，以“物流中心”作为基本载体，优化贸易组织形式，促进资源的整合。第三，发展服务等辅助型产业。以“旅游行业”为主，以教育培训、文化产业为导向，推动国际贸易多样化的形成。国际贸易层次性划分使得国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且有利于国际贸易产业链的形成，促进产品之间的带动性与融合性。[3]
二、国际贸易战略促进国际关系大融合
国际贸易战略的有效制定也能够推动国际关系的融合。第一，在国际贸易战略的组建时期，各贸易中心一定是将科研组织放在首位。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國际交流。以我国先进的技术作为突破点，也使各国之间的交流增强。试想一下，国家之间的来往频繁了，必然会促进良好关系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国际关系主要以利益的变化为主，利益的提升能够带动关系的发展。第二，在国际贸易战略制定的同时，各贸易中心也在对产品链条进行优化与组织，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中心。此方式能够促进经济贸易值的增长，使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而综合实力的加强也会促进国际关系的完善。[4]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战略是紧密相连的。首先，良好的国际关系能够推动贸易层次的形成。其次，国际贸易战略也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大融合。二者是互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为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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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贸易 古典贸易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前言
专业化是国与国之间贸易产生的基础，现代经济又明显的依赖于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亚当斯密与大卫 李嘉图成为了最早发现这一现象并提出伟大成果的学者，他们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相对优势理论从技术差异角度说明了贸易产生的缘由，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针对古典贸易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对其进行了补充和说明提出了要素禀赋定理，其与里昂惕夫悖论以及特定要素模型共同构成了新古典贸易理论；进入了当代又有学者结合之前的理论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重叠需求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成果共同构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本文会对以上提出的贸易理论进行逐一说明。
一、古典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是从生产技术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影响的。只不过，在古典生产函数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因此，生产技术差异就具体化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差异就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起因。
（一）绝对优势理论
“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花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其核心思想是：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因此各国应当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些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那些其贸易伙伴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虽然斯密的理论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但是它不能解释现实中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在所有部门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话，用“绝对成本说”就无法解释，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
（二）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论证了各国依据劳动成本的相对差异（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认为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投入，商品的生产成本或价格与其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核心思想为A国在X商品的生产上相对于B国具有比较优势，指A国生产一单位X商品与生产一单位Y商品所投出的劳动量之比小于B国同类之比。这同时意味着， B国在Y商品的生产上相对于A国具有比较优势。 一国可以在两部门同时具有绝对优势，但不可能在两部门同时具有比较优势。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一）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最早是由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hlin）师生二人提出的，后经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不断加以完善。核心思想：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而封闭条件下的相对价格差异是由生产成本的差异造成的，同时各国生产同种产品成本的不同，是由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造成的，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又是由他们要素丰裕度的不同所造成的，各国生产要素的不同丰裕度和各种产品所需要的要素比例的不同，使得各国在生产相同产品时，分别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或纯价格优势，并且最终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二）里昂惕夫之谜及其解释
1.里昂惕夫之谜指资本丰富的美国却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这一结果与H-O理论恰恰相反。
2.解释：有效劳动（effective labor）由于劳动素质各国不同，在同样的资本配合下，美国的劳动生产力约为他国（比如意大利）的3倍，因此若以他国作为衡量标准，则美国的有效劳动数量应是现存劳动量的3倍。从有效劳动数量看，美国应为（有效）劳动相对丰富的国家，而资本在美国则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
（三）特定要素模型
根特定要素模型的理论，贸易的最终要素价格会达到均衡，其主要发展罗辑如下：与封闭条件下的生产均衡相比，开展贸易以后，将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商品。那么国际贸易将促使该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由于价格上升，所以出口部门的劳动报酬超过了进口部门。这必然引起劳动由进口部门向出口部门转移。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出口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将下降，而进口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则上升。于是出口部门的劳动报酬开始回落，进口部门的劳动报酬开始回升。随着劳动的在两个部门间的流动，两个部门的劳动报酬又重新趋于一致，最后达到新的均衡。
三、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一）重叠需求理论
核心思想：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两国的收入水平与需求结构决定的。由此可知收入水平越接近，重叠需求也就越大，则产品的潜在市场需求越广阔，那么通过出口贸易就可获取更多好处；相反收入水平差距越悬殊，则很多国内产品相对国外市场来说要么太低劣、要么太高档，重叠需求就越小，那么就很难通过出口贸易开辟国外市场。
（一）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在于：无论国家间是否存在相对价格差异，规模经济（规模效应的作用）会促使各国厂商专门生产某些产品，而非独自生产所有产品，然后进行相互交换。这样就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利益，也不伤失消费多样性。因此，规模经济是有别于比较优势的另一种独立的国际贸易起因。其从根本上讲是解释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贸易理论。
四、总结
国际贸易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经过无数学者的不断完善和提升，从要素禀赋的基础上来看日本对中国出口方便面是一个悖论但是后来的重叠需求却可以很好的解释之一现象，同样现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内容同样也不尽完善，这需要一代又一代贸易人在实践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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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甚众。在我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t2，设U1为花费t1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U2为花费t2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则必有U1=F(t1)>U2=F(t2)；流通费用最小化假设即满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经济人假设，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即流通组织的SCP分析，流通产业组织的博弈分析，流通产业的竞争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结构，即流通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的比例关系，流通产业的规模，流通的空间结构、地区结构的均衡，流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产业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产业政策的变动对流通增加值的影响，同时研究各种政策的配套和协调。第五部分，研究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国内商品流通与国际商品流通的相关关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等研究流通业未来的发展。第七部分，流通经济学专题，主要研究流通经济学中的电子商务问题，物流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就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现有的流通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视逻辑分析和推导。有些流通经济学教材和论文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论阶段，许多内容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结论，结果使流通经济学在逻辑结构上十分松散，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只重视证实主义，而忽视证伪主义的运用，结果造成许多问题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难以形成共识，造成进一步研究的困难。比如对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的认识，有生产决定论、流通决定沦、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等等，一直在学术界难以形成共识，虽然从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流通决定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在物质产品没有十分丰富，在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济数据的有力支持，这种观点难以得到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的支持。这也是流通经济学一直强调流通重要，流通业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实际上却不为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费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替代的思考，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推论出科斯定理，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