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2 10:06:46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截至2007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1，179.1亿美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存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相比，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实力还比较薄弱，海外投资企业数量、每年海外投资的金额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累计总额都还比较小。而且，中国的海外投资大多数为中小型项目。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全球企业500强中，仅有35家中国企业，且排名大多数位于下游。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战略研究
1.以资源开发型产业作为突破口
我国现在还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并且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资源开发业—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同时，由于国际投资环境日益改善，资源开采业对外投资的环境极为优越。对于一些行业，如采矿业、林业、石油开采业，世界上一些国家资源的供大于求，我国企业应该因地制宜的到国外去投资，开采、加工和运回国外的资源以满足国内需要。
2.以制造业和贸易替代为海外投资重点
对我国现阶段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而言，投资重点应放在生产能力过剩、拥有成熟的适用技术或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制造业上。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纺织、食品、冶炼、化工、医药、电子等产业上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此外，我国还拥有大量成熟的适用技术，如家用电器、电子、轻型交通设备的制造技术、小规模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易于为他们所接受。
3.以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应与国内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一致的标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该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通过并购当地高新技术企业或与当地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合资合作，可以直接获取一般技术贸易和引进外资所无法获得的先进技术，然后将技术传播回国内运用，从而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事业部。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1.以发展中国家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选择
我国地处亚洲，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需求偏好等使得进入障碍较小；中国的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技术成熟且竞争激烈的边际产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容量大，投资机会较多；还可以利用东道国享有的优惠贸易条件，把产品销往第三国。
2.有选择地增加对发达国家的投资
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及日本等发达国家是目前世界上对跨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地区。因为其拥有优良的投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稳定，投资法律法规健全，金融市场发达，各类人才丰富，是对外直接投资的理想场所。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把掌握的高新技术反馈回国内。
3.积极谨慎地发展对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投资
这些国家正处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急需外国在那里进行直接投资。这些国家拥有仅次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产品出口能力较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该地区的市场需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选择战略
1.重点发展具有垄断优势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其直接的效果是创造经营的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避免外部市场交易的风险；使资金的转移、税赋的合理避逃有了通畅的渠道；同时降低了谈判、询价等交易成本；保证本企业的技术、技能等不外泄，以持续获得利益。对资源寻求型的投资还可以保证母公司所需资源的稳定来源。
2.大力发展具有经营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目前世界上的跨国公司大部分却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主要原因就是中小企业由于其拥有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优势。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都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劳动力成本低，产业转移产品的原材料等要素价格也比较低廉；产权关系明晰的基础上形成了简明高效率的组织结构优势；拥有符合当地市场需要的实用技术。
3.促进企业集群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一个国家的成功是来自纵横交错的产业集群。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集群地，如宁波的服装、北京中关村的电子产业等。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选择的重要战略。从跨国公司成长的角度看，
企业集群可以作为一跨国公司成长发展过程中内部化优势的一种替代。
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1.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有利于冲破对于自然资源开发的控制以及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学习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并购、合资为主。这种进入方式能够直接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东道国的人才资源培养自己的人才，掌握先进技术，充分提高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
2.根据中国的行业特性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
一些中国有优势的行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中国跨国公司应该以新建企业和合资进入方式为主要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等机械加工业是中国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投资优势，这些行业投资市场主要是经济技术水平与中国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
3.根据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制定投资方式的选择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新建、合资为主，有利于发挥这两种投资方式的优点，避免并购、独资的劣势。选择新建和合资方式可以节约外汇资金，有利于利用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弥补新建企业所需时间较长的不足，新建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新建合资企业比较欢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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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应对措施
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遵循世界对外直接投资规律，适度发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我国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大企业已走出国门。这些企业利用国际资源、资本、技术等有利条件,在开拓国外市场、调整产业结构、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着很多差距。
一、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
1.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不大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吸收外资的规模以及与发达国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比相差甚远。截至2005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20182亿美元，是我国的35.3倍；英国为13781亿美元，是我国的24.1倍；日本为3705亿美元，是我国的6.5倍。在发展中国家中，2005年末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009亿美元，是我国的1.8倍。
（数据来派，商务部统计）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对外投资额与吸收外资额的规模一般应保持在1∶1.1左右的水平。这样有利于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有利于形成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态平衡，有利于经济体纳入资本全球化的潮流。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于吸收外资水平极不平衡，以2005年为例，世界平均水平为1∶1.11，发达国家为1∶1.15，发展中国家为1∶0.14，而我国仅为1∶0.13。
2.海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
在海外创办企业要求具有大批高级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金融财会人才和法律人才,这些人才要能用外语处理有关业务和纠纷。而我国有些外汇经营管理人员经常抱有临时观念,缺乏跨国经营管理人员应有的素质,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不具备国际金融贸易知识,不懂当地法律,以致海外企业经营业务难以顺利开展,影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海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对自身优势和竞争对手缺乏比较性研究;另外人事管理中缺乏一套科学选人、用人、轮换的制度。
3.投资主体结构不尽合理
在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较大。尤其是大型中央国有企业集团和国家控股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从整个世界范围看，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一般都是以私人企业为主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有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数据库资料显示，在580家有相关数据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私人企业为375家，占企业数目的64.7%;国有企业118家，占20.3%；混合企业87家，占15%。而我国的中央国有企业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8%,地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6.4%。国有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产权不明晰、产权安排无效率的问题，这种情况导致国有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的时候会出现种种内部问题,我国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鼓励私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由之路。
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分布不合理
我国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仍处于开发中，市场规模小，经济发展不成熟，投资很难体现出来规模经济效益。并且，过度集中的区域投资结构也会形成企业设点重复交叉、自相竞争的不正常局面，对我国海外投资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不足就是企业研发水平不高，缺乏技术优势和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人才，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经营水平，从而提高自身的整体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市场成熟度高，规模大，对商品的吸收能力大，有利于投资效益的实现。
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的应对措施
1.企业方面
(1)加强企业管理,培养跨国人才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海外企业也不例外。由于我国企业整体管理水平普遍偏低,当前必须强化海外企业的内部管理,强化海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加强海外企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尽快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尽快建立和完善海外企业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然而,这些工作都需要人来执行和完成,所以说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兴办海外企业需要大量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要求他们既要精通外语,熟悉国际惯例、国际市场,又要具备较高管理技能、较强的公共关系技能和适应能力、强烈的开拓精神和献身精神。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采取多种途径不拘一格地去发现和培养跨国经营人才;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企业外派人员的在职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业务知识、国际经营技能和外语水平,使他们能尽快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
(2)提高规避风险的能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必须从积极研究世界经济形势，适应流入国的政局、政策和加强内部管理等几个方面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和抵御风险能力。在抵御这些风险时,应当区别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国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对政局稳定、支付能力强且信誉好的,应集聚优势，精心组织，全力开拓;对政局相对稳定,但对外政策因外国势力影响有较大变数倾向的，应冷静分析,密切观察,做好应变准备;对政局不稳、内忧外患且投资风险较大的,应谨慎行为,果断决策,努力减少损失。
2.从政府方面考察
(1)科学制定对外投资战略规划政府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和服务作用，但由于管理体制上与企业海外发展要求的不相适应，在客观上加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因此只有加快完善政府境外投资宏观管理体制，才能使企业有明确的规划指导和有力的政策保障。统筹全局，制定国家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及实施办法，鼓励指导跨地区跨部门跨国别的合作、联合、战略联盟、集群式发展等各种方式的投资，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产业、重点区位。
