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7 03:13:51
贸易摩擦是指相互联系的经济主体之间，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为了某一特定的经济贸易利益导致的争端和纠纷。近几年来，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为保护国内市场，纷纷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隐蔽而具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手段，引发了与我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由于我国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同，以及双方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一致，中美、中日和中欧间的贸易摩擦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1.中美之间，由于双方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美国推行贸易上的霸权主义，经常在国家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中打制度牌，因而中美贸易摩擦更多的体现在制度摩擦方面，如中美知识产权摩擦、农产品市场准入摩擦等；2.中日之间，摩擦源于日本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为了限制中国产品对日出口，日本千方百计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因而中日贸易摩擦更多的体现在微观领域，如农产品摩擦；3.中欧之间，由于欧盟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中国在欧盟对外贸易中处于一个不重要的地位，以及欧盟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对产品的技术和环保要求十分严格，因而中欧贸易摩擦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性贸易摩擦方面。
二、我国对外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一）政治因素
贸易摩擦往往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筹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关系对于双边贸易合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受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影响。虽然中国政府多次重申愿意同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欧盟始终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仍然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偏见，对我国长期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在贸易实践中，专横地以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或不负责任，并对我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不久前发生的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就有强烈的政治背景。
（二）经济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中国生产的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对国外相关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成为贸易摩擦的“矛头所向”。随着我国全方位开放战略的进一步展开和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进入欧美市场的产品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所占市场份额也越来越大，中欧、中美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从而引起欧美国家的警惕和重视。例如，欧盟便以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过快、威胁到欧盟成员国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导致失业上升为由，对中国产品设限，并且增加其对华反倾销诉讼的数量。
（三）利益集团因素
利益集团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行业、劳工团体等利益集团对国家的政治过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相关产业利益集团在历次贸易摩擦中都在以各种资源和手段推动政府部门制定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政策。贸易摩擦常常演变成复杂的政治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它可能还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手段。2005年12月，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就向欧盟提出中国汽车发展政策的所谓“六大问题”，并在2006年3月份，欧盟还与美国一起就我国汽车零部件关税问题向WTO中国。可见，利益集团对欧盟贸易政策的影响巨大。
（四）出口产品结构因素
除了飞机等少数品种外，我国几乎出口所有的制成品，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及其国内产业直接竞争，而且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发生越来越多的竞争。然而，不管我国出口的是传统的纺织品、服装、玩具等产品，还是机电、计算机等新兴产品，这些产品在我国的加工环节都集中于劳动密集环节，因此，我国出口产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不大，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出口，并且是大批量的出口，极易引起进口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进口国壁垒的限制。（五）贸易管理因素
我国外贸体制经过改革，增强了外贸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对外贸易过于分散和分权放权有余而集中统一不足的局面，结果是使国家利益受损，外商坐收渔利。例如，个别出口企业对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国际贸易惯例知之甚少，容易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反倾销的口实；再如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作祟，各自为政，为了能够创汇和争夺客户，不惜高价买进，低价出口。尽管目前由各进出口商会来协调出口产品的价格，规定了最低限价，但由于缺乏强制性手段，而且由于产品存在质量、品种以及其他非价格因素，出口价格很难调控。
三、缓解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第二，政府应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WTO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第三，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助机制经验，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我国政府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与贸易摩擦相关的预警机制的建设。
（二）企业积极应对
企业要练好内功，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一要转变国际市场经营战略，积极创新，要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行“以质取胜”战略，以良好的性价比和服务占领国际市场；二要建立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预警机制。要研究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容量、价格走势，竞争对手的信息，注意理顺出口数量与价格的关系，合理调整出口规模和价格水平；三要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方面积极主动采用国际标准，如贯彻实施ISO9000、ISO14000、OHSAS18000等，提高环境绩效和社会形象，更好地为走向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加强相应体系建设
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价格体系。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真正主体，独立承担风险，使产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直接挂钩，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特别重要的是要尽量减少由国家定价的商品种类，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的早日建立；另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贸易救济体系。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加快与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贸易摩擦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四）重视发挥社团组织作用
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一是要建立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沟通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桥梁”作用；二是要引导行业协会加强自身建设及业务培训，提高应对技术壁垒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帮助行业协会等履行好服务职能，一方面要承担起保护企业的职责，及时引导企业规避出口风险；另一方面要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形成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出口产业保护的快速反应机制。
参考文献
[1]赵晓，柳阳．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J]．国际经济评论，2005，（4）．
1．腐败通过作用于规模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这有助于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但不利于出口规模的扩大，在改善当地环境的同时扩大了进口品的需求，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致使国内内需不足，促使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同时，内需不足一方面会直接减少国内市场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得国内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促使一国采取贸易保护而减少进口，进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2．腐败通过作用于结构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当腐败水平较低时，收入差距较小，伴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会整体优化，这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减少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出口，从而改善了当地环境;反之，腐败水平上升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广大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致使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低，从而恶化了当地环境。
3．腐败通过作用于技术效应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一方面，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较多，这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随着腐败水平的上升，用于进口技术和设备的资金就会减少，这不利于促进当地环境技术的提升，进而阻碍了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另一方面二是当腐败水平较低时，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就较多，也有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有利于促进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吸收对外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有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反之，腐败水平的上升会降低用于研发支出、教育支出、健康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也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研发水平、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对外贸易通过技术效应改善环境。
4．腐败通过作用于环境规制改变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伴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们对于环境规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腐败水平较低时，外贸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会促使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而提升社会福利，并且通过行贿以左右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较低，这些有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相反，当腐败水平较高时，外贸污染企业会加大行贿力度，提高政府降低环境规制的概率，因而不利于对外贸易改善环境。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一个地区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会改善当地环境质量，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外贸易会加剧当地环境污染。
二、实证研究
1．模型设定、变量测度和数据说明对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测度
现有文献一般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或综合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多数文献是采用单一或几个环境污染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借鉴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人均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来测度。对于经济规模的测度，本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较低时，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加剧;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即环境污染和经济规模之间呈倒U形关系，因此，为了验证该假说，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对于产业结构的测度，本文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工业化往往需要利用大量的资源，消耗大量的能源，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集约型增长，产业结构也会升级，此时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趋于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会迅速提升，从而会改善环境质量。对于技术进步的测度，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邓玉萍(2012)的做法，采用资本劳动比来衡量技术进步。资本劳动比较高意味着技术效率较高，能够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和减污技术能力;并且，资本劳动比上升往往意味着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产品的资本技术含量也将随之增加。一般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成为可能，因此会减少污染排放量，改善环境。这里需要对资本进行计算，我们使用“永续盘存法”。劳动力投入量用各地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对于环境规制的测度，本文采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和排污费收入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般理论认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政府也将提高环境规制，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和惩罚力度，进而改善环境质量。对于对外贸易的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来衡量。一方面，对外贸易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发展中国家了解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别标准以及国外消费者的环境偏好，当这些被发展中国家消化吸收后可以改进其自身的生产方式，推动改善环境管理，加强环境措施和提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有着比较低的环境规制，对外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促使发展中国家降低环境规制以维持或增强国际竞争力，出现所谓向底线赛跑的情形，从而恶化了环境。总之，对外贸易会通过规模、结构、技术和规制等多种渠道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是否改善或恶化环境取决于这些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对于腐败的测度，本文采用每十万地区总人口中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人数来衡量。腐败往往会通过扭曲一国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一国环境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测度，本文采用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方面，外资流入把“绿色”节能技术或“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并通过技术示范和溢出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生产率，节约要素资源禀赋投入并改善环境质量，即外资的技术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外资看重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程度高的加工制造业，且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规制吸引外资致使环境恶化，即外资的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上述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国检察年鉴》。
2．内生性问题
如果这里直接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可能会因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而导致估计偏差，内生性来源于几种因素:一是引入了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作为动态项，该项易和随机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二是各地区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更多的环境污染通常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能够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并且经济增长也能够带来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因此，更多的外资流入和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可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可见，即使回归结果表明外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显著，也不能断言两者对后者有加剧作用，这里最小二乘法已经不能一致和无偏地估计系数，因此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3．实证结果分析