(2)以中介网络为依托，提供全面信息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必须详细了解东道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信息，正确选择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合理确定投资规模。但是对外投资信息的收集整理仅靠企业本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由政府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十分必要。中国政府可以在海外投资管理机构下设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由政府主管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由商务部、研究机构、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国家驻外使馆的商务参赞机构等组成海外投资信息服务的网络，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各种信息咨询和项目论证，帮助企业有的放矢地监控投资风险。
(3)制定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发达国家大都对本国的海外企业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以此来促进本国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动。法国政府甚至规定对本国企业在海外的一切收入不征税。英国政府则对本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减征多达25%的税款。我国政府也应学习这种经验，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企业用国产的机械设备、技术、半成品，以及原材料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应享受比一般贸易品更加低的出口关税。还有，对于国内需要长期进口的原材料，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返销国内时，也应该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这种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还应将海外企业的中方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列为对象。
参考文献：
[1]陈云天: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分析[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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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版权所有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摘 要：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湖北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环境，已经成为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省份。先阐述湖北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然后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提出防范风险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湖北；现状；对策. 近几年来，湖北省积极改善经济环境，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效显著。但与沿海发达地区，尤其是沪、粤、苏、浙等省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研究湖北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产生的利弊，对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湖北企业同世界著名公司的合作，提高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1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截止2006年，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来湖北省投资，来湖北省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58多家，跨国公司在湖北省设立地区性、区域性机构累计达到300多家。2006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30.82亿美元，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湖北实际利用外资只有15.61亿美元。 （1）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近年来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外资来源仍以亚洲国家（地区）为主。亚洲国家（地区）来投资项目数、合同外资和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占全省总量的68.67％、76.83%和67.34％。实际使用外资来源前五位国家（地区）为香港、日本、美国、法国和维尔京群岛。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 按实际平均项目投资额来衡量投资规模，2002年，来源于亚洲的一般为几百美元，而来自欧盟跨国公司的则高达上千万美元。由于湖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项目数虽多，但投资的规模较小。跨国公司来湖北的投资总额只占全国的1/100，数量只占1.6%，可见外商投资的规模非常的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较大，地区分布不均衡。 湖北省15个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和其周边城市黄石市、宜昌市、孝感市构成的大城市圈内，两者分别占全省总投资的65.1%和81.41%，而其他地区利用外资额与距武汉的距离呈现反向变化趋势。 （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平衡。 近年来制造业是外商投资重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为外商所看好。2005年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中，投资制造业的项目多达353个，占新批项目数的67.9%。在制造业中，外商主要投资在机电、纺织服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医药、化学原料生产等方面。在外商重点投资制造业的同时，房地产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也为外商所看好。 （5）外商投资产业聚集效应明显，技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武汉、襄樊的汽车产业，黄石、鄂州、仙桃的纺织产业，宜昌的化工，武汉、宜昌的电子产业都出现了产业聚集现象。外商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也有明显提高。世界柴油发动机巨头-美国康明斯公司与东风公司合资设立柴油机研发中心已落户武汉沌口开发区，项目总投资2000万美元，主要从事柴油发动机及压缩天然气发动机、发电机设备及元件的技术研发。 2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的影响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能对湖北的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具体表现为: 2.1 积极作用 （1）改善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 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推动了湖北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 提高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改善了湖北出口产品的结构。目前湖北形成了武汉、宜昌、襄樊、孝感四大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 船舶、显示器、汽车及零部件等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品比重上升， 扭转了过去出口单纯依靠农产品、纺织品的局面， 改变了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的状况。 （2）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 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理论，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将改变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势必会对一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影响。2006年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为630亿美元，而湖北实际利用外资30.82亿美元，占全国的4.89%，相对2003年占全国2 .93%，比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上升的态势。 （3）对技术进步起到了带头作用。 从总体上看， 大多数三资企业都与某种形式的技术转移联系在一起， 基本途径包括: 第一， 引进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货物和加工工艺并高效率地使用， 提升了湖北省产业的技术水平。第二， 引进新产品， 使符合需求、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湖北省制造业产出中的比重增加。第三， 外商投资企业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 也引进了有效使用这些先进技术的管理能力。第四， 引进研发能力。第五， 通过多种方式产生技术外溢效应， 对湖北省关联产业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4）优化人才培养和任用的机制。 外资企业的投资主要聚集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人才选拔上抛弃了“唯高学历”“唯关系”的任用模式，唯才是用，为专业型、技能型人才提供了很好的发展平台。与此同时，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吸收的劳动力数量逐年增加， 说明外商投资企业正逐年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为更多的人才提供机会。 2.2 消极作用 （1）影响产业格局，引发地方的发展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以盈利为目的，可能会与我省地区发展政策不符。外商过来办企业，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这样他们就不会考虑地方产业发展政策，同时，他们尽可能往最能赚钱的地区去投资，这会使得湖北省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 （2）带来的技术并非核心技术，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作用不大。 以汽车产业发展为例，现在的汽车合资企业虽然股份方面我们占多数，但是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合资带来的好处就是给外国汽车企业提供了销售自己生产的汽车的渠道，而对自己的民族汽车产业发展并没有多大贡献。 （3）给民族工业带来的冲击。 由于外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和政府的优惠政策，采取“先占市场再寻求最大利润”的策略，集中力量于流通领域，强力挤占市场，甚至导致对某些产品市场的垄断，严重影响了本地企业的健康发展。 （4）对就业产生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依靠自身的雄厚实力， 通过占领湖北市场，在饮料、纺织、家化等行业挤垮湖北本地企业， 进而也会使这些企业中的员工失业。与此同时，在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落聘的职工的安置和分流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不仅直接影响企业外资的进程，而且给社会稳定也埋下了隐患。 3 湖北利用外商投资的主要对策建议 3.1 着力改善投资软环境，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继续加强全省重点对外开放口岸基础设施和国家级、省级开发区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系，增强吸收外商投资的竞争力。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提高通关效率，及时缓解外资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原材料价格上涨，电力、资金供应紧张等问题，努力为外资外贸企业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此外，按照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外资项目核准制度改革，尽快出台湖北省《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和《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项目暂行管理办法》等配套管理规范，并抓好新办法在全省范围的实施。 3.2 认真贯彻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 严格执行国家对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认真贯彻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并引导外商投资改造机械制造和纺织服装等传统工业，发展现代农业和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汽车、钢铁、石化、机械等行业的骨干企业招商，引进跨国公司来湖北进行战略性投资；积极推进商贸、物流、科教以及金融、保险、旅游、中介机构等服务业吸引利用外资。 3.3 加大引导县市招商力度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吸引外商投资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具有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的加工型项目，以此带动县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快县域“一主三化”的进程。注重关联招商和配套引进，逐步推进武汉城市圈城镇群内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和功能分工，促进产业板块和密切配套的产业链的形成，为整个圈域内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提供更为强劲的动力。 3.4 调整利用外商投资的战略导向 应 将利用外资，提高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作为新形势下湖北省利用外资的战略导向，一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重视外资来源的技术档次、技术构成和管理水平构成。二是提高湖北利用外资的水平，充分利用外资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和行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技术结构、出口产品结构等。 3.5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探索项目融资、境外上市和股权融资等新的利用外资方式，积极筹措融资成本较低、条件比较合理的国外资金，重点支持能源、交通、城建、港口码头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引导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认真研究盘活国有资产的有效形式。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外商进行协议购并、产权交易市场购并、股票市场购并以及股权转让购并，推动现有存量资产与国际资金、技术的融合，创新经营管理机制，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凌丹，段凌燕.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经济的影响［J］，当代经济2006，（8）. ［2］张小，郑家喜.湖北省外商企业发展状况与引资路径［J］，统计与决策2005，（7）. ［3］李盾.湖北省利用FDI的结构调整［J］，中国外资2004，（3）.
多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06年底，我国实际吸收利用外资累计达8776亿美元，其中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684亿美元，2007年1—10月实际利用外资539亿美元。外资的涌人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使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真正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宏伟发展目标。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一片投资热土，越来越多的外商将中国列为其投资的首选地之一，现在已经有来自全球108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我国累计设立了数十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家著名跨国公司正不断地将其投资项目和地区总部放在中国大陆，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集聚地。
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基本上涵盖了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等工业支柱产业和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出口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特点。对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的企业做大做强自身，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挑战。
吸引和利用外资，是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国内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引进来”与“走出去”两者资金流向截然相反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达到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从相互促进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和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等方面来看，吸引和利用外资和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即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深层次上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近年来，我国企业逐步走向世界，实现对外投资，跨国经营。2006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61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对外投资达78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73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10000多家，投资目的地多达16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涉及海外的资源、能源、制造、家电、餐饮、酒店等多个领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地对外投资，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地做大做强了自己。例如：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基地1999年4月30日奠基，2000年3月建成投产，设计年产能力为50万台，在美国冰箱企业中排名第六。由此，标志着海尔集团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诞生。随后海尔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建厂，生产海尔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工厂有13个，贸易中心18个。海尔产品已达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根据商务部公开的统计资料，我们汇总比较后感觉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发展空间还十分广阔。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对外投资额与吸收外资额的规模一般应保持在1：1.1左右的水平。这样有利于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有利于形成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态平衡，有利于经济体纳入资本全球化的潮流。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势头相比，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规模，投资力度相比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我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是：1.很少形成投资规模，投资力度不大。这与跨国公司在我国，在我国的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缺乏具有技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项目，产品或行业多数仍处于初级业态或单纯。如贸易、建材、农牧、远洋捕捞、旅游、咨询服务等行业很难做大做强自身。
3.主流投资设立的生产加工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一带。这直观反映出我们对东南亚、南亚在制造业企业上的设备、技术、管理等几个方面存在着比较优势。但是那里一些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差，责任意识不强。例如在泰国和柬埔寨的工厂经常面临工人缺岗，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另外，一些国家假期时间过长。例如柬埔寨一年当中假期就占六、七十天，企业根本承担不起停工的成本损失。还有些国家政府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盛行，导致境外企业经常要支付大量的关系疏通费，才能保证企业正常投资、运行。
4.生产等运转过程中缺乏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的，而外语基础又好的国内企业员工，但是由于国内企业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甚至根本无人可派，严重制约了境外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支持政策还不够完善，保障措施落实不够以及报批水平审批手续不及时等问题。
三、解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思路
综观国际上在东道国具有投资力度，能够形成投资规模都是跨国公司所为。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形成投资规模，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我国有一些工业的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基地，历史形成了其在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此，我们应该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扶持下，在外资积极引人的作用下，不断地调整其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和生产能力，在能源、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支柱产业内精心地培育一批跨国公司。具体做法可以是：首先，以行业内某一技术领先，效益良好的企业为龙头(最好是上市公司)，重组或整合行业内外其他或相关的公司(如：纵横向都能形成产业链的公司和一些关联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团公司。其次，集团可以从国内外引进投资和战略投资人(上市公司可以尽可能的实现整体上市)。这样既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但必须自己控股)，减少风险，又能够融到投资所必须的资金。而一旦引人了国外的战略投资人，企业在资金有了一定的来源的同时，还会有一定的技术，管理的支持，还会有一定的拓展渠道的支持。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也会提升。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外的战略投资人的选择应该是谨慎认真的，应该是以降低企业生产发展的非系统风险为前提的。其三，投资目的历来是企业投资方向的主题。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应该说存在着比较优势的限制，因此在对外投资初期应该以境外的市场，以获得境外的资源能源、销售渠道为方向，以境外现有的市场资源，在时间上，空间上以最短的距离推广自己的品牌。收购和控股境外企业的方法是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企业并购之风风起云涌。不管这种并购出于何种目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并购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可以变依赖市场为内部交易甚至控制，特别是在企业的资源利用上。如：作为中国第三大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近几年频频在国际市场实现成功收购，逐渐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型能源公司。自2001年上市以来，短短的二三年间，中海油海外油气产量的比重就从不足3%锐升至近25%，奠定了其国际能源公司的地位。2005年中海油斥资12.3亿美元成功地完成了三宗大的跨国油气并购，在海外与BP、壳牌等世界顶尖级石油公司一道成为资源国的油气开发者。目前，他们已同18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公司签订了160多个石油合同和协议。2006年其海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已达1/5以上。
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资源企业是现行体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他们积极对外投资的经营战略，无疑对我国每年需要依赖大量进口的限制，对我国的能源工业资源工业的发展，对正在积极稳妥实施的战略储备工程，避免我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就提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其比较优势。这种优势集中表现之一就是：企业拥有专利和专有技术等在产品或要素市场上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垄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外资进来以后获得了市场，但对他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却保护的相当有效。我们的企业很难“换”得真正的技术，更不用谈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了。一些国企老总曾不无感慨地说：“事实证明：由外商控股的核心技术我们是学不到的。”因此，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必须指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是全面的，包括整个生产领域的，高科技领域的产品也是多样化的如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工艺等。我国企业的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优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采取的方法由：其一，企业要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加强与科技部门的协作，努力在产品、工艺上寻求创新，开发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产品。例如：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能源危机日本开发了节能型汽车，树立起了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的地位。当今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的汽车行业完全应该在这一方面加大投入，研发新型的环保节能型汽车，千万不要因小而不为，更不要因难而不为。产品、工艺上的寻求创新，本来就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据悉，我国一些高校在环保节能型汽车的研发上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其二，我国企业应该发挥制造业的优势，打破地域界限，开展省市合作，将我国传统的，具有影响和比较优势的产品与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生物制药技术对接。形成批量的，规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生产。如中医药、保健品、瓷器工艺、园林建筑、生物酿造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这些产品在一些国家有着很深，很广的影响，一旦形成规模必定会使企业的投资扩大。其三，我国企业应该先将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成熟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如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生产工艺与技术作为投资项目，利用WTO的规则，寻找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间隙”，大胆地在东道国进行风险投资(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都可以)，站稳脚跟后再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策略，开发地方元素、中国元素与东道国元素相结合的、具有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过程中，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几乎是所有企业的通病。这是我们几年来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失误。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人才。这些实际上企业需要的能够直接面对生产的初、中级管理人员。对此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由企业自己建立“企业大学”培养企业各个专业岗位需要的各类人才和熟练工人，也可以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高校之间联合办学(不是实际由企业出钱冠名某个学校或学院的校企联合)，这样企业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学校可以直接面临市场进行科技研发获得实际成果。欧洲的一些企业曾经投入500欧元实行这项培训计划，结果产生了5亿美元的利润。当然这是一个长远规划需要企业的智慧和决策，也需要有关部门的统一协调。短期内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上述的专门人才可以通过这样招聘方法解决急需：在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曾经在企业里做过技术工人，有的甚至是企业的技术骨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内曾经受高等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他们以留学等各种名义出国打工，现在多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有国外生活经验，能吃苦，有文化(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有很好的外语交流能力，有的甚至在国外的大企业中工作过，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国内生活稳定，年龄大多都在45至52岁之间。这样的人才企业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常实用的。只要稍加以培训他们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对外投资企业的需要。
此外，政策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强决策的科学性，要为企业保证资金同时，要加强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管理。反对地方保护，共同寻求发展，要对内形成面，理顺关系有序竞争，对外形成拳，把握机会联合竞争。使企业对外综合竞争能力和投资能力得到实质的加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规模较大的投资和跨国经营。
要加强监管体系和保障体系，有效防止国有资产和外汇流失的同时，对财政、金融、外汇、税收等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要深入了解。在境外资源开发方面，对企业的非经营性风险，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风险补偿机制。要有充分的资金支持手段。对企业的外汇实行适度控制，允许企业适当独立在海外运作外汇资金。但是必须加强制度监管，以防止“中航油事件”的发生。
要建立建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力求在制度上保证和完善好企业的对外投资。最近，发改委会同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起草了关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并且正在形成过程中。其中包括一些扶持性的政策，比如说结合投资体制改革，将放宽企业走出去用汇的限制，放宽企业走出去的审批和简化程序等。同时，诸如《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也要尽快出台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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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赫.中国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2003，(11).