腐败对于地区对外贸易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表明，没有引入腐败变量时，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并不显著。在模型2中引入了腐败这一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腐败通过扭曲环境政策、降低环境管制力度、阻碍环境治理投入、减少环境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投入等渠道加剧了环境污染。在模型3中进一步引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发现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腐败水平的增加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加剧了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这也说明对外贸易恶化环境是有条件的，而其中一个条件是腐败水平较高。中的回归结果还可知，由于加入了对外贸易和腐败的交互变量，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的正数变为显著的负数，这说明控制腐败对对外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后，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这可能是由于中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货物出口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服务出口中的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均大幅增加，200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和新兴服务出口比重分别为31．4%和43．3%，出口商品结构升级降低了环境污染;还可能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每年平均花费一百多亿美元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和设备，促进了技术进步，加上中国的研发水平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贸易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环境质量;并且还可能是由于对外贸易增加了中国的就业人数，提高了人均收入，从而致使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增加，促使中国环境标准提高，导致环境污染下降;最后还可能是由于国外绿色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因素，使中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很小(2009年仅为2．72%)，并且仍有下降的趋势，从而致使环境污染下降。上述这些效应超过了出口增加所引起的环境污染规模效应。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对外贸易和腐败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两者方向相反，所以对外贸易对环境污染是否加剧将取决于腐败水平。本文依据回归系数计算出对外贸易加剧环境污染的腐败水平临界值约为2．97，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低于2．97时，对外贸易会降低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对比2009年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可以发现只有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腐败水平低于临界值，对于这9个省市而言，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全国其他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腐败水平均高于临界值，这意味着这些省市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这也证实了本文的假设，即腐败水平较低时，对外贸易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而当腐败达到一定水平时，对外贸易加剧了当地环境污染。进一步从区域角度来看，2009年东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约为2．8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平均腐败水平分别约为3．64和3．91，说明在我国三大区域中只有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加剧了环境污染。下面会进行稳健性检验，即分别基于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一步验证该结论。还可知其他变量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成倒U型曲线，说明EKC假说在中国成立，符合预期;产业结构降低了环境污染，这可能是由于第二产业内部行业结构调整在由粗加工向精加工转变，在由污染产品向清洁产品的方向转变，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已初见成效;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变量均改善了环境质量;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由于结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大于技术效应，致使其加剧了环境污染，但这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而中国各地区的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太小，2009年最高的地区也低于10%，各地区平均值仅为3%。
三、相关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国内推行ISO环境管理标准的实际情况不容乐观。不仅没有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达到普遍性的社会认知和认可，这与我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关。其一，按照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来看，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财政收入限制了环境标准的推广。其二，环境保护意识的普及较晚，社会居民和企业法人环境保护意识的缺失，使得企业不愿意花费较大的成本进行认证。其三，环境管理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标准的识别和持续监督的力度不足。这都严重阻碍了ISO环境管理标准在我国的实施和推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其是对外贸易产业发展迅速，为我国经济腾飞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区域发展极其不均衡，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同时，基于劳动密集型的对外贸易产业发展已呈现出下行趋势，东部地区能耗、污染、排放等环境压力日益加剧，产业发展面临发展途径的重新选择和定位。因而，推进对外贸易产业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势在必行。区域产业转移战略是国家基于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目标需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求、产业发展环境变化等因素所制定的国家发展战略，能否在推进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兼顾环境保护，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快东部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期和全力推进中部崛起，以及实质性地落实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总体来看，ISO环境管理标准不论对于微观企业还是对于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受到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度认可。国际上获得该标准认证的企业每年以200%的速度持续增长，其中大多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而我国由于自身的现实状况，对ISO环境管理标准的推广范围和力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在我国对外贸易产业梯度转移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环境保护及环境管理标准的推广应当受到重点关注。
二、发达国家以绿色经济为主导的
发展战略及相关经验借鉴在进入21世纪后，国际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以环境保护为主导意识的绿色发展新趋势。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结束，并且利用工业后时代出现的技术革命使环境污染问题从技术层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
(一)英国重视发挥绿色经济牵引作用，带动整体产业发展
英国将绿色经济发展确定为经济政策的核心。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英国拟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以带动整体产业发展，复苏经济，扩大就业，具体措施分为绿色能源、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制造等三个方面。绿色能源方面，2009年7月15日，英国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等，计划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到总能源供应的15%;绿色生活方式方面，2007年5月，英国政府了新的《能源白皮书》，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低碳经济的能源总体战略，并为低碳客车和电动汽车提供大量补贴;绿色制造方面，英国政府启动“绿色振兴计划”，斥资2.5亿英镑扶持电动车、混合动力车制造业的批量生产，以提升本国低碳汽车制造业的实力，增强其未来的出口竞争力。另外，英国政府通过绿色投资银行，对海上风力发电以及绿色科技研发提供大量补贴，特别为私营企业如REG风电公司等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投资提供额外的融资支持。通过以上一系列的政策，英国绿色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不仅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还有效扩大了就业。近两年来，英国的绿色产业以年均4%以上的增长速度，为英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3，并占据了英国GDP的8%以上，混合燃料制造、电动车制造以及风电等绿色产业为英国提供了100万以上的就业机会，并已经在产业规模上超越了部分传统产业，如电信业、航空制造业等。
(二)美国重视绿色能源开发，致力于经济战略转型和振兴
能源问题是美国政府多年来施政的核心问题，其绿色新政的重点紧紧围绕发展新能源，并加大相关产业扶持和科研创新投入。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两届任期中陆续了一系列制造业振兴政策，包括《制造业促进法案》、《清洁能源技术制造业和出口援助法案》以及《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等。其中多项新政提及要将新能源相关产业作为投资重点，通过信贷担保、减免税收等措施持续加大新能源供应，并且在包括气候变化技术计划(CCTP)、氢燃料计划、未来发电计划(FutureGen)、发展生物质能源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研究计划等科技研发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斥巨资支持新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政策构成了美国21世纪发展创新型经济的完整框架，其目的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创新方面提前布局，利用科技优势扩大“气候友好型能源”的使用，摆脱美国对国外石油能源的依赖并减少碳排放，以培育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制造业主体，扩大就业，加强美国本土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贸易竞争力，完成向“出口推动型”战略转变，以促进美国经济战略转型和振兴。
(三)日本以低碳相关产业发展为主导，提升资源能源利用效用
日本政府基于经济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自2008年起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政策，逐步确立了其21世纪的整体发展战略。日本将低碳相关产业定位为战略发展核心，并根据社会现状兼顾发展医疗、健康以及老龄产业，通过加大投入、提供巨额补贴以及鼓励科研创新等方式，改变日本产业支柱单一的局面，并持续提供更多的社会就业;在对外贸易方面，通过建立新型的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关系，加强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2008年以来，日本政府陆续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以及《产业结构展望2010方案》等政策草案，强调国内资源利用效率、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资源利用方面，日本通过国家制定的节能环保标准的监督管理，并通过税制改革，鼓励企业节能减排，增强日本能源自给能力;产业发展方面，日本以优先发展低碳相关产业为核心，重视开发和适用节能新产品，同时将医疗、健康和护理等相关产业定义为“社会问题解决产业”，并连同基础设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尖端技术产业等一起确立为未来五大重点支持的战略性产业，拟对新能源、健康以及医疗产业增加总计95亿日元投入，预计为社会创造400万以上的就业机会。
(四)其他发达国家经验及经验总结
法国绿色发展之路主要特征是充分利用自身在资源和技术上的优势，积极主张发展可再生的绿色能源，对生物能源、风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相关产业加大投资和建设力度，尤其是根据本国在乙醇燃料相关技术上的优势为基础，大力推广低碳汽车制造业和公共运输服务业。德国为摆脱经济危机，将发展生态工业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重点，重视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投资，尤其重点发展利用太阳能，不仅摆脱了依靠煤炭发电的高污染能源消费方式，保护了环境，同时为社会创造了6万个就业岗位，极大地刺激了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复苏。韩国为振兴经济，推出“低碳绿色增长”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大幅提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重，一方面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力度，另一方面重视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并注重将二者结合以确立韩国21世纪全国经济“绿色化”的新型产业布局。综上，主要发达国家在新形势下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普遍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重视环保、低碳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相关产业确立为本国未来产业发展支柱，希望通过新兴产业带动整体产业发展并扩大就业;第二，重视绿色经济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无论英国、美国还是日本等国家，均强调基础设施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纷纷为尽早确立自身竞争优势提前布局;第三，重视发展开放型经济，以上各发达国家都将提升本国未来国际竞争优势的措施纳入经济发展战略，在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强调积累相关产业竞争实力，希望以新兴产业对外出口和投资奠定本国未来开放型经济的优势地位。这些经验对新形势下科学推进我国对外贸易产业梯度转移战略，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产业梯度转移中应确立环境风险控制机制以及污染控制原则
在推进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的进程中，笔者建议应该根据ISO环境管理标准的相关规定，加快建立产业转移环境风险控制机制，同时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明确环境保护重点，处理好对外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建立环境风险控制机制由前述关于ISO环境管理标准
的论述可见，其不仅是一套国际通用的环境保护标准，更可以作为环境执法、市场准入与资源利用监管等方面的重要依据。有鉴于此，笔者建议:第一，根据ISO环境标准建立前置评估和统一监管机制。产业转移的承接主体在接受承接产业申请后，应根据ISO环境管理标准以及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明晰的产业环保标准细则，对转移产业进行前置性预评估，确定该产业或企业是否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的环境与资源的法律法规要求，设置承接产业转移准入的第一道门槛，过关后再履行其他承接程序。承接项目开始建设后，应依据ISO环境标准对产业或企业进行统一的环境监测、监管，当地政府对转移的企业和本土企业应当一视同仁，实施统一的ISO环境管理标准，公平实施环境管理。但是，环境保护的标准原则在不同的地区又有所不同，新形势下的产业转移除了要遵照国家的环保法律法规之外，越来越多的环保领域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都有创新的现行的环境保护政策要求。因此，对转移的产业项目的环境评估范围更广，标准更严格，创新和完善了产业转移的项目环境评估体系。具体措施的制定可以参考环境管理体系审核(EA)以及环境绩效评价(EPE)的条款，兼顾考察标准的规范性与适用性。第二，以资源数据库为基础建立产业污染指标监测查询机制。承接主体应该为转移企业建立资源利用数据信息库，掌握产业对当地资源的需求种类、需求数量与规模、开发利用效率等情况，考察转移产业与当地资源的匹配情况，制定承接产业转移资源匹配和供求规划，实现资源的合理匹配、节约和保护、实现资源效率最大化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这与ISO环境管理标准中关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标高度一致。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对产业转移的企业或项目，可以及时对承接产业的环境标准执行情况进行信息查询，对有严重违法违规的污染企业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批程序，对这类企业原则是先进行产业的技术设备升级或更新，“先升级后转移”或“先升级后生产”，将污染源挡在门外。第三，加大环境保护法规条例的执行力度。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相关的立法建设，但环境保护的正效应往往未能充分发挥，而环境污染的负效应却表现明显，这说明环保法规和条例的执行力度仍有待加强。在承接产业转移进程中，应当将以上法规和条例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首要原则，加大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并建立健全的法律咨询服务体系，最大化环境保护的正向效应，让法律法规为产业转移筑起一道绿色防线。其中，明确环境污染准入和退出原则是重点。在承接产业转移的项目前置审批程序中，环境评价尤为重要，评价出来的各项指数尤其是排放和单位能耗的指数应作为承接项目的第一道门槛，实行“一票否决”制;对于承接以后的产业运行的环境效能进行跟踪监管，不符合当初环境评价标准的，要限期整改，整改仍不达标准的产业或企业，实行强制退出机制，保障产业转移质量。
(二)明确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保护重点
加工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现已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文献已对加工贸易的兴起以及在我国开放经济中的作用做了细致地分析。但是，由于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以及在我国发展过程所显现出来的不足，诸如，与国内产业关联性弱，固化我国静态比较优势，对一般贸易产生挤压，不利于技术进步，以及监管困难易引发走私和税收流失等等，也使一些学者和实际部门人士对加工贸易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现行优惠政策提出诸多质疑。因此，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应如何发展，现行的政策应如何调整，有必要深入探讨。
一、分析的前提和框架
本文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分析是基于以下前提和框架展开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下文简称《十五纲要》）。加工贸易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方向以及实现的目标应服从于并有助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已制定《十五纲要》，这是今后五年内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因此，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也应以此为指南。本文将以《十五纲要》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为指导，对现行加工贸易政策进行剖析，提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作出建议。
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已经加入WTO，这将极大地改变我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其中，既有有利的改变，也有不利的改变。为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我们在制订一切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入世”的影响。我们将主要就“入世”对加工贸易的中间品替代，对加工贸易的出口以及贸易磨擦公平解决等方面来讨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及政策调整。
3.加工贸易的“进口——加工——出口”分析框架。在现实中，加工贸易就是对“两头在外，中间在内”这样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的界定。我们对加工贸易的理解和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加工”，二是“贸易方式”。“加工”属于“中间在内”环节。它是东道国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对进口投入要素进行加工生产的过程，它表现为国际分工。作为一种“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实质是“两头在外”。无论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主要原材料、零部件等由外商提供或从国际市场购入，加工制成品应全部出口。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了利用“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式，往往实行相关的政策措施，对原材料等中间品的进口以及加工成品的出口进行必要的管理，所实行的政策措施更多的是鼓励性的，特别是确保加工成品的出口。之所以如此，在于加工贸易对本国的经济、外贸发展有着其他贸易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加工贸易的研究与对其相关的政策探讨总是无法剥离的。因此，加工贸易是由“进口——加工——出口”三个环节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成其为加工贸易。本文将按照这一框架，分别对相关政策进行分析。不可避免的是，这三个部分的政策划分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一项政策会影响三个环节。但就我们研究政策的目的而言，这种不精确并不十分紧要，因而我们在文中并未严格拘泥于这种划分。而分三个环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我们基于加工贸易的内在运行机理和各个环节的突出问题来讨论相关政策，从而使政策剖析和建议更具有针对性。
二、我国加工贸易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
我们认为，我国加工贸易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的确立，应紧紧围绕《十五纲要》制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来进行。根据加工贸易本身的特性及作用，《十五纲要》中所涉及的就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扩大出口等问题值得我们在考虑加工贸易政策时重点注意：
1.关于就业。大力发展和鼓励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在我国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大多仍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工，应该说这符合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创造就业机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十五纲要》提出的有关就业的目标，有必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因为，首先，就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出口贸易的扩大；其次，以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而言，尚不具备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扩大出口，我们所能依赖的，就是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的加工贸易。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永远停留在为跨国公司当加工装配车间的阶段，相反，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学习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建立营销渠道，积累资本，努力将出口产业升级至更高的技术层次。但是，在完成这个过程之前，作为一种过渡，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来缓解就业压力，积累资金、技术包括经验都是完全必要而且必须的。