[3]王其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04，(3).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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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核心的特征。国际直接投资正以快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迅猛增长。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口贸易必然转向对外直接投资，这不仅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短缺的束缚，而且有利于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这样既能保障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又能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优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发达国家， 主要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投资行为和投资方向等。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括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垄断优势理论（Stephen Hymer，1960）、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aymond Vernon，1966）、比较优势理论（Kiyoshi Ko jina，1978）、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1977）等为代表理论。
从20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重视对外投资理论的研究，并先后提出了以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 R We lls，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Sanjaya La，198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John A. Cantwell）等为代表的具有较强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
国内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方向。一是通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 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模式、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等，如程惠芳（1998）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开放宏观经济均衡分析，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及与宏观经济协调的关系。另一种研究方向主要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数据，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蒋冠宏（2012）利用中国对95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引力模型考察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三、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3+2”因素分析
（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因素分析
1. 河北省经济环境因素分析
第一，河北省市场规模因素。河北省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市场规模可以反映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供给能力。根据Dunning（1981） 投资理论和蒋冠宏（2012）对中国对外投资模型分析，证明对外直接投资随着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所以随着河北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投资潜力将成上升趋势。2012年河北省对外投资首破10亿美元，同比上涨11.56%。
第二，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与边际产业转移因素。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与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要与边际产业的转移为河北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适时契机，是推动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力。目前河北省产业结构依然呈现“二、三、一”的分布结构，第三产业竞争力整体较弱。河北省虽然已经形成诸如建材、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医药等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是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如何持续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另外由于河北省资源禀赋的约束、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国际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制约，不利于提高优势产业的竞争力。通过统筹整合河北省企业优势资源，采用多样化投资模式，使河北省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梯度转移，同时集中力量发展本省优势产业，不仅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水平，也有利于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2. 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因素
第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河北省对外投资的政策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制定的对外投资总体战略规划、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支持、对外投资的资本市场资金支持等。这些对外投资的政策因素将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这些政策措施影响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产业选择。首先，对外投资总体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对海外企业的宏观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更广范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更合理地进行区位选择。同时可以指导对外投资企业以跨国公司的规范和国际标准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其次，对外投资优惠政策的支持，有利于帮助企业明确对外投资的重点区位和产业，降低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与难度。另外，完善对外投资的资本市场支持，建立境外投资的金融服务保障，有利于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门槛。
第二，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环境。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健全使对外直接投资做到有法可依。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比较散乱，“海外投资法”尚未出台，造成企业的对外投资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另外健全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有利于对河北省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和科学评估。
（二）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1. 企业对外投资动机
第一，利润驱动型。获取利润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根本动机。资本具有逐利性，资本总是从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当生产成本一定时，获取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追逐的目标。对外直接投资在开拓海外市场的驱动下，以目标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为引导，通过扩大市场份额，适时提高销售价格，攫取较高利润。
第二，成本推动型。生产成本是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然而，目前随着土地、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不断上涨，全国乃至河北省的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的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更具竞争力。所以河北省企业可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将中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到低成本的东道国。
第三，技术创新型。通过分析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发现部分投资流向技术创新型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可以表明这点。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政策支持、高校及政府的科研机构数量、科技人才比例、研发费用比例、专利总量、技术转让限制等。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创新较好的区位。
第四，资源攫取型。资源的供应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战略保障。随着河北省经济发展对稀缺资源需求的增长，资源攫取性对外直接投资将占据主导地位。近些年，通过股权收购、投资建厂等方式，河北省境外资源开发步伐不断加大。河北省资源攫取型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拉美等资源富集国家投资开发矿产、油气、林业、渔业、农业等资源。比如三河汇福粮油公司投资9600万美元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建设棕榈园。河北文丰实业集团投资7825万美元在智力开发黑熊铁矿。
2.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所具备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克服因在东道国经营所遇各种阻碍的利剑，这也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企业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
对河北省而言，人才匮乏和自主研发不足，制约了河北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不仅影响河北省对外投资的总体规模质量，也影响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投向发达国家，促进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的对外投资模式。
3. 企业的战略规划
为拓宽市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将进行国际化经营尝试。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与企业内部国际化经营战略规划密切相关。在企业的国际化经进程中，通过区域战略的动态进程来安排具体的投资区位布局，形成区域化的国际经营网络。通过合理选择投资区位，获取更高的国际市场份额，实现企业国际化战略经营目标，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1. 东道国硬环境
东道国的硬环境主要包括能源供应、交通运输以及通讯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一般而言，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选择能源供应有保障，交通通讯便利，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区位。资源攫取型企业更偏向于选择能源供应丰富的区位。成本推动型和利润驱动型企业偏向于选择交通便利的区位，因为便利的交通会使企业获得较低的物流成本。
2. 东道国软环境
东道国的软环境主要包括政治因素，法制建设、投资及贸易政策与融资条件，政府机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各项政策的透明度，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劳动力的教育与科技水平等。东道国软环境的影响越来越被对外投资企业所重视，因为东道国软环境对企业的投资影响更加长远。
（四）东道国制度因素分析
东道国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优惠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吸引更多的境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分析，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东道国的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权稳定性、腐败控制、法治、政策优惠、关税保护等。由于东道国制度因素难以量化，进行对外投资时很难进行比较，难以进行区位选择。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可以参考国家政治风险指南（PRS）所计算的制度风险指数，以此来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五）基于路径依赖的因素分析
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依赖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国家政策的路径依赖。
1. 文化历史传承的路径依赖
文化历史传承性的路径依赖是对外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对东道国文化历史理解的不同。这些理解差异导致对外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上严重依赖其对东道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经验，并很难摆脱对投资国文化的理解。比如2011年河北省对外投资总额的45.7%主要集中于亚洲，主要考虑地理上的接近和对文化习俗的了解等因素。
2. 国家政策的路径依赖
国家政策是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河北省对外投资企业选择的东道国的投资区位严重依赖其对东道国政策的了解程度，企业会尽量选择那些东道国政策与其战略目标最接近的区位作为投资地点。
四、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启示
（一）制定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规划
政府通过征集科研方案并进行国际市场实地考察，统筹部署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规划，并制定优惠的扶持政策，以多种形式服务对外投资企业，宏观指导与具体的企业信息咨询服务相结合，逐步实现河北省对外投资企业在产业转移的推动下，以梯度转移方式“走出去”的新格局。
目前由于没有宏观的对外投资区位规划，河北省企业“走出去”的优势没得到充分发挥，区位布局的不合理不仅限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因此正确认识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制定符合河北省实际情况的对外投资区位战略规划非常重要。
（二）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和所在产业及企业的优势相结合
河北省企业在宏观投资区位战略规划下，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仅考虑具体的区位影响因素，另外还要考虑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及所在产业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具备条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不仅应该确定投向哪些区域，而且应该明确投向哪些产业。这时企业能否成功进入就取决于企业的优势及所在产业的优势。虽然目前河北省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远不能与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实力相比，但却将企业与产业的比较优势相结进而选择合理的区位战略。
（三）加强对河北省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和服务
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与对其监管应该紧密配合，由于制度方面的因素，政府部门对境外投资情况的统计不能准确掌握，监管有时存在漏洞，这就使得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很难帮助企业对投资区位及产业选择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通过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不仅可以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金融等优质服务， 而且可以提供优惠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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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类型；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7-0004-07 收稿日期：2009-02-17
对外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但长期以来，无论是同中国庞大的经济体还是与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处于极不相称的状况。而且“走出去”的质量也不高。只是近年来尤其是“走出去”战略实施以后，中国的对外投资才开始出现迅速增长。
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不少，但是研究方法和选择变量的不同得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本文力图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详细情况，在检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因类型，并指出与现有研究的不同。
一、文献简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OFDI)理论与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减少贸易(替代)，也可能增加贸易(互补)。
Mundell(1957)根据H-O-S定理提出替代模型，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则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Belderbos等(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等(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Lipsey等(1981)使用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Agarwal等人(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正相关。Pfaffermayr(1996)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和双向的因果关系；Blomstrom等(199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1982年的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投资与贸易互补的效应更加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Eaton等(1996)使用美国和日本1985-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相关关系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相互关系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是市场导向型的。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蔡锐等(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累计直接投资(即存量)对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基于协整分析的研究认为。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不难发现，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大多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显著。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动因。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不同企业在不同的跨国经营阶段，其投资动因是不同的。邓宁(1993)将其划分为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和战略资产导向四种类型，并认为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区域或全球战略的一体化。
王元龙(1996)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细分为追求高额利润、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分散风险、技术导向、追求优惠政策、环境污染转移和全球战略等九个类型。王跃生(2007)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尚不明确，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可以分为：(1)寻找低成本型，实际上遵从的是相对优势理论，但是这种类型的投资比重很小；(2)扩大市场型，是以绕开市场壁垒为目的的投资，但其结果不确定，因为出口优势未必转化成投资优势；(3)寻求资源型，此类投资较少考虑直接经济效益大小，是一种不具有普遍意义的对外投资行为；(4)利益驱动型，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关键因素是企业在海外经营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但从目前情况看，许多这类投资效果都不佳。邱立成等(2008)研究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若干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国内的资源消费、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关系，而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则是相互替代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和市场导向型为主的。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特征分析
《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显示，从流向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批发和零售业的为66亿美元，占24.9％；商务服务业为56.1亿美元，占21.2％；交通运输仓储业为40.7亿美元，占15.4％；流入采矿业40.6亿美元，占15.3％：制造业为21.3亿美元，占8％，其中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的比例比较高；金融业为16.7亿美元，占6.3％。这6个行业流向已经占去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91.1％。
从长期看，截至200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1179.1亿美元，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和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一共占去了总存量的88.3％。其中，商务服务业占25.9％；批发和零售业占17.2％；金融业占14.2％；采矿业占12.7％；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占10.2％；制造业占8.1％。
对比王跃生总结的动因类型和投资公报上所显示数据，可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的一些特点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将根据这些特点建立本文的实证模型。
其一，无论从当期流量还是存量的角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制造业的资金仅仅占了很小部分(8％)，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导向或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所占比例很小。这一部分投资应是建立在成本和竞争力优势基础上的，因此我们推测，国内工业制成品的RCA指数对OFDI的影响可能
是显著的。
其二，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总存量中比例较大且流出速度在加快，从近几年中国的几大石油公司及其它矿业公司在国际上的一些大的收购案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对采矿业的投资具有明显的资源导向型的特点，反映在宏观经济变量上就是中国每年的资源类产品的需求水平。
其三，商业服务业在对外投资的总存量中占去了43.1％，比例相当大，而且还有加快的趋势。此类投资是为出(进)口贸易服务，对于促进中国的出口作用会非常大，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比较显著，至少对出口是这样；反过来，出口的发展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其四，汇率变动直接影响投资和收益的价值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以美元为单位来计量的，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水平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会直接反映在投资的成本当中。
其五，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外的直接投资额也会越多，所以GDP对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会有正的影响。但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以及其他综合投资收益，而能否实现目标，关键看企业是否具有在海外的竞争力及垄断优势。考虑到中国这类投资大都效果不佳，其优势寻求与国内补偿的效果也不明确，故GDP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也未必明确。
其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在规避贸易壁垒方面有所体现以及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制度有联系，尚不能直接看出来，但在下面的实证中将进行检验分析。
以上的分析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两种类型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贸易促进型”和“资源导向型”：而“扩大市场(绕过贸易壁垒)型”和“综合利益驱动型”的投资不能直接体现；“寻求低成本型”的对外投资占的比例很小，不应该是主要动因。
三、实证分析
(一)相关变量数据的选取
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实证方面，我们选择的经济变量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OFDI)、年平均汇率(exch)、中国的年出口总额(expo)、能源年需求总量(energy)、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出口制成品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较晚，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将样本设定在1982～2007年间。其中，OFDI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网站，exch、expo和GDP的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energy的数据是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获取；RCA值是根据WTO网站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此外，本文还要验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规避贸易壁垒的倾向以及是否受到经济制度方面的因素影响，故又增加了以下经济变量：中国每年所遭遇的反倾销次数(antid)，数据来源于WTO网站；经济自由度指数(EFW)，数据来自于The FraserInstitute。由于数据统计的缺乏，这两个指标只有1995～2007年间的数据可用。
(二)实证模型一：exch、expo、energy、GDP和RCA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1 单位根检验。为便于分析，在检验的过程中对原序列取对数。不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Inofdi、Inexpo、Inexch、Inenergy、lnGDP和RCA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接受非平稳性(即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在l％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d(InGDP)在5％显著水平上]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6个变量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一阶单整，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几个序列满足单整阶数相同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话，那么这几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可有效避免伪回归问题。本文采用Johansen(1988)协整检验方法，根据AIC和SC法则，选择的滞后阶数为1。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根检验得出的结果都表明，上述几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即Inofdi与Inenergy、Inexpo、Inexch、lnGDP和RCA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取其中的一组标准化的协整系数，可以设定协整方程为：
方程(1)中，Inenergy、Inexpo和Inexch的系数符号同我们前面讨论时预测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且它们都是显著的；InGDP和InRCA对Inofdi的影响为正且显著：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这和我们分析投资公报数据时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类型是“促进贸易型”和“资源获取型”。
3 误差修正模型(ECM)。协整方程反映的是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短期出现了偏离均衡的现象，则必然会通过对误差的修正使变量重返均衡状态，误差修正模型将短期的波动和长期均衡结合在一个模型中。
由协整检验可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存在描述受出口等因素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除了受误差修正项的影响外，还受到解释变量短期波动以及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所以模型中增加了一些滞后项。
其中ecm为误差修正项，a1为调整系数，a2等分别是各变量滞后变化的影响系数，c1为白噪声扰动项。若a1显著不为零，则说明存在短期偏差调整机制，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对外投资的短期变化有显著影响。
方程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只有ecm和hlnexpo的系数是显著的。ecm的系数为负说明当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出现短期偏离时，会自动趋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过程。
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面的协整分析以及误差修正已表明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依存度，但一个变量的滞后期是否对其它变量有影响，仍需再进一步做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检验结果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即滞后期选择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不一致的结果，所以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选取多个不同的滞后期，若检验的结果一致，则得出的结论较为可信。本文在检验的过程中选取了3个滞后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动不是出口、能源需求、汇率以及GDP变化的Granger原因：汇率变动、GDP和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变动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此外，中国OFDI的变化也是制造业RCA变化的Granger原因。
(三)实证模型二：中国经济制度和遭到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
为了寻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其它影响因素，进一步考虑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对外贸易中遭遇的贸易壁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首先，关于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的理
论分析认为，贸易壁垒的存在和增加使得本来出口的企业为躲避关税、非关税壁垒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中国加入WTO后，出口遭遇的关税壁垒下降了，但是诸如技术贸易壁垒、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可能动因是：企业为了规避非关税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而选择到目标市场国或相邻地区进行投资生产。
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印度和欧盟等。从中国投资公报体现的数据可以知道，2007年中国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4位国家(地区)中有3个属于前述地区的国家，分别是英国(第5)、德国(第13)和美国(第16)，总额也只有10亿美元(相当于流向香港地区1／13)，占的比重很小。从存量上分析，对外投资流向的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对我国反倾销最多的地区也只有36亿美元，仅相当于流向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的1／20；而且，这些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分散，金融等服务类行业占了不小的比例，制造业的份额较小。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中，流向欧洲的投资中制造业只有22.5％(2007年的流量中更是仅占6.5％)；而流向美国的制造业投资从2007年的流量上看相对比例大一点，占到53.3％，但是存量上就只有24.5％。这其中，流向制造业的投资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真正为了规避贸易壁垒的并不多。由此判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遭遇的贸易壁垒关系不大。