2.关于结构调整。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加工程度低，加工链条短，原材料国产化率低，波及效应不强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发展加工贸易与我们优化工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互不相容呢？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为解决就业问题所必需；另一方面，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本身固有的两头在外造成的产业关联程度低，波及效应弱的弱点也不容讳避。这要求我们在政策制订中努力兴利抑弊，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其消极的一面要加以纠正克服。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与小国不同的特点。那些适合于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能完全地照搬到我国来，而是要有选择地加以学习吸收。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个问题上要坚持同样的原则。大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往往毋需像小国那样完全依赖外部的力量，因为一是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可以让新兴产业达到足以获得规模经济的规模；二是因大国进行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等如果全部依赖外部引进，即使供给能力不成问题，代价恐怕亦难以承受。因而，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还是要依赖自身的技术研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机制的建立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优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或资金来完成，是不现实的。
这并不等于说个别处于特殊地理位置和具有特殊发展基础的地区无法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相反，深圳市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前往设厂，显著地加速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生产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加工贸易无疑是发展中国家了解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尽快建立起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3.关于扩大出口。出口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种贸易方式仍是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当然，在促进加工贸易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加工贸易中存在着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不合理，高科技产业加工贸易比重低，以及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管理中存在漏洞等问题都必须加以重视、解决。我们进行加工贸易政策设计和调整的目标，正如《十五纲要》第十七章第二节指出：“加强加工贸易管理，提高加工贸易增值率，扩大加工贸易出口。”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的时期，加工贸易政策制订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实现的目标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其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利用“入世”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大发展创造的良好外部环境努力扩大出口；同时，对加工贸易要用政策措施加以引导，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以利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培养新的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对现行加工贸易进口环节的政策的评价
1.加工贸易中的利用外资政策。引进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十五纲要》指出，十五期间，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利用外资的重点，完善利用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我国目前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外资从事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种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加工贸易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时期，对于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增长和我国产品早日进入国际市场所具有的意义；但是，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重要目的之一——引进先进技术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却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多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因而外资并未带来多少先进技术；而且，由于外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和产品的过剩。从国内看，由于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过分膨胀，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更加严重，激化了本来就存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求矛盾。
在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上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有违我们利用外资的初衷，在政策方面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有些地区在发展加工贸易的过程中，片面追求外贸数量的增长，而不注重其质量的提高，对于外资的流向，既不加限制，又不予以引导。致使外资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简单加工行业，而未能发挥其对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应有作用。
我国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给予产品出口型外资企业相当多的特殊优惠，其目的是促进我国对外出口规模的扩大，缓解当时我国外汇短缺带来的压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鼓励了外商将资金投入到“大进大出”型的加工贸易行业，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进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工业品的生产。这在当前，已经不利于我国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的需要。
1995年6月，国家计委，外经贸部联合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文件，目的就在于正确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尽快改变目前外商投资集中于“短平快”项目的局面。但是两个文件下达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没有配套的政策手段及缺乏规范的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的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于外资投向增值较高的生产环节和产业的鼓励尚嫌不足。大量的外资从事附加值较低的最终装配环节的简单加工贸易，长此以往，对我国上游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产业的成长不利。
总的看来，现行的利用外资政策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积极作用不容置疑；但同时，由于情况的变化，现有政策对于外资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鼓励措施不足，将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加区别地给予优惠，并不能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的加工贸易向提高增值率和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
2.加工贸易进口环节有关提高中间品本地化率的政策。现有加工贸易中间品本地化率不高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种状况既是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从而中间投入品行业产品竞争力的劣势所决定了的，又与加工贸易本身“两头在外”的特点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能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逐步提高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从而促进国内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加工贸易投入品的本地化率会得以逐步提高，从而会更加充分地发挥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
我们不能硬性地规定加工贸易出口品使用的国产材料比重，因为目前我国的确还无法生产某些投入品或其产品的质量达不到加工企业的要求。况且，那样做也违背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政策所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就是为国产投入品和进口投入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已具竞争能力的国产投入品不致因为政策的歧视而失去竞争优势。我国的加工贸易政策中的确存在这种不合理的对进口投入品的“超国民待遇”现象：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投入品可以免缴关税、工商统一税（增值税和消费税）；而如果从国内购买中间投入品则只能享受部分退税（征17%，退19%）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本会使用国产料件的企业也转而进口加工所需的投入品。我国加工贸易波及效应差，与此不无关系。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深圳市了《深圳市关于鼓励来料加工业务使用国产料件的通知》，鼓励外商委托加工单位向境内企业购买料、件（除国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原材料外）进行加工装配，成品全部交还外商出口；允许以国内购料方式委托我方加工装配的外商，根据需要委托加工单位向市经济发展局提交国内购料申请表，申请国内购料。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其它地区尚无类似规定。我们认为，此类鼓励政策，与相应的产业指导政策相结合，有利于我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成长，促进加工贸易波及效应的发挥，最终将优化我国的工业结构，提高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有学者认为，鼓励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不必要采取给国产料件足额退税的手段，而可以通过对进口料件征以相当于国产料件的税赋来实现。这种论点无异于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使之与一般贸易处于同等的地位。我们认为这样做可能造成加工贸易的衰退，从而影响我国扩大出口和增加就业目标的实现。由于对加工贸易实行免税的优惠政策为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因而我国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必将使大量加工贸易转移到与我国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对外开放形象，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加工贸易政策中，对中间投入品国产化的鼓励不足；加工贸易虽然规模上不断扩大，但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很有限。这种状况，不利于实现我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标，因而，要予以适当的调整。
3.现行加工贸易的监管政策。我国现行加工贸易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采取了不合国情的开放式监管模式造成严重的走私。这已被证明是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中的一个失误。由于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分布区域广，涉及行业面宽的格局，此时再试图将其纳入封闭式监管模式由于成本太高而根本不现实。
尽管如此，我国的加工贸易监管部门还是试图在增量部分作出补救。2000年4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行设立出口加工区试点）的复函》批准在大连、天津、北京、烟台、深圳、广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同年5月24日，海关总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加工区监管暂行办法》作为出口加工区监管的法律依据。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实际上对区内加工贸易企业引入了封闭式的监管模式。《复函》中指出：“要按照优化存量、控制增量、规范管理，提高水平的方针，先把新增加的加工贸易企业引入出口加工区，逐步实现对加工贸易企业的集中规范管理。”以我国现有加工贸易的庞大规模，不可能一夜之间都由开放式监管转变为封闭式监管，因此，在建立出口加工区容纳新增加工贸易企业和一部分具备条件的现有加工贸易企业的同时，也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审批手续，坚决打击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犯罪活动。在这方面，我国海关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89年《海关总署关于对来料加工进口料件收取保证金问题的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少数资信不好，管理混乱，或有走私违法前科的企业所经营的来料加工进口的料件，已批准的拆解旧汽车和废旧家用电器来料加工合同进口的料件，以及需加强管理的特定的进口料件，先收取相当于进口税款的保证金，加工成品出口经海关核销后，退还保证金。”
我们相信，通过对存量加强监管力度和将增量纳入封闭式监管的方法，将会较好地解决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的走私严重的问题，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健康发展。
四、对现行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政策的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加工环节的主要问题是增值率较低，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二：加工技术水平较低；加工链条短。其实这两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加工环节只能进行那些简单加工装配操作；只有在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后，才有可能延长加工链条，获得较高的附加价值。但是从政策角度来考虑，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
1.技术水平问题。加工贸易加工环节技术水平低，极少采用先进技术的状况，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是符合的。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有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这一点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中需要大量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我国来，进行加工贸易。可见，加工贸易实际上是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在分工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条件的约束，被局限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装配阶段；而发达国家则利用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占据了生产的研发及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
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利用加工贸易来使我国生产技术得到实质性的进步，而是利用外国资本，增加就业，以及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取得外汇收入等。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期望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就可解决我国技术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问题，结果必然会让我们大失所望。但这是否意味着加工贸易的加工技术水平就不需要提高，或者发展中国家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就无能为力了呢？都不是。技术进步固然不是发展加工贸易的主要目的，但它是利用外资的主要目的之一。现在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这种局面对于提升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无疑是不利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一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仅可以保持有限的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该国生产技术水平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还未在其他生产环节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则该国的加工贸易将会成为无根工业而萎缩。同时，国际竞争力出口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加工贸易解决就业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亦不容忽视。尤其是外资大量流向加工贸易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的不利影响必须予以重视。
很明显，政策应在引导外资流向上有所作为，而且也能够有所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对于流入的国外资本投入进行政策引导。如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引资政策，重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体现于《外汇及外资法》和《外资法》的规定及其运用中。凡根据1950年日本政府的《外资法》规定所鉴定的外资项目，其外国技术的输入，合同期限超过1年以上，费用以外汇支付的叫做甲种技术输入，这种输入方式需要经过外资审议会、大藏省等部门批准；另一种叫做乙种技术输入，即根据《外汇及外资法》鉴定的合同，期限在1年以下，费用以外汇支付，如果期限超过1年，费用以日元支付而无权兑换外汇，这种输入方式只需经过日本银行的批准。
我国也规定了引导外资流向的政策，如1985年6月颁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整体规定》，将“高新技术、先进技术、能够改进产品性能、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提高企业技术经济效益或者生产适应市场需求而国内生产能力不足的新设备、新材料”的项目列入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而将“属于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项目列为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等。应该说，现有利用投资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利用外资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这是正确的。问题是，在鼓励加工贸易发展的政策吸引下，大部分外商投资投向没什么技术可言的低级加工工业中去，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扩大我国出口创汇，但超出一定限度就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成为一种不良倾向。我国现行加工贸易政策，并未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甄别，因而即使是对提高我国生产技术水平无益的简单加工，也能获得给予加工贸易企业的一切优惠。这种政策可能扩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但对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而言，则是需要改进的。
2.“转厂”问题。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对“转厂”施加了种种限制，这对于延长加工贸易品在我国的增值链，提高增值率是不利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跨国深加工结转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海关对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采用计划审批制度，转出企业在申领《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后，即可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保税货物深加工结转申请表》向海关申报结转计划。经转入地海关同意后，可分批办理结转送货手续。”对于按转关运输办理货物结转的情况，转出和转入企业必须向所属海关提出申请。企业在办理结转时常常受到限制，且所需时间长，有时难以如期结转。转出、转入地海关对商品名称、数量和价格等存有异议时，手续更难以办理。转关查询实需耗时1至2个星期，严重影响了周转速度和贸易效率。一些外资企业对转关产品不得不采取先出口香港特别行政区复进口的做法，徒增经营成本。因此，我国在制订有关加工贸易结转深加工的政策时，尚须考虑企业实际情况，精简手续，促进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的延长，以提高增值率。