其次，关于制度质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支配着公众及私人的行为，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经济绩效的差异。大量文献证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中私人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更高，因为制度是资本市场运行的基础，稳定的制度框架是投资所需要的。我们采用反映制度质量标准的经济自由指数(EFW)来分析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国企，不少大型国企对外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战略资源，较少考虑经济效益，由于有国家的支持，即使相当时间内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仍然会进行投资，这和经济自由度提升所要求的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经济自由度可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明显。
这里我们分别选取中国近年来每年所遭受到的反倾销次数(antid)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EFW)作为中国企业在出口中遇到的贸易壁垒和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变量，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使用对数形式。
同实证模型一相似，我们也检验了antid和EFW的序列稳定性，结果为这两个变量也是差分稳定的，回归方程中采用差分形式，以d(*)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差分。
由回归方程3可知，d(antid)和d(EFW)的系数都不显著，而且它们的联合F检验也不显著，可以认为，antid和EFW的变化不能引起lnofdi的变化。虽然数据不够充足，但我们也能从某方面来印证上述的推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以绕开贸易壁垒为目的的，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对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四、结论分析与建议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能源的需求上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验证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资源导向型的特点，能源需求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大量依靠进口。而要想获得稳定的资源进口源，中国有必要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第二，出口增加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关系显著为正，这和很多文献得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是替代型”的结论不同。前面的分析中也提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商业服务业占去了43.1％，而且还有速度加快的趋势。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出口额越大，对这类对外投资的需求也就越大。
第三，出口、能源需求、人民币汇率、GDP、制造业RCA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即使短期内有所偏离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恢复到均衡状态。相对而言，汇率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小一些，而能源需求和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
第四，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揭示。中国的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的变动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出口额、能源需求水平不仅同期变动而且滞后变动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变化都会造成影响。
第五，从综合利益来考虑，中国GDP增长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这类投资最符合一般意义上的跨国投资原理。虽然目前这类投资的效果都不佳，甚至亏损严重，但追求投资收益是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中国此类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加。
第六。中国经济自由度和出口遇到的贸易壁垒对对外直接投资都没有明显的影响，这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总体水平不高是有关系的，国内的企业真正做到跨国生产和销售的还很少。
针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并依据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要想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大力发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不仅是要利用其大市场规模经济的区位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取先进技术和绕开贸易壁垒，真正使我们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
其二，以资源获取为目的的对外投资继续扩大，需要慎重和妥善处理与当地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是掠夺式的开采资源，更重要的是互利共赢。中国投资的主要资源区域集中在中东、俄罗斯、东南亚等地，但是这些区域的很多采油行业都被一些发达国家的大能源集团巨头掌控，在选择直接投资和与它们进行合作的同时，一定要周全考虑对这些巨头的一些下属分公司实施的并购和股权收购。
其三，政策制定部门不能在制定了“走出去”的促进措施后就觉得万事大吉，要跟踪关注“走出去”的效果如何，从而及时地调整相关政策。目前从“走出去”的现状来看效果并不佳，以绕过贸易壁垒和实现跨国生产与销售为目的的对外投资所占比重很小，贸易类投资占的比例过大。
其四。对于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和跨国生产行为一定要严格监控，要严防某些国企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对外投资。《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显示，2007年末对外直接的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为71％，是绝对的主力军。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大量的国企资金流向海外的行为就必须要处于有关当局的监控之下，并将进展情况公布于众。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大无畏”和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谨小慎微形成的强烈对比，也应该能为我们提出这样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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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主学鸿 单位：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研究所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TNCs)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国际直接投资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或“引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专家积极加盟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研究队伍，当然，迄今仍未创立能全面、科学、系统地解释全球性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在解释这种普遍的对外投资现象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在古典的静态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假定前提是:商品完全自由流动，而生产要素则不流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贸易壁垒(Handelsbarriere)，因此，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易将保证资源的最佳配置。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要素投人方面的贸易是不必要的。因此，厂商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和动力。要提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就必须着眼于动态比较优势，修正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或另辟蹊径，设法寻找诸如厂商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理论、区位理论和资本理论等经济分支中的有机合理成分。52几乎所有的理论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时都构造了部分或局部均衡模型。艾尔迪莱克(Erdilek)1976年指出，由于多国公司(MNCs)最不可能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运营，因而微规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基本假设不适合多国公司。完全竞争假设对提出和发展国际贸易纯粹一般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并末蕴涵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由于人们日益重视对跨国公司(TNCs)的研究，因此，能找到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料越来越多。迄今，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公司的一般性质已有了深人的研究和把握。令人满意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这样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厂商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全球性现象出现的原因。一个厂商必须抓有某种特定优势，才能克服在东道国经营分、子公司增加的额外成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必须解释厂商所拥有的特定优势的来源以及其分、子公司如何与当地厂商、其他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最重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要能解释厂商为什么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不选择许可证转让技术和出口。其次，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要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布局和产业格局。最后，这样的理论亦应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双向流动这一常见的现象，即甲国的乙企业在乙国投资，乙国的甲企业亦在甲国投资。
二、现代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端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60年斯蒂芬•海默(St叩henH•Hymer)的博士论文《民族国家公司的国际生产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出的寡头垄断理论。寡占反应理论是海默对跨国公司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提出的。海默认为，直接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厂商控制国外生产经营的愿望。之所以有这样的动机，是因为该厂商在国内不完善竞争条件下运营。他认为，控制国外生产经营的愿望，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其资产，而且是采取战略行动来消除国内外的竞争。海默还认为，为了充分获取厂商所拥有的某些优势和能力的收益，控制国外生产是必要的。他分析了厂商如何通过国际水平一体化和国际垂直一体化来充分利用、发挥自身优势的问题。因此，海默第一个提出，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寡占市场结构条件下使厂商所有权特定优势的收益最大化。海默亦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涉及资本的流动，而且还涉及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流动。也就是，他认为，外国所有权往往是以厂商拥有的优势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因此，外国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提供了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effeets)，因而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spilledeffeets)。后来，卡夫斯(R•E•Cavcs)对海默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经济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作了系统化。卡夫斯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出现在母国和东道国具有某种市场结构的产业。对于水平或横向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特征是产品差异化和寡头垄断;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开寡占的不确定性和给新竞争对手的进人设置障碍。尼克博克(F.T一Kniker.boeker)进一步发展了跨国公司寡占理论，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相互跟随进人新的国外市场，是一种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防御武器的战略，即进行防御性投资。在寡占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一旦一家厂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其他厂商跟着这家厂商对外投资，以抵消第一家厂商行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一般地说，产业组织理论或市场结构理论强调，在寡占条件下，厂商拥有某些所有权特定优势(theownership一speeifieadvantages)，要让这种所有权特定优势在国外获利，最好是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而不是进行出口或技术转让。可是，什么是所有权特定优势呢?所有权优势的外延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技术优势。技术在许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一直起着中心的作用。这表明，一厂商想在海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它希望在东道国开发利用其先进优势技术。从更广的意义上看，技术不仅包括着新产品、新机器和新生产工艺，而且还包括管理、市场营销等“软”技术。因此，有些厂商之所以在海外直接投资，可能是因为其拥有先进的管理和市场营销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进技术本身并不是厂商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仅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已，因为先进技术亦可以通过技术转让许可证协议、出口含有先进技术的产品等方式加以利用、发挥。第二是投人供给优势。激发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特定优势亦包括对某些自然资源，某些特殊类型的劳动、财力、知识等投入的排他性(即独家)控制，或厂商能以优惠条件得到这些投人。不过，对投人的独占控制亦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厂商为何对外投资，而不进行许可证技术转让和出口。第三是规模经济和风险分散化。所有权特定优势亦可能是某些大厂商在寡头垄断条件下获得的规模经济。由于存在反托拉斯几法或来自其他大厂商的有力竞争，因此，为了得到更大的规模经济，有必要对外直接投资。大厂商亦有能力将其经营活动国际分散化，这样就可以降低厂商的总风险。柯亨(Cohen)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时强调了分散风险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分散风险而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是有很强说服力的。例如，这一论点解释了大厂商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更强，因为大厂商所面临的风险更多、更大。该论点亦能解释双向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的产业程度、水平不同的原因。不过，这种观点对一厂商在分散风险时为何要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进行间接或证券投资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最后是资本市场不完善。国际资本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完善。艾利伯在《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一文中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他认为，在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大厂商在资本市场上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具体说就是，母国有些厂商能以比东道国厂商高的速度将相同预期收益流资本化，因为它们能从国际资本上借到利息率低的贷款。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决定贷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贷款所用的货币贬值风险。货币越强，贷款利息率就越低。跨国公司借贷时，贷款是以母国货币进行的。因此，美元趋强，成了受欢迎的货币时与东道国厂商相比，美国跨国公司实际贷款利息率较低，艾利伯的汇率理论能有力地解释50、6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那时美元是强币。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以来，西德(BRD)、瑞士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艾利伯的理论亦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那时德国马克(DM)、瑞士法郎、日元都升值，是强币。不过，这一理论解释不了近年来美国、英国FDI持续增加的原54因。因为70年代末以后，美元和英镑都退化成了弱币。实际上，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一国货币弱时，一国厂商所受对外直接投资的刺激更大，因为厂商希望在强币地区投资以后，将外国货币兑换成本国货币时可能会获得收益。因此，对外投资是对货币贬值的一种冲销。很显然，艾利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相同货币区内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英镑区内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重要。此外，艾利伯理论亦解释不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资本市场，或资本市场尚未形成，外汇受管…制，给对歹卜直接投资融有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一的货币为基础，因此，艾利伯的货币区直接对外投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效的。以上所论及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表明，成为跨国公司并在海外投资主要是寡一占市场条件下的大厂商。技术是关键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因而很多认为，在东道国建立国外厂商意味着资本密集型技术(这不太适合发展中国家)转移到了东道国。后来，小岛清和小择辉智对这种国际投资的寡占理论提出了挑战。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三类，即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他俩认为，上述提及的由寡古市场条件下所有权特定优势激发起的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不具有普遍性，它仅代表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具体说就是，小岛清和小泽辉智认为，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具有相对竞争市场结构的中小型厂商进行的。此外，这些日本厂商转移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亦不是很具体的某项生产技术，而是不涉及最新技术、仅涉及成熟技术的一般产业经验或诀窍。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道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日本厂商喜欢转移那些忱较容易学会、吸收、扩散和改进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这几类技术自然与发展中国家(Ll)C。)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适应。因此，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顺贸易型的;而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母国拥有比较优势和东道国拥有比较劣势的那些产业，因此，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促进来自东道国的出口，因而是逆贸易型或反贸易型的。韩国学者李春浩发现，在韩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中的某些证据表明，与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相比，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导向强，大寡占厂商起不了支配作用。其重要意义是，国际直接投资(FDI)垄断或寡占理论解释不了不以寡占市场结构、产品差异化和对高级技术的控制为基础的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关键是，国际直接投资寡占理论，由于将自身限制在所有权特定优势上，因而限制了自身的解释力。就日本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来说，应该强调的是区位特定因素。
三、由于垄断优势理论和寡占理论解释不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部动机和战略，其他理论(如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区位理论)亦只能部分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选择、区位，因而70年代以后出现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并在英、加、美等国广泛流行。该理论实际上是研究所有权特定要素理论的扩展和引伸。由于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因此，厂商奉行外向型战略，是有利可图的，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一厂商为什么要直接投资，而不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本质上，内部化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将不完全市’场内部化。一旦不完全市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内部化，跨国公司便形成了。因此，内部化和国际化有密切的联系，将一市场内部化的思想1934年卡尔多(N•Kaldor)在《厂商的均衡》一文中首先提及，1937年科斯(R•H.Coase)在《厂商的性质》一文中加以发展，1961年彭露斯(E•T•Penrose)又加以进一步发展。巴克莱(P•J•Buekley)和卡森(M.Casson)在《多国企业的未来》一书中首次将内部化思想引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实际上，早在1970年海默和约翰逊(J，Johnson)就已有创立内部市场，替代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外部市场的思想，只是没有明确论述而已。内部化理论认为，内部化收益来源于避开了外部市场的不完善。内部化当然亦有成本，但是其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因而内部化是值得的。能产生内部化收益的不完善市场至少有5类。第一，由市场联结的相互依赖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产生很大的时滞。在缺乏远期市场协调此类活动时，就产生了将这些活动的市场内部化的强大动力。第二，在中间产品市场，要有效地利用市场权力(marketpower)就需某种类型的差别定价，而在外部市场上这是不可行的。第三，在市场权力双边集中导致不确定或不稳定的议价形势时有必要将市场内部化。第四，由于买卖双方对产品的性质或价值的理解认识不对称，因而出现市场不完善。此时最好将市场内部化。第五，政府干预国际市场可能导致不完善市场。从这些型不完善市场的性质可以看出，内部化力度、货币最强的是各类知识市场，因此，知识生产以及蕴涵这种知识的产品生产，其市场应该内部化。知识市场的内部化有助于推动知识生产的长期规则，能保障对所产生的知识的垄断控制，能使转让定价手段的实施成为可能。由于很难客观地评估知识价值，因此，对知识交易比较容易采用转让定价措施。跨国界的市场内部化将取决于区位特定因素。当东道国不存在区位特定优势时，厂商只会在本国将市场内部化，并通过出口产品来利用这种优势。这说明，厂商更喜欢出口，而不是许可证转让技术、工程承包和协定。当东道国拥有区位特定优势时，亦即国外的要素成本能降低时，厂商会跨越国界将市场内部化，即将国际要素市场内部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认为，实质上，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并不是所有权特定优势(即技术、营销、管理、规模经济、分散风险、产品差异化等优势)，而是通过跨越国界将这种优势内部化，更有利地利用、发掘这种优势。如果内部化产生不了这样的利得，那么厂商会宁可通过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来发挥这些优势。马基(S•P，Magee)在《知识与多国公司:一种直接对外投资的攫取理论》一文中亦试留将多暑企业(MNEs)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知识(信息)生产的市场内部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最翼烈的动机是攫取知识投资上的私人收益。大寡占厂商是知识的创造者，因而要设法在厂商内部跨国界地组织其交易。这样，该厂商能保证让最大限度地搜取其在新知识(即产品的创造、产品的开发、生产函数(功能)的发展、市场创造、获利能力等方面的新知识)投资的私人收益。获利知识影响另四种新匆识。马基认为，多国公司(MNC的成功地转让技术，要么是这些公司扩大后，能将新产品公共产声所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要么是因为处在起初集中度高的产业。因此，马基对外投资攫取利润的理论仍与寡占市场结构相联系。在寡占市场结构中，大厂商拥有知识生产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因此、大厂商在解释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和第三世界跨国公司(TNCs)的发展时显得苍白无力。此外，为了证明弗农的寿命周斯理论，马基认为，在开发厂商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之前有很长一段时伺，新产品用于出口，这亦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攫利理论解释。:这是因为获利性表明，新知识随工厂的数量、地理分布的分散而不断贬值，因为泄密的可能性增56大，防止泄蜜(保密)的成本上升•因此，只是在新产品阶段的后期，通过国豚内部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新知识的收益。可惜，由于产品寿命局期解释对外投资格局(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格局)效力不断滑坡，因此，事实证明_，马基这样做无异于画蛇添足。
四、在当代影响甚广、甚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J‘H•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亦称折衷理论。从实质上看，邓宁的折衷理论概括总结了以前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因此，该理论是对内部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折衷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三个构成要素或决定因索。一是厂商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这种优势应该是其竞争对手所不具有的，诸如先进技术、垄断权、良好的资薄容量及使用和经营、市场营销技能等都是这种优势。二是厂商所拥有的内部化优势(theinternalisationad-vantages)。所有权特定优势能有利可图地内部化时，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二是东道国和母国解区位特定因素。这在分析区位理论时亦系统地探讨过。对外直接投资折衷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它提供了一条将国际生产不同理论联系起来的主线，(表略)是邓宁用来展示其折衷理论的。(表略)表明，只有抓有所有权特定优势.一厂商才会认为有必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不过，如果能将这样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在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和以许可证转让技术三者中，该厂商更喜欢对外直接投资。最后，如果由于国外区位有区位特定优势使所有权内部化有利可图，那么厂商将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邓宁亦重视国际生产的国别特定因素。国别特定因素本身并不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但可解释国际贸易(Welthandel)。实际上，正是在国别特定因素被厂商所有权特定优势所取代的情况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不能认为国别特定因素和所有权特定因素是根本独立的。事实上，国别特定因素将产生和保持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例如，大标准化市场将派生大寡占厂商;政府教育、训练、R乙D政策将影响在某特定国家的某些厂商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优势。邓宁认为，投资存在发展周期，在一个周期中，一国国际投资地位与其发展水平相联系。开始时一国的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微乎其微，随后外来投资增加，接着对外投资亦增多;后来，外来投资减少，但净国外投资仍是负数;最后，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净国外投资成了正数.，由此可知，邓宁的综合理论实质上不是严格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因为尽管该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包含了几乎其他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就此意义讲，折衷理论只是一个框架，从中可以引伸出很多具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它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者手中有用的工具箱。此外，邓宁还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国际技术转移选择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不同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引进外来直接投资策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区位理论都仅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侧面，解释力很弱，亦没有实证有力的支持，很多情况只能解释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我国学者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亦有深人的研究。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在老校长，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顾问滕维藻先生的指导下，形成了很强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队伍，该研究方向毕业的博士近达20多人。冼国明教授的《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分工》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研究国际直接投资，探讨其理论的历史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如何利用外资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内部化理论可知，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等所有权垄断优势，宁可通过跨国市场内部化，在国外直接投资设厂，利用转移价格向子公司转让技术，牢牢地将技术秘密和诀窍控制在公司内部，阻止技术在当地的扩散。因而我们吸引外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想借此吸引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期望值不可太高，也就是通过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不很现实。如果是国内资金不足而利用外来直接投资，进而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税收，那么吸引跨国公司来华直接投资可以达到预期目的。从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跨国公司都将控制技术，不会轻易将技术转让给我国，更不会将先进技术转让给我国企业。
笔者依据2005年～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从国内投资、产出及就业等视角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研究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产出产生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用。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不同区域、不同视角的影响效果不同。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联立方程；挤出效应；挤入效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JL038）。
作者简介：王耀中（1953-），男，湖南益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研究；陈洁（1986-），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服务经济与国际贸易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1.25；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4-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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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6-12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商贸服务业作为一个综合性行业，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使之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中国商贸服务业在经济开放的大环境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来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和资本，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本效率，但同时外资因占据了优质商圈资源而挤兑内资企业也会对该产业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在中国商贸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零售业，其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零售业的产业安全构成威胁（苏梅梅，2004；张宏 等，2005），并有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得出中国零售业产业不安全（王水平，2010；朱涛，2010）。第二种观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零售业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能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有利于零售业产业安全（荆林波，2005；陈涛涛，2007；魏芳兰，2011）。第三种观点是外资进入是否威胁中国零售业的产业安全应视具体情况而定（郭崇义 等，2002；李飞，2004；王烨，2010）。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完善。首先，虽然国内有不少学者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但并未从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讨，故本文从国内投资、产出及就业的视角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其次，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理论机制探索较少，因此，本文将构建理论模型以弥补该方面的不足。最后，不同于大多数文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算产业安全状态，本文依据构造的理论模型，利用联立方程分别估计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国内投资、产出和就业产生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以判断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该产业安全构成威胁。