五、加工贸易出口环节的政策评价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出口贫困化增长及由于原产地规则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出口环节是加工贸易最后一个环节，直接决定着加工贸易所带来的收入能否实现以及效益的好坏。因此，认真对待出口方面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发展中国家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存在着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可能，但是，这种贫困化增长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能够不断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逐渐由初级制成品向含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结构转化，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出口贫困化增长的噩运。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这样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地改变着。虽然在出口的很多高科技产品中，我国并未掌握核心技术，所进行的也只是简单加工，但是从贸易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是可喜的。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如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趋于恶化，其中很大原因就在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然而，要积累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外汇，我国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必须依赖传统初级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品的出口。有时，这与我们努力改善贸易条件的目标是有矛盾的，但是若我们能够及时地利用积累的外汇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则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外贸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至于加工贸易出口的环节中的另一个问题即原产地规则问题。我们认为，目前原产地规则方面所存在弊端并不是仅凭我国之力就可以得到克服，而是有赖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方进行多边磋商，最终达成合理公正的原产地认定协议。
六、关于我国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笔者对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建议。
1.应继续奉行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的政策。加工贸易对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的好处显而易见。“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经历重要的转型阶段，此时，保持出口快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顺利实现转型的必要条件。通过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将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这有利于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加工贸易本身，也为中国产品打入外国市场准备了良好的条件，更有利于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培训我国的非熟练劳动力为熟悉现代工业生产的熟练劳动力。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融入国际分工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本国经济的有效途径。加工贸易正是生产全球化的重要体现，并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重要的机遇。
“入世”以后，我国将更加开放，逐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开放本国市场，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对加工贸易实行鼓励政策与我国“入世”后的外资政策调整方向是一致的，因而更无必要加以否定。当然，对加工贸易进行鼓励并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不加限制。由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原因，现行加工贸易政策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需加以解决。
2.增强加工贸易的波及效应。若要使加工贸易在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有所贡献，就必须增强其产业关联效应，即波及效应。
目前，这种效应未得到充分发挥，其原因既有非政策方面的，又有政策方面的，而后一个原因，是政策制定者必须着重考虑的。如何引导加工贸易向着更深层次，与国内产业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的方向发展，的确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意义的课题。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大致地将这种引导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如何使加工贸易的本地化率得到逐步提高，以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行业的联锁效应；第二，如何延长加工贸易在东道国的加工链条，以提高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并且发挥加工贸易对东道国相关深加工环节的联锁效应。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建议如下：(1)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这应该是一条解决发展中国家中间投入品产业薄弱的根本途径。具体的措施则可以采取引进技术改造现有生产方式；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的工人；对国产料件企业以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对于投资中间品生产且具有先进技术的外资方给以政策优惠等等。(2)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目前，加工贸易企业实际上被鼓励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品，即使是国内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中间投入品往往也由国际市场进口，有时甚至是我国出口的产品经海外市场后再复进口。此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内的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待进口料件的“超国民待遇”状况不加以改变，将会继续对我国加工贸易生产料件的本地化率提高发生不利影响。政府需在加强国内原材料生产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之间的沟通方面更多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加工贸易需求料件信息库，给予本国料件生产企业以信贷支持，为本国料件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宣传展览等。
至于加强延长加工贸易的加工链，以提高增值率，增强其波及效应则主要体现于转关深加工政策之中。现有的加工贸易转关深加工办法执行过程中存在手续繁冗，耗时较多的弊病，令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对“转厂”望而却步。鉴此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3.以积极的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升级。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使加工贸易产品的结构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转向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二是使加工贸易加工环节采用生产技术逐步升级，惟如此才能不断提升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增加收入，并促进我国整体工业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目前，我国给予低层次加工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及采用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加工贸易几乎是同等的政策，这导致了外资大部分投向简单加工贸易，有违我国利用外资的初衷。因此我们建议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从事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上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这也许会引发人们对加工贸易能否继续如从前那样快速增长的担心。确实，实行上述政策可能使一部分外资因无力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而退出我国，甚至会因此导致加工贸易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减弱。但也必须看到，就业和优化产业结构是鱼和熊掌的关系。在两者的取舍上，并不能厚此而薄彼。关键是政策上要把握适当的“度”，即使牺牲一部分加工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若能换来我国加工贸易的良性发展也是值得的。相反，若一味强调就业目标而忽视加工贸易的升级，这样的加工贸易势必会失去后劲，其创造的就业机会也不能长期保持。
4.对加工贸易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我国目前对加工贸易的开放式监管模式不利于对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监督，加工贸易企业法律意识淡漠，因而现实中出现走私严重、管理成本高昂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我国海关的重视。措施之一就是在大连等地设立出口加工区，对区内企业实施封闭式的监管。
对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将改革加工贸易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具体做法有：(1)海关对加工区采取全封闭、卡口式24小时监管制度。卡口分别设立货物和人员进出通道。(2)海关对加工区企业采用计算机管理模式。海关与区内企业实行计算机联网，进行电子数据的传输和办理通关手续；加工区海关与口岸海关实行计算机联网。(3)对区内企业开展加工贸易业务不实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取消《登记手册》，海关改用电子帐簿管理，实行半年一次的总量扣减核销制度。(4)对区内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实行“备案制”管理，货物进（出）口时，由企业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出口）货物报关单》作货物进（出）口申报。(5)加工区与口岸、加工区与加工区之间进（出）口的货物、物品，采取直通式或转关运输的监管模式，一律在加工区主管海关报关并在卡口查验放行。可以预料，随着出口加工区模式的实行，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将逐步规范化，从企业角度来说，减少了手续、提高了效率。从海关方面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实施有效监督，减少利用加工贸易进行走私的作为。这种方式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实施这些新措施时，必须注意出口加工区制度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出口加工区难以容纳。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和对外开放模式，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和总体规模远高于一般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点多而广，只靠面积、功能都有限的出口加工区是难以负载的。第二，集中封闭管理，即使能遏制加工贸易走私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走私问题。应该看到，走私的根源是过高的关税壁垒和众多的验关壁垒造成的进口商品国内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这种价格量差形成了走私的暴利来源，是走私可以存在并且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利用加工贸易走私只是走私的一种适宜的管道而已，堵死了这管道，还会有新的管道出来，所以解决走私从根本上就是降低关税壁垒和减少验关壁垒。所以，只有配合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开放和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的市场化改革，使我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国内外价格渐趋一致，才能够既最大限度遏制走私，又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七、基本结论
1.今后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战略及政策调整的目标和原则应是：继续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注意增强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努力提高加工过程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扬长避短，使加工贸易发挥促进外贸增长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我国中间品产业的现有生产方式，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对国产料件企业的R&D投入，给予投资中间品生产的外资企业以政策优惠等措施来提高国产料件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力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标准。并且，为国产料件提供与进口料件相竞争的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
3.政府应对加工贸易品“转厂”的政策予以适度的简化，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以促进加工贸易“转厂”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加工深度和延长在我国的增值环节，以改变我国加工贸易效益低下的现状。
4.对加工贸易，尤其是外资经营的加工贸易予以产业政策的引导，在鼓励外资从事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以外，取消对从事简单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的部分优惠，以此来刺激外资从技术层次较低的加工贸易领域撤出并投入到较高层次的加工贸易中去，从而发挥外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作用。
5.对加工贸易实行出口加工区管理是我国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庞大，不可能对现有的所有加工贸易企业都实行这种监管，只能将加工贸易增量部分移至设定的加工出口区内进行封闭式监管。对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海关改革传统的监管模式，简化现行手续，实现加工区货物在主管海关“一次报关，一次审单，一次查验”的通关要求。
收稿日期：2002-06-12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N].人民日报，2001-03-18.
[2]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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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郝原明.外商投资加工贸易法规实务概览[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0.
【论文摘要】 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其中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 新贸易理论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中国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新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进而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发达国家之间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上升等。对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起初新贸易理论旨在用实证的方法解释贸易格局，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后来发展成为以规模经济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两大支柱的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新贸易理论在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国际技术外溢等假设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观点。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由于技术因素的引入，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战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大增，直到今天占世界贸易额的60%以上的现象。 2.贸易构成和贸易量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量，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新贸易理论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3.贸易利益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本质上说，新贸易理论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替代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争论的实质是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 二、新贸易理论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贸易理论是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理论发生变化必然导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新贸易理论家一再强调“新贸易理论最初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但新贸易理论却在理论上为贸易政策提供了支持。贸易理论家们和许多政府就借助新贸易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工具或局部结论，努力寻找那些适合于不完全竞争的新的贸易政策。在这种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和最具争议性的贸易政策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了。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贸易政策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关于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但却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政府有效干预的对外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由布兰德（J.A.Brander）、斯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贸易政策理论。自产生之初，就由 于它为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提供理论依据而倍受关注。支持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观点有两个：一个是利润转移的论点；另一个是外部经济的论点。 1.利润转移 利润转移论点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主张政府通过关税和配额等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以外国向本国转移利润为直接目的。其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夺取市场份额;二是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三是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有效手段。 2.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论点则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该论点认为某些产业或厂商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该厂商占有，因此，这些产业或厂商就不能发展到社会最优状态。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总而言之，新贸易理论政策认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借助生产补贴、出口补贴、进口关税、研发补贴、保护国内市场等措施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增长增强其国际竞争能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转移国外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三、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 中国在对外贸易实践中一直主要采取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发展战略。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而新贸易理论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例如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启示如下： 1.重视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在于国家的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要以主导产业的竞争优势为基础，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优化产业结构。我国创造产业的竞争优势，首先需要用科技对原有的比较优势产业进行改造，使其具有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领头产业;其次是发展新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带动全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获得国家的竞争优势。所以，我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实施出口替代战略，还是进口替代战略，都始终要把提高产业结构水平做为重点。 2.重视国内市场 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以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为代价，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 3.重视规模经济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看，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培养和获得：资源禀赋竞争力、规模竞争力、资本竞争力和技术竞争力。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但目前我国多数企业规模小、相互分工缺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培育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经济迫在眉睫。 4.重视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国家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摘 要] 审视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在当代世界的发展状况， 并对中国文化贸易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 提出了转变观念、加强认识、改革贸易体制、提高科技水平等建议以进一步发展我国对外文化贸易。 【论文关键词】 文化; 贸易; 产业 Abstract: This article carefully examine the cultural p roduct p roduction and the trad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de2velopment condition， and conducted the comparison research to the Chinese culture trade question. Proposed the transfor2mation idea， strengthened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reform trade system raised constructions and so on technical level byfurther develop ing our country foreign culture trade. Key words: culture; trade; industry 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市场的狂轰滥炸之后， 近几年又迎来了以“大长今”为标志的“韩流”的侵袭。这一切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自然是文化心理的洗礼和审美情趣的享受。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并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 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震撼和冲击， 足以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关注。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自省意识的民族， 通常会不断反省本民族文化的普适价值内核及其传播传承的问题。文化的积累与发展通常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活力与丰富性。遗憾的是， 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模糊与犹豫的状态中。 我们经常在各级政府的报告中读到类似于这样的句子: “我们要努力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 “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一个小小的韩国， 在经历了1997年金融风暴后， 只花了短短几年时间用他们创造的音乐、电影、电视等文化作品不仅席卷了东南亚， 还进入了欧美市场， 成为了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不需要抽象的口号而悄然登上了世界文化大舞台，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在当代世界范围中的表现 在上个世纪， 美、日、英、德是最大的文化商品出口国， 占全球文化商品出口总额的5514%，同时它们成为了文化商品最大的进口国， 占文化商品进口额的47%。本世纪初以来， 中国成为了文化商品的进出口大国， 但遗憾的是中国出口的文化50%以上是游戏设备、文教娱乐和体育器材， 这确实与中国近年来作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相吻合， 却与中国是一个有最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国家这一地位不相宜。 中国的实物商品贸易量在全世界排名在前三位， 然而文化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比例约为10: 1; 2001年以来， 中国平均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版权的比例约为10: 1。1992年以来， 我国购进俄罗斯版权为世界第一， 而向俄罗斯输出版权几乎为零。1998年我国高达300亿元以上的图书销售中， 出口才2000万元。2002年， 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14倍。在表演、电影、音像制品、会展、期刊、报纸展览等产业中， 存在明显的贸易逆差。特别是无论哪种级别和内容的文化庆典活动、会展和交易活动， 我们都会看到外国文化团体的参与和文化产品的引进， 不仅大大挤压了中国文化的话语空间， 同时也形成了更大的贸易逆差。 中国文化产品的生产与贸易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档次、低效益的水平。当代世界的贸易发展潮流是服务贸易的比重在增加， 而作为国际服务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文化贸易的比重又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大增。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在全球范围的交流越来越多， 知识和文化产品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增加。如美国2005年以版权和授权费用的出口增长达到近5000亿美元， 增长幅度超过了运输服务和军售。通过比较我们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 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动力。 二、改善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建议 如何改善中国文化贸易， 这要进行全方面的系统的审视， 因为“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贸易在认知上要比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困难得多。 (一) 加深对文化概念和文化贸易的认知 “文化”有多种解释， 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行为和文化成果。包括人化的自然、人类的物质生产成果、制度文明成果、精神产品和意识形态。狭义文化概念指的是知识和精神产品， 也包括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的积淀。 在探索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状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时， 我们希望从广义的文化视野出发， 将人类文明进程中所积淀的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来看待。但是在我们研究文化贸易时， 我们又需要在一个特定的狭义文化的语境中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有限的诠释， 将文化看成是人类各种制度和观念的成果。只有这样， 方可区别于其他物质领域的商品生产与贸易。 文化贸易属于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的服务贸易， 它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贸易活动。文化产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 同时也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属性。由于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需要比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具有更高的层次性， 因此人类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对外文化贸易不仅具有经济功能， 而且能够传播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韩国电视剧“大长今”不仅版权热卖于世界各地， 获得了象三星、现代公司一样巨大的经济利益， 也向世界传播了韩国人坚持诚信、尊重传统、锐意改革、不畏艰难的励志精神。好莱坞电影风行全球， 将美国式的民主和个人主义的道德观念向全球推广， 它的影响力决不只是支撑了美国的文化产业， 而是形成了全球意义的话语权力。因此， 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对文化贸易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认知还要普遍提升。这不仅仅是作为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存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理念和精神资源的需要， 同时也可以让世界人民享受中国文化成果， 使我国在经济政治等多种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力。 (二) 发展对外文化贸易， 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在经济增长中， 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不太合理的状态， 第三产业在总量上的比重偏低， 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 而我国只有34%左右。文化贸易对第三产业的贡献不仅是总量上的增加， 更是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完善。 全球服务部门按国际服务贸易分类标准， 有八个大类142个服务项目， 其中的四个大类是文化、体育及娱乐服务。文化服务贸易还包括第一大类商品服务中的F类的印刷、出版和第二大类通信服务中D类的视听服务， 这是经过日内瓦WTO服务贸易理事会评审认可的分类。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和项目的交流， 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品贸易的平台是构建在文化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在建构文化交流平台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发达国家， 教育产业的发展除了为数不多的公共财政支撑的公立学校外，社会力量办学和市场化经营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如美国的迪士尼乐园、NBA 篮球运动通过向全世界的渗透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利用全世界明星荟萃的优势，在联赛空余时间造访中国大陆、香港等进行文化贸易，既获得了很大商业利益，又传播了西班牙足球文化和理念。这些都说明文化是可以作为也是应该作为一种产业进行生产与贸易的。 要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就要建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要用市场的观念和手段去打造。这就要改变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习惯运用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我们需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规划和管理， 如尽快建立一套动态有效的文化产业运行机制， 制定有利于促进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政策法律， 包括文化贸易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商品结构、税收优惠政策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严格按照被认可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办事， 而不是由某一个文化管理部门简单的个人意志去掌握该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权力。同时我们的体制设计和政策制定一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提供一个有法可依、有政策导向、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教育 、文化、体育、出版、会展在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被认为是政府公权力管辖最直接最严格的领域， 它甚至形成了某种政府对文化资源的垄断， 但对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传播没有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我们仍然要象其他产业发展模式一样， 放开搞活中国的文化产业和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当市场的力量产生偏差时， 政府应该有办法利用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手段加以调整和规范。如美国为了防止电影市场因为垄断而削弱竞争， 政府严格限制国内电影产业的垄断， 不允许建立从创意、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垄断企业。韩国前几年金融危机发生后， 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先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措施， 短短几年的市场化运作， 文化企业象雨后春笋一般建立起来， 形成了十分活跃的文化产业生产和贸易局面。我们应该充分借鉴外国文化产业发展体制和文化贸易策略， 同时也应该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外贸体制改革的经验。 (三) 整合文化产业资源， 实施品牌战略， 拓展国际市场 中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又具有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积淀。众多的文化工作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和对外文化贸易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文化企业数量多， 层次低， 资本缺乏， 规模太小。前些年虽然经历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制的变革， 建立了一些大型文化企业， 但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不高， 不具有品牌优势。 面对国外媒体大规模兼并重组势头， 中国文化产业要加快重组步伐， 打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所有制之间的界限， 通过联合、兼并、重组等资本运作方式建立大型跨行业集团， 实现企业规模经营和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企业品牌和文化产品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我们从好莱坞的大成本制作电影、著名品牌广告、国际文化活动可以看出， 文化产品的制造需要大量资本， 有时候为了几秒钟的效果会耗资上亿元， 这对于分散作业的小规模公司是无法承受的;其次， 文化产品制作过程中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技术的开发费用很大; 同时文化产品信赖的主要资源是高水平人才，他们的薪水常常是天文数字。这要求文化企业要有一定的资本和规模，即使是小成本制作的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它们的推广和传播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当然文化产品原回报也是很丰厚的。中国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大制作的电影、戏剧，但还只是简单在形式上对西方艺术的模仿，由于内容上的单薄未在世界上形成太大的影响。 文化产品与传统商品的消费特点是不同的， 普通商品的消费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而对于文化产品的欣赏并非如此， 一个主题或一个概念被千百年来的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演绎也会引起人的欣赏欲望， 并且传播越广越远越能被人所接受。这一点我们不难从希腊故事、神话、戏剧和雕塑被全世界广泛传播而倍受青睐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单位的实物资源被多人分享的情形是， 分享的人越多享到的份额越少， 可是文化资源， 消费的人越多产生的文化观念和快乐会越多，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会令效用递增。足球、NBA、电影节等带给亿万人的快乐可以更加强化对它们的渴求。这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同时也启发我们的新思维。 我们要敢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形式进行包装和演绎。我们不怕这种文化资源有多古老， 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入现代元素就一定能使其焕发青春。这其实为我们大规模、高投入的制作奠定了好的基础。 文化资源是不会短缺的， 短缺的只可能是资本、技术和人才， 特别是那些有特别创意和高技术手段的人才是文化产品生产和贸易中最重要的， 而这些只能由大规模的公司和成熟的市场去培养。中国政府已认识到了文化贸易的重要性， 也开始有一些运作经验。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建设方向不变， 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就会不断向前发展。
[摘 要]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VECM）模型等方法，利用1991年到2006年的年度统计数据，对我国的进口、出口、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外贸与外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远大于进口和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外贸（进口和出口）与FDI相互之间没有显著影响，误差项仅仅对进口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出口和FDI都没有显著影响。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协整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与对外贸易存在着紧密联系，国内外学者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外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更多学者对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证分析。由于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样本和数据等方面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Helpman&Krugman（1985）认为出口对经济增长有单项直接的因果带动，Chartey(1993）认为经济增长对出口有单项直接的因果带动关系，Helpman&Krugman(1995）则认为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如Pack(1992），Helleininer(1996）和Bleaney(1997）。 我国国内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在地区层面研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相对比较缺乏，这就使得建立数学模型，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定外贸与外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内的研究者中，佟家栋（1995）开创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的先河，他利用1953年～1990年中国进口额和国民收入数据，采用简单线形回归方法对进口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进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期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林毅夫、李永军(2001)利用宏观经济模型证明了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但进口对经济增长则具有负作用。孙敬水（2007）从弥补供给缺口、缓和贸易摩擦、诱导国内需求与激发技术创新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利用1991年～2006年的统计数据，对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杜江（2007）运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因果关系检验对中国的进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进口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唐志（2007）采用四个变量系统的VAR模型和VECM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产出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都存在正的影响。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文采用多变量来进行分析，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纳入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和GDP四个变量，对我国1991年～2006年期间外贸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1年～2006年间我国的出口(EX)、进口(IM)、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及产出(GDP)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相关各个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统计数据中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将GDP调整到1978年不变价格，并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出口额、进口额和FDI数据进行了平减。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并用LEX、LIM、LFDI、LGDP分别表示。 通过做出各变量对数时间序列的时序图可以发现，我国GDP、出口、进口和FDI的对数时间序列在1991年～2006年期间，随着时间的变化，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但都显示出不平稳性。下面的单位根检验将对其加以证实。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只有具有相同单整阶数的两个变量才有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在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分析时，首先用Phillips-Perron单位根检验方法来 检验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 从表1可知，原序列是非平稳的，这表明不能对变量用简单的回归方法进行分析。