二、理论模型的构建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多方面影响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其影响包括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若产生挤入效应，则能加快一国或地区的产业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并带动内资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反之，则会增强外资控制力、提高行业进入壁垒、抑制国内投资、降低生产能力、减少产出、增加失业率。
为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本文基于Samuelson 等、Feder的思路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理论模型。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商贸服务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按照《世界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动态》的分类，商贸服务业被界定为批发业和零售业。本文依据此分类方法，选取2005年～201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的省际面板数据并将其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表1可知，商贸服务业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给国内投资带来了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37和0.17，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国内投资减少0.20%。究其原因，内资企业不仅在管理经验、技术、品牌方面无法和外资企业相比，而且产业技术研究能力也较弱。此外，外商直接投资给产出带来了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20和0.06，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产出将增加0.14%。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产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外资能为商贸服务业提供所需资金，另一方面，中国商贸服务企业从外资企业中学到的知识、技能、管理等，有助于推动产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给就业带来了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其就业将减少0.01%。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需要知识密集型人才，而目前中国商贸服务业以传统业态为主，从业人员集中于劳动密集型，故易导致结构性失业。在中国，商贸服务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张丽娜 等，2011），并且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差异较大，故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进一步判断不同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的影响。
从表2可知，在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70和0.10，这说明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会对国内投资产生0.60%的总挤出效应。对产出产生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19和0.12，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给产出带来0.07%的总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21和0.002，故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将给就业带来0.208%的总挤出效应。究其原因，东部地区虽然商贸服务企业较多，但内资企业生产率相对较低、吸收能力较弱，在与外资竞争过程中，往往容易被外资企业挤出市场。对产出带来挤入效应与该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商贸服务业市场不断扩大有关。对就业带来挤出效应是由于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是高档次外资商贸服务企业的集聚地，而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商贸服务业产业结构层次并不高，人力资本需求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矛盾使得该地区商贸服务业易出现结构性失业。总之，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的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该结论与全国一致。
在中部地区，商贸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对该产业国内投资产生0.01%的直接挤出效应和0.04%的间接挤入效应，即0.03%的总挤入效应。对产出产生0.14%的直接挤入效应和0.11%的间接挤出效应，即0.03%的总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0.33%的直接挤出效应和0.09%的间接挤入效应，即0.24%的总挤出效应。这说明，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商贸服务业的国内投资和产出带来挤入效应、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不同于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国内投资。
在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给国内投资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35和0.11，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国内投资将会减少0.24%。对产出带来直接挤入效应和间接挤出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9和0.002，故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产出将会增加0.088%。对就业产生直接挤出效应和间接挤入效应，其系数分别为0.005和0.032，即商贸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该产业就业将会增加0.027%。这表明，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商贸服务业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应。不同于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该产业就业率。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中国商贸服务业产业安全构成威胁，但在不同地区，外资对不同指标的影响效果有差异，这与各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有关。具体来说，在全国和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产生挤入效应；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产出产生挤入效应，而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西部地区外商直接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对产出和就业产生挤入效应。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首先应合理引进外商投资商贸服务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过分的依赖外资而造成产业的不安全。其次，加强内资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竞争力。最后，发展知识密集型人才，减少商贸服务业结构性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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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ryandStrobl(2002)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和GDP总量、净对外直接投资两个变量对1980-1999年爱尔兰的投资发展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样也验证了IDP理论的有效性。Shu(2005)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利用GMM估计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受到人均GDP的影响,还受到出口、人力资本、内流国际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但是人均GDP仍然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基本一致。Gorynia、Noawketal.(2007)用波兰1990-2003年间的GDP水平、FDI流入和流出数据对波兰的投资发展阶段进行了判断研究,得出波兰从1995年进入第二阶段并在2003年开始了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即波兰整个第二阶段大约为8年左右。国内对中国投资发展路径也进行了研究,如刘红忠(2001)利用中国1982-1994年中国净投资量数据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的投资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得出我国正处在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的结论。高敏雪、李颖俊(2004)利用46个国家1995-2001年的数据,对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相对于国际投资水平,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结论。李建萍(2005)对照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各个阶段,对我国各省1998-2003年的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FDI发展水平的显着差异性。邱立成、于丽娜(2005)利用1982-2002年我国的GDP和净FDI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GDP的平方与净对外投资之间存在负的相关性,，！得出中国不遵从典型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结论。姚永华、杨晓武(2006)使用1982-2004年我国的人均净FDI数据分别建立了二次和五次回归方程,结果表明,五次函数对我国的投资发展路径拟合程度更好并且满足IDP的U型曲线特征。黄俊武、燕安(2010)利用我国1981-2007年与对外投资相关的数据对我国投资发展阶段所处的位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在IDP第三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落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综上所述,造成上面实证结果存在差异的主要问题:一是所选取实证研究方法的不同,比如,有的使用二次函数回归,有的使用四次函数回归或者五次函数回归;二是研究所利用的变量不同,有的使用人均GDP,有的使用人均GNP;三是研究所使用的样本区间不同。
实证研究
由于使用的数据来源比较广,并且不同的数据源有不同的统计口径,为了避免由于不同统计方法和来源造成误差,本文在选取数据样本的时候遵从以下的原则:(1)尽可能使所使用的数据指标来源于同一个数据源,如对于我国的ODI数据的统计就有商务部数据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以及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这几种数据不仅统计的方法不同,统计的时间年限和统计对象都有所不同。商务部从2003年才开始每年颁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并且在2005年以前所公布的数据里面还不包括金融类投资数据。国家外汇局的数据不仅仅包括了企业的经营性投资还包括了政府的非经营性投资。UNCTAD主要是中国政府申报数据并除去了其中的非经营性投资部分,由于它是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统计推算出来也包括了一些未经官方批准的对外投资,更加贴近真实情况。(2)尽可能包含更多的样本数据,因为在使用最小二乘估计的时候,如果样本量比较小那么会产生比较大的误差,因此会对估计结果产生不利影响。(3)尽可能使用最新的数据,本研究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2-2010年共计29年。结合以上几个标准,本文最终选择UNCTAD所公布的中国接受对外投资数据FDI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ODI,其中GDP、人口总数和汇率每年平均值都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具体数据见表1。(二)模型与实证检验实证检验IDP理论主要有二次函数形式(Dunning,1981;Dunning,1986;Tolentino,1993;Dunning,1994)和五次函数形式(BuckleyandCastro,1998),Buckley和Castro认为二次函数适合已经具备完全U型投资发展路径国家,即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或者第四阶段的国家,而五次函数更适合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但是在使用五次函数预测拐点以后的路径时,很有可能会夸大投资发展路径的上升趋势。考虑到上述情况,本文将分别使用二次和五次函数来验证我国的投资发展路径。1.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在使用最小二乘回归之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在此本文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PNOI和PGDP在二次差分后都在5%的显着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两个时间序列是二阶单整时间序列。根据协整理论,同阶单整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计算二次方程的最小值在PGDP等于2105美元的时候,我国将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转折到第三阶段,而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在2007年的时候超过这一值,从计量和图形的结果都可以判断我国目前正处在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第三阶段,并且第三阶段是刚刚开始,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大规模ODI。根据IDP理论,处于第三阶段的国家,本国企业的内部化和所有权优势都将持续加强,外国子公司的区位优势在增强而所有权优势在下降。从我国处于第三阶段判断,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持续增加,但在短时间内净对外直接投资仍为负值,从对我国对外净投资实证的研究可以看出,IDP理论对我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具有有效性。
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对GNP的统计并不是很完整,因此本文选取GDP作为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指标。从本文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基本上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但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实际水平和理论预期的偏离,显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巨大潜力。随着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加强,势必会激发我国企业更加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热情和潜力,当然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道路上就目前来看还存在包括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产业和区域选择的多元化和高级化问题。因此,要消除我国目前相对于理论预期的滞后,需要我国在提高国家和产业竞争力的同时,更加关注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和提高,以便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