表2为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的ADF单位根检验，在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发现各个序列都是平稳的。可见，四个变量LGDP、LEX、LIM、LFDI经过一阶差分平稳，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的结果，可以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一阶。 2.协整检验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计量分析。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各自长期波动规律的变量，如果它们之间是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惟一的协整方程。对系数进行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为： LGDP=0.3876LEX+0.1467LIM+0.2556LFDI＋12.3490 （0.1109）（0.1839） （0.0783）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上述协整方程的误差修正项为： ECT=LGDP+0.6940LEX-0.5843LIM+0.3328LFDI-5.7238 可得VECM模型如下： 模型总体检验统计量为：LogL=67.3683，AIC=-2.5453，SC=-4.0283。上式的所有变量都是零阶单整的。 由于重点考察的是外贸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存在以ΔLGDP为被解释变量，以ΔLEX，ΔLIM和ΔLFDI为解释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 从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GDP与外贸和外资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是，出口、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每变动1个单位，GDP将分别同方向变动0.3849、0.1203和0.1362个单位；误差修正项ECt-1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其修正速度为-0.1029。 3.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上述协整检验结果，我国的进出口与外资和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验证。本文对样本区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进口、出口与外资四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注:列为因果方向，表中数值为零假设(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伴随概率 由表4可知，我国的GDP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特别是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表4还表明，在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即FDI是GDP的Granger原因，但GDP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 四、结论 1.我国的GDP、出口、进口和FDI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长期均衡关系可用如下的协整方程式表达： LGDP=0.3876LEX+0.1467LIM+0.2556LFDI＋12.3490 即出口、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GDP的增长都有正的贡献。 2.我国的GDP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正向影响关系，GDP与FDI之间存在一个单向因果关系，FDI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远大于进口和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外贸（进口和出口）对FDI没有显著影响，即 进出口很少通过影响FDI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样，FDI对进口和出口也都没有显著影响，误差项仅仅对进口存在显著影响而对出口和FDI都没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杜 江:（2007）《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分析—兼论“重新审视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4期 佟家栋:（1995）《关于我国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南开学报》，1995年第3期 林毅夫 李永军:（2003）《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 孙敬水:（2007)《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2007年第1期 唐 志:（2007）《中国对外贸易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数理统计与管理》，2007年第3期
关键词：对外贸易战略原因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是以加工贸易及粗加工为主的出口方式导致我国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我国出口商品正面临激烈的竞争、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倾向，调整和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战略，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我国政府提出了优化对外贸易战略的基本思路，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行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国内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目前对外贸易战略的优化还存在较多障碍。
一、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现有的出口增长方式导致我国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我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我国继续保持这种以高耗能、高耗原材料为基础的粗放型出口增长，那么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本来已经很脆弱的资源和环境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道路，只能是拥有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拿低工资，却让其他国家享受世界低成本的产品，显然不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期望。
（二）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2005年，我国已连续12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入世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呈现新特点：摩擦从个案转向体制层面；摩擦领域逐步由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领域扩展；从反倾销向多种贸易保护手段扩展，使用了包括特保条款、337知识产权调查、质量、技术、卫生和环保标准等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如果我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今后的贸易纠纷可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适宜的国际环境。对外贸易摩擦的不断蔓延和升级，不仅意味着我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困难，而且还会对宏观调控和对外政治外交关系造成严重干扰。
（三）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实现贸易技术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如果单纯考虑分工各方的比较优势，并据此从事产品生产，双方将各自产品拿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换，双方是可以受益的。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分工当中，这也不足以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关键是先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要比落后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有更强的市场操控力，势必造成拥有落后产业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我国正面临如此的尴尬，我国出口产品在面对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显示出交换弱势，也就是我国不能够从发达国家那里以合理价格换回我国需要的产品，甚至根本换不来我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在交换中我国产品显示出的弱势，使我们希望通过交换获取公平利益及通过交换提高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竞争力的想法无法实现。
二、世界及国内经济环境对我国外贸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环境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中处于产业末端，获利较少。发达国家在将传统产业结构向外转移的同时，垄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而在世界贸易额的增量中，主要是高技术商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较为有限。这样，我国在扩张的世界贸易总量中，所能得到的份额将取决于竞争力的强弱和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程度。
我国出口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全球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出口商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而生产成本在增加，为了在有限的市场中占有更多份额，国际经济矛盾将继续会加剧，市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欧美国家经济的普遍衰退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央行努力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市场信心将无法一时改善，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及消费方式会发生重大调整，必将导致投资及消费减少，有可能会由于欧美公司的撤资造成我国大量资本外流，同时也会由于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的调整而造成出口减少。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会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再加上由于大规模救市，在全球性通货膨胀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可能会由于流动性过大而进入新一轮经济滞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势必会长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
（二）国内经济环境不利于对外贸易发展
国内宏观经济环境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我国消费已经增长的很快，但投资更快，表现在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慢，比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比较突出，贫富差距依然很大。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不断恶化，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还在加剧，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已经过万亿，国际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对外贸易现实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转变。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仍然附加值偏低，工业制成品中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占比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值中附加价值较低，这也是收益少、缺乏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缺乏支撑动力。目前总体讲，出口结构优化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技术进步缺乏密切联系和促进。国有企业缺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技术改造、产品结构优化调整的积极性和实力，出口商品的附加值难以较大提高。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工业的落后，使加工贸易难以大面积地对相关配套产品进行进口替代。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比重过大。由于加工工业未能实现中间投入品、相关配套产品的进口替代，导致加工工业与国内工业发展关联程度较低。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优势，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及人民币升值、原料价格上涨趋于减弱，正在丧失加工工业的发展条件和贸易机会。
三、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分析
（一）需求转移障碍
我国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之所以我国产品出口每年以23%的规模增加，是因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现有产品的需求带来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市场需求决定供给，我国现有的出口产业结构是由于现有的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如果对现有的对外贸易战略进行调整，就要求我们对现有的产业结构即供给结构及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但是微观层次一般表现为从事粗放型出口产品加工制造的企业必需作出三个方面的选择：一是转型。转型需要资本、技术的投入，而资本技术投入往往是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的关键；二是倒闭关门。倒闭关门必然会造成大量失业；三是转移市场。将出口转移到国内，市场转移会导致国内市场供给过剩。
（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产业升级相互矛盾
实现国际收支均衡要求进出口平衡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产业结构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在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优势将不存在，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形成也不仅仅是技术投入和科技创新的简单实现，它需要形成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链，并且需要形成较细的产品分工，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国际收支逆差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产业结构的调整。
（三）结构调整造成既得群体利益损失带来的障碍
粗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了我国大量为该出口商品结构服务的产业，包括制造业及服务业，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意味着现有的为出口粗加工制成品服务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将会被大大受到限制，这部分人群会面临失业、关门的威胁，他们的利益会遭受损失。这一群体不仅仅包括工人与业主，实际上结构调整会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率下降，从而影响一些官员的政绩，在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实施中，他们会因为自身的利益遭受损失而反对相关政策的实施，如何妥善解决制度变革中，部分群体利益的重新分配，维护大部分人的利益，是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一大障碍。
四、新型对外贸易战略的构建
尽管存在许多制约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障碍，这种调整依然势在必行，任何制度变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而如上的诸多障碍正是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成本所在。目前，我国必须适时地调整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实行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按照国际开发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所谓开放式的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就是适度的出口导向与有效的进口替代相结合、以关税和汇率杠杆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兼容战略。这一战略的政策隐含着废除亏损出口、行政指令出口、高额补贴出口的政策诱导机制，对部分幼稚产业实行战略性、动态性保护，从政府优先国内采购、科研补贴等方面对高新技术装备工业等实施进口替代扶持。
“十一五”规划提出：应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弥补资源不足、扩大发展空间、提高附加价值的要求，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对外贸易由数量增加为主向质量提高为主转变。在优化出口结构方面，应以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在积极扩大进口方面，要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要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还要健全贸易运行监测预警体系和摩擦应对机制，合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新型对外贸易战略必须实现以下几个战略转变：要推动我国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粗放型贸易增长模式向集约型贸易增长模式转型；推动我国实现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向注重提高服务贸易比重转型；推动我国从单向“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战略转型；推动我国从单一对外贸易政策向综合型、协调型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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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结构是指构成对外贸易活动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联系，它包括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方式结构，对外贸易模式结构，对外贸易区域结构等。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厦门市大批贸易型企业正在转向工贸结合；创品牌、搞研发成为相当部分企业的自觉行动；不少企业开始结合厦门的口岸优势，发展现代贸易服务业，外贸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后，厦门同其他贸易伙伴组织一样，采纳和推行了出口导向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厦门市工业制成品出口，使工业制成品出口有了长足发展，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比达到93：7。这一比重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60：40的平均值，也高于发达国家或OECD成员国80：20的平均值。
2、出口市场结构进一步合理化。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国际间贸易摩擦和贸易纠纷不断增多。为应对这一复杂局面，化解国际贸易风险，厦门市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不断拓展贸易空间，新兴市场出口增势强劲。2004年，厦门市对新兴市场、重点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幅分别达到82.84％和61.98％；2005年，对北美洲出口410，568万美元，增长35.04％；对南美洲出口87，121万美元，增长28.96％；对东盟出口112，711万美元，增长31.61％。2006年，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海湾六国、南方共同体和南部非洲五国等经济合作组织出口1，083，698万美元，增长16.50％，增幅明显高于传统和发达市场。目前，厦门市出口市场已形成以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荷兰、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区为重点，遍布全球的多元化格局。
3、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随着出口经营权的逐步放开和招商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逐步加入到出口贸易队伍中来，经营主体结构形成了国有企业、三资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格局。在1998年以前厦门海关的统计资料中，没有民营外贸企业的出口数据。这是因为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外贸领域，这一政策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放松。而实际上，厦门外经贸主管部门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从1998年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外贸领域，到2006年12月底，厦门市已有民营外贸企业4153家，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值也从1998年的4552万美元增至52.5884亿美元，增长了近116倍，成为厦门市最富生命力的外贸经营实体。
4、贸易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之初，厦门市对外贸易方式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形式比较少。近年来在国家鼓励“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指导思想下，厦门市加工贸易从较为单一方式逐步发展到多种方式并存。如今，以家电、电子、信息、通信、航空、化工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为主要增长点的加工贸易，已经占到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成为厦门最主要的贸易方式。据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厦门加工贸易出口87.25亿美元，占当年厦门出口总额的42.60％。从具有较高技术资金密集度的机电产品出口看，增长势头也日益强劲，高科技产品出口也呈现出可喜的增长势头。
二、当前外贸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贸易顺差逐步扩大。在我国以“出口创汇”为基本贸易战略指导原则的指导下，厦门的对外贸易长期维持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状态，2006年全市对外贸易顺差额达到82.25亿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扩大出口，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厦门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高出厦门GDP增长的速度。统计资料表明，2000年至2006年7年间，外贸顺差平均增幅为39.9％，其中最近三年的顺差平均增幅达到51.39％。但是，这种带有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退税已经成为外贸发展的巨大成本和代价。另一方面，持续的贸易盈余也会使得外汇储备居高不下，对汇率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外贸经营主体出现两极分化。近年来，厦门市进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外贸进出口发展形势良好，对推动厦门市外贸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企业进出口的良好增势与平缓的总体增势相比显示，厦门市外贸两极分化格局显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2006年，全市对外贸易企业5121家，其中，戴尔、太古等前50家外资企业和厦华、建发、国贸、夏新等前50家内企业进出口值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4.58％，其余5071家中小企业仅占35.42％，增幅也明显低于大企业，拉低了全市外贸整体增幅。
3、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厦门市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而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小且不断下降。2006年，厦门市外资企业出口1，178，964万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57％；国有企业出口289，781万美元，仅占14％，而且，还呈现出口靠内资、进口靠外资拉动的格局。2006年，厦门市内资企业出口87.2亿美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5.7个百分点；外资企业出口117.9亿美元，同比增长10.0％，远低于全国26.9％的增长水平。进口则正好相反。内资企业进口全年累计增幅仅5.4％；外资企业进口增幅为10.2％。这种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已持续多年。
4、加工贸易增速缓慢。2005年，厦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仅17.6％，比全国平均增速低了7.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低了10.3个百分点，进口低了4个百分点。2006年，厦门市加工贸易增速进一步放缓，出口增速仅7.0％，进口增速仅6.1％，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17.4％的增速。
5、对台贸易优势弱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厦门利用自身的对台优势，努力发展对台经贸，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近年来，厦门的对台经贸优势正在丧失，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是对台进出口增幅低。从2002年起，厦门市对台进出口额增幅逐年降低，2006年，对台进出口21.0454亿美元，增幅为－0.97％，比同期全市进出口增幅低了1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对台进出口的增幅低了近19个百分点，而且对台进口额还出现负增长。二是比兄弟省市对台进出口贸易发展慢。2006年，许多兄弟省市对台进出口增幅高于厦门市，厦门周边地区与台湾地区金马澎直接经贸往来也走到厦门的前面，厦门市在省内对台贸易的龙头地位逐渐丧失。
三、厦门对外贸易结构调整的对策
1、重视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人民币升值、美国次贷危机等因素影响，厦门应该是注重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强化企业自身品牌战略的时候了。厦门外贸要摒弃那种不惜代价追求扩大出口的传统战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尽快实现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同时，修正或取消不合时宜的出口鼓励政策，从出口创汇型的指导政策向出口创利和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的外贸指导政策转变，着重开发新产品、新款式和采用新技术、新工艺生产的商品，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厦门市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厦门应根据国内产业升级的需求，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作动态调整，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同时，要以改善外商投资软环境为重点，完善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引导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厦门市；要大力推动国内企业的加工贸易更多地进人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制造业领域，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技术和新材料、环保型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提高传统加工贸易产品档次和附加值，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全面提高出口竞争力。
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是现代经济中最具增长潜力的领域。厦门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严重失衡，已使货物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贸易服务业或贸易支援业发展不足的制约。同时，片面追求货物贸易的数量型增长也受到了资源及外贸易环境的约束。因此，协调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关系，拓展对外贸易新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传统与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提高厦门市货物贸易出口效益的必由之路。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普及服务贸易知识，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贸易培训；在巩固货物贸易优势的同时，制定鼓励政策，大力扶持文化产品出口；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和国家服务外包培训中心，培育和壮大服务外包主体，打造服务外包龙头企业；高水平搭建国际会展平台，办好已形成的品牌展会，积极引进世界著名会展机构来及办展，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促进、竞相发展的新格局加速形成。
4、加大科技兴贸力度。近年来，厦门市加大了科技兴贸的力度，高新技术产品已成为厦门市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但是，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及其在厦门市外贸中所比重来看，仍未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导产品。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长期实施粗放性经营，导致利润率不高；缺乏长远发展理念，不重视也无力进行技术研发，致使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只有实现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增长，才能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日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步走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出口贸易整体竞争力提高的良性循环轨道。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十六大提出的新兴工业化，即“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5、进一步扩大对台贸易。发挥厦门特区的优势，在对台贸易方面有更大作为，既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厦门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厦门外贸发展所面临的现实要求。要营造良好的对台经贸环境，加强对台经贸的政策引导，积极拓展两岸贸易渠道。一是要充分利用“投洽会”、“台交会”等载体，延伸展会的活动内容，扩大展会的联系作用，加大两岸经贸界的交流和交往。二是鼓励企业“登台”寻找商机。多组织赴台经贸团组，让更多的企业赴台寻找商机，开拓市场。三是加快发展与金门的经贸往来和合作。继续支持并推动对金门直接货物贸易，促进货物从金门中转台湾或出口。四是采取积极措施吸引台资在厦门设立贸易型公司。大陆即将开放外贸经营权的政策已引起一些台湾中小企业的关注，不少台资企业已不再大规模投入资金在大陆建厂，而准备转型进入外贸领域。所以，应抓住先机，制定可行的操作办法，利用多种渠道扩大宣传，吸引台资到厦门设立贸易型企业。
6、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举措，着力解决外贸企业融资难问题。如，采取贴息和资助办法，鼓励外贸企业开展出口退税质押贷款；开展进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以及国际保理和出口押汇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制定并实施适应外贸企业特点的信用评级办法，确定服务外贸企业的专业担保机构，疏通外贸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商业银行创新产品，进一步丰富中小外贸企业抵押、质押等小额贷款业务。加强组织引导，鼓励外贸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创业融资、股权融资、中小板上市等直接融资业务；鼓励外贸企业发行集合企业债券，拓展融资渠道。各金融机构应针对当前汇率市场变化情况，围绕外贸企业不断推出规避汇率风险的新产品。
7、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要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植。加大对中小企业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引导中小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制度上的创新，提高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的能力，充分发挥外贸发展资金的引导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发展出口。对中小企业境外推销、境外商标注册、出口产品研发、产品境外认证和投保出口信用险等给予扶持；对中小企业参加应对“两反两保”(即反倾销和反补贴、一般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及贸易壁垒培训给予支持；对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外贸易的中小企业给予扶持；在“广交会”、东盟博览会等境内外大型展会的展位分配上继续向中小企业倾斜；鼓励外贸专业公司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保持可持续发展，为厦门市的外贸及整体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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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与环境关系、和谐发展、途径
一、引言
贸易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贸易与环境之间矛盾的关系，应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调整贸易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展循环经济，健全民主法制制度，来实现有效、综合地利用资源，改善环境，使贸易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基于这样的目的展开对中山市近几年的贸易与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及其和谐发展途径的思考。
二、对外贸易与环境现状
1.对外贸易现状
(1)2004年～2006三年期间实现GDP值和进出口总额逐年增加。根据中山市近几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告，2004年至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分别为610.14亿元，817.56亿元，1036.04亿元；中山市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均逐年增长，实现了对外贸易顺差，并呈增长趋势。据海关统计，2004年进出口总额156.21亿美元，增长19.0%；2005年进出口总值186.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9.7%；2006年进出口总值231.32亿美元，增长23.4%。贸易市场以欧洲、美国、香港为主，市场单一，贸易依赖性较强。
(2)加工贸易进出口发展较快，但质量有待提高。在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出口占主导地位。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额73.32亿美元，增长16.4%，占全市出口总额的73.4%；2005年加工贸易出口86.00亿美元，增长17.3%，占全市出口的70.4%；2006年加工贸易出口109.26亿美元，增长26.6%,占全市出口的70.0%。从出口商品看，2004年至2006年三年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玩具、塑料制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出口额呈现上涨态势。这其中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进出口，也有部分属于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品加工与出口。
由此可以看出，中山市对外贸易策略正从以资源型出口战略为主、以量取胜，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2.环境现状
2004年至2006年三年间，中山市共完成环境污染治理项目210个，总投资4.71亿元。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5.1%以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84.8%、87.6%、87.4%。全市33.4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中，环境噪声达标区覆盖率为74.9%、86.8%、66.9%;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64.7%、66.9%、71.7%;三年饮用水质达标率100%。
近三年,由于经济规模扩大,中山市的工业三废排放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2004年至2006年三年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2923313、2538970、2671637万立方米;烟尘排放量为3159.36、6869.63、7924.50吨。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为6348.54、8410.18、9543.75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是25.62、30.91、35.00万吨。
以上这些数据说明中山市在经济扩张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体现在经济资源的无限需求与生态资源的刚性供给的矛盾，在追求贸易的数量中对环境带来的负效应。
三、对外贸易与保护环境实践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自由化贸易的内在增长要求资源无限地供给，而生态环境自身的平衡体系决定了资源供给是有限的，因此，环境保护问题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地位凸显出来。自由化贸易与保护环境的实践对中山市发展对外贸易和改善环境带来启示。
1.发达国家的环境成本占其工业成本的比重非常低，环境标准低不是导致失业率上升。如美国1989年消除污染的费用，占制造业产值的比值是0.5%。因此，中山市可以利用自身的劳动力、对外贸易政策和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发达国家资本要素流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供需矛盾；但要重视生产技术的引进及相应的配套治污措施，保证中山市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贸易实践表明，环境标准高的投资组合的经济业绩要优于环境标准低的投资组合的经济业绩。对外贸易中，要注重研究、引进和发展适合中山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特点的、环境标准高的投资组合，更能取得好的经济业绩。
3.环境成本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特殊贸易结构所导致。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制定了污染控制计划并影响其贸易模式的改变，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专业化开采自然资源的贸易结构，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治理环境。所以要注重对外贸易结构，把环境成本考虑到经营成本中，引进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
4.Suri和Chapman(1998)通过将人均收入相似的国家比较发现，收入分配扭曲、文盲率高、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缺乏民主的国家的污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因此，要注重民主制度、法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公民所享有的必要权利和责任，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民主法制制度，加快人们努力向更高质量的环境转变的进程。
5.贸易使各国人民从事自己有比较优势的活动，得到好处。如果出口国（一般是发达国家）国内环境治理成本较高，会把含有较高污染物的商品，出口到废物处理价格廉价的国家（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给与对方补贴。这种交易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但是这项交易对进口国造成的环境损失不一定能被这项交易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弥补。把环境成本的外部性作为环境要素禀赋，来考虑贸易自由化中的比较优势，就会在贸易中获得真实的福利效应。
6.在自由贸易中，把利用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物的防治等环境成本适当地反映在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中，可解决贸易与环境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后，环境成本内部化手段逐渐发展为实施环境标志制度、推广ISO14000等新型经济手段。因此，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把环境成本纳入经营成本，适当地反映在市场价格中，更能体现对外贸易的本质要求。
7.“复杂关系理论”认为，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经济结果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是指国际贸易规模增长增加了环境的污染和自然资源的消耗。扩大出口部门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小于规模缩小的进口部门生产活动的平均污染程度，该国结构效应为正，反之为负。技术效应是指贸易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经济增长，人们收入增加，对环境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对外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不断调整贸易结构，有效配置资源，引发结构效应和技术效降低环境污染，使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
四、中山市对外贸易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途径
中山市是位于珠江口西岸的地区性中心城市，其发展目标是建立一个生态、投资环境良好的宜居创业城市，和以伟人孙中山先生故里为特色的旅游城市。对外贸易与环境和谐发展可以有以下途径。
1.利用对外贸易，优化产业结构，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在现有的对外贸易基础上，积极引进较高的环境标准的投资组合，和电子信息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如IT业、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利用地理优势，发展国际商务和现代物流业，开发具有中山魅力的国际旅游资源。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环保意识，严格执法
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树立企业经营全过程环境保护的观念，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苗头。
(1)开展全市的环境保护教育和清洁运动，推动环保机构、学校、公司参与环保活动，鼓励每个人对环境负责。
(2)把环保工程建成为环保教育基地，组织员工、学生参观，接受教育，在社区建立废旧物品回收兑换中心。
(3)坚决制止在公共场所的污染环境行为，违者严格执行惩罚制度。
3.注重民主政治、法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建立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使人民具有更加充分的民利、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改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公共服务环境，增强政府服务意识，改善生态环境，焕发企业的生机与活力。改善知识产权、行政、法律等软环境，向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经济模式调整，建立生态文明城市。
4.跟踪国外环境信息动态，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标准。建立有关环境研究与保护的信息中心和数据库及咨询机构，收集和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环境信息，为中山企业制定产品标准和检验标准提供参考。
5.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中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研发，引进和采用高新技术，实现现代化的污染减排。对采取措施、有效进行清洁生产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补贴及资金支持，对积极发展环保和清洁生产技术并有成效的企业进行表彰、奖励和推广，对生产高能耗、高物耗设备与产品，实行限期改进与淘汰制度。
6.加大排查污染源的力度，将治理污染的费用纳入企业经营成本中，如开征环境税、细化并严格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推广实施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规范企业的环境行为，节约资金、能源、预防污染，实现清洁生产，对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树立中山企业出口产品的“环保形象”。
7.强化政府的环境管理职能，赋予其行政监察行使职能，以预防为主，积极细化并推行环保制度和法律。将环境监测管理部门赋予更大的监察行使职能权利，依法惩处贸易活动中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积极为环保达标企业争取国际绿色认证，限制、禁止生产、出口或进口高污染、高能耗产品。帮助减污排污达到合格标准的企业疏通流通渠道，拓宽市场，实施优惠或倾斜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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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性质，即事物内在的本质属性，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原因。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即高等职业教育内在的本质属性，是高等职业教育有别于其他教育的根本原因。
教育类型是由社会需要的人才类型所决定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现和探索客观规律，即研究科学原理的人才——学术型、科研型人才；一类是将科学原理应用于实践，从而转化为工程、产品等物质形态的人才——应用型、实用型人才。前者是培养探索未知的人才，后者培养是应用已知的人才。
不同类型的人才要由不同类型的教育来造就。一般来说，学术型、科研型和工程型人才由普通高等教育来培养，而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则由职业教育来造就。其中的技术型、高级技能型人才一般由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在类型上属于技术应用型教育，而不是学科型、工程型教育。但在现实中，高等职业教育刻意向普通高等教育看齐，把技术应用型教育办成学科型、工程型教育的现象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偏离”：
1．专业定位和专业设置偏离了社会的实际需要。不是按照职业岗位或职业岗位群的需要设置专业，而是完全套用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以学科来设置专业。
2．课程设计和组织教学偏离了人才的培养目标。不是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设计教学体系和培养方案，而是走高等专科学校的老路，办成普通高等教育的压缩版。
3．教师的激励杠杆偏离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方向。特别是在职称评审方面，完全套用普通高校的做法，把教师引导到写理论文章和出专著上去。普通高等院校应该鼓励教师创造学科理论去探索和预测未知，高等职业院校应该引导教师创设实践过程去应用已知。
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设置职业化的专业，开发岗位化的课程，实施过程化的教学，推行成果化的考核。
二、职业、岗位的关系
职业是具有一定特征的社会工作类别，它是一组相互关联但又不能相互替代的特定工作的统称。一个社会性的职业本身是一个系统，它是由若干个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个岗位组成，即通常所说的岗位群。它具有集合性、关联性、层次性和目标性等特点。在这个系统中，它是由一个核心岗位支撑起来，将众多的岗位有机集合在一起。比如，教育是一个职业，教师就是一个核心岗位，其他的行政管理、实验实训、后勤服务等岗位都是直接服务于这个核心岗位而存在的。
岗位是企业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工作位置。企业根据劳动岗位的特点对上岗人员提出的综合要求形成岗位规范，它构成企业劳动管理的基础。
职业和岗位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高职院校课程设置要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要对职业进行科学的分类。职业分类客观地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阶段社会管理水平。
既然高等职业教育部门要设置职业化的专业，那么专业所培养的学生就应该是掌握这个专业所对应所有岗位的操作规程和实践技能，因而，对岗位的科学分类就成为高职教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无论是一个岗位开发一门课程还是几个岗位整合成一门课程，但专业岗位的科学分类是前提条件。划分出来的职业岗位必须是全面、科学、切合实际，这样既能突出专业岗位的工作过程和操作规程，又能针对工作过程融合岗位所需的岗位技能，为教学改革的后续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三、专业岗位分类的依据
高职对外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就业为导向，以专业能力为本位，以岗位要求和职业标准为依据，并能满足学生职业生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具体目标应是：
1．以职业资格要求为蓝本划分职业岗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职业资格是一种以能力为基础的资格认定，是经专门机构在综合测试和考察实际工作效果后颁发给个人的能在全国得到承认的一种凭证。它标志被授予人所具有的能力和操作水平，是提供就业的主要参考凭据。每一张“国家职业资格”都对应一个具体的岗位及所需的岗位技能，它由主要职能、能力单元，能力要素及操作上的具体要求和范围等所构成。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将对外贸易专业划分为外销工作、报关工作、报检工作、单证工作、船务工作等职业岗位。
2．以工作过程为主线构架职业岗位。岗位工作是指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按照一定的操作规程和工作程序作用于具体的劳动对象并产生一定工作成果的社会活动。因此，职业岗位都是由技能、过程和劳动对象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岗位都对应了一定的工作过程，能够相对独立的工作过程必然包含一定的岗位。那么在进行岗位分类时，以核心工作过程为主线，着眼于相对独立的的工作过程，逐一进行分解，划分不同类型的岗位工作。以工作过程为标准构架职业岗位，要对整个职业化的专业有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和认识，要冲破学科体系的束缚，重新构建行动导向的岗位体系。例如，对外贸易专业从作业过程上划分主要有：商流、物流、资金流、单据流等四种基本作业运动。
3．以工作任务为引领归纳职业岗位。上述两种划分方法主要是基于职业岗位内部的工作流程和常规的工作内容进行划分的。但每种职业岗位总难免面临着由于外界的冲击而产生非常规的工作任务。外部环境的变化给职业内部系统带来新的工作任务时，要完成这些工作，就应该有常设岗位或临时岗位来承担这部分工作。因此，以工作任务为引领划分职业岗位是对以上两种划分方法的有效补充。例如，对外贸易专业在做好各个岗位的常规工作时，经常遇到反倾销、反补贴、合同危机等非常规事件，而且这些非常规任务对于对外贸易职业而言，发生频率并不少见。那么我们应该划分出仲裁与应诉、的职业岗位，纳入到职业岗位系统当中来。
4．以工作部门为线索划分职业岗位。按涉及的部门进行划分，海关作为代表国家政府而独立行使对国家所有的进出动而进行监管调控的部门，它有自己一套独有的工作程序和工作规程，在以上的分类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但是考虑到未来学生报考公务员进入海关部门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岗位并入到对外贸易的岗位体系中是比较合适的，体现了专业设置中的可拓展性。以上四种划分方法不是独立使用，而是以工作过程为主线，再辅助以其他三种分类标准归纳整合成任务明晰、过程突出，相互衔接的职业岗位系统。结论：以岗位和职业资格要求为依据确定课程标准，以工作过程为主线确定课程体系，以工作任务为引领确定课程设置。那么，对外贸易专业岗位就划分成如下八个方面的内容：外销实务、外贸物流与保险实务、外贸商检实务、报关实务、单证实务、外贸监管与预防、外贸仲裁与应诉实务、海关实务。自然构成了对外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
四、知识技能的重组——课程开发
通过以上划分，以工作过程为主线构建的课程体系框架已显山露水。让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毕业之后要做哪些事情，怎样做这些事情。就好比学生置身于大河彼岸，清晰地看到对面的风景，可惜的是面前横卧着一条大河，只能远观而不可近赏。要能近赏，技能不可或缺。怎样将知识和技能融合到以工作过程为主线的课程体系中去呢？用一句话概括为：因岗定能，构建职业通用技能、专业核心技能和专业方向技能的课程体系，形成金字塔式的技能和能力体系，职业通用能力是金字塔的最底端，中间则是专业核心技能，而金字塔的塔顶则是专业方向能力。
例如，对外贸易专业的通用技能是外贸英语能力，具体包括外贸领域的口语会话能力、外贸函电的阅读能力、外贸函电的写作能力等。这种能力是以上所有岗位工作共同所需要的技能。专业核心技能是以上七种核心岗位各自所需要的技能。专业方向技能是基于社会变迁产生新岗位后的适应性技能或发展性技能。这种技能可以通过以上两种技能的培养之后着手打造的技能。
外贸英语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通用技能的课程先行讲授。但不能按照现有的教材开展教学。而是紧扣专业核心技能，以工作过程为依据，将对外贸易活动中各个环节所使用到的专业词汇、常用句型和固定表达方法有机结合在一起，编写成听、说、读、写于一体的实用教材。我们打破以往按语言学的结构以章节的方式编写教材，要以工作业务流程为线索，开发模块化学习单元，将那些外贸过程中必须用、反复用的词汇和习惯表达方法作为教学的重点，学生记住了常用词汇，能套用有关的句型，能完成日常的外贸沟通工作，学生就算达标了。
以外贸仲裁与应诉实务这个岗位为例，我们在学科体系中开设的《WTO规则》、《国际商法》、《国际经济法》等有关办事规则的课程，要依据仲裁与应诉的岗位需要，精选必须的知识和技能，融合到岗位工作过程中去。在过程中讲授法律知识，在动手中领会办事规则。将那么学术探讨性的漫无边际的理论知识统统删减。
只有过程化或程序化的知识和技能，任何知识只有形成一定的结构，知识才能内化为自身的知识，高职对外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必须从岗位需求出发，要以工作任务为引领，通过课程实现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专业课程内容能满足本行业岗位或多岗位转换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要体现“理论为实践服务”的理念，并能有助于培养学生具有知识内化、迁移和继续学习的基本能力。在注重课程设置现实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动态性和前瞻性，要不断适应我国对外贸易业务发展的趋势，这是当今时代赋予职业教育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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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对外贸易;汇率风险;防范
进出口贸易是典型的涉外经济活动，企业在外贸业务中要收付大量的外汇或拥有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和债务，故涉及外贸活动的企业受汇率变动的冲击更为显著和直接，面临的汇率风险也更大。
一、汇率风险的形成机理
(一)汇率波动引发汇兑风险 在外贸业务中，从最初的合同订立到最终的货款交付，一般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间隔，在此期间若外币升值，进口企业支付既定的外币数额要付出更多的本国货币;而若外币贬值，则出口企业收进既定数额外币结汇时可得的本国货币更少了。虽然以外币表示的款项数目没有变化，但反映到企业的收益水平上，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超过企业进出口业务所获得的利润。
(二)汇率波动产生利润风险和市场占有率下降风险 当人民币升值时，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的外销价格如果与货币升值上升同等幅度，在国际市场上此商品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情况下，那么出口的数量就会锐减，进而导致出口企业丧失市场份额，收益下降;如果出口商自己承担一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利润成本，只部分地提高出口品价格，则会直接导致其出口利润下降。他们只有自己承担大部分本币升值带来的成本，而无法向外国进口商转嫁，因此，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现实背景加剧了出口厂商的利润风险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下降的风险。
(三)汇率波动导致折算风险 在我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在账面资产上不仅有人民币资产而且有外币资产，但其综合财务报表上的资产和负债都要统一折算为人民币来表示。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资产负债表中某些项目的价值也会相应改变。目前我国规定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幅远远小于兑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日波幅，对于最终财务成果以人民币结算的我国企业而言，如果他们使用非美元货币计价结算，则其面对的汇率风险要高于用美元计价结算。
(四)汇率变动将强化企业预期并影响其业务拓展 现实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将对出口企业的预期产生很大影响，并进而影响其业务拓展。在企业预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情况下，其可能会通过提价来确保正常收益，但当进口国的货币购买力保持稳定或出现对内贬值时，提价的结果将使得企业损失大部分客户，进而导致经营困难。
(五)汇率变动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变动 人民币汇率改变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价值发生变动。比如，对于我国外贸企业而言，如果基于公司价值的层面，在人民币汇率的单边升值走势下，以未来美元现金流的现值衡量的企业价值，将出现较大幅度的缩水，从而 可能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及投资价值。 二、人民币汇率风险的衡量 在2005年7月21日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就走上了逐步升值的道路，且升值幅度呈递增态势，我国企业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因此逐渐积累和放大。
人民币汇率风险的程度可由方差计算的波动率和币值变动幅度来综合反映。从图1可以看出，经过汇改初期的微幅波动之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程度逐渐上升趋势。2005年汇改至年底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日间波动率仅为0.0001，人民币汇率仅升值0.5%;2006年的波动率迅速上升至0.005，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3.4%;而2007年的波动率进一步扩大至0.017，人民币汇率也升值了6.9%。这就意味着，在2007年，如果企业没有做任何汇率风险的防范措施，仅人民币升值一项就使其利润率减少6.9%以上。而从2007年末到2008年2月底，人民币两个月升值幅度就达到2.1%。对于那些习惯了在国际市场上靠薄利多销维持生存的国内企业而言，这种汇率变动的风险已经对其敲响了警钟。 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单边升值相比，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走势。在2005年初至2007年末这段期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07，而对欧元汇率的波动率为0.15，可见国内企业对欧洲贸易的汇率风险程度 更高。另外，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的方向并不固定，汇率风险更难确认。
在2005年11月16日之前，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由10.98升值到9.43，但此后人民币对欧元朝着贬值方向演变，至2007年末，已贬值到1欧元兑换10.65元人民币，贬值幅度高达13%。这就意味着，那些以欧元作为结算货币的国内进口企业，汇率变动已经使进口成本上升了13%。表1反映了这几种汇率的统计性质。 表1数据表明，人民币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波动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基于标准差和方差的分析都表明人民币与港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小，与英镑汇率波动幅度最大，与欧元汇率波动幅度也比较大，与美元和日元汇率波动幅度基本相当。
由于这几种货币都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使用的币种，波动幅度的增加显然是我国贸易商必须面对的交易风险。 上面的计算仅仅揭示了已经发生的风险程度，而将来要面临的汇率风险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从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将会持续扩大，升值速度也将继续加快。
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将继续增加。尽管国内经济高速增长，但受到社会保障、教育以及体制方面的约束，国内需求提升乏力，加大出口是消化国内产能的主要方式，贸易顺差的扩大必然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我国持续施加升值压力。欧美等国为保护本国利益或转嫁国内危机，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放宽汇率波幅，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人民币汇率很难维持小幅微升的走势。此外，国内的紧缩货币调控以及由此引发的升值预期，也会促使人民币汇率继续走高。因此，未来的汇率风险程度还将有所上升，成为企业外贸活动中面临的首要风险。
三、汇率风险的后果评估
从目前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未对我国外贸总体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005年至200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52.9%，进出口贸易盈余更是增长了157.4%，这说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汇率波动的影响。尽管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但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仍然较为明显。而且很多企业以加工贸易为主，人民币升值在增加出口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料进口成本，两相折中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有所增强，可以积极采取合理措施规避汇率风险。
但是总体的波澜不惊并不能掩盖局部的负面冲击。由于特定行业的贸易模式区别较大，汇率波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人民币升值对进口比重高、外债规模大的行业而言是长期利好，但对出口为主、外币资产高的行业冲击较大。其中，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低附加值、低利润出口行业将受到影响。
纺织企业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也在不断减弱。然而，对于那些技术和资本门槛较高的行业而言，如电子、机械、冶金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且议价能力较强，能够在合同中增加合适的价格条款规避风险，人民币升值对其的冲击相对缓和。 此外，近年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也比较快，在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已有相当大规模，2007年末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189多亿美元。表面上看，进入我国的外资既能获得投资收益，又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的收益，真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从我国近两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上早已体现出来，从2011年到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幅为28%，而从2005年到2006年，这数值已经下降到15%，从2006年到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14%。这说明，人民币不断升值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一旦投资者将其外币资产换成人民币资产，等若干年后再兑换回去时，可能面临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所带来的损失。
因此，人民币不断加速升值以及仍然存在的升值预期显然会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另外，已经获取相当投资收益的外资也会在各种借口和渠道下流出我国。它们一方面已经取得了投资收益，分享了我国经济调整增长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经过这两年的人民币升值，它们也获得了升值带来的好处，正所谓一举两得。因此，不断加速升值的人民币很可能促使它们尽快汇出以实现收益。 四、汇率风险的控制措施与建议 针对上述几种主要的外贸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风险控制的措施与建议。
( 一)合理选择结算货币 在对外支付中，应多使用软货币，而在收汇时则应多使用硬货币;在对外融资中，应争取使用软货币以便减轻债务负担。从目前的国际货币走势来看，美元将会延续弱势，而欧元的强势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人民币也将持续升值趋势。因此，要力争在对外贸易中以美元作为支付和融资的货币，而用欧元作为收入结算的货币，尤其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外币资产与负债的币种匹配。
(二)积极利用衍生金融工具 在发达国家，外贸企业利用衍生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进行保值操作是规避国际贸易中汇率风险最常用的方法。汇率保值操作主要有外汇远期、外汇期货以及外汇期权。这些现代衍生金融工具在西方企业的外贸风险控制中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企业对此还相当陌生。外贸企业应当积极主动学习掌握外汇避险工具。在汇率波动幅度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外汇专业人才，不断积累自己的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以便在汇率发生波动时采取适当措施保全自己的利润。
(三)择机确定合同价格和结算方式，适当分散交易风险 我国出口企业在结算货币呈现贬值趋势时，可适当提高出口价格，或与进口商约定按一定比例分担汇率损失;当结算货币可能升值时，我国进口企业可要求境外出口商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外贸企业还可通过提前或推迟结算时间来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可以根据结算货币的汇率走向选择提前或推迟结算，如果预测结算货币相对于本币贬值，我国进口企业可推迟进口或要求延期付款，而出口企业可及早签订出口合同收取货款，反之，进口企业可提前进口或支付货款，出口企业可推迟交货或允许进口商延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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